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九

译晋武帝时，朝廷讨论裁减州、郡、县的一半官吏，使他们从事农业。光禄大夫荀勗认为：裁减官吏不如裁减官职，裁减官职不如减少政事，减少政事不如清净心志。过去萧何、曹参辅佐汉朝，推行清静之治，取得了政令统一的歌颂，这是清心的根本。汉文帝垂衣拱手而治，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这是减少政事。汉光武帝合并官吏员额，县官、国邑只裁置原来的十分之一，这是裁减官职。魏太和年间，派遣使者四处出巡，裁减天下官吏；正始年间，也合并郡县，这是裁减官吏。现在如果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应把减少政事放在首位。凡是身居职位的人，都应努力思考萧何、曹参清静无为的心志，以辅佐大化，笃行仁义，崇尚敦厚和睦，使昧于恩宠、忘记根本的人不能容身，虚伪的行为自然停止，浮华之人也会感到畏惧。重视恭敬谦让，崇尚知止知足，使卑贱者不妨害尊贵者，年少者不凌犯年长者，疏远者不离间亲近者，新交不离间旧交，小者不压制大者，淫邪不破坏义理，那么上下就会相安，远近就会互相信任。职位不能靠奔走求进，声誉不能靠结党营求，那么是非就不会被妄加判断而会明白，任用官员时也不会被听闻所迷惑。除去奇技，抑制异说，对喜好改变旧制以求取非正常利益的人，必定加以诛罚，那么官府事务就有常规，人心也不会迁变。” 事情滞留，政务就会迟误；政务迟误，功业就会废弛。身居职位的人勤勉不懈，奉行职掌的人早晚不怠，那么即使身处卑微职位，也能坚守职责而不借助别的器具。应当使政令信用如金石般坚定，小的过失不妨害大政，能够忍住愤怒来包容他们；简省文书案牍，略去细碎苛察，使政令施行时，必定让人容易听见和理解，使人像喜欢阳春一样愿意接受，像畏惧雷霆一样敬畏，不要让防范性的文书繁琐扰乱，被百官任意亵渎，也不要让反复不定的命令使百姓厌烦，这样官吏才能竭尽忠诚，下面的人也会乐于奉行上面的命令。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把事务委托给人并责求成效；君子应当在内心争先，而不以力量相争；衡量才能授予职任，思想不超出职位范围，那么官员就不会各自另立一套事务，政务法典也不会被篡乱。这些都是我认为减少政事的根本。假如没有这些过失，即使不裁减官吏，天下也一定会认为这就是裁减了官吏。若要裁减官职，我私下认为九寺可以并入尚书省，兰台应当裁省，交给三府办理。但这些制度施行于历代，已成为世人习惯，所以我长久怀抱这一意见而不敢说。至于减少政事，我确实认为是好办法。若直接制定统一大例，全部裁减一半，恐怕文武百官、郡国职务以及事务的兴废，不能一概相同。凡是发布号令，典章完备而且适当，就会安定；倘若有驳议，或许会造成阻塞。对于各职所管辖的事务，应先精心考察得失，让忠信的官员、明察的长官各自裁定适中方案，先分条上奏说明，然后再统合大体，详细决定应当省并的事项。这样命令下达后必定能够实行，不可再动摇。” 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反而会使人听闻迷惑；比照以前实行的裁省办法，都还必须重新恢复，或者因此激起反弹而使事务更加繁多，这种后果也不能不慎重。宋文帝元嘉末年，朝廷讨论裁省录尚书，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怀文上议说：过去天官主管纲纪，六典排列职掌，载师掌管均平，七府成就政务，这些都是用来辅佐治理天下、匡正国家纲纪的。设置总领属官的根本，正是官制和统摄的要旨，在国家典章中表现得很清楚。夏代因袭虞礼，有深司掌管政务的法则；周代承接殷法，并没有损害掌管国家事务的制度。于是用来调和辅佐君王、均平政务，辅成帝王法度，并以法令制度为准则，弘扬汉庭记述章程的规范，彰明魏室的制度。虽然“录尚书”这一名称在中世才建立，但总领政务的实际作用，自古以来从未违失。历代相沿，历朝都没有改变。至于爵位因事变而定，等级随时势而改，都是兴废变迁的常理，并不损害国家典章。八统所任的根本官职，没有一个被裁省更改。考察台辅的职掌，第三项是礼典，用来调和国家、统领百官；第四项是政典，用来安定国家、整饬百官。郑康成说：‘冢宰对于群臣，没有什么不总领的。’按照这个道理，典籍已有完备记载，考察古制并参照今天，不应当虚废。魏后宣武帝时，黄门中正甄琛上表说：诗中称‘京城秩序严整，四方都以它为准则’，这是说京城是四方的根本，国家安危所在，不可以不加以整治。”},{ 因此，国家定都代地时，盗窃之患很多。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泛设置主司、里宰，都由下代的令长以及五等散男中有治理才能的人担任；又多设置吏士作为他们的辅佐，尊崇并重视这些官员，这才得以禁止盗贼。自从迁都以来，天下范围更加广大，四方远地的人都来汇集，事务超过代都旧制，五方人员混杂，难以周备简察，盗贼公然横行，劫掠伤害不断。这是由于各坊居民混杂，编户排列不精确，主司昏暗软弱，不能承担巡检监察的责任。凡是派人砍伐坚硬木材，必定要替他选择良好的工具。如今河南郡就是陛下的坚硬木材，盘根错节，杂乱丛生；六部里尉就是砍伐坚木的锋利工具，若不是正直刚强、精干锐利的人，就无法治理。如今所选的尹并非南方美金，里尉又如铅刀割物，却希望整肃都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里正只是流外四品，职位低、事务琐碎，多是才能低下的人，抱着苟且敷衍的态度，不能督察，因此使盗贼得以容纳奸人，百姓赋税失去条理。边境以外的小县，所管不过一百户，令长却都由将军担任。京城各坊，大的有时达到一千户、五百户，其中都是王公卿尹、权贵势要的姻亲，以及豪强狡猾者的仆役；他们居住在高门深宅之中，无法前去干预查问。又有州郡中的侠客，结交权贵游士，依附朋党，勾连群体，暗中从事交易劫掠。与边县相比，治理的难易完全不同：如今边县难而京城易，这实在令人不满意。君王制定法令，应当随着时势采取适宜办法，及时改革。变更调度，是明主所急于办理的事；前代所制定的品秩，不必立即固定不变，施行后观察，若不便利就加以修改。如今闲散官员担任清静职务，尚且允许长期兼任，何况繁重紧要的事务，不能不选择贤能之人来领掌。请从武官中选取八品将军以下、才干实用而正直能干的人，以本官俸禄和恤养待遇兼领里尉之职，各自领取原有俸禄。才能高的领部尉，中等的领经途尉，才能低的领里正。否则，请略微提高里尉的品级，选取下品官中应当升迁的人，提拔他们担任此职；这样督察责罚就有凭据，京城也可以清明了。隋文帝刚即位时，天下州郡设置得过多。河南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说：“自从秦朝兼并天下，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汉、魏以及晋朝，州郡建置屡次改变。我私下看到，如今的郡县比古代多了一倍，有的地方土地还不到百里，却设置了数个县；有的户数不到一千户，却分属两个郡管辖。官员众多，资费每天增加；吏卒增加了一倍，租税调发却年年减少。清廉干练的良才，百人中没有一个。动辄需要数万官员，怎么能够找到？这就是所谓百姓少而官员多，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琴弦有更换调整的道理，瑟却没有把弦柱胶死而不变的道理。如今应当保留重要机构，去掉闲散机构，把小的合并为大的；国家就不会损失粮帛，选举官员也容易得到贤才。”我冒昧陈述管见，恭候陛下裁决。皇帝阅览后嘉许了这番意见。

译唐太宗贞观七年，当时尚书省积压、阻滞的诏敕案件，办成后又下达，往往经过多年仍不能决断。治书侍御史刘洎说：尚书省处理万机，本来在贞观初年还没有令仆这样的职位，事务已经很繁重；左丞戴胄、右丞魏征遇到事情便弹劾举发，从不回避退缩，百官震动肃敬，不敢懈怠。近来勋臣、亲贵居于官位，品级与才能并不相称，功劳和权势彼此倾轧；即使想要自我振作，先又害怕遭受喧嚣的毁谤，所以郎中默默地被夺去职权，只知道请示禀报；尚书犹豫观望，不能专断裁决；主管统辖的机构玩忽松弛，纲纪不能振作。如今应当精选左右丞以及两司郎中，使这些职位都得到合适的人选；这不只是为了挽救事务空缺、积压停滞的弊病，也确实应当纠正迎合奔竞的风气。皇上曾对房玄龄等说：治理得当的根本，只在于审慎衡量才能而授予职务，并精简官员。所以《尚书》说，任用官员只在于贤能的人；又说，官员不必完备，只须任用合适的人。如果得到贤善的人，官员虽少也足够；如果任用不善的人，纵然很多又有什么用？古人还认为官职任非其人，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拿来吃。《诗经》说，谋划的人太多，因此事情不能成功；孔子又说，官事如果没有人兼摄，怎么能节省？一千张羊皮，也不如一张狐腋。这些道理都载在经典中，不能全部说尽。应当进一步合并精简官员，使各人都担任适合自己的职务，这样就可以无为而治。你们应当详细思考这个道理，衡量确定各级官员的员额和职位。”房玄龄等因此设置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人，太宗采纳了。于是皇帝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假如有乐工或杂类人员，即使技艺超过同辈，也只能特意赏赐钱帛，以奖励他们的才能，绝不能越级授予官爵，使他们和朝廷臣子、君子并肩站立、同席进食，令士大夫感到羞耻和拖累。” 当时按照旧例，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自执持自己的意见，交错署上姓名，称为“五花判”。事情送到中书侍郎、中书令处，由他们审查；再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到了这时，皇上对王珪说：“国家本来设置中书、门下两省，就是为了相互检察。正因为人的见解各不相同，如果彼此往来辩论，务求得到最恰当的意见，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又有什么损害？近来有人或者防护自己的短处，终于形成怨恨隔阂；或者为了回避个人怨恨，明知不对也不加纠正，只顺从一个人的脸面和私情，给兆民造成深重祸患。这就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时期正是如此。当时群臣这样做，必定自以为有智慧，认为祸患不会牵连自身；等到天下大乱，家国一同灭亡，那些侥幸免祸的人也被当时的舆论贬斥，直到后世都不能磨灭。你们各人都应当奉行公义、忘掉私情，不要随声附和。”后来皇上又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是机要机构，诏敕中有不便利的地方，都应当据理争辩、坚持意见。近来只看见顺从，没有听见违异。如果只是办理文书，那么谁不能做，何必还要选择人才呢？”房玄龄等都叩头谢罪。肃宗时，各州都兼带团练使的名号。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绾上奏说：“刺史本来就持节统领诸军事，掌管军队；司马是古代掌管军务的官，今天相当于副使；司兵参军，今天相当于团练判官。这些官号重复，可以罢免。”天下团练守捉使，诏令准许裁撤。又把各道观察判官的员额减少一半。他又说：“旧制度规定，刺史被替代时，如果另有追召，都要下达鱼书，才能离任。开元年间设置各道采访使，使其可以专门停罢刺史，威权和权柄转移到外部，逐渐形成不能长久维持的局面。刺史如果不称职，或者有贪赃负罪之事，应由本道使者列举条款上报，不得擅自追召；即使被停职，刺史也不得随意离开州治，前往使者所在之处。如果州职原有空缺，且使司没有署理代理人，就听任上佐代为统领。”皇帝认为他的谋划很好，于是高标准选用州的上佐，确定上、中、下州应当分别设置的兵员数额，并下诏让郎官、御史分道巡行复核。德宗建中初年，河朔地区兵事交战，百姓困苦，赋税无从征出。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认为，救治弊病没有比节省用度更好的办法；节省用度就应当精简官员，于是上议说：“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废除四百个县，官吏大约十个裁减为一个。魏太和年间，分派使者精简吏员；正始年间，合并郡县；晋太元年间，精简官员七百人；隋开皇年间，废除郡五百零一个；贞观初年，精简内官六百员。设置官职的根本，是治理众民，所以古代根据人口设置官吏，不肯虚设官职。自汉至唐，因为征战艰难而精简吏员，确实是救治弊病的急切办法。过去咎繇担任士官，如今刑部尚书、大理卿就是两个咎繇；垂担任共工，如今工部尚书、将作监就是两个垂；契担任司徒，如今司徒、户部尚书就是两个契；伯夷担任秩宗，如今礼部尚书、礼仪使就是两个伯夷；伯益担任虞官，如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就是两个伯益；伯冏担任太仆，如今太仆卿、驾部郎中、尚辇奉御、闲厩使就是四个伯冏。古代天子有六军，汉代有前、后、左、右四位将军；如今十二卫、神策八军，共有将军六十员，旧有名号不废，新增加的资序一天比一天增多。” 而且，汉代设置别驾，随刺史巡察，这就像今天观察使的副职。参军，是参与府中军务的官，类似今天的节度判官。官名和职务不过是直接迁变、名称不同罢了，哪里真有这么多实际职务呢？确实应当斟酌哪些机构繁多、哪些可以精简。想要达到治理，就要先使名分端正。神龙年间，官制纲纪荡然无存，有关部门大规模招集人员；由于选任职位已经没有空缺，便设置员外官二千人，从此成为常例。开元、天宝年间，四方没有忧患，编户有九百余万，国库充盈，即使有浮费，也不足以成为忧虑。如今百姓凋敝困病，天下户数只有一百三十万，陛下诏令使者按户比验，才得到三百万户，与天宝年间相比只有三分之一。其中寄籍、虚报或流寓户口又占五分之二；承担赋税的人已经耗竭，而食用赋税的人却和过去一样，怎么能不改革？议论者认为天下仍有跋扈不朝的势力，官吏被精简罢免后都会投奔他们；这种说法只是常情之论，大多不是正确的见解。况且有才能的人自然会被荐举任用，无才能的人即使失去官职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又何必顾念他们的姻亲和家产呢？建武年间，公孙述、隗嚣尚未消灭；太和、正始、太元年间，吴、蜀鼎立；开皇年间，陈国尚在割据。这些时候都广泛搜罗俊杰，仍不担心失去人才而资助敌人。如今田悦等人刑罚繁苛、赋税暴重，只顾军队，对士人如同奴仆，本来就没有范睢助秦、贾季强盛狄人的忧患。如果认为这些制度沿用已久，不能仓促改变，那么也应当权宜地精简别驾、参军、司马以及州、县额定官员；按照户数设置县尉。对于应当罢免的人，如果其中有品行义理，可以因而荐举；荐举不实的人应当治罪；不替人荐举的人，任其参加通常的调选，又有什么可担忧的？例如魏国设置柱国，当时由德高望重、功业盛大的人担任，尊贵宠信达到极点；周、隋之间授予的人已经很多，国家把它作为勋级，实际不过得到三十顷土地罢了。又如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本来也是官名，因为任授过多，便转而作为阶级；应随时制定制度，遇到弊病就改变，何必因循旧习而害怕改革？若有人提出邪曲的议论，送入后不予省察。”}],

译德宗即位后，锐意治理政事。建中三年，下诏令中书、门下两省分别设置待诏官三十人。任用现任官员中原有的官职人员；如果是与正试官同等、试摄九品以上的，按照品级发给俸禄。至于禀饩、干力、什器和馆宇，也都按等级供给。▯公钱收取利息，以供给日常用度。史馆修撰沈既济进谏说：“如今治理政事，忧患在于官职繁多，不在于官员太少；忧患在于不肯采纳意见，不在于没有人。两省官员从常侍、谏议、补阙、拾遗共四十人，每天只有两人侍奉应对，还有二十一人的缺额没有补上。如果说现有官员不足以参与议论，那么应当另行选用合适的人；如果是想扩大听闻、收纳被埋没的人才，就应当先补足这些缺额。为什么要在正式官职之外另设官职呢？设置官职、收取钱财利息，是有关部门的权宜制度，并不是经常施行的治国法则。如今设置三十名官员，大概每月耗费不少于一百万钱；按照利息折算本金，必须有二千万钱才能获得一百万钱利息，还要摊派给二百户，并且还应当免除这些人家的赋役。况且这些人还可以进入流内官序，损害就更加严重了。”如今关辅地区遭受严重困苦，人人都说各部门收取利息钱，导致家室毁坏、财产破产，钱财积聚在府县，却没有办法革除这种弊端。臣计算天下财赋消耗损失最大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军费，二是官俸。其他各种费用十项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两项中的两项，这就是百姓日益困苦、织机上的丝轴空虚的原因。为什么呢？四方的形势决定了军队还不能撤除，军费开支虽然很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再加上闲散官员白白领取俸禄，这种弊病怎么办呢？借用旧有官额来设置还可以，怎么能再增加官额呢？这件事于是被搁置了。当时李泌请求恢复此前被裁减的州县官员，皇帝说：“设置官吏是为了治理百姓。如今户口比承平时期减少了，而官员反而增加了，这可以吗？”李泌回答说：“如今户口虽然减少了，但政务比承平时期多了十倍，所以官吏不得不增加。而且被裁减的官员都有实际职事，冗官却没有减少，这正是裁减不恰当的原因。自至德以来，额外设置的官员达到正式官员的三分之一。如果听任他们按任职日数取得俸禄，然后停止增加官员，并分两次选授同正员官，这样不但不会招致怨恨，反而会使他们感到高兴。”他又请求诸王尚未出閤的，不要任命府官，皇帝全都听从了。宪宗元和六年，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吉甫忧虑官吏过多，认为从汉代到隋代，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官员众多，于是上奏说：“如今设置官吏不够精简，流品混杂，保留了无事可做的官职，却耗费了极重的赋税，所以百姓日益困苦，冗员白食俸禄的情况日益增加。况且国家自天宝以来，长期养兵八十多万，其中离开军队从事商贩、出家归于佛教或道教、以及杂入科役的，大约超过十五分之以一。天下常常是让三个劳苦之人供养七个坐等衣食的人，而内外官员依靠领取俸禄供养的，不下于一万人。有些职局重复设置，名称不同而事务混杂的官员很多，因此财赋日益减少，领取俸禄的人却越来越多；官额有限，而调任任用的人数无穷，九流官品怎么能不混杂，万般政务怎么能不烦琐呢？汉初设置郡不过六十个，而文帝、景帝时几乎已有三王之地；可见郡少未必政事紊乱，郡多也未必政事治理得好。如今列置州三百个、县一千四百个，以城邑设置州，以乡分置县，耗费广泛而控制薄弱，并不是达到教化治理的根本办法。希望下诏令有关部门广泛议论，州县有可以合并的就合并，岁时入仕中有可以停止的就停止；这样官吏少了容易选得合适，官职少了容易治理。国家制度规定，一品官俸禄三千，职田和禄米大体不过一千石。大历年间，权臣每月俸禄达到九千缗的，州刺史无论大小都达到一千缗。宰相常衮开始加以裁减和限制，到了李泌时，又根据事务的闲忙程度稍微增加，使各方面能够相互调济。然而有些官员名义上在职，实际上废弃职事；俸禄保留在额定数与闲忙等级之间，厚薄突然不同，因此也请求一律商议确定。”于是下诏令给事中殷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参与查阅和裁减，共裁省冗官八百人、吏员一千四百人。敬宗宝历五年，皇帝因为太庙两间殿室破损漏雨，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修缮，便罚将作、度支、宗正三部门官员的俸禄，命令中使率领工匠修缮。补阙韦温进谏说：“国家设置百官，各有主管的事务。如果有人怠惰废职，就应当选择能干的人代替他。如今失职的官员只是被罚俸禄，却把这件事交给内臣办理，这是把宗庙当作陛下私有之物，也使百官都成为徒有其名的设置。”皇帝认为他说得好，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修缮。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请求提高谏议大夫等官职品秩，上奏说：“臣根据《大唐六典》考察，隋氏在门下省设置谏议大夫七人，为从四品下；如今却是正五品上。自大历二年起，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升为正三品，两省于是缺少四品官，设置官制还不完备。臣谨按《左氏传》说：‘衮职有缺，只有仲山甫能够补救。’这是说能够弥补过失。仲山甫是周朝的大臣。《汉书》中汲黯说：‘希望能够出入宫禁，弥补过失、拾取遗漏。’《后汉书》记载张衡任侍中时，曾处在皇帝帷幄之中，从容地讽谏，弥补遗漏于左右。这些都是大臣的职责，所以他们的品秩高、责任重；这样君主才会敬重他们的言论，采用他们的治道。何况谏诤正直的职位，应当由老成之人担任；品秩不高而尊崇，就难以任用有高尚德行的老臣。谏议大夫这一官职，希望依照隋氏旧制，升为从四品，并分为左、右两员，以补足两省四品官的缺额。今后与丞、郎等官员交替任用，以提高选任标准。” 李德裕又请求恢复中书舍人旧有职掌，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天宝以前，中书舍人有六员，除了机密事务和升迁授官之外，其他政事都可以参与商议。宰臣姚崇上奏说：‘事情有是非，事理有取舍，人心既然不同，见解也可能各异；如果强行使大家意见雷同，内心的想法就会有不能尽情表达之处。臣既然是官长，希望在奏状后略述事情的道理和优劣，奏请陛下裁决。’自从国家遭遇艰难以来，办事多采用权宜便利的办法，政务很大程度上离开了台阁，事务多与军务期限相联系，裁决万机大事，专由宰相处理。臣认为陛下神武功成，天未明便思考治理政事，精审各项政务，关键在于广泛询问谋议。《诗经》说：‘不犯过错，不忘旧章，一切遵循旧有典章。’前汉魏相喜欢考察旧例，认为古今制度虽有不同，如今务必在奉行旧例而已。现将汉兴以来国家因时制宜、奏请施行的事例列举数条。今后，除了机密事务、诸镇奏请的军务，以及有关部门支遣钱粮等事外，其他台阁日常政务，涉及州县应当防止或革除之事的奏请，以及关系典章和刑狱等事务，都命令中书舍人依照旧例参与商议，再由臣等审查其是否可行，奏报皇帝。”

译后晋出帝开运末年，御史中丞颜衎上言：“刚任命为御史，随即又授予外藩的宾佐；还有人因为私事，以琐碎事务请求休假，出任州郡官员时，却没有参谒的礼仪，出入也失去御史台应有的风纪体统。渐渐恐怕四方因此轻视朝廷，百官也没有可以遵循的准绳。请从今以后，藩镇幕僚不得任用台官；即使亲王、宰相出镇，也不得奏请他们充任宾佐。不是奉皇帝诏制办理勘察事务，不得出京；其余人员也不许出京办理杂务。” 后周世宗时，下诏说朝廷内外臣僚凡有所闻所见，都允许上章论议。翰林学士窦俨上疏说：“设置官职、分掌职务，授予政务、任用官员，是希望政事有条理，任职的官员不废弛职守。如今朝廷人才众多，尚书省、诸寺等部门中品秩优厚的官员，没有事务而占有官缺的，十人中有六七人，只是按月等待领取俸禄，按年等待升迁。其中廉洁能干的人，不免有惭愧羞耻之意。如果不是经过历练考验，怎能施展公正办事的才能？请把两畿各县令以及外州府五千户以上县的县令改称县大夫，升为从五品。下畿县大夫谒见府尹，依照赤县县令谒见的礼仪。各州府的县大夫谒见本州长官，依照宾从之礼。郎中、员外郎、起居、补阙、拾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以及光禄少卿以下四品官、太常丞以下五品官等，都可以穿朱紫官服。任满之日，按在朝任职一任计算，并大约按旧官品级升迁两等。拾遗、监察御史任满回朝授官时，立即任为起居、侍御史、中行员外郎；如果此前的官职不属于三署，就罢免其职，过一年后才能再请求出仕。这样士大夫就足以施展才力，贤能与不肖之人不能相互冒充，各自的政绩和过失都有所归属，黜陟升降明确施行，利于百姓、增益国家，这确实是良好的制度。” 宋太宗淳化四年，同知给事中事柴成务等上奏说：“臣等日前奉受敕命，任命臣等共同掌管给事中事务；如果制敕有不便之处，依照旧例加以封驳。臣等随后查检、汇集门下省旧有的制度和应当奏请的事项，写成札子进呈，并缴送中书省。后来又奉敕命：今后凡授予职官、勋爵，无论是废置还是封赠，只下发画敕；其中有关刑政得失、奏请革除或改革制度的公事，不正式宣行，命令魏庠以下官员，等到文书送达省中后，详细依照令、敕办理；需要驳正、追回或改动的，也照此办理。臣等考察旧典，明文具在。所谓‘封’，就是封还诏书，不立即施行；所谓‘驳’，就是驳正台阁的议论，然后奏报皇帝。这是因为君王谨慎发布命令，重视改变制度的规制。如今如果诏书已经施行，才命令追回改动，考察旧例，实在与前代所闻颇不相同。况且设置官职、各守职掌，是为了使职位名实相符；主管这项事务，就必定要有能够直言的人。如果名义和实际相违背，恐怕典章制度就会因此废弃。诏敕轻率施行的弊端，请用近来的事情来说明。近来臣私下看到，敕令下达西路，改革青白盐法；又看到派遣使者制定江湖地区茶盐制度，都听说妨害公私，不久便一并停止废罢。等到实行追回改动时，已经扰乱了既成规制，这大概是因为谋划办理之初，缺少讨论审议的道理。臣等想请求今后授予职官、勋爵，无论废置还是封赠，只下发画敕；至于上章奏请改革制度、处置公事的事项，希望先下交中书省议论是否可行，等议论确定后，再令门下省审查复奏，交付外朝施行。对于公正适当的意见，酌量给予表彰和酬答；对于荒诞妄言的意见，明确加以惩戒。赏罚并行，浮躁争竞之风便会悔改收敛。这样，诏敕就不会有事后追回改动的名声，官署也有陈述才力、提出意见的地方，稍微符合旧典，也有助于总理政务。”至道二年，祠部员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说：“尚书省是国家收藏典籍、主管治理和教化的府署，用来全面了解天下的地理广狭、风土所宜，以及民俗利害等事。在成周时代，政局安定、礼制确立，首先建立六官，汉、唐沿袭了这一制度。自唐末动乱混杂以来，急于经营应变，没有时间整治教化，所以钱谷财政事务掌管在三司，官署名称虽然还存在，实际职能却已经丧失。臣谨按：吏部四司，是天官的职掌，主管文官选举，全面了解天下官吏的功过、才能与否，考核确定升降等类；户部四司，是司徒的职掌，主管国家五教，全面了解天下户口的数目；礼部四司，是宗伯的职掌，主管国家五礼，辨明礼仪和制度，全面了解天下祠典、祭祀的类别；兵部四司，是司马的职掌，主管武官选举，全面了解天下兵马、器械的数目；刑部四司，是司寇的职掌，主管国家法令，全面了解天下狱讼、刑名和徒隶的数目。工部四司，是司空的职掌，主管国家百工，全面了解天下封疆界域、山泽草木、河流渡口、桥梁舟船、堤陂池塘的数目。上述二十四司所掌管的事务，各自都绘制地图、编写文书，详细记载名称和数目，收藏在本部门，这就叫作载籍，用来全面了解天下事务的原委，使中央控制外部，像用手指指点掌中之物一样清楚。如今各部门的职掌长期废弃，载籍散失，只有吏部四司的官署略具规模；祠部还有各州僧道的文帐，职方司有各州闰年的图经，刑部有复核各州已判决重大死刑案件的案牍以及旬禁奏状，此外大多没有旧有格式。希望命令各州每年编造户口、税租、实际执行情况的簿帐；对于写成长卷的，另抄写一份，送尚书省收藏在户部。以此类推，其余天下官吏、民户、废置祠庙、铠甲兵器、徒隶、百工、疆界沟渠、封土沟洫等事项，也可以登记其名称和数目，送到尚书省分配给各司，使各司加以封存掌管。等到经过数年，文籍大备之后，才可以振作官员职守，兴复治理和教化。希望选任几名高级官员，任用广泛通晓治国体制的人，参照古今礼典和各种令式，并结合三司所接收的金谷、器械等簿帐，详细制定各州供送二十四司载籍的格式。这样，尚书省就能完备地收藏天下各种事务、物产和数目的籍册，正如秘阁收藏图书、太学收藏经典、三馆收藏史传一样，这些都是它的职掌。太宗看了奏章，认为很好，下诏令尚书丞郎及五品以上官员集议。吏部尚书宋琪等上奏说：“君王设置六官，是掌握天地四时运行的权柄，是百官的根本，也是典章教化的发端。希望交给崇文院考察六曹所掌的图籍，查明从哪一年起不再隶属于都省，详细考察其废置的开始，究明其损益的根源，以期恢复旧制。”不久，这项议论也被搁置了。

译太宗时下诏征求直言，著作郎罗处约应诏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今年春天的诏书，责备谏官空占官位而从未议论政事；即使九寺、三监的官员，也都可以充分陈述直言。陛下谨慎恭敬、劳心劳神，振奋精神寻求治理，努力实行王道，坐而使天下达到太平。圣人顺应天道而不违背，德泽施于百姓而前所未有，因此散布阴阳玄黄的和气，感动万物而出现吉祥征兆；可是陛下仍不夸耀功业已经成就，屡屡寻求臣下进谏和替补过失，这确实是唐尧、虞舜的用心。臣这些日子以来，在上朝之余，有时在卿士之中参与听闻关于时政的言论，他们都说：圣上认为三司之中掌管国家财政，簿书既多，条目确实繁杂，应当寻求尽善尽美的办法，希望符合斟酌适中的原则。臣私下听说，三省上言，想设置十二名判官，兼管三司职务，贵在各自主管本部门，真正把握中正之道。臣认为三司制度不是古制。大概唐朝中叶以后，兵乱接连不断，河朔地区不服王命，军队尚未停止，所以赋税、专卖等收入，便从尚书省分出三司来总管。但是国家所需的费用，是朝廷的紧急事务，所以三司属官受到的倚重尤其深；有时提高他们的职位来安置，有时优厚他们的俸禄来宠信；勉强从事的人，只图因循苟且，尽心竭力为国办事的人，却有时因为细小嫌隙而受到主使。因循苟且，就不能补益国家；计较细小嫌隙，就不能适应时势。有些见识浅近的人，专门从财政事务中挑错取巧；有深刻见识的人，却把事情办得过多，作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手段。弊病相沿已久。如今如果采用设置十二名判官的说法，也算是从权宜出发、挽救弊病的一种办法。然而圣朝的政事已经达到太平境地，应当寻求考察古制的规章，把它作为传给后世的法则。臣曾读《说命》，认为做事如果不以古人为师，就不是傅说所听闻的道理。又《尚书·尧典》《舜典》都说‘考察古代帝尧’‘考察古代帝舜’，都是说顺着考察古道而达到治理太平。依臣所见，不如恢复尚书都省的旧制。尚书丞郎、正郎、员外郎、主事、令史等属官，请依照《六典》的旧仪，把如今三司所掌管的钱币、粮食、丝帛、专卖、支度等事务，均分归二十四司。这样各司都有专门主管的事务，就可以责成它们办成各项工作。如今金部、仓部怎么能够知道仓储府库的盈亏？司田、司川谁能知道屯田、徭役和河渠工程的远近？有名无实，积久便成为常态。况且这是恢复都省旧有职掌的事情，下臣尚且都认为可行，何况陛下聪明睿智呢？但是议论的人认为，这种制度废弃已久，很难改更。如果由皇帝亲自决断，下达给宰相府，都省制度的旧典仍然存在；上面下令，下面服从，谁说不可以呢？” 大概人与人相处，可以让他们习惯常规，却很难让他们适应变化；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很难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端，《周易》中就有这样的说法。天地发生变革，四时才得以形成；这是说能够改变命令、创立制度。等到小人只喜欢享受成功时，就会改变面貌来顺从上意。何况三司这个名称兴起于近代，那些堆满案头、塞满几案的文籍，又哪里真的能够查阅呢？如果再在三司之中分设更多属官，就更加失去制度的根本了。如今三司的勾院，就是尚书省的比部，尤其是负责勾稽复核的部门，全面掌握内外经费。陛下如果想恢复旧制，制度全都在那里。至于九寺三监，大多成为冗长闲散的部门，虽然有官员，却不能履行职务。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在天下太平之时，建立可以长久垂示后世的制度，不必再烦劳另派使臣、另设官署。这样名分端正，说话就顺当；言语顺当，事情就能办成。裁省冗员，就能减少经费。所以《尚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员只用百人；夏、商官员增加一倍，也仍然能够治理。’希望陛下效法天地简易的教化，建立《洪范》所说的大中之道，这样便可以使国运延续亿万年，垂衣拱手而天下安定了。当时，皇子益王元杰改封为吴王，任扬州、润州大都督府长史，兼领淮南、镇江两军节制。张洎应当起草制书，于是上疏议论说：“臣谨按前代史籍，皇子封王，以郡为国，设置傅、相以及内史、中尉等官，辅佐国王治理国政。自汉、魏以来，所封的诸王如果不赴国就藩，朝廷便命卿大夫到该郡治理，称为内史行郡事。东晋永和、太元年间，有琅邪王、会稽王、临川王，所以谢灵运、王羲之等人曾任会稽、临川内史，就是这个制度。唐朝统一天下后，以扬、益、路、幽、荆五郡为大都督府，设置长史、司马作为上佐，这就是前代内史一类的官职。大都督这个名号，非亲王不能担任。扬、益等郡有时由亲王遥领，朝廷命大臣到郡治理的，便都称为长史、副大使、知节度事。臣请以往代事例加以验证：段文昌出镇扬州，官衔称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载义镇守幽州，官衔称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幽州大都督长史，这就是先例。如今益王以扬、润二郡建社立国，成为吴国王，又已经正式领受节度使之职，怎么可以反而加授长史名号？这样便成了国王自己担任上佐了。” 如果朝廷暂且只以长史之职作为加衔，而内里又没有“副大使、知节度使”的名目，那么将来假如另行任命守将来治理本郡，就不知道应当用什么名目授官了。臣在起草制书的当晚就想上奏陈述，只是担心奏报往返会妨碍第二天宣降诏命。此事关系国家体制，况且吴王还没有接受恩命，尚且可以改正，恳请交付中书门下商议施行。” 权摄御史中丞王化基进献《澄清略》，说当时政事有五项：第一，恢复尚书省。他说：“国家建立制度，行动一定要效法天道。尚书省上应玄象，下临紫微垣，所以六卿相当于喉舌之官，郎吏对应星辰之位；这些确实是文德显著的根本，旧例也记载得很清楚。如今尚书省的名称和实际职掌并不相称。三司使的名额是近代权宜设置的制度，判官、推官、勾院、开拆、磨勘、凭由、理欠、孔目、勾押、前后行等，都是州郡吏局的名称。请废除三司，只归于尚书省，设置六尚书分别掌管其事务。废除判官、推官，设置郎官分别掌管二十四司及左右司的事务，每人掌管一司。废除孔目、勾押、前后行，改设都事、主事、令史。废除勾院、开拆、磨勘、凭由、理欠等司，归并到比部及左右司。这样事务会更加精细周详，也可以完全去掉州郡吏局的名称。六卿有空缺时，就选用品级相近而有才望的人暂代。郎官有空缺时，则从两省三院中选取有才干、有清望的人，依资历授任。二十四司的事务，如果繁简不同，希望下令本省官属斟酌其类别，均衡办理。”

译第二，慎重考察举荐。他说：“朝廷连年下诏，按类别访求人才，但只听说依例可以举荐官员，却没有见到选择举荐人的办法。希望从今以后，先责令有声望的朝官，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对被举荐来的官员登记造册，并记载举荐人的姓名。名册中所举的官员如果确实廉洁能干，就特别表彰举荐人；如果所举之人贪婪侵夺、败坏政事，就让举荐人连坐。陛下自登上宝位至今十年，已经七次选拔官员，得到的人才很多。然而下层官员和远方官员仍不免有被埋没滞留的，希望命采访司及州郡长吏察访廉能之士，上报朝廷并登记，以等待任用，这样下层便不会遗漏人才了。”第三，惩治贪吏。他说：“贪吏对于百姓，损害极大。他们曲解法律、滥用刑罚，徇私枉法、肆意虐害，使百姓所受的祸害比树木遭受虫蛀还严重。如果任用不合适的人却不依法惩处，即使是伯夷、叔齐、颜回、闵子骞这样的贤人，也不能显露出来。人的本性如同器皿中的水，方圆并不固定，只看使用它的人怎样。希望命各路转运使、副使兼任采访之职，责成他们察看州、府、军、监长吏的得失。等到他们澄清所属区域后，便破格提拔，置于侍从之列；这样既贵在周知事物情理，能够充任顾问，也足以作为对外任官员的劝勉。”第四，裁减冗官。他说：“古人设置官职，起初并不要求一一完备，只求得到合适的人。” 国家的疆域虽然超过前代，但分设的众多官员实际上已经是通常数目的两倍，原意似乎是要把天下的利益全部掌握起来，结果百姓和物产反而更加凋敝。二十年前，江淮各郡中，扬州、楚州最处于交通要冲，事务丰多，土地广大，百姓繁盛，但只设置一名知州，统领州中政务，其余通判、判官、推官以及州官等，都分别掌管税务、仓库。当时事务没有不集中办理的，而且诉讼也少。后来十年间，臣任扬州知州时，朝廷增置监临使臣等职，人数实际上超过了本州原有官员。各州冗员像这样的并非一处。如今把朝官、各类使臣以及县令、主簿、县尉等，不论高低相抵计算，每人每月耗费不下万钱。按一千人计算，每年便要用十多万；人数再增加一千人，费用还要超过两倍。假如全是廉吏，也只是徒然耗费公帑；如果其中夹杂贪婪之人，那么从百姓那里搜取的财物又会增加一倍。希望委托各路转运使、副使与知州共同商议裁减。至于县令、主簿、县尉等官，过去本来就多未全部设置，能够兼任的便让其兼任，这样冗官就可以裁汰了。第五，选择远方官员。他说：获罪的人，大多不是善良之辈，贪婪、残暴、凶恶，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如果授予他们到远方牧养百姓的官职，他们有的倚仗路远而继续作恶、肆意施毒，小民遭受祸害，最终也无法上诉，这实在不是安抚远方百姓的本意。” 如果从今以后，西川、广南的长吏不任用获罪之人，那么远方百姓就能受到恩惠了。奏书上达后，太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真宗咸平二年，依照旧例举行入阁之事，孙何按次序应当任待制，于是进献防备之策说：“六卿分掌职事，是国家的大权。有吏部辨察考核政绩并培养人才，有兵部选阅车马军队并整治军备，有户部核正版籍图册并增加财货，有刑部谨守法纪并诛除暴强，有礼部祭祀神祇并选拔贤能俊才，有工部修缮宫室并整治堤防。六种职掌都得到施行，天下的事务便完备了。所以周代的会府、汉代的尚书省，都是建立各项政务根本、提挈百司纲纪的机构。令、仆统率属官，丞、郎分别掌管各行，二十四司如群星拱卫。郎中、员外郎分别判理本曹事务，主事、令史承办具体事务。四海九州如此广大，犹如网系在纲上。唐朝盛世时，也没有听说另行分割财利权限、创设使职名额来供给军需。到了玄宗奢侈之心已经萌发，征发日益广泛，租调不能充足，于是萧景、杨钊开始以地官身份判理度支，宇文融担任租调地税使，开始打开聚敛财利的口子，构成祸乱的阶梯。到了肃宗、代宗时期，有司的职掌几乎全部废弃，而聚敛财利的臣子在其中挥臂争逐。于是叛乱接连不断，经费不足，迫于军务期限，关系国家财政，只好为挽救当时的急务，大多采用权宜办法加以裁处。” 五代时期短暂而仓促，竟没有人思考这些问题。如今国家连续经历三位圣主，兵器没有用于战争，太平事业的传承和制度的建立，正在这个时候。应当把三部使的名额归还六卿，慎重选择一名户部尚书，专门掌管盐铁使的事务，让金部郎中、员外郎分掌裁判。又选择本行侍郎二人，分别掌管度支、户部使的事务，各由本曹郎中、员外郎分别判理。这样三使以及判官虽然裁省了，职事却仍然没有减少。仍命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总管账目，分别稽核过失，职责和规程各有常法。制度确定后，进身任职的人没有搜刮聚敛的忧虑，退居闲职的人也有精通事务的名声。周代官制、唐代制度就可以恢复了。这件事并不困难，只在于陛下实行罢了。” 咸平四年，左司谏杨亿上奏说：“臣位列朝官，按次序应当转对，冒昧倾吐浅陋见解，向上冒犯圣听。退下后反省自己的狂妄愚昧，更增加了恐惧战栗。臣私下认为，朝廷所重视的，首先是爵位班次；君主治理人民所看重的，最急切的是名器。因此，笾豆之事各有专门主管，樽俎之间彼此不相逾越。思想不超出自己的职位，君子称赞其能守职；而一切必须正名。先王正是凭此治理国家。恭敬地想，国家能够遵循旧制，同时设置群司，公卿大夫，表明身份的官职都已设置；台、省、监、寺，各部门也都陈列齐备。然而只是有名无实，没有履行职掌。比如尚书省各司，本应效法文昌星官，是治理政务的根本，政令法典都从这里发出，条目一一具备，本来可以据此施行。如今尚存的，只是吏部铨选拟定官员，刑部详加复核。其余租税、徭役、盐铁事务，由另外的使职总领；军籍、符籍，又不是本司负责校定。职守虽在，有时事务却被分割；纲领虽存，有时政令却不是从本司发出。丞辖之名徒然设置，却没有可以纠察的违失；宰相之职虽然尊重，却没有可以亲自掌管的事务。周代的六官，于是废弃了。况且寺、监本来各有掌执，台阁也都明载规程，明确的轨制仪法，分布在各项法令之中。”

译从前汉朝实行旧例，宣帝凭此实现中兴。鲁国修建长府，闵子骞讥讽其改建。臣认为，国家担心任命拟授不合适，所以设置审官院；担心议定刑狱有时失当，所以设置审刑院；担心诏令有时失误，所以设置封驳局。臣认为，问题在于纲纪法网没有得到施行，不在于琴瑟等制度需要重新更张。如果辨别官员才干的事务归于宰相府，那么审官院就可以废除；如果详审刑罚案件归于司寇，那么审刑院就可以撤去；如果诏命的出纳归给事中负责，那么封驳局就可以罢免。至于尚书二十四司，各自发扬职掌；寺、监、台、阁，都恢复旧制。按照《六典》的制度，振兴百司废弛的职掌，只在我们自己，难道有什么困难吗？这样一来，朝廷会更加尊崇，殿堂阶陛的等级会更加严峻，典章旧制会更加得到施行，官员品流会更加清正。君主安坐而天下得到治理，正是由此而来。臣又想到，唐虞时期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夏、商时官员增加一倍；秦、汉更加繁多。到了唐代，各项典章制度都在。从三公这样的最高贵官职，到九品这样的最低微官职，都写入法令，均有规定的员额。” 传记说：“官职不一定要全部配齐，只求任用合适的人。” 有空缺就可以了。如果在正式员额之外增置官员，任用又不是有才之人，所以才有“灶下羊头”这样的讥嘲，也有“斗量车载”这样的歌谣流传。国家体制所优先考虑的事情，尤其必须慎重。臣私下查看官员簿册，员外郎有二百多人，郎中也有一百多人。除此之外，太常、国子博士、殿中丞、中舍、洗马，都不下数百人。他们大多参加常朝，全部列入引籍，却不知道自己应守什么职掌，许多人又凭恩泽逐级升迁。臣私下想到，从前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郎官，认为郎官上应列宿，甚至可以轮值建礼门，伏侍明光殿，口含香、手执兰，仪态从容地侍奉君主。臣又曾读唐朝旧事，更加知道省郎的尊贵。三院御史任期届满、希望迁调的人，大多弯下脖子盼望进入尚书省，因此声名显著；有的依次补任中书舍人，有的直接授为给事中、谏官，即使出任大郡刺史，仍被认为是降职。如今这类官员竟成百上十人一群，恐怕不是“为官择人”的制度。臣请求依照唐制，凡九品以上官员，都确定员额。臣又想到，从前秦朝开设郡县、设置郡守，汉朝把天下分为十三部，任命刺史统领。后来沿袭郡制改为州制，以太守为刺史。到了唐朝，也曾有所变更，但过了不到几年，又恢复旧制。” 如今国家常常任命尚书省官员出任知州，又设置通判作为副职，这只是权宜制度，怎么可以作为长久遵行的准则呢？臣请求各州都设置刺史，按照户口多少制定俸禄，分为下、中、上、紧、望、雄等等级；品秩大体依照旧章，与常参官比较其阶资和出入，经历任用。省去通判这一名目，只设置从事官，建立廉察之府，统一按察和治理舆地图籍，分别处置政务。从前兴国初年，诏令废除支郡，是一时的措施；十国相联，周代的法制正在于此；一道设置使职，唐代制度也可考寻。至于号令的施行、风俗教化的推行，应先到府，府到州，州到县，县到乡里，由上而下、由近及远，就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提起纲绳众目就张开，振起衣领群毛就理顺。由此说来，支郡不应废除，是很明显的。臣请求恢复设置支郡，隶属于大府，按照地理远近加以划分，如同漕运系统那样统一统辖，名分有序，官员职事自然可以施行。臣又看到唐制，内外官除俸钱之外，还有禄米、职田，并供应防阁、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等人，按照官品差别确定人数，每年收取他们的课役，用来资助官员家庭。” 本司又有公廨田和食本钱，用来供给办公费用。自唐末战乱以来，国家用度不足，百官俸钱都减去一半，其余另外的给付一概暂时停止。如今群官在半

译俸之中，已经又被扣除除陌钱；而半俸中有三分之二用其他物品发给，拿到市场上出售，十份才得到一两份钱，连糊口都不够，哪里还能说是足以代替耕作呢？从前西汉张敞、萧望之上言，认为仓廪充实才懂得礼节，衣食节俭而充足才懂得荣辱。如今官吏俸禄不足，常常有忧虑父母妻儿的心情，即使想做廉吏，形势也不允许。于是宣帝下诏说：“官吏都勤勉办事而俸禄微薄，却希望他们不侵夺百姓，实在困难。”于是增加官吏俸禄，并写入策书。臣私下看到如今结发入朝、竭尽力量任职的人，他们的俸禄，不能使九个人吃饱，还不如周代的上等农夫；他们的禄米，也从未达到百石的收入，还不如汉代的小吏。至于左右仆射，是百官的师长，职位没有比他们更尊崇的了，但每月俸禄收入还不如军中千夫长，实在令人惊骇。这难道是圣朝考察古制的本意吗？臣请求今后百官的俸禄及杂给，都依照旧制，既然使他们的正常收入丰厚，就可以要求他们守职尽责，并限制官员数量；这样按理应当比旧日费用减少，冗员的供养全部停止，官场自然会清明。” 臣又想到唐虞的制度：凡列入品级的官员，都设置资历考核，考察其政绩优劣，交由有关部门办理；有的逐级升迁，有的越级补授。本朝多因郊祀而普遍施恩庆贺，因而逐渐升迁，考功部门的黜陟却不施行，士人流品的清浊也无法辨别。陛下深深察知其中弊端，暂且致力于革新。昨日举行禋燔祭祀，只是普遍加授阶爵，虽然纠正了过去的过失，却没有振兴旧有规制。臣请求依照旧制，内外官员分别规定考核期限，重新命令考功部门履行职务，每年设置考核使者进行考察，以显示完全公正；资历、品秩的改迁，奖赏、惩罚和劝勉，都一概遵循典故，以振兴被埋没的人员。臣又想到，从前成周的制度中，公、侯、伯、子、男都分封土地建立国家，大夫、卿士都接受田地而不征税。西汉以来，采用秦朝按军功授爵的制度，只有列侯可以开国受封，有的食邑超过一万户；至于关内侯，有的食邑不过数百家。从此因循沿袭直到唐朝，所谓食邑大多只是虚设；说到实封，才有每年不同的收入。到了本朝，连实封也没有供给。至于授官拜爵时，名义上的户数尚且不变，徒有食采的称号，实在如同画饼一样荒诞。臣请求依照元和年间所规定的实封条文发给俸禄，削除虚假的封邑，只实行实食，以此尊宠功臣。” 臣又想到，国家每逢举行盛大祭祀，就广施大庆，叙封、追赠没有遵守常规，甚至太医这样微小的官职、历官这样卑贱的身份，也大多承受恩泽，甚至得到封爵。恩典虽然出于非同寻常的优待，事情却不合乎经制。臣又认为，勋官、散官的设置，名目和品级实在太多；律文把勋官列为二官，已经删定。按照旧例，散官加至五品，必须上报皇帝。如今朝散、银青仍与命服有关，护军、柱国全是虚名。臣请求从今以后，常参官的勋官、散官都达到五品的，允许封赠官阶；勋官都达到三品的，允许建立防。每逢皇恩庆泽，命有关部门依照格式施行。这样既能彰明礼秩，也能确立名品的区别。臣又认为，五等爵位施行于当今，虽然有开国受封的名义，却从来没有分封土地的实际。苴茅建社固然不能立即实行，但延及子孙，也足以从旧典中得到证明。臣请求内外官员封至伯、子、男爵的，允许荫及一子；封至公、侯爵的，允许荫及一孙；另封国公的，允许嫡子、嫡孙中一人承袭封爵。并命有关部门考察寻求前代制度，希望本朝不再有徒具虚名的恩宠，臣下也知道延续赏赐的恩德。臣又认为，今天加授功臣称号的做法，始于唐德宗驾幸奉天时，随驾将士都加授“奉天定难功臣”的称号；这是因一时赏典而形成万世通行的规制。”

译近代已有将相大臣的官衔加到十多个字的，这尤其没有经典依据，不能遵行，应当删去，以彰明法度。从前讲求典章礼制，晋国因此澄清考核名实；汉朝被称为善治之时，正值教化广泛施行、旧有章法都得到整饬之际。希望看到太平盛世，正在今日。臣的学术一向浅薄，文理也未明白，冒昧陈述狂妄之言，以此答塞圣明诏令；臣罪过深重，惶惧不安，来不及安处，冒犯天听。臣不胜反省、战栗、汗颜、激切和惶恐至极之情。大中祥符四年，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张知白上奏说：“臣私下阅览典籍，看到唐尧、虞舜的制度：设置四岳、十二牧，使百工都能诚信地治理职事，使百揆按时得到整治。又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无能者，升用贤明有功者。’汉史记载，汉宣帝是声名盛大的君主，赞美他任用人才、责成官吏，知道王道的根本，常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吧！’这句话流传下来而不朽，后世之人谁有不称颂的呢！国家承受上天的命命，光大开启宏伟基业，顺应并考察古代正道，增厚崇高的福庆根基。陛下初亲政时，心中念念不忘爱护百姓，光明地彰显圣明法范，垂示为政的常道，授予守臣，使他们治理百姓。这确实继承了唐尧、虞舜的盛美，在历代帝王中称得上首屈一指。过去唐代李峤常说：‘安定百姓的方法，必须选择郡守。’臣私下看到朝廷重视内官，轻视外任；每次任命州牧郡守，官员都躲避任命而上诉。近来派遣出任外职的，多是被贬谪、累犯之人，风俗不能澄清，实在是由于这个缘故。希望从台阁官员中精心选拔贤良，分别掌管大州，共同使各项政绩得到安定。臣请求停止任用近侍，率先让众官实行。凤阁侍郎韦嗣立于是请求实行，朝廷便让他以本官出任州郡长官。” 臣恭敬地看到江浙各州郡，正急切地选择人才；如果有职位空缺，就让人去承当缺额。臣虽不才，愿意继承前人的修业。况且唐代距今并不遥远，州郡任职的旧例仍然存在；倘若认为这样合宜，乞请举荐并实行。” 真宗时，右正言夏竦上奏防务时说：“臣听说古代爵位有五等，分割土地予以封授，各自任命陪臣，都想着使他们治理好封国。秦灭六国，把天下分为郡县，百代沿袭不改，于是废除了古代制度。天下的治理归于州县，州县的治理归于众官。历代以来，选择这些官员都是难事。于是设置吏部的官署，建立铨选官员的品秩，但鉴别裁量各不相同，处置办法也各有差异。若不是有毛玠崇尚苦节，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山涛具有识见度量，任恺忠诚正直，王泰善于接待，辛术正直明察，高孝恭有鉴识文才之能，裴行俭博学多识，要使人才没有遗漏，授予和罢免都恰当，即使全部诚心竭力，仍然恐怕做不到。唐代制度中，入仕门路很多，选调之间转而变得繁杂。格式既然冗长，货贿也日益增多，九流官员于是失去澄清，官员次序很快就衰败了。国家承受上天所成就的命运，治理百姓，分别任命众官，共同治理天下。铨衡之地，是朝廷的紧急事务。长期固定的选官格式、选集的期限、考课的规定，各有条理。无奈审查、核定和注拟，出入有许多途径；请求托付的贿赂，交错往来如云。令史的门前，衣冠之人像集市一样。贪婪的人反而优先于正常调选，廉洁的官吏在选官门前愤懑不平。有才能的人还苦于必须循资按年资升迁，庸碌之才却安于长期积次。以至于州府属官、县府佐吏中，颇有废弃政事、空占官位的人。一个吏员失误循理，千百姓便失去安身之所。这大概是因为吏部不能勤勉谨慎地选择人才，众多士人也没有尽力精心求取；让无能者乘车居位会带来灾祸，像鹈鹕居巢一样遭人讥诮。疏通百姓、救济万物，确实在于这样的人。实在应当委任贤明之人负责铨选，专门办理选官，同时考察以往制度，择善而从。但是，人数少则题名定品容易；贿赂不能通行，则升转迁调也容易公正办理。如果能力不够，就压置在散官之地；如果有上等才干，就越级提拔。不要让恩惠出自私门，不要让权力归于吏手，这样精良和粗劣就可以分别，劳苦和安逸也可以各有分辨。只要众官都怀有勤勉努力之心，那么天下万国就会有太平安治的景象。”夏竦又上奏防务说：“设置官署、任用吏员，是为了寻求人才、审察能力，使官职次序得到整治，百姓确实得到治理。古代广泛寻求杰出人才，周代制度辨论人才和能力，六国以游说之士授官，秦国则凭借农战功劳入仕。汉代有举孝廉、有道之士的制度，有方正、秀茂等科目，有上计制度和任子法令。魏晋以来，取士门路很多，制度繁杂如云，做官的道路更加混乱。唐代革除隋朝制度，因而损益旧有礼仪，设置勋品九等，从各种录事以及各省令史开始，称为流外。由此府吏、狱掾都垂带拖绅，器度声名顿时丧失；官府日渐衰败，没有人能够统一管理。国家创建制度时，还大体沿用唐制；各部门的技艺人员，都收入选官范围，设置守当之名、勒留之号，归入有关司署而出任职事，名目颇为繁多。一个人一旦被任命为亲民之官，往往大多违背治理的情形；若要补救其中的私弊，也还是有办法的。按照旧有成规，府寺中的吏员、掌管书写和计算的工役，因循年资久次，却不懂文章学问。等到他们参与常规官职，怎能知道政事要领？可以下令重新告诫所属司署，各自限定通晓经学、参加选集的期限，酌量增加考试难度。稍微知道前人的言论和往行，就一定懂得乐于行善、趋向正道。不仅能使文德光明、庆典兴盛，百姓也会因此受到恩赐。愿陛下察看臣狂妄浅陋的意见，以适合时宜。夏竦又上奏防务说：如今的州牧郡守，相当于古代的诸侯，权力涉及生杀，祭祀有社稷之礼。他们在位，王朝恩泽就能向下流布，天时不会造成灾害，众官各自遵守职责次序，士农工商四民也不会改换自己的产业。他们的职务废弛，旱灾和蝗灾就会肆意作乱，创伤和疮痍遍布田野。政令出自吏胥，狱案成于贿赂。所以国家的股肱，没有什么比任用州牧更重要。汉宣帝曾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吧？’国家的制度尊重州牧，在此职位上彰显忠诚、成就贤良，正是最为盛大之处。然而求贤审官，有时还不能完全统一，颇有凭借因缘和年资久次，出任持符节的州郡长官；又有结托权贵，于是获得统辖藩镇的职务。有的人因严酷刑罚而得到任用，有的人因宴饮供帐而成名。因此奉行法令各不相同，施政也有差别。强硬的人失之于过猛，宽厚的人失之于放纵，谨慎的人失之于凝滞，果敢的人失之于仓促，和易的人弊病在结党，狠厉的人弊病在暴戾。有的人贪婪却有才能，有的人廉洁却没有才干；有的人明白法令，却不善于教化养育，有的人喜欢施行慈惠，却疏于防备戒察。即使人才不求样样完备，也很难做到恰到好处；但任官只应选贤，当然更应谨慎选择。这样说来，罪过没有比贪婪暴虐更大的，愚昧没有比昏暗懦弱更严重的。除去这些弊病以外，其他过失还可以追究改正。伏愿陛下委托台司，议定并更新制度，明定考课法令，加强刺举官员的权力。如果不是学术广博通达、熟悉政务的人，不得任命授职。仍然每年诏令尚书省上报官员考课的优劣，明确显示赏罚。如果治理有成效，就立即在本郡升爵。但只要善于教化而不改变，何必一定三年就替换？不要使百姓因迎送官员而疲敝，也不要使官府因频繁更换官员而疲敝。只愿陛下顾念此事。要发扬守文之业、增厚太平之根基，如果不是依靠这样的人，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译仁宗景祐四年，苏舜钦上奏防务说：“臣听说，国之寺监，是九卿及其佐官办理政务的机构；尚书省各曹，都是尚书所掌管的职任。近来朝廷多派京朝官，有的又以员外官专门判理事务，按道理并不顺当。况且远方一州一郡，只有使相以及仆射以上的官员，才可以称为判；难道京朝小官反而可以判理省寺这样的重地吗？臣想乞请今后不是本官所任者，只称‘权’及‘勾当’，不令其专判，这样或许符合前代规制。” 庆历元年，吏部尚书夏竦议论职官制度时说：“臣听说，官位必须名称端正，职务只应由相称的器能之人担任。考察古代正道，职官都应名实相称。从颛顼氏设置火正，到龙官、鸟官等名称的设立，官司便有所存，各自供奉王事。尧任命羲氏、和氏，分别掌管四时；舜登上帝位，官名各有次序。司空用来居处并总领百揆，司徒用来推行五品之教，士掌管刑法，虞掌管山泽上下之事，秩宗主持三礼，典乐调和八音，垂主持工事，龙官诚信地执行我的命令。夏、商两代增加官名，很少见到五官长分别治理四方，六卿都主持军事。官命由左相陈奏，百官听命于冢宰。周公旦登临王位，法度章程明备。太宰授予治理之法，地官负责教化，宗伯主持礼仪，司马施行政令，秋官主管刑典，冬官掌管考工之职。所有官司，都有端正的服饰和职位。春秋时期各国，陪臣也有命秩；秦国崇尚首功，商鞅建立爵制，秦始皇夸耀其功，多设官名。汉高祖以来沿袭因循，终于形成典故。至于汉代官制，以俸禄确定名称，百石以上分为十六等，有正有比，官序颇为整齐。魏文帝窃取汉制，于是设置九品。拓跋氏扰乱中原，于是划分正从阶级。” 梁代设置以军事为名号的官职，隋代扩大殿中诸职。其间南北分裂，羌人作乱，战争接连不断，礼乐失去法度，官制逐渐衰败，职掌也很快丧失。唐朝建立后，创设与沿袭并行；到唐末，官号越来越杂乱，对将帅多采取姑息办法，增授许多使职。五代因循旧制，官员次序彼此冲突。国家革除前代弊病，考察旧有事实，斟酌损益而加以改革，当时认为已经适中。但是，百官承办事务，其中仍有值得怀疑的地方。设置官署、划分职务，职务与官名不相同；根据才能授予爵位，爵位又与才能不相称。有的人隶属大理寺，却反而掌管太仓的粮食；有的人挂着东宫官职，却主管关市的征税。有的人被称为博士，却不通晓章句之学；号称著作郎，却不知道修订文字的工作。有的人终年掌管礼仪，却从未听说过因时损益的议论；多年执掌法律，却哪里有弹劾官员的奏议？有的人明白科条律令，却不能进入审理狱讼的机构；有的人长于规谏刺举，却难以跻身谏诤官列。有的人明于法令而不善教化，有的人喜好慈惠而疏于防禁。即使有人任职多年，也未必所任就是其所长；有的人以资历升位，超过了他的才干；有的人因任职日久而升迁，所任却未必是其所长。人人都把官职看成请求俸禄的工具，把职位看成称呼的名号，名实相违，不能作为法则。古语说：‘一定要端正名分。’《礼》说：‘各自掌管自己的机构。’ 《传》说：‘只有器物和名位，不能够假借给别人。’ 又说：‘一旦有一天失去职守，死亡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孔子赞美虞人能够守住官职，仲康却治罪于离开职次的羲和。大概官职不能改变其所掌的方向，职守不能把器物假借给人；应当施展才能而就列位，臣下不可徒有虚名。沐猴不是适合戴冠的东西，方榫也不是适合圆孔的榫头，装箭的函与制箭的职业不同，厨师和祭祀祝官的职责也有区别。” 《传》说：‘那个人在位，政事就能兴举；那个人不在，政事就会停息。’ 又说：‘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员邪曲。任用官员的方法，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实在应当考察尧、舜的事迹，实行夏、商、周三代的法度，端正官署，辨明职掌，使上下各级官位不发生僭越错置。有什么样的才能技艺，就授予什么样的官职；是什么职务、什么职位，就把相应的事务交给他。职位不凭资历，只看其人；升迁不论任职长短，只看其才能。寺人可以给以优厚俸禄，却不可以授予显要权力；降服的俘虏可以给予丰厚赏赐，却不可以授予华贵资品。如果是守护府库、仓庾财物，主管监榷督责事务的机构，可以另行制定官号，授给他们典守。这样可以兴隆皇宋的礼法，光大守文之功业。”

译《传》说：‘名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 《周官》说：‘用礼仪辨别等级，人们就不会逾越。’大概任用官员只看贤能，不能不加选择；名分用来使人取得信实，不能不端正。选得贤能，职务就能办好；职务办好，政事就能成功。端正名分，事务就能顺利；事务顺利，礼制就能完备。礼乐制度，要从官制开始。惟愿陛下采纳臣狂妄浅陋的意见，宽赦臣万死之罪，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三年二月，知制诰田况上奏防务说：“臣听说唐代中书、门下两省，从谏议大夫到拾遗、补阙，共有二十人。每当宰相奏事，谏官便随同入内，有所缺失就立即规劝匡正。他们其实都是中书、门下的属官。如今谏议大夫已经没有实际职掌，从司谏、正言到知谏院，都违背了原本补阙拾遗的职责，然而朝廷却按照大夫的职任来要求他们进言。他们所处的地位不能亲近朝廷，官位次序也不端正；在朝廷中与众人一同进退，不能用来彰显其身份、区别其职分。如今管理钱粮仓库的闲散官吏尚且能够参加内朝，难道谏诤之臣反而不能每天入朝参见吗？臣以前任谏院官时，每听到一件事，都要到各处采集询问，等到列举论奏，往往已经错过时机。如今如果让谏官能够参加内朝事务，加上王素、欧阳脩、蔡襄都以其他官职知谏院，处在两省的职任上，却不能参加两省的班列，从体制上说很不便利。想乞请今后都令他们列入两省班次，这样贵在使名分和体制相称，也符合陛下选求人才的本意。” 知谏院欧阳脩论述举荐馆阁职务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近来颁降诏书，条列规定馆阁的职事，从中可以看出陛下慎重对待名位和器用，逐渐振举纲纪。然而积弊的根源由来已久，侥幸取进的途径不止一端。如今正值澄清改革的开始，仍有一些最严重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臣私下看到，近年来外任的发运使、转运使、大藩知州等官员，多数都授予馆阁职名，不选择人才，也不考察文学，只依照惯例把它作为恩典。朝廷的本意，是因为这些人担任重要而繁剧的职务，想借这个清要职名来提高其身份。然而授予的人既然太多，就不免泛滥；本来想借此重视重要人物，反而使这个职名变得轻贱。近来馆阁之中，大半是膏粱子弟，有才干的臣僚和能办事的官吏都以与他们并列为羞，也有人得到馆职反以为耻。假授馆职既不足以提高身份，得到它的人又不足以感到荣耀，授受之间只是造成双方都受损失。臣想乞请今后担任发运使、转运使、知州等职务的人，不再按照惯例授予馆职；如果确实有才干，朝廷一定要提高其职任，就应当升授美官，优厚其秩禄。况且设置官职的方法，本来贵在根据才能量授，随着器能而升擢，难道一定要都经过儒馆之职才认为荣耀吗？” 臣私下看到，近年来风俗浇薄，士子奔走竞争的很多，甚至有人偷窃他人的文章，干谒权贵，以求得到荐举。像丘良孙这样的人，还有人广泛耗费资财，多写文册，所学所作又不是特别出众，却只顾着向权势之家求取，日夜奔走，没有一处不到。像林槩这样的人，这两人都是两制臣僚，却上奏请求召试。丘良孙近来虽然已经押出，但林槩已经有了召试的指挥。过去本来没有明确规定两省以上官员可以举荐馆职，尚且有这样奔走求进的人；如今如果明文允许荐举人才，那么以后被荐举的人将会无数。臣想请在近来颁降的诏书中关于两省举荐馆职的一条，增入这样的规定：遇到馆阁有职位空缺时，由朝廷先选择举主，然后才可以荐举人才。仍乞另行确定馆阁应当保留的员额数量，以革除冗滥。一、臣私下看到，最近颁下的诏书不允许权贵上奏让子弟因荫补进入馆阁。这大概是因为近年贵族人家的子弟滥居馆阁者太多，如吕公绰、钱延年之类，尤其荒唐泛滥，所以制定这项新规来革除最严重的弊病。臣认为，今后既然不让富贵人家的子弟滥居清贵官职，那么过去已经在馆阁中的人，即使不能全部淘汰，也应当裁减损抑。臣请求，凡贵族人家子弟中现任馆阁者，如果没有为众人所知的学业和文才，就不得因任职年久而迁补龙图阁、昭文馆以及待制、修撰之类的职名，希望这样能使侍从清贵的班列不至于冗滥。” 欧阳修又请求设置各路按察使，上奏说：“臣自从起初忝任谏官，在第一次上殿时，曾经进言说，如今民力凋残，公私困急，全都由于官吏冗滥者太多，请求朝廷选派按察使，纠举年老、患病、贪污、无才这四类人员，一并澄清淘汰；并且详细呈上按察的法令条目。臣的意见，本来想让使者四处出巡，使天下人惊惧地知道朝廷有奖善罚恶的意图，然后按照条文核实实际情况，恶劣者黜退，善良者升用，中等才干的人也都受到警戒激励。臣所说的这些，正是为了救济百姓的急难，澄清改革四十年来积累的弊病。如果不是遇到圣明君主锐意求治的时代，上下共同竭力实行，是做不到的。无奈议论此事的人害怕做事，只乐于因循，只命各路转运使兼任按察职务，不久又两次具奏论列，但议案被搁置而没有实行，按察遂成空文，最终废止不用，百姓的弊病日益严重，实在可悲。”又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圣德日新，忧心各项政务，近来亲自下诏督促勉励宰辅。然而天下事务积累的弊病已经很多，如同治理乱丝，不知道头绪在哪里。想要件件更改，力量又不能周遍，而且烦扰难以实行；想要逐渐整顿修治，民间困弊又已经到了极点，不能迅速见效。” 臣认为，如果想要借助整治冗官这一功绩，使所获利益广泛，并且使百姓迅速得到实惠、事情尽快见效，那么不如精选十多名精明能干的朝臣，分头巡行天下，把官吏的能干与否全部登记下来，据此升迁或黜退，像臣先前所陈述的那样，这样才可以办成。臣听说，治理天下就像农夫治理田地，不能一概而论。蒿草杂木丛生、荒废已久的土地，必须先大力砍除开垦，然后按照时令进行耕耘锄草。如今特意派出的使者，就像治理久荒之地而先行砍除开垦；转运使兼任按察使，才是按照时令耕耘锄草罢了。宽严、快慢、缓急，各有适宜的情况。汉代的刺举，唐代的黜陟使、考课使，往往每年派出；祖宗朝也有考课院。这是按察、升黜官吏古今通行的制度，并不是难以实行的特殊事情。如今议论政事的人，大多因为言论高深而被弃置，或因为有人认为有害、难行。像臣所说的，只是选十多名精明能干的朝臣，察看官吏的善恶，对确实有迹象、容易查明的，登记在册，由朝廷详细审察，黜退其中罪过最重的人罢了。臣自认为这番论说并不迂阔，实行起来有利无害；但还担心议论者认为不可行，所以谨慎地另外列举冗官的利害六件事，以说明利益广泛、见效迅速而且确实可以实行，请不必怀疑。伏望圣慈特别加以裁择，如果有可采纳之处，乞请早日施行。

译一是裁去冗官，那么百姓所负担的科率可以减去十分之九。臣恭敬地看到，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公私困弊，并不只是因为赋税征敛繁重，主要还是官吏作奸。每年征收一项物资，贪残的官吏就先于百姓加以刻剥；昏老糊涂的人任意让手下向百姓苛索。朝廷得到一分，奸吏却取走十倍，百姓更加困苦，祸害就在这里。现在如果裁去这四类冗官，代之以奉公守法、善于治理的官吏，办事依据实际情况，彻底消除骚扰，使百姓只按朝廷规定的实际数额供应，免除州县额外的苛索，所以臣说，百姓的负担可以减去十分之九。与另行谋划减省那些琐碎而无益的事情相比，这项利益广泛得多。二是不才之人造成的祸害深于贪赃之吏。国家法律规定，只有贪赃、困害百姓而首先被揭发的人才予以惩治；其他不才之人，大的败坏一州，小的败坏一县，大家都明知却不追究。臣认为，贪赃之吏多是强悍狡黠的人，他们索取财物主要针对豪富，有时还顾不上贫弱之民；不才之人不能驾驭属下，虽然自己一人不能向百姓乞取财物，却任由手下共同进行苛索剥削，使贫富之民无不受害，祸害尤其深重。既然放纵他们而不追究，所以臣尤其希望把年老、患病、糊涂、懦弱的人同贪赃之吏一样一律黜退。三是使内外成为一体。如果外任官吏不加澄清，朝廷就没有办法实现治理。如今朝廷即使有好的号令，颁发到地方后，如果落到这四类冗官手中，有的施行不合适，不懂朝廷本意，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有的拖延、废弃，完全不施行，又没有人纠察举发，大多成了空文。如果外地除去冗官，全部得到良吏，那么朝廷下达的命令即使有不妥之处，他们也能改正，或者上奏请求更改，最终不至于造成大的祸害。可见百姓的得失，不只是依赖朝廷，更完全取决于官吏的善恶。这样说来，冗官难道可以不裁去吗？四是裁去冗官，就会使吏员清简，差遣能够通畅流转。如今天下官员有定额，而入仕之人没有定数；既然没有退黜制度，冒滥充数的人就很多，差遣无法进行，贤愚一同滞留。每有一个空缺，众人便争相竞争；得到职位的人没有廉耻之风，未得到的人则发出怨叹之声。滥官的弊病，近古以来未曾有过。现在如果选择并裁去这四类冗官，等待缺额的人就可以不再怨恨滞留。五是裁去冗官，就可以使中等才能的人受到劝勉和警惧。如今天下的官吏，难道一定全是不才之人吗？只是朝廷本来没有黜陟，善恶不分。如果看到国家考核实际政绩、寻求治理，并且对每个人分别奖惩，那么中等才能的人都会自我勉励，不敢因循苟且；即使有贪残之人，也必须收敛手脚。六是裁去冗官，不超过一个月，百姓就能受到这项恩惠。如今朝廷虽有忧虑、体恤百姓的心意，但上下都很困乏，必然没有余力广泛施惠于民。如果只是裁去冗官，那么百姓就能迅速受益。臣曾见外地州县，每替换掉一个糊涂官，换上一个能干的人，不过几天，百姓已经歌颂传唱。现在如果把冗官全部裁去，用能吏代替，不超过一个月，百姓一定会受到恩惠。这就是臣所说的使百姓迅速得到实惠、事情尽快见效。脩又上奏防备之策说：臣曾上奏说，天下官吏冗滥的很多，请求派遣使者分头巡行按察。昨天臣私下看到朝廷降下敕令给诸路转运使，命他们兼任按察使。臣私下认为，转运使本来就应当按察本部官吏；如今如果特意设置按察使的名目，再加以约束，在通常施行的制度上颇为适宜。但如果一定要靠这样来挽救当时的弊病，仍然不够完善。况且臣当初请求派遣按察使，是希望朝廷精选精明强干之士。臣听说朝廷议论认为所选非人，所以没有派遣使者。如今所委任的转运使，难道都能得到合适的人吗？其中有昏庸、年老、患病的人，也有贪赃、失职的人。这些人本来应当受到弹劾，怎么能够去弹劾别人？其中即使有才能的官吏，又因为办理财赋有米盐等繁杂事务，供应军需有十万火急的事情，既没有时间遍行州县、专心察看，也不免有迟延草率。因此臣认为，转运使兼任按察使，不才者既不能尽职，又没有时间尽心办理，最终只会成为空文，恐怕没有实际效果。就事情的体制而言，不如专门派遣使者。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已经多年，天下困弊，饥荒疲病，既没有力量进行救济，调发征敛又没有办法减省，只是空有爱民之意，完全没有施惠的办法。如果只是能够逐去冗官，不让贪暴之人继续任职，选用良吏，让他们各自安抚百姓，仅此一件事，就能使百姓迅速得到实惠、事情紧迫而见效。如果能够给百姓带来利益，又何必害怕选派使者的劳苦？何况自今年以来屡次派遣安抚使，难道到了今天反而顿时认为难办吗？如今如果担心三丞至郎中之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那么请暂且依照前后安抚使的做法，从侍从臣僚、台官、馆职中选派十多人，分到较小的路分，兼管两路。侍从臣僚仍各自命令自行辟置判官，分头巡行采访，采用臣前来请求的事项施行。转运使兼按察使，如果能够精选合适的人，也请把它作为今后常行的制度。臣恭敬地思考，从来并不是臣僚不言事，也不是朝廷不施行，问题在于只写成空文，不责求实际效果。因此即使反复更改，号令即使繁多，上下因循，最终一点好处也没有。如今一定要致力于日新求治、革除弊病、挽救时势，就必须着力实行，才能成就政务。臣所说的，是百姓的急务，是天下的利益，并不是只略说一两件事来敷衍言官的责任罢了。伏望圣上留意，详细裁择。脩论述大臣不可亲自处理琐事的奏防说：臣恭敬地看到，战事兴起已经多年，天下多有变故，枢密院的职任十分重大。它虽然掌管军务，地位与宰辅相当，但大小机要事务的繁多，又加倍于中书省。所以国家旧制，枢密承旨、枢密副承旨都任用士人，地位与属官相当，事务参与谋议。祖宗的制度尤其慎重选择人才，有时选取历任官职、熟悉事务的人作为副使。自从太平以来，纲纪毁坏，只是用人来凑足员额而已。四方无事时，两府按照旧例办理事务，上下尸位旷职，安然不以为怪。自从战事发生，中外事务繁多，却仍然务求因循，导致许多失败和错误。如今承旨不亲自处理职务，只签署文书，凡是各项施行都交给各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得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这样既不能集中精力思考、专心谋划国家大计，至于琐碎事务繁多，又不能亲自检查，于是使边防紧急奏报常常被苦苦拖留，军国机密谋划动辄造成泄露。凡是涉及事务体制而不便之处很多，都是由于枢密大臣难以亲自办理，而承旨又不能尽职。臣如今希望请求依照祖宗旧制，承旨特别任用士人；如果武臣中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就请从文官中精选有才能的人，改授符合资序的官职，责令他们履行职务。

译还应命令枢密使、副使分条列出日常施行的事务，其中凡是可以分开职责、分别办理的，全部交给他们，使大臣专心谋划国家大事，属官分头办理职务，按时参与国政议论，希望能够有所补益。这样既恢复了朝廷的旧制，又符合事务体制的适宜性。伏望圣慈特别加以裁择。至和二年，脩任翰林学士时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学士、待制的职名，是汉代文学之臣、唐代常侍和给事一类的官职，清贵而亲近皇帝，职责在于侍从、献纳规谏，参与谋划；如果不是资望厚重、才华出众、文采与德行兼美的人，不能授予，也不能凭恩例叙迁而取得。国朝选任极其精审，先帝时待制张知白，直到任参知政事时才授为翰林侍读学士；外任以及祥符年间，特意设置待制四员，轮流值守秘阁，以备顾问，可见圣人求贤择才的用意深远。然而近年授官颇多，凡任职稍重的官员，照例都兼带此职；边防列镇，印绶累累，不仅名额和职名越来越轻，也恐怕造成奖擢泛滥。爵禄、品秩，如果选授谨慎，职事就能修治并举；如果流品混杂，贤愚就会混淆。一旦失去根本，凭什么进行劝勉和惩戒？臣希望请求今后从翰林侍读、枢密直龙图阁等学士，以及龙图阁、天章阁待制，都依照翰林学士、知制诰的旧例，分别限定员额，遇到缺额才允许授任。三路带安抚使的臣僚，也请另外授予职名，以求内外流品有所区别，使朝廷官职更加尊重。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仍然可以空缺职位以等待人才。如果允许臣的请求，请下令详细议论后施行。脩兼任判三司院时，又上奏说：臣查考本班现有登记在册的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员，自古以来滥官从来没有像这样多的。臣于是把簿籍逐一核查，增补统计数字；仅从皇祐二年年末到现在，确实在四年半之内，从借职以上增加了二千八十五员。其中近来增加的尤其多，仅从皇祐五年年末到今年六月，在一年半之内就增加了四百九员，殿侍还不计在内。这大概是由于曲意施恩、滥行赏赐，临时办理没有节制，按日积月，累积起来就越来越多；大致计算，每年通常增加四百五十员。如果不堵塞滥授的源头，再过三五年，就无法承受这种弊病了。如今要裁减已经太晚，如果再继续增加，那么四海之大也容纳不了这些滥官，天下的物力也供给不起俸禄了。臣现在略举入仕侥幸的两件事，请先赐予指挥加以整顿革除。其余现有人员既不可减损，只能从入仕的源头入手，希望当政大臣早日筹划，贵在不要成为将来的祸患。臣所筹划的两件事，现全部列举如下。一是历来各皇亲宅邸前的办事人员，除郡王宫中的殿侍因年资深久，按惯例送三班院安排差使以外，其余宫院殿侍以及客司、书表宅案等人员，原本没有其他恩例。自庆历八年创立年限以来，从郡王直到观察使以下，凡因皇亲宅邸前殿侍、客司、书表、宅案等事务任职的，都只需办事五年，便送三班院按差使等级和年限转充借奉职。这是入仕的源头中最侥幸的一种。臣如今希望请求，凡郡王以下宅邸前殿侍、客司、书表、宅案任职满五年的人，不再送入三班院，只令其留在宅邸照旧办事。凡应当由殿侍升至借职的年限，都依照庆历八年枢密院札子的指挥办理。这样，皇亲宅邸的办事人员并不妨碍获得恩泽，只是免得各宫院送入三班院后继续补充人数。并且各宫院如果能让他们照旧办事，都是熟悉事务、可以任用的人；三班院又减少了人员，十分便利。一是各官司的书吏，旧来出职都有职名和年限。近年很多人在等候转授职名、年限尚未期满时，便请求就近接受恩泽，或侥幸谋求因他人奏荐而带职，或通过抽调任事、叙劳酬奖以及合并充任选人的途径，情愿按照班行办理之类的做法，现在请求一概停止断绝。以上是臣提出请求的内容，只是因为论述滥官，顺便略陈这一件事。如果允许臣的请求，请下达三班院，让负责办理的臣僚共同铺陈条款，制定新制，奏请朝廷颁下施行。《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九。《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明代杨士奇等编撰。设置官职。宋仁宗皇祐元年，知谏院钱彦远上奏说：臣考察，侍读、待制这些职名，是汉代文学诸吏、唐代常侍和给事一类的官职，清贵而亲近皇帝，职责在于侍从、献纳规谏、参与谋划；如果不是资望厚重、才华出众、文采德行兼美、名声显著的人，就不能列入选用，也不能凭恩例叙迁取得。国朝选任极其精审，先帝时待制张知白，直到任参知政事时才授为翰林侍读学士；外任以及祥符年间，特意设置待制四员，轮流值守秘阁，以备顾问，可见圣人求贤择才的用意深远。然而近年授官颇多，凡任职稍重的官员，照例都兼带此职；边防列镇，印绶累累，不仅名额和职名越来越轻，也恐怕造成奖擢泛滥。爵禄、品秩，如果选授谨慎，职事就能修治并举；如果流品混杂，贤愚就会混淆。一旦失去根本，凭什么进行劝勉和惩戒？臣希望请求今后从翰林侍读、枢密直龙图阁等学士以及龙图阁、天章阁待制，都依照翰林学士、知制诰的旧例，分别限定员额，遇到缺额才允许授任。三路带安抚使的臣僚，也请另外授予职名，以求内外流品有所区别，使朝廷官职更加尊重。皇祐二年，侍御史知杂事何郯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因为文武官员入仕的流品没有限制，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都因授官任职无法正常运转，所以曾下诏令群臣广泛讨论利害，以求得裁省官员的办法。如今，选人改任官职已经增立了年考制度，胥吏出职又在商议堵塞其他入仕途径；唯独权贵势要奏请推荐子弟，却没有加以裁减限制，那么革除弊端的根源仍未彻底解决。臣查考文武臣寮奏荐亲属的条制：文臣自御史、知杂以上，武臣自閤门使以上，每年遇到乾元节，都可以奏荐亲属一人。诸路转运使、提▯刑狱、三司判官、开封府判官、推官、郎中至带馆职者、员外郎，以及诸司使至副使，遇到郊禋时可以奏荐亲属一人。总计这些员数，上自公卿，下至庶官的子弟，因为这种途径而得到官职以及其他额外恩典的，每三年计算一次，人数不少于一千余人。旧制要求按照服纪亲疏等第来减降推恩，但没有规定以年月远近为限，所以恩例施行得很频繁；臣寮通过奏荐补授近亲之外，往往还涉及疏远亲属，于是导致入仕的门路没有边际。汉代的保任法，唐代的资荫制度，本来只涉及子孙，其他亲属都不得参与，而且也没有把它规定为常例。如今本朝施恩极其广泛，人臣大多能够世代相承而不断绝，恩典固然十分厚重，然而事情延续久了，弊端也应当改弦更张，以挽救其中的过失。臣想请从今以后，文武臣寮中官序符合每年遇乾元节可以奏荐亲属条件的人，除子孙仍依旧例外，期亲须等到遇郊禋时，准许奏荐一人；其余亲属要等到再次遇郊禋时，准许奏荐一人。对于那些官序规定每次遇郊禋即可奏荐亲属的人，除子孙仍依旧例外，期亲须等到第二次遇郊禋时，准许奏荐一人；其余亲属须等到第三次遇郊禋时，准许奏荐一人。这样按等级裁减，一年之内可以减少数十人入官，累计多年计算，所省人数会逐渐增多，那么仕进途径中的冗滥，即使不专门澄清淘汰，也会自然清理了。朝廷从前已经改订过资防条制，然而连亲子孙也一并以限定年限的办法加以厘革，因此引起人心怨恨叹息，随即又恢复旧制。臣如今所请求的，是按照奏荐亲属的亲疏分等递减，完全是顺应人情：因为对于近亲，人情上的恩典十分深厚；对于疏远亲属，恩典便逐渐减薄。如今既然允许近亲依照旧制办理，对于疏远亲属只以相隔年月的远近作为限制，并不是完全隔绝不许，这样斟酌众人的心愿，想来也不会招致怨言。只要圣明裁断施行，那么官职滥授的根源或许就可以堵塞了。至于边臣以及各路分应当享有的恩例，请求仍依旧例照许施行；还请求以今年秋季大享礼之后作为开始实行的时间。嘉祐元年，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谨按唐代制度，五品以上可以奏荐孙，三品以上可以奏荐曾孙，却没有奏荐兄弟、叔侄的条文。如今文官自知杂御史以上，每年可以奏荐一人；自带职员外郎以上，三年可以奏荐一人。武官自横行以上，每年可以奏荐一人；自诸司副使以上，三年可以奏荐一人。又没有规定兄弟、叔侄、曾孙的品级限制，还旁及疏远的亲属，所以入仕的范围逐渐扩大，仕途更加混杂。臣希望请求，现任两府大臣可以奏荐兄弟、叔侄；现任学士只允许奏荐团练使以上的官员，这相当于唐代三品官可以奏荐曾孙；知杂御史、正刺史以上，相当于唐代五品官可以奏荐孙；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只能奏荐儿子。兄弟、叔侄比曾孙降一等，曾孙比孙降一等，孙比儿子降一等。又每年奏荐一人与三年奏荐一人，本来就有京官和试御斋郎的区别【武官也如此】；希望每年奏荐一人的，也改为三年奏荐一人，并在所得官职上递加一等或二等，以示优待【如果得到奉礼郎、大祝，就授予与大理评事、诸寺监丞之类相当的官职】。议论者如果说：如今自学士以下，舍弃兄弟叔侄而专门任用子孙，不是广泛施行亲爱之道的办法。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兄弟、叔侄在公法上彼此不相连坐，在私产上彼此也不相牵涉【法令规定，因官职置办的资产不涉及兄弟叔侄】；至于朝廷的爵位和赏赐，却不可以轻易给予。臣希望请求，除去按品级本来应当奏荐的亲属之外，朝廷如果一定要顺从其私人的亲爱之情，施惠于旁支宗族，那么也只令他们依旧奏荐补授，但不得使之直接入仕。如有才艺，若能通过科目贡举、考核考试而取得科名，就比同类白身人优先推恩。没有子孙的人，特许奏荐旁亲一人入仕。这样，下可以不失去爱护亲属的私情，上可以没有冗官和滥赏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