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八

译制敕不完整，命令没有分量，法度也就不存在了。臣等担心，这会逐渐发展成斜封授官的情况。臣等之所以替朝廷深感痛惜，就是这个缘故。臣等私下揣度圣意，陛下必定认为既然命令已经施行，就难以追改，并且又涉及依次升迁；这样便是一举造成两方面的损失。对于安焘来说，难道可以接受不完整的制敕而处在众人瞻望的职位上吗？不如趁他辞免之机，停止罢除新的任命；这样君臣之间授受都合宜，法度也不至于废弃。况且朝廷差除，因为臣下辞免或台谏论奏而停止或更改的事情很多，难道唯独安焘不能更改吗？伏望圣慈收回安焘的告命，并详细阅览臣等论列安焘的文字，另行降下指挥施行。陛下升进大臣，如果合乎公道，为什么不让给事中依条例书读呢？臣等所论，关系到国家体制。如果陛下不赐予改正，臣等一定要再三论奏，不敢自行停止。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臣看到，安焘的任命不送给事中书读，对法度来说很不妥当。臣与孙升等已经论奏过，拳拳诚意，想来烦劳圣上阅览。臣现在替陛下反复思量，这件事确实关系国家体制，有四点不可不改，因此必须再次具奏陈述，冒昧烦扰天听。给事中的职务，是主持书读制敕，允许封还驳正并奏报复核。陛下不让他书读，就是废弃他的职务。朝廷设置官职、任用人员，却自行废弃其职务，无法训示四方、昭示万世。如今门下省把录黄送到给事中处，文字不书写“臣某”的姓名，却写着“奉圣防不送”；给事中没有书读，尚书省于是接受后交给吏部，吏部发布告身时也照这样书写。臣不知道这合乎什么法式、形成什么制命，这是第一点不可。小人的心思，巧伪险诈，善于窥伺朝廷的缝隙，想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即使防范禁约谨严周密，仍然会有人扰乱法度以求侥幸。陛下如果认为这件事已经施行，难以更改，不顾及人们的言论而坚持施行，那么日后或许有权臣的女谒、干请，希求非分之事，便援引这个先例，请求不交门下省施行，臣恐怕陛下将无法拒绝他们的说法。因为在先前为他们开启了这个先例，日后就难以堵塞，这是第二点不可。三省大臣，都与国家共同维持纪纲、共担祸福。如今朝廷发布命令不合于法度，门下侍郎不加驳正，尚书仆射、丞也不论奏，只是默默奉行，交付有关官司。如果万一再发生失误，处置时又不合时机，那么谁来替陛下挽救过错，这是第三点不可。自从陛下亲理政事以来，广开言路，台谏所奏都加以听纳，即使万分之一能够有助于治道也不放弃。如今却因为安焘一事而独不听从，臣深恐言事之臣上畏天威，从今以后不敢极力论说政事得失，陛下的聪明也可能因此受到壅蔽，这是第四点不可。提出一件事却有四个不可之处，对于陛下来说处理起来似乎很难，但臣思考之后认为很容易。为什么呢？知过即改而不吝惜，是明王的盛德；以过错为耻却反而继续做错事，是古人的深切戒告。所以说：“人谁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又说：“君子的过错，像日食月食一样，发生时人人都看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况且政务万机繁多，亲自总揽、独自决断，不可能没有失误；能够知道失误并加以纠正，就是得当，这对圣明的政务并不构成什么负累。如今台谏论奏还没有停止，士大夫议论纷纷，安焘、范纯仁二人一定不敢接受这项任命。陛下如果命閤门退还安焘、范纯仁的告身，接着降下指挥，说明他们辞免的意思，将二人都改任同知院事，由门下省施行，那么台谏便不再逐条上奏，士大夫的议论也会平息，二人不敢不拜受；上面保全了国家体制，下面又符合公众议论，这就是所谓很容易、并不难处理的办法。’ 何况收回成命的嫌疑小，而废弃法度的过失大，希望陛下权衡轻重而行事。吕陶又上奏说：‘臣听说，邪正必须辨明，国家体制才会尊严；任用和罢黜如果最为恰当，士人的议论才会安定。一百个正直之人中有一个枉曲之人，枉曲者就可能损害正直者；一百个真实之中有一个虚伪，虚伪就可能扰乱真实。如今正在整肃纪纲，更应慎重对待名器。臣看到起居舍人曾肇，操守行为偏邪，文学才能浅薄浮泛。吕惠卿掌权时，曾肇的哥哥曾布也在要职，内外相应、专横放纵，把公事徇私办理。臣僚迎合风旨，荐举曾肇充任学官。他进献学业后，中书考核列为第一，因而依靠朋党关系授为馆职；后来因为张璪提拔，任职于左司；恰逢史职有空缺，便按次序补任。况且他做官没有经历民政，却领掌都司；学问不懂根本纲统，却升任右史。这样本来已经不能使公众议论满意，对盛朝也没有补益。如今却又提拔到中书省西掖，更使群臣听闻后惊骇。中书舍人的职任，地位清贵而尊峻，不是其他官职可以相比的。对外掌管诰命，以文章议论润色皇帝的谋略；对内分押各房，以智慧见识、才能思虑参与决断机要政务。前代推重此职，称它为宰相的判官。怎么可以只因按资历递迁，就轻率地虚授给他？况且小人进用，也往往是成群而来。曾肇既然冒昧得到这个选择，接触历任贵要权臣之后，就一定会援引荐举他的同党，使他们分布在要害职位。政治上消长变化的趋势，怎么能不加以忧虑？此时任用他，恐怕是邪路突然开启；日后朋比为奸，恐怕势头泛滥而难以遏制。伏愿陛下从事情刚开始时就深加防范，早日罢除对曾肇的诏命任用；对上可以清理侍从之路，对下可以慰藉士绅的期望。’ 吕陶又上奏说：‘臣近来曾论奏授曾肇为中书舍人不当，所陈直言没有得到补益，也没有得到听纳。臣再三替陛下思量，这件事极其不妥。任用人才是否得当，实在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正直之臣进用，足以安定国家；邪僻之士被任用，就能危害政事，这是古今都可以鉴察、事理必然如此的。自陛下继承皇位以来，提拔端正贤良的人，罢黜邪曲之人，在任用和舍弃之间，务求符合最大的公正。然而小人的余党还在朝廷，既然还不能竭力把他们排除干净，怎么可以让他们开头侥幸进用呢？防微杜渐，正在这个时候。况且曾肇的奸邪反复，出于天性；两面讨好、两端取信，行迹非常明显。吕惠卿掌权时，他就结党阿附，争相做不义之事；到司马光执政时，他又矫饰伪装，想做一个善人。推究这种行为发展下去，还有什么做不到的？陛下能保证他不徇私吗？执政者能相信他不行险恶之事吗？如果陛下确实能保证、执政者确实能相信，那么臣的话就完全不足采纳，罪在臣，应当受到谴责斥退；如果还不能这样，那么中书舍人的职务参与议论大政，就不可轻率地交给曾肇。何况曾肇的哥哥曾布，长于变诈，又凭借强悍，冒然占据要职，近二十年来损害政事、残害百姓，毒害流布天下。

译如今曾布虽然出任藩镇长官，他心中常常不平。曾肇对于他的哥哥，难道能忘记兄弟之爱吗？一旦他攀援而进，就必然会发泄平素的心愿，援引同类、结交党徒，凶恶的气焰又会炽盛起来，这是不可不思量的。然而议论者说，曾肇粗略有些浮华文才，平素没有明显过错，升任中书省西掖，按资历地位本来就应该如此。臣愚昧，私下认为这种话出于苟且偷安的心意，并不是替国家深谋远虑的说法。中等才力的士人受到形势利禄牵引，过错有显有隐，危害有浅有深；有的只是某一件事错了，或某一节操有缺失，如邢恕失于谨慎自守，满中行依附舒亶，林希结交张璪，人们都能知道，并指为明显过错。至于曾肇隐藏其奸邪，善于保持两面，从事情起始推究到最终结果，大体上邪险阴鸷；人们都不能看清，不像一件事或一个节操上的过错那样可以指名道姓。这样的过错虽然不明显，造成的危害却很大，这又是不可不察的。伏愿陛下以阴长阳消为戒，把举用正直、置换枉曲作为心愿，广泛采纳公正的言论，收回对曾肇的新任命，使小人没有成群进用的渐进趋势，那么明主就有成就极治的功绩了。臣这点区区心意，斗胆以愚见请求。谨再次具文弹劾，奏闻陛下。’ 侍御史刘挚上奏论安焘说：‘臣等近来认为任命安焘不当，又因为给事中封还驳正，竟然不让制命书读下达。臣等多次具奏论列，也弹劾门下省、尚书省以及有关经办官司，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追改施行。臣等身负风宪之责，眼看朝廷纲纪毁坏、命令失当，如果不竭尽死力加以挽救补正，那么陛下设置言路还有什么用？臣等又有什么脸面居于官位？自从陛下即位以来，以最大的公正为心，以正直之道施政，所以凡是表现在政事上的举措，都足以使天下人心服。如今忽然施行这件事，使众人惊骇，与一向的政事大不相同，实在不是臣等所期望于陛下的。况且安焘德薄望轻，不能自立，依附章惇，在其间唯唯诺诺、随波附和；如今无故超越众人、进升职位，已经失去公议。又制敕不遵循典故，仿效斜封，以逃避有关官司的封还驳正，没想到圣明的陛下竟会有这样的过当举措。这一定是奸邪之人提出的议论，误导了陛下。却不知道中书省宣读奉行、门下省省察审核书读，都是历代典章；其中一项不完备，就不能形成君王的命令。安焘等人又怎么敢接受这种命令呢？圣人善于取用人才，也不能保证毫无过错，所以《六经》不赞美尧任用自己，而赞美他能舍弃自己；不称道商汤没有过错，而称道他能够改正过错。如今陛下追究纠正这件事，没有什么困难。应当从閤门取回安焘的告身，罢免安焘的新任命，并让范纯仁依旧任同知外；另行制定制命下达。门下侍郎、尚书仆射、丞以及吏部等经办奉行的官属，都不能建言明辨、执奏阻止，贻误圣朝，应当全部交付有关官司，明确治罪，使朝廷内外释然，知道朝廷尊严、典宪振肃，从而消除压制侥幸求进的希望，杜绝私邪之谋，成就陛下听纳谏言的盛德。这只在陛下颐指之间下一句话罢了，为什么迟迟不这样做呢？’臣等不胜听候命令、等待治罪，情绪激切到了极点。刘挚又上奏请求罢免文及和都司的任命，说：“臣下恭敬地看到，五月四日的敕命任命文及为右司郎官，韩宗师为直秘阁。不久听说群臣上奏论列此事，加上韩宗师的父亲韩绛又接连辞免，于是罢去了直阁的任命，但文及的任命还没有得到明确指示。臣私下认为，都司的职责，对上辅佐丞辖，对下总领二十四司的事务；而馆阁设置官员，是以文学为职，都是号称清望的职位，本来就应当不分寒门俊才，不应专门任用权贵子弟。这正是招致言官议论、不能使众人心服的原因。文及与韩宗师授官之日，恰逢文彦博入朝、韩维开始被任用，所以议论者都说，执政大臣看到二人得到进用，便提拔他们的子侄，以迎合他们的意旨，借此树立私恩，这也是陛下应当察知的。国家的名位器用，本来是用来对待有才有德之人的；如果公正地任用，人们没有不服的。如今韩宗师既已罢免，那么文及的新任命也希望追回撤销，不必再等他辞避；这样可以稍微伸张公道，平息众议。如果因为文彦博在朝，文及需要侍养父亲而想让他留在京城，那么京城中有许多职任可以安排，兼领平章重事本来就是朝廷执政，正与都司事务相干，也应当回避。以此罢免文及，并不损害陛下对他的恩礼。” 刘挚论述三省与枢密院共同参与授官任命的事，说：“臣下接到吏部公文，十月十六日三省、枢密院共同奉行圣旨，任命唐淑问为左司谏等事；又接到公文，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枢密院共同奉行圣旨，罢免陆佃等人的侍讲职务。臣私下看到，按照一向的朝廷制度和近来颁行的官制格式，凡是授官任命，有中书省进拟的，有枢密院进拟的，有三省进拟的，也有三省、枢密院共同进拟的。大概是因为官员设置、职掌分工各有主管，法令规定彼此不能混杂。三省、枢密院共同取旨的，似乎只限于任命帅臣、边镇大吏和内臣中地位较高的差遣罢了。如今任命谏官、罢免侍讲，既不属于枢密院职掌，为什么也要参与呢？外间议论纷纷，都认为三省纵容枢密院，枢密院侵扰、扰乱政体，没有人不感到疑惑惊异。臣私下认为，国家所依靠的在于纲纪；大臣所应当守护的在于名分。纲纪在上面端正，下面就没有邪念；名分在下面厘清，政令就不会出自多个门户。一旦有所侵夺改变，祸患怎么会不由此而起？何况朝廷今天正应当尊崇、强化君道，谨慎遵守祖宗的法制，严格确定臣下的分际，以消除权臣僭越的念头。如今废置官吏，是陛下的大政，也是三省的事务。

译枢密院干预不属于自己的职权，越过法令、超越职守，擅自发表议论，公然侵犯职分。臣担心小的违规积累成大的混乱，彼此扰乱官守，逐渐任行私意而损害政事；对上则使陛下的威严和廉正受到轻慢，对下则会产生倾夺权力的祸患。防微杜渐，实在关系到国家体制。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告诫三省、枢密院的臣僚：凡是关于授官任命而进拟的，各自依照一向的条制和班次取旨，以求端正名分、保持旧业，使事务互不侵越，从而尊重朝廷、端正在位者。臣又担心上述任命谏官等事，曾经降下圣旨，特许枢密院共同进拟。即使有特别的圣旨，那也是圣上优礼执政大臣的恩典，原意是想会合众议；但大臣的节操本来应当援引义理辞免，顾惜朝廷纲纪，安守本分，不应借机冒进，渐渐恐怕会毁坏制度。刘挚又上奏论述执政大臣转官的敕令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的麻制，执政臣僚各自特意升官一级，圣恩优厚，朝廷内外都为之震动。等到臣下拜读麻制的文辞，才知道竟然以臣子为修治山陵、寝庙而奔走办事作为给予特殊恩典的理由，于是臣深感疑惑。侍奉山陵、寝庙而奔走办事，本来就是臣下的职分。如果想用此酬劳，就不应只限于执政大臣；如果是表彰他们送葬护送先帝，执政大臣又未曾都随行。” 在授予和接受之间，没有相应的名义依据。臣听说有关部门检核、会合嘉祐年间的先例上报，准备依照办理。嘉祐八年，英宗皇帝既已因即位而推恩，臣僚各自已经普遍升官；后来又因为皇帝患病，群臣进药并辅导调护，使朝廷内外安宁，直到圣体康复，亲自裁决各项政务，实在是天下的庆幸。朝廷认为辅政大臣确实共同有功，所以又命令每人升官一级。然而当时的臣僚再三辞避，连续多日不敢接受诏命，直到派遣近臣催促他们以新官身份入宫谢恩，并且不让皇帝退朝安坐以等待他们，他们才敢恭敬接受。又在治平末年，神宗皇帝继承帝位，普遍降恩改官之后，恰逢韩琦以山陵使身份返回，恳求辞去宰相职位，不久以两镇节度使的名义出任外地，但仍虚留上宰之位。从曾公亮以下，并没有逐级升迁，所以才用特意升官一级来补偿没有依次升迁的恩典。考察两朝的旧例，各有其缘由，那么如今这样升官便没有别的义理可说，只是过度赏赐、逾越制度；对圣人来说不足以扩大恩典，在道义上也不安，恐怕臣下终究难以冒昧接受。希望慎重维护国家体制，爱惜名位器用，按照合理的道理授予官爵，这样廉耻之风才能流行。希望圣上慈悲，察看两朝故事各自不同；如果执政臣僚辞免新命，恳请特予准许，不会损害政体。区区臣下的意见，希望或许能有所补益。谏议大夫刘安世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自从实行官制以来，一概以寄禄官作为官名，至于官品流类，再也没有区别标志。前些时候朝廷认为这样还不完备，才下诏给吏部，沿用旧有名称，分为左、右两类。从此清浊有别，众议都称为妥当。后来臣私下听说，新士大夫中犯有贪污罪的人，一律改用‘右’字。法令既不完备，人们对此感到疑惑。有出身资格的人，如果因为贪污受辱而获罪，从左阶降到右阶，本来就可以表示惩罚。至于没有出身资格的人，本来就应当称为右阶。如今如果让他们一旦与贪墨之徒混同，他们将以做官为耻。不仅失去了先王磨砺世俗、激励庸才的办法，也恐怕原本已经属于右阶的人，如果有人犯罪，朝廷将用什么名义处置他们？臣愚昧地请求今后凡贪污受辱的官吏，都削去左、右字样，按照所犯轻重规定贬降年限。如果在期限内没有其他罪过，又有举主，就依照经赦后叙用的法令，允许逐步恢复任用。这样，名位器用自然端正，获罪的人也有改过自新的道路，劝善惩恶的原则就可以实行了。恳请陛下明察，赶快追回前令，另行加以修改，希望符合政体。” 刘安世任右正言时，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朝廷立法规定，内外臣僚保荐人员，每年有固定名额；而两制、侍从以上官员，又可以使用十科名目，使他们按照类别举荐人才。这样求取人才的办法，本来已经完备了。但从近年以来，逐渐开启了巧取进身的道路，屡屡看到近臣联名推荐士人。臣听说名位、爵禄，是人们所趋求的；如果让他们积累勤劳以后才升迁，那么众人都知道困难而谨守本分。如今如果多设便捷门径，使人躁进求取，人心怀觊觎，还有什么做不出来？何况被举荐的士人，未必都贤能，朝廷又不再审查衡量，往往立即加以提拔任用，骤然脱离常调，于是得到美官。后进的小生，不安于义理和命分，奔走竞争，互相仿效，再也没有廉耻。如果不惩处革除，风俗将会败坏。希望圣上慈悲，特降明断：今后除依法举荐官员以外，不许近臣联名推荐；这样可以稍微抑制侥幸求进的人，从上面辅助忠厚的教化。” 刘安世又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自祖宗以来，执政大臣的亲戚子弟，从来不敢授予内外华要之职。即使有合乎资格可以请求差遣，也不过是几处清闲低微的监当局务。推究其中的深意，大概是认为父兄已经身居执掌权柄的职位，而京城中的官职大多紧要繁剧。身为大臣，如果不能人人都替朝廷推行最公正的心意，提拔久困未用的人才，奖掖寒门平民，反而贪恋权势、喜好利益，多替子孙谋划，援引亲属，使他们凭借高位，根基相连、势力牢固，彼此结党，断绝孤寒之士的进身道路，助长富贵子弟的骄气，逐渐形成严重弊病，实在说不尽。因此祖宗立法，务必加以限制抑制，上下都遵奉，没有人敢稍有违背。自从王安石执政以后，完全废弃历代圣主的制度，专门任用亲党，务求满足私意。二十年间，廉耻荡然无存。陛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革除侥幸，一概以最公正为准则，亲自实行法度，不愿有丝毫牵累。这是天下人共同看到和听到的；在位之臣受到陛下德化，更应竭尽忠诚，互相劝勉警戒，努力做到正直。然而朝廷之上仍旧沿袭过去的习气，子弟亲戚布满重要职位，这正是当今最大的祸患。”

译臣分条列举其中的弊端，多次想当面奏陈，偶因秋暑仍然炽烈，恐怕长久烦扰陛下听览，所以不敢请求召见。然而近来差遣尤其多，不能符合舆论，因此不顾烦扰圣听，必须写成奏章加以论列。臣下恭敬地看到：太师文彦博的儿子文及任光禄少卿，保雍任将作监丞；孙永世任少府监丞；妻族陈安民最近升任都水监丞；女婿任元卿堂差监商税院；孙婿李慎田堂差监左藏库，其中有的使用恩例请求，但这两处都是不应由陈乞得到的职位。司空吕公著的儿子吕希勣，今年任颍州知州，刚刚达到成资年限，便被召回任少府少监；吕希纯去年由太常博士又升任宗正寺丞；女婿范祖禹与岳父共同在实务院任职，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另一个女婿邵雍任开封推官。吕公著刚罢免仆射，就被提拔为都官郎；内外甥杨国宝自从首次改官任知县，又由堂除任太常博士，不久又提拔为成都路转运判官；杨某宝也从常调官由堂差任咸平县知县；妻弟鲁君贶今年从外任提拔为都水监丞；姻亲张次元由堂除任洺州知州。” 胡宗炎升任将作少监；马传庆从冗散官员得到大理寺主簿之职。其中有的虽然借用近臣论荐的名义，但全都是吕公著任宰相时直接提拔任命的。宫教一职，旧来由吏部依法选差，近来才收归堂除，而吕公著首先任用了他的孙婿赵演。宰相吕大防任中书侍郎时，堂除他的女婿王谠。京东排岸司的妻族李括任洋州知州，李机任华州知州。范纯仁刚拜相，立即任用姻亲韩宗道为户部侍郎，妻族王古为右司员外郎，王毅最近从常调官由堂差任长垣县知县。门下侍郎孙固的儿子孙朴任判登闻检院。臣听说登闻检院是天下申诉冤屈的地方，怎么可以让执政大臣的子弟担任？熙宁初年，曾经让宰相的儿子曾孝宽判登闻鼓院，当时言官就以此上奏论列，随即命令罢免。至于曾公亮请求监领皮角场，这是近来的例子。孙固以及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的姻亲欧阳棐被授予馆职，不到一个月，又授为职方员外郎。胡宗愈的弟弟胡宗炎最近任开封推官。不过，除任欧阳棐之外，没有听说王存任用其他亲属；中书侍郎刘挚，也没有见到他援引私人亲属。” 但这两个人在其中模棱两可，不能纠正，随声附和、因循沉默，难道能够没有罪吗？臣所陈述的，都是明显确实、士大夫共同知道的事情；至于他们不知道的，又不能全部列举。臣私下认为，两位圣上临朝至今四年，从未在名位器用上稍微偏私于宗族外戚，而大臣的所作所为却反而如此。上下都安然不以为怪，这是臣最为恐惧的。过去崔贻孙任宰相，不到一年便任用官员八百人，没有避讳姻亲故旧的嫌疑。后世大臣想援引私人亲属的，多借此作为口实，欺骗蒙蔽君主，臣一向憎恶这种做法。如今考察这件事的传记，大概也有缘由。唐朝自至德、乾元以来，天下战乱兴起，政事纷乱，官职赏赐和授官差遣错乱。永泰以后，局势渐渐平定；但元载掌权时，贿赂盛行，堵塞公正道路，纲纪大坏。常衮当国，竭力惩治弊端，凡是奏请一概杜绝，但矫枉过正，使贤愚都受到阻滞。到了崔贻孙任宰相时，举荐任用只看是否得人，以最公正的原则施行，所以任用官员八百人，无不合宜。后世大臣如果能像崔贻孙那样完全公正，士大夫之间自然不会有异议。只是他们心术偏私结党，任用不合适的人，排斥孤寒之士，专门援引亲戚，却偷偷窃取崔贻孙公正任人的余绪，文饰过错、掩盖非是；等到引起舆论，又反过来责怪别人，这也太过分了。” 如今上等知州、通判、京城各寺监、宫教、京畿知县之类号称优便的职位，全都属于堂除。虽然资历和任职年限还没有高到特别显著，本来似乎不足以列入议论，但常调之人一经选用，以后每次任职都按例由朝廷差除，不再回到吏部候选；这样比较起来，所得到的侥幸实在不少。何况有关部门官员名额多而空缺少，四方寒士羁旅京城，等待在吏部候选，往往超过一年还得不到差遣。等到授官，又要在远处任职两年；那么世代受禄和权贵之家为什么偏偏可以疏远这些限制，平常逐步进用的士人为什么独独不幸？臣恭敬地看到，过去京畿知县都是选拔、试用吏能的职位。近来听说让宣德郎王毅任长垣县知县，士大夫都说王毅一向以庸弱无能著称，品行尤其不堪，只因为是范纯仁的妻族，所以得到这一任命。消息传遍朝廷内外，没有人不惊骇讥笑。希望圣上慈悲，特令追回撤销。至于其中有些人的才能还勉强可用，或者已经到任很久，并未造成旷职，确实难以追改，臣也不敢烦扰朝廷，要求一概罢免。只是执政大臣不避亲属嫌疑，不畏惧公议，众议喧然、为此愤愤不平，已经很久了。臣私下担心陛下深居九重，不能全部知晓，所以冒昧把听到的略为列举上报，希望对陛下的聪明有所万一的补益。” 恭敬地希望陛下在处理机务之余，留心审阅。仍愿陛下公布臣的这篇奏章，遍示三省，使他们从今以后振作精神、重新开始，希望不废弃祖宗的法令，并向天下显示最公正的道理，那就实在是臣下极大的幸运了。中书舍人曾肇请求禁止请托拜谒，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自从临朝以来，以身作则率领臣下，杜绝请托，限制恩宠幸进。凡是从宫中发出的诏令，没有不是德政，从未以私情扰乱公事，以个人关系破坏法令。亲戚近臣都收敛行迹、安守本分，退而遵守法度。朝廷清明，纲纪严肃。议论者认为，自秦汉以来太后与皇帝共同执政，从来没有像这样美善的。若不是两位圣上一心秉持正义、克制自己，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应当始终坚持下去，给万世留下法则。然而近来颇有通过宫中降旨求取官职、特别给予差遣的事情。虽然事情极其微小，还不足以损害两位圣上大公至正的盛德，但臣私下担心侥幸之人乘机窥伺空隙，互相援引，烦扰亵渎圣听。即使两位圣上胸怀天地般宽广、坦荡无私，也只担心身边的人请求逼迫得太紧，不免曲意顺从他们的心意。防微杜渐，应当从今天开始。这是臣愚昧，却私下怀有深切爱戴君主的心情，倾尽肺腑，希望对圣政有万一的补益。”臣下私下考察前代史书，恭敬地看到仁宗在位四十多年，曾下诏约束臣下请托宫中降旨，命令中书省、枢密院如果遇到宫中降旨、给臣僚升官或授予差遣的事情，都要逐条执奏上报，并推究审问请托之人，明确依法治罪。”

译又下令御史台、阁门张榜晓谕，并且著为法令，反复叮咛，情意恳切，出于真诚。当时群臣也常常以禁止宫中降旨为言，往往得到采纳施行，所以一时朝廷号称肃清。虽然间或有人请托，却不能损害圣政，是上下共同维持的力量。大体说来，人情如果只图方便私利，就乐于侥幸；这道门一旦打开，便会逐渐蔓延而无法停止。开始是一两个，发展到三五个、六个，渐渐没有限度，国家的名位器用就会因此轻贱，朝廷的各种制度就会因此毁坏。源头极小，流弊却极大，这是臣最为恐惧的，所以不得不向陛下极力陈说。况且朝廷的爵禄有限，而人的私欲无穷；如果不以公正持守，任凭因缘请托，最终会烦扰不胜，陛下也将因此厌倦。希望圣明不要认为臣的意见狂妄，试加以省察。如果有人才确实可以任用，或者是近亲，陛下出于圣意想给予恩泽，自然可以明白告诉辅臣，衡量其所宜，公开授官任命。其余一概禁止，不得私下请求。仍应诏令辅臣：若有宫中降旨给臣僚升官或授予差遣，都要执奏上报，推究审问请托之人，明确治罪。再下令阁门、御史台经常加以察看，向朝官张榜晓谕，使人明确知道圣意如此，那么圣德日益更新，朝廷没有弊政，邪曲不正的门路就会堵塞，公正 的道路就会开辟、伸张，继承祖宗的圣明，这实在是国家无穷无尽的福祉。臣身居侍从之位，以论议思考为职责，私下有所怀抱，不敢沉默隐瞒，谨一并抄录仁宗朝关于宫中降旨的戒饬诏书和事迹共八条，另编为一册，恳请陛下放在座右，稍微帮助省察阅览。” 徽宗时，陈次升上奏说：“臣听说天下即使安定，也有转为危险的道理；天下即使危乱，也有转为安定的办法。安危的关键，不在别人，而只在君主所掌握的权柄。福威之柄，是君主所掌握的权力。权力归于上而不转移到下，这就是掌握权力合乎正道。掌握得当就安定，失去正道就危险。考察过去的事情，其迹象清清楚楚可以看到。例如汉武帝对外勤于用兵，对内耗损百姓，如果没有深厚的德行来结聚民心，五十年间内外能够相安无事，只是因为威势和恩德归于皇帝，奸臣不敢独擅国家命令。唐明皇起初并没有失德，也没有什么严重的过错，最终却有流离播迁的祸患，是因为李林甫专擅权力。汉武帝和唐明皇的德行相差并不很远，而安危却如此不同，难道不是因为掌握权力的方法不同吗？从前陈夷行曾回答唐帝说：‘不要把权力交给别人。’又谈到用人时说：‘如果由圣上亲自选择，就没有不恰当的。’这确实说明，达到大治的关键就在这里，是拥有天下的君主应当首先注意的。臣恭敬地想到，陛下临朝以来，去除过分之举，采取中道，远离声色，崇尚节俭，进用忠良，斥退奸佞，放松兵革，宽减刑罚，拆除无用的台榭，停止不急迫的工巧，免除长期拖欠的赋税以体恤穷民，减少侦察报告以防止冤屈滥捕，治理天下的办法，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 如果这样实行不停止，始终不懈怠，就可以说是把善政做到了完全。然而今天最紧要的事情，在于收回威福之柄，以树立君主威严，尊崇君主之道。臣承蒙错误的恩遇，被提拔到谏官部门，冒昧引用这些往事作为借鉴。恳请陛下留心，不要让大臣干预权力，任凭他们按个人喜怒行事，从而损害大公之义；这实在是天下的福气，是国家无穷的祥福。” 陈次升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下是执行君主命令的人。君主在上面发令，臣下在下面应和，然后君臣的名分才端正。君主发令而臣下不应和，上面推行而下面不跟随，名分就会紊乱，纲纪就不能建立，危亡的根基实在从这里开始。箕子所以垂训告诫说：‘只有君主可以制造福，只有君主可以制造威；臣下不可以制造福、制造威。臣下制造福、制造威，就会祸害你的家，凶害你的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听说近来陛下的诏令在任命官员时，三省多方执奏阻挠，肆意阻格而不让实行。三省想要进拟某人某职，竟然希望圣意必定听从、任命必定下达，颠倒竟到了这种地步，臣私下对此忧虑。至于前任给事中龚原，他因罪离开京城时，御批曾说他犯有贪污和私罪，每逢议论政事，便加以重责。他还没到贬所，就改任寿州；不久又任待制，改任杭州知州。前一天圣上的批语墨迹还未干，今天的任命却如此迅速而优厚，凭什么向天下显示信用？又如中大夫王说，年已七十多岁，历来所到之处都没有良好政绩，如今竟特意升为太中大夫，调任青州帅臣。龚原等人的升迁，究竟用的是什么名义？如臣所听说，都是三省进拟，并非出自陛下的意旨。” 臣听说太阳属阳，象征君道。君道在这里端正，天就在那里应和，所以太阳常常明亮。臣下侵凌君主，如阴气侵凌阳气，太阳就会有日薄、日食的灾患。近来太史预先奏报四月初一将有日食，臣私下认为，或许是因为三省的权力过于强盛，君上的命令多被阻挠而不能实行，日食的应验大概就是因此而来吧？恳请圣上慈悲，收揽乾纲，以端正名分。凡是陛下所下的诏令，关键在于必须实行。三省进拟的人事，有可行的、有不可行的，都应由陛下裁决。龚原、王说的任命，请特别予以改正；这样日食的异常自然会消除，太平的根基也可以建立。” 陈次升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只在于端正名分。名分端正，君道就尊崇，不会有逐渐被陵犯的趋势；臣道就卑下，不会有逼迫君上的强势。如果失去端正，尊卑秩序就会混乱，上下分际就会亏损，这是不可不慎重的。如今三省专擅威福之柄，侵夺君主的权力，陛下的诏令便加以阻格而不执行，三省的进拟却坚决执持而一定要使之下达，乾刚坤柔的道理没有端正，朝堂与陛阶高下的形势没有分明。忠臣义士日夜为此忧虑，奸猾机巧、谄媚佞幸的人却乘机谋利。大臣的权力既然加重，宾客便纷纷聚集到他们门下，环坐在他们的马厩旁也不以为辱，像奴仆一样侍奉他们的子弟也不以为羞，实在可叹。何况龚原升职后调任钱塘知州，王说升官后调任青州知州。他们既是两省从官，事情关系重大，任命下达之日，群臣听闻无不惊骇，连三尺高的儿童都知道这是错误的。如果不加改正，那么制造福、制造威的权力便专在臣下，陛下孤立无援，还有谁肯替国家效力？恳请圣上慈悲，查考臣前面的奏章，早日赐予施行，以端正上下的分际，平息奔走竞争的风气。”

译陈次升又上奏说：“臣近来曾论奏三省大臣专擅威福，陛下的诏令和授官任命便加以阻挠而不执行，三省的进拟却坚决执持而一定使之下达，请求收回威福之柄，以确定名分。臣听说三省大臣近来每天肆意施行诡计，只避开专权的名声；陛下每有授官任命，他们表面上装作承受执行，若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便暗中示意属官提出封还驳正，上面侵凌君主之道，下面窃取玩弄国家权力，结党营私的风气渐渐形成，威福之柄发生倒置。如果不在早期辨明，坤卦初爻所说的履霜而至坚冰的祸患就会到来。希望陛下掌握乾刚的威势，振奋圣明的决断，发布一个命令就要通畅发出，授予一个职位就要审慎而必须执行。若有人不顾名分、肆意发表横暴议论，就特别加以贬黜责罚。这样君主威严可以树立，结党营私的风气可以除去，宰执专权的弊端也可以革除。” 陈次升又上奏说：“臣私下观察《易经》，以乾卦比喻君主，以坤卦比喻臣下。乾是天，正位于上；坤是地，正位于下。尊卑的形势既已分明，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上下的分际既已端正，君臣之道就明白了。因此，权势地位不可陵犯，名分不可侵犯。踩踏君主御马所走道路上的草料的人要被诛杀，咬伤君主御马的人也要被诛杀。何况君父的名讳，是天下共同避讳的，怎么可以称说它呢？臣听说尚书右丞范纯礼最近奉朝廷命令，押伴敌国使者举行宴饮，宾主交谈时，竟两次提及御名，很是有损臣节，也严重牵累国体。于是使中国这个礼义之邦，做臣子的失去尊敬君主的道理，反而取笑于敌人；像这样辱没使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范纯礼是故意触犯，明显属于不臣；假如是无意失误，那就是昏聩衰老的大臣。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参与机务，统领百官？希望圣上慈悲，特加黜退责罚，以彰明君臣名分，不要让敌人轻视中国。” 殿中侍御史许景衡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本朝沿袭唐朝旧例，制书、敕书都使用黄纸，以此严肃天子的命令，表示朝廷的尊崇，不同于各部门、各府署之间的普通文书。那些向天下发布的赦令、制书，有关部门下达到所属机构，仍然使用白纸抄写，作为符檄，连附在后面，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近来开封府接受御笔诏书，民间有应当通知的事项，却不依照法令抄录副本附在榜文前面，竟然完全用黄纸誊写，张贴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看到的人都惊愕，以为这是黄纸书写的敕榜，是尚书省发出的；难道开封府也可以这样做吗？臣正想上奏论列，请求赐予惩戒，但近来又降下指挥，颁发道士、僧人的度牒以及赐紫衣、师号的格式，仍使用黄纸印制，几乎与开封府一样失当。道士、僧人的度牒、紫衣、师号本来有旧法，如今想革除过去的弊端，制定新格式以表示区别，当然无不可；但一定要使用黄纸，恐怕不是用来尊重朝廷体制的办法。如今授予众多士人的爵位和官职，出自天子，在敕牒上写明姓名，由宰相、执政官签署，使用黄纸是合宜的。至于道士、僧人度牒一类，乃是有关部门印制，并非出自尚书省；礼部官属书写文字，宰相、执政并不参与，而且把姓名空着，临时书写填入，这与授予士人爵位官职的制书不同，又哪里需要使用黄纸呢？” 名必须能够说明，言说必须能够实行，这是治理政事的大要。如今把有关部门的文书僭越为朝廷的命令，把礼部官属的书写仿作宰执的签署，不是端正朝廷名分、为后世垂示法则的办法。从前有大臣兼任将相，因为不能在黄纸上书写自己的字而感到遗憾；如今如果让礼部郎官来书写，那么前后的轻重就完全失去伦次，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关于近来降下的道士、僧人度牒和紫衣、师号指挥中使用黄纸印制这一项，恳请陛下明察，特地下诏停止。如果想改变旧格式，请改用绫纸印制，如同吏部发给奏荫补官的牒文一样，也足以表示新文书的不同。至于开封府张贴御笔诏书，也恳请加以戒饬，依照法令施行。这样或许不废弃祖宗旧例，增加朝廷制书的尊重，杜绝有关部门僭越失当之举，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钦宗时，侍御史李光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拥有威福赏罚的大权，这是正确的；治理国家有重要的原则，在于因任臣下、使其各尽其职的办法，这也是正确的。《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施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威，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珍贵食物。’臣下如果擅自施福、施威、享用玉食，就会祸害你的家，凶害你的国。这是说，威福之柄不可借给臣下。荀卿说：‘明君喜好掌握纲要，昏君喜好事事详细过问。君主喜欢掌握纲要，百事就会详细完备；君主喜欢事事详细过问，百事就会荒废。’意思是君主自有君主的职事，不应侵入细小事务。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天资英明，开诚接纳意见从不疲倦。自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延请接见群臣，明确表明爱憎取舍，那么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办法，是不可不察的。臣听说近来有人向陛下进言，仍然沿袭耳目所习惯的做法，把所谓大权和重要原则混为一谈；这正是治乱安危的关键，不可不察。臣请求为陛下说明：废置爵禄、任免官员、生杀予夺，这就是所谓权力，不能不由陛下亲自发出。至于进退人才、委任他们并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则可以交给臣下办理。陛下难道能够亲自去做这些具体事务吗？前些日子奸佞幸臣当国，三省大臣为了固宠保位，甚至不能履行自己的职事。” 凡是御笔亲自授官任命，都说‘是朕亲自任用的’，朝廷纲纪从此废坏，而君主的威权下移到近臣和亲信手中，难道还能忍心听闻这种事吗？君主的职责，在于评议、选择宰相。如果能够选贤能的宰相来任用，宰相又能选择百官并使他们各任其职；内则省、台、寺、监，外则郡守、监司，政事由一处发出，政令不会出自多个门户，就像提着衣襟牵动衣服，像网系在纲上，顺理而行的事情将多得数不清。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体现刚健的德性，推行委任臣下的诚意，掌握权力的纲要，使尊卑分际严明；掌握治理的要道，使详略得当，从而足以效法天地简易的道理，达到虞舜无为而治的境界，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译李光又上奏说：“臣听说唐德宗巡幸奉天，自洋州出发以来，百姓进献瓜果，德宗想分别授予他们散官。陆贽认为不可，并且说：‘爵禄，是天下共有的器物，是国家重要的权柄；只有有功勋、有才德的人才适宜居有。散官只是虚名。’陆贽仍然极力争辩，写了几千上百字也不停止，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所关系的分量重大。臣听说上皇东巡，州县供应膳食物资没有缺少，这是臣下应尽的常分，哪里值得算作功劳？而且供应的物资，从一丝一毫以上，都是出自行旅和城郭乡村中有财力的人，并不是出自负责供应的人家。供应办理得越充分，剥削百姓就越深。臣听说其中善于为自身谋划的人，大多结交近臣，放纵他们的请求，索取没有限度，往往因此取得上皇的欢心；他们互相吹捧赞美，把名声传到上皇那里，于是得到增加官秩、赏赐金帛的待遇，行宫简直像集市一样。有人获得再次任职，有人连升三级，有人被召到都堂接受审察；恩赏僭滥，不是授予散官可以相比的。陛下修明各种制度，压制、断绝奔走竞争，事情已经如此，而士大夫还要冒犯廉耻界限，像这样侥幸苟且求得好处；何况上皇的车驾将要还阙，将士冒着冲锋陷阵、直突锋刃来保卫国家，有的横尸原野，有的暴露在边疆，却没有听说稍微加以恩典，反而首先恩赏州县中奸猾邪恶的人，这不是向天下显示公正的办法。” 所有已经下达的升官、进职等指挥，恳请圣上慈悲，特予撤销停止，以安定人心。” 李光又上奏说：“臣曾经说过，周文王排列《易经》，把乾、坤放在开头；孔子作《系辞》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卑下和高上分别陈列，贵贱的地位就确定了。这是说君臣的位置，就像天地的位置一样不可改变。先王因此制定天下制度，使尊贵者彼此尊崇，使贵者彼此承继；用名来命定，用器物来区别。四方仰望朝廷的尊严，诸侯辅佐拥戴君主的威势，所以能够消除祸患、抵御敌人，奸人也没有窥伺觊觎的念头。从前汉高祖从马上取得天下，韩信、彭越等人论功行赏，甚至拔剑击柱，渐渐无法控制。叔孙通制定礼仪，诸侯王以下没有不震恐肃敬的。于是汉高帝说：‘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陛下即位之初，强大的邻国侵凌侮辱，国势动荡；执政大臣在上面争论喧闹，士人百姓在下面伏于宫阙叫骂。士大夫一旦习惯于苟且简略，三省六曹、百司庶府的官吏便因循怠惰，不再治理事务。希望陛下俯从群臣的请求，申令告诫有关部门，择日临御正殿，恭敬拜谒宗庙，然后告诫列位官员，各自发扬自己的职分。有人不奉行法令，由御史台、阁门察看后上报。这样或许可以提高君主威势、端正朝廷纲纪，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高宗时，张浚上言说：“议论者说：‘如今名位器用过于猥滥，应当有所变更整顿，使它重新显得尊贵而受到重视。’这个意见确实是对的。然而臣曾考察，汉高祖拥有天下，起初出身平民，分封土地、排列爵位，以此收揽天下豪杰俊士，最终成就帝业。后来光武帝中兴，平民时代的朋友也并列为三公，大大小小的功臣多达几百上千，难道有别的原因吗？要平定天下的大难，拯救百姓于涂炭，如果没有激励振奋、鼓舞人心的办法，就很难得到他们拼死效力。以赏赐徇私、顺从私情、接受贿赂，这才可以叫作名位器用泛滥。至于用来激励将士、总揽英豪，宁可稍微过度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如今逆贼刘豫盗据中原，神人共同愤怒，他们正借用我方的爵禄来欺骗部下，我们这边应当怎么办呢？” 右正言陈渊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十一月十一日奉行圣旨，莫将奉命出使、效力有功，特意任命为徽猷阁待制、京畿都转运使，兼主管奉迎梓宫的一切事务。臣听说祖宗朝慎重对待名位器用，从未轻易把它授给别人；至于次对之官，尤其吝惜。只有有德之人才授予，不把它当作奖赏功劳的手段。过去有人曾任侍从，官衔带有‘权’字，即使任职多年，或者调任外地，仍然不因此授予此职，由此可知其地位低于侍从。自崇宁、政和以来，蔡京掌权，专门经营私恩，敢于违背旧制。凡是得到这种选用的人，不是蔡京的亲属，就是他的党羽。直到今天，人们无论贤能还是愚劣，都知道这种做法不对。陛下正处于中兴之初，全面挽救弊病，大力振兴衰败的纲纪，像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不改？臣谨按，莫将昨天刚从司农卿出任使者，不到几个月，突然得到这样的任命，近来的先例中没有，实在使人惊异。臣起初并不认识莫将，只听到外间议论纷纷，都认为莫将是趁时谋利的人，未必有操守。陛下明察他的才能足以倚赖办事，决意任用他，正应当给他一些时间，等到政绩稍有显著，大致能够满足众望，然后再按次序授予此官，也还不算晚。” 何况圣明君主任用人才，只要恩德所及，人们自然知道感恩，难道一定要升迁到美官才肯尽力吗？如果这件事有过去的先例可以援引，本来就不是美善的政策；如果没有先例，难道可以因为一个莫将，就废弃万世都可以实行的法令吗？臣的职务在于言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举措，事情关系政体，不敢闭口沉默。希望圣上慈悲，特意撤销已经施行的命令，以符合公议；或者如果确实不能不授予，也请在较低的官名中安排他。这样不但能使朝廷的恩赏名正言顺，也能使莫将一类的人知道美官难得，安守本分，等待任用，不至于产生过多侥幸。” 渊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任用人，最初的心情出于喜怒，而事情则表现在后来授予或剥夺官爵上。高兴却还没有授给他官爵，他仍然把这看作荣耀；发怒却还没有夺去他的官爵，他仍然对此感到畏惧。因为认为荣耀的人，是把将来尚未终止的恩宠看作荣耀；感到畏惧的人，是害怕日后必然到来的祸患。如今陛下放弃法令而任用将领，原本有意擢升他，人人都知道。即使重新下令，他任用将领的意图仍然存在。将领难道会不知道吗？所以，暂缓恩命以表明实情，吝惜授予官职以符合法令，稍微任用接近下位的职务，既不会损害将领，又符合公众议论，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了。”臣的奏章还没有下达，外间议论已经沸腾。臣即使闭口不言，以此巩固当初所受的宠遇，又怎么能首先符合陛下广开言路的心意呢？臣想到过去的尹焞，也曾从卿位依次改任次对之职。尹焞先被授予从班之职，后来因病辞去，前后达十多次。朝廷怜惜他年老，不能留任，所以用这种方式宠遇他，以此任用有德之人。这与将领有什么关系呢？将领本来就不能和尹焞相比。即使他的才能可以任用，也应当等他建立功劳以后再加以升赏，凭借这样的名分或许才能满足众望。自古以来，才能有余而德行不足的人，饥饿时可以任用，吃饱后就会扬长而去；一开始就把他们推到极高的位置，怎么能让他们为人所用呢？”

译陛下如果认为他奉迎梓宫、负责办理相关事务，是想要郑重对待这件事，给他应当得到的待遇，不再把一切官职都夺去，那已经过于厚待了。他还想求什么呢？臣所惋惜的不是非分的恩宠，所畏惧的是众人的议论。此事关系到政体，难道可以随声附和吗？伏望圣上慈悲，体察臣按职分应当进言，察知臣忠诚质朴、应当坚守的原则，务必赐予俞允，以表示听从。臣不胜俯伏等待命令的至诚之情。” 殿中侍御史郑刚中上奏说：“臣听说，君主的恩德如同上天，包容覆盖，混同宽贷而一视同仁，所以人人没有不喜悦的；君主的威严如同雷霆，摧毁震慑、光耀显赫，迅疾而多变，所以人人没有不畏惧的。如果偏废其中一方面，就像太空空旷，却不显现风雷的征象，生育万物的功用也就没有造化了。何况在驾驭桀骜狡黠之人、接纳雄才俊杰之时，用来笼络控制他们、收服其心而挫折其锐气的方法，更应当怎样呢？”臣听说陕西二三位大帅将被召来入朝觐见，早晚就要到了。陛下以高官显服荣耀他们，使他们身上焕发宠光，已经没有不周到的礼遇；恩泽荡漾、满足他们心意，也没有不充分的。他们正在准备接受惩罚、反省过失，感激、悲痛、畏惧还来不及。陛下召见他们时，用来慰劳招徕、抚恤安存、推诚相待而收服其心的礼遇，当然不可缺少；至于释放罪责、宽宥过失，同时要求他们以日后的功效赎罪、挫折其骄气，正应当有摧压震慑、显现风雷的威势。否则，地位到了极高处，人就会轻贱；恩宠到了极盛处，人就会怠慢，恐怕会有人不知道朝廷的尊严。英布归附汉高祖时，高祖坐在床上接见他，英布大怒，后悔前来，想要自杀；出了宫到住所后，又高兴得超出预想。淮南王英布也是乱世中的奇杰，不背楚国就归附汉朝；夺取天下没有万全的计策，而他的功劳也很大。” 然而高祖接见他的礼节如此尊严，竟没有用半句话抚慰他，实在是因为像英布这样凭借欺诈、武力和权变的人，刚刚脱离原来的阵营来归附，谁知道他会不会依仗功劳、夸耀德行，进一步滋长自大妄为之心？所以高祖先寻求挫服他的办法，然后才慢慢用厚意安慰他罢了。不仅如此，光武帝接受赤眉军投降时，列兵在洛水边，问盆子说：‘你知道自己应当死吗？’赤眉众人请求饶命，他又说：‘莫非你们后悔投降了吗？我并没有强迫你们投降。’众人都屈服后，他才列举三条善行，释放了他们。又给每人赏赐田地和住宅，使他们各自带着妻子儿女居住在洛阳。又听说太祖皇帝有一天请王审琦等人饮酒并与他们交谈，第二天他们便相继请求罢去兵权，奉行朝请。唉，这一定是有感动他们内心的原因啊！今天入朝觐见的臣子，朝廷如何接待他们，圣心自有恩威的尺度。臣敢把区区见解向陛下陈说，也是因为臣狂妄鄙陋，愚昧无知，实在不能自已。” 胡寅上奏说：臣查考吏部关于内侍转官的格法：昭宣使转任宣政使，受止法限制；如果凭功劳升转，就应当回授，原本没有直接转任的条文。如今冯益现任昭宣使，正有止法限制。何况皇城司亲从官中的堆垜子，编入班直以及办理本司事务，本来就是提举禁卫的常职。有什么功绩，竟想凭借旧日恩宠，转任本来不应转任的官职而成为宣政使呢？臣私下认为，今天能够越级升迁的，只有扛戈北伐、斩将夺旗、收复疆土的人才可以当之。像冯益供职禁内，在一个官职上尽力，如果能够称职，免于罪过，就已经足够了。如今却想夸耀自己、论列功劳，和那些身披坚甲、手执锐兵、舍弃爵禄而建立功勋的人争逐，小心谨慎、守节自持的人知道这是不会做的。侥幸之门一旦开启，将来一定会有请求做节度使的人。不如在事情刚开始时就制止，这样最容易；既不损害格法，又能使冯益免于侥幸，还可以借此告示群臣，使他们知道陛下不给人轻易授官，是从身边亲近的人开始的。那些本不应得到却一心想得到的人，也会稍稍受到阻遏，不再滋长这种欲望。一举而得到四种好处，难道不是很美吗？” 关于冯益的词命，臣不敢起草执行。校书郎王十朋上劄子说：臣听说‘只有君主才能施福，只有君主才能施威’，这是君主掌握权力的办法；权力在此处收回，却在彼处丧失，又是君主掌权的弊病。臣请借唐朝的事情来论说：唐朝自高宗、中宗以来，权力转移到宫闱之中；明皇亲自平定宫廷内乱，惩戒悖逆的皇后和骄纵的君主所造成的祸患，掌握国家大权，可以说是能够在这里收回权力了。太平日子久了，怠于听取政事，内则权力转移给奸臣，外则转移给藩将，这又是在那里丧失权力。肃宗重建王室，代宗平定叛乱、遵守文治，权力逐渐回到朝廷，也可以说是能够在这里收回权力了。然而君臣苟且偷安，把土地分割给叛将，后来又加上德宗的姑息，从此以后，权力归于藩镇，这又是在那里丧失权力。宪宗刚明果断，削平僭越叛乱，权力又回到朝廷，可以说是能够在这里收回权力了。晚年任用非人，祸患从疏忽处发生，从此以后，权力归于宦官寺人，这又是在那里丧失权力。陛下近来惩治大臣窃取权力，收回威福之柄，朝廷清明，人人都说陛下是世间罕有的英主。近来众口纷纷，却说权力虽归于陛下，政令又从许多门户发出，这就像一个秦桧死了，却有一百个秦桧产生。” 其中最严重的，例如三衙管军一类人与北司深相交结，牢固结合起来，窃取陛下的大权，养成跋扈的势力，已经无法制止。过去汉朝的祸患起于恭显，王氏始终参与其中；唐朝的祸患起于北军，藩镇彼此内外呼应。如今祸根在内，而乱象显现在外，臣私下替陛下忧虑。权力中最重要的，没有比名器、财利和兵权更大的了。如今管军的地位竟居三公之上，这是窃取名器到了极点。古代没有这种事，祖宗时代也没有这种事。天下的财利来源都进入他们的门下，剥削搜括、聚敛财富，不知道止境。国家用度日益窘迫，而他们的私家却更加富足。三家专擅鲁国、田氏专擅齐国，恐怕也不过如此。况且他们掌管禁军，长久不轮换，暗中结交各将领，把他们作为党羽。对于元勋宿将的功名，他们深深忌惮，不容许其晋升。自恃兵权在手，便产生轻视朝廷之心。枢密院是所谓掌管兵权的机构，负责号令和节制天下诸将。如今在殿廷列班时，管军傲然站在前面，枢密院却甘居其后，自己还不以为耻。事势倒置到这种地步，不奉行他们意旨的几乎没有，枢密院还能节制和号令诸将吗？他们的子弟亲戚，又都窃取清要官职；台谏官有上奏论列的，朝廷必定曲意庇护，使他们的言论最终不能实行。”

译过去唐朝大将管崇嗣背对宫阙谈笑，李勉弹劾他不守法，肃宗说：‘我有了李勉，才知道朝廷的尊严。’李祐有攻入蔡州、讨伐吴元济的功劳，却违诏进献马匹，温造在正衙弹劾他，李祐自称在温造面前吓破了胆。如今御史台和台谏官一涉及侍从大臣，便立即罢免斥退，而风宪之权唯独不能施行于管军门下，这怎么能治理国家呢？不只是这些，甚至把清贵资历横加给武夫，把高爵滥授给医官。各军设置承受官，任意施展福威，比唐代的监军还严重。皇城设置巡逻卒，四处侦察事务，比周代的监谤还严重。内外将帅剥削下属、贿赂上级，在三军中结下怨恨；道路之间捕捉百姓充当士卒，在百姓中结下怨恨，这些都不是太平治理之世应有的事情。陛下自从亲自总揽政权以来，圣明政绩数不胜数，例如前些日子放逐狡猾宦官，天下尤其佩服陛下的英明决断。唯独这几件事，正是臣所说的在这里得到、在那里失去，难道不应当深切惩治、痛下决心革除吗？臣希望陛下慨然发愤，从圣心作出决断，堵塞邪曲之门，阻断侥幸之路，鉴戒汉唐的祸患而斥退近习，吸取齐鲁的教训而抑制强臣；这不但能够尊严朝廷，也是保全这一类人的办法。” 否则，臣恐怕大权反被他人掌握，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天下的忧患就不只在敌国了。这正是臣不避斧钺诛杀，也要痛哭流涕向陛下陈说的原因。秘书省正字洪遵上劄子请求堵塞侥幸之门说：臣听说《尚书》说：‘天命有德之人，赐给他五种礼服，以彰显他的德行。’君王代替上天授予爵位，更应当谨慎。然而对政治危害最大的事情，没有比侥幸更急迫的了。侥幸之路不堵塞，即使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也会无从下手。如果侥幸之路被堵塞，士人就会断绝奔走竞争，名器也会受到尊重。臣仰望陛下具有上圣的资质，励精图治，每天同二三位大臣核验考察名实，从未轻易把官职虚授给没有才能的人。因此，即使已经发布的诏令、已经授予的爵秩，只要谏官御史说有不恰当之处，陛下也毫不迟疑地搁置它。这确实掌握了实现大治的纲领。臣实在没有才干，仍担心有人不自重，枉自冒进，导致陛下授予名器有把它假借给人的嫌疑。这是臣日夜私下忧虑、过度操心而不能自已的事。唐代蒋伸曾对宣宗说：‘近来官职很容易得到，人们都在想求取侥幸。’宣宗惊道：‘这样下去就要乱了。’蒋伸说：‘还没有乱，但侥幸的人多了，离乱也就不远了。’宣宗称赞这是名言。臣区区的愚见，只希望陛下回转聪明的听察，完全采纳蒋伸的话，使治理国家的体制光明显赫，远远超过五帝三王；像唐宣宗那样，又哪里值得臣来向陛下细说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孝宗隆兴年间，起居郎胡铨进呈旧例说：‘唐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下敕：文武官三品以上穿紫色服装，佩金玉带，带有十三枚銙；四品穿深绯色，佩有十枚銙的金带；六品穿深绿色；七品穿浅绿色，均佩有九枚銙的银带；八品穿绿色，九品穿深青色，均佩有八枚鍮石带；庶人穿黄色，佩有六枚銙的铜铁带。景云二年、太和六年都与开元二年相同。三品以上的带饰用玉，四品以上的带饰用金，五品以上的带饰用银，与上元元年略有不同。’ 臣谨按：周世宗继位后，命卫士在苑中练习射箭。马仁瑀善于射箭，能拉开二百斤的弓，弓力最强，射出的箭大多命中，因此特赐锦袍、银带。开宝二年，太祖皇帝亲自征讨太原，李汉超任北面行营都监，他的儿子李守恩跟随父亲在军中。适逢契丹派兵援助河东，军队到达定州西面的嘉山，将要进入土门，李守恩率领数千牙兵与之交战并击败他们，斩首三千级；随后跟随李汉超到行在，获赐戎服、金带。六品、七品官的带饰用银，是唐代制度。马仁瑀为什么能得到它？因为他善于射箭。四品、五品官的带饰用金，也是唐代制度。李守恩为什么能得到它？因为他善于作战。况且一条带子有什么值得说的？但古代拥有天下的君主，必定谨慎守护这些制度，不轻易把它赐给人，难道不是因为磨炼世人、激励庸才的工具就在这里吗？只有善于射箭的人才能得到，不能射箭的人得不到，那么人们没有不受到劝勉而努力学习射箭的。只有善于作战的人才能得到，不善于作战的人得不到，那么人们没有不受到劝勉而勇于作战的。假如善于射箭的人能得到，不善于射箭的人也能得到，那么人们没有不离心懈怠、不愿射箭的。他们会说：‘侥幸的人也可以得到它，我为什么还要射箭呢？’ 善于作战的人得到它，不善于作战的人也得到它，那么人们没有不离心懈怠、轻视作战的。他们会说：‘侥幸的人也可以得到它，我为什么还要作战呢？’想要寻求磨炼世人、激励庸才的办法，全部就在这里了。如今授予它非常轻易，得到它也非常容易。授予轻易，人人都能得到，人们就不会把皇上的赏赐看得贵重；得到容易，人人都能得到，人们就不会把接受皇上赏赐看作尊贵。这样一来，磨炼世人、激励庸才的工具就成了空文，君主掌握国家的大权也就废弛了。臣希望陛下爱惜名器，一定要像周世宗那样，不是善于射箭的人不授予；一定要效法太祖，不是善于作战的人不授予。这样人们就会知道尊重皇上的赏赐，得到的人以此为荣耀，没有得到的人也有所劝勉。如果果真实行这条道路，臣看南山的竹子也不足以记录陛下的盛德，磨崖石刻也不足以歌颂陛下的伟大功绩。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狂妄，而幸而听取臣的意见。” 淳熙二年，敷文阁待制周必大上奏说：臣听说，爵禄用来驾驭富贵，关键在于虚名与实职相互配合；服饰用来区别尊卑，关键在于轻重彼此权衡。三代、两汉已经久远，近代可以考察的，没有比唐朝更合适的。按唐朝授予官秩有四种：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号。只有职事官占有职位、享受俸禄，其余的只是用来分别资荫、辨别服饰和绶带，这就是虚实相参。又按《车服志》：绯色是四品官的服色，五品则是浅绯；绿色是六品官的服色，七品则是浅绿；深青色是八品官的服色，九品则是浅青；流外官和庶人又用黄色加以区别。带銙的名称和数目，都有等级差别，这就是轻重相权。虽然如此，羡慕实职而舍弃虚名，取得重的而舍弃轻的，是天下人的常情。如果有一套制度，使这些名位发挥作用而不偏废，就取决于上位者如何安排。德宗曾想用散试官的虚名赏赐进献瓜果的人，陆贽竭力劝说，不如赏赐钱帛，这样百姓不失去实际利益，国家也不失去权力，所以当时人人都把空名看得贵重。宣宗时期，有关官署常常带着几套绯紫官服随行，以备赏赐，有时半年也用不上一套，所以当时人人都把穿绯紫服看作荣耀。”

译因此，守住这些制度，把它们作为公共器物，掌握它们作为国家大权，本来就是拥有天下国家者最急迫的首要事务。本朝自元丰年间全部废除文武散官，政和以来又废除文武勋官，只留下爵号，而授不授多由吏员掌握，因此人们不再看重它。所谓赏格，只有寄禄官、贴职和遥郡而已。稍有一点微小功效，按惯例就加以升迁，白白舍弃实际利益，完全废掉虚名，往往勤劳之士还没有受到劝勉，侥幸之心却先已开启，这不是驾驭富贵的办法。文臣中大夫与有年资劳绩的通直郎，班秩本来相差很远，却穿同一种绯色服装；朝请郎中任大卿监与各州助教、百司胥长，流品本来不同，却穿同一种绿色服装；武臣正使带遥郡而担任知州、钤辖、路分官，与修武郎、监当官相比本来有差等，服饰却没有区别；从义郎以下，有的担任将领、兵官，有的主管场务、城寨，与州县胥吏本来道路不同，却没有等级威仪上的辨别。这大概是因为三代的冠冕不能施用于日常服装，两汉的印绶又难以一下子恢复实行，历代以来日趋简便，因循混淆，才到了这种地步，这不是用来确定尊卑的办法。” 臣希望陛下郑重诏令有关官署，广泛加以讨论，即使不能完全按照古代制度，也应当大略采用唐代虚实相参、轻重相权的办法，使官秩不至于冗滥，善于任事的人受到激励；使命服有明确章法，有才能的人受到勉励。对于总核考察政务的制度，也不是没有补益。必大任参知政事时，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著作郎、著作佐郎各设置二人，虽然有确定员额，但绍兴以来从未配备齐全。这是因为职任清贵高雅，实际上是左右史的储备人选，只有真正有才干能力的人才可以担任。近来馆职人员大多没有历任监司、郡守，既然不能任郎官，往往直接升任卿监。他们的任用既然过于骤然，就尤其不应当泛泛地晋升。如今著作郎宇文子震带着本职外出担任淮东总领，现在郎官、佐郎已有三人，本来并不少，正应当空出职位等待奇异之才。近来士风奔竞，遇到一个空缺就设法请求调任，失去了涵养人才的本意。何况如今在馆的人员，都不是久任资深之人，姑且让他们安守现职，稍稍敦厚士风，有什么不可以？在事情发生以前进言，稍微帮助圣主造就人才、爱惜爵秩，这是臣的职责。臣冒昧秘密陈奏，仰求圣明察照。” 宁宗时，著作郎任伯起上奏说：爵禄是用来激励世人的，名器不能假借给人。高官厚禄如果加给没有功劳的人，有才能的人就会懈怠；施加给没有功劳的亲属，近亲之外的人就会怨恨。若这样却说是扩大亲亲之恩，难道不是违背情理吗？臣看到南班官员有任满十年升转一次的，本来是通常法令。而宗室中达到观察使以上的，却要具奏听候皇帝裁决。这是因为官职低的人可以命令他们按资历逐步晋升，所以设立十年的期限；至于观察使以上，官位高、俸禄厚，即使经历十年，要授予他们官职，也必须有充分理由，或者是皇帝近亲，或者是宗属中的长者，或者有贤德行为，或者有功劳才能，必须临时取决于圣断。下达批示时，又一定会说：‘有某项功劳，属于某种亲属关系，按理应当优待，然后才授予。’并不是可以按照门第簿籍，像拿着左券一样强行取得。立法的本意，可以说是很完善了。如今很多人往往只凭亲属关系，而实际上不过是疏远的袒免亲；凭行为才能，却根本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凭借在班任职，只要免去奉朝请，官做到廉车，已经是过分了。他们上状陈词，必定想要升转，所引用的先例都不是同类。即使亲属关系属于多字行，也没有人曾经升到这样的官职。何况承宣使的品秩仅次于旄钺官，也就是过去的节度留后，俸禄丰厚，不是其他官职可比。” 如果靠巧计请求而得到这个官职，对多能来说确实是侥幸成功了。那朝廷的纲纪怎么办呢？臣仰想陛下自即位以来，遵循历代圣贤的宏大制度，在群臣面前显示大公，珍重爱惜天官，只把官职授予善良有才之人，哪里肯没有名目就突然给予特殊待遇？即使臣愚昧，也知道这一定不是出于圣意。所以才敢冒昧反复陈说。臣查得大中祥符诏令规定，在班任职满十八年者，具列姓名请皇帝裁决。至和、熙宁年间，才开始采用普遍恩典；后来满十年者，都是出于特别恩典，并不是永远通行的成例，也不是有期限的官署考绩法。这是本朝《会要》的明文，更足以说明祖宗朝从未轻易授予官职。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把多能请求转官一事，按照奏报和批示，特赐停止，以堵塞侥幸的根源，这是最大的好处，天下都会庆幸。” 伯起又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事情有些看似很细微，却应当深深杜绝，侥幸之门就是如此。君王的政治有常规，小人的欲望却没有满足。假如一个人实现了妄求，那么仿效他的人就会接踵而来，名器僭越滥授，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医官升迁有次序，成法都在。假如无缘无故增加品秩，侥幸之门一开启，将来烦渎圣听的人怎么数得清呢？过去臣听说真宗皇帝在位时，医官赵自化曾有所请求，真宗认为赵自化已经是太医之长，不应再提出请求，便命枢密院召赵自化告诫他。又听说高宗皇帝在位时，曾有人请求担任诊察皇帝脉象的医官，便命令他停止在内廷值宿，以此作为妄自扰乱、干求请托的警戒。两朝圣训，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臣仰想皇帝陛下自变更政治以来，谨慎遵守成法，日益严谨，裁抑滥施的恩典，从未妄自授予一个官职，天下都钦佩拥戴陛下的公正，认为可以追比祖宗的盛德。因此也没有人敢越分请托。如今忽然听说内批下达的命令，人人无不惊骇。因为王师尹本来没有可以称道的功劳。如果只说他供奉应承有功，那么凡是凭技艺任职的人都在应奉之列，难道不会都把表现功效作为请托的依据，希望侥幸得到官职吗？” 臣私下恐怕爵禄赏赐的滥授，会从此开始。希望圣上慈悲，特意收回圣意。如果王师尹果真有功劳，给他赏赐，也足以显示皇上的恩典。至于转官的批示，请特赐停止，以尊重命令，谨慎对待名器，把最公正的原则昭示天下。臣不胜庆幸。”

译伯起又上奏说：已经确定而不可更改的，是法令。何况成命已经施行，已经取信于众人。如果因为一个人产生侥幸之心，便让他实现私下求请，那么纷纷请求的人将不会停止，还凭什么作为国家的纲纪呢？右阶转官，有止法的限制，这就是已经确定的法令。近来《宝训会要》成书，臣仰见明诏，规定提举诸司承受各自转一官，其中受止法限制的人允许回授。这又是近期明确的法令。如今忽然批准内批，特意让邓彭年转任遥郡。应当知道，这项优厚赏赐的施行，并不只涉及邓彭年一人。如今他单独请求内批，逾越条制，不但想要转升阶官，还想转任遥郡。他如此轻视陛下的法令，如果使他的侥幸得以实现，那么确定的法令就会因此废弃。其他受赏的人还会援引此事作为先例，这难道符合陛下谨慎命令、爱惜名器的心意吗？即使臣愚昧，也知道陛下决不会为了一个人而废弃祖宗的法令、抛弃已经施行的命令。臣私下猜想，邓彭年一定姑且把这当作试探，认为陛下最终不会治他的罪，所以才敢这样妄自冒犯。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把邓彭年转任遥郡的指挥特意停止。如果他曾任承受官，符合规定、应当转官，只令他依条回授，这样或许可以不使众听惊骇，也能堵塞侥幸之门，实在是很大的补益。” 理宗淳祐年间，安南国王陈日照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请求册封为太上国王。朝廷下令省官议论此事，秘书省正字欧阳守道议论说：‘太上这个称号，是汉高帝用来尊奉他的父亲的，历代都没有改变。如果赐诏书称为太上国王，不妥。南越尉佗曾自称蛮夷大长老，这正是南夷的事情。从礼制上说，方伯自称为天子之老，大夫退休称为老，自称也称老。从蛮夷方面说，有尉佗的旧例；从中国方面说，也是方伯退休后的通常称号。汉代又有老上单于的称号，把“太”改为“老”，没有损害。或者去掉“上”字而保留“太”字；太王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是用来区别于“少”的。称父亲为太，那么儿子就是少。太用于尊贵称谓，有太后、太妃、太子、太孙；用于卑下称谓，有太史、太卜、太祝、乐太师、太仆，太字本来就是上下都通用的。’ 侍御史郑宷奏言：近年以来，旧有章法逐渐废弃。对外，诸路帅府不问有无功劳，爵秩都可以按成例升迁；对内，侍从官不问才能学业优劣，职位都可以按成例晋升。执政官告老还乡，可以授予贴职，但如今凡是调任外地的都授予贴职。因此从公侯直到节度使，竟有相同次序补授的现象；从书殿直到秘阁，错杂地排列在朝班之中。名器的轻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没有功劳的人受到赏赐，那么凭什么表彰有功之士？有罪的人假借宠恩，那么凭什么使无罪的人服从？何况事变无穷，而名器有限。假如名器在上位者那里始终受到尊重，那么下位者的心就不敢轻视它；没有才能而没有功劳的人不能在其中希求侥幸，那么怀有慷慨志气、抱有建功立名愿望的人，陛下才可以用来鼓舞。” 徐元▯上奏说：臣听说，庆赏刑威，都是君主的权力；君主统治人民、制定命令而形成义理，国家纲纪所在，丝毫不可改变。作为臣子，能够献出自身，是职分本来如此。生杀、授予、剥夺，只有听从君上的命令，利害祸患又怎么可以自行选择呢？从一命官以上，凡是享受君主俸禄的人，都应当只听从君主的命令。何况身居高爵高位，出任国家和边疆重任，怎么可以贪爱自身，预先盘算日后如何进退？没有王命却私下互相授受，还安然不以为怪。这正是有识之士和无识之人都痛哭流涕、不能容忍一日的原因。臣仔细看前些日子兼任给事中的赵希塈封还奏章，论及边臣李曾伯所受的褒奖恩典。等看到李曾伯的奏章，才知道他已经擅自分派职事，把它交给张竽、田文虎，想要轻易自行脱身。臣不胜惊愕。曾伯早年凭才能自负，受到圣主知遇。此前凡是防御事务中的功过，陛下略去他的过失而录用他的功劳，已经使他升至文昌八座。作为曾伯，应当饮食呼吸之间都想到这些，他将凭什么自我警誓，仰报天地般无穷的恩德？何况圣明政治正在更新，职事任用沿袭旧例。曾伯辞职推让虽多次提出，但陛下挽留他十分恳切，赐予财物，恩宠亲厚。” 起初他究竟有什么别的嫌疑呢？大臣们给他写信，询问慰问，络绎不绝；用来劝告他尽心办理防御事务的话，从来没有不恳切悲悯的。曾伯又有什么可疑虑的，竟轻率地丢下官印，到了这种地步呢？如今陛下和大臣对他反复深切告谕，而曾伯轻率妄动，使众人惊骇，又为什么不始终以贤臣所应当做到的以身忘家、以国忘身来坚定自己的信念呢？张竽是掌管漕运权力的人，田文虎是担任监州职务的人，都是文臣中的人选，也都是读书之士。没有君主，是臣子的最大罪过，是《春秋》必定诛责的。如今曾伯没有王命，私下把职权交给二人；二人也没有王命，却私下从曾伯那里接受。即使是稍微懂得事体的武臣，也不敢这样做。即使内地的守令，平常因被弹劾而罢职，没有得到省劄，也应当留守等待，必须得到命令后才能交出官印。如今曾伯身负边疆两道帅府的重任，这绝不是小小的职事，为什么竟没有想到这一点？何况张竽、田文虎都擅自掌握印信，只知道曾伯是长官，却不知道陛下是至尊吗？赵希塈封还驳正，尚且是宽恕的处分，为什么还没有下达执行？臣因想到边疆职任极为重要，陛下再三勉力挽留，曾伯不应当轻易离去。” 圣上的恩德宽大，不仅没有治他的罪，反而又增加恩典。这足以看出圣明深远的用意，大概就像汉代吴王不来朝见，汉文帝却赐给他几杖，实在是想使曾伯感到惭愧、悔过自新，然后才算完结。如今听说曾伯也颇能省察过错，仍然想以疾病为由请求离职。由此看来，前日希塈所驳，并且收回曾伯前面所受的恩命，大概是知道曾伯既然已经产生惭愧悔过之心，就一定不敢接受这些非分的恩宠。既然恩典都不敢接受，而前日又已经把印交给二位臣下，如今尤其应当明确命令他收回印信，继续任职。臣在此希望圣上慈悲，赶快通过学士下诏告谕曾伯，以人伦之道的重大纲常，不得轻率地决定去留，以动摇众人的情绪、松弛边防。至于田文虎、张竽，既然没有得到朝廷指挥，就擅自交接、掌管牌印一类的事情，也请求像希塈所陈说的那样，严加追究斥退执行。这样还可以整顿局面。凡是担任边疆重任的人，一定不会相互仿效而犯错。我们的国家还可以自立于天地之间。”

译洪舜俞进呈旧事说：唐贞元年间，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驱逐节度使刘士宁，皇上听说后，派人询问陆贽。陆贽上奏说：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众人的意愿，但李万荣总领军务，而且这件事并非朝廷命令，希望审慎处理。皇上又对陆贽说：‘如今商议任命一位亲王充任节度使，让李万荣担任留后。’陆贽又上奏说：‘处置之策能否安定，取决于形势；任命能否成功，取决于才能。形势好比器物，只在于如何安置，放在平坦之地就会稳定；才能好比负重，只在于授予什么任务，超过他的能力就会跌倒。治理国家的道理，是用义理教导人民；教人侍奉君主，首先要让他们服从长上。假如让倾轧争夺的人轻易取代原任、占据其职位，那么在利益面前人人都有自己的打算。这个祸根暗中滋长，灾祸必然难以挽救。这不只是助长动乱的道路，也是开启谋逆端绪的做法。’皇上没有听从，最终还是任命李万荣为留后。” 臣听说，名分是天下最大的界限。树立它，国家就能得到治理；毁坏它，国家就会发生混乱。唐朝自天宝年间以来沉溺于宴安，祸患的征兆出现，君主失去了尊严。肃宗恢复国家，本应思考如何从已经坠落的状态中重新提起皇室纲纪，扶助日益毁坏的大义。可是他竟到平卢军中，察看军士想拥立谁，便授给那个人旄节。从此以后，废立节度使的权力在军士手中，姑息的弊端也由此开启。到了代宗，专门实行姑息政策，只求勉强维系；德宗更加严重。李万荣驱逐刘士宁而自行总领宣武军，陆贽以这会造成倾轧争夺、助长动乱为理由进谏，德宗竟没有听从。姑息，是衰败的根本。姑是姑且，息是停止。只求一时安静、缓解眼前困难，却不考虑最终结果，所以对败坏国事的强藩悍将不敢追究，对冒犯国禁的人不敢讨伐，压抑实情、屈从形势，低头迁就他们，以顺遂他们的心意。他们所求一定答应，所请一定获得；他们傲慢骄横，不知道接受朝廷命令。开始时节度使不知道有朝廷，久而久之将校又不知道有节度使，彼此轻视，见到机会就相互夺取。犯上作乱的人必然喜好动乱，德宗又怎么能禁止李万荣自行做留后呢？然而如果当时君主的德行修明，朝廷纲纪振肃，不因猜忌而疏远臣下，不因聚敛而使百姓困苦，禁军不是市井中的富家子弟，军政不是宫廷中的宠幸之人，以至于朝中列位都是陆贽而不是卢杞，都是李泌而不是张延赏，那么朝廷的势力就会重如九鼎，藩镇怎么敢轻视它呢？” 藩镇敢于干犯名分，是因为朝廷被轻视了。自古以来，哪里有朝廷在上位被轻视、廉耻和等级都倾覆毁坏，却还能使国家这一重大器物安定的呢？度宗咸淳三年，署昭庆军节度掌书记刘黻上奏论述内降恩泽说：治理天下的关键，没有比谨慎对待命令更重要的；谨慎命令的关键，没有比堵塞内批更重要的。命令是帝王发号施令的枢机，必须经过中书省参试、门下省封还驳正，然后交付尚书省施行。凡是不经过三省施行的，名叫斜封，墨敕也不足以作为依据。臣看到陛下自郊祀礼成以来，恩典频繁，指挥命令繁多。今天一道内批，明天又一道内批，邸报中由内批施行的命令竟占了一半，臣私下替陛下惋惜。代皇帝传达诏命，记载于《尚书》；代君王传达命令，歌咏于《诗经》。不专门说‘出’，却一定说‘纳’，是因为命令关系朝廷大事，不能全都合乎道理，所以才有发出之后又收回的情况。祖宗时期，禁中处理军国大事、下达给外朝的命令，称为内批。比如攻取太原、平定江南，韩琦请求将诏令进呈，英宗惊惧地避开座位，这难道不是慎重使用内批的根源吗？臣日夜思考这些，认为官爵是陛下的官爵，三省是陛下的三省。所谓‘共同奉行圣旨’，就是三省发出的命令，也等于陛下发出的命令。难道一定要内批才算恩典吗？” 根据情理发动事情，以义理节制欲望，某件事应当施行，某件事应当停止，都有完整的条理，为什么不由三省施行呢？其中有不合公众议论的，允许臣下执奏驳正，这难道不是妥当的吗？” 金宣宗兴定年间，徐州行枢密院参议官钮祜禄仝周上章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可假借给人，自古帝王没有不把它们看得重要的。如今的金银牌，就是古代的符节。上面有太祖皇帝亲自绘制的图样，往年能够佩带它的人非常少。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授予渐渐泛滥，市井道路之间，金牌银牌随处可见。恐怕这不是向下属显示信用的办法。请求珍重爱惜它，分别加以甄别。” 御史中丞李英奏说：名器不可以假借给人，皇上的恩典要以难以得到才显得尊贵。近来赏赐过于丰厚，实在令听闻者惊骇。国库财藏不足，只能依靠爵位和诏命来赏赐，如今又轻易授予，凭什么驱使人效力？臣看到兰州西关堡将领王格尔，过去因微小功劳已经得到甄别录用；近来坚守关城，诱杀贼军使者，论及他的忠诚节义，确实值得嘉奖。如果授予他五品官，命他治理一州，也就不辜负他的功劳了。因为急于劝勉奖赏，竟然擢升他为节钺，加阶至二品，赐给他国姓。如果攻取兰州，又将拿什么来待遇他呢？陕州的名将接踵而来，曹记、僧包、长寿、东永昌、图克坦彻尔、郭禄大，都是其中著名的人物。王格尔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士卒，一旦位居众人之上，成为统领军队的官员，恐怕不能满足众人的期望，也很难得到他们拼死效力。” 元世祖时期，赵天麟上奏论述防范之策说：“臣听说，至真的道没有形迹，却能统摄万有。它的枢机运转，神妙莫测，无固定方式，像风箱一样鼓动群生；没有实体，却统领一切有形之物。以有来统摄有，以无来贯通无，这就是道的本体；有形有名，是万物分别的依据。因此，民众即使浇薄败坏，也仍然存在于天地未形成之前；上古洪荒的广大，也存在于乾坤形成之后。到了元气大化，万象于是分判，动植物繁盛丛集，荣枯交替不息。这是通达之人所能充分领会的，也是中下之人极其迷惑的地方。本体和作用相辅相成，意义实在广大。人的头颅、身体、毛发、皮肤，荣卫、骨肉，口鼻耳目，心意性情，没有不是明白可知、清楚易辨的。然而，我们这个身体究竟在哪里呢？所以说它是空无的。哪里只是身体如此呢？大的如天地，小的如尘土草芥，也都是这样。因此，把万物混同起来，就是一物；贯通起来，就是一理；归结起来，就是一心；齐一起来，就是一个标准。儒家称它为‘无’，道家称它为‘虚’，佛家称它为‘空’，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可惜众民喜好德行，却在日常使用中并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圣人创立了这些名教。太极之理分化为五种，叫作木、火、土、金、水。五行就是一个太极，但本来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太极’实体，只是借助‘有’这个名称来命名它。大道的本体分化为五种，叫作仁、义、礼、智、信。”

译五常就是一个大道，但本来并没有一个确定的‘道’实体，也只是借助名称来命名它。道就是太极，凡是有名称的事物都属于道。没有名称，就不足以安定民众的心；没有名称，也不足以为民众确立规范。只知晓完整的道理却执着于片面的形迹，都是异端一流；只追求上达而没有下学功夫，都是扰乱人心的一类。因此，名教的根源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定位就确定了；高低依次陈列，贵贱的位置就明确了；动静各有常规，刚柔就判定了；方正的事物按类别聚集，各种物类按群体分别，吉凶就产生了；天上形成日月星辰等形象，地上形成万物形体，变化就显现了。这就是名教的根源。由此说来，天下是皇天的天下；人君是皇天的儿子。天子的职责，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像天地覆载一样施恩于下，掌握一个关键而使万类都兴起，发出一句话而使亿万人民都肃然倾听。当他的神威高高驾临、伟大的创造力广泛施展时，风云也不能比喻它的迅疾，鬼神也不能显示出与之相当的神灵，孟贲、夏育也不敢和他比勇力，圣人和愚人没有不接受他的命令，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用名分来控制和驾驭他们。事物有了名称，名实之分才彰显；有了名分，才可以辨别。只有名称而没有相应的名分，叫作虚名；有名分而没有相应的名称，也叫作虚分。这就是名与分如同形影，从来不能分离的原因。如今圣朝把官员分为九品，分别职掌治理四民，端正名称的政令已经先行，端正名分的事情也已经实行。恭敬地想到陛下承继上天、开创统绪，光大祖业、承受基业，愿意让愚臣再陈述常道：五典的教化，是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妻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秩序，朋友之间有信用。五等丧服是：一是斩衰服，二是齐衰服，三是大功服，四是小功服，五是缌麻服。这些都是人伦纲纪中理所当然的规范，也是上天所规定的重大礼节。礼经已经明白确立，国家法典一向实行。臣私下担心，如今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各色士人和庶民，仍然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这些制度。伏望陛下命有司大力阐明礼仪制度，制定美善的法则，使内外各色士庶都学习其中的义理，充分探求其真实精神；也不必拘泥于琐碎烦冗的文饰，希望这样可以认识圣贤的大体。这样，尊贵者就能充分履行临御制驭之道，卑下者就能竭尽承奉之心，上下相安，大小各得其位。还希望陛下，对于没有名分的，应当珍惜名号；对于没有名号的，不要授予相应的器物。因为名称用来产生信用，信用用来守护名器，名器用来保存礼制。这样实行，名分先得到端正，那么政事就没有不端正的了。天麟又上奏论述防范之策说：“臣听说，方正与圆滑一同运行，圆滑的就容易流转；邪曲与正直同行，正直的人往往多受阻滞。方正，是大丈夫的志向；圆滑邪曲，都是妾妇一类的品行。话说到这里，常常令人惆怅。掌握纲要，就能一举而使众多纲纪都随之建立；堵塞水流，就算竭尽力量，病根仍然存在。因此，在立法的时候，可以暂时费心费力；法令形成以后，就要谨慎守护、努力实行，这样便能享受法成之后的安逸。如此因而取得成效，就容易收到功效。我国自从设置官员、分掌职务以来，政绩文治日渐兴盛，逐渐形成文明教化。家家都有安生的快乐，天下没有失去生计的人，凡此都是因为任用得人的缘故。自至元十四年，新近攻破宋地以后，权臣推行海上放任之法，使贩夫、屠户、卖酒者之流，以及奴仆、役夫一类的人才，有的接受皇帝宣命，有的承受敕札，充斥街道市场，车载斗量。向江淮而去的人，都怀有劫掠之心；到闽广任官的人，很少有公正清廉的品德。行台居于上而不能禁止，按察司严令而不能杜绝。这难道不是在创伤未愈的土地上滋生蚊蚋，在牛羊成群之地放纵豺狼吗？等到任期考核期满、上报以后，调任罢免贪婪索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他们反而更加想方设法谋求财物，甘愿到蛮荒之地做官；害怕险远的人已经获得了不可估量的财富，宁可降低等级，也要回到内地任官。于是东西南北之间，滥用资格的官员交相往来。汉高祖的剑还没有加到他们身上，朱云已经暗自叹息。十多年间，选官法大为败坏。有人把这种情形比作让鹰开府、让鹤乘轩。我仍然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鹰和鹤虽然是禽鸟，难道它们曾经危害百姓吗？近年以来，旧有弊端仍有残存，仰赖圣朝的福泽和贤相的力量，下面的官员大多称职。但只恐病根还没有堵塞，应当立法加以防范。臣认为，选用人才的方法，没有比德行更重要的，也没有比才干更急切的。才德兼备，是大丈夫；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豪杰英才；有德无才，是淳厚之士；有才无德，是小人；才德都没有，是愚人。因此，能在天下彰明美德的人，淳士以上四类德才都应当任用；小人、愚人都应当弃置不用。于是辨别三种德行，分为九科；考察八类才能，分为二十六等。所谓三德九科是：一是正直德的三科，即正直而温和，能整治混乱而恭敬，能安抚扰乱而坚毅；二是刚德的三科，即刚强而充实，强健而坚毅，简约而廉洁；三是柔德的三科，即柔和而正直，谨慎而有防范，宽厚而严谨。广泛接纳并施行这些德行，九种德行都能各得其用。皋陶曾向舜说明这些道理，详细记载在《虞书》中。所谓八类才能、二十六等是：一是辅佐教化的才能，分三等：文史、礼官、乐官；二是铨选人才的才能，分三等：知人、敬贤、考校；三是掌管风纪宪纲的才能，分二等：纠察、廉访；四是军事才能，分六等：宿卫、筹计、督领、镇防、屯田、刍养；五是政事才能，分四等：使臣、决断、农桑、董役；六是监守才能，分二等：关津、营造；七是钱谷才能，分二等：明利、算数；八是方术才能，分四等：僧官、道官、医官、阴阳。八类才能的等级，以德行为根本。臣又认为，太阳向下照耀，恩赐如云而来；对于应当赏赐的人，宁可多赐钱币，也不能把名位器物假借给不相称的人。伏以如今俳优戏人和仅仅具备逗人欢笑之能的庸人，偶尔也有腰挂金带、身穿紫服的，臣私下恐怕，臣下之中有的将士勤劳有功，有的应当受赏却像被倒扣的盆子遮住太阳、难以昭雪；他们听到这种事情，不能不产生惆怅之心，甚至因此解体失志。

译这就是马周认为让赶车的奴仆和倡优之子佩玉拖履、同立朝廷为可耻，因而上奏劝谏唐文皇帝的原因。伏望陛下把三德九科、八才二十六等的说法，明白地告谕选曹，使他们依此办理。凡从未入仕而初次入仕的人，应依据此法，把他们安排在适合的方面；凡已经入仕、考核期满而应当流转任职的人，应依据此法，改任到理所当然的职位。还望陛下珍惜名器的重大意义，不要把它随意授予他人。这样实行，何必担心弊端不能革除？何必担心官员不能称职？官员称职，政事就能成功；政事成功，百姓就能安定；百姓安定，国家就有福庆了。顺帝至正末年，朝廷命令授郑玉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派使者赐给他御酒和名贵财物，渡海征召他。郑玉以疾病为辞没有起任，却写表章进呈说：‘名爵，是祖宗遗留给陛下、让陛下同天下贤者共同享有的东西，陛下不能私自授予别人。待制这一职务，臣没有相应才干，不敢接受。酒和财物，是天下供奉给陛下的东西，陛下可以私自赐给别人。因此，酒和财物，臣不敢推辞。’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九。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求取谏言。周厉王时，国人纷纷诽谤周厉王。召公告诉厉王说：‘百姓已经不能忍受您的命令了。’厉王发怒，找到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诽谤国王的人；巫师一报告，厉王就杀掉那个人。国人没有谁敢再说话，在道路上相遇，只用眼神示意。厉王很高兴，告诉召公说：‘我已经能够消除诽谤了，百姓于是再也不敢说话。’召公说：‘这等于堵塞言路。防止百姓开口，比防止河水泛滥更严重。河水被堵塞而决口，伤害百姓一定很多。民众的言论也是这样。因此，治水的人要挖掘疏导，使水流通；治理百姓的人要开放言路，使他们能够说话。所以天子听政时，要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官献典籍，史官献书，乐师进箴言，盲人乐师作赋，蒙人诵读，百工进谏，庶人传达意见，近臣尽其规劝，亲戚加以补察，乐官和史官进行教诲，年长有德者加以修正，然后君王斟酌采用，这样政事施行就不会违背常理。百姓有嘴，就像土地上有山川；财货由此产生，就像土地有源泉、低湿地和肥沃平原，衣食也由此产生。百姓从口中发表言论，善政和败政也由此兴起。施行善政并防备败政，正是使财货、衣食丰足的办法。百姓心中考虑的事情通过嘴说出来，形成意见后就实行，怎么可以堵塞呢？如果堵住他们的嘴，那和能够堵住河水有什么不同？’厉王不听。齐威王时，邹忌身高八尺多，体态容貌俊美。他早晨穿戴好朝服帽子，照着镜子，对妻子说：‘我和城北的徐公相比，谁更漂亮？’ 他的妻子说：“您英俊极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城北的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美，又问他的妾说：“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妾说：“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第二天，有客人从外面来，邹忌与他坐着交谈，问客人说：“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客人说：“徐公不如您美。”又过了一天，徐公来了，邹忌仔细端详他，认为自己不如徐公；再照着镜子看自己，更觉得远远不如徐公。晚上躺下后，他思考这件事，说：“我的妻子认为我美，是偏爱我；妾认为我美，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美，是想向我有所求。”于是邹忌入朝拜见威王，说：“臣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臣的妻子偏爱臣，臣的妾害怕臣，臣的客人想向臣有所求，他们都认为臣比徐公美。如今齐国土地方圆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宫中的嫔妃和君王身边的近臣没有不偏爱大王的，朝廷中的臣子没有不害怕大王的，四境之内的百姓没有不向大王有所求的。由此看来，大王所受的蒙蔽太严重了。”威王说：“说得好。”于是下令：“群臣、官吏和百姓中，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给予上等奖赏；上书劝谏寡人的，给予中等奖赏；能够在公共场所议论寡人的过失，并让寡人听到的，给予下等奖赏。” 命令刚颁布时，群臣纷纷进谏，宫门庭院像集市一样热闹。晋武帝泰始初年，尚书李▯上奏说：“古代三公坐着与君主讨论治国之道，对内参与六官的政务，对外参与六卿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