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一

译如果实在不得已而要巡幸福建，那么一切供应费用都必须由其他路负责，运送到海上；出战的军队也应当环绕驻扎在邻近境界，使福建百姓不受困苦，那么宗社所寄托的根本就会安稳如泰山了。然后再慢慢谋划恢复大业。等到将臣、相臣经营治理四方，稍有成效，便进而安抚中原，端正帝位、颁布命令，如同太阳高悬天空，又何必顾虑过去像落入虞渊那样的忧患呢？不过，臣愚昧地推测，今年敌军骑兵势力分散，必定不会有南渡之事。伏望圣慈暂且放宽忧虑，以安慰天下。臣前面所陈说的，本来惭愧于字迹或文意有疑，仍像孝子手持治眼病的药一样；如果疾病已经痊愈，药便无处可用，那么臣的愿望也就实现了。希望圣慈体察臣这片微薄心意，臣就非常荣幸了。周林上奏说：“孟子说：‘君子开创基业、留下传统，是为了让后世能够继承。至于功业成功，那是上天的事。’圣人顺应上天，常常从时势来观察；圣人顺应时势，常常从具体事情来观察。时势，是上天所造成的；事情，是人所造成的。事情尚未发生，便抢在时势之前行动，错误就在于过早；事情已经发生，才落后于时势而退缩，错误就在于迟缓。观察事情所处的状态，就能知道时势是否许可，以及上天是否给予机会。上天已经悔过而停止降祸，神灵也在帮助美好的谋划。前来侵犯的敌人已经逃走，偷偷作乱的盗贼已经除去，士气振奋却不骄纵，兵粮充足而不缺乏。事情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时势就可以预见了。《左传》说：‘时机啊，不可错过。’ 伏愿陛下振奋乾卦般刚健的意志，发挥离卦般光明的智慧，乘着时势争取时日，顺应事机而行动；中兴的功业指日可待，也足以符合上天平治天下的意旨，臣不胜庆幸。右正言陈渊上奏说：“天命，即使周公也不敢自称知道；然而从道理观察今天的事情，上天眷顾宋朝还没有终止。为什么呢？因为祖宗的德泽在人心中还没有耗尽，而百姓拥戴宋朝也没有穷尽。所以臣请试着说明这一点：从前我太祖皇帝在市场店铺都不改换的情况下取得天下，太宗继位后，四方僭伪政权不费劳力便归服。真宗、仁宗把百姓看得如同受伤的人一样，委屈自己同戎人讲和，以安定百姓；这种不杀戮的德行深入人心。后来又经过五代，直到今天，其间奸臣相继掌握国政，百姓受到征发和徭役，手脚都无处安放，所以远方后裔才得以侵凌侮辱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王室突然败坏，最后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从未有比这个时候更惨重的。然而民心仍然没有离散，难道不是因为祖宗的德泽在人心中还没有耗尽，而百姓拥戴宋朝也没有穷尽吗？观察百姓是服从还是违背，就可以知道上天的意思了。”当初渊圣帝入继大统时，即使兄弟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疑虑，却唯独对陛下亲近厚待，这也可以看出是有天意的。当时耿南仲一类大臣，只要能够向渊圣帝进献对陛下的疑忌，什么手段都用尽了。等到渊圣帝奉陛下为大元帅，却没有人能够阻止。陛下即使想不离开京城，也不可能了。这又可以看出天意所在。出使北方的事情尚未成功，敌军已经大举入侵，正准备把陛下召回时，二圣远行，皇族内外没有不护送车驾一同前往的；而陛下恰好远离父兄身边，所以王室衰败之后，宗庙社稷还依靠陛下重新保存下来。这又可以看出天意所在。上天留住陛下，是要使我们的宋朝兴盛起来，其用意深厚，大概就是这样。当此之时，只应当敬慎地承受天意，追复祖宗旧有的基业罢了。上天把如此重大的责任交给陛下，陛下所负的责任也不轻。假如二圣没有归来，宗社没有恢复，天下没有统一，金人的仇没有报，那么祖宗的基业就会因循苟且而不能重新振兴，陛下的责任也无法完成。因此应当早晚勤勉，像坐在柴薪上、尝苦胆一样以此为忧。然而从今天的形势来看，恐怕还不能马上完全达到陛下的愿望。因为大江以南、荆湖之间以及闽广地区的盗贼，仍然是内部祸患。归还二圣、恢复宗社、统一天下，以报金人的仇，如果内部祸患没有除去，出兵向北、穷尽远方的谋略，那么鼠窃狗偷之徒在近处滋生，也足以牵制我们。因此应当先使内部安定，然后外部的祸乱才能平息。诸葛亮一定先擒获孟获，然后才出兵，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过去朝廷曾命令宰执大臣配以大将，先从福建开始，依次平定江东、江西以及湖南、湖北的盗贼，大概是有意先平定内部祸患。臣认为，既然已经有办法平定它，就必须谋划好如何守住。应当慎重选择守令，不要拘泥于通常的制度，而要让他们以爱护百姓为根本。难道这只能施用于内部吗？即使削平僭乱、鞭挞敌人，臣也愿意这样做。章谊上奏说：“臣听说近来各军招安了各处头领及其部众，颇不安定。虽然有重兵弹压，将臣也已经安排妥当，本来没有其他忧患；但事情若要长久，按道理必须制定可行办法。臣询问众人意见，他们说有三件事：向来招安来的人，必须拆散其队伍，更换其将领和佐官，改换他们的居住处所。如今新招安的人，关防安排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这是第一件。行在各军每月的粮食、口粮料钱、食钱，全都按同一标准发放。新招安的人每天只发食钱一百文、省口粮二升半，此外没有衣食自给的资财；他们迫于老弱和防务、糊口的需要，抚养救济仍有不周，这是第二件。朝廷附近的钱塘、温州、明州等郡，物价高低与越地相比，大不相同。那里没有戍卒；如果把新招安的人分派到钱塘附近交通便利的地方暂时驻扎，那么士卒每天所需的柴草等物，绝不会有价格过高、费用加倍的弊端。即使有紧急警报，早晨召集，晚上便能到达，一定不会耽误事情。如今新招安的人长期放纵惯了，突然实行俭约生活，已经自身难以承受；再加上各种物品价格上涨，日常用度增加，所以不能安居。他们屯泊暂时戍守的地方，也有可以商议的问题，这是第三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钱〕 臣伏望圣慈尽快同大臣商量筹划这三件事，以安定那些心怀疑惧的人，臣就不胜庆幸了。如果使他们迫于饥饿困穷而陷入愁苦，即使法制日益严厉，刀锯刑罚不断施用，最终也不能禁止他们溃乱的心，又怎能指望他们用于征发服役呢？章谊又上奏说：“臣私下观察，陛下继承大统，号称中兴，但所经历的险阻艰难，实际上同开创业基一样。中外臣子难道没有英才，愿意替陛下谋划国事，筹谋开拓疆土，强兵并让士卒出死力，抗击强敌吗？即使有这样的人，陛下深居九重，谁来听取、谁来任用呢？陛下为什么不把都城定在东南，深固根本，选择一两位大臣让他们留守，然后亲自驾驭六马，训练军队、选拔将领，巡行荆楚郊外，任用关陕的军队，结交羌夷，利用蜀汉的利益，抵御敌人并安抚百姓，以显示武功气节？这样，深谋远虑的计策、奇才猛士就会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归附。正当陛下年富力强之时，却在这里郁郁不振，不能兼收并用，群臣只谋求在马上建立功劳，大概是执事大臣没有想到这些。臣不胜区区的愿望。”

译章谊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国家军队分散在各州郡的多得数不清，平时白白耗费钱粮，还要额外索取犒赏和供设；将来举行明堂大礼，势必逼迫州郡，希望它们供给赏赐。如果朝廷不预先采取措施，必定会发生变乱。臣凭耳闻目见所听到的，可以举例说明。从来举行大礼时都没有藩镇，如今藩帅安居本镇的，与州郡没有区别，他们所统军队的数量及应给之物，朝廷不必安排。至于藩帅遭受兵乱、平时依靠县官供给的，将来军队的赏赐物资，是由本镇筹办，还是由朝廷供给？这是第一件可忧虑的事。张用已经奉命镇抚舒州、蕲州，却还没有到任；孔彦舟虽然被免去镇抚职务，但他所统领的部曲实际仍在湖南；岳飞把老弱家属留在徽州，刘纲把家属安置在溧水。这四人的军队将来所需的赏赐物资，由谁筹办？这是第二件可忧虑的事。其余统兵的官员，说是盗贼，便有恭顺之名；说是将帅，却没有攻守的成效。他们有的屯驻方州，有的占据县镇，军籍和编制不上报枢府，各营调动、换防也不经过宣抚司。如韩世清在宣城，邵青在太平，杨勍在临江，吴全在洪府，张忠彦在吉州，韩京在茶陵，刘绍先在江西；多的拥有数万人，少的也不下数千人。” 将来这些军队的赏赐物资由谁筹办？这是第三件可忧虑的事。朝廷的大帅，如吕颐浩、刘光世、张俊、辛企宗所统领的军队，现在有关部门筹办供应已经很费力，将来军队的赏赐物资由谁筹办？这是第四件可忧虑的事。除了这四类之外，各州郡还有隶属将领和不隶属将领的军队、禁军以及土军、厢军，而且还不断招募刺配人员来补足空缺名额。过去举行大礼时，运司和州郡各有储备筹办，仅仅能够免除罪责。如今在防地的官府往往空虚匮乏，将来本路、本州军队的赏赐物资，即使能够筹集，那么前面所说驻扎在本境的军队又如何供给？给他们，就会虚增军队人数而难以周全；不给他们，就会侵扰官吏而酿成变乱。如果朝廷不预先安排，臣深恐临时会另有争执。伏望陛下明察，深切诏令执政大臣，早日赐予筹划。” 章谊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朝廷暂时驻扎江左以躲避金人，大概是不得已。当谋划抵御敌人、恢复国土的计策，以振兴大业。然而金人连年南侵，朝廷也连年奔逃，这难道是金人的计谋真的得逞了吗？这是因为谋划国事的大臣误导了陛下。前些年驻跸扬州时，陛下拥有几十万军队，完全可以一战，但侦察不明，金人突然到来，最终只得奔逃渡江向东，这是宰相的过错。前一年迁驾建康时，军队训练有素，将领勇敢，粮食充足、财物丰裕，凭借长江不可测的险要，正值敌人疑惧之时，本来可以守住；可是没有设置水军，两个宰相意见不合，金人还没有到，朝廷已经先行奔逃，沿海向南，这是宰相的过错。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追补。不知陛下今年守战的谋划从哪里产生？执政大臣中，谁替陛下承担这件事？陛下有幸守住东南，可以巩固根本，俯临江海，凭借险阻，兵将不缺，粮赋也没有匮乏；如果不趁此时讲明守战的谋划，对外遏制敌人侵犯，却侥幸希望没有警报，万一事情仓促发生，大臣又想抛弃陛下的土地疆域，遗弃陛下的百姓，丢下陛下的府库，脱身奔逃，这难道是安定国家、稳固社稷的谋略吗？” 臣愚昧地认为：有江海险阻，就必须依靠船舰以及水战、守备的器具；有山川险阻，就必须依靠郡县防守的力量；有军队将领，就必须加以驾驭、训练和安抚，不能让它们成为将帅自我保卫的资本；有粮赋，就必须通过漕运转输，不能让盗贼侵占据为己有。这四件事分别交给有能力的大臣，让各路自行办理；然后陛下亲自统率精兵强将，坐镇中央指授方略，分派信使往来督察，重赏以劝勉功劳，严罚以惩戒罪过，谁敢不尽力效命呢？如果认为江左地方狭小、不能有所作为，那么金人的军队一定不会比苻秦强盛，金人的谋略也不会超过曹操。苻秦曾败于东晋，曹操曾挫败于全吴。当时江东的形势又怎么样呢？伏望圣明之主考察古代、验证今日，委任大臣，早日赐下措施谋划，臣就不胜庆幸了。章谊又上奏说：“臣私下观察，自古开创业基的君主和中兴的君主，必定能够汇集群臣的谋略而成为智慧，集合众人的力量而成为强大，凭借山川险阻而使国家固守，然后用仁义守护帝位，所以能够无敌于天下。如今有才智、善筹谋的士人，有的到公车署上书，有的由侍从交相推荐，陛下也曾授予他们官职、任用他们，却没有听说采纳实行他们的意见，这就是不能制胜敌人的原因。” 如今中原虽然丧失，但淮甸、江东有数百万户人口，其中有力量、敢于拼死作战的人不可胜数。陛下不能把他们联合起来加以任用，这就是国势不能强盛的原因。水面有江海的险阻，却没有把楼船、水战士卒、操桨水手和潜水人员等一应配备齐全；陆地有山林的阻隔，却没有人统理民兵、土豪、地形险要和关塞。这就是山川险阻不足以凭恃的原因。陛下承受历代圣主托付的重任，号称中兴，实际上同开创业基一样。若只专用周太王迁离邠地的仁德，来应对金人的内侵，日益削弱、月月削减，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振奋乾刚之气，采纳群臣的谋略，集合众人的力量，凭借山川险阻，且战且守，向北进取而收复天下，那么金人就不足以消灭我们的国家。只愿陛下裁察施行。

译章谊又上奏说：“臣听说唐德宗巡幸奉天时，两税度支使包吉把八百万缗财赋储存在扬州，准备运往京师，却被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全部胁迫取走。度支使用蜡封奏表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当时祸乱正炽，德宗不能制服陈少游，于是说：‘少游是国家的守臣，他取走度支的财物，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罢了，有什么妨害？’远近都称赞皇帝抓住了事情的关键。少游听说后，果然感到不安，既惭愧又恐惧，上表请求偿还。由此看来，在多难的时代，有些事情坚持正道反而危险，采用权宜办法却可以安全。’臣私下看到，宣抚处置使司属官李允文，挟持降将张用的军队，扰乱江东、江西两路境内，擅自采用权宜办法，任意更换太守县令，虚报战功，企图冒领官职赏赐，罪状十分明显。朝廷既已查明实情，让他回到宣抚处置使司，恩赦宽贷已经很厚重了。允文仍徘徊在鄂渚，还以张用不肯放行作为借口。近来张用上表，有‘愿意听从节制’的话；滕膺上奏陈说，有‘百姓父老请求借留’的请愿。高卫害怕张用豪横暴烈、难以控制，至今不敢赴任。这样一来，鄂州只有代理太守，没有帅臣。又有马进的军队相距很近，蕲州、黄州的盗贼只隔着一条水。” 如果朝廷坚决执行先前下达的指挥，臣深恐人心会另生归附或背离的变化。假如另行授予守臣，又必须拖延许多时日；对内不足以安定张用疑惧不安的心，对外也无法杜绝盗贼窥伺的意图。这正是决定安危的关键时刻，应该慎重审定。过去汉高祖领悟到淮阴侯请求封为假王的用意，便用脚暗中示意，马上封他为王，最终奠定帝业。臣观察如今祸乱交织，并不比唐朝多难之时轻；陛下恢宏大度，同汉高祖相符，处理关键的办法，难道不应当想到少游对待淮阴侯的先例吗？伏望陛下稍微留意圣虑，再同宰执商量，容忍这个小小的丑类，俯从鄂州士人百姓的请求，慢慢谋划日后的办法，臣就不胜庆幸了。武义大夫曹勋论述和战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天下这个大器，宗庙社稷的大计，四海百姓生存繁衍的根本，全都系于国家的安危。今天的利害，不外乎和战两端。议论国事的人，应当先审察国家所崇尚的原则，确定国是。国是，就是上天所给予的时势，也是时势所推动的事情。应当作战时就作战，应当讲和时就讲和，先后缓急，不容许没有确定的议论。必须先把国家置于最安稳的境地，然后天下这个大器才能不至倾覆，宗庙社稷才能更加巩固，四海百姓才能得到安宁。即使世世代代、百年守护而不改变，也是可以的。不审察应当崇尚什么，却追逐纷乱的议论，把国家侥幸寄托在万一之上，美其名曰尝试的主张；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拿国家去试验这种主张更大的了，实在令人寒心。况且国家安危同自己的升降进退、得失相比，哪个轻、哪个重？自己的进退得失同别人毁誉好恶相比，又有什么损益？做臣子的能够辨明这些，然后才可以议论国事。如果只把自己的进退得失放在心上，就必然把别人的毁誉好恶看得最重。他会认为，别人的毁誉好恶同自己的进退得失实际相互妨碍。所以主张作战，大家就结交附和，跟随的人多，称誉他的人也多。” 他们心里并不一定真正明白战争有必胜的方法，只是认为主战至少可以说成尊奉君主、强盛国家；今天提出这种说法，称誉他的人一定很多，本来不会妨碍自己升迁；将来即使讲和，也不会妨碍自己升迁。因为讲和也不能忘记作战，所以今天的话和将来的话，都不妨碍自己进取，而作战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危，却不去过问。主张讲和，众人都会鄙视侧目，不敢跟随，因为和议难以保全。今天说和，本来不妨碍自己进身；一旦发生变故，就一定会获大罪而离职。不如主张作战，无论怎样都不妨碍自己进身。至于应当和还是不应当和对国家安危有什么影响，也不去过问。何况主张和议会被主战者厌恶，被厌恶就会遭到毁谤，这对自己的升迁难道不是大有妨害吗？这两种人都不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只把自己的进退放在心上，把别人的毁誉好恶放在心上。这就是今天风俗中纷乱议论产生的原因。陛下所依靠来谋划、挽救天下的，不过是几位宰执，而纷乱的议论也足以迷惑这几个人的听闻。因此朝廷之上，主战者表面上说尊主强国的话，以收获小人的虚假声誉，心中未必真有使善人得用的策略。” 陛下不采用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说陛下拒绝纳谏，暗中议论陛下，以至诋毁陛下使国家衰弱；面对同列大臣，便浩然引退，却也没有失去高爵厚禄，而小人的虚假声誉反而更加归于他们。主和者也不知道坚持自己的见解，往往被尊主强国的言论迷惑，想避免被诋毁为卑主弱国；进朝便迎合皇帝的意思，退下便附和众人。所谓国是，究竟在哪里呢？臣所说拿国家去迎合尝试的主张，真是令人寒心。上天在中国尊崇正统，保全祖宗积累的根基，纯粹地保佑陛下的圣德，降下眷顾之命让陛下继承大统，是要使这份事业在后世光大长久。所以才周旋调和，成就今天安定的时机。若说全靠人的谋划，恐怕不容易达到，这正是臣不得不辨明的地方。可惜上天的意思和陛下的圣德混杂在纷乱的议论中，无法分辨。我听说强弱处势不同，不能预先限定。人的身体不能没有疾病，能够不忌讳疾病，才可以保全身体；国家不能没有衰弱，能够不忌讳衰弱，才可以谋求强盛。衰弱却自称强盛，可以欺骗自己；可以欺骗别人吗？可以欺骗别人，可以欺骗上天吗？春秋时，吕甥参加王城之盟，对秦伯说：‘晋国的小人不怕征发修缮来拥立圉，君子却不是这样，说一定要报答恩德，即使死也没有二心；收纳了却不安定，废弃了却不重新立他，把恩德变成怨恨，秦国一定不会这样。’

译秦伯说：“这正是我的心意。”于是归还晋侯，促成盟约，晋国又重新强盛起来。君子可以说是善于审察所应崇尚的事物。正当国家衰弱时，就说衰弱；能够不避讳衰弱，才足以培养强盛；能够培养强盛，才足以真正强盛起来。假使群臣的谋略都像晋国君子那样，国家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陛下考察今天纷纭的议论，它们像晋国君子的言论吗？还是都像晋国小人的言论呢？君子和小人都不能逃过陛下圣明的鉴察，那么陛下的刑罚和奖赏就能施行了。单于轻慢侮辱汉朝，议论用兵的樊哙请求以十万兵力横行匈奴，季布却说：“樊哙应该斩首。”晁错引发七国之乱，吴、楚起兵后，晁错却留守京城并劝景帝亲自出征，同时又正忙于调集兵力和粮食，结果被斩于东市，这并不是袁盎出于私怨的主张。臣下如果各自纷纷进言而不能采用，既不加罪，反而会误国；即使误国，也不加罪。这样谁不想用试探性的说法来求取自身的进用呢？他的主张没有实行，又不加罪，所以便肆意发表纷纭之论而无所畏惧。臣观察今天的事情，之所以不同于前日，是因为天意已经确定了。申包胥说：“人多势众的行动能够胜过天意；但天意既定，也能胜过人力。”臣对此解释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致的。所谓人多势众，是指众人所作所为使凶恶的德行已经达到极点，正是自己招来祸患。上天难道喜欢降祸吗？人的所作所为使凶恶的德行达到极点，祸患必然自行到来，上天也不能庇护，所以说人多势众能够胜过天意。”这说的是前日的事情。上天对于人，难道祸患最终会不再追究吗？报应已经达到极点，却又妄图求得安宁，这就是天意已经确定，人凭什么能够胜过它呢？所以说：天意既定，也能胜过人力。这说的是今天的事情。臣请求用东晋和宋武帝的事来验证这一道理。东晋渡江以后，谋求收复中原的臣子，如刘琨、祖逖、庾翼、桓温等人，都有可能建立功业，却最终不能成功，这是因为天意已经确定。苻坚曾经发动进攻江左的战争，率领百万大军，却在谢玄、刘牢之手下遭到一次失败，自己身死国亡，谋划顷刻间便完全破灭。难道谢玄、刘牢之的勇力超过苻坚吗？这是天意已定，而苻坚却想凭人力取胜，因而自取祸患。宋武帝取得关中后，放弃而不驻守，是知道赫连勃勃必然会来。宋武帝放弃关中，赫连勃勃立即取得了那里。由此南北都获得安定，这是知道天意已定，不敢把它当作未定，因而得到上天的保佑。所以天意既定，君主的意志不可不坚定；君主意志坚定，臣下的意志也不可不坚定；君臣意志坚定，天下自然安定。天意定与不定，祸福已经像这样明白，难道可以不畏惧吗？如今陛下与心腹大臣斟酌天意的大定局，用来裁断国家大事；既然今天已经有成策，也已经显现确定的成效，难道还可以容纳纷纭的议论，崇尚虚名而使国家承受实际祸患吗？敌人想求得安定，比我们保持安定更容易；守住边境而不妄动，把它作为长久之计，这是敌人保持安定的策略。我们想求得安定，比敌人保持安定更困难；倚仗敌人不行动，这是我们保持安定的防备。如果敌人既然不动，我们就不只是保持安定而已，还能趁机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那么千百年的安定就掌握在我们手中。这就是臣对陛下的期望。万一被纷纭的议论迷惑而陷入极端危险，那么臣对陛下的期望就难以实现了。这是臣最为忧虑的事。愿陛下不要忽视臣的言论，奉行天地的无私，彰显日月般的光明，像山岳一样坚定不动，施行四时般守信的政令；这样，陛下想做的事情，自然没有什么不能做到。臣万分恳切地盼望如此。中书舍人周麟之论述守备和应敌的防御策略说：“臣听说治理国家，必须有一个确定不移的计划。大计一经确定，就防守周密而毫不疑惑，不是拘泥于个人的见解，却能使千万人之议不能动摇；不是苟且谋求一时的利益，却能使数百代的议论不能改变。这样的利害关系，难道一定要等到上知天意、下有神机才能明白吗？只是因为所见审慎而通晓事理，所持原则简要而合乎人情，所说的话顺理而合乎天道。所坚持的越坚定，所成就的就越大。古人所说的聪明贤圣、能够大有作为的君主，建立功业、成就事业，大多都是这样。臣仰惟皇帝陛下，像虞舜一样明察询问，像周文王一样忧劳勤政，总揽权力纲纪，综合考核名分与实际，那么又可以同汉宣帝、汉光武相比了。国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本来就应有确定不移的计划；可是近来谈论时事的人却纷纷不一：军人的言论严厉，民间的言论忧惧，士大夫的言论惑乱。严厉是有所愤怒，忧惧是有所忧虑，这只是常态，还不至于造成治理上的大害。只有惑乱才是祸害，其中的危害实在说不尽。这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躁进和怠惰罢了。躁进的人谈论战争并希望用兵；忌讳谈兵而不肯谈论，是苟且偷安。自从讲和以来，太庙安宁了，东朝安定了，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成功的事实显著可见，明明白白。陛下正在谨慎地派遣重臣，送上丰厚的将信之礼，以坚定长久的友好关系，消除群臣的疑虑，却要用喜功的言论来扰乱这一切，难道可以吗？毁弃盟约、抛弃友好，是陛下不会做的事。朝廷闲暇时，修明政令刑法，振兴纲纪，选练将士，这些是一天也不能忘记的事。陛下正在颁布明确的诏令，整饬百官，惩治缄默不言的风气，革除骄纵怠惰的弊病，希望人人共同协助处理国事，却要把这些托付给偷安的说法，又怎么可以呢？眼看着漏洞忽略而导致倾覆，是陛下所不取的。依臣所见，大体有两条确切的意见：一是守，一是应，用这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平安无事时，要考虑用什么来守备；发生意外时，要考虑用什么来应对。考虑如何守备，就是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考虑如何应对，就是在不得已时采取行动。守备取决于我们，应敌取决于敌人。取决于我们的，是有常规的；正因为有常规，即使双方诚信和睦、往来交通，也不能废弃我们应有的守备。取决于敌人的，是不可预测的；正因为不可预测，即使事变突然发生，也不能逃避我们应有的应对。如今有千金家产的人，加固自己的墙垣，这是常人都能做到的。

译如果说我和亲党做邻居，他们不会害我，于是便轻视并放弃加固防守的设施而不加修理，难道不是在为其他盗贼留下可乘之机吗？所谓治理好自己，就是这样。《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剥取桑树根皮，把窗户缠扎牢固。’如今这些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创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国之道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这说的是治理好自己足以令人畏惧。野兽践踏田地，拿起武器追赶它，这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事。如果说我将把肉丢给野兽吃，不驱赶你们，那么野兽还会咬人。即使想不驱赶它，能够安宁吗？所谓不得已，就是这样。汉元康年间，趁匈奴衰弱，朝廷商议想要攻打它。魏相不同意，说：救乱、诛暴，叫作义兵；用兵合乎义，敌人侵犯自己，不得已而起兵，叫作应兵；应敌而起的兵能够获胜；为争夺小事而不能忍受愤怒，叫作忿兵；忿兵必败。这不只是人事，也是天道。这里说的也是应敌时的不得已。大概能够做好守备，就是能够应敌的根本。守备无不牢固，应敌就无不获胜。守备既已牢固，就能消弭盟约破裂的危险、挫败敌人的进攻，使人不敢欺侮我们，并且将没有敌人可以让我们应战。古人所说的最高明的做法，道理本来就是如此。臣希望陛下进一步修明德政，厚待百姓，蓄养材俊，广泛储备物资，重视根本而抑制末业，去除浮华而务求实际，使赏罚明确并一概以诚信为准，振作威令以显示严肃，考察将帅的能与不能并制定磨砺勉励的方法，察看士卒的勤惰并寻求切实养育任用的办法。凡是可以作为守卫国家工具的措施，没有不扩大推行、普遍实施的。这样，守备就没有不牢固的。衡量山川的远近，观察道路的险易，哪里应当扼守险阻，哪里应当据守要冲，谁负责声援，谁负责形成掎角之势，谁负责统一指挥。凡是可以作为应敌机宜的措施，没有不预先确定并默默传达的。这样，应敌就没有不获胜的。守卫国家的措施，都可以充分商议；应敌的机宜，却不可以预先泄露。关键只在陛下努力实行的决心，认识并坚持中正之道而自信不疑罢了。《尚书》说：人心危险而难安，道心幽微而难明；必须精审专一，真正把握其中正。人心危险而容易动摇，容易动摇，所以浮言会兴起；道心幽微而难以认识，难以认识，所以最高的道理会被遮蔽。统治人民的君主，不过是排除众多的忧虑，使思虑精纯专一。能够守持中正并自信不疑，圣人所能做的事情也就完成了。尧、舜、禹治理天下，世代相传的同一原则，不外乎此。以上这些话，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圣明裁断而不改变，掌握一个确定的计划，谋划守备和应敌的防御，用来作为守持中正、自信不疑的原则，不要被喜功和偷安的说法迷惑。这样，千万人也不能动摇，数百代也不能改变。用人事来验证，用神明来质证，臣这些话或许可以无愧于心。惟愿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提点成都路刑狱公事冯当可上书说：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时局多艰，重建宗庙社稷，不惜委屈自己来修好息民；然而谦让退避超过了适度，渐渐形成了卑弱的形象。弱小的形势显露出来以后，强敌便产生了觊觎之心。宽缓不足以济事，就用刚猛补救；弱小不足以自立，就用强力补救，就像救火必定要用水、救寒必定要用温暖一样，这是不得不如此的。善于使自己强大的人，先使自己的意志强大；意志强大以后再举事，来彰显自己的强大形象。强大的形象显露出来，弱小的形象就消失了。陛下明知敌人的盟约必然破裂，战争也必然不能避免，就应当显然地发愤激怒，移驾建康，向天下表明有所作为，下达罪己诏，感动内外臣民，表示愿意与社稷同存亡。天下听闻此事，谁不会振衣而起？这就是通过举事来彰显强大形象的一端。况且君主处于天下之首，是用来率先天下、鼓动万事万物的。自古以来，没有君主退缩却能使天下前进，也没有君主怯懦却能使天下勇敢的。惟愿陛下振奋强大的意志，彰显强大的形象，显然地有一怒而安定天下的志向，忠臣义士无不受到感召。人心一旦振奋，士气就会增强百倍，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呢？当年真宗皇帝澶渊之战时，陈尧咨劝他幸蜀，王钦若劝他幸江南，只有寇准决定亲征，国家太平的根基凭这一战再次奠定。当时如果果真幸蜀，果真幸江南，那么靖康、建炎年间的事情当时就已经发生了。如今的地势形势又比不上全盛时期，车驾已经在江南，再没有可以退往的地方。福建、二广，陛下可以到达，敌人也可以到达蜀地；即使那里地势险阻，也因形势逼迫而局促，正如老鼠钻进牛角，必然不能长久。如今普通人做事还知道吉凶悔吝都由行动而产生，何况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难道不深思一下行动之间可能出现的无穷变故吗？将士观望，忠义之气受挫离散而变成盗贼，大事就完了。它同移驾建康、使天下增加勇气、都愤然向北为陛下争先赴死相比，相差实在太远。又说沿江的防御，朝廷虽然已经安排，但仍有很多疏漏。臣从蜀地出峡，凡是有军队将领驻扎的地方，都一定亲自见到本人，询问防御方略，审察虚实，以备陛下询问采纳。长江数千里，各军驻营不一，不能全部说尽，姑且只谈湖北。荆南是鄂渚上游的要冲，兵力非常薄弱；虽增加了循、灨一带的一万名士卒，但他们不带家属，日夜想着回乡。统制官又不服从李宏的节制，平安无事时尚且担心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到了缓急关头哪里能派上用场？询问他们作战和防守的方法，只是依靠堵水来防守城池；水口在城外并且与敌人共有，敌人得到水口后将它堵塞，就可以引水灌城。城墙一旦决口，敌人就可以攻城。李宏原来的部曲和田师中的部曲，如今各自成为一军。田师中憎恶李宏，恐怕到了缓急关头一定不会互相援助。田师中又年老多病，即使有忠义之心，也已经不能亲自披甲执兵、出入军阵了。这样看来，上游的要地已经不能保守。田师中这个人，二十年来讲和安静，无所事事，高堂大厦、玉帛子女、富贵安逸都已经享尽了。如今发生战事，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吗？揣度他的内心，也希望退避，最终保住富贵；但又难以亲口说出。惟愿陛下赶快选择像李宏、李显中这样忠勇壮健的人，替换他镇守上游要地；这样才可以依靠他们来保卫上游，而田师中也一定会感戴皇恩。又有下游各军没有统一的总管，好比只有手指而没有手臂，筋骨脱落，怎么能够搏击擒拿、屈伸自如呢？如今敌国使者已经回去，恐怕战端很快就会开启。希望陛下赶快选择文武大臣中有威望、众人敬畏信服的人，分别任命一人统辖荆襄，一人统辖江淮。论威望和众人敬畏服从，没有谁比得上张浚、刘锜，陛下已经任用了他们。不过仍有一种说法：应当借重他们的声誉威望，不宜立即把他们置于前线。胜败是兵家常事，万一稍有失利，就会动摇各军。

译如今让他们总统一众将领，而让各将领亲自处在前列。刘锜只负责指示行军踪迹和方向，利害关系就相距较远，这也是慎重任用他的办法。张浚曾经耽误过陛下的事情，陛下并不认为他贤能；然而如今天下人都认为应当任用他，日夜踮脚盼望陛下起用。孟子说：“国人都说他贤能，然后再加以考察。”希望陛下舍弃个人的好恶，以天下为心，勉强起用张浚，以满足众望。这样一旦任用，就能使军民在一天之内回心转意，踊跃鼓舞，其效果也不算小小的补益。张浚经历忧患和挫折，又历经年老，已经没有年轻人的锐气，惟愿陛下深加察看。用兵不能没有财赋，财赋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出自民力。自从兴兵以来已经三十多年，赋税征敛繁重，百姓的财力已经枯竭。蜀地百姓婚冠、昏礼和祭祀的礼仪全都废弃了，风俗变得急迫，百姓愁苦叹息，生活无聊。荆湖的盗贼白天公然抢劫，田野荒凉，州县每月上供的钱粮没有出处，往往只得依靠加征税收。各地税务人员拿弓带箭，拦截船只，名义上说是征收商税，实际上是抢劫掠夺。贫穷的小商人甚至有人弃船逃走，长江上下都没有人敢通行。臣不知道福建和二广的情形，但拿这里相比较，它们一定也不可能单独富足。平时没有战事，各军的费用每月发放一个月的份额，常常担心不能接续。一旦用兵，费用必然增加十倍。国家没有储藏，百姓也不可再取。惟愿陛下痛下决心节省开支，穿粗劣的衣服，吃菲薄的食物，停止内廷的费用来帮助军用。自古以来能够克服艰难，没有不是由于恭谨、节俭、勤劳的。陛下如果真能至诚克制自己，削减切身享用的供奉，以此养育战士，那么那些披坚执锐的人，难道不会感激奋发，捐弃身躯来报答陛下吗？内有公卿大臣，外有监司、郡守，下有富商巨贾和州县兼并之家，即使让他们拿出一半家财来帮助军用，也将心甘情愿，因为陛下亲自以身作则。军队有多少的区别，选择将领统领，整顿训练，一个月就可以振作起来。惟有财用，是今天最困难的事情。版曹、司计之臣，应当日夜精心思考，减少官吏，裁减州郡多余的士卒，精细核查是否应当支出，不浪费一丝一毫，或许才能办理得了。州郡多余的士卒，除充任守倅、白直之外，毫无用处。一路监司总共三四名，有时缺员只剩一名而兼任数职，却没有听说因此废弛政事。这样看来，官员也可以裁省。一定要到了官员空缺便导致事务废弛时，才可以增置官员。这样即使按照省并的办法，也自然不会废弛政事。总之，精细周密地筹划财计，曲折周全地办理事务，必须做到不取之于百姓，然后国家的根本才不会动摇；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事务。况且君主处在艰难时期，谋求恢复功业，听取言论、采用谋略，应当听取却不听取，应当采用却不采用，应当有所作为却不作为，应当迅速却迟缓，或者应当迟缓却迅速，就像扳动弩机一样，差之毫厘，利害立即显现。惟有君主清心静虑，公正地听取意见并从长远观察，才能随机应变。愿陛下疏远宦官，拒绝巧言谄媚之人，使私意无从干扰，取舍不受迷惑，专心一意，以诚意同贤士大夫和敢于直言的谋议之臣同心协力，共同成就大事。臣前面所说的，移驾建康、选将练兵、任用张浚和刘锜总统一众军队、节约用度损己以充军费，其余都是枝节，不是事情的根本。惟愿陛下远离巧言谄媚之人，疏远身边的近习，清心寡欲来面对事变；这正是兴办事业、建立功业的根本，也是《洪范》所说的“皇帝建立其中正准则”。今天应当做的事，必须依次施行，样样切实妥当，然后命大臣留守宫阙。陛下应像建炎初年那样，在马上处理政务，率领数千骑兵往来巡抚各军，使江淮、荆襄没有固定驻处，让敌人无法测知您的行踪。臣知道即使还没有交战，敌人已经知道畏惧了。敌人虽然强大，但这种强大容易转弱；他们并没有真正得到天下人心，实际上只是强行驱赶百姓南下。陛下与他们抗衡，不必取得大胜，只要勉强支撑敌人一两年，他们内部的嫌隙自然会产生，幽燕、两河应当会有人起兵消灭他们。陛下拥有天下的一半，披甲士卒三十万，并不是徒手空拳；又有长江和大湖，地利在我们一边，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然而今天的事情确实紧迫，像救火救溺一样，稍有迟缓便来不及，关系到国家存亡。臣料想敌国使者回去以后，朝廷一定会有大的部署，使天下耳目焕然一新。可是十天之内寂然无声，臣恐怕朝廷的议论仍想派遣使者去祈求，希望和议能够拖延。依臣看来，万万没有这个道理。三年前敌人焚烧榷场，南下放牧的计划已经定下了。虽然口头上说要迁都，实际意图是亲自来到战场。即使再三百次、上千次祈求，也只是自取羞辱，绝不可能使他们回心转意。今年没有行动，不过是推迟到明年；幸好他们早些行动，陛下还可以因恐惧而修养反省，整顿法令纲纪，仍然来得及应付。行动越迟，祸患越大，就越来不及了。臣在绍兴八年，曾经蒙召应对陛下，当时正好敌国使者请求和议，臣对此就表示怀疑。陛下不因臣疏远卑微而轻视臣，同臣反复讨论了好几次，甚至劳烦圣谕，认为这是亲自屈己求和的意思。后来太上皇的梓宫归葬中华，太后回到东朝接受奉养，天下有好几年没有见到战争，不能说讲和没有取得一些成果；然而却没有妥善安排后续的事情。臣过去的愚见，在今天仍然得到验证。臣如今又蒙召应对，敌人恰好想要毁弃盟约，臣又因他们狂妄愚蠢而冒昧触犯圣聪，希望陛下特别垂览，采纳并施行臣的意见，不要使狂妄浅陋的话在将来再次得到验证。臣因患病而头脑昏塞，言语没有条理，冒犯天子的威严，罪当万死，惟愿陛下裁量赦免。秘书省正字汪应辰上疏说：“和议不协调，并不是值得忧虑的事；和议协调了，却因循苟安、毫无防备，才是可怕的。不同意见没有停止，并不是值得忧虑的事；不同意见停止了，上下互相蒙蔽，才是可怕的。金国即使同我们通好，疆场之上也应当各自戒备森严，以防其他盗贼。如今却正要大赦中外，褒奖宠信将帅，以为休兵息民从此开始。即使忘记多年以来的耻辱，难道就不考虑将来意外的祸患吗？这就是因循无备之所以可怕。朝廷当初竭力排斥群议时，大的被流放驱逐，小的被罢免；只要有一句话迎合朝廷，便越级提拔任用。因此小人窥见空隙，轻浮急躁的人阿谀逢迎以求宠爱，畏惧懦弱的人因循缄默以尸位素餐，而忠臣正士却无法在群小之间立足。这就是上下互相蒙蔽之所以可怕。臣希望不要因为和好似乎可以无忧，就不思考祸患、预先防备，始终像敌人即将到来那样戒惧。”疏奏上去后，秦桧非常不高兴。

译汪应辰任户部侍郎时，奉诏谈论政事说：“臣接到尚书省札子，三省、枢密院共同奉行圣旨，认为秋季防备还不遥远，事情贵在预先筹划；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应当有长久的防备。可以命台谏官和侍从官各自把所见所闻分条写明，上奏报告。臣恭敬地看见上天帮助顺应天道的人，首恶已经灭亡，金国新君即位，畏惧上天的威严，派遣使者通和，言辞意旨诚恳。陛下正不让自己安逸，却预先为秋季防务做准备；不自认为圣明贤能，却广泛听取群臣的谋略，天下幸甚。只是近来传闻不一：有人认为金国君主宽厚而能得到众人拥护；有人认为他懦弱而不能立足；有人认为他急于和亲，想重新收回河南之地；有人认为他们正在大立赏格，以鼓励战士，像唐、邓、陈、蔡等地失而复得一样，他们的志向大概还没有停止；有人认为河朔群盗在南面侵扰，而契丹的遗种在北面进攻。过去汉光武帝刚刚平定天下时，臧宫、马武都认为匈奴衰乱，时机不可错过；光武帝回答说北方敌人还很强大，于是屯田并加强警戒防备。传闻之事常常有很多不真实之处，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总之，治理国家的人不应当询问敌国的盛衰，只应看我们自己治理得怎样。” 东晋末年，苻坚凭借百万大军和战胜的威势长驱直入进犯，自以为把马鞭投到长江里就足以截断江流，晋人战战兢兢，发出将要沦为异族奴役的叹息。到了淝水之战，敌军溃败奔逃，首尾不能相顾，最终因此亡国。这样看来，敌人即使强盛，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晋朝的谋臣都想乘苻氏败亡之机开拓中原，王师一出，便可完全取得兖、青、徐、豫四州。然而君臣宴饮安乐，不再有所顾虑；即使有谢安那样的功勋，也仍不被容纳，反而让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一类人出来掌权，晋朝由此开始不能振兴。这样看来，敌人即使衰弱，也未必是我们的福分。因此臣说：不应询问敌国的盛衰，只应看我们自己治理得怎样。如今诏令以粮食充足、兵力充足为忧虑，这两件事都是治理好自己的关键。臣先谈粮食充足的道理。古人认为，国家官府应当靠收取田租和赋税来供给衣食；然而汉文帝、汉景帝盛世时，有时减免百姓一半田租，有时全部免除，有时实行三十税一。汉武帝征伐四方，极度奢侈，于是实行盐铁、酒类专卖禁令。汉昭帝即位后，把这些一概废止。到了后世，有时实行，有时废止。唐朝到唐德宗时采用杨炎的主张，把军兴以来横征暴敛的各项赋税合并为两税；又采用张滂的主张，开始实行茶叶专卖。汉、唐所征收、专卖和禁榷的各项制度，如今都已经不能改变了。然而刘晏号称善于理财，他开始实行盐专卖时，盐利每年才四十万缗，到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多万缗；天下赋税中，盐利占了一半，宫廷服饰器用、军队粮饷和百官俸禄，都依靠它供给。如今只按淮南、两浙计算，每年收入就有一千三百四十万缗。贞元八年，茶叶专卖每年获得四十多万缗，如今每年收入则有二百四十万缗。世上本来没有比刘晏更善于理财的人，只是不知道假使刘晏再生，在今天的财利方面还能不能有所增加呢？至于其他征收项目，名目繁多，有经制钱、总制钱、无额上供、折帛钱、州郡宽剩钱、僧道免丁钱、寺观宽剩钱、大军月桩钱、赡军酒息钱、籴本钱等，把所得总计起来，又超过两税十倍还不止。这样看来，今天的财赋收入丰厚，汉、唐时期以及我们祖宗朝代的盛况都比不上。既然如此，财物聚集在上面，应该多到用不完；可是大司农连十天的储备都没有，甚至使皇帝早晚忧劳，这是什么缘故呢？臣曾经认为，征取多就应当有余，却有时反而不足；征取少就应当不足，却有时反而有余。汉文帝、景帝减轻徭役、薄收赋税，却达到钱币串朽、粮食陈积的程度；汉武帝把天下财物都收拢起来，日常用度却常常不能接续。唐朝王仲舒任江西观察使，上奏请求停止榷酤钱九十万；过了三年，钱财在府库中有余，粮食在仓廪中有余。孔戣任岭南节度使，把其他名目的税收全部免除，又免去属州拖欠的缗钱二百五十万，公家收藏和私人积蓄都上下充足。由此看来，关键不在于征取多少，而在于使用是否有节制。今天的财赋，从外廷方面来说，左藏库每年支出的数目同绍兴初年相比，已经增加了一倍多。臣不敢远引上古，只姑且以陛下即位初年的情况作为标准，那么其中应当裁减节省的，本来就不少。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请求下诏中书、枢密院大臣，考察祖宗朝以及天圣年间官吏、士兵的数目和天下赋税收入的数目，斟酌增减，制定条文，使上下共同遵守；这样国家用度就有常规，百姓的力量也会有余。这也是微臣对陛下的期望。凡百官和各有司浮滥冗余的费用，都可以参照旧制，一概减省。只是军队方面的费用日益增加，因循日久，遂成惯例，一旦更改固然不容易；然而赏赐制度的冗滥，难道唯独不能加以甄别吗？军籍中弄虚作假的冒名顶替，难道唯独不能考核查实吗？这不过在于陛下指挥裁决罢了。又自从用兵以来，朝廷内外争相谈论所谓有利可图的措施，往往多出于希求功劳、侥幸成功的意图。比如设置营田、组织民兵、招纳归附等事情，钱粮器械全都从朝廷取得，却丝毫没有成效，也没有人知道究竟有什么用。熙宁年间，韩绛以大臣身份宣抚陕西，耗费十八万缗，最终没有成功，众议沸腾，认为是大罪。如今所谓十八万缗，不知道已经变成多少了。况且这些事情刚开始施行时，议论者本来就怀疑其中有不可行之处，所以臣希望朝廷有所兴办时，应当同众人共同商议，使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充分陈述在前，然后择善而从。像汉宣帝让公卿讨论屯田的利弊，反复周详，或许可以避免轻率行动、虚耗钱财的过失。虽然如此，这只是说外廷的事情罢了。至于内府的财物，则有外廷所不知道的地方。《周官》说太宰用九种用度制度来均衡节制财用，其中有赏赐的制度，也有供王享用的制度。这样看来，君王的用度虽然说没有限制，终究也不能超出制度。太府掌管九赋、九功的副本，接收货贿收入；发放财物时，依照制度和法令授予；制度规定的贡赋有余财，才用来供给玩赏器物。

译元丰年间重新制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管办理内藏的出纳，而奉宸库则隶属于太府，这是用来表示天子极其公正、内外没有区别。自绍兴十三年开始，下诏规定内库不隶属于户部，太府和有关官司如果胆敢干预询问或要求供报，都要因此获罪。内外臣民不知道其中缘故，为什么会这样呢？怀疑的言辞和不同的说法，什么都有。臣私下观察，陛下清心省事、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一切都出于天性。宫中嫔妃和内廷使令已经裁减，陛下又进一步遣散；教坊音乐已经不听，陛下又进一步停止。这难道是把外物当作快乐吗？近来因为战士暴露在野外，防备边境、犒劳军队、招募军士、购买战马，大多从内库支出。这难道是把多藏财物当作利益吗？然而臣仍有不能不说的地方，私下担心赏赐之间有时过于丰厚而失于节制，出纳之际有时习惯于宽纵而失于考察。各种杂色供奉、冗余无用的食禄人员，有的即使已经澄清淘汰，也可能还没有尽除。如今陛下在上面恭谨节俭，而左右近习以及贵戚之家，住宅、池馆极尽华美，田园、宅第连绵于田间道路，这本来就不能使人没有疑虑。一个人如果有不忍伤害他人的仁心，就一定会施行不忍伤害百姓的仁政。有仁爱之心和仁爱声誉，却使百姓不能受到恩泽的情况，大概也是有的。愿陛下推而广之，把已经实行的节省再节省，先从宫中开始，接着推及外廷；这样圣德日益更新，人心就会悦服，而实际的恩惠也会施及天下。先王认为不可节省的，是祭祀；至于应当节省的时候，两个竹筐的供品也可以用来祭享。何况赏赐和供王享用之类的费用呢？况且臣听说，拥有国家的君主，从来没有不把民心当作国家安危的根本。我们祖宗覆盖养育天下，百姓爱戴他们，至死不改，尤其在艰难时期更能看出来。陛下试试看东晋的情况：当晋国立国于江左时，中原分裂，夷狄彼此攻战，所以边境才稍稍得到宽缓；但内部又发生变故，危险得没有一天安宁。晋朝所忧虑的是王敦。王敦死后，苏峻、祖约联合起来侵犯正统。晋朝所忧虑的是桓温。桓温死后，王恭、殷仲堪起兵向内。晋朝所忧虑的是孙恩。孙恩死后，卢循、徐道覆接连作乱。这是因为晋朝的根基还浅，人心容易动摇，所以奸邪能够肆意妄为而无所畏惧。自建炎以来，金人的祸患比东晋时期更严重，然而百姓虽然有时流离失所，却没有背叛的意图；盗贼虽然有时突然发生，却没有响应他们的力量。强悍的将领不能使部下跟着作恶，暴虐的敌人也不能阻止百姓向往教化。这些全都是祖宗德泽长期凝聚的结果，也是陛下仁爱之心感动的结果；大家共同扶持、保护和遮蔽国家，才达到今天，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是把它治理成抽取民财的地方呢，还是治理成保障国家的地方呢？”简子说：“治理成保障国家的地方。”尹铎于是减少了户籍数目。后来智伯攻打晋阳，掘开水坝灌城，灶台沉在水中，水中生出青蛙，但百姓没有叛变的意志。今天从百姓那里征取的各种财物，臣已经在前面详细陈述了。希望陛下想到民心所系是多么重要，怜悯如今民力已经枯竭，设法振救他们；只有节省无益的费用，使财用充足，然后不得已的赋税才可以逐步免除。这样，疲惫困苦的百姓或许能够得到休息，那么他们作为国家保障的作用，难道会有穷尽吗？臣请求谈谈兵力充足的道理。过去陆贽说过：“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用得其人；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正确的权柄。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兵力即使很多也不能依靠；掌握权柄失当，将领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挥作用。兵力不能依靠，就等于没有兵；将领不能发挥作用，就等于没有将。所以，根本不在于增加军队来制造事端、增加赋税来残害百姓。”至和年间，朝廷招募新兵，谏官范镇认为财用不足、民力凋敝，却又想招募士兵，这同想救火却再添柴薪、河水已经浑浊却又搅动源头有什么不同？兵力不在于多，而在于训练和将领究竟怎样。当侬智高侵犯岭南以后，朝廷派遣的将领不知有多少批，派遣的士兵不知有几万人，死亡和败逃的数目多得无法计算。可是狄青之所以取胜，只用了番落数百骑而已。这就是兵力不在多，是近来的事实证明。臣认为陆贽、范镇的说法，正切中今天的弊病。自从讲和以来，各将领坐拥重兵，从来没有尺寸功劳，却享有高爵厚禄，富贵达到极点，安然享受优厚逸乐，养成骄纵懒惰，再没有激昂奋发的志向。兵籍虽然很多，却根本不检阅训练；有的拘留他们去做工匠，有的驱使他们去做商贩，有的压制他们去做仆役。既然用不应做的事情虐待他们，又侵夺他们本应得到的粮食。路上的人都知道这些兵不能使用。不久敌骑突然到来，他们竟然没有交战一次，望风逃跑。不到十二天，两淮之地几乎被践踏遍了。他们却仍然安然自得、毫无顾忌，任意编造谎言，列报战功，欺骗迷惑众人。到了危急时刻，奉诏应援，他们有的却用游移的言辞和诡诈的计策推托观望，不肯前进。陛下虽然曾经惩治那些不听命令的人，最终却还不足以震慑内外。况且同样是犯罪，处罚却有轻有重，人们尚且不能没有怨言，更何况有的受罚、有的受赏呢？因此那些免于罪责而得到褒赏的人，不知道惭愧，反而认为朝廷可以欺骗，傲慢怠惰，侧目而视，日益严重。陛下拿出金帛赏赐士卒，恰好资助了他们刻剥百姓的计策。到了怨恨和诽谤一同兴起、无法自行解释时，他们便又上奏战功、评定赏赐，超越资历等级，动辄赏赐数万。唐朝李愬平定淮西时，上奏请求授予将佐以下官职，共一百五十人。唐宪宗对裴度说：“李愬确实有奇功，但奏请任用的人太多；如果像李晟、浑瑊那样的人又该怎么办呢？”于是把奏章留在宫中，不予下发。拿这件事来比较，今天的事情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平安无事时，朝廷有所差遣，通常都以诏敕下达；他们有时暗中拖延，有时公然欺骗玩弄，有时直接抗拒而不执行。不知道一旦有紧急情况，能否只听命令，遵循国家的危难而行动呢？四方之人将看什么来取法？三军将士将以什么受到鼓励或惩戒？即使有百万貔虎之士，又将使用谁呢？所以臣所忧虑的，不是兵力不足，而是军政没有整顿。

译况且如今内外的军队，其中老弱和强壮的不能分辨，逃亡、隐藏和死亡的人也无法查清。这样即使想增加兵力，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增加什么。诸葛亮出师没有取得功效，有人劝他增加兵力，诸葛亮说：“大军驻扎在祁山、箕谷，都比敌人多，却反而被敌人打败，这个弊病不在兵少，而在于一个人。”如今想要裁减军队、减少将领，明确处罚、反省过失，考察将来的变通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做，兵力再多又有什么用？从今以后，凡有忠心谋虑国家的人，只要勤于攻击我们自身的缺失，事情就可以确定，贼敌就可以消灭，功业可以垫脚等待而成了。由此看来，诸葛亮不只是不同意增加兵力，还想裁减节省兵力。大概胜败在于将领，不在于兵力；兵多而冗杂，不如兵少而精锐。臣希望陛下在内心自我反省，把前日的过失看作在于自己，振奋英明果断的意志，努力实行大公至正的道理，不被不同说法的私意牵制；赏善罚恶，不偏不党，向天下表明自己的好恶所在，使人人都洗心革面、改变思虑，听从陛下的作为。这样以后，兵籍多少、人才高下，都可以按实情查见；谨慎实行训练的方法，号令一定执行，等级一定严明，技艺一定精熟，心志一定专一，军队往来进退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了。从前人们谈论用兵，大概有一人可以抵挡十人的，也有十人还抵不上一个人的，这只在于怎样使用他们。我私下听说，朝廷正在简阅州县的士兵，抽取其中一半来等待意外之事、作为防备，这实在是不得已。去年冬天本来曾征发各郡弓弩手的十分之七，强迫他们上路，弄得人心惊扰，行军时惊惶回顾；州郡有调发军队的费用，百姓家庭有离散的怨恨。到了军中，大多一开始就把他们当作奴仆驱使，并不借助他们作战。强敌在前，什么时候真正得到过一个人的力量呢？况且所谓正兵，技能也不过如此，何况比他们更差的呢？还有更为不便的地方：盗贼的发生，常常起于细小的苗头。州县的士兵虽然不能用于大军作战，但追捕盗贼、巡查缉捕、保卫乡里，正是为了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晋武帝罢去州县军队，山涛、陶璜都认为不可；到了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不能制服，这正是往事的鉴戒。去年冬天既然抽取了所谓弓弩手，州郡没有防备，于是有的征发各县尉司的弓手来守卫城郭；县里又没有防备，于是有的押差编户百姓来替代弓手的缺额。贪婪狡猾之徒借机作奸，无所不至；无论被差派还是没有被差派，都同样受到骚扰。天下的事情，顺着人情去做，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容易；违背人情去做，就有挟山超海般的困难。所以圣王施政，山地的人不让他们住在河川，水洲的人不让他们住在中原；这并没有什么神奇巧妙之处，也只是顺应情势罢了。如今百姓在田野乡里的，被县里拘役；县里的巡捕，被调到州里服役；州里的守卫，又分隶于各支军队，这难道是顺应情理的做法吗？议论者担心州县空虚，便请求在各地四隅设置官员，并任用当地人担任。强宗富室平日凭借财力，在乡里武装自卫，如今又假借一点权柄，公然行贿，明目张胆地报仇，有的比盗贼还厉害。朝廷知道这样不便，不久便停止了这项措施。大凡这样反复开罢、变动摇摆，竟至于数次，公私双方都烦劳耗费，骚扰不安，而始终没有找到妥善办法的原因，都是由于州郡没有军队。现在诏书只要求防止法令，选取强壮之人，在各州进行教阅，本来未必就要征发他们。只希望陛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精心思考、反复权衡，作出裁处，使州县不至于没有防备，乡里百姓不至于受到重重骚扰，那么州县安宁，朝廷也就安定了。臣仰思陛下临政求治至今已有多年，国家本应更加富足，军队本应更加强盛，如今却反而以不足为忧，凡是臣子，谁能不惶恐呢？臣私下认为，自古君主处在艰难时期，能够积累微小的成效而达到显著的功业，革除弊病而实现治理，关键一定要以至诚为根本，以努力实行作为要务，不崇尚空虚的文饰，专门追求实际效果。任用一个人，就一定要责成他建立功绩；听取他的言论，就一定要用事实来验证。这样使欺骗虚伪的人有所顾忌而不敢妄为，使忠臣义士都能竭尽心力来奉事君上，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事情了。《诗经》说：“心意忠诚深厚，母马三千匹。”又说：“心无邪念，马就这样奔行。”马匹繁殖增多，和君主的心意有什么关系呢？大概事物无论大小，如果不是用诚心去主持，那么所做的事情施行到外面，必然粗疏简略；所任用的人向上应付，也必然敷衍草率，又怎么能够达到目标并取得成效呢？今天的事情，关键只在于陛下是否对此加以留意而已。臣私下观察当今风俗，大多把欺骗蒙蔽当作时尚。夔路的帅臣自称训练精兵二万人，等到监司核查事实，起初竟没有一个士卒。东南铸钱，祖宗时期每年不少于一百万缗，近来只以四十万缗为定额；又收集天下的铜，有司认为可以铸钱三十万缗，这样就是七十万缗。去年实际缴纳的仅有五万缗，却竟把六万缗作为羡余献上。像这样欺骗蒙蔽，既不把它当作罪过，甚至还因此奖赏他们，别人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欺骗蒙蔽呢？这种风气不革除，那么天下的事情使圣上劳心忧虑，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臣不胜恳切，献上自己愚拙的忠心，只愿陛下裁断并宽宥，实在是万幸。直秘阁喻汝砺上奏《裕蜀防》说：谈论天下的形势，必然要凭借秦地；谈论秦、雍地区军队的供给，必然要凭借蜀地。秦与蜀是接壤的国家，拥有四川的富饶，凭据五路的强盛，中兴的大势就确定了。仰想陛下极其明察、光照四方，却用它来使大德更加深厚，以广大包容来使其更加恭敬。于是结交两国的信义，招致诸侯的宗庙后裔，祈求上帝的福佑，把天下赐予他们，使河洛安定，澄清统一崤山、渭水一带，那是天下的胸腹之地。如今既已占据天下的胸腹，号令施行便足以覆盖天下。光复大业、继承并开创中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臣私下认为，蜀地长期驻有重兵，日月拖延已久，每年供给军需不下千万缗。玉垒一带的肥沃物产因转运而枯竭，西海的物资也因制造兵器铠甲而耗尽，蜀人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竭尽。仰赖陛下早起忧劳，挂念远方，感慨蜀汉驻兵日久，怜惜岷山、峨眉一带转运粮饷的劳苦，于是诏令枢密大臣把军队迁往关右，全蜀父老兄弟很快都蒙受福祉，自以为可以暂且享有一日安闲了。然而臣私下思量，仍然存在的弊病，是官员冗滥。水浑浊，鱼就困苦；官员冗滥，百姓就混乱。事情抓住要领就容易遵从，法令简明就容易施行。况且蜀地的力量为什么困乏？是军队损耗它、官员侵蚀它啊。

译不只是军队损耗蜀地，冗滥的官员也使蜀地受到危害。自从战争兴起以来，于是有了制置司的官员，有了都漕司的官员，又有州县酒官以及催拨、运输粮米的官员之类，他们使供给军需的事务烦扰不堪，使馈赠问候奢侈铺张，公私都焦灼困苦，物资力量耗尽，粮仓和储物之所空虚，老弱之人疲惫困病，蜀地百姓也因此日益贫瘠。伏望陛下用训辞申明此事，以法度加以裁制；裁省官员、合并机构，就会更加有利；少承担不急迫的负担，减轻赋税、放缓征收，那么潼州、夔州便会有休息肩负的一天。这样，蜀地一天比一天富足，就可以供给秦地；秦地一天比一天强劲，就可以遮护蜀地。中兴的事业，将永远成为万世无穷的美好福祉。汝砺又上奏《恢复防》说：我曾考察荆楚地区，北面临近汉水、沔水，南面逼近夏州、广州，东面接界吴地、会稽，西面濒临巴蜀。诸葛孔明认为这是可以用兵的国家，正是如此。外有长江、汉水环绕，内部凭据山岩险阻，鲁肃认为这是金城般坚固的地方，也正是如此。孙权建都武昌，黄龙元年迁都建业，并让陆逊辅佐他的儿子，镇守在那里。难道不是因为那里地形占据上游的形势，依靠荆州的险要，足以作为国家的屏障吗？又让步隲守西陵，程普守江夏，吕蒙守陆口，朱然守南郡，而鲁肃、甘宁等人，也在资水、益阳之间经营布置。这几位都是天下杰出奇伟、豪迈爽直、万人之中的英才，孙权全都把上游的重任交给他们。他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先占据夏口，上游的形势就可以完整掌握；再占据楚关，那么南方夏州一带的形势就更加开阔。孙权虽然威势行于江东，占有八州，施展武力、竭尽财力，却不足以驾驭南北两方的雄强势力；而刘备、曹公，是天下强大的对手。陆逊并不是刘备的对手，周瑜也不是曹公的对手，最终却能使刘备在西陵困窘，使曹公在赤壁受阻，击破并挫辱他们，使其退却千里。难道有什么特殊的缘故吗？实在是因为以楚关为城，以长江为护城河，又取得了上游的便利罢了。仰想陛下受天命而中兴，恢复疆土，拥有数百大县、十二座名都。黄河以南，全部成为君主所统治、臣民所归附之地。要光复旧业、使我大宋世代隆盛，正是讨论国家大计的人急切希望的事情；他们反复谈论诸葛亮跨有荆、益的主张，诵读杜甫《江陵望幸》的诗句，认为中原父老都空怀期待、注目盼望，愿陛下穿着朝服渡过长江，驻跸在各处宫殿。臣愚昧，却认为这说法是对的，只是时机还未到。臣从岷江乘小船，荡过夔峡，泛舟荆州水边，漂到夏口，停泊在九原、庐阜，督察各郡郡守兼任田官的事务。后来徘徊四望，远眺千里，只见兽蹄鸟迹，寂静得听不到人的声音。想到戈兵砍伐杀戮已经延续多年，农民受到摧残，牛畜任意践踏，那么土地凭什么开垦，粮食凭什么积储，将拿什么来奉养皇帝、供给百官呢？如果取用岷、益二地的物资，岷、益二地就会日益损耗而无以为继；如果耗尽鄢、郢的物资，鄢、郢的供养和征求也无法满足。伏望陛下暂且再等一等，再过几年，土地日益得到治理，粮食日益有所储藏，然后整顿旌旗来到三楚，清道肃静而接受诸侯朝见，是可以的。再等一些时候，经过多年积累，河东、潼关一带人口兴盛，许、洛地区繁荣昌大，然后把皇帝的车驾恢复到旧都，把古鼎迁回大城，也是可以的。臣只是一个文弱而无能的书生，却冒昧议论国事，轻率触犯圣上的威严。只愿陛下宽赦臣的愚昧，仍请仔细考虑这一条意见。监察御史刘行简论述君主不怕改弦更张说：臣私下观察，自古君主处在非常时期，建立非常功业，谋划没有遗漏、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应变机敏迅速，不怕改变做法罢了。臣请以汉高帝的事情来说明：起初汉高帝听从郦生扰乱楚国的计策，准备封立六国后裔，甚至将刻好印信交给他们；听到张良的意见后，立即醒悟这是错误的，赶紧命令销毁印信。群臣劝他定都雒阳，决议已经确定了；听到娄敬的意见后，当天就迁都，这是多么容易改变啊！处在非常时期，建立非常功业，不得不如此。如今盗贼占据中原，京城四郊多有营垒，战争接连兴起，国家财用耗尽，可以说正处在非常时期。陛下和群臣早晚谋划筹议的，无非是安定朝廷、安定社稷、平息灾难、停止战争、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的事情，可以说是在建立非常功业。然而机密事务一旦发生，间隔不能容纳一发，谋划不可能全都周密；知道它疏漏，就改正它；举措不可能全都恰当，知道它错误，就改正它。应变机敏迅速，正在于此。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颁下诏书，认为承受中衰之运，不亚于创业的艰难；如果不是陛下已经知道其中的困难，聪明宏达、思虑周详，怎么能如此深切地了解它的艰难呢？臣认为，陛下既然知道其中的艰难，就应当以古代创业的君主，如汉高帝，作为法则。凡是群臣在面前提出的议论，陛下固然应当审慎思考；但知道可以采用，就应当迅速实行，不怕改变旧法，只有这样才可以成就功业。如果因循旧习、拘泥不决，一会儿认为可以，一会儿又认为不可以，那么即使平时安闲无事尚且不能如此，何况是今天的事情呢？伏望陛下留意，幸甚。《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经国 宋孝宗时期，著作郎王十朋上疏说：臣听说，国家就像人的身体；使国家和身体强健的，是气。医生观察人的气，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寿命长短；有见识的人观察国家的气，就能知道这个时代的兴衰。自古帝王谋划天下，即使凭智慧谋略、靠才干办理，也一定以气为主导，然后大业才能成功。刘邦、项羽争夺雄长时，项羽自称力量可以拔山、气概可以压倒天下，这并不正确。总的说来，项羽失去天下，大概是因为只凭力量；刘邦得到天下，大概是因为凭借气势。百战百胜，却一次失败便说是上天要亡我，这样的气在哪里呢？屡战屡败却不因此屈服，最终把失败变为胜利，把弱小转为强盛，这就是气。蜀汉先主英姿大度，有汉高帝的风范，军队虽然屡次受挫，却始终不向曹操屈服。吴王孙权听到周瑜的意见，拔刀砍案，于是成就了赤壁的胜利。凭借吴、蜀的形势，本来不是魏国的对手，然而能够称霸一方、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都是气势使然。臣来自民间，在道路上听到人们说，朝廷之上，谋议的大臣对和、战、守的主张喧然争论、尚未决定。这个道理本来明白易懂，议论的人为什么不思考呢？臣认为，养护今天的气势，没有比守御更好的；振作今天的气势，没有比作战更好的；挫伤今天的气势，没有比议和更厉害的。如今我军兵力少、力量弱，国威还没有振作，本来不能在一战中同敌人决出雌雄，以伸张天下的气势。正应当养护它，使它壮大，等待时机再行动；应当在荆襄、江淮等要害之地，就像人的身体有几个可以抵御风寒的部位一样，命令大将屯驻重兵，牢固守卫。即使不能在中原实现志愿，也足以凭据长江的险要，建都于帝王的居所，保全吴、蜀绵延万里的旧疆土。为什么要屈辱自己购买和平，重蹈前日的覆辙呢？大体说来，天下的形势如果强弱相当而议和，那么双方都能得到好处，晋与各戎族和好、我国与契丹和好，就是这样；如果强弱不相当而议和，那么强者得到利益，弱者遭受祸害，六国与秦和好、契丹与女真和好，就是这样。敌人曾以和议欺骗契丹而灭亡契丹，又以和议欺骗中国而使中国困顿。耿南仲主持和议，招致靖康之祸；秦桧主持和议，使国家的形势衰弱。太上皇知道敌人的贪欲没有止境，也知道和议不可保全，去年下达亲征诏书，天下积压了二十年的郁愤之气也稍稍舒展了。虽然淮河一带的军队没有取胜，但敌人遭受的毒害也很严重。陛下顺应天命接受禅让，天下没有不欢欣鼓舞的，都说真正的君主已经出现，恢复故土指日可待。陛下应当亲自驾驭鞍马，如同汉文帝……皇帝慨然发愤，如同唐宪宗亲自抚慰六军，以振作将士的气势，谋划进取的计策。何况陛下的圣德可以感动上天，陛下的节俭可以使财用丰足，陛下的英武可以平定乱局。江淮有重臣，可以作为长城；川陕有良将，可以作为爪牙，又何必担心事情不能成功呢？否则，就应当凭借上天设置的险要作为城池，与百姓共同守卫。假如又采用和议，那么军民就会离心离德；即使苟且得到一时的安宁，气势也已经因此消尽了。每年百万缗的岁币，固然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但至尊的名分，难道可以在刚刚继承大宝之初自行贬损吗？诸将奉命效力，浴血奋战才新近收复数路，难道可以再抛弃而交给敌人吗？西北百姓背负襁褓前来归附的，不知有多少，难道又可以把他们交给敌人而使敌人心满意足吗？何况议和之后，天下所有事情都只听敌人的命令；敌人贪得无厌的要求、难以满足的请求，必然不止这些，陛下将用什么来应对呢？臣认为今天的计策，作战固然不可轻率，和议却决不可讨论。应当守御以养护气势，等待时机来伸张，乘机进取罢了。十朋任侍御史时上疏说：臣听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高的；天子的孝，没有比光大祖宗、安定社稷更大的。承接前代君王已经成就的事业并守住它，是孝，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就是这样。承接前代衰微的局面并使国家兴盛，也是孝，商高宗、周宣王就是这样。国家有耻辱而为它雪耻，也是孝，汉宣帝臣服单于以洗雪汉高帝平城之耻，唐太宗俘获颉利以洗雪唐高祖向其称臣之耻，就是这样。先君有仇而为他报复，也是孝，夏少康消灭浇以报后相之仇，汉光武诛杀王莽以报刘氏中绝之仇，就是这样。历代帝王守成、中兴、雪耻、复仇的事迹虽然不同，但使祖宗显赫、孝顺并安定社稷，其功效是一样的。我艺祖皇帝顺应天命、接受天命，开创伟业，亲自平定僭伪势力，统一天下。圣明的后代相继承继，可以说非常盛大。不幸遭逢厄运，强敌侵凌，靖康之祸有些事情令人不忍言说。国家的仇恨、世代的耻辱，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记载说：“君父的仇敌不可共同戴天。”《春秋》讥刺不讨伐叛贼的人，认为这是国家没有臣子。齐襄公报了九代祖先的仇，孔子称许他；楚国拥有六千里土地，却侍奉仇敌，荀卿斥责它。圣贤立言垂训，责备后世做君臣、做子孙的人，可以说已经极其深切了。恭敬地想，太上皇帝亲身具有尧舜那样至高的圣德，有禹、文王那样明察知人的智慧，亲自从内心作出决断，把社稷托付给陛下。圣上的心意确实是有所在的。陛下天资英武，慨然把兴复作为念想。臣私下听说，陛下每次和群臣讨论天下大事，就说：“应当像创业的时候那样做。”又说：“应当用骑马打天下的办法来治理。”又说：“某件事应当等恢复之后再办。”臣近来因奉召入见，谈到祖宗陵寝，陛下容色悲伤地说：“已经四十年了。”臣仰知陛下的心，正是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汉光武的心。无奈在位的大臣不知道忠孝大节，不能仰承圣心的万分之一；反而还想重蹈过去奸臣的覆辙，屈己求和于仇敌，把祖宗在中原的土地说成是金人的土地，认为不应当收取；把祖宗在中原的人民说成是金人的人民，认为不应当接纳。又把秦、陇已经收复的旧地无缘无故地抛弃，用来资助仇敌，断绝生灵归附的希望。听到有人提出进取的主张，群臣便一起嘲笑聚众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