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四

译对待无足轻重之人，人人都畏惧他的凶焰，没有人敢于抗拒他。官爵和科举名次，轻易地拿来给予别人；百官的升降进退，全都出自他一人。自任右揆以后，更加放纵奸邪，正要排斥攻击所憎恶的人，驱逐异己，防止自己的腹心内部崩溃、党羽相互攻击。陛下察知他的奸邪，知道他结党营私，收回权柄，出于圣心；否则朝廷的祸患难道能够停止吗？这是他窃取权力的第四大罪。陛下继位之初，首先下诏求取直言，忠臣义士上密封奏章言事的，不止一人。史浩压制正直的言论，不让它们上达；对迎合自己的人，就用免除解试来诱使他们。春闱省试时，三位知举官领会圣意，考问时事。史浩怀疑这是要斥责自己，于是命党人林安宅追捕刻板工匠，勒令毁掉试题雕版。三位知举官曾当面奏明此事，有诏令要求刊行。林安宅是奸邪之人，只知有史浩而不知有陛下，不遵守圣诏而只听从史浩，最终不许刊行。陛下开始选取士人，史浩却首先禁止试卷程文流传，这怎么能彰显清明朝廷不避讳直言呢？这是他嫉恨言论的第五大罪。太上皇顺应天下人的期望，起用旧相张浚，任命他知建康府；陛下又把江淮的重要事务交给他，提升为枢府长官，委任之专重，不亚于唐宪宗对待裴度。史浩与张浚水火不容，又害怕张浚成功，凡有奏请，必定百般阻挠。起初派史正志前往建康，是想阻挠张浚进取的谋划。史正志回来后，便酬答他，任为郎官。又因诏令百官言事，便让史正志等人暗中加以诋毁，把张浚比作许靖、房琯。有见识的人都为此不平。这是他蒙蔽贤才的第六大罪。史浩凡是与同列一起奏事，从来没有不留身后退下，随后却妄称圣诏来欺骗他们。史浩曾经上辞免参政的奏札，原本没有提到祖宗和太上皇的恩德，退下后却增添几句话，作为报行的内容。史浩欺骗君主，大多类似这样。过去王钦若做宰相时，每次奏事总把几份奏章藏在袖中，只拿出其中一份，其余便谎称已经得到圣诏。马知节曾当面揭露他的奸诈；史浩借王钦若的奸诈来欺骗众人，朝廷中却没有像马知节那样正直的人揭破他。这是他欺骗君主的第七大罪。陛下刚即位时，因太学生长期受到太上皇教养，便一并免除解试，史浩却把这说成自己的恩惠，务求笼络他们。不久听说学生们议论自己，便深深憎恨他们，再加以阻挠压制。他曾在人群中说太学有风波，臣以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回答他。史浩说：‘我本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皇上对这件事发怒罢了。’史浩近来前往景灵宫行香，道路经过贡院，看到太学参加补试的士子拥挤堵塞道路，邓王便调转车子避开；听到的人都为之钦佩感叹。史浩于是故意逞威作势，受到士子们的嘲笑。后来他对人说：‘皇上因补试时喧哗而发怒，想让他们不能参加考试；我因为误以为他们远道而来，所以救了他们。’史浩做了好事就自称功劳，出了过错就归于君主，都是这一类。这是他讥讪皇上的第八大罪。史浩没有宰相的才能，却身居百官瞻望的宰辅之位；遇到尧舜一样的君主，却怀有共工、鲧那样的凶恶。陛下正应当任用贤能、规划挽回国家大业，假如让史浩这类人长久留在朝廷，难道还能指望有中兴的政治吗？臣希望陛下正定他的罪恶，把他流放到远方，以快天下人之心，并作为群臣的警戒。” 十朋又上奏札弹劾史浩说：“臣听说君主的职责，没有比任用贤才、斥退奸邪更重要的；而任贤去邪，又没有比赏罚分明、执行必信更优先的。任用贤才却不知道赏赐，和不任用一样；斥退奸邪却不能处罚，和没有斥退一样。古代帝王中，能任贤去邪的，没有谁超过舜。舜举用八元、八恺使他们辅政，放逐四凶，可以说善于实行赏罚了。但没有听说过把十二牧的职任交给四凶，让他们处在外地。臣昨天当面奏对，列举尚书右仆射史浩的罪过，请求加以流放诛罚。陛下说，今日已经罢免他的官职；知道陛下能够去除奸邪，臣不必怀疑，这可以说无愧于舜了。等到在朝廷宣布任命，却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舆论全都感到疑惑，说陛下虽然能够去除奸邪，却不能像舜那样正名定罪。臣子得到时机、遇到君主，没有像史浩这样的；对君主不忠，也没有像史浩这样的。史浩不忠的罪过，不能一两件数尽。臣姑且只论述其中重大而明显的八项，已在前章说明：仿效秦桧而主张和议，可以说是怀奸弃德；顺从敌人而资助仇寇，可以说是误国；名列宗派的人不止八司马，可以说是培植党羽、窃取天下权柄；不只是像王叔文那样，可以说是窃取权力。陛下引导人们进谏，而史浩钳制人的嘴，可以说是嫉恨言论；陛下委任忠臣，而史浩百般诬陷毁谤，可以说是蒙蔽贤才；臣下奏事时，他妄称圣诏，可以说是欺骗君主；有好处就自称功劳，有过错就归于君主，可以说是讥讪皇上。这八项罪行有一项，尚且不容诛免，史浩全都具备，怎么可以赦免？即使不把他投到四方边远之地去抵御魑魅，难道还可以用巨藩大职来奖赏奸人吗？臣恐怕天下人未必都会像虞舜时代那样心服。何况绍兴府靠近王都，是最重要的大府，史浩过去曾在这里担任属吏，奸贪污浊的名声显著，他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当地官民呢？臣希望陛下发出臣前面的奏章，正定他的罪恶，剥夺官职名号，罢免差遣，把他流放到三危之地，与天下共同弃绝他，这样或许能使大功不专属于舜。” 十朋又上奏札弹劾史正志说：“臣听说奸人多有谋略，能够观察时势来决定进退。当权臣培植党羽时，他们必定依附迎合，以求进身，窃取优美官职；等到朝廷清明时，又施展奸计苟且免罪，以逃避天宪。熙宁初年，王安石担任执政，采用小人吕惠卿的谋略，改变祖宗法度，驱逐朝廷正人，天下人无不咬牙切齿。到元丰末年，司马光做宰相，吕惠卿自知罪大，为正直舆论所不容，于是请求外任奉祠，希望脱免典刑。当时苏辙任谏官，便首先论列他的罪恶，将他安置在建州，天下人都感到痛快。由此可见，祖宗朝担任台谏官的人，排斥攻击奸邪，从来不会因为奸人请求离开而容许其侥幸免罪。”臣谨按察：吏部郎官史正志，心术险恶，天性奸邪。还是士人时，常出入权贵之门，专门从事交结。刚考中科第，便想求娶秦熺的女儿为妻，托请平日结交的人，贿赂秦熺的乳母，让她替自己说好话。秦氏听说后轻视他，便没有答应。后来又向当时的宰相求取，得到监仓之职，善于观察时势以求进身。听说枢密叶义问想讨论进取之策，便窃取吴若所论江淮内外形势的文章，加以增删，自称《恢复要览》，用来投献给叶义问，于是从筦库官得到枢密院编修之职，被士人舆论讥笑。

译等到史浩执政，想要主张和议，史正志又改变先前的说法来投合史浩。史浩喜欢他谄媚自己，便派他前往建康，作为说客，想凭口舌阻挠进取的大计。他常在张浚面前谈论军事，受到张浚的冷落。史正志于是胡乱撰写语录，假造自己与张浚答问辩难的话，回来后用来讨好史浩，史浩非常高兴，任命他为户部郎官。史浩与史正志同姓但不同族，史正志便向史浩行拜礼，把他当父亲一样侍奉，在史浩门下最为得势，因此士人讥笑他为‘亲侄’。史正志既然不受张浚礼遇，便极力诋毁他。曾经应诏上书，把张浚比作许靖、房琯；听说陛下召张浚，害怕对史浩不利，便倡导浮泛的议论来阻挠张浚入朝，当时人把他比作张又新。如今陛下知道史浩奸邪，果断罢免他；知道张浚忠诚，冲破群议而任用他。史正志自知结党营私、进谗作恶，获罪于清正舆论，于是竭力请求离职，朝廷便把福建运判的职务给了他。史正志能够施展奸计来使自己免罪，大致和吕惠卿元丰末年请求外任相同；臣忝居风宪之职，如果姑息不论而不加弹劾，难道不应当在苏辙面前感到惭愧吗？请求陛下特别作出英明决断，明正史正志进谗作恶、结党营私的罪名，以端正典刑。即使不能实行两观之诛，也应当稍微施以流窜三危之地的惩罚，这样或许能使元祐年间清明的政治重新出现在今天。天下幸甚。十朋又上奏札弹劾史正志说：“臣昨天曾经列举吏部郎官史正志结党营私、进谗作恶的罪行。他自知罪大，想逃避典刑，竭力请求外任。朝廷却把运判一职给他，这是用外台的重要职任来奖赏奸人。请求陛下作出圣明裁断，正定他的罪，把他流放并诛罚。直到现在还没有施行，臣对此深感不明白。臣听说唐代王叔文不过是沾沾自喜的小人，却窃取天下权柄，招揽一时有名望的士人；那些想侥幸求进、急于升迁的人，都用郎官这种清要职务安置，与他相互结成死党，甚至称誉叔文为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宪宗监国之初，首先驱逐并杀死王叔文，他的党徒也都终身流放诛罚，号称八司马。元和年间的政治，足以比拟贞观；淮西的功业，远远超过李唐以前，都是由于宪宗执行刑罚坚决、除去邪恶果断。臣私下认为，前宰相史浩的罪恶不比王叔文少，他党羽的盛大也不止八司马。即使不是天下奇才，只要屈节依附坏人、怀藏奸心危害公议，性质就是一样的。像史正志这样的人，在史浩党中尤其亲密，出入史浩门庭，行迹诡秘，人人都称他为‘继拜公’，又题榜称他为‘亲侄’。于是他从枢密院属官突然升为户部郎官，又升为天官郎；假如史浩不离职，史正志必定会越级进入侍从之列。” 史正志去年冬天从建康回来，不仅动摇张浚，还特别罗织李显忠的过失，一定要朝廷罢免张浚、诛杀李显忠，以阻挠恢复大计。若不是陛下保全并委任他们，忠臣良将连自身和首级都不能保全，哪里还会有今天淮甸的防务？如今国家正要恢复中原，所依靠来激励劝勉人心的，只有赏罚而已。前些日子两位将领奏报功劳，朝廷及时奖赏，舆论都认为恰当；对进谗作恶的人，也应当稍微端正其罪。如今史正志不但逃脱了司寇之刑，反而把外台监察耳目的职任交给他，凭什么慰藉天下的公论？郎曹中的运判，地位本来很卑微；臣之所以反复进言，不只是因为他会玷污列宿、污染外台，更因为朝廷刑赏以及公议的是非，都与此密切相关。伏乞陛下发出臣前后两篇奏章，果断驱逐他，以显示去除邪恶不可迟疑，也足以惩罚一人而劝勉百人。”光宗时，监察御史虞俦轮对上奏札说：“臣极其愚昧浅陋，蒙陛下特别知遇，从众官中擢升，置于台察之列，常常害怕失职而招致罪责。臣恭敬地看到本台的弹奏规条规定：各路监司、守倅如果不查举所属州县贪污违法的官吏，便应受到察觉追究。臣昨天曾经按察奏劾三名身为知县却贪婪暴虐、违法乱纪的人，微薄的用意，是想借此警戒勉励其余官吏；陛下也已经下令将他们罢黜了。臣听说像这类人，确实多得很。臣认为，虮虱般微小的臣属，不值得频繁污损白简、屡次烦扰圣听。臣私下想，国家设置监司、守臣，把考察弹举的权力交给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今他们坐视贪暴官吏遍布州县，安然不顾；其中偶尔被台臣弹劾的，百人中还不到一两个；那些侥幸漏网的，本来就已经很多了。他们这样不履行职务、不奉行法令，难道不是辜负明天子的委任之意吗？这没有别的原因：不是被外戚蒙蔽，就是被权要压制；不是贪图收受的贿赂，就是喜欢他们办事能干。却从来不想百姓正在受苦，又到哪里去申诉呢？圣听越来越高远，最后只留下怨恨罢了。臣愚昧，希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告诫各路监司、守臣：今后州县中贪暴官吏，奸贪赃污狼藉、行迹明显，凡有经台臣弹劾奏报的，一律以未能察觉的罪名，按情节轻重治罪。这样或许他们能够以公灭私，奉法尽职，使贪暴官吏知道畏惧，不至于再次给百姓造成严重祸害，天下幸甚。”},{ 宁宗即位初年，吏部侍郎彭龟年上奏，论列韩侂胄干预政事的祸患说：“臣听说，侍从官是负责谋议、思考和进言纳谏的臣子，对于天下之事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所以欧阳修任翰林学士时，论说狄青不应任枢密府之职，包拯不应任三司使，并不算越权；彭汝砺任吏部侍郎时，论说曾肇不应被贬黜；韩维任知制诰时，论说范镇不应补任郡守，也不算结党。大概因为只要知道的没有不说，事情没有不能议论，这就是侍从官应有的体统。反之，便是阿谀苟合、沉默自保，不配做天子的近臣。臣平素没有什么长处，承蒙陛下从众多普通官员中提拔，把臣置于法从官的行列；短短几个月内，恩宠接连而至，群臣中升用得像臣这样迅速的，还没有第二人。假使臣只贪恋荣耀恩遇，便会闭口不言，这是最辜负陛下的；假使臣稍想寻求报效，便会冒犯圣颜、触犯禁忌，必然陷入危机。然而臣【疑】已忘却君臣之私，实在不忍总是冒昧地陈述自己的愚见，惟愿陛下裁察。臣恭敬地看见，祖宗对待外戚的法度，远鉴前代覆辙，最为周密：不让外戚参与政事，不让其掌管军队，不许其与宫禁相通，不许其接触宾客。这不只是为了防止他们妨害国政，也是为了保全他们，使他们能够保全陛下所施的恩德。

译近来，禁止内外交通的规定固然已经毁坏了，但不许外戚参与政事、掌管军队的制度仍未改变。已经毁坏的，固然不敢指望恢复；尚未改变的，难道可以再把它破坏吗？臣恭敬地看见，知閤门事韩侂胄，是太皇太后的至亲，中宫看待他也把他视为尊长。他本是世家子弟，慷慨而喜好办事；陛下入继大统时，韩侂胄曾效过微劳，士大夫因此颇为称许他。然而近来众口纷纷，都说他多次进入禁中近侍之地，干预政事。臣固然知道陛下英明睿智、明断决策，对于天下之事无不熟悉通晓，哪里需要借助这个人呢？然而陛下进退大臣、更换言官，都是初政中关系全局的大事。大臣有时不能知道其中进退的原因，韩侂胄却能知道；大臣有时不能说，韩侂胄却能说。不知韩侂胄凭什么能够这样？他借托声势，暗中玩弄威权和恩赏，其手段不过如此。然而天下的治乱、君子和小人的消长，只在人才的进退之间。君主之所以必须谨慎地掌握权柄、亲自执持它，是因为一旦外戚暗中乘机，从外部鼓动煽惑，陛下总揽大权的权力，恐怕就会被这个人窃取。臣听说元符年间，向宗良兄弟只因与宾客交通、泄露机密，陈瓘便上章弹劾他们，说自古以来外戚亲属侵夺权力，便是衰世的征兆；外戚干预政事，就是亡国的根本。州县的政事也是如此，只要权力出于一处就好。假使郡守、县令的家属子弟亲戚与宾客往来，关说请托没有禁令，那么奸人就会受到鼓舞，良民就会怨恨叹息。像陈瓘所说的这些话，陛下怎么能不察看呢？臣看韩侂胄近来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像向宗良那样。臣私下惋惜朝廷没有陈瓘这样的人，不能为陛下竭力排斥他。太上皇在位时，起初任用姜特立，大臣还能够把他驱逐出去；后来任用袁佐，谏官还能够弹劾他，使他有所畏惧。谁知陛下即位之初，政治清明，已有臣这样的人，却竟没有一个人说一句涉及此事的话，那么韩侂胄的声势也就可想而知了。臣任职侍从，职责是侍奉讲读，亲眼看见此人累害陛下初政，却闭口不言，那就是臣辜负陛下。过去范祖禹曾告诉哲宗说：‘臣侍奉经筵已经八年，日日盼望，年年盼望，只希望陛下成为有美德的君主，唯恐有丝毫过失。’臣侍奉君主，实在仰慕这种道义。何况辨别邪正、明察是非，本来就是讲读官的职责。臣想借此确定陛下取舍人才的意向，决定君子与小人消长的关键，所以不敢不为陛下进一言。假如陛下认为臣说得对，就请贬黜韩侂胄，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同时贬黜臣，以承受他们的怨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假如陛下认为臣说得不对，那么臣与韩侂胄便不能同时立足，臣退下后应当隐居屏处，等待陛下的威命。按日记载这一天的事情，于是把韩侂胄的奸邪行状详细地论列出来。皇上谕示说：‘只是因为他是朕的亲戚，任用他时没有想到会这样。’臣奏答说：‘正是担心陛下不知道，所以才来说明。’于是进呈劄子。当时皇上脸上也没有怒色。读完劄子后，臣又奏说：‘臣想论列这个人已经很久了，到今天才发言。正因为陛下近来驱逐朱熹过于急暴，所以希望陛下也赶快除去这个小人，不要让天下人说陛下除去君子这样容易，除去小人却这样困难。所谓任用贤人如同转动石头，除去奸佞如同拔山，这是刘向评论汉元帝的话。陛下难道可以效法他吗？’于是极力论述君子、小人不可不加辨别，所说十分详尽。奏事完毕，又奏说：‘臣既然已经论列韩侂胄，仰面冒犯了陛下的威严，从今以后应当居家等待陛下的威命。’皇上谕示说：‘不必这样，想退居闲处就罢了。’皇上赐他坐下，又温和周详地问到饥民之事。北使从容停留了很久，皇上才赐茶，随后退下。臣回到家后，向三省申报，并把劄子告知执政大臣。第二天早晨，听说宰执入朝后陈述了大略，皇上说：‘韩侂胄是朕的亲戚，彭龟年是朕旧日求学时的同僚，实在难以处置。’集贤院提出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让韩侂胄奉祠退居，让彭龟年仍旧供职。皇上说：‘很好。’丞相接着请求说：‘龟年性情刚直，陛下如果要留用他，不如召他入见，当面把事情的曲折谕告一番。’皇上说：‘这个人质朴正直，而且是随龙旧僚五人中的一人：一人已死，一人正在丁忧，两人因论事被罢免，如今只有彭龟年还在；遇到事情，他肯进来说话。只这样处置，最好。’ 嘉定元年四月，太学博士真德秀上奏说：‘臣恭敬地观察，庆元以来，掌权的大臣专擅控制朝政，设立名目，用来阻挠天下善人的，有两种说法：一是喜好标新立异，二是喜好追求名声。士大夫热衷于爵禄，纷纷顺从他们，已经有多年了。唉！这难道不是腐蚀败坏人心的最大根源吗？这难道不是革新圣明教化的首要事务吗？臣曾恭敬地考察国史，私下看到祖宗盛世时，用宽宏博大的气度培养士气，用廉耻和礼义陶冶人心。国家有重大政事和重大议论，天子说可以，大臣说不可以；宰相说是，台谏说非，也不因此互相嫌弃。平民可以陈述时政，草野之人可以议论朝廷大事，也不认为这是僭越。因为只怕人们不能竭尽忠诚，从未厌恶他们持不同意见。士人在乡党中自我修养，便受到朝廷尊重；在州县中自我激励，便受到君上的褒奖。超过常人的节操，不认为是矫饰；不同于流俗的行为，不认为是狂妄。因为只怕人们不能趋向善行，从未怀疑他们是在追逐名声。正因为这样，忠诚正直的风气得以伸张，谄媚逢迎的人不被容纳；廉洁守节的风俗形成，贪婪鄙陋的人知道自行惭愧。国家能够在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基础上得到扶持，其根源大概就在这里。’

译自从王安石、蔡京之流相继掌权，喜欢趋附、附和他们意见的人，以及用险诈浅薄、没有操守的人。他们对于不因利益而改变、不因权势而畏惧的人，便指责为‘喜好标新立异’，指责为‘喜好追求名声’，极力摧折打击，毫不遗余力。风气随波横流而溃决，以至于崇宁、宣和年间遗留下来的亲附权势、轻慢后君的习气形成，守节而死、为义而死的风尚泯灭。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中兴以来，深深鉴戒前代覆辙，培养造就良好风俗；不幸的是，仅十几年间，又毁坏在掌权大臣手中。大概他们开始窃取、玩弄威权时，当时的各位贤臣都出力抵抗，他们自己知道清议不会宽赦自己。于是把庸碌邪曲之人当作心腹，对贤能俊秀的排斥压抑胜过对仇敌。有像至诚忧国，把它看作忠心；触犯皇帝威严、恳切进谏，把它看作正直，这本是臣子的常分。掌权大臣却以‘喜好标新立异’诋毁他们，设置禁令，用来堵塞天下人想要发言的嘴。于是忠良之士被斥退，正直的议论再也听不到了。端正内心、诚实意念作为学问，修养自身、洁净品行作为操守，这是士大夫的常事。掌权大臣却以‘喜好追求名声’嫉恨他们，树立名目，用来阻遏天下人趋向善行的道路。于是‘伪学’之论兴起，正道不能施行。彼此煽动，渐成风气，只看重利益：把慷慨敢言说成卖弄正直，把因循沉默、谨慎畏惧视为理所当然，把清廉自守说成不近人情，把顽钝无耻说成懂得防身。北伐之举，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众人雷同附和，仿佛出自同一张口，而争论反对它的人不过寥寥数人；胥吏、史员、皂隶稍微掌握一点权力，便纷纷聚集到他们门下，连名分大义都无暇顾及，流弊到了极点，竟至于此。如今正是改弦更张的开端，臣认为应当首先破除崇尚相同意见的习气，广开不避讳的言路，使朝政的得失让臣下各自尽情陈述，而不因持不同意见便令人厌恶；褒扬尊崇有名节操守的人，明确表示所崇尚的风气，使人人都有士君子的操行，而不因担心沽名求誉便加以怀疑。这样士气就会伸张，人心就会端正，风俗就会美善，治道就会形成。改革政治的事务，还有什么能先于此事呢？惟愿陛下与二三位大臣赶快谋划实行，臣不胜至诚的愿望。嘉定八年，德秀任江东转运副使，上奏请求将新任徽州知州林琰的任命暂缓，奏状说：‘臣因才质低劣，却错误地受到破格超升的任用，负责江左一路的漕运，地方的休戚成败，实实在在由臣负责。自从任事以来，日夜战兢警惕，常恐玷污澄清吏治的选任，辜负陛下临遣的恩典。臣私下看到，所部徽州土地贫瘠、百姓贫困，过去又遭受火灾，旧日景象还没有完全恢复。春夏以来，久旱为害，雨水尚未普遍滋润土地，人心忧惧危急，正依赖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尽心安抚，使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饥饿死亡。’ 如今在任的守臣赵师端被任命为太府丞，政务官霍权获准奉祠退居，正盼望朝廷选拔贤能的牧守，以使一方百姓得到福泽。近来看到进奏院的报告，已经任命林琰前往。林琰平生的操行，臣并不熟悉，只听说他过去任台谏时，颇有与人交通、营求关说的迹象，如为儿子、女婿请托的事情纷纷扰扰，至今京城人还把这当作笑谈。他身在最接近朝廷的王朝官署，职位又处在最严肃的言路之地，身居这样至近至严的职位，尚且如此徇私而不顾一切；如果把专城之任交给他，把一千里地方的权力托付给他，必将靠受贿来办成政事，因宠幸而废弛刑法，新安百姓还能依靠谁呢？何况如今旱灾之后，最急迫的正是讲求赈荒政务；林琰曾两次治理偏远郡县，治绩声誉都很微薄，必不能以饥者溺者如同自己受苦的心情，解除百姓倒悬般的困厄。臣本想等他到任后再考察上报，但又想到林琰曾历任从班和州郡官，迎送费用必定加倍，所以冒昧地在他尚未到任之前先行陈奏。希望圣明慈爱的陛下，将林琰差遣知徽州的处分命令特予收回停办，另选循良之吏，惠及这些衰败困苦的百姓，臣不胜最大的愿望。’德秀又上奏请求罢免太平州通判韩楚卿，奏状说：‘臣私下认为，通守的职务，是用来参与裁决郡中政务的；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必然会贻害千里。’ 臣近来据太平州申报，通判时子懋任期届满，新任通判韩楚卿已经到任，办理了职事交接。臣私下看到，韩楚卿依仗城社之势，旁若无人；在接受檄文、办理政务的日子里，他实际在官署任事的日子很多，绝少【疑】；因此县道政务败坏，给后人留下祸患。推究事情的源头，大概就是从韩楚卿开始的。当涂是有名的郡，地位和声望一向很高，加上旱灾之后，正要讲求赈荒政务，更需要副职得当的人彼此协助、共同办理。像韩楚卿这样的人，实在不能胜任。恭请圣明慈爱的陛下罢免韩楚卿，或者给他祠禄，另行选派在县邑任职而有声绩的人担任本州通判，这实在是一郡百姓的幸运。德秀又上奏请求罢斥太平州当涂县知县谢汤中，并将主簿王长民削阶降职，奏状说：‘臣以卑微而才质低劣之身，负责江左漕运；适逢旱灾、蝗灾接连发生，百姓和万物都告病，臣日夜忧惧，睡不得安、食不得宁。仰赖仁圣英明的朝廷，怜悯百姓，免除租税、开仓发粮，毫不吝惜，饥饿疲惫的百姓因此稍稍苏息。然而臣广泛采听众人的意见，大家都说粮食困难的日子还很长，要接续百姓的性命，只有依靠大小麦。因此臣在八月间刻印板发布告示，劝百姓种植，并向朝廷控陈请求，乞求拨下钱币借给百姓购买种子。又担心朝廷批准的命令还来得迟，便立即把本司桩管的钱一万贯发下给太平、广德两郡，交由县令、县丞自行筹办，发放借给第四等以下的耕农之家。文书一再叮咛，不能说不恳切周到；臣原以为接近百姓的官员一定能够谨慎尽心地遵行。不久，当涂百姓便有人因发放不公平，到臣这里陈诉。等到臣因巡察赈荒政务亲自到达当涂，前来申诉的人更多了。原来保正和县中胥吏互相勾结，贿赂一旦通行，便有一家得到数十千钱的；请托没有送到，便有人等候窥伺多日，最后只得到一百多文钱。推究其中的缘故，全都是因为知县谢汤中身为一县长官，完全没有怜恤爱护百姓之心，把监司发来的文书随意当作具文。’

译起初，他们把事情草率地交给吏员办理，后来又一概推给佐官，致使吏员的奸弊肆意妄行，毫无顾忌，侵吞、挪移、欺诈、冒领，各种情形都有。臣因为百姓的诉讼极多，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把典押陈杞等人戴上刑具，押送州狱。不久，据审勘所得，本县原来承接州府发下的官钱二千贯，除分次借给百姓外，余钱四百二十三贯有余，都是陈▯等人擅自侵吞使用，有的据为己有，有的拿来供官府使用。甚至知县办理考任、主簿修造官署，也向县吏摊派钱款；吏员无钱可出，便从这笔钱中取用。臣私下查考，桩管的钱物，若没有符合规定的指挥，不许支用。臣忧虑百姓太迫切，来不及先顾及文书格式和自身安危，正准备向朝廷自劾，请求惩治擅自支用之罪。然而官吏奉行法令，竟破坏草率到这种地步。如今正当推行荒政之时，若官吏人人都像当涂县这样，件件事情都像麦种钱这样，那么陛下所捐出救济百姓的钱物，将全都化为乌有了。嗷嗷待哺的百姓，还能依靠什么？臣除了一面将审勘出的公吏依条处置外，通直郎、知太平州当涂县谢汤中不称职的罪责，实在难以幸免。何况办理考任本是他的私事，却擅自向吏员摊派，致使官钱被侵用；由此也可知道他平日约束自己的情形。伏望圣慈将谢汤中特别罢免斥退，使州县吏员都知道必须尽心办理荒政，不敢苟且简慢，如此或许实际的恩惠能够施及百姓，实在是本路的大幸。徳秀又上奏，请求罢黜知宁国府南陵县丞李仁任，将广徳军广徳县丞冯兟送交吏部，安排到岳祠任职。奏状说：臣私下认为，县邑设置县丞，是为了协助县令，治理一县的政务。若是性情强横傲慢而凌辱上官，昏昧糊涂而失去职守，只要有其中一项，就叫作辜负县丞之职。臣以按察为职责，岂能置之不问？臣看见宣教郎、知宁国府南陵县丞李仁任，是故参政彦頴的孙子、澄的儿子。他性情厚重端正，实在有辱祖先的功业；但轻浮浅薄，也颇有其父的作风。本县去年遭受灾害，是全郡最严重的地方，救济饥民、核实旱情，紧急得像救火一样。县令和县丞都应共同承担责任，李仁任却借口接到公文为名，抛下职务离去，在家躺了几个月，安然得像完全没有听见一样。离开官署、脱离职守，已经是应当获罪的事。近来州郡用公文督促，他才不得已回任，却迁怒于县令，百般欺凌。自典押以下的吏员，不时被揪到他的庭前，用大杖拷打，每次审讯判决动辄达到数百杖，有时戴械拘系直到通宵。他又以知县妄用官钱为由，遍行申报台府，并向守臣张忠恕索取历案，驱使查核县中用钱之处，全部留下罪证。仁任所说的话，没有不是诋毁诬陷的。臣考察各方舆论，都认为李仁任不正直，于是把他调任芜湖县主簿，希望他稍稍收敛。可是李仁任竟然一个字也不遵从禀报，径自轻快地回去了。不但不把县令放在眼里，连监司也不放在眼里。臣所说的性情强横傲慢、凌辱上官的人，就是李仁任。廸功郎、广徳军广徳县丞马兟，年纪已近暮年，志气衰落，偶尔曾代理县政，很缺少廉洁的声誉。近来因本军公文，前往平江般运制置司交割调拨米粮，众人议论纷纷，每天盼望运粮船到来。马兟却带着一个狡猾的胥吏同行，放纵他侵吞船户的钱物，竟使船户公开作弊，盗卖官米七十多石。在饥民仰赖粮食救济的时候，一勺一合都十分可惜。马兟作为监临官，不能检察，以致米粮散失如此之多，岂能逃避责任？臣所说昏昧糊涂、失去职守的人，就是马兟。这两个人，一个年轻而狂妄，一个年老而荒谬，都难以继续留任。伏望圣慈罢黜李仁任，将马兟送交吏部，安排到岳庙任职，使凡是做官吏的人都知道警戒自励，实在是本路的大幸。徳秀又上奏，请求立即罢黜知宁国府张忠恕。奏状说：臣私下认为，天灾流行，即使盛世也不能避免。只要上自朝廷、下至守令，都以至诚忧虑灾情，尽力救济，那么百姓即使不幸遇到荒年，也可以使亲属彼此保全而不至流离失所，保全天年而不至于饿死倒毙。古人说过：“剪指甲应当剪到皮肤，剪头发应当剪到身体。”仁人救治灾害，即使自己的皮肤毛发也不吝惜，何况其他东西呢？富弼在青州时，抚恤流民如同自己的子弟；赵抃在越地时，赈济饥民、医治病人，多用自己的钱。这是因为替君上牧养百姓、为国家巩固根本，按道理就应当这样。臣才力低劣，主管江东漕运，适逢年年旱蝗，百姓和物产都告急，仰赖陛下仁慈圣明，哀怜无所申诉的百姓，散发钱财、粮粟，动辄以数万计，真可以说是尧、汤一般的用心。然而臣遍察州县，寻求那些至诚恻怛、尽心奉行的人，却为什么这样少？臣未尝不仰面赞叹朝廷的至仁，同时责怪官吏的不仁。近来，臣曾因发放借贷麦种钱，放纵吏员盗用而弹劾了一名县令；又曾因般运米粮，放纵吏员作奸而弹劾了一名县丞。如果身为二千石的长官而心思不在百姓身上，把朝廷赈济的粮米扣留、毁坏、挪用，他的罪过比那两个人更重，却偏偏搁置不问，那么就是对小官吏查问得细，对大官吏却处置草率。臣谨按察朝散郎、权发遣宁国府张忠恕，他凭借轻浮浅薄的资质，又施展阴险狡诈、荒诞欺骗的手段，从前镇守霅川时，污秽而无所检束，被宪臣弹劾，侥幸获免，便自以为有能耐。等到来到宛陵，贪婪放纵更加严重，开启告发他人的门户，暗中搜求人的过错；只要一句话牵连进去，就会被牵入狱中，有些罪犯过失极轻却遭到编管流窜。他崇尚聚敛的政策，侵夺百姓财产，极力鞭打剥削，一点利益也不放过，有人只欠少量钱粮却遭到估籍没收。当地百姓害怕他甚于豺狼猛虎。去年夏天大旱，种子无法下土，臣曾亲自写信给各郡，预先商议赈灾事宜，唯独张忠恕所列计划明白详尽，首尾完备，臣大喜过望，立即把他申报的方案下发各州，让他们以此为准。不久，有人从宛陵来，说当地飞蝗塞满道路，粮价飞涨，州郡却安然不闻不问。臣私下感到奇怪：为什么他说得如此漂亮，实际却完全不相称？近来臣巡视太平、广徳二郡，两地与宣州犬牙交错，士绅父老多对臣说，宣州境内百姓尤其憔悴，赈济防备之事很不成条理。听说邻近地区已经一两次发钱给米，甚至有人怨恨自己不能成为旁郡的百姓。臣急忙写信给提举常平李道传，询问其中缘故。

译李道传回信说，宣州六县地域最大，旱灾最严重，前后申报也最详细，但事情却最没有办成。臣认为道传这话确实深深说中了它的弊病。张忠恕却正在汇集文书编成册子，逐件记载，仿佛事情已经全部办妥。臣拿来读过，发现空话很多，实际措施很少；对发放救济写得简略，对劝富户分粮写得详细。其中有的一个月只救济两天，却卖粮四天；救济的米来自官府，出售的米取自上户。官府给予的既然很少，上户的米又全都用于官府出售，不知其余日子里普通百姓靠什么吃饭？不久，臣接到常平司公文，说宁国府先前承接朝廷拨赐、转般仓和义仓的米，共十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二石，而本府拨给各县用于赈济的，只有五万六千二百四十六石。其余六万一千多石没有见到去向，于是发文追查。张忠恕虽然巧为分割辩解，回文申报时却理亏词穷，无法掩盖。姑且举几项来说：各县应当出售给人户的米，已经把劝分所得的米充入数目，张忠恕却又在赈济米中重复支用；城内安济坊的孤老以及各县乞丐，已经发放常平米，张忠恕却又在赈济米中重复核销。两座监狱中的罪囚、土牢编管等人，以及家属负担很重的官兵每月口粮，州郡本来应当自行筹办，张忠恕却也从赈济米中扣留。其他虚报支取、大肆挪用的名目不止一项，他还把二千三百七十多石指称为灰蛀、欠折的数目。不想想上供的纲米是嘉定七年新收的，义仓米近来又由常平司派官员复核属实，灰蛀、欠折怎么会多到这种程度？公然荒诞妄为，竟到了如此地步。推究张忠恕的本意，是自以为用繁杂的文书可以迷惑别人，希望暗中侵吞官米。没料到李道传单车进入境内，索取全部文书账历，逐条钩稽核对，详细分析，终于查清了实情。仓促之间接受查问，奸情全部暴露。这大概是他平日的习气，已经把这种行为当作常态；白天公然抢钱也毫无顾忌，唯独不想想一郡几十万百姓嗷嗷待哺，仿佛身在沟壑之中。陛下不惜太仓的积储，把他们从濒临死亡中救出，做守臣的即使不能有所增益，难道忍心谋划侵吞他们的财物吗？何况朝廷曾因张忠恕的请求，颁给祠牒，截留纲米来供州府使用。即使经费还有不足，难道就没有别的节省办法吗？怎么能扭住饥民的胳膊，夺走他们的食物？这也可以说是不仁到了极点。何况推行荒政，应当以赈济为主，以劝分为辅。主管官府不吝惜官仓粮食来惠及百姓，然后才可以要求富户不私自囤藏、拿粮食来惠及乡里。如今张忠恕对于朝廷赏赐的粮食，竟妄自破坏挪用；一问他还剩多少，就搜括得一干二净，形势逼迫，便一概不加体恤。查考百姓的诉词，有的人家产仅值一千钱，却被勒令认缴四百石米；有的人因公事到官府，就被罚缴数百石米。民间害怕他的暴虐，只得低头听从。据张忠恕申报，六县人户认缴的米共十二万八千九百多石。若不是用无道的手段施行，怎么能达到这么多？例如泾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所摊派的也有一万一千四百多石。张忠恕还嫌少，把这种意思写在批判中，逼迫它赶快办理；否则县官就要被按察奏劾罢职，典吏则刺配岭海。这是在逼迫官吏去毒害百姓。张忠恕的政绩没有一件好事，士大夫都说他像豺狼，却没有受到追究。臣明明身负按察之责，却一直容忍、久未揭发，是还想责成他取得救荒成效的缘故。如今考察他的所作所为，绝无希望做到。何况春夏交替之际，青黄不接，正是百姓饥饿的时候。若一定要等到饿死者成群、尸体遍地之后才弹劾他，那也太晚了。臣与宪司、仓司两部门虽然分管各州的荒政安排，但对于官吏的善恶本来就应当共同察看，因此臣敢于不避仇怨，查明他的罪状上报。伏望圣慈立即罢黜张忠恕，命提举司将原先拨赐的米粮逐一查核实际数目，申报尚书省；仍请把臣这篇奏章下发，告诫激励本路州县，凡奉行荒政的官吏，都应当仰体朝廷至仁，不要效法张忠恕的不仁。凡有阻挠违抗皇恩，使恩泽不能下达，坐视百姓饥饿而救济不力的人，都准许监司按察奏劾，严加惩处。这样或许可以保全百姓性命，感召和气，实在是本路的大幸。贴黄：臣私下看见张忠恕以严峻急切、苛刻暴虐的政策向百姓积聚怨恨。去年秋天，宛陵的士人有人列举百姓的十件怨恨之事拿给臣看，大意是说：租赋的法令，除正额以外，一丝一毫都不应多取；所以登记在户籍上，发给牌由，依照数额输纳，作为一定不变的制度。但本府却不是这样：牌由中明明写着发一寸，却摊派缴纳一尺；明明写着发一尺一寸，却摊派缴纳二尺；明明写着绵一钱，却摊派缴纳一两。至于和买绢，也把零碎尺寸责令足额缴纳整数，这是一怨。本府收纳夏税、秋苗，不使用文思斗斛，却私自制造宽大的斗斛；两年以来增加收取耗余，比以前更严重，总计起来，不只是多量一倍以上。收纳官员随即向府中申报，请求派官员运输计量，把增加收取的数目作为剩余粮献上。开场收纳不久，所收剩余已经可以补足正额，便张榜责令百姓用高价交钱，归入府中使用，这是二怨。人户缴纳去年折苗钱，以一石为标准：缴纳籼米，通用米二石二斗缴清；缴纳粳米，通用米二石缴清。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籼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贯文足，另有官府收取的水脚等钱共五百文足，合计只应收钱二贯五百文足。

译可是官府估价，每石却要缴纳三贯四百五文足，这就是每石多取百姓一贯钱；多收折麦钱，大致也相同，这是三怨。其他如公库既建造酒宅、酒堂，又酿酒强令官吏购买，以此侵夺赡军正库的课额；一有亏欠，官员动辄遭到责罚，公吏照例被杖决、发配。官吏对此怨恨；坊场、河渡有败坏缺额的，经营者不能任意重建开办，却要白白负欠官钱，无法偿纳，家产既被籍没，本人又被拘留，饿瘦得像鬼一样，仍不释放，坊户对此怨恨。宗子出生后请求陈乞公据，过了一年还不办理；请求起支，经过一年还不给付；近来又创设条例，坐仓回籴孤遗米，并且用酸淡的官酿酒折抵支给料钱，宗室因此怨恨。军人预借春衣钱，每人被强行支取官酒七升，亏折很多，却噤声不敢说，军士因此怨恨。中等财产的人家，有的因被摊派赈济出售而破坏家业，心怀怨恨；有的因为担任户长，为催逼逃亡、拖欠的税赋，只得卖产代为缴纳，心怀怨恨；有的无辜遭受刑罚、编管流窜到别州，骨肉离散，心怀怨恨。臣起初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是他们说得过分，后来再广泛采集众论，都说确实如此。正当陛下日夜勤劳于民生，唯恐一人不能得到安居之所时，张忠恕身在近藩，竟敢施行残忍政策，在下民中结下怨恨，竟到了这种地步。臣以按察本路为职责，假如不立即加以论奏，使张忠恕侥幸平安了结，或者反而得到升迁，那么外台作为朝廷耳目的设置，将有什么用处？这就是臣不敢沉默的原因。徳秀又按察奏报宁国府司户钱象求的情况说：“臣私下认为，如今仁圣的君主在上，爱护养育百姓，像保护婴儿一样；凡是担任官职的人，都应当尽心奉承，使德泽流布下民，鳏夫寡妇各得其所，这样才不辜负朝廷为百姓设置官员的本意。然而臣所按察的州中，竟有专横任意妄为、贪婪暴虐相互助长的人。大官凭虎狼般的威势在上面吞噬百姓，小官凭狐狸老鼠般的奸诈在下面跳踉作乱，轻蔑国家法令，毒害百姓。如果臣不把这些上报，就是失职。日前据宣城县百姓施良陈诉，知宁国府张忠恕擅自抄籍其家财，本府司户钱象求又乘势收掠钱物等事，臣立即索取府中案卷，并追究推勘吏张翼、司户厅吏汪澄，送到上元县彻底勘查。查得施良与兄施恭各自居住已久。到嘉定三年，施恭与儿子施耕一同充任本府军资库子，侵盗官钱之事发觉后，被发配并籍没家产。他们在狱中时，根本没有一句话牵连施良。后来施耕从配所逃回，藏在宗子赵通夫家中，多次向施良索求钱物，施良不能一一满足，从此渐渐结成嫌隙。又因为本府追捕逃军十分严急，于是生出诡计，利用知府张忠恕张榜召人实封告发的机会，编造虚假言辞到府中陈告，说他的父亲施恭曾有官钱七百多贯，以及金钗、银盏等物寄存在施良家中。张忠恕欣然把这看成奇货，不等查明事实，便径自派司法官前去封存、籍没施良的家产，又就此追捕施良送入狱中。在盛暑之中，他用各种手段锻炼逼供，勒令施良招认私藏财物的罪行，并把全部财产估价出售用来偿还，计算其价值共数千缗。张忠恕还认为不够，又把施良女婿的田产一并没收为官，反复推求仍不停止。又说施良的女儿不应擅自嫁给宗室，既然婚嫁多年，而且曾经生过孩子，便一定要让他们立即离婚。他的不仁，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臣私下考察国家立法，只有胥吏犯枉法自盗赃罪，达到流配以上刑罚的，才准许籍没家产。施良一家本是普通编户，起初并无过犯；即使他的兄长、侄子曾被刺面、编管，他们已经分居析产，罪责也不相牵连。即使假定他确曾接受寄存的钱物，按照法律，也不过判罪并监禁偿还，根本没有籍没家产的道理。何况施耕的告发原本没有事实根据，又已经牵涉多年，早已受到赦免。张忠恕一心只想得到钱财，于是把国家法令、朝廷赦恩全都置之不顾。而且从古至今，从未听说只凭告发的言词，便立即把人户的家产封存籍没；也从未听说先封存籍没家产、然后才追捕人的。可见张忠恕的心已经沉溺于货利，民间的诉讼只要稍微涉及一个‘钱’字，他便想攫取，哪里还有时间查考真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奸猾之徒看出张忠恕的意图，凡是他们想陷害的人，必定说某人的罪应当罚钱，某人的罪应当籍没家产；张忠恕便一一施行，使被诬陷的百姓没有能够自行脱身的。保正王椿因为收受船户缴纳引钱四贯八百，被人告发，张忠恕便籍没他数万的财产；竹木牙人刘刚等，因为多收商旅的牙钱，被人告发，便罚令缴纳三千贯钱。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端，案卷都还保存着，可以复查。江东去年旱灾蝗灾，宛陵最为严重，众情汹汹，几乎无法生活。作为郡守，张忠恕却大开告发之门，多次制造罗织罪名的案件，夺走百姓仰事俯育所需的财物，用来供自己奢侈浪费、胡乱使用。臣所说的大官凭虎狼般的威势在上面吞噬百姓的人，就是张忠恕。施良被籍没家产时，司户钱象求确实奉了府中的公文，估价出售他的财产，便借着官府势力，施行偷窃掠夺的阴谋。鸡鹅等牲畜就杀来供随从享用，细软的绢帛就卷走带回私宅。据厅吏汪澄供称，有些尚未登记入账的物品，是钱象求运走的，共十多件，如糯谷、蜡烛、木炭、绵、钱、纸札之类；有些物品被压低估价，钱象求又以虚假的名目买走，共数十件，如绢段、衣物、髹漆器物之类。甚至馆客、婢女、仆役，也都纷纷收买；名义上虽说付了价钱，实际上和白白拿走没有不同。钱象求唯独不想想，被籍没家产的无辜人家正处于极度冤痛之中，趁机抢夺偷窃，难道是人所忍心做的吗？臣所说的小官凭狐狸老鼠般的奸诈在下面跳踉作乱的人，就是钱象求。张忠恕此前已经给予祠禄，臣不敢再请求对他另行处置；但是钱象求违法毒害百姓的情状，臣既已查验属实，就不敢不向朝廷报告。钱象求以资财取得官职，人品卑劣，却敢如此贪污，假如让他侥幸漏网，今后玷污仕途，必将更加肆意作奸。伏望圣慈特别给予重处分，削夺官职，永远不得担任亲民官，也不得充任职曹官差遣，使州县小吏稍微知道惩戒，实在是百姓的大幸。

译徳秀又上奏，请求停止新任宁国府知府陈广夀的任命。奏状说：臣恭读进奏院的报告，陈广夀被差遣为宁国府知府，不久又有公文催促他赴任。臣私下认为，江东一路自晋、宋以来，号称重镇的只有金陵、宣城。唐代以宣州为观察府，所属郡县都隶属其下。我朝孝宗即位后，提升宣州为府，大概因为它疆域广阔、人口繁多、地位重要，大体仅次于金陵，所以成为亲王、执政大臣退居藩府、安闲休养之地。然而十多年来，竟有了衰败郡府的名声。臣曾广泛访问士大夫，他们都说这个地方本来富足充实，近来由于郡守不能全都选得合适，有的不能树立廉洁操守而经营私产，有的用度没有节制而浪费于浮华开支，所以政事逐渐不如从前。如今若真能得到一名洁身自守、奉公办事的郡守，实行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政策，从根本到末节逐渐整治，那么财计不必担心不能充足，公私也不必担心不能富裕。现在郡守空缺，臣以为陛下必定会精心选择循良之臣来使这个州受惠；可是反复改命，最后竟得到陈广夀。他贪婪残暴的行迹，众所共知；他在临川时尤其暴横，清廉自修的声誉从未听闻，哪怕一丝一毫白白夺取民物的事情，众人的口中都在传播。近来因漕臣的言论，朝廷斥责他离开郡府，天下没有不共同赞叹朝廷从善如此迅速的；但也有人仍怨恨对他的处罚太轻。如今才过了多久，怎么突然又有了这项任命？抚州与宣州虽然同为名郡，但大小、轻重、重要程度本来就不同。假使陈广夀在抚州，因善于治理而获得考核优等的褒奖，升迁也不过如此。他既然已经在抚州任上失败，怎么还能再让他镇守宣州？既然不能以善政治理抚州，又怎能以善政治理宣州？所以自从任命名单传出，公论纷纷，几乎异口同声。何况这个地方刚刚遭受前任郡守的暴虐，百姓受害，原因远不止一端。至于开启告发之门、兴起罗织之狱，无罪而籍没财产、无辜而罚缴钱财，善良人家因而破败的很多。自从李道传奉命代理府事，才开始逐次废除这些弊政，百姓渐渐有了活下去的希望。臣私下听说陈广夀在抚州任职时，前面所说的事情样样都有，而他的凶暴又超过张忠恕。如今张忠恕刚离去，陈广夀却真的来了，这正是所谓赶走老虎又遇到恶狼，灾害恐怕更加严重；宣州百姓怎么这样不幸？臣不是不知道国家任用人才，重在包容过错而能改正，圣贤也允许这样；但总的原则是，若其大体政绩可称，就只算一项过失，不能因此废弃；如果确实有过错，也应当可以期待他自我更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但陈广夀一生屡次遭到弹劾，起用为郡守之后，应当知道圣朝洗刷任用他的恩德，却使贪暴恶行反而比过去更加严重，那么不能指望他改过，已经很明显了。臣如果顾虑退避而不发言，坐视千里之内的百姓再次遭受涂炭，岂只是对下愧对百姓，实际上也是对上辜负朝廷。何况如今正是明君贤臣会聚之时，进退人才大都采纳公议，刻印、销印，从来没有拖延阻碍，还有什么可疑惧而不赶快论奏的？伏望圣慈收回任命陈广夀为宁国府知府的指挥，另选贤能的长官来治理，使衰病困苦的百姓得以安居休息。臣不胜至诚愿望。宁宗时，王十朋论奏林安宅的札子说：“臣听说，口头上讲述先王的言语，行为却像市井之人，这种人叫作盗儒，是圣人一定要诛责、王法绝不赦免的人。臣谨按察前任知临安府林安宅，他大概就是盗儒中的魁首吧？起初任越州新昌县令时，纳官妓为妾，因此以行为放荡闻名；后来任漳州通判时，窃取郡将的权力，贪污放纵，因此以贪赃闻名；后来任广南漕司时，制造罗织罪名的案件，诬陷善良百姓，因此以酷虐闻名。他谄媚侍奉乡人朱倬，朱倬让何溥推荐他，使他得到浙江漕司的职位。朱倬虽是小人，但对林安宅有庇护扶植之恩。等到台官张震准备弹劾朱倬，林安宅便亲手把朱倬隐藏的恶事几十件写出来给张震看，朱倬的罪状本来全都可以说出，林安宅却曾接受他的恩惠；这同吕布侍奉董卓后来又杀死董卓，有什么不同？林安宅出入史浩、龙大渊的门下，他在都司任职时，进门就去见史浩，退下又去见龙大渊。任命他为天府长官，不走正当途径，舆论都鄙薄他，甚至有‘从何处来’的讥语。史浩与龙大渊结为死党，等到两人反目，史浩托林安宅替他们调和。林安宅既想向史浩效劳，又想向龙大渊献媚，于是到龙大渊住所，摆出奴颜婢膝的姿态，士大夫传为笑谈。陛下近来在经筵时，曾对臣说：‘近来台谏官论奏龙大渊的事情，朕不偏私他，已经罢免他的职务了。’臣说陛下屈己听从谏言，以天下为公，不偏私潜邸旧臣，这是社稷的福分。陛下说不偏私，前后重复了好几次。如今林安宅却自行依托龙大渊的门下，窃取他的威势和权力；陛下尚且不偏私龙大渊，难道会偏私他的门下士吗？林安宅自知罪恶不容于清议，于是假称有病请求致仕，朝廷已经给了他宫观祠禄，他又设法重新留下。臣近来曾当面奏报他的奸邪，陛下当即告诉宰相，命令让他请求祠禄离去。如今他又一定要在离朝前请求朝见，希望侥幸再次被留用，这是一次又一次施行奸谋来要挟君父，不顾廉耻，不知进退，真是小人中的魁首。有人说林安宅的才能可以治理繁剧事务，但自从他知临安府以来，起初就没有看见他的长处；事情无论大小，都交给吏员办理，案件诉讼纷纷发生却不能决断，盗窃公然进行却不能治理，议论者说他远远不如前任，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弹压地方的职务？陛下果断罢免他，可以说是能够除去恶人了。作为林安宅，本应惊惧，早晨听到命令，晚上就上路；他却又徘徊不去，不知凭恃什么竟敢这样做！” 臣想请求陛下亲自裁断，治林安宅的罪并把他放逐，以此作为不知廉耻者的警戒。臣与林安宅平素没有任何仇怨，近来只是因为林安宅奉史浩之意，毁掉省试策题及程文的刻板，臣以公议责备他，并不是出于私怨。林安宅听说陛下任用臣为御史，便想请求离去，大概是用奸计来钳制臣的言论。臣前日当面奏报他的奸邪，已经听说陛下准备罢免他使其离去，臣也就没有再列举论奏。如今听说林安宅又请求朝辞，舆论沸腾，都说林安宅倚仗暗中的援助，不顾公议，所以臣不得不论奏他。愿意把臣的奏章拿给天下人看，以表明朝廷至公。

译十朋再次论奏林安宅的札子说：臣错误地承蒙亲自提拔，滥居掌管风宪的职位。近来曾当面奏报前任知临安府林安宅奸邪交结等事，陛下当即告诉宰相，命令林安宅罢职、请求祠禄而离去。臣仰察圣意，既俯听臣的言论，获得从谏如流的美名，又想保全林安宅，使他不是由于弹劾而罢职。作为林安宅，本应听到命令立即动身，却又请求朝辞，希望奸计得以施行，谋求再次被任用。臣昨天列举他的罪状，认为应当立即施行；今天却听说有指挥命令林安宅在内殿引见，臣惊惧万分。臣听说仁宗时任用台谏官，言论涉及皇帝，天子就改变容色；事情关系到朝廷宰执，宰相就等待治罪。臣如今论奏一个小人，却不能使他知道畏惧，还以什么面目处在风宪之地？林安宅前些日子听说陛下任用臣为台官，便假装患风疾，借此请求致仕；祠禄任命已经下达后，他又停止离去，欺骗皇上、要挟君父，更足以显明他的奸诈。现在本应立即离去，他却又请求朝辞，尚未排定班次便突然得到内引，这是他前日的奸计又在施行。臣切见近来执政、台谏官因病请求离去的，都获准朝辞；林安宅是什么人，竟能得到这种优厚恩眷和特殊礼遇？” 请求陛下深察林安宅奸邪交结的罪行，立即将他放逐，以安慰公议。卫泾上奏请求籍没陈自强家财的奏状说：臣恭敬地认为，本朝以仁厚作为治国的家法，以礼貌体恤对待大臣，这是三代以来任何朝代都不能相比的。然而如果有人结党依附、欺罔皇上，贪污黩货、作奸违法，随即就会被放逐诛戮，朝廷从不宽贷。这难道是本朝本来就少恩吗？这是为了振肃纲纪、砥砺风俗，不得不这样罢了。传记说：‘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曲；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宠幸和贿赂显著。’贾谊也说：‘君上设置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不以节操品行报答君上，就不算人类。’做士大夫而竟到了凭借宠幸贿赂几乎败坏国事，甚至不把自己当作人的地步，那么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臣谨按察：被安置在韶州的陈自强，起初只是书生，晚年侥幸考中进士；当他还是士人时，就已经不善于处在困约之中，求借钱物没有节制，平素缺少乡里的声誉。由州县官职改任升秩，年过六十，知道自己年老，心思只在苟且求取。奸臣开始弄权时，他凭借过去因缘和借住的旧交，越级登上朝列，最终做到宰辅，只专门谄媚奉承、保住禄位、巩固宠幸，只知道有权臣而不知道有陛下。武臣担任平章军国重事，祖宗以来没有这样的旧例，陈自强难道不知道吗？” 他竟带领同列官员暗中示意台谏官上章，粉饰说辞，极力请求陛下把韩侂胄交付吕公着、文彦博那样的职任。陈自强位居其次，因此得以庇身自保。韩侂胄既然独揽国柄，陈自强便肆意作奸谋利，满朝侧目，却没有人敢对他怎样。传闻传遍四方，没有不鄙视讥笑的。都城连年发生火灾，灾变不小；有一夜火势蔓延烧毁他的私第，顷刻之间化为灰烬，天意已经可见。陈自强不但不引退避祸，反而借房屋被火向人乞怜，馈赠接连不断，所得财物不可计数，人们说这是回禄、祝融在帮助他。陛下考虑到荐举不公、寒门人才被埋没，多次下发御札，告诫中外，法律应当从近臣开始实行，应该以身作则。陈自强却首先违反训令，向各处遍发私信，多取空白委任文书；任命削除等事，旋即议定价格，按照求托者的贫富和权势缓急，有的加价到三千缗才出售，有的先收贿赂然后才替他发出文书。陈自强的三个儿子都不是成材之器，士頥、士履尤其贪污卑劣，勾交通关节，专门从事狎游。人们说，将帅、学官、师旦等较大的职位，是陈自强卖得最贵的；至于较低的军职和升迁差遣之类，则由陈自强和两个儿子互相交易。内有职事官，外有监司、郡守，也都靠贿赂取得。有人请求学官职位，献上泥金酒器十件，不能满足其欲望，他便拒绝，表面说是清高，实际是嫌贿赂太薄。假使陈自强平素真有廉洁的声誉，这些东西怎么会送到他那里？有人从自承管以七千缗钱买得广南漕司的职位；有人从通判副职以六千缗钱连续得到两个郡的职位；有人用珠翠装饰婢妾，再把她们送给自己的儿子；有人用五千缗钱买得潮阳的职位；其他事情几乎难以一一列举。因此金帛充盈，每装满一百箧，就告诉天府用海船运走，不知有多少次。有个干仆陈宗颢，原是封桩库吏员，陈自强把他当作心腹；他冒名接受福州水军统领之职，徇私废法，大多也是这一类事情。近来太皇太后升仙，臣子悲伤哀慕，陈自强领使总护，起初并没有功劳，却得到不少赏赐。两个儿子列在属员之中，又承受丰厚赏赐，陈自强应当知道满足了。除两个儿子之外，其余辟置任用，没有钱便办不成，都有固定价格；下至轿夫、力士，也一定要刻削他们所募得的工钱和犒赏的一半。这样的事情都能忍受，还能再说什么？等到他因山陵礼仪返回时，自知阶官已经升到特进，心意在于得到亚保、词臣的职位。有人说其中还沿用谢深甫的旧例，从此他不敢接受通常的辞免制诰，有时命令把恩典回授给他，有时给他加恩，称作贴麻。陈自强最初的愿望没有实现，便公开表现出怨恨愤怒，一定要全部辞拒，严词抗拒朝廷的命令；不恭敬，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 陈自强本来没有才能，却敢于做不义之事，只是凭借权臣的势力，自以为像倚靠泰山一样。韩侂胄喜欢他的顺从，没有陈自强就难以专擅；陈自强沉溺于货利，没有韩侂胄就不能得到宽容，因此两人根株相连，牢不可拔。军事是国家大事，韩侂胄想图谋兵权以长期掌握权柄，起初还迟疑不决。陈自强不能加以禁止，反而顺从并促成了这件事。各路将领接连失败，粮秣器械丧失殆尽；当荆襄、两淮危急之时，人心恐惧，几乎到了不可预测的地步。朝廷士人和近臣有人叩问陈自强，他只是低头唯唯诺诺，有时说太师自有安排。人们知道问他没有用，也就不再追问。原来陈自强只知道徇私黩货，根本不把国事放在心上。孔子说：‘形势危急却不扶持，快要倾倒却不搀扶，那么还要那辅佐者做什么？’说的正是陈自强。幸而敌军因为缺粮自行逃走，陈自强喜形于色，对韩侂胄说：‘我自觉心里安稳，知道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三边的军民死于刀兵，几乎超过一百万人，陈自强本应为此忧痛而振作，难道竟把这种情况当作安稳吗？陈自强自知全国的人都不赞许他，于是与韩侂胄秘密谋划，引进林行可越级担任谏省长官，把他倚为爪牙，任其肆意搏噬，使同类之人不敢议论自己；他的用意大概不可估量。

译这两个人作恶的方式不同，但同样误国；推究情实、判定罪行，处罚应当相同。臣历观本朝宰辅，有的庸碌平常、尸位素餐，有的奸邪而被斥退，有的结党朋比而获罪，虽然原因不一，却从未有像陈自强这样贪婪污浊、嗜利无厌、缺少廉耻的人；他的情形又岂能按常理论处？何况还有旧例可以考查。从前丁谓任宰相时，因为与雷允恭交通而获罪，罪状显露，起初只分司，后来又贬为崖州司户，几个儿子也都勒令停职并籍没家产。他家收受四方贿赂馈赠，不可胜数。丁谓虽是小人，尚且有才术；陈自强比丁谓无能得多，罪行却超过丁谓，只按流放斥退处理，人们都说处罚太轻。何况韩侂胄的家财已经全部收尽，正在拘捕籍没，陈自强却丝毫未受损失，反而让他装载财物而归，这怎么能使天下人心服？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断，依照丁谓的旧例籍没陈自强家财；两个儿子姑且从轻削降官职，勒令随侍。将陈自强发往贬所，使他成为鄙陋之人患得患失、贪婪之人败坏同类、依附下属而欺罔皇上、误国害民者的警戒，或许可以稍稍快慰公论，俯慰维新政局下的人心，也不算小小的补益。卫泾又论及太师、平章军国事韩侂胄和右丞相兼枢密使陈自强，请求将他们贬谪流放，并说：“臣听说《尚书》说：‘只有君主能施福，只有君主能施威，只有君主享用玉食。’臣下不应当擅自施福、施威、享用玉食；臣下若擅自施福、施威、享用玉食，就会祸害自己的家族，凶害自己的国家。人们就会依附邪曲偏僻之人，百姓也会因此僭越失常。”解释这句话的人说：“君臣的名分，贵贱各有常规；政权应当统一，权力不能分散。所谓施福施威，是指掌握国家权力、勇略足以震慑君主的人。所谓人们依附邪曲偏僻之人，是说在位的小臣见到大臣可以凭己意施福作威，因此都依附下位、欺罔君上，百姓也因此僭越失序。箕子把《洪范》告诫周武王，陈述天地的大法，却唯独在这里反复告诫，难道不是因为它极其严厉、不可触犯吗？这确实足以垂戒万世。况且擅自施福施威会害家凶国，给自己招来的祸患已经如此，何况征伐应当出自天子，圣人已有明训，臣下怎能专擅此权，使天下蒙受祸患呢？”臣仰想陛下天性仁厚孝顺，亲自履行恭敬节俭，遵循礼制、恪守法令，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从未有过一次错误举动。只是因为韩侂胄与陛下有肺腑亲属关系，长期任职于宫禁机密之地，陛下见他平时小心谨慎，所以每遇事情都向他询问，希望他有所补益。韩侂胄本应铭记并珍惜这种恩遇，努力自我抑制、敬畏谨慎，周密弥补政事，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但他习染膏粱子弟的习气，不学习而没有才术，责任重大而能力微薄，轻率躁进、刚愎自用。陛下稍稍宽容他，他便骄纵放肆，暗中玩弄威福；又恐怕有人议论自己，便首先借助台谏官来钳制上下。任命官员时，名义上说是秘密启奏，实际上都出于他的私意，奸险之徒也大多乐意做他的鹰犬。台谏官如果确实出自天下公选、由君主任用，所发表的议论和章奏确实合乎人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是可以的。如今韩侂胄专门培植私党，任用不正之人，凡是台谏所说的事情，无不暗中授意、指使，而每次向陛下报告时，总说台谏代表公论，不可不听。从此他的威福日益强盛，再也没有顾忌；稍有不与自己同心的人，必定加以排斥。他以臣下身份专擅权力、把持朝政，违犯名分、败坏常规，自知朝廷容不下自己，便千方百计谋求兵权，把它作为巩固地位的防备。他不顾实际情况，只追求虚名；对外则结交军队统帅，把他们分布在边境各处，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对内则安插群小于给事中、舍人和台谏之职，控制舆论。招纳亡命之徒，制造间谍，轻率断绝和好，仓促挑起战端。逆曦任殿前都指挥使时，韩侂胄与他往来的踪迹诡秘，已经有人严厉议论此事。孝宗仍在世并主持政务时，吴氏世代掌握兵权，圣上的谋虑高远；吴挺尚未去世时，逆曦刚满二十岁，正好他来朝觐，孝宗便把他留在禁卫军中，以维系他的心。等到吴挺去世，本来完全可以改用其他将领来取代逆曦；到了光宗朝，逆曦也不过只是暂时担任边郡守臣。韩侂胄既推荐他任殿岩，又收受贿赂，帮助他恢复西部统帅的职位，把整个蜀地交给他。有见识的人对此已经寒心。果然逆曦挟持强敌反叛，人们尤其不能不怀疑韩侂胄，而韩侂胄又有什么话可以为自己辩解呢？即使说他没有别的阴谋，可是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出来了，罪责将归于谁？至于皇甫斌在唐州战败、李汝翼在符离战败、商荣在东海战败、郭僎在仪真战败，以及郭倪抱头鼠窜、仅仅保住性命，都是因为将领没有预先选择好，军队没有预先训练好，轻率妄动，自取困败，几乎是情势所必然。那么造成这些后果，难道又没有原因吗？▯师旦从一个低贱的文书小吏起步，韩侂胄因他过去奔走效力，便推荐提拔、宠信任用，不到三四年，突然越级跻身显要。凡武臣掌握节钺，若不是近亲外戚、功臣或久经战阵的老将，通常不轻易授予；韩侂胄却把它授给了这样的奴仆。过去秦桧身居宰相之位将近二十年，不能说不专权；即使宠信贾璵、丁禩等供其驱使的人，官位也不过武功大夫，从未让他们担任朝廷要职。可是师旦先任御带、知閤，继而任枢密都丞旨，最终竟掌握节钺；这是秦桧都不敢做的事，韩侂胄却敢做。师旦懂得什么？贪图利益、毫无羞耻，本来就是他的常态。他既得到韩侂胄的亲信，便招揽权势、收受贿赂，他的门庭像集市一样拥挤。从三衙直到江上各路统帅，都被定出了价钱，多的达到几十万，少的也不少于十万。等到诸将战败，韩侂胄不得已，稍稍加以贬黜责罚；诸将退职后往往还有怨言，说‘我们是花钱买来的统帅，却要按战将的标准责罚我们’。道路上议论纷纷，传到境外成为笑谈，于是更加产生轻视中国的想法。师旦不久事情败露，被削除名籍、流放荒远之地；虽然朝廷加罪于他，但他心里实在不服，便对人扬言说，诸将送来的贿赂并不是他一个人得到的，显然是在指韩侂胄。这样看来，流放师旦并不只是为了伸张国法，也是韩侂胄借此为自己文饰罢了。或者说，韩侂胄的专擅，还有更加应当重罪惩处的地方吗？自古以来，国家遇到重大政务、重大工程，都要同卿士谋议，也要同百姓谋议。《礼记》说：‘天子将要出征，要祭告上帝，祭告社神，告祭先王，出征前在所征之地举行祃祭，并从祖庙接受命令，在国学接受成事之策。’这难道不是因为兵器凶险、战争危险，所以如此谨慎郑重吗？如今韩侂胄举兵行事，对上不请君父裁决，对下不向士大夫询问谋议。

译至于在陛下身边担任侍从、近臣的人，有的不能参与知悉，同列官员也有不能完全知道的；甚至韩侂胄秘密传谕诸将出师的日期，擅自伪造御笔发布，外廷竟从未见到。泗州攻破以后，他还曲意编造说辞欺骗圣听，事情开始败露后才下诏说明。词臣奉命起草诏书，直到边防接连传来败报，韩侂胄都加以遮蔽，只把消息暗中告诉诸将，仅仅让陛下听到边防情况。人心恐惧，几乎不能自保。幸而祖宗的恩德仍在人心，逆曦最终伏法，敌人也因粮食缺乏而自行逃走。然而三边的军民有的死于刀兵，有的困于辗转迁徙，有的陷于饥饿，有的死于瘟疫；房屋被焚毁荡平，田地荒芜，尸骸遍地，哭声震动原野。这些百姓有什么罪过，竟遭受这样的灾难？强敌连年入侵，所俘掠的全都是我们中原的百姓；敌人只重视自己的族类，却残酷虐待我们的百姓。光化之战时，敌军甚至驱赶签军以及被俘的老弱，几千人几乎填满壕沟，用来让军马通过。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百姓四十多年积聚生息的地方，竟变成了废墟。这就是南北数百万生灵的性命，全是韩侂胄一人杀害的。皇天后土可以鉴察陛下的本心，即使敌人也知道这些事情不是出于陛下的本意，所以督府每次派遣使者，敌帅来信往返时，都一定说起那个首谋的奸臣。即使韩侂胄本来没有邪恶阴谋，只是因为轻信而误国，到了这个地步，也应当审察形势，约束自身、请求治罪，退下来接受贬削，这样对天下还可以有所辩解；可是他仍然傲慢地居于职位之上，从未听说有畏惧的神色。边防奏报稍有间歇，他就立即发表大话；每当坚持自己的意见时，便说：‘有谁要使国家灭亡吗？’听到这话的人都缩头不敢作声。这个国家是太祖、太宗、高宗、寿皇的国家，难道可以跟随韩侂胄把它毁掉吗？当时他依靠亲信充任台谏，替奸邪言论文饰，说什么‘一人心定国论’，用来禁止不同意见；他执迷到底而不悔改，恐怕将要发展到不可预测的地步。韩侂胄本来因为庸碌昏昧、毫无知能，逐渐养成奸恶，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全国军民，又使夷狄侮辱我们；即使孩童，也都能说出他的罪过，心中没有不怨恨的，只是被他长期积累的威势所压制，竟没有一个人敢替陛下说话。幸赖陛下觉悟，出于英明决断，特地下御笔处置；又承蒙圣恩，不因臣孤单疏远、没有声望，便提拔臣主持宪府。臣虽然已经具备奏章请求免职，但既然入朝供职，岂敢不赶快列举他专权误国中最重大的罪行加以论说？其他罪恶，即使拔尽头发也数不清，来不及逐一列举。至于陈自强，昏聩衰老而庸碌糊涂，本来没有一点长处可取，只因曾经借住在韩侂胄家中，便从州县小官在几年之间不断被提拔，竟使陛下听信过度，任用他为次相。他只知阿附、占据职位，不顾国家事务，也不遵守圣训；中书的政务，他只是唯唯诺诺听从命令，从不表示可或不可。韩侂胄说：‘用兵应当任用陈自强。’陈自强也说：‘应当任用韩侂胄。’韩侂胄说：‘这件事可以实行。’陈自强也说：‘可以实行。’每次面对宾客谈到自己蒙受陈自强深厚恩典时，陈自强只得顺从。既然如此，他不是一个一味顺从的人吗？陈自强的罪，也同样多得无法尽数诛责。至于他贪污无度、政事因贿赂而成、卑鄙猥琐的情状，说起来几乎污秽口舌，臣也来不及全部论列。伏望陛下详细阅览臣的奏章，将韩侂胄、陈自强重重贬谪流放，以回应天地和人心的愿望，消解军民的愤怒，彰明国家的典法，慰藉死者的冤魂。敌国听到这件事，一定会谅解陛下的本心；将士听到这件事，一定会替陛下尽力作战；忠义之士听到这件事，一定会替陛下奋发而起。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卫泾又论韩侂胄凿毁太庙后山，以及给婢妾、仆役封授官爵并分盗太皇殿金帛的情状，说：‘臣昨天奏疏论列韩侂胄专权误国等事，恭敬地想来，已经得到圣上批示施行。正当陛下奋发英断之初，万民欢呼雀跃，都举手加额，庆幸重新看到了如同拨云见日般的清明政治，足以看出人心没有不振奋欣快的。其他罪恶，民间议论仍然纷纷；现将其中一二条列如下：一、考察礼制和法令，宗庙最为重要。太庙是祖宗神灵所居之处，即使皇帝车驾经过，也要退去车盖，以尽恭敬之意。韩侂胄身为臣下，难道不知道这些吗？太庙后面的山林号称禁地，自来不许砍柴、采伐、挖掘。韩侂胄被术士的说法迷惑，认为那里地形优胜，每逢兴建营造，必能获得福利。从此他把土木工程做到极致，终年不停，修建亭台馆舍，种植花卉，每天都在那里举行宴饮。两三年前，臣虽身在乡野，却常有人从都城来，一来就说，每逢宴会，远望太庙后山，烛火辉煌，箫鼓喧闹，歌唱呼喊的声音传到大路上，旁观者无不叹息。凡是居民建造楼屋，俯视邻居房屋，法律尚且不允许；韩侂胄却建亭馆俯视太庙，这在礼制上能说安当吗？’ 臣请求圣上批示，交付临安府，立即先把山上的亭台馆舍全部拆毁，花卉全部铲除，补种松树、杉树，并重新严格申明禁止砍柴、采伐、挖掘的规定。一、尊贵有固定的尊卑，礼制也有不同等级；夫人、嫔妃、御女，只有天子才可以拥有。如今韩侂胄身居臣下最高职位，本应避嫌，却竟敢为低贱的婢妾求取封号，甚至封为郡国夫人，僭越比拟宫闱。每月有固定俸禄，倡优和后妆，贾谊曾在痛哭流涕的奏言中论及，而韩侂胄却让倡优僭越接受封号，还请求宣召押赴宫中参加内宴，甚至同妃嫔混杂而坐，臣下怎能有这样的礼遇？臣请求圣上裁断，追夺并销毁韩侂胄四名婢女的诰命；她们所用的衣服、金玉珍宝等凡是从宫禁中取得的，也一并拘收，放她们各自离去。他的群婢中凡有安人、恭人等封号的，全部追夺。一、衣冠章服和官爵的恩宠，是用来劝勉有功之人的，都是国家的名器。武臣任职达到将领，有时获赐金带，都是荣耀恩宠。如今韩侂胄盗窃威福，常把名器私自给予亲属；有些人本来还可说，甚至连他家的僮仆以及内侍私下取的名字，也有人官至大夫，职任将领以及御酒库等差遣，如黎怀义、郑中、钱锜、吕颐、田邦直、杜文质等，还有李奭家的奴仆严监门；有的曾获赐金带，有的甚至获赐两次。名器僭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臣请求圣上批示，命有关部门追查每个人原先补授官职的名目和依据；其中确实是因父祖奏请，或确有军功而补授的，允许发还原有官职；其余官资和差遣，即使名义上是御前任命或亲属名目，也一律追夺销毁；他们的衣服、腰带全部追缴入官，并将各家家产分别抄没估价，听候处理。一、臣昨天奏疏所说分盗太皇殿金帛玉器等物，现听说内侍吴回尤其是最大的蛀虫，寿慈殿的一切事务都由他专擅，分盗金帛全都经他的手，自己盗取的尤其多。臣深切思量，太皇太后的府库储藏，都是两朝奉养亲长的礼物；太皇太后正当卧病之时，仍不忘国家，想到军费开支，拿出来帮助支用。吴回身为大宦官，受国家厚恩，任职宫禁机密之处，却独独不能体察圣意；正当太皇太后驾崩、臣子悲痛哀慕之时，他竟忍心谋划盗窃，难道还有人的道理吗？臣请求圣上批示，将吴回、李奭等交给有关部门，削夺官职，流放岭南、海岛，并没收家财，充作犒劳军队的费用，使三边将士听到后，一定知道受到激励和劝勉。以上四件事，虽然还不足以穷尽韩侂胄的罪行，但公论尚未满足，不能保持沉默；臣冒昧烦扰圣听，伏乞圣上裁断，迅速赐予处分。卫泾又论奸民猾吏的情状，说：‘臣私下认为，国家法令并不是不详尽，只是州县奉行得不到位，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百姓互相勾结作恶，使善良百姓受害而无处申诉，这是危害治理的大患。臣恭敬地看见孝宗皇帝即位刚满三个月，便从宫中颁出宽恤十八件事，条文安排细密周详，清楚完备，洞察隐情，完全符合实际，使欺诈无从容身，奸猾之徒知道畏惧；这些规定一时之间颁行内外，百姓欢呼雀跃，二十八年之间因此凝聚人心、巩固国家根本，确实有所帮助。只是近年来因循怠惰、习以为常，把它看成空文。臣曾考察其大略，实际上有许多切合今日事务；来不及全部列举，姑且就治理私贩、审讯盗贼，以及奸民凭诈术诬陷善良、猾吏借机索取贿赂这两类尤其关系百姓祸害的事情，为陛下陈述。私贩和盗贼，无非是乡村中的恶少无赖；其中必有大奸巨猾替他们充当资助者，平时已经互相结交，遇到紧急情况便内外呼应。一旦事情败露，即使严加追究，他们始终不肯招供，还借助外面的人营救自己，以便为将来留下后路。那些善良百姓不过勉强安稳地谋衣求食，平素与他们没有来往，却只因平日强行推销货物没有卖出，借贷无门，想要报复私仇，便被暗中指使；有的被说成资助私贩，有的被说成同党分赃。’ 官府任用不得其人的官员，把案件交到吏员手中，任凭他们的意愿，胡乱让人供认。狱吏从中索取好处，不追究事实真假，牵连无关人员，扩展株连范围，频繁拘捕传唤，肆意填满自己的欲壑；等到欲望满足，最终便从轻发落。有的主管部门不加查察，无辜的人反而被苛刻的法律条文定罪；间或有一两人勉强能够自我申辩清楚，但经过诛罚剥夺之后，家产已经破败了。奸民再次出现，作恶更加没有悔改之心，诉讼案件越来越多，到处都是。在刑讯棰打之下，还有什么口供得不到？冤屈的声音传遍道路，这难道是圣明时代应当有的事吗？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贯遵循祖宗的事业；每当听到民间利弊，总是唯恐来不及废止有害之事。只是州县官吏不奉行法令，竟敢做危害百姓的事，如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怎么能不加以禁止约束呢？臣伏愿陛下特地下圣旨，检核并依照绍兴三十二年的宽恤诏条，重新严格约束，使州县各自务必遵守；内则委托御史，外则委托各路监司，纠察不依诏令办事的人，必须惩罚，绝不赦免。这样或许可以使奸猾之徒改过，善良百姓安居乐业，刑罚得到公平执行，案件没有冤枉滥刑，也足以感召和气，使灾异不再发生；对于仁政来说，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只愿陛下留心，臣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去邪 宋宁宗时期，卫泾论新任司农少卿张镃，请求将他贬谪责罚，奏称：‘臣仰想陛下奋发刚健，诛除元恶，朝廷内外都感到庆幸痛快，众口一词。只是改革政治的开始，每一个贬黜和升迁，都关系天下人的观瞻，不能稍有差错。假如让奸人乘机进用，难道不会使朝廷内外产生疑虑吗？臣谨按，新任司农少卿张镃，凶狠得像虎狼，毒辣胜过蛇蝎。在朝廷上则卑鄙下贱而没有羞耻，在家中则淫乱无礼、结党淫邪。他回邪奸恶的行迹，即使耗尽终南山的竹子也写不完，前后也已经在台臣的章奏中略有显露。至于他内心凶残，本来只是奴婢厮役一类的人，稍微违逆他的心意，必定暗中把人置于死地。当▯师旦掌权时，张镃倾夺其故弟的家财，强迫孤女嫁给师旦的儿子。那女子出嫁的晚上，哭喊着登上车，指着张镃悲痛地说：‘叔父想做大官，却把我嫁给书表司的儿子！’听到的人都为之悲伤感动；有人心怀怨恨却不敢发作，最终竟非正常死亡。从此张镃更加获罪于公议，人们不再把他当作人看待；如果终身废弃不用，对他来说仍然是侥幸。忽然传来任命名单，众人听闻后大为惊骇，彼此相顾议论，没有人能猜测其中缘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有见识的人尤其疑惑恐惧。何况张镃既是师旦的姻亲，两人情谊亲密；他的高资历、显要官职，都是从师旦那里得到的。师旦既已被斥退，张镃必定常怀不满；如今师旦将依法惩处，他更应当心怀怨愤。既然是罪犯的死党，怎么适合把他安置在卿列，放在君主身边呢？臣的职责在于弹劾，如果不在奸谋刚刚显露的开始及时铲除，假如张镃结交同类、更加肆意猖狂，便会成为国家的蛀虫，那时将有说不尽的祸患。因此臣冒昧把这些情况奏闻，伏望圣上裁断，将张镃削夺官资，重重贬谪责罚，以清理朝廷官列，杜绝奸邪的萌芽，朝廷内外都将感到幸运。请圣上裁决。”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张镃特降两级官职，送广德军居住。卫泾又论朝议大夫易祓、太常少卿朱质、朝奉大夫林行可，请求将他们贬斥，奏称：‘臣恭敬地想，陛下奋发英断，行动如雷厉风行，元恶巨奸一旦被屏退诛除，军民欣喜痛快，夷夏都为之震动，宗庙社稷幸甚。然而韩侂胄、陈自强执政日久，朝廷内外的士人多承受过他们的提拔；安于逐步升迁而不阿附他们的人，难道没有吗？按情势也难以把这些人全部责罚。至于结党助奸、欺罔君上、助长恶行而执迷不改、为天下人所指责的人，怎么可以放置不论呢？’臣谨按，朝议大夫易祓，器量见识卑下平庸，贪婪躁进、热衷升迁；他在学校中被选为优等，艳羡士林声名，假如稍加涵养，本来可以逐渐达到显要地位。他从馆阁、学校出身而暂掌词垣，大概是乡里推举的。一旦韩侂胄把节钺授予▯师旦，韩侂胄还对舆论有所顾忌，易祓却捧着文章到师旦门下，极力称颂他，说出‘文事武备’‘智名勇功’之类的话，传闻者都唾骂他，讥讽之意形于言辞。不久他心中又感到不安，求任谏职来钳制众人的口舌，士人的品行已经丧尽了。于是他更加肆无忌惮，凡是可以投合权臣的事情，没有不做的。韩侂胄暗中玩弄威福，因怨恨嫉妒而树敌甚多，便秘密谋求兵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邓友龙倡议用兵，易祓附和他的意见，两人彼此内外呼应，专门一味诡诈顺从。去年春天，韩侂胄虽然已经决定用兵，但还不能确定人心是否服从，易祓便提出建议，夸大敌国方面的情况，让朝廷大臣逐条陈述。易祓首先说敌人有必败的形势，中国有必胜的道理；又说：‘敌国就像一个外表强健而内里虚弱的人，只是在勉强延续喘息。’易祓号称儒生，难道看不见利害的实际情况吗？只是因为一心逢迎，不再顾全国家。韩侂胄起初想给反对意见的人加罪，但朝廷大臣中说不可出兵的占十分之七八，最终也无可奈何。易祓果然得到谏大夫的职位，又竭力支持用兵的主张。当他派遣从臣到荆襄宣谕时，只以赈济抚恤流民为说辞，人们还半信半疑；等到易祓担任宣抚使，朝廷内外才知道他必定会妄动。与他同列而极力争辩的人，易祓、邓友龙相继上奏攻击，二人终于被贬斥，但军队已经出境了。等到邓友龙因丧师而被罢黜，易祓知道事情败露，便故意说大话，把宣扬威势当作自己的职责，想掩盖前日的荒谬妄为。况且师旦的麻制诏书，易祓难道不知道不应当由自己起草吗？韩侂胄也没有强迫他一定服从。易祓谄媚依附师旦，为了夺取金钱而不顾体面，慨然提笔起草。师旦失败后，韩侂胄每次面对宾客都鄙夷地嘲笑易祓。易祓主持用兵，本来只是想依附韩侂胄来苟且取得富贵；等到他的荒诞欺骗实在无法掩盖时，即使韩侂胄也厌恶他了。不久果然把易祓赶走。他明知权要人物的意图，却不顾国家大计；战争一旦发生，给百姓带来祸患，易祓却安然居家，坐享祠禄，他心里难道真的安宁吗？朝请郎、太常少卿兼权吏部侍郎兼侍讲朱质，行为意趣邪曲，心术倾险；他早已凭借名次高中取得地位，荣贵进用本来已有安排。起初任职期满改授官秩，随即授予学官，这完全有旧例可循。朱质既想迅速升迁，便在任期未满之前极力求取特别推荐；一有审察任用的诏命，已经是不安于本分和义理了。他入朝刚满四年，就担任著作郎兼权郎官，朝廷对他的待遇并不薄；他却不知自重，每天忙于奔走竞争，甚至投拜李士谨，以便结交▯师旦；有时求见不得入，便整日等候，进退迟疑地接受守门人的传命。馆阁中的才俊，难道应当这样吗？师旦虽然在韩侂胄面前为他吹捧，却始终没有使韩侂胄真正满意。去年正旦，北方使者来朝，偶因閤门传诏相互差错，使北使举止仓促失措，但并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失礼。朱质知道韩侂胄有意借机挑衅，竟立即上章请求斩杀北使。师旦对韩侂胄说，朱质是天下奇才，并且惊讶朝廷大臣竟没有想到这样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