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三

译必定能选择官僚，讲求理财的办法；必定能宽缓富裕民力，培养增加财富的源头。减轻关市的征税，商旅就会从四方聚集；谨慎实行铸钱、销钱的禁令，铜钱就不会耗损；严格执行交易税契的法令，钱币就会很快增加；遵守钱币与楮币各占一半的制度，收藏的钱财就可以流通出来。财物既然富足了，再观察当时楮币的价格，如果它贱，就赶快收回，何必担心它不贵？既然贵了，经过日久月长，价格又将变贱，就再次收回。这不是经常收回，而是贬值以后才收回，这就是孝宗的制度规模。如今做郡守的却不知道这样做，有的拘束民间的米和盐，统统由官府专卖；有的向有余财的人科派，强迫他们购买楮币；有的命令民间缴纳赋税，不是从官府购买楮币的人就不予收纳；更有甚者，命令属吏放牧猪，听任他们自行出售，再把缗钱缴给官府。早晚纷纷忙碌，竟然同百姓争利，实在可叹，也实在令人寒心，不是治理太平之世应有的事情。只希望圣明的君主赶快救治这种弊病。” 袁燮又上奏说：“臣听说《易经·系辞》说：‘用什么聚集人民？用财物。’财物是人的命脉。如果财物不足，便无法相互生养，最终会导致离散，这难道是小事吗？如今损害财物的事情本来不止一种，臣没有时间逐一列举，姑且把最紧迫的告诉陛下。臣从道路上的传闻听说，内帑的储蓄空虚，几乎没有什么财物。应当使用的财物，常常以缺乏告急；应当得到的俸禄，也不能按时发给。陛下富有四海，供给和供应极其丰厚，但一个月之间，究竟供给了多少？耗费了多少？都详细记载在簿籍上，清清楚楚可以考查，并不是难以知道的事。可是空虚贫乏竟到了这种程度，难道不危险吗？”臣听说自古建立国家，必定有纲纪，内外相互扶持，彼此合为一体。内廷知道公议可畏，不把财物据为私有，使外廷能够参与知晓；外廷以公道自任，不敢徇私偏袒，使内廷有所顾忌。纲纪长久存在，怎么会达到财物不足的地步？如果各自划分界限，私自设置藩篱，不以明白通达的心意相处，反而彼此破坏纲纪，那么财物从哪里能够充足呢？孟轲说过：“没有政事，财用就不足。”孟轲所谓的政事，就是臣所谓的纲纪。施行在朝廷，就是国家政务；施行于宫闱，就是家政。内帑不能充实，莫非是家政仍有缺失吗？宰辅知道事情紧急，想用楮币、度牒来补助。可是这两种东西，都是国用。几十年来，创设旧例并不断增加，输送到禁中的已经不能说少了。逐渐到了今天，却只见它们断绝匮乏。如果再增加，就会成为永久的惯例，国家财用也会更加亏损。陛下处在积弊之后，难道不应当慨然发愤，革除旧弊，谋求新的办法吗？过去成周的制度，每年年终都要考核财用，只有周王、王后和世子不考核。注说：‘不考核他们的财物多少，是为了优待尊贵者。’由此可知并不是所有人都不考核。因此大宰调节节制财用，使内外一体；内宰也考核内宫的财用，即使尊贵至极，也不得自行如此，这就叫至公。如今的办法，也应当把内帑交给外廷管理，堵塞它的渗漏，催督它的欠负；有敢不按制度办理的，必定严惩不赦。这样，内帑的积蓄立即就会显出有余。过去艺祖皇帝因北方敌人强盛而愤怒，认为府库的储蓄多得不可胜数，曾说敌人的首级完全可以用绢来换取。神宗开始在西部边疆用兵，进而想收复燕蓟，尤其重视储蓄，曾亲自制作御诗，以一个字命名一座库，由此可知库藏之多。孝宗志在恢复旧疆，二十八年之间，府库和内帑都充盈有余。陛下向上仰观先朝的雄厚富足，向下俯视今日的匮乏，应当明白得失是非相差如此悬殊。应当急迫不安地继承祖宗的事业，用来帮助军队的费用，这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只希望陛下留意。” 袁燮任江州知州时，上呈便民奏议说：“臣听说楮币的使用，到今天已经困穷。制定法令加以整顿，正是用来救治它的困穷。然而今天所谓的整顿，果真能够有所补救吗？起初依法办事，规定兑换不得按省陌折算，违者必罚不赦；不久又听从百姓的便利；再过不久又出现三分、七分的说法，辗转多次变化，最后终于归结为铜钱、楮币各占一半，这其实又恢复了旧制。这还等于从未真正整顿过。能够长久实行的办法，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如今议论者急于增加财富，想让铁钱和铜钱并行使用。在不足的时候，突然变得有余，难道不是值得高兴吗？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过去楮币多，所以铜钱少；如今又增加铁钱，铜钱不是更少了吗？过去楮币多，所以物价高；如今又增加铁钱，物价不是更高了吗？铜和铁的价格本来就不相等，铸成钱后，究竟哪一种贵、哪一种贱？把两种钱同时用于市场，却只实际得到铜钱的价值，难道不是白白耗费铁钱吗？”“两淮已经非常空虚耗损了。把铁钱运到江南交易后再运回来，本来是要使两淮富足；然而江南的楮币换淮地的铁钱，价格是三倍。奸巧的百姓争先取用铁钱，这就使一边充盈而另一边空虚了。铁钱每天都在削减，铜钱又禁止运往淮地，淮地百姓将拿什么使用呢？名义上说是使它富足，实际上却是使它困窘。臣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况且铁钱容易铸成，不像铜钱那样难以制造。盗铸者会像云一样涌起，楮币的轻贱就更加严重了。这好比一个人正患寒病，又给他服寒凉药，只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对内不能用来调节楮币，对外不能用来使淮地富足，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有人说：楮币的使用如今已经困穷了。不改变它而使它流通，可以吗？回答说：改变它，使它流通，这是对的；革除旧法而适合时宜，悔恨才会消除。改变却不能妥善处理，还不如不改变。那该怎么办？回答说：与其在制定法令上详细繁多，不如严格守法。法令已经明白完备，只要坚守并努力实行，自然足以维持社会。有法却不遵守，另行制定一套法令，只会造成这种纷纷扰扰。” “况且今天楮币轻贱，难道不是因为铜钱少吗？海船外运铜钱，并不是没有法令禁止；可是检查放行的官吏被真情恳求，又收受私下贿赂，放纵私自装载，于是船只连桅而去。奸民相互勾结，把钱藏在小船里，偷偷驶向海上，装入大船，满载而归，这就是铜钱减少的原因。难道不能申明并严厉执行禁令吗？”

译“销熔钱币铸造器物，也不是没有法令禁止；但获利十倍，人们都争相趋赴，各地公开进行，仿佛本来就应当如此。句容、天台、四明、池阳、临川所铸的器物，以精巧著名，人们都看重它们，这就是钱币被销熔的原因。难道不能严厉惩治其中的奸弊吗？铸钱主管部门的法令极其严厉，每年还在增加，哪里能全部使用？自从奸吏从中牟利，铸场户又帮助他们作奸，他们害怕取得铜料困难，便销熔钱币交纳，只求铜质精炼，就不再受到追问；这样钱币怎么能不耗损？难道不能坚定而明确地执行约束吗？国家有固定法典，只要讲求统一；一个人不畏惧法律，就用法律惩治他，谁敢不服？至于守法之地，是众人观看仰望的地方，却首先自己废弃法令，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铜钱、楮币各占一半的制度，原来就是旧制；如今却创设新例，向官府缴纳楮币的人，必须另行贴纳铜钱，这是为了让官府获利。这是放松铜钱、楮币各半的法令，把钱置于无用之地。奸民乘机满足私欲，毁坏或藏匿钱币的人多得数不清。究竟是谁首先倡导了这种做法？臣私下观察如今各州郡，大都兼行楮币，楮币到处堆积，而铜钱常常不足；间或有纯粹使用铜钱、不夹杂其他币种的地方，铜钱却往往有余。” 由此可知，楮币只能损害铜钱，并不能补救铜钱不足的问题。再加上贴纳，哪里是有利于货币的办法？臣希望朝廷深切惩治过去的弊病，革除三分、七分的弊端，恢复铜钱、楮币各半而均平使用的法令；这正是乾道、淳熙时期的美好用意。人们心悦诚服，一致认为极为恰当。守法的好处，明白如此。法令有固定的遵守方式，舆论和民心就不会迷惑，百姓也有确定的意志；法令不能固定，前后互相矛盾，人们就没有信心。长久不变地遵守铜钱、楮币各半的法令，把后来谋利而扰乱法令的弊害荡涤干净，还担心什么铜钱少、楮币轻贱呢？这是当今的急务。只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天下幸甚。” 理宗时，兵部侍郎袁甫论述楮币问题说：“臣仰念圣上宵衣旰食、勤于政事，尤其以楮币弊病极重为忧。朝廷大臣鉴于前事的错误，竭尽心力谋划。自去年派遣官员设置机构，按照各地州军的情况，负责办理楮纸，如今已经看见端绪，难道容许轻率施行而再次造成错误吗？此前朝廷处置楮币，办法已经多次改变；然而每次改变都失败，直到现在仍没有成效。为什么不下实在功夫，或许可以避免屡次变更的悔恨？朝廷因楮币而颁发黄榜，也已经多次了；然而黄榜越多，人们越加轻慢。为什么不再不要纷纷发布命令，或许可以消除轻慢侮弄之心？朝廷办事，大抵忧患在事情还没有实行，人们却先产生疑虑。近来因为有变更制度的说法，尚未见到实行，内外之人已经自行惶惑。两个月之间，物价突然上涨，楮币价格顿时削减，城市荒凉萧条，气象冷落。臣区区愚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所下的功夫必须真正扎实。即使没有完全有利的办法，只要利处多、害处少，同改变法令、频繁施行又频繁更改、徒然引起人心疑惧相比，也大不相同。臣请求先把白札子所说的内容逐条分别说明，然后臣所谓扎实的功夫，才可以全部陈述。” 眼下十六、十七两界的楮币，数额达到五十、五千万，楮币的市场价格日益降低，办法可以说已经穷尽了。救治弊病的办法，幸好还有十八界新楮币这一着；又幸好已经收集到楮纸数量。这正是运转调度、挽回局势的机会，四方人心都侧耳等待。如果善于使用它，仍然可以救治弊病；如果使用不当，反而会增加弊病。如今白札子突然想把十八界楮币一边印造一边支用，理由是新楮币一张的价值可以抵得上旧楮币五六张，所以想停止旧币制造而改造新币。然而新币应当制造，却不应当立即使用；其中关键所在，大概不能轻率处理。白札子的意思，是认为如果不使新旧楮币重新提高价值，就没有办法扶持旧币，所以想暗中收回旧币，同时立即发行新币。旧币因新币而增值，新币因旧币而定价；其思虑也很费心，剖析也很明白。无奈事情的道理并不完全如此：十八界楮币尚未发行时，人们对朝廷处置的希望，只在两界旧币；十八界楮币发行以后，新旧三界混杂并行，处置起来就更加费力。根据白札子所说，虽然是用新币按照时价购买旧币并暗中销毁，但在当前用度困窘的情况下，既然说不必一下子大量制造新币，又怎么能够每月拿出三分之一来购买旧币呢？一定会导致三种钞券并行流通，越多越贱，这是第一件应当审慎考虑的事。现钱和钞券应当彼此相权，不可相互混淆。白劄子说：“不必处置现钱。”又说：“应当使都城内的钞价降低到与城外相等。”他的意思是想用提高楮币、压低现钱的办法来神妙地改变形势，但人心实在不容易欺骗，最终还是会轻视楮币而看重现钱。官司即使施用严刑重罚，强令新钞按官价、旧钞按民价流通，然而三种钞券并行，百姓听闻不同，容易迷惑。新旧钞价不一，新钞必然受旧钞牵制；如果把新钞用于军队，军队用它出售物品，百姓一定想把它当作官陌流通，百姓有的又不肯接受，必然引起争执。若用于民间，则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官司强行以官陌使用，必然使商旅无法通行，店铺停业，这是第二件应当审慎考虑的事。过去没有新钞时，军队领取钱粮，给他们旧钞，他们自然无话可说。如今既然陆续颁行新钞，万一群起要求新钞而不愿要旧钞，朝廷对新钞又从来没有储备，外有三总所，内有版曹，假如突然告急，将用什么来应付？这是第三件应当审慎考虑的事。眼下散在民间的旧钞，数目有五十千万贯；即使按白劄子所说，三总所每年支出的现钱不过二百万贯，姑且把它看作各州缴纳现钱的数目，并以一贯现钱按时价折纳旧钞，也不过是一千万贯而已。

译假使朝廷果真能把上述一千万贯全部截留折兑，所能销毁的旧钞还不到总数的五十分之一。白劄子虽然说，准许民间应缴的各种税赋全部按时价用旧钞缴纳，其他官钱的收纳、解送也可如此，并准许用旧钞抵折；但是缴纳、解送的数目有限，又免不了边收边支，究竟怎么足以消除这四十九千万贯？我深恐旧钞必将更加贬值，物价也必将更加昂贵，这是第四件应当审慎考虑的事。民间最初缴纳夏税折帛钱、按时价折算旧钞时，旧钞价格一定会稍有上涨。等到州郡把旧钞解送到三总所和户部时，旧钞价格一定会大幅下降，为什么呢？因为白劄子明说，准备等到今后几年让税赋直接用新钞缴纳；这个消息一传开，旧钞价格自然会骤然下跌。白劄子又说，各军领取的钱，一半折给旧钞；却不知道三总所和户部，是准备按照民间缴纳时的价格折支给军队，还是另备一项钞券贴补给军队？如果不贴补，军队难道没有喧哗的忧患吗？如果贴补，三总所和户部难道没有无法为继的忧患吗？这是第五件应当审慎考虑的事。三总所和户部每年支出的现钱，白劄子拟定从朝廷储积的钱中拨付。据查，端平初年因为更换钞券，竟拿出历朝积存的金银，把它们轻易抛弃得如同泥沙，直到今天国库仍然空虚，说起来实在令人悲痛。现在仅有升润所积存的现钱六七百万贯，以及行都积存的现钱三四百万贯，被视为根本；如果又把它们一扫而空，便重犯端平年间的重大过失，岂不可惜？何况储积的钱数目有限。三总所如果不愿领取数目有限的储积钱，而愿意依旧钱钞各半，朝廷纵然想强迫三总所听命，三总所又以军情为由向朝廷提出请求，辗转纷扰，恐怕最终不能改变三总所的意见，这是第六件应当审慎考虑的事。三总所供给各军，以及殿司、步军两司应支的现钱，白劄子既然指定从储积钱中拨付，那么各州厢军、禁军春冬衣赐所需的现钱，又不知道从哪里取得。白劄子虽然命令各郡暂且把所掌管的现钱兑换给军人，却又把所兑换的钞券仍按原数存入库中，起初并没有减少账面数额，实在没有考虑各郡有多少现钱。即使有现钱，让他们用实钱换取虚钞，而钞价又低于官陌，怎么能不说是折损？白劄子又说，不必担心军人不愿接受钞券，因为如今朝廷既然允许全部用钞缴税，民间一定都会拿出钱来购买钞券，军人拿着钞券到市场上就能换成现钱，有什么不乐意的呢？仔细体会这番话，也可以看出他十分急切地期望推行新钞；但这只是望梅止渴，怎么能救济眼前的困难？全部用钞缴纳税赋的弊害会先显现，而拿到手便能换钱的效果却难以保证，这是第七件应当审慎考虑的事。如今朝廷尚且欠各阃帅府和三总所科拨的钱不少于一千数百余万贯，何况各阃帅府、三总所的账簿中还必然掌管着一些旧钞。新指挥颁布以后，不知道是否也要按照缴纳税赋的办法，按时价每贯折作五贯支用？还是每贯仍按一贯使用？如果每贯折作五贯，那么官府掌握的数额未免白白折损；如果每贯只作一贯使用，那么朝廷的命令就自行互相违背，这是第八件应当审慎考虑的事。白劄子说，各郡应缴税赋一半用现钱，并允许用纯钞折纳。如果使用十六、十七界旧钞，就按各地民价；如果使用十八界新钞，就按官价。因为新钞价格既已确定，钱就是钞，钞就是钱，所以干脆取消一半现钱而全部使用钞券。臣私下对此很疑惑。况且新钞规定按七百七十陌使用，这只是姑且依照字面推测，并不是已经成为事实。万一黄榜颁行以后，新钞果然被旧钞牵制而跌价，不能按七百七十陌使用，朝廷又已经放弃现钱，重新给军队发新钞，只怕军队会轻视新钞而要求现钱。纲运解送既然没有现钱，又不知道从哪里设法筹办。白劄子说：“税赋允许全部用钞缴纳，那么没有钞的人一定都会储藏钞券；他们舍弃现钱而使用钞券，钞价就会骤然上涨。”这话似乎也接近人情，但臣认为人情并不完全如此。我的判断是，百姓表面上会舍弃现钱，实际上终究不肯舍弃；我认为他们会储藏钞券，实际上终究不肯储藏。百姓终究不肯舍弃现钱，现钱就不得不变得贵重；百姓终究不肯储藏钞券，钞券就不得不变得低贱。这是第九件应当审慎考虑的事。钞券设立界别、规定年限，这项制度起源于蜀中。更换界别时，要分别派内场、外场两处官吏，辨验真伪，彼此考核，之后才交收。外场查验出一贯伪钞，追缴赏钱至七十贯；内场查验出一贯伪钞，追缴的赏钱又是外场的两倍。所有赏钱都登记入册、加以拘管，专门用来激励和犒赏官吏，绝不敢挪作其他用途。民间知道将来更换钞券时，伪钞必然无法逃脱，两场共同辨验，自然不会使伪钞流通。如今白劄子却想让新钞不设界限，这大概是不懂得立法防奸的深意。那些制造伪钞的人是多么幸运啊！白劄子又说，偶尔有年代久远而损坏的钞券，准许民间用来缴纳，诸郡用来解送，朝廷自然随之暗中销毁。纸张制成的钞券，时间久了而损坏，这是必然的道理。上下相互说明，贵在明白通达；如果不销毁，怎么能称为销毁？既然销毁，就应当公开说明，怎么能叫暗中销毁？端平年间的做法，正是因为有截留折兑的名义，却没有截留折兑的实际，徒然增加百姓的疑惑，不是用来向天下彰明大信的办法。这是第十件应当审慎考虑的事。臣既然把十条防范列在上面，至于具体处置钞券的办法，也没有什么新奇惊人的见解。大体说来，成就大事不能采取烦琐的举措，要取得大利必须有坚忍的谋略。只要立定规章，善用新造楮纸，制定一次性更换的计划，事情大概就可以办成。臣请求详细说明：如今民间都知道朝廷要按旧钞的陌数折换新钞，大体是五张旧钞换一张新钞。旧钞总数五十千万贯，必须得到十千万贯新钞，才可以把旧钞全部换掉。

译如今各州领到的新钞纸已经达到二千六百万张，还欠七千多万张。按一年计算，每州筹办一千万张，合计七州，便可赶上明年夏天。这样就能达到十千万张来进行更换，数目并不会亏缺。但如果每天仍印制旧钞，从现在积累到明年夏天，又会增加十千万张，旧钞合计就有六十千万张了。这样的话，六张旧钞换一张新钞也可以。但臣认为，约略计算大数，也许五张旧钞就足够换一张新钞。为什么呢？像湖南、江西等地，旧钞价格极低；京城和京口等地，旧钞价格稍高。在价格稍高的地方，一张新钞虽然换不到五张旧钞；但在价格极低的地方，一张新钞所得又不止五张旧钞。综合各郡而言，价格稍高的只有一两处，价格极低的却遍及天下，长短相补，通盘计算，十千万张新钞大概也够用了。现在关键只在于赶快筹办纸张。虽然说由都司统筹、各郡协力，但还必须振作精神、申严号令：能够以国事为重并按期奉行的，给予厚赏；不把国事放在心上、怠慢命令而不筹办钞纸的，加重处罚。赏罚既然分明，官吏争相努力，纸张一定能够筹集齐全。筹办纸张固然不能迟缓，印造更是尤其应当抓紧。旧纸每天都在印制，以供应支用；如今还不能突然停止印造，新纸十千万张的数目更应当赶快筹办，合力催促，务必迅速办成。然后在一天之内全部进行更换，把五六十千万张旧钞全部换成十千万张新钞；只要工作确实落实，成效很快就可以显现。白劄子所说的三种钞价混杂并行，是旧钞一种价格，新钞又一种价格。既然有两三种价格，新钞价格就会受旧钞牵制，恐怕不能维持七百七十陌。如果依照臣的意见一次性更换，那么从明年夏天以后，世间再没有一张旧钞流通，只有一种新钞，民间自然会看重它，怎么会不全部按官陌使用呢？这不只是臣个人的意见。白劄子本来就说应当一次性制造新钞，他的说法直接可行，只是人力物力有所不足，又说即使竭力办理，也必须两三年才能完成；可见他并不认为一次性制造新钞不对，只是担心成效稍迟。然而按照白劄子提出的办法，也说实行三四年后旧钞就可以全部销毁，这同样不是要求眼前见效。如今臣采用白劄子不求速成的主张，却把它用于一次性制造新钞，恐怕并不违背事理。臣常见此前朝廷办事，往往独断专行，只顾自己，没有广泛体察下情的心；轻率处理，错误很多，也没有审慎周密的打算。如今陛下洞察明白，以天下为公，审慎之后才发布命令，发布命令又一定能够切中要害，这难道不是忧虑深远到了极点吗？臣个人浅陋的见解，希望陛下着力坚持四项戒备：第一，戒除新钞三界并行；第二，戒除轻率改变钱钞各半的办法；第三，戒除把升润所的储积钱耗空；第四，戒除新钞不设界限。这四项戒备，绝不可触犯。至于臣的愚见，还请求陛下以圣意裁断，与两三位大臣仔细研究、审慎谋划，务必做到简明易懂、重要而易于实行。不要认为等到明年夏天还太迟，不要害怕一次性制造新钞；珍惜短暂的光阴，努力挽救长期积弊，实在是天下百姓的大幸。贴黄：臣又私下详细考察白劄子所说，他不愿公开更换而想暗中销毁，大概是担心一张新钞换五张旧钞并非百姓所乐意，所以只命令按价格折算缴税，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更换。他的用意并非不好。然而近来物价飞涨，正是因为旧钞数量太多，百姓正在为此受苦。如果能够销去五成中的四成，使新钞立即恢复官陌，那么凡是价值一万钱的物品，只需二千钱就可以买到，米一石、绢一匹等各种物品也都如此，难道不是众人所愿吗？担心百姓不乐意，是过虑了。何况既然按时价折算钞券缴税，民间折损的程度与一张新钞换五张旧钞相同；即使避开了这个名称，也不能欺骗百姓。与其暗中销毁，恐怕不如公开收取、兑换更好。又据查，绍兴年间四川钱引价格低，确实曾经实行一张换四张，百姓没有异议，也不是今天才开始这样做，恳请陛下明察。臣又私下考虑筹办纸张一事，必须使朝廷与州郡通为一体：凡是下拨的本钱，都应按期发下，不要再拖延，这样才不至于因收买楮皮而缺乏资金。其间如果有人以楮皮不足来报告，应当体恤这种情况，使有余和不足之处彼此调济。至于印造旧钞的纸张，过去责令徽州、严州等地筹办的，更应从长计议，使它们与新钞的筹办不相妨碍，不致使某一方承受过重损害。这样朝廷就可以责成州郡，不让它们借口推诿。此外，印造新钞所需的房屋、器具虽然已经预先准备好，但平时遣散的造钞工匠，也应全部拘集回来，增加廪给，不要吝惜小额费用，务必把事情办成。这完全取决于都司主持维持的力量，也一并恳请陛下明察。侍御史李鸣复上奏《制定国家财政》说：“臣听说，治理国家却不知道国家财政的虚实，这是今天最大的祸患。古代，冢宰制定国家财政，一定在年末查看年成的丰歉，按照收入来决定支出。按照收入决定支出，本来只是一个主管部门的事务，却一定要制定制度，一定归冢宰掌管，为什么呢？因为天下财富的收入有丰有歉，并不恒常，所以支出也应当有增有减，各有不同。权衡数量的多少，酌定费用是否适宜，这就叫作制订财政。这个制度一经确定，即使君主也不能越过制度而额外取用，各主管部门也不能违背制度而擅自支出。有没有制度之间，国家财政的盈亏、百姓生活的安危、天下政治的治乱，都系于此。这难道是一个主管部门能够独自办成的吗？考察《周官》，太宰的职责是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以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因此六官都隶属于冢宰。天官所属部门中，六十名守卫宫禁的低级士人由他统领；鱼、腊、醯、醢等微小物品由他统领；馆舍、帷幕、裘服等末节用度由他统领；直到宫中寺人、嫔妃、洒扫和使令等冗杂差役，也都由他统领。可见王宫中的事务，无论贵贱、大小，全都隶属于冢宰。”

译冢宰每天与天子讨论治国之道，因而内则与王宫关系亲近，外则统辖官府，无不归其统领，所以权力重大。正因为关系亲近，他提出的议论，君主没有不听从的；正因为权力重大，他发布的号令，朝廷内外没有不听从的。因此，九赋、九贡既用来取得财赋，又用九式来均衡节制。《周官》所说的均衡节制财用，就是《王制》所说的统筹制定国家财政。所以国家财政不加制定，就不足以治理国家；冢宰不能制定财政，也就不足以称为冢宰。从一年以内的近期，到三十年之久的远期，都要预先计算并统筹规划。他谋划深远、考虑长久，不轻率动用国家财力，大致就是这样。汉代宰相把钱谷之事交给治粟内史，已经失去了所谓制定国家财政的本意；唐代宰相又把盐铁事务下交掌管，只供主管部门办理，也失去了任用宰相的体制。可见他们不懂古人设置官职、划分职责的道理：冢宰提挈纲领，各主管部门办理具体事务；冢宰以道理裁度，各主管部门依法守职。本朝财用虽由三司使掌管，但制定国家财政的主张，忧虑国事的人常常提及。张方平论支出费用过多，就请求下令中书、枢密院详细审议谋划；范镇论财政匮乏、百姓困苦，就请求让中书、枢密院通晓军政、民政、财利的大计。到了孝宗乾道年间，又特意命宰相兼任制国用使，参政兼知国用事。诏书反复告诫说：‘治理国家的关键，以使财用充裕为重。过去二三位大臣只专心于简略忽视，费用逐渐扩大，却漫不经心、不加省察。’又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按照收入来决定支出，难道可以不放在心上吗？圣明的谋略如此广大，怎么敢不恭敬奉行。有一天进呈列举理财事务的条目，说：‘户部现行命令要求具报每年收入的项目，把它同支出的数目比较，每年只短缺三百多万缗。如果实行挪移调拨，也可以支撑过去。这是国家的大计，不仅外朝不敢忽视，即使在深宫禁密之地，也未曾不是早晚挂念。’如今财用已经匮乏了。问户部，户部官员剖析账目却没有人知道；问宰相，宰相也没有人知道。户部不把情况报告宰相，宰相也不把情况告知陛下。府库已经枯竭，调度却正繁忙；根本已经空虚，侵蚀耗损仍不停止。朝廷之上、士大夫之间，听不到其他办法，只听说增设一个筹办纸张的机构，把它当作生财之地；费尽整日力量，增加印制楮币，把它当作理财的办法而已。楮币日益增多，价格日益降低，号令不足以建立信用；继而又实行称提，称提仍不足以强迫百姓服从；又加重估籍，估籍的命令一施行，百姓就无法维持生计了。百姓无法维持生计，就将被激怒而起来作乱。到了这种地步，仍然不及早谋划，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过去朝廷设置防钞机构，也设有检阅官。上面的人似乎已经在考虑国家财政了，然而文书往来纷繁，只是抚循空文，年月拖延，始终不追究实际效果。这样即使有所作为，又有什么益处？讨论制造楮币，有办法；讨论节省费用，也有办法。在下面的人似乎也在为国家财用忧虑，然而因为官位低微，即使提出意见，听的人也未必相信；事情重大、体制重要，即使有人听见，也未必实行。这样即使进言，又能有什么补益？臣愚昧，希望陛下远则体察周人制定国家财政的遗意，近则效法孝宗任用宰执的成规，明诏大臣逐条陈述并筹划：用什么办法可以满足一年的用度？用什么办法可以积蓄足够九年使用的储备？收入在哪些方面不足，应该从哪里设法补足？支出在哪些方面不够，应该从哪里削减？反复思考，按照事理应然，衡量时势而裁定斟酌，一定会有转移调度、开合取舍的办法，以完成陛下交付的责任。有的人说：‘今天谈国家财政，不过是理财、节财两件事罢了。该整顿的加以整顿，是为了防止财物渗漏的弊端；该节省的加以节省，是为了革除冗余滥费的习气。’ 这两件事，人人都知道，也都看得见，为什么不详细列举出来，以便传达给圣上的听闻？一定要等宰执提出明确意见吗？”臣说：不是这样。天下的大政令、大变革，如果不是君主确定意向，事情就难以办成；如果不是大臣提出谋划，言论就会流于空泛。意向出于君主，谋划出于大臣，上下同心、君臣同德，那么有所不说的事情很少，说了的没有不实行的；有所不能实行的很少，实行后没有不见成效的。这样，国家大事就能办成了。所以臣只是开个头，希望陛下与两三位大臣亲自作出选择，正是担心意见会流于轻率和空泛。冢宰制定国家财政，必在年末；现在正是时候。眼下的要务，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只希望陛下留意。鸣复又论述治理内政的道理，认为应当把节省财用作为当务之急。奏道：臣私下看到，陛下自即位以来，每天谨慎处理万机，忧虑周及四方，御笔特别颁发的诏令，朝廷制定的法令，一项号令发出，都符合人心；一项政教施行，都切合事理。陛下大力推行王言、整顿王心，确实足以感动朝廷内外。普天之下，没有不欢欣喜悦的。只是臣愚昧浅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即便如此，也只在于陛下与两三位大臣努力实行罢了。假如说了却不实行，实行却不努力，臣恐怕一时的欢欣喜悦，未必不会变成日后的怨恨叹息。如今边境暂时安宁，敌情却难以预测，趁有闲暇而整明政刑，警戒安逸享乐而严格加强防备，难道不是正在这个时候吗？臣曾经概括其中大要说过：对外御敌，没有超过和、战、守三策的；治理内部，没有超出兵、民、财三项的。这虽是读书人的常谈，却好比五谷可以解除饥饿、良药可以治愈疾病，绝不能一天不加以讲求。人处天地之间，一天舍弃这些，冻饿就会发生，危险就会显现。治理天下国家，想要对外抵御风寒、对内巩固根本，却反而厌弃平常而喜好奇异，能行得通吗？

译关于和、战、守的谋略，臣已经说过；对于兵、民、财的治理，冒昧再陈述这些意见，以烦扰圣听。军队贵在精锐，不在数量多，先儒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拥有帝位时，战士不过十多万人，却能向北抵御契丹，向西捍卫河东，凭借余威，开拓荆楚，包取湖湘，席卷五岭，吞并巴蜀，扫平江南，使吴越臣服。太宗皇帝继承其业，终于攻取晋阳，统一四海，可见军队本来不在于人数众多。如今天下军队的数量，与建国初年相比何止多了数倍，但老弱占了一半，搜选整顿却没有加强。近来洛阳失利、汴城溃败，死于锋镝和践踏的人，又不知道有多少；名义上有军籍而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也很多。近来防检、检防等接连发布指挥，又把清刷兵额列为其中一项，并且写入御笔，想让制帅之臣训练军队、修缮器械，使防御常常像敌人将至那样严密；军籍虚浮尚未核实、军事训练尚未完成，这些陛下本来已经知道了。万一执行不力，上下互相推诿，平时不能尽心，仓促之间又发生事变，就会误事而毫无益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安宁；巩固国家根本的道理，来历已经很久了。范镇曾对仁宗说：防备契丹，不如宽待河东百姓；防备西夏，不如宽待关陕百姓；防备云南，不如宽待西川、湖广百姓；防备天下，不如宽待天下百姓。可见百姓确实不能被过度困扰。几十年来，贪婪之风互相煽动，各地又因兵事而更加焦灼困苦，随意发布军令，严厉催逼户口，削弱耗损乡里，民间萧条，百姓无法生活。太严重了！近来防检、检防等接连发布指挥，其中有三项是革除横征、停止科抑、放宽边地赋税。又写入御笔，指出劳役繁重、行户被强取，无论边地还是都城，都要立即严禁断绝；官吏侵吞、百姓疾苦，这些陛下本来已经知道了。万一执行不力，贪暴行为依旧，大官把它视为空文，小民得不到实际好处，也就没有益处。至于财用匮乏，这尤其是陛下与两三位大臣应当加意关注的事；但现在见诸施行的，不过是想提高楮币价格、核查账簿罢了，只治理末节而不治理根本，只责求文书而不责求实效，臣私下对此很疑惑。去年冬天，臣曾以制定国家财政的主张进言，如今已经又过了两个月，陛下没有听说有询问此事的诏令，大臣也没有听说有逐条陈奏的办法，却坐视财政困竭，如同没有听见、没有知道一样；难道认为国家财用不应当加以制定吗？或者是收入、支出的数目相差太远，想要加以统制却还做不到。臣听取民间舆论，认为要使财用充裕，应当从节省财用开始。如今侵蚀财力的因素，边费最重，浮费其次，常规经费中泛滥的部分又次之。自从边帅因兴兵而误国，国库积藏全部空竭，府库都已枯竭；用车载、用船运来准备犒赏的物资，最后丢弃在道路上，被卷回私人行囊的钱物，不知有几千万亿。如今朝廷已经下令收缩戍守，那么挖空国库、架空财用来诱取钱物的行为，自然应当一一屏除；如果还以新复州郡为借口，也应当再根据实际情况裁定。这是边费应当节省的第一项。自从前任宰相以人力对抗天理、郁攸之后，宫室焕然一新，后妃亲戚和王宫争相夸耀崇尚，以俭朴简陋为耻，以豪华奢侈为荣，砍削建造的声音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他们所剥削的，都是国家的元气、百姓的膏血。况且祖宗设置内藏库，是为了应付军旅中的意外需要；听说现在支用没有节制，赏赐没有限度，宦官从内部侵蚀，僧道从外部耗费。像这些费用，难道不应当极力顾惜吗？这是浮费应当节省的第二项。至于常规经费，宫廷供奉、官吏俸禄、军兵请受，虽然似乎各有一定定额，然而却日益扩大、月月增加，有增无减。建炎、绍兴初年，乾道、淳熙年间，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繁多而庞大。军队中冗余的人应当淘汰，官吏中冗余的人难道独独不应当淘汰吗？在外朝实行的裁减约束已经加以实行，从宫掖开始的事务难道独独不应裁减约束吗？用有限的财费供养无用之人，对国家有什么好处？这是常规经费应当节省的第三项。节省这三项费用，同时搜查堵塞财物流失的漏洞，揭发剔除奸欺行为，务必使一年的收入足以支应一年的支出，国家大计大概就可以宽裕了。否则，弊病根源不革除，却只侥幸期待楮币价格上涨；实际政务不讲求，却只拖延着核查账簿，臣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对外御敌说和、战、守，虽然有三种办法，但应当以坚守为重；治理内部说兵、民、财，虽然有三项事务，但应当以节财为急。守备坚固，就可以和、可以战；财用充裕，军队就能得到满足，百姓就能得到宽松。虽然没有新奇可喜的功劳，却自然有安定强盛、可以依靠的道理。这些都是先儒已经说过、前朝已经试行过的，并不是臣的臆说。

译《尚书》不是说过吗：‘知道并不难，实行才是难。’ 只希望陛下留意。监察御史陈求鲁上奏说：“议论的人认为，楮币便于运转，所以钱币被废弃而藏起来；由于称提之法屡次更改，所以货币制度成了无用之物。急于扶助楮币的人，甚至唆使盗贼窥伺百姓家中的隐秘，严峻刑法以搜发百姓窖藏的钱财。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祸患在于钱币荒缺，而不在于钱币积存。钱贵，物价本应便宜；如今物价和钱价都高，这是天下共同忧虑的事。外国商船巨舰，形状像山岳，乘风破浪，深入遥远角落，返回中国时带来的都是浮华无用的奇异物品；而流泄到外国去的，却是国家富贵的根本。所得的钞券，所失去的东西，多得无法计算。京城销金，衢州、信州的鍮器，醴泉的乐具，都要用钱来制造。临川、兴隆、桂林的铜工，尤其多于其他各郡。姑且拿长沙一郡来说，乌山铜炉有六十四座，麻潭、鹅羊山的铜户有数百余家。钱币没有被铸造成器物而损耗的，几乎没有。如今京城中鍮铜器物之类公开出售，公然流通于城市；京畿附近应当先依法由内及外推行，造成新的观听风气，那么私自熔铸的奸民就会知道畏惧。香药、象牙、犀角一类珍奇可喜的异物，本来没有实际用途。在服饰和御用品方面彰明节俭的德行，由上而下教化，风俗就会大为改变，财物流失的弊病也会稍稍止息。这就是从根本上端正、从源头上澄清的办法。” 殿中侍御史朱熠上奏说：“盐所带来的利益很大。拿蜀、广、浙几路来说，都比不上淮盐额的一半。因为盐碱滩地一望无际，可以供煎煮；芦苇茂盛，可以供焚烧。因此环海一带，有亭户、锅户，有正盐、浮盐。正盐出自亭户，归于官府；浮盐出自锅户，卖给商贩。正盐占四成，浮盐占一成。端平初年，朝廷不愿让浮盐的利益散失、归于民间，于是分设十局，收买浮盐。按每年定额计算，共二千七百九十三万斤。十多年来，钞法屡次更改，公私都困窘。真州、扬州、通州、泰州四州的六十五万袋正盐，比过去还达不到定额，哪里还有余暇为浮盐筹划呢？因此，那些贪污无耻的士大夫知道朝廷停止收买浮盐，便垄断并攫取其中利益。许多灶户分布在沙洲上，每天计算所得的少量盐，靠此延续朝夕的性命。如今商贾既不能私自贩卖，朝廷又不肯收买，这就断绝了他们衣食的来源。现在的办法，不如遵循端平年间的旧制，收取锅户的浮盐。给付盐本时，应当使价格高于正盐的价格，这样人人都会愿意同官府交易；再把这些盐卖到上江，所得盐利直接输送给朝廷。这样一方面可以杜绝边帅争夺利益的风气，另一方面可以继续维持锅户煎盐的利益。” 宗正少卿兼权右郎官赵必愿上奏说：“财物不是从天上下雨、由鬼神输送来的，怎么可以轻率施用、任意挥霍？这样长期下去，必然导致倾覆。往日有时获罪，是因为当时的大夫不能替国家创造财富。程异、皇甫镈之流乘机进用，反复敲剥搜刮，以权术相互争胜；凭空设法筹款，以巧计攫取财物，事事聚敛，进献羡余，间架缗钱的法令一颁布，唐朝国运就更加短促了。愿陛下精心思考、熟虑审察，约束自己、爱护百姓，一定要像勾践卧薪尝胆那样，也一定要像卫文公穿帛衣、戴布冠那样，才可以。” 洪舜俞进呈历史故事说：“梁冀在位二十多年，穷尽奢侈而达到极盛。没收梁冀的财货，由县官公开发卖，共计三十多万万，用来充实王府的用度；又减免天下租税的一半，把他的苑囿分给穷困百姓，使他们从事生产。” 臣听说，天下的财用就像血脉运行于人的全身，可以使它通畅，却不能使它壅塞。王者把财富藏于民间，霸者把财富藏于国家。最坏的情形是，财富既不在国家，也不在百姓手中，而聚集在聚敛之臣的家里。大概是由于王道不行，人心败坏；人心败坏，吏治也败坏；舍弃义而趋逐利益，假借公事谋取私利，搜刮百姓来封肥自己，一点也不宽贷。掌握国柄的人又成了滋生奸邪、容纳盗贼的府库，于是天下财富偏偏聚集在那里。这就是梁冀的财富积到三十多万万仍未满足的原因。财物本来是我国所有的，取来帮助国家；财物都是百姓生产的，又还给百姓。道理顺当，政事公正。所以没收梁冀家产来充实王府，同时减免天下租税，使天下人感到快意。后世没有认为这样不对，并不是说威帝能够实行这种办法。” 刘克庄进呈历史故事说：“元祐初年，任命李常为户部尚书，任命鲜于侁为京东漕。” 臣曾经考察评论古今，自汉代中期实行专卖法以来，上至公卿，下至贤良文学之士，各自坚持一种主张，但公卿的主张往往取胜。即使把贾谊、董仲舒等名儒合在一起，唇舌说破，也不能稍稍削弱公卿的势力。只有本朝不是这样：所任用的三司使，如寇准、蔡齐、王尧臣、包拯、宋祁、张方平、蔡襄之流，他们平日就持贤良文学之士的主张，一旦处在公卿的位置上，施政建置，始终不敢背离儒者的大原则，这就是本朝不同于汉代的地方。熙宁改法，起初还任用程颢、苏辙为属官；后来薛向、吴居厚之流开始进用，于是司马光执政，内调李常为版部官，外调鲜于侁为漕臣，以挽救其中的弊病，这是元祐宰相事业的第一要义。臣认为国家这一线元气，应当接续，不应当中断；应当培养，不应当摧残。只是如今天下军队不能裁汰，官员不能省减，郊庙之礼不能缺失，宫掖中的用度不能削减，臣并不是敢于提出高远空泛的议论，直说理财不对。过去理财的人，只打击压制富商巨贾的盗利行为，这是权宜之举；对于靠经营小额买卖来养活自身的人，并不追究。只削弱豪强大姓侵害小民的行为；对于经营斗升小利来养活妻子儿女的人，并不追究。

译天地所生产的物品，如海中的鱼盐、沼泽中的柴薪，漆、麻、细葛、粗葛以及各种货物器械，陶冶铸造的一门技艺，大都是商贩男女、园丁和织女赖以谋生的东西。如果把这些经营之利全部操纵垄断而不留余地，百姓怎么能免于叹息忧愁？汉代计算缗钱税，甚至征及从事末业的人；唐代实行宫市，祸害波及卖柴的百姓，太平时代的气象不应如此。过去盐铁、酒契等专卖，确实还有遗漏的利益；如今几乎已经搜括殆尽，弓还没有张开就失去了利源，地方困于抽取民财，地方没有生机，百姓遭受池鱼之殃，太平时代的气象不应如此。议论反对的人越用力，执掌此事的人就抓得越紧，沿袭汉廷盐铁论的弊病，丧失前朝前辈儒臣治理赋税的本意；仁厚恩泽停止，像蝎尾一样的怨谤兴起，这将从哪里取得这种结果？臣看今天的形势，减少上供不容易明说，取其中适度的制度就够了；使百姓富裕不容易明说，放弃那些末业利益、把它还给百姓就够了。从前陈恕命三司属吏各自条列茶法，分为三等，说：上等茶法从商贾那里取得的利益太深，只能施行于商贾，不能施行于朝廷；我取用其中等，这才是真正计臣的心意。王旦派遣漕臣时说：‘朝廷专卖所取的利益已经太过了！’这才是真正大臣的话。惟愿陛下诏令庙堂和有关官府赶快谋划此事。” 金世宗与宰臣讨论铸钱，有人认为铸钱的工本费用是钱币价值的数倍，想让金银矿冶归于官府。金世宗说：“山泽中的利益可以与百姓共享，唯独钱币不应当私自铸造。如果财货流通布散到四方，与存放在官府有什么不同？”石琚进言说：“臣听说，天子的财富藏在天下，正如泉源一样，只希望它流通罢了。”金世宗问石琚：“古代也有百姓铸钱的吗？”石琚说：“如果让百姓自行铸钱，小人就会图谋获利，钱币会越来越薄劣，古代之所以禁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宣宗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渡，驻扎在邯郸，任命高汝砺为参知政事。驻扎在阳隂时，宣宗听说汴京粮价飞涨，担心扈从人员到达后粮价会更加昂贵，便问宰臣应当怎样防止，众人都请求命令留守司加以约束。只有高汝砺说：‘物价高低早晚可能不同，但买入多、卖出少，粮价就会昂贵。各路百姓汇集到河南，买粮的人既然多了，粮价怎么会不贵？如果加以禁止，有货物的人都会关门不出，商旅转运贩卖的人也不再进城，那么买粮的人会更加急迫，粮价也会更加昂贵。办事有难有易，不能不知道这一点。如今少而难得的是粮食，多而容易得到的是钞券，自然应当先办理难的，后办理容易的，多方开导诱导，务必使人拿出粮食来换取钞券。照这样做，粮价自然会平稳。’宣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兴定元年十一月，汝砺任尚书右丞，又上奏说：“臣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基，百姓以财力为根本，所以君王必须首先爱护、养育根本。国家征调河南负担很重，所征税租通常是旧额的三倍。如今省部计算每年收入，连通宝钱也不够支出，于是又向民间征收桑皮、旧纸钱七千万贯来补足。近来因为通宝流通稍有滞碍，又加征两倍。河南百姓中，农民占三分之二，如今税租尚且多有不足，这道命令又下来了。他们如果不卖掉本应缴纳的粮食，就必然要减少自己的口粮来应付。事情有难易，形势有缓急。现在急需而难以取得的是刍草和粮食，它们出自民力，来源有限；可以缓办而且容易施行的是钞法，它实行于国家，变化无穷。以前大钞流通不畅，改成小钞；小钞发生弊端，又改为宝券；宝券不能流通，又改成通宝。随着权宜制度而改变，都是由上面造成的，为什么还要烦扰百姓来防备呢？百姓已经竭尽力量供应军储，尚且担心不足，现在又增征通宝，如果实在无法缴足，就会逃亡。百姓逃亡，农事便荒废，军队的粮食从哪里取得？有关官员不谋划长远，只贪求眼前成效；不巩固根本，却计较枝节，实在恐怕军储和钞法两方面都会受到妨害。” 臣并不是不重视钞法，也不是故意同省部相违背，只是认为钞法稍有滞塞、物价稍有上涨的危害较轻，而民生不安、军储供应不足的危害较重罢了。希望陛下从外部衡量事势，俯察臣的意见，特命有关官员减免这些征收，那么众人的心情就会和顺喜悦，而尚未缴足的税租也就有希望了。” 大定三年，河南收成颇丰，民间积存了许多粮食。汝砺上奏说：“国家的事务，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如今各地屯驻的军队日益增多，又修筑新城，费用也很大。如果不趁这个丰年多方筹办，到防秋之时，或许会缺少军需。请在河南各州府查验物价高低，权宜制定标准。凡内外四品以下的杂正班散官以及承廕人，免除应当承担的儤使。监官的功酬，以及僧道官的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都听任他们购买。司县官中有能劝导民众输送粮食达到三千石的，将来注授升入本榜；首先输送五千石以上的，升官一阶；一万石以上的，升职一等，并注明现有空缺职位。这样或许人人都知道受到劝勉而仰慕效法，能够收获更多粮食。”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实行食油专卖，高琪因为用度正急，劝皇帝施行。汝砺上奏说：“古代没有专卖法，从汉代以来，才设置盐铁酒榷、均输官，以辅助经费。后来发展到计算船车、征收间架税，征利的方法确实已经用尽了，但也从未听说过专卖油。油是世人共同使用的物品，如果利益归于公家，就会危害百姓，所以古今都置之不论，也是厌恶苛细而看重避免烦扰。” 国家自从兴兵以来，河南一路每年收入的税租不止增加一倍，又有定额征收的各种钱物、额外杂役，无不是出自百姓，现在还要议论专卖油，每年收取几十万两银子。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在这样的时刻，难道还可以使百姓更加困苦吗？如果听从王三锡的建议，就是把天下通行的货物作为专卖品，把民间日常使用的物品作为禁物，把自古不实行的法令当作良法，臣私下认为圣朝不会采取。假如果真施行，危害有五点，请允许臣说明：河南州县应当设立榷务九百余所，设置官员一千八百余人，还不包括胥吏和工役之人；费用既然不可估量，又要新建房屋，强行收买、役使民间，公私都受到扰乱，几乎说不尽。至于提点官司，还有升降、决罚的办法，一旦征课有所亏欠，必然产生摊派压榨的弊端，小民受害，更加不能承受，这是第一害。油的贵贱，各地并不相同，正是因为商旅转运贩卖，使有无相通、彼此交换，所以价格通常平稳，百姓容易买到。如今既然设置官府，各自划定经营区域，稍有侵犯彼此区域便获罪，这就会使油贵的地方总是贵，油贱的地方总是贱，这是第二害。百姓日常使用油，不能亲自去买卖；转手贩卖的人又要增加利息，价格必然更加昂贵，使用也必然更加困难，这是第三害。”

译盐、铁、酒、醋，公家和私家制造的东西各不相同，容易区别；只有油不是这样，无法查验登记。如今对私自制造者施刑、对捕获告发者给予奖赏，那么无赖之徒就会借此诬陷良民，使他们无辜获罪，这是第四害。油户购置房屋、制作器具、投入钱财已经很多，有关官府按照产业推定其财力来征发差赋；如今夺走他们的器具，使其产业废弃，而差赋仍和以前一样，他们靠什么生活？这是第五害。只要废止专卖就是有利的。”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大定四年，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上奏说：“宝券流通阻滞，大概是朝廷最初议论变更制度时，市井已经妄传宝券将不再使用，因而加以压制阻遏，逐渐到了废绝的地步。臣愚见，应当设立回易务，令接近朝廷且通晓商业事务的职官掌管，发给他们银、钞、粮、麦、缣帛之类，根据价格高低权衡收支买卖。”诏令有关官员议论施行。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中书省传达诏令，议论更换钞法、恢复使用钱币，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刘宣献上意见说：“考察交钞的起源，汉唐以来都不曾有过。宋绍兴初年，军饷接济不上，才造出这种东西来吸引商旅，用作沿边购买粮食的办法。后来比铜钱更容易携带，百姓觉得十分便利。稍有流通不畅，就使用现钱，仍保存着古人根据情况调节子母钱的意思。日积月累，这种制度逐渐产生弊病。想求得眼前的快速成效，没有看见什么良策。新钞如果一定要创造，不过是权且代替旧钞，只是更换名目。没有金银作为本钱，用来称量调节、供给军国支出，就不会再有抑制损耗的办法。三五年后，也会像元宝一样。宋、金的弊病，足以作为殷鉴。铸造铜钱，也应当详细研究。秦、汉、隋、唐、宋的利弊，都记载在史册中，不必一一陈述。我国废止钱币已经很久，一旦重新施行，功夫和费用不可估量，并不是长远之计。” 大体说来，使百姓得利、调节物价，关键要从不随意使用某种办法开始。如果想用它来填补国库的亏空，不但铸造钱币不足以达到目的，而且不久也会自行产生弊病。” 世祖时，东平平民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圣明之主开创盛世，统一万国的车轨和文字；根据时势制定法制，便能把各种事务掌握在手中；朝廷迅速决断，天下便如风而从。因此，掌握了要领，就可以成就长久的功业；发动关键环节，就可以达到天下安治的效果。恭敬地想，陛下贵为天子，所穿不过是御寒，所吃不过是适口而已。然而您的智慧周遍六合，仁德惠及众生，而且不怕烦劳，大概是上天降下使命，把天下归于有德之人，陛下推行修身所得的余泽，用来治理天下。臣以为，处理已经发生的事情，必须依据它的形势；审察将来的形势，没有比考察事势更好的。考察形势中最重要的，没有比财力更大的。财力，是仁义的基础；力量，是德行的凭借。如今国家在上面推行德义，但下面还没有完全遵从；财力在末端虽强大，而根本却还没有完全安定。这就是臣冒死进言的原因。要使下民普遍接受德义的风气，应当先使上面的财力运用没有失误。财货贵重，谷帛就轻贱；财货轻贱，谷帛就贵重，所以才有根据情况调节子母钱、交替使用铜钱和纸钞的办法。这就是财力的形态。如今至元钞法规定一张抵五钱，可以说是审慎地掌握了财力的形态。” 上面喜好仁义，下面也会喜好仁义；上面喜好财利，下面也会喜好财利。臣只是认为，上面的财利都出自百姓，转相兼并，以至于百姓穷困。百姓不足，君主同谁能够富足？这就是财力的形势。过去，宋占据荆州、扬州一带，险要在江汉；金占据中原，险要在河山；以至于辽人的海路、蜀人的栈道，得到一个郡便有开疆拓土的功勋，失去一个郡便有断臂亡肩的祸患。这就是力量的形态。如今在外设置行省，彼此维系、错综配置，多建官署，有诸侯镇守之势，却没有诸侯的权力，可以说是审慎地掌握了力量的形态。然而沐浴雨露、承载于天地之间的地方，无不是我们的百姓。只是国家统一，拱卫于燕都，并不同于金、宋、辽、蜀的君主守着狭小地盘来做百姓的主人。况且瓜分的国家，形势在土地；统一的政权，形势在百姓。概括说力量和财力，财力中以军费最为重要。这就是力量的形势。财力在下充足，教化就容易推行；教化推行，百姓就知道羞耻；知道羞耻，礼让就会兴起。力量在上强大，权力就容易掌握；权力掌握，百姓就会更新；百姓更新，王政就能成就。臣希望陛下顾念最大的形势，明察财力的来源。凡是休养百姓的事务，例如尚未降止的战争，就把它降止。” 凡是养育百姓的办法，例如尚未施行的限制田产之类，就施行起来；天下所有百姓，以及四方各地有冤屈而无处申诉的人，都应通过肺石使其申诉得以上达。凡是军役人家，应令枢密院派官员到各地，同鄂啰官一起，按照户口和产业重新核定。臣私下看见，军户中有财产耗尽、力量衰竭、家中已无成年男子，却由妇女和婴幼儿承继军籍的；也有一个壮夫拥有百丁、良田千顷，却同贫困人家一样承担军役的。有人说军籍不敢轻易变动，那么这就是敢于困苦贫穷者、放纵富裕者，却不敢实行均平的政策。凡军役每十年核定一次，期限之内都不得更改迁移，期限到了才允许申报贫乏无力。凡确定军籍的办法，只对军籍人家升降调整；不得已时，选取工匠中的上户来补充，也可以。这样，财力和力量的形势一同增强，德义的教化就没有不遵从的了。实在是因为形势系于下民，而下民既得到均平又得到安逸，国家哪里会有不强盛的？德义哪里会有不被信服的？” 天麟又说：“臣听说，只有仁义，是亚圣孟子的法言；真正守持中道，是圣人的最高境界。仁义合起来就是道，道是利益中最有利的；守中道却变成过度，过度就是利益带来的祸害。为什么这样说？爱护他人、使万物得利叫作仁；见到利益便想到是否合宜叫作义。这样就能使民心喜悦顺服，国家根基坚固长久，如同沧海的水流泄入尾闾，而百川更加归附；如同拉弓时弓力不足，自然会有力量补足。这样虽然没有谈利益，利益已经包含其中了。取得物资而限制过多，叫作过度；已经按平定下限制却仍不断求取，也叫作过度。这样会导致民生被削弱，恒常的产业被耗损。况且下民对于上位者，就像枝叶依附根本、器物存放在屋内；上位者对于下民，就像根本统领枝叶、屋子容纳器物。从来没有枝叶削弱而根本独自丰盛、器物耗损而屋子还能充满的道理。这种做法虽然竭力征取利益，但祸害已经包含其中了。”“高高在上的圣人，明察天下，明白义的当然，断绝可以贪求的利益；守住这个原则来修身，并推及教化他人，难道也要一并断绝利益本身的利益吗？大概只是纠正弯曲时矫枉过正，等引导到中正之后就停止。如今国家诛杀贪利的奸臣来向百姓谢罪，把贪利的官吏交付宪司处理，可以说已经明白义利的正道了。”

译“然而圣人的教化流布天下，仍未完全得到遵从，是因为逐利之门还没有堵塞。”“臣私下认为，财货委积之处确实有流失遗漏，向上进言，也是合乎正义的。可是有些凶悖之徒、奸巧之人，平地制造风波，妄称天下的财货都可以拿来经营谋利，说什么有欺骗隐瞒、有额外盈余。他们曲解而拼凑细微的道理，足以动摇圣明之心；深深修饰辩说，足以迷惑圣明的听闻。这些人已经为百姓所憎恶，实际上难道真想增加国家的利益吗？大概只是想借指名掌权、侵削刻剥来侥幸办成私事，希求功劳、谋取赏赐，以此自我荣耀。况且这种自我谋利、自我荣耀，又有什么真正的利益和荣耀呢？大概都像藏珠于腹而最终腹死的动物一样。于是罪恶暴露而加以诛戮，连同遗留下的产业也一并破败了。”“臣担心后人看不见尚未形成的祸患，贪图意外的利益，也会仿效进献谋利办法的人，这大概就是没有完全遵从圣人教化的原因。”“臣又认为，中外官吏中，立志于道义的，依据道义正直行事；立志于功名的，想到功名便自我激励。把富贵看成偶然得到的东西，把忠孝看成上天赐予的爵位，哪里肯吸取下民的膏脂来润泽自己一点皮肤？臣恐怕那些有志于富贵的人，会在权贵面前耸肩谄笑，在显要职位之下昏夜哀求。” “他们没有得到富贵时，忧虑得到它很难；得到以后，便依仗市井之人的谋略，凭借君子的器具，奸邪之心大为滋长。”欲望一旦放纵，旁门就会打开；像苍蝇一样闻到臭味便聚集，怀着狗一般的心肠，忍受羞耻而谋划。心中的算计不够，于是用嘴索求；用嘴索求仍不够，便不知不觉使身体奔赴其处、双手攫取。自家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制造，就制造它；自家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办完，就办完它。王事纷乱，全都被置于身后了。若看见廉洁的人，他们就彼此相顾而笑说：“真愚蠢，真笨拙！俸禄微薄还要防守廉洁，只是自找苦吃。”接着又相互勾结而嫉恨他，说：“你不是愿意随俗吗，也要防守廉洁吗？你不肯同流合污，是要背弃我们这些人吗？”于是陷害他、胁迫他，使廉洁坚定的人在圣明时代受到排斥阻抑，使操守浅薄的人变得把美玉当作泥土。那些人一旦罪孽满盈，被宪司得知，便根据贿赂多少来判决，却又重新任用他们。这就使受过处分而不知羞耻的人再次治理良民。这样还想让廉耻之风流行，能从哪里开始呢？他们惯于知道受处分后还能重新获得官职，于是更加无所顾忌。这也是没有完全遵从圣人教化的原因。所以，进献经营谋利、征取额外盈余办法的人，无不是心怀污秽之人；受过笞杖却又复任官职的，通常都是无耻之徒。” 污秽已经藏在心中，怎么能够清白？羞耻已经丧失，怎么能够廉洁？希望陛下大放光明，明白告示各方：凡财货委积而尚未进贡、又没有受到约束查检的，允许他们陈述意见；凡是进献经营谋利、征取额外盈余建议的人，一律禁止，毋须再拟议，那么上面的逐利之门自然就会堵塞。凡中外掌政、治理百姓的官吏，大幅增加他们的俸禄；若有接受一丝一毫贿赂的，就停职禁锢其身，不必施用笞杖，那么下面的逐利之门自然也会堵塞。因为贪欲一旦产生，无论大小都没有区别；治理百姓的官员，最重要的莫过于守义。这样以后，私弊就会止息，公义自然实行，百姓富足，君主也没有不富足的了。” 许衡代人拟写奏札说：“臣听说，天下最大的利益，并不是聚敛财货。乾卦的四种德性中说‘利’，指的是使生命成长顺遂。所以把利作为根本，是说顺应万物的本性。圣人使万物生长顺遂，顺应万物的本性，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最大的利益。后世只使一己生命顺遂，顺从一己私情，所以能够造成天下最大的祸害。利的善恶，由此便可判明。孔子说：‘君子通晓义。’大概万物得到适宜，就没有不利的，所以说：‘利，是义的和谐。’孔子说：‘小人通晓利。’大概一味逐利而没有义，就会损害别人，所以说：‘依据利益行事，必然招来许多怨恨。’后世学者不懂天下最大的利益，反而以谈利为羞耻，所以说：‘利益全都归于小人。’让小人谋求利益，没有不成为天下国家祸患的。臣认为，谋求利益的人没有比君子更合适的。因为君子不把私利当作利益，而把合乎义当作利益。君子通晓义，必然损上以益下，免除无名的征税，停止不正当的贡纳，节省用度，减少浮费。国家如果在调度上似乎不足，但土地得到开垦，田野得到治理，年年粮食丰收，仓库充盈，人民繁盛，鸟兽草木都各得其所，按照这些来看，能说国家贫穷吗？” 小人通晓利，必然剥削下民来奉养上级，急迫暴横地征税，创设苛刻虐民的征敛，仓廪充实，府库充盈，国家在用度上似乎富足了。然而土地日益削减，田野荒芜，水灾旱灾接连不断，乡里愁苦叹息，人民受冻挨饿，兄弟妻子离散，按照这些来看，能说国家富足吗？大略说来，因为富足而骄纵最终亡国的常常很多，因为贫穷而收敛失国的却很少。谈论利益的人一定说：‘这不过是老生常谈，不能切合实际用途。’如今纸钞贬值，想用称提之法挽救却没有办法，君子如果真能谋利，为什么不提出一条策略，献给明主呢？臣斗胆说：纸钞贬值，断然没有可以称提挽救的道理，只能全部废止，不再使用。臣请说明，设置这种货币，并不是古代圣王的智慧和谋虑不及后世，所以不能使用；实在是因为这种制度不合乎义，古代圣王知道它会成为天下的祸害，所以必定不能实行。古代设立市场，以谷粟、布帛、器物和日用品相互贸易；在泉钱尚未铸造时，怎么肯拿空券去交换百姓的实物呢？纸钞的制造，大概只是汉武帝时国用虚耗、无可奈何之下的末等办法；经历一千三百年，后来再没有人敢染指这种办法。用少量钱的纸墨成本，便能换取天下价值百倍的货物，印造既容易，数量又可以不断增加、源源不绝，这种办法即使是世人所谓神仙把瓦砾变成黄金的术法，又怎么能超过它呢？”

译后世并非有意追求奢侈，却自然不能不奢侈；即使有贤明的资质，恐怕也不能避免。奸民并非有意伪造，却自然不能不伪造；即使以死刑制裁，也不能完全杜绝。这难道是良法吗？所以讲论称提之法，至今已经三四十年，最终没有给朝廷带来丝毫帮助，只见称提命令不断下达，百姓不断受害，而每贯钱的价值更加下跌。嘉定年间以一钞换二钱，是使百姓承担一半货币损失；端平年间以五钱换一钞，是使百姓承担四倍货币损失，实在是毫无义理。如今不如用实物收回空券，仍足以挽救从前的过错，也不愧对百姓。什么是实物？盐就是。进言者又说：朝廷依靠盐课作为国家命脉，如今却想用盐换无用的破纸，谋划荒唐而事情相反，凭什么治理国家？回答说：不是这样。谷粟、布帛、铜铁、金银，都足以充作国用；自黄帝以来四千多年一直通行，为什么偏偏不能在今天实行？不必谈更早的古代，只说渡江初年：外有强敌，内有群盗，战争接连不断，江左萧条；内设百司庶府，外供岁币馈饷，却不出卖官告、度牒，也不制造官防，国家仍逐渐富强。掌管国家财用的也只是人。所以说，使万物生长顺遂，顺应万物的本性，才能取得天下最大的利益。这里面自有道理，怎么能同庸俗官吏谈论办法呢？养育万物的是天地，主持万物的是陛下；以神妙教化使百姓各得其宜，财物轻重、价格高低，难道不在陛下裁定吗？希望陛下裁察。《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崇儒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春，皇帝东巡回来，临幸阙里，用太牢祭祀孔子和七十二弟子，演奏六代之乐。大概因为孔氏家族受到隆重礼遇，命儒者讲论经义。兰台令史孔僖借此自陈并致谢。皇帝说：“今天的礼遇，难道对卿的宗族不是光荣吗？”孔僖回答：“臣听说，圣明君主没有不尊师重道的。如今陛下亲自屈尊乘万乘之车，辱临敝乡，这是尊崇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臣不敢承受。”皇帝大笑说：“不是圣人的子孙，哪里说得出这样的话？”于是授孔僖为郎中，赐襃成侯，让他在东观校书。和帝永元十二年，皇帝召见鲁丕等儒者，互相诘难若干问题，鲁丕表现特别出色。鲁丕讲说完毕，皇帝赐给他衣冠。鲁丕于是上奏说：“讲经的人，是传述先圣之言，不是自出己意。若用规矩、权衡来衡量，就不可歪曲。诘难者必须说明依据，讲说者务必确立义理。浮华无用的话，不要陈述在前。这样精思而不劳，道术会更加彰明。学说不同的，应令各自说明；广泛考察各家师法的义理，不要使幽深久远的内容独有遗漏。” 魏明帝初即位，廷尉高柔上奏说：“臣听说，尊道重学，是圣人的宏训；褒文崇儒，是帝王彰明大义。昔日汉末衰败，礼乐崩坏，群雄争战，以战阵为务，使儒林之士隐没而不显。太祖初兴，怜悯这种情形，在拨乱之际，同时令郡县设置掌管教学的官员。高祖即位，遂阐明并发展其事业，兴复辟雍，州里设置课试，于是天下士人又听闻庠序之教，亲行俎豆之礼。陛下临政，确实日益睿哲，施行宏大事业，光大完成先前轨迹，即使夏启承基、周成继业，也实在无以超过。然而现在博士都是明经修行的一国清选人才，却受到迁除限制，最多不过成为长吏，恐怕不是崇显儒术、率励怠惰的办法。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