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三

译况且听说邵良佐前些日子往返于那里，只是勉强免受屈辱而回来，可见他们虽然是小小的一方势力，也不是没有谋略。如今他们的来使一定会极力施展言辞辩说，企图在相互较量中取胜。如果能够先减薄礼遇来挫折他们，也算是挫败他们的一种办法。元昊的来使若请求以后不再派人负责管领，只把他们送到驿站安置，不必急于接见；至于监视、供应酒食以及传达言语等事，办完这些事情，派一班行人就足够了。臣料想，如今国家如果不能委曲求全地顺从他们的意愿，便不必尊崇宠待来使，厚加礼遇；元昊免不了出兵侵犯，发泄他的愤怒，反正结果都是不讲和，又何必自己损害国体？不如赶快整修边防，以图谋取胜。” 欧阳修又论述西部敌人议和的利害，上奏说：“臣自从如定等人到京以来，私下听说朝廷的议论一定要让他们称臣，然后才答应讲和，这是国家的大计，也是朝廷取得的谋划。大概是因为陛下极其圣明，不苟且顾及眼前的事情，能够考虑将来的忧患，亲自从内心决断，确定这一重大议案。然而近几天听说，颇有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妄自陈说愚见，不考虑长远祸患，只想赶快讲和。臣虽然知道这一定不能上惑圣明，但也担心万一稍微产生疑虑和阻挠，就必定破坏已经形成的计划。臣的职责在于进言，按理应当辨明此事。自从西部敌人请求讲和以来，众人的议论颇有同异。多数人说，朝廷如果允许敌人不称臣，就担心北方敌人另外索取中原的名分，这确实是大患。然而臣仍然认为，即使敌人肯称臣，北方敌人仍有借邀功劳而索取报偿的忧患，所以称臣与不称臣都有后患。如果迫不得已，那么称臣而通好仍胜过不称臣，但以后终究不能免除祸患。这正是有见识的人和忧国之士不愿意急于讲和的原因。如今如果不允许通和，不过是害怕敌人前来侵犯罢了。况且几年来西部军队遭遇敌人便失败，并不是敌人都善于作战，实在是由于我们自己谋划错误。如今如果派遣范仲淹处理边防事务，只要稍不失当，敌我胜负还不能预知。” 以他们骄横的军队对抗我们整顿好的军旅，如果因此获胜，那是再好不过；即使只求双方不互相伤害，也足以挫折敌人的锐气。即使范仲淹不幸遭受小败，损失也不会像前后几次战事那样严重。与讲和以后另生大患相比，这样的损失还算少。这就是善于谋划、具有远见的人知道不讲和祸害较小，因而不害怕暂时未能讲和的原因。臣认为，如今不以屈抑志气为羞，却急于求成、希望讲和的人有五类：第一是不忠于陛下的人想急于讲和；第二是没有见识的人想急于讲和；第三是奸邪之人想急于讲和；第四是疲惫的军队和懦弱的将领想急于讲和；第五是陕西的百姓想急于讲和。自从用兵以来，居于朝廷的人辛劳于筹划运送，在边远地区的人辛劳于军务。如果有人想逃避这种辛劳，希望陛下屈节求和，自己偷取眼前的安逸，将来发生后患，却让陛下一人承担，这就是臣所说的不忠之臣想急于讲和。讲和而偷求安逸，眼前能够获利，讲和之后的大患却潜伏着尚未发作，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见识的人想急于讲和。自从战争兴起以来，陛下忧劳勤政，处理众多政务；如今小人只想在勉强讲和之后，以太平无事来使陛下宽心，希望圣心因此怠于政事，乘机进献邪佞之言，迷惑扰乱陛下的聪明。” 大体说来，古今君主忧劳勤政，都是小人所不愿看到的。这就是臣所说的奸邪之人想急于讲和。屡次战败的军队，不知道只要得到合适的人才就能取胜，只说敌人一来我们就常常失败；这就是臣所说的懦弱的将领和疲惫的军队想要讲和。这四类人，都不值得听从。只有西部百姓困苦贫乏，心里一定希望讲和，可以通过宣抚使告诉他们：朝廷并不是不想讲和，而是敌人还没有顺服的意思；然后严格告诫有关官员，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这样就可以了。其余一切小人和没有见识的言论，伏望圣上施恩，坚决拒绝而不听取，使大义不受阻挠，良好的谋划得以成功，这就是社稷的福分。” 欧阳修又论述西部敌人议和之事，请用五个问题诘问大臣，写奏状说：“臣伏见张子奭奉命出使敌境，最近已经到达京城。听说敌人虽然肯称臣，却还有几件事要索取，不知朝廷将如何处置？臣听说善于揣度敌情的人，必定要推测对方真实的情伪；能够了解对方，才可以制定控制胜负的谋略。如今敌人并不难以揣测和了解，只是担心替国家谋划的人缺乏长远见识，落入他们的奸谋，为了一时的暂时安宁，招来没有尽头的后患，自己削弱自己，帮助敌人实现奸谋。这正是《左传》所说的头痛心痛，也是贾谊因此叹息痛哭的事情。如今议论敌人愿意讲和的理由，不过有两种而已。欺骗蒙蔽天下的人一定会说，敌人困窘，所以请求讲和；稍微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敌人诡诈而值得警惕。如果敌人确实困窘，就正应当持重，借此制约裁处他；如果知道他是在施行诈谋，又怎么能用丰厚的金帛给他，帮助他成就奸计？前些日子如定等人回来，只听说答应给他的数目不过十万；如今张子奭所答应的竟是二十万，又听说敌人的欲望还没有满足，还要提出更多要求。先朝与契丹通和，只用三十万；过了一段时间，刘六符等人一来，又增加二十万。如今元昊这个敌人一开口就答应给二十万，到了将来他再来，又还要给一二十万。” 这样会使四方夷狄窥见中原朝廷的谋划和胜算，只知道用金帛来满足要求；邈川的首领难道不会动心吗？一旦他们发动战争，又要给三二十万。百姓的膏血终究有尽，外族的贪婪却没有满足；引得他们接连前来，哪里有尽头？如今已经答应给出的，损失既然无法追回；额外提出的过分要求，还可以加以压制拒绝。眼下北方敌人来往，还在边境进行互市贸易，难道西方的蕃部相隔遥远，反而必须一直来到京师吗？只用这个说法，就可以拒绝阻止他们。至于解除青盐禁令，更不能答应。对我们来说损失虽然不多，对敌人来说却获利极大。况且盐是民间急需之物，一旦开放禁令，公私往来之中，奸细便无法区分。如果让敌人拿出百万斤盐来诱惑边境百姓，那么几年以后，盐都会被盗取使用。以上三件事，都很难允许。如今如果只为眼前苟且安宁的打算，就不必吝惜，完全可以委曲顺从；如果是为社稷长远谋划，就不能只顾目前，必须考虑后患。臣希望陛下试着提出五个问题，询问参与议事的大臣：第一问，西部敌人没有因为战败受挫，忽然愿意通和，究竟是我们用计使他困窘而被迫求和，还是他与北方敌人合谋，假装讲和？第二问，讲和以后，边防果真可以撤除，国家费用果真可以宽减吗？”},{

译第三问，北方使者一来，就给他们二十万；西边的人一走，又给他们二十万。从今以后他们再索取，就再给他们；凡是参与朝廷谋划、考虑国家大计的人，难道只有这样的防范办法吗？第四问，议和以后，能使北方敌人不以邀功为名索取报偿吗？敌人即使有所行动，能保证天下因此无事吗？第五问，关于元昊的这项议定，已经答应给二十万，将来能保证他不再索求吗？将来他有所请求，能不再增加所给之物吗？陛下威严地把这五件事拿去询问他们，如果他们万一能够答复，这就不是臣所能及的了；如果他们无从答复，那么天下的忧患就从此开始了。如今急于议和，错误的议论已经无法追回，答应给出的物资又太多，必定不能削减。然而臣私下料想，元昊不出三五年，必定会再次另行猖獗，以此要求增加所给之物。而将相大臣若仍像今天这样谋划，必定还要再给他增加物资。假如今天一次把所有东西都给尽了，那么将来拿什么再增加呢？所以臣希望珍惜今天所答应给出的物资。况且西边的贼寇即使议和，所得利益也极其微薄；如果议和后又重新发动，祸患将无穷无尽。这些话臣前后并非没有恳切地说过，只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伏望陛下留心思考。况且完全可以不给他们；如果他们确实想要议和，即使不答应这项要求也可以议和；如果他们实际上没有议和的意思，给了他们这些东西，恰好会留下后患。庆历四年，修任右正言时，论述给西边贼寇大斤茶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昨天西边贼寇派人来商议通和，朝廷答应给的物资数目不少，其中茶一项，原来计算为五万斤。因为中国的茶法中，大斤、小斤不同，当初拟议时，朝廷谋划考虑不周，没有明确指定所说的是哪一种斤数。臣私下担心，西边贼寇通和以后，必定要求大斤。如果五万斤按大斤计算，就是三十万小斤。这样，金帛二十万、茶三十万，便是五十万。［“物真宗时”疑为OCR讹误，原文含义不明］契丹大举进兵到澶州时，只用了三十万。［“物三十年后”疑为OCR讹误，原文含义不明］乘着国家用兵的费用，两国相互争战，才增加到五十万。如今元昊不过是偏处一隅的敌人，一开口就给他五十万。臣请略说一两件会成为国家大患的事情，不知替国家筹划的人将怎样防范。三十万斤的茶，要从南方经过水陆二三千里才能运到西部边界。如今民力困乏，陛下不以屈尊就和为耻辱，本来是为了让百姓休息、使国力得到恢复。如果每年运输、搬运不断，仅仅这一项茶，就可以使中国公私两方面都陷入困窘，这是第一件大患。估计元昊境内的土地和人民，每年得到三十万斤茶，已经足够使用了。这样一来，两处榷场除了茶以外，还必定要另外拿好的物资去交换；而贼境中那些中国用不上的物品，又会造成第二件大患。契丹常常同中国成为敌国，还把元昊称作小国。如果契丹看到元昊所得物资的数目和自己相同，就一定还会要求增加；那时拿什么来应付？不过可以说茶不等同于银和绢，本来只是粗物，那么契丹必定也会要求十几万大斤。中国的大宗货物，能够获利的不过是茶和盐罢了。如今西边贼寇一年要三十万斤茶，北方敌人还要再要三二十万斤，中国怎么能不困乏？这就是第三件大患。昨天刚开始同西边贼寇商议议和时，大臣急于促成此事，不顾国家利害，只怕答应给的物资不多。等到和议将要成功，契丹方面的话泄露出来，两府大臣才流露出后悔议和的意思。然而答应给的物资已经太多，不能追回改动。如今幸好还有这件事，尚且可以停止议和。臣请求陛下特别召集两府大臣共同商议；如果能够保证长久供给四方夷狄而中国不陷于困乏，那么即使采用大斤，臣也不吝惜。如果这件事确实会像臣所说的那样造成祸患，而臣并非妄言，那么请求陛下早日商定对策。修又论述请求不要派张子奭出使元昊的札子说：臣私下听说，昊贼派来的人已经议论了好几天，却完全没有谦逊顺服的意思。朝廷又想派张子奭再次前往贼境，还听说暂且只让他在延州等候贼人的意向，等他们前来迎接后才敢继续前进。不知果真有这样的议论吗？如果确实如此，实在非常不妥。臣认为如今双方的两项议议尚未决定，正是各自争夺名分的时候，尤其不能自己损害事情的体统。元昊既然看到朝廷内部议论不一致，必定料想边防需要作好准备。他们假装用好听的话来迎接子奭，使我国希望议和而稍微放松戒备，然后出其不意地攻击子奭；子奭或者被拘禁防守，或者遭受虐害，成为中国万世的耻辱，那时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即使不发生这种事，假如让子奭端坐在延州，他们却不来问候；子奭想回去，又担心他们迟迟不来迎接，于是默然没有答复，使他进退不得，还有什么比这更羞耻的呢？元昊已经同中国商议过三次，必定知道双方很难达成一致。子奭这次前往，也没有什么尚未谈尽的另外事项。他们如果不要求见面，那么臣所说的两种情况，恐怕总有一种会发生。臣不知道朝廷把昊贼看作可以使之称臣，还是不可以使之称臣？如果认为可以使之称臣，就应当用重兵压迫其边境，同时选择忠厚而有谋略的人，直接进入贼境，劝说并命令他伏首称臣。如果认为不可以使之称臣，那又何必派人去呢？或者只是想拖延年月而不明确拒绝他，那么只应趁着如定等人回去时，用好听的话答复他们，答应给他丰厚的财物，告诉他：如果能够谦逊顺服，就让他同边臣互通意旨，等取得真实情况以后再决定议和；这才是没有断绝他来往之意。不能让天子的使臣等待贼人的命令来决定进退；万一遭到拒绝，或者被拘捕，就对事情没有好处，只会白白损害国威。现在的办法，不如赶快派范仲淹去，严密备守边境，慢慢放还如定等人；回去后仍然应当自行谋划，以求取得制胜的策略。修又论述请求不许元昊称“吾祖”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如定等人来到这里，西边贼寇想要自称“吾祖”。先前听说朝廷已经不答应，今天却听到传闻说议论尚未决定，不知究竟是虚是实，臣深感惊惧忧虑。况且“吾祖”这两个字是什么样的称呼，理应立即拒绝，这是毫无疑问的，怎么会有尚未决定的说法呢？“吾”就是“我”，“祖”就是俗话所说的“翁”。如今即使普通男子和臣民，也尚且不肯胡乱称人为父；如果要答应他使用这个称号，那么今后的诏书就必须称他为“吾祖”，这是要让朝廷称蕃贼为“我的翁”了。不知是什么人敢提出这种说法？况且蕃贼拟定这个名号时，本来就是想侮辱、戏弄中国罢了。如今如果得到他称臣，那么这两个字尤其必须加以辨明。现在从元昊以下，名称、官号都同我国不同。如果蕃语“兀卒”在华言中被说成“吾祖”，那么贼境中的每件事都自行采用他们的制度，怎么能唯独在这个称号上使用华言，而不称作“兀卒”呢？况且他对我国称臣，却要使我国称他为祖，在礼制上很不妥当，所以应当用这一点驳倒他即可。朝廷自从处理西边事务以来，处置多有失当，被人取笑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却没有哪一件像这件事这样最为可笑。臣私下担心小人妄加议论，伏乞陛下拒绝这种说法，不要听从。

译欧阳脩又上《论孙抃不可出使契丹札子》，说：臣私下看到，朝廷派孙抃等人充任出使契丹的使者。臣认为，朝廷刚刚遭受契丹的侮慢凌辱之后，必定能够发愤振作，凡事都放在心上，所有涉及机要的事务，都应当谨慎处置。等到看到孙抃等人被选定，才知道朝廷已经忘记了忧患，仍旧因循。如今西贼正在议和，事情又牵涉北方敌国，其间多次发文询问边郡，来打听西边的事情是否已经了结。现在专使到了契丹，契丹一定会先问到此事。应答之间，动辄关系利害，一句话如果说错，造成的祸患就不轻。怎么可以在四个人中让孙抃先去呢？孙抃本是蜀地人，语音不正；而且他的性情沉静自守，对于军国大计，从未参与谋议，凡是涉及机密事务，大多不能详细了解。臣听说古代派遣使者，是最难选人才的事情；并不预先授给他固定的言辞，而允许他临机专断回答，是因为要取其遇事敏捷、应对仓猝而无穷尽的能力。如今孙抃既然不能预先教给他应答的话，那么将凭什么应付突发情况？如果稍有疏漏，便会被四夷取笑。因此请求不要让孙抃出使；又恐怕中书不能违背已有决定，而人情仍执着于先前的议论，所以请求另派一个口齿清楚、料知朝廷事务的人先去，以免误事。况且契丹君臣都很强悍狡黠，中原常常落入他们的计谋，这一点不可不知。如今想要洗雪以前的耻辱，虽然知道未必能够做到，但对于将来的祸患，难道可以不加考虑吗？恭请圣上早令两府另行议论。欧阳脩任知谏院时，又上《论请求放还蕃官胡继谔札子》，说：臣私下看到，朝廷前几年因为延州蕃官胡继谔受到边臣怀疑，便把他调入内地，现任亳州都监。听说他的儿子守清完全统领了父亲原有的各部，近来似乎因为不服亳州的水土，家族和本人都有死亡，又患了疾病，曾经上奏请求调往京西一带较为凉爽的地方。臣认为，现在正是西部边境用兵之时，朝廷应当广施恩信，安抚控制蕃夷。既然希望守清在边疆尽死效力，就应当优厚对待继谔，保全他的家族。哪里有已经任用他的儿子，却又怀疑他的父亲的道理？继谔请求迁往内地，实际上却身处异乡；虽说是任官，实际却如同囚禁，导致他无所安身、本人患病、家族死亡。何况他最初并没有明显的过错，在继谔本人来说，已经有被幽禁、遭受冤屈的叹息；对于守清来说，朝廷又失去了驾驭豪杰的方法。万一继谔因病死亡，不能返回，守清父子的心中难道能没有怨恨吗？他们反过来把中原视为世代仇敌，必定会同边疆另生祸患，其余部族也必然离心。国家自从用兵以来，凡是谋划计策，没有听说有什么胜算；尤其在招抚蕃夷方面，常常不能兼顾恩威，导致离叛的人很多，都愿意依附贼人。在对继谔的防范处置上尤其失当。臣请求趁他提出请求之机，把他召到京师，为他洗清先前的疑虑，并厚加礼遇，放他回到本族，向他表示朝廷推诚相待。守清能够使父子重新团聚，一定会想到尽节；继谔感念国家的待遇，也一定会有所报效。如果朝廷仍然认为他可疑，那么请求先把这个意思诏告询问守清，料想他一定没有抛弃父亲的道理。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让父亲回来，那么将来就可以没有后患。」景祐四年，欧阳脩又上《论请求与元昊约定不得进攻嘉勒斯赉札子》，说：臣听到传闻，鱼周询、余靖、孙抃等奉使北方敌国，都有一些事情被北敌中途盘问，涉及元昊通和的意图，将来必定会因此另给朝廷造成祸患。又听说敌人已经想要议论迁移边界，逐渐显露出相互侵扰的意图，祸乱的萌芽，其端倪已经可以看见。臣从去年春天开始承蒙圣恩，被提拔列入谏官，恰好遇到朝廷同西贼开始议和。当时臣首先提出不可通和的意见，前后上奏章、札子十多次论说，全部说明不和则祸害少，和则祸害多，利害说得十分详细恳切。然而天下士人没有一个人帮助臣进言，朝廷大臣也没有一个人采纳臣的说法。如今和议将要完成，祸患的根源已经形成，而韩琦从西边回来，才说出议和有不利情形；余靖从北方回来，才知道敌人急于议和的谋划。见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实在太迟了，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当臣提出建议时，众人正想急于议和，凭臣一人之力，确实难以强行改变众人的意见。如今韩琦、余靖亲眼见到了两边的情形，朝廷内外的人也逐渐知道通和会带来祸患。臣先前的说法似乎稍微有些可以采纳，只希望大臣们不要固执于原来的议议，早些愿意改变心意，那么在后悔之中还可以有挽救的办法。近来答应给西贼的物资数目已经太多了，但还有禁止青盐、归还侵占土地等事情，这些都不是贼人所希望的，幸亏他因此自行断绝，没有派人来。朝廷如果深切警戒以前的过错，谨慎自持，趁机停止议和，不落入贼人的计谋，就能转祸为福，今后的防范也还来得及。如果贼人的意志更加骄横，贪心还没有满足，又派使者来，提出更多要求，就可以借此为名拒绝他。如今通和这件事，对中原是大患，对两个敌寇却是大利。万一西贼贪图深厚的利益而不在乎侵占土地，除此之外又没有别的要求，急着前来求和，那么这时的取舍便关系国家安危。陛下应当诏令主张议和的大臣，确定果断的计策，认清贼人愿意议和的真实意图，知道这是对我有害、对他有利的谋划，更须从多方面设法拒绝。臣料想西贼无故请求议和，不只是要同北敌勾结，共同困扰中原，还想用诈术欺骗、牵制我方，合力吞并嘉勒斯赉、摩戬辖、戬等部族的土地，等到力量强盛之后，再向东进攻中国。如今如果还没有别的办法拒绝他的和议，那么就应当赐给他诏书，说嘉勒斯赉等人都接受了朝廷的官爵，父子都是国家的蕃臣；现在如果讲和，就不得进攻这几个部族，而进攻这几个部族正是贼人内心贪图的事情。听到这番话，他一定难以接受盟约；以此作为理由，也可以解除和议。臣之所以恳切希望不要议和，是因为臣愚昧地考虑到，不和的祸患轻而且容易防范，议和之后的后患却很大，难以抵挡。臣前后奏章论说已经详尽，这是天下安危的大计，也是圣心日夜忧虑的事情。臣身为言事之官，看得利害十分明白，如果不把话说尽，罪当诛戮。恭请圣上特别赐予省察阅览。

译欧阳脩任河北转运使时，上奏说：臣看到，契丹宣徽使刘三嘏带着宠妾、儿女等七口人，归向教化，南来归附，如今正在广信军，等候朝廷处置。臣私下担心，朝廷只按通常规式，把投来的人员照例约束遣回而不接纳。国家的大患，没有比契丹更大的。四五十年以来，智士谋臣白天思考、夜里筹算，也没能替朝廷想出一个奇策，坐看契丹而加以制伏。如今上天把时机赐给我们，使契丹上下离心，而亲贵大臣忽然前来归附，这正是陛下威德所致，也是祖宗社稷的福分。臣私下担心忧国之臣思虑过多，认为接纳他恐怕会招惹祸端。臣请求略陈接纳和拒绝这两方面的利害，恭请圣上裁择。过去山遇舍元昊而归附，边臣为了国家保存信义，拒绝接纳并把他遣回。元昊因此甘心，山遇全族都被诛杀，于是河西人都怨恨朝廷不接纳山遇，又痛惜山遇因忠诚而遭灭族。我们既然自行断绝了西方人归化的道路，反而坚定了他们事奉贼人的心。但当初本想保存信义来安抚元昊，最终却导致叛逆，几乎使天下陷入困境。可见拒绝而不接纳，未必能保存信义，反而会替贼人坚定人心。这已经是经过验证的结果。后来朝廷醒悟到这是错误的计策，把罪责归给郭劝，但后悔已经无法追补了。这件事离现在不远，可以作为鉴戒。恭请陛下思考，此人不可拒绝而应当接纳，这是第一点。三嘏是契丹的贵臣，掌握节钺，又兼任宣徽使，可以说是契丹最亲近、最尊贵的人了。一旦君臣离心，逃来归附我国，这是他们国家极为丑 disgrace的事情，必须加以掩饰，不让别人知道，因此他们一定不敢公开向我国索取。这是应当接纳他的第二点。何况他前来投奔时，又没有追赶者接连而来，既然已经断绝踪迹，另外也没有明确证据，即使契丹想向我国索要，也难以找到借口。这是应当接纳他的第三点。三嘏既然是他们的贵臣，契丹国内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如今他既已南来，那么契丹的动静虚实，我们全都可以知道，可以使契丹整日整夜只怕我们进攻夺取，无暇顾及向我国索要，哪里还敢主动挑起战端？如果让契丹怀疑三嘏确实在中国，那么三四十年之间，终究不会有南侵的祸患。这又是接纳他的重大利益，是第四点。契丹既然走投无路来归附我国，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而把他遣回，使他遭受山遇那样的灾祸，那么幽燕之间四五十年来心里想要南向归附的人，就会完全断绝归路，反而坚定他们事奉敌国的心思，为三嘏向中国报仇，同时又终究不能巩固契丹的信任。这是错误的计策，失误尤其多。况且三嘏在中国，契丹必定会完全怀疑幽燕一带的人，这就等于他们半个国家离心，常常担心这些人到底会归顺还是反叛。契丹每次南侵，常常借助幽燕；如果使契丹完全怀疑幽燕的人，就可以免除南侵的祸患，这又是接纳他的重大利益，是第五点。古语说：‘上天赐予的机会不取，反而会受到它的责罚。’这是不能错过的机会。对于刘三嘏，恭请迅速下达秘密防范措施，命富弼就近安置他，并由津送人员护送他赴阙，只请求由圣上亲自决断，不要被众人的意见所迷惑。嘉祐二年，欧阳脩又上奏说：臣看到，契丹派来的泛使，专门是为御容而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既然前一年已经答应了，从道理上说不可以中途停止。只是因为没有及早履行诺言，才导致契丹到现在才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派使者来。可是从早晚以来，传闻颇有不同。有人说大臣们共同商议，想最终拒绝、不把御容交给契丹。如果这样，臣担心两国嫌隙的开端就从此开始，祸患的兴起，不容易马上说清楚。大凡替国家谋划事情，必须先明确是否合乎信义，审察曲直，斟酌人情，估量事势。四点都做到，然后才可以无所疑虑。如果有一点没有做到，尚且担心坏事，何况四点全都失误，难道可以不思考吗？契丹同中国通盟已经很久，先前契丹宗真尤其在信义和友好方面表现出殷切诚意，另外还写来家书，接着送来画像。圣朝接受了他的来意，答应回赠给他；却拖延到今天，竟想食言而中途停止。这就是契丹用推诚相待来结交我们，我们却用不守信用的态度对待他。失信伤义，实在不是中国对待外族的办法。而且理亏的一方在我们，契丹很容易以此作为借口。自南北通和以来，在书信往来的时候，每次答复常常从优厚宽大的方面办理，时间久了，他的心已经骄纵。何况这次画像送来，正是特意表示殷勤之意。这就变成平常的礼节反而厚厚回报，使他更加骄纵；对他殷勤送来的画像却不予回报，使他受到挫折。他受到挫折一定会愤怒，不得到回报一定会感到羞耻。怀着羞耻、积蓄愤怒，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人的常情。答应他的父亲却不答应他的儿子，在厚薄之间作取舍，也是人情上难以处理的事情。臣私下看到契丹来书，开头没有寒暄问候的话，直接以履行诺言、不能违背约定为说辞，可见他的意图在于一定要得到画像。如果这时使他受到挫折，势必会再三前来交涉，事情已经重复发生，怎么还能坚持不答应？如果等到他在礼数上失于谦逊，已经造成嫌隙，然后再给他，就会再次成为中国的耻辱。又会使异域认为中国难以用恩意交往，只能用势力胁迫，于是借机提出其他要求，那样造成的后患，哪里有尽头！如今契丹国主虽然势力衰弱，但中国边防尚未完备，朝廷谋略也没有取得胜利，不可以主动生事。若要拘泥于我方理亏、契丹方正义的说法，从而引起战争、结下祸患，就更不可取。考察契丹的事势，他们一定不会中途停止；估量我国的事势，又不能肯定能够使他受挫。所以臣说四点全都失误了。臣又听说，北使入境的那天，发生地震、星陨等异常变异。对事情预先深加防范，尚且恐怕来不及；因错误计策招来祸患，怎么可以自己制造呢？臣希望圣上独自决断，不要挫伤他的善意，不要失去我国已经说出的信言。臣现在请求回谕敌国，告诉他们朝廷将依约办理，只等今年冬天，届时借遣派常使的机会一同送给他们，这样在事情处理上会稍微方便一些。恭请立即下令两府商议。此事关系国家利害，臣不敢不说。寳元二年，吴育论说元昊不值得以臣下之礼责问，向皇上奏道：臣听说，圣人统御天下的方法，夷族和华夏有所不同。即使是荒远地区的君长，向往教化、前来宾服，最终也只是按照外臣的礼节对待，羁縻而不使其断绝罢了。有一旦背叛，来时就防备抵御，离去则不追赶。因为风俗不同、地域有别，应当置于常法之外，不值得用臣下的礼制来责问。如今元昊如果只是劫掠边境，应当置之不问；如果已经显露叛逆的迹象，就必须先发文告，诘问他的缘由；如果像中国的叛臣一样，就加以征讨。大凡用兵的形势，征讨贵在神速，防守有利于持重。何况夏人的性情，只喜欢迅速劫掠，常常借此假装逃走，误导王师。武将气势锐盛而轻率进兵，贪图功劳，可能陷入敌人的诱骗诡诈。如今只要明确烽火侦候，坚固营垒，清空野外物资，以挫败他们迅疾劫掠的锋芒，然后从容观察他们的形势。这才是朝廷深远的谋算。

译仁宗在位时，契丹同元昊交战，元昊请求归附纳款。契丹使者前来，请求不要接纳元昊。朝廷不知道如何答复，吴育任礼部郎中，于是上疏说：契丹蒙受朝廷恩惠已经很久，不可以为了接纳一个叛羌而失去世代兄弟相处的和乐。如今两个蕃国互相争斗，长久不能解脱，正可以观察形势，乘机建立功业。万一计策失当，仓促接纳元昊，臣恐怕契丹会窥伺赵、魏地区用兵，朝廷得不到元昊丝毫帮助，而太行山东西将要出现战乱的警报。应当派人告诉元昊：‘契丹是你世代姻亲，如今你突然同它断绝关系，在力量屈服之后归附我国，这是我所怀疑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你应当像以前一样顺从契丹，然后我们才允许你前来归附。’又告诉契丹：‘已经诏告元昊，如果他能到军门投降谢罪，就听任他归附；如果仍然坚决抗拒，我们将替你们讨伐他。’这样一来，他们双方都不能把罪责归给我国。于是朝廷召两制官出来宣读契丹来书，命两制官共同上殿回答，不改变吴育的建议。西部边境厌恶战争，元昊请求议和，朝廷商议增加岁赐。右正言余靖说：景德年间，契丹全国出兵，直抵澶渊。先帝亲自北征，渡过黄河后停止进军，拿出金帛三十万给契丹。如今元昊虽然在战争中屡次获胜，都是因为将帅轻视敌人、轻率行动所造成的。经过几年选将练兵，才知道防守作战的准备，又锐意雪耻，所给的岁赐达到了二十六万。况且军事行动有时机，国家力量却有限；开始时失误了，即使后悔又怎么追得回来？景德年间的祸患近在国境之内，岁赐尚且如此；今天的警报远在边境之外，岁赐却达到这个数目。如果元昊的使者回去后，契丹又增加许诺，契丹听到后，难道不会产生新的念头吗？无休止的要求，就会从此开始。倘若把西边的防备转移到北方，祸患会更加深重。既然考虑到和与不和都有后患，就不必委曲迁就，以此给国家留下羞辱。宋祁上《议西人札子》，说：臣看到元昊派使者进献誓书，西夏使者正在馆舍中等待答复。臣知道朝廷商议想要下诏，暂且相互接纳，只是担心册命还不便立即举行。又听说余靖出使回来，北敌说本朝如果一定要给元昊举行封册，就不要让使者深入契丹境内，恐怕契丹的兵马会一概将他们杀伤。契丹答书又有‘等到平定西部边境，再派人来报告’的意思，这些都是含糊未决、包藏奸心、积蓄怨恨的话。臣愚昧而不敏达，不懂得大计，只是私下认为，局势危急的防范，按道理必须审慎思考；事情一旦失误，后悔将难以挽救。况且西北两个敌寇连兵结难，这是对中国有利的形势，正应当整顿训练兵马，暗中拱手高视，等待他们遭受重大损伤、较小损失，然后才可以乘势取胜。如今如果马上答应元昊，按照他的誓文办理，那么两国的约定已经先行确定，不必等封册才能正式确定君臣关系；这样一来，元昊的贡献必将继续送来，朝廷的金帛也会随即颁发分给他。假使北方军队能够战胜西夏，契丹一定会把罪责归给朝廷，认为朝廷安抚那个叛臣、违背他的来信，仗恃力量而悖逆傲慢，势必会发兵。元昊得到朝廷的誓诏，也一定会在外部边境取得更重的地位，借此向耶律积怨，放纵他的狡诈，乘机充当间谍，取得我国的金帛来挽救自己的败亡。这不过是暂时缓解贼人的祸患，却把敌寇的怨恨嫁祸给中国。如果西夏能够战胜北方敌国，那么两个敌寇之间的怨恨一定会更加深重，契丹士卒的力量又将更加集中于报仇；而朝廷却同元昊结交和盟，给予丰厚贿赂，怎么能不触动契丹的情绪呢？契丹对朝廷的怨恨越深，元昊同朝廷的关系似乎越牢固，但这并不是说他要同我们结成坚如金石的交情。他不过是借助我国的贿赂和援助，使全国都激怒敌人，以誓约劫持我方使者；我们边境的军队只能束手瞪眼，眼看百姓流散，不能加以侵略，然后元昊从容观望，养成自己的威势，这才是他的谋划。臣又料想，契丹积怨成仇，因而迁怒于人；既然还不能从元昊那里得到满足，先向河北索取补偿，避开强者攻击弱者，有什么不可以？这样朝廷只是免除了西部边境的小挫折，却结下北方的大仇，轻重之间的选择，怎么能不仔细考虑？况且契丹说‘恐怕一概杀伤’，又说‘等到平定西部边境’，这是什么样的话，朝廷难道可以忽然不加考虑吗？臣看到元昊的誓书中要求结盟于天地，发誓涉及子孙；言辞虽然夸张凶险，形势却也十分窘迫。为什么呢？他大概是迫于契丹将要用兵，又害怕我国乘机侵略他的边寨、掳取他的老幼，所以反复发誓，务求迅速成功。他一定知道朝廷已经允许开纳，不肯首先违背信誓；这样就会一心抵御北方，永远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这就是贼人元昊的计策，事情已经摆在眼前，确实可以辨明。臣认为应当这样办。如今的计策不如暂且遣回西夏使者，赐给他们慰问之礼，并下诏书诘问其疑难；又命他们重新修订誓文，故意拖延往来，以推迟最后期限；同时命雄州把消息传报给敌人的营帐，等候双方决出胜负之后，再议论拒绝或接纳的办法。这样既安抚西夏，又怀柔北方，两方面都能得到便利。恭请稍稍改变圣上的考虑，赐下裁择。知谏院司马光上《论环州事宜状》说：臣私下知道，环州熟户蕃部聚集屯驻，攻打劫掠，杀伤士兵和百姓。即使是荒远地区的民众，也不容易使他们屈服；对他们骄纵急迫，便会叛乱，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常性。这也由于将领官吏不能用恩德使他们怀服，不能用威势使他们服从，不能用信义结交他们，不能用勇力果断制裁他们。平时没有事情时却扰乱他们，使他们发生变乱；等到他们横行不法时，又不能制服。这样就使远方的人顺从王化时遭受侵扰、困苦而不得安宁；等到他们桀骜张狂，又不能制止其富强壮大。边境之所以多事，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一个属国般的小敌，背信妄诞而不恭顺，国家却不能擒获讨伐他们；西北两个敌寇听到这件事，难道不会更加产生轻视汉人的心吗？恭请陛下特地下诏，命陕西不相干碍的监司查察蕃部叛乱的原因。如果确实是由于将吏安抚防御失当造成的，就请求明确施行诛责，以向边民谢罪。再选拔有良好将领才能、富有方略的人，让他们镇守遏制；分别对蕃部中善良、愿意归附的人加以抚慰安置，以瓦解他们的党羽；对悖逆者则讨伐诛杀，使他们长久震慑服从。否则臣恐怕日子越久，罪恶越深，他们自知不为朝廷所容，就会对外联合西夏，对内结交各部，党羽越来越多，气焰越来越大，最终成为朝廷废寝忘食的忧患，而不只是寻常的盗窃罢了。

译英宗即位，司马光任殿中侍御史，论说夏国使者前来吊唁的事情，上札子说：臣听说，夏国派来的使者前天不肯在门外会见，坚决要求入宫应对，朝廷不允许，命令他们回到馆舍。臣愚昧地认为，陛下继承帝位之初，四夷之人都想瞻望天子仪表，窥察圣德。又听说先前陛下曾有不安之处，他们以为陛下不能临朝，所以外族之人敢于如此桀骜狡黠。如今如果严密关闭、坚决拒绝，不让他们入见，他们一定会怀疑朝廷有所隐瞒，更足以使他们骄慢。何况现在陛下已经驾临正殿，臣认为何必吝惜紫庭几步之地，使他们叩首拜伏，瞻仰圣上的清明威光；这样或许可以让他们见识陛下神武的姿态，知道陛下一定能够镇服四海。他们回到本国后，彼此转相告知，使那些轻率暴躁的人心服气沮，不敢窥伺边境。这就是所谓上等的用兵之道在于攻破谋略，不必交战便使敌人屈服。同知谏院吕诲请求重新编造蕃部兵帐，上奏说：臣听说兵家有这样的说法：国家即使很大，喜好战争也一定灭亡；天下即使太平，忘记战争也一定危险。这是平日里应当深切警戒的道理。国家太平日久，自从元昊归附纳款以后，兵防没有修整，边备全部松弛。臣深切认为，最值得忧虑的是陕西四路的熟户蕃部，他们长久失去控制驾驭，将恐怕篱笆藩落全部毁坏，亭障不能牢固，一旦边事发生，必定成为深重祸患。近来听说保安军蕃官胡守清死后，他的弟弟擦也香在前年逃往夏国投奔，请求夏国发兵，回到本族界上，招诱原来归他指挥的人马。到了第二年春天，西界贼军来攻打劫掠胡守清的地界，熟户之间互相杀戮，经略司也曾派官员检验战场。胡守清的弟弟守中相继逃往西界，保安军多次发公文索取；后来虽听说守中等已经被防备斩杀，但人心离散反叛，一定有原因，多半是蕃官侵夺剥削，或者首领残酷暴虐，也可能是主管兵官失去恩威、不会驾驭所造成的。何况胡守清族下向来富庶，人马强壮，鄜延依靠他们作为屏障。如果朝廷再不加以保全防范，使他们不能安居，又怎么知道其他蕃部不会产生擦也香、守中的心思？万一他们倡导率领众人都逃走，边城就危险了。例如李金明所属三十多个族部，从前由于没有得到保存和安抚，全都被元昊用利益招诱；各部首领临阵时都没有战斗的意愿，所以李金明失利，王师陷没，直到今天边地之人仍把这看作深重的痛苦。从前四路所管辖的熟户，不下几十万人；自寳元年间用兵以来，相继陷没，十个人中连四五个都保存不下来。到了庆历以后，兵帐从来没有重新编造，二十年间逃亡、死亡、损失的人数不可胜数；一旦有征调，凭什么防备、集合他们？由此足以看出边臣因循积弊，已经日益深重。况且蕃部虽然居住在汉人疆界之内，田产土地自来都是父子相承，典买、租住、耕佃，只是不承担徭役赋税，除此之外并没有另外受到恩惠；只有首领略有俸钱，遇到战争却总是冲在前锋，计算实际效用，远远胜过正式军兵。平时没有战事，更应当保存安抚各个部族。如今保存下来的蕃部中，却有外来的散户依附其中，有的成为亲属，有的只是受雇出力，混杂居住防守；按惯例逐年审察他们的情意，没有不愿意成为汉民的。这是他们有归顺之心，而我们失去了羁縻的办法。倘若不把他们收录进附属兵籍，只让他们在王土上繁衍，不但紧急时不能为我所用，反而容留他们在内部，使他们往来作乱，这是必然的事情，不可不考虑。臣请求朝廷委托四路帅臣，选派有才干、有心力的官员，同各防地的州县、堡寨下令，让本部蕃官供报说明现有人数；凡是尚未入籍的，与原来管辖的人一同编造兵帐，收录管理。各防地如果还有系官闲田，也全部命令均匀分给他们耕种。等到兵帐编造完毕，对原来管辖的蕃官和蕃族首领，各自给予升资和赏赐；这样才可使穷困边地的民众仰戴国恩，乐意为国效力，各自尽死节。况且蕃族首领历来所得俸禄很少，军主、都虞侯每月不过二贯钱，下面各等级由此可以推知。即使给他们升一两级资序，也没有什么损失费用；用这样的恩信结交他们，关系一定牢固。同时大体上增加收录的人数，也可以使边防篱落逐步修葺。至于胡守中等逃亡叛离的原因，恭请下令邻路秘密严密查察，务求查明实情；本地分管的官员，请求加重责罚降职，以便今后边臣安抚保存蕃部时不敢懈怠轻慢。如今趁胡守中等逃亡叛离之机，考察整顿蕃部、编造兵帐，在事体上并不会引发事端，十分便利。治平初年，知桂州陆诜说：交州前来请求索取侬宗旦的儿子日新，又想取得温闷洞等地。皇帝问交趾是在什么时候割据的。辅臣回答说：唐朝至德年间，改置安南都护府；梁朝贞明年间，土豪曲承美专据此地。韩琦说：从前因为黎桓违抗诏命，太宗派将领讨伐，但他不服。后来又派使者招诱，才开始归顺。交州山路险僻，多有水涝、雾气和瘴毒，即使取得那里，恐怕也不能守住。治平二年，参知政事欧阳脩论说西部边境可以进攻的四件事，上奏说：臣看到，谅祚狂妄僭越，嫌隙已经很多，不超过一年，必定会成为边境祸患。臣本来愚昧庸劣，不通晓时机，却擅自从外部估量敌情，从内部衡量事势，鉴察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思考今天可以采用的谋略。虽然用兵不应预先说定，应该等看到形势再随机应变；但坐在这里谋划制胜，也可以作为大计来讲。谨慎地逐条陈述，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所说从外部估量敌情，是指谅祚世代拥有夏州，在李彝兴击败李克叡以前，不过只是一个镇、五个州而已。太宗皇帝时，李继捧、李继迁开始成为边境祸患，后来便攻陷灵州、盐州，完全占有朔方地区。大约从淳化、咸平年间用兵十五多年，既不能剪除消灭他们，于是专门致力于招抚怀柔。恰好李继迁被潘罗支杀死，他的儿子李德明便商议归附纳款，而我国只用恩信恢复他的王爵，岁时俸赐极为优厚。李德明既没有南顾的忧患，而他的儿子元昊也已长大，于是合力向西攻打回纥，拓展土地一千多里。李德明死后，土地广大、军队强盛，元昊便又背叛国家。自寳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家空虚、百姓困苦，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

译元昊知道我国有厌恶战争的忧患，于是又议和，而国家给予他的恩礼又不同于以前。名义上称为国主，只让他称臣；每年给他的物资，是李德明时期的百倍，达到契丹岁赐的一半。如今谅祚虽然只是一个狂妄的少年，但他熟悉并看到了自己家族历来所做的事情：李继迁第一次叛乱后又恢复王爵，元昊第二次叛乱后成为国主；现在如果他再次叛乱，他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他是想把自己比作契丹，同中国抗衡，形成三国鼎立的形势罢了。这就是臣仔细估量敌情所得出的结论。所谓从内部衡量事势，是指把庆历年间用兵时的情况同现在的边备相比较，比较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以看出胜败的形势。自真宗景德二年在澶渊同北敌结盟，第二年才接受西夏归附，便致力于休兵。到寳元初年，元昊又叛乱；大约三十多年间，上下都安于无事，武备逐渐废弛而不修，朝廷没有谋臣，边境没有勇将，将领愚昧而不懂战争，士兵骄纵而不知阵法，器械朽坏，城郭毁坏颓圮；而元昊是勇猛凶悍、桀骜狡黠之人。他包藏奸谋，想窥伺中原，已经多年了；我国却正安然自得，毫不把它放在心上。等到他的谋划完成、兵器备齐，一天之内把反叛文书送上来，然后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朝廷内外震惊，举动仓促慌乱，所以用兵开始时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后来朝廷任用韩琦、范仲淹等人，把西部事务交给他们，让他们竭力经营；勇士和精锐将领也因此在战争中逐渐涌现。几年之间，人谋逐渐具备，武备逐渐修整，似乎可以支撑抵御了。然而天下已经困疲，所以委曲求全、忍辱再次同他们议和，这就是庆历年间的事情。如今则不同：现在的铠甲兵器虽然还不精良锋利，却不像往年那样腐朽；城垒大体上已经修缮，不像往年那样毁坏颓圮；土兵、藩落有所增加并加以训练，不像往年那样人数少、软弱而骄怠；大小将校中曾经经历过战争的往往还在任，不像往年那样尽是魏昭炳、夏随一类的富贵子弟；一两位执政大臣都是当时曾经竭力办事的人，对西部事务十分熟悉，不像往年的大臣那样茫然无措。往年是不懂边事的谋臣，统领不懂战争的将领，使用骄纵的士兵，拿着腐朽的器械，去对付桀黠而新兴的敌人，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如今的谋臣、武将、城壁、器械，都不同于往年，而谅祚这个狂妄少年，又远远比不上元昊。往年曾经忽视而不思考的事情，如今我们已经先有察觉，可以及早做好准备。如果他不叛乱就算了；如果果真叛乱，未必不能成为对中国有利的事情。臣认为可以趁此时机洗雪以前的耻辱，取得日后的功劳，只是要看谋划是否得当。如果上面凭借陛下的神威和睿智谋算，能够把谅祚君臣拘系起来，献到宗庙社稷之前，这是上策。其次是在黄河以北驱逐这个狂徒，收复朔方的旧地。最下策是全部夺取山界，夺得险要之地而由我国守卫，以永远断绝边患。这是臣从内部估量事势，认为或许可以这样做。臣所说鉴察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小的失误不止一个，不能全部列举；臣请求只说其中大的方面。羌戎善于变诈，交战列阵时，他们假装失败来诱骗我军，我军贪功追击，有时料不到敌人突然横向出击而被截击，有时进军陷入死地而困窘得只能束手，这就是前些日子屡次失败的警戒。如今熟悉兵战的人也能知道这一点，虽然这是小事，也不可忽视。所谓大计上的错误，就是进攻和防守的方法都失误了。臣考察庆历年间防御边境的部署，东起麟府，西到秦陇，地域长达二千多里，分为五路；州、军分为二十四个；军州又分为寨、堡、城，几乎有二百处，都必须布置军队防守。所以我国军队虽然多，却不得不分散；分得既多，就不得不减少各处兵力。而贼人出兵时，常常把全国军队集合成一支来进攻。这样我国军队虽然总数多，分散后却显得少；敌军虽然总数少，集中起来却显得多。他们以多攻击我方的少数兵力，我们就不得不失败。城寨的防守方法本来就不足以自守，五路大将军所说的战兵，又分布在二十四州。军队想集合出兵，就害怕后方空虚、没有防备；想各自防守并同时集合出兵，剩下的兵力又太少，不足以出兵进攻。这就是当时用兵多年，始终不能发动一次进攻的原因。前进不能出兵进攻，后退又不能自行防守，这就是进攻和防守都没有办法；这是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臣所说可以采用的谋略，在于确定出兵进攻的计策。必须采用先发制人的办法，才可以取胜。把军队分布在各地防守，敌人便能出动，在其中不断骚扰，使我军处处防备，常常像敌人即将到来；军队疲惫、粮食匮乏，我方劳苦而敌方安逸。过去周世宗用这个办法在淮南困住李景，近来元昊也用这个办法困扰我国西部边境。兵力分散、防备处兵少，是兵家的大害；这种害处常常在我方。以逸待劳，是兵家的大利；这种利益常常在敌方。所以往年贼人常常能够得志。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扭转这种情形，把原来加在我方的害处转给敌人，把敌人所占的利益夺到我方，那么我们就应当先制定出兵进攻的计策。敌人疲于防守，我们就也能取得胜利。凡是出兵进攻，不要大规模举兵。我方每次出兵，敌人一定会召集军队前来抵御；他们从东边出兵，我们就另外从西边出兵；等我们退兵、他们的军队散开之后，我们又再次出兵，迫使他们重新集合。我们用五路的兵力轮番休整、出入进攻，使他们全国的军队不断聚集、解散、奔走，没有片刻停息，这样就没有不被困疲的敌人了。这就是臣所说现在可以采用的谋略。往年的失误在于防守，现在的利益在于进攻。过去至道年间，也曾经从五路出兵进攻；当时将相谋划不周，大概是想进攻遥远边地的强国，没有先用谋略困疲它，而直接采取一战必取的办法，大规模深入，所以不能成功。用兵是困难的事情，所以谋略审慎之后，发动军队就要果断；这样行动起来才可能取得成功。凡是用兵的形势，有些可以预先知道，有些不可预先说明。臣希望陛下派一位重臣出巡安抚，遍见各位将领，同他们仔细谋划，以确定大计。凡山川道路，以及蕃、汉步兵骑兵适宜出入的地方，凡是可以预先知道的，都应绘图上报方略；其余不能预先说明的，交给将帅，让他们见到形势后随机应变，根据敌情制胜。至于谅祚的所作所为，应当先委曲含容，迁就他的要求；这样既可以使他更加骄纵，也能稍微拖延事态，以等待我国做好准备。

译还要严令告诫五路，训练士兵、选拔将领，磨利兵器铠甲，积蓄资财粮食，常常准备好出军作战的计划。等到他的反叛文书送到朝廷，王师当天晚上就出兵，以震骇他的心志、挫夺他的气势，使他来不及支撑抵御，那么胜利的形势就在我国这边了。往年议论的人也想招抚收编横山蕃部，谋取山界土地；但臣认为，如果一定要招抚他们，也必须先借助胜利的威势，使他们知道中国强盛，他们才肯前来归附。由此说来，也应当把出兵进攻看作有利。臣所说的，大略就是这样。不过臣的双脚从未踏过边疆，眼睛从未见识过战阵，凭一个儒生的偏见提出这些话，确实知道未必可以采用；只是现在正当陛下为西部事务劳心、广泛询问众人意见的时候，臣想竭尽愚陋的思虑，作为樵夫的一点意见罢了。欧阳修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上言，谅祚已经成为边患，朝廷应当及早谋划防御，又请求派遣一位重臣亲自同边将商议确定攻守大计等事，至今已经多日，却还没有下诏施行。臣私下看到庆历年间，元昊作乱时，朝廷轻视敌人、玩忽寇患，没有预先确定的谋略；每逢边地紧急奏报传来，上下便惊恐不安，仓促指挥，往往不合时机，因此给了敌人奸谋得逞的机会，导致军队败亡、将领被杀，实在令人痛心。如今谅祚率领一万骑兵侵犯秦州、渭州两路，焚烧数百里，扫荡殆尽，而两路将帅竟不敢出动一人一骑，国威本已受到挫伤。谅祚像这样辜负恩德、背弃道义，陛下不能出兵讨伐，只派使者携带诏书赐给他，他又拒绝接受，使者羞愧低头，怀抱诏书返回，这使大国蒙受的耻辱实在太深了。陛下刚刚即位，就遭遇这个狂妄小儿使国威受挫、国家蒙辱，这是我们这些臣子的罪过。臣认为，陛下应当赫然发愤，就边事严厉责问大臣：山川形势哪些有利、哪些不利，士卒谁勇敢、谁怯弱，哪些可以任用、哪些不可任用，哪一处应当进攻、哪一处应当防守，哪些军队应驻扎某地，哪位将领可以统率某支军队，像这类事情很多，都是陛下圣明思虑所应涉及的。” 臣认为，陛下应当在闲暇时到便殿，召见当职大臣，让他们根据地图指点谋划，各自陈述见解。这样陛下不必离开座席，便能把一切情况尽收眼前，然后凭借神机睿略作出决断，责成将相取得成功。然而陛下政务繁多，既未能顾及此事；两府大臣像臣等每日进呈的，也都是按常规办理的公事，从未聚在一起共同谋划、讲论确定大计。外面的四路边臣，自从敌骑越境以后，也没有听说另有谋划。臣恐怕上下因循拖延，又会重蹈庆历初年的覆辙。近来韩琦曾把庆历年间议论山界的文字进呈，这只是边事百端中的一端罢了；大概韩琦也忧虑事情没有得到研究，便借这篇文字作为题目，来牵合众人的意见罢了。自从进呈以后，不久便送入枢密院，至今多日，也没有进行拟议。臣才疏，却蒙陛下任用于政府，这就是国家的谋臣；如果他的谋虑浅近，所说荒妄，自然可以罢黜，不必疑虑。臣又因眼疾，于昨日恳求解除职务，承蒙圣恩曲加挽留，不许臣离去；既让我居于其位，又弃置臣的言论而不问，使臣尸位取禄、厚着脸皮，凭什么自处？臣以前所上的奏状，恳望圣慈下交中书、枢密院，与韩琦关于山界的文字一并商议；如果臣的意见果然不足采纳，弃置也不算晚。” 英宗时，陕西转运副使范纯仁上奏请求及早派遣夏国封册使，奏文说：“臣近来听说朝廷已经允许西人归附纳款，先派梁交携带诏书赏赐他们，但封册使还没有听说出发。臣私下认为，外族人的性情荒诞无常，关键在于朝廷用恩德和信义结交他们。如今既已接受他们的善意，赐给他们恩德之言，那么封赏册命的恩典也应当及早颁下，使名义和实际相符，表示我朝确实诚意相待；远方之人感恩之后，归附之心必然更加坚定。不可再自行拖延，以增长他们的奸心、悖逆、欺诈和疑惧，恐怕留下后患。况且关中、陕西自春季以来少雨，边地的储备尚未丰足，很难在此时同他们计较细节。汉高祖实行封爵南粤，项籍却把印信削坏，英雄因此离心；何况圣朝，更不可不慎重。伏望圣慈降下指挥，命夏国封册使赶快出发，使边疆早日安宁，军民都能得到恩惠。即使他们另有奸诈之心，事情曲在他们而不在我们，也只须使夏国百姓先感受到朝廷爱惜生灵的德意，那么他们的酋长自然就不能有所作为。”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御史中丞司马光上言：“横山札子说：臣私下听说，陕西边臣有人上言，想招纳赵谅祚国内的百姓，逐渐谋划进取。臣私下认为，谅祚骄横僭越的罪行，理应遭受上天诛罚，已经很久了。如今国家刚刚遭逢大忧，陛下初承天命，公私都很困乏，军政尚未整治，恐怕征伐四夷的事情，不容易轻率议论。况且谅祚虽然内心怀有桀骜之意，表面上还保存臣下的礼节，正派遣使者奉表前来吊祭，尚未返回本国，边臣却突然诱使他的亡叛之民归附，臣恐怕这不足以损害谅祚，却大大损害王者的体统。伏望陛下暂且把安抚百姓放在首位，把征伐四夷放在后面，赶快诏令边臣务必敦厚守信，不要收纳亡叛之民，只专心谨慎侦察，防备他们侵扰越境而已。等到谅祚的罪恶成熟，中国的兵力和粮食都有余裕，然后奉行正义讨伐罪人，也不算晚。” 司马光又论说收纳横山并不妥当，上奏说：“臣听说，王者对待外族，有时用德义怀柔他们，有时用威势震慑他们，关键在于使他们不侵犯边境；只要中国获得安宁就好了，并不是非要越过葱岭诛灭大宛、横断沙漠擒获颉利才感到痛快。臣私下听说，边臣赵谅祚的部将清诺尔和斯，想凭借横山的众人攻取谅祚，归附圣明的德化。朝廷已经下令，准许招纳他们。臣近来虽然曾论列认为不宜，仍担心言语简略，未能说明事情的始末，因此不敢不再次为陛下陈述。如今进献谋略的人只说这样做的好处，不说坏处。臣请求试着说明它的害处，虽然会违逆陛下的意旨，仍愿陛下不要立即弃置，略加省览，同进献谋略的人参照比较，考察谁是谁非。臣听说，外族的习俗是从儿童时便学习骑射，父子兄弟彼此结群防守，并不专以仁义礼乐为重，而尤其以便利、强悍、勇敢相互崇尚。他们的百姓习惯用兵，善于忍受饥渴，能够承受辛苦，以战死为乐，以病死为耻，这是中国百姓所不能做到的。因此圣王只要自行修养德行，本来不用忧虑他们互相侵犯；但如果同他们较量武力，就不能保证一定取胜。凭舜、禹的明智，征伐三苗，三旬之久仍抗拒命令；

译商高宗那样贤明，讨伐鬼方，三年才取胜；汉高祖那样雄杰，也曾被冒顿围困，七天没有生火进食；本朝凭太宗的英武，北取河东，南取闽、浙，仿佛拾取草芥；又有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还没有忘记战争。在这个时候，李继迁背叛，太宗任命郑文宝为陕西转运使，采用他的计谋，授予他威权讨伐李继迁，历时十多年，最终仍不能取胜。征发关中百姓，运输粮草，供给灵州及清远军，途中被敌人抄掠；经过沙漠时，因饥渴而死的十人中有七八人，白骨遍野，哭声充满道路，长老直到今天说起仍然抽泣、鼻酸。真宗即位后，李继迁被潘罗支杀死，真宗于是洗除他的罪名，吊唁并抚恤他的遗孤，赐给节钺，使其统治不生草木的荒地；直到天圣、明道年间四十多年，他都成为不侵犯、不叛乱的臣属。关中户口增长，农桑丰盛。由此看来，征伐和怀柔的利弊就很清楚了。等到元昊背弃恩德，国家发兵征调赋税，供给边地军役，关中饥渴，祸患波及四方；东自海岱，南越江淮，登记在册的百姓无不因赋税征敛而萧条困苦。” 从元昊开始叛乱到归附纳款，才五年罢了，天下困弊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仁宗委屈自己，赐给他誓诰，册立他为国主，每年给他的物资总共二十五万。难道是因为他的罪不足以诛杀、功劳却可以赏赐吗？只是形势所迫、计无可施罢了。从前，谅祚虽然时常傲慢，礼节不完备，有时诱骗掠夺熟户，惊扰边民，但还自称臣下、奉献贡物，不敢公然同朝廷断绝关系。如今却诱使他的叛臣来图谋他，即使真能砍下谅祚的首级、收复灵州和夏州的土地，从王者用兵的道理说，仍然是可耻的。何况成败还不可预知？臣恐怕边事的兴起、百姓的痛苦，将从此开始。王者对待诸侯，诸侯叛乱就讨伐，服从就安抚，所以诸侯感怀恩德、畏惧讨伐，没有不顺从的。去年谅祚攻打大顺城，杀掠官吏百姓；今年春天，朝贡使者没有按时到来，在这种时候却不能讨伐。如今朝廷既赦免他的罪，赐给他物资，接纳他的使者，接受他的贡品，又反过来诱使他的叛臣，激发他的愤怒之心，这就是一贯希望他叛乱而不希望他服从。信义、赏罚究竟放在哪里呢？议论的人或许认为，他诱骗我们的百姓，我们诱使他的臣下，有什么不可以？” 这只不过是街巷小人的话，不是懂得国家大体的人所说的。那偏僻鄙陋的小羌人，偷偷诱骗我们的百姓来增加自己的部众，难道我们却要凭天子亿万百姓和财富，去仿效他们的所作所为吗？譬如邻人偷了自己的财物，自己可以依据正义责备他，难道还要再偷他的财物来报复吗？臣听说，谅祚暗中蓄积奸谋，已经很久了；招纳不得志的人作为谋主，诱骗胁迫熟户来撤掉中国的藩篱，常有占据关中、窥伺河东的心思。虽然未必能够实现，但如果放纵他的横暴，也足以成为亭障的祸患，不能把他当作小族羌人、孱弱之人来对待。国家不幸，接连遭逢大忧，府库空虚；关中百姓自从经历西部战事以来，又苦于使用铁钱，财力衰败；熟户屡次遭到杀掠，逃亡丧失大半；即使留下来的人，也怀有二心，不再像景祐、宝元年间那样。当此之际，陛下深切诏告边吏，尊崇信誓，保守分界，严格防守，明确设置斥候来等待敌人，尚且担心谅祚包藏祸心、不知恩义，乘我方有隙，侵吞边疆；何况我们还要在他没有行动时去扰乱他、在他没有来犯时去招惹他呢？臣又听说，夏人的间谍到处很多，中国的一举一动，连毫发之微都知道。” 和斯从程戡在鄜延任职时就已经有了声名，说想要归降。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数年，朝廷多次召边臣同他谋议，外人往往都知道；又有邸吏把消息传报四方，哪有夏人唯独不知道，默然无事，竟然没有一点诛讨的打算呢？臣非常怀疑其中暗藏诈谋，不可相信。或者谅祚长久怀有叛逆的计谋，因朝廷待他的恩礼优厚，找不到借口发动，所以派部将诈降来试探朝廷。如果朝廷接受他，便可以把过错归给朝廷、责备正直的一方，取得背叛的名义；或者让部将假称自己势单力薄，不能独自制服谅祚，请朝廷派将出兵相助，同时暗中设置伏兵，以求取得大利。这两种情形都还不能知道。万一真有其一，今天接受他，正好落入他的计谋。即使和斯确实有归降之心，大概也有私人的怨恨，或者另有罪恶，心怀反复而不安，想借大国威势来逼迫他的君主；他所统属的百姓未必肯全部跟从。他虽然自称权势强大、甲兵盛多，有谋略、善作战、受百姓拥戴，大概只是想自我夸耀以求朝廷接纳罢了，未必真是如此。即使他真能发兵同谅祚为敌，作战并取胜，那也只是灭掉一个谅祚，又生出一个谅祚；如果他不能取胜，必定率领剩余部众向南逃入中国，谅祚调集境内全部军队追赶，带着怒气、凭借正当名义长驱进入边塞。到那时，已经不是靠口舌和文书所能解决的了。臣恐怕朝廷不仅会失信于谅祚，还将失信于和斯。如果和斯剩余部众不多，还可以把他们捆绑送回，以缓和谅祚的军势；然而事情的痕迹已经暴露，谅祚必然叛乱无疑。如果和斯剩余部众还很多，向北回不去，向南又不能进入中国，陷入困境而无处归宿，他一定不肯像山遇那样束手等死，而会突然占据边城来保全性命，给中国造成更无穷的祸患。陛下难道没有看到侯景的事情吗？臣听说，羽翼尚未长成，不能高飞；近处的人尚未悦服，不能招来远方的人。上自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圣王，下至齐威王、晋文公这样的霸主，没有不先治理内部而能治理外部的。所以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参战了。’又说：‘不先教导百姓就让他们作战，这叫作抛弃他们。’如今陛下刚刚登上帝位，还没有超过一年，朝廷政务尚未完全修治，疆域之内也未完全治理；内郡没有一年的储蓄，左藏库没有积存几个月的财物，民间贫困，十室九空，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会变成流离饿死的人。”

译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军务却没有讲求，将帅缺乏人才，士卒骄纵懒惰，上下互相姑息，几乎像没有教导的孩子。教阅稍微频繁一些，士卒就恼怒怨恨；赏赐不按时发放，就公然说出不逊之言；披甲行走几十里，就气喘流汗、不能前进；遇到乡邑中的小股盗贼，就望见尘土便奔逃溃散。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是臣敢于欺骗蒙蔽陛下。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不会失败；了解敌人而不了解自己，胜负各半；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战都必然危险。’陛下看今天的天下已经如此，却想谋划境外之事，开启战争的端绪，挑动强悍的部众，希望建立难以实现的功劳，这是臣感到寒心的地方。为今天的计策，不如选拔贤能俊才，依据才干授予职任，以整治各项职务；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明各项政务。谨慎选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定百姓；杜绝浮费，淘汰冗员和冗食，以充实仓库。访求有智谋的人，考察武勇之士，以选拔将帅；申明军队等级，剪除诛杀桀骜奸黠之人，以建立军法。选取勇猛精锐的士卒，罢去羸弱衰老者，以训练军队；修整锋利的兵器，改换粗劣破旧之物，以精良器械。等到百职已经整饬，政务已经修明，百姓已经安定，仓库已经充实，将帅已经选定，军法已经建立，士卒已经训练，器械已经精良，然后陛下想做什么都可以。” 那时，收复灵州、夏州，夺取瓜州、沙州，平定幽州、蓟州，收复蔚州、朔州，没有什么不可以。如今这八件事一件也没有做到，却想采纳边吏的狂妄谋略，相信降将的诡诈言辞，臣恐怕不能实现。降来的人只有几百，一旦敌骑大举到来，军队覆没、将领被杀，边城白天关闭城门。朝廷于是为此早起晚睡，焦心劳神，发兵运财来救援危急，使天下愁苦困顿，如康定、庆历年间一样。最后实在无可奈何，只好忍受耻辱去招抚他们，用卑下的言辞去晓谕他们，抬高他们的名号来取悦他们，增加贿赂来招徕他们。这样造成的损失，难道还不多吗？这关系到国家的大事和安危，不只是边境的忧患而已。愿陛下深思熟虑，不要留下后悔，这就是天下的福分。那些进献谋略的人，都不是实心实意地为国家斩将夺旗、拓土开疆，取得卫青、霍去病、甘延寿、陈汤那样的功劳；只是凭借伶牙俐齿、虚妄言辞和夸大之语，一时欺骗蒙蔽圣明，想窃取陛下授予的官职罢了。将来国家有祸患，他们却不预先分担忧虑，这难道可以吗？凡是边境有事，将帅就升官，士卒就受赏；没有事情，上下都寂然无声，没有凭借侥幸求取功名的机会。这只是人臣的利益，不是国家的利益。陛下不可不明察。”},{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四夷 宋神宗熙宁元年，王韶到宫阙上奏《平戎策》三篇，大略认为西夏可以攻取；要攻取西夏，应当先收复河湟，这样夏人便有腹背受敌的忧患。夏人连年攻打青唐，不能取胜；万一攻克，必定集中兵力向南，在秦州、渭州之间大肆掠夺，在兰州一带放牧战马，截断古渭一带，完全降服南山的生羌，向西修筑武胜城，派兵不时掠夺洮河地区，那么陇、蜀各郡必定都会受到惊扰。辖珍兄弟难道还能自保吗？如今嘉勒斯的子孙中，只有栋戬大致能够自立；辖珍、希巴、乌等人，法令所能控制的地方，各自不过一二百里，他们的势力哪里能够同西夏人抗衡呢？武威以南直到洮河、兰州、鄯州，都是汉代旧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沃美好，适宜种植五谷。幸而如今各羌部落分散，彼此没有统一，这正是可以兼并并加以安抚的时候。各部既已服从，嘉勒斯难道还敢不归附吗？嘉勒斯归附，那么河西的李氏就掌握在我方手中了。嘉勒斯的子孙中，辖珍势力较盛，为各羌部落所畏惧；如果招抚晓谕他，让他住在武胜或渭源城，使他聚合宗族党羽，控制自己的部族，学习采用汉法，将来即使他的族类强盛，也不过像延州的李士彬、环州的慕恩一样。这样既可以成为汉人的辅助，又能使夏人无法联合各方，这是上策。神宗认为他说得奇异，翰林学士承旨王珪请求下令不让摩正返回。熙州札子说：“臣早些时候恭敬地接受圣谕，得知王韶想让摩正重新返回熙州，臣对此非常疑惑。臣私下认为，熙河一路，习俗本来属于羌戎；自唐代以来，趁中原盛衰变化，时而得到、时而失去，但失去它没有不容易的，得到它没有不艰难的。如今取得这片土地，周围数千里，占据黄河上游，使夏国有腹背受敌的忧患，使栋戬失去唇齿相依的援助，这并非小事。只是如果不是陛下独自奋发英武，也很难在从前取得它。那时得到巴勒珍、嘉卜、辖乌、恰栋、郭等人，都授予官职后遣送他们，原本就是想招致摩正。摩正既然已经出来归降，而王韶还想让他返回，不过是因为南山仍有尚未归附的人。臣认为并不是这样。况且摩正多次杀害边吏，众人也知道他出来后不会再返回，不同于巴勒珍、嘉卜等人；因此扣留他，足以使尚未归附的人都畏惧汉朝的威灵，反而容易安抚招集。何况西番的大首领中，凶悍狡黠没有超过摩正的；自从王韶经制这一方以来，捕杀的敌人不下数万首，如今遗留下的一两个部落，难道要等摩正返回后才能平定吗？” 看摩正投降，大概是形势所迫，不是确实有向汉的诚心。如果让他居住在熙州，我们的一举一动、虚实情况，就会全被他掌握。他的族人都是他的心腹，又深深怨恨汉朝；一旦他引夏国和栋戬乘机发兵，扼守通远的要冲，断绝枹罕的粮道，四面的番部合力攻打熙州，洮、岷、叠、宕各地连横合纵，扰乱结沁，到那时，恐怕熙河就不再属于我们了。塔本之变，估计还能够重新取胜，是因为敌人内部没有接应。如果谋划出自摩正，变乱在熙州发生，事情怎么能够预料呢？那样不但会败给四夷，还会被他们侮辱，丢弃以前的功业，留下后来的祸患，不可不思考。臣私下认为，让摩正返回，利小害大。如果陛下一定要安慰羌人的心，暂且让他住在秦州较为便利。臣的愚见如此，不敢默然不言，最终请圣裁。” 熙宁二年，翰林学士司马光论述召陕西边臣的札子说：“臣从前任御史中丞时，听说国家招纳夏国降民，曾上言：如今百职尚未整饬，政务尚未修明，百姓尚未安定，仓库尚未充实，将帅尚未选定，军法尚未建立，士卒尚未训练，器械尚未精良，这八件事没有完成，不可以兴兵。臣的谋虑迂远疏浅，不合圣心。不久种谔等发动绥州之役，杨定被夏人杀死，陕西骚动不安，困于供给军队和守边。朝廷悔恨先前的过失，所以贬降种谔等来向夏人谢罪。经过再三招抚，才使他们称臣奉表，重新遵守旧约。朝廷特意派遣使者，将誓诏、册命以及金帛杂物赐给他们，使者还没有返回复命。如今臣私下听说，陛下又召种谔等到宫阙引见，不知陛下想要兴办什么事情？中外听到的人无不寒心。平民尚且不守信义，还会被乡党轻视，何况王者统治四方远地，更应当在叛乱时以威势制伏，在服从时以恩德怀柔，使信义清楚光明如同日月。边境幸而已经臣服，却无故去扰乱他们；等到他们背弃诳诈，又反过来抚慰他们；刚得到他们臣服，又接着去扰乱他们，这对于信义、威势和怀柔究竟如何呢？” 国家凭借信义使夏人称臣归附，已经一百多年；前些日子种谔等人却擅自抛弃这一关系，发兵乘敌人没有防备时袭击，只求一时的功劳，仅仅得到一片没有粮食的百余里土地和一万多残存百姓罢了。如今土地归还敌国，百姓也几乎逃散殆尽，朝廷究竟得到什么？而发兵守卫、转运粮食供给军饷，公私费用以数万万计；这种损失，难道还不明显吗？如今创伤尚未恢复，忧患尚未平息，臣先前所说的八件事一件也没有修治，敌人疑忌中国，戒备已经严密，怨恨毒害之心积蓄着尚未发作，种谔等人却想重新做从前做过的事。臣看他们不可能再取得绥州之功，却必定会有大败覆没之事；兵祸相连，无法挽救，公私财力耗尽，盗贼将要滋生。这是社稷的忧患，不只是边疆的祸患。”孔子说：“有过错却不改正，这才叫作过错。”伏望陛下留神深思，再三考虑，应当先修治内政，不可轻率议论用兵，实在是天下的大幸。熙宁六年，韩琦任相州知州，契丹来索取代北土地，神宗亲自下诏询问韩琦。韩琦上奏说：“臣观察近年来，朝廷办事似乎不把强敌放在心上；他们看到这些形势而产生疑虑，必定认为我朝有图谋收复燕南的意图，所以援引先发制人的说法，制造事端。之所以使他们产生疑心，有七件事：高丽臣属于北方，长久断绝朝贡，于是我朝借商船诱使它前来，契丹知道了这件事。”

译契丹一定认为我朝将要图谋他们，这是第一件；强行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这是第二件，契丹听说后一定认为战事将要波及自己；遍地在西山种植榆树、柳树，希望它们长成来限制番骑，这是第三件；创设团保甲，这是第四件；各州筑城、挖池，这是第五件；设置都作院，颁行弓刀的新式样，大量制造战车，这是第六件；设置河北三十七将，这是第七件。契丹向来是敌国，因为这些事情产生疑心，也是不得已。臣从前议论青苗钱，言论一出，便有人肆意加以深重诬陷；若不是凭陛下的明察，几乎遭到极重的杀戮。从此听说新法不断下达，不敢再发言。如今亲自承受诏命询问，事情关系安危，如果有所涉及却隐瞒，死罪也有余。臣曾私下推测，当初替陛下谋划的人一定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应当先聚集钱财、积储粮食，再从百姓中招募士兵，这样就可以排斥四方夷狄。所以便散发青苗钱，使百姓出利息；又制定免役法，按次第收取钱财；等到设置市易务，小商贩和普通百姓便无从下手。新制度每天下达、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细记住；监司督责官吏，把苛刻当作精明。如今农民在田地里怨恨，商人在道路上叹息，长吏不能安居其职，这些陛下并不完全知道。想要排斥四方夷狄来兴起太平，却先使国家根本困顿动摇，使众人的心离散怨恨，这就是当初为陛下谋划的人犯下的大错。” 臣如今替陛下谋划，认为应当派遣使者回访，详细说明从前的兴作只是通常的修治备战，哪里还有别的意图？疆土本来已经确定，完全同旧日边界一样，不可拿这些事情制造事端，来毁坏历代的友好。像设置将官之类的事情，可以因此罢去，更加休养百姓、爱惜民力；选拔贤能、任用人才；疏远奸邪，进用忠直敢言之士，使天下喜悦归服，边备日益充实。如果契丹果真自行毁弃盟约，便可以一振威武，恢复旧日疆土，宣泄历朝长期积累的愤恨。奏疏上呈后，恰逢王安石再次入相，便把所争的土地全部割让给契丹，东西共七百里，议论此事的人都为之惋惜。神宗时，吏部尚书苏辙论北朝政事大略的奏疏说：臣近来奉诏出任北朝皇帝生辰国信使，不久已经将谈话记录全部进呈；但臣在北朝所见的情况，也有谈话记录不能完全记载的，恐怕朝廷不可不知，谨将三件事分条列举如下。” 一、北朝皇帝的年纪如今已在六十岁左右，但举止轻快健朗，饮食也没有衰退。他在位已经很久，很懂得利害，同朝廷和好日深，番汉百姓都得到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乐业，不喜欢战争。加上他的孙子燕王年幼柔弱，前些年契丹大臣杀死了燕王的父亲，他常有寻求报仇之心，所以想依靠汉人、托附本朝，把这作为巩固自己的计策。即使北界的小民也能说出这些。臣等过界以后，见到北朝臣僚中那些年高而通晓事务的人，如接伴使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经、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郑颛之类，都谈到两国和好，感叹叹息，认为这是自古未有的事情；又称赞北朝皇帝接待南使的心意极为厚重。有一名接伴臣等的都管尚未到帐下，便任命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为帐下之官；没过几天又任命为三司副使，大家都说这是因为他接伴南使有功劳。由此看来，只要北朝皇帝暂时无恙，北方边境可以保证无事。只是他的孙子燕王骨气平庸柔弱，目光举止不端正，比不上他的祖父；虽然心里似乎向往汉人，却不知道将来得志后能否压制番汉、保住自己的俸禄和地位。” 一、北朝的政令宽缓，但契丹虐待燕人，大概已经是旧有的事情。不过臣等访察听说，山前各州的祗候、公人，只有在普通百姓争斗杀伤的案件中，才存在这种弊端。至于燕地的豪强富族，似乎不至于受到如此虐待。契丹人每到冬月，大多到燕地避寒，放牧居住，也只在荒芜的土地上，不敢侵犯征税的田土。而且赋役相当轻，汉人也容易供给。只是每逢有紧急征调的政令，便派天使带着银牌到汉人家中索取；县吏动辄遭到鞭打，富裕人家常被强行夺取玉帛和子女，也不敢吝惜。燕人因此把这些视为苦难。加上法令不明，收受贿赂、出卖狱讼，已经习以为常，这大概是边境的通常风俗。如果说到北朝的朝廷、郡县，大概也粗略具有法度，上下维持得住，尚未有分崩离析的趋势。” 一、北朝皇帝喜好佛法，能够亲自讲解佛经；每到夏季，便召集各京的僧徒和群臣，拿着经书亲自讲说；各地修缮、兴建寺院，剃度的僧人很多。因此僧徒放纵恣肆，放债营利，侵夺百姓，百姓深受其苦。然而契丹人因此诵经念佛，杀伐之心稍有悔改，这虽然是北朝的大弊病，却是中朝的利益。” 以上谨慎记录下来上奏闻知，乞请陛下赐予省览。也足以由此看出邻国亲近或背离、得失成败的情状，请陛下裁决进止。” 强至论边事的札子说：“臣听说，契丹对于中国，形势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弱小时便称臣归附，强盛时便相互抗衡，有时甚至不断侵扰，最终产生窥伺中原的心思。从三代直到五代，其间称臣归附的时期没有多少，时而侵犯、时而抗拒，从未中断。既在石氏的晋朝尊大，又得到燕地，势力更加扩张。起初以辽人为腹心，把燕人看得如同路人；因此各部落乐意为它效力，关系牢固而不可解。然而燕人桀骜聪黠、善于应变，契丹既亲近燕人，各部落却一天天渐渐疏远。所以金城宗元之变，起因于内部相互残杀，没过多久西夏便进攻它的右胁，军中又往往有人叛变；女真各部也乘着这个机会发动。如今契丹虽然想把各部重新安置在腹地，但人心也已经离去了。再说逐水草而居、学习骑射，是辽人的长处；如今反而抛弃这些，只是坐着享用中国的金帛，渐渐把奢侈安逸当作快乐。这正是将要夭亡的时候。万一契丹众兵杀掉自己的君主而南下，在燕地报仇，燕人害怕遭受涂炭，必定向我国朝廷求救。那时应当派遣良将精兵安抚援救燕人，同时实行收复我国疆土的行动，那么幽州、蓟州的土地就都归汉人所有了。”

译如果说还不能做到，那么朝廷就是坐视燕人将要死亡，把他们的首级交给辽人，让辽人吞食他们的血肉。他们必定反过来怨恨朝廷，而更加害怕辽人的仇恨；这样一来，事情就没有什么难以发生的了。假使燕地再出现像荆轲一类慷慨豪侠的人，号召同伴便得到响应，向南驱逐逃避仇怨，只怕大河以南也不能再为我国所有。臣两次出使河朔，对边事颇有研究，如今既亲耳听到这些说法，心里又考虑到这种形势，哪里敢默然不言？为今后的计策，不如训练军队、充实边防，预先做好北方防备，使敌骑不敢到南面放牧，这是事先防备的长远策略。请朝廷俯听并对此留意。”郑獬论西夏事宜的奏状说：“臣近来有幸蒙赐接见，分条陈述西羌的情况。陛下不因臣愚昧浅陋而屈尊听取，使臣得以妄加议论。至于归还绥州、赦免杨定，陛下虽然认为臣的话是对的，但臣私下观察圣上的言语犹豫而不完全明说，似乎另有隐秘谋划，不想公开于外。臣退下后对此感到疑惑：难道执掌议论的大臣迎合时势、窥求利益，是想有所邀取吗？边境嫌隙的萌芽，过错并不在夏人，因此谅祚才敢肆意施展祸心，诱骗杨定并杀死他。自从杨定死后，如果朝廷能够鞭挞四方夷狄中的暴虐者，就应当鸣钟击鼓，发兵讨伐。” 为什么忍受惭愧直到现在，还不能发出一兵一卒去问罪？这不只是没有出兵的名义，实际上也是力量不足罢了；边境上的创伤，仍然没有痊愈。如今幸而谅祚已经死了，幼子正掌握在别人手中，酋长豪强相互谋划，恐怕不能稳固自己的国家，所以赶快派使者来报告，礼节非常恭顺，没有失去番臣的体统，这是陛下应当洞察其内心而加以存恤安抚的。既然已经接受了他的使者，就不应反过来提出要求，以违逆他向往义理的心。如果责罚他杀死杨定，必定要让他割地请求结盟，然后才归还绥州，并宽免他擅自杀人的罪责；这样恐怕不是帝王安抚远方的大略，而是乘人之危、欺负孤儿，借告哀的使者来压迫他以图谋利益。敌人听到后，难道不会窥探中国的深浅吗？然而议论者却把这当作奇货，想凭自己一点小聪明来求得宠幸、买取功劳，这样做可以吗？难道不是把治理国家的大计弄错了吗？当年元昊猖獗，朝廷竭尽天下之力抵御他，最终却没有见到献于太庙的俘虏，反而册立他为国主，用金帛供养他，才得到他的归附纳款。既然如此，当时不趁机摧毁他的凶焰、显示我朝威德强盛，却在孤儿危急之时谋求小利，这难道足以称雄吗？即使他们困穷衰弱、不能支撑，完全听从天子的命令，匍匐请求结盟，割让横山之地归还我国，我们得到它尚且不算勇武，何况他们君臣还能够在一方强硬抵抗，万一有不奉诏的情况，我们又将怎么办？” 难道就要劫持他的使者，强迫他一定服从吗？难道就要派将练兵，讨伐他的不恭吗？这两种办法又都不是最高明的道理。既然无可奈何而把事情放置不管，那么我方岂不是反而屈服，像没有疾病却自行灸治一样吗？所以不如不提出额外要求为好。如果确实能够遵循旧例，拥立他的幼子，明白告诉他说：‘杀死杨定的，是你的父亲；刑罚不牵连后代，我已经赦免他了。’先前边臣擅自占据绥州，早就想把它归还给你，只因杨定之死而不能，现在归还给你。这样一来，中国的恩威就比北方敌国重得像泰山一样。他们虽然是敌人，难道没有啾唧蹢躅、感到不安惭愧的心情吗？双方相互疑惧的祸患也可以由此解除。放弃金石般确定的盟约，图谋圭粒黍米般微小的利益，损害国家，这不是最高明的计策。朝廷如果想经营四夷，那么如今羌人的幼主年幼孱弱，酋长豪强掌权，彼此必定不能相下，正好还会出现嫌隙，可以趁机观察形势、改变策略。陛下稍微等待一段时间，但这不是今天就应办理的事情。自从种谔结下边境嫌隙以来，臣认为朝廷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早晚讲求谋划，思考如何消除祸患，稍稍报答陛下采纳意见的恩典。因此每当遇到关键机会，臣总是一再进言而不停止。伏望陛下发挥独到而明察的见识，排斥邪说，一举使远方之人归附，最终安定中国。” 这难道不是美事吗？前些日子诛杀种谔的机会，已经错过了，于是有了杨定被杀的耻辱。那么今天的议论，就不应再错过，恐怕将来会有比杨定之死更严重的事情。臣一片忠心，实在承受不住最大的愿望。” 熙宁九年，枢密使文彦博上奏说：“臣恭敬地接受诏书，陛下询问疆域之事。臣衰老拙劣、昏昧愚钝，哪里足以承受圣上的询问？但臣长久担任执掌国政的职务，感念国家恩义深厚，内心受到激发，怎敢不尽情陈述，希望能略微表达万分之一的报答。外族人的情状，趋逐利益、制造事端，自古以来史书所记载的很详细。自真宗朝同契丹通好以来，为了使百姓得到安宁，近八十年未曾侵犯边境。只有庆历初年，趁我国西部战事尚未平息，所以提出索求，不过是想以此作为诱饵罢了。当时重新订立誓书，也是古代重申盟约的意义。纵观前代，中国同外族通好，从未有像如今这样长久的。大概是因为朝廷谨慎遵守信誓，即使细小琐碎的事情，也不主动制造变故、随意更改；因此戎人也不敢轻易提出非分要求。可是从几年前开始，契丹屡次无理索取白沟馆的土地，又要求拆除铺屋。何况誓书中明确记载，雄州所管辖的白沟，两朝遵守这一约定已经很久；而且信誓之辞，是对天地神祇作出的凭证，又告祭于宗庙社稷。这样的誓约如果可以改变，凭什么治理国家？如今萧禧再次前来，又决定在雄州北亭交割礼物，他的意思是想把雄州北亭作为边界，这同誓书又如何相合？如果誓书不能作为凭据，那么代北的土地只凭图籍查验，契丹自然也不会把它当作依据。” 推究他们贪得无厌的心思，也因为庆历初年西部战事尚未平息之时，朝廷求取黄嵬之地，轻易地放弃给了他们，于是又导致今天他们妄自侵夺土地。正如圣诏所说：“敌人的欲求没有满足，势必恐怕还不会停止。”臣也认为，敌人因此妄自挑起了衅端。圣上的意思是说：万一发生意外，将用什么来应对呢？臣认为，中国防御戎敌，首要在于守信，必须以誓书作为凭证；这样，他们还能拿什么话来抗辩？即使他们极力编造诡诈之词，也难以夺去正当的道理。臣又根据事理推断，事情本来就有逆有顺，道理本来就有曲有直；顺理而正直，上天必然帮助他；违逆而理曲，人们不会同他站在一起。假如敌人不顾曲直和利害，放纵贪婪凶狠，竟敢萌生侵犯顺理之国的念头，那么朝廷本来已经讲求预先准备的要务：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城墙坚固完整，保全百姓；用兵便能取胜，守备便能稳固，也不过如此而已。臣又听说，用兵的原则是：敌人应当进攻时才出兵，非到不得已不使用兵力；这正是上天必然帮助我们的原因。大体说来，中国的军队有利之处在于防守主场，以主场之军等待客军，以逸待劳，按道理必然能够取胜，这也是应敌用兵的原则。臣恭敬地细看诏书，说：“思考对待他们的要领，以及防御备战的方法。”臣切实揣度圣意，是慎重于举动，只是还担心群臣众说纷纭，各有不同意见。

译有人说：“先发制人，意在轻率出动。”有人说：“趁他们没有防备，袭取燕、蓟；事情若处理不周，恐怕将来会后悔莫及。”这不是王师万全的举动。臣恭请陛下留意，详加审察。如今朝廷分别设置将官，整顿器械，确实是做对了。然而将校和偏将、裨将，更须谨慎选择人选。况且河朔连年发生饥荒，粮饷和费用困窘，尤其需要筹划安排。假如战争接连不断而未能解脱，物力耗尽匮乏，就会贻误国家大事。最要紧的是预先办理，这样才没有日后的艰难。至于不急迫而徒然耗费的事务，必须裁减节省。属于臣所管辖本道的事务，也应当陆续奏报。臣见识浅薄、才力微弱，思虑不周，恭请圣上慈悲，稍加阅览，宽免臣的罪过。臣惶恐至极，无任战栗。元丰六年，夏人叩塞，请求归还所侵占的疆土。户部尚书安焘说：“土地中有不属要害之处，本来应当给还他们。然而羌人的欲求没有满足，应当常常使他们知道我们是宽恕过错而停止用兵，不应向他们显示厌恶用兵的意思。”哲宗即位后，又沿用先前的意见。二府于是想把熙河一并放弃。安焘坚持争辩说：“从灵武向东，都是中国的故地。先帝拥有这些地方，建立了这样的武功，如今无缘无故放弃，难道不是招致外国轻视吗？”于是只把葭芦等四座寨归还给他们。元祐二年，晋升为知院事。当时又收复洮河，擒获鬼章，平定宜结二边的小规模叛乱，但沿边地区仍苦于敌寇劫掠。安焘说：“治理国家的人不可喜好用兵，也不可畏惧用兵。喜好用兵就会使百姓疲敝，畏惧用兵就会留下祸患。如今朝廷常常告诫边疆官吏，除非敌人举国入侵，不得出兵应战，这本来就是畏惧用兵了。即使只是据守堡障、戍守边境，实际上也会落入敌人的计谋之中。希望重新讲求防备进攻和扰袭的方法。况且干顺年幼，梁氏小儿专擅权力，宗族党羽和各部酋长多有反复观望的，假如能设法离间他们，未必不会倒戈而重新怨恨梁氏，这是一条奇策。”后来夏人内部互相离心，派人前来修好进贡，全都如同安焘预料。元丰年间，中书舍人曾巩请求存恤外国人，请求把这件事著为法令。他上言说：“臣从前任明州知州时，有高丽国界内托罗国人崔举等人因风失船，漂流到泉州境内，得到捕鱼船救援，全部获救。从此便随捕鱼船一同劳作捕鱼，以所得食物自给。后来他们在泉州自愿前往明州，等待有方便的船只返回本国。泉州发给他们沿途的路券，派人押送前来。臣随即置办酒食慰劳款待，送他们到僧寺安顿，每天供给食物，仍然每五天另设一次酒食，并将情况具文奏报。臣的奏章尚未送到时，先据泉州奏报到达，奉圣旨，命令让他们住在系官屋舍中，常加切实照料。这样看来，臣对崔举等人的存恤，很符合朝廷的意思。此后又分别给他们置办衣装，天节日也命令他们穿戴冠带，得以参加宴会。臣私下认为，海外蛮夷遭逢祸乱，漂泊沉溺、辗转流离，远离乡土，能够自行投托于中国。中国是礼义所出的地方，应当厚加抚恤存问，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泉州起初只给他们路券，派人徒步押送前来，恐怕对于朝廷怜恤的恩意仍有所不相称。臣查考皇祐年间一路编纂的敕令，也只有给发口粮的指挥。如今所降圣旨，命令让他们住在系官屋舍，常加照料，事情的道理已经不同了。” 由于这次颁下的圣旨还没有著为法令，臣请求今后高丽等国的人和船只，因风势不便，或有漂失到沿海各州县的，都命令置办酒食慰劳款待，送到系官屋舍安顿，每天供给食物，仍每隔几天另设一次酒食；缺少衣服的，由官府置办制作；沿途根据水路、陆路，分别借给鞍马、舟船，并将详情分析奏报。那些想回归本国的人，应当请示朝廷，所贵在于使远方之人知道朝廷仁慈恩厚、善意接待的意思。” 神宗时，晁补之上书论述北方事务说：“臣终年捧读经书，志向愿望狭小，只能穿粗劣的绿衣、纻絮，多学无益，私下甘愿做野人，晒取片刻的温暖，却不知高堂大厦、厚重皮裘的温暖。退处不能享有尸祝尊俎之位，进身又想求取庖人操刀的职务，顾不得僭越，冒昧谈论天下大事。陛下若能赦免臣狂妄浅陋之罪，并怜悯臣出身市井草野，稍稍存有一点诚心，赐予一次察看省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治理天下，没有比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更大的事情；但臣愚昧地认为，这两件事有在施行设置以后才能完成的部分，而首先应当施行的事情已经确定，天下安宁，那么即使礼制尚未制定也已经具备，即使乐章尚未制作也已经融洽。所有这些尚未完成的事情，只有北方敌患一事而已。臣思考这件事非常深，认为陛下以神明之道设置教化，纲纪已经端正，天下大定，安居时拱手高坐，百工安于职守，四民乐于本业；但也不能没有一朝之事，或许经由圣上思虑的，差不多就在这里。若臣狂妄浅陋而深思所得到的一点意见，万一有所取用，那么臣区区终年抱经、志愿狭小，也就不算只是穿绿衣纻絮、多学无益了。岂只是天下极其幸运，臣的老师教导臣也是这样。北方敌人猖狂，竟敢侵犯旧日疆土，使天下百年来有所作为的力量都不能收存。如今四方肃清，边境没有告急，而缙绅先生和四方寒士，有的面向北方愤懑不平，争相陈说利害，并不是愿意在太平无为之时制造事端、寻求功名，只是因为中国的土地中，前代君王旧有而尚未收复的地方还没有恢复罢了。进献言论、陈述计策的人接踵来到朝廷，陛下宽厚地容纳他们，就像借给种子、借给耕地，长久借贷而不要求偿还，也不拿契券责问他们。这难道不是周密谨慎、反复思考，务求每一举动都万全，认为将要取得它，必先牢固地给予它，不愿以贵重之物去试验轻率之举吗？内部治理尚未完备，就无暇顾及外部忧患；心腹已经安宁，手足就应当加以治理。以今天与往昔相比，没有比现在更有利的时机了。若置之不理而不加思虑，和积雨后低洼水池中蝌蚪游泳有什么不同？不按时清除，即使暂时不至于坏事，却会使蛙黾日夜喧闹，这正是臣希望陛下深思的地方。特别说明：应当以中国的军队收取中国的土地，取得土地后军队撤解，这样就不是无名出兵，仅此而已。陛下懂得用兵之道，胜过黄帝；恢复故土的功业，超过周宣王。展开地图便历历在目，长久思考、深远谋划，那么即使穷发、龙堆一带，敌人的微小隐情也会被洞察，无须等到预先筹谋；而臣个人忧虑过多，私下不自量力，忘记自己的愚昧，不敢拘泥成法、胶柱鼓瑟，只想写信进献给陛下，蒙受一线天光，使臣得以竭尽忠诚；即使因此言论获罪，也不是臣敢于逃避的。

译北方敌人的强盛，没有超过汉、唐时期的；而制服他们的方法，也以汉、唐最为得当。三王以前的事情，经书中已有记载；战国时期的事情，人各自设置防备，若要把所有情况逐一列举说明，那么哪里比得上四库之书从头到尾记载得完备？百官谋议的同异，臣已经详尽考察，所以都暂且放下不论。汉、唐所以能够制服强敌，是因为强敌可以被制服；由此可知，在他们还弱小时，更不必论说。汉朝苦于匈奴，唐朝苦于突厥；甚至到了京畿之内，曾有敌骑在渭桥鸣镝，皇帝按住缰绳退入后宫而受敌兵羞辱，宗室投降于遥远绝域，形势逼迫到了这种地步。然而五个单于相继灭亡，两个突厥被擒，回纥受到控制，延陀在漠南塞北的土地都成为汉朝的赋税来源，卢龙、松漠都成为唐朝的府属。臣深思至此，然后知道北方敌人的强盛，虽没有超过汉、唐，而制服他们的方法，也确实以汉、唐最为得当。冒顿、乌维的力量足以使汉朝疲敝，而汉武帝雄才大略，多次作战而不知疲倦；匈奴自以为远在幕北，认为汉军不能到达，而汉军每隔二三年出兵一次，有时行军二千里也见不到一个敌人，所以匈奴甚至到了孕妇负重会堕胎、士卒疲惫困苦的地步。交战时，敌军守在庭院中，善于逃遁便容易失去目标；焚烧城垣、熏攻洞穴，就使敌人无处求生。因此，想要作战，主动权在我方，就要使敌方不愿作战；这种情形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颉利、突利进兵如暴风疾驰，而唐太宗懂得用兵且善于作战，敌人已经落入他的策略之中却还没有察觉。两军奔驰传话，两个首领坐视部众离散；六名骑兵来到水边，群酋惊骇失魄。灵朔一带的境内说：“我们将要消灭他们。”于是命有关官署把原来给他们的书信改作诏书或敕书。思摩懦弱，前来归附后感恩流泪，愿意替中国守卫北门，大概五十年没有突厥之患。臣曾为这两位君主的作为壮烈称许，认为他们获得一时的权宜之势，安置三王的事业，那么汉、唐的事业仍然处于中原防线之内，怎么会突然没有防备呢？如今臣又加以推算，耶律虽然桀骜不驯，但他的强盛也没有超过匈奴、突厥。陛下神武而不嗜杀，远远超过前代；如果制服他们的方法得当，可以使他们像弯曲手指一样容易控制，只听从君上的命令，哪里至于过了一百多年还无暇经营呢？臣请为陛下说明契丹可以攻取的五种形势：古代北方边境没有强大的君长，各部落、族群互不统属，彼此揪打争斗，强者取得控制；往往聚集起来的有一百多个部落，胜利者互不推让，失败者互不相爱，连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不能自行保有。那里没有城郭和固定居所，所以百姓迁徙而难以控制；没有耕田劳作，所以人们食物充足而不劳苦；没有文书约束，所以人心一旦统一便容易驱使；没有营阵行伍，所以作战时各自只趋向有利之处。他们把全部智力和力量集中起来，不治理上述四件事，只把它们统一用于骑马、射箭、打猎；中国则把智力和力量分散治理这四件事，日夜不停，并以此应对北方敌人来到边门，所以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凭借无法取胜的方式反而能战胜中国。有利时就像乌合之众一样喧闹着跟随首领，不利时就像云彩消散一般四散而去。想追击也无从追起。自冒顿完全占有北部边疆的土地以后，北方人开始不安于原来的状态，产生了奢大的欲望；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想保有，不能再弃去。后来卫律教单于挖井筑城，修建楼台来储藏粮食；有人认为敌人不能守住这些地方。到了唐代，更加重视与中国交好，甚至佩戴印绶、接受爵位任命，废置什么、设置什么，都由朝廷决定。被羁留在中国的臣子，有的安乐得忘记回归；北方人从此更加混杂中国风俗。臣据今天的情势推断，卢龙、范阳是中国故地，而且还不只是这样：城郭居所、耕田劳作、文书约束、营阵行伍四项，全都沿袭汉地风俗，而北方一项也没有，只是杂乱地防守、交错地治理；想让他们全部向北退去，却不知道这将是多么勉强难以承受。这就是可以攻取他们的第一种形势。冒顿、乌维、伊种，都乘匈奴开始强盛之势，能够凭借力量成为中国的祸患。汉武帝在位中期，力量耗尽于北方敌患，朔方的忧患年年都有；但匈奴最终不能越过边塞向南，因为汉朝占有寸土之地，且阴山草木茂盛，是单于凭险依阻的地方，汉军总是把它夺走。匈奴失去阴山以后，经过那里没有一次不哭泣的。颉利、突利、延陀的军队都号称精悍，多次入侵唐朝；有一天抵达渭水之上，逼近京畿，唐朝也凭南征北伐剩余的力量，使自身不至于破败，逐日削弱他们，直到夺取他们的土地并隶属于都护府，他们不敢随意怨恨。大概从未有过像石晋那样坦然放纵志意、如摧毁树林般攻取燕地、如破竹般夺取中原的敌人，像耶律这样奢纵的。臣曾经推算过，他们的君主也没有冒顿、颉利等人的沉毅雄勇之姿；耶律阿保机倚仗天命，耶律德光暴虐，认为后晋的建立出自自己，后晋也承受不住他的威势而屈服。敌人没有受到制服，日益骄横强大，割让土地仍不能满足，直到践踏、轻侮骄横的敌国。这就像黔中之驴，本非当地所产，初次叫声一响，老虎便远远逃避；但它的本领也仅止于此，实在可悲。人的常情是，胜利便骄傲，骄傲便不能自我奋强。秋天尚未降霜时，水边的腐草在阴暗夜里尚且足以争光；天气严寒到来，万物将要肃杀，就没有谁能使它不在一夜之间凋零，道理就是这样。璟、明贤都柔弱怯懦，不肯任事；隆绪号称多谋，却不能使国势重新振作；宗真喜好声色歌乐，两个太后争夺权力，竟至于内部互相残杀。当时他们都有可以乘隙攻取的机会，而中国没有加以利用，直到现在已经四十年；假如他们的君主不是有超出常人的才干，臣知道今天他们的治理与璟、明、宗真时期不会有太大不同。知道敌人的君主，知道敌人的将领，那么每次作战都不会危险；敌方理曲而我方理直，我方整齐而敌方混乱，这就是可以攻取他们的第二种形势。石氏割让土地时，正值需要借助他人力量、制约命令掌握在外部的时候，和晋惠公把河外列城交给秦国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用土地买取援助罢了。石氏没有积累仁德义行的资本，一旦取得天下，面对天下这样大的疆域，常常战战兢兢地害怕守不住，哪里还有余暇再重重割让土地呢？譬如贫困家庭的人突然获得千金，却不能经营管理，贩夫和儿童都能乘机出来利用并控制他的弊病。富贵大族的力量足以施仁于四邻，那么四邻以外的人所穿所食仍然是我的，哪里还会有人能够吝惜呢？石氏灭亡以后，京师不能守住，中国因此空虚。当时的君主，内忧心腹之患，外患四邻，中国如狼回首张望，连自救都来不及，所以北方人能够施行窃取的计谋。他们来不及谋划，只能跳跃叫嚣，想用这种方式坚定中国不动摇的心。到了柴周时期，天下稍稍安定，因其享有国祚的时间短，反而能够采用一朝议定的决策，一战取胜，收复三关。由此说来，敌人虽然强大，中国虽然积累了衰弱的余势，仍然足以战胜他们，何况是在治理有方的朝廷呢？耶律明时期，敌势已经逐渐强盛。

译柴周夺取三关，大概是有人告诉他们说：“这本来是汉地，有什么值得吝惜的？”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平日里傲慢而不顾，跳跃叫嚣，难道真敢吝惜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把它分作平常守有的资本吗？他们只是想坚定中国不出兵的心罢了。如今国家享有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而不嗜杀，远远超过古人，心中有所怀抱，威势震动万里。柴周末世的臣子，哪里敢议论这些？然而就今天的天下形势来说，时运恰逢圣人，时机千载难逢。财富如果有柴周的万倍，力量如果有柴周的万倍，将领贤能如果有柴周的万倍，士卒勇敢如果有柴周的万倍，决断而坚决执行，连鬼神也要避让；用来震慑小寇，形势就像破竹一样容易。这就是可以攻取他们的第三种形势。太祖神武兴起，不折损一支箭，不奔驰一匹马，便取得天下；天下人叩头称臣，五国交出命令、归于官吏管辖。夏、商兴起时的威势，也没有像这样强盛的。当时，调动中国全部军队，也不过十二万人。太宗皇帝继承神武之资，经营四方；到平定并、汾的讨伐时，军队长期在外，虽然最终取得成功，但仓廪中的积余、士卒的精锐，都在河东耗尽疲惫。太宗为社稷长远谋划，慨然长叹，怀有恢复故土之心；士卒不放松弓弦，战马不解缰绳，兼程前进，越过数百里，一天之内出塞，金鼓之声仿佛传到天上。敌人平时没有防备，于是燕城很快被包围，分兵攻取城池，所向之处无不败退。天下人都认为从此已经没有敌手了。幽、燕之地的人，老弱登上城墙观望，皇帝乘舆却没有打算继续作战。敌人的计策是自认为力量不足以抵抗，于是先造声势，宣称有五十万军队到来。太宗重视爱护百姓的性命，不肯单靠武力使敌人屈服，想退兵修德来感化他们。然而军队长久在外行动，士卒和战马都朝向南方，也产生了懈怠之意，几乎准备举兵而放弃。燕城既然解除包围，诸将攻下的地方也总是重新被敌人夺回。臣听说，城中有人谋划，捉住守帅而投降。王师既已返回，没有人不流泪。即便如此，北方人从此开始对中国生出疑惧之心。四方已经平定，中国厌恶战争。景德年间的战事，敌人趁中国没有预料而大举入侵。章圣皇帝北巡，上天的意旨帮助顺理之师；张弩暗中发射，达兰于是坠亡。敌人面面相觑，惊慌失措，低头请命，也不再有战斗的意志。当时的议论认为，应当乘胜席卷而进，从两翼截断前路，大军从后面推进，就可以使敌人一个不留。然而天子嘉奖他们已经服从，也放弃了诛杀。敌人这才痛切地自我惩戒，认为中国不可欺侮。太宗凭借收复并、汾后剩余的力量，事先没有充分谋划，仓促北征，然而一举之间几乎收复故土。章圣皇帝因为敌寇出兵在意料之外，竟侵犯辅郡，便出兵迎击，然而一战就使他们退却。何况如今陛下承受祖宗积累下来的基业，敌人没有更加强盛，而中国的盛大又比往日增加一倍。朝廷中身居高位者的谋略，以及民间百姓的意见，经过几十年，已经审察完备；谋略既成再行动，哪里还担心不能成功？这就是可以攻取他们的第四种形势。太祖神武，有世所罕见的谋略，驾驭将领、训练军队，临机判断敌情，常常出人意料。统率天下的军队，宰制役使他们，就像看待婴儿一样。他曾说北方人不过二十万，我用十匹缣帛收买一个敌人，二百万匹缣帛就足够了。凭太祖的神武，他左右的将领不比卫青、霍去病差；灭越、灭吴，灭江南、灭蜀、灭河东。天下已经安定，四方的金帛充满内府，士卒平时无事，进行棋弈、博戏、超距等活动，志意没有地方施展。在这种时候，中国只是没有出兵；假如要对敌作战，谁能抵挡？于是天下百年没有水旱灾害和战争，法度得到修治，人才和百姓富足安宁。凭三十年的通行制度，国家的财用像山一样堆积、像水一样汇聚，这是汉、唐所没有的，于是成就了太祖的志愿。臣认为，这种事情本来就在于今日。陛下兴办学校、设置科举，使读书做士的人懂得军事；颁布教令、建立法律，使当兵的人懂得作战。十多年之后，懈怠、怠慢、疲弱、软弱的风气已经重新得到挽救。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在四方边境都有余备；偏远州郡的小规模军队，不必调动便已备足。臣私下以北方道路上的三件事来说，交通要道和重要道路上，一座仓库的储藏，就足以供给十万人衣被。何况再加上大司马的军备，骠骑将军向西征讨，艑船水军向南攻略，河隍六城、交州九郡归命内附，而飞挽转运的劳费还没有涉及边民。这是前代从未有过的。发动事务、调动军队，本来应当准备百日的费用，如今准备千日的费用也不担忧缺乏；本来应当赏赐百金，如今赏赐千金也不担忧匮乏。这并不只是因为费用丰厚、赏赐重大而得利，关键在于前代不敢做的事情，今天知道有能力去做罢了。顺流而下，如风吹草倒，以这样的形势面对并未更加强盛的敌人，这就是可以攻取他们的第五种形势。兵法说：“用兵的最高境界。”陛下既然已经知道这些形势，还不谋划行动，究竟等待什么？臣请为陛下说明攻入敌方防线的方法。想要兴办大事，所担忧的是兵力不多、粮食不充足。天下人的议论一定会说：“调集二十万军队，估计准备一百天的粮食，击鼓进攻，面对并未更加强盛的敌人，就像孟贲与婴儿作战一样，到哪里不能攻入？” 但臣独自推算，认为真正困难的不是取胜，而是实际攻入敌境。凭樊哙的骁勇强悍，他自己认为得到十万军队，足以在匈奴中横行；但有人却说：“樊哙也可以被斩杀。”假使那些喜欢谈奇谋的人不考察是非、不衡量利害，只发表高远激昂的议论，他们的话固然十分令人欣喜；然而空洞的言语不能施用于实际事务，陛下还要采纳谁的意见呢？如今臣却不是这样。调集二十万军队，准备一百天的粮食，不经过三年经营是不可能的。即使凭国家的强盛，一天之内可以聚集起来，军队衔枚、战马缚口，悄然行军，突然从千里之外抵达，虽然计谋极其秘密，但人们本来就会有人知道。绵延十多个州，塘水阻隔浸润，使敌人进入并不容易，所以我军进入也困难。敌人凭借险阻设阵，燕地也会起兵抵抗；白沟以南，即使兵多粮足，不取胜也不能进入。臣请为陛下献上臣狂妄的计策。从前尉陀背叛南越，汉军从豫章出兵，从会稽出兵，而唐蒙独自上书，请求发遣巴蜀罪人，顺牂牁江而下，从而出乎越人的意料，最终平定南越。蜀将姜维据守剑阁，邓艾于是秘密从阴平出发，奔驰经过七百里无人之地，最终使刘禅投降。这两个人，如果按照事情表面考察、探求他们的实情，都近似于不懂得迂直进军的谋略；但臣认为，谈论攻取南越和蜀地，如果不采用这样的办法，就不能攻入。

译如今敌人的形势，又和这有什么不同呢？臣请先制造楼船一百艘、精锐铠甲士卒一万人，浮海经过胶东，在渤海待命而不要出发；同时让大军从王畿出兵驻扎，声称要以十万人从瓦桥出兵。瓦桥是敌人防备的地方，从那里出兵，也是从那里进入；按照兵法，这就是所谓以正兵会战。秘密派军队到它的东面，五万人从沧州趋向平州，同时出发；秘密派军队到它的西面，五万人从代州趋向云州，同时出发。平州、云州不是敌人平素防备的地方，那么从沧州、代州出发的军队应当容易进入；两翼同时展开进攻，燕地东西两面就可以受到扰乱。东军进入平州，边作战边诱敌逐渐向西行进，与瓦桥的军队会合。西军进入云州，边作战边掠取，往来于蔚州、朔州之间向东行动，以牵制敌军。敌人必定分兵抵御云州，于是瓦桥大军与东军合并兵势，一同向南进入，那么涿州、新城就可以不战而取得。东军既然放弃平州，平州的防备稍稍解除，这时渤海的精锐水军便可以乘隙进入平州。平州攻下，营垒就可以一并举兵攻取。然后暗中派使者让渤海军队联络高丽，说：“中国要收取旧地，高丽应当派你的军队跟随；并分出渤海精兵三千人，背着道路、越过险阻，取道中京以南，绕到古北关之后，夺取关隘并守住它，谨慎防守，不要交战。” 敌人狼狈自救之后，云州的西军便击鼓向东，攻取易州，与大军会合，我军声势更加壮大。然后逐渐乘胜追击败逃之敌，那么燕城就可以包围了。估量燕城周长二十七里，按一人守六尺三寸的地段计算，包围它就会填满城周；城中三万人守城，也没有多余的地方。用二十万军队驻扎在燕城南面进攻包围，假定城中正好有三万人，那么在野外抵御我方大军的仍有十七万人。估量敌方大军也不过二十万人，即使把燕城全部扩大，用五万人充实，也容纳不下。敌方号称统军、驻在燕城的将领，其所统率的契丹、奚、渤海兵马总数才满三万人；而所谓侍卫驻在燕城的，骑兵一万人、步兵一万人而已。即使臣所听说的未必真实，敌人能够增加兵力，估计燕城的大小最多容纳五万人，那么城中已经十分拥挤了。大军相持，仓促间不能决胜，双方势力又不能互相救援；用三万精锐军队，配备临冲、云梯等器械，合力迅速进攻。暗中派使者，让张良、陈平那样的人不吝惜千金，采用反间计来诱惑城中之人。臣估计敌人的子孙中，能够向部众说明祸福、使他们归附的，便许以封侯、食邑万户的赏赐。他们在敌国之中，有的人自身居于将相之位，享受衣食饮食，却仍免不了舆夫、皂隶一样的卑贱待遇；一听到圣德恩音，应当会有人发愤而在内部响应，正如盼望并、汾军队到来一样。只要有一个人存有归附之心，整个燕城内部的形势就会动摇。燕城能够包围，那么山前、山后的土地即使还没有全部收复，也可以慢慢取得。臣又根据自己的判断推测，假如敌人能够出奇制胜，中国的军队刚刚行动，敌人没有倾全国之力迎战，也以二十万人抵挡大军，同时训练奇兵，从偏僻道路和其他路径出兵，反过来乘我方空隙。我方大军远行戍守、深入讨伐，而敌兵出乎意料地出现，放弃燕城而自行谋划，那么先前的功业一旦失败就全部废弃了；难道要不放弃燕城吗？可是自身尚且不能治理，怎么能治理别人呢？然而把塞上十多个州的形势合起来说，大军已经从瓦桥出发，又有五万人从沧州出发、五万人从代州出发，敌人也把军队分成三路来应对我军。沧州一翼在右边，霸州和信安、保定夹在中间，只要坚守营垒不要交战，那么敌人即使出动奇兵，也一定不能进入。霸州可以进入信安、保定；代州一翼在左边，保州和广信、安肃夹在中间，只要坚守营垒不要交战，那么敌人即使能够出动奇兵，也一定不能进入。保州可以进入广信、安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预先已经为此设置了守备。抛开这些地方不论，从渤海以东来说，驾船行于水上，本来不是敌人所适宜的便利之处，但也不能忽视其可能造成的忧患。意料之外的情况，或许在它的西北疆界吧？从前唐朝安禄山以范阳为乱，声称在朔方起兵，向内侵犯京兆，连一个月都不到。臣曾经考察地图和地志，安禄山当年从燕地向西行进的路线，踪迹都还存在，不可不加以察看。国家正在收复河湟，凭全秦的力量，河湟又是依赖全秦供给的；有人或许会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进一步整顿全秦之地，以等待敌人出其不意地进攻，不过如此而已。臣又根据自己的判断推测，如今单于的才干，没有听说他有像冒顿、乌维、颉利、突利一类人的沉毅雄勇、足以令人难以制服的本领。近来他的左右贤王、谷蠡，也没有张说所称赞的阙特勒、暾欲谷那类超卓过人的才干；他们服服帖帖地仰慕中国，学习文字，精通语言，简直是嘴上还带着乳臭，哪里知道出奇制胜呢？敌人的计策如果出于上述几种可能而都不能实现，那么臣所料想的不过是举全国兴师，像乌合之众、云集之兵罢了。假如敌人先能扼守古北口，使渤海水军无法伺机取利，那么我方东军就扼守弥老、符家、私亭口的右侧，西军扼守挑峪、紫荆、金坡口的左侧，使敌人东西两面不能出奇兵；然后大军击鼓进军列阵，向南方敌军挑战。敌人进不能抵挡，退又无处逃走，若不拼力作战求胜，就必然会产生回头自保的心思。这在兵法上所谓穷寇，臣请求不要逼近攻击、不要急迫进逼，而应缓缓牵制他们。把曹王、居庸等关隘留给他们，不要夺取，以便开放他们的生路。我方再观察白沟以南、塘水所浸之地，他们能够退归的道路狭窄，这和淮阴、泜水之战中切断粮道的情形有什么不同？东西和北面三方都逼近险阻，背后又有塘水阻隔，士卒无处安定其心，正应当牢固守住。在这时，陛下如果得到韩信那样的人才，使他乘敌人困厄之势进攻，那么在井陉截击敌人，没有比这更有利的了。只是看为陛下统兵的将领怎么样罢了。临冲、云梯和各种器械都修治完备，士卒力量充足完整，以中国善于进攻的军队，加上敌人不能善于防守，那么不过是二十七里的城池罢了，为什么攻不下来？燕城攻下后，清空它的积蓄，用来赏赐战士。臣估计，三年之内可以不必进行飞挽转运。从京东西路和河朔各郡轮流运送钱帛、粮食来充实它，派重臣镇守，在外部排列亭障，燕地就可以守住。陛下凭河湟六城的富庶，哪里能同整个燕地相比？河湟遥远，城中素来空虚贫乏，中国尚且能够保有并充实它，那么整个燕地的富足，其容易守卫就可想而知了。何况它的城郭居所、耕田劳作、文书约束、营阵行伍，没有一样不是出自中国旧制；如今用中国的法度守卫它，那里的百姓应当容易安定。燕城既然守住，那么石氏的故地凡是还没有全部取得的，必然都能收复。

译即使如此，臣还有要说的，那就是应当先取得胜势，然后再交战。进入别人的土地，想不迷路，不能不知道地形；探求别人的实情，想使他们不隐瞒，不能不弄清间谍情报。地形可以了解，间谍情报可以查明，但军队没有选锋精锐，就不能与敌交战。有了选锋精锐却不比较双方长短，不联合外部援助，那么军队即使人数很多，也仍然像人数很少一样。臣请为陛下说明必胜的方法。陛下如果确实能得到几十名将领任用他们，那么还担心这四五件事成为今天的忧虑吗？士卒已经懂得军事，军队已经懂得作战；但臣偏偏考虑过多，认为如今从官员班列中选取、以将领名义授官的人，所忧虑的只是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罢了。将要兴办大事，不可以没有重臣。所谓重臣，就是君主信任的人，功业已经经过验证；可以使士卒平素就归附，可以使四夷知道畏惧，可以使地位尊贵、德望也尊贵，可以使权力重大、威势也重大。要统率二十万人的一军，重臣必须选得其人，军队的命运才算确定。千夫长、万夫长的才能各不相同，那么统率二十万军队，就需要大吏、偏将、裨将二百人，才可以胜任。怎么能够全部得到重臣来让他们统兵呢？难道把这件事交给有关官署选拔吗？那样，天下一定要有萧何那样极其明察的人，才能知道韩信虽未曾试用；否则赵括那种只会空谈的人就会层出不穷，天下有多少人不会因为能说会道而相信他呢？有些人的才能，连一个妻子、一个妾都不能治理；有些人连三亩住宅之地都不能耕种；让他们手持筹码、计算筹策，披甲统率百万军队，守卫千里土地，能够悠然自得而不感到劳苦吗？其中有人会忘掉从前的短处。平时喜欢赤身露体、按剑自夸，志气像暴风一样；一听到金鼓之声，却丧失气势而吓死，这就是人的常情。那么将领难道可以不经过试用吗？天下谈论兵法，说它微妙的，尊奉孙武、孙膑、吴起；但臣认为，这和宋人守着祖先遗留下来的契券有什么不同？秘密计算人口的年龄而说“我的财富可以等待增加”，难道不是误事吗？陛下知人明哲，能够兴办大事，选拔大将统帅，既然已经得到了合适的人，这些事情臣不敢议论。然而臣认为，统率二十万人而为其设置的属吏二百人，是否合用，检验就在这里。子文治理军队，早晨整治完毕便结束，一人也没有杀；子玉治理军队，整日整治完毕，鞭打七人，刺杀三人罢了。然而君子称许子文。李广行军，跟随水草而行，不敲击刁斗；程不识行军，严格设置斥候，敲击刁斗自卫。然而士卒乐于跟随李广。将领的才干，本来不能一概而论。孙武在吴国接受试验时，用的是妇人；孙膑在齐国接受试验时，用的是上、中、下三等马。把兵法用在妇人身上、用在赛马身上，并不是将领通常的试验。这两个人之所以没有什么不能用来取得成功，正因为最终孙武能够率领吴军攻入郢都，孙膑能够率领齐军击退魏军；难道不是因为经过试用才任用他们吗？骊山检阅天下军队时，披着戎服号令贤能将领，像郭元振那样，几乎因为有失军容而被诛杀；而薛讷、解琬却独自拥有使军队不动摇的军法教令，所以能够如此。如今天下的官员中，以将领名义授官、掌握兵权、熟悉军事的，环列在辅郡，已有几十人。平时没有战事，乘着大车、驾着四马，洋洋自得地行走国内；和他们谈论军事而不能应对的，有几个人呢？像这样，臣哪里敢认为天下最终缺乏人才？凡是一定要先试用然后才能任用，只是不敢因为他们平时无事时有能力，便相信他们在仓促混乱中也能发挥作用。陛下知人而明哲，能够任用人才；任用人的仁厚者，去除他的贪婪；任用人的勇敢者，去除他的暴虐；任用人的智谋者，去除他的欺诈；都能得到各自适合使用的地方，那么前面所说的四五件事，全都可以交给大将办理。二十万军队，估计一百天后才撤兵，其中还有杂役。每人每天吃干粮二升，那么平均两天就要吃掉一批粮食，没有万石不够；一百天就是百万，千日就是千万。边境储粮不足以供给，就不能不酌量向百姓征取粮食。如今天下买爵位的人，缴纳缗钱五千，最高可以得到尉职，最低则得到助教，已经到顶了。替这种做法辩护的人说：“商贾的子孙不可以抬高身份而置于百姓之上。”这是辩护者的错误。天下那些无赖之民，空着双手、没有职业，计穷力尽的人，都起来当兵；能够冒着箭石作战，取得敌人首级，有一天的劳苦，往往就能被授予朱绶、怀金，得到高贵爵位和丰厚俸禄，置于百姓之上，这样的人到处都是。为什么唯独到了百姓这里就怀疑呢？天下百姓不幸陷入盗贼，白天杀人夺财，也还可以抛弃不问。更严重的，逃入山林，早晚聚集呼啸，使州里震动，其中只要有一个人制造有利局面并自告奋勇，便赏赐千金、任命官职，从来没有怀疑过。商贾的子孙即使同属商贾而身份卑贱，何况还没有到盗贼的地步呢？臣请求恢复像汉朝那样卖爵的旧例，只是不要授予郎官，其余爵秩都可以改授其他官秩，使之得以比照朝籍和京师官员；凡是能够向边境输送粮食达到三万石的，就授予爵秩，按等级授予，事情办成后即停止，不过借用一百人的粮食就可以充足。过去汉武帝采用晁错的建议，最终削弱匈奴；臣区区的意见，私下正在这里。陛下如果幸而听从，具体办法可以交给有关官署讨论。什么叫了解地形？四夷和中国的土地、风俗、刚强柔弱、险要平易各不相同，就像城市和山林一样，各自适合自己的情况，各自满足自己的需要，从来不会相同。百蛮之地都背靠山岭、面临大海，远的距离王畿数千里；一方发生事故，不得已出兵应援，只能调动邻近之地的军队，那么兵力少而不足使用；想设置大军，又会苦于道路遥远，首尾受到冲击，仓促之间不能救援。假如有时终于能够把军队调到那里，那里的土地、风俗又都是国家平素不熟悉的；聚集百万军队驻扎在偏远边境之下，想深入不能，想引出敌人也做不到。就像在丛林中追兔，遇到六只兔子便丢失目标；即使是良鹰快马，也只能在旁边盘旋徘徊，虽然机巧却无从施展，情理就是这样。东南、西南的各部夷族，都极其遥远、地势险阻；若说到距离较近、能与中国相接的地方，则没有比北方敌人更合适的了。古代的北方敌人本来并不与中国接近相邻，越过边塞向北，到寒露降临的遥远荒野、行迹所不能到达的地方，才渐渐屯聚起来。大概李牧击破林胡时，虽然拓地千里，敌人仍不能守住。自汉到唐，直到五代，北方敌人才逐渐蔓延扩展，渐渐占有中国的土地。从王畿说起，白沟以南不过近千里；设置十多个驿站，那么北方沙漠的事务十天之内就可以传到而获知。

译城郭和居民聚落，是汉人的；耕田和生产，也是汉人的；文书和约束制度，也是汉人的；营阵和行伍，也还是汉人的。总括山前山后各地来说，没有一处不是汉人的。臣曾经翻阅地图观察：从白沟起，向燕城方向行进二百里而止；居庸、曹王、大安、黍谷、崆峒诸山环抱四周，形如簸箕，燕城耸立在其中。从白沟以北到群山以南，燕城四角处在簸箕之中，那里的地势如同手掌。从燕城三面向东西及北面群山的关塞、河川、关隘要害看，远的不过四百里，近的只有二百里。山并非不能攀登，水并非不能渡过，土地、风俗、水源以及各种物产，也并非中原人所不熟悉的。步兵可以走，骑兵可以走，骑兵车可以行，车又有什么地方不能行动？正兵可以用，奇兵可以用，设伏可以用，伏兵又有什么行动会不合宜？只在于看陛下任用的将领才能如何罢了。什么叫作使用反间？书生的议论认为，仁义之师无需谋略便会自行取胜。可是臣读《孙子》读到“赏赐没有比用间更厚的，事务没有比用间更隐秘的”，才知道：不是圣明睿智的人不能用间，不是仁义之人不能使间，不是精微巧妙的谋略不能获得用间的实效。臣起初不相信，如今才明白了。假如仁义之师无需谋略便能自行取胜，那么敌众我寡也能胜，敌强我弱也能胜，敌实我虚也能胜，敌逸我劳也能胜，敌有准备我无准备也能胜。这样圣人还需要做什么呢？为什么要教导百姓七年以后才让他们从军作战？而且又说“不教百姓作战，就是抛弃他们”，这句话又有什么用呢？仁义是王者之所以能够天下无敌的根本，只有迫不得已才暂时舍弃它。兵可以暂时不用，但舍弃仁义就不得安宁。到了不得已而用兵的时候，也不能忘掉仁义；所谓权变，圣人也常常采用，并未曾舍弃。孙武没有辅佐君王的才具，但他的言论对于王者之事仍有用处。用间不是平日应当首先考虑的事，所以不是圣智之人不能使用，不是仁义之人不能驱使，不是精微之术不能取得实效，道理就是如此。圣明的君主用它来取得远方人的心，贤能的将领用它来控制三军的命令，士卒用它来获得封侯赏赐的幸运；远方之人若反过来利用它，那么四境也不可能因此有一天安宁，这是必然的道理。秦国得到由余，八国便来宾服；燕国入秦关，东胡便被击破；汉朝厚待阏氏，冒顿便解除了危机；唐朝向突利传话，颉利便产生疑心。这些都是中原凭借用间战胜外国的例子。韩王信身在敌国，匈奴便攻入太原；卢绾身在敌国，匈奴便攻入上谷；中行说身在敌国，汉朝便无法用精美财物同匈奴交易；至于唐朝时突厥以万荣的侍子为内应而侵犯瀛州，回纥以仆固怀恩为内应而攻入泾阳，这些都是外国凭借用间战胜中原的例子。自古以来兵家使用反间，有胜有负，无法一一列举。这里只就中原和外国凭借用间制胜或失败的情况来说：发生在中原，外国就忧患；发生在夷狄，便成为中原的祸患。这个道理容易明白，但事情很难办成，不能不审慎考察。现在臣就北方敌人的形势来说，山前山后的百姓，大体都思念汉人。至于并州、汾州的事情，只要王师驻在燕地，便有人谋划擒住他们的统帅前来投降；如果真能得到张良、陈平那样不惜千金招致内应的人，事情就会像翻手掌一样容易。唐朝周鼎失去沙州，沙州人改换服饰向敌人称臣，但每年按时祭祀父母，仍穿着中原服装，号哭着把它收藏起来。河广武梁一带仍保留旧时情形，城郭尚未毁坏；龙支城的老人见到唐朝使者，拜见并哭泣说：“以前我跟随军队在这里陷没，朝廷还记得我们吗？”臣读史书读到这里，慨然知道燕地士大夫的子孙应当有发愤雪耻、不受屈辱、怀着愤懑，面向南方盼望王师的人，只是忧虑没有机会使他们的志愿得到施展。按照契丹旧法，他们得到汉人后，都把汉人当作奴仆婢妾役使；汉人中有做官显贵的，回去见原来的主人时，仍按旧礼相待。杀死汉人，只需用牛马赔偿，自己并不受诛罚。到了萧氏掌权，才开始把汉人迁往更北方居住，并让契丹、奚、渤海等族杂居在幽州、蓟州一带。杀汉人者按杀人罪论处，自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汉人的子孙心怀感戴。然而臣推测，燕地人都谨慎厚道、朴实敦厚，世代是汉人后裔，终究不能改变他们的心。白沟和新城崎立相望，汉人的风俗十分美好。不幸的是，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沦为俘虏；原文“痿人不忘，起肓者不忘”之意虽难确考，大概是说即使残弱失明，也不会忘记故国。看目前的形势，似乎已经无可作为了。天下实在不缺少张良、陈平那样的智谋之士，他们不惜千金，凭借社稷神灵的护佑；所指挥的军队向前推进，所指向的地方便奋勇赴死，五种反间同时发动，使敌人无法知道我军的行动，这就叫作神妙的纲纪。包围幽州、蓟州的城池，百日之内便可平定。敌方粮食充足，就利用他们的粮食来供军食用；敌方粮食空虚，就使他们的土地变成废墟。地理形势可以明白，用间之术也可以说明。然后集合三军将士，表彰其中技艺高强、勇敢善战的人，这就叫作选锋。越国有五千名君子，秦国的勇士比晋国多一倍，这些都可以说是选锋。凡是用兵，重在义气并保存士气；义气所战胜的，愚笨的人也能变得明智；士气所加持的，柔弱的人也能变得刚强。人的性情并没有突然变得锐利或迟钝的不同，只看在上位者怎样激励他们罢了。一个人应当赴死，袒露上身在市中大声呼喊，便能使千人因之失色；一个童子按剑率先登城，那么七尺高的成年男子，即使只想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也会因此退却。既然如此，人的性情难道本来就难以了解吗？前面有大深沟逼近，人的魂魄便会堕落而恐惧；若狼狈后退，脚下便又回到平地。谁肯抬脚踏入那危险之地呢？应当使士卒知道，战死是光荣的，苟且偷生是可耻的。这样，他们便不会把平地看作安全，也不会因踏入深沟而恐惧；那么攻城还怕什么坚城，作战还怕什么坚阵呢？吴起临阵时，有一个人勇气过盛，仓促上前割取敌首后回来。吴起说：“虽然勇敢，却不合我的军法。”于是把他斩了。吐蕃逼近奉天，浑瑊单骑奔驰驱逐，挟持敌军一名将领跃出，三军都欢呼起来。臣认为像这种情况都应当奖赏而不诛杀，吴起却反其道而行，这是用兵的一种过失。选出的先锋固然勇敢，但若不比较长短优劣，臣认为军队便不能交战。为什么呢？天下人都认为北方敌人善于用兵，臣却认为他们并没有超出奇袭、应变、循环无穷的谋略。他们的长处，只在骑射而已。根据《图志》所载，产马之地有一半在北方；至于他们能够挽弓骑射，大概也是天性使然。赵武灵王改变服饰，学习骑射，因此攻取了中山。这说明防御和制敌的关键，难道不在于用他们的长处来对付他们的长处吗？冒顿拥有能控弦的骑兵百万；白登之围时，赤、青、黑、白等不同颜色的骏马，各按方位排列。

译自古以来以骑兵作战，从来没有像这样盛大的。汉武帝在中年时锐意筹备马匹，田间道路之间，马匹多得甚至成群；等到屡次交战取胜，匈奴已经疲惫不堪。后来又因为马匹减少，不能再次出兵。因此可以推知，汉朝能够凭借自己的长处使匈奴困弊，靠的是骑兵而不是步兵，这是很明白的。唐朝时薛延陀不知道用自己的长处抵抗中原，反而倚仗数量，以步兵战胜骑马的人；既被收服以后，步兵又不能重新编成军队，因而遭到失败。北方人从此更加知道自己不如步兵，中国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长处，采用相应的办法制服他们。近来朝廷设置骑射，又教百姓繁育马匹，意图很好，方法也很完善。但有的人认为，百姓的马匹虽然繁殖增多，却没有得到训练。所以臣认为，设置义勇、实行保甲，那么百姓的马匹都可以借来训练使用。马匹生长于当地水土之中，人心的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然而如果训练不够安稳，让它们去面对北方战马新近被驯服、早晚驰骋于荆棘和荒泽之地的情形，体力安适而心性调顺的马，恐怕不是敌人的对手。陛下如果确实采用臣的建议，那么登记在义勇、保甲名册中的百姓，在训练时都让他们学习骑马。骑兵不足，就再向百姓借马。曾经入官借用的马，轮流借给使用，这样百姓的力量不受劳损，马匹也不会疲病。不到三年，天下便都能拥有可用的战马；用它们来辅助军队，那么汉军的作战能力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即便如此，仍然有所需要，那就是外部援助。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来没有不利用外国来制约外国的。道理就像海边蚌与鹬相争，双方都疲惫受伤，后来的人便能把它们一并得到。匈奴正使汉朝困苦，而乌孙昆弥也因为不能同中国往来而不满。汉朝借助乌孙安抚各部，以此孤立匈奴的外援。校尉常惠护送五位将军的军队攻打敌人，乌孙昆弥常常奋力作战，充当汉军前锋，杀敌数量超过己方损失。匈奴于是空虚，丁令从北面进攻，乌桓从东面侵入，乌孙从西面攻击；匈奴只好分兵抵抗三个敌国，并向南同汉朝争战，最终陷于困弱，分裂为五个单于，乌孙昆弥也起了帮助作用。臣曾把这比作乡邑中的小盗贼：三个人结伙，百人也不能凭力气擒住其中一人；但若因争夺财物而分配不均，两个人互不相让，便会自行互相损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平日彼此了解得最清楚。陛下面向南方坐在屏风前，戴冠束带，接受百夷朝见；四海之内、八荒之外的人，心中有所怀抱，都听从皇上的命令。近来高丽败于敌人，不敢越过辽地向西，来为中国效一日之力；陛下却能安抚他们，使他们远至大海尽头、踏过越地，绵延数千里来朝廷进贡。陛下嘉奖并接受其贡物，又派使者回访答礼，使这番礼仪比祖宗旧礼更加隆盛。臣听说，高丽国内看见使者到来，人人都欢喜，拥挤在道路两旁庆贺，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它长期败于敌人，理应有机会施展自己的志向。它就像乌孙昆弥一样，但臣还不敢把话说尽。以上这些办法，陛下只要得到一位重臣，把事情交给他，再同朝廷中一两位曾经参与听闻核心谋议的士人一起商议，都可以让他们交错谋划；这样，臣的计策或许就能够奏效。军队安定以后，石氏旧日的土地已经收复，臣请求谨慎划定疆界，严格设置斥候，告诫边境官吏不得把非中国的土地据为己利，哪怕获得丝毫利益也不许拿来报功；同时向圣人显示以天下为尺度的胸怀，以诚信同他们结交。他们即使失去燕地，也知道那里原本是中国旧地，不以此为吝惜；中国也同他们讲和修好、互通聘问，欢乐仍如往日，便可以使他们像伯氏失去封邑那样，终身没有怨言。这是百世长远的谋划。臣从未担任官吏，对于国内议论的是非利害，不知道最终究竟应当听从哪一方；姑且把臣在田野间深思所得、出于愤懑而难以自抑的忠心献到朝廷。陛下如虞舜一样乐于询问，也希望能够择取其中可用之处。韩愈说：“凡是这样的蔡州功业，只有果断才能成就。”所以臣到了这里仍愿意献出自己的愚见，那就是：一定要实行罢了。臣年少时求学，壮年时便想施行所学，又有幸生在圣人当世、三代那样的时代，承受非同寻常的治理，沐浴无穷的恩泽，穿着宽大的衣服、束着宽阔的带子，学习古人的事业，列名于诸生之中；每当听到陛下的德音，即使身在市井草野，也欣喜庆幸。像第五伦那样，希望张口陈说、求得对国家万分之一的补益，哪里只是这篇奏书所叙述的这些呢？然而臣私下认为，礼乐是大事，而必须先行举措的事情已经确定，天下安宁以后，礼制才能不必强行制定而自然完备，音乐才能不必勉强制作而自然和谐；臣这番微小的愚见，大概就在这里。臣身份卑微、处在仕途之外，学问又很浅陋，竟敢不顾斧钺之诛，冒昧谈论自己本不应参与的事情；胸中怀着不能忍受的愤懑，无法自行表达，同传说中因愤怒而斥责青蛙，只希望人君偶然一顾没有什么不同。陛下发出日月般的光明，使蔀屋中的幽暗之处也得到容纳，那么臣疏远的言论或许可以被采纳而不获罪。如果安于田野中的卑贱地位，却不知道自己亲逢圣人之世、三代之时、非常之治和无穷之恩是极难得的，那么臣徘徊不出门庭，错过时机也就到了极点。恭敬地希望陛下在万机之余，稍稍留心听取。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恭伏等待诏命。臣情意激切至极，臣补之。诚惶诚恐，谨冒死拜了两拜。《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