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三

译这些财赋都是按照支出确定收入，按照定额供给经费。然而节度使中有以进献来收买国家恩宠的，有用行贿送礼来购买个人名声的，有把钱财和滞销的丝帛藏起来留给子孙的，有修筑高楼大榭、使住宅更加奢华的。他们的俸禄收入是有定数的，公财和私财也有区别，这些财物究竟从哪里得到？又自从国家设置度支、转运使以来，一方面掌管盐务来交换货物，一方面接受财物来办理经费。近来的制度又有年进、月进的名目，有正旦、冬至、寒食三节的进献。他们掌管盐务有定数，接受财物也有数额，这些财物又是从哪里得到？况且百姓是国家的百姓，财货是国家的财货；不足就取用，有余就停止取用，都在朝廷自己。又何必把重大权柄授给他们，借给他们谋利的权力，顺从他们求取恩宠，造成国家的怨恨聚集之地呢？如今陛下刚开始统治亿万百姓，首先询问群臣，如果确实能够禁止藩镇大臣不合时宜的进献，停止度支、转运使另外进献的名目，断绝私下行贿送礼，节制奢侈靡费的风气，严厉推行风宪，重惩贪赃罪行，精心核查考课条例，慎重选择养民爱民的长官，那么不用减税百姓也会安定，不改变法令百姓也能得到治理。至于古今议论钱币轻重的办法，已经很多了：有的更换大钱，有的放任民间私铸，有的使用龟币或贝币，有的使用皮币或刀币，有的禁止埋藏，有的禁止销毁，有的禁止用作器物，有的禁止积压收藏，这些都可以救济一时的弊端。” 然而这些办法有的受损、有的获益，大概在于法令能否实行。臣不敢远引古代的证据，只看元和以来，起初有禁止公私器物使用铜的命令，随后有钱帛兼行交易的法令，近来又有限制积钱不得超过一定数目的规定。每次更换守令、府尹，都一定张榜规定用钱不得增减。然而铜器仍遍布公私之间，钱帛也没有在买卖中兼行，积钱仍未从墙垣中取出，欺诈和滥用遍行于市井；也没有听说鞭打一人、贬黜一吏、奖赏一个告发者、毁掉一处积藏。难道是法令不适合当时吗？大概只是执行不到位。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采纳古今救弊的方法，施行赏罚必定兑现的法令，那么圣祖、仁宗的法制还有什么穷尽，前贤、后智的议论又怎么会有穷尽？难道还要等臣盗取古人的见解，自称是革除弊端的方法吗？” 行尚书职方员外郎韩愈上奏论述钱重物轻说：臣伏承御史台的公文，又奉中书门下的文帖，得知皇上旨意说，钱重物轻的弊端十分严重，应当详细寻求适宜的变通办法，使百姓得到便利；希望百官根据各自所见，写成陈述利害的奏状。臣愚昧地认为，钱重物轻的弊端，有四种救治方法：第一在于货物本身。土贡中的五谷、布帛，是农民能够生产的、工匠能够制造的。百姓不能铸钱，却要他们卖掉布帛、谷米来向官府缴钱，所以货物越来越贱，而钱越来越贵。现在应当让出产布匹的地区，租赋全部用布缴纳；出产绵丝和各种货物的地区，租赋全部用绵丝和货物缴纳；距离京城百里以内的地方全部缴纳草，三百里以内缴纳粟，五百里以内以及靠近河、渭、能够水运输入的地方，允许全部按照当地情况用草粟缴纳租赋。这样百姓会更加富足，钱会更加轻贱，谷米布帛会更加贵重。第二在于堵塞漏洞，不让钱财外泄。禁止百姓用铜制作器皿，禁止铸铜制作佛塔、佛像、钟磬；蓄积铜超过若干斤的，或者把钱铸成其他物品的，都处死且不赦免。禁止钱币流出五岭；在五岭以内买卖一律使用银。盗取钱币出岭以及违令用钱买卖的，都按死罪论处。” 五岭一带原有的钱币，允许人们装载运出；这样钱币一定会变得轻贱。第三是更改钱文，使它贵重起来，让一枚钱抵五枚钱，同时新旧钱并用。铸造一千枚钱，费用也是一千；如今铸一枚钱可以抵五枚钱，就是花费一千钱而得到五千钱，这样钱就可以很快增多。第四是扶助这种办法的弊病，使法令一定能够建立。凡是法令刚建立时必有弊病；如今如果让各地百姓各自缴纳本地物产作为租赋，州县就没有现钱。州县没有现钱，而谷米布帛又还没有变贵，供给就会不足，于是官吏的俸禄每月比旧额减少三分之一。各地设置铸钱使，铸造新钱，一枚抵五枚，用来发给官吏，等钱货轻重恢复平衡后再停止。四种办法一同实行，钱币一定会变得轻贱，谷米布帛一定会变得贵重，百姓一定会均平。穆宗长庆二年，户部侍郎张平叔上奏请求实行官府专卖盐的办法，认为这样可以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并陈述利害十八条。皇帝下诏把他的意见交给公卿详细讨论。兵部侍郎韩愈上奏论述变更盐法的事宜说：“臣奉敕将要讨论变更盐法的事情，贵在精审详备，应该命令臣等各自陈述利害和可否，上报皇上。张平叔所上变法条款，臣从头到尾详细推究，恐怕不能实行，现依各条分析利害如下。” 第一项，张平叔请求命令州府派人自行出售官盐，收取实价匹帛，由盐铁转运等机构依照旧例支用，自然可以获得一倍以上的利润。臣现在综合考虑各地百姓，贫穷的多，富裕的少；除城郭之内有现钱买盐的人外，十户中不过两三户，大多用杂物和米谷交换。盐商把利润归自己所有，什么东西都收取；有时还赊借一升一斗盐货，约定等到收成时偿还，借此互相周济，双方都得到便利。如今命令州县的官吏坐在铺中出售，利润与自己无关，犯罪却要由自己承担；如果收不到现钱和整匹物品，恐怕会损失官府利益，他们一定不敢出售。变法之后，贫困百姓将无从得到盐来食用；利润尚未得到，怨恨却已经增多，自然会坐失盐利的正常数额。所谓获得一倍利润，臣没有看见。第二项，张平叔又请求，对距离州县较远的乡村，命令有关人员把盐运到村中出售交换，不得让百姓缺盐。臣认为，乡村偏远之处，有的只有三家五家，居住在山谷中，不可能让官吏把盐送到每家每户。带得多了卖不完，带得少了收钱不多，计算往返的费用，连自己的粮食都不够。近来商人有时亲自背着一斗一石盐到乡村与百姓交换，只希望在平价之上获得三钱、两钱的利润；不像有关人员奉官府之命到村后，必定索取百姓供应，所得利润极少，造成的弊端却很多。这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项，张平叔说：“此事关系极其重大，必须让庙堂宰相充任使者。”臣认为，如果法令可以实行，就不必命宰相充任使者；如果不能实行，即使宰相担任使者，也没有益处。况且宰相的职责，是临察百官，考核他们的功过。如果宰相自己充任使者，即使有失败和过失，又派谁来弹劾他？这也是不能实行的。第四项，张平叔又说：法令实行后，停止并减少盐司有关人员的粮课，每年可以收取十万贯钱。臣认为，变法之后，弊端会随着事情发生，还恐怕达不到通常的数额，哪里还能再指望有盈余呢？

译第五项，张平叔想让府县出售盐，每月另给京兆尹料钱十万文，司录以及长安、万年两县县令每月各增加五万文；其余观察使以及各州刺史、县令、录事参军，多的每月五万文，少的每月五千文、三千文。臣现在计算，仅这些开支已经很多，其他官员、胥吏以及巡察人员、役夫、有关人员等的粮课，还没有计算在内。总计每年发放的钱不少于十万贯，还没有看见利润，费用已经很大。张平叔又说，停止盐司各类有关人员的粮课，估计每年可以减少十万贯钱。现在臣计算，他的新法也要用掉十万贯，不只是减少十万贯，反而又要用十万贯；所得与损失相抵，没有盈余。张平叔又请求以盐的销售多少作为刺史、县令功过的考核，卖得多的就升迁，不受常例限制。如果缺少课利，就依条例处分刺史、县令。刺史、县令的职责在于替国家分忧，如今只以盐利多少决定升降，不再考察他们的政绩品行，这不是唐虞时代三年考核政绩、黜退昏庸提升贤能的道理。”}], 第六项，张平叔请求确定盐价，每斤三十文；每隔二百里，每斤盐加收二文，作为脚价；按照路途远近和险易，最多加到六文。脚价不足的部分，由官府补出。名义上是每斤三十文，实际上已经是三十六文了。如今京师盐价每斤四十文，各州则达不到这个价格。变法之后，只是在百姓身上核减几文，还没有多少厚利。脚价使用五文时，官府补出二文；使用十文时，官府补出四文。这样一斤盐，官府出售所得的钱名义上是三十文，实际每斤多的只能得到二十八文，少的只能得到二十六文。长短相抵，每斤收钱不过二十六七文。百姓长短相抵，每斤却要花三十四文，这样公私之间每斤总要损失七八文。下不归百姓，上不归官府，积少成多，无法计算。因此说，这并没有好处。张平叔又请求命令各地在农闲时，一同征召车牛运输盐，送到都仓，不得使运输中断。州县和雇车牛，百姓必定不愿意，事情势必要摊派。然而支付脚钱时，百姓赶车运盐，有关人员事先都不检查，等集合以后才让他们装盐。到了盐院、盐监请求接收盐货时，又必须等候轮次，不论哪一户都会被停留。输纳的时候，还会有其他事情；凡是和雇运输的，没有不是这样。百姓宁愿为私人运货，收五文钱，也不愿为官府运货，收十文钱。不和雇就没有人运盐，和雇又会祸害百姓，这也是不能实行的。第七项，张平叔说，停止并减少盐务有关人员的粮课，每年尚且可以得到十万贯钱；如今又说，既然有巡院，就应当根据事务的闲忙，在仓场留下官吏办理事务，在要害处防守巡捉，少设人数，优厚抚恤粮料，严格把守；如有漏失、私自卖盐等情况，都依条例处分。张平叔所管盐务有关人员究竟有多少？即使在留下所需人员之外收取他们的粮课，每年尚且能得到十万贯钱，这也不合情理。近来要害处守捉的人数已经很多，仍有漏失、私卖盐的弊端；如今反而减少人数，却说能够断绝私盐，这在道理上也是行不通的。第八项，张平叔说：“变法之后，年度计算必定会有盈余，但日常用度恐怕仍然不足。意思是说，实行第一年暂且不以课利责成，后来一定会比以前多出数倍。”这也是不能实行的。如今国家用度常常说不足，如果一年之内突然缺少课利，危害已经很深。即使说第二年会增加，难道可以凭空保证吗？这也不是在国家和民间储蓄都还很少的时候可以实行的办法。第九项，张平叔又说：“游荡寄居的奸猾之人越来越富，土著守业的人却日益贫困。如果由官府自行卖盐，不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道士、僧尼以及兼营懒散行业的人，都按照各自的食盐数量把钱全部交给官府；各道军队、各使府的家口亲族相互隐瞒占有，从来没有缴税的人，这样官府自行卖盐，就不会遗漏其中任何一人。”臣认为，这几类人如果平时不买盐而食用，官府自行卖盐，他们就会买盐食用，那么确实如张平叔所说。如果官府不自行卖盐，他们也一向买盐食用，那么如今官府自行卖盐也没有利润。这就是只知道其中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只看见眼前而看不见长远。国家把盐专卖给商人，商人缴纳专卖价从官府买盐再卖给百姓；这样天下百姓无论贫富贵贱，都已经把钱交给官府了，不必非要同国家直接交手付钱，才算把钱交给官府。” 第十项，张平叔说：“刚确定两税时，一匹绢值三千钱，如今一匹绢只值八百钱。百姓贫困空虚，有的先借取粟麦的价钱，等到收获时，全部用来还债，又用来缴纳官税，一粒也剩不下。如果官府卖盐，一家五口所食盐的价格不过十文钱，随着每天缴纳，不劳官府驱赶，那么一定不会有借债逃亡的忧患。”臣认为，百姓困苦，并不都是因为盐价昂贵。如今由官府自行卖盐，与依旧令由商人卖盐相比，价格贵贱相差不多。总计一家五口所食的盐，按张平叔所说每天十文计算，每月应当用钱三百文。这样就是三天吃一斤盐，一个月大约吃十斤。新法实际盐价与旧价每斤相差不到三四文。以五口之家计算，按张平叔所约定的办法，比旧价每天便宜一文，每月便宜三十文；五口之家实际得到的差额还不到这个数。因此改用新法，百姓仍然不能免于贫困流散。最初确定税额时，一匹绢值三千钱，如今只值八百钱。即使特意改变盐法，绢价也未必会提高。五口之家因变更盐法每天得到一文钱的利益，哪里就能立即免于负债？等到收获时不再遭受征索，缴纳官税后也还有余粮，才可以解决问题。” 依臣所见，百姓困苦已经很久了，只要不再用政事扰害他们，自然会逐渐好转，并不在于变更盐法。如今一匹绢值八百钱，百姓仍有许多人寒冷而没有衣服；如果一匹绢值三千钱，没有衣服的人必定会更多。况且绢价的贵贱都不是由于盐法，以此说来，盐法不必急于改变。

译第十一项，张平叔说：每州卖盐不少，但长吏有的不能亲自处理公事，有关人员便用虚浮的言辞说本界没有人买盐。臣于是请求派清廉强干的巡官，核查各地实际户口，按照人口编组保甲，供给他们一年的盐，让他们按四季缴纳盐价。人口多而卖盐少，以及盐价逾期不交的，请停止观察使现任职务，改任散慢官；刺史以下贬为上佐，其余官员贬到远地任职。张平叔本来请求官府自行卖盐，是为了使百姓得到实际利益，使他们休养生息，免得再次流亡。如今却命令核实户口、编组保甲来供给盐，让百姓按季度缴纳盐价，这正是违背原来目的、反而扰害困窘百姓。贫困人家吃盐很少，有时甚至吃淡食，动辄十天半月不买盐。如果按人口发盐，按时征收盐价，无论能不能办到，都必须缴钱；逾期不交或违反条款，观察使以下官员都要加以罪责。假如官吏害怕获罪，必定使用威刑，臣恐怕因此各地不得安宁，百姓反而更加流散；这是更不能实行的大弊端。第十二项，张平叔请求限定商人缴纳专卖盐给官府以后，不得随意到各军、各使府寻求职掌，替人看守钱财、店铺、磨坊庄园，以求得到庇护；请命令各地官吏严格查访，如有违反，将其所有财产都没收入官府，并移送府县充作有关人员。他还认为盐商缴纳专卖钱，由官府卖盐，父子相承，坐享厚利，实际上比百姓优越得多。如今既夺去他们的产业，又禁止他们寻求职事、替人看守钱财店铺和庄园，不知会不会使他们一旦陷入穷困。如果一定实行此法，富商大贾必定产生怨恨，有的会收购贵重财物，逃入叛乱之地，以资助盗贼，这也是不能不考虑的。第十三项，张平叔说：“实行这一策略后，两市军人、富商大贾如果行贿、拦截喧诉，请命令有关人员严加收捕。抓获首领的，就地处决；联名上状、聚众闹事的人，各杖脊二十。核查军司、军户所藏的盐，如有隐瞒遗漏，都依照府县的条例科罚，并奖赏告发的有关人员。”这一项如果果真实行，不仅会大大失去人心，也会使远近震动。不知卖盐所得究竟有多少，却害民、败坏政事，弊端实在严重。以上述奏状奉本月九日的敕令，命臣等各自陈述利害，谨此记录上奏，伏听敕令裁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樊若水上奏说：“江南过去使用铁钱，对百姓不方便。如今各州还有铜钱六七十万缗，虔州、吉州等州没有铜钱，各发给六七万缗，让他们购买金帛等轻便货物，供给京师以及交换购买谷麦。在升州、鄂州、饶州等产铜的地方，大量铸造铜钱。铜钱既然不渡过长江，再增加新钱，民间的钱就会更多，铁钱自然会停止使用。把铁钱全部熔铸成农具和各种器物，供给归附的江北流民。解除禁止铜钱渡江的规定。”皇帝听从了。端拱二年，户部郎中张洎请求停止盐的专卖和放行法，上奏说：“臣伏承中书宣谕圣意，命臣访察茶法，询问实行茶叶专卖和放行，各有什么利害。臣才识鄙陋，得以参与听闻天子的谋议，退居山林，惶恐实在深重。谨略陈茶叶专卖、放行之法的利害，用来回答圣上的询问，唯愿圣明察看。茶货兴起，历史已经很久；它能资助百姓、富足国家，利润的功效很大。茶山专卖、放行之法，损益的制度起源于唐代，创立这种茶法，流行于天下，与米、盐没有不同，是百姓所需，远近风俗相同。如今提出意见讨论茶货利害，大致有两方面：一是专卖茶山，二是放行茶法。” 历代设置制度虽然有时不同，但概括来说，专卖茶山的弊害深重，放行茶法的利益广泛。然而掌管国家财政的大臣一定会说，朝廷专卖茶山可以获得厚利，如果听从放行，徒然使茶商获利。这不过是迂腐老生的常谈，是近世有弊病的法令，只会损害国家大体，哪里是致力于通晓经义的人呢？现在请允许臣略说一二。南方国土中的山泽与远方百姓相连，百姓大多以经营茶园为业；向上可以供给赋税，向下可以养活妻子儿女，靠此谋生取给，完全断绝了其他门路。等到官府专卖茶山，利益归入官府，百姓衣食的来源日益减少，采摘制作的劳役年年增加；赋税额既逐渐亏缺，刑罚又屡次牵连，以至于抵押田地、出卖房屋，竭力缴纳课税；物产已经耗尽，死亡又怎么救得了？因此产茶地区的百姓流散，郡县凋敝，百姓无法生活，正是由此造成的，这是第一种弊端。实行专卖的地区，法令十分严密，即使只有铢两之茶，也会触犯法网；公私双方不断追捕骚扰，诉讼案件繁多。大的导致灭族破家，小的也会本人充狱；州县的公事，大半都围绕茶叶，早晨禁止，晚上施刑，被拘系者接连不断。户口因此减少，田野因此荒芜，愚昧的百姓陷入无处申诉的境地；案件相连，祸患交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第二种弊端。茶货生长在山中，和五谷一样，需要持续爱护培育，才能获得丰盛的收成。等到朝廷专卖茶山，乡里百姓失去产业，茶户被寒冷饥饿所逼迫，每天都有逃亡的人；茶园被奸邪之人侵占，每年都有荒废的。年岁越久，残破越深；看着那些有灵性的茶苗，全都变成茂密的杂草；等到追捕查察时，已经失去了课税，即使想要重新整顿，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是第三种弊端。谨按《唐史》记载，穆宗时宫中营造台观，国家财政不充足，王播为了求取恩宠，请求增加茶税。李珏上奏说：‘专卖制度本来是为了救弊，却起因于战争；对百姓实行厚重的征敛，尤其损害国家体统。一年终了上报财计，所得利益有多少？还没有见到财物增加，已经听说怨恨聚集了。’到大和九年，盐铁使王涯才开始上奏实行茶叶专卖法，江淮之间的百姓茶园由官府自行制作茶叶，分别派使者主管。百姓公开说：‘如果果真实行这种法令，只有把使臣全部杀死，进入山中反叛罢了。’后来甘露之变发生，王涯最终被诛杀，所以史官说王涯想求取恩宠，却加重困苦于百姓；他藏身于奸邪之中，同他们谋划而危害国家，难道不是鬼神监视、夺其性命，借此降下灾祸来惩罚他吗？前代史书记录此事，把它作为鉴戒。国家承受天命登上帝位，像抚养子女一样养育百姓，恩泽遍及穷荒之地，仁德甚至施及道路上的芦苇。”

译只是这项茶法还没有协调妥当；大中年间改弦更张，正应当在今天重新整顿。如果如今停止专卖茶山的制度，实行放行茶法的条例，使国家获益、百姓便利，其利益有五点。先王创立制度，贵在能够通行；如果谋求利益而使百姓困竭，政治就滥失了。把专卖茶山这种弊法全部废弃，疲敝困顿的人就能保全，流亡服役的人就能全部返回；东南郡县数百万遗民，安葬死者、养活生者，都能安居旧业，这是第一项利益。制茶的百姓既然专心经营茶业，一定能够经营土地的利益，爱护培育茶园，封土培植茶树，防护山泽；十年以内，茶货就会大为兴盛，便利商贸、惠及农民，国家赋税也会增加聚集，这是第二项利益。专卖既然放开，严密的法网就会减少；爱护百姓的仁政必定实行，百姓也将不再触犯法令。普天之下，确实可以省去刑罚条文；使财用充裕、使百姓生活富足，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这是第三项利益。近来运输茶货，全部由公家承担，经过江湖，沿着漕河、洛水运输；大船巨舰，路程长达万里，常年有因风涛沉没、官吏奸盗、茶纲丢失的事情。如果实行放行法，这些祸患自然消除，这是第四项利益。国家专卖收购茶货，每年收入无穷，茶叶堆积在仓场，充满各州郡；等到出售时，大半已经陈腐，积年以后，又多到只能焚烧。如今如果允许放开茶山专卖，任由百姓交易，那么国家永远不会有废弃的茶货，天下都能喝到新茶，公私双方都得到实惠，这确实是重要的长久之道，这是第五项利益。有人说：“国家制定茶法，已经有很多年了；一旦开放商人交易，国家财政就会大受损失，供给和用度不足，将怎么办呢？”回答说：“圣明的君主临朝执政，政治首先在于惠及下民，将要建立无穷长远的策略，并不只求一时的利益。况且这次变法尚未显示会使官府受损。专卖与放行哪一种便利，谨慎列举条款如下。” 专卖茶山 一、天下各郡国所产茶货的品类极其繁多，暂且以湖南一道所产茶货的估算作为标准。听说湖南山色茶，每斤官府收购时使用本钱二百二十文，车船运输等支出约耗费一百文【运输路程稍远的，就不止一百文；道路稍近的，就不到一百文。如今把道路远近折算计算，一概暂以一百文为标准】。官府在产地出售，计算收入为九百六十文。除去本钱及包装费用共三百二十文，应当收取六百四十文的净利。淮南、两浙、江南等道的茶货，虽然出售价格有些不同，但所收专卖茶货的净利，大概不超过这个数。国家专卖的茶货，年久月深以后，有的要减价出售；年代久远、陈旧恶劣而不能使用的，有的只能随时烧掉。如今请朝廷先把天下一年缴纳的茶货计算一下，原来使用的本钱和运输钱总共是多少，在产地出售所得的净利总共是多少；再从净利中扣除每年减价出售以及官府焚烧茶货的损失，实际净利究竟还有多少。如此计算，所出售的茶货扣除这些损失后，每斤价格恐怕还达不到六百四十文。放行茶法 一、国家如果放开茶山专卖，任由百姓买卖，理财的道理在于使货物流通。应当规定天下各道州府产茶的地方，都在重要地点设置茶务局。茶货离开山场之日，不论数量多少，每一大斤由茶户缴纳一百文，茶商缴纳三百文；茶商在产地出售时，再缴纳二百文。茶商携带用来交换购买茶货的金银、匹帛等物，到达其他州郡时，各州郡又依照规定缴税。总的说来，官府收入的茶租，与专卖茶山时所获得的净利相差不大。有人说：朝廷改变茶法，贵在有利于百姓；如果茶商、茶户缴纳的钱过于繁重，难道是惠及下民的办法吗？回答说：专卖茶山时，商客购买官茶，每斤计算要用九百六十文；改法以后，姑且估计四百文作为茶本，四百文缴给官府，共八百文；即使再把剩余的一百六十文缴给官府，也不过达到专卖茶山时购买茶叶的旧额。况且放行法以后，百姓都可以自行取便，既断绝了官司上下的侵扰，又免得官府的陈茶在山场买卖，能够得到同一种新茶；贩茶商人所得利润确实丰厚，再让他们缴纳钱财，仍然算是轻税，何况现在茶本加上专卖时的收入还没有达到旧额呢？又，茶户把茶卖给官府，非常艰苦；有时用多年前的陈旧劣物折抵，有时只得到低价的现钱；经过官府各级机构，动辄遭到刻削，茶叶稍有低劣便被焚烧，等到停场时，几乎等同于白白缴纳。如今改法，把茶货卖给商客，姑且可以得到四百文，除去缴给官府的一百文，还剩三百文现钱；与专卖时缴纳后所得的利润相比，难道不是更加丰厚吗？有人说：官府收取的茶租如果加重，百姓必然要把茶价提高；茶价提高，对百姓就不方便。回答说：茶是天下人所需的食物，日常被人使用，与盐、酒相同；即使价格按规定提高，对时局也没有害处，哪里会有害呢？从前唐代宰相令狐楚曾上奏论茶法说：赋税的税率既然逐级增加，商人转卖时价格必定稍贵；这样钱就流出各地，利益归于有关部门，既不损害茶商，也不扰害茶户。详察令狐楚的奏议，道理十分明白：茶价虽提高，实际上有利而无害。如今国家大幅度改变茶法，完全符合民心；所担心的只是收入达不到、损害国家财政。现在放开茶山专卖，其利益显而易见，实行它确实是长久的计策。” 一、专卖茶山时，商贩行走艰难；如今既然实行放行法，百姓都能自行取便。天下茶货流通，利益进入官府，收入一定会增加一倍。商人到达各州郡卖茶时缴钱【这里的税率是二百文，不是通常实行的税赋】。应当命令当地税院另设文簿，随时收管，等到年终上报财计时，考核茶税收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钱〕 国家供给使用的茶，不可让它缺少。应当计算每年支出的费用多少，根据应当留存的数额，令折纳茶税的茶户照旧交纳。有人担心折纳的茶数额太大，逐年交纳不完，那么可以根据都额分成若干批次，令茶户每三年输纳一次，这样或许可以使劳苦与安逸均衡，长久推行。

译臣切以为，治理财货、聚集民众，是圣人的大业；兴办有利之事、除去有害之事，是国家一贯的法则。国家承受上天之命，光大居有中原，交相修治各种政务，到现在已经历多年。大道衰败后重新兴盛，废坠的典章制度也都补足了，唯独财货这一方面还没有实行宽缓简约的政策，难道不是因为国家覆盖广大、供给使用的范围很广，要安定华夏，必须依靠物力的缘故吗？臣认为，这是掌管财计的臣僚失于经常规划所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普天之下，内外所需的资财，四海九州的租赋，关市、山林川泽的税收，榷山煮海所得的利益，一年收入究竟有多少？郊庙、社稷庄严的奉祀，少府和宫禁中的支费，六军及群吏的俸禄供给，一年支出究竟有多少？掌管财计的臣僚如果能够按照常规核查，调节盈虚，量入为出，那么国内的财货就可以得到均衡节省，天下的利弊也可以得到明察。如果圣朝每年按时支出的费用不能按照规划放行，却只知道搜刮百姓使他们困苦，以经营货财来计算财利，这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何况茶货危害政事，日子已经很久了，倘若实行变法，哪一项不是出于至公而提出并施行的？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太宗留心钱谷之事，召三司属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在崇政殿应对，询问计司事务的利弊。李溥等说，条目繁多，不能口头逐条陈述，希望赐给纸笔来回答。太宗派中黄门送他们到宰相府，限令五天内全部分条上奏。李溥等共同上奏七十一件事，诏令将其中四十四件交给有关部门施行，另有十九件交给陈恕等议论是否可行。又派知杂御史张秉和中使张崇负责监督议论，命中书登记这些事项，专门检查举发，不得使它们废弃搁置。赐给李溥等白金和缗钱，全部补授为侍禁、殿直，分别领受其职。太宗对宰相说：“李溥等分条奏陈的事情，很有些长处。我曾对陈恕等说，如果论文章和考究古事，这些人固然不能指望；但论钱谷利弊，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在其中谋划防备，必定完全知道根本。你们只要给他们好脸色，引导他们详细陈说，一定会有所裨益。”陈恕等人性情刚强，始终不肯降低身份向他们询问。吕端回答说：“耕田应当问奴仆，织布应当问婢女。”寇准说：“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这是以尊贵身份向卑贱者请教，也是先向主管官员询问的道理。”过了几天，太宗又说：“国家每年收入的财物，是唐朝的几倍；唐朝中叶以后，藩镇擅自发号施令，征收的赋税大多不能进入公家，下面凌驾上面，君臣纲纪衰替，经常制度毁坏。” 如果前代能够做到这些，早已达到太平了，哪里还会烦劳朕来忧虑呢？”于是召见陈恕等，责备他们荒废职事。陈恕等回答说：“如今国土极其广大，事务极其繁杂，国家经费和军需所需十分浩大；又遇到各州凡有灾害，就一定全部免除其租税。臣等每当提出兴利之权，朝廷必定担心侵害百姓，因而都阻止不行。即使让耿寿昌、桑弘羊重新活过来，也赶不上这种情势。臣等才能低劣，只能尽心处理簿籍事务，终究不足以上助圣明的治理。”太宗说：“你们清廉却不通达，只知道拘守规矩，终究不能替国家衡量长短大小，剖析繁难、疏通壅滞。比如京城仓库中主管官吏应当改换职务的，只因簿籍事务中有一项防备性的条目没有完备，便至于十年五年不能决定，以致有人贫困而没有资财供给，辗转迁徙，死在沟壑之中；这是你们的过错，难道不伤害和气吗？”陈恕等叩头谢罪。真宗即位，西京左藏库使杨允恭说：“川峡铁钱的弊端是：百姓缴纳田税，从前缴纳一份铜钱，现在缴纳一份铁钱；而吏卒的俸禄，按照旧例给一份铜钱，如今却给五份铁钱。用于交易时，十枚铁钱才能抵一枚铜钱；百姓缴纳田税时以一当十，官府损失了其中九成。吏卒俸禄由一份增加为五份，官府又损失其中四份。吏卒得到五份，使用时却要花十份，官府又损失了一半。臣在先朝曾陈述此事，希望变法革除弊端。先帝正准备议行，却因防备盗贼、顺逆叛乱扰攘而停止。如今陛下继承先帝功业，可以完成这项法令，使百姓不失生计；而且饶州、信州的铜积存有数千万，如果派人运到荆地，再运达蜀地，蜀地向来铜多，可让荆、益等地各自设置监，鼓铸铜钱，每年均匀供给，不到十年就可以全部使用铜钱了。” 咸平四年，秘书丞、直史馆孙冕请求下令江南、荆湖开放商人贩卖食盐；边境以折中方式输纳粮草，在京城缴纳金银钱帛，那么公私双方都便利，获得的利益实在很多。假如担心淮南因为江南、荆湖通商，可能导致年度定额稍有亏损，那么国家可以用折中所得粮草充分供给边兵，用商人缴纳的金银充实官库，同时还可以免除和雇车辆，减少对民户的差扰。冒着严寒跋涉远路，假如荆湖运输一万贯钱，淮南运输一千石米，依靠道路里程和脚力送到极远的边地，那么官府费用和百姓劳苦，岂止增加数倍。诏令吏部侍郎陈恕等议论此事。陈恕等认为，江湖地区由官府卖盐，大概是因为接近贩卖海盐的地方，想要平息犯法私贩之人。如今如果开放商人任意贩卖，官盐必定短缺，年度课额也会立刻减少，孙冕的建议于是被搁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真宗时，三司盐铁判官俞献卿上言：“天下的粮食和布帛日益耗损，物价日益上涨，想使民力不困竭，是不可能的。如今天下粮帛的价格，比祥符初年增加了数倍。人们都说，稻秧还没有长成就实行和籴，桑叶还没有吐出就实行和买。自荆湖、江淮之间，百姓忧愁困苦，生活无聊赖。转运使一味刻剥百姓以增加数额，一年比一年严重。又有不合时宜的征调摊派，以及营造等一切费用，都出自百姓，所以物价不断上涨，民力不断困乏。陛下如果确实拿景德年间西北两边交好最盛之时一年的支用，与天禧五年相比，把官吏的冗滥与精简、财用的盈亏、劳役的多少、释教道教的增减，逐项比较，就可以清楚知道利弊。何况自天禧以来，一天比一天奢侈，更加严重。杯子不能装满，是因为下面有漏洞；树木不能茂盛，是因为内部有蛀虫。陛下应当知道，这样做对那一方有所损害，对这一方却没有益处，应与公卿大臣从早到晚谋划讨论，加以挽救纠正。”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仁宗天圣八年，上书者说：“县官禁盐，所得利益微薄而造成的危害广泛。两座盐池积盐成山，山上还长出树木，树干粗到几个人合抱也数不过来。应当允许通商，按照平价出售，这样可以宽减民力。”诏令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议论变更制度。二人于是拟定开放通商的五项好处上奏，说：“正当禁止商人时，砍木造船、征发车夫和民夫运输，疲劳不堪；如今除去这些弊端，这是第一项好处。陆路运输既要差派帖头，又要役使车户，贫困之人害怕服役，接连多年逃亡；如今全部停止，这是第二项好处。船运有沉没溺亡的忧患，纲吏侵吞盗窃，并且掺杂泥沙、硝石，盐味苦劣，容易生病并导致严重浮肿；如今都能吃到真正的盐，这是第三项好处。钱币是国家的货泉，应当使它流通；富家多藏钱财而不拿出来，百姓使用更加窘迫。如今每年可以使商人拿出六十多万缗钱来帮助经费，这是第四项好处。每年还可以减少盐监官员、兵卒、畦夫佣作的供给，这是第五项好处。” 明道二年，参知政事王随建议说：“淮南盐起初品质很好，从通州、泰州、楚州运到真州，再从真州运到江浙、荆湖；纲吏、船夫侵吞盗卖，又掺入沙土，路途越远，混杂的劣盐越多，几乎不能食用。官吏和士卒因此被鞭笞、判徒刑、发配，相继受罚，却仍然不能制止。近年运河浅涸，漕运不能进行，远州乡村的百姓突然缺盐可食；而淮南积存一千五百万石盐，甚至没有房屋可以贮藏，只好露天堆积、用苫草覆盖，每年都损耗；又因亭户输盐后应得的本钱有时无法发给，所以亭户贫困，往往起来成为盗贼，危害就是这样。希望暂时允许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在京城缴纳钱财；又在扬州设置折博务，使商人缴纳钱、粮、布帛，按价值折给食盐。每石盐约卖二千钱，那么一千五百万石可以得到三十万缗钱，用来资助国用，这是第一项好处。江湖远近都能吃到白盐，这是第二项好处。每年停止漕运，免去风浪覆没的耗费，船夫也不陷入刑罚，这是第三项好处。从前运盐的船可以改用于漕运米粮，这是第四项好处。商人缴纳的钱可以拿来偿还亭户，这是第五项好处。”当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也以防止通盐的利益为由提出意见。于是诏令知制诰丁度等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共同议论。众人都认为开放通商，恐怕会使私贩肆行，侵害损耗县官，请求敕令制置司增加漕船，把盐运到各路，使各地都有二三年的储蓄。又恢复天禧元年的制度，允许商人在京城以及淮、浙、江南、荆湖各州军缴纳钱粮来换取盐。在通州、楚州、泰州、海州、真州、扬州、涟水、高邮进行贸易的商人，不得把盐运出城外；其余州则允许到县镇交易，不得进入乡村。对于在京城缴纳钱的商人，增加给盐，并命令转运司筹划本钱偿还亭户。诏令全部施行。景祐年间，叶清臣上疏防范说：“山林川泽有物产，是上天用来惠及百姓的资源。兵粮不足，掌管财货的臣僚便兼取其中利益。草芽、树叶，私人不得专擅采集；封闭园场，设置官吏，处处设立管禁，一概由官府禁止。有人犯法就施刑，既夺取他的资财，又加给他罪名，刺面、流放的案件每天都有，违法者越界冒犯仍不悔改。诚然，这里面有丰厚利益和大量资财，可以救济国用；但圣上仁慈，怜悯百姓隐情，矜恤赦免无辜之人，还将放宽禁令、减缓刑罚，为百姓除害。度支支出的费用很大，榷易所得却很少。剥削园户，供养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府增加残虐滥刑的处罚。虚报数额，刻剥百姓。建国以来，法令有弊就动辄更改。详细考察改法的缘由，并不是有真正为国的实效，都是商人和官吏共同谋划，反而把持利权，侥幸遇到更张法令的机会，便加倍追求额外收益。富人豪族坐享贩卖所得，贫薄的小商贩和低价经营者每天都被削剥。官府之间都没有作长远防范。臣曾切实核算茶利收入，以景祐元年为准，除去本钱外，实际收得息钱五十九万多缗。再看天下出售的食茶，连本钱和利息计算在内，每年课额也只达到三十四万缗。而茶商在通行贸易的六十五州军所缴的税钱，已经达到五十七万缗。” 如果让天下开放通商，只收税钱，收入自然会达到数倍；那么榷务、山场以及食茶的利益，都可以全部包揽取得。何况又不耗费度支的本钱，不设置榷易官员，不兴起运输劳役，也不滥用徒刑、黥刑之类的刑罚。臣认为，百姓的弊病有时会穷尽，盛大的德政，应等待圣上作出不疑的决定。议论者说，榷卖有固定税率，征税却没有恒定标准，通商以后必定亏损年度预算。臣考察管仲的盐铁法，按人口征收赋税；茶供人使用，与盐铁相同，必定应当令天下通行，按人口确定赋税，使百姓获得良好的利益，同时除去严刑。按人口数出钱，百姓不会厌弃缴纳。” 宝元二年，三司度支判官宋祁评论三种冗滥和三项费用，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西部敌人叛逆，尚未立即斩杀，陛下申令将校，警戒整饬边境。陛下每天直到日偏西仍忧劳勤政，特别为征调之事操心，内心经过圣虑，又广泛咨询群臣谋议。臣实在不才，私下因感动愤慨，认为勇士在外抵御敌人，儒臣在内筹划谋略，合起来形成威势和策略，来执行上天的诛罚，那么跳梁的小丑，指日之间就会被烹煮剁碎。因此斗胆陈述愚见，以求帮助万分之一。臣听说，军队以粮食为根本，粮食以财货为资助。《易经》说聚集民众，《尚书》列为八政之一，这确实是圣人用来统一天下的工具。取之于天下，用之于天下，量入为出，所以天子也不能把它私有。”

译《传》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就会信任他。” 如今左藏库没有多年积存的钱财，太仓缺少可供三年使用的储粮，南方冶炼铜的地方匮乏，铜钱也不能发行。承平时期已经如此凋敝困乏，原因是什么呢？实在是由于征取已经竭尽，而使用又没有节度。臣不能完全知道朝廷经费的全部情况，姑且就臣平素所见来说：大处有三种冗滥，小处有三项费用，使天下财力困乏。财力已经穷尽，却还想兴起几十万军队来开拓边疆，实在太没有谋划了。陛下如果能够超然远观，洞察根本，去除三冗，节省三费，专门准备西北屯驻军队的费用，还可以长久安稳，高枕无忧，不必担心匮乏。什么叫三冗？天下有固定的官职，却没有限定员额，这是第一冗。天下厢军没有征战，却耗费衣粮，这是第二冗。僧尼、道士日益增多，却没有固定人数，这是第三冗。不除去这些，就不能治理国家。如今陛下如果在这里下诏，从今天开始断然实行：僧尼、道士中已经受戒、具备资格的，暂且让他们照旧；那些登记在寺院名册中、作为徒弟弟子的，全部还俗为民，不再每年剃度。州县寺观保留若干处，僧尼、道士限定若干人，并且命令以后人数不得超过这个数。这样一项措施实行，就可以得到五十万耕田织布的夫妇，那么第一冗就去除了。如今天下厢军不选择瘦弱矮小者，全部收编配置；他们本来就不懂军事，却还要每月耗费廪粮，每年耗费库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万人〕 几口之家无法自我养活，于是相互牵连逃亡藏匿，变成盗贼的多得无法计算。朝廷每有徭役，又要借用农民承担劳作。假如让厢军驱使前去服役，还要另外发给口粮券，间或希望赏赐两端钱帛，他们相继认为不便，这是很明显的。陛下如果敕令天下厢军，从今日以后，除各州军因防守需要另留三百人外，其余一概不再收补。已经登记在册的，允许用来充当役作。这样，中下等人家就都可以从事农业，又能得到几十万有力耕作的人，那么第二冗就去除了。国家的郡县向来有固定官额，例如定十人为额，通常加到十二人，遇到迁调、替代、获罪、贬谪，也足以不致缺员。现在却不是这样，一名官职尚未出缺，十个人就争相奔逐；身着朱色官服的满路都是，身着紫色官服的连成树林。州县地域并没有比从前扩大，官员却比旧日多了五倍，怎么能不苟且求进？官职怎么能不滥行授除？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诏令三班审官院、内诸司、流内铨，明确规定员额限制，作为固定法令。从今以后，门荫、流外、贡举等入仕途径，都应确实设置选限，逐渐致力于选择人才。等到有官职空缺，再按员额补授官吏；对内可以减少俸禄廪给，对外可以使浮华风气安定，那么第三冗就去除了。什么叫三费？第一项是道场斋醮，没有一天不存在，有时七天，有时一个月，有时四十九天，各自都以某个名目举行，从来没有停止。至于蜡、蔬菜、油膏、面粉、酒、米、钱帛等，百司供给的数量无法计算。而主持者还借机谋利，趁机欺骗侵夺，所以奉行崇尚这种活动，严厉程度超过典法，都以祝皇帝长寿、奉行先帝功业、为百姓祈福为名，想使臣下不能提出议论。臣愚昧地认为，陛下上奉天地宗庙，其次奉祀社稷百神，备办醴酪、粢盛、牺牲、玉帛，使有司穿戴礼服恭敬奉行，按时进献，足以把圣明的德行昭示于天，并为百姓求得许多福祉。何必要反复举行道场斋醮这种琐碎的祈报呢？这只是国家抱持虚妄来考求祥瑞，小人欺骗神灵来取得利益罢了。陛下如果从圣意出发断然裁定，选取确实不能废止的，略依本教举行熏修，规定开启举行的时间，赏赐也有定额，那么第一项费用就节省了。第二项是京城的寺观，有的设置许多徒众和差卒，有的增加设置官署，所供给的衣粮是其他地方的三倍。帷帐称作供养，田产称作常住，使人不服徭役、不任劳役，坐等侵蚀普通百姓的财力。又争相装饰神祠，竞相修建塔庙，都说不耗费官府钱财，而是自行募取民间财物。这实在是放纵无忌、欺罔皇上的极端行为。” 百姓藏财于国家，国家也依靠百姓；财货不是从天上来，而是从土地上产生的；劳役不能役使鬼神，而要依靠人来完成。舍弃国家而取用百姓，二者都会受到伤害。恭请陛下严令州县，普遍下令停止这些事情，那么第二项费用就节省了。第三项是使相、节度使，他们不属于藩镇要地，却贪取公用，全部供养自己的私家。考察节度使的设置，有的应当驻守边镇，有的应当统领军队屯驻，设置公用经费，原本是为了慰劳众人、宴享宾客。如今却不是这样，罢免的大臣大多仍贪取使相名位；在安定百姓的都邑，普遍设置公用经费，拿百姓的资财力量供养无功之人，白白耗费国家费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恭请陛下珍惜名器，使授予和接受都只依据才能；从今以后，地处不是边要、州中没有军队屯驻的，不得设置节度使；已经带有节度使名号的，不得留在近藩及京师，这样第三项费用就节省了。三种冗滥已经去除，三项费用已经节省，用度节约，财力必然充足。臣又听说，人不率先行动，别人就不会跟从；自身不先做出表率，别人就不会相信。陛下如果能够亲自奉行极端节俭，向四方作出表率，衣服、酒食不超越旧有规制，请从皇帝乘舆所用的部分开始。锦绣、珠玉不得任意耗费，请从后宫开始。这样以后天下就会响应，百姓的产业日益丰厚，人心不动摇，军队和劳役都可以兴办。即使使行动如风、照临如电，饮马西河，愚蠢而不朝廷的敌人，也可以玩弄于掌股之间了。” 难道能同今日征求财用、把盐和茶的专卖当作忧劳之计的人相提并论吗？臣实在狂妄，不懂禁忌，轻率地进献愚见，只求陛下赦免臣的罪过。宝元年间，户部侍郎夏竦议论国家用度说：“臣听说，四代以下，没有比汉朝更兴盛的；汉朝又没有比文帝、景帝时期更盛的。考察当时国家的用度，也可以说十分充足。古代按十分之一征税，汉朝实行按田征收，有时三十分之一；而赏赐功臣外戚，动辄以万计。赐给牛酒、布帛、米肉的事情屡屡发生。那时民间子弟分食租税，很少进入县官的府库。匈奴侵犯边境，诸侯接连发生祸乱，战争多次兴起，运输粮饷的车船连续不断；官府没有盐铁专卖的利益，关卡也没有舟车之税，而百姓并不诉说劳苦，国家用度反而越来越丰足。京城的钱串腐朽，难以查点；太仓的粮食腐败，不能食用；田野道路上的马匹成群；守卫闾巷的人也能吃粱米和肉。原因是什么呢？国家开拓疆域，幅员亿万，东南延伸到海边，西北抵达戎地。朝廷内部没有列侯封国，年年没有从民间征取的赏赐；茶、盐、金、铁的利益，水陆关市的征税，按田亩征税，专卖酒而出售，依山冶铸钱币，临海设置市舶。一年的收入是汉初的十倍，而用度却区区不能丰足有余。这不是事势不够，而是征取和给予没有做到恰当。大概是百姓乐于贩运，风俗崇尚奢侈；十户住在乡里，劳力大半被占用；佛道之害、巫觋之耗损，以及兼并之害、吏胥的暴虐，每天都有。”

译所以普通百姓争着想采山煮海，凭借技艺开设店铺，以求取得丰厚利益；他们懈怠荒废田地，朝廷却从未禁止。等到这种风俗造成弊端，又将怎么办呢？文帝、景帝时期，轻视商贾，疏通关卡桥梁；上面大力推行节俭朴素的教化，下面没有佛老之教的弊害。废除肉刑，选举贤良，削除父子连坐的法律，废除诽谤和妖言之罪。亲自耕种籍田来劝勉农业，颁布宽惠的诏令来开启百姓的利益，减少服御用品，裁减郎官和吏员；为了露台工程，爱惜十金的费用；霸陵使用瓦器，砍伐驰道，填平兰池。百姓没有被禁锢的法律，马匹没有吃粮的侥幸。采掘金银珠玉的人，按盗窃赃物论罪。因此人人都感到安乐，趋向农业根本而弃绝末业，勤勉从事农桑。百姓富足了，君主谁还会不足？皇家休养生息，天下安宁五十年，直到遇到陛下。上天深沉无言，圣明政治日益升进；陛下承继太祖、太宗二帝的基业，正当文帝、景帝的时代，四方夷狄都拭目以待，仰望太平。恭愿陛下鉴察汉朝兴盛的事情，光大圣宋的事业，除去没有益处的禁令，慎重选择良吏，重视农政，以节俭率领下属，以简约驾驭事务。节俭，用度就充足；简约，政令就宽缓。用度充足，生计就丰厚；政令宽缓，风俗就富足。《春秋》的义理说，王者体察元气而居于正道；体察元气，足以驾驭中正；居于正道，足以简省嗜欲。” 建立大中之道，简约自然就会达到；节制嗜好欲望，节俭自然就会达到。仿效文帝、景帝的治理，体会《春秋》的义理，孜孜不倦地行善，即使天下安乐也不要自满。不到十年，国家用度就会充盈，风俗就会敦厚，仁义可以施行，法令可以安置，还将能够同三代相比高下，哪里只是与汉朝相比呢？夏竦任三司使时，又上奏论述量入为出的费用，说：“臣恭敬地认为，年景有丰歉，礼制也有隆盛和简约。先王端正版图，厘定税赋，以百姓的情况体察国家，按照时令计算用度。《王制》说：‘冢宰掌管国家用度，一定在年终，根据年成的丰歉，量入为出。’所以即使有战争费用、旱灾蝗灾的变故，上面没有供给不足、事务废弛的忧虑，下面没有临时加赋、暴虐征敛的祸患。治理天下的人，应当牢记这一点。国家遵循古制建立制度，裁定义理，创立规章来爱护养育百姓，想达到太平之治；可是战争肆意侵扰，边境屡屡消耗粮饷。近年来，国用日益耗损，甚至向豪右卖官爵，向州郡购买缣素；积压粮食的人家竟争相窃取士绅的名号，滥行之辈争着抬高官价，贪婪之人的心志更加骄横，我们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虽然这是仓促时的权宜措施，却很有损于太平之德。何况太祖开创基业，太宗继承并发扬光大，陛下承袭帝位，王者恩泽向下流布。五十年间，万国无事，山海的物产、桑谷的赋税，每天以万数计，每月以亿数计。为什么边境骑兵的尘土刚刚扬起，边塞的钱粮官就立即设置权宜之法？臣实在替陛下惋惜。唉！天下都知道向百姓征取才叫取，却不知道给予百姓也是一种取。” 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向下流一样；到了登场收谷的时候、收取织物的时候，只要提高价格五分、增加十分之一，稻米高粱就会像山一样堆积，哪里还需要善于挑选？布帛就会像云一样聚集，哪里还需要强行督促？在容易处谋划解决困难，难道不正在这里吗？确实应当分别诏令各主管部门，预先谋划用度，衡量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察看年成的丰歉，削减冗余事务，端正常规伦理，去掉权宜之计而采用长久之策，不要使汉朝的道路混杂有霸道的名声，那就是万世的幸运。” 夏竦任三司使时，又上奏论述平定榷卖制度说：“臣恭敬地认为，齐桓公是强盛的君主，夏朝会盟时开始议论盐铁；汉武帝对外开拓边疆，于是兴起榷卖制度。魏、晋、周、隋各代，制度沿革不止一次。唐朝沿袭这种制度，又增加榷卖的数目。贞元年间，又实行茶税，山林川泽的富饶，全部归于国家。天地所生的利益，应当与百姓共同享有。把财货藏在百姓那里，并不是要把它全部取尽。所以说：‘百姓不足，君主怎么会足？’又说：‘百姓富足了，君主谁还会不足？’这是因为君主把百姓当作心，百姓把君主当作身体；没有心脏劳苦而身体安逸、肢体瘦弱而身体强壮的道理。国家富有，征税充满府库，君王的心虽然务求推行宽大政策，但聚敛之臣竞相制定苛细规定，刻意收取额外收入，不知满足。以至于海边百姓吃饭没有盐的滋味，山居之人饮用没有茶味。有人负贩货物，必定要同官吏分利。这是对平民布网严密，对奸猾之人法禁宽松。榷酤制度近年尤其严急，有的增加现有课额，有的追征已经死亡者的数额，有的明文颁下诏条，招募人互相削夺。所得极其微薄，争端却纷纷而起。州县的诉讼案件从此越来越多，臣实在替陛下惋惜。榷卖制度不能废除，但可以使它的法令平和。” 法令不必过于急切，急切则百姓会怨望朝廷；也不必过于宽缓，宽缓则利益会落入下层奸民之手。任用廉洁公平的官员，使他们晓谕朝廷的意旨，削除冗余制度，务必保存大体。上面不虚耗国家，下面不逼迫百姓，那么治理之道就在其中了。孟子说：‘文王的园囿方圆七十里，人们还认为小，是因为同百姓共享。’要同百姓共享利益，依据正道征取，以禁令防范，以户籍等簿册加以整治。这样全面推行而不穷尽，即使禁闭山林、封锁海域，百姓也不会因此怨恨。” 庆历三年，右正言余靖论述河北榷盐说：“臣切听说，臣僚上言，想通过专卖河北盐货来收取遗留的利益。臣以为，自从前些年有关事务以来，河北百姓被挑选为义勇、强壮，并承担各种科率，多年来没有得到休息。臣常常痛惜幽州、蓟州之地陷于敌人，几百年后百姓竟忘记了向南顾望的心，这大概是因为敌国的法令大多简易，盐和曲都便宜，科派徭役不繁重。过去太祖皇帝特意推行恩意来惠及河朔，所以允许盐商通行，只令收取税钱。如今如果突然实行专卖，盐价必定腾贵，百姓如果怀着怨恨后悔之心，到那时再防范又怎么来得及？因为河朔土地多盐碱，小民的田地不能生长五谷，只能刮取盐碱煎盐来缴纳两税。如今如果禁止，就势必要逃亡；盐价如果很高，犯法的人必然众多，边民怨望，不是国家的福气。恳请暂且仍旧允许通商，不要任意增加盐价，以致激起民怨。”

译侍读学士欧阳修上奏说：“臣听到传闻，转运使吕绍宁刚到淮南，便进献现钱十万贯，不知是否属实？臣看到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天下困乏，不只是因为备边费用，半数也是官吏破坏造成的。如今三司自己为了弥补钱财缺额，屡次到东南搜刮，又拿粮食布帛进行折换，那么南方的库藏哪里还有剩余钱财？乡里编户百姓一定没有藏钱。所以淮南近年号称钱荒，不知吕绍宁刚到淮南，用什么方法、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笔钱来进献？如果是把官库的钱进献上来，那么各州应当使用的钱财一定会大大缺乏；如果是在民间摊派征取，百姓的力量哪里承受得了？况且十万缗钱，国家得到的益处极少，外部取得它造成的危害却不小。往年李定、王逵等人都刻剥疲惫的百姓来进奉，直到如今南方还在叹息怨恨。何况今年江淮遭遇王伦大规模惊扰劫掠以后，接着又有蝗灾旱灾，民间困窘，尤其需要安抚保存。而吕绍宁欺骗蒙蔽朝廷，妄自有所进献。恳请另降指挥，下令从别路选派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核查淮南一路现有的钱帛总数，查明吕绍宁进献的钱究竟从什么地方得来。如果涉及欺骗妄为，请赐予按朝廷法典从重处置。至于他所进献的钱财，恳请圣上仁慈地拒绝接受，以彰显朝廷均平抚恤外方、抵御奸吏刻剥的意旨。” 嘉祐五年，欧阳修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改变茶法，本来想救治它的弊端失误，却有误国之计的人不能深思远虑，究察事情的本末，只知道谋求利益而不知道谋求它的危害。正当一两位大臣热衷于改革的时候，他们乐于听到合乎自己心意的话，仓促而轻信，于是决定施行。命令下达之日，还担心天下有人认为不对，便直接诋毁善于进言的人，指为故意标新立异的人，严厉设置刑名，禁止他们议论。事情施行以后，人们知道它不便利的，十人中大概有八九人。然而君子知道当时正厌恶进言而心存忧惧，不肯说；小人害怕法令、畏惧罪责，也不敢说。如今施行已经超过一年，公私都不便利，危害已经很多；但一两位大臣先前施行得过于果断，法令又过于严厉，形势已经难以回转，不能立即改正。士大夫中知道事情真相的，只在道路上私下议论，不敢在朝廷公开说；偏远地方每天遭受其害的百姓，只能在乡里叹息怨恨，没有途径让皇帝听到。陛下聪明仁圣，向来扩大言路，容纳臣下补益极多；如今忽然下令改革事务，却先设置严酷法令，禁止人们发言，朝廷内外听闻此事，没有不叹息惊骇的。俗话说：‘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还严重；河流被堵塞后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 如今堵塞百姓的嘴已经超过一年，百姓受害的也已经很多，古人的话并不是虚说，现在就看到了验证。臣又听说，正当改变茶法之时，商议已经确定，却仍然选派数名官员，分赴各路，访求利弊。这样看来，一两位大臣不但起初没有损害百姓的意图，实际上也没有十分自信的把握。只是被派去的人既然看出朝廷一定要改法，不敢阻止议论，又一心迎合以求功劳赏赐。传闻他们所到的州县，不容许吏民陈述意见，只说朝廷的意旨在于一定施行，他们只是来要求取得一份审状罢了。如果传闻属实，那么误事的只是这几个人而已。起初是因为轻信他人，施行过于果断；如今如果明白看见它的危害，挽救错误为什么还要迟疑？祸患没有比明知错误仍坚持更大，过错没有比不肯改正更深。臣对茶法本来并不详细了解，但外间议论既然喧腾，听到的也逐渐多了。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允许平民在道路上批评，允许商旅在市场上议论，允许士人在朝廷上传达意见，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臣切听议论者说，茶的新法实行以后，百姓没有私贩之罪，每年省去了许多受刑的人，这是第一项利益。然而它有五项危害：江南、荆湖、西浙数路的百姓，从前缴纳茶税，如今改为缴纳租钱，使百姓破产亡家，怨叹愁苦无法忍受；有的全族逃亡，有的上吊自杀，这是第一项危害。” 自从新法施行以后，小商贩贩运的极少，大商人完全不再通行。前代制定法律，是为了抑制豪商，不让他们过度侵夺国家利益、形成僭越奢侈而已。至于使货物财货流通，即使是三代的至治时代，也仍然分设士、农、工、商四民，使他们相互获利、相互供养。如今却断绝商旅，这是第二项危害。自从新法施行以后，各个税茶路分仍有旧茶税，而新茶税却完全断绝。过一二年，旧茶税收尽，新税又没有收入，就会突然亏损国用，这是第三项危害。从前官茶允许百姓掺杂，所以茶叶多而便宜，能够流通天下。如今百姓自行买卖，必须要真正的茶叶；真茶不多，价格于是昂贵。小商人不能大量贩运，又没有闲暇远行，所以靠近产茶地的地方突然只能吃贵茶，远离产茶地的地方更将没有茶可吃，这是第四项危害。近年河北军粮采用现钱之法，百姓把米交到州县，再到京师凭票折算茶叶。三司在各场务中选择较好的场分，特意留下八处，专门供应河北交米之人凭票折算、领取茶叶。如今场务全部废除，但仍有旧茶可以折算，所以河北和籴目前还没有受到妨碍。臣切听说，从明年以后，旧茶应当全部用尽，再也没有可以折算领取的，那么河北和籴实际上就需要现钱了。” 这不只是客商得到钱后无法转运变换，朝廷还要年年从京师运钱到河北进行和籴，按道理必定办不到，这是第五项危害。一项利益不足以弥补五项危害。如今即使想减免、放宽租钱来救治弊端，也只是宽解百姓的一端，并没有穷尽公私双方的利害。恳请圣上仁慈地特别诏令主持议论此事的臣僚，不要拘泥于前次过失，深思如今的危害，摒弃坚持错误的心意，不要沿袭压制诽谤的做法，除去先前的法令，允许人们进献意见，赶快重新详细审定，精心寻求恰当方案，或许可以不失去祖宗旧有的制度。臣冒犯禁令进言，伏地等待责罚。”

译庆历六年，监察御史张方平论述河北榷盐，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河北各州所产盐货，自太祖开宝年间下诏停止禁榷、允许通商，只令收取税钱，到现在已经多年，百姓享受其中利益。近来听说臣僚筹划，想把沧州沿海的盐实行专买并收入官府，召集商旅到边境交纳粮草。要计算领取沧盐，就必须禁止各州的小盐。不禁止，就会侵夺官府的课利；如果禁止，那么十多个州军的百姓从此必定受害。为什么呢？河北一路除沧州沿海产盐外，深州、冀州、邢州、洺州等十多个州土地多盐碱，不能耕种，百姓只有以煮制小盐为业，衣食和赋税都依靠此事。如果禁止，一旦穷困百姓失去生业，流散成为盗贼，那么所担忧的事情就不小。近来朝廷因指挥下达本路都转运司进行审度，事情虽未施行，民心已经产生疑惑。何况本路各种盐官所管的税额，长期以来都已经确定，每年收入的课利也不少。如今即使改用榷法，商旅或许不相信而不来交钱领取，所得的年度数额未必增加。又听说都转运使鱼周询已经分条陈具利害上奏，也说榷法不可施行，于是停止。请求增加税收。臣切以为，这一举措对于事情全局的利害关系最大，臣僚所请求的榷盐，请暂且停止。” 如果朝廷已经议定不施行，还恐怕那一方的百姓有人不知道，也请下令本路各州军告谕百姓，说明朝廷如今仍将比照旧例，不再实行禁榷的意思，使这一地区的人各自安定地从事原有生业。” 张方平又论述民力极其困乏起因于军队过多，上奏说：“臣前些日子曾大略核算天下财利出入的簿册，知道天下困乏的根本在于军队。于是考察宝元、庆历以后，内外增加设置禁军，每年发给的钱帛、粮食、赏赐等数额，分次进呈，请求朝廷谋划议论此事，作出放宽或收紧的安排。臣恭敬地认为，太祖皇帝攻取荆潭，收复巴蜀、广南、江南，防备晋国侵犯，抵御西戎和契丹，计算所蓄养的军队不到十五万人【开国初年得到后周军队十二万人，后来平定蜀地，挑选其中精兵，只留下 一百二十人；到乾德年间选拣内外军队，只留下十万人，大概都是极其精锐的，后来才逐渐增加到十五万军队】。太宗皇帝平定太原，防备叛贼，抵御契丹，考核简选军队，增加修治军备，志在收复燕、蓟，但蓄养军队不过四十万人。先皇在咸平年间，防备叛贼、抵御契丹，搜募战士达到五十多万人；等到契丹请求议和，祥符以后逐渐裁减，放宽牧马地让给耕种的百姓【先帝曾对宰相说：‘天下兵马的数目虽然不少，但精锐的很少；而且如今的军队同古代不同，古代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百姓就是士兵；如今的士兵都坐享衣食，国家经费极其广大，不可不谨慎选练。’】向敏中说：“军队编额逐渐增多，农民因此日益耗困。近来刚奉诏令，已经停止招募，斥退疲弱老病的士卒，裁减冗员，减少不必要的军粮供给了。”皇帝说：“你们应当经常讲求此事，务必制定长久可行的方略。凡边将占有兵力以自固的，应当立即罢免。先帝曾经诏令环庆路裁减神勇军，令其返回营地。周莹说本路兵数并不多，不敢立即裁减。皇帝说：‘西部边境虽然能够得到粮草，但每年都要役使百姓运输，周莹没有体恤百姓的心意，也就可以看出来了。’随即任命曹缉代替他。到了宝元年间，几乎四十年，可以说已经安定太平了；后来因为西夏阻拒命令，才开始登记民兵，不久又命令刺面，使他们补充军籍，于是在陕西、河北、河东、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增置保捷、武卫、宣毅等军。保捷军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军七十四指挥，宣毅军二百八十八指挥，这是其中最多的，其他的不再一一记载。此后又在江淮、荆湖、福建等路设置宣毅军：淮南三十二指挥，两浙二十二指挥，江东十三指挥，江西十七指挥，湖北十七指挥，湖南十一指挥，福建十二指挥。内外增置的禁军总计约四十余万人，加上朝廷原有军队将近一百万人；至于乡军、义军、州郡厢军、各军小分、半分、剩员等，都没有列入统计。军营中的士卒日益增加，南亩耕作的百姓却日益…… 减少。近七年之间，民力极其困乏，天下耕田的农夫和织布的妇女，没有谁能够供给自己的衣食；百姓的财富已经耗尽，国家的仓库也空虚了。而这些冗余士兵习惯于姑息宽纵，逐渐骄纵，势力日益炽盛，渐渐成为祸害的根源；可是上下仍安然不以为意，不图谋及时整顿挽救，只怕招募安置得还不够多。况且太祖训练十万军队便平定天下，如今却把一百万人还认为少，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各人苟且谋求自身安逸，没有人为长久之计考虑。苟且的做法，是臣下只为自身打算；长久的谋划，才是陛下和国家的计划。如今挑担贩运的人家尚且急切地准备几石粮食以备不时之需，怎么会有不考虑长久而能够保全天下的道理呢？近年以来，三路输送粮草入京，度支司支付返还的价钱，常常达到一千万贯上下。边境费用如此浩大，靠什么来支撑？臣计算如今国家的大计，增加一百万人并没有益处，减少一百万人也没有损失；可是近来卖官，六千缗可以买官，主簿、县尉要一万缗，殿直及各监管场务的官员则按照课程制定赏格，收取赢利达到二三千缗便依次升迁，却不知道卖官和因卖官升迁的官员究竟有多少，是否足以供给三路一年的粮草费用。这就如同聚集田间沟渠中微小的水流，却用来填补尾闾泄水之处。浅陋的人还说应当搜取遗留的利益来补助经费，没完没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国家财用的盈亏，关系着国事的安危罢了。景祐以前，军队有五十万人，三司的财用已经没有余裕；到如今军队增加一倍，财用又怎么能够充足？臣近来估算今年京城的支出，前已呈报，只是按照通常的经费办理，调剂周转，仅仅做到有所准备；从今以后，如果再因而增加额外耗费，又遇到饥荒，即使有智谋的人，恐怕也难以妥善收拾后果。何况臣才智愚陋，哪里敢期望一定能够成功？只愿这是国家的福分、祖宗的神灵和陛下至仁盛德所致，能够感动天地，使上天降下祥瑞，以丰年报答，那么就是亿万百姓的依赖了。若从人事方面看，臣愚昧而又深感寒心。恭请命令中书、枢密院查阅臣以前的奏章，审慎了解其中的计议，交由圣上裁断，早日采取措施。即使如此，也还要多年以后才能见效；这就像救火救溺，迟缓了就更加来不及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理财 宋仁宗时，张方平上奏《食货论》说：“臣听说，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命脉，财货是供给各种用度的凭借。从上古开始，这就是世间最急迫的事情。神农氏开始辨别五谷，制作耒耨以便利耕作，教导天下百姓，于是人民懂得以粮食为生。正午设市，招来天下百姓，聚集天下财货，建立交易的法则，但世上的财用仍然不足。黄帝、尧、舜丈量土地、设置井田，授予农时、施行政令，疏通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于是天下的美好利益都具备了。禹辨别九州土壤，确定九种赋税，鼓励有无相通，使天下各国安定。周文王在岐地时，制定司马之法，建立平整土地的政令，均分土地，以什伍相联来考察人口，并把田野划分为井田和牧地；按照土地的物产授予相应职务，并使人办理贡赋税收之事。大概古代君王制定财用的办法，主要以田地以及山林川泽的产出作为正赋。至于百工、商贾、衡虞等方面的赋税，是把那些依靠浮游营生、背弃农业根本的人当作应受惩罚者加以抑制。自从周朝衰微，庶民失去职业，土地疆界毁坏，徭役横行。秦国知道顺应人心，改变旧制可以取得大利，所以废除庐井制度而设置阡陌，急切推行耕战赏赐，尊崇鼓励兼并和奸诈之人，抛弃削弱王制的做法，专门施行苟且、严酷、刻薄而贻害深远的政令。到了秦始皇、秦二世时期，征收了天下大半的赋税，又征发戍守、运输和供给，接连发动剿灭行动，使百姓无法生活，天下充满愁苦怨恨，于是终于因而发生溃散叛乱。汉朝承接秦朝衰败的局面，致力于安定百姓，简约法令，减少禁令；田租减轻为十五税一，并根据官吏俸禄和官府用度来确定向百姓征赋的数额。汉文帝、汉景帝亲自实行节俭的德行，节省费用而爱护百姓；四方和平，家家给足，人人丰足，城市和乡里粮仓都装满了，府库中也都有余财。百姓懂得自爱而重视触犯法律，先行仁义，以因受到贬黜和羞辱为耻。到了汉武帝时期，对外征讨四夷，对内兴办功业和工程，七十年积蓄还没有防备就已经耗尽；征戍接连发生，天下共同承受劳苦，在外出行的人要携带资粮，留在家中的人要为他们送行，朝廷内外都受到骚扰。百姓逐渐疲敝，因为巧立法令和财物贿赂而衰耗，收入也不足以供给。于是用财物补充官职，出钱可以免罪，而那些谈论财利、商议功业的臣子，以及斤斤计较、精于盘剥的人，纷纷进用。于是设置平籴，建立均输，开办漕运，兴办盐铁，设置爵位等级，实行▯酤制度，计算舟车税，登记占有和储积的财物；又颁下告缗令，重新铸造皮币和白璧币，天下变得萧条空虚，百姓无所依靠。只因为一个人的奢侈之心，竟造成了百姓万世的祸患。因此圣人尊崇仁德、看重义理，称道赞叹节俭的德行，把逐利看作祸害；其中的用意，是从长远防范祸患。从此以后，搜刮取求更加严重，损害下民而增益上层，百姓一天天被剥削、一月月被削减；侵害刻剥小民，反而被当作忠诚和功劳。南北各地纷纷扰攘，君王的恩泽已经枯竭。唐朝初年，赋税较轻，徭役较宽；到了天宝末年，国家用度逐渐扩大，边疆有建立功勋的将领，朝廷[原文“朝」有”，疑为OCR或串文]有独揽权柄的臣子，外戚亲属相互争强，后宫请托竞相进用，所以崇尚礼仪而谨慎自矜。韦坚、王鉷凭借聚敛财物而得到进用，实际上又使烦扰聚集了一批同类之人，为皇上聚集怨恨，给百姓造成创伤。当时太平已经很久，百姓并不愿意作乱，但这几个人提出邪僻的办法来侵扰他们，最终成为祸害的根源，以至于国家败亡。到了至德以后，战事不断，征调运输军粮，各种徭役一齐兴起，人口和户口日益凋残，户籍版图空虚；赋税征收的门类很多，特殊科目和不同调发层层增加。计司不能核查各道使者，各道使者不能核查各州，奸猾官吏和专权大臣便借机营私牟利；渡口有税率，堤堰和埭坝有征税，房屋有房税，禾苗庄稼也有征敛，甚至还要按户等平摊豪强人家的负担，摊派征取童仆和马匹。人的常情是，给予他就高兴，夺取他的东西就愤怒；所以先王只让百姓看见给予他们的形式，却不让他们看见夺取他们的实情，这样以后才能使百姓归附。横征暴敛虽然实际是为了侵夺剥削，却还以抑制商业、遏制强豪为借口；唐朝的赋税就是这样。至于另立名目直接征取、没有正当名义的税收，难道和抢劫、剽掠、夺取又有什么不同吗？从前贤明的君王保全国家，他们的经费和用度制度，难道是上天降下、土地生出的吗？也不过是取自百姓罢了。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调节物价贵贱、调剂盈余和亏空，节制财物的出入，妥善储备而不过度，必定是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大体说来，唐朝的制度中，租庸令在武德年间确定，两税法在建中年间开始实行；盐利由第五琦扩大经营，后来由刘晏完成；茶叶专卖禁令由赵赞开始萌芽，后来由张滂完成。进奉之名始于兴元年间，后来又有每日进贡、每月进奉的臣子，以及方镇上缴羡余的名目，榨取百姓的膏血，用来结交皇上的恩泽；这些收入不列入县官掌管的国家经费，而进入君主的私藏。这就是唐朝制定财用制度的大纲。我朝抚有万邦，使四海富足完整，太平安乐将近五十年；边塞没有聚集军队长期驻守，也没有馈运军粮、赏赐功臣的费用；各州郡的灾害足以同丰收相互补偿，百姓没有紧急征调和杂项赋税，也没有早上下令、晚上就要备办的急迫事务。按理说，本应宽裕安舒，可是公私积蓄却不足，接连几年不幸发生饥荒，百姓力量困乏屈竭，各地仓廪都无法赈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不是因为天下百姓趋向末业、背离农业的人太多，众多生民中生产少而耗费多；对外则戎兵造成的耗费和供给永无满足，对内则军队早已骄横而赏赐没有节制；法制没有建立，所以编户百姓竟僭用王侯的服饰；教化有所亏缺，所以普通百姓陷入佛教、道教的邪道；依附市场聚集着游手好闲之人，任用的卿大夫中却很少有真正贤能之士。因此，耕田植桑的百姓逐渐减少，衣食来源越来越狭窄，却又凭借这些资源追求奢侈，花费没有止境。像这样，哪里还能取得富裕而人口众多的局面呢？所以圣人治理百姓，区分为士、农、工、商四业；从天子、公侯、卿大夫以下，直到守门和击柝巡夜的人，他们在爵位、俸禄、供养以及生死礼制方面，各有不同等级。地位低的不得僭越地位高的，卑贱的不得超过尊贵的，因此上下有秩序，百姓的心志也安定了。《周易》履卦的象辞说：“履卦是用来辨别上下、安定百姓心志的。”节卦的象辞说：“节卦是用来节制数量法度、评议德行的。”又说：“不能节制，就会发出叹息。”所以先王制定礼制、建立法令，关键在于使人遵循正道，裁抑过度的欲望，使他们欲望减少、事务节制，财物充足而不互相争夺罢了。管子说：“使百姓懂得名分，是王道的根本。”如果在上者不能节省费用、爱惜财物，不能让百姓按时从事生产，国家的制度不能建立，百姓中游荡蛀蚀社会的人不能除去，那么即使有管仲夷吾的权谋，李悝竭尽地力的才能，鼂错、贾谊善于议论的本领，诸葛亮治理国用的能力，也不足以取得成功。我谨慎列举前代有利于救济国家、使百姓获利的良策，以及危害国家、损害百姓的乱谋；其中可供警戒、可供效法而又适合今天的，谨择其要点说明。谨论述完毕，方平又上《食货轻重论》说：“臣听说，圣人凭仁德守住君位，凭财物聚集民众，所以财物是帝王用来调理万物、养育众生、保全邦国、治理世代、安定百姓和制定政治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