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歴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三明 杨士竒等 撰治道宋理宗时，右諌议大夫徐荣叟入对言：「自楮币不通，物价倍长，而民始怨；自米运多阻，粒食孔艰，而民益怨。此见之京师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横敛，无所不有；严刑峻罚，靡所不施。和籴则科抑以取赢，军需则并缘而规利。逃亡强令代纳，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贩者不问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课者不恤有无，动輙监繋。囹圄充斥，率是干连，词讼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则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断乡闾；贵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寃者不敢告，负抑者不得伸。怨气薫蒸，天示之应。此亢阳之所以为沴也。」迁权礼部尚书。著作佐郎髙斯得轮对曰：「臣猥以非才，滥污东观，每惧尸素无补秋毫。兹幸登文石之陛，以望清光，敢输毣毣之愚，少殚忠报之分。惟陛下幸垂听焉。」臣尝静思当世之故，窃以为关乎宗社之存亡者，不一而足。陛下神明之虑，既有所遗，而二三大臣复皆视为故常，莫有赤心血诚身任其责者，是以大化虽更，羣贤虽聚，而天下之势反日趋于危亡而不可救止也。且今日关乎宗社之存亡者，陛下亦知之乎？奸邪有覆出之忧，邉邮有必至之祸，国计有将败之虞。三者其机已兆，其形已成。大臣分任其责，汲汲以图之，犹惧弗济，而可漠然不以恫瘝其身乎？权凶去位以来，所缔结者莫不壊散，所排斥者莫不收用。攻诋之疏多见施行，朋比之俦悉就流窜。戚里之与为姻娅者，又奉诏而停昏。上心若坚定国是若昭然，士大夫皆举手相贺曰：「自今其无反覆之忧矣！」臣窃以为未也。何则？内庭之耳目故在，而外邪愈急于窥觇；都城之巢穴未破，而奸朋犹有于依据。帷幄之臣邪正混淆，固有觇顔候色，援助小人如郑居中之主蔡京；谏宪之任忠佞错糅，固有柔邪深险，黙伺时变如杨畏之主章厚。在庭百执事出死力以排奸者，百无二三；希后福而中立者，十盖八九。甚至隂持异见，以力沮草茅之公议；阳附善类，而甘为权孽之私人。指目昭然，有不可揜。呜呼！国之多衅如此，非宰相之责乎？夫成周冢宰以正百官为职者也，而王之六宫亦统焉。今羣臣厖杂甚矣，宰相所当别其淑慝，为上一分明之。至于宫禁衺黩，货外交人言籍籍，岂可坐视而不之问？顾乃幷包兼容之意多，别邪辨正之虑浅，忧谗避谤之心重，直前迈往之志微，遂使众臣争衡，大权旁落，养成积轻之势，以启窥觎之渐。是得为知其职分矣乎？罅隙之不涂，几微之不察，一切以虚心无我。之道待诡谲变诈之人，蹊术既熟，羽翼既成，不幸变故乗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沦亡之忧，衣冠遭鱼肉之祸，生灵罹涂炭之厄。当是时也，虽洁身以去，其能逃万世之清议乎？故奸邪有覆出之忧，宰相之责也。数年以来，敌攻云南，传闻日骇，荆蜀广右所奏畧同。天生斯人，最能为兵，批汴▯蜀，咸袭其背，则兵出竒道，盖其常能，无足恠者。庙堂之上，虽尚致疑，而宥府之臣，盖尝论建。今既任主兵之责矣，则向之所陈，固当力守而速图之。且其所谓命蜀帅抚结诸蛮，邀截障蔽；命广帅选邑宜守，控扼险阻者，陛下亦既亟从其议矣。今阅数月，蜀之所抚结者何族？广之所控扼者亦何地？招募戍卒，孰任其事？聮结峒丁，孰尸其责？遣使以访境外之事，终何所闻？易师以任经理之寄，果何所就？夫古之大臣，图事揆防，不为空言；发虑出谋，动有成效。不以敌国缓急为作辍，不以人言有无为勤怠。今既以知军戎万里之情，见推于天下矣。及至谋人之国，任人之事，当存亡关繋之秋，无始终负荷之志，悠悠泛泛，自同众人。陛下専属之意，固如是哉？且臣近者闻诸上流阃幕，以谓大理久已失守，而朝论方在疑信之间，可为痛哭。幕府之言，必有自来，不识是说也，帅阃尝以白于庙堂否乎？万一有之，而帅阃不以告二府，不及知，则亦误陛下之任使矣。夫以知兵之臣，居本兵之地，而又专任主兵之责，疆事安危，众所交属。乃今勍敌谋我，而不思所以待之，危机将发，而不图所以救之。一旦铁骑长驱，电发焱至江沱之间，土倾瓦解，任事之臣，宁得不执其咎乎？故敌有必至之祸，主兵大臣之责也。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撰。治国之道。宋理宗时，右谏议大夫徐荣叟入朝应对说：“自从楮币流通不畅，物价上涨一倍，百姓才开始怨恨；自从粮米运输多有阻滞，粮食极其艰难，百姓更加怨恨。这是京师所能看到的情况。京师以外的州郡县邑，苛刻征收、横加搜刮，无所不有；严酷的刑法、峻急的惩罚，没有不施行的。实行和籴时，便摊派压榨以获取赢利；办理军需时，便借机牵连以谋求私利。逃亡者被强令由他人代为缴纳赋税，应该蠲免的赋税迟迟不肯免除；重重催逼，触犯私自贩运者不问数量多少，一概遭受刺面为徒的刑罚；拖欠官府赋税者，不顾其有无实际能力，动不动就加以监禁拘系。监狱里塞满了人，大多是受到牵连的；追究诉讼、差人呼唤，无不是枝蔓牵连。这样一来，百姓怎么能不怨恨？更严重的是，富家大族在乡里横行武断；贵族豪强侵夺盘剥百姓。含冤的人不敢申诉，受到压抑的人不能伸张。怨恨之气郁积蒸腾，上天便以灾异显示回应。这就是亢旱烈日之所以成为灾害的原因。”随后升任权礼部尚书。著作佐郎高斯得轮流应对说：“臣鄙陋而没有才干，却滥居东观，常常害怕尸位素餐，丝毫不能有所补益。如今有幸登上文石殿的台阶，瞻望陛下清明的光辉，谨敢贡献自己勤恳而浅陋的意见，稍尽忠诚报国的本分。只希望陛下幸而垂听。臣曾经静心思考当今世事，私下认为关系宗庙社稷存亡的事情，不止一件。陛下神明般的思虑既有所遗漏，而几位大臣又都把这些看作平常之事，没有人怀着赤心诚意亲身承担责任，因此即使政治教化有所更新，贤能之士有所聚集，天下的形势反而日益走向危亡，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况且今天关系宗庙社稷存亡的事情，陛下也知道吗？奸邪之人有再次出头的忧患，边境驿站有必然到来的祸患，国家财政有将要败坏的危险。这三件事的苗头已经显现，形势也已经形成。大臣分担各自的责任，急切地谋划解决，尚且担心不能成功，难道还能漠然置之，不把它们看作切身忧患吗？自从权势凶恶的奸臣离职以来，他所结交的人无不离散毁坏，他所排斥的人无不重新得到任用；指斥攻击他的奏疏大多得到施行，结党朋比的人全都被流放驱逐。与外戚姻亲结为婚姻的人，又奉诏停止婚事。皇上的心意仿佛已经坚定，国家的是非大体仿佛已经明白，士大夫都举手互相庆贺说：‘从今以后，大概没有反复变化的忧患了！’ 臣私下认为还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内廷的耳目依旧存在，而外面的奸邪更加急于窥伺探察；都城中的奸党巢穴尚未捣毁，奸邪朋党仍然有所凭借。帷幄中的近臣，邪正混杂，其中固然有窥测皇帝脸色、迎合意旨、援助小人的人，如郑居中拥护蔡京；掌管谏诤、监察的官员，忠佞也错杂相混，其中固然有柔弱奸邪、深沉险诈、默默等待时势变化的人，如杨畏拥护章惇。在朝廷任职的百官中，拼死竭力排斥奸邪的，不足百分之二三；希求日后福祉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大概十人中有八九人。甚至还有暗中坚持不同意见，竭力阻挠草野士人的公议；表面依附善类，实际上甘愿成为权臣余孽的私人党羽。其指斥攻击的对象显而易见，实在无法掩盖。唉！国家的祸患如此之多，难道不是宰相的责任吗？成周的冢宰以端正百官为职守，连君王的六宫也由他统辖。如今群臣混杂得太厉害了，宰相应当分别其中的善恶，为皇上辨明。至于宫禁中的邪僻亵渎之事，以及财货通过宫禁结交外人、外间议论纷纷的情况，难道可以坐视不问吗？只是兼收并容的意思太多，辨别邪正的考虑太少；忧虑谗言、躲避诽谤的心思太重，勇往直前的志向太少，于是使群臣争权较力，使大权旁落，养成权势逐渐被轻视的局面，从而开启了被人窥伺觊觎的渐进趋势。这样就算真正懂得自己的职分了吗？对于漏洞不加弥补，对于细微征兆不加察知，却一概以虚心无我之道来对待诡谲变诈之人；等到他们熟悉权术、羽翼丰满，一旦不幸乘机而起，君心稍有转移，凶恶的祸患立即到来，使宗社有沦亡之忧，使士大夫遭受被人鱼肉的灾祸，使百姓陷于涂炭的厄运。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洁身离去，难道能逃脱万世的清议吗？所以，奸邪之徒有覆出之忧，是宰相的责任。几年来，敌人进攻云南，传闻一天比一天令人惊骇，荆蜀、广右所上奏的情况大致相同。上天生下这样的民族，他们最善于用兵；攻打汴、蜀，都袭击其后方，那么从奇道出兵，本来就是他们一贯的长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朝廷之上虽然还在疑惑，然而枢密府的臣僚大概曾经议论并提出过对策。如今既然承担了主持军务的责任，那么先前所陈述的意见，本来就应当竭力守住并迅速谋划实行。况且他所说的命令蜀帅安抚联结各蛮族，邀击截断敌人的屏障；命令广帅选定适宜防守的州县，控制扼守险要之处，陛下也已经迅速采纳了他的建议。如今过了几个月，蜀地所安抚联结的是哪个族？广西所控制扼守的又是什么地方？招募戍卒，由谁负责此事？联结峒丁，由谁承担责任？派使者去访察境外的情况，最终听到了什么？改换师帅来承担经营筹划的重任，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效？古代的大臣谋划事情、筹定防备，从不只是空谈；提出考虑、制定谋略，往往都有成效。他们不因敌国局势的缓急而时作时止，也不因人们是否议论而决定勤惰。如今既然因为通晓万里之外的军务而被天下推重，到了为国家谋划、承担任用人才的事务，在关系国家存亡的时刻，却没有坚持到底、担当到底的志向，只是悠闲敷衍、浮泛应付，和普通人没有两样。陛下专门委托他的本意，难道果真是这样吗？况且臣近来从上游的边帅幕府听说，大理已经失守很久了，而朝廷的议论还在半信半疑之间，这实在令人痛哭。幕府的话必定有所依据，不知这件事边帅是否曾报告朝廷？万一确有此事，而边帅没有告诉二府，使二府来不及知道，那也就误了陛下任用他的本意。一个通晓军事的臣子，处在掌管军务的职位，又专门承担主持兵事的责任，边疆事务的安危，众人都寄托在他身上。如今强敌正在谋算我们，他却不思考应对的办法；危机将要爆发，他却不谋划救援的措施。一旦铁骑长驱直入，如电般发动、如火焰般迅速抵达江沱之间，土地倾覆、瓦解崩溃，负责此事的臣子，难道能不承担罪责吗？所以，敌人必然到来的祸患，是主持军务的大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