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八

译第二，免除秋苗。国家仁爱百姓，制定了灾伤检放的法令，恩德广布，深入人心。近来州县长官多把催办财赋作为能干，少有把保全民命当作紧急事务的；下级官吏承受这种风气，往往心怀观望。比如去年宣城、南陵、芜湖、繁昌、贵池、铜陵、青阳等县都遭水灾，检放时多半没有达到应有的数目。自臣到任以来，申诉的人很多，但事情已经过时，无法核实；参照众人说法，宣城尤其严重。因此前些时候臣就上奏请求暂缓征收残余税额。臣想圣上慈悲，必已怜悯答应。今年旱灾是前所未有的，圣上的仁德如同上天，俯察民间隐情，将来苗税必定会优厚地予以蠲除。但臣观察众人心情，似乎仍怀有忧惧，大概是因为近年来检放惯例把从宽视为不贤，预料将来也会如此。至于百姓不敢间种杂粮来逃避缴纳苗税，这种情状尤其值得深切怜悯。臣认为，如今要安定人心，使百姓不逃亡迁徙，不如向朝廷申诉，预先降下诏令约束州县：本路官田、私田中原来没有得到雨水的地方，将来成熟的，自然依条例缴纳；至于长久干旱、没有播种的地方，一律全部免除秋苗。对于间种麻、豆之类，也不许指认为熟田，责令缴纳苗米，以免百姓更加困苦。请允许臣把指挥事项逐条写明，散发榜文晓谕，使农民安心，不至于惶恐观望，实在是全路的大幸。臣恭敬地听说，干德二年四月诏令说：从春天到夏天，时雨仍然失期，深恐百姓错过播种，应当优厚抚恤，使他们得以复苏安定；对于各道催征今年夏租的事情，交给所在地官吏检视民田，没有现成秧苗的上报，并予以免除。绍兴二十八年八月二日又诏令各路转运司迅速下达到州县，开列实际遭灾的田亩数目和应当免除的比例上报。仰想太祖皇帝开创本朝、建立配享上天的基业，高宗皇帝中兴国家、奠定万世无疆的根基，两位圣主同心，都以保全民命为根本，所以在灾害年份如此恳切。四月就免除夏税，八月就检放秋苗，从常情看来，难道不是太早了吗？这是因为救灾抚患，应当在百姓还没有受到严重困苦时进行；如果等到他们饿死流离以后才施加恩惠，能够保全的人就少了。身为百姓的父母，怎么忍心让他们到这种地步？两朝诏书，可以作为大法。如今臣所陈述的两件事，如果蒙圣上慈悲，从三省下达，早日赐予施行，对公私都有便利：一是征收既然宽缓，逃亡必定减少，各处田亩不至于荒废，公家的租赋也免于损失；二是农民愿意播种，可以自己救济饥饿，不至于严重缺粮，全都依仗官府粜卖救济。三是贫困穷苦的百姓略有生存之道，何苦轻易舍弃自身而去做盗贼呢？灾祸尚未萌发就加以消除，能够避免的就更多。臣蒙受圣恩，交给我掌管一路漕运财计，百姓的安危和责任确实在臣身上，怎敢不斋戒沐浴、竭诚上奏，仰求天听。臣惶恐震惧，等待治罪。嘉定八年，德秀又上札子请求拨米赈济，说：臣恭敬地看到，从冬天到春天，雨水稀少；入夏以来，烈日干旱更加严重。陛下严肃恭敬地承受天命，忧念百姓，延请正直言论，赦免死罪、释放流徙贬谪之人，归还没收的产业，只要可能消除乖戾、招致和气，就没有舍不得的。臣等宣扬施行得很不好，所辖九郡中，建康、太平、宁国、徽州、池州、广德、南康七郡直到现在还没有下雨，旱势已经形成。间或得到一点雨水，但炎天酷烈，土壤干燥，无法耕种播种，处处是赤地。稍有靠近水源可以插秧的地方，飞蝗经过后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有饶州、信州曾申报得到雨水，但又听说其中也有旱灾的地方。如今正是六月，城市封闭粮食贸易，米价飞涨，百姓吃粮已经困难；村落之间必定有饿死的人。到了秋后，因饥饿瘦弱而死的人还会更多。臣多次收到各处人户的陈诉，以及州县申报旱荒的状况，有些惨状实在不忍听闻。池阳道路上不时发生抢掠，休宁县有数百人进入县令、县丞厅堂请求粜粮救济，建昌县有一百多人抢劫隆兴府界内的居民。如果不是饥饿困穷逼迫到自身，怎么会忍心做到这种地步？由此可见，今年旱灾不同于往年，本路旱势又比其他路更加严重。国家的根本，就在江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正值外有时局忧患，更应当使局势安定。假使有一个人饿死，也必定伤害天地父母的仁爱。不幸使有司因差错获罪，岂不更加牵动陛下的忧虑？只有赶快发放现有储藏，不吝惜重大费用，挽救百姓性命，帮助他们脱离灾厄，或许可以感通天意，消除事端。如今灾害范围很广，办事力量有限，哪里能够让每个人都得到充足供给？但只要民心知道朝廷正在竭力救济，有所依靠而求生，那么即使颠沛流离，最终也不会怀有二心。况且及早救济百姓，所费较省，所救却很多。等到他们卖掉妻子儿女、抛弃乡里、填尸沟壑、聚众于山泽之后才救济，费用不止这些，而造成的伤害已经很多了。江东自去年以来屡遭旱蝗，刚经历丰收，荒田尚未开垦，处处可见；如今如果再发生迁徙，必定达到无人耕种的地步，国家的损失不知要增加多少倍。臣等早晚忧惧，想着同心尽力，为陛下救活这一道的百姓，使他们不至于饥饿流亡、散为盗贼，给朝廷留下忧患。已经下令州县，分派官员亲自抄录查点，大略估计七八郡应当救济的人户，不下于一百余万户。每户发给一石，也需要一百余万石。各地州县都很匮乏，哪里还有宽余？而义仓现有储粮才四十三万石，其中还包括耗损腐烂的粮食；如果不是陛下拿出几十万石米粮，就不足以赈济这场严重灾害。

译臣私下考虑，如今受旱的地方既多，各郡必定纷纷请求钱粮，这反而会使朝廷难以应付。因此臣等预先约定一套办法，把应当救济的数目总括奏报。等各州申报户口到齐后，据实分拨；本路所请求的数目，即使多，也要分给州县，仍然会认为少。臣等自行计算规划，按照这个数目以下拨给，必定支用不足，不是像平常有司增加申请，只希望十成中得到六七成那样。陛下祈祷求雨之初，不吝惜旷典和特殊恩典，以消除天变、解除民间疾苦。如今百姓也在哀号奔走申诉，求延续早晚的性命，陛下必定不会吝惜力量和费用而不去救他们。臣等谨慎体察圣意，冒死上奏。希望陛下亲自裁断，赶快命令有司从镇江、建康府转般仓拨米五十万石，贴补本路义仓的米粮，赈济饥民。如果本路所属州中有请求，就下令臣等分拨。陛下如果有幸赐福江东百姓，而臣等不能查禁吏员奸弊，失陷官物，导致上面辜负圣德，下方误害民生，那么臣等的罪过，请陛下明察。德秀又请求下拨钱财的诏令，交给本路灾伤州郡的下户购买麦种。札子说：臣等近来认为本路旱蝗成灾，多次把百姓危急困迫的情况上达圣听。陛下极其仁慈而垂怜百姓，赐下缗钱、打开粮仓，恩意悲悯恻然，与上天同心。臣等恭敬体察圣意，分派官吏抄录户口，施行赈恤百姓的政事，想使山谷偏远困苦之地都蒙受皇上的恩惠。然而距今年秋收还有一段时间，公家的力量有限，粮食困难的日子却很长。臣等早晚思虑，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救济。访问父老，他们都说，如果两种麦子能够及时播种，人心自然会安定。乡村小民的生计容易满足，田中只要有几亩麦子，就可以作为温饱的依靠。眼下虽然十分艰难，他们终究不会舍弃田地逃走。富室大家知道将来有所指望，遇到缓急也会放贷，愿意互相周济。只是如今各地麦价都很高，最便宜的地方每石也不低于二贯多钱。只有上等富裕人家能够预先储存种子，中等人家购买已经感到困难；至于第四等以下，大多是贫困百姓。今年夏收的粮食只够吃几个月，饥饿逼迫之下，哪里还会有一粒剩余？即使想赶时耕种，也无法做到。今年秋田的禾苗极少，检放的数目必定很多，官府已经损失的正常赋税，数不胜数。如果麦子又错过播种，那么明年夏税缴纳必定困难，上供的数额又从哪里筹办？何况嗷嗷待哺的人以百万计，如果广泛种植两种麦子，那么百姓有望得到一次饱食，或许到四五月间就能完成赈济。假如种麦稀少，不足以救饥，就要一直等到秋收，官府的赈给实在难以立即停止。公家的财力，哪里容易支撑呢？臣等恭敬看到，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书省札子勘定的诏令：如今正是种麦的时候，切实担心平民没有力量耕种，有诏令两浙、两淮提举司，凡受灾的地方，都用常平钱筹办收购麦种，同时拨给米粮，迅速赈济借贷施行，不要使百姓错过播种，以免失去宽恤之恩。这些都载在诏令中，清楚如日月星辰。臣等如今大略计算，本路灾伤地方第四等以下缺少麦种的人户，涉及田地数百万亩，每亩需用种子五升，所需费用多得无法计算。虽然曾经赶快下令所属各州，融通官钱收购并借贷发给，但如今州郡大多空乏，必然没有余力顾及；常平钱米本来就不多，现在专门用于粜卖救济，不再有剩余，只得竭尽愚诚，向君父申诉。希望圣上慈悲，特意诏令有司下拨钱财，令臣等颁发给各郡，酌量借贷发给。麦子成熟时，令百姓随夏税一并缴纳。臣等谨当把它们拘收后退还给县官，丝毫不敢擅自使用，以免冒犯圣威。臣等实在惶恐战栗至极。真德秀任潭州知州时，又上奏请求设置惠民仓，奏状说：臣才疏庸劣，承蒙朝廷过分地加以选用，暂任湘地长官，深深想到朝廷委托的重大责任，早晚都感到忧惧不安。只要有可以惠养百姓、巩固国家根本的事情，臣不敢不竭尽全力。只是百姓粮食这一件事，最关系到他们的安危祸福。臣任官两年间，每逢春夏，郡城居民大多苦于买粮太贵，这是因为人口繁盛而本地物产有限，全靠外地运来的米来补足不足。如果邻近各路和上游地区年成丰收、谷价低廉，贩运粮食的人多，还能勉强避免缺粮；一旦情况不是这样，市场粮价就会骤然上涨，贫民和下户立即陷入困窘。常平仓、义仓的储粮本来就不多，加上法令禁制严厉，不到饥荒极其严重的年头，不敢擅自请求开仓平粜。因此两年之间，百姓虽苦于粮贵，臣都只是调剂、借用、拨给其他名目的米粮来平价出售，不敢立即开常平仓。今年夏天米价更加飞涨，借拨的米粮不足以维持下去，后来一再向常平司申请，得到五万石米用于赈济和平粜，全城百姓靠此得以活命，而官府的储粮已经将要耗尽。今年一旦发生旱灾，受损的地方很多，明年春天以后百姓必然缺粮；如果不早作预备，只眼巴巴地等着外地贩粮到来，一旦接济不上，那将怎么办？臣私下看到，本朝张咏在淳化年间任成都知府时，认为蜀地向来土地狭小而人口繁多，稍遇水旱灾害，百姓必然粮食艰难。当时米价每升三十六钱，于是按照各县田税的数额，以当时米价每年折征六万石米。到春天，又登记城中贫民，按人口发给凭券，让他们按照原定估价买粮；朝廷据此奏请，制定为固定制度。此后一百多年间，虽然时有灾荒、米价很贵，但百姓没有面带菜色。臣对于张咏，虽远不能相比，心中却私下十分仰慕。考察官府文书，本州秋税米中有所谓“折粳”一项，本来是正税苗米的数额，后来折成钱以充作郡府费用。前后任职的长官有时遇到缺米供给，就命令百姓仍然缴纳本色米。臣现在筹办此事，决定从今年开始，把上述折粳改为让民户缴纳本色米，不再折钱。按嘉定十六年实际缴纳的数目计算，正米和耗米合计五万多石，另设仓廒储存，命名为惠民仓，年年赈济和平粜。其大致规模全部仿照张咏的办法，希望城市贫民从此永远不再有粮食困难的忧虑，并且借养民来寓含教化，对于移风易俗也不是没有补益。关于张咏旧法以及臣此次筹划处置的事项，臣不敢拿来烦扰圣听，已经另行详细申报朝廷和各省。臣私下认为，古今良法没有实行百年而毫无弊端的；只有张咏的赈济和平粜一事，从淳化到宣和一百三十多年，蜀地百姓所受恩惠却始终如一日。

译这不只是因为张咏筹划得当，也因为后来继任的人相互维护，出现小的弊病便随即补救；即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也不因此动摇，而朝廷又把它写入正式法令。前后议论此事的大臣又加以主张和申明，所以实行得越久，所带来的利益越广。臣现在希望圣上慈悲，将臣奏报的这些事项特地下达敕令，交给本州，永远遵守，使潭州百姓世世代代受到圣朝像养育子女一样的恩德，实在是全州的大幸。真德秀又上奏请求在十二县设置社仓，奏状说：“臣恭敬地想到，孝宗皇帝深知百姓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因为朱熹提出请求，便把社仓法颁行天下。从此几十年间，凡是设置社仓的地方，即使遇到荒年，百姓也没有面带菜色，乡里也没有喧闹之声。臣年轻时确实亲眼见过它的好处。年久以后法令败坏，臣每想到这件事都叹息不已。嘉定乙亥年，臣承蒙恩命主管江东漕运，恰逢旱灾和蝗灾，奉诏办理救荒政务，奔走于所属各州，亲眼见到饥饿困穷的百姓，只有乡村最为严重，而把粮食运送到那里又最为艰难，劳力和费用不止增加数倍。臣因此感慨万分，深深想到，如果社仓法能够推行而不废弃，到处都有储藏的粮食，用来救济百姓，就像从自己的怀中取物一样，利益岂不是很广吗？到这时，臣更加懂得孝宗皇帝的圣明谋划和神妙安排，其中有些是百世也不能改变的。近年士大夫认为社仓弊端很多，往往把过错归到制度本身，甚至想把它彻底废除，难道没有想到古今制度哪有从来没有弊端的？关键只在于维护、整顿和修治罢了。姑且拿常平仓、义仓来说，侵吞盗取、挪用变更等弊害也不止一种，但最终不能废除，是因为它的弊害不能掩盖其利益。为什么唯独社仓一定要废除呢？仰仗圣朝深知此法的价值，没有轻易改变它，前后各路监司和州郡长官有想要建立社仓的，朝廷都下诏许可。” 如今凡是有社仓的地方，如建昌、南城、袁州、萍乡等处，推行都有章法，百姓确实得到实惠。潭州所属的长沙县也有社仓二十八所，大概是庆元初年知县饶榦所建立的，距今三十多年，虽然不能说毫无弊病，但贫苦百姓依靠它的也很多。臣承蒙任湖湘长官，正好潭州百姓连续多年粮食艰难，今年夏天旱灾尤其严重。臣在祈祷求雨之余，斋居深思，为全州预备饥荒的办法，大概没有比社仓更好的了。于是节省浮泛费用，用官钱向总所购买粮食，共八万石，再加上其他粮食，达到九万五千多石；十二县共设置一百所社仓，凡民户应当缴纳给州里的粮食，就改为缴纳到社仓。关于征收、发放的规章以及利息、耗损的数额，大体全部仿照朱熹所上奏的条约，同时根据时势救治弊病、按照当地风俗制定适宜办法的地方，又作了更详细的规定。这大概是淳熙年间敕令所允许的。臣仰念仁圣皇帝即位之初，正在努力实行孝宗皇帝的旧制，因此臣冒死把这些情况奏闻。有关申请事项已经上报尚书省，乞求准许奏请施行。臣伏望圣上察知臣急切为民的心情，答应臣的请求，下达指挥，令本州经常遵守，使这项良法和美意长久存在而不败坏，贫民下户得以永远蒙受上天施予的恩惠。臣实在不胜殷切期望。” 提举李道传上奏说：“臣伏为广德知军魏岘弹劾教授林庠一事，实际上是弹劾转运副使真德秀，请求核实辨明。臣听说，议论事情应当辨明是非，考核治理应当核对名实。天下从来不会没有真实情况，真实情况就是是非所在。但常常令人担忧的是，言论多种多样，听者容易迷惑，这正是没有核实事实的过错。如果根据名义来核对实际，那么正确的一方固然不可能被无端诬陷，错误的一方又怎么能够自行掩饰呢？臣私下看到进奏院的文报，得知广德军魏岘弹劾军学教授林庠不守法，并请求回避转运副使真德秀；朝廷获准罢免林庠，另给魏岘同等级别的军职差遣。臣私下认为，魏岘和真德秀两人必有一人正确、一人错误，只要考察事实，谁是真是非应当不难辨明。魏岘的奏章虽然是针对林庠而发，但据臣所听闻，魏岘并不是弹劾林庠，而是在弹劾真德秀。魏岘弹劾林庠，说他舍弃教授职务而去负责救荒政务，依仗漕臣而凌辱郡守。一个州郡的百姓饥饿困苦得将要死亡，陛下大幅拿出仓粮来救活他们，在这个州任职的人，出来承担这件事，就像救火救溺一样，怎么能被通常职守所拘束？在这种时候，军学的堂试重要，还是本军的赈济重要？” 出仕任职、救济万物，本来就是儒者应做的事。魏岘不明白事情的轻重，却认为林庠整天坐在仓中办事很可鄙，魏岘的见识就太浅陋了。至于他轻慢、蔑视郡守，确实不能不治罪；但仍应先问林庠所坚持的原则究竟如何。假如林庠在言语礼节上有失婉顺，但所坚持的是正确的，魏岘也应当放下自己而听从他，不能只凭所谓轻慢来指责。况且林庠对魏岘，起初并没有言语礼节悖逆傲慢的事实，那么魏岘对林庠深深怨恨、极度不满，究竟是为了什么？由此说来，魏岘弹劾林庠，意图必定另有所指。所以臣才说，魏岘不是弹劾林庠，而是在弹劾真德秀。真德秀和魏岘同为臣下，共同侍奉君主；真德秀虽担任按察之职，如果真德秀所做不当，魏岘不肯苟且徇情，把情况上报，谁能说不可以？但臣不知道究竟是魏岘正确，还是真德秀正确。魏岘的奏章既然是谈救荒政务的，如果他说某县流民很多却不能制止，某乡饿死的人多却不能救济，某处发放救济米时有欺弊，某县平粜钱的收支不明，某件事是某人的供词，某一条有某日的案卷，逐一指明事实，那么林庠固然没有地方逃避罪责，真德秀用人失当，也同样无法推卸责任。臣私下听说魏岘的奏章有一千多字，却完全没有涉及这些内容，只是把轻易处置朝廷事务、擅自专权、掠取功劳说成是真德秀的罪过。”

译陛下试着核实事实，究竟是魏岘正确，还是真德秀正确？擅自专权固然是人臣的罪过，但允许臣下根据情况灵活处置，却是君主的重大权力。掠取功劳固然是君子所羞耻的事，但替君主任受怨恨，却是末世流行的邪说。正如魏岘所说，陛下想救济却把它改为平粜，陛下想平粜却把它改为救济，这才是有关官司擅自专断的罪过。广德的救济和平粜不属于臣的职掌，臣不能详细知道。但臣私下认为，救济和平粜都很紧急；转运粮食不能及时到达，买的米尚未运到，就借用救济米来应急；救济米有缺，又请求平粜米来补充。权宜办理以完成事务，关键在于最终取得成效，相关文书都保存着，自然不会混乱。如果事情的道理不过如此，那么本来也是陛下所允许的，还不至于因此治其擅专之罪。至于掠取功劳的说法，则又不能不加以考察。臣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做臣子的职责没有别的，就是承担君主的事情。称赞人子的善行，一定把美名归于他的父亲；称赞人臣的善行，一定把美名归于他的君主。君主提拔这个臣子、任命这个职务，是希望他称职并让人称赞，还是希望他不称职而让人怨恨？如果让人臣在下面承受怨恨，那么怨恨他的人追究怨恨的来源，最终一定会归罪于君主；君主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况且魏岘自己已经说过：‘米是陛下的米，百姓是陛下的百姓。难道不也可以说臣也是陛下的臣吗？’用陛下的臣子奉行陛下的命令，发放陛下的米，救活陛下的百姓，无论到哪里，哪一样不是陛下的恩德呢？天下从来没有没有实际内容的名声，臣侍奉君主应当讲求实际，不必追求名声，更不必过问别人是否把名声归给自己。至于百姓受到饥饿阻隔，这是君主本应急切体恤的事，就像慈母给孩子喂奶，起初并不是为了求名。魏岘竟然说把恩惠归于自己、把怨恨集中到朝廷，这种见解是多么奇怪啊！况且百姓饥饿而得不到食物就会怨恨，既然已经得到食物，又怎么还会有什么怨恨加到君主身上呢？魏岘的话没有什么值得辩解的；但臣私下看到，近世风俗一天天衰败，人臣大多只顾自身利害的私心，而不把国家和百姓放在心上。臣虽然不肖，却常常独自为此忧虑。魏岘这种谗毁之说如果得以流行，恐怕从今以后分掌职务、接受任命的人会更加以擅自专断为嫌疑，以掠取功劳为顾虑，只顾修饰文辞、营求自身利益，还有谁来承担陛下的事情？魏岘的话关系重大，这正是臣一片愚拙而恳切的忧虑，所以冒昧上渎天听，不自觉言辞烦琐。魏岘与真德秀之间，究竟谁是谁非，必定自有公论。伏望陛下特意选派朝廷官员，或者委托邻路监司，考核事实真相。” 如果广德的救荒政务没有办好，那么真德秀就是辜负陛下，不能不加以责罚；如果魏岘所说没有事实，那么他就是把个人私意和邪说拿来迷惑朝廷，还乞请陛下明辨是非，端正地治他的罪，使天下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在圣明之世，是非不应混淆。臣与真德秀实际上共同任职，出于愚拙的忠心所激发，不能再回避嫌疑。况且魏岘仍在臣所管辖的范围内，这本是臣职分中应当说的话，所以臣冒犯圣上将此事奏闻。左司谏黄序上奏说：“雨水失期，许多土地荒芜。余杭县知县赵师恕请求劝百姓混合种植麻、粟、豆、麦之类。因为种稻花费少而收益多，混种其他作物则劳力多而收获少。他担心到收成时，田主要求分取官府应征的租税，就不只是没有好处了。如果让百姓方便地混种，收获多少都归自己所有，那么即使不加劝导，他们也会勤劳耕作，百姓就可以不挨饿。希望按照赵师恕所说，下令两浙、两淮、江东西等路，凡是耕种误了时令的地方，都命令混种作物的田主不得分取土地收益，官府不得征收其秋苗税，如此或许农民可以接续粮食，官府也免去赈济的费用。”朝廷听从了。宁宗时，袁燮在轮对时上奏说：“臣听说子夏问孔子：‘怎样才可以称作百姓的父母？’孔子说：‘四方有败乱，必定最先知道，这就叫百姓的父母。’圣人的话意义深远啊！孩子有病痛，父母就会知道；百姓有疾苦，君主就会知道。因为最先知道，所以救济也最为迫切。大大地想来，我朝艺祖皇帝有把百姓视为子女的仁爱，曾经下诏命各州长吏看到百姓的田地受旱，就免除他们的租税，不必等待上报，正是担心稍有迟缓，便有来不及救助的情况。唉，这可以说是极其急切了！”仁宗明道年间，江淮发生旱灾和蝗灾，朝廷命范仲淹前往安抚。当时有百姓食用乌昧草，范仲淹采来进献给皇帝，并请求把它展示给六宫和贵戚，以此警戒奢侈之心。他的话十分切直，仁宗却没有认为忤逆。难道不是因为百姓粮食困难，本来就是君主所希望急切听到的事情吗？君主虽然节俭，但六宫和贵戚有时奢侈，也足以损耗财物、伤害百姓。这就是范仲淹把两方面一并说到，而仁宗也因此嘉许并采纳他的意见。如今陛下亲自实行俭约，真心爱护百姓，与艺祖相合，与仁宗媲美了。然而不知道百姓的疾苦，究竟能不能全部传达到陛下听政之处呢？” 近处的京城，米价每斗一千钱，百姓没有钱可以买粮，靠什么得到食物？本来就有饿死的人，还有一家之中数人死亡的；远处的两淮、荆襄，米价每斗数千钱，强壮的人因急迫而做盗贼，弱者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官府发放粥食，幸而有些人因此活下来，但他们没有衣服和粗布短衣，无法忍受隆冬，有的因此冻死。遗民的气息仅仅相连，即使遇到春暖天气，哪里能够立即恢复生机呢？淮西漕臣把饥饿、瘦弱、困顿、死亡的情状画成图，观看的人无不怜悯悲痛。不知道是否也曾像范仲淹进献乌昧草那样把它进呈给皇帝？陆贽说过：‘流俗的弊病，多是顺从谄媚，揣测对方喜欢听什么，就夸大其词；估量对方厌恶听什么，就把事情说得很轻。’这深刻讥刺了当时报告灾荒不能据实上报的弊病。如今圣德宽仁，监司和郡守本来都应当据实上报；但臣希望陛下再加以询问，使民间细微详尽的情况全部传达到陛下的案席之间，就像亲自到每家每户看见一样，那么把百姓视为子女的心意就深厚了。臣听说古人制定国家用度，一定在年末进行。为什么一定在这个时候呢？五谷收成多少，到年终都已经显现，可以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歉收之年的用度，毕竟不能和丰年相比。如今正处于饥荒危急之时，而朝廷内外的支出仍像丰收之年一样，可以吗？”

译小民哀号不已，仰赖供养正十分迫切；坐视不管令人不忍，赈济抚恤又财力不足，只有裁减节省冗余费用，从皇帝的车舆服饰，到下至百司庶府的各项开支，没有不节省的，把节省下来的作为施惠百姓的资财，或许可以救济他们；否则还能指望什么呢？臣私下听说，去年冬天陛下临朝时，因降雪而深感喜悦，同时又想到饥民受寒，于是把原本用于平粜的米改作救济，直接发给百姓，圣意实在恳切。臣希望陛下进一步推广这种做法。凡是办理事务，贵在抓住要点；唯独救荒不能简略。条目越详细，恩惠就越广。所以成周设置十二项救荒政务来聚集、安定万民；当时天下储藏富足，民生和乐，即使遭遇水旱，也可以不出现饥色。赈济饥民的办法很多，正因为如此才不敢不周详办理。陛下应当深思这个道理，凡是可以增加对百姓恩惠的办法，都要用尽力量去做，宁可过于详细，也不要失之简略，这样或许恩德能够周遍融洽，百姓这些赤子也可以活下来。周世宗不过是五代时期的君主，尚且说百姓就是自己的子女，哪有子女倒悬危急而父亲不去解救的？如今凭陛下如天一般的仁德，难道对百姓的抚慰养育还会有所遗漏吗？百姓已经困苦到极点，只希望赶快救济他们；这岂只是百姓的幸运，实在也是国家社稷的幸运。” 浙东路安抚使袁说友请求收购淮麦的奏状说：臣私下看到，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时，神宗皇帝问河北年成歉收，应当用什么办法救济？司马光说：饥荒之年，金帛没有用处，只有食物一天也不能缺少。请从其他路的州县购买粮食，同时多从江淮漕运粮食来。神宗认为他说得对。既然如此，买粮赈济饥民，本来就不能迟缓；如果在事情发生前预先准备，从多方面谋划办法，就尤其可以避免临时的紧迫。臣想到前些年水灾旱灾接连发生，朝廷实行救荒政务，只把开仓救济饥荒作为急务；几个月之间，各路赈济和平粜，许多地方的储粮耗去了十分之八九，却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如今各处现有的米粮大概已经所剩无几，幸而去年收成中等，朝廷在各地普遍实行和籴，目前的储存本来就不多。如果今年再获得一次丰收，就可以大量平粜并厚实储藏，日后还可以有所凭借。但近来雨水久不降，祈祷也没有应验，明州、越州两郡的种子还没有下土，浙西运河的水流已经细得像一根线，从常州以北旱情更为严重。所谓事先预备，难道可以不加筹划吗？如今再实行和籴，已经不是时候，即使提高价格收购，所得也不会多。臣听说两淮的麦子已经大熟，淮地种麦连绵于田间道路，远非江浙可比。” 淮地百姓依靠这种粮食转运流通，江浙则用楮币交换购买；又听说目前麦价很低。臣恭敬地听说，仁宗皇帝庆历四年曾派内侍携带内库白银三万两到陕西购买麦子，以救济饥民，因为谷物和麦子对于救济饥荒的作用是一样的。如今购买谷物已经晚了，应当趁淮麦成熟之时，尽早收购，作为日后赈济灾荒的储备，这实在是当务之急。臣曾经询问农民，他们说麦子非常适合储存，若把麦子晒得干燥，仓廒不潮湿，可以储存两年。如今如果朝廷拨出铜钱三十万贯，分别委托两淮漕臣办理，每路暂且各收购十万硕干燥优质麦子，并根据各郡大小确定数额，提高价格收购；选派明白熟悉事务的官员办理，革除弊端，不得对百姓有丝毫摊派骚扰；各自准备高燥的仓廒，把收购的麦子再仔细检查，等候干燥后才入仓。如果一年之内就腐烂不能使用，罪责各有归属。等实际收购足额后，详细申报朝廷，再委派官员核实，这样或许能够得到十万石麦子，遇到歉收之年便可以使用。这是第一项好处。淮地百姓既得到官府提高价格收购麦子的好处，又有三十万贯铜钱散布到两淮百姓手中，双方都得到便利，这是第二项好处。如果今年秋天幸而丰收，不需要赈济，那么这十万石麦子可以暂时储存一半，或者由远近官府请求用原来的钱折换拨用，拿去酿造麯等，不必担心它没有用途，这是第三项好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钱〕 希望圣上慈悲，详细斟酌臣事先预备的意思，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乞请早日赐令施行，臣将不胜荣幸。袁说友又请求增加收购常平米，奏状说：“臣私下认为，国家的常平法是最接近古制的制度。如今州县常平米的作用，是调节征收和发放，平抑歉年粮价。如果储粮不多，遇到歉收之年，必然无法调节征收和发放、平抑高昂粮价，恐怕这就不是常平法的本意了。臣任职浙东，看到本路州县的常平米数额尤其少。除了绍兴府有五千多石、台州有四千多石以外，温州只有一千多石，明州只有一百多石，处州只有三十多石。至于衢州、婺州两州，连现存的米也没有；总计七州的数额，不过一万二千石罢了。常平米与义仓米不同，义仓米随苗米一并征收，年年都有；常平米则是用租税中的米和钱收购，而租税钱米就是人户承佃田地、没收入官的户绝田产中缴纳的部分。去年十月，朝廷下令把本路所有没官户绝田产一律估价出卖，将所得钱交解到封桩库。臣今年正月到任，虽然已经分批筹划出卖，但臣私下还有一些见解。以前担心会有规避命令的嫌疑，不敢具奏；如今有幸得以面对圣上，才能把这些想法陈述出来。” 况且浙东一路所掌管的常平米本来数额就极少，如果又把没官户绝田产全部卖掉，那么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佃户缴纳的租税钱米，这就断绝了常平法的根本。每年既没有收入，又有州县支用以及陈旧损耗，所谓现存的一万二千石，用不了一两年也将完全没有了，岂不是严重损害调节收放、平抑粮价的良法吗？所以臣认为，出卖官产，如果果真足以补助日常费用，还可以说能够实行。如今浙东一路估价所得不过十二万贯，臣到任以后多方筹划，才卖到四万贯。即使真的得到十二万贯钱，对朝廷来说也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米，所得不多，失去的却很重。正如普通人家，即使到了非常窘迫的地步，又怎么肯把祖传常产全部抛弃，从而断绝每年收入的来源？因为卖掉产业得到钱，钱很容易用尽，而产业却不再存在；坚忍着保全常产，便可以年年有固定收入。这个道理十分明白。臣愚昧地希望圣上以常平法为重，深思浙东一路常平米数额很少，所卖官产不过十二万缗，怎么能因此完全废掉常平米的收入？希望陛下特发睿断，下令浙东提举司立即停止出卖没官户绝田产；已经卖出的，就把所得钱全部命本州趁今年丰收买米，交解到常平仓储存。”

译限令在冬季以前买足粮食。尚未卖出的，以及虽已卖出但尚未交钱的，都只交给原来的佃户租种，仍照从前缴纳租税钱米。此后陆续收到的没官户绝田产，也一概不得再出卖，责令州县及时招人租种，希望能够保存所出租的官产，使其不致断绝；常平仓的收入以及百姓的政务，没有什么比这更紧迫的了。仍乞请迅速下令施行，臣和本路百姓将不胜厚幸。理宗时，安庆知府黄干代替抚州知州上奏说：“国家这些年以来屡屡苦于旱灾。这虽是天时造成的，但也是人事没有修治的过错。人事已经尽到，那么即使天灾流行，也有不能胜过它的地方。陂塘的好处，在于灌溉田地。汉代的好官，往往因为开渠灌田而留下美名；后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一类的水利工程，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它们。如果治理国家可以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天意上，那么何必这样琐细地修治水利呢？江西的田地贫瘠而且容易干涸，如果不借助陂塘、井、堰的水利，往往都会成为荒地。近年以来，饥荒和旱灾接连到来，大体都是陂塘没有修缮的缘故。如果重申并严守旧法，在州里委任通判，在县里委任县丞，先在每个乡登记陂塘的宽窄、深浅。等水源干缩、农事空闲之时，责令都保聚集百姓，把陂塘底部疏浚加深，同时把堤岸加倍修筑加高。蓄水多了，即使发生旱灾，也不会开始干涸。巡行考察，按勤劳或懒惰进行考核，并给予奖惩。开始时虽然好像劳苦，但最终正是为了使百姓获利。这样，天灾就不能造成危害，丰收可以常常保持，也不至于使朝廷劳费赈济抚恤的精力了。” 黄干任汉阳知军时上奏说：“臣恭敬地想到，国家用深厚的仁德恩泽覆盖天下，对每一个人、每一种事物都加以抚慰爱护，不忍心让他们无所安置。唯独遇到水旱灾害和荒年，州县没有平时的预备，百姓饿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实在令人悲伤。如今州县长官办理救荒，不过说是劝富户分粮、疏通商贸罢了。劝富户分粮、疏通商贸，如果不听任他们自行决定价格，客商和有粮的富户就不肯拿出粮食；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决定价格，人心又没有满足，便把粮价抬高数倍。民间小民在丰收年间，也必须父子一起竭力劳作，才能换得一顿饱饭。等到荒年，即使有手艺也已经无处出售，哪里能有数倍的钱买米？于是也只能彼此枕藉着死去。事情本来有些像老生常谈，却确实不可不议，那就是广泛储备粮食。然而人人都知道这件事不能改变、不能不做，弊病只在因循拖延罢了。本军每年苗米不过二千多石，仅仅够解送总所供给大军；本军官兵所需的粮饷，都是临时收购，从来没有储积。此前知军孙礿首先收购一万石，知军王从又接着收购一万石。今年大旱，恰好米价还没有大贵时，臣急忙从郡府库拨出钱借贷，收购客船和税户的米三万多石，汉川县也收购一万石。” 从六月以来，米价突然上涨，借助这六万多石米发放赈济和平粜，每户给几石，也可以救济一万多户，使他们每天吃到便宜米而无所忧虑。由此推论，积储粮食确实是关系天下命运的大事。臣愚昧地认为，不如趁现在下令两浙、江东西、湖南北诸路，选择沿江十多个大郡，建立仓廒，使每处能够储积几十万石粮食；一遇丰收，就在各郡实行和籴，储存起来，那么十郡可以积储数百万石，即使有水旱灾害，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忧患。何况敌人的运势日渐衰弱，中原旧日疆土指日可复；军队一旦出动，就把这些米全部发给军队，用船并行顺流而下，哪里还担心粮食接续不上呢？正值旱灾才想到造船，正值暑热才想到制裘，虽然似乎近于迂阔，但在事情发生前考虑，就可以没有忧患；等事情发生后才忧虑，就来不及了。只希望召集群臣议论并果断实行，天下就大幸了。”兵部侍郎袁甫论述流民的奏札说：“臣听说，今天的祸患中，最危险、最紧急，关系到国家治理或混乱、生存或灭亡的大事的，就是流民。臣私下考察以往的事情，来不及一一列举，姑且只说晋代的事。永宁年间，李特、李雄等人起初不过是依靠流民作乱罢了。李特、李雄只是单身贫寒之人，尚且能够……”因流民像蚂蚁归附一般聚集，便在绵竹修建大营来安置他们。” 不到一两个月，人数就达到两万，于是占据了整个蜀地。自古以来，只有已经发生动乱的地方，才能折断倡导作乱的萌芽。西晋不知道事态已经混乱，却放任李特、李雄倡导作乱，所以祸乱蔓延到了东晋。雍州流民多聚集在南阳，王如便利用他们作乱；巴蜀流民分布在荆州、湘州，杜弢又利用他们发动叛乱。到了后来，江西流民捉拿地方长官，投降姚襄，建邺震动惊骇，谢尚从历阳回来保卫京师，坚守长江防线。这些都是倡乱的开始，当时没有想到赶紧加以安抚整顿，所以流毒越来越盛、越来越猛烈，最终到了这种地步。何况今年年成歉收，米价飞涨，饿死的人到处可见，处处都是这样。外来的流民煽动内部的饥民，一同等死的念头一旦萌发，喜欢作乱的人群起响应，国家将怎么办呢？如果不体恤内地的饥民，那么凡是转徙在道路上的人，都是流民；再加上外地不断前来的百姓，我们仓促之间没有准备，必将坚决拒绝他们。而且淮地百姓都是我们的赤子，如今不加以救助，反而加以拒绝，这就是把他们当仇敌。把子民当仇敌，只要稍有人心，怎么忍心这样做？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赶紧筹划处置，急迫得如同救治头部的危急一样。不过其中有应当实行而又不容易实行的事情，共有数条。” 如今州县之间有流民进入境内，却不知道人数多少，应当责成地方长官广泛筹划安置。有的可以分散到寺观，暂时解决居住问题；有的可以根据力量供养，赶快挽救将要断绝的生命。这些主张当然应当实行。然而各郡已经穷困空竭，日常经费都难以接续，一旦再加上这笔费用，官府钱库就会空尽，那将采取什么办法？即使有巧妙的智慧，又到哪里筹办钱粮？这是第一项难以实行的地方。淮地百姓强悍勇武，才干武力都与江浙人不同，如果任其填塞沟壑而死，实在可惜。应当选取其中特别强壮的人，登记为兵，像近日新招募的拱卫一军一样，也可以补充兵额。还应核查各地诸军，那里有许多空缺的兵籍；与其招募市井中的武夫，不如收纳淮民中的壮丁。这一主张当然应当实行。然而如今养兵人数过多，正是当今的大弊病，不能裁汰反而增加；流民不断到来，反而会激起变乱。这是第二项难以实行的地方。两淮为了清野抗敌，采取因粮于敌的办法，房屋田产没有留下哪怕一尺椽木、一寸草，唯有山水险寨等可以凭险固守的地方还保持原样。可以趁机修葺整治，增建堡寨，来安置恢复旧业的百姓。这一主张也应当实行。然而百姓多而堡寨少，哪里足以容纳他们？修葺的费用由官府供应吗？还是听任百姓自己办理而由官府帮助呢？”

译这些都不是仅凭空谈可以办成的，何况又要等敌兵完全退去以后。谈论黄河也不能解眼前的口渴，怎么能救济当前的急难？这是第三项难以实行的地方。即使说日后能够恢复旧业，官府为他们作主作保，归还他们原有的田地，劝他们努力务农，这一主张也应当实行。然而百姓经历兵戈践踏之后，种子没有了，耕牛没有了，农具也全都没有了。小民多年积累的财产，尚且不能在一天之内筹集起来回乡，实在难以办理；这样也等于把他们赶到死地。何况敌情难以预测，来去无常，百姓不知道恢复旧业能获得什么利益，反而不如寄居外地暂时宽松，这是第四项难以实行的地方。何况如今京城附近间或有抢掠的人群，京城之下已经形成攫取掳掠的风气；这些都足以鼓舞他们的野心、助长他们的声势。农民和奴仆一旦迁徙起来，都是强敌；砍树作兵器、举竿为旗，也都能成为劲兵。群起响应，如同水流奔向沟壑，流民造成的祸患，难道不十分可怕吗？陛下为什么不也怀有愚夫愚妇尚且能够胜过我的警醒之念，忧虑燕巢筑在帷幕上、鱼儿游在沸锅中的危急呢？前面四项措施，利弊相互牵连，不是凭一个人的片面见解和单独思虑可以臆断的；应当广泛发布召集群臣议论的诏令，让侍从、台谏、两省官员以及朝廷在廷臣子共同斟酌事务，竭尽忠诚献出计策，各自上交议状，不许联名，这样或许人人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免得雷同敷衍、塞责了事。” 陛下与几位大臣集合众人的谋议再作决断，使最恰当的意见归于一致，不再有疑虑和异议；这样就能安抚近处、怀柔远方，保卫国家、巩固根本，实在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大幸。臣不胜恳切忧虑。袁甫任中书舍人，兼任经筵说书，进呈前代故事说：“仁宗皇祐元年，任命青州知州富弼为礼部侍郎。当初，河北发生大水，流民进入京东的多得无法计算。富弼选择所属地区中丰收的五州，劝百姓拿出粮食，共得到十五万斛，又增加官仓粮食，分别储存在各地。他又选择官私房屋十多万间，分散安置流民，以便他们取得柴火和饮水。等到流民将要返回原来的产业，又按照路途远近分别发给粮食，总共救活了五十多万人。招募其中当兵的，又有一万多人。皇帝听说后，派使者慰劳，就地提升富弼的官阶。富弼说：‘救灾，是守臣的职责。’辞谢而不接受。在此以前救灾的人，都是把百姓聚集在城郭之中，煮粥给他们吃。饥民聚集便形成疾病和瘟疫，又互相踩踏而死；有的人几天没有吃饭，得到粥后全都僵倒在地，名义上说是救他们，实际上却杀了他们。富弼所制定的办法简便而周全，天下把它传作法式。” 臣私下认为，安置流民的办法，只有富弼的方法最为简明扼要。所谓简明扼要的办法，不过是把百姓分散安置在基层，而把总的纲领在上面统一掌握罢了。臣听说金陵各县的流民成群聚集，都是从淮西来的，他们扛着戈、拿着刀，白天就肆意抢掠，动不动便杀人伤人。防江军出兵驱逐他们，进入句容境内的流民便逃入金坛。至于宣城、池阳、当涂等地，到处像蚂蚁聚集一样，抢劫成风。逃亡的士兵都加入了他们的党徒，江南的奸民大多跟着响应。眼下形势已经如此，到了冬末春初，距离事情发生还有很长时间，如果蔓延不止，他们将各自溃散四出，势必无法收拾。臣愚昧地请求朝廷下令给督府和各路帅府，以及各安抚、总漕等司，赶紧筹划处置。从一路推及各路，再从各路推及各郡。每一处的流民，都根据所在地分散安置。凡是供养的费用，只有分散才容易供应；居住的地方，也只有分散才容易满足。这不是臣凭空臆想的说法。富弼选择所属五州，劝百姓拿出粮食，得到十五万斛，又增加官仓粮食，分别储存于各地；又选择官私房屋十多万间，分散安置流民，以便他们取得柴火和饮水。富弼所做的，可以说是委曲周详、考虑完备了。” 今天如果果真能够推行这个办法，就不只是劝百姓拿出粮食而已；或者拨用上供的数额，或者拨用现有的钱，或者请求朝廷特地下拨，官府上下就应当彼此视为一家；或者请求把流民编为团结组织，那么彼此就应当联结成为一体。所谓团结，也不只一种办法。能够出力劳作的，就让他们凭劳力效用；有技艺的，就让他们依靠自己的职业谋生。其中有读书人的，就分散安置到学校；有经商的，就让他们从事贸易。心中有归属，奸邪之念就无从萌发。这些都是分散安置的具体办法。分得越多，供养就越容易；关键只在于由督府、制阃以及总漕各司担任统领。所以说，百姓贵在分散安置，权力贵在统一掌握。所谓分散安置百姓而在上面总揽纲领，正是这个意思。臣希望朝廷准备按照富弼的办法施行，使地方长官承担责任，一如青州的旧例。流民将非常幸运，宗庙社稷也将非常幸运。度宗咸淳元年，有诏令从丰储仓拨出公田米五十万石，交付平籴仓，遇到米价上涨，就按平价出售。第二年，监察御史赵顺孙上奏说：“如今的急务，没有比平籴更重要的了。乾道年间，有的郡米价每斗五六百钱，孝宗听说后立即罢免该郡守，改用贤能的郡守，这是今天应当效法的。如今粮价飞涨，不知道还要涨到什么程度，市场上只看得见楮币，却看不见米。推究原因，实在是富家大姓纷纷关闭粮仓不肯出售，所以粮价越买越高，而楮币的价值暗中降低。陛下想到小民粮食困难，为他们开常平仓、义仓，但数量有限，怎么能救济每一个人呢？希望陛下考核官吏，使他们承担管理牛羊、供给刍牧那样的责任；劝告富民，使他们不要对百姓的贫富冷暖采取秦越肥瘠、漠不相关的态度。粮价一旦平稳，楮币的价值就不会因此减轻，物价也不会因此加重。” 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进呈前代故事说：“《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第一是食，第二是货。所谓食，是指种植优良谷物等可供食用的东西；所谓货，是指布帛等可以用来穿着的物品，以及金、刀、龟、贝等可以分配财物、散布利益、使有无相通的东西。这两者是养育百姓的根本，起源于神农氏时代。砍削木头制成耒耜，弯曲木头制成耒。耒耜的便利，用来教导天下人耕种，于是粮食充足。正午设置市场，招来天下百姓，聚集天下货物，交易后离去，各自得到适合自己的东西，于是货物流通。粮食充足，货物流通，然后国家充实、百姓富足，教化才能成就。”

译臣听说，粮食和货物彼此资助，自从有百姓以来，就没有能够改变这一关系的。虞书说：“使有无相通，变换货物，百姓才能得到粮食，天下各国才能得到治理。”《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货物。孟子说：“许子用陶制的釜甑和铁制农具耕作，用粟米交换所需，大概是因为这两者不能彼此缺少。”作为君主，只应当调剂它们的轻重，使双方都获利而共同得到充足，没听说有用强力加以阻遏断绝，使粮食和货物不能流通，以至百姓饥饿死亡却不加以体恤的。管子说：“计算根本、衡量积蓄，物资就足够了；但百姓仍有饥饿的，是因为粮食有所收藏。所谓收藏是什么？就是专门贮藏在一处而不分散。上天生出谷粟，原本是用来养活人的，却设置专卖禁制而加以阻塞，断绝百姓的生路，使他们在深山穷谷中因饥饿而瘦弱死亡，这是何等残忍啊！”自古以来谈论财利的臣子，桑弘羊、孔仅是其中的首要人物；听说他们把天下的货物都收归官府，却没有听说他们禁止米粮。国家制定法令，米谷不征税；凶年饥岁，禁止卖粮者要受诛罚。这是祖宗的仁政，官吏难道可以不谨慎遵守吗？臣私下听说，近来有关司又沿袭实行弊政，开设米局，让受过黥刑的官吏和豪强百姓共同主持其事，设置栅栏封锁水道，连一圭一撮的米也不许流出。山泽之民，货物无处出售，粮食也无从取得，饥饿逼迫他们，只得触犯法禁；他们呼朋引伴，破栅抢夺，与官府抗争。其中有被擒获、押送有关司的，便一同被处死。先前百姓连在口边求生都做不到，如今连在脖颈边求生也不能；进退都是死路，这是我们的百姓多么不幸啊！把粮食运往灾区、把百姓迁往他处，是一国之内相互救济的办法。晋国发生饥荒，秦国运粮救济，是邻国之间相互救济的办法。怎么能同样都是天子辖境内的百姓，却让杞国和鲁国彼此冷眼旁观呢？最先制作俑来殉葬的人，恐怕没有后代吧！因为他制作了像真人的俑来使用。怎么能让这些百姓饥饿而死呢？制作俑的人确实有罪，仿效他的人也有祸患，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如今锄头、耰和荆棘制的武器还没有散去，防禁的命令还没有下达，正值边疆战场每日令人惊骇的时节，各郡有在城中杀人取货的，京城附近有像蚂蚁聚集、蜜蜂屯集一样聚集在田野乡里的。长此不止，难道不会被奸人利用，借机动摇我们的百姓吗？愿陛下重申并严格执行国家关于粮食流通、买粮免税的法令，立即命令有关司不要被奸吏蒙蔽，不要轻视百姓的性命，把数年来的弊法彻底清除，并且明白张榜晓谕，使远方山泽溪谷中的百姓没有不知道的。这样，渤海、潢池之间的百姓一定会放下兵器弓弩而拿起锄头镰钩，卖掉刀剑而买牛犊。只求陛下赶快施行，臣不胜幸甚，幸甚。金世宗问宰臣说：“尧时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旱灾，百姓却没有受到饥饿的困苦。如今不过一两年收成不好，人民就缺少粮食，这是为什么？”赫舍哩良弼回答说：“古代土地广阔、人口淳朴，崇尚节俭，又只专心从事农业，所以积蓄多，没有饥荒的忧患。如今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又有很多人舍弃农业根本去追逐末业，耕种的人少，吃粮的人多，所以一遇到凶年，百姓就已经陷入困苦了。”皇上深以为然，于是命令有关司惩罚戒饬那些荒废放纵、不从事生产事业的人。章宗泰和四年，河北发生大饥荒，尚书右丞侯挚上奏说：“如今河朔饥荒严重，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事；沧州等州，一斗米要价十多两银子，饿死者接连不断。臣听说，沿河上下允许商人贩运粟米向北渡河，但官府每石只收购其中的八斗。那些商人并不是有救济百姓的心，只是因为渡河往来能够获得丰厚利润。如今利润既然没有了，谁还会再做这件事？这样虽有救济百姓的名义，实际上却没有粮食渡过去，和不渡有什么区别？从前《春秋》所记各国，虽然各自划定疆界，但晋国饥荒时秦国仍运粮给它；等秦国饥荒时，晋国却禁止粮食流入，千古以来都讥笑这种做法。何况如今天下是一家，河朔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又遭受战争，更加值得哀怜。难道忍心坐看他们死亡而不救吗？人心危险难安，臣担心那些玩弄兵器的人会借此为口实而起事。愿停止官府收购粮食，放开百姓运输贩卖，以便救济。” 宣宗贞祐二年，中都路兵马都总管胥鼎认为京城中缺粮的贫民很多，应当立法赈济救助，于是上奏说：“京师官民中，如果有人能够供养救济贫民，应当根据其所赈济的人数和程度升迁官职、提升品级，以此加以劝勉奖励。”于是制定了权宜出售恩典和资格的条例，例如进官升职、服丁忧的人准许应举求仕、官监户恢复平民身份之类；缴纳粟米、草料各有定数，因此救活了很多人。:（原文缺失，无法翻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五十年、元六年、八月、五斗、二斗、半年〕

译这就是原因。大概是当时议定法令的大臣违背了陛下的本心。若听从臣的意见，在实行限制田产的法令之后，各人田地数目的多少也不会相差太大。伏望陛下普遍颁布明诏，详细晓谕农民：每个社设置社长、社司各一人，社中各家共同挖掘修筑一处仓窖，作为义仓。谷物成熟时，缴纳粮食应按田产顷亩的多少聚集。缴纳的标准是：平年每亩粟缴一升，稻缴二升。遇到大丰年，听任各社自行相互劝勉督促，增加数量缴纳。遇到水灾、旱灾、蝗灾，听任各家自行免除缴纳。同社万一丰歉不均，应免除歉收者本应缴纳的数额。饥荒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发放粮食应按各家人口多少分配。发放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升；储粮较多时，每人每天二升，把它定为固定制度。社长、社司掌管义仓，不得私自使用。官府不得拘检、借贷；准许以杂色物品缴纳等事项，前面已有诏令。这样做，不仅能够共同救济灾民，义风也会兴起。文宗时，虞集被授任奎章阁侍书学士。当时关中发生大饥荒，百姓横卧相枕而死，方圆数百里甚至没有一个幸存者。皇帝问虞集：“用什么办法救济关中？” 虞集回答说：“太平日子长久了，人情安于享乐，有志之士急于求取眼前成效，怨恨和诽谤便会兴起。如今不幸遭受大灾之后，正是君子治理国家、革新政治的时机。若派遣一两个有仁政才能、了解民情的人，稍微放宽禁令，使他们能够有所作为；再随郡县选择可以任用的人，依照原有百姓居住的地方，规划城郭，修整闾里，治理沟渠，划分田间界限，减轻赋税征敛；招集那些受伤残废、年老体弱的人，逐渐凭借他们的力量治理地方，那么远方离去后又来归附的人便会逐渐到来。春耕秋收都有所帮助，一两年内免除赋税和徭役；疆界划定以后，彼此援助，从四面来到的人都能均匀安置、各得其所，整齐而有法度，那么三代时期的百姓就将重新出现在这片空旷荒芜的土地上了。”皇帝称赞说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升、二升、百里〕 顺帝时，苏天爵请求免除饥民的夏税，上奏说：“臣听说，上天生育百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土地生长百谷，百谷是百姓的财物。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兴盛，百姓没有财物就不能聚集。因此《尚书》有‘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的训诫，《易经》有‘聚集人民叫作财’的文辞。我国隆盛兴起已有百年，像养育子女一样抚育亿万百姓；虽然赋税专门由郡县征收，但恩泽常常由朝廷施出。自去年以来，不幸天灾时常出现，有时遭遇旱灾，有时遇到连绵大雨，河水泛滥，年成歉收，以致江浙、辽阳行省、山东、河北各郡的百姓，饥寒日益严重。起初只是典当房屋、抵押田地，既然仍不能救济自己，严重时便卖妻卖子，所得价钱又有多少呢？朝廷虽然曾经赈济抚恤，但过了几天又全都用尽了。早晨吃树皮，晚上吃野菜，饥肠暂时填满，容貌身体已经枯槁；父子不能彼此照顾，兄弟哪里还能共同居住？强壮的人散为盗贼，弱小的人死在道路上。听到这些，谁不感到心寒；看见这些，谁不流泪？如今正值春夏交替之际，本来将要盼望蚕麦收成，虫害却已经损伤桑树，蝗虫又吃掉青苗；夏麦已经颗粒无收，秋田还没有播种。天灾到了这种地步，百姓穷困又怎么办呢？” 百姓连衣食都还不能充足，赋税又从哪里征出呢？实在担心州县官吏只知道依照期限催征索取，一旦施用鞭笞刑罚，百姓的创伤就会更加严重。百姓本来就是国家的赤子，财物原本是用来养活百姓的，应当请朝廷尽早下令奏报，核验各地灾情，除去那些曾经接受赈济的人家应缴纳的夏税，并酌情给予蠲免；这样或许实际的恩惠能够普遍施及，贫困者可以消除愁苦怨恨，生出欢喜之心。和气充足以后，阴阳自然调顺，四时协调有序，百谷因此成熟，百姓和乐兴盛，天下幸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衣食尚且不能充足，赋税又从哪里征收呢？实在担心州县官吏只知道按照期限催征索取，既然施用了鞭笞杖责，百姓的创伤就会更加严重。百姓是国家的赤子，财物本来就是用来养活百姓的，应当请朝廷尽早下诏听取奏报，核验各地的灾情，免除那些曾经接受赈济的民户本应缴纳的夏税，并根据灾情酌情给予蠲免，这样或许能使实际的恩惠普遍施及，消除贫困百姓的愁怨之苦，使他们心中产生欢乐。和气既然充盈，阴阳自然调顺，四时运行也会协调有序，百谷因此成熟，百姓安乐兴盛，天下真是大幸。《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水利 周灵王三十二年，谷水和洛水相冲，将要毁坏王宫。周灵王想筑堤堵塞它们，太子晋劝谏说：“不可以。我听说，古代治理百姓的君主，不毁坏山，不增高薮泽，不堵塞河流，不填塞水泽。山，是泥土聚集的地方；薮泽，是万物归聚的地方；河流，是水气疏导的地方；水泽，是水汇聚的地方。天地形成以后，土聚集于高处，万物归聚于低处；筑堤使河流成谷，以疏导水气；修筑陂塘、污泽，以汇聚水利。因此，山土聚集而不崩塌，万物各有归宿；水气不沉积壅滞，也不四处散失。所以百姓活着有财物可用，死后有地方安葬。这样就没有夭折、昏乱、疫病死亡的忧虑，也没有饥寒匮乏的祸患；上下能够彼此稳固，以等待意外变故。古代圣王对此最为慎重。从前共工抛弃这条原则，沉溺于过度享乐，放纵而毁坏自身，想堵塞百川，毁坏高地，填塞水泽，以此危害天下。上天不赐福，百姓也不帮助他，祸乱一同兴起，共工因此灭亡。在有虞氏时，有崇伯鲧散布他的淫邪之心，重复并发展共工的过错，尧便把他流放诛杀于羽山。后来伯禹想到前人的错误，度量、整治并改造制度，仿效天地万物，类比各种事物制定法则，把它作为百姓的准则，并据此衡量众生。共工的玄孙四岳辅佐他。禹于是使高处降低、低处增高，筑堤疏流、导引壅滞，汇聚水源、使万物丰茂；封土培高九山，疏决九条大河，修筑陂障九处大泽，使九薮丰茂繁殖，疏通九原水道，使九隩可以居住，使四海相互沟通。因此，天上没有伏藏的阴气，地上没有离散的阳气，水中没有沉积的水气，火不发生灾害，神灵没有邪僻的行迹，百姓没有淫乱的心思，四时没有反常的气候次序，万物也不受蝗螟等灾害损伤。遵循禹的功业，按照仪轨加以规划，无不成为美好的功绩，完全符合上帝的心意。” 上天嘉奖他，把天下作为禄赏赐给他，赐姓为姒，氏为有夏，称许他能够使美好的福祉丰盛、使万物生长。又把四岳的功劳作为禄赏，任命他们为侯伯，赐姓为姜，氏为有吕，称许他们能够成为禹的股肱心腹，养育万物，使百姓丰足。这一位君王和四位伯，难道只是因为得到很多宠幸吗？其实都是因为不忘先王之后，能够整治并奉行美善的义理，使后代子孙存在于下世，守护祭祀而不废弃其典章。夏朝虽然衰微，杞、鄫二国仍然存在；申、吕虽然衰微，齐、许仍然存在。只有凭借美好功绩受命赐姓、承受祭祀，才能延续到天下。等到失去这些时，一定是有怠慢放纵的心思从中作祟。因此便丧失氏姓，倾覆衰败、不能振兴，断绝后代、无人主持，埋没废弃而沦为奴役养马之人。那些灭亡的国家，难道是没有后代吗？他们也都是黄帝、炎帝的后代。只是因为不遵循天地的法度，不顺应四时的秩序，不衡量百姓和神灵的义理，不以万物生长的规律为准则，才使后代绝灭，直到今天无人祭祀。至于重新得到这些的，必定有忠信之心从中起作用；能够取法天地而顺应时令，行动使百姓和神灵和谐，并以万物的规律为准则，于是声名高朗、善终显著，受命赐姓授氏，并附以美好的名号。” 如果启发后人阅读先王遗训，考察典章图籍和刑法的兴废，就都可以明白了。兴盛的，一定有夏、吕那样的功劳；衰败的，一定有共工、鲧那样的失败。如今我执掌政事，莫非确实有所顾忌，因而触犯了两条河流的神灵，使它们争竞水势，甚至妨害王宫吗？君王若还要装饰掩饰这件事，恐怕是不可以的吧？” 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县令，享有美好的声誉。到了文侯的曾孙襄王时，襄王和群臣饮酒，襄王为群臣祝酒说：“愿我的臣子都像西门豹那样做人臣。”史起进言说：“魏国丈量田地，以百亩为一单位，唯独邺地按二百亩计算，这是因为邺地的土地贫瘠。漳水就在旁边，西门豹却不知道利用它，这是不智；知道却不兴修水利，这是不仁。仁和智，西门豹都没有完全做到，哪里值得效法呢？”于是任命史起为邺县令，他便引漳水灌溉邺地，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裕起来。百姓歌唱他说：“邺地有贤能的县令啊，是史公为我们开决水道；漳水啊，灌溉邺地两旁；从古以来的盐碱地啊，如今长出了稻谷。”汉武帝初年，正忙于对付匈奴、兴办功利之事，进言陈说便利策略的人很多。齐人延年（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姓氏）上书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经过中原，注入渤海，这是因为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可以依据图籍考察地形，让水工测量高下，开凿大河上游的山岭，使河水从匈奴境内流出，向东注入大海。这样，关东地区可以长久没有水灾，北部边境也不必担忧匈奴；可以节省修堤防、守边塞的士卒，以及运输粮饷、盗贼侵掠、军队覆没、将领被杀、尸骨暴露原野的祸患。天下常常防备匈奴，却不担忧百越，是因为水路阻绝、土地隔断。这个工程一旦完成，将成为万世的大利。”奏书送上后，皇帝认为他的气魄很大，答复说：“延年的谋划议论非常深远，但黄河是大禹疏导过的河流。圣人做事，是建立万世功业、上通神明的，恐怕难以更改。” （承上）河水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可以依据图籍考察地形，让水工测量高下，开凿大河上游山岭，使它从匈奴境内流出，向东注入大海。这样，关东长久没有水灾，北部边境不必忧虑匈奴，可以节省修堤防、备边塞的士卒，以及转运粮饷、盗贼侵掠、军队覆没、将领被杀、尸骨暴露原野的祸患。天下常备御匈奴而不忧虑百越，是因为水路断绝、土地隔开。此功一旦完成，将成为万世大利。奏书上报后，皇帝认为其谋略壮伟，答复说：“延年的谋划很深，但黄河是大禹所疏导的河流。圣人做事，是为万世建立功业、上通神明的，恐怕难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