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七

译“然而依臣看来，将帅难得英伟之才，况且按照通常的人情，也难免观望，因此言语不一致，理应加以告诫敕责。惟愿陛下明确表示自己的好恶，树立清楚端正的表率，使他们各自尽心奉公，不要只求苟且迎合、勉强容身，以报答国家。死，是人们最难做到的事；陛下以天下为念，不肯只求自己一人的安逸，亲自表率并带领他们，尚且担心他们形成旧习，不能各尽其力。何况朝廷上下引导他们走向议和，谁不愿舍弃困难而选择容易，以求一日的安全呢？这关系到社稷的大计，对陛下来说是重大的，对群臣来说却是轻的。若不是陛下毅然独断，与上天同心，用号令申明，用赏罚整齐天下的大制度，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谁还会替陛下出力呢？至于那些挺身承担事务、竭尽节操向前努力的人，一旦有一点差错，众人便交相攻击，祸患不可预测；而那些用钱财结交托付、平日畏缩逃避、庸庸碌碌度日的人，却往往获得大官，而且没有后悔。希望陛下深切察知这一点，一定要使赏罚之间，对上符合天意，对下合乎人情，这样以后各位将领就容易派遣了。伏望陛下再加圣虑，臣幸甚。臣又恭敬听闻圣谕，敌人一定会在八九月之间竭力进犯。陛下关系社稷宗庙的重大责任，按理应当过分周密地作好防备。” “臣听说太公辅佐周武王讨伐纣王，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他们都深通天人关系，审察桀、纣的无道，知道百姓渴望治理；只要有所行动，就没有不成功的。何况商汤、周武王两位君主自身修养德行，而两位大臣用心谋划，上达于天，他们的计策谋略仿佛有神灵相助，大概不是偶然的。臣学识低下，推究事情、估量变化，哪里足以望及前代贤人？万一臣私下观察金国政纲败坏，内乱接连发生，朝廷内外骚动，祸患一定会兴起。而臣所忧虑的，还有更大的事情：如今风俗已经养成，上下互相欺蒙，只知道追求富贵，不知道还有其他道义。对上违背天理，对下亏损臣节；如果这种风气不改变，即使金人已经灭亡，内部祸患和外部变故也将接连发生。这个责任实在在陛下身上。臣愿陛下端正内心、修养自身，赶快收用人才，以响应天心，使万民得以生存。一定要使每件事都真实诚实，感动上天和人心，使圣德日新，战争自然停止，这个道理是确定无疑的。《诗经》说：‘宫中敲击钟鼓，声音传到宫外。’惟愿陛下敬慎此事，天下幸甚。” 叶适上奏说：“臣听说，想要彰明大义，应当寻求公正之心；想要谋划大事，应当确立一定的结论。主动献身的人追逐愤恨，苟求安逸的人忘记仇恨，这不是公正之心；勇敢的人只想进取，怯懦的人只想停止，这不是确定的结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致力于实际而不致力于空虚，选择福而不选择祸。先确定条目，使事情始终不出差错，这就是所谓公心；把自己安置在安全之地，然后制服敌人的危险，这就是所谓定论。臣恭惟陛下将要彰明大义以报国家之仇，这种谋划大概不是小臣所能相比的。臣实在愚钝，不敢说自己有公心、有定论；然而蒙受恩德深厚，半夜多次起身，所以想把先前的话再次陈述，希望能够仰助圣上志向的万分之一。言语疏漏、谋划笨拙，没有什么值得取法之处，臣的罪过很大。虽然如此，先确定条目，并不是空谈；把自己置于安定之地，也不是姑息。如今有人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或许可以试着决战一次；有人说暂且可以收拾局面，只须沿袭旧规。两种议论相持不下，臣恐怕会坐失年月。古人珍惜时日，难道应当这样吗？臣愿陛下先确定应当采取的具体条目，然后安坐于最安全的地方，再责成群臣共同出力，考核功劳、计算成效，使每一事每一物都归于根本。藩篱坚固，边疆充实；我方既然乐于奋战，对方将会倒戈；战胜而没有后患，取得土地而能够长久守住。” 这正是天地的心意、祖宗的英灵所要寄望于陛下的。” 叶适又上奏说：“臣听说，甘于弱小而苟求安逸的国家会衰败，改变弱小而趋向强盛的国家会兴盛。陛下命令大臣，先作预先筹划，思考报雪积累的耻辱，谋求恢复祖宗基业，大概就是想改变弱小而趋向强盛。臣过去就有这个志愿，夜半感慨奋发，私下认为必须先审慎了解今日强弱的形势，确定自己的论断。论断确定以后，再修实行政治、施行实际德政；这样弱小果真可以变为强盛，并没有什么困难。臣将广泛陈述极为重要的意见，但事情宽泛、言语冗长，实在担心长久占用圣上的听闻。臣常想到，契丹历代都是大国，女真却凭几千人奋勇作战，而天祚帝没有一战不败，终于灭亡。从形势上说，当时契丹似乎可以分得胜利的功劳，然而始终不能取胜；到了芦沟之战，历代积累的军事实力全都毁灭了，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何况西军，是我国的精锐部队。当方腊突然叛乱、声势震动汴京时，各位将领率领偏师出战，把方腊擒获，余党没有留下一个。渡江以后，护卫艰难，诛杀剪除盗贼，大体上依靠的也是西军和西部将领的余部。契丹凭燕地、辽地全盛的力量，却灭亡于女真崛起的军队；我国凭关陕骁勇强悍的军队，却败给契丹已经衰落将尽的军队。这样看来，宣和年间强弱形势的真相，就可以认识了。” 从此以后，京师陷落，中原丧失，维扬失守后渡江，会稽失守后航海，十年之间，没有谁能够同女真人抗衡。后来敌人和逆臣刘豫不断逼迫我们，激发了我们奋起抵抗的念头，于是我们才先后在大仪、李家湾、顺昌、柘皋取胜，敌人才开始同我们订立和约。金兀术在采石战败，我国才开始能够以敌国的身份自立。敌人是在战败死亡以后才议和，即使议和，仍然不失为强者；我国是在长期应战以后才获胜，即使获胜，也仍不敢充分利用胜势。这样看来，绍兴、隆兴年间强弱形势的真相，也可以得到验证。如今想改变弱小而趋向强盛，把被逼迫后才行动、长期应战的军队，转变为主动兴师问罪的举动；振作东南地区苟且求安的士气，挫败女真一向锐利的锋芒，这是极其重大、极其重要的事情。实在应当深谋，实在应当熟虑；即使前进一百次也不能畏缩，不应一次退却便不再收复。因此必须准备成熟以后才行动，守备确定以后才作战。如今有人说敌人已经衰弱，敌国有天灾，又有外患，便被轻率冒进的计策所诱惑，采用粗暴武力直冲而上的策略，姑且先挑起衅端，不害怕后来的艰难，想做宣和年间不能做的事、绍兴和隆兴年间不敢做的事，这是极其危险、极其凶险的事情。”

译臣愿陛下先确定自己的论断，论断确定以后再修实行政治、施行实际德政，使弱小变为强盛，确实没有什么困难，关键只在于怎样实施安排而已。叶适又上奏说：“臣所说的准备成熟以后才行动、守备确定以后才作战，是因为臣恭敬地看到建炎、绍兴年间渡江以后，并非不想固守两淮、襄汉地区，只是金人进冲突袭没有常态，形势上来不及做到。既然议定和好，就收兵撤守，已有确定的约定，也不敢再谋划进取，所以淮河、汉水一千多里的地方，常常空荡荡地无法自保。如今虽然分兵到边境，稍稍图谋向外发展，但我国既然能够前往，对方也一定能够前来。到那时淮汉守备不完整，仓促之间不过是转移治所，而专门依靠大军迎敌，胜负无法预知。一定要扼守长江以后才停止；这样一来，过去的行动不足以寄托西北的希望，今后的来敌却足以动摇东南的人心了。本来期望对外攘除敌人，哪里愿意反而造成内部骚乱？万一发生动摇，将靠什么来支撑呢？所以臣想经营濒海及防守淮汉的各郡，使各自建立家业，牢固充实，自行守卫。敌人即使拥众而来，也会被坚城阻挡；各地彼此策应，首尾相接，藩篱坚固可以抵御，而内部腹地不动，然后才可以谈进取的谋划。这就是臣所说改变弱小而趋向强盛的第一项实政。” “四处御前大军，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每年耗费缗钱数千万、米数百万斛，东南的财力已经耗尽了。譬如亭子所依靠的是四根柱子，一根柱子有缺陷，就会连累三边，没有一根能够独自完好。臣担心其中统领、副将、将校，及其所辖人马、器甲、营伍、队阵，在进攻、作战、退守方面，必然不可能件件都合适。如果如今委任的人果然得当，就更应当早晚用心，事事警戒防范，件件加以治理；如果委任不当，利害关系就很多，伏乞陛下审慎看待、郑重处理。这支军队将近三十万人，不能马上希望达到一人抵十人、十人抵百人的效果。但只要每个人确实发挥一个人的作用，淮汉能够守住，这支军队能够作战，那么几年之内，制服敌人就绰绰有余。这就是臣所说改变弱小而趋向强盛的第二项实政。谋划这件大事，没有比人才更优先的。陛下近年以来首先以大义倡导率领群臣，但在朝廷中的大臣赞同者极少；这未必全是他们怯懦、害怕承担责任，也有积久安逸、平素不熟悉军政事务的缘故。听到或看见有关事务，便茫然陌生。过去宇文粹中谈论京城守备器具，白时中还说事情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就不知道，何况两军交战、临阵决断，岂不比这更重大吗？如今天下也不是没有才智和能力，希望能够得到机会自我效力。” “如果淮汉千里果真应当牢固守卫，四处御前大军果真应当精心训练，那么四方的人才，无论才能大小，都应当授予一个职务，让他们观察事务、揣度谋略，亲身实践，逐渐熟悉；只有这样，经过长久以后，才能舍弃安逸享乐而以艰苦朴素为乐，把脆弱腐败改变为坚固强盛。强敌在前，行动的人自然会想到奋勇向前。这就是臣所说改变弱小而趋向强盛的第三项实政。至于朝廷之上、疆域之内的纲纪法度、号令赏罚，以及贬黜虚浮而遵从实际，条目虽然极其繁多，但如果先办好这三件事，其余事情就可以依次办理了。” 叶适又上奏说：“臣所说施行实际德政，是臣私下考察仁宗、英宗号称极盛的时代，却不能在西北两方面实现志愿，大概是因为增加的军队太多，经费困乏，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敢使百姓困苦。王安石大权掌握财利，封桩库的钱到处充满。绍圣、元符年间开拓土地、修筑城堡，征敛却没有涉及百姓。熙宁、元丰年间的旧臣夸耀这些事情的美好，然而陈瓘严厉批评曾布，认为把天下积蓄转运消耗到西部边疆，国家根本从此动摇了。于是蔡京改变茶盐法，搜括土地财产，从商人那里搜取五千万；内则极尽奢侈，外则使战争更加炽烈。宣和以后，方腊刚刚平定，正要治理受伤残破的地区，便开始设置七色名目；燕云刚刚收复，又急于满足新边的用度，于是免夫钱也兴起了。从此以来，羽檄交相传警，增加征取的名目，大的就有十几个，东南的赋税于是以八千万缗为定额。财物多本来是为了富国，财物既多而国家反而更加贫困；增加赋税本来是为了成事，赋税既增加而事情反而更加涣散。然而英明的君主亲自完成非同寻常的事业，难道会被财货多少所拘束吗？近来国用置司，正好遇到警戒整饬武备的时候，外人只看见制度规定过于细密，核查考校十分详尽，不能不产生疑虑，认为将要再次征取赋财，唯独臣认为不是这样。” “为什么呢？名称和实际不相欺骗，用度有一定的规制，制度宽减民力，长久达到富足安康，这正是诏书的意思。两浙的盐丁已经全部免除差役了，正是为了宽恤百姓，怎么会到了今天又要重新征取呢？参考内外各项财赋的收入和经费的支出，把一切汇总核查，这本来就是合理的。臣认为，国家的根本，应当先考察它的收入；收入中如果有违背常理、足以祸害百姓的，那么支出也就不是正常的经费，它损害国家是确实无疑的。如今经总制钱、月桩钱、青草钱、折估钱等，虽然已经稍有减损，仍然担心太重，催办十分困难；至于和买、折帛一类，民间甚至有用田租的一半以上来缴纳的。贪官暴吏辗转加派折纳，百姓已经困穷到了极点，州县也无法治理了。靠这样来维持自身，恐怕没有善后办法，何况还想谋求恢复，应该施行大规模的恩赐。伏乞陛下特别诏令大臣，让国用司详细议论审度：哪一种赋税害民最严重？哪一类横征滥费应当首先裁减？减少收入的数额，确定支出的费用，不必相互抵补，就可以直接免除。小民得到自己活下去的利益，疲敝的风俗得到宽缓休息的机会。陛下在上面修实行政治，又在下面施行实际德政，和气融洽遍及四方，美好的歌颂声自然流传；这正是能够屡次作战而不屈服、必定取胜而不失败的原因。” 改变弱小而趋向强盛，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以上这些都只是大要罢了。陛下如果不认为臣愚钝而迂阔，臣岂敢不竭尽所能详细陈述呢？起居舍人真德秀上奏说：“臣没有才能，承蒙陛下提拔掌管记注，每天侍奉圣颜，在众多官员中最为亲近。每当想到报效国家的情义，没有比效忠而闭口不言更不应该的了，臣实在有罪。如今将因侍奉亲人而请求出任郡守离开朝廷，怎敢不赶快在宫阙之前陈述自己的愚见，希望能补益万分之一？臣私下听说女真人因为达靼侵扰，迁都到汴京，这是我国最大的忧患。达靼谋求灭亡女真，就像猎人的志向在于捕获鹿；鹿逃到哪里，猎人一定跟随到哪里。既然能够越过三关的险阻进攻燕地，难道不能截断黄河一带的水路而趋向汴京吗？臣担心秋风一吹，梁、宋郊外已经成为战场了。假使达靼最终像刘聪、石勒那样盗取占有中原，使双方疆场相望，成为邻国，这固然不是我国的利益；或者像耶律德光那样不能立即安定中原，那么奸雄一定会乘机夺取它，这更不是我国的福气。如今应当乘敌人将要灭亡之时，赶快谋划自立的策略呢？还是庆幸敌人尚未灭亡，姑且实行自求安定的计策呢？任用忠贤、修治政事、使群臣各尽其职、收拢众人之心，才是自立的根本。”

译训练军队、选择[字形疑误：“▯”]帅将、修缮城池、整饬戍守，是自立的工具。把忍受耻辱、同戎人讲和当作福分，把停止用兵、忘记战备当作常态，积聚安定边境所需的金帛，装饰使者往来的玉帛。女真人尚且存在，就把这些用在女真人身上；强敌重新出现，就把这些施用于强敌。这是苟且求安的计策。陛下若以自立作为规模，国势就会日益壮大，人心就会日益振奋，即使强敌突然兴起，也不能成为我国的祸患。陛下若把苟安作为志向，国势就会日益削弱，人心就会日益偷安，即使金人仅仅残存，也不能没有外患。古时候，孔子诵读《鸱鸮》诗，认为其中讲明了治国之道；听到《沧浪》歌，就让弟子们听它。大概安危存亡，全都是自己造成的。若在事变刚刚兴起之日，却向人显露出可以被侮慢的形状，就是在堂上召来军队，却在屋内招引敌人。臣区区的防备之见，正是私下深深忧虑的事情，冒昧为陛下陈述。古代一个士人可以阻止百万军队，一个贤人可以制止千里之内的祸难。季梁在世，随国就不可伐；宫奇存在，虞国就不可欺。如今朝廷人才济济，号称多士，然而汉代儒者所说的刚直敢言、年高有德、议论足以动众、心忧国事如饥似渴的人，已经很难找到。间或有人意见稍有不同，就已经彼此如枘凿不合；议论稍微激烈，就把他视为妄言惑众。难道朝廷所缺少的，不正是这种人吗？平时擅长文墨、熟悉刀笔、号称名儒而素有声望的人，有的尚且不能达到这种境界；至于面色严正地遏制奸邪的萌芽，当面片刻之间就能断定大事，不因利害而迁就，不因招呼指挥而决定去留，这又不是稍有才干的人所能办到的。只希望陛下以尊重君主、重视朝廷为心，汇合天下正直之人来帮助自己，不要因意见异同而离间，不要顺从个人爱憎，那么鼎足之势就形成了，金城般的防守就稳固了，折冲御侮、平定艰难，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所以臣说：任用忠臣贤人，是自立的根本。昔日勾践退守会稽时，饮食不求滋味，听乐不使声音尽情，内政方面修明政令、宽减刑罚，救济贫困、吊慰死者，降低身份礼贤下士，厚礼接待宾客；对外则备办车马兵甲，并与三军共同承受饥饿劳苦。凡是可以报仇吴国的事，没有不做的；而不是报仇吴国所必需的事，便无暇去做。国家南渡，驻跸在海隅，和越国退守会稽的日子有什么不同？宗庙宫室本来不应过度修饰，礼乐文物本来不应要求完备。只应当养育百姓、抚慰士人，一心恢复国土；可是秦桧却用议和转移、夺取皇上的心意，粉饰太平，挫伤消磨士气。今天举行某种典礼，明天庆贺某种祥瑞，士卒战马消耗死亡却不追问，武器装备破败却不修整。士大夫沉溺于钱塘湖山间的歌舞娱乐，再也没有故都黍离麦秀的哀叹。这就是秦桧罪行之所以达到上通于天、不可赎免的地方。如今[疑误：“▯”]虎在中原争斗，狐狸在边境上号叫，危机交相逼迫，已经不同于平常时期。臣希望删去虚浮的文饰，专一实行实际政务，各官司各府的制度和事务焕然一新。今后修缮营造中不急迫的工程，暂且停止也可以；簿书、期限、会计等事务，已经整理得有条理了。今后日常程式中琐碎细小的事务，交给有关官司办理也可以。陛下每天到很晚才临朝，只议论重大政务；辅臣早晚竭尽劳苦，只谋划国家大计，那么勾践建功的道路就可以追寻，中兴的功业就可以期待了。所以臣说：修明政事，是自立的根本。过去汉代遇到边疆重大疑难，必定让群臣共同议论，季布得以凭中郎[字形疑误：“▯”]的身份驳倒列侯，樊哙、狄山得以凭博士的身份诘问御史大夫汤。北匈奴来请求和亲，光武帝已经听从皇太子的意见拒绝了使者，班彪却以不应断绝与北匈奴的关系进言；这难道不是一个司徒掾属也敢和太子提出不同意见吗？难道不是因为国家大事，臣子都应当尽力进言吗？本朝熙宁年间，契丹来商议疆界时，王安石主持国政，神宗仍拿这件事询问韩琦、富弼；元祐初年，西夏人派使者来纳款时，司马光任宰相，哲宗仍拿这件事询问吕大防、范纯仁。高宗中兴时，内外尤其事务繁急，然而没有一件事不采纳众人的意见。建炎四年曾议论防备秋季进攻，绍兴初年曾议论便利百姓、平息盗贼，绍兴五年则命前任宰执各自陈述抵御敌寇的策略，绍兴八年又命侍从、台谏各自上奏讲和的利弊。祖宗的明智，并不是不知道独断专行可以显示神明，只是认为广泛谋议、听从众人更为妥当，因为这样可以尽得天下人的心意，建立长久的防备。如今事变接连到来，一天天更新而没有止息。臣希望陛下广泛颁布明诏，说明敌人迁都向南、逐渐逼近我国边境的情况，凡是有官位的人，都各自尽情进言，然后广泛汇集众人的长处，考察后作为确定的结论。

译《尚书》说：“喜欢询问，见识就会宽广；自以为是，见识就会狭小。” 命令各位大夫都把实情告诉我，不要对孤独的君主有所阿谀。勾践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凡是对国家有忠诚谋虑的人，都勤于攻击自己的过失；诸葛亮之所以贤能，也是这个道理。只要陛下以勾践为榜样，大臣以武侯为法则，那么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所以臣说：屈己听取群臣的防务意见，是自立的根本。国家的元气在于人心。元气充足，外来的邪气就会退却；人心稳固，外来的祸患就会消除。这是天地间恒常的法则，确实不可改变。陛下也曾观察近来人心的舒畅和忧苦吗？从前弊法改新、命令加严，虽然大力防禁，是为了向百姓表明并非想用严酷刑名来绳治下民，但负责刺举的官员迎合上意、做得过分，所上奏劾的案件，大多援引深文苛法，使被追夺官职的人还没有听到复职的期限，被贬谪流放的人仍隔着更新政令的希望。士大夫的议论，谁不叹息？臣希望明确命令有关官司，按照实情区别等次，稍稍加以释放宽免，以收拢士大夫之心。如今各州郡的监司，没有不是选拔出来的人才，然而平易中和的政令少，急切严酷、好用击断的意图多。以理财自我夸耀，就在细微处严密征取财利；以执行命令自我炫耀，就把刑罚用得刺骨般深。我国朝廷建国，本来崇尚宽仁，如今这样毒害百姓，令人恐惧的人太多了。臣希望选用奉行宽仁的良吏，罢退斥逐贪婪暴虐之人，宣扬德意，洗除百姓的创伤，以收拢百姓之心。统治人民的权柄，只有器物和名位两项；应当给予却吝惜不给，就会使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失望；应当吝惜却轻易给予，就会使侥幸求取的人产生非分之心。近来军赏多有滥授，一概难以用文书防止；惩治虚伪固然是为了区别真实，但矫正偏差也担心超过正当限度。如今边境军情极其紧急，正是招纳和笼络武勇之士的时候。臣认为荆襄、两淮之人，曾以功绩显著、为众人推举的，应命帅臣、守臣、监司搜访荐举上报，选择其中最突出特别的数人，不拘常格破格提拔任用；其余的人全部交给铨曹，审查其来历，只要不是虚冒伪造，就都按照资历随资注拟，以收拢豪杰之心。过去两淮招募士兵，虽然以数万计，却像各军缺额一样，本可拨隶分配来补足；而议论者却担忧廪给，急于淘汰遣散，正当按惯例给他们缗钱作为资助时，让他们离去，少数小人只图一时轻快。资用耗尽后，强壮者束手无策，逃藏山泽，伺机作奸；懦弱者沿路乞讨，苟且偷生直到死亡。事情紧急时希望他们效死，缓和时却抛弃他们而不加筹划，今后再让人来，谁肯拼命效劳？如今应选择其中强健的人，收编安置到军队中；这不但能壮大军容、暗中消除奸邪，也能收拢忠义之士的心。自丙寅年战事以来，淮地百姓流离失所，有关官司救济赈恤失去时机，死者几乎殆尽；即使后来减免上供、借贷常赋，残破的局面仍未恢复，生聚的人口极少。近来听说州县征发劳役相当繁多，田赋虽然蠲免，零星征课仍然很重；民兵结队编组，衣服、军装、弓弩责令他们自行准备，教阅所需的费用粮食又令他们自行携带，在呻吟困苦之余，哪里承受得了这些？臣希望朝廷深切考虑守卫边境的重要性，多方优待抚恤，使他们得以苏醒，以收拢边地百姓之心。北境遗民本来是我们的赤子，日日夜夜向南眺望，如同思慕慈爱的父母；他们既然背负妻子儿女前来，哪有拒绝他们的道理？私下听说边疆官吏只图用文书塞责，甚至用刀箭驱赶他们；既然断绝了他们求生的道路，就是激起他们同归于尽的愤怒。又听说秦、陇之间有相率归附内地的人，自己在脸上刺字，表示没有回去的心；这和过去的八字军有什么不同？进入南方不被接纳，回到北方又不可能，野兽困穷便会搏斗，这是势所必然。臣恐怕想用这种办法安定边境，反而只会扰乱边境；想要无事，恰恰会造成更多事情。臣听说古代有国家的君主，担心的是百姓不归附，而不担心百姓增多。孟子说：“驱使百姓归附商汤、周武王的，是夏桀和商纣。”如今天下诸侯中有喜好仁德的君主，诸侯们都在替他驱赶百姓归附。如今中原百姓困穷而归附我国，这正是女真人替我们驱赶来的鹰鹯和獭兽，难道忍心不为他们准备茂密森林、幽深水泽来容纳他们吗？羊祜、祖逖的事情本来浅近，但他们能够致力于修养德信、抚慰接纳新归附的人，所以吴人喜悦服从，晋朝土地得以复归。何况堂堂大宋，难道没有能够承担羊祜、祖逖二人事业的人吗？如果确实能够谨慎选择这样的人，分别镇守三边，致力于用恩德和信义怀柔远方，使远方之人欣喜仰慕，百姓既已归附我国，土地将归于谁，岂不就清楚了吗？开拓疆土的根基，确实就在这里。臣希望朝廷赶快加以注意，以收拢中原赤子之心。取得天下有一定道理，取得百姓就能取得天下；取得百姓也有一定道理，取得民心就能取得百姓。陛下如果确实能在内保全我国百姓，在外又怀柔邻国百姓，那么用来守卫就坚固，用来作战就能取胜。所以臣说：收拢众人之心，是自立的根本。臣又听说，有自立的根本，也有自立的工具。如今各营连绵、各处列戍，空缺名册不能补足，老弱混杂，教阅废弛，衣粮日益削减，士卒憔悴困顿。荆淮所依恃的是义勇民丁，然而编结什伍反而成为纷扰，没有办法激发他们超距、翘关的勇力。东南所擅长的是水师和战船，然而只绘制图册，徒然追求美观，却从未训练凌波破浪的技能；如果不彻底扫除这些弊端、使军政焕然一新，遇到缓急将没有可用的军队。搜刮聚敛成了风气，士卒的怨苦却无人抚恤；嫉妒争胜成了习惯，偏裨将领的长处无法施展；有的在败逃中被提拔，但威望不足以服众；有的彼此水火不容，用心无法协调一致。公朝中行贿送礼的道路断绝了，却另行打通了交结的途径；田宅、子女等欲望已经满足，却在外面窃取清白廉洁的声誉。如果不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精心加以搜寻选择，那么遇到缓急一定没有可用的将领。过去李纲建议，认为要保全江南，应当修治淮、襄，把它们作为国家的根本。荆襄的地形险要，臣固然早已熟知；两淮的利弊，则尤其是臣深切了解的。军国所依赖的物资，没有比盐和茶更重要的，而淮地有煮海制盐的丰饶；军粮所仰赖的，没有比屯田更重要的，而淮地有肥沃土地的利益。那里的平民天性强悍好斗，往往轻视敌兵；豪民则气概相尚，能够聚集壮勇之士。假使范蠡、诸葛亮一类的人能够得到并加以使用，抓住根本致力于农事，教导百姓熟习战事，即使要据此推行于天下，也是可以的。他们难道肯把这里弃置为不足守卫之地吗？中兴初年，志在进取，所以无暇修治营垒；讲和以后，受制于重大盟约，又不能经营治理。然而孝宗皇帝设置防御、开辟空旷地带，未尝不是留在圣心中的事情。臣私下认为，今天确实是南渡以来从未有过的时机，正应当乘机自立，继承孝宗想要实现的志向。高城深池、精锐军队、重兵戍守，是边防的重大命脉。如今淮东的要害在清河口，敌人的粮道确实从这里出来，而淮阴没有高寻丈的城，也没有一兵一卒，只是徒然依靠山阳罢了。

译然而山阳虽然广大，前面没有淮阴作为屏蔽，后面没有宝应作为援助；如果敌人用重兵遮断前路，又用奇兵截断后路，那么高邮、维扬的道路就会断绝，山阳的形势也会孤立。山阳不能守住，通州、泰州就危险，江浙也会震动。淮西的要害在涡水、颍水的河口，敌人的粮道也从这里出来；而濠梁、安丰的城墙低矮单薄，城池壕池淤塞狭窄，兵力又单薄空虚，只是徒然依靠庐州、和州罢了。然而有安丰作为屏障，敌人才不能进犯合肥；有濠梁作为遮蔽，敌人才不能逃往历阳。即使另有道路可以通行，而我方庐州、和州在前，濠州、寿州在后，那么敌人有腹背受敌的忧患，我方有相互呼应的助力，他们难道还能长驱深入、横行无所畏惧吗？所以要巩固两淮，首先要防守三处河口，这不是臣的臆说。过去孙氏保有江东时，邾城虽然小，仍然驻屯三万人。如今维扬、合肥是两淮的根本，兵力却如此单弱，还比不上孙氏一个邾城。因此李纲曾说：“大将拥重兵在江南，官吏守空城在江北，这不能算防备。”臣认为今日应当议论把江上的屯驻军队迁来，以壮大淮甸的形势。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长江江面怎么办？两淮是藩篱，长江是门户。藩篱强壮，盗贼就没有闯入门户的忧虑；两淮巩固，战马就没有饮用长江水的忧虑。只应精心检阅水师，布置在各处津要，那么内外相互呼应，就会像金城汤池一样坚固。和仅仅坐守江边、让贺若弼一类的人能够经营谋划、飞速渡江相比，利害相差何止十倍百倍！即便如此，这还不值得烦劳圣上的忧虑。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必定有重臣承担镇守边疆、主持外事的责任。所以蜀国让孔明驻守汉中，吴国让陆逊守卫荆州江渚，都把事权交给他们，不从中间加以控制，因此二人能够乘机应变，取得成功。如今江陵、建业虽有制阃的名义，实际上却处在内地，边境上的机密事务多不能及时知道。至于稍有措施，也必定都听命于朝廷；有所请求就能得到批准，还可以说行得通。可是请求而不能获准的情况，又很多。即使有奇异的人才，又怎么能施展才干？因循拖延而耽误事情，实在令人深忧。臣希望从近臣中选择两位熟悉事务、任事经验丰富、素来享有军情威望、文武兼备的人：一人驻在襄汉，一人驻在两淮之中，建立幕府；财物允许调拨使用，官员允许自行辟置，其他一切都按照吴、蜀任用两位大臣的旧例办理。这样，荆淮的根本计划可以实现，朝廷的忧虑顾念也可以解除。这是陛下应当赶快谋划、不可忽视的事情。有人说：“他们正处于纷乱争斗之中，我们幸而无事，只求镇静安定，何必张扬惊扰？”臣私下认为不对。自古以来并非没有外患，只是有办法对待它，敌人才不敢窥伺；自古以来也并非没有奸雄，只是有办法折服他，他才不敢放肆。如今不在这个时候大加振作、树立根本，万一重新出现虎狼般的敌人，知道我国容易对付，便暗中萌发桀骜之心。到那时，安定边境所用的金帛、使者往来的玉帛，难道能够堵住他们无止境的欲望吗？古今的祸患并不只有一种，但蒙蔽和防范失当最为严重。过去范仲淹曾说：“时局正用兵时，不应忌讳谈论边疆事务。”如今朝廷如果把张皇失措视为禁戒，臣下迎合上意，即使有紧急警报也不敢上报；本来是厌恶张皇，最终却造成了蒙蔽。过去云南防军反叛，以防备之事上报；推究它逐渐积累的原因，也不过如此。处在盛明时代，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臣本来迂腐疏浅，哪里应该妄议大事？然而按照臣子的情义，有了心中的忧虑却不能全部说出，就不足以称为忠诚。因此冒昧决定用一句话直陈，臣区区爱护君主之心，惟愿圣明裁察。附黄：臣私下想到，汴都，是我祖宗开创基业、建立国家、设置郊社宗庙、面向南方临朝接受群臣朝见，以及八方蛮夷、六方狄族进献珍宝、称臣为妾之地。如今偏远地区的人，竟能够偷偷占据它。伏望陛下赫然发愤，思考列位圣祖取得和守住它的原因，考察宣和、靖康年间失去它的缘故。臣私下认为，取得和守住它，没有不是由于任用君子；失去它，也没有不是由于任用小人。臣希望陛下深思否泰变化的征象，仔细察看君子与小人消长的关系，那么王业兴盛的日子就不远了。臣又想到，敌人既然已经以迁都来告知，索取币帛的答复必将接踵而来。这在朝廷方面尤其应当审慎处理。按臣的愚见，如果能够公开实行停止往来，断绝把那些货币颁赐犒劳诸军，用来修缮军备，借此激发士气、挫败敌人的气焰，这是上策。命令边疆官吏发文与他们商议，削去近年来增加的数额，恢复隆兴年间裁减后的旧数，这是中策。他们要求我国一切恢复如初，这不只是下策，几乎等于没有防备。因为如今远方各地的盗贼交相驰骋，中原难道知道没有善于谋划的人窥探我国的举措吗？他们一定会说：“女真人是他们的深仇大恨，灭亡就在早晚之间，他们还恭谨地侍奉女真。”将来若借着战胜的威势说些虚妄的话来恐吓动摇将领，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呢？这就是招来侮慢的开端、招致寇患的根本。只愿陛下超然远见，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消除它，这将是宗庙社稷的大幸。德秀任江东转运副使时，上奏说：“臣愚昧无能，承蒙恩典充任一路使者，于是将要远行，离开皇上深厚肃穆的恩光。臣私下伏念，做臣子的道义，即使处于困窘贫约之中，仍不忘记君主，何况臣曾经以掌管文史、执笔记事为职，长久在禁中庐舍当值？如今虽然将要奉命出行，但忧虑国家、思念君主的忠心，难道敢因已经离去便停止吗？谨慎地再次深思当今世事的缘故，愿意献上臣区区的意见，只望陛下幸加察看。” 第一点是：宗庙社稷的耻辱，不可忘记。臣曾经观察古代君主，对于有仇怨敌对的国家，有的形势尚不能报仇，姑且侍奉它；有的形势虽不如敌国，也不侍奉它；有的形势可以战胜敌国，便立即报仇；有的形势明明可以报仇，却反而帮助敌国。过去太王对待狄人，给他们皮帛，给他们犬马，给他们珠玉，凡是他们想要的，全都交给他们。大概当时狄强而周弱，为敬畏上天、保全国家而这样做，是当然的道理。所以孟子说：“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以小国侍奉大国。”然而狄人与周的关系，只是一时的怨仇，并不是百世之仇；含垢忍辱、包容荒远，义理上并没有过错。这就是所说的形势尚不能报仇而姑且侍奉它。西晋怀帝、愍帝二位皇帝，都沦陷于刘聪之手；元帝辗转渡江南下，立国时间短，外患正盛，内部祸难又兴起，所以终身没有闲暇北伐。然而即使是一名普通使者，也从未到敌国朝廷聘问。成帝时，石勒来修好，成帝下诏把他的币帛烧掉。这就是所说的形势虽不敌对方，却不侍奉它。勾践在会稽受辱时，全国以臣妾身份归属于吴国，但他能够劳苦自身、焦心思虑，降低身份礼贤下士，和百姓共同承担劳苦。人事既已修治，上天的回应也随之到来，吴国的稻谷和螃蟹都没有留下种子。

译而夫差正带兵在中原展示武力，并与晋国在黄池会盟，勾践得以乘隙发动军队，终于使吴国成为废墟。这就是所说的形势可以战胜敌人，便立即报仇。晋孝武帝时，苻坚聚集百万军队，意图吞并吴会地区，依靠谢玄等人在淝水、淮水大败苻坚。苻坚狼狈向西归去后，他的儿子苻丕又在邺城与慕容垂相持；假使晋朝君臣有志于经营谋略，乘此机会席卷而取，几乎并不困难。然而谢玄却接受苻丕的请求，派兵救援他的困厄，运送粮食救济他的饥荒，舍弃苻氏这个深仇大敌，反而和慕容垂为敌。不久，刘牢之等被慕容垂击败，前秦因而断绝祭祀，晋朝也由此衰弱。这就是所说的形势可以报仇，却反而去帮助敌人。臣私下认为，国家对于金人，大概是万世必须报复的仇敌。高宗、孝宗处在金人正强盛之时，不得已只好把自己置于太王的处境，却把勾践的事业寄望于后人。如今上天将要灭亡这个敌人，近在一朝一夕；旱灾、蝗灾连年发生，赤地千里，比夫差当时还严重。鞑靼各路盗贼从四面交相进攻，与前秦末年相同。上天或许正把这个有所作为的时机交给陛下吗？臣曾经仔细思考，对待敌人的防备有三种：训练军队、选择将领，直接捣毁敌人的巢穴，像勾践袭击吴国的军队一样，这是上策；按兵不动、坚固营垒，从内部巩固我国边境，只让对方留下币帛，和外部断绝邦交，像晋朝不与敌人讲和，并以在江沱安逸享乐的失败为鉴，这是中策；把救灾恤邻的通常礼节施用于剖肝沥血般的深仇大敌，像谢玄援助苻丕一样，这是下策。采用上策，大义就彰明，是实现统一的时机；采用中策，大计就能确立，是国家安定强盛的征兆；采用下策，大势就会丧失，是走向危亡的开始。臣不知道今日朝廷的谋划，将从哪一种策略出发？只是自从更改政令以来，生聚百姓、训练军队的时间还没有达到勾践十年的功夫，确实还不能仓促谋求一战取胜。古书传记中有句话：“进攻力量不足，就守卫有余。”凭借堂堂大国、方圆万里的土地，如果确实能够以对待敌人的礼法来对待天下豪杰，以节省给敌人的费用来磨砺天下的武器装备，使人心振奋、士气自然加倍，还怕这个敌人而去侍奉它吗？如果轻信边臣迎合上意的话，援助将要灭亡的敌人，置万世仇敌于不顾，不仅忠臣义士会士气沮丧、离心离德，正在兴起的新敌人也将产生轻视中原的心思。万一敌人写信来讥讽侮辱我国，我将用什么话来答复？之所以看重断绝敌人的关系，是因为害怕招来怨恨而开启争端。然而能够不向金人招来怨恨，却不能不向新敌人开启争端；权衡利害，哪一方面更重、哪一方面更轻？所以臣希望陛下勉力采用勾践的良策，惩戒谢玄防备失当的过错，那么王业兴盛就可以期待了。第二点是：邻近地区的盗贼不可轻视。如今谈论鞑靼的人，大多说：“那是远方偏裔的小姓部族，没有包举天下、兼并吞食的志向。”谈论山东盗贼的人，也说：“不过是很小的奸邪叛逆，只是防备盗窃、像狗偷东西那样的谋划。”难道不想想刘渊、石勒、苻坚、姚兴的兴起，大多都出自荒远边裔吗？全齐十二城的险要，过去的人加以利用，曾经凭此称霸强盛。何况如今中原士民惶惶无主，假使盗贼也有道义和方法，众人就会跟从他。如果得志而与我国相邻，那就是最大的忧患。近来伪使者来到这里，乘小船漂渡大海，不到十日便抵达边城；舍船登岸，竟没有人知道。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借此窥探我国的虚实呢？臣希望朝廷不要轻视东西两方面的敌人，日夜讲求攻守的防备，以遏制他们窥伺觊觎的心思。自我治理的方法，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第三点是：“侥幸求安的谋略不可依仗。如今议论的人，大多把敌人的存亡当作我国的喜忧。听到敌人危急困窘的消息，就希望那不是真的；得到敌人安静无事的消息，就庆幸它一定是真的。更有边臣喜欢迎合上意，有的说：‘鞑靼答应讲和了。’有的说：‘各路盗贼听命了。’有的说：‘金人不久就要回到北方了。’如果确实能使敌人的命运稍微延续一些，而我国得以乘机修治军备，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只怕他们在奔逃败亡之后，势力必定不能长久。堂堂大宋本来并不弱小，却为什么反而要借助他们来求安？这就像把腐朽的土当作墙，却希望它能够阻挡盗贼。臣希望陛下激励自强的志向，恢弘建立武备的常道，不要因敌人存在而高兴，不要因敌人灭亡而害怕，那么大势就可以振作起来了。” 第四点是：引导人以防备星象的言论不可听信。臣听说“上天难以完全相信，天命没有常规”，这是伊尹用来训诫太甲的话；“只是因为不敬重自己的德行，才早早丧失天命”，这是召公用来告诫成王的话。圣贤谈论上天，不过如此，从未听说：“某颗星运行到某个星宿，它的事业就昌盛；某位神灵居住在某个地方，他的福祉就会应验。”自嘉定更改政令以来，战争停止、年成丰收，百姓稍稍得到休养，这确实是圣德感通上天的效果。然而沉溺于术数的人，却妄称：“五福太一确实降临在吴地分野。”如果真如这句话所说，那么治乱兴衰全都有天数，与君主的德行无关，岂不是荒谬吗？如今边疆事务正盛，正是君臣戒惧警醒的日子，士大夫却擅长制造迎合人意的言论，有的还说五福太一足以依仗。汉朝开创基业，靠的是宽仁取得民心，并不在于五星聚集在井宿；晋朝击退敌人，靠的是将相有人，并不在于岁星照临吴地。何况天象已经显示出过失，近来尤其严重，难道可以依靠荒诞无稽的纬书之说，而忽视明白昭著的警戒吗？只愿陛下鉴察天与人相互影响的道理，明察谄佞之言的危害，更加修治根本，以感格上天、取得福佑，这是宗庙社稷的福庆。第五点是：至为公正的议论不可忽视。臣听说，公论是国家的元气。元气闭塞隔绝，就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公论淤塞郁结，就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祖宗盛治之时，任用人才、建立政令，都根据众人的公论，以至公之心实行，所以人心喜悦服从，天下安顺治理。熙宁年间，认为新法不可实行，是公论；王安石违背并压制它，最终误了国家。绍兴年间，认为和议不可依靠，也是公论；秦桧仇视并嫉恨它，祸患遗留至今。朝廷的举措正确，众人也认为正确，这是太平之世；朝廷的举措错误，众人也认为错误，这同样是太平之世；朝廷自以为举措正确，众人却没有人敢议论它的错误，这就是子思为卫国君臣忧虑的情形。过去韩侂胄玩弄权力，以威势刑罚箝制天下人的口，渐渐积久之后，附和成为风气。北伐一事，朝廷内外都知道它不对，却没有人敢说，其后果大概可以看到了。假使韩侂胄能够虚心平等地听取意见，不先入为主，只听从公论，那么国家就不会有加兵的祸患，韩侂胄本人也不会有受辱的灾殃，岂不是很好吗？近来有任命诏令发布，外间议论哗然，侍从争论，馆阁学校也争论，学校里的士人又争论；有人或许认为这是纷纷扰扰、多管闲事。

译臣却说：这是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气象，是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宽容涵养所造成的盛事，难道容易得到吗？天下这样广大，本来同为一家。君主，是父亲；大臣，是宗子；大夫、士，是家中的众多子弟；至于地位卑贱的庶人，也只是家中的仆役。父兄有过错，子弟就争相劝谏；子弟有过错，仆役也可以进言。大概一家人的事情，休戚确实相同；彼此按次序相互规劝，正是想共同成就门户的美好名声。君臣之间的道义，和这有什么不同？可是从古以来厌恶听到正直议论的人，往往给进言者加上归罪他人、沽名卖直的名声。想让士大夫害怕躲避这种名声，务必保持沉默，实在太容易了。却不知道臣子的至诚，本来是为了国家的谋划，究竟哪里辜负了君主和父亲，君主反而要嫉恨他们呢？深思今日，确实正是公论伸展或屈抑的关键时刻。朝廷之上，如果把进言者看作爱护君主、报效国家，没有猜疑忌惮的意思，而有听取任用的诚意，那么公论从今以后就会更加伸展；如果把进言者看作阻挠事务、沽名钓誉，没有听取任用的诚意，而有猜疑忌惮的意思，那么公论从今以后就会再次屈抑。公论的伸展和屈抑，正是治乱存亡由此分开的地方。所以臣在奏章结尾反复竭力进言，忘记了多次烦扰圣上听闻的罪过。《诗经》说：“心中怀着爱意，怎么能不把它说出来呢？”只愿陛下体谅臣愚昧而忠诚的心。德秀任隆兴府知府时，上奏便利百姓的奏章说：“臣查考庆元年间的法令：各监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都要各自具奏五件便利百姓的事情。臣以庸劣之才，承蒙恩典提拔为豫章的长官，实际上兼任江右的帅臣事务。臣私下曾想到，朝廷在各道设置帅臣，是把总领军队作为职责。时局太平、没有事情时，就希望他们建立威势、消除祸乱萌芽，震慑奸邪，使盗贼不敢偷偷发动；一旦有警报紧急，就整顿一路的军队，任凭朝廷驱使，如同臂膀和手指听从指挥。这并不像各郡守臣，只以审理狱讼、治理财赋为称职。臣观察大江以西，连绵土地数千里；北面有江州、兴国，控制扼守江面，正处在光州、黄州的交通要冲；南面有赣州、吉州、南安，山林洞穴深邃密集，跨越三路，是奸人、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其余郡邑的百姓，也都轻捷强悍、喜好争斗；杀人劫财的盗贼，到处都有。臣曾经冒昧晓谕，凡是担任帅职的人，都应把治理军队放在首位；而担任江右帅臣的人，尤其应把治理军队作为急务。所以自从到任以来，凡是关系军政的事情，大多不敢落后。然而人情习惯因循守旧，往往把这里看作内地；一谈到武备，就笑它不切实际；一考虑到江面，就指责这是过度忧虑；修缮治理城墙和城垛，就说不必白白浪费费用；督促责成将领和佐贰官，就说不必多事。难道独独不想想朝廷设置地方长官的本意，难道只是要借给他们爵秩，姑且尊崇帅臣的虚名吗？还是要整顿军队、修治武备，使其屏障辅卫王室，要求他们承担帅臣的实际职责呢？过去唐朝曹王李皋任江西观察使时，收集兵员、大规模选拔，将领都能各司其职，于是能够挫败李希烈的锐气，使他不敢向南窥伺江淮。绍兴初年，李纲任本道安抚制置大使，整治城郭，编组军伍，声威隐然，使各路盗贼相继败退投降。像李皋、李纲这样，才可以说没有辜负朝廷的委任。臣虽然没有才能，不能效法二位大臣，但想到自己平时区区之心，愿意忠于朝廷、竭尽职守，对于二位大臣的事业，私下确有志向。因此今天所陈述的，全都是请求治理军队、选拔将领、修缮城池、平息盗贼。其中有些因本道利害而涉及其他道，是因为事情形势相互关联，不得不这样。伏望圣朝采纳选择并施行。” 第一，臣听说自古以来，外有敌国忧患，内部必定有盗贼的警报。所以诸葛亮与魏国相持时，孟获在泸水一带反叛；南朝刘裕出兵北伐时，卢循侵犯建业。这两方面的祸患，常常相互因循而起。一心抵御外敌，盗贼就能乘我国空虚，成为根本祸害；一心遮蔽内部，敌国就能窥伺我国的漏洞，成为边疆忧患。它们造成的祸患相同，但敌国在外，所攻击的是我国的头部和要害，它什么时候来可以预知；盗贼在内，所攻击的是我国的腹部和胁部，它什么时候发动却无法预测。所以诸葛亮必定先平定南方，然后经营北伐；刘裕能够消灭燕国、进入秦地，却几乎没有办法制止徐道覆的谋划。既然如此，盗贼怎么可以忽视呢？国家南渡以来，州郡军队日益削弱，一方有警，必定调动大军然后才能平定。过去李金之乱，以及近年赣州、吉州、南安的扰乱，都是依靠这种办法办成的。然而假如边疆没有忧患，那么调集防备外敌的军队来平定内部寇乱，又有谁说不可以呢？如今边疆战事刚刚兴起，撤回防军没有日期，沿江各军列戍淮河、汉水，用来抵御敌人尚且担心供应不足。假如不幸有一个狂妄男子在田地间偷偷挥弄锄头、发动骚乱，沿边戍军既不能抽调回来，州郡军队又不足以深信依靠，这就是臣早晚凛然忧惧的原因。臣私下曾思考，与其养兵却等到需要时发现没有用处，哪里比得上平时训练他们并要求他们能够使用？臣所管辖的十一郡，有所谓“团结禁军”的制度，这是其他各道所没有的。其办法是：选择各指挥禁军中强壮的人【年龄在若干岁以下，试验弓力若干斗、弩力若干斗】，集中编为一营，命名为“团结”，每月增加料钱一千；合计各郡原额共有若干人【隆兴府一千人，各州军分别具报实际人数】。臣想稍微增加其额数，全一路合计一万二千人【隆兴府增加五百人，总数为一千五百人，各州军均增加足额】。每日教练，每十日检阅，责成兵官负责；每月按察、每季考核，责成守臣和通判负责。春秋两次校阅时，就从“团结”中选择那些年貌渐衰【年满四十五岁以上】、事务技艺退步的人，仍然送还原来的军分；同时从各指挥中选择年轻壮健、事务技艺纯熟的人补充额数。并且委派帅臣不定时进行点检、抽查、按验、试习，以考察兵将官员的勤惰。选拔不精、教练不熟的，立案弹劾上报；守臣、通判没有察觉的，一并责罚。这样，一两年之间，州郡的军队就会逐渐趋于精锐勇健，这是平息奸邪、消除祸乱萌芽的重要方法。然而臣愚昧地考虑，这不只是江西一道应当如此，凡是处在内地的地方，都应当思考如何防备意外。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请下令各路一体施行。

译臣私下考察建炎三年，金人从黄州渡江，经武昌奔向兴国，取道小路进犯洪州，守臣王子献逃走，于是屠杀州城。不久又攻破抚州、袁州等郡，遍地蹂躏洞庭湖以南以北，然后向北返回。所到之处残暴无比，防守之地没有留下活口的情形，实在令人痛心。如今议论的人大多把江西看作内地，却完全没有想到九江、兴国二郡前面面对大江，向北望见淮河边界，中间不过隔着一道水而已。中兴初年，江西安抚大使实际兼任蕲州、黄州的节制职务，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去年春天，敌人进犯黄州各处关隘，江右震动。本司奉制发布檄文调兵守江，仓促之间只能从各州发禁军一千人前往。用步兵守江，就像防备马匹却让它耕田、驱赶羊群却让它载货一样，他们必定不能胜任。臣认为，与其在缓急之际调来没有用处的军队而耽误事情，哪里比得上平时养成有用的军队来等待事变？江、鄂二司各自都有水军，臣私下听说边疆战事兴起以后，多数反而征发步兵。如今江州寨中现有军队只有若干【请具报实际人数】，能够使用的战船尤其少。鄂司所管辖的情况，估计也大致如此。即使说敌人的势力已经不同于从前，衰弱到了极点也会重新振作，难道可以忽视吗？何况外敌正在兴起，各路豪雄交相驰骋，事先的防备尤其应当加以重视。臣希望明确诏令江州都统司和本州守臣，共同承担江面防务的责任；对于人员、船只缺少的数目，立即招募补足、打造船只；把其中十分之三的兵力驻屯在兴国管辖的富池等处，这样或许冬季风寒时的防备不至于空缺，江右一带也可以依靠这些而无忧。所有鄂司水军，也请一体下令安排，同样把十分之三的兵力戍守武昌县。大概兴国的江面原属江司管辖，武昌的江面原属鄂司管辖，分兵防守，正是适宜的安排。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请赐予详细斟酌施行。一、臣私下见江西统辖十一郡，隆兴府实际是帅府，是各郡所倚重的地方。城郭和兵甲器械的防备，都应依法整治完备，这样才足以壮大观瞻、消除窥伺。然而臣到任之初，巡视城墙，见其延绵很宽，而倾倒损坏之处最多。随后进一步访察，有寓居当地的士大夫对臣说：“五代以前，郡城大小适中。南唐李氏谋划迁都豫章，于是才开始扩大城郭和城墙。郡城东面的湖原本在城郭之外，到这时便包入城中。绍兴初年，故相李纲任帅时，曾经缩小城墙北面，但城的广阔仍有若干里、若干步【进一步查勘，发现如今实际是若干里、若干步】。按照守城法，应当使用若干士兵，这难道是容易办到的吗？”如今如果真能依照唐代旧制，以湖为屏障修筑城墙，那么城的四面，西北有江，东面有湖，天然设置的险要，几乎没有超过这里的。这样将给豫章带来百世的利益。臣详细考察这番话，认为确实十分恰当。但缩小城址是重大事务，臣不敢轻率进言；然而城墙损坏已经到了极点，也不能坐视不管。当年李纲修缮城墙时，工程费用由朝廷供给，役夫由所属各郡调发。时代不同、情势有异，臣不敢援引旧例请求办理。何况本府近年来多方调度，府库已经空虚。如果一定要等到财力有余之后才兴工，那么经过夏季水灾、秋季淫雨之后，城墙的坍塌损坏会更加严重；防江一带的居民，常常处于被水淹没的危险之中。城脚被水冲蚀的地方，大多已经崩塌，再遇一次洪水，损坏就会更多。近来臣委派江州钤辖杨熹察看并分别列出具体办法，颇为详细，例如砌筑城面以防渗漏，修筑荷叶沟以疏通水道，使用夜叉木来加固城墙骨架，都是过去没有的办法。臣如今想完全采用他的意见，只是工程费用极其浩大，不知从哪里筹措。查考旧文书，前帅臣沈作宾任职时，曾由本府拨到银若干万两，交安抚司桩管，作为犒赏费用。如今实在不得已，想从上述银两中暂借若干千两，购买砖石、竹木等材料，并雇募役夫工匠，立即修筑。以后再由本府从收取的各色窠名钱中大力节省，陆续拨还，希望能够使城墙焕然一新，稍稍重振帅府的体面。恭请下札，遵照施行。一、臣私下认为，圣朝谋求使百姓安定，思虑深远。各道既有军队用来备战守御，又有将领统率军队，还设置帅臣来防制各位将领。号令一向受到信服，纪律一向严明，一旦发生警报，将领只听从帅臣的命令，士兵只听从将领的指挥，用来作战和抵御敌人，没有什么不可办到的。臣自从任职以来，考察军政的根本和末节，才知道州郡的禁军士卒大多被用来充当工匠和杂役，军事技能从未训练，教阅也只是徒具形式，这样士兵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士兵了。有副总管、路钤、路分，又有州钤、将副，下至都监、监押，全都以统领军队为职责，却从未真正懂得军事。问他们获得官职的原因，有的是宗室亲戚，有的是閤门出身，有的是国信所人员，有的是堂、部的属吏。这些人当中难道没有可以任用的才干吗？只是对于将帅谋略，很少有人曾经熟悉学习；有的以舞文弄墨自我欣赏，有的以富贵自我娱乐，更有甚者庸碌无能、废弃闲散，什么样的人都有，这样将领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将领了。士兵不能算士兵，将领不能算将领，那么帅臣所谓帅臣，也不过是徒具名额而已。指望他们像古代牧伯那样捍卫王室，难道不是很困难吗？不过，士兵还可以通过阅习训练而精锐，将领却不能靠强迫勉强就学会军事。臣私下见近年指挥、总管和路钤，照例要到御史台接受考察，参将副以下也一定要由帅司铨量之后才允许赴任。臣认为，这只能考察他们年纪的老少和精力的强弱；如果一定要得到真正懂军事的人，臣希望朝廷严格选择。总管名义上是副帅，间或曾由节度使担任；其次的路钤、路分，也都是武臣中的优选。如今的环卫官，正是将帅的储备；以及诸军统制、统领等官，也有很多熟悉军务的人。臣认为，总管、路钤应当从环卫官和统制中选取曾经经历战阵的人担任；州钤、将副则应从统领、将副中选取熟悉军事事务的人。都监、监押人数很多，不可能全部仔细选择，姑且依照旧制，任用未满六十岁的人；但要责成帅臣据实铨量，不要让有疾病、昏昧不清的人尸位误任。这样或许州郡中掌管军队的官员逐渐能够得到合适的人，平时精心教阅，紧急时有所依仗，也不是小小的补益。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閤门、国信所一类的人应当怎样安置？臣说：任官时选择合适的人，国家就能治理；为某些人安排官职，国家就会混乱。朝廷如果担心这些人失职，当然应当把他们安置在宽闲无事的地方。至于军政，是国家安危所系，不能不加以选择。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恳请陛下详细斟酌，施行此事。一、请求在赣州、南安军普遍通行食盐，以消除汀州、赣州盐务所造成的祸害。

译袁燮论述蜀地事务的奏疏说：“臣没有什么才能，去年六月八日，得以面见陛下，极力陈述蜀中的利害，亲耳听到陛下的圣音，蒙受‘忠直可见’的褒奖，由此足以仰窥圣心如此重视西南坤维之地。蜀地距离朝廷万里，安危祸福很难上达朝廷，形势如何互相联络，警报紧急时如何前往援救，都不是其他各路可以相比的，所以圣心对此深为忧虑。敌人勇于作战，时常侵犯边境；今年春天大举入侵，经过兴元直到金洋，进而抵达大安，我军将其剿灭，几乎没有留下一个敌人，威势声名已经大为震动了。然而敌人的本性是善于窥探，万一乘我军稍有懈怠，夺取我军江源，顺流而下，声势震动东南，那将怎么办？不能不加以考虑。篱笆严密，他们怎么能够窥伺我方？根本坚固，他们怎么能够动摇我方？过去孝宗皇帝亲临万方，内外安宁，却仍然忧心忡忡，唯独把蜀地视为忧患，连续派遣执政大臣前往宣扬威德，达到三四人之多；又下诏命制置司会同各位帅臣，铨选并更换那些怯弱无能、不可依仗的兵将。宣扬威德的设置，不在其他各路，却唯独在蜀地；兵将的更换，也不施行于其他各路，却唯独施行于蜀地。圣哲的心意，深知天下安危实际上系于这里，重视这一地区，就是重视国家大局。陛下难道不应继承祖宗的做法，更加重视这里吗？如今蜀地的急务有六项，臣请为陛下略作陈述。阶州、成州、和州、凤州，是蜀地的城墙屏障。那里地势险绝，作为我们的障蔽，那么关内各郡即使不修筑城壁，也自然安固。自遭焚烧荡覆以来，外面没有可以依靠的屏障，内部没有可以凭借的城壁，表里都空虚，敌人难道不会肆意施加毒害吗？人心惶惶，避难逃亡的人已经不再有回归的意愿，这不是小事。不要害怕费用巨大，应立即筹划修复。这是蜀地的第一项急务。可以估量僧人数量、出售爵位来筹款，费用再多也不要吝惜；并责成各郡县完成任务，按照完成数量的多少评定优劣，经过几年努力，或许可以逐渐恢复。自古以来，巴蜀号称人才众多，诸葛亮从隆中奋起，豪杰归附他如同水流奔向深谷，功勋声名光耀，前后相继，难道今天就没有这样的人了吗？近来沔州帅臣察觉奸诈欺骗，几句话之间便断定了这件大事，这正是蜀中的儒士英才。对于这样的人，应当访求荐举，考察选拔，以诚心任用他，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这是蜀地的第二项急务。自古建立国家，赏赐一定要守信用，何况那些舍弃生命、冒犯艰险的人，尤其值得顾念。所以说，军队的赏赐不能超过时限，是为了让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利益。但议论者有人说：‘这种赏赐不应过于优厚，否则会使人贪图功劳而制造事端。’并以宋璟不赏赐边功为说辞，却不知道当时与现在时势不同。如今正是多难之时，正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怎么可以压制不赏？大安之战功劳极大，用丰厚赏赐来激励其他人，实在并不过分。这是蜀地的第三项急务。巴蜀有天险，百姓生活在其中，大多强悍勇武，勇于战斗，这是他们的天性。但把他们聚集起来却不教练，和没有军队一样；教练却不加区别，和没有教练一样。应选取其中杰出优秀的人，增加他们的犒赏，养护他们的力量，精练他们的技艺，再用忠义的节操激励他们，这样就会既勇敢又懂得道义方向。把这种做法推广到田野民间，利用农闲时节练习作战，像唐代因边地子弟勇武而著称那样，那么民兵也会精锐起来。这是蜀地的第四项急务。蜀地与各族蛮夷相邻，他们不是我族之人，不容易调伏。如今金人敢于这样侵犯，怎么知道蛮夷不会窥伺我方呢？过去李德裕任剑南节度使时，修建筹边楼，绘制当地形势；又修复卭峡关，夺取险要，威望深沉显著，几年之内，连狗叫都不会惊动人。他所采取的措施，一定有深深使当地人心悦诚服的地方。已经取得的成效足以作为法则，这是蜀地的第五项急务。蜀地本来是富饶之地，自从折估法严格实行以来，财物越来越匮乏，百姓越来越贫困；又加上金人的侵扰，困苦不堪、无所凭借，有什么地方可以申诉呢？应当选用贤能的官吏，抚慰爱护百姓，像保护婴儿、像烹煮小鱼那样谨慎，仁爱百姓的政务必须切实行之。百姓拖欠的赋税财物，应当予以免除，以减轻民力，凝聚人心，使百姓成为国家手足般的护卫和耳目，这不是很好吗？这是蜀地的第六项急务。把这六项一并推行并扩大，那么今天的蜀地仍然可以成为从前的蜀地；如果不这样做，局面四处溃裂，就无法再挽救了。过去太祖皇帝开始创建国家，先攻取荆南来打通进入蜀地的道路，接着攻取全蜀，以谋求统一天下的功业，早起晚睡、勤苦劳作到了极点。陛下继承并守护这伟大的基业，难道不应想到当年攻取蜀地的艰难，而考虑今天保卫蜀地的办法吗？因此，国家事务中值得忧虑的，没有比蜀地更严重的；外部屏障中难以防守的，也没有比蜀地更困难的。为什么？因为那里距离太远。有才干却没有见识的人，不足以担任蜀帅；有勇气却没有谋略的人，也不足以担任蜀帅。为什么？因为这个任职责任太重。先朝从众人中选拔人才，必定要像张咏这一类人来担任。中兴以后，吴玠、吴璘兄弟确实承担了这个责任。他们才气雄伟、智略宏大，站在千万人之上，挫败敌人的进攻、抵御外侮，不过谈笑之间而已。既然如此，今天掌管一方、镇守全蜀的官员，难道不可以以前代贤臣自我勉励吗？应把众人不敢承担的事情交给他，以众人不能成就的功业期望他；兼总四路，专一授予他委任之权，那么他的威望会日益隆盛；再优选属官作为强有力的辅佐，他的谋划思虑就会日益广博。蜀地的疾病，或许可以得到医治吧？西部边境安定以后，东南就可以依靠它而无所恐惧。臣之所以披肝沥胆向君父陈告，不只是替蜀地谋划，也是替天下谋划，替宗庙社稷谋划。寡妇尚且不忘织布，忧虑的是周王室；臣这片恳切忠心，希望陛下明察。《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经国 宋宁宗时，潼川府知府魏了翁上疏说：“臣听说，夏、商、周三代以后，治理国家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天下的弊病，常常在开始补救弊病时就已经潜伏。汉朝自吴楚七国之乱以后，以分封来削弱诸侯国，但到了末年，弊病却产生于同姓诸侯势力削弱、外戚势力强大。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分割土地授予各位将领，但到了末年，弊病却产生于藩镇强大、王室衰弱。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在弊病发生之前预先制止；次一等的人，因时制宜地补救弊病；最下等的人，等弊病已经显露以后才慢慢补救，这样又哪里还来得及呢？”臣恭敬地思考太祖皇帝，自从大难尚未平定时起，首先革除唐末五代的弊病，把外地藩镇召回京师，并亲自派遣朝廷士大夫出任地方长官，天下无不仰望畏服，显示出威严决断的明察。然而守边的大臣，则延长其考核任期，给以办事权力，本来就不能同内地各郡相同。不久，最初的意图逐渐丧失，汾州、闽越等地刚刚平定，江淮各郡已经命令拆毁城池、销毁兵甲了。淳化、咸平年间距离建隆不过四十年，盗贼在两川起事，只有陵、梓、眉三州还有城池可以防守；濮州盗贼在京城附近兴起，来往如入无人之境。王禹偁从黄冈上疏，极力陈述江淮空虚的危害，甚至说名义上叫长吏，实际上与旅人相同；名义上叫郡城，实际上荡平得像平地。富弼论述江浙、荆淮、湖广诸道，也说各处都没有军队，城垒没有修缮，有时只要几十个拿着锄头、木棒的人，就可以把守令全部杀掉，打开府库，又有谁来抵御呢？宝元、康定以后，抽空内地来经营西部边疆，武备削弱得更加厉害。五年之间，盗贼杀死巡尉达到六十人，进入城池抢掠的有四十州。王伦从沂州、淮州起兵渡江，经过数千里，没有一个人抵御他。张海等人在京畿、淮南、湖广、陕西之间抢掠官吏、欺凌百姓，各州郡都不敢过问。金州盗贼起事，急忙召集州兵，竟然只有二十四人。由于太平日子长久，郡国还有未能上缴的财物，还有留在州里的钱财，本来可以用来招募士兵、修缮城池，作为一方缓急之用，然而情况仍然窘迫到如此地步。何况熙宁以后，急于谋求财利而削弱州郡，就更加无暇替国家作长远考虑了。登记禁军士卒，停止招募补充，合并军队编额，整顿空缺的军籍，分别编入有将领统属和无将领统属的军队，即使军籍有缺额，也无暇补充。当时天下安定，还没有看出这会造成大害。崇宁以后，赋税搜刮日益增加，军政日益败坏，郡县更加削弱；一旦东南盗贼兴起，连续攻陷州郡，震动汴京，过了很久才被消灭。何况面对刚刚建立的金国，宋军不是束手等待死难，就是望见风声便弃城逃走。大概自建炎四年以前，只知道收拢军队躲避敌人，从来不敢同敌人抗战；直到渡江航海以后，敌人仍不断逼迫我们，双方才稍稍交锋。没过几年，议和的使者就被派出了。绍兴末年，敌人闯入淮地，逼近长江，宋军在被逼迫之后才应战，士气稍稍振作起来，但仍不敢完全利用胜势。近年以来，太平日子长久，吴曦一纸尺余的文书就足以使列城惊慌奔逃，李元励的乌合之众就足以震扰三道，张福一千人的队伍就足以使各州郡军队溃败。敌人闯入梁州、洋州、三泉，如同踏平地；敌人窥伺蕲州、黄州五关，如同登临空城。唉！中央强大、地方削弱的弊病，竟到了这个极点，怎么能不加以变通呢？臣曾经遍观中兴以来各位大臣的主张：李纲曾想把长安、襄阳、建康分为三都；胡舜陟曾想把三京、关陕分为四大重镇；张守曾想仿照唐代藩镇，把大河沿岸州郡交给帅臣、守臣；范宗尹曾想划分各镇的辖区，使镇帅不再频繁更换；李弥逊曾想授予帅臣、守臣办事权力，以消除奸邪盗贼。虽然多事之时与今天太平时代的情势略有不同，但州郡削弱的弊病，一百年间始终如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何况如今所依靠、用来捍卫遮蔽国家的，没有比四镇更重要的了：一是江南，二是两淮，三是荆襄，四是四川。假如三边没有警报，还可以换取数年的安宁；但金国、西夏等敌人的局势逐渐发生变化，敌人尚未消灭，又产生其他忧患，四镇所承担的责任更加不同于往昔。近年以来，朝廷对此十分重视，责成专一而任用长久，似乎已经知道应当重视这件事了。然而关键又在于选择合适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责任加重反而会增加他的过失，任用长久反而会使祸害加深。既然选得了合适的人，就应当授予他完成事务的权力，听任他施行，不要从中制约；本路官吏也由他自行征辟任置。要地的守令可以交给他任用并责成办成政事，就应延长其考核任期，并随即加授爵秩。省部都不要用成文法拘束他；财赋可以由他专门掌管出入，其他部门不得仍按旧例牵制他；军籍可以由他核查虚实，戎司不得隐瞒空额来充实自己；屯田应当恢复，民兵应当核实，忠义军应当招募，都可以因地制宜地经营办理。规划既已建立，就像建国初年守边的大臣那样，任用十七八年、十四五年，或八九年而不更换，都是可以的。考核他的功劳成效，随即升任镇帅；即使是自从臣以上的官员，贵至三公、三师，也可以授予。其邻近的各镇，又应预先储备有资历、有声望的人才，以便在主镇缺员时补充。这样，受任的大臣权力专一，就能够充分施展才干，责求他取得成功；人们也会改变看法、转变听从的态度，不再只作朝不保夕的打算。能够考虑长远而知道弊病，三边便会隐然成为国家的长城，遇到缓急就有所依靠了。这是太祖皇帝长期任用边臣的成规，也是中兴诸臣因时制宜、增损调整的遗意。如果陛下不认为臣说得不对，臣即请求陛下同大臣审慎商议，迅速筹划实行。臣冒昧触犯圣聪，恭敬等待萧斧诛戮。魏了翁任起居舍人时，上奏说：“臣是蜀地的鄙陋之人，陛下误听误信，提拔臣掌管记录起居注。每天在前殿侍奉时，臣便从东厢直接退下；在后殿侍奉时，则等到宰执大臣和群臣奏事完毕，才能到前殿。凡是臣所奏陈的事情，陛下很少表示可否。退下以后再询问所谓起居注，便是岁月长久而事情寥寥；询问所谓直前奏事的旧例，又担心宾赞之臣认为我长期荒废职务。臣以记录言语、记载过失为职责，却常常有含笔不书的羞惭，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虞舜盛治之时，内外没有忧患，臣下仍告诫君主说：‘要小心谨慎、勤勉敬业，一天到晚都要处理万般事务。’君主也告诫臣下说：‘敬奉上天的命令，时时刻刻都要谨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