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三

译庆历四年，欧阳修又上奏说郑戬不宜担任四路招讨使，奏道：“臣下恭敬地看到，朝廷任命郑戬为永兴军知军兼陕西都部署。自从听到这一任命，外间议论无不认为不妥。臣下思考此事，实际上也确实不便。臣以为，战争的胜负全在于处置是否得当。臣看到自从用兵以来，屡次更改部署：有时设置四路都部署，有时分开各自统领一方，时合时分，各有利弊。只有夏竦过去所担任的职务，以及郑戬今日所拥有的权力，造成的防务失误最多。请允许臣逐条列举。臣听说古代善于用将的人，首先要考察将领能够统领多少兵马。如今不再考察郑戬能统领多少兵马，却把关中数十州的广大地域、蕃汉数十万军队以及沿边二三千里的事务全都交给他，这是第一项失误。有人说：郑戬虽然名义上是都部署，但各位将领本来各自有将帅；而且遇到大事也不让他专断，必须请示朝廷。假如边将遇到大事，先向郑戬请示，又向朝廷请示，朝廷议定后下达给郑戬，郑戬再下达给沿边，这仅仅一个环节就足以耽误大事，这是第二项失误。如今大事郑戬既不能专断，如果小事又一件件请示郑戬，那么四路距离永兴军都在数百里，远的寨栅相距一千多里，即使郑戬能够一件件处置妥当，也会有延误之失。” 万一耳目不能及时掌握情况，处置又不恰当，那么造成的危害就不小，这是第三项失误。如果大小事务都不经过郑戬，只是让他挂着这个权力，难道要把数十州的广大地域、数十万军队和二三千里边境的事务，设置成一个虚名，让他成为没有实权的大将吗？如果认为郑戬可以任用，就应当推心置腹地任用他；如果认为他不可任用，就应当妥善罢免他。怎么可以把整个关中的大事交给他，却只给他一个虚名，以不真诚的态度对待人，这是第四项失误。如今都部署名义上统领四路，但各路将领无论事情大小都不向他请示，那么四路的偏将、裨将各自只见自己的将帅，不听从都帅；上下相互效仿，都想自行专断，这是第五项失误。如今都部署是大将，反而不能节制四路；各路的都帅只是都部署的部将，却能够专断一方，那么朝廷委任的意图就大小倒置，军法难以施行，名分与职体也不相称，这是第六项失误。如果认为郑戬果然不能重用，只是不敢直接罢免他的职务，那就是大臣顾忌人情、躲避自己的怨恨。这样办事，怎么能够平息舆论，这是第七项失误。臣料想朝廷忽然有此任命，一定是因为韩琦等人最近从西部回来，提出了这样的谋划。▯等身处边疆，曾任将帅，怎么会作出这样的错误谋划？” 臣现在想请朝廷命两府大臣明确议论四路不应设置都部署的利弊。既然郑戬不可以留居永兴军而遥控四路，那么请取消他的虚名，只让他坐镇长安，安抚百姓、处理政务，作为关中的重镇；他的任职关系重大。再让四路各自责成所属将领负责，这样事体就都顺当，处置也合宜。欧阳修又上奏论述选择三司判官人选的好处，奏道：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任命薛绅为转运使。薛绅具有三司判官的资历，按惯例可以担任转运使，但外间议论认为不妥。若说过去所任用的人中还有不如薛绅的，那也不值得特别考虑。只是因为朝廷近来刚刚更新制度，破格任用人才，凡是过去任用的转运使稍有不才，就全部令其更换；人们忽然看到又起用薛绅，所以议论认为不妥。前些时候京东用沈邈替换晁宗简，如今又任用薛绅，竟然还不如晁宗简，这就是臣不明白的地方。平时没有事情，公私上下都从容安定，官吏无论大小，只要奉行法令、遵守常规就行了，所以那些拘谨小心、不犯大过的人，即使是平庸昏暗、荒谬懦弱之人，也都可以苟且领取俸禄、偷得安逸，朝廷也可以不选择贤能与不肖，一律按资历差遣。官员虽然逐渐泛滥，还没有造成败坏和错误。如今天下的形势，哪里能和从前相比？盗贼横行，而州郡没有防备；公私困乏，而费用反而越来越多；赋税徭役频繁增加，而民户日益凋敝。即使有出奇制胜的办法，尚且恐怕不能办成事情，怎么还可以沿用旧例，按照次序用人？但是臣私下考虑，如今朝廷内外的任命，仍不肯脱离旧例。像薛绅这类人，认为他已经担任过省判，就必须让他担任转运使，那么弊病就在任命省判时没有及早谨慎选择人选。以前已经滥用的人，不能一下子全部撤去；后来的人又不加选择，就永远没有澄清吏治的时候了。臣现在想请详细制定任命省判的办法，每逢出现空缺，或者命本省使、副自行推荐，或者由朝廷先选择举主，再让举主选择人选；只是应当加重保举者与被保举者同罪的法律，不必限制资历次序。这样，省判就能得到合适的人；省判得到合适的人，将来就会有好的转运使；有了好的转运使，各路吏治就能澄清，百姓得以宽舒，国家用度也会充足。由此说来，选得一个省判，就是数十州百姓的福祉，其好处非常大。得到合适的人好处很大，失去合适的人，危害也同样很大。恭敬地希望圣上留意裁择。修改右正言欧阳修上奏，论述转运使所按察的官吏不必再令提刑司复核。臣近来看到淮南按察使邵饰上奏，请求复核润州知州席平治理政事不善以及不教阅士兵等事。朝廷认为邵饰不足以信任，又下令提刑司再次进行复核。臣私下认为，转运使、提刑都负责按察，但朝廷所寄予重任的是转运使，其次才是提刑。如今受托重任的人陈述事情反而不被相信，却要交给职位次于他的人来复核以决定疑案。臣不知道邵饰究竟是有才还是无才，可信还是不可信？如果他无才、不可相信，那么又有什么可疑的呢？然而臣又不知道担任提刑的人，才能与邵饰相比究竟优劣如何。如果才能超过邵饰，还可以采纳他的意见；万一提刑的才能不如邵饰，所见又与邵饰相反，却说席平是有才之人，那么邵饰就应当获罪于朝廷了。如果反过来治邵饰的罪，臣料想朝廷一定不肯这样做；如果把邵饰和席平都置之不问，那就是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况且席平曾经做过御史，立于朝廷时表现无状，只命有关部门审查也不能了结。不久御史中丞以他不才上奏，请求罢免，朝廷两府之中谁会不知道呢？他的才与不才，人人都知道，何必还要令提刑复核后才作决定？如今外间都说，执政大臣假借审慎周详为名义，其实是不肯惹事；遇到怨恨时，必须等言事官再三陈奏，使被罢黜的人知道大臣是迫于言事官的压力、不得已才执行，只图把怨恨推给别人而不归到自己身上。

译如果真是这样，哪里有体念百姓疾苦、澄清官吏的心意呢？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意，只是喜欢疑虑而迟疑不决，那更是朝廷任用人的过失。自从去年认为转运使不能按察官吏，特意颁下诏书，给他们加上按察使的名号，责成他们负责按察。如今按察使依照诏书陈述本职所见，朝廷却反而怀疑而不听取。今后朝廷的命令谁还肯相信？凡是任用人的道理，关键在于不能疑心；宁可在选择人时多费周折，也不可轻率任用后又不信任。如果不论贤能与不肖，一概加以怀疑，那么人人都会心灰意冷，谁还肯办事？如今邵饰指出一个明显不才的人，贵在朝廷肯予施行，这样部下才会震动警惧，官吏才会畏服。现在朝廷反而不信任他，却另行委任别人，那么邵饰的使命和威信，谁还肯信服？邵饰也会因在下属面前羞惭，今后看到事情还不如不去办理，这不只是邵饰一个人的问题。臣私下听说，各处有许多按察官吏的奏请，都因为朝廷不予施行而作罢，人人叹息惭愧，认为朝廷既把事权交给他们，反而加以沮丧和疑惑，朝廷的意图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恭敬地希望圣上特别下令，将邵饰所奏之事特别予以施行。今后按察使奏报官员不才、年老、患病等确实无疑的情况，不必再另行委派官员复核，以免显示不信任；这样才不会失掉任用人的原则，也能使臣下尽心办事。嘉祐元年，欧阳修任翰林学士，论述任用人的关键在于先考察毁誉者，奏道：“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制书，任命贾昌朝为枢密使。十天以来，朝廷内外的人情无不疑虑恐惧，士大夫的公议也逐渐沸腾起来。这大概是因为贾昌朝禀性反复邪曲，心术倾险，颇懂经术，能够用文辞粉饰奸邪言论，善于施展阴谋陷害贤良之士；小人结党依附他的很多，都乐于为他所用。他从前任宰相时，多次陷害善人，所以人们听说他再次入朝，便闻风畏惧。陛下聪明仁圣，勤俭忧劳，每逢用人尤其审慎谨慎。然而自古以来，诋毁和赞誉的话从来都是一同进到君主面前的，而君主在听取、考察这些言论时，最为困难。臣认为，只要懂得听取和考察的关键，就不会失误。什么是关键？就在于先考察毁誉之人的身份。如果赞誉的是君子，诋毁的是小人，那么即使提拔任用这个人也没有害处；如果君子反对、小人赞誉，那么便可以知道这个人不可任用。如今有坚定地站立朝廷、敢于发表直言正论、不依附君主、不依附权臣，而且一向以正直节操和忠诚为朝廷内外所称道信服的人，这就是君子。这样的人，都认为贾昌朝不对。宦官、宫女以及君主身边供使唤的人，往往是小人。这样的人，都认为贾昌朝是对的。陛下考察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贾昌朝是什么样的人了。如今陛下任用贾昌朝，是和执政大臣商议后任用他的吗？是和立于朝廷的忠正之士商议后任用他的吗？是和身边亲近熟习的人商议后任用他的吗？还是没有与臣下商议，而是出自圣心自行决定任用他的呢？臣日前听说，贾昌朝暗中结交宦官，制造事端，谋划煽动大臣，以图谋进用。如果陛下是与执政大臣商议，那么大臣处在嫌疑之中，必然难以开口；如果是与立朝的忠正之士商议，那么他们无不认为不可任用。那些称赞贾昌朝、认为他可以任用的，不过是宦官和身边近习之人罢了。陛下任用贾昌朝，是为了天下而任用他，还是为了身边的人而任用他？臣料想陛下必定不是为了身边的人而任用他。然而身边的人称为近习，早晚出入进见，没有固定时刻；他们所施展的防范手段，能够使君主不知不觉地受到渐进影响。贾昌朝善于结交宦官，人人都乐意替他称誉。早晨一个人进来进一句话，晚上另一个人进来进一番说法，无不称赞贾昌朝的好处。陛下听得看得渐渐熟悉，于是便留存在圣心之中。等到准备任用他时，就不必再与臣下商议了，因为这些称荐是逐渐累积的，早已使圣上听熟了。这样看来，陛下虽然说是出自圣心、没有和臣下商议便任用他，其实也是身边的人日积月累称誉的力量。陛下常常忧虑近年以来大臣的体势轻弱，接连受到言事官弹劾攻击，这大概是因为任用的不是合适人选，不能符合众议而造成的。如今贾昌朝身为大臣，遇到事情不能公开议论，却结交宦官，通过宫中传出的诏令兴起狱讼，借此谋求进用。臣私下听说，台谏正准备列举他的罪恶，忽然朝廷下达了这样的任命，所以朝廷内外疑虑恐惧，舆论喧腾。如今贾昌朝尚未到任，议论已经如此；等他身居其位，必定免不了言事官上奏，使圣上烦劳听闻。若不如此，贾昌朝就会实现他的意图，倾害善人、败坏朝政，必定给国家制造事端。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抑制身边人暗中推荐的言论，采纳士大夫公正的议论，及早罢免贾昌朝，恢复他原来的职任，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官任学士，职掌称为论思，看到圣上求治非常辛劳，而一旦用人偶有失误，外廷舆论又如此，既然臣有所见闻，就应当设法辅佐补救。” 欧阳修又举荐胡瑗，奏道：“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新任命国子监直讲胡瑗充任天章阁侍讲，这足以显示圣上恩宠崇尚儒学、褒奖勉励研习经术的大臣。然而臣等私下看到，国家设置太学以来十多年，学生日益增多，常常达到三四百人。自从胡瑗主持太学以来，学生们都佩服他的德行，遵守规矩，每天听闻讲诵，增进德行、修习学业。前些时候，国学、开封府以及锁厅进士中取得解额的人，共有三百多人是胡瑗教导的。这样看来，学生学业有成，不只是学生个人的幸运，学校兴盛也是朝廷的美事。如今胡瑗既然升入讲筵，便离开太学，臣私下担心学生失去依靠，逐渐分散。臣以为，学校制度自古以来就难以兴盛，只有唐太宗时学生最多，史册记载此事，认为是盛美之事。后来学校废坏，直到今天才重新兴起。如果一旦分散，实在可惜。臣等希望圣上特别命胡瑗兼同勾当国子监，或者专门主持太学；这样最可贵的是学生不至于分散。” 欧阳修又举荐梅尧臣，奏道：“臣等愧居通班，不能辅益圣治，如果知道贤才却不推荐，过错就在于埋没贤能。臣看到太常博士梅尧臣，性情纯正，品行方正，以圣贤之道为乐，坚守节操；辞章学问优美充足，经学通达明白；长于歌诗，得到《诗经》风雅的正统。虽然当时知名，却不能自行通达于朝廷。臣私下看到，国家直讲正缺两人，梅尧臣的年龄和资历都符合选任条件。希望依照孙复的先例，补任直讲，他一定能够阐述经书义理，教导学生，使他和国子监的学生们在学校歌咏圣德教化，以符合朝廷培养人才的美意。如果日后不如臣等举荐状中所说，臣等甘愿一同获罪。”

译欧阳修举荐处士陈烈，奏道：“臣恭敬地看到，国家大力兴建学校，近年以来，太学生常常达到三四百人，这是朝廷盛美的事情，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然而教导学生的方法，必须慎重选择人选；要使学生增进德行、修习学业，必须有品行笃厚的君子，能够不待多言就使人受到感化，让他处在学生中间，作为学习者的老师和榜样。这样或许能使学生内在修养真实充实，而不只是以学生聚集众多作为虚名的美事。臣看到福州处士陈烈，清正节操和美盛品行，从年轻时就很显著，年老以后更加勤勉，时间越久越受人信任。他不只是一方学者的老师，天下士人也都推崇他的道德，认为应当按照礼制征召他到朝廷，一定会有所补益。近来听说朝廷授予他官秩，让他在乡里教学，这样的礼遇太薄，不足以称为劝励贤才、表彰德行的举措。臣现在请求以博士职务征召陈烈到太学，即使不能完全发挥他的才能，也足以满足天下学者的愿望，成就朝廷崇尚贤才、劝勉学习的实际效果。” 再次举荐陈烈，奏道：“臣曾经上奏举荐福州处士陈烈，认为他有道德，可以担任博士，安排在太学。臣私下听说朝廷授给他官秩，让他讲学，但陈烈辞让而不肯起身任职。臣也曾了解陈烈的为人，他的学问品行高古，并不是故意矫激的人。他所积蓄的学问，也希望有所施展。况且圣上的恩典优厚特别，褒奖荣耀所及，足以劝勉天下行善的人；对于陈烈来说，不应当辞避。然而他在出仕与退处之间，也有为难之处。朝廷先前任命他为本州教授，他正要辞让，突然又有国学征召，按道义不能不辞。然而自古以来，国家喜爱贤才、爱好士人，未尝不是这样：处于下位的人犹豫谦让而退避，处于上位的人勤勉不止，以此激励士人难以轻易出仕的节操；天下人也普遍知道在上位者有爱贤不倦的心意，上下相互成就，以此劝导风俗。臣认为朝廷应当再次给予优厚的任命，使陈烈一定前来；这样在他出仕与退处之际，已经足以勉励那些偷薄之人。臣现在请求暂且不要授予官职，只把他召到京师，他一定没有理由辞避。等他到京后，再慢慢推恩授予官职。况且如今胡瑗有病，正请求致仕，学校职务不能缺人；能够继任胡瑗的，非陈烈不可。请求早日赐下指示。” 欧阳修又举荐进士张立之，奏道：“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常常忧虑如今士人的名节不能树立，民间风俗的礼义不能修明，所以选取士人时多有滥用，而浮华虚伪难以辨明；愚民无知而冒犯法禁的人很多。这大概是因为设置教化不够笃实，奖励善行也没有办法。臣看到徐州进士、同三礼出身、现为守选人的张立之，能够侍奉父母，具有极其孝顺的品行，在乡里著名。本州百姓、僧人和道士纷纷上状称赞推荐，前后任职的长吏也多次为他保明，安抚臣僚也曾上奏论荐，至今仍未得到朝廷甄别提拔。张立之的母亲年满八十，没有俸禄供养；选铨机构近来的制度规定，选人只许任边远官职。张立之住在家中，就担心俸禄不能供养母亲；想去任边远官职，又难以扶持侍奉母亲。他有极孝的品行，却在进退之间无所适从；有多人屡次推荐的美名，却没有及时得到褒奖劝勉，也没有帮助实现张立之奉养母亲的志愿。臣所希望的，只是稍微体现朝廷奖励善行的原则；而所施加的恩惠却可以很大。恭敬地希望圣上特别下令铨司，查问本人的品行以及前后推荐的事实，与他本州一个合适的官职。这样最可贵的是能够表彰一个士人的品行，劝勉一乡之人。臣认为古今实现治理，首先在于孝子，劝善赏善最为勤切。如今孝悌科目废置已久，没有人提举，表彰的礼制也长期缺失，没有施行。” 臣请求今后凡有孝行著名、屡次被推荐的人，授予一个本州官职，让他自行教化乡里，并请把这作为长久不变的制度。至于张立之，如果朝廷允许臣的奏请，请交给铨司施行。” 庆历四年，欧阳修又上奏论述包拯不应代替宋祁担任三司使，奏道：“臣听说，治理天下，关键只在于懂得任用人的先后。任用人的方法，各有适宜之处。军旅中的将士，首先看重才能；朝廷中的士人，首先看重名节。军队以取得战功为主，只怕将士不急于求赏、不争取功利；先看重才能、后看重名节，也是形势使然。朝廷以教化为主，风俗的厚薄、治道的兴衰，都取决于用人。教化施行到民间，不能挨家挨户谆谆告诫，所以常常致力于尊重有名节的人，以此感化天下，激励那些偷薄之人。所谓有名节的人，就是知道防止耻辱，修习礼让，不贪图苟且取得，不被苟且随俗所牵制，只依据义理行事；刀刃的威胁有所不逃避，折断树枝这样容易的事却有所不肯做，也只守持义理。他站在朝廷上，进退和举止，都可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这样的人极其难得，也极其值得尊重。所以做士人的常常看重名节来使自身受到尊重，君主也常常保全士人的名节，以培养成就贤善之士。臣看到陛下近来任命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令下达那天，朝廷内外一片喧然，都说朝廷贪图包拯的才能，却不替包拯珍惜名节；但仍希望包拯能够坚守节操和义理，坚定地辞让以避开嫌疑，也替朝廷顾惜体制。” 没过几天，突然听说包拯已经接受任命，这实在可惜，也令人叹息。包拯性情喜欢刚直，天性峭直，但一向学问较少，对于朝廷的事体有时不能周全思考。至于驱逐某人而代替他的职位，即使起初并没有这样的心思，但得到职位时不能考虑义理，这些都不足为怪。至于嫌疑的迹象，普通人都知道应当避开，难道包拯偏偏没有想到吗？日前听说包拯在御史台任职时，常常亲自到中书省责问宰相，指责前任三司使张方平的过失，恼怒宰相没有早日罢免他。后来御史台同僚相继上奏论列，张方平因此罢职，由宋祁代任。又听说包拯也曾弹劾宋祁的过失；自从任命他的诏令公布后，台中同僚又交相上章极力进言，宋祁也因此罢职，而包拯便代替了他的职务。这就是所谓践踏田地而夺取耕牛，难道能说没有过错吗？整理衣冠时帽子和鞋子都应避开可疑之处。像包拯这样的才能和声望，即使另行加以提拔，任用他又何必担心他不能担任呢？只是三司使这个职位不宜罢了。他不只是自己陷入嫌疑，对朝廷造成的损害也不小。臣请追究事情的始末来说明：国家数十年来，士大夫都致力于把恭谨、安静、持重视为贤能；等到这种风气的弊病出现，便变成因循沉默、苟且偷安、精神颓废、政事宽弛，积习成风，大家还不认为这是错误，以至于各种职务都不能修举。”

译纲纪废坏，当时正值无事，当然还察觉不到它的危害。一旦狡黠的敌人侵犯边境，军队出征却没有功效，财用又空虚，公私困乏，盗贼一同兴起，天下骚动不安。陛下奋然醒悟，考虑革除这些弊病，提拔任用三几个大臣，锐意进行改革。就在这时，才增设谏官的员额，以优宠任用言事之臣，令他们履行职责。于是修明纲纪，纠正废坏，准备分别贤能与不肖、进退有才与无才之人。然而长期形成的弊俗突然受到整顿，众人便惊骇起来，一同指责言事之臣。有的说他们喜欢揭发隐私，有的说他们公开互相倾陷，有的说他们沽名邀誉，有的说他们图谋个人升进。各种言论纷杂，几乎要迷惑圣上的听闻。幸赖陛下至圣至明，看出诸臣本来是忘却自身、为国尽力，并非为谋求个人利益；奸邪的离间没有得逞，诸臣于是蒙受保全。而朝廷内外的人经过长久观察，也逐渐信任他们。自那以后，二十年间，台谏的选任多次得到敢于直言正论的人。其间排斥奸邪、屏绝权幸、补救遗失之政，不可胜数。这说明采纳谏言的好处，自古以来就是难以做到的；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实在非常盛大。对于补助朝政的功效，并不是没有功劳。如今朝廷内外都安定，上下也已经信任言事之臣，纤细奸邪之人每逢有所举动，往往都害怕言事官；事情无论大小，也都只听取言事官的意见。” 追溯从开始开通言路到今天取得的成效，哪里容易做到呢？难道不值得珍惜吗？议论别人的过错，似乎近于激烈揭短；驱逐别人而占据他的职位，似乎近于倾陷；而言事之臣能够为自己辩明的唯一理由，就是在其中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天下人之所以相信他们，也正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得到利益。如今包拯连续取代两位大臣，自己居于他们的职位，这就使将来的奸佞之人可以借此制造说法，迷惑君主的听闻。今后言事官将不再被人相信，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明。这样，圣上任用谏官所取得的功效，就会在包拯这里一下子毁掉。有所不取叫作防，有所不做叫作耻。近臣的举动，是人们效法的准则。假使包拯在此时有所不取、也有所不做，就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树立知防知耻的节操。但包拯取了不该取的东西，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难道不是自己轻薄了自身吗？这也会诱使后来言事之臣为了觊觎职位而倾陷别人，彼此习染成风；这种祸患，难道能说小吗？然而包拯所倚仗的，只是自己本来没有这样的心。内心藏在里面，别人看不见；行迹显露在外面，天下人都看得见。如今包拯想凭自己看不见的内心来取信，却想掩盖天下人都看见的行迹，这就像手伸进去探取东西，嘴里却说自己不想要。即使他想让自己相信，又有谁会相信他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嫌疑不可不避。况且像包拯这样的人，年少时有孝行，在乡里传闻；晚年显露直节，在朝廷上著名。只是他的学问不深，思虑不成熟，处置事情又不合宜，这个人也实在可惜。恭敬地希望陛下另选有才能的大臣担任三司使，把包拯改任其他职务，安置在京师，使包拯能够避开有嫌疑的行迹，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并保全包拯的名节，臣将不胜庆幸。臣忝居侍从之列，职掌称为论思，从前曾亲眼见到朝廷开创纳谏之路时非常艰难，如今又有幸看到陛下任用谏官的功效已经显著。臣不愿因为包拯而破坏这一功效，是替朝廷感到惋惜。臣的言论狂妄、谋划愚昧，恭敬地等待诛戮。” 庆历五年，欧阳修举荐布衣苏洵，奏道：“臣卑微而才能浅薄，忝居侍从之列，对圣治没有补益，常常惭愧得无地自容。臣私下仰慕古人荐贤推善的用意，认为为时世得到人才，也是报效国家的一种方式。从前国家下诏，告诫时文的风气，勉励学者接近古道。大概从天圣年间到现在二十多年，通晓经学、研习古道、践履中正、坚守道义的人才，多得不可胜数；但四海这样广大，不可能没有被遗留在山林草野中的人才。那些自重的人既然隐退不出，朝廷也就无法听闻他们的名声。这正是像臣这类人应当访求并上达朝廷的。臣看到眉州布衣苏洵，品行淳厚坚定，性情见识明达，也曾参加有司考试而未中，于是退居在家努力学习。他的议论精通事物的道理，善于认识时势变化和权宜之策；文章不作空话，而以实际有用为目标。他所撰写的《权书》《衡论》《机防》二十篇，文辞雄辩宏伟，广泛通晓古事而适合当今，确实是有用的言论，不只是能够作文的人。他的文章和品行长久以来受到乡里称誉，却安守道义、安于贫困，不经营求取仕进；如果没有人荐举引进，就会被圣明之世遗弃。他所撰写的二十篇文章，臣谨随奏状一并进呈。恭敬地希望圣上令两制官详加阅看，如果有可以采纳的，请赐予甄别记录。” 谨此具状上奏，敬请圣上知悉。” 庆历三年，监察御史里行包拯上疏论述县令不应轻易授予，奏道：“臣听说，古代最受重视、被称为百姓父母官的，就是县令；如今最被轻视、不能振兴教化风俗的，也正是县令。大概在提拔任用时，没有精心选择人选；凡是清正之流、素有声望的人，或者稍有权势的人，都只想谋求其他官职，以担任县令为耻。只有平庸低下的人甘愿任职于此，即使郡中的属吏和吏卒，也都能呵斥控制他；他只顾苟且避免获罪，想要振兴教化、成为百姓父母官，怎么可能做到呢？况且如今朝廷的仕进清选中，大臣的子弟偶然凭借文章，或者希望得到征辟任命，便从下级官员直接提拔为馆职；否则刚一出任外官，按惯例就做签判，不经过县令职位，便担任通判、知州。等到成为长吏时，对民情昏昧无知，茫然置身其中，不懂得治道从哪里产生。何况四方事务繁多，县令、长吏尤其要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臣请求今后，贴职、签判以及京朝官，凡是在历任中没有担任过县令或知县的，不得直接担任长吏、按察官。并且令担任过知县的人，才可以进入通判、知州的任用序列。这样，治理县邑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长吏也不能侥幸求取职位而到任。”

译庆历四年，包拯请求不要任用苛刻暴虐的人充任监司，第一篇奏札说：臣私下看到，各道转运司自从兼任按察并设置判官以来，加上提点刑狱等官复核所属官吏，章奏接连不断，颇为烦琐细碎。又听说审刑院、大理寺近来每天上奏的案件尤其多，是往年的两倍。况且没有重大罪名的案件，大都是吹毛求疵、罗织牵连，不辨明虚实，一律上奏。对孤弱无援的人，就依据苛刻的法律加以审治；对有权势、强横狡猾的人，则放纵而不顾。对内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徇私，以增加个人私利；对外是窃取振兴职务的名声，以图谋升进。大家争相效仿而不知羞耻，只怕赶不上。甚至有公正清廉、坚守节操的人，或者不肯曲意侍奉权贵而被众人嫉恨的人，反而被加以诬陷，罗织成罪。于是使守持自身的人背负终身污点，难道不可痛惜吗？况且天下太平的时代，英明盛德的君主，必定致力于施行德泽，很少使用刑法。所以董仲舒说：‘阳气代表德，属于春夏，是和煦生发的时节；阴气代表刑，属于秋冬，处在虚空而不用的状态。’由此可见，上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君王也应当上体天道，下为百姓树立准则，所以不应过多使用严刑重典，以损伤德化。从前暴虐的时代法网严密，动辄遭受酷刑，百姓不堪忍受，最终导致崩溃混乱。” 老子说：‘政令过于苛察，百姓就会困苦；政令宽简，百姓就会淳朴。’臣希望圣明的陛下以这句话为鉴，不要忽视。如今民力凋残，国家用度窘迫，如果专门任用刻薄而急于求进的官吏，那么百姓将无法生活，臣私下恐怕这不是国家的福分。虽然朝廷屡次下诏约束，却很少有人遵奉执行；这种弊病不除，祸患就会越来越深。希望圣上宣谕执政大臣，转运、提刑等官都应精心选择廉洁能干、公正持重的人来充任；苛细、偏激之辈应当屏退不用，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包拯又进第二篇奏札说：臣先前曾上奏说，各道转运使自从兼任按察并设置判官以来，加上提点刑狱等官复核所属官吏，颇为烦琐细碎；审刑院、大理寺上奏的案件也特别多，是往年的两倍。况且没有重大罪名的案件，都是吹毛求疵、罗织牵连，不辨虚实，一律上奏。这不过是苟且图谋振兴职务的名声，以希望迅速得到任用罢了。于是使天下官吏人人心怀危惧；廉洁谨慎、守持本分的人，反而被认为没有才能；残酷暴虐、违法乱纪的人，反而被认为能办事。人人相互效仿，只怕赶不上。百姓遭受这种祸患，却没有地方申诉，这大概并不是陛下委任他们的本意。” 那些被复核查验的事情，有的超出了人的智慧和考虑，有的是偶然难以避免的人情过失；如果不是切实有害，也应当加以怜悯。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难道不可痛惜吗？臣又听访得天下茶、盐、酒税的情况，各处长吏都曲意顺从转运使的意图，以求课额有盈余，百姓于是按惯例遭受摊派购买，商旅则被加倍征敛剥削；替国家聚集怨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朝廷设置按察、提刑的职务，本来是想除去贪婪残酷的官吏，抚恤疲惫困苦的民众；如今却专门设置苛刻的法网，使人无法生活，臣私下恐怕这并不是国家的福分。近来幸逢郊禋大礼，广施庆典恩泽，臣请求在赦书中特别加以约束：凡官吏先前被复核查验的，情节不是重犯的，都允许改过自新；以后如果仍不悔改，必定依法处置。这样或许能使悔过之人免于背负终身牵累。各处茶、盐、酒税，也请求除原定额数之外，不得擅自增加课利，骚扰百姓。凡是过去各种调发征敛，也请求暂且全部停止，以安定天下百姓的心。恭敬地希望圣上稍加省察。” 仁宗时，包拯援引王旦等人的旧例上奏说：“臣读先朝实录，看到大中祥符年间，益州、利州的任期届满，应当更换官员。先帝遍阅侍从官的姓名，对辅臣说：‘这些人各有所长，然而寻求文雅而适用、可以委任治理一方的人，却很少。’每当想到唐朝名贤接连出现，为什么当时得到人才这样多呢？王旦等人说：‘如今处在下位的人难道没有才俊吗？恐怕只是提拔任用还没有到位罢了。’然而观察前代求取贤才，并不要求样样完备，也不因小的瑕疵掩盖大的德行。如今在朝廷任职的士人，谁能没有过错？陛下常常努力保护他们，但流言稍微多一些，也就妨碍对他们的任用。大体说来，彼此交相称誉，近于结党；纠察过失、揭发罪非，近于公正。要鉴察其中的爱憎，只有依靠圣上。此话说得确实正确，极其切当。近世的弊病，正在于此。四海如此广大，不必担心没有贤才，所担心的是信任任用不能充分到位。况且近年以来，凡是有才名的人，必定遭到阴险刻薄之人的攻击，他们借其他事情加以中伤，等到这些人被屏弃，最终不得任用，议论者至今还为此痛惜。希望圣上命令宰执：凡臣僚一向有才能品行，却先因无罪之事受到谴责的人，如杨纮、王鼎、王绰等，即使曾经叙用却还没有恢复原职的，都请求重新给予甄别提拔；或者委任他们处理繁重艰难的事务，他们一定会取得成效。” 如果这样做，那么教化风俗会日益美善，贤能杰出的人会日益受到激励；长久积累下去，和谐之气就会融洽于朝廷上下。” 包拯任知谏院时，请求恢复封驳制度。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凡有已经施行的除授、改任制命，如果舆论认为不妥，臣僚便上疏论议驳正，因而追改的也有。然而这还不如先精心选择、审慎任用。于是外间议论喧然，说进退取舍的权柄不专属于皇上；这种传闻流布四方，大大损害国体。况且两汉以来，都以左曹给事中担任显明驳正的职务。李唐尤其重视这种选任，如果提拔任用不当，就在朝廷内部论列，不公开宣扬到外面，因为不愿彰显圣明君主的过失，也不愿借此沽取自己的正直。近代却不是这样，只要设置一个官署、议论一个官职，就一定在朝廷上公开扬言，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唉！选择做臣子的方式，难道应当这样吗？臣恭敬地看到，国家沿用旧例，设置门下封驳司，由近臣兼任主管，从未见封还一份诏敕、驳正一件事务，只是有封驳的名义，而没有封驳的实际。因循不振，难道不可惜吗？历代典章旧例废弃的很多，这个机构幸好还没有坠废，只要举用并施行即可。臣请求特别整顿封驳职务，选择两制以上、慎重稳健、正直耿介而不屈挠的人主持，或者命谏官兼管。凡有除授的制书，都应先经过门下省；其中不合适的，允许辨别是非，封还诏敕。” 这样一来，差遣任命就容易改正，也能避免泄漏机密，对圣上的政务稍有补益。

译包拯又请求优先任用被举荐到的官员，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敕令条文，委托中书、枢密院选择二十名举主，命他们各自举荐能够担任知州、通判、知县的人一名，这大概是国家精心选择良吏的深切考虑。所有内外被举荐的人，至今还没有看到得到提拔任用。又听说各路转运使多次复核到各州县长吏等官，其中不才、贪鄙而特别严重的，臣请求先从被举荐的人中选用，命他们前往那里替换。若等到人数足够以后才商议差除，那么疲困的百姓受害就深了。况且辖区极其广大，官吏极其众多，贪污财货、施行暴政的，十人中有六七人。如果不急于用人来革除这些弊病，也是朝廷深深忧虑的事情，不可不察。” 包拯又论述委任大臣的要旨说：臣曾读《汉书·谷永传》，其中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知人善任更大的。’这话确实正确。君王端坐在朝堂之上，垂衣拱手而仰赖臣下成就政事，是因为能够识别人、任用人，使他们各居其官才做到的。否则，即使像尧舜那样焦心劳神、身体消瘦，也不能成就无为而治的教化。臣想到陛下凭借明睿的资质，以励精求治的迫切心情，朝廷内外臣僚有才与无才，本来没有谁能逃过圣上的鉴察。况且丞相、辅弼的职位最为当今重要，国家治乱都系于此。如果有人挺身而出，尽心竭力，敢于承担天下的责任，就应当委任并把政事交给他；如果有人拱手沉默、只求取容，来顺从一己私利，也应当罢免驱逐。关键只在于陛下洞察一切，甄别之后信任任用他们。若任用却不选择，选择却不精当，不仅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会造成危害。近臣中一向有公正声望和实际才能、众人都称为贤能的人，陛下既然已经知道，也应当赶快提拔任用。若知道却不能任用，任用却不能让他充分发挥才能，靠什么达到治理呢？不能因为边疆没有震动，就安然认为天下无事。况且各路饥荒接连发生，财用不足，府库空虚，士卒骄纵懒惰；正是振兴整顿纪律、杜绝祸患萌芽的时候，当然应当参用贤能之人，帮助成就治国的体制，这尤其不能拖延。” 大体说来，如今身居要位的人，倚仗奸佞之徒，便蒙蔽贤善、背弃公义；沉溺于个人的爱憎，便出卖正直之士、嫁祸于人。可是，他们只凭势力和利益相互倾轧，只要能够苟且得利便毫无羞耻，哪里还有援引贤能、提拔人才的心意呢？假如让这类人肩并肩地一同进用，却希望风俗日益美好、教化日益成就，能够办得到吗？

译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如今如果能够防止正直之士退避，让有才之士得到选择任用，安置在君主左右，那么从前的过失立即就可以纠正；邪曲谄媚、苟且偷安、嫉妒刻薄、奸诈险恶之徒，也会不待命令便自行离去。” 陛下为什么有所顾忌而不这样做呢？臣以孤寒卑微的身份，承蒙参与掌管谏诤言责的职任，图谋报答陛下的办法，只是想竭尽自己的愚见，希望能够对圣明的政务略有万分之一的补益。愿陛下稍稍留意，那么天下就万幸了。拯又论奏大臣避嫌一事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这些年以来，凡是进用一般官员、裁决大事，必定回避嫌疑，以为这就是公道，结果上下相互隐瞒，已经习以为常。有才干的人因为避嫌而不敢任用，没有才干的人也因为避嫌而不敢罢免。有可以做的事，因为避嫌而不去做；有不可实行的事，却因为避嫌而有时反而实行。这大概只是苟且避免受到中伤，以防日后的祸患罢了。为自身打算可以这样，为国家打算就不应这样。这是当今政务最大的祸害。”况且，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各司的长官，各司长官参与荐举属官，使公卿大夫以下的人都能各自称职，然后推心置腹地加以委任，坦然没有疑虑和二心，那么朝廷内外就能协力办事，政务也能得到整治。这样做而不能达到天下大治，臣实在不能理解。臣恭敬地读《唐书》，唐太宗在位时，有人说魏征结党偏私，皇帝让温彦博查验，查不出事实，便让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今后不能不顾及嫌疑。”后来魏征入朝奏事说：“臣听说君臣协同融洽，义理上同为一体，怎么可以不顾公道，只顾避嫌呢？如果君臣上下都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国家的兴亡就很难说了。”皇帝惊惧地改变了脸色，说：“我已经后悔了。” 唐高宗又曾责备侍臣不荐举贤才，李安期回答说：“圣明的帝王没有不以寻求贤才为劳苦、以任用贤才为安逸的。假使尧、舜自己已经劳苦得消瘦，不能任用贤才，那么王道教化也无法施行。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并不是没有英俊贤能之人，只是他们一旦接近公卿而被荐举，就遭到喧嚣的诽谤，被说成结党。何况被埋没的人还没有得到伸展，居位者却已经受到损抑，所以人们只求苟且自免，争相保持沉默。假如君主虚心招纳人才，广泛搜求访察，不计较恩怨，只要有才能就任用，防止荐举不入，谁敢不竭尽忠诚呢？”这些事情全都由君主造成，不是臣下所能造成的。高宗深深采纳了他的话，所以贞观、永徽年间最被称为太平，大概就是由于广泛延请、接纳人才，推行至公之心，才达到这样的。理应记载在史册上，成为光彩美好的佳话。臣恭敬地想到，陛下继承守护帝位，已经超过二十年，每天在便殿勤勉求治，即使古代先王，也没有像这样焦劳的。然而当今弊病很多，百姓还没有富足，国家仓廪很少有储蓄，国计日益削弱，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了解人、任用人的道理，恐怕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罢了。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什么事情会损害称霸的大业？”管仲回答：“不能知人，会损害称霸的大业；知道人才却不能任用，会损害称霸的大业；任用了却不能信任，会损害称霸的大业；信任了却又让小人参与其间，会损害称霸的大业。”管仲不过是辅佐一个诸侯，尚且谨慎于任用和信任小人，何况巍巍盛德的君主，难道还会有所间隔和疏失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奋发乾刚之威，果断地作出英明决断，命令宰执进用贤能俊秀，排斥避嫌的弊病，以拓宽公正之路；辨别忠臣和奸佞，抑制侥幸取进，察看左右近臣因爱憎而发的言论，延请朝廷内外正直的议论；慎重对待官爵名器，振举纲纪法度。这样就可以使上位者敦厚教化，下位百姓喜悦，招来天地间的和气，使国家长久安宁。这只在于陛下一天比一天谨慎，努力实行罢了。拯又弹劾宋庠的奏疏说：“臣等今天在中书承受传达的圣旨，宣示宋庠自行辩解以及请求退职等事。臣等蒙陛下提拔任用，置身谏官之列，只应采纳天下公议，辨明贤与不肖，向上陈奏，希望陛下所倚任的人常常能够得当，以兴盛大政，不让贪婪冒进、没有才干的人得以胶着固守自己的职位，败坏政事。这是臣等的职分，也是陛下责成臣等的事情。臣等当然不敢因为私怨而诋毁欺骗，把白说成黑，混乱陛下的耳目，动摇大臣的爵位，以求取得奇异的声誉，巧妙地为自身谋划；这些也是臣等自信、陛下明察的。臣等昨天在二月二十二日上呈札子加以论列，宋庠再次执掌宰辅之任，前后七年，完全没有提出建树、略有成效来补报皇恩，只是暗中拱手坐守，窃居职位而白吃俸禄，安然自得、洋洋自夸，以为自己很有所得；而且在请求解除职任之时，陛下下诏还没有来得及作出最后裁断，宋庠却从容地停止了请求，这足以看出他固守职位而不知羞耻到了极点。如今他却自行辩解，说臣等的议论暗中符合他的心意；臣等也说宋庠的本意暗中符合天下人的议论，这难道不是很接近欺骗吗？陛下已经洞察此事了。而且他说自己没有过错，这也不对。臣等私下认为，从前代直到祖宗朝，罢免执政大臣，没有不是因为其谋略和政绩无效，采纳群臣议论而实行的。为什么呢？执政大臣与国家同为一体，不能尽心竭力、明确地有所树立，这就叫作过错，理应罢黜；并不像各部门的一般小官，必须有罪状载入刑书才算过错。唐宪宗时，权德舆担任宰相，不能有所建明，当时人讥议他，不久便因因循沉默而被罢免，重新担任原来的官职。宪宗是聪明仁爱的君主，权德舆是有文学和德行的臣子，当时罢免他只是因为因循缄默，并不需要指明细小过失、罗织罪名才这样做。至于祖宗朝罢免范质、宋琪、李昉、张齐贤，也只是以不称职、劳逸不均为理由，从未明白指出他们有什么过错。近些年才开始搜罗细小过失，借此作为名目，公布于外朝；这就是不识大体的臣子，向上迷惑圣听，举措很不合宜，不是责备大臣的道理。宋庠难道没有细小过错吗？臣等不说这些，是因为替陛下爱惜这种大体。臣等所陈之事，只请陛下以圣明宽大的胸怀详细处置；如果认为臣等说得对，就请依照先前的札子早日赐予施行；倘若认为臣等是在诽谤当时的宰相，敢于放肆狂妄，也请治定臣等的罪，重重降职罢黜。臣等怀着极其激切、等待命令的心情。”

译拯请求选择谏议大夫的奏疏说：“臣谨按《唐六典》，隋朝在门下省设置谏议大夫，为从四品下。龙朔年间改称正谏大夫，开元初年恢复旧名，共设置四人，掌管侍从规谏，退朝以后议论朝政得失，所以品秩高、职任重。历代直到祖宗朝，从未轻易授予。近年却很不加以选择，只按照资历次序升迁，如眘镛等人，昏聩而无才，却都担任了这一职务，因此朝廷的名器很容易被授予他人，扰乱玷污典章常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想请求今后凡是少卿、少监等官经过磨勘应当改官的，如果曾经任职于有关部门，确实一向有才干和声望、为众人所推举，才可以转任谏议大夫；其余的人不得徇情升入，只授予大卿、少卿、监等职。这样最可贵的是官职不会滥进，官员品流也会更加清正。” 拯请求选择任用转运使、提刑及州县长吏的奏疏说：臣听说，君主总治天下，内有宰臣和百官，外有按察之官、刺史、县令而已。如果内外各得其人，同心协力来办事，那么陛下垂衣拱手便可仰赖臣下成功，无为而治。转运使、提点刑狱，职责在于考察官吏的能否，辨别诉讼案件的冤屈和滥判，以至百姓的利病、财赋的出入，无不亲自处理，事权极重，责任尤其繁剧。假如不是合适的人，一路都会受其弊害；如果州县的职务没有办好，按察之吏又不据实上报，朝廷就没有途径知道，那么一方百姓便会始终无处申诉。从前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就是贤良的二千石吧。”说的就是刺史、县令，他们直接接触民事，政令的施行或宽或严，都与他们有关。如今朝廷既然轻率授官，又频繁更换，即使有才干的人具备养育百姓、整治政务的能力，又能在哪里施展呢？何况那些平庸之人呢？如今姑且列举一二条陈述如下。臣私下看到，近日任命转运使，只按资历次序办理，并不认真选择；如江西路刘纬、利州路李熙辅，都是知识浅陋、才能平庸，众所周知。他们所任提点刑狱，也很不得人；如广西潘师旦、江东令狐挺、京西张士安、河北席平，素来都不是精干敏捷的人才，有的甚至没有清廉洁白的声誉，却冒昧担任这一职务，当然不能胜任。虽然近来的惯例都是委托两制官员奏举，但所荐举的人有时即使有才，也被格式文书限制而不予任用，所以没有才干的人反而常常得到进用；这就是责备细枝末节而忽略根本，恐怕不是任用人才的本意。臣想请求今后任命转运使，先看名望和实际才干，然后才论资考，那么所得的人才就会精当些。凡是奏举提刑，若所保荐的人不合公议，就请责罚那些错误荐举的人，另行委任其他官员。这样就可以断绝徇私请托了。刺史、县令前后所定条约并非不详细，但其中滥进的人也很多。如曹琰从通判便授任润州这样的重郡，果然不能依法决断案件，以致打死人；又听说韩松任鼎州知州，因为本州接近蛮界，向来驻扎整治军马，过去一向由武臣担任知州，后来才请求选择文资官。况且韩松屡次任职都以治理不好闻名，怎么可以担任这样的边地职任呢？臣请求今后凡派任知州，都命有司精心考核其治绩，审验人才，根据州郡事务繁简、地位要僻来差遣授职，希望不至于败坏政事。至于奏举县令，就命流内铨选，注授到事务繁重而难以治理的县邑。这样百姓的疾苦会减少，和气也可以招来。伏望圣上慈爱，重新命令宰府奉行此事，那么天下幸甚。” 拯请求选择河北知州的奏疏说：臣近来陪伴北方使者往返，私下看到河北沿边各州军，都是关系边境、扼守要地的地方，所有知州等官，朝廷都应逐一精选，本来是想谨慎边防、训练士卒，把这些作为急务。如今却不是这样，只要能够增加修饰厨传，迎送使者，以及曲意奉承过往宾客，便被认为称职，美誉日益传播；如果稍微不同于此，便会有纷纷的诽谤议论，往往因此被降职罢黜。由于每年有两次使者往来，动辄经历七八个月，各处都预先准备接待，不敢稍有懈怠。何况去年两次有不按常规而来的使者，竟然一年之内迎送几乎没有空闲，又哪里有时间稍稍谋划训练军队呢？又听说北朝早晚都在点集兵马，增建营寨，只是以西征为名。然而戎狄的心思实在难以测度。议论者虽然说盟誓牢固，绝不会背弃恩德，但也应当安不忘危，利中可能生害。何况既然已经出现这样的征兆，就不能不预先做好防备。臣观察一路的武臣，很不得人，只知道出售进身之路、收买恩惠、结交依附以消除诽谤罢了，一旦紧急任用，必定不会成功。再加上边备没有完成，边地粮廪没有充实，假如发生骚动，将靠什么来救济呢？这是朝廷应当深思的事。” 臣请求今后凡沿边及要地的知州、部署、钤辖、驻泊等官，都在武臣中选拔，不论官位高低，只任用有武艺、具将帅才干而可以任用的人，专门责成他们掌握守备和安抚驾驭之术。如果确实有成效，不要因为浮泛的议论而屡次调换，使军民安于他们的政令，遇到缓急也不至于坏事。如果允许臣的奏请，就请特赐指挥施行。拯请求选择广南知州的奏疏说：臣私下看到，广南所属各州的知州，照例都是差遣曾经奏补、任京朝官初次任知县或任满一考的人。臣恭敬地认为，世代享受禄位的贵族子弟，很少敦厚而受过义理教化，年幼时便忝列仕籍，从未学习治理政务。即使让他主管百姓事务，刚满一年，又调去主持一郡；连一个县的事务尚未熟悉，怎么能够责成他承担六条之重任？地方虽然偏远，也不能轻率授官。如今国家事务繁多，征调赋役纷纷而来，远方百姓困苦深重，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臣以前任瑞州知州时，完全了解当地情况：有的地方没有职官通判，只由知州一人主管；那些卑劣、繁冗、放纵横行的人，只知道苛取财物；庸弱昏昧的人，又完全不懂政事。百姓遭受他们的祸害，却没有地方申诉。提刑、转运使害怕路远而且地方恶劣，又不肯按时巡历考察弹劾，只是上下互相蒙蔽罢了。臣请求今后凡奏补、应当任广南知州的京朝官，都命令从下一任知县中选择有治绩并且有举主保荐的人，才可以调任。并请求考察各地原来没有职官通判的地方，各自选置一员，仍命转运司、提刑司不得无故调离，所贵在于掌管郡事，安抚安定当地不同的风俗。”

译拯请求选择利州转运使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中书札子记载，巴州知州杨佐奏报，前日查核得知巡检顿士宁办事过分，无理殴打责骂士兵，州司正在提取审问。等到提刑、转运使巡历到州，询问顿士宁有什么不相合之处，却只是一味盘问杨佐所弹劾的官员情况。顿士宁与李熙辅有旧交，恐怕会把这件事作为本司的访察而施行。如果反而让顿士宁指责杨佐，臣不知道诏法还如何遵守？又见本路提刑司奏报，巴州正在拘禁巡检顿士宁和士兵等人，转运使李熙辅到那里审问。顿士宁口头声称受到冤屈，并分析指责知州不公，李熙辅一面发遣办案，一面派官到那里推勘；又派利州通判史世隆前往巴州，暂时替换知州杨佐，赴置院照勘。奉圣旨，命提刑司选择清廉强干的官员，把案情彻底取勘后施行。臣私下认为，杨佐现任长吏，部下官属既然有不公之事，按理应当由他查核按问。如今李熙辅竟凭信顿士宁的申辩，一面派官前往替换杨佐，押赴推勘院审问，显然是因为熙辅与士宁有旧，挟带私情、任性行事，不遵守诏敕。如果今后凡有举劾，妄被诬告的人便交给有关部门与告发者对勘，那么以后部下官属有过失，长吏就会顾虑躲避而不敢按问，这就是废弃诏敕、纵容长养奸恶，是最为不可的事情。” 何况李熙辅无才、庸碌而谬妄，这是众所周知的，臣以前曾经论列过，只是没有得到施行。况且利州一路屡遭灾害，人民凋敝，全靠按察之官安抚镇定。李熙辅所作所为如此，哪里适合长久担任这个职务？恐怕一定会另外滋生事端。希望朝廷选择派遣精明敏捷、有才干见识的人，充任本路转运使，以安定远方百姓。如果杨佐确实有贪赃徇私的罪行，就命本路提刑司查核确实情状，上奏朝廷，依照法条施行。拯再次请求选择转运使、提刑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各路转运使以及提点刑狱，历来朝廷凡有差除，都按照资历次序升迁，或者采用臣僚荐举，间或容许滥进，因而很不得人，使一方百姓必然受到祸害。如李熙辅、张经等担任按察之职，承担一路的重任，却不能遵守诏敕、振举职务，反而挟带私情、发泄怨恨，毫无畏惧地妄造刑狱、任意追捕拘摄；即使已经冲替，也不足以惩戒，分别请求重重黜降，以警戒后来者。至于宣州廖询、秀州边瑀的不公事迹，朝廷内外都已传闻，昨天因安抚使奏劾，才显露出来，而本路提刑、转运使却非常失职，不能按察举劾，担任职务不称职，应当依照朝廷典法予以纠正。臣希望圣上慈爱，今后凡差遣转运使、提点刑狱的臣僚，都选拔素有才干、谋略、公正正直、精明强干的人充任，不以资历深浅为限。这样各路就能得到合适的人，官吏也有所禀畏。” 拯请求设置发运判官的奏疏说：臣私下认为，京师是人口众多的都会，驻扎兵士数十万，财用和粮廪储备都仰赖东南。主管这项事务的发运使，是当今最为繁重的职务，当然不能轻率授予他人。何况朝廷任用两制官员参与其事，给以事权，委任之重，可以说达到了极点。臣恭敬地看到，发运使许元先从任判官起，前后任职八年，对东南的利害没有不周知的；每年漕运不缺，正是长久任用、选得其人的明显成效。由于施昌言、许元的政绩颇为显著，臣很担心他们另有升迁，那么后来即使有才干的人，也恐怕不能彻底了解财用出入的弊病，就无从筹办财赋。臣请求依照许元的先例，在朝臣中设置一名判官，选择一向有公望和办事才干的人充任，像从前一样长久任职。这样可使他熟悉事务、继承成规；即使施昌言等人遇到缓急而调换，也不至于坏事。” 拯请求恢复韩贽等人为台官的奏疏说：臣私下看到，祠部员外郎韩贽、屯田员外郎孙抗、太常博士阎询等人，才干见识明达优异，资质纯正，先前曾任御史，后来各因过失而多次被黜免，已经历多年，也屡次受到恩赦宽宥。考察他们先前所获罪责，推究其实际情状并非重大过失，抛弃瑕疵而重新录用也是合宜的。况且御史台空缺官员很多，通过奏举却很少得到合适的人。像韩贽等人，按今天的情况求取，实在是精选人才。臣认为可以恢复他们原来的职务，一定会符合清正公议。伏望圣上慈爱，特意召还他们到御史台；如果不如所举，臣甘愿与他们同罪。”},{ 拯论述河北帅臣的奏疏说：臣私下看到，河北自从商胡决口泛滥以后，连续多年遭受水旱灾害，仓廪空虚，难道可以不深思远虑，却忽视上天的警戒吗？臣近来上书说，河朔连续多年遭灾，公私都很困乏，帅臣和长吏尤其要任用得当。对于那些不愿长期任职的人，请从朝廷内外的臣僚中推选熟悉当地事务、敢于担当重大责任的人，专门把这项任务交付给他们，使他们安抚疲惫的百姓，筹划长远的谋略，希望可以消除日后的祸患。况且河朔对于京畿，就像心腹对于脊背一样，情义上同为一体，祸福休戚应当共同承担。如今灾异到了这种地步，难道可以坐视它衰败，安然认为没有事情，只想因循旧法，害怕改变和筹措安排吗？臣实在对此感到忧惧，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河北的事情关系重大，帅臣等人应当任用还是罢免，请陛下迅速作出圣明决断，这将是天下的大幸。《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三。〈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四。明代杨士奇等撰。任用人才。宋仁宗庆历三年，起居舍人、陕西转运使孙沔经过宫阙，上奏说宰相不进用贤能之人，会成为将来的祸患。他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用直言指斥奸佞，是忠臣竭尽诚心的表现；革除弊病、挽救时局，是圣人的职责。古代的士人，有的背负斧钺，走向鼎镬，连死亡之罪也不躲避，以求挽回君主的心意。他们并非不知道爱惜性命、保全富贵、为自己谋求安逸，又为什么要自取摧折的痛苦呢？只是因为不敢以自己所受的微小损失，忘掉所能弥补的重大缺失。自从祖宗拥有天下以来，已经将近八十多年，其间正直之人从未因进言而被废弃；即使有时冒犯圣颜获罪，也不过是降职一级，让他居于外地，不超过一年就又得到升迁，哪里有像古人那样伏法、流窜而终身毁灭的呢？景祐以前，纲纪从未废弛，还有感奋激昂、进献言论的人。看看今天的政事，用今天的事实来验证，几乎不能不痛哭长叹：难道后来竟没有人为陛下进言了吗？臣对此实在感到羞耻，也不敢援引遥远的高论，只按照当时的急务陈述，希望陛下稍稍留意听取。州郡承受朝廷风教的，是官吏；如今这些人全都卑琐怯懦、年老昏聩；县邑接受命令的，是牧守；如今这些人全都昏昧鲁莽、疲弱无能。制敕刚刚下达，众人都认为不足以信赖；” “不到一个月又多次改变奏请，已经施行的政令，人人都认为不能长久，随后又随时更改。利权反复无常，百姓的力量被耗尽。边境长期用兵而自行衰敝，戎狄窥伺空隙，借机争强。事情已经危急到了这种程度，陛下却认为安稳；人人都忧虑，而臣下只是彼此使眼色，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由于宰相多有嫉忌，不能进用贤能之人；朝廷失去防备，不能任用正直之人的缘故。先圣之所以能够达到太平，是因为寻求端方之士，任用诚信正直之人。因此，奸邪佞臣没有不知道的，百姓的疾苦没有听不到的；知道了就随即除去，听到了就选择施行。史书中记载的事例，不能一一列举。臣只看到荘献总理政务、陛下恭敬沉默的日子，有王曾、张知白、鲁宗道、李迪、蔡齐、薛奎凭借正直轮流担任两府宰辅；曹修古、李纮、刘随、鞠咏、孔道辅凭借高尚节操先后任职谏垣；又参用有才智的人，十年之间，朝廷内外没有大的事故。然而奸邪小人和侥幸之徒、宦官寺人专擅威福的现象还不能全部清除，也没有造成祸害。景祐以后，丞相吕夷简进入朝廷掌管政务，以为太平局面可以依靠，功业可以长久，连续排斥忠直之言，几乎使正直之道废弃。等到他担任使相，出镇许昌，以王随、陈尧佐代替他的职任；二人才干平庸而承担重任，谋划议论不能协调，在中堂争忿，被士人讥笑，政事逐渐废弛，不久便被罢免。” “他又援引张士逊位居宰辅之首。张士逊本来就没有长远见识，导致事情失败；戎狄开始在边疆兴起，士卒又在京城突然作乱，众人勒马徒步而行，熄灭灯烛逃跑，损害威严，丧失体统，却毫无惭愧之意，竟然还让三师居于宅第。这确实是执政者任用不得人的结果。难道不是因为丞相不进用贤能之人，是为了给将来留下资助，只任用不如自己的人，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吗？所以陛下认为当今人才没有比丞相更贤能的，又把他从大名召回，再次掌握宰衡之权；到现在已经三年，却没有改变一件事情，以姑息为安，以躲避诽谤为明智。西部州的将帅接连失败，北朝胁迫索取而不知满足，军队覆灭，财货耗损，天下空虚枯竭，刺史、郡守、县令十人中任用不到一人，法令不断变更，士人百姓怨声叹息，兴盛的根基忽然到了这种地步，这都是因为不能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却不以社稷大计为念。如今吕夷简以病请求退职，陛下亲手调制御药，亲自书写德音，恨不得把卿的疾病转移到朕身上，四方义士一听到诏书就有人流泪。丞相在中书二十年，三次位居辅弼之首，所说的陛下没有不听从的，所请求的陛下没有不施行的，始终受到顾念和礼遇，从未稍有衰减，可以说宋朝得到这样一位君主，而他自己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报答圣人最深厚、最推诚笃信的恩德吗？” “唉！庸碌平常之人充满朝廷，谁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人的智慧谋虑能够超过丞相，于是陛下只有吕夷简，而天下却没有可用之人。假使他最终请求告老，谁来代替他？如今天下士大夫都称赞某人为贤才，而陛下不任用，是因为身边的人诋毁他；天下士大夫都说某人为奸邪，而陛下不知道，是因为朋党包庇他；天下士大夫都说某人没有才能，而陛下却任用他，说丞相不知道，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呜呼！天下的重大权柄，是历代圣君相传的，怎么可以轻易交付呢？富有之家有极为珍贵的宝物，尚且应当谨慎地加锁保管，不是博学多识的人不能让他看一眼，哪里可以交给愚蠢的儿童和呆笨的吏员，让他们整天玩弄？如果不把它弃置在地上毁坏，也会被盗贼夺走。过去太祖凭一旅之众兴起王业，太宗凭五路平定天下，真宗承接经营的制度，几十年间终于达到安泰宁静；他们何尝不是选用宰相、让其共同谋划大政，以成就万世的事业呢？宰相就像房屋的柱石、身体的手足；手足委顿坠落，心体没有能够安宁的；柱石摧折腐朽，宫室没有能够长久的。宰相没有才能，天下哪里能够达到治理呢？如今北方戎狄窥伺祸患，乘机压迫边境、索取财物；西方贼寇屡次取胜，因而交结邻国、请求议和。两方面的真实情况和虚假情况都难以探知，关系到中原的兴衰；再加上百姓疲敝，政事败坏混乱，这实在是朝廷面临非常局势的时候，不是可以不进行改革变更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