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

译万里又上疏说：“臣听说，吏部的权力，与宰相没有不同，也与一个属吏没有不同。宰相和一个属吏之间的差别，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能知道。既说吏部权力不亚于宰相，又说它也不异于一个属吏，这是为什么呢？如今使朝廷百官升迁或罢黜，使贤者得以任用、不肖者得以斥退，这是宰相的权力。对州县百官进行注拟，从下至簿、尉，上至刺史、通判，这是吏部的权力。朝廷百官，除非是大科异等及进士甲科第一等的人，其余没有不经过吏部而做官的。今天的簿、尉，未必不是将来的宰相；何况今天宰相所升黜的人、台阁所布列的人，也都是前日升阶拜见侍郎的人。所以说吏部的权力不亚于宰相。然而，吏部所谓注拟，究竟是什么呢？刚开始入仕的人，便得到簿、尉之职；由簿、尉升来的人，便得到县令、县丞之职；再向上推至幕职，也是依据这个法令；再向上到州守、通判，也是依据这个法令。适合得到任用的，就说符合资格；不适合得到任用的，就说不符合资格。说符合资格，即使贪婪卑劣、疲弱怯懦、年老昏聩、乳臭未干、愚昧无知、平庸无能的人，也都能得到任用；得到任用的人不以为惭愧，给予任用的人也不以为难。说不符合资格，即使是真正贤能、廉洁有才智的人，也都不能得到任用；不能得到任用的人没有谁怨恨，未给予任用的人也没有谁怜惜。吏部说：“他不惭愧、不怨恨，我的事情就办完了。”这就像征募差役：把人的财产按高下列为甲乙，再按照服役时间的长短、劳逸程度来排列，叫一个属吏查阅簿册，就完事了。这是县令用来平息小民争执的办法。吏部注拟百官，把天下百姓的性命寄托给它，难道也只能做到平息争执而已吗？所以说它也不异于一个属吏。如今吏部也有所谓铨量，不过是让人作揖并书写，以观察他会不会书写；召来医生察看，以探知他有没有疾病；赞礼官让他拜揖，以试验他的视听是否明暗、筋力是老迈还是强健。说所谓铨量就是这样而已，那么贤与不肖、智与愚又有什么区别呢？从前晋朝任用山涛为吏部尚书，朝廷内外的官员多由他启奏授予；宋朝任用蔡廓为吏部尚书郎，先派人对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能让他行使吏部的职权，他才接受任命；否则就不接受。”徐羡之回答：“黄门侍郎以下的官员，全都委托给你。”蔡廓仍认为这是失职，于是没有接受任命。古代的吏部，即使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也都由吏部选授；那么，当时任吏部官职的人，难道也只是选取如今所谓符合资格的人来做黄门、散骑吗？还是只选取如今所谓经过铨量的人来做黄门、散骑呢？臣希望朝廷稍微增加尚书的权力，使他能够考察百官是否有才，并决定任用或罢黜。至于丞、簿以下，官职小、责任轻，固然不能逐一考察。至于县宰，寄托着百里之内百姓的治理；州守、通判，寄托着一郡百姓的治理，难道还不重要吗？况且天下有多少州？一州有多少县？一年之中，除去在任和出差办事的人，到吏部接受注拟的县宰不过几十人，州守、通判又不过几十人，总共也不过三数百人罢了。把一年三数百名州守、通判和县宰，分散到三百六十日的日月之中，那么每天注拟的人数极少，补授的人数也不多，实在没有多少。一天之内，如果连三五个人的才能与否都不能考察，那么作为尚书，也不过是个偶人罢了。按一天计算似乎不粗疏，按一年计算就很精细，那么州县得到合适人才，难道不能达到十人中的五六人吗？即使不能达到五六人，难道不能达到十人中的三四人吗？拿这种办法与原来的办法比较，不是仍然更好吗？” 有人说：“尚书的权力加重，就会得以行使私心，怎么办？”这话不对。从前陆贽请求让台省长官各自举荐属吏，唐德宗怀疑各司所举的人都有私情，因此有的可能是收受贿赂的。陆贽劝谏说：“陛下选择宰相，也不出于台省长官之中，难道担任长官就不能举荐一两个属吏，做宰相却可以选择千百名属官吗？关键在于精心选择长官。”陆贽的话已经说尽了。如今朝廷百官，哪一个不是宰相拟定、进用的，朝廷却不怀疑呢？至于吏部尚书的注拟，却偏偏怀疑他会徇私吗？精心选择尚书，把任用、罢黜的权力授予他，使他能够精心选择州守、通判和县宰，而不要用文法把他专门拘束住；这样或许可以淘汰天下不才的官吏，使天下的治理仍然能够重新振兴吧？” 太学博士虞俦上言说：“臣曾经奇怪，如今内外人才都习惯于柔弱圆熟，长此以往，必然会达到委靡不振的地步。国家拥有人才，就像人有精神一样。精神离开人的躯干，人靠什么生存；人才委靡，国家就没有什么可以立足。实在是因为士人刚开始入仕时，居上位的人没有用来激励他们、磨砺他们。科举名次的高低，是士人用来决定趋向的东西。大抵爱戴君主、忧虑国家的人，一定有恳切正直的言论；热衷求进、苟且求得的人，一定多有谄媚阿谀之辞。既然如此，因言论来求取人才，有司取舍时怎么可以不审慎？所以恳切正直的言论占上风，人才就日益兴盛，国势就日益强盛；谄媚阿谀的言论流行，人才就日益衰落，国势就日益衰弱。这是必然的道理，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臣在前次科举中充任殿试对读官，看到士人的答策，其中颇为崇尚恳切正直。后来唱名定第时，排在前列的却有谄媚阿谀的人，而恳切正直的士人往往处在较低名次。这难道不是有司瞻前顾后、畏惧忌讳，考校失当吗？国家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皇帝亲自屈尊在朝廷考问士人，难道只是遵循旧例而已吗？大概是想收罗人才，留待日后任用。臣曾考察宋高宗皇帝绍兴年间革新政治之初，他亲笔宣示殿试官说：‘答策中有指陈时事、刚正恳切的人，一律置于上列；考试官要精心详细评定，不要漏掉忠诚正直的意见，不要尊崇谄媚阿谀之言，以符合朕取士的意旨。’

译他又宣谕宰臣沈该等人说：‘这次殿试举人的程文，议论纯正，而且多有恳切正直的内容，从今以后，人才极其有可用之处。’这一年列在前面的都是正直之士，后来大多成为名臣。这样看来，凭恳切正直的言论取士，取士之道就已经完成过半了。臣敬想，陛下以圣明的资质，承受孝宗皇帝托付的大任；要显示治道的开端、端正政治根本，没有比求取直言、广泛收罗人才更急迫的了。这次殿试实在是龙飞榜，天下士人云集，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臣私下忧虑，未免考虑过多，恐怕有司考校答策时不能深刻体会圣明的意旨，压制恳切正直的言论以避讳忌，反而进用谄媚阿谀的议论来求得宽容和欢悦；那就不是用来显示激励众士之意的办法了。臣愚昧，希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明的答策，告诫主管官司考校答策时，必须寻求恳切正直而合乎事理的言论，不要采用谄媚阿谀、毫无根据的议论，或许可以培育出新的人才，增强国势。” 知南剑州罗愿上奏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日夜思念英杰，担心内外荐举、改官时遗漏真正的人才，于是修订建立荐举格式，使举荐者详细开列事迹，超过一个季度的日期便不再收受。这将根据实际事情选择人才，以建立治理功业，陛下对臣下的期望实在深厚。无论大小臣僚，应当怎样才能报答和充实圣意？臣愚昧，冒昧提出一点管见，私下认为内外小吏所任职务有繁简之别。旧例中，大吏考察属吏，凡奉行法令、遵循事理、心志趋向公正，而且比同辈优异的，就应当援引举荐。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卓然可书的事迹；其中操守品行值得嘉许、议论值得采纳、才器格局有希望的人，也都应当多方收罗，等待朝廷选择任用。这实在是因为天下广大，职务繁多，所需的人才器能不可能只有一种；这也是古代‘德进事举，言扬’遗留下来的意义。如今专门取用任官业绩，确实是想劝勉官员趋事赴功，只恐执行的人迫于满足诏令，反而没有时间考察他们平日的品行。”臣又见自从前一阵推行考核实际事迹以来，大吏想要举荐人，有时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往往把被要求举荐的人交给本人，让他自己供述具报。虽然名义上是实际事迹，恐怕仍不能完全符合皇上的意旨。如今即使只要求在任内或出差办事期间的事项，假如本职任内偶然有一件事，似乎属于可以取用的范围，也必须慢慢考察他的用心，以及这件事长期看来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如果几个人都有可以记录的优点，还应当比较各自短处、衡量各自长处，选择其中最突出的人。如今规定的期限已经逼近，恐怕不能考察周详。那些出差任职的人，有的相隔州、路，事情办完后才回到任所，各自陈述功状，更难听到真实情况。从前宋神宗皇帝时，监司入朝应对，有人问麦价，他回答说不知道；皇帝认为，麦价可以编造，而他能够承认自己不知道，便嘉奖他的忠实诚信。后来选拔按察使时，首先任用了他。前朝名士郑侠看见有人参加科举却不按实际年龄填写，郑侠告诫他说：‘正准备入仕，已经有欺骗君主的心思，这可以吗？’这些事情，都是在惩戒只图方便、草率行事所造成的危害。国家设置改官法，以六考为条件，以五名举主为限制，丝毫不完备，有司便可以据此诘问，这已经很周详了。如今举荐官员的大吏，内有六部、寺、监的长官和副长官，外有监司、帅守；那些身份尊贵而不在职的，则有前宰相、执政，都是皇上所委任信赖的人。假如他们果真贤能，一定不会为了一个小吏而欺骗陛下；否则又有什么言辞不能加以粉饰？臣希望陛下特加审慎斟酌，稍微放宽荐举发动的期限；对于操守品行、议论、才器中有一项长处值得取用的人，在现行荐举格式之外，稍微斟酌旧法，一并允许举荐，以培养臣下忠信诚恳的心。” 至于荐举不当，严重的自有错误举荐之罚，也足以惩戒这种行为。这样或许可以使怀有一项长处的人，都能在圣明的时代自行显露，同时又不失去今天责求实际的本意。蔡戡上奏说：“臣听说，汉宣帝任命刺史、郡守、国相时，亲自召见询问并勉励他们任职的原因，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唐宣宗下诏，刺史不得任意调往外地，命令他们到京师当面考察其才能与否，然后才授予官职。汉宣帝、唐宣宗时期，良吏最多，被称为中兴，原因正在这里。臣恭敬地想到，陛下登基以来，每次任命郡守，都一定让他入朝辞谢。这项制度一实行，不必等到淘汰斥退，年老、有病、愚昧怯懦、没有才能的人，便无不望风自行退避。州郡长官往往因此得到合适人选，天下暗中受到很大的恩赐，实在是盛大的典制。臣私下听说近来的制度，凡吏部注授到州军任职的人，都命令他到都堂接受审察后赴任，等任期届满再入朝奏事。臣对此私下感到疑惑。铨曹是守法的地方，人人都执守成法，要求有司必须按规定办理；资历和考核累积达到法令规定的条件，有司没有理由拒绝。何况吏部所注授的缺额，多是川广的偏远郡，距离朝廷二千里；如今有时把它交给年老、有病、无能的人，一郡的权力，如果不交给子弟，就委托给胥吏；有的人也许自知年老日暮、路远途长，便不再顾惜借贷，只求在两年任期中取足私利，那么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偏远地方有什么罪过呢？臣认为江湖、淮、浙的州郡，是朝廷看重的地方，如果不是皇上亲自精心选择，也会由朝廷慎重选任，绝不会轻易交付给人；这样所得到的人选是可以知道的。至于偏远郡，民心本来就已经轻视它们；其中凭才能奋发自立的人，未必肯接受吏部铨选，而资历深的人又多是年纪很大的人。如果只依据吏部的成法授予官职，却不加考察，臣担心偏远地方的百姓一定有人会遭受他们的祸害。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特意仍旧实行原来的制度，允许官员入朝辞谢；或者临时列出姓名取答策，间或命令引见应对，向他们显示朝廷考察深浅难测。这样，凡年老、有病、无能的人，自己估量不堪任郡守，必然请求罢免遣归，势必要改授其他职务，不敢勉强承担郡守之任。这样或许偏远地方都能得到良好的二千石官，百姓也许能安居乡里，不再有忧愁、怨恨、叹息之声，那么汉宣帝、唐宣宗的治理，也还不值得超过了。”蔡戡又上奏说：“臣私下想到，襄阳据有荆楚的要地，可以控制上游，捍卫遮蔽吴、蜀；处在宛、洛的交通要冲，可以长驱进入中原，收复关、陕。想进取时有利，想退守时稳固，自古称为重要地区。因此楚庄王凭借它进逼上雒，称霸诸侯；汉世祖凭借它击破寻邑，重新取得天下；桓温从这里进入关中，柳元景从这里攻克陕地。齐桓公率诸侯军队讨伐楚国，屈完回答说：‘楚国以方城山作城，以汉水作护城河，即使军队众多也无从施展。’齐军于是与楚国结盟而回。

译魏孝文帝率十万军队围攻樊城，一个月也没有攻下；魏主来到沔水边眺望襄阳，魏军才离去。”这难道不是形势险要、地势优胜的地方吗？用来作战就有利，用来防守就稳固，是自古以来所看重的地方啊！宋文帝经营中原，首先说襄阳对外连接关河，想扩大它的资助力量，便把江州的文武官员和雍州、湘州的租赋配给襄阳；大概是想使用这个地方，就必须先提高它的重要性。晋永和初年，朝廷商议想用庾爰之代替庾翼镇守襄阳，何充说：“荆、楚是国家向西的门户，有百万人口，北面连接强敌，西面邻接强悍的蜀地，地势险要，周旋范围达万里；用人得当，中原就可以平定，用人失当，国家社稷就值得忧虑。这正是陆抗所说的‘襄阳存在，吴国就存在；襄阳灭亡，吴国也就灭亡’的地方，难道可以让一个没有阅历的少年担当吗？”大概想使地方受到重视，首先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来使它显得重要。如今有这样的土地却不把它当作重要之地，重视土地却不选择合适的人，臣私下为此惋惜。大概朝廷任命既然看重，内地士大夫出仕游宦又想便利乡里；偏远边塞、穷困边疆是人们不愿去的地方，往往把它交给资历浅、声望低、并非应当得到此任的人，所以帅臣、监司多不能胜任。以至于吏部注拟时，有人援引举将恩例，必定得到内地年老昏聩、平庸糊涂而且有过犯的人，不得已才去就任，所以州县官吏大多不称职。这样用人，恐怕不是重视边疆的办法。一旦发生警报，要责令他们赶赴事务、建立功劳、守节死义，就困难了。臣愚昧，希望陛下慎重选择本路的帅、守、监司，并下诏吏部：凡注授沿边的职官、县令、兵官、巡尉，都要铨量人才，把职位授给有能力的人。这样或许能使地势险要的地方因得到合适人才而更加重要，在缓急之时可以依靠他们使用，所起的补益实在不小。” 王质上奏《举贤能二论》，其中第一篇题为《宽大臣》：“所谓宽待大臣，是什么意思？臣曾经论述过：古代的大臣，存心行事不感到危险，处理事务不有所忌惮，因此能够从容闲暇而有所建树。假使大臣反而向小吏低头，畏缩局促，常常像有人牵制他的手肘、踩住他的脚一样，左顾右盼，只怕别人抓住他的短处来议论是非、追究他的后果；坐在朝廷之上，惶惶不安，就像燕巢筑在帷幕上一样。在这种时候，只有无能无才、贪慕恩宠、保全爵位的人，才能厚着脸皮安坐在那个位置上；而奇才杰出、气度宏大的人，虽有能够有所作为的才能，却被小吏的法规束缚，也就会提起衣裳离去，什么都不顾了。所以，天子的重臣，应当使自己的施为、安排不完全拘束在规矩法度之内，间或有所周旋、扶持、挽救，以安定天下人的情势。既然做了天子的重臣，就应当敞开心胸、袒露心意，与天子共同推行毫不疑虑的意志；不能用曲意求廉、拘守小节来逃避众人的议论，侥幸求得长久安稳而不被夺去权位。曲意求廉、拘守小节，不是大臣应有的气度。他们贤能的，不过是张禹、孔光；不肖的，甚至达到苏循、赵涉这样的程度。至于能够敞开心胸、袒露心意而对君上毫不疑虑的人，就可以成为伊尹、周公一类的人；退一步也不会不是杜黄裳、李德裕。天下人只看到王莽、杨坚一类人窃取权力、夺取国家，便以为凡是做大臣的都不可以有所作为，却不知道王莽、杨坚这类人本来不会世世代代都有。若这样，臣下就只能拱手不动、闭口不言罢了。古时候，尧、舜询问四岳说：‘谁能治理洪水？’四岳回答：‘鲧可以。’又问：‘谁能继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舜可以。’鲧违抗命令、败坏族类，即使尧、舜也料定他不可任用，可四岳却把这样非常不肖的人勉强充任最重要的职责。从今天看这件事，一定会说：‘这是误国。’把天下大事交给一个人，难道是小事吗？四岳又贸然让天下的一个平民上居天子正位，从今天看来，一定会说：‘这不是应当说的话。’大概古代君臣彼此相处，能在外在形迹之外忘掉机心；小的过失不责罚，大的言论不发怒，然后才能成就天下的大功。如今的大臣为什么这样过分谨慎？平日所议论举荐的人中，有谁才气雄浑，足以承担重任、达到远方？有谁议论慷慨，足以筹划安定、考虑危难？有谁才干谋略明达熟练，足以处理繁杂事务、解决纷乱问题？臣看来，他们不是雕琢文章、靠科举取得功名的人，就是谨守自身、害怕办事、只求减少过失的人。君子称雕章绘句而取得科第的人为浅陋儒生，称谨守自身、害怕办事而减少过失的人为庸庸之辈。这两类人都不是天子大臣应当议论举荐的。然而，这两类人虽然不足以成就事业，却也不足以连累别人。大臣议论举荐却只提出这两类人，岂不是只取他们不能连累人的一面，而不顾他们不能成就事业的一面吗？害怕马奔跑跌倒，寻求一匹不会奔跑跌倒的马，这还可以；选一匹木偶般的马来乘坐，却说‘我害怕它奔跑跌倒’，不也太过分了吗？臣不敢妄自诋毁大臣的举荐，但考虑到他们存心行事不感危险、处理事务不敢忌惮，倒不如请陛下稍微宽容放任他们，略去小的过失而责求大纲，使大臣稍稍放下背负的芒刺，从容自得，能在法律条文之外用心办事，专门搜求天下英伟豪杰之才；这样，他们一定不敢只拿空文来举荐，以敷衍皇上的意旨。臣愚昧，认为小有所放纵，正是大有所畏惧。第二篇题为《制私情》：所谓制止私情，是什么意思？臣曾经论述过，古代有才就进用，无才就退黜，天下所有人的进退，全都不出这两种情况。而如今官员的升迁和黜退，与有才无才都没有关系。古代士大夫都在学校中受到涵养熏陶；司徒所说的选士，是士人中秀异的人；学校所说的进士，是造就的士人中秀异的人；司马所说的辨论官材，又是进士中贤能的人。天下士人聚集起来奔走于天子的爵禄之间，只有秀异而贤能的人能够得到爵禄。所谓秀，是不同于常人；所谓贤，是超过常人。至于被放逐到东边、西边，不能穿中华的衣冠，而与鬼魅、夷狄为伍的人，都是安于作恶而不肯改变的人。这就叫有才者进用，无才者退黜。后世以来，有才和无才混杂在一起，而所谓进退，只看有没有势力罢了。有势力的人不担心自己没有才，无势力的人即使有才也不能成功。因此，爵禄这一公共器物，聚集到了权势者的私门，这是形势造成的。所谓制止私情，不是增强权势、恢复正道，而是调平权势，使它不趋向偏私。所以祖宗制定举荐资格，是为了调平均天下人升迁、黜退的势力。如今的法令，大致是从迪功郎逐级推升，必须经过三次削阶然后迁转，称为关升；从从政郎逐级推升，必须经过五次削阶然后迁转，称为改官。

译至于上级应当举荐的人，以奏章计算，每年有固定数目；以人数计算，每年有固定名额。这样以后，有势力的人受到资格限制，不能任意施展；没有势力的人也能逐步按次序升迁。所以臣说，祖宗是用来调平均天下人升迁、黜退的势力的。如今看来，升迁、黜退的势力从来没有真正均平，并不是法令本身有弊病，而是法令被人压倒了，不是人能够胜过法令，而是人被私情压倒了。凡人的情感，有所畏惧便有所逼迫，有所爱惜便有所牵制。逼迫与牵制交相胜过，天下的公法便屈从于一个人的私情，有时不得不这样。现在某人拿着某人的书信去拜见某人，这一定是有所倚仗。倚仗越重，对方答应得越快。所谓答应满足他的请求，就像拿着凭券取偿；对方答应他，就像从怀中取出东西交给他。有某份奏章却不敢使用，有某个人却不敢举荐，说是以后将无法应付权势者的请求。把这种做法称为预先准备，宁可忍住不发出，等待对方急需时再答应。某人向某人祈求，请求举荐某人；某人又向某人祈求，请求举荐某人，这称为交换。内心其实不愿意答应，却找借口说：某人的债还没有偿还。有时委任某人办理某事，就先对他说：“某事办成后，就用某份奏章举荐你。”或者让某人经营某种物品，就暗中嘱咐他说：“某物送到后，就用某份奏章举荐你。”这称为酬劳。有的事情不如自己的欲望，不但不予举荐，反而还加以罪责。这四种弊病，概括了内外的流弊。臣曾经说，应付请求的弊病、预作准备的弊病，产生于畏惧而有所逼迫；交换的弊病、酬劳的弊病，产生于爱惜而有所牵制。臣愚昧，希望陛下明白谕告：凡应当举荐的人，举荐某人就列出某项事实，说明‘臣因为某件事举荐某人’。既然已经列名上报，京秩以上的官员就交给给事中，京秩以下的官员就交给御史，来考察其中的奸弊。事情虽然繁琐，但可以制止人因畏惧和爱惜而产生的私情，或许使他们有所顾忌，不至于大肆放纵。如今有人说：‘这没有用处。’设置篱笆、加固门锁，即使不足以防御盗贼，难道不仍然胜过拆掉篱笆、打开门锁，听任盗贼自行到来吗？不能说这样没有用处。吏部侍郎李椿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吏部遵照圣旨指挥，安排荐举改官之事，划定统一的本职实际事迹，称得上详细完备。假如举荐人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有好的法令和美好的用意，也会变成空文。” 大概求取进身的士人，只务求达到一个目的，什么手段都用到极点。监司、郡守受到权势利益牵制，很少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荐举求才的本意，失去已经很久了。想要革除弊病，应当澄清源头，只要精心选择主管官员就够了。按法令，荐举改官要使用五名内职举主。如果主管官员有识人之明，不会被权势利益动摇公心，那么所举荐的人或许能得到真正有才有能者，上合君父求才求治的意旨。臣愚昧，希望陛下把精心选择主管官员的事委托给大臣，使他们负责荐士。郡守只允许向主管官员举荐，不必拘泥于五名举主的数目，只采用一名主管官员的举荐。被举荐的人，凡是申报尚书省、吏部的文状，终身都要注明是主管官员某人所举。举荐改官的举主到京以及差除、磨勘时，都要列明所举之人的超过常人之处，考核其贤与不贤，作为升迁或黜退的依据；这样或许能使举荐者和被举荐者都知道自我慎重，不再依靠繁琐文书，弊病自然可以革除。如果臣的狂妄之言可供采纳，伏请出自圣意，特地下达诏书。” 李椿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荐举改官的法令，屡次申明、修改，本来想革除奔竞之风、求取真正人才，用意不能说不好；但真正人才没有得到，奔竞反而更加严重。士大夫只知道求取进身，法令一出台便侥幸钻营，想尽各种办法，无所不用其极，只知道求得目的才停止。如今吏部遵照圣旨指挥，制定统一办法，要求举荐本职实际事迹，可以说详细完备。若举主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有好的法令和美好的用意，也徒然成为空文，对事情没有益处。臣愚昧，希望陛下精心选择主管官员，裁减举主人数，告诫臣僚，应当使荐士者和被荐者都自我慎重并选择合适人才；这样或许可以使奔竞之风稍稍收敛，而真正人才得以出现。臣有两点意见：第一，禁止关说请托；第二，减少举主人数。所谓禁止关说，大体说来，举荐名额若按十分计算，靠势力取得的有八九成，并非出于自己的意见，很少称职。请求下诏告诫，今后不得曲折托人、私下请托，为别人寻找举荐机会。举荐者如果有违反，一律按违制之罪论处，不因赦免而宽宥。举荐奏章中还要各自注明‘不是受到别人的请托，确实出于自己所见’；违犯的也按同样的罪论处。有人出于公心推荐，明确移文给所举的官员，就应在奏章中说明是某人称道他，且有实际事迹可以查考。以后如果再犯，涉及已经发生的罪行，仍依照旧法处理。监司荐举人才，命令先取得本州保明状，在奏状中声明是州郡荐举的人，再申报转运司依照诏旨考核，保明后申报吏部，然后才收受任用。所谓禁止关说请托，就是这样。所谓减少举主人数，按法令要用五名举主以后才能改官，实在是举主人数太多，所以求取举荐的人奔走请托，无所不用其极；举荐人的人往往不能自主，受到权势牵制；求举的人只务求达到目的，甘愿自称门生，再不顾对方究竟是什么人。这样距离荐举求贤的本意，已经很远了。臣愚昧，请求今后改官只采用两名举主；原本应当由五名举主举荐改官的，只听凭两名举主举荐。如果当年达不到五名的数目，就连同下一年合计数目奏举；如果任期届满仍达不到五名，就允许由后任官员合计人数奏举。被举荐的人凡有申报朝廷、尚书省的文状，都应列明举荐其改官者的姓名，以便考核举主所举的人。如果得到真正人才，就奖赏举主；如果得到奸邪虚妄之人，就处罚举主。这样或许能使荐士者和被荐者都知道自我慎重、选择人才，从而平息奔竞之风。”

译李椿担任司农卿时，又上奏说：“臣私下听说，陛下忧念四方，把圣意寄托给监司、郡守，使臣僚在才能和资格之间加以研究，认真精选；这种诚意是盛大的德政，也是极为重要而恰当的事情。臣虽然还没有听到臣僚精选人才的具体议论，但臣也有一点管见，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公正选拔罢了。监司有数十人，尚且很难选好；郡守有数百人，难道可以轻易选定吗？如果只凭片文只字求取，或者只凭能说会辩求取，或者出于左右近臣的预先荐引，或者出于亲党援引，或者出于迎合谄佞，都不能称作公正选拔，绝不是陛下的本意。臣愚昧，希望陛下责令大臣公正选拔。可是如果完全不用资格条件，干求冒进、侥幸钻营的风气就更难革除；应当在符合资格的人中选取有才能者，这样才算完备。凡请求任知州、郡以上差遣的人，都要具备公状申报吏部。州郡应当区分大小；小郡有空缺，就命吏部把资格、功过报给尚书省大臣，按照资格在都堂差注，并召来都堂审察完毕，送交吏部具文存案。监司、大郡有空缺，就召集侍从官到都堂，各自举荐所知的人，不限于内外宰执；取其中最优者，由众人共同选定差遣，把所知官员写入文状，首先保荐的人与众官联署，具奏时各自充分陈述所见，不得隐瞒默不作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所差遣的人如果称职，就表彰奖赏首先保荐的人；如果不称职，就处罚首先保荐的人。若是大贤或大奸，联署的官员也一并奖赏或治罪。宰执所知的人，允许单独具奏保荐，奖罚照前面的办法办理。私下到宰执处拜见的，只允许谈公事；那些千方百计请求差遣的人，就命令把这条规定张榜在客位，以杜绝请托，或许可以稍微革除侥幸求进的风气。”},{ 光宗绍熙元年，彭▯年上奏《审材辨官疏》说：“臣听说，古代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选拔贤能之士，选举人才的途径已经有所区别。等到评议辨别之后再任用他们，也不过是辨别他们是否贤能罢了。汉代王嘉荐举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干的官吏萧咸等人，尚且还加以区别。未曾有像近世这样，把天下的人才混杂起来，纳入同一个范围，不选择人才才能的长短，不考虑职务事务的繁简难易，只替人选择官职，却不替官职选择人才。大抵天下从来没有完全不可任用的人才，但也很少有无所不能的人。有人在这一方面有能力，或许在另一方面就没有能力；能够担任繁重复杂职务的人，让他坐镇、安定雅正与鄙俗的风气，未必就擅长。假如把他们分别安排到适合自己的职位上，任用时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不但各级官员都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人们也不会因遗漏人才、错用职务而感到遗憾。倘若一个人的德行足以坐镇并安定雅正与鄙俗的风气，却让他担任繁重复杂的职务，就一定会暴露他的短处；一个人的才能足以担任繁重复杂的职务，却让他坐镇并安定雅正与鄙俗的风气，就一定不能胜任他的官职。因此，天下的事情，多半败坏在官职没有用对人；天下的人才，也会因为任用不合适而被耽误。这就像把栋梁之材砍削成木桩，把金子当作泥土使用，实在不是后世君王用来辅助天地化育、裁成万物的道理。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明令诏告大臣，在选拔任用之时，审察人才、辨别官职。” 适合担任大任的人，不要让他去处理细小事务；只能胜任某一方面工作的人，不要让他承担繁重复杂的职务。擅长文学的人，最终就任用他从事文学；精通政务的人，就专门以政事责成他；并且还要衡量职务责任的轻重，把它作为升迁任用的等级依据。这样使官职都与人的才能相称，使人没有不满；使人各自安于自己的官职，不产生侥幸求进之心。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彭▯年又上奏《乞寝罢版行时文疏》说：“臣以待罪之身担任太学博士，昨天接到国子监的关文，奉尚书省札子传达：臣僚上言说，士子不阅读经、史、子、集诸书中的文章，却专心致力于时文；不阅读旧来典雅真实的文章，却专心致力于近来浮华虚空的文章。朝廷正要通过程试取士，想让士子不学习时文，本来就不可能。像旧来那种典雅真实的文章已经足够了。如今如果想彻底清除这种弊病，应当从成均开始。请下令监学官共同精心选择旧来的时文，其中谨严而有法度、精粹而有实学的文章，经义、词赋、论策各选若干篇，准许刊版发行，作为应试的范式。奉圣防依札子交付本监办理；本监通知臣和监学官，详细审察臣僚札子中的事项，已经将新旧时文交给有关官员精心选择完毕。臣私下考察臣僚的申请，那只是父兄教导子弟的方法，而不是太学教导天下士人的方法。” 虽然说是为了挽救文章的弊病，但臣恐怕文辞之弊会由此滋长，这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能不加以考虑。请允许臣为陛下逐一陈述。臣听说，夏、商、周三代选取士人，都以德行作为根本；到了隋唐以后，才开始崇尚文辞。至于本朝，沿袭这一做法而没有改变。用德行选取士人，就像睁开眼睛取物，既能辨识物品的大小，又能分辨它的美丑。用文辞选取士人，就像闭着眼睛取物，大小美丑一概收取，左边采来、右边取得，或许可以防止只取中一种。士人因此有忠厚的、浮薄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前代正直而有见识的大臣，大多把这视为弊病。所以司马光说，选取士人的办法，应当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其次是政事，其次是技艺才能。近世以来，专门崇尚文辞；文辞只是技艺才能中的一种罢了，不足以涵盖天下士人。邹浩曾经论说科举，认为上至辅弼这样的高位大臣，下至州县中的小吏，都是辅佐陛下实行治道的人，并不是要他们像司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问这些人一样，只凭文辞供奉朝廷而已。然而选取他们不依循正道，任用他们又不求实际，谁能同陛下一起成就天下的事务呢？既然如此，用文辞选取士人，已经比不上古代，何况还要用时文来教育他们呢？” 这就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自古以来，文士大多出自东南。东南的士人不担心缺少辞藻，只担心不笃实。如今处在东南之地，任用东南之人，尚且还担心他们不善于文章，难道不应该深入追究其中的原因吗？臣僚所说的“不研读经、史、子、集之文，而专心于时文”，正是这个意思。过去典雅翔实的文章，本来以经、史、子、集为根本；今天虚浮的文章，却是被时文败坏的。如今不教他们研究古今、依据义理来涵养根本，反而又教他们学习时文，这就像嫌弃地势潮湿，却让人居住在下游。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所谓时文，正是因为随时势而有高下，原本没有固定的法式。以前或许认为对，后来又认为错；今天或许出自这一家，后来又出自另一家，只随着一时的取舍来判定能否。如今要求义理精深、文字浑厚，这样的文章能有几篇？即使得到一二十篇，它们的格调又大多不同于当今。舍弃它们，就失去了编选的本意；保存它们，又会破坏文字的近体。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有人一定会说：朝廷正在以时文取士，如今说时文不值得学习，那就应当把科举一并废除才行，否则怎么能作为通行的议论？臣认为不是这样，天下的人才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来选取。

译朝廷设置科举，只是为中等资质的人提供进身之阶，使资质高的人可以屈身就学，使资质低的人也可以努力达到，难道是说天下士人都能凭科举文章选拔出来吗？唐代韩愈说，他到京师时，见到参加进士考试的人，人人都很看重他们；有的人来向他求取应试方法，甚至拿礼部所试的诗、赋、策等文章给他看，以为不必学习就能写成。由此看来，有关官司所取的文章，天下本来就有人认为不值得学习。天下人虽然不能都成为韩愈，但难道可以轻视天下没有韩愈吗？朝廷取士，本来就希望他们能像韩愈，而不希望他们不如韩愈。如今却一概用时文来教导他们，编成书册，公私刊印，凡是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家家都买来。父亲教儿子，兄长告诉弟弟，都认为朝廷取士不过如此；早晨读，晚上思考，只学习这一种文章，至于经、史、子、集，便要拿去覆盖酱坛了。臣担心天下的文章会更加衰败，一定又会比今天严重得多。先朝各位大臣都想崇尚德行来挽救文风的衰弊，如今却想选择时文来教举子，这对于根本和末节，岂不是非常背离了吗？这就是臣知道它不可行的原因。臣曾听说，先朝常常想要更改四场考试取舍的指挥文书。当时邹浩任颍昌府教授，便沿袭工匠执掌技艺事务的做法来进谏，义正词严地上疏陈述。如今臣任学官，职责所在，明知此事不可行，却因为成命已经颁布，忍住不说，欺诈地随从、苟且听从，这是不忠，也确实辜负了臣的志向。因此臣不躲避斧钺诛杀之罪，尽情陈述自己的狂妄愚昧，希望圣上慈爱，将臣这篇奏章与臣僚的意见一同参酌订正，判明得失。如果臣所说有可取之处，请将近日精心选择时文的指挥特意赐令停止，只令学官对公私考试的文章严格考察，把义理明正的列为上等，学问渊博的列为次等，文采华美丰富的列为下等。如果不合格，即使已经考中，也不许刊行。取舍既然明确，趋向自然端正，举子的文章将不必追求典雅翔实，也会自然变得典雅翔实。冒犯天子威严，臣下情不胜俯伏等待命令的至诚，谨此录写奏闻。吏部尚书赵汝愚上奏说：“臣等私下认为，如今的吏部，就是古代的天官。成周时期，天官掌管听察百官府的事务，并向君王诏令设置官职。[OCR疑误：‘▯置▯’]宋代以来，吏部的选任仍然很重要，所以山涛任尚书时，甄别选拔人物，提出拟任人选很多。景平年间任蔡廓为尚书，当时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的事务，全都委托给蔡廓，而蔡廓仍不肯接受任命。到了唐代盛时，通常由宰相兼领选官事务；选注的方法，只看这个人的才干能否胜任，有时破格越级升迁，有时终老于低位，并没有固定制度。到开元年间，裴光庭才上奏采用按资历循序升迁的办法，不问才能如何，任期届满就注授官职，限定年资、逐级升迁，不得逾越；只要不是因为获罪受谴，人人都有升迁而没有降职。那些庸碌愚昧、长期沉滞的人都很高兴，称为圣明的制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恨叹息，于是有了贤者和愚者一同困滞的讥讽，吏部的权力也因此被废弃了。只有我朝铨选之法十分完备，但按资历、凭考核升迁仍沿袭唐代旧制。假如按照法令本应得到官职，即使其行为像夏桀、盗跖，任长官、次官的心里明知不可以，却一概拘泥于法令，不敢不给予。假如在法令上有妨碍，即使有颜渊、卜商那样的德行，有龚遂、黄霸那样的才能，任长官、次官的也不能稍稍从中帮助。这样就像倒拿着太阿宝剑，吏员反而掌握了剑柄，这是朝野共同知道、士大夫共同叹息的事情。何况如今官员多而职位少，士人流转壅滞，怎么能不因时制宜、挽救弊端，稍稍议论甄别之法呢？臣等恭敬地思考，现在铨量官员的方法还有古代的意义，但只有退职而没有进用，不能偏执地实行一端。希望圣上慈爱，特意颁下圣明的指示：今后四选官吏中，凡是衰弱多病、昏聩谬妄以及曾经有过罪犯的人，允许长官、次官按照现行条法，依据公议铨量。除此之外，有的确有真才实能却长期沉没未被任用，有的安静守道、不求闻达，有的平素名节很高、偶然受到牵累，也都允许长官、次官分别列具功劳事状，申报尚书省，请求审核后升迁擢用。如果所举不是人才，徇私情、结党阿附，或挟私报复怨恨、任意放纵的，都允许台谏官弹劾。这样或许可以使铨部得到适当的人才，从而符合陛下选拔贤能、谋求治理的意旨。” 汝愚又上奏说：“臣等私下认为，太学待补的制度，弊端已经很多；因循岁月而不改变，弊端将更加严重。如今想要改变它，采用混合考试，固然足以取得一时的痛快；然而众多士人纷纷而来，以数万人计，不仅有关官司要增加很多劳费，而且每日时间有限，考阅难以精细，也担心道路上奔波冲撞，不能免于寒暑之患；考场房屋低湿狭窄，又有更多践踏损坏的忧虑。彼此比较起来，得失各占一半。为什么不从根本上议论，稍微取法古代的开端来谈呢？三代乡举里选的制度，虽然时代久远、情况不同，不能立即恢复；但是那种教育培养人才的本意，本于天地而合乎人情，即使经过百代也不能改变。只有我朝，内自京师，外至郡县，都设置学校。庆历以后，文物制度兴盛，风气彬彬，几乎与三代同样了。到了崇宁、大观年间，创行[术语疑误：‘▯法’]制度，各地供养士人，确实取得了党庠、遂序遗留下来的意义。因此当时的求学者大致知道礼法约束，不是戴冠束带就不敢在道路上行走；遇到乡里的长者、上级以及学校的职事人员，就收敛容色而避让，他们的风俗确实很美。然而它的弊病在于专门学习新义，崇尚老庄，废黜《春秋》，断绝史学，又废止科举，使贫寒而才俊的士人除此外没有进身之路，事理都互相妨碍，不久便以[缺字/疑误：‘▯革’]革除。这不是[术语疑误：‘▯法’]制度本身的罪过，而是当时的弊病造成的。” 中兴以来，放下兵器讲习经艺，行都重新建成太学，各郡也恢复贡举。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幸运了。然而浮华虚伪的风气胜过忠厚诚信的习俗，有关官司颇以为弊病的，也正是因为州县之间士人的荣辱进退都不由学校决定；至于考察德行和道艺，则只取决于糊名后的试卷。只要写成雕琢华饰的文章，就不再有进德修业的志向。他们把学校看得和旅舍一样，把师儒看得仿佛路人；每月记录、每季考核，全都成了徒具形式的文书，实在大大失去了朝廷教育培养人才的本意。臣等拟议，希望远考古代制度，近取时宜，不烦劳朝廷增设官员，不劳累有关官司增加费用，只重视教官的选任，借助知州、通判的权力，仿照舍法来培养人才，借大比考试来贡士，考核终场考试的名次，确定应当贡举的人数，约定在第二年到太学考试。这样或许可以使士人修养实际品行，不从事虚浮文章，逐渐恢复淳厚风俗，仰助圣上教化，有三代制度的好处而没有三代制度的弊端。这套办法很接近古制。如果朝廷认为可以采纳，所有各州教育培养、考核试验、升贡士人的办法，请下交有关官司详细议定施行。然而科举事务严急，考试日期已经临近，今年的待补试，希望暂且照旧放行一次。”

译宁宗时，袁说友上言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办法，没有比任用人才更优先的；而任用人才的困难，尤其贵在审慎选择。世上从来不是没有人才，只是一旦考察他们是否适合任用，就会发现有的心术、爱好和志趣适合平正之道，便成为公正贤能之人；有的沉溺于偏党，便成为自私邪曲之人。考察他们最终造成的成败，就可以看出来。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中庸这种德行，百姓很少能够长久做到。师也超过中道，商也达不到中道，都不是中道，孔子都不取他们。因为聪明的人超过中道，愚笨的人达不到中道，都足以损害正道。狂放的人进取，拘谨的人不肯作为，也不是中道，孟子都不取他们。因为狂放的人会失去自己，拘谨的人会失去众人，都足以损害正道。损害正道，就会损害治理。只有处于中道的人，具有平正的德行，没有党偏的蒙蔽。看那欹器，处于中位就一定端正，所以可贵在中；不平不正，就会倾覆。考察《洪范》，其中说‘建立皇极’，可贵也在于中；没有党同，没有偏私，就合于中道。自古以来，人才并不是难得，难的是一旦得到人才，能使他守持中道；守持中道，就有平正而无党偏；一旦失去中道，就会错失人才。君主任用人才的时候，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臣仰望陛下把人才视为急务，以中道来衡量人才，完全抛弃偏党的私心，竭力扶持平正的议论，恢复泰和盛治，享有安宁静谧的福祉，这实在不是小事。近来陛下亲自颁发御笔，制定资格限制，用来严格约束职事官，大概是将注意力放在人材上，不轻易授予官职。然而要杜绝滥进，就应当严格规定资格；如果全面考察这个人，就尤其贵在预先选择。臣私下看到，孝宗皇帝淳熙九年，命侍从、台谏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淳熙十五年，又命侍从、台谏各自举荐职事官；太上皇帝绍熙二年，命侍从、台谏各自举荐卿、郎职事官。这些都是预先加以审慎选择。如今朝廷官署职位空缺，官员有缺，朝廷有时难以选授；遇到缓急之时，又感叹缺少人才。若想得到合适的人，应在闲暇时预先选择，效法淳熙、绍熙年间的旧例，诏令参与谋议、进献意见的大臣办理，这是今天应当优先做的事。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特发圣断，命六曹、侍从、翰苑、台谏、两省、给事中各自举荐四五名可以充任职事官的人：有的学问有用而不专事空谈，有的才能超过常人而能胜任繁剧事务；都必须心术以公正为本，爱憎不因党偏而激烈。除现任职事官以外，不受资格限制，不分寒门与边远出身，公正审慎地举荐，列出姓名奏闻，留置御前，以备审慎选择。还要命令记录申报朝廷，遇到职位空缺时审查任用。这样就会人才众多，国家没有奸邪小人；进退全都出于圣明，人物都趋向中道，彰明国家大义，广泛成就治理功业，这是天下的大幸。”},{ 中书舍人虞俦上札子说：臣听说，天下最公平的东西，没有比秤更公平的，所以能够权衡万物的轻重；天下最明亮的东西，没有比镜子更明亮的，所以能够辨别万物的美丑。如果秤不平，镜子不明，那么轻重颠倒、美丑不分，是必然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考场考校的官员，是士子所依赖、用来作为秤和镜子的人；取舍高下，全都与他们有关。国家取士的制度，有经义，有诗赋。自绍兴分科以来，士子不过各自专门学习其中一项，以应对皇上的科目。如今所谓考官，他们过去求取功名，大概也不过是擅长其中一项罢了。如果让经义出身的人考校诗赋，恐怕不能细致评判声律；让诗赋出身的人考校经义，恐怕不能深入探究义理旨趣。况且六经之中，通常是交叉考察；《春秋》的凡例，二《礼》的制度，《易》的象数，如果不是平素学习过，难免彼此抵牾，往往造成取舍高下颠倒错误，不能使士论满意的事情，什么都有。这就如同秤不平却想权衡万物轻重，镜子不明却想辨别万物美丑，即使想不出错，怎么可能做到？臣私下见到省试的制度，士人的试卷先由经▯检官批阅、凿定分数，然后由参详官审订是否恰当，最后上报知举，依此决定取舍高下。那么，参详官和▯检官的职责最为紧要。希望圣上慈爱，明诏大臣：今后省试的参详、▯检等官，凡考察六经、诗赋，应在朝士中选择平素熟习相应科目的人员，使各项考试都有适当的人；还要诏令知举按照他们所熟习的科目分别分配考校。这样或许可以使士子所学习的内容得到相应的衡量鉴别，取舍高下都恰当，以符合国家取士的本意，天下幸甚。”},{ 江东转运副使真德秀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太平兴国年间，曾诏令各道转运司察访所属官吏：凡是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务以及贪污受贿的人，令其逐条上报事实；对于清白自守、办事不苛刻的人，也允许明确表扬。臣仰见祖宗盛时，选用监司并授予他们事权，是想让他们公正地进行刺举，使贪婪懦弱的人无处容身，使有才能的人得到劝勉，责任重大，绝非轻易之事。自嘉泰、开禧以来，公道不能施行，请托日益盛行。郡县官员罪状昭彰，任监司的刚想按察弹劾，他们已经寻求权要的援助来脱身；更严重的，甚至能够施行反过来报复的计谋，于是监司刺举的权力有所不能施行了。每年举荐的名额，往往被权贵的命令夺取；孤寒无援的人即使尽心履职，也免不了有沉沦的叹息。膏粱出身的庸碌愚昧之人，只要有所凭借，就像拿着契券来索取偿付一样。于是举荐的权力又有所不能施行了。因此州县之间，贤能与否不能分辨，百姓受到祸害。如今陛下更新盛大教化，公道彰明，逐渐恢复乾道、淳熙年间的旧制，唯独荐绅之间亲友请托的弊病还没有完全革除。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告诫中外士大夫，共同维护公道，使奉命任职的监司能够施展澄清吏治的志向，使贤与不肖得到甄别，这对于治道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

译司令许应龙上奏说：“臣听说，荐举而不限制人数，这是朝廷的美意；荐举有时失去实情，这是士大夫的私心。因为士大夫的私心而损害朝廷的美意，难道不应该思考如何处置吗？臣请求先说明弊端，然后冒昧陈述改革的方法。一郡的官吏由太守考察，一路的官吏由诸司考察，任满一年便有关于升迁的荐举，超过三考便有关于京官削籍、改任的荐举；每年有固定名额，截然确定，本来不担心泛滥。至于政绩，则听凭他们剡牍上报，原本没有固定数目，难道是特意放纵其卑劣泛滥而没有极限吗？这是因为政绩卓著的人本来就不容易得到；如果拘泥于每年荐举，假如没有这样的人，就必然用平庸之辈勉强充数，其中谨慎郑重的用意，是可以看出来的。因此剡牍上报的荐举，全都依从请求办理，有的给予升迁，有的令其审察，有的交给中书登记，使贤者知道受到劝勉，不贤者也知道自我勉励；进用的人以此为荣，尚未进用的人也有所仰慕。得到人才的成效，大多由此而来，难道不是朝廷的美意吗？无奈人情贪图荣誉，争相求得快速显达，不顾职事做得好坏，只想让自己的姓名出现在荐举章奏中，头钻肘刺，奔走钻营，无法停止。” 以公道自任的人，分别表彰善恶，当然不肯曲意顺从请托；而乐于周旋逢迎的人，见荐举既无定数，凡有请求就一定答应。到了严重的时候，一篇奏章所荐举的人有五六个，或十几个人，刊载在邸报上，几乎没有一天空缺。一年合计起来，不知有多少。不是亲友的攀缘请托，就是权势人物的嘱托；不是关于升迁的荐举所不能达到，就是京官削籍的荐举还未遍及。赞誉超过实际，就把钝铅刀当作锋利的荐举；不是同类的人，也把薰草和臭草混在同一器物中。这难道不是士大夫的私心吗？正因为出于私心，贤能与否混淆，真假杂乱，荐举文书中所表现的内容便不能完全相信，不免被视为具文而一概不再采用。唉！没想到求取人才的美意，竟被士大夫的私心破坏了。虽然如此，改变而使之通达，难道会没有办法吗？第一，规定剡荐的数目；第二，严格保任的法令。从前皇祐初年，诏令荐举县令，张易在将要被替代的时候，一并荐举十六人。皇上对辅臣说：‘所举的人太多了，难道没有干请托情的？可以命令裁定。’这就是规定剡荐数目的做法。冯拯请求诸司四品以上官员具表荐举人才，如果政绩显著，应当特别酬赏；如果不如所荐之人，就依法加罪。这就是严格保任法令的做法。”}], 名额既已确定，就不会容许为了泛泛应付的私情而胡乱荐举；法令既已加严，又有谁敢失实荐举而招致错误荐举的处罚？这样一来，公论大为彰明，群贤一同进用，就能够按照才能加以器重任用；百工都能得到妥善治理，各项功业都兴盛起来，大概没有什么难以达到的。还有一件应当考察的事。从前欧阳修说过：‘善恶之人，各自按照同类荐举。谨慎的人荐举清廉能干者，贪赃污秽的人荐举贪婪浑浊者，徇私的人荐举善于请求托付者。’如果承担这种责任的人，本身就不是合适的人，又怎么能没有胡乱荐举呢？太宗皇帝亲自查阅官员簿册，常说：‘不选择荐举者，怎么能得到人才？’这是清理源头、端正根本的论断，真是万世的龟鉴。希望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此事，臣内心恳切不胜。知江州袁燮上便民奏章说：臣听说，人才的产生，大概不是偶然的。凡是能够为时代所用的人，都不可轻易弃置。[OCR疑误：‘不可▯’]他们禀受英秀的资质，本来就远远不同于普通百姓；顺着他们的资质加以培养，将来会有取用不尽的人才。如今天下常常苦于缺少人才，但依臣看来，只是人才非常多罢了。十步之内，必定有茂盛的草木和杰出的人士，什么时候会不产生呢？臣在偏远州任职，正逢旱灾歉收之后，于是让僚属分条陈述救荒的办法。每个都制作一幅图，把地名、山川、桥梁道路、寺观之类全都具列其中；饥民居住的地方和户口数目，在图中都清清楚楚。按照图来查看，没有能够隐藏的地方，用来防范奸弊，责求实际情况。安排既已确定，便分别派遣官僚走遍田间道路；这些人都不怕劳苦，不避道路泥泞积水。平时官吏到不了的地方，也一一亲自前往，核查实际情况。这样做了两次，他们爱护百姓的深厚程度就是如此。臣又借民间诉讼之事，交给他们剖析裁决，以观察他们的才能，他们也都恭敬地尽职尽责。他们以法律本意为根本，参酌人情，再依据事理裁断，没有不精当的；才干可以任用，又是如此。其他如器量格局端庄稳重的，清廉洁白、坚守正道的，文辞华美灿烂的，留心狱讼事务的，治理县邑而著有声称的，敏于治理财赋的，严于捕盗的，也不缺少这样的人。区区一个支郡，在一时之间，担任僚属的人就有如此值得称道的表现，怎么能说天下没有人才呢？古代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一定记录下来，所以人才不至于沉沦废弃。后世不能像古代那样，所以天下常常有被遗漏的人才。那么他们是荣耀还是枯萎，是兴盛还是倒下，全都取决于居上位的人如何对待罢了。陆贽说得好：‘玉在璞中，丢掷它就只是瓦石，雕琢它就成为圭璋；水从源头流出，堵塞它就成为污泥，疏浚它就成为池沼。’由此看来，人才难道有固定不变的吗？如今圣明君主求贤如同口渴，监司、牧守在荐举文书中举荐人才，也时常有这样的事；可是朝廷把它视为寻常，少有提拔任用，免不了使人才有沉沦的叹息。臣私下认为，监司、牧守都是陛下选择的，如果确实贤能，就应当信任他们；他们所论荐的人，也应当收用。《周书》说：‘荐举能够胜任官职的人，只有你的才能足以相称；荐举了不合适的人，只有你不应当任职。’董仲舒也说：‘所贡举的贤者有赏，不肖者有罚，考核优劣分明，谁敢错误荐举？’希望陛下赶快施行。

译理宗时，礼部侍郎曹彦约上奏说：“臣私下看到科举的弊病，没有比牒试更严重的；而牒试的弊病，又没有比作伪更严重的。解额有宽有窄，士子有多有少；解额宽而士子少的地方，自然安于本分，解额窄而士子多的地方，必然想办法应对。朝廷因为承平日久、士子日益增多，设置牒试制度，放宽他们求取功名的门径；至于末节小事，暂时没有来得及深入察究。于是有人更改乡里，冒充别人的籍贯；更改三族关系，冒认别人的亲属；严重的甚至更改父祖、更改姓氏。这样做即使有得有失还未可知，但欺骗君主的痕迹已经昭然，无法掩盖。如今国子监牒试，弊病还少，臣不了解它的始末，不敢立即议论。只是漕试的弊病，积习已久，士大夫相互欺诈，安然不以为怪，败坏士子心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臣曾返回根本思考，立法之初，用意十分周详：户籍贯属一定要是土著，是考虑到他们居乡时的品行；结保一定要使用三姓，是考虑到他们家世可能有党禁；考察科举经历，是考虑到他们可能有殿试或举试被罚；还要考虑期亲以上的亲属是否正在服丧。如今却任意更改户籍贯属、亲戚关系、父祖、姓氏，名额也不确定，只是偶尔挑出一两个特别严重的加以惩戒，对事情没有补益。若依科举法来衡量，没有一项是可以允许的。因此应当解除旧法而重新整顿，不能再拖延。” 有心改革的人深知其中不便，却找不到合适的办法：想增加解额，就难以建立限制；想平均解额，就会侵占其他州郡；想废除漕额来增加各郡名额，不仅旧额本来就不相等，还极其费事而难以区分；而所属地区亲戚故旧中，有些人又绝对不能不避嫌。改变旧法来引起争端，最终也不能长久。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就有一种方案：内有职事官，是朝廷选用的；外有监司、帅守，是朝廷委以责任的。大郡有通判，小郡有签判，转运司有主管文字，各路还有川广、福建等地，那里远方的士子很多。与其让他们弄虚作假、冒充避亲而参加考试，哪如严格实行保任而允许他们凭牒试参加，并按照官职分定等级？如果监司、帅守可以举荐十五人，大郡可以举荐十人，中下郡可以举荐七八人，通判可以举荐五人，主管文字和签判可以举荐三人；川广、福建不在这些官位上的人，不过一二人。职事官以牒文推荐门客的，应当像旧制一样；以川广、福建牒文推荐的，郎官以上不得超过下郡的数目，寺监丞以下不得超过通判的数目。应当把这些规定明确载入公牍，并秘密参照法令执行。” 还应说明：此人是某人的儿子或弟弟，是某人的亲属或故旧；或者说明：虽然不是某人的子弟、亲故，但某人过去了解他的为人；他居乡没有失德行为，家世没有叛逆邪恶之事，参加科场没有被降等或处罚，亲属没有服丧的情况。以后如果出现异议，愿意承担朝廷的法典惩处而不推辞。这样实行，与当今牒试的制度没有太大差别，不增加发解名额，不违背人情，而且能够使解额狭窄之地和士子众多之地都得到利益，和从前一样。只是从前的做法，是不允许保任却容许他们作伪；后来的做法，是不容许作伪却允许他们保任。两者利害相差究竟如何呢？然而州县官员的牒文，本路可以稽查考核；监司、帅守的牒文，邻路却可能泛滥。比如两浙路与江东、福建相邻，又与淮东相邻；湖北一路与湖南、江西相邻，又与淮西、京西、夔路相邻。如果只允许一个地方通行，地理上有不便；如果分给数路办理，又会分散而没有统一。必须合并发给关防，制定限制。凡监司、帅守牒荐超过名额的，限于七月三十日以前具文申报礼部。礼部汇总姓名和人数，限于九月三十日具文申报都省，并把副本交给御史台、谏院，那么这些弊病就可以革除了。至于四川解试日期不同，又必须比照办理，另行规定限期和办法下达。但今年科举临近，难以突然改变旧规，也不敢以臣浅陋愚昧的意见，认为已经完全了解天下士子的实际情况。希望圣上慈爱，将臣的这个主张下交礼部和国子监详细讨论，再与大臣谋划斟酌。如果有可行之处，便作为戊子年漕试科举的备用办法，恐怕对于名教也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不胜大愿。李鸣复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置科举来选取士人，公卿大夫由此被选用；用来端正国家、辅佐君主的道理在这里，用来救济时局、拯救世道的办法在这里，用来美化教化、改变风俗的作用也在这里。一时之间的取舍，关系到日后政治的治乱，怎么能不谨慎呢？陛下痛恨多年公道不能彰明，亲自书写御笔来崇尚雅正、黜退浮华，并参看器量见识的说法，告诫知举官改变考卷评阅方法，借以革除怀挟、传义的弊端，告诫约束众多士人，使真才实能能够自行显现。这种恩德实在深厚。然而有关官司奉行得不谨慎，法度松弛，侥幸作弊的弊端繁多滋长。近来覆试时，已经中选的士人中，不合程度标准的还很多；有关官司因此辜负陛下责成的本意，也太严重了。即使如此，过去的事不必追究，今后的事还可以勉励改正。高宗皇帝在绍兴二年，曾批示赐给考校官说：‘这次殿试对策中直言的人，擢升列入高等；谄媚奸佞的人置于下等。言辞尤其谄媚奸佞的人，与各州贡士中这一年得到的张九成同列第一。’皇上说：‘凡是士人，应当从最初入仕时就分别出忠诚与奸佞，这样才可希望他们有所建树。像张九成的对策，上至我本人，下至百官，他都直言无所回避，擢升为首选，谁会说不应该呢？’

译到了绍兴二十七年，高宗又曾以御笔示谕殿试官说：‘对策中有指陈时事、刚正明亮而恳切直率的，都列在上等；不要遗漏忠诚正直的人，不要崇尚谄媚奉承的人，以符合朕取士的本意。’这一年选中王十朋为第一。皇上向宰臣宣谕说：‘殿试卷子中有些直言极其可取，前后廷对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又说：‘从此看来，人才很有可用之处。’圣明的谋略广大深远，真是万世取士的龟鉴。哪个时代不产生人才，只看居上位的人怎样擢拔、委任他们罢了！陛下增加计偕的名额，慎重选择主持考试的官员，严格觉察禁令，下达覆试命令，无非都是为了搜求人才。然而真假混淆，仍然有不符合人意的地方。如今天下士人齐集，都在天子的朝廷接受考试；如果仍然因循旧态，忠奸不分，是非颠倒，或者有学术浅陋昏暗、议论乖谬的人，如叶祖洽那样，窃居上等，那么士气就会受挫，人才就会萎靡。陛下将来还要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高宗皇帝的家法明明具在，希望陛下举而行之，使天下都知道改革之后，刚直的人一定任用，谄媚奸佞的人一定黜退。如果果真与从前不同，那就是宗庙社稷的无上幸运。” 贴黄：臣生长在万里之外，平素不了解朝廷的体制，只是看到数十年来，朝廷大庭策试士人时，权贵显要的子弟、权势人家的后代，常常窃据前列；像毛自知那样乳臭未干的人、刘渭那样拥有很多钱财的人，直到今天议论者还暗中非议他们。己丑年，臣刚到京城，蜀地士人中有获得特奏恩的人，前一天就知道了考试题目，后来便考中甲科，没有人知道其中缘故。近来臣见到学士院宣布封锁试题，竟在引试前几天就已进行；机密之事不能保密，或许问题就出在这里吧？臣曾看周必大为《掖垣类稿》作序，说本朝知制诰掌管外制，必须召到中书省考试后才授官，是因为考试要观察他的敏捷。若代皇帝起草诏令的官员，只在前一天宣布封锁试题，交给他诏旨大意，让他撰写，不过片刻就能办成，等到进士中应当任知制诰的人入内当值时才交出。这样一来，参加廷试的士人都能充分发挥一日之长，侥幸之人不能趁机行私，真正有才有能的人才能自行显现，对于圣明的治理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请陛下出自圣意裁断，下交中书省，从今以后检举施行。伏乞圣明鉴察。洪舜俞上言说：“谨按熙宁三年，知贡举吕公著在贡院中秘密上奏说：‘天子亲临殿廷策试士人，却采用诗赋，不是举拔贤能、求取治国之道的本意，请出自圣上内心，询问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到这时，皇上驾临集英殿，进士刚刚就座，有关官司还发给礼部韵。等试题公布，才知道是策问。随后赐叶祖洽以下的人及第。当时韩维、吕惠卿最初考校策问，迎合时势的人多列在高等，直言攻击的人多列在下等。臣恭敬地认为，自从乡举里选的制度败坏后，取士就只崇尚虚文。汉代举荐贤良，虽然未免让利禄进入人的内心，科目类别有时也没有完全确定，但还没有失去宣扬言论、选拔人才的本意。唐代进士科得到人才最为兴盛，只是雕琢篇章、绘饰辞句的风气，即使技巧精工如同五色交织，对世间实际用途又有什么益处？本朝初期选士，沿袭唐人的词章旧习；到这时才用策问来询访治国之道，和汉代制科相等，它的用意是美好的。然而草野之人议论时事，难道都能像长期任职朝廷的人一样献纳忠直，完全出于爱君忧国的真情吗？言论正确，当然不能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言论有过失，也贵在能够容纳。君主能够容纳过于直率的言论，就像购买千里马先求马骨、向愤怒的青蛙行礼一样；在感动发奋、振作兴起之下，谁不会把国家安危、政治得失的实情来告诉呢？” 如果有关官司喜欢阿谀逢迎而厌恶直言攻击，借此实行上下其手的私心，像吕惠卿一类人那样，那么美好的本意一旦丧失，何必还要让皇帝亲临殿廷发策呢？我仁宗皇帝策试苏辙时，他所说宫中之事过于直率，皇上说：‘我是用直言来求取人才，却又因为直言而弃用他，天下会怎样评价我？’这可以说具有大舜那样宏大的气度了。” 度宗时，太常寺丞牟濴上奏说：“臣既然已经把知行关系的道理告诉陛下，臣如蝼蚁一般的微薄忠诚，有不能自已的地方。臣还记得去年夏天轮到臣入殿应对，首先把端正人心的道理献给皇上。先皇帝以温和的声音加以嘉奖，因而谈到近世士大夫的风俗。先皇帝面色不悦，告诉臣说：‘这一类人太无所顾忌了。’大概是在感叹士人的风气不美。臣曾因此推究其中的原因，他们之所以陷溺自己的良心，难道没有缘由吗？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条纲维。士大夫应当用这些来约束自身，不应当让上位者拿它们作为约束自己的工具。士人正当没有取得功名时，奔走竞争、苟且求进，不知道有义理和命分；所以等到已经做官，又攫取贪污，只知道有利禄。没有做官时受到科举的牵累，做官以后受到荐举的牵累。人才之所以一天不如一天，有人便说士习不正，是由于这两件事陷溺了他们的心。我独自认为并不是这样。先朝范镇以奏名第一在殿庭唱第，自古以来，唱过前三名后，奏名第一的人一定要高声自陈。范镇却以亲自陈述为可耻，唱到第七十九名时，才出来就列。” 此后他在仕途上的进退升降，都有古人的风范，终于成为本朝名臣。科举如果能得到这样的人，浮薄之人就知道惭愧了。张忠定张咏，凡是荐举人才，都选择方正廉洁、安于退让的人，并且说：‘奔走竞争的人将会自行得到功名，哪里需要我来荐举？’荐举而得到这样的人，奔走竞争者就会改变心志。这样看来，科举何曾毁坏人？实在是士人自己毁坏自己。荐举何曾拖累人？实在是士人自己拖累自己。所以臣认为，奖励安于退让的人，压制奔走竞争，端正人心，是第一要义。从前孟子想要排斥杨朱、墨翟，以彰明孔子的道统，首先就把端正人心作为根本。如今士人的风气如此，如果不从他们的内心加以端正，恐怕会越来越趋于卑下，这对世道的关系实在非常重大。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其言论。” 金世宗初年，近侍中有人想废除科举。皇上说：“我要见太师商议。”张浩入宫拜见，皇上说：“自古以来，有不任用文学之士的帝王吗？”张浩回答：“有。”皇上问：“是谁？”张浩回答：“秦始皇。”皇上回头对左右近臣说：“难道要让我成为秦始皇吗？”这件事于是停止了。元世祖时，监察御史魏初上疏说：“旧制规定，常参官、各州刺史上任三日，荐举一人来代替自己。何况监察御史、按察司官掌管风纪，职任不同于常参官，请从今以后规定：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任职满一年，各自荐举一人代替自己。所荐不当，就给予处罚。这样不仅可以砥砺风纪节操，也可以为国家得到人才。”

译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君子身居高位就思考进用贤能，小人乘着时机又怎么能荐举善人？君子一类的人，君子会亲近他们；小人一类的人，小人会结党支持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德行高尚的人不会孤立，必定有同类相邻，这是自然的道理。贤能的人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自身，常常晓喻义理而从不晓喻私利，所以在朝廷内部荐举不避亲属，在朝廷外荐举不避仇敌，公开荐举而不担心妨碍自己的职位。古代君子中有这样做的人，如祁奚向晋侯荐举祁午，让他担任中军尉；萧何向汉高祖荐举曹参，让他继任相国之位；以至于郑国子皮荐举子产，百姓说郑国有如母亲，全靠他的贤能；鲍叔牙向齐国荐举管仲，使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这些都是例子。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怀藏私心、挟带欺诈，滥用天官的职权；粉饰自己的聪明、委屈自己的内心，以巩固权势宠幸；亲近同类如同走近芝兰，憎恶君子如同厌恶蛇蝎；又常常想使后进者都处在自己之下，害怕他们超过自己。古代小人中有这样做的人，如驩兜在尧的朝廷上赞美共工，后来共工的罪恶像洪水一样滔天；上官大夫向楚王诬陷屈原，致使国家灭亡、人民困苦；以至于臧文仲不显拔展禽，圣人说他是窃取职位；公孙弘不荐举董仲舒，刘向说他嫉妒贤能，这些都是例子。”}], 《易经》赞美防备茅草，《春秋》称述只有善于举荐贤能的人才能举荐同类，难道[“▯”字字形不明]吗？如今国家求贤之心极为迫切，但取士的途径还不完善。况且内外官僚所享用的，是国家所赐的田地；所穿用的，是国家所供给的俸禄。他们脱离编户平民的卑贱身份而享受尊荣，使宗祖增添光彩并获得列于鼎俎祭祀的荣耀，女子不知道纺织，男子不知道耕作，像这样却不思报答国家深厚的恩惠，难道可以吗？防[字义待考]中且食苹的鹿尚且呦呦鸣叫来呼唤同伴，出谷的黄莺还嘤嘤鸣叫以寻求朋友，这些都是动物，何况人呢？所以，那些将要获得逍遥安逸生活的人，应当想到系住白驹，担心它们产生远离之心；嘉宾尚未到来时，也曾想到汕[字形疑误]嘉鱼，与他们共同宴饮欢乐。这是臣子的重大节操，也是盛德之人的良知。臣私下看到，如今虽然已有贡儒、贡吏的制度条文，但还没有通行；有的全郡竟不推荐一名贤人，有的到考核结束也不举荐一名士人。以因循敷衍为要务，以苟且应付为心意，难道不怕成为杜悰、刘胜一类的人吗？臣私下认为，任职立功、治理百姓、取得声誉，都不如举荐贤能更为美善。为什么这样说呢？举荐一名贤人，贤人又会举荐众多贤人，这样报效国家的功绩就多；不举荐贤人，则功劳只止于自身一人罢了，所以如此。伏望陛下下诏宣布天意，明白晓谕朝廷内外：凡郡县中治理百姓的正官七品以上，以及各衙门三品以上的官员，每三次考核之中，各自推荐一人。凡被推荐的士人，必须说明其姓名、籍贯、品行，并明确说明他具有什么德行、什么才能，可以充任什么职务。凡推荐书送达皇上后，交给中书省，判送吏部、礼部，依照“三德八才”的法则，根据推荐书考察核验其人，确实适合或不适合，然后上报中书省，请求随着选官奏请任用。凡日后此人称职，那么最初推荐他的官员到考满之日，优先加授爵级；凡此人不称职，那么最初推荐他的官员到考满之日，便按照诏令加重处罚，降黜其爵级；凡此人在任官期间犯有特别严重的罪行，那么最初推荐他的官员也可以放归田里。这样就能使各地士子都仰慕正直淳厚，使各处官僚共同寻求贤能，而贤人知道国家崇尚贤能，就没有不出来任职的。又何必等寗戚悲歌、五羖大夫饭牛来求取进身之阶呢？又何必等成汤用束帛聘请贤士、髙宗画图形貌来寻访贤才呢？使民间不再遗留贤人，这也是一种助益。至元二十三年，中书省奏请拟定漕司各官的姓名。皇帝说：“像平章、右丞等职，朕应当亲自选择；其余的都是你们的职责。”中书右丞相安童奏道：“近来听说圣上想依靠近侍作为耳目，臣冒昧承受任用差遣，如果他们所行不合于法，就听从他们举奏而治罪，那罪责恐怕太重了，请陛下裁决。如今近臣竟伺机援引不合资格的人，说‘某人任某官，某人任某职’，把所署名的奏目交给中书省施行。臣认为铨选官员的法令，自有确定的制度；其中尤其没有先例的，臣一向都废止而不执行。只是担心他们的党羽会找臣的过错，希望陛下明察。”皇帝说：“卿说得对。今后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执行；那些妄自上奏的人，立即把情况报告给朕。” 成宗时，翰林学士王恽上奏说：“贡举人才，起始于唐虞，到了周代制度才完备。汉朝兴起后，才设置孝廉、秀才等科目，以策问经术和时务；又按照州郡大小限定每年贡举的名额，并以赏罚责成地方长吏，极力选取人才中的精英，这仍然是古代贡士之法。自魏至后周，中间因时制宜而多次变革，固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没有超出汉代旧制。到了隋代，才开始设置进士科，以程文考试；这是由于时代形势和社会风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到了唐代，有明经、进士等科目，既考明一部经书，又考试程文和对策；虽然考中者很少，但号称得到人才，甚至有‘龙虎将相’这样的称誉。明经科的立法过于浅近，容易考中，当时也不很受重视；又另设制科，用来等待天下特别出众的人才。所以前宋改明经为经义，其赋义法度严密完备，考核比较公平适当，到金朝灭亡时达到了极点。后世有些制度不可废弃，但议论程文的人认为，学问来自剽窃，不能根植于经史；而且士子投递文牒自我推销，品行义理毫无声誉，廉耻之道丧失殆尽，实在完全不同于三代贡士之法。恭逢圣天子即位之初，正当继承先业、遵守旧典，把设置科目选取士人作为急务。”

译如果只是采用先皇帝已经确定的格式和法令，认为适合时势，就可以举而行之；如果要超过前代，创立新的制度，就不能不详细思考，推究它的始末，斟酌古今而加以论定。只是古代贡士，大都从学校中选出；后世不询问经术和品行，只采纳虚浮声誉，因循荐举，习惯于把它当作私人的恩惠而施行，不顾公共道义，这是最不可取的。最好采用唐代杨绾、宋代朱熹等人的议论，参酌施行于今日。杨绾的办法说：‘命令州郡察访那些孝友信义而通晓经学的人；州府考试他们所学习的经业，考经义十条，回答时务策三道，全部通晓的列为上第；经义通晓八条、策问通晓二道的列为中第；把《论语》《孝经》《孟子》合并作为一经。’朱熹的建议说：‘把各部经史分别设置科目，如《易》《诗》《书》《周礼》《二戴礼经》《春秋》三传各为一科；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为四科，并附列在以上大经之后。每年举行通试以及廷试对策，兼用经史，按照自己的见解作答，以说明时务的得失。’臣愚见，今日的办法应先选定教官，规定以通晓经史作为学习科目；按照州郡大小限定生徒人数，挑选才俊秀异且没有污点的人充任名额；又以生徒人数限定每年贡举人数，规定学习期限，使他们都能修习学业。然后由州郡官员考察品行、考核学业，务求精确妥当，贡送礼部。经试以经义为一场，史试以议论为一场【题目只从正史中出】，廷试策问兼用经史，依据自己的见解裁定，以说明时务。” 这样一来，士人没有不通晓的经书，也没有不学习的史书；他们的进退取舍，全都出自学业。既恢复了古道，又革除了历代虚文妄举的弊端，必定能够收到学有所用、学有所实的功效，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至于以诗赋另立科目，已经实行很久，学习它的人很多，也不适宜突然停止。等经史实学兴盛起来，诗赋科自然会被淘汰。《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一 明代杨士竒等编撰 考课 汉元帝建昭年间，亰房因为精通《易经》的运用，天子很喜欢他，多次召见。皇帝问亰房，他回答说：“古代帝王依据功绩举荐贤人，于是万事教化成功，祥瑞应验显现；末世却凭毁誉来取用人才，所以功业废弛而招致灾异。应当命令百官各自考核自己的功绩，灾害就可以平息。”皇帝下诏让亰房制定这件事，亰房便上奏考功课吏之法。皇帝命公卿在温室殿讨论，众人都认为它繁琐细碎，而且使上下级互相监视，不能实行。然而皇帝的意向已经倾向于此。东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防上书说：“臣听说，安抚远方、亲近近民，没有比使人民安宁更重要的；使人民安宁的事务，没有比任用贤能更重要。任用贤能的方法，必须有考核和黜退。因此皋陶回答禹，贵在能够知人；使百姓安定，就会得到恩惠，百姓也会怀念他。分封伯爵、建立诸侯，使他们世代任职、亲自治理百姓，百姓因此和睦，礼让由此兴起。所以《诗经》说：‘云气阴沉，雨下得丰沛；先下到公田，又及于我的私田。’到了周幽王、周厉王昏暗混乱，不亲自处理政事，褒姒、艳妻掌握权力，七子结党进用，贤能和愚劣混杂错乱，山谷反而变成丘陵。所以诗中说：‘四方诸国没有政事，不任用贤良。’又说：‘可悲啊如今的人，为什么像毒蛇蜥蜴一样？’这是说人们害怕官吏，如同害怕毒蛇蜥蜴。宗周灭亡以后，六国相继而秦统一天下；秦坑杀儒生，泯灭典籍，削除五等爵制，改立郡县；县设置令、长，郡设置守、尉，以什伍制度互相监视，把百姓当作待宰的大猪来驱使。” 大汉承受天命，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古制，但能够谨慎对待各级官吏，减免苛细的赋役，革除弊病，以悦服人心来帮助民众渡过艰难，并加以抚慰、顺导。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天下安宁太平，确实是由于他们玄默清静、宽厚柔和，并且能够谨慎任用官吏的缘故。及至汉宣帝，他从微贱之处兴起，综合考察名实，知道当时政治的弊病；刺史、郡守常常亲自召见，考察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赏赐必定兑现，处罚也必定执行。宣帝于是感叹说：“百姓能够安定而没有怨言，是因为政治公平、官吏贤良。能够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吧！”他认为，官吏如果频繁更换，下面的百姓就不得安宁；官吏如果长久任职于一事，百姓就会服从教化。对于那些政绩有条理的官吏，宣帝总是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秩，赏赐黄金，有的还封爵至关内侯。公卿职位有空缺时，就按次序任用他们。因此官吏都能称职，人人都能安于自己的事业。汉代贤良官吏之盛，由此达到了极盛，所以能够降下凤凰来仪的祥瑞，建立中兴的功业。汉初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风俗渐渐雕敝，巧诈虚伪日益萌发；下级官吏掩饰自己的欺诈，上级官吏放纵自己的残暴。掌管百里之地的官员，调动任职没有常规，各自只顾眼前，没有人考虑长久之计；他们把杀害无辜看作威风，把聚敛财物、整顿办事看作贤能，把治理政务、安抚百姓看作软弱无能，把奉行法令、遵循正理看作不知变通。髡发、钳颈之类的刑戮因一时嫌隙而产生，灭族覆尸的灾祸因喜怒而酿成；他们把百姓看作仇敌，像豺狼猛虎一样向百姓征税。监察官员前后相接，却共同患有这种弊病：看见错误不检举，听到恶行不查察；只在亭舍驿站观察政绩，只以一个月来限定成效；听到善言却不称道德行，评定功劳却不依据事实；虚浮欺诳的人反而得到赞誉，拘谨守法的人却遭受诋毁。有的人借着获罪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有的人见势不利便改变态度，以求获得所谓的仁名。州郡长官不加复核，反而争相共同征召他们，使他们踊跃升迁，越级超等，超过常格。有的人在接受考核、上奏、逮捕审查时逃亡，因而不受罪罚；他们又防备赦令颁行而行贿，最终再次得到洗脱。朱衣紫衣混同一色，清官与浊官不加区别，于是使奸猾之徒得以枉法滥受任用，轻率地离职和赴任，任命授官如流水一般，官缺动辄达到数百。乡官和部属官吏，职位如此低贱，俸禄又微薄，车马衣服全都出自百姓。廉洁的人取用仅够自己生活的部分，贪婪的人则拿来充实家产。特别选派、横加调发的差役纷纷不断，迎来送往的烦琐费用，损害政务，伤害百姓；上下和气没有融洽，灾祸也不能消除，过错全都在这里。如今佩墨绶的官吏，仍如同古代的诸侯；在王庭接受拜爵，车舆服饰都有相应的等级，却竟然和普通百姓相同。他们违抗命令、逃避责任，这不是用来尊崇法宪、彰明正理、惠养天下百姓的办法。臣愚昧地认为，郡守、国相以及其他长吏，如果惠民和谐而有显著成效，可以就地增加俸秩，不要让他们迁调；除非遭逢父母丧事，不得离开官职。对于那些不遵守法令禁条、不依式奉行王命的人，应终身禁锢，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得列入官员之列。如果有被弹劾上奏后逃亡、不肯依法受审的人，应把他们全家迁往边郡，以此惩戒后来者。乡、部中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吏，都应任用儒生；清廉正直、能够任事从政的人，应宽免其赋税负担，增加其俸禄品秩。官吏任职满一年，宰府、州、郡才可以征辟、举荐他们。这样一来，施加威势和恩惠的途径就会被堵塞，虚伪的苗头就会断绝，迎来送往的差役就会减少，赋税征敛的来源就会停止。遵循正理的官吏能够完成教化，天下百姓各自安居其所；这样便可追踪并比肩汉文帝、汉宣帝中兴的轨迹，使光辉流传、福祚延续，万世永不磨灭。魏武帝初年，任命仓曹属刘廙上表说：“从前周朝有十位辅佐君王、平定乱世的贤臣，其中还包括一位妇人，这样也不过九位男子罢了。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可见贤能之士确实难以得到。何况经历乱弊之后，百姓凋残殆尽，幸存的士人，大概也没有多少了。辅佐君主的要职，以及州郡的督察官司、边疆方面的重大任务，虽然已经设置了官职，却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这并不是选用官吏的人不用心，大概是人才匮乏使然。何况长吏以下、各类小职小任，难道能够全都加以甄选训练，备齐合适的人才吗？对此，与其频繁调换官吏，不如用法令督责他们；否则任职来往不停，迎来送往的烦劳，数也数不清。调换之间，常常会出现奸巧之事；官吏既然对原有事务来不及熟悉，执政者又因为不能长久安定任职，知道自己的才智无法充分施展，于是都只想着苟且免除祸患，必然不肯尽心治理百姓，而只梦想获得声誉。这并不是治理政务的本意。如今用来决定官吏黜陟的标准，近来很大程度上是听从州郡的毁誉和来往人员的浮言罢了，难道也都能取得事实，考核他们的才能吗？长吏之所以称为贤良，是因为奉行法令、忧虑公事、体恤百姓。这三件事，有时州郡认为不方便，来往人员认为不安，而长吏仍坚持这样治理而不停止；如果只按声誉来考核，便没有什么好处；但若随从众人改变治理，即使声誉方面的考核失实，也必然能得到众人的称誉。” 长吏都知道黜陟取决于这些事情，又怎么能不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呢？应当使长吏都能够让小人充分施展其才，每年考核其能力，三年总计一次，然后才施行黜陟。考核都应当依据实际事务，不得依靠名声。所谓事务，都应以户口数、所垦田地的多少，以及盗贼是否兴起、百姓是否逃亡叛离，作为评定得失的标准。这样实行以后，无能的官吏修饰名声也没有益处，有能力的人即使没有名声也不会受损。法令一经施行，即使没有部司监视，奸诈的赞誉和虚妄的诋毁也可以全部查明。此事上奏太祖，太祖认为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