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

译知谏院司马光论述选拣士兵、防备边境说：“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下达指挥，选拣各指挥的兵士，补充上等军分。主管军队的官员只求人数多，不再精心选择。其中明知羸弱的人，也全都拿来充数。臣见闻浅陋，事后才听说，不能预先陈述可否，以致事情已经施行。然而其中得失利害十分明显，不能不全部向陛下说明。过去的事已经来不及挽回，今后的事还可以追改。臣私下认为，当今国家的忧患，在于士卒不精，所以四夷昌盛；财用不足，所以公私困迫。如今即使不能清理淘汰衰老之人来节省巨大费用，却又平时安然无事，没有警急，就白白增加无用之众，使无穷的祸患不断增长。臣不知道替国家筹划的人究竟是怎样想的。如今天下安乐，没有忧患，府库的积蓄随得随散，竟然没有剩余。假如不幸发生蝗虫、螟虫、水灾、旱灾、饥荒接连而来，盗贼突然起事，戎狄入侵，不知道陛下将凭什么应付？这不能不预先筹划。臣私下观察，自唐朝招募军队以来，如果确实能够得到勇猛有才力的人，尚且是有益的；如果不选择勇敢和怯弱而一概养活，臣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唐德宗任命神策军使白琇珪为京城召募使，应募者都是市井中的商贩之人，有名无实。等到泾原军队侵犯宫阙，德宗命白琇珪率神策军抵御，最终却没有一个人到达。德宗狼狈失去凭据，于是幸行奉天。到了五代时期，军政更加紊乱，因此叛乱接连发生，祸患和败亡相继而来。周世宗认为高平之战中士卒不精，所以樊爱能、何徽所率部队先行逃奔回来；于是大规模检阅各军，全部淘汰老弱，选取精锐组成侍卫亲军。由此禁兵强盛，近世无可相比，所以能够向南攻取淮甸，向北夺取关南，群雄畏惧归服，所向无敌。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的英明授命，拥有帝位；当时战士不过数万人，却向北抵御契丹，向西捍卫河东，凭借余威，开拓荆楚，兼并湖湘，席卷五岭，吞并巴蜀，扫平江南，使吴越臣服。太宗皇帝继承伟大的功业，奋发神威，于是攻取晋阳，统一四海，光明盛大的功业，万世都依赖它。如今天下军队的数量，臣不能全部知道，只听说与太祖皇帝时相比，多了数倍。然而元昊、羌胡这些小子，智高、蛮獠这些微小族类，竟敢在河西强横，在岭表横行。国家发兵讨伐他们，士卒有的望见敌军踪影就败逃，有的迎着敌锋便沮丧溃败，损辱天威，被四夷讥笑。由此看来，养兵的办法，应当务求精锐而不务求数量多。况且如今被选中的士兵，提升了军分，增加了粮食赏赐，按理说应当感恩戴德、人人喜悦。然而臣私下听说，京城之内，被选中的人往往叹息悲怨，父子相对哭泣。何况在外地，兵士离开乡里，向亲戚诀别，他们的愁苦，不用说也可以知道。使朝廷内外的人情如此惶惶不安，岂只是长远的祸害，也不能不把眼前的忧患作为万一之虑。军队，是国家的大事，是国家兴废的根由、安危的关键，全在于此。臣不知道是否曾经命令两府大臣共同仔细商议长远利害，然后再施行。如今在京兵士已经选入、分配到各军的，已经没有办法改变。那些尚未选拣的士兵以及外州军士，恳请朝廷特别下达指挥，命所有负责选军的臣僚必须逐一亲自仔细选拣；有好的人材、有膂力、达到标准而没有羸弱情形的，才可以选入。如果已经在防务中，后来朝廷另派不相干的官员复核防察，发现其中确有不够标准以及羸弱患病的人，那么原先选军的臣僚，恳请重加贬谪流放。从今以后，每逢大规模招拣兵士，都必须先命两府臣僚共同商量，估量财用丰歉和事务缓急；如果确实必须招拣，才可以上奏施行。” 并且告诫约束负责选军的臣僚，务求精锐，不求数量多。现在这样的指挥，请陛下裁决。” 苏舜钦上奏说：“臣谨按《周礼》，用牙章来发动军队；汉代调发军队，都凭虎符，因此用来严肃国家命令，杜绝奸诈的端绪。后来发给银牌作为凭信；五代防备叛乱，凡是奉使调发军队，只由枢密院发给公牒。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因为李飞雄曾经作伪诈骗，有诏令重新使用银牌。此后又再次废止。臣私下看见，如今外郡的兵马，只是由三班使臣携带宣命发动调发，却没有银符制度；况且印文篆刻平常，官吏也不能全部辨识，奸人或许能够仿造。在需要用兵的时候，必须大力设置防范。臣请求今后调发兵马以及乘驿马的人，都由中书发给银牌，以恢复本朝旧制。具体规矩的增减，请下诏命有关部门详细制定。恭请陛下裁决。” 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上奏说：臣私下知道，陕西禁军、厢军不少于二十万人，防秋将近，必须加以供养和训练，以求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丰足地供给衣食，使他们增强体力；积聚金帛，显示有丰厚的赏赐；用牛肉和酒慰劳他们，用法律刑罚威慑他们。这样，士兵就有战斗意志，将领也会增加气势；即使有二十万人，也能合成一条心，有守卫就必定坚固，有战斗就必定强劲，平定敌寇的日期，臣可以预料。如果食物不足以充饥，衣服不足以御寒，出战没有强壮的体力，入营没有丰厚的赏赐，军队就会有退缩的意志，将领也一定会丧失气势；即使有二十万人，也可能各怀二心，守卫就不坚固，作战就不强劲，平定敌寇的日期就无法预料。弓箭手、民兵肯于作战守卫时，事务上必须给予奖赏鼓励，所需金帛确实必须充分准备。如今陕西百姓已经空虚，三军还没有振作；有人听说实行“三说”的办法可以用来备边。按臣所见，如今▯货务的商客才有一百多人，即使允许在陕西、河东路用“三说”入中，因为商客不多，也只能稍微帮助粮草而已。至于金银钱帛，一年之内必定很难筹足。因此臣请求放行向南的盐客，使客商缴纳粮草以及金银钱帛；另外，各地富足而不从事商旅的人家，也必须用利益来劝诱。” 臣请求各地劝诱人们缴纳上述物资，每缴纳一种达到一万的数额，除给予向南末盐交钞外，还要另给恩泽：缴纳一万贯的，授予上佐官；缴纳三万贯的，授予京官并准许致仕。如果曾经参加科举并考到省试，或有本科出身，就授予家便官；愿意列入班行安排的，或者不愿接受差遣的，也听其自便。这样贵在防秋期限到来时，边境颇有防备。请朝廷迅速筹划大计，使百姓乐于输纳，三军乐于作战，那么敌人就不能获利，朝廷内外都没有忧虑。山海的利益，哪里值得吝惜？国家安危的筹划，全在圣上的英明决断，天下幸甚。”

译知成德军宋祁请求恢复唐代的防幕制度，上奏说：“臣听说唐代出师用兵时，每十人实行五防法，马和牛任其方便使用，随行的各种物件，如锅、幕等都配备齐全，所以军队行进万里，经历多年，也没有缺乏。自五代战乱以来，彼此侵扰，军队不出中国，弱者携带轻装，强者就地取粮，于是失去了五防法，直到今天相沿不改，也不再考察探求。臣恭敬地看见，朝廷如今的制度是，每个指挥五百人，指挥使得到夹幕一具，副指挥得到单幕一具，马军得到叶锅、布、行槽等若干，步军得到锅若干；从军员以下便再没有帐幕，有时出营驻扎野外，即使风雨很大，也没有地方遮蔽。战士穿着铠甲，所带衣被全都自己背负；马军则把盆、勺一类物品全放在马上。这样行军几百里，人和马的体力都已经先行疲惫，倘若遇到敌人，怎么能够挥兵冲击、搏斗刺杀而争取胜利呢？所以没有幕帐，士卒就无处休息遮蔽；没有防物，士卒就必须自己背负，这对于军队也不是小害。臣请求诏令近臣检索寻求唐代防幕之法，下交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议论能否恢复，明确列出利害，上报朝廷，听候指挥裁决。” 宋庠上奏说：“近来朝廷考虑到太平日久，再次命令河北、河东搜补强壮名籍，并在各路创置、增加弓手，暗中做好武备，确实是大的恩惠。然而纲领条目只是大致建立，防范检查还不周密，如果不作长远谋划，恐怕不会有实际成效。臣私下观察各路，只有河北的风俗比较习惯于此；如果想立法定制，应该从这里开始。谨将利弊列在下面。” 一、裁去虚假的名额。近来选取强壮之人时，依照先前下达的条文，在三丁或两丁之中登记一丁入籍，所以河北与其他各路相比，登记的民数最多。然而其中壮年和老年相杂，贫富也不相等。每年集合训练时，虽然官府供给粮食，但本家也要辛苦携带供送，又没有另外优厚的免除、存留制度。因此两丁之家，一丁在官服役，另一丁负责供给，一家的事务就荒废了。州县又有各种公人的差役，按理难以减少废止。如今一家有应当承担其他差役的人，就暂时免除强壮役，等差役结束后，再收回登记；这样一个人家的成员承担两种差役，轮番休息、交替上役，也不是人情所乐意的。臣请求委托本属长吏亲自查阅户等：凡第四等以上的户，除去老弱，如果确实有三丁，就选取一丁；其余两丁户以及第五等户，一律免除强壮役，以便承担其他差役。仍命州县把本地各种公人的实际人数列明，另行确定应当差役的人户，平时分三番轮流，以便相互替换，不得再充任强壮；已经登记为强壮的，也不得轮充其他差役。这样，人人都有固定职业，户户不兼受劳役，公私之间都能各得其所。” 一、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臣恭敬地详细考察，河北最初设置强壮的本意，只是想让乡土所在之人自行守卫自己的地方，所以不要求他们承担战斗中使用金鼓等事务。此前再次实行增加差役时，也明确告知他们，不在手上刺字，不离开乡里，暂且作为防御盗贼、守护城池的准备。臣私下想到，既然已经登记确定了数十万强勇之人，却不能使用，实在可惜。况且北部边朔之地万一有警，田野中的百姓都将带着家属进入坚城保卫。在这种时候，无论公兵还是私民，都完全可以驱使来守城，何必预先登记强壮呢？所以臣想先简去贫弱、丁口少的户籍，取其实际力量而加以使用，冒昧举例说明。假如大名府如今有强壮四万多人，其中再除去免放两丁的、贫弱的以及应当承担州县各种差役的人，只取实际三万人。听说本府通常驻有禁兵五千人，那么请调强壮三千人，留下禁兵二千人，共同凑足五千之数；每半年轮换一次，那么三万人分为十番，每番五年轮到一次【其他州都依照此法，通常以五分为比例，二分为正军，三分为强壮】。如果还有征调和守备的需要，就根据人数多少再次发调，但只允许不离开本路【意思是河北就不调到河东】。这样，名籍就不会徒然设置，军政也就建立起来了。” 这样以后，才可以进一步施加恩惠，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服役。一、厚加免除和复除。凡是人情，得到利益就趋向，得不到利益就停止。如今既然想驱使他们征战戍守，就应当根据利害来引导他们。臣请求，强壮之家除正税以外，命本属州县体察衡量民情，在科调中把百姓最害怕的项目一律免除【听说如今河北百姓最苦于折变税物和和买防绢，河东百姓最苦于和籴斛米】；轮番上役的人，在免除项目之外再加以优厚待遇；出征的人，在优厚待遇之外，再给予特别优厚的赏赐。”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到河东另设一名都部署，河北一路的强壮分为三部署，由他们统领。太平无事时，各自命本州分番轮换，以便练习；遇到紧急警报时，部署根据人数多少在本路集合，以备作战。河北一路先确定这种制度，其他各路就可以仿照实行。如果平时在家、不上役的人，委托本县令佐或本路别使【如令提点刑狱使之类】专门督察，劝勉他们从事农业。如果有人懒惰不耕作，就用严刑加以纠正。每州还另设钤辖一员，与知州共同掌管兵籍【凡是说到军队，就把正军和强壮合在一起计算】。这样，原来屯驻的禁军可以一并调归宿卫，只留下就地取粮的军队在本路，用来相互镇服。等到他们逐渐熟悉军事事务，就自然形成府兵制度。其他具体曲折的条贯，可以让有关部门根据时势增补调整。”}], 庠又上奏说：“臣近来看到吕夷简再次陈述河北强壮军籍长期失去训练等事，不久前已经退而委托有关官员就近详细斟酌此事。臣私下听说，跨过黄河向北，原来登记为强壮的人超过数十万，都是当地土著的精锐士卒，为国家防卫边疆。有关官司熟悉这些条约，明确记载自从与契丹通好以来，内外都一味因循，只求专门避免嫌疑，不教百姓作战，三十多年下来，逃亡、冒名、流散，只剩下空簿册，日复一日，知情的人无不寒心。吕夷简想要援用旧有章程，请求加以综合核查，这实在是深谋远虑，是为国家作长久准备的事业。况且这件事前后上言的人非常多，但事情一直没有实行，大多是担心惊动敌人、引起猜疑，破坏两国盟好。然而臣斗胆请问议论此事的人：如果始终不训练，能够保证北方敌人永远没有祸患吗？这就是只忧虑外患而忘了内患，把跳蚤虱子看得很重，却看不见泰山的论调。如果确实如此，也应当另作长远谋划，怎么可以舍弃旧有防备，躺在堆积的柴薪上等待它燃烧呢？”臣再次思考这种迟疑不决的缘由，大概是因为各位大臣不敢独自承担责任，常常担心邻国偶然找到借口，反而自行废弃中原无穷的利益，只求保持常态，苟且图谋眼前。况且两国盟书本来没有这样的禁令，我国的政令，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译况且聚集百姓加以训练，不过是以防止生事为戒，仍然是平时预先设置的防备。如果放弃而不修治，就是自己酿成祸患，最终连可以挽救的防备也没有了。把这两方面相比较，利害十分清楚。何况如今羌人背弃恩德，边境骚动，臣认为可以借此事聚集声势作为援助；即使让这件事传播开来，对两国的和好又有什么妨害呢？安危的关键，不可拖延。臣有幸听闻政事，任职时间还不长，所说的话分量轻而事情重大，恐怕因人微言轻而被废弃，因此希望圣上慈悲，再与张士逊、章得象、王騣以下的老成之臣共同参议决定可否。如果一定认为这样会引起外部嫌隙，那么请特意派遣精明干练的大臣，另托以其他事务出使河朔，与吕夷简及都转运司秘密筹划，研究主客两等壮丁应如何均衡调配；并且在聚集之后，用什么办法才能对外不张扬，对内又能立即进行训练。还希望抄录近日臣僚所上关于乡兵利害的奏章文字，交给有关部门共同商议，使这项措施能够长期实行。请陛下留心省察。” 当时军队冗滥，国家用度不足。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上奏论述防务说：“圣人在上，国家也不可能没有灾害，但有救治灾害的办法。如今百姓困穷，国用空虚，财利来源已经耗尽，只有削减用度了。各种用度之中，没有比养兵更大的。近几年招募设置得太多，又没有加以淘汰。如果士兵都勇健，能够抵御寇敌，即使耗尽百姓的膏血来供养他们，也尚且说不过去，何况其中衰弱、有病、年老、胆怯的人又常常超过一半，只是白白耗费粮帛，作战时却首先逃跑，以致勇敢的士兵也被牵累而失败。当祖宗时，四方割据，中原才有一百多个州，民力还没有恢复，耕种也不广泛，然而用度充足，是因为士兵少。而且每次征讨都能取胜。几十年来，使用数倍于从前的军队，却所向必败，由此可知，军队贵在精锐，不在数量多。议论此事的人屡次进言，陛下却没有立即更改，是因为大臣苟且偷安、逃避怨责，论事的大臣又闭口不言，那么这种弊病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希望下诏令中书、枢密院商议停止招募和捕取，并淘汰冗滥之兵。” 英宗即位后，召苏颂提点开封府界各县镇的事务。苏颂说：“周代的制度，是从六乡征发六军，驻守在王畿四郊之地。唐代设置十二卫，也分布在京畿以内的郡县，又把关内各府分属其中，都是为了控制四方，作为国家的藩篱和防卫。本朝禁兵大多屯驻在京师以及京畿内的东南各县，虽然这样便于粮食运输，但西部边境的武备却很缺乏。如今中牟、长垣是京城门户的要冲，东西两边的驿站都经过这里，但过去没有驻兵，空荡荡地毫无防守，请设置营寨、增加兵力，以防备非常情况。” 治平元年，三司使蔡襄上奏论述军队九件事说：“臣近来上奏《国论要目》十二篇，认为当今的急务，强兵是第一件事，富国是第二件事；想要修明治理之道，应当从这里开始。军队不强，国家就不能富裕；国家不富裕，百姓就不能安定。所以从强兵开始，到安民结束，这是论述根本和末节的道理。强兵应当怎样做？第一是消除冗兵，意思是军队不能突然大幅削减，应当有办法逐步消除；第二是选择，意思是把年老、衰弱、有病、不能上阵作战的人挑选出来，淘汰掉；第三是省兵，意思是不应设置军队的地方，以及设置过多的地方，就削减兵力；第四是训练，意思是士兵即使年轻力壮，如果训练没有得到正确方法，也等于没有教练；第五是立法，意思是军队完全没有统制，所以不能使用，一旦使用就会失败。这五项都能修治完备，军队就会少而精。军队少，财用就充裕；财用充裕，国家就富裕。军队精锐，用来作战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稳固，这样军队就强了。这些说法都是世人通常的议论。然而实行它们，就是治理之道的开始；不实行，就是天下的大患。正因为是世人通常的议论，才是当今的急务。因此臣说它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中书不参与掌管军队的事务，增加多少兵力，也不知道。枢密院需要兵力就增加，却不知道财用是否充足。统领军队的将帅，兵少就请求增加，从不核算。如今军籍中的士兵多了好几倍，为什么使用起来仍然不足呢？三司只负责供应衣粮，每天不断增加，却不敢提出议论，说这是军队的事务，不属于自己的职掌。四个部门各自谋划，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如果把这些事务贯通起来合为一体，就可以核算军籍多少、财用有无，不至于造成冗滥。臣想请将招募和增加的兵数交由枢密院、中书共同商议。先命三司计算衣粮怎样才能够用；统军每次请求增置士兵，必须追问兵力不足的原因，确实不得已，才可以具奏。这样谨慎慎重，也是节省兵力的一种办法。” 第一件事，近年各路安抚钤辖司设置了增加屯驻禁军的措施。京西、江南东路、西路、广南东路、西路、两浙、福建等地驻泊的禁军，都是北方人。南方水土与北方不同，在水上行动不懂船桨的便利，在山地行军又不能承受险阻；一去就是三年，死亡几乎过半，这是第一个不便。比如派二万人驻泊，到了轮换时，又必须派二万人，通常需要四万人才能完成，于是屯戍的兵力不断增加。军队回到营地，还不到两三个月，又要再次出征，不仅道路劳苦，妻子奴仆相隔，人情郁结，也是第二个不便。如今想要除京东、淮南以外，各路钤辖、安抚司所管的驻泊禁军，等服役期满，酌量留下所需人数补充，其他人一律放回本营，不再补充空缺。有人问：‘南方难道不能使用北方军队吗？祖宗平定南方时，全都是北方军队，为什么现在却说难以使用？’回答说：‘祖宗时的军队，进行诛讨的大事，没有不调动中外军队的。如今南方只应采取防御盗贼的办法；如果是防御盗贼，各路都有招置的禁军，训练熟练，可以调遣。盗贼势力大时，暂时派遣北方军队，也不算失去防备。这也是节省兵力的一种办法。’ 第一件事，陕西、河东自庆历以来在用兵期间设置了很多寨栅。设置这些兵寨和栅栏，本来是为了疏通粮道、保护耕农，并不是有益于攻守。如今应当先撤去无用的寨栅，或者只酌量留下士卒，因地制宜地裁撤遣散，以减轻难以运送粮草的负担；这也是节省兵力的一种办法。第一件事，边境的士兵中有年老、衰弱、患病的人，应当先行挑选淘汰。如果让他们留在边境，不仅白白耗费粮食储备，而且也不能作战。比如一千名士兵中有一百名老弱之人，遇到敌人便先逃跑，那么一千人就全都废了。这样的祸患，必须进行挑选。马匹中有不能上阵的，造成的祸患也和老弱士兵相同。陕西、河东现在没有战事时，如果先行挑选淘汰，不仅能使训练更加精熟，仓促之间也有准备，还可以大大减少粮草，以减轻国家的负担。

译第一件事，有人说：招置土兵，例如从前陕西弓箭手这一类，只给他们田地，不耗费衣粮，在事务上很便利。且说河北招置土兵，造成的祸害就很深。一个土兵的供养，可以抵得上三个戍兵；而且父子相承，未曾出城，骄横懒惰，难以调动，所以说祸患很深。河北义勇有十九万人，过去征调时曾使人情惊动，但如今大家已经习惯，只须整顿训练，紧急时便能发挥作用。在其中再挑选强壮者，必须达到十万人，不耗费衣粮，可以用来制约土兵，屯戍的军队就可以减少了。第一件事，养兵的费用。禁军每名士兵的费用，包括衣粮、特支钱和郊赉，合计一年约需五十千钱。厢军每名士兵一年约需三十千钱。总计一千零一十八万多名士兵，一年约需四千八百万缗。这只是大概的数目。如果减少禁军十万人，每年可减少钱五百万缗；减少厢军十万人，每年可减少钱三百万缗。想要减少禁军，先从减少屯戍军开始；想要减少厢军，先从减少纲运开始。这是其中的关键。第一件事，各路厢军一个指挥有六七百人，查找旧有编额，却没有任何条制。大概是年代久远，旧文书已经散失。如今如果朝廷下诏，各军指挥以及将校以下，不得超过五百人。旧额不满五百人的，就依照旧额。到今天以前已经有多余人数的，一律命令仍按原数办理。等达到五百人，就完全依照现在的规定；如果敢在额定人数之外擅自添人，就按违制论处，不在离任后原有赦免范围之内。第一件事，禁军指挥近年增置的军额名目很多，指挥中的将校编额虽然齐全，士卒却只有两三百人，白白耗费将校编额所对应的俸给。如今如果先对各路军额制定条约，比如士兵有三百人，就设置三十名将校编额；现有人数已经超过规定的仍照旧，或者调拨补充到别的军队，等达到三百人后不再补充，逐渐就可以合并节省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百人〕 第一件事，想要减少厢军，先从减少纲运开始。如今天下没有名目的纲运，最为浪费。边郡士兵以及兵官轮换调动时迎接、等候、送还，厢军动辄就是几百人，多的达到一千人。向来明明有条制，州郡却都顾及人情，不敢禁止约束，这是第一件事。南方轮换罢任的官员，近的从江浙，远的从湘潭，一条船载十到二十人，一年往返京师，可以只办理一次。一条船的费用，少的五百千，多的七百千，所装载的官物价值不过几千缗，衣粮所费更不用说，这是第二件事。天下州郡自太平以来，官署、亭台、楼榭没有不充足的；每逢新官到任处理政务，必定要兴建改造土木工程，到处都是。不仅白白耗费财用，还必须大量役使士卒，这是第三件事。天下专门运送官物进京的事务，如牛皮、兵器一类，大多走陆路；如果交给本路转运司办理，不急用的就裁省，或者改走水路，就可以减少兵役，这是第四件事。用士兵拉船，不如采用和雇，只需支付按路程计算的费用；养士兵则终年都要供给，费用必定加倍，这是第五件事。大体上把这五件事列出，严格制定条约，厢军就可以节省了。右仆射韩琦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自三代、汉、唐以来，都是登记百姓为兵，所以人数虽多，供养却很少；这样既能维持各处防备，又能威服四方夷狄，并不是近来所蓄养的冗兵可以相比的。唐代设置府兵，最接近古制；天宝以后废止，不能恢复，于是因循到五代，大量招募长期征戍的士兵，所以困乏天下而无法供给。如今河北有义勇十五万人，河东有义勇八万人，他们勇猛强悍、质朴实在，是天性如此，又有财产和资产，父母妻儿都与他们相系；如果稍加简选训练，也就是唐代的府兵。陕西在西部战事开始时，也曾三丁选一丁作为弓手，后来刺面改为保防正军。等到夏国纳款归顺，朝廷拣选释放，如今留下的已经没有防备作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都是控制防御西北的地方，事情彼此相关。如今如果在陕西各州也点选义勇，只刺手背，再明确说明不再刺面，就可以避免引起惊骇。或者命令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先行刺记，以观察民情；安定以后再轮到各郡，虽然一时不免稍有骚扰，但最终会成为长远的利益。” 司马光上奏说：“臣近日已经两次上言，请求停止刺取陕西义勇，尚未见朝廷采纳。臣若想就此停止不说，便不忍心坐视一路百姓横遭困苦，而只为自身谋求安逸；又担心拖延日久就来不及挽回事态，所以不敢逃避斧钺诛罚，再次上密封奏章，为陛下极力陈述其中的祸害。臣近来反复熟思此事，实在是给百姓造成世世代代的祸害，对国家却没有丝毫利益。为什么说给百姓造成世世代代的祸害？臣私下看到，河北、陕西、河东在景祐以前本来没有义勇，州县各种差役，都是上等有财力的人户承担；至于乡村下等人户，除两税以外，再没有大的差役，若不是遇到严重饥荒的年头，便能穿暖吃饱，父子兄弟和乐相处。自宝元、庆历年间，朝廷因为赵元昊叛乱、契丹逼近边境，于是就在三路乡村人户中不问贫富等级，只要家中有三名男丁，就挑选一人充当乡弓手和强壮。当时西部边事尤其紧急，不久便把陕西一路的乡弓手全部刺面，充作保防指挥的正军。河北、河东的边事稍缓，于是只把乡弓手、强壮刺手背，充作义勇。”

译从此三路百姓开始骚动忧愁、陷入苦难。河北、河东百姓与陕西相比，虽然免除了离家背井、戍守边疆、战死敌前的祸患，但手背一经刺记，便终身受到拘束；有时想远出办事，买进便宜货再到贵处出售；有时遇到水旱灾荒，想分散家人去寻找丰收之地；有时想典卖田产，外出游历或寄居他乡，都担心官府随时点集，不敢向东向西行动。又在征调点集之时，州县官吏难道没有索取钱物的吗？教阅之时，军官、教头难道没有搜刮掠夺的吗？这就是在平常免除徭役之外，又增加了一种科派徭役。假如真像议论者所说，对百姓没有害处，那么百姓都乐意听从官府，为什么还要刺手背来防止逃跑呢？由此看来，义勇对两路百姓造成的祸害，也就可以知道了。何况陕西在庆历年间，民户已经各自有一名男丁被刺记，充作保防，流落在外不能回来；如今又抽取第二名男丁刺记为义勇，岂不是太过分了吗？朝廷近年分派朝臣遍往各路，裁减释放士兵，说是宽恤民力；如今却无缘无故在一天之内把一路十多万百姓刺记为义勇，为什么朝廷先前爱惜他们，后来却忍心对待他们；在小处怜悯他们，却在大处忘记他们呢？况且今天点集之后，州县义勇都有固定数额，每当有人逃亡、病死，州县必定随即补充；这样义勇本人既被羁縻到老死，子孙如果有新成丁，又不能免于被刺记为义勇，这就是使陕西百姓世世代代常有三分之一的男丁充当士兵。”},{ 所以臣说：这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祸害。为什么说对国家没有丝毫利益呢？太祖、太宗在位时，还没有义勇，至于正军，也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然而太祖攻取荆湖，平定西川，攻下广南，克复江南；太宗攻取两浙，克复河东，统一天下，就像振落枯叶、拾取遗物一样容易，这难道是义勇的力量吗？大概是因为民政修明，军令严整，将帅任用得人，士卒训练精熟，所以才能如此。康定、庆历年间，赵元昊辜负历朝对他的深厚恩德，无故违抗命令，侮慢而不恭敬，侵犯边境。朝廷竭尽天下的力量来供给边境，刘平、任福、葛怀敏的军队相继覆没，士卒死亡动辄以万计。正军不足，就增加乡兵；外府的财物不足，就接着动用内帑。百姓的力量困乏到了极点，财物也耗尽了，最终仍然不能派出一旅之众，跋涉区脱之地去讨伐他的罪行，反而不得不忍受屈辱和耻辱，借给他尊宠的名号，用厚重的财物引诱他，仅仅求得相安无事。在那个时候，三路新设置的乡兵，人数达到几十万，何曾真正发挥过一个人的力量？由此看来，义勇没有用处，也就可以知道了。贾谊说过：“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 康定、庆历年间抵御外族的教训，国家应当永远引以为戒。如今却把当时的制度逐一查考出来照办，这样后面的车又要翻倒了。有人诘难臣，必定会说：“古代的军队都出自民间，难道民兵在古代可以使用，在今天就不可以使用吗？”臣回答说：“三代时期，采用井田制度来征出士卒；他们平时按比、闾、族、党、州、乡组织，出行作战时按伍、两、卒、旅、师、军编制，负责这些事务的都是卿大夫。唐朝初年，府兵各有营府，不隶属于州县，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等相互统辖，所以命令下达之日，数万人的队伍可以立即集结，没有人敢逃亡躲藏，是因为平日的纲纪已经完备。”如今的乡兵却不是这样，虽然有军官、节级的名号，但他们都是乡党亲族，平时彼此拍肩挽袖、饮酒赌博、争斗殴打的人，并不像正军那样有严格的等级上下之分。如果在安宁无事时，州县聚集他们教阅，那么也有行阵、旗鼓、弓弩、坐作、呼喊，真像可以作战一样。可是他们如果听说敌人大举入侵，边兵已经失败，边城已经失守，敌骑杀戮抢掠、席卷而来，那么无不望风奔逃、四散逃散；那些军官、节级将会像鸟兽一样躲藏逃窜，连自救都来不及，哪里会有一个人能够替县官率领士卒抵御寇敌呢？” 依臣看来，这正如儿戏罢了。哪有为国家谋划，却惊扰一路百姓，使他们破家失业，去做这种儿戏般的事情呢？所以臣说：对国家没有丝毫利益。所有这些利害，明白得如同黑白。臣恭请陛下不要因为臣愚昧卑微就忽视臣的话，稍稍留意听取并察看。刺取陕西义勇这件事，请早日赐令停止。这样一方百姓就大为幸运。司马光又上奏说：臣近来已经四次上言，请求停止刺取陕西义勇，分别说明利害，极其恳切哀痛，最终仍未见陛下省察。如今陕西一路的百姓，无论大小都惶恐不安，如同处在沸水烈火之中，而朝廷安然自若，丝毫没有拯救的意思。臣的职任在于规谏，怎么可以闭口不言？不敢广泛引证来烦扰圣听，只请以眼前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说明。如今主张义勇便利的人，必定说：现在河东、河北不用供给衣粮，却能得到数十万强兵，个个训练熟练，可以与敌作战；而且军队出自民间，符合古制。臣请说明事实并非如此。那数十万人，是虚报的数字；所谓训练熟练，只是外表；所谓军队出自民间，只是名称与古代相同而实际不同。为什么这样说？河北、河东的州县既然承接朝廷的意旨，各自挑选刺记义勇，只求数量多。” 根据账籍来说，确实有数十万之众。如果万一敌人就在附近，官府急忙想点集他们时，却一个人也见不到，难道不是虚报的数字吗？平常无事时，州县教阅的日子，旁观者只看见旗号鲜明、钲鼓齐备、行列有序、进退合乎节拍，就赞叹称美，以为确实可以与敌人作战。却不知道这不过是类似队舞聚戏的表演罢了。若听到敌人到来，就会像瓦片崩解、星星四散一样逃散，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难道不是只有外表吗？古代军队出自民间，百姓耕种养蚕所得，都用来供养自己的家庭，所以平时富足，出征时精锐。如今既向农民大量征收粮帛来供养正军，又登记农民本人作为士兵，这是让一家独自承担两家的事务。这样一来，百姓的财力怎么能不枯竭？难道不是名义与古代相同而实际不同吗？依臣愚见，河北、河东已经刺记的百姓尚且应当遣散释放，何况陕西尚未刺记的百姓呢？陛下若想知道利害的实情，为什么不试着召来主张此议的人问他们：‘自从河北、河东设置义勇以来，敌人总共有哪一次深入腹地州军，是靠义勇抵抗而使敌人败退的？如今既然有了义勇，三路的正军都可以废弃不用了吗？’

译如果敌人果真曾经深入，并且因得到义勇的力量而败退，那么如今刺取义勇之后，正军全都可以废止，这就是万世长远的策略。希望陛下实行，不要犹疑。如果自从设置义勇以来，从未真正与敌人交战，那么即使如今有了义勇，正军也不能废止；既然如此，又怎么忍心把十多万无罪的百姓全部刺记为无用的士兵呢？上天降生圣明的君主，是为了百姓。百姓如今到了这种地步，陛下难道可以完全不为之动心吗？臣所说的全在这里了。陛下如果认为其中稍有可取之处，就请早日下达指挥，命令陕西停止刺取义勇，以拯救一方百姓。如果认为诏命已经下达，不肯立即更改，那么请暂且免除刺手背，等边事平息后，仍旧遣散，那么百姓虽然只受一时骚扰的劳苦，还可以免除终身受拘束的痛苦。如果认为臣所说全都轻率迂阔、不能施行，那么臣的才智见识愚昧昏暗，无法勉强改变政令，也不宜长久玷污谏诤的行列。恭请圣上慈悲，特赐降职黜退，另选贤能之才代替臣。” 司马光又上请求停止陕西义勇的札子说：臣听说朝廷派陕西提点刑狱陈安石，在本路民户每三名男丁中刺取一人充作义勇，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果真如此，非常不妥。臣私下推想，主张此议的人一定认为，河北、河东都有义勇，唯独陕西没有；近来因为赵谅祚侵犯边境，所以想扩大登记民兵，以备缓急，用来抵御敌人。臣看到康定、庆历年间，赵元昊叛乱，王师屡次失败，死亡动辄数万人，国家缺少正军，于是登记陕西百姓，每三名男丁中选一人作为乡弓手，不久又刺记为保防指挥，派往沿边戍守。当时乡里之间惶恐骚扰、忧愁怨恨，无法尽述；耕种养蚕的百姓不习惯作战，官府既耗费衣粮，民家又要负责供应接送，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陕西百姓家家衰残，至今二十多年仍未恢复原状，都是由此造成的。这种谋划防务的失误，也足以作为警戒。当时河北、河东的边事稍缓，所以朝廷只是登记百姓充作义勇，不再刺记为军；虽然与陕西保防相比，祸害稍小，但国家何曾让他们抵御戎狄，得到丝毫利益呢？” 如今主张此议的人只奇怪陕西唯独没有义勇，却不知道陕西百姓每三名男丁中已经有一人充作保防。自从西部战事以来，陕西困于各种征调，与景祐以前相比，民力已经耗损三分之二；加上近几年屡遭灾荒歉收，今年秋天才获得小丰收，正希望休息一下，又遇到边境有警，众人的心已经动摇。如果再听到这道诏令下达，必定会大为惊扰，人人忧愁困苦，和康定、庆历年间一样；这就是敌寇还没有到来，百姓却先自行陷入困顿。况且如今陕西正军很多，并不至于缺乏，为什么要仓促做这种有害无益的事，重蹈覆辙呢？恭请朝廷审察利害，特意停止此事，实在是一方百姓的大幸。司马光又上请求停止陕西义勇的札子说：“臣近来曾上言，请求停止刺取陕西义勇，不知朝廷是否曾另行商议。臣上次入殿时，请陛下留意所谓备边的事情；所谓备边，不只是增加屯驻的军马、积存粮草罢了，还在于选择将帅、修治军政。如今将帅中没有才能的人，未听说有所更换；军政败坏的地方，也未听说有所振作。却突然把腹地州军的百姓全部刺记为士兵，外人听到后无不惊骇。如今陕西沿边的正军，动辄数以万计。朝廷如果能够选择有谋略、有胆量的人担任将帅，让他们淘汰疲弱者、选取精锐，勤加训练，明确实行赏罚，那么即使想夺取银州、夏州并在那里征税，擒获赵谅祚并控制他的命运，又有什么困难？何况只是制止他的抄掠盗寇呢？如今朝廷不勤勉地把将帅和军政作为急务，却无缘无故登记耕种养蚕的百姓，让他们拿起兵器，只是造成惊扰，实际上没有用处。臣不知道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个策略？从前康定、庆历年间，朝廷因为元昊侵犯边境、官军作战不利，已经登记陕西百姓作为乡弓手。开始时公开发布榜文，说只是想让他们守护乡里，绝不会刺记为正军，屯戍边境。” 榜文还没有收回，朝廷就把他们全部刺记为保防指挥，命令他们到边州屯戍。当时臣正在陕西服父母丧，亲眼看到了这些事情。百姓都生长在太平时代，不懂刀兵甲革，突然被调发为兵；从陕西向西，乡里之间仿佛人人都有丧事、家家都遭劫掠，哭喊之声响彻天空、遍及原野，天地因此惨淡，日月也为之失色。许多人逃到外地，官府就拘押他们的父母妻子，紧急追捕；他们只得卖掉田园来充作悬赏。刺面之后，军官、教头贪图他们家中富有，百般诛剥，衣粮不足以自给，只得向民家索取。有的屯戍在边境，还要从千里之外供应接送，祖父留下的财产日渐消耗，最终全部耗尽。何况他们平生所熟习的只是桑麻和耕作，至于甲胄、弩、槊，即使加以教阅，也难免生疏；再加上资质鲁钝、性情懦弱，临敌时一有机会就想退逃，不仅不能保全自身，还会拖动、扰乱整个大阵。后来官府知道他们没有用处，便大加淘汰，发给公凭，放他们各自谋生。然而他们长期荒废农事，已经不肯再从事耕作劳作，加上田产已经空尽，无处可以回归，都流落在外，受冻挨饿，不知所终。” 当地长者至今谈起这些事，仍然长叹流泪。它造成的过失，明明白白可以知道，足以作为后人的警戒，却不足以作为[原文“为」法也”有残缺]。即使朝廷说这次登记的百姓只刺手背，在农闲时委托州县召集教阅，只在乡里进行，不让他们戍守边境，民间也会因记得往年之事而大肆传播谣言，争相惊扰。朝廷的号令失去信用，这种事前后已经很多了。即使州县官吏遍到百姓家中，当面加以晓谕，他们最终也不会相信，必然逃亡躲藏，刑狱案件一定增多，怨叹之声遍布一方，足以动摇众心，伤害和气。假如对国家有丝毫益处，也没有什么可顾惜的；但这件事有害无益，显然明白，眼前就可以看见。即使训练真的成功，一旦赵谅祚大举入寇，边臣不能抵御，使他深入三辅，向东越过潼关，难道还想驱使这些乌合的乡村百姓去抵抗吗？这只足以招来戎狄的嘲笑罢了。恭请陛下怜念百姓，深察得失，刺取义勇这件事，请早日赐令停止。”

译司马光又上请求停止刺取陕西义勇的札子说：“臣几天前才听说朝廷有指挥，命令陕西路把乡村百姓刺记为义勇。臣当即写了奏札，说明这样做不妥。昨天又入殿，当面详细陈述，奉圣旨命令送交中书、枢密院商议。臣到了中书、枢密院，才知道此事已经议拟很久，诏令下到陕西路也将近十天了。臣耳目闭塞、见识浅陋，事后才听闻，不能在事情发生前进言，这是臣的罪过。然而臣听说，《易经》说：‘不远就能复归，就不会有大的悔恨。’《尚书·说命》说：‘不要以犯过失为可耻，反而继续做错事。’如今虽然后命令已经下达，如果追究并停止它，仍然胜过任其实行而不顾，不能因为害怕反复更改命令的嫌疑，就踏上执迷不悟的凶途。百姓一经刺手，便终身受到拘束，不能自由行动，他们内心畏惧忌惮，不必说也可以知道。康定年间挑选乡弓手时，原本不刺手；后来到庆历年间刺记为保防时，富裕人家还可以多用钱雇召强壮的人来充数。如今却一律刺记其手，这就是让十多万无罪百姓永远列入军籍，不能再做平民，其危害百姓比康定年间更加严重。臣私下估计，如今陕西百姓已经狼狈惊扰，无法安生了。” 如果朝廷安然坐视，竟不加怜悯救济，使百姓像初生孩子一样哀号，却没有地方申诉，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古代国家有大事，要向卿士谋议，向庶人谋议，还要交付卜筮判断。如今登记一路百姓作为士兵，可以说是大事了，但两府以外，朝廷士大夫竟没有一个人知道。诏书一旦下达，急如星火，严如雷霆，谁还有时间追问事情的原委，更何况敢说它不对呢？臣身为备位谏官，既然听到了这件事，就不能害怕死亡而不为陛下竭力进言。如果又抛弃、忽视臣的话而不予更改，那么今后朝廷号令有错误，就终究无法挽救了。这样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臣愚昧地恭请圣上慈悲，迅速下达指挥，命陕西路暂且不得挑选刺记义勇，另行听候朝廷指挥；然后广泛召集卿士大夫，更加周密地商议可行与否。如果果真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无害，再慢慢实行，又何必担心晚呢？” 三年，司马光又上奏论招军的札子说：“臣听说近来朝廷在京师以及各路广泛招募禁军，遭受灾伤的地方又招募饥民充作厢军。臣愚见认为，国家近来的忧患在于军队不精锐，而不在于数量不多。军队少而精，衣粮容易供应，公私都能充足，一人可以抵十人，遇到敌人一定能够取胜；军队多而不精，衣粮难以供养，公私都困乏，十人还抵不上一个人，遇到敌人必定失败。这种利害关系明白如黑白，并不难知道。因此太祖皇帝时，天下军队数量不到如今的十分之一，却仍然每天加强选练，淘汰衰弱年老者，专门选取精锐，所以能够四处征伐取胜，统一天下。自景德以来，中原既然用金帛安抚怀柔戎狄，不再进行征讨，至今六十多年，按理说官府应当有余积，百姓应当有余财；可是府库耗尽，仓廪空虚，水旱等小灾一来，饿死流亡的人便遍满原野。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边境虽然安定，而冗兵越来越多造成的吗？这是天下共同知道的事情，并不是臣一人的私下说法。庆历年间，赵元昊叛乱于西部边境，朝廷用兵，广泛增加招募；各州都监、监押招募达到一千人的，都特别升迁一级官职。由于这个缘故，天下冗兵更加增多，国家力量更加贫弱。” 近几年又多次大规模挑选厢军来补充禁军的数量，眼下登记在册的士兵已经不少了，为什么还要再直接招募禁军，并招募饥民充作厢军呢？臣不知道提出建议的大臣是否曾经计算过，如今府库的积蓄用来供养现有的军队，究竟是有余还是不足？这大概是边境大臣庸碌愚昧、怯懦无能，没有别的才略，只求增加兵力；朝廷中的大臣又害怕所供给的兵力达不到边臣的要求，将来边事一旦失败，就会归罪于自己，因此不顾国家的匮乏，只知道招募，满足虚数，不管士兵疲弱无用。这是群臣保全自身、保住职位、苟且应付眼前的办法，不是替朝廷深谋远虑、筹划长久的策略。俗话说：‘多求不如节省费用。’这句话虽小，却可以说明大的道理。如今一家十口，衣食仅仅够用，一下子增加五口，必然无法供养。如果不顾粮仓里的粮食、箱笥里的绢帛，看看还剩多少，只贪求增加冗余人口，能不陷入穷困吗？国家的形势与此有什么不同？群臣既不能替陛下忠心谋划，陛下又不亲自把它当作忧患，那么谁来忧虑呢？臣恐怕边臣请求兵力没有穷尽，朝廷招募士兵没有停止，而仓库中的粮帛有限，百姓的膏血也有尽头，不知道国家这样长期沉疴，什么时候才能痊愈呢？”},{ 臣又听说，目前灾害造成的伤情需要防备，可是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只能煮稀薄的粥给饥民吃，尚且不能供给，何况把他们刺字编为士兵，将来靠什么供养他们一辈子呢？况且田间的农民，只是因为一时饥荒，所以流离迁徙、外出求食；如果将来年成丰收，他们各自都会想着恢复旧业。如今既然刺字把他们编为士兵，就是使他们终身失去职业。对官府和百姓来说，都没有好处。筹划防备的失误，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臣希望陛下从圣明的意旨出发，迅速下达指挥：京城和各路都应停止招募禁军，只选择将帅，让他们训练原有的军队，以备抵御四方夷狄，不必担心兵力不足。至于遭受灾伤的州县，不得任意招募饥民来充任厢军，只应根据现有的斛斗粮食救济接济农民，等到将来稍稍丰收，让他们各自恢复旧业，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臣自从陛下登上帝位以来，不自知狂妄愚昧，见朝廷的政令有不便之处，官员任用有不恰当之处，屡次进献盲人般的意见，冒犯、亵渎了天子的听闻。陛下却从未因此改变一项政令、改动一项任命，像臣这样的人，也可以不再进言了。然而臣仍然微薄地不断进言，实在是以身居官位却不进言为耻，而不以多次进言、被人厌烦为耻。

译英宗时，陕西转运副使范纯仁上奏说：“臣下拜见，陕西沿边的军队和将领都很冗多，城寨也多，供给费用加倍，耗损了财用。如今既已允许西人纳▯，各路又停止用兵，正应当节省经费，逐渐谋求富足充实。如果仍沿袭旧规，不图改革，那么达到富实的期限本来就没有希望，按年计算的支出也将不够。万一再发生边事，或遇到年成歉收，仓促之间将如何筹划？希望朝廷查考天圣以前陕西沿边军马、兵官的数目，并责成帅臣分条列出如今应当保留的城寨，以及应当裁减的将官、冗兵人数，参照确定适中的制度，各自命令遵行。其中如果有帅臣不顾全国家大体，只图冗占兵力，也请朝廷特别加以告诫勉励。这样做，不但西部边陲渐渐可以富足完备，也能使契丹畏惧威势，容易驯服。还请察看沿边那些希图功名、制造事端的臣子，重加责罚贬降，使契丹知道朝廷爱惜生灵的德意；如此便可以省去戍守的劳苦，安坐而达到富实。” 神宗熙宁二年，知谏院陈襄论述裁汰冗兵的奏札说：“臣观察治平二年，天下收入财用的大数，总计约六千余万缗钱，养兵费用约五千万，占全部财用的六分之五。禁兵约七十万人，每人每年钱粮赏赐不少于五十千，七十万人就有三千五百万缗的费用。厢军约五十万人，每人每年钱粮赏赐不少于三十千，五十万人就有一千五百万缗的费用。这样厢军、禁兵共费五千万缗，只剩一千万缗用来备办国家百般费用。如今若裁减厢军、禁兵人数的五分之一，每年就可以减少钱粮费用一千万缗，用来帮助县官的用度；与通常年份相比，所增加的数额加倍，百般经费有两千万缗，足以供给而且还有余。何况艺祖朝内外军队只有十二万人，真宗时三十多万，章圣时已经称多，却不过五六十万。大体说来，军队贵在精强，不在众多。如今若选取精悍之士，淘汰懦弱、瘦弱和年老者，共裁去五分之一，仍有九十六万精兵，并不算不足。” 御史中丞吕公著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古代兵农不分，耕作和作战同时进行，平时没有不耕作的百姓，有事时没有不参战的家庭，所以兵籍虽然广泛，财力却不会困竭。后世只有唐代的府卫最接近古制，开元以后，这种制度又败坏了。国家承接五代的乱局，虽然百事草创，尚未恢复古制，但祖宗初年军队不过几十万，所以当时还没有显出它的危害。此后招募的数量日益增加，而简练军队的方法更加松弛，平时常苦于冗兵耗费粮食，有事时又不足以抵御敌人。因此建议此事的臣子，多认为民兵可以恢复，而正兵可以削减。确实因为如今的禁兵，按中等校尉计算，每人每年钱粮衣赐折价五十缗，一千人每年就要费五万缗。至于民兵，并不给廪禄，只给他们土地，或者只是使现有土地的人户稍微宽裕一些，减免其租税，免除其力役；用养一千名正兵的费用，就足以得到数万民兵。然而如今的正兵也不能突然裁减释放，只应立即停止招募补充，进一步讲求民兵府卫的办法，使财力不至困竭，同时战守有所准备；用它来强国卫边，实在是万世的利益。臣希望下诏给辅臣，选拔几名熟悉治国大体、通晓兵法，或曾经提出建议且言论可用的人，让他们讨论兵制的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三年，司马光请求不要让陕西义勇戍守边疆，也不要刺字充任正兵的奏札说：臣先任谏官时，拜见国家防备并刺字陕西义勇，臣曾多次论奏，认为这只是使百姓愁苦，对实际使用没有益处。近来听说环庆路使用义勇同西方敌人作战，望见敌军便溃逃，死伤很多，以致主将陷没，这是义勇不能使用的明证。臣私下听说议论者还想训练义勇来抵抗西方作战；如果只令州县训练，使他们守护乡土，还合乎人情，不至于大为扰民。若征发他们戍守边疆，或像庆历年间那样刺字充任正兵，那么众人看见环庆的败事，就好像无罪而被送往死地，恐怕在人情上很不安。国家既加重赋税来耗尽他们的财产，又逼迫他们作战来断绝他们的性命，这是驱使良民成为盗贼。作为官军，他们爱惜生命，所以望风远逃；作为盗贼，他们必然拼死作战，自然可以一人抵敌百人。臣担心今天教他们挽弓射箭、击刺搏斗，反而成为他们日后做盗贼的资本。朝廷的议论，臣不能知道，万一确有此事，诏书下达之日臣来不及论奏，何况将要远离朝廷，所以不得不预先说明。司马光又请求留下各州屯兵的奏札说：臣奉诏充任永兴军一路兵马都总管、安抚使，臣私下听说本路十州所管屯驻禁军极少，大多是沿边就粮的兵士，平时分为上下两番，每州有一半驻守；如果边上稍有紧急警报，就全部抽调离去，各州便完全没有守卫的兵士。” 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不可忽视，必须考虑祸患，预先防备。敌人侵犯边疆时，虽然应当竭力抵御，但腹地的州军难道可以完全没有武备吗？何况各州都有军资、铠甲和兵器，市镇民居密集；万一敌兵深入，出现间谍内应，或盗贼乘虚而入，奸人突然发动，本州官吏手下没有兵，即使有智慧勇气，又将施展在哪里？臣愚见，各州应各增添一指挥禁军驻屯，永兴军是关中的根本，应增添两指挥。如果朝廷没有别的兵士可以调拨，只请在沿边就粮兵士中按这个数目拨留在各州驻屯，边上的兵士不得再抽调；这样才可贵在遇到缓急时不至于失去防备。

译司马光又请求不要把裁退的军士安置到淮南的奏札说：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传言，还不知道真假，有人说朝廷想挑选在京禁军中年满四十五岁以上、恐怕有呈切者，全部削减其请给，并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迁置淮南，以便在那里领取粮食。如果确有这个议论，臣私下认为不妥。为什么呢？在京禁军及其家属大多生长在京师，亲戚姻亲遍布，安居乐业，依靠县官供给衣食，时间已经很久。年满四十五岁还不算衰老，恐怕有呈切，仍可承担征役。如今突然在没有任何罪过的情况下削减他们的请给，把他们迁往淮南，这是横遭降配。各军之中，裁汰已经很多，恐怕必然使人心惶惑，导致大量愁怨。即使国家太平无事，纲纪完备，这些人惶惶不安，也没有能力造成祸患。然而诏书一下，如果万一有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想姑且以省事为务，又收回成命，就会顿时失去威严，以后无法再号令骄兵；如果坚持推行，众怒又难以触犯，专意也难以成功，意外的变故不可不防。梁室分割魏博的军队，导致张彦之乱，这是近事中可以借鉴的。因此臣希望朝廷再深思熟议，不宜仓促下达这道诏书。” 水还没有到，就预先筑堤防备；即使水没有到，也没有什么害处。认为水不足为忧而不作防备，一旦水来了，防备就来不及了。所以君子重视考虑祸患并预先防范。况且国家耗尽天下财力，供养长期征戍的兵士，士兵本来是要用来防御边疆的。如今淮南不是用武之地，却屯驻许多禁兵，白白耗费衣食，这是供养无用的兵，安置在无用的地方。又使边疆平常没有事情则罢了，日后如果稍有警急，掌兵的臣子一定争相请求增加兵力。京师兵力既少，就必须派使者四处出动，大规模招募，广泛挑选，人数将比今天裁退的兵多出数倍。旧兵还在领取衣粮，尚未遣去，新兵又增加衣粮；这就是舍弃已经训练、经历过战事的兵，却招收市井和田野中的人。本来想减少冗兵，冗兵反而更多；本来想节省大笔费用，大笔费用反而更加扩大，臣私下恐怕这不是取得良策。臣愚昧地希望朝廷暂且依照旧法，每年裁减禁军中不能胜任征战的人，减为小分；小分又不能胜任服役的，放免为百姓，听任他们自行安排，可以留在京师居住，只是不要让老弱病残仍占着名籍，白白耗费衣粮。人情安于熟习的生活，就都没有怨言；国家又得到他们可以使用的力量，不至于虚设。冗兵既然除去，大笔费用自然节省下来，道理十分明白，实际办理也便利。臣身居近臣之位，此事关系国家安危，不敢不说。四年，枢密使文彦博上奏论述兵政说：“臣先前因进见答对，恰好被询问刺字民兵的利弊，臣同呉▯当时粗略陈述了大概，向皇上答复。然而在天威之下，片刻之间，本来不可能详尽说明。臣退下后又思考，自从陛下即位以来，焦劳于各种政务；用兵是国家大事，更是陛下特别关心的。三四年前，枢密院查录开宝初年至治平年间内外兵马的总数，颇为详备，于是议定斟酌取中，作为永久定额。与至道以前相比，已经差不多；到庆历年间，反而颇有减少。内可以壮大根本，外可以护卫边疆；去除冗兵、保留精兵，适合使用又能节省费用；搜补、训练，也都有条理。又因为三路邻近羌人，便有属户番兵、弓箭手之类，直到次边州军，全都设置义勇，以备缓急调发，来应对征战和防守。如果守将处置得当，长久实行必无缺失。此外，过去各路郡县额外增置弓箭手，也是为了防备盗贼。这样的纲纪，臣认为深合当前的需要，很得预先防备的道理。假如有未达到的地方，或有废弛败坏，就应当补救并振兴施行。”恭敬地想，太祖、太宗平定天下时，只使用这样的军队；真宗、仁宗、英宗守护天下时，也使用这样的军队。历代圣主相承而没有不同的道路，历年越久而没有不同的法制。因此臣认为这很合乎当今的需要，也掌握了预先防备的道理；有做得不够而废弛败坏的地方，补救并振兴施行即可。如今陛下以睿圣的德行，承继祖宗隆盛的事业，中原百姓不识兵戈，恐怕已有一百年。遍观前代达到大治的时期，没有像这样安定而长久的。因此人口繁盛，超过两汉；疆域广大深远，超过三代。所谓百姓不必迁徙聚居，土地不必重新开辟，只施行仁政而不烦扰他们，那么太平的成效还要增加什么呢？陛下如果一定要舍弃这些而另求治道以达到太平，改变兵制来张扬威武，实在不是臣愚昧所能理解的。何况臣任职枢密府，所主管的只是军队，不能向上符合陛下的盛大意旨，周详筹划，这是尸位享禄的责任，臣不敢逃避。希望圣慈察看臣前后多次上奏的章疏，听任臣解除枢机重任，并归还将相的印绶，使臣得以任散秩，派往外郡任职，依从臣知止的本分，也成全朝廷礼待退职之人的礼节。臣实在万分幸运。然而臣长久蒙受天地般的恩德，岂敢忘记以犬马之劳报答？臣私下认为，兵民如同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禁绝暴乱、停止战争，是武德的七项内容之一；不能止戈，便会自取焚毁，这是自古以来所警戒的。凡是要改变制度、谋求防御的方法，臣深愿陛下慎重又慎重。区区诚意，希望能补益万分之一。冒犯圣上的听闻，臣实在惶恐至极，惭惧失措。元丰二年，河北路转运判官吕大忠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祸患，最终在腹心，而起初在边鄙。边鄙的祸患，轻的是抵御敌人，重的是供养军队。汉朝因为匈奴而千里转运粮饷，天下困弊；唐朝因为藩镇耗尽国用，人心离散。由此可见，今天供养军队的弊端，最终会成为日后腹心的大祸患，不可不察。供养军队，本来是为了制服敌人，使边鄙安定，而腹心地区得到它的好处。如今供养得太过冗多，又没有适当安排，削减腹心来供给军费，仍然不足；即使能够战胜敌人，也没有什么可用之处，何况不能战胜敌人呢？虽然如此，边疆不可不防，军队不可不养；弊端严重的就应当改变，祸患重大的就应当消除。一定要使天下百姓各自耕牧土地，编成伍两；无事时耕作，有事时作战，这是臣的愿望。即使不能马上实行，像汉代屯田、唐代府兵那样，也足以成为良法；如果连这些都不能完全采用，那么今天供养军队终究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危险之中还有更严重的：把疲弱而缺乏训练的兵士安置在极边荒芜之地，每天消耗昂贵的粮食，每年劳烦转运供应的力量。敌寇小规模来犯，就不足以同它较量，却偏要勉强交战；

译敌寇大举来犯，就无法抵挡，只能再请求增兵，来扩大它进兵作战的谋划；这就是用有限的财力供给没有尽头的费用，不只是浪费，还将造成腹心的大祸患，难道不是危险之道中最严重的吗？如今的办法，也可以回头稍加思考，去掉其中过分的部分。臣认为今天的寨户接近屯田，今天的义勇接近府兵。如果广泛招募而精心训练，用来消除禁兵的弊端，那么一个寨户的勇力超过十名禁兵，五名义勇的费用抵不上一个禁兵。这样比较，供养军队的大笔费用已经可以节省一半。臣又听说，从古到今，有一国负责一边、一州负责一道的情况，俸禄赏赐自给自足，从未听说要从内地取得补给。秦汉之际，一个燕国、一个代国，自行抵御匈奴；本朝初年，庆州姚内斌、雄州李允则，也自行负责一道。这没有别的原因：兵士精锐而没有冗食；适时使用而不长期戍守；利用险要修筑营垒而不多留兵；开通互市以运来州中粮食；多设置屯田以减轻边饷；广泛招募当地人以减少禁旅。敌寇不来时，我便告诫守边官吏不要轻易侵犯，以招致敌人；敌寇已经来临时，我便告诫守将不要同敌人争求侥幸取胜；敌寇将要退去时，我便估量它的盛衰，即使空出营垒来袭击它也可以；事情已经安定时，我便考察是非曲直，即使增兵报复它也可以。凡此种种，即使不是先王的法制，难道不仍胜过今天的弊病吗？凭臣的愚见，虽然不足以权衡大事，但希望圣上慈爱，拿臣的话去询问边臣，允许他们充分论说是非，再复奏给陛下。如果认为不可行，那就是边臣欺骗陛下，终究不能消除天下腹心的祸患；如果认为可行，那么希望陛下不要怕一时的劳苦，全面讲求并施行先代遗法。不出三四年，国家力量和民心或许都可以恢复。臣无能，奉使以转运粮饷为职责，不能广泛谋求财利来应对一切急需；谈到供养军队的弊端，人人都认为臣不善于避嫌。只是臣愚昧的志向在于安定社稷，不忍沉默来求取自身容身之地。” 三年，判三班院，曾巩上言说：“臣听说古代军队出自农民，所以一年三时耕种，一时阅习武事；至于四时搜田，又总是率领他们从事。这样说来，农民用于兵役的力量，即使往少里说，每年也相当于两个月。大略计算，如今专门当兵的人，一个抵得上古代兼务农事的兵六个。先王的制度，天子有六军，大国有三军，次国有二军，小国有一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其余男子作为羡卒。周朝拥有天下，诸侯国有一千八百个，按中等数目计算，总共有二万五千名兵，合计四千五百万人，羡卒还没有计算在内。以今天一个兵抵古代六个兵计算，如今有一百万兵，就比古代少了八十倍。就实际情况说，专职军队和兼务农事军队的情形固然不同；就人数多少说，今天所使用的人力、耗费的民财，可以说已经节省了。古代军队出自农民，所以兵器、战车、马匹、牛只也都由民间备办，国家不预先供给。如今军队出自国家，所以兵器、战车、马匹、牛只也都由国家备办，百姓不必负担。这是如今的军队又比对百姓便利的地方。秦朝既开辟阡陌，也使军队出自百姓；由于战争频繁，甚至发展到征发闾左之民戍守。” 汉、魏以来，也都把百姓编为士兵，因此迁徙转运和杀戮的祸患曾经十分严重。到了后周、隋、唐，修整并设置府卫，军队才又接近古制。天宝以后，设置彍骑，募兵的办法开始实行。从此以后，纲纪大为失序，天子的权势被方镇的军队压制，方镇的权势又被所属部队的军队压制。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将领的废置任免出自士兵之手；到了五代，国家的废立也出自士兵之手。军队造成的祸患，天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宋朝兴起后，拨正乱世，使一切回归正道。太祖对外削弱藩镇，使其归入正轨；对内统率军旅，用法制加以约束。天下那些恶劣的子弟，不是用刑罚防禁他们，而是让他们自行编入军伍；不是用暴力驱使他们，而是让他们自行接受军籍约束。用军队镇守城邑、戍守边疆，并不只是供朝廷使用；天下的良民能够安于职守、安心从业，实在依靠军队的力量。何况军费比古代少，而给百姓带来的便利更多。近世以来，整治军队的良法，没有能超过这一制度的。陛下的谋虑出众，振兴各种废弛的职事，对于整饬武备尤其用心。如今连营的士兵，训练精熟；武库中的兵器，修治精巧，几乎是古来所未有的。臣实在不敢自量，考虑当前的事情，私下认为西北方面应当选择将帅；东南方面的防备，应当增加戍守的军队，这样或许可以防卫边境，充分体现陛下威服蕃国、守护四方的旷世大志。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太祖在位时，抵御北方敌人，就在关南任用李汉超，在瀛州任用马仁瑀，在常山任用韩令坤，在易州任用贺惟忠，在棣州任用何继筠；抵御太原，就在西山任用郭进，在隰州任用李谦▯，在昭义任用李继勲；防备西戎，就在庆州任用姚内斌，在环州任用董遵诲，在原州任用王彦升，在灵州任用冯继业。大体上，像姚内斌、董遵诲所统率的军队，通常不过五六千人，朝廷都要求他们自行守卫所辖之地。如今士兵精锐，兵器精巧，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所差的只是得到合适的人来统属他们，承担统率督领的职责罢了。因此臣认为，西北方面应当选择将帅，把一州或一路交给他，委任他承担战守的责任。陛下只要明察考核，以诚信实行赏罚来驾驭他们罢了；用这种办法取得胜利，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臣又私下考察，古代以方圆百里的土地作为千乘之国，拥有军队三万七千五百人。如今小的州不止百里，士卒人数虽然不必完全按照古制，但现在东南一隅，地域万里，有山海江湖险峻绝远的形势，有溪洞、林麓深邃偏僻的忧患，而各路军队都不过几千人，对于巡逻防守常常担心兵力不足。一旦发生追捕逃犯、讨伐捕拿的事情，按理必定会缺少人手。从前邕州失守，大概就是苦于救援不能接续；至于廖恩的防窃案件，竟能拖延数月才被诛杀，大概是因为追讨的军队不足，廖恩已经自行归降，而派遣的北方军队还在路上，由此可知东南兵力的寡弱。凭陛下英明，整饬纲纪、治理天下，没有什么不作防备；对于东南的军队，按当前的适宜办法，虽然不必完全实行古代千乘之国的制度，但稍微增加屯驻军队，使其在紧急情况下足以使用，用来消除奸邪的苗头，把祸患消除在发生以前，也是治理国家所应采取的措施。因此臣才认为，东南方面的防备应当增加戍兵。臣区区的一片忧国之心，只请陛下裁量取舍。

译神宗时，右司谏苏辙请求禁军每天操练一次，上奏《乞禁军日一教状》说：“臣私下见到，各道禁军自从设置将领以来，日夜操习武艺，剑、槊的击刺，弓、弩的比试力气，比过去都增强了一倍。然而近年在边境进行试验，也没有见到战胜敌人的成效。这是因为士卒所熟习的，只是军中的一项操练而已。至于百战百胜，自有其中的道理，不可不加以考察。臣听说，凡是将领部下的士兵，早晚都要操练两次。新招募的士兵，有时整天都不得休息，士卒对此极为苦恼。前些年西部边境用兵，士兵从内地各郡前往，一到战地就都奋勇前进，把能够免除操练当作喜事。先朝留心军事，每年派遣官员考察阅视，赏赐丰厚，升迁补授迅速，士兵的心情尚且如此。臣观察今天优厚对待他们的办法不如先朝，而使他们劳苦的办法却和过去一样，臣私下实在对此感到疑惑。古代的名将，如李牧、王翦，要使士卒竭尽死力，必定杀牛分酒，让他们尽情休息娱乐；平时蓄养而不急于使用，士卒都能投石、越障，踊跃奋发，然后才使用他们，所以所向无敌。如今平时没有战事，却早晚用操练虐待他们，使他们没有余力来经营生计，衣食耗尽，面容憔悴，精神无聊；一旦有紧急情况，怎么能得到他们的死力呢？臣请求让禁军除新招募而尚未习练的人以外，其余士兵每天只操练一次，使他们能够用剩余的力量谋生。以后驱使他们出征作战，他们将乐于拼死效命，以报答朝廷，效果应当比过去更好。” 郑獬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朝廷秘密颁有诏令，命令河北修缮城墙、壕堑，储备粮食和草料，以供防御北方敌人。各郡奔走惶恐，依令办理。甚至有帅臣亲自督率役夫挖掘壕沟水池，实在可怪可笑。北方敌人虽然强悍，但其行动也会顾及曲直。如今既没有衅隙，为什么突然就有南下侵扰的打算呢？近来把两地的税户在手背上刺字，这件事虽然引发了事端，也还没有达到违背盟约的重大过失。臣一向知道幽燕之间的乡民都被刺字，并不是专门把他们作为士兵。那里没有屯兵、营火、编伍、粮食、器械和铠甲等制度，只是为了接待汉使，每年服役三个月。又听说给他们刺字似乎并非其君主的主意，而是当地酋豪擅自妄为。既然已经刺字，就可以移文询问其中的缘由。如果对方自行认错屈服，就应当与他约定不得再这样做。如果他能够听从我们的意见，那我们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议论此事的人有的说，敌人趁我们与西羌有嫌隙，想借此牵制我们；这也不对，因为他们的声势不足以形成牵制。西羌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敌人一定不会放弃六十年的聘问友好关系，而为了弱小的羌人同我们断绝盟约，其中的利害本来就可以权衡。如今不考察事情的虚实，却在万里沙漠之外凭空想象，风吹草动，就认为敌骑已经挟弓成群而来。这样一来，修缮城墙、壕堑，储备粮食和草料，怎么会轻易停止呢？河北连年旱灾，既然发动劳役，就免不了向百姓征敛摊派。这是还没有见到敌人的一丝踪迹，先已经自行扰乱自己的百姓。因为虚假的声势而承受实际的弊害，这难道是以镇静持重取胜的做法吗？而且如果一定要等敌人真正入侵，我们就不作战，只独自守城吗？攻城并不是敌人的长处，敌人还可能径直向南驱进，那朝廷又将怎么办呢？前些日子广州妄奏交趾入侵，朝廷就仓促为此更换主帅、调动军队，使南方百姓受到惊扰。如今又无缘无故防备河北，不增加将帅，不选择士兵，不整练财力，也不予充实，这不过是出于畏惧怯懦罢了，又怎么足以说明谋略的成败呢？臣希望请求陛下秘密下令河北，不要让那里修缮城防，务必像平常一样安抚休养百姓。这样，我中国持重自守，不被辽、夏窥伺，也就可以有成算了。王雱上奏防务说：“汉宣帝号称中兴贤主，而史书说技巧工匠的技艺，唯独在元、成二帝时最为精良；这虽然是有关部门的事务，却关系到朝廷的政务。如今对外抵御边患，对内忧虑盗贼，而天下每年征收弓、弩、甲、胄送入武库的数量，以千万计，却没有一件坚固精良、确实可以用来防备的武器。臣曾经察看各州的制造院，兵器工匠缺少，甚至拘捕市民来充当劳役；所制造的器物只有外形和质地，武库官吏只计算其多少的数量并收藏起来，从未要求检验实际功用，所以积存的虽然很多，大多破旧恶劣。治理政务竟然如此，却想对外抗御威势、决战取胜，对外攘除敌患、对内修治国家，臣没有见到这样能够办成的道理。假如想要放松武备，向天下表示太平无事，那么金、木、丝、枲、筋、胶、角、羽等材料都是百姓的力量，无故聚集工匠来毁坏这些材料，实在可惜。不如重新制定法度，把数州的制造事务集中到一处，就像现在的钱监那样，选择懂得工事的大臣专门负责；同时招募天下的良工，分任匠师，而朝廷在内部设置工官总管其事，考察兵器的精良与粗劣，分别施行赏罚。这样人人都致力于争胜，不必加以督责，器物也都会精良了。听说如今武库中太祖时制造的弓还有像新的一样的，而近世制造的弓往往不能使用，这正可以看出法令禁制实行得严还是松。” 洋州知州文同上奏说：“右臣私下见到，本府自三代以来号称大镇，所辖疆域正处在秦、蜀往来的要冲。向下控制襃斜，临近汉沔，平坦陆地绵延数百里，土地宽广肥沃，堰埭棋盘般分布，桑、麻、粳、稻的丰盛，远远望去也看不到尽头。向西南越过栈道，抵达剑门，再向下通往成都；岐、雍诸山横向排列，东北方向深远盘曲、绵延耸立，云雨孕育蓄积，山间裂隙道路四通八达，彼此环拱如车辐，远通樊、邓，旁接秦、陇。做贸易、运输货物的人，都因贪图利益而来到这里。旧制度规定中州人不得长期居住于此，如今又放宽禁令，一概不加过问，所以四方来的人颇多自行占地置业，风俗习惯各异，混杂于乡里之间。天下各种货物分类陈列在市场上，金帛、漆、麻等物，足以供给衣被所需。近年洮河所依赖的茶叶产量极大，官府收购和私人贩运，车载肩负从未断绝。这里确实是山西物产丰盛的腹地，也是朝廷应当留意的重要地方。然而事情还有不相称的地方，防务体制还有不完备之处，只有城池和军队罢了。臣曾经估量，本城纵横大约二十里，城墙低矮单薄，毁坏塌陷，长久没有修缮，奸人窥伺、盗贼逾越，容易得如同越过短墙。军队虽然集中在这里，合计各处戍守的兵员，才满五百人；其中疲惫、有病、孱弱者占了一半，且又分隶去承担其他差役，常常并不属于本地所有。

译近来又调往文州，现在留下的刚刚只有二百多人罢了。何况一座城中，民房交错密集，屋脊相连、房舍相接，数以万计；人口杂沓，充塞街坊巷闾。臣常常自顾惭愧，错误地受到朝廷任用，重重委任符守之职，在处理政务的间隙，静心想到这些，常说：凭这样不太坚固完好的城池和这样不太整齐统一的军队，想要控制遥远地区，声援边境险要，保护城中百姓，防守官府、仓储和积蓄，如果只靠这些，恐怕事情到了临时，万一不能符合国家设置城池、配置军队的本意，那该怎么办呢？臣每次想到这里，常常停下进食，睡觉时也多次忧心得连枕头都离开了。伏惟陛下自即位以来，到如今已经七年，哪一天不是勤勤恳恳地安抚休养百姓呢？政务治理的急务，尚未治理的已经治理了；已经治理的，又为它制定了不可废弃破坏的法令，补救缺失漏洞；无论大小都加以整治，向下听取意见而不厌倦，有所适宜就立即回应。臣因此才敢拿城池和军队这两方面的意见，仰冒犯天子的威严进言。伏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的身份卑微而轻视我的话，幸而记录采纳，赐予参酌认可，下诏给有关部门，于是让他们按照实际情况修缮城墙，增加屯驻营伍，以显赫皇威，以壮大制度，阻止邪谋，安定众人的意志，使根本安稳牢固，万世不动；这也就是所谓先行确定措施以应对突然事变、预先防备意外的良策。臣的职责在于守护土地，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称职的，只有这些是臣所见到的，不敢闭口不言。臣实在承受不起这种僭越轻率、妄自越职的惶恐、激切和战栗不安。许将被召任为兵部侍郎，上奏防务说：“兵力配置在地形形势之内，最为显著而容易了解；隐藏在权衡运用之外，最为隐微而难以做到，这是天下最关键的机要。因此治理军队有一定制度，名称虽然不同，把它们纵横配合、方圆调度，使万众如同一人；车马有一定数目，功用虽然不同，把它们合并或分开、分散或集中，调取四方兵力如同只走半步；制造器械有一定标准，工匠虽然不同，使他们左右配合、远近协作，运筹众多计策如在掌握之中。不是天下最神妙的才智，谁能做到这样呢？”他又分条上奏八件事，认为军队的事务有三项：一是禁兵，二是厢兵，三是民兵；马政有三项：一是养马，二是市马，三是牧马；兵器事务有两项：一是缮作，二是给用。”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十二百一。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兵制。宋哲宗即位初年，守门下侍郎司马光请求罢除将官，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州县是百姓的根本，长吏是州县的根本。根本危险，枝叶凭什么能够安定？所以自古以来，凡设置州郡，必定严密准备武备；设置长吏，必定使其侍卫强盛。这不是为了加重他们的权力、使他们骄纵，而是为了安定百姓、保卫朝廷。秦朝惩戒周王室枝强干弱的弊病，灭掉六国以后，认为天下不再用兵，虽然分为三十六郡，设置郡守，又派御史监视；毁掉著名城池，销毁兵器，用奇异严苛的法令加以束缚，一举一动都不能自行专断。因此陈胜、吴广以平民身份奋臂高呼，郡县没有能力制服他们，长吏被杀很多，百姓便响应。虽然这是因为秦朝残暴虐害而导致灭亡，但也有守令无权无兵的原因。晋武帝平定吴国，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军队无处使用，便把州郡的军队全部撤除。陶璜、山涛都说州郡武备不可废弃，武帝没有听从。到了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没有防备，不能擒获制服，天下于是大乱。军队，是用来威慑不守法者、彰明文德的，谁能够废弃军队？州县没有忧患，国家就安定；州县不能守卫，国家就危险。臣私下看到，本朝以来设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作为将帅之官，凡是州县有军马的，长吏从来没有不兼任统辖之职的。这是因为知州就是一州的将领，知县就是一县的将领。先帝想要征伐四夷，担心各州兵官不能精心勤勉地训练，士卒于是懈怠；有人建议，请把河北、陕西、河东、京东、京西等路各军抽取若干人编为一将，另外设置将官，使其专门负责训练。各州总管以下官员以及知州、知县都不得干预。遇到差遣时，酌量留下羸弱的一军和剩员，用来充任本州官府的白直及各种差役，其余禁军都由将官统制，专门从事教阅。臣愚见，职事能否整顿兴举，关键在于选择人才，不在于设置官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总管等官也都能训练士卒；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即使设置将官又能做什么？况且如今的将官，就是过去担任总管等职的人，难道担任总管等职就不能尽职，担任将官才可以尽职吗？这只是改变名称，对实际事务没有好处。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还有害处。凡是设置官职、划分职权，应当上下相互维系，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这样纲纪才能建立。” 如今州县长吏以及总管等官员，对于所属士卒不能相互统摄，也不能差遣他们，几乎到了如同路人的地步。仓库守宿、街市巡逻也都缺少人手；虽然条令允许差遣将官属下的士兵，但州县不能直接差遣，必须行文给将官，将官往往把士兵占留保护起来，不肯调拨。万一发生非常变故，州县长吏靠什么号令众人、制服奸邪呢？又自从近年以来，从转运使、知州以下的白直以及迎送人员，每天减少、每月削减，出入时的导从大为萧条，供承、挑担的人手都有不足；官府的声势显得削弱，无法威服吏民。臣姑且举一件亲眼所见的事来证明其他情况：西京城郭周长数十里，城墙低矮单薄、颓坏残缺，连犬猪都可以越过；而且瀍水、洛水交叉流经其中。每天夜里各城门虽然关闭严密，但在水滩流水之间，人都可以直接往来。城中水南水北各巡检所管的兵士，除去出军在外的，剩下的不多。通判以下各官的白直、往来防送，仓库守宿、街市巡逻，全都出自这些人。此前先帝违和，命令西京留守亲自到嵩山兴建道场；将官属下的禁军中充任白直的，按条令都不得出城，能够留宿的只有七八名剩员罢了。”}], 西京是天子的别都，守御却如此不坚固；留守是前任宰相担任的重职，侍卫却如此单薄。何况偏僻狭小的州县，其守御的装备、侍卫的人数就可想而知了。万一有凶悍狡猾的盗贼，驱使乌合之众突然攻入城邑，或者劫持州县长吏，焚烧房屋，杀戮劫掠官吏百姓，那将用什么来制止他们呢？这只是因为天下太平已久，风俗淳厚，众心安定牢固，敌人摸不清虚实，胆量和智谋又怯弱，所以至今不敢这样做罢了。难道可以忽略此事，认为一定不会发生，因而不作防备吗？如今只有沿边州军，城墙和护城河坚固完整，士卒众多，可以守御；其余内地州县，既没有深沟高城，又缺少士卒，群盗突然到来，怎么能责求他们竭尽节操、守义不弃城逃窜，或者用酒食迎接盗贼、献上甲兵、搜括民财来贿赂盗贼呢？群盗尚且如此，何况外族倾尽全国大举进攻，长驱而来呢？《易经》说：“君子安定时不忘危险，生存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动乱。”《兵法》说：“不要依赖敌人不来侵犯我们，而要依赖我们自身使敌人无法侵犯。”国家难道可以依仗眼下太平安宁，安然高枕，不加忧虑，认为敌人一定不敢来吗？臣愚以为，河北、陕西、河东、东京、东京西等路的内地州县，应当逐渐等到丰年农闲时，委托提[▯]刑狱官与本路长吏共同筹划，各自修缮、修筑所治理的城池；州城稍高，县城次之，不必追求广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城高就难以逾越，城小就容易守御。沿边驻屯的士兵，遇到春夏无事之时，委托经略安抚使和转运使共同商议，裁减并放归驻地州军，或者让他们在内地就地领取粮食，不要听任怯懦的将帅大量虚占兵额来作为自我防卫。内地各军要根据大小和紧急程度，大藩镇常留一千多人，小州也留数百人，不得调发到别州军中。现有兵力不足，就立即招募增补，全部罢除将官。各州县的禁军，也委托长吏与总管等官共同提举教阅及各种差役。若有不能精勤办事、致使士卒懈怠的，委托提[▯]刑狱官严加按察，查明上奏，严肃责罚降职。还要命令各县分别选拔有勇力、武艺的人充任弓手，用来守卫城邑、缉捕盗贼。州县官吏所供给的白直以及迎送人员，都按照嘉祐编敕以前的数额办理。这样，既然力量足以守御，那么等到寇盗到来时，再责罚他们弃城等罪并处死，他们也会心甘情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