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五

译周南的教化达到盛盛之境，它的志意表现为《卷耳》，功效表现为《桃夭》，教化成果表现为《兔罝》和《汉广》；考察源流、推究根本，本来都有其原因所在。臣认为，皇帝陛下正值年富力强，应当及早选择品德美好的女子，确定后妃之位，端正天下的根本，以承受上天极其显明美好的命令。应当设立师傅、保姆，选择侍妾陪媵；严格规定宫室、车服制度和环佩的礼节；陈列图籍史册中的警戒；不正当的声音和容色，不让它们扰乱视听；不正当的玩物爱好，不让它们送到面前。等到她入宫以后，凡是想要的，都是她曾经听闻和学习过的；凡是享用的，都是她一向习惯安处的；凡是厌恶的，都是她曾受教诫而戒除的。这样才可以说是善于教导。凭陛下的神明博大，再得到贤妃的辅助，治理天下国家还有什么困难？《诗经》说：‘上天监临下界，天命已经汇集。文王初年，上天为他安排婚配，文王喜悦而止。大国有贤女，上天为他树立配偶；天命既已稳固。’周朝既已承受天命，到配偶确立之后才说天命稳固，可见君主对待内助就是如此慎重。那么选择她难道能不慎重吗？教育她难道能不及早吗？如果不预先教育，只是碰巧得到合适的人，那不过是侥幸而已。侥幸不能作为制度。如果选的不是合适的人，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臣所说的话，表面上所涉及的事情虽小，考察其实际意义却非常重大；事情看似可以缓办，察看其中的细微影响却非常紧迫。惟愿太皇太后陛下留心，不要忽略。” 元祐五年，给事中范祖禹论述册立皇后，上奏太皇太后说：“臣恭敬地接受诏书诏令，皇帝纳后的六礼，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两省给事中和中书舍人，以及礼部、太常寺官员共同详细议定。臣私下反复思考，这是国家的大事，是万世的开端，是福祚所系、风化所先。自古圣王都很重视此事，如今陛下应先了解有四项不可不慎：一是族姓，二是女德，三是隆礼，四是广泛议论。臣谨慎考察上古，参照后世，为陛下一一列举并详细说明。所谓族姓，臣听说古代帝王选择通婚对象，必定是大国诸侯、先圣王的后代、功勋贤能之人的后裔，否则就是姻亲之国。不让微贱之家与至尊相匹敌，所以福祚盛大，子孙繁昌。从前黄帝娶西陵氏的女儿，名叫嫘祖。嫘祖做黄帝的正妃，她的子孙都拥有天下。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后代。高辛氏娶陈锋氏的女儿，生了帝尧。虞舜娶帝尧的两个女儿，她们在妫水弯曲处下嫁给舜，于是舜拥有天下。大禹娶涂山氏，生了夏启，天下归附于他；他的子孙享有国家四百七十多年。” 成汤娶有莘氏，子孙拥有天下六百多年。周的先祖后稷出生于姜嫄，周代世世代代都有贤妃。太王娶太姜，生了王季；王季娶太任，生了文王；文王娶太姒，婚礼尤其盛大。《大雅》歌咏道：‘文王初年，上天为他安排了婚配。’意思是说，文王初立之时，上天已经为他生下贤女作为配偶。又说：‘大国有贤女，仿佛是上天的妹妹。文王亲自订定吉祥，亲到渭水迎娶，造船连成桥梁，光彩多么显赫。’自古以来的婚礼，没有比文王的更盛大。太姜是炎帝的后代，太任是太昊的后代，太姒是大禹的后代。太姒生了十个儿子，武王、周公都是圣人，其余也都成为显赫的诸侯。周的子孙遍布天下，这是太姒的德行所带来的。诗人赞美文王的圣德，认为根本来自太任。诗中说：‘思念那贤德的太任，她是文王的母亲；思念那和善的周姜，她是京城王室的妇人；太姒继承美好的声誉，于是生下许多男儿。’又说：‘先以自身为妻子的表率，进而影响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意思是文王的教化由家庭推及国家，用来端正天下。《周南·关雎》所赞美的后妃之德，是人伦的开端，能够教化天下；这些都是在赞美太任、太姒。” 武王也娶姜姓女子，生了成王。周朝拥有天下三十多代、八百多年，其根本大概就是由此建立的。所以族姓不可不尊贵。所谓女德，臣听说礼制以夫妇为根本，《诗经》以歌咏后妃开篇，国家的治乱由此兴起，国家的兴亡也由此维系。夏、商、周三代兴盛时，都有贤妃；灭亡时，也都有祸乱国家的女子。夏朝兴盛由于涂山氏，灭亡由于末喜；商朝兴盛由于有娀氏，灭亡由于妲己；周朝兴盛由于姜嫄，灭亡由于褒姒。这些都是圣贤所记、诗书所载，留给后世作为永久鉴戒的。秦汉以后，婚姻多不合礼，没有值得效法的。只有后汉显宗的明德马皇后、唐太宗的文德长孙皇后、唐宪宗的懿安郭皇后，都有皇后之德，并且出自功勋贤能之家；其余导致败乱的事例，只足以作为警戒。恭敬地想到本朝，自太祖皇帝以来，家道端正，人伦清明，历代都有圣后以内德相助。三代以后，没有像本朝家法这样完善的。皇帝圣德光明盛大，天资纯正精粹；上天俯察下界，一定会生贤圣之女来保佑皇家。惟愿陛下远观上古，近鉴后世，上为天地、宗庙的奉祀着想，下为万世子孙谋划，选择美好娴静的女子，使她以母仪教化万国，成为六宫的表率。” 如果不是有德之人，谁能够担当这一职位呢？然而闺门之内的德行不能直接显现，必须考察她的世族，观察她的祖先，考察她的家风，再结合日常各种事情来判断，也就可以知道了。从前汉朝初年，大臣们议论想立高帝的儿子齐王，众人都说：‘齐王的母亲家族有驷钧这个人，凶恶暴戾，像披着衣冠的虎。’代王的母亲薄氏，是有德君子和长者之家，于是就立代王为帝，这就是汉文帝。文帝成为汉代贤明的君主，也有赖于他母亲家族仁慈善良。因此女德不可不放在首位。所谓隆礼，臣听说天子和皇后，就如同天与地、日与月、阴与阳，彼此相需才能成就。礼书说：‘天子听治男子的教化，皇后听治女子的柔顺；天子治理阳道，皇后修治阴德；教化和顺之道形成风俗，内外和谐顺畅，国家得到治理，这就叫盛德。’又说：‘天子修明男子的教化，是父亲之道；皇后修明女子的柔顺，是母亲之道。’孔子回答鲁哀公说：‘古代治理政事，以爱人最为重要，这是治理的根本；爱人以礼最为重要，这也是治理的根本；而礼以恭敬为大。恭敬到了极点，婚礼最为重大。婚礼既然如此重大，就应戴礼帽亲自迎娶，以表示亲爱。所以君子以兴起恭敬之心来亲爱配偶，舍弃恭敬就是遗弃亲爱。’

译不爱就不能亲近，不敬就不能端正。爱与敬，大概就是治理政事的根本吧？”鲁哀公说：“我愿意听听您的话，但天子戴礼帽亲自迎娶，难道不是太过隆重了吗？”孔子神色悲伤，变了脸色回答说：“这是使两个姓氏结成婚姻，以延续先圣的后代，并让他们成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持者，您怎么能说太过隆重呢？”孔子又说：“天地不相交合，万物就不能产生。盛大的婚礼，是延续万世后代的根本。您怎么能说太过隆重呢？”这显然是深深责备鲁哀公。孔子于是又说：从前三代明王治理政事，必定敬重自己的妻子。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妻子是亲情的主持者，怎敢不敬重呢？礼书又说：‘戴上玄色礼帽，斋戒以待鬼神、阴阳；将要让她成为社稷的主持者、先祖的后继者，难道可以不极尽敬意吗？’又说：‘以敬意对待并亲爱她，这是先王能够得到天下的原因。’如今臣同众官讨论讲议，都以先王的礼制为准，并斟酌其中合宜之处，并非过分隆重，愿陛下不要因此疑虑。进言的人一定会说：‘天子至尊，天下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不应行夫妇之礼。’但荀卿却说：‘天子没有妻子，是向人宣告自己没有匹配的配偶。’这样说来，难道周公制定的典章、孔子说的话都不可信，反而荀卿的话可信吗？” 臣谨按礼制，冠礼、婚礼只有士人的礼仪，而没有天子、诸侯的专门礼仪，所以三代以来，只能把士礼向上推演，作为天子、诸侯的礼仪。因为成人和结为夫妇，从天子到士，道理是一样的。臣私下听说，亲王和宗室之间娶妻，完全没有把妻子视为匹配配偶的礼仪；‘恭敬并亲爱她’的道理，天下难道有唯独尊贵却没有配偶的道理吗？至于鄙陋邪僻的礼仪，有的混杂戎狄习俗，有的沿袭街巷风气，从士族以下直到宫禁之中，凡涉及这些的，愿陛下一概屏除断绝，以端正根本，给天下做表率，所以礼制不可不隆重。所谓广泛议论，臣听说古代天子聘纳皇后，由上公迎接，诸侯主持，因此《春秋》记载：‘祭公前来，于是到纪国迎接王后。’国家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预先听闻。从前慈圣光献皇后的册立，是吕夷简议定的，所以诏书说：‘阅览上宰的陈述。’册文说：‘宗室公卿、鼎臣在朝廷上宣读意见。’在此以前，茶商陈氏的女儿也参加选择，王曾、宋绶都提出意见，后来大臣又相继进言，于是罢去陈氏。仁宗之所以成为圣君，就在于能够听从众议。进言的人一定会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外人应当参与的。’ 自古以来误导君主的言论，大多就是由这句话造成的。天子以四海为家，内外的事情，哪一件不是陛下的家事？大臣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参与，也没有什么人不应当参与。况且陛下任用一名执政大臣、提拔一名近臣，还一定要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何况册立皇后、让她成为天下人的母亲呢？臣担心陛下有一天颁下诏书说：‘立某氏为皇后。’那时大臣即使有意见，也很难再议论了。如今陛下的选择，不如先公布候选人的姓氏，向大臣征求意见。如果圣意已经确定，而众议又一致同意，那么占卜也会协同顺从，鬼神也会依附，天意人意就没有不相同的了。所以议论不可不广泛。臣有幸充任劝讲官，职责在于讲说帝王之事，以辅助圣德，因此冒昧献上自己所听闻的意见。臣的一片愚拙诚心，只愿皇后正位之后，四海之内，家家相互庆贺，那就是宗庙社稷的福分。臣狂妄浅陋的话，惟愿陛下俯听。冒犯天子的威严，臣惶恐万分，等待治罪。” 元祐七年，范祖禹又上奏说：“臣近来因为权且停止经筵，已经很久没有进讲。陛下本月初一已经到迩英殿，又先降下圣旨，过了端午仍不停讲读，这正显示陛下爱好学习到了极点。但臣自初五以后在北郊奉祠，未能入宫侍奉。臣恭敬地看到中宫初次建立，将要举行盛大的婚礼，这实在是端正开端的道路、王化的根基。恭敬地想到本朝祖宗的家法，自三代以来大概从未有过；即使从汉代以后历代相比，也都比不上。如今陛下纳后，是为了承接天地、奉事祖宗，对内尽孝奉养，对外使风俗美善，并将成为万世的法则，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特别重视。臣谨按《周易·家人卦》，这是圣人用来确定天下根本开端的道理。臣冒昧不自量力，敢于搜集先圣先贤的言论，撰成一篇解义，谨慎录上，用来代替奏事。伏望圣慈稍加阅览，臣惶恐激切之至。”臣祖禹说：‘家人的道理，以内为主；女子端正，家庭就端正了。所以卦辞说有利于女子守正。彖辞说：‘家人，女子在内居于正位’，指的是六二；男子在外居于正位，指的是九五。六二以柔顺而得到正位，居于中位；九五以刚健而得到正位，居于尊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五日〕 男子居于外，女子居于内；男子不谈内事，女子不谈外事，男女各守正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这是天地的义理、阴阳的分别。”《礼》说：“天子听治男子的教化，皇后听治女子的柔顺；天子治理阳道，皇后修治阴德；天子听治外朝政事，皇后听治内宫职事。教化和顺之道形成风俗，内外和谐顺畅，国家得到治理，这就叫盛德。所以天子和皇后，就如同日与月、阴与阳，彼此相需才能成就。难道可以不端正吗？”“天子，是天下的君主；诸侯，是一国的君主；父母，是一家的君主。君主不能不严肃威严，天子是天下所尊严的对象，诸侯是一国所尊严的对象，父母是一家所尊严的对象。所以家庭中有严肃的君主，说的就是父母。父亲行父亲之道就慈爱，儿子行儿子之道就孝顺，兄长行兄长之道就友爱，弟弟行弟弟之道就恭敬，丈夫行丈夫之道就合乎义，妻子行妻子之道就顺从。这样以后家道才能端正；由此推广施行来治理天下，所以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了。舜和文王就是这样的人。舜侍奉父亲瞽叟，使瞽叟终于欢喜，天下父子相处的道理因此确定；

译象忧愁，舜也忧愁；象喜悦，舜也喜悦，天下兄弟相处的道理因此确定；舜把尧的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弯曲处，使她们成为虞舜的妃子，天下夫妇相处的道理因此确定。文王孝敬王季，太任成为太姒的表率；他友爱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大学》说：‘心志端正以后自身才能修养，自身修养以后家庭才能整齐，家庭整齐以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以后天下才能太平。’象辞说：‘风从火中产生，这就是家人卦。’为什么这样说？离为火，巽为风。火在里面，风在外面；家人的道理由内而外相互成就，所以文中子说：这是明察内在而整齐外在。君子居家，说话一定有实际内容，行为一定有常法，用来给家人作榜样。孔子说：‘君子居住在家中，说出善言，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居住在家中，说出不善之言，千里之外的人都会违背，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百姓；行为从近处开始，却能被远方看见。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怎能不慎重呢？初九爻辞说：‘防范家庭，悔恨消失。’这是什么意思？处在家庭的开始、治理家庭的起点，所以必须先加以防范，然后悔恨才会消失。王弼说：‘凡是教导要从开始，法度要在初始确立；应当在事情尚未变化时治理，在尚未亵慢时严肃对待。’” 等事情已经发生变化后才治理，已经轻慢亵渎后才严加约束，那就后悔了。孟子说：“自身不能践行正道，即使对妻子儿女也不能实行。”君子说话有实际内容，行为有一定准则，没有邪僻的志向，没有淫邪的嗜好，这就是防范家庭变乱的方法。过去夏桀被末喜迷惑，所以夏朝灭亡；商纣被妲己迷惑，所以商朝灭亡；周幽王被褒姒迷惑，所以周朝灭亡；晋献公被骊▯迷惑，导致三代大乱；唐高宗受制于武后，唐朝国运中途断绝；唐中宗受制于韦后，自身陷入大祸。这些都是没有在事情刚开始时加以防范的结果。防范应当在人的心志尚未改变之时，所以《象传》说：“防范家庭变乱，是因为人的心志尚未改变。”六二爻说：“没有专擅成事的作为，只掌管家中的饮食事务，守正则吉。”这是什么意思？《坤卦·文言》说：“这是地道，也是妻道，也是臣道。地道不自求成就，而代替万物使其有终。阴不主动倡始，阳也不必应和；所以坤道柔顺，承受上天并随时运行。妻道在于不专擅成事，只掌管家中饮食，这样便合乎正道而吉祥。古代女子到了十岁便不再出门，由保姆教导她柔顺和听从，教她操持麻和苎麻，治理蚕丝和蚕茧，织造绢、组、紃等物，学习妇女的事务，以供给衣服；还要观看祭祀，负责进献酒浆、笾豆、菹醢等供品，并依礼协助安置祭品。后妃在父母家时，心志就在女工之事上，恭敬节俭，节省费用，穿洗濯过的衣服，尊敬师傅。所以《关雎》赞美后妃的德行：她的职责在于供奉荇菜，备办各种物品，用来奉祀宗庙；又应当辅佐君子，内心有进用贤人的志向，而没有险诈偏邪、私下求见请托的心思。《关雎》的教化实行以后，诸侯的夫人在池沼水边采蘩，用来供奉公侯的祭祀；大夫的妻子也采苹藻，装在箱筥中，用锜釜烹煮，以供祭祀使用。这些都属于没有可以自行决定的事务，只负责主持家中饮食的事情。三代灭亡，都是因为祸乱国家的女子干预政事，不修治自己的职责而参与外部事务。武王列举纣的罪行说：‘古人有话说：“母鸡不在清晨打鸣；母鸡在清晨打鸣，家业就会衰败。”如今商王受只听从妇人的话。’诗人讥刺周幽王说：‘聪明的男子可以成就城郭，聪明的女子却能倾覆城郭。妇人有长舌，只是招致祸患的阶梯。祸乱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妇人产生。’又说：‘显赫的周宗室，被褒姒毁灭了。’这些都是违背上述道理的例子。九三爻辞说：‘一家人声色严厉，虽有悔恨而有危险，最终仍吉祥；妻子儿女嬉笑无度，最终会有忧吝。’这是什么意思？九三以阳刚居阳位，处在下卦的上位，是一家之长，刚强严厉。王弼说：‘行为与其怠慢，宁可过于恭敬；治家与其亵渎，宁可过于严厉。’所以一家人声色严厉，虽达到有悔、危险的程度，仍不失吉祥；妻子儿女嬉笑无节制，最终一定会有忧吝。治家的道理以严肃恭敬为主，所以象辞说：‘家人声色严厉，并没有失误；’ ‘妻子儿女嬉笑无度，是失去了治家的节度。’六四爻辞说：‘使家庭富足，大吉。’这是什么意思？六四以阴柔居阴位，体性柔顺而处在巽卦，家中长幼有礼，各自遵守次序，听从上位者。所以象辞说：‘顺从而处在适当的位置。’所谓富足，并不只是财物富有；家庭的富足，就像人的身体肥健。礼书说：‘父子情笃，兄弟和睦，夫妇和谐，就是家庭的肥盛。’得到大吉祥，不也是理所当然吗？九五爻辞说：‘君王以家道治理天下，不必忧虑，吉祥。’这是什么意思？阳刚处于君位，是以治家之道治理天下。圣人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把百姓看作自己的身体，爱护他人如同爱护自身，治理天下如同治理家庭。孔子说：‘以自身推及自身，以儿子推及儿子，以妃子推及妃子。’君主实行这三点，天下就会感受到广大的恩泽，这是太王的道理。这样国家就顺畅了。孟子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修养自身是为了治理他人，端正家庭是为了治理天下。舜举用八元，让他们把五种教化布行于四方：父亲合乎义，母亲慈爱，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子女孝顺。内政平和，外部成就，这就是以家道治理天下，使四海之内没有不彼此相爱的。”},{ 《诗经》说：“这个女子出嫁，能使她的家人和顺。”《大学》说：“使自己的家人和顺，然后才可以教化国人。”先王想使天下端正，必定从家庭开始；这就是家道兴盛的情形，所以不必忧虑而且吉祥。王弼说：“君王达到这种道，便能拥有自己的家庭。”古代有人实行了这一道，舜和周文王就是这样。上九爻说：“内心诚信而且威严可畏，最终吉祥。”这是什么意思？阳爻居于上位，处在治家的终点，内心的诚意发露于中而显现在外，人们都信服他，所以说“有孚”。治家的道理，开始时要在尚未变化时加以防范，最后则要严厉约束，所以说“威如”。开始防范，是为了在事情尚未变化时加以制止；最后严厉，是为了使家道长久保持。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

译《传》说：“有威严而使人敬畏，才叫作威严。” 扬雄说：“容貌庄重，就会有威严。”又说：“有人问：怎样行动才会使人畏惧？我说：敬畏别人。又问：怎样行动才会被人轻侮？我说：轻侮别人。被人敬畏和被人轻侮，没有不是由自己造成的。”又说：“人一定先能自我敬重，然后别人才能敬重他。君子的道理，根本在于自身。所以治家开始于修养自身，最终也落实到自身。自身端正了，天下就会归附他。自身能够防范而有威严、恭敬，别人也会敬畏、恭敬他。既然如此，哪里会有最终不吉祥的呢？”所以《象传》说：“威严可畏而获得吉祥，说的是反省自身。” 元祐六年，太常丞吕希纯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天子和皇后，如同太阳和月亮、阴和阳一样，彼此相需而后才能成就。因此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在开始议定婚姻时，都广泛访求善良的家族，防求有德之人，然后明白告知宗庙，以婚礼完成婚配。他们的敬慎和郑重端正到如此程度。《诗经》作者推究周家受天命的根本，向上称述姜嫄、周姜、太任、太姒的贤德，她们都是圣贤之后、大国之女。她们盛大的德行不改其正，她们美善的声誉可以继续流传，因此辅佐她们的君子，使他们世世代代修养德行，光明地接受天命，国祚历年长久。从未听说在聘纳婚姻之时，还要参照阴阳数术。三代的礼仪文献虽然不能全部见到，但《礼记》《周礼》《仪礼》记述大婚的意义，列明媒妁的职责，记载六礼的仪式，已经相当详备，完全没有男女凭年命勘合婚配的文字。直到汉、唐以后，史书所载也没有这种制度。本朝设置掌管司天事务的官员，虽然有婚书，但自祖宗以来，每次建立中宫，都采用有德行、有门阀的标准，并不专门以勘合选配为务。而且宣祖皇帝当时还处于微贱地位，天作之合，本来未曾召集太史来议论年命。然而昭宪太后确实生下太祖、太宗，成为万世的福泽，这难道是勘合婚姻年命的作用吗？” 况且那婚书的措辞意义鄙陋浅薄，日官本来也不相信。臣所担忧的是，自从下达选后指挥以来，已经超过一年，圣上诞生的年月，谁会不知道？除了此前进呈的家状还可能可信之外，如果从今天以后再让其余人家进呈说明，怎么知道不会改动女子的生辰，以求附会？即使完全符合书法，又怎么还能凭信呢？臣恐怕议论迟疑不决，只是徒然过分谨慎，拖延时日，最终毫无益处。皇帝议论后妃之事，正应当谦抑而不主动发言。太皇太后出于慈爱之心，本来想尽量汇聚众多美德，以符合皇帝的心意。既然如此，辅弼大臣也应当亲自承担这个责任。何况如今公卿士大夫之家，照例并不勘合婚姻年命。人虽然有贵贱的不同，但对于亲爱之情，大概也是相同的。他们竟然敢断然不用这种方法，难道不是因为勘合年命难以使人相信，而略去这些拘忌反而安稳便利吗？做臣子的，本来应当把自己认为安稳的办法推及君上，用来侍奉君主，不可像卜者祝史那样，只图逃避责任而已。因此臣敢借职务上的缘故，冒昧献上愚昧之言，伏望圣慈稍加裁择。”元符元年，翰林学士邹浩上奏说：“臣听说《礼记》说：‘天子和皇后，如同太阳和月亮、阴和阳一样，是彼此相需而后成就的。’ 天子治理阳道，皇后修治阴德；天子听理外朝政务，皇后听理内宫职事。既然如此，册立皇后来配天子，怎么能不谨慎？如今陛下为天下选择母后，所要册立的却是贤妃刘氏，朝廷当时的公议无不疑惑。实在是因为国家有仁宗皇帝的旧例，不可不遵循采用。皇后郭氏与美人尚氏争宠而获罪，仁宗既废黜皇后，没过多久又一并斥退美人，用以表明处理公正。到了册立皇后时，便不从妃嫔中选择，必定从贵族中选取，册立慈圣光献皇后，以此远避嫌疑，也是为了给天下万世立法。陛下因罪废黜孟氏，与废黜郭氏实际上没有不同。然而孟氏的罪行从未交付外朝有关官司共同审理，她究竟是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世人本来就无法知道；究竟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世人同样无法知道。如果她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那么一并斥退美人以表明公正，本来有仁宗的旧例可循；如果她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那么不从妃嫔中册立皇后以远避嫌疑，也有仁宗的旧例可循。这两种情况必有一种，无法逃避。况且孟氏刚被定罪废黜时，天下人谁不怀疑贤妃一定会被立为皇后？” 等到读到诏书中有“另从贤良家族选取”的话，又听说陛下临朝时感慨叹息，认为废黜皇后是国家的不幸；再看到宗景请求册立妾为后的奏请，陛下因他轻率扰乱名分而发怒，重重赐予谴责。于是天下人才开始释然，不再怀疑陛下册立皇后的意图在于贤妃。如今如果果然册立贤妃，那么天下人对陛下的期待，全都不会相信了。事情记载在史册，传示万世，免不了会损累圣德，难道不值得珍惜吗？况且五霸是三王的罪人，他们在葵丘会盟的盟书中尚且说“不可把妾立为妻”。何况陛下的圣德远在三王之上，怎么可以忽视这一点？万一从今以后士大夫有人把妾立为妻，臣僚纠劾上报，陛下将如何处置？如果不治罪，就会伤害教化、败坏风俗，国家无从治理；如果治罪，又是上面先行、下面仿效，便难以责罚他人。孔子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理；说话不能顺理，事情就不能办成；事情不能办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无所措手足。”名分不正，最终竟使百姓无所措手足，这种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尤其不可不明察。臣伏见陛下天性仁孝，追慕并奉行先帝美德，唯恐有一丝一毫不合先帝的心意。

译然而先帝在位时，凡事都以二帝三王为法，斥责两汉以来的做法而不取用。如今陛下竟援引汉代以来有、而五霸都不曾做过的事情来相比，这难道是先帝的论断吗？这难道是继承先志、述行先业所应当做的吗？这尤其是公议所不能理解的。臣看诏书白麻中反复说到的，无非是称贤妃有儿子，以及援引永平、祥符年间册立皇后的事情，把它们作为此次所咨询的旧例。臣请求说明其中的道理：如果说有儿子就可以立为皇后，那么永平年间的贵人马氏本来没有儿子，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是因为德行冠绝后宫；祥符年间的德妃刘氏也没有儿子，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是因为出身钟英甲族。况且贵人马氏确实是马援的女儿；德妃刘氏当时又没有废后之嫌。她们与贤妃的情形完全不同。如果说贤妃德行冠绝后宫，和贵人一样；出身钟英甲族，和德妃一样，那么为什么不在孟氏被定罪废黜之初，就依照册立慈圣光献皇后的旧例立即册立她呢？一定拖延四年，等到今天，究竟是什么意图？一定要借此向天下表明，天下人果真会相信吗？而且臣听说，前些年冬季祭祀景灵宫时，贤妃确实随驾前往，那天雷声大作，变异十分奇特。如今又在宣读册立诏书之后，连续多日下大雨，随后又飞降冰雹。自从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以来，阴雨连绵不止，以至于惊动人心，那么上天的意旨就更加明显了。陛下侍奉上天十分谨慎，敬畏上天到了极点，尤其应当思考是什么事情感动上天而使它出现这样的征兆。考察人事，既然如此；寻求天意，又是这样。怎么可以不使圣心警惕呢？成汤是圣明的君主，仲虺不称说他没有过错，而称赞他改正过错毫不吝惜；高宗是贤明的君主，傅说不告诫他拒绝劝谏，而告诫他听从劝谏。这样看来，臣即使是最愚钝的圣臣，也不足以与古人相比。进谏的人常常想到唐太宗，还曾有以君主不如尧舜为可耻的臣子，何况臣岂能亲眼见到像陛下这样足以成为尧舜的圣明君主，却不直言进谏呢？因此臣不敢顾惜自身，冒犯天威，图报陛下亲自认识并体察上天恩德的万分之一，微薄的赤诚之心，全部倾注在这里了。唯望陛下俯察听从并改正，不把改过视为吝惜，那么万世以后诵扬陛下圣德的人，也将把陛下置于成汤、高宗之上，岂不是美事吗？伏望圣慈深加审察采纳，不要认为仅仅改变一次诏命是多么困难，而应当把万世公议看作足以敬畏的事情。请追停册立礼仪，另从贤良家族选取皇后，依照最初诏书施行；这样或许上可以答复天意，下可以安慰人心，成为宗庙社稷无穷无尽的长远谋划，臣不胜庆幸。哲宗时，右谏议大夫范纯仁论述太皇太后册礼的奏疏说：臣近来听说，将来的太皇太后册礼，一并依照明肃太后的旧例，在文德殿接受册命。自从太皇太后临朝同政以来，她至仁至盛的德行远远超过前代古人，所实行的典礼，足以成为万世尊崇仰望的准则，不必专门考察明肃太后的旧例。伏望太皇太后特别依据圣意发布指挥，再命礼官详细审定，务求符合中正的礼制，以符合圣意。臣所受恩遇异乎寻常，本来应当知无不言，以此表达补报之心，并避免僭越轻率的罪过。伏望圣慈怜察。《易经》谦卦说：“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逊，地道改变盈满而流布谦逊，鬼神使盈满者受害而使谦逊者得福，人道厌恶盈满而喜好谦逊；一有谦逊，四种益处便随之而来。”又说：“谦逊使尊贵者更加光明。”《尚书》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逊会得到益处。”这些都是经典中关于行为准则的明确言论，正是圣明之主所应当致力遵行的。臣不胜微薄的犬马之诚，请求圣上赐予采纳记录。” 陈次升上奏说：“臣伏见诏书说，皇后孟氏受到旁门邪说的迷惑，暗中依恃媚道，等到经过追查，证据和佐证已经十分明显，而陛下以大义为准，不受私人恩情牵累，奉行两宫太后的慈训，将皇后孟氏废为华阳教主，并下诏向内外宣布。诏命下达那天，士人百姓都惶恐疑惑，认为皇后并没有可以废黜的罪过，陛下却废黜了她，于是都相互叹息、弹指，以此表示惋惜，实在令人叹息。大概是因为审理这桩案件没有经过有司，虽听说追查出了证据和佐证，但事实隐秘，朝臣仍没有预先听闻；士人百姓因此惶恐疑惑，本来并不奇怪。臣私下认为，皇后的废立，事体极其重大；如果臣下有一句话或一次过失，废黜、驱逐他，也不值得深切忧虑。自古以来推鞫狱讼，都交付外朝官府审理，从来没有在宫禁中自行裁判高下、把案件交给宦官办理的。陛下只看见案牍文书完备，怎么能知道案情和罪行究竟是真是假？万一造成冤枉滥刑，必将被天下和后世讥笑。臣请求陛下亲自选取在朝侍从，或者台谏官中公正而不阿附的人，专门设置制院，另行推问勘验，或许可以得到实情。如果皇后的罪确实不容赦免，即使是被废之人也自然无话可说；如今案件没有经过有司，狱事却由宦官办成，天下人心不能不疑惑。” 伏望圣慈特别降下圣明的指示，施行办理。” 徽宗时，任伯雨上奏说：“臣近来已经上密封奏章论述瑶华之事，前日得到召见，面承圣训，知道陛下心中的忧虑符合天下公心，事情可以施行，按理应当顺势促成。然而臣私下认为，天下的大事没有比这件更重大的了。前日废黜瑶华既然出于轻率，今日要复立她，怎么可以匆忙？凭母仪的动静而根据狱辞来决定是非，这正是前日轻率的原因。古人有句话说：‘狱讼，是天下最重大的命脉。’人的情绪安定就愿意求生，遭受痛苦就想求死；在刑杖拷打之下，有什么口供是求取不到的？所以即使把形成的奏牍交给皋陶审听，也都会认为罪犯死有余罪。为什么呢？因为多人用刑逼供、罗织锻炼，构成罪名的文书看似明确。因而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狱事败坏法令、扰乱正道、离间亲情、阻塞正理更深的；也没有比审理案件的官吏更严重的祸害。何况掖廷的秘密监狱，是太平之世所没有的；妇人柔弱，哪里经受得住刑杖拷打？于是便以罗织成文的罪名，借此动摇母仪的尊位，这本来不是用来教化天下、尊崇朝廷的办法。然而既然训令出自两宫太后，先帝当时不得不这样办理；这件事关系到泰陵，陛下今日难道可以轻率改变吗？如果说近来经过大赦，恩泽普遍施及，那么难道只有瑶华不能得到昭雪吗？”

译臣尤其认为这种说法不对。朝廷颁布赦免，本来就是为罪人设置的。过去认为有罪，已经在狱辞中判定；现在又认为没有过错，一概用赦免来处理，这就是把废立、兴衰和一切行动都与众人同样论处，既轻慢而不严肃，也不合体制，所以臣认为不对。瑶华获罪于先帝，被两宫弃置，这正是前日诏令所要防止的本意。可是外间议论纷纷，都认为先帝曾有悔恨的常言，两宫并没有坚决明确的诏命。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请皇太后下诏，明白说明此事；陛下奉诏交付外廷，让群臣议定典礼。即使让那些明知错误却仍奉行的人借口继承先志，来为自己掩饰短处，他们又怎敢说先帝曾有悔恨的话是不对的呢？不过，诏书的文字应当有一定体制和要旨，必须仔细议定后才可以发布；已经废止的制度要恢复，也应考察旧例，必须合乎礼制后才可以施行。这样，事情才会公正，体制才会严明，前后才不会发生妨碍。因此臣说，不能仓促行事。况且五年来已经安于寂静，难道还不能等待几个月吗？越是重大的事情，越应以求速为戒。伏望圣上慈悲，上禀慈闱，详细选择后施行。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张浚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进奏院的报告，已经颁下制书，命有司在某日册立贤妃为皇后。乾道主持阳刚，皇后之仪配合帝位，神灵和人众共同庆贺，四海同样欢欣。我私下读《易·家人》的彖辞说：‘父亲尽父亲之道，儿子尽儿子之道，兄长尽兄长之道，弟弟尽弟弟之道，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那么家道就端正了；家庭端正，天下就安定了。’由此可知，达到太平的道路，必定从内廷开始。臣又考察《易》的象辞，‘风从火中生出’就是家人卦。风可以比作教化，火可以比作礼制。礼制修明于自身，教化施行于外界，这就是风从火中生出。臣仰想皇帝陛下，圣学高明，侍奉亲长以孝，抚育臣下以仁，处理事务以果断，凡有所作为，没有一件不合乎礼制。正要端正自身以规范家庭，规范家庭以整治国家，谨慎对待细微之处，以此为天下先导。太平教化的兴盛，指日可待，四海实在万幸。”臣恭敬听闻诏命，欣喜跳跃、鼓舞欢庆的诚意实在无以复加。宋光宗时，李皇后逐渐干预政事，倪思进讲“姜氏在泺地会见齐侯”一事，因而进奏说：“君主治理国家，必须从整治家庭开始。家庭不能整治，是因为不能防止事态逐渐发展。起初是防止亲昵放纵，最终发展到恣意横行，终于导致阴阳倒置、内外没有区别，严重时还会离间父子关系。汉代的吕氏，唐代的武氏、韦氏，哪一个不是发展到祸乱灭亡，不只是鲁庄公一人如此。”皇上听后悚然惊惧。起居舍人彭龟年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说：‘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不犯过错。’古代贤明的君王出而照临万国，必定有宏大的纲领和重要的法纪，用来留给后世作为法则。然而它的根本不过是从内廷着手规范外廷，端正根本而推及末端。至于所谓刑名、度数、政事、法制，并不在于一味琐细地察究。自秦以来，只知务求用法制来统治臣民，凡是治理人的工具，都已经考求得很详尽；而对于自身分内的事情，即所谓‘以礼法规范自己的妻子，推及兄弟，从而治理家庭和国家’，却荒谬得特别严重，实在有些不忍说起。三代以后，只有汉、唐号称达到小康，其中的贤君仍对此感到惭愧；这样看来，后世治国之道不如古代，也就无从责备了。只有我朝祖宗承受上天的明命，拯救乱世、挽回危局，治国之道本末兼备，超过中古时代的地方不止一端。前代人推究我朝成就广大事业的原因，必定要归结到家法上。范祖禹说：‘三代以后，没有哪一朝像本朝这样拥有家法。’吕大防在元祐年间，曾侍奉于迩英殿讲读，因而进言：‘本朝建立一百三十年，朝廷内外没有大事，大概是因为所制定的家法最为完善。前代宫闱大多不严肃，宫人有时可以与朝廷大臣相见，唐代入阁图中还有昭容的位置。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这是治理内廷的法则。前代外戚大多干预政事，常常导致败乱；本朝母后的亲族都不参与政事，这是对待外戚的法则。前代宫室都崇尚华丽奢侈，本朝宫室只使用红、白两色，这是崇尚节俭的法则。前代君主虽然身在宫闱，出门乘舆、入内乘辇；祖宗以来都徒步从内廷出来，到后殿处理政务，难道是缺少人力吗？也是想在宽广的庭院中多走动，稍微经历寒暑罢了，这是勤劳自身的法则。前代君主身在禁中，冠服往往草率简略；祖宗以来，即使燕居也一定遵守礼制，这是崇尚礼制的法则。至于虚心接受劝谏，不喜欢打猎，不崇尚玩物，不使用玉器，饮食不追求奇异滋味，只食用羊肉，这些都是祖宗家法，足以使天下达到太平。”臣曾因二位大臣的话，想搜集祖宗家法，分类编成一部书；可是臣身处偏远、职位卑微，又看不到国史，对于传闻和小说也不敢完全相信，这个愿望抱持了半生都未能实现。昨天幸蒙陛下任命臣为成均之官，成均旧有《国朝会要》和李焘续编的《资治通鉴长编》记录，臣因此得以私下阅读，于是祖宗修养自身、规范家庭的事迹可以略见一二，便冒昧编次成书，取‘以先王成法为鉴’的意思，命名为《内治圣鉴》。本书的篇目大略沿用《会要》的旧例，所记事情大多依据《长编》，当时名臣的奏请中有足以补益的，也一并采录。圣上的治绩，也同样加以采录；其中间或夹有臣的愚见，便又加以论述。遗失和差错，不敢说完全没有。然而臣区区一片忧国爱君之心，私下希望能够借此有所补益。谨慎抄写编成此书，进献给陛下，以备您在乙夜览阅。金熙宗时，翰林待制兼右谏议大夫程寀上奏说：‘虞舜没有禀告父母便娶了二位妃子，帝喾娶四位妃子，是取法天上的四颗星。周文王只有一位王后、三位夫人，嫔妾有一定数额，选求贤淑女子充实后宫，这是帝王的制度。然而女子无论美丑，一旦进入宫中就会遭人嫉妒，陛下希望广泛延续子嗣，不能不知道这一点并加以告诫。’又说：‘臣伏见本朝富有四海，礼乐制度无不焕然一新，但宫禁制度还不够严密，胥吏和健卒之类都能出入，没有人呵止，以至于混杂不分。虽有防止出入的法令，却长期没有施行，实在很不符合严明禁卫、彰明法令的本意，陛下不能不知道而必须实行。’奏疏上达后，皇上嘉许并采纳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