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五

译‘大王上前’，可以这样吗？”颜斶回答说：“我上前，是因为仰慕权势；大王上前，是因为礼敬士人。与其让我上前去仰慕权势，不如让大王上前去礼敬士人。”宣王愤怒变色说：“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颜斶回答说：“士人尊贵。尧有九位辅佐，舜有七位朋友，禹有五位丞臣，商汤有三位辅弼。从古到今，能够凭借虚名成名于天下的君主，没有一个。因此君王不应以屡次询问为羞，不应以向地位低的人学习为耻；所以能够成就道德、使功名显扬于后世的，正是尧、舜、禹、汤和周文王。”所以说：“无形，是有形之物的君主；无端，是事情的根本。上面能够看见源头，下面能够贯通流向，达到最圣明的学习境界，还有什么不吉祥的呢？”老子说：“虽然尊贵，也一定以卑贱为根本；虽然高大，也一定以下部为基础。”所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这就是以卑贱为根本吧？“孤”“寡”本来是人的困厄、卑贱、低下地位，而侯王却用来称呼自己，难道不是把自己置于下位而尊重士人吗？尧把帝位传给舜，舜传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后世世代都称他们为“明主”，这正说明他们明白士人的尊贵。汉孝文帝时，绛侯担任丞相。退朝后，他快步出宫，神情十分得意；皇上以恭敬的礼节对待他，常常目送他离去。中郎袁盎进言说：“陛下认为丞相是怎样的人？”皇上说：“是安定社稷的大臣。”袁盎说：“绛侯只是所谓的功臣，不是安定社稷的大臣。安定社稷的大臣，君主在位他就与君主共存，君主灭亡他也与君主共亡。当吕后时，吕氏诸人掌权，擅自封王，刘氏政权危如一缕丝带。那时绛侯任太尉，掌握兵权，却不能匡正局势。吕后死后，大臣们共同反对吕氏，太尉掌兵，恰好赶上并成就了这件事，所以只能说是功臣，不是安定社稷的大臣。丞相如果露出傲视君主的脸色，而陛下却谦让，这就是君臣都失去了礼节，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此后上朝时，皇上更加庄重，丞相也更加畏惧。汉宣帝时，大将军霍光去世几个月后，御史大夫魏相上密封奏事说：“圣王褒奖有德之人，以此安抚四方；彰显有功之人，以此劝勉百官。因此朝廷尊贵荣耀，天下都向往效法。国家承继祖宗的基业，控制诸侯的重任重大。如今刚失去大将军，应当宣扬彰明他的盛德，向天下显示；显扬功臣，以充实藩国。不要让重要职位空缺，以此杜绝争权，从而安定社稷，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车骑将军张安世侍奉孝武皇帝三十多年，忠诚信实，谨慎厚道，勤于政事，早晚不懈，与大将军共同安定天下，享受了安定的福泽，是国家的重臣。应当提高他的职位，任命为大将军，不要让他兼领光禄勋事务，使他专心致志，忧念天下，思考得失。张安世的儿子张延寿，稳重厚道，可以任光禄勋，统领宿卫。”几天后，皇上果然任命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兼领尚书事务。扶阳节侯韦贤去世，长子韦弘因犯罪被关在狱中，家人便假传韦贤的命令，立次子韦玄成为嗣子。韦玄成深知这不是韦贤平素的心意，于是假装疯狂，不接受征召。大鸿胪上奏此事，奏章下交丞相、御史审查验证。韦玄成的朋友侍郎章也上疏说：“圣王重视以礼让治理国家，应当优厚供养韦玄成，不要违背他的意志，使他能够安居在简陋门庭之下。”但丞相、御史认为韦玄成其实没有生病，便弹劾上奏。皇帝下诏不要弹劾，召见并任命韦玄成；他不得已接受爵位。皇帝认为他的节操高尚，任命他为河南太守。汉元帝时，长安士伍尊上书说：“臣年轻时曾任郡邸小吏，私下看见孝宣皇帝作为皇曾孙被关在郡邸的狱中。当时治狱使者丙吉看到皇曾孙无辜遭受灾祸，仁心受到感动，流泪悲伤，选择了复作胡组来抚养照料皇孙。丙吉常常让我尊每天两次到庭院上侍奉皇孙。后来遇到追查狱案的诏令，丙吉抵挡重大灾难，不躲避严刑峻法。大赦之后，丙

译吉对守丞说：‘谁像皇孙这样不应当留在官府，就让谁发文书给京兆尹，把皇孙和胡组一起送交京兆尹；京兆尹不接受，就再送回来。等胡组服役期满应当离开时，皇孙思念她，丙吉用私钱雇请胡组，让她和郭征卿一同抚养皇孙几个月，然后才让胡组离开。

译后来，少内啬夫向丙吉报告说：‘供给皇孙的食物没有诏令。’当时丙吉得到供给的米和肉，每月都拿来供给皇孙。丙吉当即称病，却总是让臣尊早晚去问候皇孙，查看席褥的干湿，等候胡组、郭征卿，不让他们离开皇孙而去游荡。又多次奏请供应甘美柔软的食物，用来保全皇孙的精神，养育圣体，他的功德已经无法估量。当时他难道预先知道这会成为天下的福分并借此求取报答吗？实在是他的仁爱恩德在内心凝聚而已。即使介之推割下自己的肌肉来保存君主，也不足以与孝宣皇帝时的丙吉相比。臣上书陈述事实，有幸使丙吉受到调查。丙吉谦让，不敢自我夸耀，删去臣的言辞，把美德全归于胡组、郭征卿。胡组、郭征卿都因此得到田宅和赐钱，丙吉被封为博阳侯。臣尊的地位不能与胡组、郭征卿相比；臣年老贫穷，死亡就在早晚之间，本想始终不说，但恐怕使有功之人的功劳不能彰显。丙吉的儿子丙显因犯禁文罪被夺爵，降为关内侯。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恢复他的爵位和封邑，以报答他先人的功德。哀帝建平元年，因灾异免去大司空高乐侯师丹的职务，降为庶人，遣返回乡。尚书令唐林上疏说：“臣私下看见，免去大司空师丹的诏书过于严厉，令人痛切。君子作文，为贤者避讳。师丹曾经是当世儒者的宗师，道德上是国家的元老，又亲自辅导圣躬，地位列于三公。如今因灾异被免职并削夺爵位，处罚太重；有识之士都认为应当恢复师丹的封邑爵位，让他奉朝请。请陛下裁决。”诏令恢复赐给师丹关内侯的爵位。当时王嘉因举荐梁相等人，使国家受到迷惑、欺骗皇上且行为不合正道，被交给廷尉关入诏狱。永信少府张猛等十人认为：“圣王判决狱讼，首先一定要推究内心、确定罪名，察考意图、判断情实。所以死者不会含恨入地，生者不会怀怨受罪。圣明君主亲自施行圣德，重视对大臣施加刑罚，广泛召集有关部门议论，是想使天下人都心服。王嘉的罪名虽然依法应当成立，但圣主对待大臣，在车中见到他便下车，在御座上见到他便起身；他有病时多次亲自探视；若大臣被判死刑，便亲临吊唁；停止宗庙祭祀，进用他时依据礼，罢退他时依据义，临终作诔文称述其德行。考察王嘉本来只是因梁相等人的罪过而获罪，罪恶虽已明显，却让大臣披头散发、戴着刑具，赤身受笞打，这不是尊重国家、褒崇宗庙的做法。如今正值春月，寒气错乱，霜露多次降下，应当向天下显示宽厚和平。臣等不明白其中的大义，只请陛下明察。后汉光武帝建武九年春，祭遵死于军中。皇帝下诏命大长秋、谒者、河南尹办理丧事，大司农供给费用。博士范升上疏，追述并称颂祭遵说：“臣听说先王崇尚政事、尊重美德，屏弃邪恶。从前高祖圣明至极，深谋远虑，分封爵位、划分土地，与臣下分享功劳，著录功勋之臣，颂扬他们的德行和美善。他们活着时便以特殊礼节宠待：奏事不称姓名，入宫不必趋行；死后则使其爵位、封邑得以传承，后代不绝，并把丹书铁券传于无穷。这实在是大汉厚待臣下、安定百姓、谋求长久的德政。因此汉朝历经十余代、数百年，衰废后又复兴，断绝后又延续。陛下凭借至高的德行受天命，首先彰明汉家的治道，褒奖安排辅佐之臣，封赏功臣，与祖宗相合。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不幸早逝，陛下因仁恩而为他悲伤，远道迎接灵柩到河南，悲痛之情显现在圣体之上。丧事所需费用，都由县官供给；对他的妻子儿女厚加赏赐，不可胜数。使死者得到的待遇超过生者，使对亡者的厚待超过对存者，这足以矫正风俗、激励教化，光明显著如同日月。古代臣子有病，君主亲自探视；臣子去世，君主亲往吊唁，这是德行深厚的表现。这样的礼制衰落以来，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重新恢复这种礼制，群臣无不感动，自我勉励。” 臣私下看见，祭遵修养品行、积累善德，对国家竭尽忠诚，北面平定渔阳，西面抵御陇、蜀；他率先登上坻上，深入夺取略阳。众军撤退后，他独自守在冲要险难之地，约束和统御士卒之心，不逾越法度。他所到之处，官吏百姓都不知道有军队存在；清白的名声闻于海内，功绩在当世显著。他所得的赏赐，总是全部分给官吏士卒，自己没有奇异华美的衣服，家中没有私蓄财产。同胞兄长祭午因为祭遵没有儿子，替他娶妾并送来。祭遵却派人迎上前去拒绝接受，认为自己以身任国事，不敢谋划养生和延续后嗣之事。临死前留下遗嘱，用牛车载送灵柩，薄葬于洛阳；有人询问家中之事，他始终没有说什么。肩负重任，路途遥远，直到死去才停止。祭遵担任将军时，选用士人都采用儒术；饮酒设乐，一定唱雅歌、作投壶游戏；又为孔子建立后代，上奏设置五经大夫。即使身在军旅，也没有忘记祭祀礼仪，可以说是喜好礼制、乐于雅乐、至死守护善道的人。礼制规定，活着有爵位，死后有谥号；爵位用来区别尊卑，谥号用来彰明善恶。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祭遵去世，论定叙录他的各项功劳，详细依据谥法审定，以礼制完成此事，彰明国家笃守古制的传统，作为后世子孙的法则。” 光武帝时征召周党为议郎，他因病离职，于是带着妻子儿女住在黾池。后来又被征召，他不得已才穿上短布单衣，戴着谷皮制的头巾，等候会见尚书。光武帝召见他时，周党伏地不起拜见，只陈述自己希望守持志向，皇帝于是允许了他。博士范升上奏说：“臣听说，尧不需要许由、巢父辅佐，也能在天下建立名号；周王不等待伯夷、叔齐，也能成就王道。臣看见太原的周党、东海的王良、山阳的王成等人，蒙受深厚恩典，使者三次征召才肯登车。等到进入朝廷拜见皇帝，周党不肯依礼屈身，伏地而不拜，态度傲慢强悍，与此同时一同离去。他们文才不能阐发义理，武略不能为君主死难，却钓取、采撷虚名，希望得到三公的职位。臣愿与他们在云台之下共同受考，考察他们谋划国家的方法；如果不如臣所说，臣甘受虚妄之罪。如今他们竟敢私自窃取虚名，向皇上夸耀以求高位，实在是大不敬。”奏书上报天子后，皇帝拿给公卿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必定有不肯入朝的士人。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太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各有自己的志向。赐给他帛四十匹。”周党于是隐居在黾池，写成《上下篇》，直到去世。乡里人认为他贤德，为他建立祠庙祭祀。

译马援先前在交趾时，常常服食薏苡仁，因此能够使身体轻健、减少欲望，用来抵御瘴气。南方的薏苡仁颗粒很大，马援想带回去作种子，军队回来时装了一车。时人认为那是南方土地上的珍奇之物，权贵们都对此有所觊觎。马援当时正受宠，所以没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上去。等他死后，有人上书诬陷他，说他先前带回来的都是明珠和文犀。马武和于陵侯侯昱等人，都用奏章陈述了事情的真相。光武帝大怒，马援的妻子儿女惶恐害怕，不敢把灵柩送回旧墓，只在城西买了几亩地，草草埋葬而已【权葬，旧称“槀”】；宾客和故友没有人敢来吊祭。当时，前云阳县令、同郡人朱勃到宫阙上书说：“臣听说君王以圣德施政，不忘记人的功劳，采纳他的一项美德，不要求众人事事完备。因此高祖赦免蒯通，又以王者之礼安葬田横，大臣们心胸开阔，都不再自我疑惧。大将领在外领兵，谗言却在朝廷内部；小过错总被记录，大功劳却不予考虑，这实在是国家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所以章邯害怕谗言而投奔楚国【章邯是秦将，因害怕赵高进谗，便投降项羽】，燕将据守聊城而不肯投降【燕将攻下聊城后，有人向燕国进谗，说他的坏话；燕将害怕被杀，便据守聊城，不敢回去】；难道他们甘心采取这种下策吗？臣哀痛那些巧言伤害忠良的事情【“末规”仍是下策的意思】。臣私下看见，已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出身西州，敬仰圣明义理，历经艰险，冒犯万死，孤立于群贵之间，身边没有一个替他说话、辅佐他的人；他奔驰于深渊、进入虎口，难道顾及过什么计谋吗【指他投奔隗嚣一事】？难道他是预先知道自己将要担任统领十郡的使者，谋求封侯的福分吗？建武八年，皇帝西征隗嚣，国家的谋略犹疑不定，各营军队尚未会合，马援提出应当进军的计策，最终攻破西州。等到吴汉攻下陇地，陇冀道路断绝，只有狄道为国家坚守，士卒百姓饥饿困顿，生命危在旦夕。马援奉诏出使西方，镇抚安慰边地百姓，于是招集豪杰，晓谕诱导羌戎，谋略如泉水涌出，势态如车轮转动，终于解救了倒悬般的危急局势，使几乎灭亡的城池得以保存。军队保全，继续进兵，靠敌人的粮食供给军队，陇、冀大致平定；他独自守住空郡【“守”的读音反切为式授反】，军队一行动就取得功劳，军队一推进就总能获胜；诛杀铲除先零羌，沿着山谷深入，勇猛奋战，飞箭射穿小腿。后来又出征交趾，当地瘴气很多，马援与妻子儿女诀别，心中没有后悔吝惜之意，终于斩灭征侧，平定一州。后来又南下征讨，立即攻陷临乡；军队已经取得成效，事情尚未完成便去世了。将吏士卒虽然遭受疫病，马援并没有独自保全自己。战争有的因为持久而建立功劳，有的因为仓促而导致失败；深入敌境未必就是成功，不进军也未必就是错误。人情难道愿意长久驻扎在绝地而不能活着回来吗？只是马援能够为朝廷办成事情。建武二十二年，他向北出塞，渡过漠南的江海，冒犯有害的气候，军士僵死；他的名声被毁，爵位断绝，功绩没有流传于国土，海内不知道他的过错，百姓也没有听说他的毁谤，最终却遭到三个人的谗言，横遭诬陷诽谤；他的家属闭门不出，灵柩不能归葬祖墓，怨恨嫌隙一并兴起，宗族亲属恐惧战栗，死者不能自己申辩，生者没有人为他讼明，臣私下为此悲伤。明君施用赏赐应当宽厚，施用刑罚应当节制；高祖曾给陈平黄金四万斤，用来离间楚军，却不追问钱财出入和具体用法，难道还会怀疑他用钱粮去离间吗？怀有孔父那样的忠诚，却不能自行免除谗言陷害，这是邹阳所悲叹的事【鲁国听信季孙氏的话而驱逐孔子】。《诗经》说：“把那些进谗的人捉来，扔给豺狼老虎；豺狼老虎不吃，就扔到北方；北方也不接受，就扔给昊天。”这是说要让上天平定他们的罪恶。愿陛下留心考虑臣这个浅陋书生的话，不要使功臣在黄泉之下含恨。臣听说《春秋》的义理，是用功劳抵消罪过【《公羊传》说：“夏国灭亡项国，是谁灭的？齐国灭了它。为什么不说是齐国灭的？是为了替齐桓公避讳。因为齐桓公曾有使断绝者延续、使将亡者保存的功劳，所以君子替他避讳】圣王祭祀臣下，有五种合乎义理的情形【《礼记》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功法施于人民的，就祭祀他；为死守职事而勤劳的，就祭祀他；以劳苦使国家安宁的，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够抵挡大患的，就祭祀他】像马援这样，正属于为死守职事而勤劳的人。愿陛下把此事交给公卿，评定马援的功劳和罪过，决定应当断绝还是延续，以满足海内的期望。臣年已六十，常年伏居田野，私下感念栾布哭彭越的义行【《前书》说：“彭越任梁王，栾布任梁国大夫，出使齐国；彭越因谋反被斩首，首级悬在洛阳。诏令说，若有人收取、祭视他的首级，就逮捕那人。栾布出使归来后上奏事情，在彭越首级下设祠哭祭】冒昧陈述悲愤之情，在宫阙之前战栗惶恐。陈元因父亲的任用被征召到司空府。当时大司农江冯上言，认为应当命司隶校尉督察三公的事务，并将此事下达三府。陈元上疏说：“臣听说，以臣为师的是帝王，以臣为宾客的是霸主，所以周武王以姜太公为师，齐桓公以管夷吾为仲父。孔子说：‘百官各自统理职事，听命于冢宰。’近代有高帝以优厚礼节对待相国，太宗把宰辅的权力交给他们。到了新朝覆亡、王莽篡位时，王莽专擅国柄，苟且窃取天下，更以自己作比；他不信任群臣，夺去公辅的职权，削弱宰相的威严，把刺举当作明察，把互相告讦当作正直，甚至奴仆告发主人，子弟变更父兄；法网严密，刑法峻急，大臣无处安放手脚，却不能禁绝董忠的阴谋，最终自身成为世人的耻辱。所以君主的祸患在于自我骄傲，而不在于臣下骄傲；过失在于亲自专任，而不在于任用他人。因此周文王有日暮仍勤劳政事的辛劳，周公有执圭吐哺、握发待士的恭敬，却没有听说他们崇尚刺举、专务督察。如今四方仍在骚扰，天下尚未统一，百姓都在观察，耳目广泛张开，陛下应当修明文武圣典，继承祖宗遗留的德政，劳心礼待下士，屈尊礼贤，实在不应让有关部门去督察公辅的名声。”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汉安帝任命陈忠为尚书。当时三府的权任很轻，机密事务专门交给尚书；一有灾异过错，便动辄严厉追究、免去公台官员。陈忠认为这不是国家旧有的体制，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君主以礼使臣下，臣下以忠侍奉君主。因此三公称为冢宰，君王以特殊的敬意对待他们：在车中见到便下车，在御座上见到便起身；入朝则参与应对、议论政事，出朝则监察并主持是非。汉朝旧典中，丞相所请的事情没有不听从的。如今的三公虽然有三公的名号，却没有实际权力，选举、诛赏全由尚书决定。尚书所受的权任超过三公，这种衰败以来已经渐渐持续很久了。臣陈忠内心常常独自不安，因此遇到事务便战栗恐惧，不敢随便进见。凡有兴建营造，也不敢迎合同僚心意，以致违背正常法典，因而诽谤怨言日益传来，罪过足以死上万次。近来因为地震而免去司空陈褒，如今又想因灾异严厉责让三公。从前孝成皇帝时妖星守在心宿，便把灾咎转给丞相，使匡贲进言，翟方进自我引咎，最终并没有消除上天的灾祸，反而只是违背了宋景公的诚意。因此可知是非的分界清楚，责任应当归于何处。况且尚书处理事务常常违背旧典，定罪用法没有成例，把诋毁欺骗放在首位，文辞惨酷、言语丑恶，这与法令章程很不相合。应当责求其真实意图，裁断其中不当之处而不要听从。上面顺应国家法典，下面防止权势和恩威被滥用；把方圆放在规矩中衡量，把轻重放在秤石上审定，这实在是国家的典章、万世的法则。”陈忠的心意一向在于尊崇大臣，以礼对待臣下。他所任九卿有病时，便派使者前去问候，并加赐钱帛，这些都是陈忠所倡议的。桓帝时，诏令公车征召杨秉和处士韦著，两人都以有病为由不来，有关部门弹劾杨秉、韦著大不敬，请求下交所属部门治罪。尚书令周景与尚书边韶共同议奏说：“杨秉以儒学侍讲，平日一向谦虚；韦著隐居而实行义理，以退让为节操。他们都被征召却不来，确实违背了皇帝虚心求贤的期望。然而他们曲折退让、安于退处，足以抑制苟且求进的风气。明王在位的时代，必定有不肯受召的臣子；圣朝宽宏养士，应当采用优容闲适的礼遇。可以告知所属部门，把朝廷恩意晓谕他们；如果仍然不来，再详细议定赏罚。”于是再次重申征召后，两人才到朝廷，被任命为太常。吴孙权时，周瑜的儿子周胤被封为都乡侯，因犯罪迁徙到庐陵郡。诸葛瑾、步骘联名上疏说：“已故将军周瑜的儿子周胤，从前蒙受粉饰和恩宠，被封爵任将；却不能以福禄好好养育自己，想着建立功效，反而放纵情欲，自招罪过。臣等私下想到，周瑜从前受到宠信任用，入朝成为心腹，出征成为爪牙；奉命出征，亲身面对箭石，竭尽节操、听命效死，视死如归，所以能够在乌林击败曹操，在郢都击退曹仁，宣扬国家威德，使华夏震动，愚蠢的荆楚蛮夷无不宾服。即使周朝的方叔、汉朝的韩信和英布，也确实没有超过他。抵御冲击、捍卫危难的臣子，自古帝王无不珍视重用。所以汉高帝封爵时发誓说：‘使黄河变得像衣带一样细，使泰山变得像磨刀石一样平，国家永远存在，直到子孙后代。’又用丹书记录，用盟誓加重，藏入宗庙，流传无穷，是想让功臣之后世世代代相继，不只是子孙，还包括远代后裔；报答恩德、彰明功劳，殷切诚恳到了这样的程度，是想劝勉警戒后人，使效死尽命的臣子死而无悔。何况周瑜去世还不久，他的儿子周胤却降为平民，更加令人悲伤。臣私下希望陛下敬慎明察、考察古制，隆重地兴复继承之道，为周胤准许他申诉，乞求减免余罪，恢复兵权和爵位，使报晓失时的鸡重新得到一鸣的机会，使负罪的臣子能够施展后来的功效。” 孙权答道：“作为心腹的旧日功臣，与我共同办事，公瑾确实如此，我实在不能忘记。从前周胤年少，原本没有功劳，我却破格授予他精兵和侯将的爵位，大概是因为顾念公瑾而恩及周胤。可是周胤凭恃这份恩宠，酗酒荒淫、放纵自己；前后多次告诫他，竟没有丝毫悔改。我对公瑾的情义，仍如同对待两位君主；希望周胤成就功业，难道有止境吗？只是周胤的罪恶尚且不宜立即恢复他的身份，暂且想让他受些困苦，使他自己知道悔悟罢了。如今两位君子殷勤援引汉高帝河山之誓，我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我的德行比不上古代圣王，仍想勉力仿效，事情也可以这样办理。所以此前没有依从你们的请求，是因为他是公瑾的儿子，而你们两位又从中申说；如果他能够改过，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诸葛瑾、步骘接连上表，援引朱然和全琮的事例，也一同陈述请求，孙权这才答应。晋惠帝时，河间王司马颙上表请求立成都王司马颖为太弟；司马颖后来被王浚击败，挟持天子回到洛阳。征南将军、范阳王司马虓与东平王司马楙、镇东将军周馥等上言说：“自从愍怀太子被害，皇太子一直没有确立；把重任交给前任丞相，却屡次失去臣节。因此前年太宰与臣司马虓作为社稷的辅佐，不可长期空缺，所以共同启请立成都王司马颖为国家的副贰。他接受重任之后却不能承担，小人不应任用却把他们当作心腹，骨肉之间本应敦睦却屡次产生猜疑轻薄，险诈之人本应远离却任凭谗言盛行；这些都是臣等”不聪明、不明察，失去了所应依宗仰赖的人，终于使陛下错误地降授司马颖。即使杀死臣等，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如今天子的车驾回到宫中，文武官员空缺，制度荒废破坏，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完整之处。臣等虽然才力低劣，仍足以匡扶王室；但道路上的传言说，张方与臣等意见不同。臣等既痛惜各处由此产生的变故，又认为太宰品德敦厚、诚实仁慈，声望显著，受到众人瞻仰；每当遇到关乎义节的事情，总是首先考虑社稷和宗族盟誓。张方接受他的指教，为国家尽节；往年的举动，即使死也没有二心。这是太宰的良将、陛下的忠臣，只是天性刚强坚毅，不通达权变，于是固守原来的志向，已经导致纷乱。然而退一步思考，既然这是他不改变的节操，又担心事情反转后受到天下责罪，所以没有立即向西返回罢了。追究事实本身，实在没有什么深重的责任。臣听说前代明主，没有不保全功臣，使福泽流传子孙的。自中间以来，陛下的功臣竟没有一个得到保全；这不只是人才都低劣，实在也是朝廷处理不当，不肯相互容忍宽恕，用一时的过错抹杀他们多年积累的功劳。这样既违背《周礼》议论功劳的制度，也使天下人不敢再为陛下尽节。臣等这番话，难道只是为张方一人吗？实在是为社稷作长远打算，希望让功臣长久守住富贵。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把关右地区的任务交给太宰；一方的重要事务，以及州郡以下官员的选举、任用和授职，都应当一并听凭他裁定。

译至于朝廷大事的废兴、损益，也应当每每向他咨询；这就是二伯巡行述职、周公和召公分陕治理的意义，陛下如今又可以实行。应当遣送张方回到郡中，让群臣申明自己的志向；当时王室授予张方的官职，全部恢复如旧。这样，忠臣义士就会受到劝勉，功臣也一定能够得到保全。司徒王戎，是异姓中的贤者；司空司马越，是宗族中的声望人物；他们都忠于国家、爱护君主，谨慎恭敬，应当参与机密事务，把朝政交给他们。安北将军王浚，是辅佐创业之臣的后代，能够率先躬行正道，忠诚正直清廉，远近都推重他。如今这样的大举行动，确实有安定社稷的功劳，这就是臣等所感叹并归功于他的地方。王浚应当特别加以尊崇重用，以满足群臣的期望，随后安抚幽州、朔方，长久作为北方藩屏。臣等竭尽力量守护城池和藩屏，护卫皇家；陛下垂衣拱手而治，四海自然归正，那么四祖的基业一定会比今天更加兴盛，就像日月由昏暗重新发出光辉。请求陛下再三思考，明察臣等所说。成帝咸康四年，皇帝亲临前殿，派遣使者授任太傅、太尉、司空。依照仪注，应设置大乐，预先悬挂在殿庭。门下省奏说：“不是祭祀、宴享，就没有设置乐舞的制度。”太常蔡谟议论说：“凡是敬重一件事情，就要完备相应的礼仪；礼仪完备，就应当配备音乐。音乐是用来敬重事情、彰明道义的，不只是供耳目娱乐，所以举行冠礼也使用音乐，并不只用于宴享。宴享有音乐，也是为了敬重宾客。因此当却至出使楚国时，楚国设宴招待他，却至辞谢说：‘没有忘记先君的友好，以大礼赐待我，又以完备的音乐加重礼意。’推究这句话，便可知道宴饮用乐的意义。公侯大臣，是君主所重视的人，所以君主在御座上见到他们便起身，在车中见到他们便下车，还称他们为伯舅。传书说：‘国卿，是君主的副贰。’ 因此在授命使者的日子，皇帝亲临前殿，百官陪列，这正是敬重此事的意思。古代天子宴请下国使者，以及任命将帅、派遣使臣时，都有音乐。所以《诗经》序说：‘皇皇者华’，是说君主派遣使臣。又说：‘采薇’，是为出征者饯行；‘出车’，是慰劳归来的军队；‘杕杜’，是慰问归来的使者。这些诗都配乐歌唱。如今任命大使授拜辅相，比下国的臣子尊贵得多，礼节轻重不同。轻者尚且确有用乐之礼，重者更应如此。因此说，皇帝临前殿派遣使者，应当有钟磬等金石之乐。”奏议上报后，皇帝听从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特进魏徵上疏说：“臣听说，君主是头首，臣下是四肢，彼此心志相同、协力合作，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身体四肢有一处不全，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人。既然头首尊贵至极，也必须借助手足才能成为完整的身体；君主即使明智圣哲，也必须依靠股肱之臣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所以《礼记》说：‘人把君主看作心脏，君主把人看作身体。心安庄重，身体就舒泰；内心严肃恭敬，仪容就会恭敬。’《尚书》说：‘君主英明啊，股肱贤良啊，各种事务就安康了；君主琐碎烦杂啊，股肱懈怠啊，万事就败坏了。’既然如此，抛弃股肱之臣，只凭自己的胸臆独断，便想使国家政体完整、政治清明，这是从未听说过的。君臣彼此相遇，自古以来就是难事。把石头投入水中，千年才有一次相合；把水泼向石头，却无时无刻不可能发生。能够开辟至公之道，推行天下所需，对内竭尽心力，对外尽用股肱之臣，彼此和谐如盐梅相调，坚定如金石相同的，并不只是因为官位高、俸禄厚，关键在于以礼相待罢了。从前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台，袜带松解，回头看左右没有可以使唤的人，于是亲自把它系好。难道周文王朝廷中全都是俊杰贤能吗？圣明的时代，难道唯独没有君子吗？不过是知与不知、以礼相待与不以礼相待的区别罢了。因此，伊尹原是有莘氏的陪嫁臣，韩信原是项羽部下的亡命之徒；殷汤以礼相待伊尹，在南巢奠定了王业；汉高祖登坛拜将韩信，在垓下成就了帝王功业。假如夏桀没有抛弃伊尹，项羽能够施恩于韩信，难道会甘心败掉已经成就的国家，成为灭亡之国的俘虏吗？又如微子启是殷王的骨肉，却在宋国受封土地；箕子是贤良之臣，却到周朝陈述《洪范》。孔子称赞他们的仁德，没有人非难他们。《礼记》记载，鲁穆公问子思说：‘为已经失去君位的旧君服丧，这是古代的礼吗？’子思说：‘古代的君子，用礼来进用人才，也用礼来退去人才，所以有为旧君服丧的礼。’现在的君子，进用人才时好像要把他捧到膝上，罢黜人才时却好像要把他推入深渊，还是不要成为战争的首倡者，不也很好吗？又何必有为旧君服丧的礼呢？齐景公问晏子说：‘忠臣侍奉君主，应当怎样做？’晏子回答说：‘国家有难不为君主而死，君主出亡不去送行。’景公说：‘划分土地封赏他，预备爵位等待他；国家有难不为君主而死，君主出亡不去送行，这是什么道理？’晏子说：‘臣下进言而被采用，终身就不会有灾难，臣下为什么要死呢？臣下劝谏而被采纳，终身就不会有流亡，臣下为什么要送行呢？如果进言不被采用，遇难而死，那是白白送死；劝谏不被采纳，君主出亡却去送行，那是假装忠诚。’《春秋左氏传》说：‘崔杼弑杀齐庄公，晏子站在崔氏家门外。崔氏的人问：‘你要死吗？’晏子说：‘难道只有我的君主才是君主吗？我当然要死。’又问：‘你要逃走吗？’晏子说：‘难道这是我的罪过吗？我当然要逃亡。’所以，君主如果是为社稷而死，臣下就应当为社稷而死；君主如果是为社稷而逃亡，臣下就应当随之逃亡；如果君主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的亲近之臣，谁会承担这种责任呢？’崔氏开门让他进去，晏子把尸体枕在大腿上哭泣，起身跳跃三次致哀后离去。孟子说：‘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臣下就把君主看作普通人；君主把臣下看作粪土，臣下就把君主看作仇敌。臣下侍奉君主，虽然始终没有二心，但到了离开还是留下的关头，应当根据君主恩德的深厚或浅薄来决定。既然如此，作为君主，怎么可以不以礼对待臣下呢！’臣私下观察朝廷群臣，那些承担枢机重任的人，有的家世地位足以与秦、晋相比，有的事业足以经略筹划天下；他们都曾建立事业、立下功勋，都是一时选拔出来的人才，处在衡轴要职，所承担的责任十分重大。可是，任用他们虽然很重，信任他们却还不深；信任不深，人就可能产生自疑；人一旦自疑，内心就会苟且；内心苟且，节操义行就无法树立；节义不立，名教就不能兴盛；名教不兴，却想同他们巩固太平的根基、保守七百年的国运，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又听说国家格外看重、珍惜功臣，不计较他们过去的过错；和前代圣王相比，这种做法却一点也没有见到。然而，国家对大事反而宽缓，对小罪却严急，临事时任意责怒，未免夹杂个人的爱憎之心，这不能作为治理国政的原则。君主严格规定禁令，臣下尚且有人触犯，何况君主自己开启了这个源头，下面的人必定会更加严重。河道堵塞后决口，造成的伤害必然很多；这样还想让所有百姓把手脚放在哪里呢？这就是君主开启一个端头，下面产生百种事端；百端变化，没有不导致混乱的。《礼记》说：‘喜爱一个人，却要知道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也要知道他的优点。如果憎恶一个人而不知道他的优点，那么行善的人一定会感到恐惧；喜爱一个人而不知道他的缺点，那么作恶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说：‘君子如果发怒，祸乱就会很快止息。’古人的震怒，是用来惩罚恶人的；如今的威势刑罚，却足以助长奸邪。这不是尧舜的心意，也不是禹、汤的作为。《尚书》说：‘抚慰我，就是我的君主；虐待我，就是我的仇敌。’荀卿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够承载船，也能够倾覆船。’孔子说：‘鱼失去水就会死亡，水失去鱼却仍然是水。’所以尧舜都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怎么可以不深思呢？怎么可以不周密考虑呢？把国家大体委托给大臣，以小事责求小臣，这是治国的常规，也是治理之道。

译现在，任命官职时把重大职务交给大臣、把轻微职务交给小臣；到了发生事情时，却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自己所轻视的人，怀疑自己所倚重的人，还想求得最高的治理，怎么可能呢？而且政事贵在有常规，不应当屡屡改变。如今有时用大体来责求小臣，有时又用小事来责求大臣。小臣承担了不应由他承担的职责，大臣失去了自己应当守持的职分。大臣有时因小过获罪，小臣有时因处理大体之事受罚，任职不合其地位，受罚也不合其罪过。想让他们不存私心、竭尽力量，不是很难吗？小臣不能把大事委托给他，大臣也不能因为小罪责罚他。任用大臣担任高官，却专门追究他的细小过错，刀笔之吏便会迎合上意、顺势而为，舞弄文法，曲意构成他的罪状。他为自己申辩，就被认为是不服罪；他不申辩，又被认为所犯之罪都是真实的。进退都只有罪咎，没有人能够自我申明。既然不能自我申明，就会苟且求得免祸。大臣一味求免祸患，诡诈就开始滋生；诡诈滋生，虚假就会成为风俗；虚假成为风俗，就不可能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再说，任用大臣，是希望他们竭尽力量，但每位官员都有所避忌。不进言，就被认为没有尽力。如果举荐的人确实合适，又何必嫌弃他是旧交故友？如果举荐的人不合适，又有什么比疏远他更可贵呢？对待臣下不能完全诚信，又凭什么责求他们忠诚宽恕呢？臣下即使有过失，君主也未必就做得对。君主不能取得臣下的信任，必然是因为认为臣下没有值得信任的人。如果一定认为臣下没有可信之人，那么君主自身也就有值得怀疑之处了。《礼记》说：‘上位之人相互怀疑，百姓就会迷惑；下面的情况难以知晓，君主就会劳苦。’上下彼此怀疑，就不可能谈得上最高的治理。如今群臣之中，远在一方的人，流言即使传来三次也不至于像曾参之母那样投杼而信的人，臣私下思量，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四海如此广大，士人百姓如此众多，难道连一两个可以信任的人都没有吗？大概是信任一个人，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怀疑一个人，就没有什么是可信的。这难道只是臣下的过错吗？一个普通人结交朋友，便以身相许，至死也不改变。何况君臣彼此契合，如同鱼水相依；如果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臣下成为稷、契那样的贤臣，难道会因为遇到小事就改变志向、见到小利就改变心意吗？这虽然也是臣下树立忠诚却没有能够显明彰著的原因，但也确实是由于君主心存不信任、对待臣下过于薄情所造成的。这难道是君主以礼使臣、臣下以忠事君的道理吗？凭着陛下的圣明，凭着当今的功业，如果真能广泛求取当世俊杰，上下同心，那么三皇的盛德可以追及，四、五帝也可以俯视，至于六代夏、殷、周、汉，又哪里值得一一计数呢？魏徵又上疏说：“国家以德和礼为根基，靠诚信来保持。诚信确立，臣下就没有二心；德礼彰显，远方的人就会前来归附。所以德、礼、诚信，是国家的大纲，片刻也不能废弃。”

译古书说：“君主以礼使臣，臣下以忠事君。” 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但人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又说：“说同样的话而能使人相信，关键在于说话之前已有信用；发布同样的命令而能使人执行，关键在于命令之后确实兑现。”既然如此，说了却不实行，就是言语没有信用；下令却不贯彻，就是命令没有诚信。没有信用的话、没有诚信的命令，君子是不说不发的。自从王道清明兴盛以来，延续了十多年，粮仓越来越充实，土地越来越扩大；然而道德并没有一天天更加广博，仁义也没有一天天更加深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对待臣下的心意还没有完全做到诚信，虽然有善始时的勤勉，却没有善终时的美德，所以巧言逢迎之徒得以放肆施展伎俩：把同心协力说成结党，把告发他人说成大公无私，把刚强正直说成擅权，把忠诚正直的进言说成诽谤。被说成朋党，即使忠信之人也会受到怀疑；被说成至公，即使虚假伪饰也无人追究。刚强正直的人害怕被说成擅权，不能尽力；忠诚直谏的人担心被说成诽谤，不敢与邪说争辩。这些言论迷惑视听，阻塞大道，妨碍教化，损害德政。如今想要达到大治，就应当委任君子；但事情的得失却有时向小人询问。这样，赞誉和毁谤总是出自小人，督责却总是加在君子身上。中等才智的人，难道没有一点小聪明吗？但他们的谋虑达不到长远，即使让他们竭尽力量、尽其诚信，仍然难免失败，何况内心还怀有奸诈和私利，只会迎合君主脸色、顺从旨意呢？所以孔子说：‘君子中有不仁的人，但从来没有小人而能仁爱的。’ 既然如此，君子不能没有一点小的过失，但过失不积累，就不会妨害正道；小人有时也会有一点小的善行，但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称为忠诚。如今既然已经说他是善人，却又怀疑他不可信，这和竖立一根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是弯的，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君主不信任臣下，就无法役使臣下；臣下不信任君主，就无法侍奉君主。信任作为一种道义，意义实在太重大了！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酒器中腐败，让肉在俎上腐败，这会不会妨害我成就霸业？’管仲说：‘不能识别人，妨害霸业；识别人却不能任用，妨害霸业；任用却不能委以重任，妨害霸业；委以重任却不能信任，妨害霸业；已经信任了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妨害霸业。’晋国中行穆伯攻打鼓国，经过一年还不能攻下。鼓国的啬夫间伦懂得其中的情况，请求不要使士大夫疲惫，就可以攻取鼓国。穆伯没有答应。他身边的人说：‘不用折损一支箭，不伤害一个士卒，就可以得到鼓国，您为什么不取呢？’穆伯说：‘间伦这个人，谄媚而不仁。如果让间伦攻下鼓国，我不能不赏赐他；如果赏赐他，就是奖赏谄媚之人。谄媚之人得志，就是让晋国舍弃仁德而崇尚谄媚；即使得到鼓国，又有什么用呢？’中行穆伯是列国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辅佐者，尚且如此谨慎于信任、远远避开谄媚之人。何况陛下是至高无上的圣主呢？如果想使君子和小人的是非不相混杂，就必须用德来感化他们，用信来对待他们，用义来勉励他们，用礼来约束他们；然后做到奖善惩恶，审慎用刑，明确赏赐，不刻意妄为而使天下自然教化，这样离大治还会远吗？奖善却不能进用善人，憎恶恶人却不能斥退恶人，刑罚不能施加于有罪者，赏赐不能给予有功者，那么国家危亡的期限恐怕就未必能够保住。皇帝亲自赐下手诏称赞说：‘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志得意满而骄傲懈怠，为什么竟然到了三公九卿的最高职位，却不能直言劝谏，只能私下对自己的子孙说，自夸自己明智？这是最大的不忠。’得到您的劝谏，朕知道自己的过错了，应当把它放在几案上，和弦、韦之物一样作为警戒。魏徵曾到朝堂上抗疏，推辞左光禄大夫一职，并附在崔确的奏章中说：“臣在隋朝时，亲身经历了多次祸乱，像臣这样的人，几乎全都死尽了。臣能够遇上太平时代，又特别受到破格提拔，恩泽已经很深，只想着报答效力。但臣先前已有眼疾，近来又加上风疹，病情转而更加严重；天色稍暗，几步之外便完全看不见人。仓促转身行动，马上就觉得心神昏闷错乱。如今天下太平，英才如林，实在不应让身患痼疾的人长期处在枢密近臣的位置。臣不但不能胜任，反而又加授二品官，因此仍请求解除侍中职务，授臣一个二品的闲散官，使臣不离陛下左右，可以稍稍陈述愚见，补拾遗缺。这不是臣虚饰推辞，实在是臣的愿望。”太宗命崔敦礼对他说：“国家的安危，依靠辅弼大臣；任用对了人，国家就日益兴盛、日益得到教化；用错了人，就会很快败亡。公宽厚地对待下属，忠诚地奉事君上；朕每有乖僻之处，公从未不进言。社稷的安危，朕唯独寄托于公。即使公完全失明，也应当把公抬到朕的左右，早晚向您咨询。何况公所患并不严重，却想拂袖离去、远游高隐；这不只是违背朕的心意，群臣共同议论也认为不可。” 当时有人告发大将军薛万均在平定高昌时，曾与高昌妇女私通。皇帝命大理卿孙伏伽审理讯问，薛万均不服，宫中又召出那名高昌妇女与他当面对质。魏徵劝谏说：“薛万均兄弟确实忠诚诚实，早年发生的奸私之事，虚实难以查明。如果罪状明显，就记录下来交给孙伏伽处理即可；如果事情没有明确证据，薛万均必然有可申辩之辞，却让大将军和一个已经破亡的妇女当面对辨。关于奸秽之事的供词既然不能使他认罪，听到的人一定会产生怀疑。臣听说君主以礼使臣，臣下以忠实事君；事实属实，所得罪责就轻，事实虚假，造成的损失就重。因此，秦穆公赏给偷马的人酒，楚庄王赦免绝缨之客；何况楚庄王、秦穆公都只是夷狄之地的诸侯，却都列名春秋五霸，芳名流传千载。陛下身为万乘之主，道德高过尧舜，若这样做出不合于法度的事，将凭什么向远方显示呢？”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停止了此事。皇帝对侍臣说：“狄人杀死卫懿公，把他的肉全吃掉，唯独留下他的肝。卫懿公的臣子弘演仰天大哭，亲自剖出自己的肝，把懿公的肝放进自己的腹中。如今想寻找这样的人，却找不到了。”魏徵回答说：“从前豫让为智伯报仇，想刺杀赵襄子，赵襄子捉住他，对他说：‘你过去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全部消灭了，你却没有替他们报仇，反而归附智伯。如今却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说：‘臣过去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把我当普通人对待，我也以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我就以国士的态度报答他。关键只在于君主是否以礼相待罢了，怎么能说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呢？’”

译谏议大夫张玄素年轻时曾任刑部令史，皇帝当着朝臣的面问他过去的事情，原文此处作“云云”。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君子不会在人前失言，圣明的君主也不会对臣下戏言。君主所说的话，史官会记录，礼官会使它成为礼仪，乐官会把它谱入乐歌。处在上位的人能够以礼对待臣下，臣下才会尽力侍奉上位者。近代宋孝武帝轻率发言、任意出口，侮辱戏弄朝臣，甚至攻打他们的家门，最后弄得狼狈不堪；良史把这些事记载下来，认为是不对的。陛下昨天问张玄素在隋朝任什么官，他回答说是县尉；又问他任县尉以前做什么，他回答说是流外官；又问他在哪个部门任职，张玄素将要走出宫门时，几乎连脚都迈不动了，精神顿时耗尽，脸色像死灰一样。朝臣见到这一幕，大多感到惊骇奇怪。大唐开国以来，任官依据才能，即使卜祝、佣工、保姆，也都量才任用。陛下礼遇看重玄素，多年来任用他，提升为三品官，又让他辅佐太子，本来就不应再当着群臣追究他的出身，抛弃过去的特殊恩遇，使他蒙受一时的羞耻。君主驾驭臣下，应当用礼义引导他们，用恩惠驱使他们，使他们即使背负苍天、竭尽臣节，仍然担心德礼没有加施、臣下不能自我勉励。若无缘无故忽视轻慢他们，使他们羞惭郁结于心，内心不再快乐，却还责求他们伏节死义，怎么可能做到呢？” 房玄龄曾因轻微责罚回到家中，褚遂良便劝谏说：“玄龄辅佐成就圣上的功业，冒死决断，选拔贤能，建立政事，所尽的心力很多。除非罪过大到不可赦免，不可以把他远远弃置。如果是因为他年老，也应当按照礼制让他退下。”皇帝认为有理。后来皇帝到芙蓉园，便顺道经过房玄龄的宅第，载着他一同回宫。张公谨去世，皇帝听说后悲叹哀悼，离开正殿，设次发哀。有司上奏说：“按照阴阳书，太阳运行到辰日时不可哭泣。”这也只是民间流传的说法。皇帝说：“君臣之义，与父子之情相同；感情发自内心，怎么能避开日期时辰呢？”于是哭泣致哀。唐玄宗开元年间，广州都督裴伷先被关进监狱。皇帝与宰相商议他的罪行，张嘉贞请求杖责他。张说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是因为大夫接近君主，也因为这样可以保全士人的廉耻。大概士人可以被杀，却不可以受辱。我先前巡视北方边境，听说姜皎曾在朝堂受杖。姜皎的官位已经升到三品，也有一点功劳，怎么能把他当作奴仆来对待呢？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难道还应当再次重蹈以前的过失吗？”皇帝深以为然。当时礼部尚书苏颋去世，皇帝仍然临朝视事。起居舍人韦述上疏说：“贞观、永徽年间，大臣去世，朝廷总是停止朝会，设朝举哀，以成全君主始终不变的恩义。对上有表彰贤能、记录旧臣功劳的德行，对下有生前荣耀、死后哀悼的美意。从前晋国的知悼子去世，晋平公仍设宴作乐，杜蒉一句话使他醒悟，《春秋》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因此，礼部尚书苏颋世代为辅弼之臣，侍奉宫廷二十多年，如今突然去世不返，国人都悲痛叹息。念及他是朝廷帷幄、车盖间的旧臣，是君主的股肱之臣，应该立即停止朝会，以彰明君臣之情谊。”皇帝说：“这本来就是朕的意思。”当天就在帐幕中哭悼，洛阳城南门停止朝会。下诏追赠右丞相，谥号为“文宪”。安葬那天，皇帝正在咸宜宫游玩准备打猎，听说此事后说：“苏颋将要下葬，难道我忍心独自娱乐吗？”走到半路便返回了。唐德宗在奉天时，听说段秀实被叛贼杀害，七天不上朝。宰相认为，当时正处在多难之际，不应阻塞国家各项政务；天下人将会怎么看呢？太常博士陈京说：“丞相的话不对。褒扬大节、抚恤贤臣，是天下得以安定的原因，何况段秀实是如此卓异非凡的人呢？”皇帝说：“好。” 宋太宗淳化二年，左正言谢泌上奏说：“臣私下看到，王禹偁上言，请求从今以后宰相、枢密使都不得在本宅接见宾客，以防止请托。有诏令同意了这项请求，并命令御史台向朝廷内外宣布。臣认为这样做，是把大臣当作会营私而加以怀疑。《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怀疑，斥退邪人不要迟疑。’ 张说曾对姚元崇说：‘对外应当看似疏略却善于接待众人，对内则应谨慎地侍奉君主。’这才真正符合大臣的职责。如今天下极其广大，政务极其繁多，陛下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寄托给辅政大臣，如果不让他们接见群官，凭什么全面了解外面的事情呢？如果规定群臣都在都堂等候接见，那么群臣请求进见、咨询政事就没有固定时间，大臣便必须常常在政事堂等候百官，连解衣休息的空闲也没有。古人说：‘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如果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俸禄从公室转移，国运衰败到了末期，强臣擅自专权，那时才值得忧虑。如今陛下驾驭天下、总揽豪杰，朝廷有敢于直言的人，地方上没有姑息养奸的臣子，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

译《尚书》说：‘不偏不党，王道就会广大平坦。’ 说的正是今天的情形。为什么要把执政大臣当作衰世的强臣来怀疑呢？从前孔光不向人透露温室中的树木，顾雍被封侯三天，家人都不知道；谢安石和客人下棋时，边防文书送到，客人竟没有察觉。大臣应当谨慎严密到这种程度，即使妻子儿女也不能听闻，何况其他人呢？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应斥退罢免；既然已经得到合适的人，任用他们处理政务，又何必怀疑呢？即使设置杜绝公堂谒见的礼制，难道就没有私下会见的地方吗？堵塞宰相府中请托风气的渐起，难道就没有其他途径吗？这不是陛下以赤诚之心对待大臣、大臣竭尽全力报答陛下的道理。王禹偁见识器量平庸浅薄，不明白国家大体，任意凭胸中想法妄加率断，反而蒙蔽陛下的聪明，所说的话狂妄急躁，不可施行。皇帝看了后赞叹不已，立即追回先前的诏令。仁宗天圣二年，左正言刘随请求优厚礼遇李允则、晁迥，上状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任命书，任命客省使、康州防御使李允则为宁州防御使，仍准许他不入朝谢恩，并给假期让他准备行装，恩典加于功勋旧臣，事情非常特殊。凡是担任将帅的大臣，都应当勉励自己奉公尽忠。臣私下认为，李允则一向怀有韬略，行动常有机变权谋，多次受命镇守边防，务求使边境安定，不邀功生事，不放纵敌人而失去谋略；即使古代名将，也没有超过他的。因此任命下达之日，朝廷内外都很高兴。如果遇到整顿军马、经营边防城障等事，在枢近大臣的筹划之外，若召见他赐予对答，向他询问方略，那么这位老将久经练达，必定有可取之处。臣又恭敬地看到，太子少保致仕的晁迥，禀性端庄，居心冲淡，历经三朝任职，接近五十年；在两制任职迁转，超过二十年。先帝对他恩宠优厚，凡讲求典章礼制、审议论定政事，他无不参与。加上他后来掌管文政大权，当时都说用人得当。如今台阁中的清正人士、州郡中的循良官吏，很多都受益于晁迥的论说辨析。近来他以年老请求退休，这是通达礼义的表现。五常、五行方面，他大体没有什么缺失。文坛把他指为宗师，朝野都推许他为君子；有这样儒雅的声望，却还没有施行优厚特殊的恩典。臣还希望两宫圣上特别施行与李允则近例相同的恩典，赐给晁迥全额俸禄，使他安居时生活丰厚些。如果朝廷将要举行大礼，或当时议论重大政事，在宰相、执政大臣裁定安排之外，特意开延英殿，向他询问经史之学，那么这位老儒学识详备老练，必定有值得观听之处。每当政务稍有余暇，寒暖适宜之时，详细召请这两位老人，赐给他们从容会见的机会，让他们讲说往古治乱的原因、开国初年的制度事务。这样，文事武备都能在昌盛的朝代达到完美；尊养老人、请求他们进言，也会比古代更加光彩；尊敬礼遇旧臣，会使当时的风俗更加淳厚，传示后世，也能使史册增光。臣认为文武官员之中，功名和雅望始终一致、并且年事最高的，只有这两个人，确实可以称为当世贤者，恐怕应当特别表彰。”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上奏说：“臣听说，三公的官职极为重要，因为它统领治理国家万事，事务实在繁多，贵在能够洞察其中的道理。所以明主亲自处理各项政务，礼遇体恤大臣，常常在大臣进见时，使他们充分发挥谋议和思考的作用。君臣彼此相遇，就可以达到时世和谐；上下不相交，就称为闭塞。关键在于倚重辅弼，询问采纳良谋，使下面的实情一定能够上达，上面的恩泽没有阻塞，这是治理国家和家庭的大事。臣恭敬地看到，中书、枢密院的官员，都是陛下亲自选定、委以权柄的人，掌管中书、枢密两项职务，辅佐纷繁的政务，就是古人所说的坐而论道。如今他们每逢刚日才能有机会亲近御屏，外朝退朝后才开始延英殿召对，接着进行轮番奏对，最后只是照常办理事务。天下这样广大，百姓的事务这样艰难，恐怕不是短短几刻时间内就能彻底研究清楚事物幽微变化的道理。希望圣上在清闲安适之时，轮流召见中书、枢密两府的大臣，赐他们在便殿就坐，使他们充分陈述可行与不可行的意见，斟酌古今适宜的做法，探究国家治乱的根源，通达隐微难见的实情；对上可以成就君主喜好询问的宽裕胸襟，对下可以使臣下尽忠进言的诚意得到伸展。君臣贤明、上下同体，因此平时应当讨论国家体制，以明确根本；遇到变故时再临事辨析，否则有时近于游说之嫌。虞舜那样明察，还说喜欢详细考察近臣的言语；汉文帝那样通达，也说不要发表过分高深的言论。这确实是贯通国家体制与实际作用、汇集众人智慧的重要原则。至于米盐等细小事务、琐碎末节，那只是有关部门的职责，不应由皇帝亲自裁决。应当下诏让有关部门分类简化处理，希望这样能够端正大小事务的分别，合乎权宜与义理的中道，接纳宏大谋议，开启并增益圣明智慧，提纲挈领、总揽要旨，符合‘大德不官’的原则；君臣促膝相对、虚心相待，彰明行善是最大的快乐。臣以卑微平庸的声望，冒昧倾尽愚见，触犯威严，实在无地自容。” 皇祐三年，知谏院吴奎上奏说：“臣认为，国家谨守礼法，是用来维系君子的；明确威势刑罚，是用来驾驭小人的。君子顾念的是礼法，小人畏惧的是威罚。通过文官、武官两种选任途径成为士大夫的人，都属于君子的范围。倘若不以礼法对待他们，就是废弃名器，轻视爵位俸禄。年满七十而退休，这是礼经所载的制度；臣下因年老而自行陈请退休，是本分中的常规；君主推恩而坚决挽留，这是权宜中的极致。自三代以来，即使在衰败的时代，也没有不谨守这一礼制的，用来杜绝贪恋权位、越分冒进，树立防范的界限。近来，光禄卿勾希仲、吏部郎中兼直昭文馆陆轸等人，都因年高而特许分司任职。起初是想以此激励群臣，但在职官员却还没有人主动引退。请求尽早施行臣先前所奏之事。” 至和二年，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御史台发布告报，百官列班到郊外迎接宰相文彦博、富弼，这确实是隆重的礼节。但与其用空洞的礼节来尊崇他们，哪里比得上用最大的诚意推重他们、把实际权力交给他们呢？自从陛下任用文彦博、富弼为宰相，朝廷内外都说用人得当。然而近来有诏令规定，两制臣僚不得到宰相宅第拜见，百官也不得私下会见宰相；这不是用诚意推重他们，也不是把权力交给他们，而是用郊外迎接这种空洞礼节来对待他们。恳请罢除百官郊迎的礼节，让两制官员和百官恢复到宰相宅第拜见执政大臣的权利，以便询问天下事务，从而使陛下能够通达各方面情况；这样驾驭大臣的方法，两方面就都做到了。”

译嘉祐元年，右司谏马遵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的制度规定，两省、两制官员若非因公，不得与执政大臣相见，台谏官员也不得往来；两府大臣若非休假，不得接见宾客。这徒然彰显陛下怀疑臣下的名声，实际上对政事没有益处。臣已经上奏论列，却还没有得到指示。臣遍观前代，以及汉、唐盛世，大小臣下往来相见，从来没有禁止的条文。只有唐德宗时期，朝政多有偏失，臣僚相互往来过多，德宗便命金吾卫暗中侦察、秘密奏报，所以宰相不得在私宅接见宾客，只是徒然表现出猜疑嫌隙，对奉天时的危难没有补益。到了唐宪宗英明果断、不存疑虑，委任裴度，便取消了这项禁令，使贤能之士得以进用，最终建立平定淮西的功业。由此可知，驾驭臣下的根本，在于明察听断，而不在于设置防范。陛下圣明，一定能明白这个道理。如果说新制度已经施行，不想立即更改，臣请求用先朝的旧事来说明。淳化二年，朝廷采纳右司谏王禹偁的奏请，规定两府大臣不得在本宅接见宾客，以防止请托。当时左正言谢泌上疏，极力陈述这样做不可行。宋太宗看了奏疏，立即追回先前的诏令，并命令恢复旧制。由此可知，事情如果确实不妥，为什么还要顾忌而不改呢？” 臣尤其考虑到，这件事本来是针对大臣的，如果不是陛下特别下达指示，中书省出于避嫌，恐怕会把事情看得重于奏报复核。恳请陛下早日亲自裁断，以解除朝廷内外的疑惑。” 马遵又上奏说：“臣听说，推尊年高之人，百姓的道德就会归于厚重；崇尚并勉励高尚节操，浅薄的人也会因此变得敦厚。这是前代典籍所载的通行规制，也是先王通达的礼法。臣私下看到，皇祐年间举行明堂大赦，曾召两府旧臣杜衍、任布等陪列，虽然他们各自以疾病推辞，不能参加侍祠的行列，陛下仍下诏以礼遣送，并派使者乘驿车慰问，赏赐十分丰厚，又恩及他们的子弟，特殊荣宠、异乎寻常的礼遇，一时之间光彩显耀。陛下优待贤者、尊养老人的心意已经昭示天下，人们也懂得受到劝勉了。如今杜衍将近八十岁，德望更加隆盛；如果恢复古礼，他应当处在更加尊老的地位。至于近侍中退休返乡的人，张昷之公正耿直，刘防清廉端方，像这样的人都可称为良士。如今陛下享有长寿安宁的福泽，举行谢恩的礼仪，凡是年高之人，正应当加以礼遇。臣愚昧地请求陛下慈爱裁示中书省，等将来大庆礼结束后，查照明堂大赦的恩例，特意赐予施行，使杜衍等白发老人再次见到太平盛世，把这件事写入史册，足以成为美谈。或许那些冒受荣宠、逾越礼制的人，看到后会知道惭愧，使风俗由薄归厚，也许可以从这件事开始。” 任知谏院第七年，司马光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圣王尊敬年老之人，把政事托付给他们，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天下各种事情，熟悉治理国家的道理。从前鬻熊九十岁时拜见周文王，文王说：‘您老了。’鬻熊说：‘君主如果让我捕兔子、追逐麋鹿，臣确实老了；如果让我坐下来谋划国家大事，臣还年轻呢。’近年以来，年高的大臣都不敢安稳地居于职位；议论政事的人又想以攻击大臣为名，趁机攻讦他们，这难道是臣下竭尽忠诚、秉持公道的做法吗？凡是议论政事的人，都应当为国家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如果这个人没有可取之处，即使年轻力壮又有什么用？如果确实有益于时政，即使年老又有什么妨害？臣私下看到，枢密副使张昪多次以年老有病请求辞职。臣平生与张昪没有交往，彼此没有丝毫恩情，但私下听说他为人忠诚谨慎、清廉正直，不可用私情来干扰。臣不敢在上面回避圣主的疑虑，在下面又害怕世俗的毁谤，因隐瞒对国家的忠心而不进言，以便保全自己。恳请陛下深思，枢密院这样的要地不可任用不合适的人；请先依圣意权衡，如果还不能找到比张昪更贤能的人，就让张昪暂且留在原位，这样政事也不会荒废。” 如果张昪确实不能留任，那么希望陛下慎重选择德望、才器为众人所信服，懂得君主之道、通晓军事谋略的人来代替他；不能不选择合适与否，只按照资历循次累进地任用。”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朝廷先前因为福州处士陈烈好学笃行，举止遵守礼法，安于道义、涵养志向，名声传到京城，所以从民间荐举他担任学官。陈烈推辞不肯赴任至今，最近听说福建路提刑王陶上奏，根据福州审查所得，陈烈因妻子林氏患病，嫌弃她丑陋，送回娘家，十年不去看望。王陶因此说陈烈贪污、险诈，品行没有细小的完美之处，请求把他前后所受的恩命全部追夺。臣等平素不认识陈烈，不知道他的为人究竟如何，只是看到国家一向担忧士人不修养名节，所以荐举陈烈等人来劝勉风俗。如果陈烈平生操守出于诚实，即使有偏执迂阔、不能完全合乎中道的行为，仍然是守节之士，也应当保全他，怎么可以毁坏、挫辱他，像仇敌一样憎恨呢？《尚书》说：‘不完全合乎中正之道，但没有陷入罪过，皇帝就应当容受他。’古人所以礼遇九市求取千里马留下的马骨，正是这个道理。如果他内心确实怀有奸恶，损害败坏名教，对外却装饰诈伪，沽名钓誉、追逐利益，那么朝廷先前把他当作有道之士，破格任用，如今他的丑行传布四方，他的鬼蜮心肠也实在不小。最初荐举他的人，怎么可以放置一旁而不追究罪责呢？臣等希望陛下委托邻近各路的监司，再次全面查核陈烈平生事迹的善恶和虚实；或者选派公正、懂儒术、识大体的官吏，复核审查前面这件事情。如果事实和情理并没有严重到不可宽宥，只是夫妻之间不能和谐相处，那么只让他们离异即可，洗清他的过错，希望他日后还能重新抬头做人；又使四方有节操品行的人不必担忧遭受横加的羞辱，能够安然生活在乡里。如果确实有丑恶事迹，败坏扰乱名教，就应当严加刑罚诛戮，并一并追究荐举者的罪责，以彰明至公之道。”

译司马光又上奏说：“臣听说，圣明君主的教化，崇尚忠厚而重视和乐亲善。所以《诗经》有《鹿鸣》《伐木》《既醉》《行苇》等篇，赞美宴饮时彼此和乐，讥刺对年长者吝惜酒食而失德。礼制中有用币帛、酒食相馈赠的礼节，施行于诸侯国之间；有献贽、饮酒的礼节，施行于乡党之间。因此风俗淳厚和谐，祥和之气流通。汉景帝下诏说：‘官吏接受自己所监临之人的饮食馈赠，免去官职，重新任用时加重处罚，并议定写入法令。’丞相、廷尉议定说：‘官吏以及各有俸禄的人员，接受其所属官员、所监治之人、所经行之地或所统属之人送来的饮食，应计算价值予以偿还，其他不论。’卓茂任密令时，有百姓告发部下亭长接受别人赠送的米肉，卓茂说：‘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是因为有仁爱之心。邻里之间互相馈赠，这是人道中彼此亲近的方式。你偏偏不愿修行这种人道，难道还能高飞远走，不生活在人世间吗？’百姓说：‘既然如此，法律为什么又禁止呢？’卓茂说：‘法律设置的是大体的规范，礼制顺应的是人的情理。现在我用礼来教导你，你一定不会怨恨；如果用法律来治你，你一家之内，小的可以受刑，大的甚至可以被杀。’近年以来，朝廷内外的有关部门喜欢依据防范性条文，检举细小苛刻的过失；至于宴饮相聚、互相馈送酒食，也都被汇集起来定为罪过，用严峻的法律加以斥责。” 先前听说，知镇戎军曹修接受邻州送来的公用酒，后来自己出面自首，执法官却按赃罪处理。陕西都转运使彭思永上奏说：“根据枢密院的札子，贾渐起请，除旧例允许馈送酒食外，不得购买金帛作为地方风俗礼物相赠。经各省司共同审议，今后凡用公使钱购买珍异物品以及现钱送给他人的，都按照违制定罪；接受的人按受赃论处；如果使用公使钱的人收受对方返还、答谢的物品并据为己有，按盗窃论处。”如今曹修因为自首，虽然免于记录处罚，却仍背着受赃的名声，使人疑惑不解。请求明确制定条约。朝廷命有关部门共同议论，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臣私下详细考察旧条的意思，明明允许用酒食相互馈赠；其中所说使用公使钱的人收受返还、答谢的物品，正是指珍异物品和现钱。如今曹修所收的只是酒，而且随即自首，已经算是刻薄处理了；执法官又加以赃罪，竟把一条规定剖析成两件事情，既不体察人情，也不顾念大体。如果朝廷因此就制定为法令，臣恐怕忠厚的风俗会更加衰败，偷薄的风气会因此滋长，各部门和众官都将无所措手足，损害圣朝堂堂正正的教化，这绝不是小事。臣今天所说的，并不是为了替曹修洗雪受赃的名声，而是希望朝廷申明旧条：凡是用公使钱及财物赠送他人和接受赠送的人，各自都按赃罪论处。” 主管监察之职的官员接受被自己监临之人的财物，或者因奉使在使者驻所、以及经过的地方接受财物，都依照法律条文处理；至于赠送财物的人后来接受对方返还、答谢之物并据为己有的，按盗窃论处，而且必须赃物达到五匹以上，才可以定罪处罚。不满五匹，以及以饮食之物相互馈送的，一概不予论罪。这样一来，人情有可以相互交往的方式，贪赃的官吏不能借机作奸，各部门和众官也都有可以遵循的准则了。”}], 仁宗时，传尧俞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腹心。既然上位者厚待下位者，下位者报答上位者也必然深厚，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也是人情必然如此。至于武臣，尤其需要驾驭；即使有典章刑法可以威慑控制，若要使他们面对利害而不改变志向，踏着刀锋也不后悔，臣认为若不能取得他们的心，实在难以做到。何况威武方面的号令往往有所松弛，而勇猛强悍的性情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怀柔的。朝廷习惯于没有祸患，安于只用文治，武臣的职权又屡被侵夺，多次挫伤他们的心志，使他们不能没有怨恨。如今灾异逐渐增多，民力困竭，臣担心文治不能长久，而朝廷只崇尚其他方面；至于职权问题，臣不敢一一列举。比如提点刑狱，实在是重要职任，文吏并非都称职，武臣也并非都尸位素餐；一旦不论才能高下，只是专门罢免武臣的职务。近来又听说臣僚上言，请求派文臣担任鼎州知州。臣私下看来，未见这样做有什么便利。希望陛下把职任还给武臣，稍加礼遇，只是严格选拔考核，务必得到真正有才干的人；如果事情有缺失，也不能苟且宽贷。无罪而被罢黜的人，他自己也会心甘情愿。这样，他们就会畏惧威严、感戴恩德，缓急之时都可以任用。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孤立而弃置臣的意见。” 至于武举，也应当恢复。如今入仕的门路杂乱而且很多，没有比现在更甚的了，何不惜以十几个人的恩泽来宠用四方那些放纵不羁的人才？如果实行有常规，选取有法度，也可以得到人才，并且诱导人们学习军事。只希望陛下留意。” 河南府通判谢绛上奏论说道：“唐代丽正殿史官的机构，都设在大明宫、华清宫内。太宗皇帝开始修建三馆，又在升龙门左边另建秘阁，亲自书写飞白体匾额，并作赞文刻在阁下。景德年间，国书逐渐增多，真宗皇帝又把内库四库的藏书充实其中。两位圣主多次亲临，亲自慰劳询问；轮流在宫禁内值宿的人，还会不时受到召见。人人努力探究道术、精研文艺，知道天子尊重礼遇士人十分勤勉，而名臣高位也由此选拔出来。过去遭遇延烧之灾，还来不及修葺，或有人援引中书、门下两省的旧例，另建外馆；但直舍低矮喧闹，民居鳞次相接，太官、卫尉所供应的物资也日益削减，损害体制、败坏风气，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未曾乘翠华车驾、亲临此处，冷落的丹府已经很久听不到车马声了。议论者认为，陛下仰慕道术不如古人笃实，礼待士人也比从前稍有减少；十次中没有一次勤于召见访问，而因循敷衍又相互效法，不能自我激励防范，文雅之风渐渐衰败，臣私下为圣朝惋惜。希望开辟内馆，以恢复景德年间的制度。”诏令准许。

译陕西经略使范仲淹等上奏说：臣私下看见朝廷诏令，下令陕西路停止同解、乾耀等九州军的公使钱，共一千八百贯。臣切以为，国家在各地设置公使钱，是因为士大夫出入以及使者往来都有行役的劳苦，所以命令郡国供给酒食，有时加以宴饮慰劳；这正是养贤的礼制，不可废弃。谨按《周礼·地官》有“遗人”一职，掌管郊外、乡里的储积以接待宾客，掌管郊野边远地区的储积以供羁旅。凡国都和郊野的道路，每十里设一所庐舍，庐舍供应饮食；每三十里设一处住宿之所，住宿之所设有路室；路室有储积；每五十里设一处市集，市集设有候馆，候馆备有积储。凡储积之事，都要巡行核比，按时发放。这说明三王时代就已经有厨传供给的礼制，为什么唯独圣朝却顾惜小利而丧失大体？况且如今供养一名厢军士兵，每年不少于一百贯；现在节省公用钱一千八百贯，只能养活十八名士兵。用十八名士兵的费用，废掉十多个州郡的礼制，这是朝廷考虑得太不周到了。何况如今除各州使者往来之外，各州还都有军营；每年春天以后，边兵停驻，往往要经过半年，军中的人员都没有宴饮犒劳的物资。虽然条文中有每十日设宴的名目，但各州每月只举行一次，军员每人得到的钱不过一百文，官府所供的薄酒不过二升。既然没有公用钱，就更不会赴宴，也不会奏乐，这难道是朝廷宴请犒劳将校的本意吗？州郡因此削弱，道路上的人都在叹息。在国家全盛的朝代，怎么应当如此？有人说，有公使钱的地方会收买食物，骚扰百姓，却不知道郡守如果用人得当，自然能够约束下属；如果郡守不是合适的人，反而会拿自己的俸禄买物，给百姓造成的亏害更大。这是只看见小处而没有考虑大局。伏望圣慈尽快下达指挥，命令陕西、河北、河东路转运司，对于先前已经削减废除公用钱的地方，一律恢复旧制，使之符合典礼，稍稍平息舆论。何况如今正是朝廷用兵之时，对这件事尤其应当加以照顾。臣等长期任职边地，深知此事；近来又参与枢密院事务，岂能缄默不言。” 知谏院包拯上疏说：“臣以为，做人臣的道义，是七十岁退休，这写在礼经中，是明确的训诫。这样做是为了优待、宽待老成之臣，使他们安享晚年；既不违背尊重年长者的教导，又能开启知足的风气，历代都很重视，治理国家尤其应当认真实行。本朝的典章旧例，更加重视此事。凡是称作引年退休的，无不是为了让年长者终其一生；还推给他们一半俸禄，以优厚恩典相待。在敦促劝勉方面，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近年逐渐形成弊端风气，士大夫之间竞相贪求冒进，只顾为子孙筹划，完全丧失了羞耻之心；在桑榆晚年仍奔波求取，面对将尽的岁月仍厚着脸皮，不知道这是过错，反而自以为得意。这确实不是朝廷用来对待士大夫的本意，也不是士大夫所应遵守的礼义常规。臣想到这些，惊惧得汗流浃背。伏望特地下达指挥，御史台查核文武官员的班簿，凡臣僚年满七十岁，都由御史台发牒劝告其退休；如果发牒后两三日内还没有看到抗章请求留任的奏章，就请朝廷直接下令令其退休。这样才可望稍稍遏制奔走钻营的弊病，大力敦厚知耻自守的风气。” 御史中丞贾昌朝上奏说：“臣看见防国军节度使兼侍中张耆赴任河阳，武胜军节度使高化赴任相州，都请求免去入朝辞行；河阳节度使杨崇勋恢复平章事，也请求免去入朝谢恩。又听说上述官员都请求只在后殿拜见、谢恩和辞行。按照近来的制度，臣僚入朝见谢、辞行，都应当在前殿，并且到正衙；除非有假日、事故，若事情紧急，有时允许在后殿，有时免去经过正衙，这些都属于临时特别处分。张耆等人身居节度使之位，长久离开朝廷，辞行和入见不经过前殿，出入又不到正衙，有的要人扶着拜见君主，有的只作揖接受赏赐。他们既说自己衰老多病，又冒受宠荣；即使圣上眷顾优待老臣，特别给予不同寻常的待遇，也仍应当避嫌，以表示恭谨。怎么可以轻率地上奏封章，自己求取优待和便利？如今国家在外抵御边寇，正任用武臣，更应当同时显示恩典和威严，不可专门姑息；还恐怕文武臣僚从此更加轻慢朝廷的礼仪。”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礼臣 宋英宗治平二年，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上奏说：“臣看见前代达到大治的时代，君臣相处之间，必定以至诚相待而没有虚饰。所以光武帝能够以赤诚之心推心置腹地对待人而取得天下，唐太宗采纳魏征的意见，不拘泥于外在形式，从而开启进献忠言的道路。臣私下看见陛下对待臣下，礼数过于隆重。让臣下以礼相待，确实是圣人所重视的；但礼数过分厚重，真诚反而会有所阻塞。比如富弼脚有疾病，不能侍从，请求解除机密政务，奏章上了十多次，前后将近一年，无不情意恳切，甚至把自己比作牛马，而陛下仍不答应。张昪年近八十，体力已经衰弱，聪明才力已经耗损，枢密院事务纷繁而不能办理，张昪哀切请求退休，陛下也不答应。吴奎正在服三年丧，自古以来君主不登门召唤服丧之人，而陛下却两次召唤他的儿子到宫门，又两次派使者召他。程戡以年老辞职，不能承担边疆事务，甚至担心死在边塞，请求免得尸柩运回家乡，而陛下仍不答应。外界的舆论，众人都认为这样不合适，臣也认为过分了。富弼是贤臣，陛下将来要任用他，并不只在今天；如果在他患病时让他到外任休养，那么他身体健康之日必会更加深切地报答陛下。吴奎是有才干的臣子，陛下将来要任用他，也并不只在今天；如果让他在服丧期间尽完对亲人的孝道，那么服丧期满之日，他一定能够竭尽忠诚报效陛下。张昪和程戡都已经老了，而且都哀切请求离去，陛下如果想尽到君臣之间的情分，就应当都给他们闲散的职务，让他们安度余年。这样不只是富弼、吴奎、张昪、程戡四人的幸运，也能使朝廷内外的群臣都知道陛下优待大臣，进退都合乎礼制；又何必过分讲求虚饰，曲意拘泥于形式，使这四人的真诚无法上达陛下呢？伏望陛下留意，臣不胜庆幸。” 侍御史赵瞻上奏说：“臣听说，国家有重大政事，必定咨询故老；君主共同办事的人，必定任用旧臣。这些都有书传可以援引，也是历代所崇尚的。至于田千秋乘小车进入殿中，蔡义由两名官吏扶持行走，这些都是汉代史书中最著名的事例。然而在汉武帝、汉昭帝时期，君主对臣下确实厚重，但像田千秋、蔡义这样的做法，后世终究不称之为贤明，因为在进退的分寸上有所欠缺。陛下自即位以来，已经两周星，即二十四年，将相大臣无不受到礼遇。像张昪、程戡，多次上章奏，情意都十分恳切周到；谏官和御史台也曾论列此事，陛下却都没有听从。这又重现了大汉的盛事。然而圣君对他们的恩遇已经很厚，二臣对君主的情意和礼数也已经完备，天下臣子也都知道了。如今机密政务浩繁，边防事务重要，陛下还坚决留住他们，并不是想要使用他们的才干，大概只是想用名位、宠禄来使他们荣耀罢了。从前程戡、张昪历任重要职务，幸而留下了声誉和功绩，在帅府、宪台任职时声望很高；国家得到这样的人才，足以载入史册。如今却让他们在筋力衰朽之时，承担内外将相的职任，不能立即引退，难道不会造成虚占职位吗？也会使天下士大夫的议论不以为是。” 本来想使他们荣耀，最终却反而使他们陷入羞辱，这说明陛下对待贤者的心意还不够深厚，对老成之臣的恩惠也没有达到极致。如今臣僚上书请求离职，其中有的也许只是姑且堵塞舆论，并没有完全出于本心；士大夫对他们的疑虑，谁能解释清楚呢？这样看来，陛下只有推恩优待的美名，而程戡、张昪却难免留下贪恋俸禄的痕迹。希望陛下成全二臣始终完美的善名，辨明天下人指责他们的诽谤，满足他们殷切的请求，成就他们美好的名声。这实在也是程戡、张昪最大的幸运。” 三年，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上言说：“臣听说，君尊臣卑，是人伦的大义；这是用来树立朝廷体制、确定上下名分的，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在君主面前臣下自称姓名，这一制度从上古就已确立。陛下承受天命，光照万邦，降低心意、虚心纳谏，优厚礼遇群臣，无论大小臣子进见答对，往往都只称呼他们的官职。这是平等之人相互推许、百姓和属吏奉承上级的说法，并不是用来端正至尊的地位、尊崇朝廷、彰明王制、提高君主威严的做法。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言语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办成；以至于礼乐不能兴盛，刑罚不能恰当。真宗即位之初，厚待先朝宰臣吕端、李沆，起初不直呼他们姓名；两人上表坚决辞谢，不久便恢复通常礼制。陛下亲历的年数已经在身，到如今已是四年，君臣相处之间，尊卑名分，以及辨别嫌疑、彰明防范，都体现在言语行动之中。希望陛下总揽权纲，威严和恩德并用；如果称呼官职超过礼制，请下令停止并削减。称‘公’、称‘卿’，足以端正名分；长久驾驭、从远处控制，使臣下不遗余力，那么百官职务都会得到修治，各项政务也会因此成功。这才是着眼于长远和大局的道理。” 神宗熙宁二年，翰林学士吕公著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古代做官的人，七十岁就退休；即使有不能辞谢离职的，到了年龄也要离去，这确实是礼制的常规。因为人在壮年时，已经竭尽劳苦承担职事；到了老年，就应当使他优厚安逸地终其一生。这是君主最大的恩惠，也是臣下最大的荣耀。然而自本朝以来，凡退休的人，虽然按惯例改授官资，或者推恩给子弟，到了年龄而愿意退休的却很少。议论者认为，衰弱、年老、有病的人，精神和体力不足以任职，有时会因此损害政事、危害百姓，所以制定法令：凡年满规定年龄而不退休的，自知州以下都降为监当官。当然，近年来退休的人也没有增多。过去担任知州、通判，如今却只负责管理杂务，即使最愚笨的人，难道不知道这是羞辱吗？然而受辱而不离去，也正是由于朝廷所立的法令造成的。为什么呢？古代做官的人，终身享有其封地的收入；如今退休的人，当天就被夺去俸禄。古代做官的人不离开乡里；如今却有南北奔走的劳苦。古代做官的人常常任职不变；如今却有罢官等待补缺的费用。因此，除非是贪官，或一向有产业，普通人的俸禄常常已经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