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

译尧俞又论蔡确的奏疏说：“臣私下听说知邓州蔡确近来因怨恨诽谤之言被皇上听闻，陛下不忍加以诛戮，只降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士大夫辗转相庆，都仰承陛下保全性命的恩德。只是蔡确的狂妄愤怒，哪里值得玷污太平清明之世？只有陛下盛德的光辉，更加照耀古今了。然而蔡确既然是自己断绝于上天，陛下已经屈法减刑，此外没有什么可再说的。臣只是想到陛下克制自己、敦厚仁爱，以至公之道治理臣下，凡有生命之类无不蒙受盛德而歌颂。这样盛大的美德，却偏偏被蔡确造成了这种局面，陛下的胸襟虽如天高，深不可测，臣实在担心其中或许有不能平复的地方。愿陛下把它当作蚊虫从耳边飞过，不让丝毫触忤之情发生，以免损伤太和之气，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起初，蔡确的诗在传播和议论之间，是非大约各占一半，这足以看出蔡确党羽势力的盛大。对此不能不察，这当然逃不过圣明的鉴察。愿陛下深思并留意。邪正的辨别，究竟确定还是不确定，就看这一次举措了。臣实在怀着极其微薄而恳切的心情。贴黄：听说中书舍人彭汝砺因为蔡确的事情，也曾上章抗疏论列；等到蔡确被降黜，他又不肯草拟制词，外廷不知道其中究竟，不敢弹劾奏告，请求交付勘验核实。若稍有涉及为蔡确辩解，不能同众人一起痛恨奸恶，就应当明白加以降黜责罚。假如不予处置，就是赏罚不明，无法镇服天下。尧俞又论蔡确的奏疏说：“臣私下听说蔡确分司南京，仍带左中散大夫官衔。臣反复思考，他的官位已经尊崇，而分司者叙复官职又都有通常的法令。陛下过分屈法减刑，虽然体现了深厚仁德、超越古人，但在这件事上实在很不妥当。蔡确被任用，本来没有德望，只是因为多次兴起大狱，便登上宰相之位。刚刚罢去政权，怨恨诽谤就已经涉及君主和君亲；他憎恨善人的心肠，本来就可以看清了。万一他再次进用，对上必然成为离间构陷的奸人，对下必然残酷排斥善人。臣认为应当把他流放到荒远偏僻之地，使他回来的道路迂回遥远而不可预期，这样善人可以安定，小人可以改变。如此一来，趋向和背离的风气自然会平息。蔡确的阴险深沉，众人都知道。若不这样处理，他怀藏毒心伺机而动，恐怕没有办法阻止他的再次到来。士大夫之所以多观望而采取两面态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上天夺去了他的神魂，使他自己说出狂妄悖逆的话，暴露了内心。不趁这个时候除掉他，将来一定留下后悔。愿陛下奋然坚决实行，不要有任何疑惑。至于他的党羽，虽不可全部穷治，也应当把其中关系最亲近、交好最深的人一并逐出，以惩治邪恶。自古斥退大臣，都是这样做的，本来可以考察而知。”臣实在承受不住这种恳切至极的心情。尧俞又奏说：“自古以来，端正的人和正直的士人，谁不想把忠心全部献给君主？君主又哪里会不愿意听到尽忠的言论？只是常常担心执政大臣从中离间，使明主最初的心意终于改变，使忠臣高尚的胸怀不能尽情表达，因而成为令人痛恨的事情。” 当时元丰旧党很多分布在朝廷内外，屡屡制造邪说来动摇在位者。吕大防、刘挚担忧这件事，想稍微引用其中一些人来消除过去的怨恨，称之为调停。宣仁后疑虑不决。侍御史苏辙当面斥责这样做不对，又上疏说：“臣近来当面论述君子和小人不可同时相处，圣意似乎不认为臣说得不对。然而当时天威就在眼前，言辞仓促，有些话没有说尽。臣如果不说，谁来挽救这种过失？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君主就尊贵、国家就安定；疏远君子、任用小人，君主就忧虑、国家就危险。这是必然的道理。从未听说因为小人在外面担心他们不高兴，反而把他们引入内廷，给自己留下祸患。因此臣认为，小人虽然不能任用为心腹，但让他们治理四方、奔走办理各种事务，只要没有偏废，也可以。若竟把他们引入内廷，就像担心盗贼想得到财物，反而把他们引到寝室；明知虎豹想吃肉，却打开围场牧地让它们进来，这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和小人，形势如同冰炭，处在一起必然争斗。一经争斗，小人一定胜，君子一定败。为什么？小人贪图利益、能忍受羞耻，攻击他们，他们也难以离去；君子洁身自守、看重道义，一旦受阻就会引退。古语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先帝聪明圣智，痛恨衰颓的风俗，想用纲纪治理四方，使国家达到三代的盛况。然而臣下不能顺应辅佐，制造各种法令，对上违背天意，对下失去民心。二圣顺应百姓的愿望，取而改正这些法令，上下都欢欣慰藉。这样看来，先前掌权的大臣，如今朝廷虽然没有加以斥逐，他们的势力也不能再留存了。还依靠二圣慈仁，让他们在外地得到宽宥，已经是很厚的恩典了。可是议论者被邪说迷惑，想招回并接纳他们，与他们共同办事，称之为调停。这些人若回来，哪里肯就此罢休？一定会残害正人，逐渐恢复旧事，以满足个人的愤恨。臣下遭受祸害，本来不值得多说；臣所痛惜的是祖宗和朝廷。惟愿陛下出自圣心作出决断，不要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来，日后产生后悔莫及的痛苦，那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奏疏呈入后，宣仁后命宰执在帘前宣读，说：“苏辙担心我们君臣兼用邪正，他的话极其合乎道理。”众臣也跟着赞同，调停的主张于是停止了。当时中官裴彦臣建造慈云院，户部尚书蔡京与他深相结交，强行拆毁百姓的房屋。有人到朝廷申诉，诏令御史弹劾查办。常安民上言说，有些事情情节严重而法律处罚太轻；中官豪横，和侍从官相互勾结，共同欺骗蒙蔽。” 这种奸恶情状，恐怕不是现有法律所能完全处理的，愿加重降职责罚，以整肃百官。案件审理完毕后，章惇极力主张，只罚蔡京钱。常安民于是继续论奏。蔡京奸诈足以迷惑众人，辩解足以掩饰错误，机巧足以改变君主的视听，势力足以颠倒天下的是非。他在内结交中官，在外联络朝廷士大夫，谁不依附自己，就诬陷为元祐党人；说不是先帝的法令，必定排挤他到罢休。如今朝廷中的臣子，蔡京的党羽超过一半，陛下不可不早日醒悟，把他们驱逐。将来羽翼形成，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当时蔡京的奸恶刚刚萌发，多数人还没有察觉，只有常安民首先揭发出来。

译蔡确担任裕陵复土使，回到朝廷后把自己说成是制定先帝继位谋策的人。监察御史王岩叟说：“陛下继位，是以儿子继承父亲，这是百王不变的正道。况且太皇太后首先在宫中决定此事，蔡确却敢贪取上天和太皇太后的功劳来夸耀自己。”他又弹劾章惇说，章惇凶狠暴戾，欺骗皇上、蒙蔽圣明，其不忠之罪大概与蔡确相等。近来在帘前争论役法，言辞语气不恭逊，没有侍奉君上的礼节。如今圣政还没有走出宫闱，怎么可以容许这样的大奸仍在朝廷？徽宗即位后，殿中侍御史陈师锡上疏说：“元丰末年，朝廷内外纷扰不安。宣仁圣后使天下重新安定，委托国家政事而治理天下的，只是司马光、吕公著。章惇诬陷他们包藏祸心，以至于追削贬官。上天辅助陛下，揭发隐微而继承大统，可章惇仍占据高位。司马光等人的赠谥尚未恢复，墓碑尚未恢复，愿早日施展圣上的谋略，以慰藉朝廷内外的希望。”蔡京任翰林学士时，陈师锡又说：“蔡京与弟弟蔡卞同恶相济，迷惑国家、贻误朝政；蔡京又好大喜功，急于变更制度，日夜结交内侍和外戚，企图得到重用。如果果真任用他，天下的治乱从此就要分开，祖宗的基业从此就要毁坏了。”蔡京援引死党多达数百人，邓洵武内行污秽邪恶，士大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人污秽史笔？” 向宗回、向宗良也暗中帮助蔡京，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深重祸患，是陛下的忧患，是宗庙的忧患，也是贤人君子的忧患。若把他们调出朝廷到外地任职，就是社稷的福气。皇帝说：“这件事对东朝太后有妨碍，你替我处理它。”王岩叟回答：“如果确实如此，臣当具实禀报。”太后于是上密封奏章说：“自古以来，母后临朝，造成天下危乱的事都记载在史册中，可以考察而知。至于亲自书写诏书归还政权，从来没有像圣母这样退让谦逊的，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但蔡京暗中勾通向宗回、向宗良，妄说宫禁参与政事，以此诬蔑圣德，不可不察。” 殿中侍御史龚夬请求表明好恶、辨明忠邪的奏疏说：“臣听说，好恶没有明确标准，人人就会迷失方向；忠邪没有判明，众人的听闻必然疑惑。臣前些时候在外任职，侧耳听说朝廷的圣政日益更新，远近之人都欢欣拥戴。等到奉命入朝，又听说进退人才都出自圣明决断，这确实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奸党既已被击破，他们就会早晚筹划，以谋求自保，这一点不可不察。有的急忙改换面目，以求重新进入朝廷；有的坚持邪说，以拒绝正论；有的妄称祸乱，以惊动朝廷；有的假托祖宗之言，以逼迫君主；有的巧妙地侍奉贵戚，有的暗中结交左右。大体说来，奸人的心思和计谋千变万化，不能全部列举。他们的要害目的，就是颠倒是非、混淆曲直，使朝廷疑惑错误，以侥幸达到既已失败的人重新被任用、已经离去的人又被留下罢了。君子按正直的道路行事，不使用机变权术，就一定会落入奸人的计谋。朝廷内部若真是这样，那么天下的治理恐怕还不能预知。因此，关键在于朝廷必须彻底判明忠邪，果断实行。若在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损害大政。恭敬地想，先皇帝聪明圣神，亲理政事而希望天下大治。臣从前上殿奏对，亲自接受圣训：‘不要阿谀依附，要努力自守。’ 如今臣若不说话，对上就是辜负皇上的厚恩，对下就是废弃自己所守的职责，结交奸邪、欺蒙皇上，自己招来违犯义理的罪过。惟愿陛下深察臣的话，以此表明好恶、辨明忠邪，并且升用或降黜众多士人，使远近都知道朝廷进贤退奸的意旨，那么将会看到天下振奋欢舞，圣教化成太平之治，也就不难达到。” 龚夬又弹劾蔡京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罢黜方天若的事，诏令下达的那天，士大夫的舆论无不欢欣痛快。大概方天若的凶恶邪僻，人人都憎恶；大家看到他已经被废黜却又重新任用，私下对此疑惑。忽然听到新的任命，极大地安慰了公众的希望。然而臣切实听说，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从方天若还是平民时，就把他收置在门下，依靠他的险诈，作为自己的心腹；他的行迹诡秘，不能仓促定论。但其中稍微显露出来的，是先前周穜与方天若私下谈论邹浩之事，周穜认为此事有困难，方天若不同意，便把这话告诉蔡京。蔡京立即把它奏闻，因此周穜等获罪。从此依附迎合的人肆意攻击他人，随即兴起狱讼，许多善士被斥退，天下人都为他们鸣冤，这些都是蔡京和方天若所为。况且邹浩的言论既然为众人所采纳，而蔡京的职务在于向朝廷进言和纠正过失，本应采集公正的言论，上报朝廷，请求宽免邹浩的罪。他既不能这样做，反而与方天若互相内外呼应，极力倾陷邹浩，以满足私意。大概周穜起初与蔡京交好，后来关系稍有不同，所以蔡京私下想报复他。臣认为蔡京为人一向如此，如今竟占据重要而接近君主的职位，位居从官之首，这是忠邪尚未判明、清正舆论尚未平息的表现。考察蔡京，外表宽厚而内心深沉，使用邪曲谄媚来迎合小人的心意；如今他的党羽又帮助他游说，想掩盖他的罪行，最难察知。” 臣突然被朝廷擢升居于言官之列，事情传到舆论中，臣经过参考查访已经得到实情，不敢因默不作声来躲避怨恨和诽谤。伏望朝廷彻底察明蔡京的奸邪，不可再让他留在左右，早日赐令斥逐，以慰藉朝廷内外和天下人的希望，臣将感到万分幸运。” 龚夬又论蔡京的奏疏说：“臣近来论奏蔡京的事情，虽然得自传闻，还没有查究实际情况。但向外访察舆论，人人说法相同，时间越久越加明显。考察蔡京的倾邪，和蔡卞没有不同。臣如今所说的，只是事情的征兆而已，但已经看出难以实行。若朝廷要把国史大典编成书，并非臣所参与；臣只是论述人物的邪正，不可先行差遣，却被耽误数日才办理。到了绍圣年间讨论恢复旧法、免役法重新列入讨论时，蔡卞又在朝中与蔡京内外呼应，而如今有人说他们趋向不同，这尤其奇怪。大概他们为人反复，只图趋利，颇难察知；又擅长权术计谋，来倾陷言官。近来议论之人只要敢于论列，就遭到排挤驱逐，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事。一旦兴起狱讼，诬陷无辜，事情不止一件。伏望圣慈广泛加以访察，以辨明忠邪，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龚夬又论三省没有迅速进呈弹劾蔡京奏章的奏疏说：“臣自今夏以来弹劾蔡京的奸恶，已经经历寒暑，章疏多次上呈。又听说台谏臣僚相继各有弹劾文字。如今仰赖陛下洞察其中情状，把章疏交给外廷办理，可三省大臣有的暗中相互结交，有的私下怀有畏惧而观望，竟都不迅速进呈，请求圣旨贬谪降黜，使国家的典刑几乎废弃不用，外面的议论喧嚣纷纷，不能一一说尽。伏望圣慈特地下诏询问三省观望迟疑的意图，仍请求把臣前后所奏的事情迅速赐令施行。”

译龚夬又弹劾蔡京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新任命的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蔡京，性情凶恶邪僻，心术倾险，罪行多有声闻，朝廷内外喧哗沸腾。何况他私下结交宫省中的臣僚，暗中窥伺皇上的动静，和古代奸臣虽处异世而同样邪恶。如今朝廷却以秘殿学士的荣耀宠信他，把咸秦一带的方面军政交给他，他仍不体会至高恩典，安然放纵自己，突然请求任祠宫之职，情状涉及怨望。人臣凶暴横行，达到这种地步，按理没有可以宽恕的。伏望圣慈特赐睿断，查照臣前后所奏施行。贴黄：臣自夏以来，多次具奏弹劾蔡京的奸恶，加上前后臣僚也都有弹劾。如今蔡京无罪离去，就是朝廷完全废弃典刑，不但士大夫舆论不能满意，还会使天下奸恶之人无所忌惮，这不是国家之福。伏望圣慈详细斟酌，迅速赐令施行。” 龚夬又论蔡京的奏疏说：“臣查核蔡京的奸恶，无法一一说尽。除去前后弹劾的奏章外，臣恭敬地看到先朝降旨在资善堂书写五朝宝训，所下指挥只命令差遣两名使臣，可蔡京却请求再派一名殿阁内臣，又差遣两名入内供奉官等。后来朝廷已经下旨停止所差遣的文臣，但所差的内臣没有停止。大概蔡京一向秘密结交近侍之臣，让他们刺探皇上的起居动静。作为人臣的奸诈，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蔡京身为侍从贵官，对内臣即使是高品级黄门之类，也无不曲意加以礼敬；其卑污庸俗，无法一一说尽。他向来喜欢书法文章，又好施舍，不论身份高低，多用书信礼物问候馈赠，以结交他们的欢心，积年累月已经很久了。这件事朝廷内外都听说过，深为清正舆论所鄙弃，可蔡京不顾羞耻，安然这样做。他尤其善于隐藏踪迹，所以议论者无法直接斥责。但臣对此有一番看法：考察蔡京奸邪阴险，众人共同憎恶，而左右臣僚却总有人称赞他的长处、讳言他的短处，那么他们之间确实有勾结，不必等找到具体踪迹才知道。又有蔡京一党常向人夸耀说：‘他善于结交宫中贵人的欢心，外廷的议论一定不能动摇他。’ 这大概是依仗左右近臣的帮助，来恐吓震动言官，更加令人鄙弃。如今虽然听说蔡京已经调到外地，但不是因为罪过而离去，舆论仍然十分郁结。伏望圣慈特降睿旨，查考臣多次奏章、前后臣僚所上的章疏以及这次事情的实情，再加重贬谪流放，作为天下后世奸臣的警戒。” 龚夬又论蔡京的奏疏说：“臣近来曾具奏说到文及甫的书信，并且查究审问其中所涉及的案件。如今听说陈瓘辞免防命，所上文字中说到蔡京的罪恶，其中一件事情是蔡京亲自写奏札，请求诛灭刘挚等人的宗族。幸赖哲宗仁厚圣明，没有实行他的请求。臣私下想，哲宗皇帝统治天下十六年，自登基以来，赦免过失、宽宥罪人，使百姓重新开始生活。先前有朝士的儿子言语不恭顺，有司依法将要置于极刑，哲宗亲自替他辨明，宽免了他的罪。一个地方发生水旱灾害，忧色显现在圣上的脸上，便派使者慰问救济，打开仓廪供给百姓。这样看来，圣德深厚，宽仁爱人，是天性如此。可是蔡京因为私人的忿恨，动辄想灭掉无辜者全族，以求取得进用；又想重重诬陷宣仁圣烈，以迎合章惇、蔡卞的意图。因此上天降下谴责警告，阴沉的天气久久不解，星象运行尤其异常。后来先帝有所觉悟，终于宽贷了他们的罪，天下正仰望称颂圣明，万口共同赞美；蔡京却擅自把功劳归于自己，说是自己平反的功劳，使人把怨恨归到先帝身上。这正是天下忠臣义士含愤握腕、不能自已的原因。臣前后所说蔡京的事情，唯一担心的是找不到他的实际踪迹。如今陈瓘所说既然如此，那么蔡京自己确实上过文字，事情和情状非常明显。” “开始是诬陷宣仁，最后又把罪责归给先帝。人臣的罪恶，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如果陈瓘所论是荒谬妄诞、失实不真，朝廷自然应当重重贬逐，以警戒狂妄荒诞之人；而臣愚昧地承受错误，竟敢再次论奏，也应当和陈瓘一同受责。如果他所说并非虚妄，蔡京怎么能无罪离去？朝廷的处置一定应当在这两者中确定一种。臣上殿所呈奏札，恐怕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所以必须先具奏陈述。伏望圣慈详细斟酌，查考臣僚前后的奏章，迅速赐令施行。” 龚夬又奏请查找文及甫审问案件的文书说：“臣私下听说，自古奸臣残害败坏善类，为了防止后患，必定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善人修身自守，没有大的过失，想要找出其罪恶实情却找不到，所以便假托悖逆而没有证据的罪名。又担心他们日后有子孙到朝廷申诉，所以一定要把全族灭掉才罢休，这就是古代奸邪之人的常态。臣近来看到前日审问文及甫书信所涉及的案件，没想到这件事竟出自朝廷，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愤流泪。臣私下想，宣仁圣烈拥护辅佐先帝，慎重选择历朝享有重望的臣子，安置在左右，辅导圣德，综理朝政。九年之间，朝廷内外安宁，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前些时候只因为一两个奸邪之人曾经被斥逐，便敢欺骗蒙蔽朝廷，制造这场大狱，以报私仇，一定要灭掉无辜者全族来满足他们的意图。当时天地仿佛变色，日月仿佛无光，阴霾积聚超过时日，朝廷内外恐惧不安，甚至彗星出现在西方，天谴警告十分明显。先帝因此大赦天下，征求言论，以回应上天的警戒；可奸臣的愤恨并没有停止，反而把持得更加坚决。因此被贬逐的臣子死在瘴气弥漫的海边，家族不许活着回来，甚至有一家二十多人被牵连；这样看来，虽然没有刀锯之刑，实际上也是灭族。” “朽骨含冤，沉积的怨气化为疫疠，竟发展到这种地步，痛苦得不忍说起。如今文及甫等人的罪责已经上报，幸赖圣断，已经施行流放斥逐；但当时秘密审理此案，必定有案牍章疏，可以看出他们如何锻炼文辞、附会罪名、欺骗蒙蔽。如果不早日追根究底，必定担心这些文书被藏匿焚毁，到时没有地方追究责任，那么天下人凭什么知道这不是先帝的本意？伏望圣慈特赐睿断，务必查找当时用来对证的文书，以正奸臣之罪，以慰藉天下人的希望。”

译龚夬又弹劾蔡卞的奏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必须辨明忠邪。忠邪既然分明，就应当明白地决定升降。臣恭敬地看到尚书左丞蔡卞，心术深沉险恶，天性阴邪。起初因为阿附权臣，才得以位居二府；后来逐渐窃取威权和福柄，分割国家政权。过去的怨恨和旧仇，他暗中加以报复；不依附自己的人，全都排斥殆尽。只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女婿，便妄称把安石的学说全部传承下来，以欺骗迷惑朝廷。于是当时贪图利益的人纷纷依附他，帮助他完成这套说法，使天下看不到是非的实情。恭敬地想，先皇帝礼遇大臣，极其隆重周到，而蔡卞这样侍奉君主，不忠的罪过太大了。他既然不忠于先皇帝，怎么能忠于陛下？如今竟还居于二府，参与机要政务，因此清正舆论沸腾，朝廷内外众口一词。伏望圣慈察明他的奸邪，出自圣心作出决断，特加罢黜，以慰藉天下人的希望。”龚夬又论蔡卞的奏疏说：“臣近来曾论奏尚书左丞蔡卞奸邪，不可让他继续留在二府，但还没有交付外廷施行，朝廷内外的情绪实在很不满意。臣谨按，蔡卞侍奉先帝不忠，人人共同憎恶；但他包藏奸心，深沉险阻，最难察知。先朝时他接受国家厚恩，却不思补报，专门制造邪说，迷惑贻误朝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凡是天下公论共同认可的事情，他反而指斥为流俗，使正人端士不能容身于朝廷。前有陈次升因事被逐，后有邹浩因进言获罪，都被流放到蛮荒之地，务求使他们必死。因此言事之臣争相阿附，中外士人百姓，谁还敢吐露心声？即使当时共同执政的人也参与了这件事，而且大多是蔡卞极力发动的。恭敬地想，先皇帝聪明神圣，德行可比祖宗。臣从前以平庸之才误蒙召对，随事进言，没有不被采纳的。臣又听闻，先前宪臣进谏，言辞苦切，先帝容纳他的直言，甚至从御座上起身。这样看来，圣德的盛大，即使拿古代善于纳谏的君主相比，也远远不及。蔡卞身为大臣，不致力于顺应辅佐圣意，却专门制造邪说来便利私利，那么他的不忠之罪怎么说得尽呢？陛下圣量宽容，不忍加罪；但他不忠于先朝和陛下，怎么可以赦免？伏望圣慈察看臣恳切悲痛的言辞，采纳天下舆论最公正的意见，特赐施行，以慰藉士大夫的舆论，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龚夬又论蔡卞的奏疏说：“臣听说蔡卞被削去官职，提举宫观，居住太平州。天下士人恭敬仰望圣明的裁断，谁不欢欣跳跃呢？臣私下看到，蔡京与蔡卞内外呼应、互相帮助，他们的恶行天下共知，流传在民谣中，被称为‘二蔡’，又称‘大蔡小蔡’，说的就是他们。然而议论者担心没有踪迹可以考察，不敢斥责论列，大概是没有深入思考。臣考察：君子行善，小人作恶，如果善恶的踪迹暴露于天下，往往还不是善恶的极致；一旦达到极致，二者都可能没有明显踪迹。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姚崇、宋璟成就开元之治，考察他们的施政，后世反而没有多少特别闻名之处。何况稷、契、皋陶的盛德，更应当达到人们无法用言语称道的地步。邪恶也是这样。过去有人议论少正卯和盗跖，谁的恶更深？有人说：少正卯虽然奸邪，却没有达到割取人的肉来充作食物的地步，所以盗跖更严重。回答的人说：恶行暴露，人们就会想杀掉他；隐藏的奸恶，不是圣人就不能诛除。因此少正卯是全国闻名的人，孔子却杀了他，大概就是察知了他没有明显踪迹的恶。这才叫圣人。考察蔡京，表面服从而隐藏邪恶，外表宽厚而内心深沉；他与弟弟蔡卞表面疏远、暗中合谋，秘密参与国家议论；依附他们的人很快登上显要职位，有不同意见的人立即遭到排挤驱逐；迷惑朝廷、诬害忠良，多出于他们的谋划，而蔡京本人不在二府，所以罪迹没有明显暴露。” “这是奸邪中最突出的一类，若不是陛下睿智圣明，凭什么能够揭破这种没有明显踪迹的奸恶？因此天下忠义之臣、方正之士都抬头翘首，每天盼望陛下英明决断。臣虽愚昧浅陋，确实负有言责，既然听到这样的舆论，不敢私下畏惧强横者，苟且躲避祸患，所以冒昧陈述其中一二。伏望圣慈特加详察斟酌，赐令施行，以慰藉天下人的希望。” 贴黄：臣考察，民谣说：‘二蔡二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又说：‘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臣私下认为，百姓虽然最为愚朴，但上天的神明却如此不可欺骗。龚夬又上疏说：“臣听说，牧羊人不除去败坏羊群的羊，羊群就不能繁殖；种植谷物的人不锄去杂草，谷物就不能生长。圣人治理天下，把去除邪恶而不迟疑作为深切的训诫。容纳奸人、收纳邪说，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君主也不能成就政事。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日夜勤劳求治，然而在除去邪恶方面仍然犹疑，却希望政事成功，这就像倒退着走却想向前到达一样。”臣谨按：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蔡卞，奸诈凶狠而刚愎自用，兄弟同恶，迷惑国家、贻误朝廷，危害极大。蔡卞虽然离开了职位，仍然窃居高官，玷污名邦；蔡京安然占据职位，以为朝廷没有识破他的奸恶，日夜结交内侍和外戚，企图得到重用。朝廷内外看到陛下容忍并留下蔡京，都认为他果然将得到重用。蔡京心里认为，谏官御史自四月以来弹劾他的罪行，朝廷一直没有施行。如今蔡京在内依靠郝随、刘佶等人为他游说，在外结交宗回、宗良等作为羽翼，以形成自保的计划。假使蔡京果真贤能，没有觊觎职位的心，知道台谏如此论列，难道不会避嫌而略作引退取舍吗？可是他竟敢傲慢自如，不顾公议，究竟还有什么脸面？何况蔡京好大喜功，急于变更制度，如果果真得到重用，必定妄自作为，扰乱国家政事，天下的治乱就从此分开了，祖宗的基业也从此毁坏了。” “自从蔡京、蔡卞在朝廷中任职以来，援引天下士人，占据重要道路、登上美官的何止数百人？全都是死党和依附者。如果再让他们得到重用，那么贪图爵禄、没有操守的人就会全都依附他们。不依附的人，蔡京必定给他加上恶名，不杀掉就废黜。当那时，蔡京、蔡卞的门下将成为政令发出的地方，陛下就孤立了；即使想除掉他们，也办不到。臣认为蔡京敢这样做，是因为陛下除去蔡卞太晚，除去之后又不能依法严惩以彰明罪恶，蔡京由此窥测陛下，所以敢愚弄朝廷、玩弄侮慢国家法令。陛下正在更新初政，而奸人竟这样窥伺，我恐怕天下有见识的人、豪杰之士都会离心离德。伏望圣慈特降诏令，把前后台谏弹劾蔡京、蔡卞的文字交付施行。”

译龚夬又论章惇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朝法制宽平，超过历代。百姓想要的，朝廷便顺应实行；百姓以为有弊病的，朝廷便改革变通。祖宗的德泽之所以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天下才安定，民气才和乐。建隆初年编成敕令四卷，共一百零六条；太平兴国年间增加到十五卷，淳化年间又加倍；咸平年间增加到一万八千五百零五条，删去繁杂混乱的内容，可以作为敕令的有二百八十六条，共十二卷。当时人们认为它简便易行。大中祥符七年又增加到二十卷，共一千二百七十四条。到天圣年间，有司说敕令又增加到六十多条，于是命官员删削修订。仁宗皇帝问辅臣：‘有人说先朝诏令不能轻易更改，是真的吗？’王曾说：‘这是奸邪小人迷惑皇上的话。咸平年间删削太宗诏令，十条只保留一两条，去掉繁密的条文以便利百姓，有什么不可以？’仁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下诏朝廷内外，让人陈述敕令的得失。由此可见，朝廷的法令随着时势增减盈亏，与时代一同变化，哪里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神宗皇帝穷究天下最精深的道理，谈论圣人的精妙道术，其余绪便成为天下的法令。法令在熙宁年间创新，在元丰年间完成。” “时间久了，法令也像上天运行的四时：春夏虽然体现仁德，却不能永远实行，秋冬会代替它们；秋冬虽然体现义，却不能永远使用，春夏又会更替它们。元祐年间上封事的人说法度对百姓不便，于是加以更张改革，就像太宗改革太祖的制度、章圣改革太宗的制度、仁宗改革真宗的制度、神宗改革仁宗和英宗的制度。朝廷每天删改法度，务求顺从百姓的便利，所以垂帘听政九年，朝廷没有大事，夷狄和华夏都安定。哲宗皇帝亲自执政，召章惇任宰相；章惇不能以正道侍奉君主，反而联合群小谋害元祐忠贤司马光、吕公著等，改变扰乱神宗的法度，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忠，把不能继承神宗法度说成是不孝，以此激怒先朝。这正是王曾所说的‘奸邪小人迷惑皇上之言’。章惇认为司马光等改变神宗法度还不足以构成重罪，又编集臣僚的章疏，挑选其中切直不讳的言论，以及陈述乱世来讽刺当今的言辞，说成是讪谤君上，说成是指斥君主。臣读书看到，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乐。’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纣那样。’丹朱是尧的不肖之子，纣是商朝无道的君主。禹拿尧的不肖之子告诫舜，周公拿商朝的无道君主告诫成王，这也可以说是讪谤君上吗？” “也可以说是指斥君主吗？章惇又认为章疏中的言语不足以构成大恶，便拿文及甫、邢恕的私下言语，擅自诬陷司马光等谋划废立。他说他们要制造叛逆，却没有可以查验的事实，没有可以追寻的踪迹，也没有可以证明的证人证据，章惇完全凭自己的意图制造罪名。臣听说章献太后临朝时，程琳献上武后临朝图，终仁宗一世仍然担任将相；司马光等有程琳那样的事情吗？章惇却擅自诬陷司马光等谋反，这究竟是什么心肠！永兴军有流人上告寇准谋反之事，吕夷简说：‘寇准治理属下过于急切，这是有人想中伤寇准，应当不要追究，只把他迁徙到更远的地方。’元祐年间有人告发司马光等谋反吗？如今却擅自诬陷司马光等谋反，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徐铉在《江南录》中说：‘宋齐丘将要谋反，太宗皇帝读到这部书，对左右说：“宋齐丘已经对李氏尽忠，徐铉却因为私怨加以诽谤，怎么能算直笔呢？”宋齐丘是江南李氏的臣子，徐铉把谋反的罪名加给他，太宗尚且厌恶这种做法，何况章惇竟擅自诬陷本朝忠贤司马光等人谋划废立、犯有叛逆之罪，陛下难道还可以优容他吗？’臣谨按，章惇当国七年，窃取并掌握威权，操纵天下祸福，勇于残害贤人，敢于杀人；面对重大变故、裁定重大事务时，包藏阴谋，制造异议，陛下还要优容他吗？” “祖宗已经恼怒章惇很久了，如今把震惧他的责任交给陛下；上帝已经恼怒章惇很久了，如今命令陛下诛杀他，陛下还有什么顾忌而不果断实行呢？伏乞陛下睿断，早日赐令施行。” 大观三年，何执中任尚书左丞，加特进。诏令下达后，太学诸生陈朝老到宫阙上书说：“陛下知道蔡京的奸恶，解除他的宰相印，天下人欢欣鼓舞，好像获得新生。等到任用何执中为相，朝廷内外都黯然失望。何执中虽然不敢像蔡京那样肆意做非法之事，但他同样会蛀蚀国家、危害百姓，只是一个碌碌无能的平常人，原本没有超过常人的才干。天下败坏到这种地步，就像人的一身，五脏六腑受到邪气侵害已经很深，哪里是平庸的医生所能救治的？何执中依靠攀附关系，得以位居二府，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如今突然让他主持经邦体国、辅赞皇帝的大政，这就像让蚊子背负大山，只能显出他不能胜任。”奏章上达后没有被采纳，但皇帝对他的眷顾反而更加不同寻常。御史中丞石公弼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内东门司自今以后，凡使臣、医官等，都不得把经过火炼制成的毒药，如伏火砒、硫黄、朱砂之类带入会通门。允许入内的各色人等陈告，给予酬赏。臣由此看出，陛下探究道理深邃精妙，圣虑独到高明，凡是凭借方术进献的人，都不能欺骗您。丹药出自方士的说法，事情不见于经典，大多是欺诳荒诞之说。普通人尚且应当审慎谨防，怎么可以供进宫禁？本来就应当重重加强关防，以堵塞妖妄之源。臣愚昧地认为，皇城各门的禁令尤其不可不严，也应当照此施行。如果臣僚以此进献，或者援引制炼之人，也请求立法禁止断绝。如今那些正在烧炼丹药、挟持方术蛊惑众人的道士，臣访闻他们渐渐招揽权势、制造过失，修建葆真宫，大约耗费钱十二万余贯。如今既然不用他们的方术，臣认为这些人不宜留在京师，想请求特降睿旨，夺去道士名籍，押送回原籍。葆真宫的修造工程，如果可以节省，也请求裁减节省施行。”四年，彗星再次出现，侍御史毛注说：“臣屡次论述蔡京罪恶深重，上天与人都在谴责他。” “蔡京虽然被罢去宰相、退休，仍然倚仗恩宠，安然居住在赐第，以至于激怒上天降下威怒。推究灾祸的根源，实在在于蔡京。考察蔡京的罪行，实在无法一条条数清。陛下除去党人碑，为人们开辟自新之路；蔡京却痛恨不同意自己的人，另行设置防禁。陛下颁布明诏以来，天下人议论蔡京，他憎恨这些议论，便重重依法处置，以严刑峻罚胁迫天下，又用美官厚禄结交收买人心。钱钞屡次更改，商贾因而不能流通；边事屡次兴起，国家财力极其匮乏；他的声势和影响所震动之处，朝廷内外都愤恨痛疾。应当早日命令他离开京城，以消除灾祸。”奏章上呈后，蔡京才出居钱塘。

译洪彦升任殿中侍御史，承担谏诤言事的职责，过了五年，上疏论列蔡京再次担任宰相之首，借绍述的名义，把一切制度都加以变更，败坏先朝法度，结交奸邪，贻误国家，使公私都陷于困弊。蔡京已经交上印信，却仍傲慢地留在都城：对上凭借皇帝的眷顾和庇护，对内怀有跋扈专横的意图。希望陛下早日作出英明决断，遣他离开京城。何执中凭借当年在潜邸的旧交，德行浅薄而位居尊贵，处在宰相之位，却完全不理政事，见利忘义，只图经营财货。希望解除他的机务政权，以保全他的晚节。政和年间，尚书右丞许翰上奏说：“本月某日，承接中书省刑房送来的词头一道：盛章降职，差遣为提举南京鸿庆宫，居住襄州；何防降职，差遣为提举亳州明道宫，在本地居住。这些人按其奸邪罪恶的行迹，早已不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幸而蒙受陛下如天地般的包容，得以洗涤罪责、稍加奖掖，希望收取他们应得的报应。然而盛章的凶险，根源在于他的天性，他辜负了圣明的防范，始终不思改过。如今显著的贬谪已经施行，公论交相庆贺。但臣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防阳是盛章祖坟所在的州，他在州城附近大营宅第，屋宇高大深广，在各路中首屈一指。工程费用不出自他家，完全凭借威势气焰，劫迫郡县，侵夺百姓，使一方骚动，直到今天冤屈悲痛的声音仍未断绝。如今又让他本人前往那里，以他贪婪残忍的本性，即使不用亲自掌握州权，百姓也一定会再次深受其害。襄阳百姓又有什么过错呢？现在何防因与人交通已经迁往别州，而盛章另有奸邪、傲慢、不恭的罪过，却独自回到自己的宅第安居；同样都是被斥逐，处罚的轻重却不相称。而且，假使为人臣者奸邪尚未显露，便能在朝廷担任要职美官，显扬得意；罪恶已经暴露，却反而得到真祠官职和优厚俸禄，安逸地居于私宅。小人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这样做呢？虽然盛章一人的得失不足以多说，但这关系到朝廷臣僚受到鼓励还是阻抑的问题，不能不加以考虑。所有这些词头，臣不敢起草，谨录下奏闻。” 宣和元年，许翰任中书舍人，又上奏说：“右臣本月某日，承接中书省兵房送来的词头一道，内容是：赵畿教化夷人，以及赵隆、赵吉敦厚学习礼义等事，各自特予转官。臣听说，使天下受到教化并发生改变，是圣人的事业。因此圣王在上，便使《诗经》中没有诸侯失德的风气；盛大的德行所感化之处，即使风俗不同的人也都更新改变；连同边境上的蛮夷，也都豁然服从教化。这些都是陛下神明威武所感化移易的结果，本来不得不如此。赵畿是个什么人，竟敢把这说成是自己的力量？臣私下看赵畿所申报的文状，动辄说这是为了副知郡丁宁教戒之心，又有自从知郡到任以来除去夷风等话。假使夷人确有这样的意思，而赵畿安然把这些话据为己有并奏闻朝廷，那么就是没有把功德专归于皇上，臣下之礼实在不恭敬。假使夷人本来没有这样的意思，而赵畿诱使他们这样说，那么就是借机作文行奸，欺骗蒙蔽朝廷，罪过更加重大。两种情形都不可接受。君主体察大道而兼容并蓄，臣下遵守法令而详细审察，这是古代的道理。如今朝廷向夷人示以德信，看了他的奏状，不过减去一官而给予奖赏，这件事本身很小。但臣私下担心，夔峡一路会纷纷仿效赵畿的做法，以为可以求取国家的赏赐，忘记上天化育之功是人臣不应僭取的；这样，教化异俗的美名就不在陛下而在守臣身上。这不是向四方夷人宣示并载入史册的道理，也不符合《诗经》中诸侯没有失德风气的意义。因此不能不加以论列。而且假使赵畿今天已经接受赏赐，日后到了朝廷，必定会援引此事作为功劳，求取擢用，贪得非分的荣宠，那时臣下就无法再追究了。到了那一步，四方听闻此事，必定有人动心，助长鄙陋风气，损害谨慎守信的教化，所忧虑的难道只是一夔峡一路吗？祸患刚开始时容易禁止，萌芽之时容易剖析；如果确实能察觉细微的变化，国家的体制自然都会端正。赵隆等转官一事，臣已经起草词文；至于赵畿转官的词头，臣不敢起草。” 宣和年间，殿中侍御史许景衡论奏罢免童贯宣抚河东一事，说：“臣听说天下的事情，在尚未发生时进言，似乎会显得狂妄轻率而没有根据；等到事情已经发生才进言，又太迟缓而来不及挽救。近来朝廷内外喧传，都说朝廷将要起用童贯宣抚河东。如果果真没有这个议论，那就是传闻者妄言，而臣有听察不详的罪过；如果果真有这个议论，那么臣希望在事情尚未发生时进言。臣谨按童贯以前在陕西时，专门以欺骗虚妄作为所谓功业，借军需之机钻营，侵夺边防谋划，又加上贿赂多达千万亿；奏报功劳、评定赏赐，都由请托而来，胥吏、厮仆也都位至侯伯；他亲近狎玩士卒，败坏军政。这些都是陛下洞察得很清楚的，本来不必等臣一一列举。前些日子的燕山战役，他不能向上遵守陛下的谋划，行动漫无纪律，终于导致败绩，徘徊于边境之上，军队疲惫、士气消尽，竟使敌人得志；他却妄自把它说成自己的功劳，贪得无厌地提出要求，损伤国威而加倍耗费。童贯误国，难道还不明显吗？臣昨天论奏刘延庆不应当量移的事情，亲自听到陛下的圣训，认为都是由于宣抚司号令不统一，以致造成白沟之败；因为童贯以年老为由请求辞职，所以议论此事的人不再追究。如今如果把他从废置闲散之中起用，再次掌握兵权，难道不只是欺诈贪污比以前更加严重吗？” 况且童贯在河朔尚且没有功劳，难道还能在河东有所作为吗？当他壮年时，罪恶本来就已经满盈；如今老了又病了，难道还能改过自新吗？古代国家有重大议论，谋划要询问卿士，也要询问庶人。如今陛下命将出师，以安定边疆，这是政事中的大事，难道也应当同众人谋议吗？士人百姓惊骇疑惑，议论纷纷，难道是无端认为此事不可吗？实在是看见童贯已经试用过而没有成效。臣屡次承蒙圣训，弹劾攻击不正的官吏，不要畏惧大臣；那么如今不正的官吏，难道还有比童贯更严重的吗？如今任官的，又有比童贯更高的吗？所以臣冒死进献这番预先劝戒的话，希望防止给朝廷留下日后的悔恨。伏望陛下睿明裁断，立即罢除任命童贯的安排，另行谋求良帅，以成就万全之举，实在是天下的幸事。许景衡又上奏核查刘喜、张士英强迫百姓投军的札子说：“臣访闻开封府祥符县百姓朱谨，被京西同巡检司的兵士刘喜等四人擒住拖走，强令他投军。朱谨不从，四人便交相殴打他；随后巡检张士英仍命人将他捆绑拷打，累计达数百下，并且诬陷他曾经买过盗贼的衣物，于是把他刺配隶入军籍。他的母亲阿王申诉此事，而祥符县推问审治，证人证据都十分清楚。

译臣私下认为，招募军士的法令明确规定，一律要征得本人情愿；希望只是因为先前有关官司奉行失误，才使市井骚动，陛下也曾下诏戒饬。因此近来没有听说招募刺配的扰民事件。如今阿王六十九岁，朱谨又没有兄弟可以兼顾侍奉她，这正是母子相依为命的情形，他难道会乐意应募充军吗？张士英竟敢违法鞭打拷掠，强行将他刺配，他所受的困苦虐待、无处申诉，也太过分了。事情发生在京城附近，正是耳目所及之处；如果不惩罚告诫，那么四方远处那些轻慢法令的官吏，哪里能全部治办呢？臣愚昧，伏望陛下睿明裁决，特赐施行。” 左司谏江公望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君臣是一体的：君主是头部，左右大臣是四肢，谏官、御史是耳目。四肢无力，百事就会败坏；耳目不明，四方的信息就会闭塞。一体有病，头部也会因此不得安宁。这些职任，怎么可以轻率授予呢？君主要依靠他们了解时政的利弊、臣下的忠诚与奸邪，没有什么比谏官、御史更可信的了。只是担心所听闻和了解的不广，所以允许他们依据风闻进言。事情即使有不实之处，只要听到就没有不说的，这是进言者的职责，所以从来不曾因此加罪。至于挟带私情肆意诬陷，只求快意于个人怨恨，欺骗蒙蔽圣听，排斥陷害善类；耳目如果这样，君主还依靠什么呢？”御史中丞赵挺之弹劾王古暗中与胥吏作奸，臣两次上密封奏章，请求明确治他的罪。还没有等到朝廷施行，王古却与赵挺之等四人一同负责放免拖欠事务。如果说王古一人独自与胥吏作奸，专门要放免官府欠款，那么另外三人为什么会同意？三人既然已经同意，就必定共同署名奏议，为什么后来只有赵挺之一人另有后话？知道而不说，是容纳奸邪；容纳奸邪而替他请求，就是共同作奸。他又说：“王古想把天下的财物全部倾尽。天下财物虽然隶属于户部，王古作为计议副职，掌握什么权术，竟敢把天下财物全部倾尽来作为私人的恩惠呢？” 王古与赵挺之等人坚持上奏，认为放免会妨碍官本，因此不敢全部放免。如今朝廷因为陛下登极而实行大赦，想要与天下重新开始，一律蠲免，难道容许王古凭个人意愿倾尽天下财物吗？如果个人意愿能够把天下财物全部倾尽，那么赵挺之三人也参与其中，为什么只指责王古一人呢？”臣访闻赵挺之与王古从前在国子监时，议论事情大多不合，多次显露出言辞神色，怀有不平之心，等待时机发作。俗语说：“把官事当作私仇，是小人也不肯做的事；赵挺之却为何偏偏这样做？为什么不想想，御史中丞是天下掌管风纪宪法的职位，职责在于纠正不正之官、开辟公正之道，他竟敢挟带私情肆意诬陷，只求快意个人怨恨。万一误导陛下的听察，使奸人的计谋得以施行，并且不断蔓延，善类纷纷离去，朝廷就会空虚。”爵位俸禄只能磨砺那些迟钝顽劣的人，却不能笼络那些轻视富贵、安于贫贱而守道之士。古人辞官或就职，难道只是为了爵禄吗？正是要观察朝廷忠与邪的区别。若无罪者离去，有罪者留下，刑罚和赏赐混乱失当，天下的治乱就会从这里分开。近来听说担任言职的人，不论职务的得失，暗中被迁调改变的有好几人，王觌、丰稷、张舜民、贾易、朱绂、张庭坚等就是这样。说他们升迁吧，他们没有功劳；说他们被贬谪吧，他们又没有罪过。功过不能明辨，去留不能明白，凭什么培养君子的正直之气？凭什么阻止小人的奸邪之心？陛下遭逢这个机会，正应当清静内心、放眼远察，明白判别忠臣与奸邪，掌握施恩与施威的权柄来驾驭天下，不要让它转移到臣下手中，反而成为奸人快意泄愤的工具。草木茂盛而不剪除，藤蔓蔓延起来怎么办？对此不可不察。” 徽宗时，谏议大夫陈次升上奏弹劾曾布说：“臣私下认为，正直而不屈挠，才可以承担天下的重任；公正而不徇私，然后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假如反过来做，怎么配得上众望所归的地位？臣看见右仆射曾布，性情禀赋奸邪，心中怀有凶险。以前任枢密府职务时，阿谀顺从宰臣，进用不肖之人，大肆制造边患，耗费财物如同粪土，轻视人命如同草芥。如今却只把罪过归给章惇，不知曾布所承担的职任究竟是什么？美玉毁坏在匣中，难道是谁的过错？陛下怜悯宽容、曲意宽贷他，还加以升擢，承受天地般无法计量的恩德；作为臣子的内心，按义理应当怎样呢？曾布却不图谋补报，只一味徇私。自从登上宰相之位，便独自专擅国家权力，轻视同僚；把威权和恩惠都归于自己，提拔亲近故旧，罗列在京城各处作为耳目；任用门生，把他们安置在台谏之职，作为心腹。不把人才用于国家，只把爵禄赏赐作为私人恩惠。亲近的人就进用，疏远的人就退斥；喜爱的人就留在京师，厌恶的人就让他到外地任职。《尚书》说“疾恶比德”，《诗经》讥刺不平，说的难道就是曾布吗？曾布既然这样自任自专，他的子弟也大肆招权纳贿，交结宾客，门庭如同市场。况且附属的枝叶一旦过于庞大，必定会伤害根本；私人家族一旦强盛，必定会危及公室。古人把这当作警戒，陛下难道可以不思量吗？况且曾布在绍圣初年，确实与蔡卞交结，于是申请请求采用王安石的《日录》来修撰神宗皇帝的国史，导致史官观望趋附、篡乱事实，多多称誉王安石的优点，掩盖神宗的美德。近来谏官已经论列此事，陛下也已命人详察，经历春冬两季，却还没有见到施行遣责。臣访闻曾布想要掩盖自己的过错，又想为史官开脱，恐怕连他的姊妹之婿叶涛也会依例获罪，因此拖延不肯进呈。专擅到这种地步，很使群臣震惊。何况曾布被起用还不到一个月，凶威气焰已经熏灼朝廷内外。如果再拖延日久，使他的势力盘根固基，必定给国家留下祸患，那将怎么办呢？《易经》以踏到霜便预示坚冰将至为警戒，《诗经》以桃虫变化为鸱鸟为告诫；在祸患尚早时辨察，正是今天的事情。伏望圣慈，特意按典刑惩治曾布，以向天下谢罪，作为社稷无穷利益的谋划。”

译陈次升又上奏说：“臣看见右仆射曾布奸邪凶恶、专擅国政，臣已经详细论列。退下后思考此事，他专断地调动更换台谏官一事，实在令人寒心。臣日夜不安，不得不再次冒犯天听。臣私下认为，御史中丞、谏议大夫是天子的耳目之官，是朝廷委以重任的权力所在，关系国家政务的轻重，最为亲近重要。选拔、任命、授职，关系国家大事。自祖宗以来，每逢差除，执政大臣都不得干预，哪里敢专擅决定这些人的进退？何况君主是制定命令的人，臣下是执行君主命令的人。君主发令、臣下应和，名分才会端正；臣下强盛而上凌君主，君主的威势就不能树立。如今曾布所忌恨的，就把他调走；曾布所亲近的，就把他任用。进退取舍只凭自己，不出于圣意；提拔这个、贬退那个，容易得如翻掌。制造恩惠、施展威势，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还好凭借宗庙的威灵和陛下的神圣，能够照见事情的底细。近来因为有人进言，陛下立即改换命令，但曾布仍傲然主持国政，不以他人为愧，得意自若。他竟不肯引咎，哪里只是不能成为百官的仪范、四方的表率？他的凶悍之心已经显明，跋扈的萌芽也可以看见。今天不在开始时谋划制止，日后就难以控制其结局。国家安危的根基，实在就在这件事上。” 伏望圣慈果断施行，特意治正曾布的罪，以警戒在位官员，这是天下的幸事。” 陈次升又上疏说：“臣私下认为，关于官员亲属回避的法令，已经载入甲令；凡有官守的人，都必须遵守，更何况贵近之臣呢？如今曾布、曾肇正是亲兄弟。曾布任右仆射，曾肇任翰林学士，却不实行回避，难道能说合理吗？宰相承担天下的重任，掌握施威施恩的权柄，并且执行命令。翰林学士职位亲近、地位接近皇帝，朝廷的命令都从他那里起草发出。如果不合制度，按理应当执奏论议。舍弃亲情而论议他，便会伤害私人的恩情；因为是亲属而不发言，便会损害公议。祖宗之所以制定亲属回避法，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陛下正处在保持盈满、守成安定的时候，应当遵守而不可失，以此作为太平基业、社稷无疆之福。伏望圣慈，特令他们回避，以遵守祖宗的法令。” 陈次升又上奏弹劾蔡京说：“臣看见蔡京奸邪凶险，暗中陷害善良，呼吸往来于群小之间，交通朝廷内外。臣僚的章奏屡次上呈，朝廷已经罢免蔡京翰林承旨之职。舆论认为蔡京的过错罪恶很多，而结交皇帝身边近习之人的罪过最大，怎么可以赦免？如今却仍以端明殿的职务宠待他，把帅府的权力交给他，显然是刑罚失当，因此必须上奏弹劾。”谨按：蔡京任翰林学士承旨，身为从官，在经筵中周旋，每天侍奉皇帝，可说是尊贵之臣了。然而他却卑躬屈己，亲近宦官，有时用财物相互结交，有时用书信往来，玷辱士大夫，为清议所鄙视。蔡京得意扬扬，面有自得之色。推究他的用心，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他实在想让宦官窥伺陛下的起居，泄露宫禁之事，同时又让宦官从中周旋庇护自己。他从前与章惇、蔡卞共同助长恶行，虚假称誉他们的美德，以求侥幸获得进用。陛下既然已经察见事情底细，议定的罪罚却这样轻，哪里足以平息天下的公议？何况宫禁之中，自古以来对泄密的法令极其严密，就是为了防止奸人窥伺，担心祸患从意料不到之处发生。如今蔡京交通内外到这种地步，宫禁中的事情必定没有不知道的；假如有人谋划奸计，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怎能不预先考虑祸患、加以防备？” 这是古人所警戒的事。伏望圣慈宽恕蔡京的罪名之外，重新严加贬黜，以警戒不正的官吏，清肃宫禁，作为国家社稷的福祉，臣不胜欣幸。陈次升又上疏说：“臣看见新任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蔡京，凶恶奸邪，肆意为害，罪状显著，朝廷内外交通往来，踪迹可以查验。论奏他的章疏屡次上呈，天鉴难以逃脱，本应击鼓公开攻击，使大奸佞已经被辨明。陛下却特意优待禁从之臣，只加以谴责，给他端明殿学士的荣耀，又把帅府的重权交给他。诏命刚刚下达，舆论更加喧腾，都说奸恶之人免于诛罚，那么典刑还依靠什么？臣听到这种议论，曾经具疏弹劾；如今已经过了十多天，还没有受到明显的责罚。听说蔡京仍然傲慢不服，不体察陛下的防范和私意，轻慢君命而不肯赴任，请求祠宫职务却神态自若，肆意施行忿恨嫉妒之事，愚弄蒙蔽朝廷到这种地步，难道可以容忍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伏望圣慈，查考臣僚前后所上的章疏，交付外地，重新加以贬黜责罚，以符合朝廷的期望。” 陈次升又上疏说：“臣恭敬地想到，哲宗皇帝仁爱百姓、爱惜万物，出于天性。绍圣以来，哲宗垂衣拱手，仰赖臣下成就政事，把责任交给宰执。当时，降授中大夫、行少府监、分司南京的蔡卞充数于政府之中，暗中肆行奸谋。他入朝奏对，专门以残忍杀害为事。奸计一旦施行，凶恶气焰日益炽盛。他窃取赏罚之权，私下报复仇怨。有人称誉他岳父的优点，他就竭力主张，把那人安置在显要职位；有人议论他岳父的缺点，他就指称是诽谤宗庙，把那人置于重罪。他所进用的人，不是妻族中的小人，就是门下的奸吏。彼此一唱一和，互相倚重，制造事端，屡屡造成冤狱。凡是详细审理诉讼、编类章疏，他都洗垢索瑕，寻找瑕疵，中伤相关人员；处罚或轻或重，都出自他的个人意愿。有的被投往远方，有的被陷入偏僻深重之地，毒害流布天下，实在不忍听闻。事情表面上虽然是章惇主持办理，实际上是蔡卞启发推动的。当时人称他为‘笑面夜叉’，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陛下入承大统，辨别忠臣与奸邪，明白看见他们的奸凶，首先将其弃逐。近来蔡卞虽然已经被责罚降职，但还不能满足人心，众人都说蔡卞的过恶实际上与章惇相等。让他闲散而投往荒远之地，还只是宽大的典章；如今却仍然分司办事，继续居住在善地，凭什么惩治奸邪？” 伏望圣慈重新严加流窜责罚，以向天下谢罪。”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去除奸邪 宋徽宗时，左正言任伯雨论述国是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古代圣王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所以朝廷所认定的是非，就是天下共同认定的是非。至于‘国是’这个说法，它的文字不见于《尚书》的《尧典》《舜典》，事情也不出于夏商周三代，而是孙叔敖用来告诫楚庄王的。此事虽然属于霸主所为，但后世君子也有所取法，是因为它能够以一个正确的主张折服众多错误意见。至于把符合自己取舍的称为是，不符合自己取舍的称为非，这正是孙叔敖所不取、楚庄王所不用的。一个国家的事情，尚且要去掉个人取舍的私意之后才算正确，何况天下的事情，难道可以凭个人意愿认定是非吗？”臣又看到初八日章惇的麻制说：“参与并陪同讨论国是。”这是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所撰的文辞。蔡京与章惇起初并没有不同意见；自从蔡卞担任执政，而蔡京心怀不满，于是便与章惇发生分歧。自从林希担任执政，而蔡京开始大为怨恨，于是便与章惇断绝关系。既已分歧、断绝之后，蔡京难道还会认为章惇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吗？如今在麻制的文字中特意申明国是之说，蔡京这样措辞，难道只是为了章惇吗？” 国是既然确定，就不应改变；既然改变了原来的事情，又说它是正确的，传给天下之后，人们一定会迷惑。从前瑶华之事，蔡京主张废除诏令，如今被废的又恢复了。蔡京从前所做的事情，难道还自认为是正确的吗？究治元祐党人的事情，蔡京亲自起草奏札，请求灭绝刘挚等人的家族，如今刘挚等人都恢复了官职。蔡京从前所做的事情，难道还自认为是正确的吗？言官常安民、董敦逸、陈次升、孙谔、邹浩，都是蔡京所憎恶并陷害的人，如今董敦逸、陈次升等又都被召回了。从前所做的事情，难道还自认为是正确的吗？神宗开始有所作为时，功业冠绝前古，恩德深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蔡京与弟弟蔡卞谄媚赞颂王氏，超过对先帝的颂扬，只知道有王安石，不知道有神宗。编纂《日录》如同处理先帝的事情；如今陛下亲自批示言官章疏，交付三省，虽然还没有施行遣责，但蔡卞的用意，陛下已经明白看出其错误了。蔡京从前所做的事情，难道还自认为是正确的吗？他假托制书中的话，把使自己便利的计谋隐藏其中，将自己的好恶传达给天下；蔡氏的门庭高大，国是都从那里产生。谁敢认为不对，灾祸就一定会降临。这就是蔡京申明国是的真正用意。” 如今朝廷的大政，没有不曲意迁就的，只为了给蔡京一个立足之地；蔡京又借朝廷的制命，托辞寄寓自己的意旨，以此欺骗蒙蔽上下。臣身居言职，怎么敢明知其中情形，口中却不说？伏望陛下根据臣这些话察看蔡京的所作所为，并显示威严决断，以警戒天下。” 任伯雨又论蔡京的札子说：“臣听说事情有大小，进言有先后；事情重大的，是进言时应当首先说的。臣看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久在朝廷，危害非常大，如今应当说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绍圣初年，常安民任御史，蔡京被常安民弹劾，获罪而赎铜，因此与常安民结下嫌隙；他离间诬陷，无所不至。自从驱逐常安民之后，朝廷的耳目就因此被遮蔽了。去年邹浩之狱，天下震惊骇异，人人把罪过归给两位章惇，谁知道这件事的根源在于蔡京驱逐常安民呢？如今朝廷的大政又都曲意迁就，只为蔡京一人，公议喧腾不平，却没有人敢说话。臣如果畏惧祸患而闭口不言，恐怕辜负陛下；如今应当说的事情，还有比这更优先的吗？国家的大事，没有比宗庙更应传于万世的，也没有比信实的史书更重要的。如今蔡京用矫诬之辞，鼓吹西宫之事，妄自假托先帝训诫来胁迫上下，又擅自改动《裕陵录》来使自己的说法得到凭证，朝廷于是相信了他的说法，想把神宗迁奉到西宫，这难道不是朝廷的大政曲意迁就、只为给蔡京一人方便吗？蔡京在绍圣年间亲自上文字，请求灭绝刘挚等人的家族；他的主张之所以没有实行，是因为哲宗的广大恩德。” 如今哲宗的广大恩德没有传闻于天下，蔡京却又自称有辨治平反的力量，想让天下人都认为哲宗有滥杀的意图，而蔡京自己有惠及万物的仁德。他起初为了国家制造事端，以报复私仇；如今又把过错归给先朝，谋求自身利益。从前的说法已经奏效，如今的计谋也将实行，这难道不是朝廷的大政曲意迁就，只为给蔡京一人方便吗？陛下善于继承神宗的事业，敬重承受哲宗的至德，美好的意旨已经传达天下；蔡京却诬蔑两朝，使圣政受到牵累。连这两件事都免不了曲意迁就、为蔡京让步，何况其他事情呢？从前闭口不言的人，如今想向陛下进言；只要蔡京在朝廷，人人就会把进言视为戒惧。从前受到阻隔排斥的人，如今想对陛下有所期待；只要蔡京在朝廷，人人就会害怕进用。把进言当作戒惧，就会依旧箝口沉默；害怕被进用，就会甘愿沉沦废弃。天下的公议与陛下即位初年的情形，渐渐不相同了。蔡京的计谋逐渐施行，人心的向背渐渐统一于他；作为蔡京羽翼的人逐渐壮大，作为陛下耳目的臣僚逐渐受挫；朝廷的威势从此逐渐削弱，蒙蔽的祸患从此逐渐形成，国家的安危、政治的治乱也就渐渐可以预见了。臣认为当今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 臣虽然不才，但所说的都是从公议中得到的；陛下贬斥臣这个不才之身可以，但因而废弃臣所说的话，却不可以。臣希望陛下俯察草野之人的忠言，迅速除去心腹之患，独自作出睿明决断，正治蔡京的罪恶，以警戒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