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七

译如今他们既然已经得志，就会乘机南下；不是在今年春天，必定就在今年秋天。如果先从单州趋向南京，接着又进趋宿州，再从淮阳军进趋楚州，那么沿汴河一带都将无法支撑。不过臣这样说，暂且只是为淮河地区担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可以依靠长江作为界限。若再分兵：一路从陈州、颍州出发，经和州，渡过宣化、采石，进趋金陵；一路从唐州、汝州出发，经襄阳，到达鄂州、荆南，占据上游，那么长江的险要我们也不能独自掌握了。我们还拿什么办法应对呢？这就是臣私下忧虑的地方。如今的办法，必须先深切警戒靖康年间错失战机和防备的教训，然后再讨论防御策略。所谓靖康的过失，是什么呢？就是固守京师而不知道避让。古代帝王一年四次巡狩，本来从不认为困难。后世巡狩的礼制虽然废弃了，但事情有缓急，实在不得已而采取权宜之计，从来没有君主一步也不离开王室的道理。臣在经筵中曾因魏惠王迁都大梁的事情议论过，认为君王无故迁都固然不可，但因事巡狩则没有什么不可以。自古以来，在变乱动荡之际，没有不因迁都避难而保存下来、因迟疑固守而灭亡的。因此唐明皇因安禄山之乱幸行蜀地，唐代宗因吐蕃入侵幸行陕地，唐德宗因朱泚之乱幸行梁地，唐僖宗因黄巢之乱两次幸行蜀地；这五位君主虽然一时免不了奔走远行的劳苦，但后来都获得了保全安全、平安无事的福分。只有晋成帝面对苏峻之乱而不避，因此陷于危难；梁武帝面对侯景之乱而不避，因此灭亡。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明显验证，不必深入考察便可知道。靖康年间主谋的大臣不知道讨论这个道理，竟把迁都和巡狩合并当作一回事，不估量敌人的强弱，不衡量我国的胜负，只是沿袭宣和末年的议论，把固守京师当作上策，这已经是大错了。后来又决意认为敌人必定不会再次到来；远处没有在边境制定防守、奋力抵抗的谋划，近处没有在黄河制定经营、坚决守卫的计划，整年在口舌争论之间来回争执的，仅仅是主战还是主和两种说法。他们为了逞一己之私，把可以急办的事情拖延，把可以缓办的事情当作紧急。等到约定的期限已到、事情紧迫，才命李复重蹈何瓘的覆辙，率数万军队守黄河，随后又设置四路辅助军。李复回到后军队全部溃散，四路辅助军还没有集合，敌人已经渡过黄河，最终只能束手无策，连一战也不能进行，祸患于是发展到不可言说的地步。这就是天下人痛心疾首、不能释怀的原因。如今扬州就是京师，东京、京西现存的各郡就是边境，长淮就是黄河。陛下既然把靖康的失败看成那样，那么今天谋划国事，缓急先后应当怎样安排呢？况且天子居住在京师，便以京师为家，同时在外经营四方；天子出行而居于外地，就选择外地安全、保存完好而且根基深厚的地方作为家，同时在外经营四方边境。作为根本的居所一旦确定，便根据处理事务的时机来往进退，骑在马上治理国家，本来不能把固定的居所自我限制成疆域。汉高祖从汉中起兵，向东面对项羽，因此把咸阳作为根本，让萧何守在那里；咸阳虽然确定为根本，但汉高祖来往进退、最终擒获项羽，却从来没有固定不动。光武帝从南阳起兵，向西面对各路贼寇，因此把河内作为根本，让寇恂守在那里；河内虽然确定为根本，但光武帝来往进退、最终诛灭贼寇，也从来没有固定不动。假使汉高祖不离开咸阳，光武帝不离开河内，不仅天下的得失无法确定，怎么知道不会坐困于敌人呢？臣愚昧地认为，如今隆祐太后和六宫既然已经在钱塘，钱塘就是陛下应当作为根本居所的咸阳、河内。陛下如果把钱塘作为根本，銮舆前进就背靠长江向北，退却就凭借长江阻隔向南，只要便利之处在哪里就向哪里行动，不必固守维扬，应当把顺应形势而行动看得重要。陛下和大臣详细商议这件事是合宜的。如今敌人猖獗，大体形势已经可以看见；臣所不知道的，只是早晚缓急的具体态势。谨慎看重国家体统，固然希望举措恰当；精细审察敌情，也必须使对时机的谋划合乎节度。伏望陛下广泛通达下情，把侦察候望的范围扩展到远方。如果形势必定发展到敌人渡江，希望陛下按照进退顺势行动的意旨，预先确定日期，赶快下诏书，明白告谕内外，不要侥幸认为敌人不会来，使他们有机会仓促乘我国没有防备。既然处置已有定案，随从护卫的臣子心中就安定了；四方看到的形势也会增强。这样，防御的策略就只在于我国努力执行罢了。臣认为今天的事务，有应当做但暂时还不能做的，有不能不做的，有迫不得已而必须预先做的。臣听说敌人虽然取得我国两河各郡，但事势尚未完成，人心尚未统一。我们能够乘他们尚未完成、尚未统一之际，集中兵力奋战，重新渡过黄河，同河北现存各郡的山寨、水寨之众互为表里，趁机等待敌人出现破绽，驱逐他们，使他们不能安居在我国境内，这是应当做的事。然而形势尚不可行，应先厚加慰抚两河百姓，然后专门经营京东、京西、淮南的控制扼守之地，谋划建立藩篱；在内部以淮河作为险阻，堵塞敌人南下放牧、进军的道路，使他们不能有所觊觎，这是不能不做的事。还应迅速经营淮河防线，因为淮河狭窄而难守，长江宽阔而易守。万一三路藩篱不能抵挡，淮河又不能保全，必须退而守江，就应在镇江、金陵以及上游的荆南、襄阳、鄂州等地选择要害，用水军据守抗击敌人，这是迫不得已而要做的事。但这件事不能不预先准备，请允许臣试着陈述一二。如今敌人突然强盛，确实是上天暂且帮助他们，连年获胜的威势比我们强大百倍。他们两次到达京城，如同踏入无人之境，任意残破州郡。我国不能敌过他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然而臣所说可以重新渡过黄河、驱逐他们出境，是因为比较强弱固然在于力量，但论强弱形成的原因，则在于道理。天下没有永远弱小的国家，关键只在道理所在。我们得到道理，士气就伸张；士气伸张，形势不用激烈推动也会自然强大，并不在于兵力众多。我们失去道理，士气就屈服；士气屈服，形势不用挫败也会自然衰弱，并不在于兵力寡少。从前后唐庄宗把契丹阿保机当作父亲侍奉；到庄宗遭遇灾难时，阿保机对他的使者姚坤说：‘我听说这个小子有宫婢二千人、乐官一千人，放鹰跑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之人，不爱惜百姓，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我听到他的祸患后，全家戒酒，释放鹰犬，裁撤宫中乐官。我也有各部乐官一千人，但不是公宴不用。由此说来，契丹也是人类，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知识见识。后来耶律德光援助石敬瑭，打败张达敬。”},{

译瑭问那位说明为什么能够速战速胜的人，他回答说：“我认为，唐军如果能够守住雁门、扼守各处险要，那么战事的结果还很难说。如今我军长驱直入，深入敌境而没有遇到阻碍，我知道大事一定能够成功。而且我军大多难以持久作战，应当用神速的行动击破他们，这就是取胜的原因。”既然如此，德光虽然强大，也必定要观察形势和地利，估量能够成功的条件，然后才决定取胜。宣和末年，边境大臣失策，既同敌人交往，又把敌人招引前来。我们中国政事上的过失，敌人已经观察得很多了。那些深谋多智、乘我之隙而轻视我们的人，先前已经看清了这些情况。等到他们两次入侵时，我们用来应对他们的办法，没有一件事、一个举措合乎当时的情势。他们又认为我们无[疑字]为、可以欺侮，后来还从其他方面察知了这一点；这样使他们吞噬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并逐渐助长了他们的强势，难道不是有原因的吗？如今陛下如果能够鉴察宣和年间招致敌寇的过失，把这一切全部反过来改正：摒弃声色之娱，远离防范佞臣，压制侥幸心理，戒除奢侈靡费，减少无节制的诛求，抚恤困敝残病的百姓，凡是可以振兴衰败、扶救危难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左右大臣如果能够承接陛下的意旨，深入探求靖康年间误国的弊病，把这一切全部纠正，收揽人心，振作士气，选择将帅，训练军队，考察地利，判断敌情，凡是可以挽救灾难、抵御祸患的事情，没有不去实行的。敌人既然凭借这些情况来窥伺并乘我们之危，也一定会凭借这些情况窥察我们，从而知道我们已经不可乘；既然凭借这些情况察知我们而欺侮我们，也一定会凭借这些情况察看我们，从而知道我们已经不可欺侮。我们也可以凭借这些来感动百姓，使百姓归服；遵循这些原则来统率众人、使用军队，使众人听从。道理一旦改变，士气也会随之改变；敌人难道会永远倚仗强势吗？我们难道会永远屈服于弱势吗？况且周世宗兴复中原时，契丹的势力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奋然兴起，以唐、晋的军队对付唐、晋的敌人，不经血刃便收复了三关，敌军连逃跑、遭受败北都来不及。强弱形势会发生变化，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我私下听说，两河的山寨、水寨百姓，动辄以万人计算；他们对敌人深入骨髓的怨恨，以及仰望、怀念祖宗二百年的德泽，已经长期盘结在心中。他们面向南方呼号，等待中国的救援，没有一天忘记我们。如果确实能够在国内切实实行前面所陈述的各项措施，又派人认真抚慰这些遗民，在外部收取并发挥他们的力量，几个月以后，再从容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我知道大势一旦扭转，就会像从千仞高处滚下圆石一样，势不可挡。王寻的军队不能说不多，但光武帝在昆阳击败了它；曹操的军队不能说不强，但周瑜在赤壁击败了它；苻坚的军队不能说不精锐，但谢玄在淝水使它溃败。事情如果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就不能确定中兴的日期。所谓应当做而又不能不赶紧做的事，就是这个道理。天下的形势在州郡，州郡能够形成有利形势，关键在将领和军队。自祖宗以来，治理河北、河东、陕西三边的办法，大略可以看出来。总的说来，要有统帅，任命将领，配属军队。以某郡作为帅府，就给它配备若干将领，配备若干军队。险要的地方应当怎样设置堡寨，防守抵御的士卒应当怎样屯驻？像这样防守，像这样作战，像这样分开，像这样合拢，都有一定的法则。从中央发出的命令，只是选择统帅、任命将领、出兵的节制而已。臣独自感到奇怪的是，自从战争兴起以后，我方疆土日益缩小，过去号称边面的地方，都逐渐迁成了腹地，而朝廷却从未按照三边的办法来治理。除了一两个大帅之外，其余州郡即使与敌境相接，仍然完全沿用太平时期的旧例。官吏只按簿籍登记，任用文官按照资历考核来担任守臣。他们早晚所从事的，仍然只是文书、诉讼，以及防备往来之间的事务。从未过问有没有将领，也从未知道军队有多少。突然遇到内部变乱、外部盗贼聚集时，才临时调出行在的军队去讨伐，事情结束后又恢复安然，把守边的固定法度抛在一边，办理并不紧急的事务，与从容无事的时候没有区别。掌管军队的不过是兵官、巡尉，充当士兵的不过是弓手和疲弱的士卒。幸而有些守臣凭自己的才干，或勉强能够招集军民，或僚属中偶有可用之人，但也都是各自出于私意求得自保。早晚所见的帅臣只是有名无实，一旦有事，战守没有人可以谋划，联合防御也无人听从命令。胜利了彼此不通报，失败了彼此不救援，像先前颍昌、蔡州等郡弃城逃跑一样，守臣通常不过以力量不足为借口，朝廷也无法追问。而近来濮州、冀州等地虽然能够坚守，外面却没有一兵一骑前来援助，最终也还是陷落。这样治理边面，敌人有什么可害怕的，怎么会不侵犯我们？臣希望赶快选取淮南京、东京、西三路中与敌人相近的要害州郡，完全按照从前三路极边的办法来治理。东面是郓州、徐州、南京，西面是颍州、寿州、和州，南面是唐州、襄州、荆南；各按距离远近设置军队数量，或让它们自行招募，或替它们分配隶属，并任命大将，与各路帅臣共同治理其中事务。选择一名亲近大臣中明敏、宏毅、忠信、深谋远虑的人担任总帅，对各地加以节制。小郡和偏将联结于大郡，大郡和将领联结于总帅。各州郡的一般事务，都任命其余官员担任守将，专门统领军事；各自把应做的事情分条上报朝廷，由朝廷选择可行的方案，颁发给总帅，再授予所属部队。敌人没有到来时应怎样防守？敌人到来后应怎样作战进攻？某州由某州援助，敌人进入某地后由某州牵制，都预先制定好谋划，经过长期按期训练，遇到缓急有事时，一经发动便全部实行。一定要使腹心之间可以互相倚靠，使手臂和手指一样彼此能够呼应。防守的，要像檀道济驻守寿阳；援助的，要像曹景宗驻守钟离；攻击的，要像韦叡驻守合肥；抵拒的，要像臧质驻守盱眙。即使现在人才少，未必都能得到这几个人那样的人才，但也不能不按照这个标准寻求和任用。即使不能战胜敌人，难道就会立即因为孤军弱小而奔溃、因为孤立无援而陷落吗？所谓不能不做而且必须赶快做的事，就是这个道理。保守江淮，是下策。既然敌人的形势还无法预测，我们也应当造成让敌人无法预测的局面。去年秋天臣刚开始获准入朝对答时，就曾论述：敌人或许会从河洛一带出兵，分兵击鼓前进，直趋襄阳、沔阳，横向占据荆州、渚宫一带，乘我方船只和士卒顺流而下，进逼江东，走王濬等人攻入吴国的路线，这是他们的上策。从许州、蔡州向南，出兵经过历阳，直接截断采石，进趋金陵，这是苏峻作乱于晋、我朝曹彬攻下江南所走的路线，这是他们的中策。

译当时河南和京东的许多州郡还存在，敌人的进退距离还远，所以姑且只从河洛说起。如今敌人已经不止满足于河洛，就更应当过分地加强防备，臣斗胆把详细情形说完。自古以来东南有事，从来没有不先从上游出动水军的，因为夺取我方依靠的是形势，而不是单纯的力量。王濬从益州到荆南，制造大船，把一百二十艘船连接起来，每艘可容纳二千多人，船上用木材筑成城堡，还能在上面奔驰战马。进军后，从巴丘十四天便到达牛渚。苏峻驻在历阳，就是今天的和州；他袭击姑孰、进军慈湖，大概就是今天太平州一带，从采石渡江。曹彬攻下李氏政权，也沿用了这些路线。敌人的骑兵去年春天已经到过汝州、蔡州。从汝州进入襄州到荆渚，从蔡州进入光州到历阳，本来并不困难；这样看来，长江的防守并不只有一条路线。不过这里还有一点可以说：王濬和曹彬都是中原人。王濬在益州造船，七年以后才完成；即使估计敌人取得荆南，形势也未必马上能够发展到这种程度。但如今敌人中有很多燕地人，粗略懂得文字，或许会暗中取得王濬留下的办法并加以仿效，再袭取苏峻的旧道，那也就不容易抵挡了。不过他们驱使我方百姓来使用，我们当然也可以用我方百姓来抵抗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如果敌人想自行谋划，放弃鞍马而从事舟船，舍弃自己的长处而使用短处，那么在我看来，平原和水陆形势有利的一面，终究还是多得多的。只是控制扼守这些地方要看怎样安排。臣曾经建议，想把鄂州和荆南另外划为一路，在那里设置帅府；这实际上是控制上游的要害，也是襄汉出兵所经过的地方。吴国孙氏曾经在那里建都来抵御魏国，唐朝起初设置岳州、鄂州观察使，后来升为节度使，其用意是很明显的。至于镇江、金陵，唐朝的韩滉最值得作为近代的先例：他修筑石头城五座，修治船坞和营垒，从建业直到京岘，楼台和城堞彼此相望。建业就是金陵，京岘就是镇江境内。他制造楼船三千艘，率领水军从海门出发大规模阅兵，到达申浦，又与扬州的陈少防率甲士三千抵达江边，在金山防守。朱泚作乱时，东南依靠这些部署而安定。如今皇上如果驻跸两浙，镇江、金陵尤其应当首先整治。水军的治理和训练已经很久没有讲求了，去年冬天虽然曾在镇江招募海船四百多艘，但没有听说战阵训练很严格。镇江的军队只可以用于镇江，还没有看出金陵应当怎样防备上游。江东的防备，应当用江东的船只和人员来承担。况且镇江只有子城而没有外城，从来没有没有城郭却能够守住险要的。如今如果赶快把鄂州、荆南各自划为一路，在上游抵抗敌人，同时命令镇江、金陵、扬州三位帅臣大力仿照韩滉的旧例修治防务，一直做到下游，那么敌人衡量地势的利弊、比较双方技艺的长短后，一定会派人窥探而知道畏惧。这就是所谓不得已而预先准备。恭敬地想，陛下凭圣明神武的资质，承受中兴国家的大业，亲身经历艰难辛劳，克制自己而希望治理好国家；您深谋远虑、反复顾念，理应没有什么考虑不到的。今天又因为敌势逼迫，向众人询问。《易经》说：“天地安排了位置，圣人成就了天地的功能。人谋、鬼谋，百姓也参与其中。”圣人成就天地的功能，并与天地并立其间，不过是明处依靠人的谋划，幽处依靠鬼神的谋划；而百姓的安危，就是天下的安危。既然尽用人的谋划，使众人共同承担安危，那么对内可以保全自己，对外可以保全天下，百姓谁会舍弃这种办法呢？《洪范》九畴中第七畴“稽疑”说：“你有重大疑问，就先谋划于内心，再谋划于卿士、庶人以及卜筮。如果你听从龟兆、筮兆、卿士和庶民的意见，这就叫大同。”自身康强，子孙也会遇到吉祥。广泛谋询众人、考察疑难的方法，效果大概就是这样。陛下既然采用这个方法，就不能不追求这样的效果。依臣所见，这些都是通常的智慧，大家共同能够察知，利害得失显然容易明白。臣私下估计，陛下也曾经在胸中反复谋划过了。如今卿士们的意见，也可能有与臣相同的。陛下果真已经在胸中谋划过，臣又说出了这些，卿士们又与臣意见相同，那么希望陛下果断决定并坚决实行。虽然如此，陛下莫非因为正在祈请二圣回归吗？文虚中出使尚未回来，或许认为和议可以依靠，因而不愿再次引发战争？臣认为不是这样。靖康年间之所以拖延日久，不能奋力准备，正是因为耿南仲坚持和议，落入敌人的计谋却没有醒悟。如今文虚中的请求能否成功还不知道，怎么可以放下眼前的紧急事务，等待万里之外的消息？何不暂且保留这种说法而不废弃，即使侥幸成功，也不过是白白做了防备；如果不能成功，本来就不会后悔。即使一定要迎回二圣，如果我方形势不先强盛，敌人难道会立即顺从吗？如今我们只是自行准备，并不是受到敌人逼迫；只要我方不主动交锋，就不能说是重新开启战端。臣才智见识平庸浅陋，思虑短浅狭窄，不足以仰承圣明诏问，但忧国爱君的诚心实在无比恳切，惟愿陛下施恩采纳选择。绍兴八年，梦得担任临安府洞霄宫提举，上奏说：“臣本月十八日戌时，接到尚书省递送来的公文，敬承圣上恩赐臣诏书一道。因为敌人刚刚退去，陛下深深思考善后之计，俯身询问攻战的利处、守备的适宜、处置的办法以及安抚怀柔的策略，特意向臣征询。臣资质朽钝，见识思虑偏浅，不足以上助国家的大议。然而想到前些年臣从闲散废置之中被擢用，突然承蒙圣上知遇，超越众人，滥参与政事。臣虽然奇穷暗拙，但侍奉圣上的日子没有间断；而陛下的眷顾、知遇和擢拔，是天地生成万物的恩赐，实在与众人不同。臣铭刻在肺腑之中，长久不知如何报答，日夜惭愧辜负，几乎无地自容。近来逆臣刘豫竟敢挟持金人出兵，向内侵侮；臣虽有犬马般的忠诚，不能胜过心中的忠愤，但臣职在防地，朝廷的整体谋划不是臣所能预知的，因此不敢越职妄言，只依照职守应当办理的事项，私下献上末等的意见。如今敌军败亡，王师威势才开始震动天下，陛下天生神武，坐镇而制服强敌之后，仍然心怀谦慎，广泛询问群臣意见，不遗漏长远的防备，曲意记取臣孤陋的意见。这说明陛下战胜而不自夸，功成而不自居，舍弃己见而听从众人，至诚乐于与众人共同治理的心意，必将向上追寻尧、舜、文王、武王治国的用心，以恢复祖宗时代的盛业。

译在这种时候如果还不发言，臣的罪过就太大了。臣斗胆竭尽内心所知，姑且试着贡献万分之一，惟愿陛下施恩采择。臣听说《洪范》讲人君的三种德行：一是正直，二是刚强，三是柔和。天下的变化无穷无尽，古代帝王驾驭它们，不过有两种办法。假如不是太平安康的时代，遇到强暴而不友善的，就用刚强制服；遇到和顺友善的，就用柔和化解，仅此而已。自陛下即位到现在，敌人总共三次入侵：第一次冲突一直到维扬，临近长江却不敢渡江；第二年渡江到达钱塘、四明，回去后扶立刘豫；如今终于与刘豫合谋，合并军队长驱直入。敌人当初来到江边却不敢渡江，大概是不能不畏惧我方；他们放弃而不据守，所以第二年又制定南渡的计划。但那时仍不敢有意图于中原。敌人回去以后，我方没有立即安抚平定，也搁置不问达数月，所以他们才开始萌生奸计，夺取中原土地交给刘豫。我方又放任不与他们争夺，仓促划分疆界，把刘豫真当作邻国，拖延退避，敌人入侵却不能攻击，归顺的人也不敢接纳。刘豫在上面骄横，百姓在下面与我方断绝，因此他安然自以为得志，再无顾忌，暗中引导敌人图谋侥幸。我方越退，敌人越进；我方越怯，敌人越强。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大概是我们的谋臣失策，而一味采用柔和办法的结果。假如维扬之战以后能够有所防御，本来就不会有钱塘、四明之战；钱塘、四明之战以后能够有所防御，本来就不会有今天的战事。如今幸亏依靠陛下睿智英武，赫然独断，出乎敌人意料，决定亲自出征，所以敌人的凶焰首先被摧毁，狼狈失措，长期拖延后终于逃走；历年的损失，在一天之内得到纠正，天下谁不鼓舞感悦？刘豫的计谋已经穷尽，敌人的气势已经震慑，这正是陛下大力渡过艰难、重新采用刚强办法的时候，不能不乘此机会完成中兴王业。臣以前曾妄自认为，收复大统、平定中原，应当从这里开始，确实就是在等待这个时机。不过办事应当有次序，大概有进讨的策略，也有招纳的策略。几路军队同时进攻，一举荡平敌人，这是进讨的策略；广泛施行仁德之意，依次使他们归附，这是招纳的策略。只进讨而不招纳，或只招纳而不进讨，都难免有所偏失。为什么呢？进讨的策略，如果军队不强、将领未选好、财物不充足、粮食不足，就不能立即发动。招纳的策略，只要顺应人心，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几年来，想以郡归附的有海州这样的，想以县归附的有宿迁这样的，率领众人归附的，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也没有一天停止过。陛下察知这种人心，难道曾有一天忘记本朝吗？如果我方进讨所需的条件全都同时准备好并加以使用，本来并不困难。如果还没有做到，那么就先行招纳，随后进讨，自然不会失去次序。臣请求把这件事说明。臣前些年在江东任职，最详细地了解刘豫的真实情况。刘豫庸劣平凡，年过七十；他的儿子刘璘狂妄悖逆、残酷刻薄，尤其不能使属下服从，自行实行什一法，向百姓征收重税，对外用来供奉敌人，每年耗费三百多万，又远道侍奉关中，耗竭内地财力。百姓困于贪暴，痛苦深入骨髓，日夜伸长脖子盼望王师到来。他们告诉我方的人，有的说：天兵赶快在今年以内到来，否则人心就会松懈；有的说：我们不是甘心顺从番人，只要大军来主持收取我们，我们没有不归附的。这些话人人都听说过。如今敌人又以十多万军队屯聚防守一百多天，各路骚扰不安，强壮的被签发为签军，弱小的被集中起来转运粮饷，各种调度都必须从各处搜刮，绝不是刘豫平时所能办妥的，全都要靠征敛来供给。士卒扛戈披甲，三个冬季在野外暴露，不仅百姓怨恨，士兵也会怨恨；不仅刘豫困窘，敌人也会困窘。如果陛下以天地般广大的恩德，无边无际地覆盖他们，把所有跟从伪政权的人都洗涤更新，允许他们前来归附，谁敢不听从呢？” 等到他们昏乱而不恭顺、仍然心存观望时，就对他们施加军威，谁敢不服？臣希望陛下与大臣们仔细商议，确定这两种办法；先颁下哀痛的诏书，向伪境百姓开诚晓谕，逐一叙述过去没有立即安抚平定他们的原因，深深自我责备。诏书可以说：不是百姓忘记了我，而是我自己失去了他们。追究他们陷落敌境的原因，是出于不得已；让他们都明白陛下对待他们与刘豫父子的态度不同。然后立即制定赏格来招募归附者：以州投降的，授予州的职任；以县投降的，授予县的职任；挺身而出或率众归来的，都安排使他们不失去原有的地位。命令边地官吏多多招募诚实可靠的人，深入境内传达告谕；或派说客、辩士，根据各人的情况去打动他们，一定会有人接连送来归顺文书。像海州、宿迁这样的，这是不用流血就坐等收复土地的办法。还要更加告诫有关官署，训练将士，储备粮饷。如果秋冬之间敌人与刘豫再次来犯，不过是前进就攻战，退后就防守罢了；前些日子已经发生的事实，本来就足以证明。如果敌人与刘豫不来，而我方百姓仍然畏惧敌人、不肯立即听从，那么就等到我方进讨的准备进一步完备，向各路再次申明命令，约定日期同时出兵，深入敌境；他们谁肯始终舍弃顺从而归附，舍弃宽仁而跟随残虐呢？刘豫孤身独立，众叛亲离，只要再给他一些岁月，不是被我方擒获，就是刘豫一定会抛弃一切逃奔敌人。或者我方百姓中会有人图谋刘豫并把他献上，这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形势。以上两项建议实行之后，陛下诏令臣说明四件事，下面就分别包含在其中。所谓攻战的利处，就是看见可以攻就攻，看见可以战就战，不能预先一概说定。但只要纪律修明，士气奋发，将帅乐于为国效力，不心怀顾虑退缩，胜利了不骄傲，不被任用也不懈怠，那么我方就有常胜的办法。如今军队的勇猛精锐已非往日可比，但仍担心疲弱冗余的士卒没有全部淘汰，骄纵懈怠的人没有严加收束，将帅人才仍不够广泛。自从战争兴起，号称士兵的都是大将自行招募的人员和招安来的盗贼，只重数量而不重精良；偏将副将也从这些人中选出，朝廷只是借用他们，从未另外考察选拔。臣希望稍微修订军法，把前后号令和约束的增损，制定为法制来整顿军队；逐渐让各军自行淘汰不堪使用的人，诛罚不守纪律的人。统制、统领官各自把部下的才能和功劳资历上报，朝廷再加以审查核实，适时选拔其中优秀者授予职事，或让他们独当一面。这样军队和将领没有滥竽充数，法令严明肃整，军队的开合进退由上面掌握，权力不偏重于一方，那么到哪里会不能取胜呢？所谓守备的适宜，就是防秋、防冬的事务。过去是宣布戒严时才办理，解除戒严时就废弃，从来没有在无事之日修治，因此事情发生后才临时谋划，也大多只是苟且应付、徒具文书形式。

译所谓防守的要害，没有比选择合适的人更重要的。近些年来，有时专门把防务交给武夫，有时从犯过罪的官吏中选取，有时姑且录用某人而不问他的长处。即使侥幸选到合适的人，有的又调动迁徙没有定规，有的不给他军队，有的虽有军队却没有粮食；至于邻近各地如何互相策应、牵制，彼此形成犄角之势，也从来没有预先讲求。最严重的祸害，是侦察烽候不明。往年维扬的军队驻在泗州，尚且怀疑敌人已经到来；这次却等到承州进入境内以后才知道。大军集结防守数月，敌人已经行动、越过数千里到达，尚且不能及时察知，何况其他地方呢？臣希望凡是应当守御的地方，都赶快选择人员分别负责，按照防守范围的大小给他们配备军队。给军队就一定要使粮食充足，并让各自分条上报方略：能够自行防守的应怎样防守，自行防守不足的应怎样援助？凡山川险易、道路远近、镇戍防备的疏密、控制扼守的缓急，都详细考察其中一二；由朝廷与大将共同谋划，选择便利而确实可行的方案，授予各地作为固定法则。无事时就进行演习，有警时就实行；适当给他们一些权力，使他们充分防备；延长任期，以考核他们的成效。另行制定侦探报告的办法，广泛招募人员，不必拘泥于同一种身份，使敌情的虚实、进退都能预先知道，不再有来不及应对的地方，这样还有什么地方守不牢呢？所谓处置安排的办法，项目很多，但最重要、最优先的没有超过财用。如今朝廷的军队交给各路大将统领，这些军队都不是太平时期原有的，而粮饷调度仍按有关官署的常规办法责成转运使办理，否则就拿出内库积存的钱财来接济。假如有非常时期的用度，就临时筹划，有时不免向百姓征取；始终没有一定的制度，这怎么能够长久维持？天下的财物并不是不足，只是年久以来法制弊坏，废弃而不实行，至于因时制宜的办法也没有讲求。唐朝制度把各道贡赋分为三类：有上供，有留州，有送使。本朝大体沿用这一制度；上供以外，留州是各州自行使用的，送使是转运使所掌管的。唐朝制度把财用贯通为一体，本朝转运使掌管的并不是两税的正常收入，其他收入也都另归各司。自从战争兴起，职守不严，事情多用权宜办法办理；监司一味侵夺，州县一味隐藏，姑且满足眼前需要，渐渐产生欺骗和弊端。大概上供尚且还有亏缺，其余遗漏、损失和陷没的财物，朝廷甚至没有完全察觉。臣私下认为，应该把天下各司所掌管的财赋全部取来，核实实际数目，再逐步加以分类，严格区分上供、留州、送使。凡是行在的固定支出，应由上供财物交给户部负责；各镇大将每月所需的供给，应由送使财物责成转运使供应。另设一个机构，把其余财赋全部总管起来；哪怕一文钱以上，也都由它统一掌握，全面知道数目并加以调度。户部和转运使不足的，就从其他方面调取来均衡接济；这些财物都登记起来，以等待非常时期使用。核对虚实，稽查出入；凡是法令应当变通的地方，职守应当分开的地方，都要明确处理。凡是合于利害、应当兴办或变革的事项，凡是财物有无、应当增加或削减的地方，凡是应当保存并封存的，凡是应当转运并调拨的，以及非常时期不受通常法令拘束的财物，都一并交给这个机构。朝廷只掌握是否可行的节度和取予的尺度。事情有专门负责的人，而权力又不分散，那么无论缓急都可以及时办成。所谓安抚怀柔的策略，就是招纳的策略既然已经实行，大的方面本来已经完成；还要命令边地官吏，对尚未收复的地方不要轻易侵扰，等待他们归来；对已经收复的地方，多次颁下诏令，免除他们的困苦，以安慰他们的心；不时派遣使者，用温和的言辞开导他们、沟通他们的意愿；使商业流通兴旺，救济他们的匮乏断绝；查察伤害百姓的官吏，把他们罢免；对迁徙回来恢复旧业的人，酌量借给他们种粮。刘豫如果还敢前来争夺，就出兵抵御他的辖境；对率领众人归来的人，按人数多少授予邻近逃亡绝户的田地；原来有官职的，恢复其官职；有才能的，适时提拔任用。这样，留下的人不失去安居之所，归来的人也不失去归宿。论说刘豫的事情以及如何对待中原，大体不过如此。至于敌人的变化诡诈，则无法全部预测。有人说，敌人沉溺于用武已经二十多年，武乞迈和尼雅满分割国土、彼此并处，自然互相牵制；契丹也有兴起之势，但其国已经衰弱，正是上天要灭亡它的时候，一定不能再次出兵来报复我们。有人说，他们想要吞噬我们已经很久了，正凭借屡次胜利的资势兼并占有燕、晋，困兽尚且要争斗，难道会因为一次失败就不再较量？刘豫本来对敌人没有功劳，与敌人并非有亲密牢固的关系；敌人引导他前来，如果不能成功而归，或许会惩罚他的轻率妄动，另行废立；或许会害怕而改变谋划，另出奇诡之计。这些都无法知道。然而臣曾经说过，自古以来中原与边远异族本来并不互相决定盛衰。匈奴在北方强盛，到冒顿时更加炽盛；汉高帝曾率三十万军队在平城被围，仅仅自己逃脱，但这并不妨碍后来降服匈奴。汉高祖诛灭子婴、项籍而拥有天下；到了元帝、成帝时期，五个单于争夺王位，呼韩邪单于来朝，汉朝还为他改元，此后匈奴不再能够窥伺边境，而汉朝也从此因受权臣控制而衰弱。突厥在隋朝末年能够控制弓弦百万，群盗全都向它称臣，唐高祖还借始毕可汗的兵力平定祸乱，也向他屈服；但这并不妨碍唐朝父子同时兴起，建立数代的功业。到了唐宣宗、懿宗以后，向来所忧患的吐蕃已经破败离析，带着数十州接连投降，而唐朝也因受藩镇逼迫而灭亡。中原与外域不同，天本来就把它们隔开；两者都强盛时不能互相倾覆，两者都衰弱时也不能互相救助。确实有汉高帝、唐高祖这样的父子，即使冒顿、始毕强盛又有什么妨害？即使像五单于那样纷乱，像吐蕃那样残灭，对元帝、成帝、宣宗、懿宗时期的局势又有什么补益呢？” 自靖康以来，治理国政常常忧虑把敌人的盛衰当作我方的强弱，因此办事处处受到束缚，不能尽力施行。如今敌人在万里之外，既然不能确定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那么也不必观察敌人以后才采取行动。陛下以至诚不息的心志，每天更新盛德，在上面振兴国政；大小臣子都怀有忠良之心，国事在先而忘记家庭，公义在先而忘记私利，在下面奔走效力，修明各项政务，共同成就国内的治理，那么敌人即使强大，也不足以畏惧，何况刘豫呢？二圣尚未归来，陛下圣明孝心纯厚，必然对敌人有深切挂念。然而连年派遣使者，起初一直没有掌握关键；如今战端由敌人挑起，我方本来有理由，如果不派使者去震慑他们，使他们怎么能够害怕并悔改停止祸乱？臣长久隐居田野，不了解时事，所见如从管中窥天，实在迂腐浅陋，冒犯天威，惶恐畏惧、忧惧不安到了极点。

译绍兴二年，平民吴伸上书说：“臣曾读太史公叙述平民王蠋的事，在《田单列传》的赞语中说：‘从前燕国刚刚进入齐国，听说王蠋贤能，便命令军中环绕画邑三十里不许进入。不久又派人对王蠋说：齐人多称道您的义行，我想任您为将，封给您万户。’王蠋坚决推辞。燕人说：‘您如果不听从，我就率领三军屠杀画邑。’王蠋听了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贞女不改嫁两个丈夫，我难道要帮助桀那样的暴君作恶吗？’于是把脖子挂在树枝上，自尽断颈而死。’臣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卷流泪，扼腕长叹。为什么齐国只是一个小国，尚且有这样慷慨忠义的人？如今天下这样大，四海这样广，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何况天下的士人，自崇宁、观文等时期以来，普遍受到国家的教育和养育；即使在山林、田野、岩谷、海边，也没有不承受国家长久养育和恩德的。难道大国的士人反而不如小国的平民吗？臣本来就对此有意。如今臣极其贫穷而且卑贱，起初就不是把富贵放在心上，也不是把爵禄放在念头里；又不是想凭几句话侥幸得到陛下任用，随后求取赏赐。推究臣的内心，实在没有丝毫非分企求。况且臣在近世曾多次立功，也从未论功求取仕进。那么今天所说的话并非有意求取爵位赏赐，这是很明显的。无意于爵赏却还要进言，原因没有别的，是臣担心后世万代会责怪我圣宋没有忠臣义士，所以把臣所听到、所见到的事情全部拿来，尽臣的忠心，竭臣的愚见，为陛下陈述。伏望天子的慈爱，完全赐予明察，不只是臣一人的幸运，也将是社稷的福分、天下百姓的幸运。”臣私下观察，陛下有孝悌的大德，可是二帝的消息却不能通达；陛下有商汤、周武王般的圣明，可是敌国的凌辱却没有停止；陛下有太王那样极大的仁德，可是土地的封疆却日益削减；陛下亲自实行尧舜般的节俭，可是国家用度的财富却不充裕；陛下震动如雷霆的天威，可是盗贼的锋芒仍未收敛。这五件事，不只是臣可以对此疑惑，即使三尺高的儿童有一点知识见识，也会感到困惑。为什么二帝的消息不能通达？臣私下认为，并不是陛下忘记父兄被迁徙远去，也不是大臣忘记君父的恩德，大概是人的力量有所达不到，思虑有所未周全。臣私下观察，赵王进入燕国时，派出十批使者，既不能把国家的声音传达出去，也不能在国外保全自身。当时朝廷中像张耳、陈余这一类人，并不是不贤能，也不是没有谋略，只是单单比不上一个厮养，能够用几句话说服燕国，最终和他的君主一起乘车回来。如今两国的灾难还没有解除，鼎立的形势却已经形成；即使使者派出几十批，金帛送出几十万，能够免于伪齐的盗害吗？派遣使者不如使用厮养，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敌国不断凌辱我们，臣私下认为，是陛下忍受小耻辱过分，向小小的敌人显示怯弱过甚。敌人的性情飘忽飞扬，如果我们避让，他们就会乘势凌逼。臣私下观察，苻坚凌辱晋国时，出动百万军队，力量足以移动山岳，马鞭足以填塞江河；谢玄用谋略挫败他，使他在淝水失败。如果当时忍受耻辱、显示怯弱，奔逃避让，沿长江向南迁徙，就会成为前秦的属郡了。所以古人说：可以用谋略取胜，却难以用力量使对方屈服。由此看来，即使得到十万善战的将士，也不如得到一个有谋略的士人。土地封疆日益削减，臣私下认为，是陛下把边疆看得太轻，把任用藩屏之臣看得太容易。臣私下观察，越王勾践从吴国逃脱后，曾卧薪尝胆来使内心受苦，任用贤能来扩大谋略，即使一饮一食也没有不把灭吴作为念头；所以当时他的耻辱虽然很大，国家疆土虽然被削减，几年之间仍恢复了疆域，洗雪了耻辱。如今陛下治理国政，像大夫种那样的人在哪里呢？托付军队事务，像范蠡那样的人在哪里呢？然而陛下多次迁移车驾离开原地，百姓跟随陛下，如同归赴集市，这一点即使太王的仁德也不过如此。从前太王离开邠地前往岐山，如今陛下离开汴京前往吴越，行迹确实相似，但谋划却不同。臣没有看到陛下有开辟土地、收复父兄之仇的心愿，这就是臣日夜叹息、为之不平的原因。国家用度的财富不充裕，臣私下认为，是因为陛下把千里之地托付给了不合适的人，四方土地又有很多荒废。臣私下观察，司马宣王辅佐魏国时，先扩大耕地、储备粮食，然后谋划消灭贼寇。当时邓艾提出兴修济河的意见，又陈述屯田的好处，说可以用二万人在淮河北岸屯田，二万人在淮河南岸屯田，共四万人一边耕种、一边守卫，每年收入稻米五百万斛，可以供十万军队食用一年。臣私下看到，今天从常州、润州直到边界，直至大江，放眼百里全都成了荒墟；所谓良田，不知道还有多少十顷；从淮河向南，荒芜的田地又不知道有多少千顷。疲弱士卒已经很多，冗余官员又没有减少，如果在这个时候一边耕种、一边作战，那么军粮还担心不足吗？盗贼的锋芒不能止息，臣私下认为，是陛下姑息宽容的恩德太厚，而诛杀惩治的威势没有张扬。臣私下观察，宓子贱治理单父时，齐国军队来侵犯，鲁国人来不及自己收割麦子，父老请求让百姓出去收割，宓子不答应，并且说：‘今年失去麦子，明年还可以播种；如果让不耕种的人也能得到麦子，那么百姓就会乐于有盗寇。’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如今盗贼还没有平定，也有乐于依附盗寇的一类人。臣私下认为，盗贼不能不消灭。从前光武帝中兴，也没有不把讨伐盗贼放在首位的。所以杀掉他们，他们就会畏惧而自行停止；招安他们，他们就会安稳下来而再次反叛。臣认为用盗贼去攻打盗贼，那么草寇没有理由不能平定。这五件事虽然像是国家的紧急事务，但仍不足以让陛下真正明白国家轻重。臣又看到国势危急，如同堆叠的鸡蛋，百姓有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臣早晚为此胆寒。臣私下听说太祖皇帝拥有天下时，完全占有九州，席卷八方。东面延伸到海，西面覆盖到流沙，北面抵达单于，南面到达交趾。四方四隅，没有不称臣服从的。当四方异族还没有归附之初，太祖只有中原；钱俶望见风声便献纳土地，因此设置五王宅等待他自己到来。后来李昱想以臣属身份请求充当藩屏，派使者来请命。

译太祖皇帝说：‘天下不能有两个太阳，殿庭之上，哪里能容得下打鼾睡觉的人？’这显然是要使天下归于一家、让中原只有一个君主。创立这样的基业，传给十位皇帝，可以说是极其兴盛。太平日子长久以后，偶然因为边臣失守，导致敌人长驱直入。幸赖祖宗的神灵和社稷的福佑，使亿万百姓可以托付于陛下。当时陛下在南都兴起，天下人都知道陛下孝顺慈爱，不忍父兄远远流徙，却居住在已经攻破的城池中。如今长期驻跸在东南一隅，臣私下对此替陛下感到疑惑。不知陛下是想恢复祖宗原有的基业，还是只想像东晋那样偏安南方？臣私下认为，如果恢复祖宗的基业，陛下就有万世垂统的根基；如果只满足于东晋式的南方据守，那么不过拥有百年的国运。然而即使只作百年的打算，也恐怕土地日益削减、社稷日益危险，未必能够安稳百年。臣听说从淮河向北，现今都属于伪齐。自古以来边远异族不能真正拥有中原，这不过是金人利用中原人来进攻中原罢了。近来论者一定说朝廷依靠伪齐作为藩篱，来抵挡金人。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边境的祸患，祸患在手足；中原的祸患，祸患在心腹。不知道那些论者将要说：伪齐如今不做盗贼，能保证它的儿子不做盗贼吗？又能保证它的孙子不做盗贼吗？不知道伪齐等金人平定天下以后，会不会去掉僭越伪称的大号，归还原有疆土？还是要割据中原，长期借用而不归还？如果说臣下不能讨伐君主，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要兼并天下？如果说各国可以并立，那么隋高祖为什么要擒获陈叔宝？这完全是因为形势决定：势不两立，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从前秦、齐强盛时，尚且不敢长久僭称帝号。如今金人窃取我朝的名器，不授给别人，却单独授给刘豫，由此可知刘豫必定用奸计替金人谋划。既然成为他们的谋主，他没有臣子的心意，就很明显了。何况臣下的地位和君主的尊贵，不能相提并论。他肯舍弃尊贵而处于卑下吗？由此可知刘豫不会再送来归顺文书，也很明显了。臣曾经把这比作大户人家：把厅堂内室的深处借给别人居住，自己却处在门廊的角落；那么住在厅堂内室的人，难道会没有吞并门廊的心思吗？如今刘豫之所以说谦卑的话、表示退让，只是因为人心还没有归附、羽翼还没有丰满罢了。即使刘豫只想割据一方，难道不也是为奸雄开创基业吗？何况自古南北强弱胜负的形势，只见北方兼并南方，没有听说南方兼并北方的。臣私下观察，国家所看重的有三件事。从前神祖留意太学，大概是想笼络天下的英才贤士，同时网罗天下的奸雄。陛下驻跸维扬时，还有随驾的学生；如今全都罢遣了，而刘豫却兴办学校来招纳众多士人，这显然是在诱引陛下的英才。如今各军的士卒，都是河北、山东人；他们起初只是因为受金人苦害，所以到南方苟且求生，盼望得到陛下微薄的粮食供养。前两年，军粮都还充足；近来臣私下听说，像刘光世军中的士卒，一个月的粮食有时缺少一半，街巷中私下都说：‘健壮的士兵还不如乞丐。’人人都怀有离开的心思，全都有逃跑的打算。而刘豫大肆张扬声势，广泛显示富足，减少刑罚，减轻赋税，使军队安定、百姓安宁。那些思念故乡的人一旦听到这些，难道不会动心吗？这显然是在诱引陛下的士卒。南北往来的商人多得像织布一样，刘豫厚加商业利益，出售我方货物，关市不征税，商业往来不设禁令。既然开通了商人的道路，便会混杂五间之徒。古人即使夷平关隘、折断符传，作为使者尚且不能相通，何况如今往来完全不加禁止呢？臣私下看到，朝廷内外的事情无论大小，往往都能预先知道；这没有别的原因，正是借助商人往来的便利所致。如果顺着商人的便利行事，那就是在诱使陛下出行，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诱使陛下身边的英才，就能取得他们的谋划；诱使陛下的士卒，就能利用他们作战；诱使陛下的行旅，就能探知国家的虚实。臣私下看到，中原士子中不通过科举而入仕的，往往不能列入仕籍。至于贫寒卑贱的士人，即使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如果没有左右近臣事先替他引荐，就没有机会来到陛下面前，那么那些爱好名声、贪图俸禄的人，难道不会有像齐国人那样的心思吗？臣私下看到，中原士卒吃饱时还稍微安定，挨饿时便心生离叛；怀念故乡、贪恋乐土，是人之常情，何况他们还牵挂着祖坟，追逐着自己的嗜欲。如今把他们从北方迁到南方，年长日久而不能回去，那些怀念故土的人，难道不会有像齐国人那样的心思吗？臣私下看到，中原商人近来因为军务兴起，所受征求增加了百倍；担任监官的人把奉承上级当作本心，把刻薄剥削当作志向，行旅商人怨恨痛苦，深入骨髓，因此百货不再流通，商税又加倍。至于伪齐向百姓征取财物还有一定制度，那些贪利而不知羞耻的人，难道不会有像齐国人那样的心思吗？这三类人全都有离叛之心，陛下的国势就会一天比一天孤立危急。臣又看到刘麟狂妄放肆，尤其凶狠乖戾；他那里父子之间多有异同，但悖逆之心却一致。僭越伪立已经两年，鼎立之势已经形成。如今刘豫不自量力，常常把自己比作周文王，却把祸患交给刘麟。陛下如果稍微拖延时日，他将先收拢民心，使粮食充足、军队强盛，形势逐渐稳固，那么中原就再也不会归陛下所有了。中原既然丧失，伪齐反而可以窃取太祖皇帝完全占有中原、坐收四方的策略。臣又听说金人的重兵全都趋向陕西，志在吞并蜀地。万一不幸蜀地发生变故，他们将顺流而下，水军、陆军一同推进，那么陛下难道还能再有乘桴渡江的行动吗？臣听说兵法有言：‘我不想交战，即使画地为守，也使敌人无法同我交战，这是扰乱敌人进攻方向的办法。’臣私下认为，先平定伪齐，就是扰乱敌人进攻方向。何况伪齐徒有声势而没有实力，如果立即讨伐它，就像摧毁枯木、拉断朽枝一样容易。古人说：‘现在不取，后世一定会成为子孙的忧患。’如今的伪齐如果不赶快平定，不仅会成为子孙的祸患，我认为也会成为陛下的忧患。臣恭敬地看到，九月有彗星出现在东南，陛下发布大赦诏书，并在诏文中自我责备，可以说是上天深深畏惧天戒了。臣虽然不懂天文，却怀疑这并不是灾异，如何可以说明呢？从前楚国将领公子心想同齐国交战，当时有彗星出现，彗尾指向齐国，占卜者说：‘彗尾所指向的地方会获胜。’

译齐国仗恃彗尾指向自己而不作防备，所以遭到惨败。如今彗尾指向东南，这就是所谓取得胜利的条件。如果不顺应天时制胜，臣恐怕又会像当年的齐国一样。因此说：‘上天赐予的机会不取，反而会受到上天的责罚。’臣考察东南地区，本来就不是帝王建都之地；历考古今，从未有在此占卜建都而国运长久的。为什么呢？西北地区土厚水深，东南地区山秀水清。土厚，所以山高；水深，所以水流长。从古至今，在西北建都的，有的超过十代；而在东南僭越称号的，没有超过一百年，这也是土地厚薄、水流深浅造成的。何况吴越之地，形势尤其浅薄，实在不是帝王驻跸之地。万一尚未收复神京，建康这座古都也可以暂时供銮舆驻留。臣希望陛下整顿我朝六军，张扬天威，特意回转圣驾，临幸秣陵，希望逐渐向中原进发，不要长久居住在海边。过去孟子说：‘王者应当居中于天下而建立都城，使四海百姓安定。’所以汉高祖采用刘敬的策略，唐神尧皇帝听从太宗的谋划，因而享有国祚日久。臣私下观察，自古帝王兴起，兵权从未轻易交给别人；如汉高帝、光武帝，都亲自统率六军。唯独唐朝末年藩镇权力过重，所以酿成朱全忠之祸。如今陛下亲自统率的军队，还没有藩镇军队多，臣私下对此忧虑。臣希望陛下选拔训练士卒，修治兵器铠甲，亲自征讨不服从朝廷的人，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这样无论擒获还是释放，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兵权也不会被夺走。臣私下看陛下的军队，尚有一百万人，其中精锐之士又有数万人。如果倾全国之力出师，又不知有多少万；或者合力北伐，父兄的仇可以报，中兴的大业也可以谋求。臣再次希望陛下早日决定天谋，像晋朝平定吴国、唐朝讨伐蔡州那样，由陛下亲自决断，不要容许众人议论牵制。何况有利于君主的事，必定不利于臣下；有利于臣下的事，必定不利于君主。臣下奔赴敌阵作战，与坐在家中享受安逸，安危完全不同，难道会舍弃安逸而选择危险吗？如今逃避不出兵，拖延岁月，都是臣下为自己谋求安逸的办法。然而臣下安全了，君主却将陷入危险。这正是所谓‘有利于臣下，必定不利于君主’。古人说：‘用兵只听说笨拙但求速胜，未见有巧妙而能长久拖延的。’如今讨伐伪齐的策略，万一稍微迟延几年，事情必定不能成功。为什么这样说呢？金人所贪图的是玉帛和妇女；譬如蜀中富庶，远近都知道，敌人一直在留意，必定会集中兵力进攻东北地区，那里驻扎的兵力一定很少。再加上他们既然扶立了伪齐，必定把伪齐当作依靠，何况他们一向欺骗并轻视我们怯弱，绝不会有所防备。这是上天把中原归还陛下，明白无疑了。兵法说：‘进攻没有防备的地方，出现在敌人意料之外，这是全胜的办法。’国家的安危，就在这一举。陛下如果仍然犹豫不决，金人取得蜀地后，必定还会扶立僭伪政权，占据一方而建立国家。陛下的土地只剩东南，即使有智谋之臣，也知道不能妥善处理后果了。臣听说：做王的人可以进升为帝，做帝的人却不能再降为王。万一只剩东南，不过是做一个小国的君主，那就离帝王之业很远了。臣希望陛下不要说力量还未达到、时机还未成熟，因循苟安，以拥有东南为满足；臣恐怕这会酿成大祸。应当把归命侯、长城公安于现状的言论作为警戒。臣私下观察周朝衰亡之末，战国诸侯纵横争斗，却没有谁敢僭越帝位。如今刘豫首先成为祸乱的源头，自古首先作乱的人即使不能成事，臣也恐怕会像商汤、周武王驱逐百姓那样，桀、纣就是被驱逐的对象。再看他的姓名又与南宋相应，这也值得忧虑。陛下即使想暂且忍耐而容纳他，又将宗庙社稷置于何地？又将天下百姓置于何地？何况刘光世、韩世忠都拥有重兵，长期驻扎在江左，坐享粮饷而造成耗费，对国家有损。如果立即北伐，正是所谓从敌人那里取得粮食。伏望陛下痛切地考察臣所说的话，对上以祖宗创业的艰难为念，对下以百姓惨遭涂炭为忧，像勾践准备杀死妻子、焚烧珍宝器物时那样焚舟决战，向三军发誓要交战到底、同生共死，那么危急的国家可以重新安定，丧失的土地可以重新取得。臣听说，一个人有福庆，众多百姓都能依赖他。国家既已倾危，百姓即使有粮食，哪里能够安心食用呢？万一出兵后粮食稍有不足，也可以暂时向百姓借取；成败就在这一举，应当把利害清楚说明。假使耗尽百姓的储粮来供养军队，难道不比被金人杀死并夺走更好吗？臣听说古人说过：‘有叛变的士卒，没有叛变的百姓。’这是因为百姓有产业，而士卒没有生计。何况士卒所依靠的是官府供给钱粮。如今既然财赋不足，军粮就不能接续；军粮不能接续，叛乱之心就会日益滋长；叛乱之心日益滋长，正如吴起所说的‘船中的人全都成了敌国的人’。如今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更加重视军粮问题。从前张邦昌僭越称号时，幸好士卒之心还没有离散，距离太平之日也还不远，人人感念祖宗的恩德，所以没有成为国家的祸患。如今离乱已经累积多年，士卒长期暴露在外，都想休息肩负的劳苦，正如水的本性趋向西方，只要哪里决口就向哪里流。现在如果缺少粮食，他们的心必定离散，臣恐怕大事就要失败了。臣又看到，近来防守边境的州军，多任用武人做守臣；有的连字都不认识，有的不懂法令，州郡所受的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有的出身于士卒队伍，有的是从盗贼中招安而来，毒害之心没有改变，叛逆的谋划仍然存在；有的凭州郡反叛却向外族归顺，有的仗恃守备形势而虐待百姓。想到祖宗开拓四百多个郡的广大土地，如今被敌人割据，快要失去大半。现在从淮水以南，如果守臣不能任用合适的人，州郡就会接连陷落，不知陛下防守边境的州郡还剩多少了。臣认为武人很难任用为郡守；至于统领军队，也必须选择其中贤能的人。贺若弼所说谋将、斗将的区别，正是这个意思。臣曾看到柳宗元说：‘削弱尾大不掉的势力，没有比设置郡守更好的；挽救土崩瓦解的危难，没有比建立诸侯更好的。’如今江北可以说已经土崩瓦解了。臣私下看到，近来设置安抚大使，正像唐朝的节度镇，各自拥有属郡，也设置亲兵部曲，形成分割权力的势头，却不能增加国家的威势。

译由文臣担任安抚大使，其中有不懂兵事的；由武臣担任，其中又有贪污而缺少谋略的。假设有盗寇到来，他们全都只会带着重兵保卫自己，统领部众逃奔；有的坐视不救，有的伺机为自己谋利。从前唐朝的割据，都是这种迹象。何况自古以来，国家破亡时必定会更换君主，国家灭亡时却未必会更换臣子。亡国中担任将相的人，未必不能成为复兴国家的将相。对君主来说有利害关系，对臣下本身却没有损益，正如冯道历仕四姓就是这样。离开这个君主投奔那个君主，以前代作鉴，是冯道；以当世作验证，是杜充。陛下对此不可不替自己作打算。臣私下观察，周朝因任用同姓宗亲而昌盛，唐朝因把权力交给异姓而灭亡，这不可不引以为戒。臣替陛下谋划，当今的危难，不如把边境十州的土地建立为一个诸侯国，由宗室亲属中合适的人主持。那里有人民，又有社稷；一面耕作，一面作战，足以成为屏障和辅弼之地，上合天意，下可安定边防。把宗室贵胄分布在四方，可以破坏敌国的谋划，也可以断绝乱臣的希望。臣前面说希望陛下讨伐伪齐，是上策；不得已而建立诸侯，是次策。除了这两种办法，臣还有一条秘策，应当等到面对圣颜时再当面陈说，不是凭纸笔能够说尽的。臣私下看到，近日派出的使者还没有出我朝疆界，就已经被贼人劫掠，这正是让武臣守边的祸患。然而所损失的虽然很多，却似乎是上天把这条策略交给陛下了。臣过去读到郦食其和唐俭充当死间的事情，与今天的情形很相符合。古人把使用间谍看作上策，万一陛下认为臣前面所说的可以采用，臣愿意像郦食其、唐俭那样出使伪齐，等到游说谋划成功、敌方内部决定之后，陛下便起兵跟随其后讨伐伪齐。臣即使遭受伪齐烹于鼎镬的刑罚，忠义也可以激励乱臣贼子；臣死的那一天，就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臣私下估量，臣有三种死法：陛下恼怒臣狂妄愚蠢的言论而杀臣，臣也会死在通衢之上；陛下采用臣狂妄愚蠢的言论，派臣去充当死间，臣也会死；陛下不听臣的意见，他日臣或许会像王蠋一样在树枝上自缢，臣也会死。这三种都是必死之路。臣难道喜欢死亡而厌恶生存吗？臣实在是受到忠义激励，不顾自身性命，只愿做圣宋的鬼魂，不忍做伪齐窃国的百姓。臣又听说，君主忧愁，臣下就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当去死。臣私下看到，大宋还没有肯受辱、肯赴死的人，臣又恐怕被万世耻笑，所以把自己狂妄愚蠢而偶然想到的见解，向陛下陈述一个大概。从前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被装入鸱夷，二人都获得了美名，而恶名却归于他们的君主；这又不是臣所希望看到的。如今臣不贪图爵禄，不钓取名誉，也不害怕诛杀；臣所希望的，是陛下静下心来思考这些话，听取并实行这些主张，希望上可以挽回天意，下可以收拢人心。何况太平的天数就在近年之间，陛下如果不修治太平之业，又要把太平之业交给谁呢？臣的愚忠已经贯通日月，臣自认为对陛下没有什么要求，而陛下必定会有向臣求言的时候。臣私下观察，世俗所喜爱的事，没有超过富贵的；如今臣把富贵看得像浮云，所以始终以不贪为自己的原则。何况赵孟的显贵，赵孟也能使他变得卑贱；臣万一能够成为太平时代的百姓，难道不胜过做乱世的将相吗？臣又看到，鲁仲连谈笑之间使秦军退却，平原君想封赏他，鲁仲连笑着辞谢说：‘天下士人所说的尊贵，是替别人排除祸患、解除危难、化解纷乱却不取报酬；如果有所求取，那就是商人的作为了。’臣虽然没有才能，但怀有这种心志已经很久了。臣从前在乡里街巷之间，尚且还会相互救助患难、相互扶持危急，何况在君主和父亲遭逢艰难的时候呢？臣私下看到，近来替陛下陈述利害的人，小的志向是借此求取爵禄，大的志向是借此沽取名誉；奏书有的送来两三次，甚至几十次，往往陛下看得太多，已经习以为常，即使其中偶有奇谋异策，也可想而知会被一概看待。如今臣这篇奏书已经把愚拙的忠心全部写出，前后逐条陈述，再没有别的奏书要上呈了。孔子说：‘被任用就施行自己的主张，不被任用就隐退藏身。’这正是说我这个愚臣。言辞十分拙直，不事雕琢，只取其中关于利害的大意；有的可行，有的不可行，愿陛下详细加以选择。绍兴三年，吴伸新授监广州置口场盐税，上书说：‘臣听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两个太阳同时出现，就会争夺光辉；两个君王同时建立，就会争夺强弱。形势不能两立，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从前刘邦、项羽共同起兵，彼此争夺厮杀，最终分出了胜负。陈、隋两朝并立，强弱互相凌侮，于是兴起吞并的战争。所以忠于国家的人，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仁义，不改换朝廷去侍奉别的君主。商朝的伯夷、叔齐，齐国的王蠋，就是这样的人。如今南北各有一个真君和伪君，淮水、汴水如同鸿沟一样成为分界。忠臣义士一想到这里，就泪流满面。臣虽然没有才能，却仰慕伯夷、叔齐的高尚风范，怀念前人的卓越品行。昨天居住在田野乡间，仍然怀有忧国之心；如今承蒙陛下恩典，哪里敢忘记报答效力？臣近来还是平民时，陈述草野之人的意见，实在是因为忠诚贯日，义在舍身。陛下不因臣愚昧无能而弃之，听取臣狂妄浅陋的言论，采纳臣愚拙的思虑。臣自顾没有左右近臣事先替臣说情，却凭一片言辞上达圣听。想不到陛下竟从草野卑贱之人中了解臣，任命臣为初品官。臣所受到的际遇，又岂只是贾谊、马周所能相比？臣上有头发已经花白的母亲，自从接受任命以后，难道不能回去拜见慈母，在乡里夸耀吗？’

译仰想陛下有如此圣明、如此贤德，能够听取劝谏、采纳言论，即使是唐尧、虞舜这样的君主，也不过如此。臣应当发誓报答圣恩，为国忘家。臣活着时，愿意像王蠋那样舍身，以激励臣子；臣死后，愿意像张巡那样化为厉鬼，给敌人带来灾祸。臣的忠义上达白昴，自认为把孝心转为忠心，正是在这个时候。因此即使经过家门也不进去。臣始终勤勉思虑的，只有谋求兴利除害；所致力的，只有考虑危难、寻求安定。于是臣在江浙道路上往来，采集来往之人的议论，观察敌人的虚实，考察国势的安危，讨论将帅的贤能与愚劣，评议财赋的得失，考察士卒是否能战，观察天时的变化，审察人事的顺逆，安排抵御外侮的先后。臣既然有所知闻，就不敢默然不言，又以管窥之见冒犯圣听。伏望圣上慈爱地察知臣没有觊觎之心，怜悯臣具有忠义的操守，特赐圣明阅览，使臣区区胸中所想能够陈述在前。臣即使受到僭越之罪的惩罚，赴鼎镬而死，也感到快乐和荣幸。臣听说：顺应天意的就能存活，违背天意的就会灭亡。近来金人放纵贪心，肆意施行毒害，驱赶胁迫我大宋百姓，杀害无辜，屠戮生灵，挖掘坟墓，抢夺百姓的子女，掠取金帛。’ 即使是佛寺、佛塔，名山上的神像，也没有不遭受祸害的。看他们暴虐地兴起，难道不会暴虐地灭亡吗？何况冤杀之气上达于天，毒害暴虐又暗中波及鬼神，上天将要悔改降下的灾祸，消灭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图谶所记载的征兆表明，他们死亡的日子也已经不远。观察他们的谋划，不过是贪图金帛和子女罢了。如今天下残破，兵火遍地，只有我西蜀多年富庶；敌人窥伺已久，只是正因有险阻，尚未及时攻下，所以把金人全部驱赶来作为蚂蚁一样的附从。金人既然倾尽兵力向西进攻，刘豫便孤立地处在东方。刘豫处境孤危，难道不会设法行诡计吗？由此看来，敌人的虚实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了。臣听说，中原是天下的根本，四方是中原的枝叶。秦、汉的君主，没有不是取得中原以后才成就帝业的。唐朝的祸乱曾发生过两三次，如唐明皇、唐德宗时就是这样。那些祸乱最严重时，不过数月或一年之间，皇纲便重新振作起来，没有别的原因，实在是因为一旦收复中原，四方就容易平定。如今陛下凭借聪明睿智的资质，承应千载难逢的天命，在国势已经危急时承受大统，在覆亡的末局振兴中兴；华夏百姓知道图谶所归，符瑞显示天人与君主相应，这正应当居天下中央而立，使四海百姓安定。如今却使尊贵的銮驾屈居下来，临幸蛮荒海边的一角，臣实在不能理解。从前周太王居住在邠地，是为了躲避狄人；如今陛下居住在吴地，是为了躲避强敌。周太王所躲避的，不过是一个狄人，正如兵法所说的‘敌不过就能够逃避’。陛下所躲避的，却使刘豫得以重新产生，难道唯独不考虑国家被削弱，自己也将危险吗？何况金人取得我们的土地却不能守住，取得我们的百姓也不能使用，正好把祸患留给刘豫。从前晋元帝渡江，整个东晋时期都不能拥有中原；当时僭窃者都是异域之人，尚且不能制服，何况如今刘豫以中原人占据中原君位呢？臣一想到这些，便全无生意。万一刘豫不被消灭，国家的安危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了。臣听说，将领是国家的辅弼；辅弼周全，国家必定强盛，辅弼有缺，国家必定衰弱。如果只按世家门第选择将领，那么赵括既然是名将之后，就一定能取得全胜；如果只按勇猛锐利选择将领，那么武信君既然有战胜之功，就一定能保全自己。如今陛下把重大的兵权和尊贵的爵位交给的人，不过两三人而已。他们如果犯了道家所忌讳的轻敌之失，就会成为赵括一类人的忧患；如果因为打过胜仗而骄傲，就会重蹈武信君的祸患。何况国家把他们视为安危所系，百姓把他们视为掌管生死的人，怎么可以不慎重选择呢？我曾听说，古代任命将领时，以谋将为先，斗将为次；以智将为先，猛将为次。至于大将，则应兼有智慧和谋略，还希望他通晓古今、知道成败，正如孙权任命吕蒙，让他前去求学就是这样。又考察古代做将领的人，进取时不求名声，退守时不逃避罪责，只把保护百姓当作要务，只把忧虑国家当作己任，所以交战必定取胜，进攻必定攻取。后世有违背这一谋略的，没有不覆败的。从前唐朝衰落，首先由黄巢之乱引起；当时各道节度镇，擒获一个黄巢本来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但各人都坐视不动，故意留下贼寇以邀功，最终使唐朝国祚不能维持。如今刘豫没有黄巢那样的兵众，而陛下拥有超过唐室的军队，却怎能容许诸将只为自己打算，坐视国家安危？何况庸将的见识，只求对自己有利，哪里还会忧虑君主？大概贼寇被消灭，将帅就没有借此要挟君主的权力，士卒也没有借此频繁冒领的赏赐；那些包藏祸心的人，便会坐观成败，仗恃自己掌握的军队逐渐形成跋扈之势。古人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如今陛下的将士虽然众多，谁来讲求将帅与士卒之间的和谐呢？由此看来，将帅是贤能还是愚劣，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了。臣听说，上下都争逐私利，国家必定危险。如今的主将，没有不是经营私利、背弃公义、蛀蚀国家、残害百姓的人。如何可以说明呢？他们居住在城市，就有从事转手贸易的仓库；驻扎在水边，就有从事转手贸易的船只；所到之处擅自垄断酤酒之利，因而官府的税收不能增加。州郡放纵无穷无尽的欲望，百姓的力量因此被消耗。白白耗费仓廪俸禄，却没有补益功业。加上主将为自己的家族谋利，士卒也只为自身谋利，使百姓陷于手足无措的境地。孔子说：‘百姓尚且不足，君主同谁能够富足？’古人平时就把兵力隐藏在农民之中，出征时就从敌人那里取得粮食。譬如羊祜镇守南夏，起初没有足够一百天的粮食，到晚年却有十年的积储，何曾需要请求国家每月供给数以亿计的费用？他只是经营屯田获利，用来供养那些疲弱的士卒。臣观察如今的将帅，征求财物、经营市利，无所不做，只是加速自己家中的富裕，却使国用耗尽。何况国家的收入只剩东南几个郡，所得已经比过去少，而支出又比从前增加一倍，实在是因为各军只爱慕虚名，不追求实际功效，广泛招收疲弱士卒，以增加请求粮饷的数目。看一支军队内部，能够出战的又有多少呢？用来充备虚名的又有多少呢？用有限的财物供养无用的老弱士卒，财赋得失如何，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了。

译臣听说，人并没有固定的勇敢或怯懦，关键只在于如何使用。世上的议论者一定会说：吴人怯懦，而汧陇人勇敢。从前吴王夫差在艾陵打败齐军，在潢池使晋国蒙受羞辱，吴军天下无敌，吴人怎么能说是怯懦呢？苻坚拥有百万大军，在淮水、淝水之战中失败，穿行草野、露宿野外，听到风声鹤唳便惊恐万分，汧陇人怎么能说是勇敢呢？如今国家所依靠的，只知道有西北的军队，却不知道有东南的士卒。古人说：‘勇敢和怯懦在于法令，成败在于智谋。让怯懦的人接受刑罚约束，他就会勇敢；让勇敢的人只接受赏赐驱使，他也会送命。’臣观察西北军队，刑罚不能使他们畏惧，赏赐不能使他们奋勉，大概是因为其中混杂着乌合之众，也混杂着招安而来的队伍。刑罚太重，他们就会离开这里投奔那里；赏赐太轻，他们就会意志懈怠、内心离散。何况各军无非是溃败逃亡之徒，他们的子女已经具备，金帛也很丰厚。一般人的性情，没有子女时就把子女当作美好之物，没有金帛时就把金帛当作珍贵之物。如今这两样东西，将领已经富足，士卒也不缺少，他们不等待赏赐就已经满足了，还能用什么来劝勉他们呢？看如今的士卒，敌人稍微停息、边境暂时安宁时，就在军旅中苟且求生以求领取粮饷；如果暂时调动驻地，突然开始行军服役，他们便兴起怨恨诽谤的言辞，产生逃跑败退的念头。何况到了面对敌人、要求他们拼死效命时，难道不会溃败逃亡吗？由此看来，士卒能战还是不能战，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了。臣听说，蛇虹弥漫天空，是东晋所以只能止步于吴地而不能拥有中原的原因。因此说：‘上天显示天象，表明吉凶；圣人就依此行事。’自从国家陷入艰难以来，金人猖狂肆虐，一次攻陷维扬，便长驱直入京城，纵情杀戮，凌辱行在。社稷的危急，比系在带子上的旒旗还要严重。幸赖天命有所归属，才使祖宗旧有的基业没有断绝。敌人一离去，四年不敢再用兵，大概也是知道我大宋正当兴起、势不可遏。为什么却毁弃常道，违背天理，从刘豫手中窃取神器，把神州分割给伪齐呢？他们即使想让中原人自相攻取，而上天保佑我大宋，亿万百姓的归向没有第二个选择。因此日月同样光明，星辰运行合乎纲纪；上天显示的征象没有差错，雨旸也按时调和。古人说：‘上天从百姓所见来观察，从百姓所听来听取。’如今歌唱的人没有不吟咏陛下美德的，打官司的人没有不思念圣德的。由此天意逐渐回转，中兴已有征兆。臣认为，天时是否有利，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了。臣听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百姓归附拥戴的就能成为王，百姓离弃的就只是一个匹夫。臣私下看到，京畿沦陷，九服崩离，天下喧嚣混乱，将帅士卒很少有不背叛的，忘记君亲所受的耻辱，只偷求一时安逸。大臣有的向敌人投降，将士有的甚至成为盗贼，辜负国家，蔑弃忠义，往往十人中有八九人如此。唯独我大宋百姓怀念祖宗的恩德，乐于陛下的仁政；跟随銮驾的人，正如邠地百姓归附集市一样踊跃；拥护太王安定事业的人，正如百姓歌颂大舜。百姓穿着丝帛、佩戴首饰，全都盼望二圣归来；遭受凋敝创伤的百姓，都希望重新生活在同一片天之下，以报答陛下，近处远处没有不同。人人的愿望没有不同，都怀有同一节操，从来没有二心。如今天下只听说士卒叛乱，没有听说百姓叛乱，如何可以验证呢？臣听说京东百姓隶属于伪齐刘豫，实行十一之征，可以说征取百姓有一定制度，但百姓仍把它视为暴虐，痛切思念宋朝的恩德，向南盼望王师，如同大旱盼望云雨；家家准备食物，积聚粮食帮助军队，人人都有归宋之心；街巷中听得到盼望后王的叹息，乡里都有盼望王师到来、获得新生的愿望。百姓之心如此，大宋还忧虑什么呢？臣认为，人事是否和谐，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了。臣听说，先发制人，就能控制别人；后发制人，就会受制于别人，所以事情有缓急，形势有先后。从前东晋能够拥有吴地，是因为取得了淮南。当苻坚发动全国兵力，想要攻取孤立的东晋时，假如东晋依仗长江险要，退守江左的堡垒，即使苻坚的军队没有立即渡江南下，而是在淮水一带对垒，相持数年，那么东晋哪里还能享有百年的长久国运呢？幸赖谢安的谋略、谢玄的精锐，在寿春迎击敌人，在淝水击败贼军，这就是实行先发制人的办法。如今淮南只有驻军的名义，却没有决战的实际；重兵全在江南，轻兵独自防守淮河以西。万一敌人得计，夺取我上游，突然攻占淮甸，掠夺我州郡，在江边与我军对垒，即使胜负表面上尚未分出，双方强弱难道能逃脱最终一决吗？如果坐等相持，拖延多年，使舟车不能通行、粮食无法相互接济；防备前方，后方就兵力不足；防备左边，右边就兵力不足，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如今淮南不仅是唇齿相依之地，实在是关系腹心的战略要地。臣听说敌人窥伺我襄阳、汉水一带，那么他们将要陵辱侵犯的苗头，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如今既然知道敌人的虚实，就不能不先发制人；既然知道国家形势的安危，就不能不预先谋划危难；既然知道将帅的贤能与愚劣，就不能不慎重选择委任的人；既然知道财赋的得失，就不能不谋划国用；既然知道天时的变化，就不能不抓住上天赐予的机会。既然知道人事的顺逆，就不能不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既然知道敌人陵辱侵犯的苗头已经出现，就不能不讨伐敌人的谋划。臣观察天下的情势，在事情还缓和时，可以因循办理；到了事情紧急迫切之际，就应当果断用力。如今天下可以说已经紧急迫切了。臣听说，中原好比朝廷的心脏，西蜀好比朝廷的腹部。中原既然被伪齐割据，西蜀又将被强敌攻陷，就像人的心脏和腹部被割裂一样，这个人还能活吗？从前国家的困难还只是关系安危，如今国家的困难已经关系存亡。为什么呢？东南土地不过一百个郡，土地日益削减，形势日益低下；在天下所占不到三分之二，这是土地狭小，第一。土地倾斜而人口众多，山多而物产少，只处在中原的一隅，百姓贫困，这是第二。土地薄而不厚，水流清而不深，没有兴王之气，不是帝王之州，这是第三。有这三点，即使陛下以谦德在吴地保全自己，以至仁不与天下争夺，而百万军队坐耗仓廪俸禄，一年之中，国用也会多到无法计算。假如遇到旱灾水涝的年份，又将怎么办？何况土地日益削减，财赋就日益减少；财赋日益减少，又拿什么供给士卒的费用呢？

译臣私下认为，不取得中原，帝王之业就不能恢复，中兴没有期限，危亡已经出现征兆。为什么呢？金人虽然强大，实际上不足以忧虑；刘豫虽然微弱，他造成的祸患却值得忧虑。譬如金人，他们来犯有一定时候，驻留不会长久；来了就暂且躲避，离去后便恢复生产，这一点显然不足以忧虑。再说刘豫，他以臣下身份窃取国权，凭借敌人僭越称君，向来没有民望，只是诡诈谋略很多。他凭一支军队，在孤立危急之时，若不能立即平定，假如以后有比刘豫更大的势力占据一方，将如何处置呢？唉！西晋的祸乱起于刘渊，后来接连有人僭越窃国，始终不能平定；直到晋朝灭亡，也没有恢复旧日疆土。如今刘豫仗恃金人的势力，显露出不臣之心，自知悖逆，与我圣宋必定不能两立，形势上不可能共同存在。他如果用利害关系极力诱使金人，进军屯驻淮河以西，即使不交战，即使还没有渡江南下，也会使我方无处不受侵扰、无处不兵力空虚。两军相持，拖延积累多年，必定要分出存亡，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臣认为先擒获刘豫，金人自然会安定。过去羊祜说过：‘时运虽然是上天授予的，但功业必定要靠人来成就。’如果不发动一次大举进攻扫灭敌人，各项劳役就永远不能使百姓安宁。如今陛下的国势已经危急到这种地步，如果不果断起兵来决定胜负，臣恐怕因循拖延岁月，大祸就要到来了。臣曾把它比作病人：沉重的疾病积累数月，面对药物却疑虑不决；服用温药，就怀疑病其实是热；服用凉药，就怀疑病其实是虚。即使医者各有不同议论，处置时却没有决断；既迷惑于药物，又拖延岁月，却不知道日月越久，病势越重，等到病入膏肓，医生就无能为力了。臣认为如今的时势，存亡已经清楚显著，事情的道理也明白无疑。如果说今日还不能出兵，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兵。兵法说：‘不用交战就使敌人的军队屈服，是最好中的最好。’如今天下人都知道不交战是好的，却不知道只有力量能够战胜别人、谋略能够制服别人时，不交战才是上策。臣私下评论天下的议论，不过是说：‘金人强大，从前的苻坚也不是不强大；金人众多，从前的王莽也不是不众多。面对苻坚的强大、王莽的众多，光武帝和东晋躲避他们是可以的，不交战也是可以的。’只是如果形势既不能躲避，也不能不交战，就应当利用这种必然危险、必然灭亡的形势，制定死战退敌的策略，因此才能成功。臣私下观察，自从平定祸乱以来，从未真正同敌人交战；即使遇到敌人，也不是因为交战失败，大多是由于溃败逃亡。如今没有战胜敌人的功劳，却要求敌人自行服从，不也是很困难吗？何况皮币不足以填满金人的贪欲，用皮币侍奉他们，也不能免除祸患；犬马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用犬马侍奉他们，也不能免除祸患；金玉不足以满足他们的索求，用金玉侍奉他们，也不能免除祸患；和议不足以确保他们守信，以和议求取和平，也不能免除祸患。金人反复无常，陛下已经了解得很详细了。如今他们又割让中原给刘豫，其志向不仅是让中原人攻打中原人，还要兼并我们的土地；不仅想要我们的土地，还要使我们的社稷陷入危险。臣私下认为，祖宗创业艰难，历代圣主继承基业不易，天下统一将近二百年，如今却被贼臣分割成鼎足之势，国势受制于强敌；即使还拥有长江以南，也已经失去了祖宗的事业。回头看中原，神人共同愤怒，尚且应当竭力谋划收复，以洗雪奇耻大辱。何况他们吞并的苗头已经出现，危亡的祸患将要降临，怎么能不替此事谋划呢？臣听说金人把刘豫当作所宠爱的人，把中原当作谋取的目标；臣希望先夺取他们所宠爱的人，讨伐他们所图谋的地方，他们必定气馁胆寒。万一他们旧恶不改，长驱直入再次来犯，就等他们深入之后誓师血战，痛快地扫灭这些丑类；他们必定重蹈苻坚失败的覆辙，而陛下将享有光武帝那样的中兴。从前晋室强盛、吴国弱小，取吴本来易如反掌，但议论异同竟持续了好几年；假如不是羊祜先行谋划，后来又有张华、杜预辅佐，哪里还能成功？臣由此知道，能够决断大谋的人少，而喜欢因循拖延的人多。臣曾听说，否运终结就会倾覆，事物发展到极点就必然反转。从前光武帝以几千人面对王莽百万大军，谢玄以七万士卒迎战苻坚九十七万大军，强弱本来就不相等，众寡本来就不能匹敌；最终能够击败王寻的军队、挫败苻坚的军队，没有别的原因，正如兵法所说：‘把军队投入绝境然后才能生存，置于死地然后才能求生。’如今敌人没有王莽、苻坚那样多的军队，而陛下的军队却是光武帝、东晋军队的数倍；加上否运将终、祸乱已平，形势比光武帝、东晋时更加危急，如果不发动一次大举进攻，还能依靠什么呢？何况金人不能自行退却，刘豫不能自行灭亡，国论还不能完全一致，将帅也没有全都乐于作战；只有陛下肩负宗庙社稷的重任，承继帝统、继承先王福泽的托付。对上有君父不共戴天的仇恨，对下有百姓陷于涂炭的灾难，利害全系于陛下一人。臣前一篇奏书论述冯道、杜充，已经很详细了。伏望陛下顺应天意、合乎时势，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愿陛下独自裁断，不要在道路众说中筑室谋划。唉！二圣身陷沙漠风尘，难道不是陛下早晚思念吗？望陛下以收复中原作为迎还二圣的日期。宗庙流离于乱臣之手，难道不是幽深的忧愁和冥冥中的愤恨吗？望陛下以收复中原来恢复祭祀。陛下明察幽隐之处都有这样的责任和期望，怎么可以安居东南而不考虑收复失地呢？臣固然知道陛下天性纯孝，思念二圣，屡屡为此忧心，初一、十五遥望北方，忧愁惨切，仿佛天地也为之黯然。陛下大概也是忍辱含羞，以图日后的成功。然而，即使圣心屡次作出决定，又怎奈群议不能改变，以致拖延岁月，坐待危亡。臣私下看到陛下颁下求言诏书，开启忠直正言的道路，可以说是有意于中兴了；对于言辞悖谬的人不加罪，对于言辞切当的人给予奖赏，可以说是有意于听取采纳了。如今虽然奖赏可采纳的言论，却没有见到实行可采纳的事情，难道是左右近臣认为计谋不是自己提出的，功劳也不归自己，因执守片面见解而惑乱陛下英明的决断吗？不然，为什么能够赞美善言善行，却不能实际采用呢？如今臣所陈述的都是痛切而明白的道理，万一以后还有人议论，说臣狂妄而败坏、迷惑圣上的谋略，臣伏愿陛下剖臣之心，以向天下表示臣是不忠之臣。臣私下观察祝融火灾的祸患，年年成为灾害；这虽然使百姓可怜，也有上天自然运行的意旨。

译天道幽深遥远，不是人所能测知的，但臣斗胆以自己的臆见来试着说明。火在寅时开始产生，在午时最旺；宋以火德为国德。如今车驾驻跸南方，正处于火德旺盛之地，所以祸患不在朝廷，却常常波及百姓。现在天象没有变化，而大火却屡次焚烧，难道上天也希望陛下归还中原、端正帝位吗？不然，为什么屡屡以祸患降于百姓来警戒陛下？陛下如果真能施展如日月般的明察，奋发乾刚果断的决断，怜悯无辜百姓，明白火德独旺的道理，整顿我朝六军，收复神京，对上顺应天道，对下安定百姓，那么今日的灾祸，怎么知道不会像成王时的雷风、宣王时的旱灾一样，反而成为百姓的福祉呢？臣又听说金国使者前来问候，虽然通常可以根据臣所料想的情况来应对，但也值得忧虑。为什么呢？金人反复诡诈，变化万端，可以用武力战胜，却难以用道义使其服从。如今他们前来，如果不是金国发生了变故，就是另有重大的要求。臣听到道路上的传言，说金国近年来正在自相吞并。敌人的本性反复无常，有时倾心相交，有时怒目相对。想让他们必然争斗，可以试着用利益诱发。如今他们有这么多子女、玉帛和财富，充实了自己的国家，因此发生争斗，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万一果真如道路上的传言，那么刘豫孤立无援，必然借金国使者来安定局势，以人情拖延我们的岁月。难道没有听说唐俭出使，李靖便借此袭击；郦食其出使，韩信便借此袭击吗？已经应验过的祸患，不可不警戒。假如没有这些谋划，他们也一定会重新要求割让土地，严厉索取丰厚岁币，强迫我们接受难以做到的事情，夺取我们必争的地方。顺从他们，国家就会削弱而自身危急；违抗他们，就会产生嫌隙、引发战端。对于顺从还是违抗，究竟应当怎样处置？臣想到这些，白天忘记进食，夜晚忘记睡眠，实在为陛下深深痛惜。如今使者将要到来，事情不可中途停止；万一他们提出重大要求，臣愿陛下表面答应、暗中违背，等他们回去报告之后，趁其没有疑心，陛下亲自出兵征讨，一怒而亲征，刘豫就可以擒获。臣私下观察，上天没有变异的天象，下面百姓也没有离心，这是时机啊，这是时机啊，机会不可错过。陛下如果不在此时亲自统率六军，亲自奉行上天的讨伐，必定会有错过时机的后悔。臣私下看到，陛下设置高爵来宠荣将领，而将领并没有更加勤勉；竭尽仓廪和俸禄来供养军队，而军队也没有更加精锐。那些敢战的士兵，一年比一年骄惰；那些怀念故乡的士卒，一年比一年离心。如果说这是在修缮铠甲、整治军队、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臣却没有看到这种情形。臣观察如今兵权委托得太重。比如各军互相称呼时，必定说是某姓、某家的军队；从他们的称呼来看，彼此以你我相称；估量他们的权势，必然不能统一。唉！天下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的。如今他们不知道有陛下，只知道有将帅，没有别的原因，实在是由于臣下权力太重，而君上的威势没有伸张。平时无事时，他们既然彼此亲昵，又互相招诱，把士卒认为是自己的军队；万一面对敌人，谁肯相互救援？臣认为，陛下如果不收回兵权，亲自统率众军，尚且来不及姑息将帅，哪里还能够抵御强敌、取得中原呢？臣观察如今的士卒已经没有战斗之心；说到敢战之士，必定比不上淮南的百姓，而淮南百姓又比不上京东百姓。臣听说京东百姓苦于刘豫，思念我朝圣明的恩泽，就像儿子思念父亲一样。大军一到边境，他们一定会倒戈，自己发动进攻，有征讨而没有战斗。只应当申明我朝的政令刑法，告诫士卒，慰问百姓，讨伐罪人，务必谨慎，不要骚扰百姓。假如京东百姓自己作战而获胜，那么我们的士卒难道不会感到惭愧，彼此激励吗？军威一旦张扬，士气重新振作，然后陛下亲自率领精锐部队，收复旧日疆土，又有什么困难呢？臣听说，聪明人千般考虑，必然会有一次失误。愚笨的人千般考虑，必然会有一次所得。臣虽然极其愚笨，难道就没有一点所得吗？古人中有晒太阳取暖而想献给君王的人，他的谋略虽然拙劣，但忠心值得嘉许。如今臣凭借极其愚笨的言论，也像献上晒太阳取暖的建议一样，献出微薄诚意，这份心意大概也是可以看见的。臣不是身不由己而不肯停止，何况臣已经承蒙陛下任命官职，又还有什么所求呢？实在是因为忠心只知道报效国家，道义在于拯救危难，只知道爱戴君王，不知道斧钺的可怕；只知道忧虑国家，不顾自身的生死。因此喋喋不休，仍然有所陈说。大概臣的忠义，能够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如今臣所陈述的，或许有可以采纳之处，愿陛下用艰难的事情来考验臣；万一臣忠义的行为与言语不相符合，臣甘愿让斧钺加身，以警戒天下狂妄的读书人。况且臣起初并不是自我炫耀，也不是急于求进，实在是忧虑国家存亡，把中原平定战乱作为念想。伪齐没有灭亡，臣就没有生存的道理；臣恐怕会像伯夷、叔齐那样，死在国家灭亡之后，不能补救败亡。所以开头用“天无二日”作比喻，结尾请求一定擒获刘豫。言辞虽然仓促率直，道理却十分明白。伏望陛下听取并采纳，天下幸甚。绍兴五年，吴伸授任饶州防州信丰县主簿，上书说：“臣听说君主治理天下，有帝王的德行，就一定建立帝王的功业；有霸主的谋略，就一定办理霸主的事业。因此，霸主的事业不能作为帝王的功业，帝王的功业也不能用霸主的方式来实行。这是上天之所以眷顾他、百姓之所以仰望他的原因，从古到今，千万世都不能改变。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凭借上天纵予的至圣资质，处在艰难颠覆的时运中；国家的国统被金人中途废弃，陛下继承帝位，使大宝之位不至于断绝。上天还没有厌弃宋朝，特意生出圣人；强敌虽然显露出想要吞灭宋朝的心思，但上帝又明白显示了延续断绝国统的命令。维扬有金兵追骑，会稽有乘舟逃难，距离大驾并不遥远，敌骑为什么自行逃遁？这清楚地显现了天意，是上天留给我朝神宗以来无穷的福泽。向上考察天意，向下观察百姓，如果没有帝王的德行，就不容易承受这样的局面。如今陛下具有帝王的德行，却实行霸主的事业，臣对此有所不能赞同。什么叫帝王的德行？天下是太祖、太宗的天下，社稷是太祖、太宗的社稷。若由父亲传给儿子，那么上皇有很多儿子，天下和社稷必定轮不到陛下；”

译“若由兄长传给弟弟，那么渊圣有许多弟弟，天下和社稷也不一定轮到陛下。如果不是因为兵革之乱，陛下就没有必然继承的帝位；如果没有陛下的圣明，我宋也没有再造国家的功绩。如今陛下以太上皇的儿子身份继承太上皇的帝位，这不同于光武帝继承汉统；以渊圣皇帝弟弟的身份继承渊圣皇帝的帝位，这不同于元帝继承晋统。抬头观察上天，天象没有变化，这是上天把帝位赐给陛下；低头考察百姓，百姓没有离心，这是百姓把帝位交给陛下。凭太祖和上皇的孙子身份，正当上天和百姓的共同拥戴，难道不能说具有帝王的德行吗？什么叫霸主的功业？太伯建立吴国，只传到七代；钱氏割据吴地，连四代也未能维持。吴地低洼，离海又近，自古不是兴王建业的地方。如今怎么能作为壮盛帝业的居所呢？新建太庙，修整内廷，这表明还没有离开吴地的心意；车驾亲自出征，从苏州返回杭州，这表明还没有回归国家中原的心意。居住在吴地，左右近臣都觉得便利；离开吴地，左右近臣就不高兴。他们只知道迁移很困难，不替国家谋划，却完全不知道久居吴地只能便于苟且偷安，使人不思进取。土地局促而国家削弱，百姓贫困而财力耗尽；税赋预先借取一年的，度牒则摊派到一万户。” “起初剥削百姓的皮肤，最后捶打百姓的骨髓。制造没有用处的战船，耗费国家的财赋，白白役使工匠，灾祸波及良民。跟随官员任职，人人都兼有侍讲、侍读的名号；身居职位，却碌碌无为，没有修明政事、攘除敌人的思虑。隋炀帝虽然博学，李后主虽然能文，难道可以说他们成就了霸主的事业吗？如今强敌在前，贼臣僭越称君；论其数目，我宋今年已经具备了霸主所面对的形势；论其时机，我宋今年也已经具备了霸主所需的时机。陛下如果不在今年凭帝王的德行建立帝王的功业，还要把帝王的功业交给谁呢？臣听说兵法有言：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办法等待它；不要指望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不可攻破的防备。去年贼臣侵犯我方边境，忽然来，迅速去，起初不是大战，也不是小败。将领并没有突然更换，敌人也不是害怕我方将帅；士卒也没有另行寻求补充，敌人也不是畏惧我方士卒。为什么还没有交锋，一个晚上就逃走了？依臣推测，贼人的谋略必定是想困住我军，耗尽我军粮食，向我们显示怯弱，以利益诱惑我们，等到我军防备松懈，必定发动冲击。观察其预先谋划，开始或许只是小规模进攻，最终可能大举出兵；围攻京城、袭击会稽，都采用这种计策。” “估计他们今年必定另有阴谋；听说他们征发的军队将要进行鏖战，万一前来侵犯，我们拿什么防备？臣听说，统率天下军队的，没有比将帅更重要的；驾驭天下将帅的，没有比宰相更重要的。如今朝廷只听说忙于取得吏部的空缺职位，满足求取官职的要求，助长奔走竞争的风气，使相府像市场一样。士大夫相遇，往往说：‘今天我去见丞相，请托某项差遣。’得到任用的人说：‘我和某人有旧日的姻亲关系，或者有瓜葛亲属。’没有得到任用的人说：‘我和他没有一日交往的情分，也没有根基可以依凭。’偶尔有人进献一两条意见，也不过是眼前的小利，是为了借此作为见面送礼的凭借；至于请求他们深谋远虑、回头顾念，为陛下忧虑今年的事情，那就没有了。即使宰执贤明，每天也忙于应付请托，哪里还有空闲替陛下思考父兄之仇，制定长远谋略呢？臣曾听说萧何向高帝推荐韩信，房玄龄向太宗推荐杜如晦，都是凭借将相之才来识别人才，也一定按照将相之才来任用人才。如今正处在颠危之时，尤其应当这样推荐人才，尤其应当这样提拔任用人才。如果说取舍还不能公正，用舍又牵涉私情，只是在州县琐事中忙碌，在条文格式中拘泥，这对今天的危急局势又有什么补益呢？” “过去李吉甫任平章事，哭着对裴垍说：‘我流落在远地十多年，对于后起的人才很少有所了解。你鉴识人才很精明，请把当今杰出的人才告诉我。’裴垍陈述了三十多人，几个月之间几乎都被选用，当时众人一致称赞李吉甫善于得到人才。崔祐甫代替常衮任宰相，任用的官吏多是亲旧，当时也称说用人恰当。这两个人了解人才各有不同，但任用人才都合乎公心，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天下人都认为他们做得对。唉！不了解某个人，就应当向人询问；已经了解某个人，就应当任用他。难道身居宰辅之位这么久，还没有听说推荐一位像韩信、杜如晦那样的贤士，来震动世俗的耳目吗？臣私下看到，近来虽有选择人才的名声，却没有得到人才的实际。今天任命某人做监司的副职或州郡守，明天任命某人做台谏、侍从，没有听说提拔一位贤士授为大将，像谢安提拔侄子、吕防推荐朋友那样，为退敌制定谋略。如今把无益的任命和升迁当作急务，却忽视敌人入侵的大患，臣私下替陛下感到危险。兵法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这是今天最紧急的谋略。什么叫先发制人？臣听古人说：‘对我有利的是春夏，对他有利的是秋冬。’ “趁对我方有利的时机，出动出其不意的军队，分别派遣将士，以少击多，兼程赶路，直奔河朔；不要骚扰良民，只擒获刘豫，破坏他们的阴谋，完成这一大计，作为万世的良策，成为今天的上策。详细观察现在讨伐伪齐的谋划，它有六项好处：第一，震显陛下雷霆般的威势；第二，成全陛下孝敬父亲、友爱兄长的心愿；第三，扩充陛下帝王的德行；第四，使陛下困敝憔悴的百姓得到复苏；第五，恢复陛下祖宗的功业；第六，节省陛下财赋的支出。万一仍然犹豫不决，稍稍延缓上天的诛罚，赦免而不进攻，它也有六项祸害：第一，损伤陛下雷霆般的威势；第二，失去陛下孝悌的心愿；第三，玷污陛下帝王的德行；第四，使陛下困敝憔悴的百姓更加困苦；第五，抛弃陛下祖宗的功业；第六，耗费陛下财赋的支出。什么叫震显陛下雷霆般的威势？自从金人猖獗以来，国势艰难，出兵十年，车驾屡次迁徙，却没有见到敌兵望风逃遁，也不是因为战败而大多溃散死亡；这才使那个贼臣趁机僭越称君，使万乘之尊屈身来到海边，距离大海之滨远不到一百里。这个国家可以说已经削弱了。作为上皇的后代，如今只有陛下这一人，处境可以说很危险了。”

译“如今在国家削弱、自身危急之时，采取破釜沉舟、击退敌人的谋略，胜利就擒获敌人，否则也能挫败敌人，这难道不叫震显雷霆之威吗？什么叫成全陛下孝悌的心愿？二帝被迁往北方，九年不能返回，岁月不断流逝，忧愁悲伤难以忍受。如果没有陛下，他们将会灰心；既然拥立了陛下，难道不会有所感动吗？更何况他们长期迁居遥远异地，混杂在异族之中，与中原相隔遥远，音信顿时断绝。陛下虽然在深宫中追念他们，天下人却有不知道的；陛下虽然在九重宫阙中感动哭泣，异域之人却有听不到的。哪里比得上以为父兄报仇为名义，以迎回两宫为念想，使天下人明白知道，臣子感慨激发，知道陛下是为了父兄而取得中原，知道陛下是为了父兄而死战，这难道不叫成全孝悌之心吗？什么叫扩充陛下帝王的德行？《孝经》说：‘一定有尊长，是说有父亲；一定有先后，是说有兄长。’孝悌达到极点，就能通于神明；圣人的德行，没有什么能超过孝吗？如今安居东南，虽然早晚勤勉思念二圣，天下人一定会说：‘安逸时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忘记灭亡，将会受到汉高祖分羹的讥讽。’如今进兵中原，虽然还没有战胜敌人，但以此向二帝表示心意，天下人一定会说：‘圣明的君主思念父亲，圣明的君主思念兄长，将会有四方国家顺从他的美誉。’ “陛下如果真能果断大举出兵，决意复仇，思念二圣，发誓迎回两宫，亲自以孝悌率领天下，天下人一定会把孝悌之心转化为对陛下的忠诚，这难道不叫扩充帝王的德行吗？什么叫使陛下困敝憔悴的百姓得到复苏？东南的百姓，确实是我国的根本；西北的百姓，也是我国过去的臣民。东南百姓已经困于各种需求，西北百姓也深受劳役之苦，战争没有停止，祸患同样存在。西北百姓虽然处在伪齐统治下，各自都思念旧君；东南百姓虽然厌恶科敛征求，也希望进行一战。如果军队能够万全出动，各种劳役得到安定，陛下返回中原而实现统一，军队渡过河朔，依靠敌方粮食救西北百姓于水火，拯救东南百姓于沟壑，创伤稍稍平息，赋税征敛稍稍宽缓，这难道不叫使困敝憔悴的百姓复苏吗？什么叫恢复陛下祖宗的功业？普通百姓十金的财产，尚且世代相承；祖宗的天下，难道可以自行抛弃吗？何况祖宗取得天下极其艰难，历代圣君守护它也很不容易。唉！宋朝国运中途衰微，而皇天没有让它断绝，独独留下陛下来承受上天的福泽。如今天下不是金人的天下，中原也不是刘豫的中原，实在是我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应当亿万年长存。上天的意旨暂时出现缺失，是用来警戒子孙的。刘豫不自量力，擅自把中原据为己有；如今凭陛下的睿智威烈，借祖宗的英灵，亲自统率六军，恭敬地奉行上天的讨伐，擒获叛臣如同驱赶羊群，夺取旧日营垒如同拾取小草，收复神京，在天下中央建立都城，这难道不叫恢复祖宗的功业吗？” 什么叫作节省陛下财赋的开支？太祖、太宗等祖宗创建国家，完全占有四方土地；陛下迁都，却偏居一隅，用四方官吏的俸禄来消耗这一隅之地的财赋，用四方军队的粮食来供养这一隅之地的军队，国家的费用一天比一天超过一年，财赋一天比一天少于一年。如今国库已经空虚，民力已经枯竭，从国家取得而国家已经匮乏，从百姓取得而百姓已经穷困；金帛不能从天上降下来，谷粟不能从地里涌出来。如果拖延岁月，只顾坐食，最终必然灭亡。何况正当财少粮缺之时，形势必然危急、必然灭亡，考虑到坐等耗尽与出战失败相同，那么归于危亡，哪一种更好呢？不如誓师血战，合力首先谋求扫清中原，分取天下的粮食，这难道不叫作节省财赋的开支吗？臣私下料想，世上的议论者一定会说：“取得中原并不难，守住中原才难。”这就像胶柱鼓瑟，是不为国家长远利益谋划。假如能够取得中原，臣本来就有守住它的办法；臣只担心陛下顾忌出兵，被众人的议论迷惑，拖延岁月，不能妥善处理后事罢了。臣听说去年冬天陛下亲自出征，巡幸平江；等到贼寇退却，众人希望陛下移驾北趋秣陵，陛下却又返回临安，天下人因此失望，有见识的人共同惊骇。人人都说：“赵鼎能够劝陛下亲征，却不能挽回奸臣的谋划，促成圣驾前往建康。” 天下人往往因此责备赵鼎，这是为什么呢？进驻建康有五项好处，滞留钱塘也有五项过失。什么叫五项好处？第一，顺应阴阳而得到合适的时机；第二，面向水陆交通而便利舟车；第三，凭借险阻而巩固国家；第四，面向中原而断绝敌人的窥伺；第五，接近重要地区而激励各位将领。什么叫五项过失？第一，经受贼臣擅自废立之变；第二，钱塘自古以来都不是帝都；第三，远离各位将领而防备冲突；第四，贪图安逸而忘记父兄之仇；第五，偏居一隅而耗费转运漕运。有那五项好处，又有这五项过失，陛下为什么顾忌而不作迁都的打算呢？臣听说陛下身边的臣子在吴地居住已久，便把住宅的华盛、台榭的享乐、饮食的便利、居处防守的安稳等说成理由，陈述异议，竭力挽留圣驾，却完全不知道：作为臣子这样做是安稳的，作为君主这样做却是危险的。陛下难道可以不亲自替自己谋划吗？臣曾经观察农夫的茅屋，他们选择地点、把握时令，前面面对层峦的秀美，背后依靠长冈的防护，然后耕作就能满足所求，粮食也足以吃完一年；既然田地和桑业都有优良的防护，就可以长久保持安宁。如果有人居住在山顶，临近水边，前面没有可以迎拒之处，后面没有可以凭据之地，那么白天的粮食也不充足，夜里的丝帛也不够使用。农夫居住的地方尚且要考察阴阳形势，何况身为万乘之尊、富有天下的君主，应该怎样防护呢？如今谈钱塘的阴阳形势，是说它不顺；谈钱塘的风水，是说它卑下浅薄。不必远举其他例子，夫差、钱镠建立的国家，只要从苗裔相传的逆乱之事来说，也足以使陛下有所忌惮，难道可以安然自得，只顺从身边臣子的便利吗？何况建康是古都，从前有王气，又有埋金镇压之说，这些都明确记载在方册之中。臣认为，居住秣陵就会迅速复兴，居住钱塘就会迅速招致祸患，这是地势造成的，也不可不使圣心忧虑。臣先前议论刘豫必然反叛，如今果然反叛了；曾经议论亲征必然胜利，如今果然胜利了。只有迁都一事，陛下还没有依从臣的请求。如果依从臣的意见，中原早已收复很久了。臣又看见近日各路打造战船，劳累百姓，动用众多人员，消耗国家、损耗财物，常常被贼臣取笑，也被强敌讥讽。臣从豫章来，一路上听到忧愁叹息的声音，居民有逃亡迁移的忧患。臣请为陛下简略陈述其中的要害。臣听说建造舟船的害处有四项：第一，不合规格而浪费工力；第二，不适合使用而损耗财物；第三，不能用于作战而浪费人力；第四，造成骚扰而妨碍百姓的农时。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造船，豫章的工匠已经取法于杨么，各郡的工匠又以豫章的船式为样式。

译豫章的工匠尚且没有完全通晓其中的道理，其他郡的工匠怎么能巧妙地仿制呢？何况轮轴的转动移动，以及高低尺寸的增减，都很复杂。假如先造好一艘船，让众人共同观看，再根据情况增减，舍弃短处而取其长处，尚且担心临到关键时刻仍不合乎规矩。如今十艘船同时制造，众多工役一同兴作，所见各不相同，彼此有巧有拙，往往下水江湖以后，必定不合规格，这就是第一项浪费工力。船长达二十多丈，宽达二百多尺，高达五寻，厚度正好十寸；遇到风就不能作战，想要快速前进却无法向前，遭到火攻容易焚烧，遭到炮攻容易破裂。将要用它来防守江面，所需数量不少；将要用它来攻破贼军，却已经落入贼军的计策。如今一艘船的费用，动辄就是数万；十艘船的费用，不知要达到多少万。假设它确实可用，即使劳累百姓、动用众多人员，只是兴办一时的利益，又有什么小害值得嫌弃呢？如果说船长就行驶迟缓，船高就容易受风，到了作战之日或许不能使用，这就是第二项损耗财物。轮轴转动运用，需要几旅士卒；作战的士兵，却容不下一师。如今十艘船航行，需要二万人，才能勉强移动。二万名士卒，如果使用老弱之人就力不能及；如果使用强壮之人，又会妨碍他们作战。古人制造楼船和作战用的战舸，只是徒有声势而实际力量不足；如今却是以实际的庞大来制造声势。何况出战的士兵尚且担心不足，怎么适合减少战士去操纵这些无用的船呢？这就是第三项浪费人力。木材不可能从天上降下来，必定要从州县取得；州县不能自行备办，必定要向百姓征取。再加上督责的官员，不问有没有材料，只求事情办成，不察看是否可行，只想堵塞自己的责任。至于木板的大小、方木的长短，只要有两块能够相接的，百姓就要耗尽家产去购买；贫困的人则带着妻子儿女逃窜。臣听说江西百姓因战船而逃亡的，十户中有二三户。如今农民正在田里播种，正是应当忙碌的农时；如果造船的事务又紧急，督责不停，难道不会引起骚动吗？这就是第四项妨害民时。以一路来说，害处已经如此，其他各路往往也都是这样；所造的船不少于一百只，所耗费的价值不止万金。看看如今国家费用不足、民力困竭，各军每天的开支动辄达到千金，正应当珍惜财赋，稍稍宽缓民力，怎么可以让百姓因此逃亡迁移呢？

译《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 孔子也说：“百姓如果不富足，君主同谁一起富足呢？”希望陛下对此加以谋划。臣又听说近来正字官已经上奏推荐各地守令，这又说明掌权的大臣错误地运用了自己的心思。为什么不听听孟子说的话：“各位大夫都说某人贤能，还不能据此认定；国人都说他贤能，然后再考察他。”国人的意见尚且要加以考察，何况各位大夫的意见呢？朋党的风气由来已久。各位大夫所了解的不过是人的外在容貌，至于内心深处却无法知道；所听到的不过是他的言论，至于他的实际行为却无法知道。有的人还会受到私人恩惠的牵涉，沉溺于亲戚旧友的关系，不免有偏见，也不免有偏听；加上见识有所不及，所以推荐举用就不公平。何况贤能与不肖混杂，真实与虚假紊乱，推荐的人既然太多，铨选就来不及办理。那些人既已被推荐，就不能不用；既然要量才授职，事务又不能不繁多。这样一来，朝廷的事务越来越多，而任用人才的弊端也越来越严重。依臣的打算，不如允许千里之内的百姓推举本地的守，百里之内的百姓推举本地的令。如果确实对百姓便利，百姓就愿意推举他；如果确实对百姓不利，百姓自己就会受到损害，难道他们肯因为私人推举而让千里、百里之内的百姓受害吗？守令既然能够由百姓以至公之心选得，朝廷也可以因此事务简少，从而使宰臣能够留心破敌，专门谋划收复失地。如今如果把细小琐碎的事情全都耗费心力去筹划，即使周公再生，聪明才智也有尽头，也一定会把事情办坏，何况中等以下才能的人呢？臣的愚见是，实在替执政大臣痛惜那些繁多琐碎的事务，白白使他们疲劳精神、耗损心力。如果能提纲挈领，总揽各项大要，把事务分派给百官，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臣又看到近些年宰执的权力太重，于是使君主的威势不能震慑天下。用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臣听说天下街巷间都在说：“同君主结交知遇，不如同宰相结交知遇。”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如今的宰执，他们所援引的人全是旧日故交；上等的使其进入侍从之列，次等的推荐其入朝应对、改授官职，不问人的贤能与否，也不考察才能的长短。平日相互结交的人，即使是贪婪、奸巧、谄媚之徒，以及怯弱鄙陋之辈，有的被补任外地官职，有的被安置在重要仕途；而平素互不相识的人，即使具有伊尹、周公那样的才能，兼有管仲、晏婴那样的谋略，功德施加于百姓，声望震动朝廷，有的也被弃置在偏远地方，有的沉沦于低级官僚之中，全都不能得到进用。陛下为什么不试着回转圣心，深入思考其中的原因呢？自建炎以来，有些人身居田野，忧虑国家，进献正直的言论，因此得到君主的知遇，授给官职。这些人中也有受到限制的：像车千秋那样突然得到进用的情况，已经有过；像马周那样被任用的情况，也有过。如果说他们的言论没有什么补益，那为什么还要授给他们官职？如果说他们的言论有可以采用之处，那为什么把他们搁置起来而不加以询问和任用？难道是把天下人的言论只当作文书上的具文，把授予直言之人的官职只当作虚假的声势吗？还是君主虽然深知他们，却有人从中牵制呢？还是宰臣像田蚡那样任意任用官吏，因而陛下不能亲自决定呢？何况一句话能够合于君主的心意，一句话能够使圣意觉悟，必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假如让他们竭尽所长，施展于实际作为之中，略微考验他们所面对的难事，有功就晋升，无功就贬黜，也足以表明赏罚分明、取舍恰当。如今却采纳忠直的言论而授给他们官职，授官以外便不再任用他们。如果没有显达的官员替他们推荐引进，他们必定沉没在百官的最底层。这样就使孤寒而无所凭借的人、特立独行的士人，即使有忠义之心，又凭什么自行效力？即使有将相的才能，又由什么途径亲自施展呢？唉！郭隗先行而招致贤才的事情，再也看不到了。如今让身为下级官员而被束缚的进言者处于这种地位，正如用爵禄钳制天下人的嘴。我恐怕会被敌人讥笑。从前晋文公游猎追逐禽兽，遇到农夫老古，老古以打猎为过错来劝谏他。晋文公接受劝谏后回去，把这件事告诉武子说：“我游猎时丢失了禽兽，却得到了一番好的言论。”武子说：“那个人在哪里？” 晋文公说：“还在沼泽地里。”武子说：“只取用他的话，却抛弃他这个人，是强盗的行为。”晋文公便派人迎接他，并以礼相待。古人对于听取言论、任用人才，尤其不忍心忽视。君主既然已经知道他，臣也应当帮助他。如今君主既已知道人才而又要帮助人才，那么像武子这样的人又是谁呢？何况正值天下离乱、强敌侵凌之时，如果没有君子，国家难道能够保全吗？如今忧劳国事最勤勉的没有谁比得上臣，而最了解臣忠心的也没有谁比得上陛下。臣私下认为，陛下身边的人往往因为臣直言进谏而忌恨臣，而臣又常常自负忠义、嫉恶如仇。若不是把敌人尚未平定、刘豫尚未消灭放在心上，臣将退居山林泉石之间，老死于丘壑之中。那时陛下即使备有安车蒲轮，也无法把臣召来了。臣反复想到报国的志向重大、平定乱局的考虑深远，所以喋喋不休，不能停止。如今所陈述的，并不是斗胆自我推荐，而是深深替陛下痛惜执政的权力过重、君主的权柄不能伸张，以致天下有“结交君主取得知遇，不如结交宰相取得知遇”的说法。臣为此深深替陛下痛惜。臣前后上了三封奏书，竭力谋划讨伐刘豫，发誓不与他同时活在世上，将与我们的国家共同安危、共同存亡，正如同舟之人渡过大河，风涛中或沉或济，患难共同承受。假如陛下果断出兵，亲自征讨不臣之国，臣愿意充当前锋，即使让臣赴汤蹈火，也都乐意跟从。如果说宁可饿死在首阳山、死在经木之下，那么将来一定会后悔自己死得太晚。如今臣不知避讳，不顾死亡，向陛下献上忠言，作为臣子的节操也已经树立，激切的言辞也已经说到极点。陛下如果仍然不听，恐怕会导致国家危亡，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臣希望陛下追夺臣的官职，杀掉臣的性命，不要让伪齐得到臣这微薄的身躯，或使臣遭受杻械拘系。若不能立即死去，难道不是玷污臣平生奉行忠义的行为，辜负臣平生怀抱忠义的心吗？一想到这些，臣便如贯日般的忠心始终不变，铺着草席等待获罪。唯愿陛下稍加明察。

译绍兴六年，吴伸再次上书说：“五月二十日，右文林郎、监潭州南岳庙臣吴伸，恭谨斋戒沐浴，冒死百拜，向皇帝陛下献上奏书。臣曾经读《五代史》，读到《王朴传》时，看到王朴为周世宗谋划平定边患的策略，他还说：‘进攻夺取的原则，要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当时臣并不认为这话正确。等到我太祖皇帝接受上天的明命，削平僭伪势力，完全按照王朴的策略行事，臣因此知道，用兵攻取的原则，贵在知道哪里难、哪里易，知道哪里坚固、哪里脆弱。这不只可以用于当时，本来也可以用于今天。用什么来验证呢？臣请借用王朴的话作比喻。王朴曾认为吴国势大而脆弱，并国势小而坚固。李氏割据江南，北面有长江阻隔，东面有大海凭恃；它的土地虽然广大，却容易受到扰乱，它的人民轻浮而容易动摇，虽号称大国，实际上是脆弱的敌国。刘氏割据河东，左边有常山的险要，右边有黄河的坚固屏障，北面有契丹的援助；它的人民强悍而轻视死亡，虽号称小国，实际上是坚固的敌国。所以王朴认为，势大而脆弱的敌国容易攻取，势小而坚固的敌国难以夺取。容易的应当先做，困难的应当后做。开国初年之所以先攻吴国、后攻并国，最终能够成功，正是由于这个道理。难易、坚脆的策略，明白地就是这样。用兵的原则如果不能懂得这一点，即使旷日持久，也一定不能成功，往往还会遭到失败。王邑如果不听严尤的谋略，以至于在昆阳自取灭亡，就是这个道理。臣虽然疏远而没有才能，不敢把自己比作王朴，然而正当国势艰难的时候，正应当献出忠心、进献微薄之力，希望能够有所补益。何况臣从前身在田野之中，已经蒙受陛下深厚的知遇；臣从早到晚思考，报答陛下的心愿只有以死相报。臣的身躯十分微小，如果捐躯有益于国家，即使赴汤蹈火，也愿意亲自尝试。无奈没有得到身边大臣的容纳，以致臣的犬马之力无处施展；但臣竭尽心思，未尝不替国家忧虑。如今攻取的办法，正有难易之分，臣冒昧以管窥之见上达天听。恭敬地希望圣慈全部赐予省览，即使臣的一点思虑不足以补益朝廷的谋划，也可以看出臣忧劳国事的勤苦。臣私下看到，刘豫违背天道，僭越占据中原，在幽暗之处使神明愤怒，在明面上使百姓怨恨，天下人都想共同起兵诛灭他。可惜攻取他已经错过时机，消灭他已经太晚。臣认为，在绍兴初年，擒获他极其容易；到了今天，擒获他就稍微困难了。臣在绍兴初年竭力请求亲征，诛除僭逆势力，就是担心他的势力滋长蔓延而难以图谋，后来果然如此。在绍兴初年，刘豫刚刚僭越称帝，羽翼尚未形成，兵力还不足，粮食也不能接续；加上金人当时正在蜀中用兵，他们将全力进攻四川，实际上没有防备东北。当时若陛下亲自统率六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正如迅雷不及掩耳，这是万全之计，所以擒获他必然容易。如今僭伪已久，形势已经形成；何况王师全都屯驻淮右，刘豫知道自己力量屈弱、形势不利，必定拼死向金人求援。金人每天可得万缗之利，必定会竭力援助刘豫。即使金人不渡过黄河，只按兵不动，坐看双方互相损耗，也正是采用刺虎之术，使我们更加落入其计，所以擒获他必然困难。在难以擒获之时，却谋划一定擒获，臣恐怕这不是先后之策。臣私下看到关中之地，刘豫把它当作自己的所有；他正等候我军从西北进攻，想来那里防备松弛。臣想请陛下选择一支偏师，用两万人袭击其空虚之处，由吴玠配合，五路之地便可传檄平定。取得五路之后，蜀中民力也可稍稍恢复，这就是所谓从容易的地方开始。何况吴玠坐守四川，民力困弊，过去诸葛亮且耕且守，尚且不能取得中原。如果田守忠都比不上吴玠，又能怎么办呢？万一不采取这个谋略，臣恐怕几年之内，蜀中也不再属于陛下所有。如今分派二万军队，与吴玠在关中防守，这是斩断刘豫的一条手臂。既然取得关中，刘豫自然会感到危急，几个月或几年之内，就可以不经交战而擒获他。如果放弃容易的而去做困难的，臣认为双方相持日久，军队疲惫，胜败的时机都无法确定。臣私下揣测刘豫的谋划：秋高马肥之时，他强大也会来，弱小也会来。强大时就凭势力来恐吓我们，弱小时就凭计谋来扰乱我们，总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办法罢了。臣认为不如号令各位将领，休整兵马，喂饱战马，以逸待劳，这又是万全的计策。臣私下观察如今的士卒，也渐渐精锐起来；作为主将的人，其中间或有勇敢之士。可是各军内外，有谋略智慧的人却没有听说有谁。臣听《易经》说：“天地安排了位置，圣人使万物各尽其能；人谋、鬼谋，百姓也参与其中并各尽其能。”圣人尚且需要谋略，关系到天命的事务，难道可以没有谋略吗？用兵在于谋略，君主有谋略就胜利，没有谋略就失败，这也可以得到验证。从前汉朝得到张良、萧何、韩信三人而兴盛，楚国失去范增而灭亡；曹操赤脚迎接许攸，因而攻破冀州；陈余舍弃李左车，因而死在泜水。任用还是不用，明白得十分清楚，为什么今天反而忽视这一点呢？” 臣在绍兴甲寅年间，曾明确上奏说张浚可以任用。陛下察知他没有罪过，不久便召他回来，他果然能够平定湖外的寇乱。然而张浚自从执掌宰辅大权、出任统帅以来，对下属士人的声誉却一天比一天降低，这同古代名将用心待人的方式相差太远。臣私下认为，他大概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惩戒此前信任小人的弊病，因而对人过于畏慎，却不知道如果所接见的人见闻确实浅陋、机变防范确实昏暗、事理确实乖谬、人情确实不明，那么斥退他可以，拒绝他也可以。至于那些通晓当世事务、明白道德归向、谋划如张良、陈平，议论如许劭、李膺的人，如果一概这样对待，岂不是因为怕喝热汤，连冷菜也不敢吃了吗？从前周亚夫得到剧孟，高兴地说：‘吴、楚要发动大事，如果不去寻求剧孟，我就知道他们成不了什么事。’本朝放纵张元，结果元昊叛乱；留下姚嗣宗，边患就平息了。所以吴、楚的成败系于剧孟，边疆的安危表现在张元、姚嗣宗身上。一个平民的去留所关系的事情尚且不轻，那么豪杰之士岂能忽视呢？臣仔细推究这个道理，不只是替张浚惋惜，也是替陛下惋惜。为什么呢？如今国家被贼寇分裂，臣子刘豫在中原僭越称帝，虽然他不是正统君主，却也形成了类似两国对峙的局面。豪杰之士可以南归，也可以北投，已经不同于过去天下一家之时了。

译如果从各方面搜罗他们，用重法禁止他们投敌，尚且担心不能全都为我所用，何况把他们置之不问、放任而不加禁止呢？臣日前见到杜充做了宰相，顺从番人，便做了大州的统帅；龚若虚以校尉身份投敌，立即被任命为郎曹，本来可以诛杀并夷灭他的家族，朝廷却反而下令所属官府抚恤保存他的家属。臣每每想到这些，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况且舍弃这里投奔那里，必定对我不利，如今反而抚恤保存他们的家属，这是放纵天下人都去做杜充、龚若虚一类的人。既然有这样的人却不能任用，既然他们离去却不能禁止，难道不可痛惜吗？臣听说刘豫公开说道：‘南朝每有一个官职空缺，必定有三五个人争着担任。如今我的州郡都任用那些现成的空缺官员，不出一年，南方士大夫就会全都归附我。’如果这话确实如此，难道能不察觉吗？古人说过：‘已经抛弃的人反而资助敌人，必败；敌人夺去的人却来帮助自己，必胜。’在今天不可不加以考虑。臣又见当今像张浚这样的都督，实在不可多得。臣只是惋惜他自我任用过于专断，待人过于刻薄，猜忌过于严重。所谓幕府中的从事官，不是亲属就是旧交，全都是庸碌无能、只来充数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过叙谈寒暖、问候安否罢了。至于能够分条陈述利害、评论是非、当面折驳、在朝廷上直言进谏的人，一个也没有。若是这样，那么张浚的幕客全都不如自己，他又怎么能谋划得失之计，协助筹划抵御敌人的办法呢？从前韩信并非没有智谋，但见到李生，便拜他为师，恭敬侍奉；曹操并非没有智谋，但见到许子，便光着脚迎接。如今张浚自认为比韩信、曹操谁更贤明？如果他果真自认为不如他们，那么礼敬士人的礼数怎么可以怠慢呢？臣本来想当面见他，规劝他的过失；又因为前一年春间，众人的诽谤一齐兴起，只有臣替他洗雪无罪，因此彼此有一点嫌隙，不能没有疑忌。如今如果仍然缄默不言，只怕张浚的幕客中没有一个贤士，又重蹈富平之战的覆辙，耽误国家大事，臣又怎能不替陛下详细说明呢？况且臣在绍兴甲寅年间，曾说张浚有忠心有余而智慧不足，这话至今还在耳边。如今如果他自恃贤能，不任用谋士，又恐怕遭到失败。希望陛下查考前面的奏书，再把臣今天所陈述的意见明确告诉张浚，使他知道自己的小过失。如果能够改正，那么取得韩信、曹操那样的功业就不难了。臣听说《春秋》对贤者的要求最为严格，今天扶助恢复大业，正寄希望于张浚。臣本来就是对他要求很深，臣忧虑国事的心实在不能自已。有人非难臣的谋划，说臣起初上书请求诛杀刘豫，曾说：‘万一稍有迟延，事情一定不能成功。’如今果然如此，朝廷没有采用臣的意见，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臣还有什么可喋喋不休、说个不停的呢？臣回答说：‘臣的生死同国家共同承担祸福，又不是其他臣民所能相比的；奋发尽忠、竭尽节操，更应当先于众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前后多次上书，都是请求诛杀刘豫，发誓不与他同时活着。往往刘豫也把臣视为死敌。国家安定，臣也安定；国家危险，臣也危险。臣不是怕死，而是担心死在刘豫手中，对国家大事没有益处。’如今臣并不是贪图俸禄、急于求进，也不是沽名钓誉，实在是天下之大，只有臣一人同国家共同承担安危。至于其他臣下，侍奉伪政权还是侍奉真朝廷，几乎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况且前有冯道历经四姓而始终不改其官位的教训，希望陛下痛切地加以察看。这不只是臣一身的幸运，也将是为宗庙社稷长久安定的谋划。冒犯天子的威严，臣惶恐俯伏，等待治罪。臣仲冒死叩奏，拜了又拜。《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七。《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八。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经国。宋高宗时，张浚上奏说：‘臣承受陛下最深厚的圣明知遇，自认为能够获得这样的际遇，实在不是偶然。凡是臣有所见，都尽数直言而不隐瞒，更何况这关系到社稷的根本大计，臣怎敢曲意为自身谋划，默默不向上陈达？仰望陛下俯察并赐予怜恤，臣感到无比幸运。臣考察金人侵犯以来的情势，他们强暴至极，锋芒不可抵挡。公卿大夫上负国家，甘心做叛逆之臣，他们的大恶不道，本来不必再说。其次，不过是畏惧躲避、怯懦退缩，随时俯仰趋附；敌人尚未到来，便侥幸苟且偷安；敌人逼近侵犯，便抛弃职守而逃走。陛下想到他们力量不够，很快又重新器重任用，这些都是往事中明白的验证。其中大概也有痛恨敌人不守道义、怜悯国家无辜，发誓舍身赴死、竭力图谋破敌的人，只是事情到来时，有成功也有失败。那些喜欢窥测观望的人，又反而以轻率狂妄的言论从中挑拨。既然如此，为陛下谋划社稷的根本大计，究竟怎样才可以呢？’臣曾折中考察这些道理，认为大凡守成保盈，贵在慎重迟缓；谋求建功立业，则以勇敢果断为先。如今国势衰弱，寇难接连而至，如果使人人都怀有因循苟且的心，不敢承担成败安危的责任，臣担心日复一日，坐等国家遭到大破坏。臣私下认为，当今正值乱局之后，谋求自身安稳容易，担当国事却困难。谋求自身安稳，就不会遭受毁誉；担当国事，怨恨诽谤立即随之而来。仰望陛下念及社稷的重大，思考中兴的艰难，反复熟计，以观察其中的得失。至于臣出身孤寒偏远之地，突然承受重任，又不自量力，妄想建立功业，那就更加困难了。如今臣想下定决心谋划抵御敌人，又担心承担失败的忧患；想专断决策以建立功劳，又担心留下擅权的议论。至于因循苟且、消磨时日，只图眼前，等事情到了极端、形势危急，最终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那又是臣最痛恨的事，臣不肯这样做来辜负陛下的知遇。伏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特赐省察阅览，使臣孤独的忠心得以被圣明知晓；臣愿奔走任事、赴功效命，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臣激切至极，实在不胜惶恐。’张浚又评论当时的形势说：‘臣听说，受到非同寻常恩遇的人，应当谋求非同寻常的报答；救助处于焚烧溺水急难中的人，不能采用徐缓迟延的办法。臣私下考虑当今的形势，就像在头目、心腹之间养成了大毒疮，不果断处理就不会停止。处理迟了，祸患就大而难以预料；处理迅速，祸患就轻而容易医治。希望陛下在心中谋划，独自决断，谨慎察辨真伪，预先准备应对仓促事变；这就像下棋，分别占据要害，审慎思考、周详处置，使我方形成不可轻易侵犯的态势，也许社稷就能获得安全。’ 否则日复一日，将来必定后悔莫及，到那时把国家交给敌人，就会反过来归罪于持正议论的人。这正是臣食不下咽、连一夜也不能安睡的原因。倘若不是陛下圣德感动人心，又得到天地的保佑、承受祖宗的福泽，能够明察臣的内心，臣又有什么办法逃脱罪责呢？张浚评论车驾进退的利害说：‘臣昨日有幸侍奉圣驾，听到圣训，退下后思考这件事，只有车驾进止这一件事，关系的利害极大。臣区区心中的见解，不知是否正确，冒昧地剖白陈述，希望陛下深思并详细选择。’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不倡导就不能兴起，不去做就不能成功。自古贤明圣德的君主平定祸乱，从没有谦退远处而能够使天下达到太平境地的。只有太公避开狄人、勾践谋求报吴这两件事，士大夫多拿来作为借口，却不知道它们同今天的形势有万万不同。祖宗二百年积累的基业交付在陛下手中，不幸被敌人凌辱、被叛臣占据，陛下不得已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以等待天意决定，这还可以说得通。至于事情有可以作为的道理，时势有可以复兴的条件，却前思后虑、犹豫不决，难道不是严重失去人心吗？臣请用棋局来比喻：善于下棋的人先巩固根本，其次确定计算筹划，临局时凭借大势，使对方左右支撑、无暇应付，然后我方必定能够取胜，对方的失败也可以逐步形成。如今四海百姓的心，谁不思念王室呢？只是敌人相互勾结，以威势胁迫他们，即使有智谋勇力，也没有办法施展。三年之间，依靠陛下一再前往安抚，士气随之稍稍振作，民心也因此稍稍回归。正应当把这样的形势显示给他们，也许可以激发忠心、振起懦弱，而那三四位大帅也不敢怀有偷安苟且的心。天下是陛下的天下。陛下若不亲自努力，谁肯冒着危险、废寝忘食，勤勉不懈地只以恢复国土为希望，成为忠心不改的臣民呢？臣认为，今日之事正是由此来区分国家的存亡安危。陛下如果让六军返回，那么有见识的人就会人心瓦解，内外离心，日复一日，最终只会日益削弱。将来再想下诏巡幸，谁还会深信而不怀疑呢？为什么呢？他们会知道朝廷只把这当作躲避灾地的计策，实际上并没有图谋天下的意图。陛下如果从内心果断决定，有进无退，车驾一旦启行，上可以感格天心，下可以顺应民望，敌人的势力便会逐渐局促退缩，大功从此建立，大业从此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