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六

译这些事情臣此时还没有空暇为陛下一一陈述，只特别把左右近臣的忠邪作为根本问题。忠邪一旦判明，天下就没有其他大事；正因为有忠臣却不能辨明，有奸邪却不能除去，所以陛下最大的过失莫过于此。臣身处草野，不认识朝廷中的士人，只是看到陛下左右有人指称元祐臣僚为奸党，这些人必定是邪人。从前侯览、曹节曾借党人之论为借口，诛杀李膺、杜密，逮捕夏馥，指称范滂所任用的人为范党，使海内遭受涂炭二十多年，被废黜、禁锢、诛杀、流徙的人数不胜数，汉朝从此灭亡。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各自树立党羽，互相报复怨恨，士大夫所遭受的祸患持续四十多年，唐朝也从此不能再振兴。凭借本朝社稷的神灵、宗庙的福佑，若奸邪小人趁机以朋党为名，扫除天下善士，汉唐衰乱的祸患将重新出现在今日，实在令人惊骇。毁誉，是天下的公论。臣私下认为，朝廷的毁誉与天下的公论大不相同，所以司马光被责罚、授为崖州司户参军。陛下左右的人认为他是奸臣，天下人却都说他忠诚；如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的人认为他忠诚，天下人却认为他奸邪，这是什么道理呢？” 臣请求略微说说奸人的行迹，请陛下用这些来加以观察。趁着时机、钻营空隙来窃取富贵，探察隐微、揣测端倪来巩固权力和宠幸，只经营一己私利，不顾国家成败，可以称为奸人。颠倒是非，改变君主的意旨，对有道德的人一定加以诬陷污蔑，对有高名望的人存心剪除，可以称为奸人。贿赂塞满门户，私下请谒接踵而来，暗中结交不法之徒，秘密勾结宫禁中的人，可以称为奸人。用奇技淫巧扰乱君主的心，用倡优、女色败坏君主的德行，然后独自掌握刑赏之权，报复恩怨，可以称为奸人。蒙蔽君主的听闻，排斥驱逐正直之人；对含蓄进言的人，捏造罪名说他讥刺；对直言劝谏的人，诬陷他指斥，从而堵塞天下人的言路，掩盖滔天罪行，可以称为奸人。上述这些事情，司马光有吗？章惇有吗？全都是章惇所有而司马光没有的。一个人确实有这些事实，名声自然会随之而来；没有这些事实却把这种名声加给他，天下人有谁会相信？《传》说：把狐狸说成狸猫，不仅是不认识狐狸，也是不认识狸猫。因此把谄佞说成忠诚，就一定会把忠诚说成谄佞，于是便有错误的赏赐和滥施的刑罚。错误的赏赐和滥施的刑罚一实行，佞人就会得意来往。像这样治理国家而不发生动乱，是从来没有的。” 司马光侍奉过四朝，以忠信厚重闻名天下；他说话严厉、神色正直，奋不顾身，即使古代的名臣也没有谁远远超过他，却说他是奸臣，这是欺骗天下，也是在欺骗后世。一个人可以欺骗，朝廷可以欺骗，但天下和后世不可能欺骗。从前周勃质朴刚强、敦厚，所以国家大事交给他便能安定刘氏；没有周勃就办不到。汲黯喜欢直言，当面指出他人的过失，所以能够平息淮南王的谋划，辅佐年少的君主守成，连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动摇他的主张。由此说来，如果只是想在奏事时周旋应付，靠能说会道、机敏善辩，那么人人都可以做公卿；但在关系到利害安危的时候，必须对国家无所负欠，非正直之人不可。臣是孤陋的后辈，平生不认识司马光，而司马光又已经去世，臣有什么需要爱惜的呢？臣所爱惜的，是国家替奸邪报仇，却背负天下人的谤议。至于章惇奸诈险恶，臣不能全部了解，只是奇怪天下士大夫都称呼他为‘惇贼’。从前李栖筠任御史大夫时，天下人尊敬他，不敢直呼其名，只称他为赞皇公；侯仅不过是一个平民士人，西河人尊敬他，也不敢直呼其名，只称他为侯公。如今章惇贵为宰相，是众人瞻仰的人，天下人却直呼其名，还指称他为贼，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辜负君主恩德，窃取国家权柄，忠臣为之痛恨愤怒，义士不服，所以贬低他而直呼其名，又根据他的实际作为称他为贼。” 再以一件朝廷内外共同知道的事情来说，章惇把元祐臣僚一概指为朋党，投入死地；唯独苏颂安然无恙，他本来就是天下贤者。但被驱逐的人都是与苏颂同等的人，章惇却说苏颂没有参与政事；苏颂在元祐年间明明任宰相，这是什么道理？这正是章惇窃取国家权柄的表现。自从陛下承受上天的宝命、进入并继承大统以来，海内之人都翘首企足，日日盼望新政。因此京师人说：‘大惇小惇，祸殃波及子孙。’又说：‘大惇小惇，没有地方可以安身。’大惇指章惇，小惇则指御史中丞安惇。百姓虽然极其愚朴，却有神明般的判断力；这些话虽然是民间小语，也可以看出天下人的心意。公正的舆论所在，即使陛下和史官不把它写下来，天下人也一定会有人记录。过去晋侯拥有的不过一个国家，六官之长都任用得到民众赞誉而没有诽谤的人，于是能够成就霸业。陛下拥有广大的四海，选择一两个臣子，反而成了这样，我恐怕会伤害天地的鉴察，累及日月的光明，失去天下人的心，给后世留下笑柄。小人好比毒蛇、毒蝎，凶狠残忍、害人的本性根植于天性，遇到机会就一定发作。天下无事、国势安定强盛时，他们不过残害忠良、破坏善类；到了形势紧急、国家危疑之际，就一定会产生反复无常、出卖国家的心思，甚至酿成不可预测的变乱。” 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自古以来，想把正直之人全部除去的，不是奸臣就是逆臣：杀害萧望之、张猛、苏建、京房、贾捐的人，是石显；驱逐韩瑗、来济、褚遂良、长孙无忌、上官仪的人，是许敬宗；驱逐张九龄、诬陷王忠嗣、杀害李适之的人，是李林甫；贬黜杜佑、陷害李揆、杀害颜真卿的人，是卢杞；杀害孔融、杨修、荀彧的人，是曹操；诛杀关中旧族的人，是董卓；把朝廷中的名士全部除去的人，是柳粲。正直之人，是君主的羽翼；奸贼把他们视为祸患，必定要先剪除羽翼然后才能得志。希望陛下预先识破诡计，暗中挫败奸谋，竭力收用刚直敢言的臣子，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羽翼；这样才能把灾变消弭于无形，长久守住太平。宰相的职责，是使百官各自担任自己的职务。近年以来，听不到谏官议论政事得失，听不到御史弹劾奸邪，门下省也听不到封还驳正诏令的声音，大家共同保持沉默，主持政事的人又阿谀婉曲，这不是宰相让他们这样做，又是谁呢？从前李林甫罪大恶极，罪过甚至通天，于是招来天下邪人佞夫，分布在言官职位上，用祸福威胁他们，使他们不敢上言；因此他窃居宰相之位十九年，罪大恶极而君主却不知道，这可以作为后世的警戒。”

译再以一件事情来说，汉成帝想立赵昭仪为皇后，太中大夫刘辅上书直言劝谏而获罪，师丹、谷永、辛庆忌等人却联名上章请求救援。汉朝国运已经中衰，尚且还有清正的舆论，能够支持诤臣。近来谏官邹浩因议论政事获罪，先朝的左右大臣拱手旁观，谏院同列没有一个人说话，后来又反过来排挤他使他离去。左右大臣是君主的股肱心腹，言官是君主的耳目；他们都关系天下的安危，而奸邪之事竟然一概如此，那么陛下想选拔忠诚之臣、谋求恢复太平，又有谁替陛下进言？又有谁替陛下实行？奸邪的言词交相而来，邪说接连进呈，即使陛下有尧舜那样的聪明，也无法做到早晨任用一个人、随即又停止，晚上驱逐一个佞臣、很快又收回成命；是非纷乱，邪正错杂，天下的事情就会败坏。恭敬地想，陛下具有睿智圣明的资质，体现温和文雅的德行，上天眷顾，宗庙享祀，授予陛下神器。如今陛下想敬奉上帝、慰答祖宗之灵，而国势却如此，这就是臣替陛下忧虑的原因。太阳属于阳，阳象征君子；日食是阴侵阳，象征臣下侵凌君主、小人胜过君子。” 况且四月是正阳之月，正是阳气极盛、阴气极衰的时候，阴气却侵凌阳气，所以这种变异尤其重大。消除灾异、恢复正常的方法，臣不敢牵强附会地引用异说，也不从旁杂取诸家之言，只根据经传中所说的来告诉陛下：《诗经》有‘十月之交’，就是咏叹日食的诗，讥刺四国没有政令，不任用贤良；上至卿士、司徒，下至趣马、师氏，全都不是合适的人。左氏《传》说：‘国家没有政令，不任用善人，便会因日月灾异而自取谴责。’消弭灾异的方法有三条：第一是选择人才，第二是顺应百姓，第三是顺应时势。唐代宋璟说：‘发生日食时应修养德行，使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禁止女谒，放逐进谗之人。’这就是所谓修德。此言已经载入《诗经》，又见于《传》，可以反复考察。希望陛下畏惧上天的威严，听从明白的命令，独自施展刚健的决断，彻底辨明邪正，不违背经义，不使众人的心意郁结，那么上天的意旨就会得到解脱。至于击鼓、用币、穿素服、撤去音乐，却没有修德行善政的实际行动，那就不是应对天意的方法。《传》说：‘应合天意要靠实际行动，不靠形式文饰。’希望陛下至诚对待，不要忽视。建中靖国元年，殿中侍御史尹洙请求警戒朋党弊端的奏状说：‘臣曾听说，自古朋党之论一旦兴起，没有不成为朝廷祸患的。’ 臣不敢远引汉唐衰败动乱的事迹来作为今日的警戒。臣私下观察，绍圣、元符年间，朋党之说相互兴起，难道是朝廷本来想这样做吗？也是因为有些倾危、变诈之士，每天把飞箝、捭阖当作权术，奔走于一两个权臣的门下，陈说谋略、献上计策，揣摩意旨以求迎合，专门希望得到宠幸和利益，于是使士大夫所遭受的祸患几乎遍及半个朝廷，官班也因此空缺了五六成。那些年海内多有变故，君臣没有一天能够安闲，这都是陛下亲眼看见的。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崇尚简约安静，使天下休养生息，改革各种事务，只求便利安稳。进用群臣，不论新旧；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除去邪人而不犹豫怀疑。由此朋党之论不待攻击便自行分判，天下士大夫才得以安枕而眠。近来下达明诏，认为治理政事、选取人才，不应有那时与此时的区别；又以建中靖国元年作为年号，可以看出陛下急于达到治世的心意。然而臣私下听说，近来的士人中，有些乘时逐利之徒窥伺府第，出入权门；有的巧妙编造谗言来中伤他人，有的妄造虚假声誉来举荐同类，有的倡导异同之论来暗中迷惑君主的听闻，有的传播反复之说来暗中动摇掌权大臣，有的坚持异见，想混淆人物的正邪，有的逞强巧辩，想改变朝廷的好恶，借助浮泛的议论夺取正当的任用，凭私意扰乱公正的转运。” 把是说成非，把虚假说成真实，哪里顾及纷乱造成的祸害，只是希望通过结党协助权臣来求取进身。朋党逐渐形成，必定破坏风俗；如果不加以禁止整饬，怎么能达到安静安定呢？臣希望陛下听取、阅览事务时，先在圣心中想到这一点，并且下诏令中书、门下特别加以告诫勉励，同时在朝堂张榜公布，或许可以稍稍安慰朝廷内外士大夫疑惧不安的心，令他们知道朝廷深恶朋党的弊端，使善人君子能够存立，那么大中之道还忧虑不能建立吗？希望陛下明察。” 徽宗时，校书郎陈瓘上奏说：‘臣听说，行善的人值得喜爱，作恶的人令人憎恶。《礼记》说：“喜爱一个人却知道他的恶处，憎恶一个人却知道他的善处，那么可憎的人也有可爱的地方，可爱的人也有可憎的地方。”这就是圣人治理天下、出于大公的原则，也是君主运用的平衡方法，并不是两边都可以。前些日子朝廷之上，极力憎恶取舍两可的态度，凡是王安石认为可以、神考认为不可以的，必定改掉；神考认为不可以、王安石认为可以的，也照样实行，执着于一端而废弃百事，这种乖僻诡谲实在太过分了。既然如此，只认为一方可取是偏颇，两方都可取才是公平；公平一方的言论，必定有值得采纳之处。因此臣说：‘两方都认为可取的意见，可以加以咨询。’孔子说：‘我却不同于此，没有什么非可以，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没有什么不可，那么可取之处就多了，何况是两方都认为可取的呢？这正是圣明君主处理变化所应当致力的事情。’ 殿中侍御史何铸上奏论说：‘士大夫心术不正，追逐虚名以掠取声誉，假托名义以谋求利益，说话不出于内心，前后态度反复；行事险诈以自我推销，设法倾轧他人，这是侍奉君主方面的过失。怀有险恶阴狠的谋略，施行刻薄的政令，轻浮而不庄重，傲慢而无礼，这是修养自身方面的过失。请求陛下明确表明好恶，告诫整饬朝廷内外，使各人都致力于端正自己的心术，不要有人欺骗虚诞。’这番话大概有所指斥。

译左司谏江公望荐举人才，上奏说：‘臣亲自奉受陛下睿明的圣旨，令臣论奏人物。臣退下后私下思量，这本来就是臣应当如实报告的，也是陛下急于听闻的。臣听孟轲说：‘是非之心，是智慧的开端。扩充这种心，认为是的是、认为非的非，就足以知人。’皋陶说：‘关键在于知人，只有帝尧才觉得困难。假如认为知人困难，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去咨询。’尧亲自以明德居于上位，贤与不肖应当像黑白一样不能混淆。即使像驩兜这样的奸党，尧还要向人咨询，正是要穷尽众人所知道的，然后才能无所不知。陛下的勇智是上天所赐，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增进，广泛阅览、远方听取，即使岩穴中的隐士和地位卑微的人，也没有不被知晓的；因此陛下看待人物，像明镜一样不存私心，美丑不能逃脱其本来面目；又像权衡应对万物，轻重从未失去公平。如今还向臣这样的微臣咨询，以扩大耳目，确实是帝尧的用心。臣涉世很少，对于治理国家虽有志向，但二十年间没有世俗滋味能够扰乱心志，只是粗略懂得清静的趣味。《传》说：‘心静，就能成为天地的明鉴。’心如果清静，天地尚且可以鉴察，何况人物呢？臣所知道的人，有的是得到众人称誉的，有的是从实际试用中观察到的，有的是作为同僚朋友而了解其志趣的，有的是在孤独偏远之处看见其操守的。’ 不因为族姓显赫而厚待，不询问他属于哪个党派，不因亲疏仇怨而区别，不依仗权贵宠幸，只采纳公论，众人都认为这样公平允当。陛下胸怀天地般宽广的度量，没有什么不能容纳；收敛神明般的作用，有瑕疵也一定加以包容隐藏。搜罗、包举天下人才，都在其中。舍弃人的短处，任用他的长处，不要求他样样完备，而是根据才能器量使用，所以没有人不能尽其才，也没有才能不能成就治理。凭臣一个人所知道的情况，类推寻求同类人才，那么臣所知道的人才就多到用不完了。只向一个人求取人才尚且如此，何况以天下为公、向天下求取人才呢？《易经》说：‘拔起茅草，根茎相连，因同类一起出征而吉利。’这是说君子处于通泰亨通的时代，拔举一个人，同类的人就会相继而来。这正是今日最急迫的事情。陛下连像臣这样疏远的人都不间隔，尚且向臣咨询，谁会不为陛下尽力呢？伏请陛下再次赐令咨询访察，以验证臣所言不是虚妄。谨将姓名列在左边。’江公望又论述哲宗绍述，上疏说：‘自从哲宗产生绍述的意图，辅政之人不是合适的人，便把迎合自己当作忠于君主，把不同意见当作不忠。一句话不合当时的学说，便指为流俗；一种议论不合当时的政事，便指为横议。借助威权来快意于私下的嫌隙，必定扰乱君臣、父子的名分，感动、迷惑君主，使天下骚然不安。’ 泰陵未能完全继承先帝美好的事业，元祐年间的人才都是熙宁、元丰时期培养留下的成果；经过绍圣年间的放逐驱逐之后，幸存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神考与元祐臣僚之间，起先并没有像射钩、斩袪那样的仇隙；但先帝却相信仇人而将他们贬黜。陛下如果以元祐为名义，必然会有元丰、绍圣与之相对。有了对立就会兴起争斗，争斗兴起，朋党就会重新建立。陛下改年号的诏书中，也说要思考建立皇极，曾经端正好恶以示天下，以中和之道建立政事。皇天后土实实在在听到了这些话。如今如果想违背它，对皇天后土又将怎么办呢？” 殿中侍御史龚夬请求明确忠邪的札子说：臣听说好恶没有明确标准，众人就会迷失方向；忠邪没有判明，众人的听闻就一定疑惑。臣近来在外任职，侧耳听说朝廷的圣明政治日新月异，远近之人都欢欣拥戴。等到奉命到朝廷，又听说进退人才都出于陛下睿明的裁断，这本来是极为盛大的举措。然而奸党既已被击破，他们就会早晚谋划，想办法使自己安全，这不可不察。有的仓促改变面貌，以求重新进入朝廷；有的重申邪说，以抗拒正论；有的妄称祸福，以此动摇朝廷；有的假托祖宗之言，以此逼迫君主；有的巧妙地侍奉贵戚；有的暗中结交左右近臣。大抵奸人的心思，计谋百出，不能一一列举。其要害在于想改变是非、混淆曲直，使朝廷疑惑，希望已经败退的奸党重新被任用、已经离去的人重新留下罢了。君子按照正道直行，不施展机变，就一定会落入奸人的计谋。朝廷内部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天下治理的成败就无法预料了。所以关键必定在于朝廷洞察忠邪，作出决断并付诸实行。如果在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危害大政。恭敬地想，先皇帝聪明圣神，临政时希望达到治世。臣过去入对时，亲自承受圣训：‘不要阿谀依附，以求保全自己。’如今臣如果不说话，对上就是辜负深厚的恩德，对下就是废弃自己所守的原则；还会成为朋奸欺君、自己招致违背义理罪责的人。希望陛下深切察看臣的话，以此表明好恶，辨明忠邪，并且升降任用众多士人，使远近之人都知道朝廷进贤退奸的意图。这样天下人受到鼓舞，达到圣明教化和太平之治就不难了。钦宗靖康元年，侍御史李光论王氏及元祐之学，上奏说：‘臣愚昧、朴拙，在陛下初临政时，偶然承乏任职，被擢升置于言路，每次因入对进言，详细听到陛下的德音，从未不以恢复祖宗法度为说。忠臣义士无不欢欣鼓舞，日日等待德化成功。臣本月十七日进入御史台，恭敬地看见三省下发的一道黄榜。臣僚上言，认为王安石是当世闻名的学者，阐发学术要旨，著成新经，天下学者一致尊奉为宗师。又说熙宁、元丰年间，内外安定，公私财物充实，法令完备，赋役均平；其意专门认为王氏之说正确，公然放肆荒诞傲慢，再没有顾忌。凭陛下的圣明，不可能轻易受骗。既然把司马光与王安石都称作天下的大贤，又说二人的优劣等第自有公论，那么观察进言者的意图，他一定不肯认为司马光优、王安石劣。司马光与王安石行事的是非、议论的邪正，明白得如同黑白，即使儿童和走卒，只要略有知识，没有不知道的。熙宁、元丰年间，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还都健在，王安石却憎恨他们议论自己的政事，全部指为因循守旧之人，排斥不用，最终使他们在愤懑中死去。’ 恭敬地想，太祖、太宗创业的艰难，真宗、仁宗守成的不易，所建立的规模宏大而深远。王安石想把祖宗法度全部废除，便说：‘陛下应当制定法令，而不应当受法令制约。’想把元老大臣全部驱逐，便说：‘陛下应当教化世俗，而不应受世俗教化。’蔡京兄弟承袭并发挥他的学说，五十年间，士大夫遭受祸患，百姓受到伤害，天下毒害流布；祖宗法度、元老大臣被扫荡、禁锢，几乎没有遗留。幸亏依赖宗庙社稷的神灵，上皇悔悟，将祖宗不可动摇的基业完整交给陛下。如今进言者又创立熙宁、元丰之说，尊王安石为大贤，臣恐怕这种说法一旦出现、流传四方，就会煽惑百姓的听闻；人心一旦失去，就无法再收回，这并非朝廷之福。’

译谏议大夫杨时请求分别邪正、消除党争的奏状说：臣曾考察汉、唐灭亡的原因，开始都源于朋党。欧阳修说得好：“最初提出朋党之论的是谁呢？这比制造木偶的人还要严重，真可以说是不仁之人啊！所谓一句话就能防止国家败亡，说的就是这种人吧？”自从蔡京执掌政事，首先提出朋党之说，以此排斥驱逐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使人不敢发言，然后肆意妄为，无所不做，逐渐造成了往日的祸患。上皇晚年才醒悟到这是错误的，把士大夫中的贤能之人陷入党籍，写入诏书禁令，后来追悔也来不及了。这是陛下应当深切鉴戒并遵行的。近来听说士大夫之间又有人提出朋党之说来欺骗圣听，有的指为蔡党，有的指为王党，有的指为李党。二十多年间，这几个人确实先后掌握国政；天下士人若不出仕便罢，入朝做官的都是他们荐举引进的，不是蔡京一党，便是王黼一党；不是王黼一党，便是李邦彦一党。如果把他们全都指作朋党而加以驱逐，那么国家将空无一人。这种说法果真实行，士大夫的祸患就没有结束的时候，国家的安危也无法预料了。然而臣私下认为，朋党之论兴起，也许确实有其原因。蔡京的罪行比王黼更重，李邦彦却常常只为自身谋划，首先设计逃亡之计，割让土地、捐弃金帛，以亲王作人质来主持和议，罢免李纲而接受誓书；他误国的程度，也与蔡京、王黼没有不同。如今王黼已经伏法，蔡京父子只被流窜到湖外，李邦彦还没有被贬黜责罚，公议仍未满足。这就是议论者怀疑他们另有党羽的原因。臣恭请陛下圣断，把蔡京父子和李邦彦一并依法严正处刑，流放岭海之地，或许可以满足公议。其中为蔡氏、李邦彦所任用的人，应当一视同仁，考察其贤能便任用，不贤便罢黜。分别邪正，消除朋党，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如果没有事实根据，便一概以党附之罪指责他人，这一定是奸人想要中伤善类，不能不加以察辨。朋党造成的祸患，前人已经多有论述。只有欧阳修所撰《五代史书》，论说最为详细切当，谨录呈进，伏请陛下详加阅览。监察御史余应求论述朋党应当及早辨察的奏状说：臣曾看见李德裕、李宗闵各自结成朋党，互相倾轧，由小事发展成大祸，由私心损害公义，最终酿成牛、李党争的祸患。唐文宗忧虑此事，却不能除去，常叹息说：“除掉河北的贼寇容易，除掉朝廷中的朋党困难。”臣认为君子和小人势不两立，就像冰炭不能共存、薰草和莸草不能同处一样。因此君子得势便排斥小人，小人得势便排挤君子，这是势所必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有贤明的君主能够辨察其人是贤能还是不肖，所作所为是为公还是为私，所说的话是真实还是虚假，内心是忠诚还是邪曲；这样君子和小人自然判明，朋党也就不值得忧虑了。唐文宗是昏暗的君主，不懂得察辨这一点，却忧虑自己不能除去朋党，难道不是荒谬吗？国家自元祐、绍圣以来兴起朋党之论，几乎已有四十年，但当时还借政事意见的不同来给人命名。近年尤其严重，不问一个人的贤否、功罪如何，凡是执政者所荐用的人，都指为某一党，所以有蔡党、王党之名，互相诋毁，轮流进退，不再顾及国家的大体，只怕自己一党不能进用。更严重的是，蔡京一家，父兄子弟之间也各自划分党与，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这种弊病不除，祸患将非常严重。陛下禀有英明睿智的资质，奋发施展刚断之力，辨别忠邪，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必然不会疑惑迟疑；这正是君子之道增长、小人退避的时候。从今以后，群臣谁还敢结党呢？然而考察老师们的言论，揣度人情，都说一两个新近进用的大臣与此前掌权的人，在议论上不能没有不合，在趋向上不能没有少许差异，已经出现争纷之语、彼此离间的迹象；这种情况逐渐发展，怨恨隔阂日益加深，不仅不能用心辅佐陛下革新政治，臣恐怕小人的党羽会日益壮大，而君子孤立无援，朋党的祸患又将超过从前。伏愿陛下及早辨察，毁坏党争的根株，解散聚集的群体，不要让它滋长蔓延，臣不胜幸甚。靖康年间，起居郎胡安国上殿呈劄子说：“古代君主面向南方、面向光明而治理天下，大概是取法于《易》卦中的离卦，因为离卦是太阳最为光明的象征。日食本来是常有的天象，《春秋》每逢日食都要记载，为什么呢？太阳是君主的表象，如果被日食遮蔽，就会昏暗而不明。臣下背叛君父，就会昏暗而不明；妾妇凌驾丈夫，就会昏暗而不明；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就会昏暗而不明；边疆不能守卫，也会昏暗而不明。所以《春秋》每次都记载日食，用来作为君主面南而治的大警戒。从前汉元帝即位初年，更改制定七十多项政事，以公田和苑囿赈济贫民，减少乐府官员，停止黄门饲养狗马，撤除甘泉宫的卫士，停止角抵，裁减齐地三服官，节约费用、爱护百姓，他的声誉非常美好。然而国家纲纪日益紊乱，国运日益衰弱，奸邪日益强盛，百姓日益困苦，由此可知是因为识人不明，失去了掌握政权的关键。萧望之是社稷之臣，却被恭、显进谗陷害，死于私室；张猛是忠正之士，却在公车署自杀；刘向是宗室中的英才，却遭排斥诋毁，不能进用。至于许氏、史氏和宦官，却被信任而毫不怀疑。根本既已失去，即使有恭谨节俭的小节，又哪里足以整顿纲纪、兴隆国运、压制奸邪、拯救百姓的困苦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至于汉昭帝，论年龄还不及汉元帝年长，论文学才华也不如汉元帝博雅，论奉养自身、安排生活，也未必像汉元帝那样节俭。然而他能够辨察上官桀的欺诈，信任霍光，于是汉朝国运重新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确实是得到了统治者的根本。陛下有温和恭敬的德行，有俭约的操守，有忧劳勤政、真心求治的诚意，有喜欢谋议、采纳谏言的优点，远远超过汉元帝。只是臣不知道，群臣的邪正是否已经全都明白于陛下心中而不再迷惑？还是有所怀疑却尚未及早决断？如果没有迷惑，那当然很好。倘若有所怀疑却不能及早决断，君子必定疏远，小人必定亲近，天下的事情就会因此败坏。小人善于窥探君主的意旨，来迎合君主；君子则只遵循义而不苟且迎合。因此古代德行昭著、能够治理天下的人，首先端正自己的内心：有所愤怒，就不能保持正心；有所偏爱享乐，就不能保持正心；有所忧患，就不能保持正心；有所恐惧，就不能保持正心。这四种情绪不除，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就必然发生。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穷究事物、获得知识，使意念真诚、内心端正，并以《春秋》所记载的日食侵蚀之灾为鉴，洞察正邪，明白识别忠臣和奸佞，像太阳当空一样照临万物，那么统治天下的根本就树立起来，天下的事情也就安定了。”

译高宗建炎年间，尚书右仆射李纲上奏说：“臣昨天奏事，谈到君主的职责在于识人，即使尧、舜也认为这很困难。如果确实能够辨明邪正，使君子和小人不至于混淆，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臣恭敬地听到陛下宣谕说，识人也不是难事，只要考察他平日的行为就能知道。臣私下仰承圣训，确实得到了识人的要领。然而臣私下认为，国家处在艰难之际，谋划恢复事业，虽然才智要兼收并用，但帷幄之中的心腹大臣，非君子不可。为什么呢？君子爱戴君主而不为自身谋划，忧虑国家而不为家庭谋划，以公忘私，以义忘利；小人却正好相反。自古君主信任并任用小人，国家没有不走向危亡的。小人难道不想国家安定存在、厌恶危亡吗？然而让他们谋划国家，必然导致这种结果，是因为他们没有长远见识，而且所持的权术就是如此。他们正把为家庭谋划、保全自身、经营私利、追逐利益当作良策，对国事安然不加忧虑。并不是完全不忧虑，而是认为国家一定不会走到危亡地步，所以不知道忧虑。唐天宝末年，杨国忠既激怒安禄山使其叛乱，又因为相信他的话，催促哥舒翰从潼关出兵；他害怕此事对自己不利，行动总是为自身谋划，完全不顾社稷大计。” 等到遭遇陈元礼发动的变故，刀刃架到脖子上，才知道事情不妙，可是已经晚了。他想求得自身保全，结果正因此使自己全族灭亡。范祖禹说过：“躲避祸害、追逐利益，是小人的常态。事情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不利，就去做；事情危害国家、却不危害家庭，就去做，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危害国家也就会危害家庭，对别人不利也就会对自己不利。所以自古小人的失败，一定要到家庭和国家都灭亡之后才停止。”这就是圣人告诫不要任用小人的原因。然而作为君主的，谁曾不想任用君子、斥退小人呢？最终君子大多不能在朝廷安身，而小人却常常得志，是因为君子行道正直，自信去留，不把去留看得很重，好恶端正。行道正直，就不能阿谀奉承来取得容纳；自信坚定，就不能苟且迁就来躲避祸害；不把去留看重，就不受爵禄牵累；好恶端正，就不会被奸邪所喜欢。若不是君主的明察足以识别、诚信足以任用，那么君子即使想在当世有所作为，也不可能。齐小白任用管仲，对他信任而不怀疑，这就是他成就霸业的原因。所以说：“有人却不能识别他，会损害霸业；识别了却不能任用他，会损害霸业；任用了却不能信任他，会损害霸业；信任他却又让小人参杂其中，会损害霸业。”成就霸业尚且如此，何况想谋求天下事业、振兴国家、建立中兴功业呢！陛下既已懂得识人的要领，希望进一步在君子、小人之间仔细辨察，天下就不胜幸甚。绍兴年间，李纲任江西安抚制置大使时，论述朋党的劄子说：“臣考察自古论朋党的人，没有比欧阳修说得更详尽的。他说：想使一个国家空虚、驱逐其中的君子，就一定提出朋党之说；想使君主孤立、蒙蔽他的耳目，就一定提出朋党之说；想夺取一个国家而把它交给别人，就一定提出朋党之说。君子本来常常少有过错，小人想给他加罪，有些地方可以诬陷，有些地方不能诬陷，因此不能遍及所有人。等到想把天下所有善人都找出来，按其类别全部驱逐，只有指称他们为朋党才办得到。所以，善人的亲戚故旧可以说是朋党，交游中的朋友可以说是朋党，同在仕途或求学中的人可以说是朋党，门生故吏可以说是朋党。这几类人都是同类，也都是善人。因此说：想使国家空虚、驱逐其中的君子，只要用朋党的罪名指责他们，就没有谁能逃脱了。君子彼此以善为乐，是因为同类相同，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听到善行的人一定互相称誉，就被说成朋党；得到善人的人一定互相荐举，也被说成朋党。假使人们听到善行却不敢称誉，那么君主的耳朵就听不到下面有善人；看见善人却不敢荐举，那么君主的眼睛就看不到善人。善人日益远离，小人日益进用，君主就会茫然无措，还有谁与他谋划治理安定的策略呢？所以说：想使君主孤立、蒙蔽他的耳目，就一定要采用朋党之说。只要有一个君子存在，即使小人很多，也一定有所顾忌、有所不敢做；只有国家空虚而没有君子，小人才会肆意妄为，这就是汉、魏、唐、梁之间的情形。所以说：国家之所以能被夺取、交给别人，是因为国内没有君子；国家之所以空虚而没有君子，是因为用朋党之罪把他们驱逐了。唉！朋党之说，君主难道可以不察吗？”欧阳修的话就是这样，确实切中要害。臣认为，君主最厌恶的，是朋党；小人用来陷害善人的，也是朋党；给国家造成无穷祸患的，也是朋党。君主掌握天下的权势，端居深宫之中，只怕人们彼此结党、共同欺骗蒙蔽自己，所以说君主最厌恶的就是朋党。君子提拔引进善类，使同类之人一同进用，小人却指为朋党，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驱逐，使他们不能成为自己的祸害，所以说小人陷害善良的人，靠的就是朋党之名。党锢之祸兴起，汉朝因此倾覆；牛、李两党的势力炽盛，唐朝因此衰微。所以说，给国家造成无法尽言祸患的，就是朋党。嘉祐年间，韩琦、范仲淹、富弼一类人被任用于朝廷，他们所荐举的，大多是君子；小人不高兴，指为朋党，想把他们全部斥退。幸亏仁宗皇帝能够察辨，所以没有采纳小人的话，韩琦、范仲淹、富弼的德行功业得以在当时发扬光大，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刘向说过：“心怀狐疑的人，会招来进谗害人的言论；抱持犹豫不决的态度，会打开各种冤枉之门。”汉元帝优柔寡断，所以萧望之、周堪、刘向这些人不能容身于朝廷；唐文宗优柔不断，所以有人说：“攻破河北贼寇容易，除掉这种朋党却困难。”君主的德性应当刚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明是非，察知邪正；这样小人之道消退，君子之道增长，愚昧、聪明、贤能、不肖各自处在应有的位置，还用担心什么朋党呢？臣私下见到，近年士人中还有人乘机钻空子，制造阴险偏邪的言论来迷惑陛下的听闻，把当时的名士全都指为朋党。幸赖陛下能够察辨，不采纳他们的说法，使善类有所依托，刚正明察的盛德足以不愧于仁宗。然而小人的心情，好比穿墙打洞的盗贼，稍微失去防备，有空隙可以利用，就一定会再次出来作恶。伏望圣慈，考察欧阳修的话，体察仁宗祖的用心，消除小人、进用君子，及早建立中兴事业，以达到太平，天下就不胜幸甚。绍兴四年，张浚论述辨别君子、小人，上奏说：“臣昨天承蒙面见陛下，私下看到陛下对君子、小人之别反复详细推究，退下后不禁庆幸，认为治国之道的根本，没有比辨别君子和小人更重要的。圣意孜孜不倦地关注此事，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福分。过去唐代李德裕对武宗说：‘邪人与正人，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人，邪人也指正人为邪人，君主很难辨别。’臣认为，正人像松柏，独立挺拔而不依附；邪人像藤萝，不攀附其他事物就不能自行生长。臣曾以此类推，君子、小人便可看见了。大致说来，不为自身谋私，慨然把天下百姓放在心上，这是君子；周密谋划自身利益，对天下百姓的利害却不加顾念，这是小人。志向在于道，不求名声而名声自然归来，这是君子；志向在于利益，掠取虚浮的美名，邀求浮泛的声誉，这是小人。说话刚正不屈，不阿谀迁就，这是君子；言辞语气柔媚奸佞，时时察看君主的意旨，从眉目神色间窥测迎合，这是小人。喜欢称道别人的善行、称说别人的恶行，这是君子；别人有善行，便攻击他尚未达到的地方来掩盖善行；

译别人有过错，便欣喜自得，像得到至宝一样，还从旁牵引、曲意借题发挥，一定要把事情陈述到君主面前，这是小人。难以进用、容易退处，这是君子；贪求冒领爵禄，完全没有廉耻，这是小人。臣曾经用这些方面来考察，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大概可以看出一个概况了。小人在位时，与自己相同的人便称誉为君子，与自己不同的人便排斥为小人；不顾公议，不管治乱，也不畏惧天地鬼神。所以从崇宁以来直到今天，与自己不同的人，难道还会称他们为君子吗？臣认为一定不会。他们专门为进身和营求自身利益打算，所以好恶不公，直到自身灭亡、家庭败亡、天下大乱也不后悔。只要陛下亲自讲习学问，节制嗜欲、使自身清明，以此照察百官，那么君子、小人的真实情状，还有什么能够隐藏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正人〕 张浚谢赐御书《否》《泰》卦，因而陈述卦义上奏说：“臣昨天特别蒙受圣慈，颁赐陛下亲笔书写的《周易》泰、否二卦。臣以愚昧庸劣的资质，冒居相位，丝毫没有补益，俯仰之间实在惭愧。想不到圣恩比从前更加隆厚，赐给臣珍贵的墨宝，允许臣珍藏，内心感激承受，非语言所能尽述。臣私下想，自古小人倾陷君子，没有不以朋党为说辞的。君子引荐同类而相互一同进用，志向只在天下国家；因为道相同，所以趋向也相同，这哪里有什么朋党呢？小人却不是这样，互相推举引进，本来是为了谋求利禄；他们诡诈的踪迹无法彻底查究，有时故意制造细小差异来掩饰事情，有时内外互相呼应，使自己的话显得真实。君主面对这种情形，凭什么作出取舍呢？也只能考察他们的用心罢了。臣曾考察《泰》卦初九爻，‘拔茅茹，以其汇征’，《象传》认为其志向在外，大概是说他的志向在天下国家，而不是为了自身。《否》卦初六爻也说‘拔茅茹，以其汇征’，《象传》却认为其志向在君主；这是说君子同类相连而退处，是要努力守住善道，却从未忘记忧国爱君的心。观察这两爻的含义，朋党之说就可以破解了。” 张浚感谢皇帝赐给他亲笔书写的《周易》泰卦、否卦，因而陈述卦义，上奏说：“臣昨日特别蒙受圣上的慈恩，颁赐臣御笔亲书的《周易》泰、否二卦。臣凭着愚钝平庸的资质，侥幸窃居宰相之位，丝毫没有补益，俯仰之间实在惭愧。没想到圣恩比往昔更加深厚，赐给臣珍贵的御书，还允许臣珍藏，臣内心感激承受这份恩德，实在不是言语所能表达尽的。臣私下想到，自古小人倾陷君子，没有不以朋党为借口的。君子引荐同类，彼此共同进用，心志只在天下国家罢了；因为所行之道相同，所以趋向也相同，这哪里有朋党呢？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互相推举援引，本来是为了谋求利禄；他们诡诈的踪迹无法查究，有时故意制造一点小小的差异来掩饰事情，有时内外相互配合，使自己的话显得真实可信。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来辨别取舍呢？也只在于推究他们的用心罢了。臣曾考察《泰卦》初九爻辞“拔茅茹，以其汇征”，《象传》认为这是志在外，意思是其志向在于天下国家，并不是为了自身。《否卦》初六爻辞也说“拔茅茹，以其汇征”，《象传》认为这是志在君，所以君子联结同类而退避，是要努力守住善道，却从未忘记忧国爱君之心。考察这两爻的意义，朋党之说就可以被破除了。” 臣又观察《否》《泰》变化的道理，起因于君主内心极其细微的一念，而利害却会影响天下百姓。当一念端正时，画成阳爻，《泰》卦便从这里开始；一念不端正时，画成阴爻，《否》卦便从这里开始。然而《泰》卦上六，三个阴爻已经穷尽，又转变为阳爻，《否》卦便由此产生；《否》卦上九，三个阳爻已经穷尽，又转变为阴爻，《泰》卦便由此产生。如今时局正处于艰难之中，百姓陷入水深火热；陛下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在上面端正心意，臣知道陛下将因此实现安泰。将来天道使灾祸悔恨过去，幸而获得康宁时，希望陛下仍常常思考《否》卦的道理。臣这些浅陋的私见，斗胆一并献上，自己也不知道多么荒妄浅薄，只求陛下裁量宽赦。” 张浚请求辨别邪正，上奏说：如今士大夫中的贤者，没有不想主持清正的舆论、阐明正道，把它作为万世臣子的戒鉴。实在因为拥有天下国家，关键在于得到贤能之人来维持，所以忠义大节不能不彰明。假使让贪恋禄位、保全自身、随时俯仰迎合的人得以施展志向，那么冯道一类人就会在后世再次出现，这难道是君主的利益吗？然而臣曾认为，天下自有治国的要道，只要顺应时势采取措施，就能取得天下人的心，达到治理并不困难。况且围城之战、明受之变时，当时跟随张邦昌而任侍从，顺从苗傅而有所作为的人，他们的罪过固然很大。后来却接踵入相，掌握政权，这究竟怎样劝勉忠义、昭示风俗呢？至于议论者一定想纠正他们的罪名、把罪行揭露清楚，那又失于过中。因为士大夫不能为节义而死，便可能无所不为；但舍生赴死是人所极难做到的，不能要求人人如此。现在如果正名确定他们的罪过，有过错的人就无法自新，本心并非如此的人也无法自我申明；那些依附伪命的人知道自己无处逃于天地之间，就会与我们成为死敌，这不是国家的好计策。臣愿陛下告诫忠义不可不劝勉，并设法使忠义之士的身份得到显扬和荣耀；至于不幸而获罪于名教的人，也应宽容包涵，只把他们调到远处，不把心腹重任交给他们；这样，取天下、定国家、明教化的方法，就全在这里了。张浚论君子、小人，上奏说：朋党之论兴起以后，君子、小人的名目纷纷交错出现，没有人知道谁是对、谁是错，自古以来就为此忧患。志向在天下国家，这是君子；志向只在自身，这是小人。然而小人借托君子的言行，内怀小人的志向，事情隐微，情状难辨，君主应当留心。自古帝王厌恶听到人有过错，却喜欢看到人改过；对于这类小人，只让他们退处自省罢了，幸而改过，仍可在外任用。如果一定说某人是君子、某人是小人，分别一二人，又怎么知道真的能辨清呢？给人加上不善的名声，人必然会用极恶的实际行为来报复；朋党彼此倾轧，就从这里开始。那么君主应当怎么办呢？心中了解他们，以权力分别任使，使上下内外各自处于适当位置；真正是小人的，才可以逐渐教化改过。即使说话的人判断错了，而我们从未把这个名号加在他身上，人心难道不会悦服吗？”},{

译张浚又说：“臣私下听说，真宗皇帝曾撰写《忠臣、良臣及权臣、奸臣论》。臣认为，忠臣近似权臣，良臣近似奸臣，为什么这样说呢？忠臣总要任事，任事就容易招致怨恨，难道不近似于擅权吗？良臣办事委曲周全，委曲周全就不显露锋芒，难道不近似于奸诈吗？那么君主应当怎样辨别呢？也只需看他的志向存在哪里罢了。他的志向在天下国家，切切实实以自身承担内外职责，这就是忠；志向在于使君主归于善道，顺着君主的美德加以辅成，这就是良。如果经营私利、建立党羽，蒙蔽欺骗君上，只要有利于自身，便竭尽全力去做，这就是权；迎合君主的恶行，办事总是阿谀迁就，反复变诈，暗中肆意进谗离间，这就是奸。因此臣特意把它们分别说明，详细论述。”},{ 高宗时，赵元镇被授任宣抚处置使，入朝辞行时上奏说：“臣蒙受陛下特别卓异的知遇，只恨没有以死效力的地方来报答大恩。如今国家多事，朝廷内外都缺乏人才，竟委任臣统率军队，远赴边镇戍守；君主忧患，臣下也感到耻辱，臣怎么忍心推辞呢？然而臣自己想来，自渡江以来，蒙受器重任用，历任台谏，又屡次承当枢密院职务，参与听闻政事，奔走于宫殿之下，近侍皇帝左右，臣的拙朴诚心得以伸展，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和吝惜。虽然圣明的君主宽宥体谅，认为臣朴实忠诚，但众目睽睽，人人却指责臣迂腐空疏。如今竟要凭着孤单、奇特而少有同伴的身份，出使万里之外，臣没有丝毫善行可以辱烦陛下记念怜惜，怎么能不稍稍陈述内心的诚挚来冒犯陛下的听闻呢？”臣私下看，自古善于用人的君主，没有不专一地委任臣下，并把办事的权力交给他的。委任专一，就必然产生嫉妒；权力过重，嫌疑和诽谤也会立即到来。唐代的贤臣中，功勋事业如郭子仪，尚且困扰于鱼朝恩、程元振的诽谤；像裴度这样声名和德行受到伤害的，也被元稹、魏洪简一党阻挠。郭子仪明智保身，仅仅免除了危疑的灾祸；裴度却因辩论激切，最终毁掉了平定幽镇的功业。何况臣的功勋名望和恩宠眷顾还比不上这两人，要想取得成功，也已经很难了。” 从前陛下在建炎初年谋求治理国家的时候，派张浚出使川陕，国势和实力百倍于今日。张浚对陛下有补天浴日般的功劳，陛下对张浚有像山河一样牢固的信任；君臣彼此信任，朝廷内外相互资助，委任的深厚，古今没有可比的。然而最后还是导致舆论非议，使他被流放驱逐。臣前些时候在绍兴，有人指责臣与张浚结党，所以对于张浚的是非，臣不敢说一句。如今考察他的用心，推究他的实际情况，至于统率军队失守土地的错误，确实有过，但未必完全像议论者所说的那样严重。大体说来，专掌升降赏罚的典制，接受了不受牵制的托付，小人就不能安守本分。他们以为名位爵禄可以虚假授予，爵位赏赐可以苟且求取；一旦不能如意，便产生不满。川蜀的士人甚至聚集钱财招募士卒，到宫阙前陈述议论，辗转传布，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众多指摘，张浚凭什么自我辩明？因此，有志之士即使想冒着死亡的危险，为国家建立功业，却常常把张浚当作戒鉴。即便如此，张浚确实有罪，台臣弹劾他可以，谏官分条论列他也可以。君主勃然震怒，即使把他诛杀，张浚也没有遗憾。如今却下至民间布衣，上至军伍中卑微冗杂之人，凡是向张浚求取而未能如愿的，都上书投递诉状，人人辱骂他，肆意说出丑诋之词，甚至牵连他的母亲和妻子；严重的还指称他不臣、跋扈，把人世间最大的恶行全都归到张浚身上。唉，这也太过分了！凭张浚的功劳和陛下对他的信任，诽谤者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不能自行保持信任了。如今臣没有张浚那样的功劳，也没有陛下对张浚那样的信任；臣又不像张浚那样因有功而得到知遇，却要承受这样的重责，远离朝廷。臣恐怕朝廷在陛下明察之下，对好恶是非的议论将要纷纷而起。过去乐羊因为一箱子的诽谤，几乎陷于诬蔑，幸赖魏文侯明察，才成就了攻取中山的功业；魏尚因为失误数级，便受到官吏评议，只有等到汉文帝晚年醒悟，后来才有云中之效。恭请陛下明鉴古今成败得失，想到事业功业难以成就，怜悯臣孤独正直，曲加庇护，使臣得以舒展四肢，竭尽心志和思虑，稍稍减轻陛下西顾之忧，这不只是臣一人的幸运。臣心情急迫，情意恳切，冒犯圣明的威严，内心十分恐惧，等待治罪降临。” 刘行简进呈往事说：“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曾经说过：“家贫时就思念贤良的妻子，国家动乱时就思念贤良的宰相。”现在我要任用的宰相不是成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地位卑下的人不替尊贵的人谋划，关系疏远的人不替亲近的人谋划。臣在宫阙门外，不敢承当您的询问。’魏文侯说：‘先生遇到事情不要推辞。’李克说：‘是君侯没有明察的缘故。平居时看他亲近什么人，富有时看他把财物给予什么人，显达时看他举荐什么人，困窘时看他不做什么事，贫穷时看他不取什么东西。考察这五点就足以判定了，何必等待我李克呢？’魏文侯说：‘先生回到住所去吧，我任用谁为相已经决定了。’” 臣曾听闻前代贤人的话，认为识别人没有固定方法，臣对此心存疑惑。识别人，是尧都感到困难的事，所以皋陶为舜陈述九种德行，说：“宽厚而又严肃，柔和而又坚定，质朴而又恭敬，明察事理而又敬慎，和顺而又刚毅，正直而又温和，简约而又有防范，刚强而又充实，强健而又坚毅。”这就是识人的方法，怎么能说没有方法呢？等到臣寻求孔子、孟子的著作，又得到其中说明这一道理的两段话：一是说“看他依据什么行事，观察他所遵循的道路，考察他心安于什么，人怎么能隐藏自己呢？”二是说“听他说话，观察他的眼神，人怎么能隐藏自己呢？”这样以后才知道，这种道理不能用言语完全说尽，能够说出的只是外在表现罢了。至于在内心明白地独自领悟的地方，哪里是言语所能穷尽的呢？所谓“所依据的”“所遵循的”“所安处的”，以及言辞、眼神之间，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是错的，哪一种是君子，哪一种是小人，都不曾说明它们的具体形状。而极其奸佞的人像圣人，极其聪明的人像愚人，也不容易仅凭这些话来辨别考察，这就可知识人的困难了。即使圣人也不敢轻易谈论它。那么，识人的方法，如果不是内心明察而没有任何蒙蔽迷惑，又怎么能明白地独自领悟于心呢？只有内心明察，能够一眼从人的眉目之间看出本质，才算绰绰有余。”

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整天同他交谈，也不能知道这个人的内心。由此说来，所谓识人，说它没有固定方法，也是可以的。皋陶陈述九种德行，只是说了能够说出的方面，以及已经形成的德行表现罢了；那些不能用言语说明的内容，并不在其中。魏文侯谋求选择宰相而没有决定，便询问李克。李克用“平居时看他亲近什么人，富有时看他把财物给予什么人，显达时看他举荐什么人，困穷时看他不做什么事，贫穷时看他不取什么东西”这五点来回答，认为足以作出判断。魏文侯的心意于是决定了。为什么呢？公子成和翟璜都是贤人，魏文侯本来就深深了解这一点。他们在亲近谁、交给谁财物、举荐谁这些方面的表现，难道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吗？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像这样迅速作出决定。臣唯独喜爱李克这番话，它确实有助于后世认识人的方法。虽然所谓在心中独自领悟的内容不在这五点之中，但同我们圣人的学说也并不相违背。” 行简任监察御史时，入殿论述任用君子、斥退小人的道理，奏疏说：“臣听说，天下的治理，许多君子共同成就它还嫌力量不足，而一个小人败坏它却绰绰有余。为什么呢？君子即使人数众多，他们所行的道却显得孤单；小人即使人数很少，他们的势力却容易蔓延。君子的忧虑在于天下国家，小人的忧虑在于自身。君子对于法度纲纪，一定想使它端正，所以做起来困难；小人对于法度纲纪，一定想使它混乱，所以做起来容易。自古贤明圣哲的君主，没有不想亲近君子而远离小人的。稍不加以察觉，小人就已经到来了。因此《立政》一书说：‘从今以后建立政事，不要任用奸邪之人，只任用善士。’又说：‘这时不要让他们有所间隔。’所谓使他们有间隔，并不是说君子和小人一起进用。许多君子中只要有一个小人，也足以造成间隔而败坏政事。臣请用《易经》的道理来说明：夬卦，以五个阳爻决去一个阴爻；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所以《系辞》说：‘夬，就是决断，是刚强者决去柔弱者。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忧惧。’以五个君子决去一个小人，却不说小人的道路消灭，而说小人的道路忧惧，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上下相交、志意相同，像泰卦的时势那样，然后小人的道路才不能施行。” 如果只是让五个君子面对一个小人，也只能使他忧惧罢了。他既然有所忧惧，就会设法对付君子，没有什么手段不会用尽。恭敬地想到，陛下具有上天赋予的圣明资质，勤勉学习日新之道，通达古今，洞察治国之体。近来陛下的好恶已经分明，升降赏罚也已经公允。臣还要把这件事作为进言，是确实因为事情的细微征兆稍不加以察察，小人就会乘着间隙、窥伺漏洞而进入，其祸害最终会达到败坏政事的地步，这是不可不警惧的。臣以一个卑微之人，突然得以面见圣明，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君子、小人之辨更急迫的，所以首先把它作为献言。恭请陛下留心，幸而明察。” 直龙图阁李光请求辨明君子、小人的奏札说：“臣私下认为，君子和小人相互消长，国家的治乱也由此决定。任用君子，国家就治理；任用小人，国家就混乱，从来没有两者同时存在而能够有所作为的道理。《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不要任用小人。’《象传》说：‘不要任用小人，否则一定会使国家混乱。’所以内卦为阳而外卦为阴，内卦刚健而外卦柔顺，内是君子而外是小人，就是泰卦；内卦为阴而外卦为阳，内卦柔弱而外卦刚强，内是小人而外是君子，就是否卦。自古圣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立言垂训，没有不把小人作为警戒的。本朝仁宗皇帝专一任用韩琦、富弼、范仲淹，所以四十二年之间，天下大治，夷夏各族都安宁，海内百姓至今仍蒙受福泽，大概就是因为不让小人参与其中。邪与正不能同时并立，就像薰草和莸草不能同器收藏，枭鸟和鸾鸟不能并翼相处一样。正道不除去邪恶，邪恶就一定会损害正道，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即位至今五年，接见士大夫已经很多了，君子和小人的情状，本来很难逃过圣明的鉴察。臣请为陛下略说其大概：君子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孤立而没有朋党。” 君主任用他而不怀疑，他就秉持公心、遵行正道；他的举措，一定要符合天下的公论才肯罢休。他侍奉君上时，入朝便思考如何竭尽忠诚，退处便思考如何弥补过失；进献可行的意见，退去不可行的意见；纠正顺从者的过失，勉励软弱者振作。道义相合，他就毅然前来；道义不合，他就保全自身而退去，仅此而已。小人却不是这样，在尚未得到职位时，便歪曲正道来求取；等到已经得到职位，便固守恩宠、保全地位，唯恐失去。于是内则结交近幸，外则交结权臣，旁边又援引小人，伤害贤善同类。所以《诗经》说：‘嗡嗡飞的苍蝇，停在榛树上。’又说：‘蹦跳的狡兔，遇到猎犬就会被捕获。’又说：‘谗言纷纷，织成华丽的贝锦。’大概小人的谗毁离间之言，能够把白说成黑，就像青蝇一样；隐藏罪恶、诡诈行事，就像狡兔一样；罗织、粉饰别人的罪恶，则同织成贝锦没有区别。苏轼说过：‘君子难以招致，就像麒麟、凤凰，见到颜色不合心意便举身飞去，盘旋之后才肯停集，何况可以挥手把他赶走吗？小人却容易进用，就像蛆虫和苍蝇，腥膻之处所聚集，转眼之间便成千上万，何况还可以招呼他们使其前来吗？’神宗皇帝曾问滕甫说：‘你知道君子和小人的党类吗？’ 滕甫说：‘君子没有朋党。譬如草木，彼此缠绕依附的必定是蔓生的草，不是松柏。朝廷没有朋党，即使是中等才智的君主也可以成就治理；否则，即使是最圣明的君主也无法治理。’神宗感叹，认为这是至理名言。臣希望陛下以此来观察，那么邪正就可以分明了。正当今天国家艰难之际，国势危急，就像旌旗的旒缀将要坠落一样。有许多事情可以进言，却难以全部列举。所谓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方法，臣只希望陛下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

译《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二心，除去邪恶不要迟疑。” 所谓任用贤人却让不肖之人从中离间，就叫作有二心；看见邪恶却不能果断刚决地除去，就叫作迟疑。臣愚昧，伏望陛下秉持大公至正的原则来安抚、驾驭四海，效法天地简易的德性来照察百官；知道谁忠诚贤能，就任用他而不要二心；察知谁奸邪叛逆，就除去他而不要迟疑；振作刚健果断的精神，明辨升降赏罚；加重委任，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天下幸甚。右正言陈渊论述考察实际功绩，上奏说：“臣听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识别人；而识人的关键，没有比考察实际功绩更重要的。不考察真实情况，却想凭耳目所听见、看见的，以及心意所揣测的来求得人才，即使尧、舜也做不到。如今千里马与劣马相比，才能本来就不相同。假使把它们放在同一个马槽里，给它们套上缰绳、供给饮食，即使是千里马又凭什么自行显露不同呢？所以一定要等到它们驰过土坎、跳越山涧，奔跑起来快得绝尘而去，然后才知道它不同于普通的马。尧、舜号称善于识人，而《尚书》所称说的是：‘明白地考验他的功绩，按功劳赐给车服。’所谓‘明白地考验他的功绩’，就是考察他的实际；所谓‘按功劳赐给车服’，就是依据实际功绩任用他罢了。像舜还在下位时，尧已经听说他聪明，又多次考验他；至于任用鲧，也是如此。四岳举荐鲧，尧却说：‘他违抗命令，败坏族类。’” 不久又说：“试用他，确实可行了才停止。”现在看来，像舜这样的人，本来不必等到试用；像鲧这样的人，也未必值得试用。然而还要这样做，只是为了考察实际成效罢了。正因为考察实际成效，所以舜的圣明最终能够建立功绩，鲧的不肖也不能在九年以后逃脱罪责。近来朝廷进用人才，间或有不同于此的情况。即使陛下明于知人，处置也无不恰当，没有什么可议论的。然而臣曾说，人的才智隐藏在平常无事之中，至于功业，则要遇到事情以后才能显现。处在无事之时，除了有识之士，没有人能辨别；等到遇到事情以后，即使庸人也能评判其成败。因此用人时，关键只在考察实际。考察实际的方法，并不是一定崇尚劳绩而忽略志节，而是为了审察众人的情形、核验真伪，不得不这样做。何况庶官与侍从相比，如同天地相差，百官与台省官相比，也像泾水和渭水并不相同。如果不等到他们任职经历已久、名声流传，人人都认为应当升迁，然后才授予更高职位，恐怕在艰难之时，终究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臣因此把尧舜考察实际成效的方法献上。臣职位卑微而言论过高，只求陛下裁断并宽恕。《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知人 宋孝宗时，敷文阁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论述知人的奏札说：“臣听说古今从来没有不产生人才的时代，而君子常常忧虑君主没有识人的明察。现在如果有识人的明察，那么天下没有不可以任用的人；没有识人的明察，却只是一味发出人才匮乏的叹息，这也只是深深冤枉天下人罢了。不知道他擅长用兵，却让他管理财赋；不知道他擅长理财，却让他掌管礼制，等到事情不能办成，三个人都同样蒙受无才的名声。一旦按照各自的长处调换职位使用，三个人仍是前日的三个人，却都能以才能相称。只要一改变使用的关键，人才与非人才便随之改变。这种关键，不是人的智力所能造就的，是上天赐予的明察，是道所赋予的妙理。对于识人来说，它存在于人与人交往时精神感知之外的细微处，本来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说明的。周文王建立政治，能够知道三类有宅心的人，明白看出三类有才俊之心的人，所以有善于任用官员的名声。说他‘能够知道’，说他‘明白看出’，这难道是能够用言语传授的吗？如今不先探究识人的明察，却只发出人才匮乏的叹息，难道不算冤枉天下吗？臣曾说，钱谷、甲兵等万事的治理，都可以建立理论；唯独人才如果不能识别，就无法置于议论之中。为什么呢？识人的明察，取决于君主的心术和内在修养，而不是变更政令所能达到的。因此，识人的明察是最重要的，其次没有什么比得上公正。公正虽然不等于明察，却可以产生明察；去掉胸中的私心和喜怒，采用天下公认的是非标准来进退天下人才，即使不能全部辨明，也大概能十中七八。伏望圣明省察臣的激切言辞，并对此加以留意。左谏议大夫王之望上奏说：“臣愚昧不肖，承蒙陛下误听，擢升为谏垣之官，臣不知道怎样才能称职报效。臣私下听说，唐代魏征把进谏诤言作为自己的心志，以君主达不到尧舜为耻，平日仰慕这种志向，认为做臣子能够如此便可以无愧。然而贤人君子处在君主的朝廷之上，谁不希望使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至于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宰相以外，只有谏官。臣如今错误地担任这一职务，怎敢不以魏征的心志作为自己的心志呢？有人认为尧舜不可企及，想使君主达到尧舜境界，就是对君主提出过高要求，认为这种看法不对。尧舜之道广大而容易实行，尧舜之政简约而容易施行，只是后世没有察觉罢了。尧舜之道施行于自身的只是孝，施加于臣下百姓的只是仁。陛下既然已经诚心履行这些，就没有什么困难，确实是广大而容易实行的。尧舜的政治，在于任用官员；任官之道，在于让臣下陈述意见，再明白地用功绩考验他们而已。尧告诉舜说：‘询问事情，考察言论；所说的话最终能够取得功绩。’禹对皋陶也这样说。这就是所谓先陈述意见。舜命禹担任司空说：‘你使水土平治，成就诚信，取得功绩。’称赞皋陶说：‘你担任士官，明察刑法，辅助教化，使百姓合于中正，这就是你的功绩。’ 这就是所谓明确地用功绩考验。陛下对群臣，是否让他们先陈述意见呢？在面前提出意见而后来取得功绩的，是谁？是否明确地用功绩考验他们呢？开始建立功业而最终能够完成的，是哪些事情？按照这些来考察，那么虚假的名声就不足以迷惑众人的听闻，横暴的议论也不敢动摇至公之道，奸诈欺骗无从容纳，真伪便能判明。共工表面上说得平静，实际却平庸违背；象的恶行滔天，而驩兜竟赞叹其才方正，称美他聚集功劳，想让尧任用他，尧最终没有听从。这是言论没有得到验证的例子。四岳推荐鲧治理洪水，尧说：‘不行！他违抗命令，败坏族类，九年之久功绩和作用都没有成效。’这是功绩没有取得效果的例子。舜继承尧以后，首先端正地处置四凶的罪行，天下全都服从。尧舜的政治，难道不是非常简约而容易施行吗？陛下凭借聪明睿智的资质，承受尧光帝托付的重任，正逢时局多事，从未有一天把居位当作快乐，忧劳于各项政务，到如今已经三年了，本应治理成效大为显著，却还没有听说取得什么成果，这不是道不宏大，而是政事还没有真正推行。臣私下看到，如今朝廷之上妨碍功业、固守职位的习气还没有消除，背弃公义、死守党羽的议论日益听闻，把荒诞当作才能，把凶暴悖逆当作坚定正直，各自固守偏见而不寻求天下共同的议论，各自偏私所拥护的人而不顾国家的大计。大抵谋划国家十分拙劣，为自身谋划却很精巧；爱戴君主并不专一，依附交结党羽却十分卖力。孔子说：‘鄙陋小人不可与他共事；君主没有得到某物时，忧患在于得不到它；得到以后，又忧患于失去它；如果忧虑失去它，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这种风气如果不改变，陛下即使想要强兵富国，谋求国家安定，臣确实知道也会有所不能。伏愿陛下明白下诏于朝廷，使人人砥砺节操，在议论时平正心志，在取舍向背之间端正志趣，使知耻之心兴起、善行得以施行，风俗大为改变；凡以言论被访求的，必须考察其是否应验；凡以功绩被试用的，必须核实其实际。如果依附下属、欺罔君上，制造不安，怙恶到底而不改变，那么虞舜处置四凶的罪责，陛下难道还能不执行吗？这样一来，结党相互依附自然会被破除，功罪不会被歪曲，天下就可以掌握在手中了。这是帝王实现治理的要术，也是驾驭[缺字]的最高权力，惟愿陛下为国家社稷留神，幸甚。王十朋被任命为湖州知州，上奏防御之策说：臣曾认为君子和小人，常常彼此消长；君主没有不想进用君子、退斥小人的，然而小人常常被任用，君子却屡屡被排斥，大概是因为君子和小人难以辨识。即使尧舜也以此为忧患。君子把小人看作小人，小人也指责君子为小人；当孔子、颜回与桀、跖在面前相争，左右佩剑，彼此讥笑的时候，君主只凭一人的聪明，确实很不容易辨别，何况君子正直而耿介，小人机巧而谄媚。正直就常常触犯君主心意，疏直就不可能没有过失，所以君主反而怀疑君子是小人；机巧就能凭智术自我经营，谄媚就常能迎合君主心意，所以君主反而把小人当作君子。自古以来治世少而乱世多，大概就是由于不能辨别君子和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