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六

译翰林学士司马光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的政治在于慎重审察官员；官员得到合适的人才，在于选取士人；士人趋向正道，在于建立教化；教化归于正途，在于选择正确的学术。因此可知，选取士人是国家治乱的关键，也是风俗的根源。臣私下看见，近年公卿大夫务求发表高奇之论，喜欢诵说老庄之言，这种风气流传到科场，也互相仿效。新进的后生还不知道是非，只是口传耳闻，竟然一起形成风气。甚至有人读《易经》还不认识卦爻，便说《十翼》不是孔子所作；读《礼经》还不知道篇数，便说《周官》是战国时的书；读《诗经》还没有读完《周南》《召南》，便说毛亨、郑玄只是讲章句的学者；读《春秋》还不知道十二公，便说《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可以束之高阁。遵循守持旧注疏的，被称为腐儒；穿凿附会、凭空臆说的，反被称为精义。况且性，是子贡所不能达到的；命，是孔子很少谈论的。如今举人一开口、一下笔，首先便谈性命，甚至流荡而不能回返，终于进入老庄之学，放纵虚无的议论，施展荒诞的言辞，用这些来欺骗迷惑考官，猎取科第名次。俸禄利益所在，就是众人心之所趋，如同水流奔向沟壑，无法禁止。老庄抛弃仁义、断绝礼学，非难尧舜、轻视周公孔子，把死生不当作忧患，把存亡不当作祸患，这只是匹夫独行的私家言论，不是国家教导人民的正当学术。” 魏国的何晏、晋国的王衍相互承袭、阐述这种道理，把心思放在世俗事务之外；选举者以此为贤，做官者以此为荣，终于使纲纪大坏，边裔夷狄同时兴起，百姓遭受涂炭，中原沉沦。如今如果在选士时把这种学术当作标准，臣担心从前那些做官的人都会成为何晏、王衍一类，那么政事怎能不败坏，风俗怎能不崩坏？正始、永嘉年间的弊害，将会在今天重现。伏望朝廷特地下诏书，以此告诫勉励内外公卿大夫，并指示礼部贡院预先晓谕进士：今后考试中，如果有背离经义的邪僻说法，言论涉及老庄，即使文辞高妙，也一律黜退落第，希望不要因此误导后学、败坏风俗。” 二年，司马光又上奏论述贡举制度，说：“臣接到御史台牒文，依据诏敕节文，关于天下学校贡举的办法，应令两府、两省待制以上官员、御史台、三司、三馆的臣僚各限一个月，详细提出议状上奏。臣听《诗经》说：‘没有比人才更强的力量，四方都会因此受到教化。’这是说，要想强盛天下，没有什么比得到人才更重要。得到人才并任用他处理政事，四方就会顺从。臣私下认为，选士的弊病，自古以来从未像近世这样严重。为什么这样说呢？夏商周三代以前，选取士人无不以德行为根本，从未专门看重文辞。汉代开始设置茂才、孝廉等科目，都命令公卿大夫、州郡荐举有经术、德行的人，复试以治国之道，然后授官，所以当时风俗敦厚，崇尚名节。到了末世，虽然上面的政治衰败，下面的风俗却仍清正，是因为选士的方法一向加以奖励劝勉。魏晋以后，重视通才而轻视守节，习尚浮华，旧有风俗更加败坏；但所荐举的秀才、孝廉，仍然依据经术选取。州郡都设置中正官，品评士人的才干品行；一言一行有所过失，有时终身都成为牵累，士人仍战战兢兢，不敢放纵自己。隋朝开始设置进士科，唐朝又增加明经等科目，于是秀才、孝廉之制遂告断绝，只剩进士、明经两科，而且都由本人投递文书请求考试，不再让别人察访荐举。” 进士科最初只考试策问，到了长安年间、神龙时期，又增加诗赋考试；于是进士专门崇尚属辞作文，不以经术为根本，明经也只停留在背诵经书，不懂其中义理。至于德行，更没有人过问。从此以后，儒雅的风气日益败坏，做士人的人狂躁、险恶、浅薄，没有什么不做的。弊病积累日久，无法承受，于是又设置誊录、封弥制度，大概是朝廷苦于难以控制，而主管官署急于为自己谋利。想要搜罗天下贤俊，却把姓名遮掩起来考察他们；即使有颜回、闵子骞那样的德行，如果不会作赋、诗、论、策，也免不了被摈弃而成为困顿之人；即使有盗跖、庄蹻那样的行为，只要擅长作赋、诗、论、策，也不妨取得高等科第、做显贵官员。臣所以说，选士的弊病自古以来从未像近世这样严重，并不是虚言。如今幸而遇到陛下圣明，心里知道贡举制度的极大弊病，慨然发愤，深切诏令群臣，使他们广泛讨论利弊，重新建立制度，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议论者有人说：古人实行乡举里选，如今想了解士人的德行，应当委托知州、知县考察实际情况，保任荐举。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

译古代分封土地、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士，都由本国人担任；尚且担心处士的德行不能详尽了解，所以又选择乡里的贤者，让他们担任闾胥、比长，从童生到成年，早晚察看他们的行为，然后士人的德行是好是坏便没有能够隐瞒的了。如今知州、知县所管辖的是四海九州的各种人，任期长的三年一换，任期短的几个月便更换，有的人刚到任就遇上科场，仓促之间要让他们了解辖区士人的德行，确实很难。又如开封府应举者常常不少于几千人，而开封府诉讼繁多，知府从早到晚耳朵没有空闲听，眼睛没有空闲看，又哪里有余裕让他察考几千人的德行呢？议论者又说，应当废除封弥、誊录，委托主管官署考察文辞，并参照行为实迹来取士。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士人的德行，知州、知县尚且不能了解，居于京师的主管官署在一天之内聚集天下士人，又凭什么办法了解他们呢？其办法不过是根据众人的毁誉来裁决。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考察。众人的毁誉，哪里足以完全反映实际情况呢？如果一定这样实行，臣看见的将是爱憎相互滋生，毁誉交相出现，请托公开进行，贿赂不断流通，诽谤和怨言一同兴起，诉讼没有止息；最终纷纷扰扰、混淆朝廷，朝廷一定会厌倦苦恼，又重新采用封弥、誊录。封弥、誊录本来就是为防止这些事情而设置的。譬如筑堤来阻挡洪水；如今不截断水源，却只拆掉堤坝，那么洪水横流的祸患就更加无法挽救。臣虽然极其愚钝，平生也曾竭尽思虑，想稍微挽救这种弊病；如今斗胆陈述两条办法，请陛下俯察裁择。臣听说，上位者怎样做，下面的人就会归向怎样做。国家从来用诗赋、论策取士，不问德行，所以士人谋求仕进，日夜勤勉，专门把学习诗赋、论策当作事情，唯恐不能胜过别人；父亲教导儿子，兄长勉励弟弟，也不过如此。如今如果改为凭德行取士，那么士人用力于德行，也会像这样勤勉，这确实是清浊风化的根源，是历代错误而没有醒悟、必须等到圣朝才能纠正的事情。德行修养在内心，隐藏于自身，即使家人也未必知道，何况州县，何况朝廷，又从哪里得知呢？所以必须依靠明智公正的臣子了解并荐举他们，这样四海的士人才都可以得到任用。可是荐举法实行以后，求请嘱托确实不可能没有，关键在于对荐举非其人的人，国家要用严法惩处，不能宽免；这样苟且徇私的人都知道畏惧了。而且国家既然凭德行取士，那么那些贪婪狡猾、轻浮急躁、依附权贵、违背正道求取进身的人，都会被清议贬斥，被当时社会抛弃；即使有人荐举他们，也一定不会多。臣愚昧，想请求今后凡属应当荐举的人，令升朝官以上每年荐举一人；提点刑狱以上的差遣官每年荐举二人；谏议大夫或待制以上每年荐举二人。不论是所辖地区、非所辖地区还是乡里，除本人亲戚，以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节严重、曾受罚赎，以及不孝、不友、盗窃、淫乱、明有罪迹的人不得荐举外，其余都可以荐举。还要在荐状中明确写明：‘臣如今保举某州某科某人，此人有学术节行，请赐召试。’荐状上奏以后，如果又发生前后各种违碍之事，荐举者都依律文中‘贡举非其人’的规定，按故意或过失，从公罪、私罪定罪处理。收受贿赂而荐举的，按枉法论罪。荐状要随时送交礼部贡院，设簿登记。若应当荐举的人却不荐举，年终委托贡院查考核实姓名，上报朝廷，请求严加惩罚。朝廷每逢三年举行一次贡举，委托贡院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查考，选择荐举人最多的，从前列取用；人数要达到每次科场南省奏名人数的两倍，具列姓名上奏，请求下令本贯发遣他们赴阙。他们的本贯不再另行考试，只须具状申报，解送到贡院，并发给每人公凭，令其赴贡院核验；限在十一月内收齐，十二月内引见，正月内由贡院统一考试。进士考试经义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不再考试诗赋和论。明经及九经等诸科考试本经以及《论语》《孝经》大义共四十道，明经再加试时务策三道。帖经、墨义一概不考。策问和大义只取义理优长，不取文辞华巧；如果所答经史乖僻、时务疏略，立即黜落。奏名人数仍依科场旧制。到御试时，进士、明经各试时务策一道，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大义十道。所有名次高下，只以荐举人多者为上；荐举人数相同，则以荐状到省的月日先后为次。荐举人所缴纳的家状，以及授官后吏部发给的告身，都必须列明最初荐举人的人数和姓名。若及第后犯私罪，情节严重或贪赃数额重大，荐举者都减一等治罪；未及第者减三等治罪，都不因离职或遇赦而免除。这样一来，群臣不敢挟私妄加荐举，士人都会崇尚经术，重视并珍惜操守，士风就会大为改变。凡应举人初次入学的，都作为外舍生；除赴学听讲和参加公试外，不得在学校住宿、用膳。教授每天讲书结束后，把在学诸生姓名写在签上，混放在筒中，抽取三人，询问他们所听经书中的疑义三条，让他们当众解释。回答通晓的登记入簿，粗略的不给追问，不通晓的予以处罚。每月举行两次公试，各自考试所学习的举业；委托教授考定优劣等第，列具姓名张榜公布后，也登记入簿。有过犯的，小过罚钱，中等过失降等，大过失斥出学校，也登记入簿。每逢春秋释奠礼结束，委托教授选择外舍生中入学半年以上、从上次释奠以来讲书多能通晓、公试多列优等、过犯情节轻微且很少的人，升入内舍作为初等生，才开始允许在学校住宿用膳。又选择初等生升为中等生、中等生升为高等生，都依照外舍生的办法。若有两人以上难以判定，便特地命令他们讲书、考试所学，以此决定；都必须具状申报州里，委托知州、通判进一步审查复核，确认公平恰当后，才发给牒文补授。若后来有过失而降等，便把其牒文销毁涂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一人〕

译凡应举人初次入学的，都作为外舍生；除赴学听讲和参加公试外，不得在学校住宿、用膳。教授每天讲书结束后，把在学诸生姓名写在签上，混放在筒中，抽取三人，询问他们所听经书中的疑义三条，让他们当众解释。回答通晓的登记入簿，粗略的不给追问，不通晓的予以处罚。每月举行两次公试，各自考试所学习的举业；委托教授考定优劣等第，列具姓名张榜公布后，也登记入簿。有过犯的，小过罚钱，中等过失降等，大过失斥出学校，也登记入簿。每逢春秋释奠礼结束，委托教授选择外舍生中入学半年以上、从上次释奠以来讲书多能通晓、公试多列优等、过犯情节轻微且很少的人，升入内舍作为初等生，才开始允许在学校住宿用膳。又选择初等生升为中等生、中等生升为高等生，都依照外舍生的办法。若有两人以上难以判定，便特地命令他们讲书、考试所学，以此决定；都必须具状申报州里，委托知州、通判进一步审查复核，确认公平恰当后，才发给牒文补授。若后来有过失而降等，便把其牒文销毁涂抹。” 教授在选择、纠察、荐举和升降等第方面，如果有不公，委托知州、通判察觉后查勘上报，请求实行冲替。开封府的举人过去没有府学，也命令他们寄居国子监学习。国子监学生必须确实是品官子弟，才可以依条入学。其教导、考试、选拔、升等办法，都与外州相同。以直讲比照教授，以判监、同判监比照知州、通判。国子监、开封府以及各州军内舍高等生的名额，都用本地解额的一半；其中等生名额为高等生的两倍，初等生名额为中等生的两倍。人数不足就空缺，不得滥用名额补人。遇到诏令下达、开办贡举时，委托本地判监、同判监、知州、通判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查考，选择高等生中补入已满半年的人，列具姓名，结罪保明上奏，并发给公凭，允许免解直接参加省试。高等生占用不尽解额后，才允许本地取解。除荐举人取解外，中等生、初等生取解时仍另立名号，每七人取一人奏名。这样一来，举人也会逐渐趋向经术、崇尚德行义理。经术深浅，不是一次程试能够知道的；德行好坏，也不是朝夕之间能够察见的。如今让他们处在学校中，经过两三年，反复接受选择，升到高等，又占用解额，妨碍众人进取的道路。如果高等生在经术方面讲说经义常能通晓，在文艺方面多次列入优等，过犯全都轻微而少，品行义理又为众人所信服，那么与糊名、誊录制度下只考察一天所作赋、诗、论、策，偶然有一技之长便录取的人相比，差别就太远了。何况近年举人中有些完全没有品行才能，却偶然遇到恩泽，侥幸得到免解，人数多得不可胜数。如今高等生的品行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只减免一次解试，难道值得吝惜吗？这就是学校取士的办法。朝廷如果又不能这样做，只在旧有条文中零碎挑出几件事，稍作改变，那么对于取士之道并没有益处，只会徒增烦琐苛细，还不如全部遵循旧制更好。司马光任枢密副使时，又上奏说：“臣先前曾请求：凡资序出身、初次授予差遣的人，不再考试诗，只委托审官院、流内铨考试《孝经》《论语》大义共三道，并令主判官员再当面询问其所答义理。义理精通的，特地保明上奏，优先给予差遣；稍微通晓的，依照常规调任；不通晓的，暂令修学，等满一年后再考。必须考试合格，才可以出任外官。年过四十的，听任依旧制，只写家状、读律。此后朝廷没有采纳施行。臣如今又任审官院知院，私下看见资序出身、初次授差遣的人仍令试作一首诗，实在没有益处。不仅其中有人如同面对墙壁一样无知，假手他人代作，徒然助长奸伪；即使亲自作诗，能够达到曹植、刘桢、沈约、宋之问的水平，对于立身处世、治理百姓又有什么用呢？古代二帝三王都设置[字疑]学官，来教育公卿大夫的子弟，原因是什么？大概是因为这些人将来要继承、守持官职事业，如果没有德行和道艺，就一定会祸害百姓。如今想让公卿大夫的子弟都在太学学习，但他们的父兄不常在京师，确实难以统一安排。” 如果只让他们在家学习，到初次授差遣时考察，学业没有学习好的人不得出任官职，那么不必烦劳劝导督促，人人自然都会勉励自己学习。这是容易实行的事情。假如让他们完全通晓诗书礼乐，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或许有所不能。如今只让他们学习《孝经》《论语》，如果能用尽一年的功夫，就没有不能精熟的。这是容易学习的功课。而《孝经》《论语》虽然文字不多，立身治国的道理却全在其中。即使学习的人不能亲自践履，也能知道天下有周公、孔子的仁义礼乐，这种益处难道可以同一首律诗相比吗？臣私下认为，这件事用力不多，改制很容易，而益处颇大，另无损害。伏望圣上详察，如果有可取之处，请检视臣先前的奏章，特赐施行。” 翰林学士吕公著上奏说：“臣先前接到中书批状，送两制官员讨论选任知州以下官员的条制，其中一项是：没有历任知州的人，不得权摄转运判官以上的差遣。臣愚昧，认为不妥。臣私下认为，国家太平虽然已久，但培养人才的办法一向有所不完备，遇到缓急而求取人才，尚且担心难以得到。如果资格限制更加严密，简拔人才就更加困难。如今知州以下由审官院差遣，严格规定条文是可以的；转运判官以上由朝廷推擢，就不应再增加资格限制。从前荀况说：‘贤能之人不必等待资次便应荐举，疲弱无能之人不必等候片刻便应罢免。’董仲舒也说：‘小才即使多年也不离开小官，贤才即使资历未久，也不妨任为辅佐。’况且汉代的部刺史，就如今天的监司；隽不疑就是从布衣直接选拔为青州刺史，当时号称称职。如今豪俊之士多埋没在下位，如果一定要等他已经历任知州才任用，或许到老也得不到表彰任用。臣愚昧地认为，知州有治理成绩的，当然应升入监司；其余人中果真有才能、为众人推重的，即使资历尚浅，也应由朝廷破格选择，充任转运判官、权发遣、省府推判官以及权充知州等差遣。” 如果试用后没有成效，自然可以退回按照常规调任。这样就能同时实行奖励和抑制，贤能与愚庸都不会被滞留。

译吕公著又上奏说：“臣谨按《学记》所说：古代的教育制度，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家有学。《王制》规定，乡里评议优秀士人，升送司徒，称为‘选士’；司徒评议选士中优秀的，升入学校，称为‘俊士’；乐正尊崇四术，设置四种教育，遵循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士人。大乐正评议造士中优秀的，报告给王，再升送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辨别评议适宜任官的人才，评议进士中贤能的，报告给王，确定其等级。等级确定以后才授官。《周礼》说，乡大夫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考察士人的德行、道艺，荐举贤者能者。乡老和乡大夫率领属吏及众人，按照礼节以礼接待宾客。第二天，乡老和乡大夫、众吏把贤能之人的名册献给王，王拜两拜接受，登载于天府。自尧舜三代以来，培养士人、选取人才的办法，虽然随着时势而有所损益不同，但教育一定以学校为根本，进身一定通过乡里，这是六七位圣人都没有改变的原则。到了秦汉以后，圣王的遗迹已经消失，凡是所谓掌管礼乐教化的官职，都废弃断绝了。至于设置科目取士，也各自出于一时的苟且权宜。” 国家承受了这种极大弊病之后，又因循旧制，没有空暇创制；虽然天下学校曾经多有修建，但取士的道路并不从学校出来，却想让人入学，岂不是很难吗？现行科举制度，专门以进士、经学取士，大体都承袭唐制罢了。上位者选取士人，是要让他们治理政事、长养百姓；可是取士所凭借的，不过是考察辞章、记诵之学，这也太违背本意了。如今如果确实不能革除苟且的弊病、兴复已经废绝的制度，却希望贤才增多、风俗逐渐改变，最终也不可能实现。所以臣私下认为，贡举的弊病不可不改革，而学校制度应当逐渐恢复。进士、经学制度实行已久，主管官署习惯于考试的格式，士人也习惯于求取仕进的方法，可以逐渐废去，却不能立即废除。不如先建立学校，同时并行。学校每年取进的人逐渐增加，科举每年取的人逐渐减少。这样不到十几年，士人都将通过学校进身。所谓学校制度，就是天子在京师设置太学，选取道德足以作为天下师法的人主持；开封府以及天下州县都设立学校，选取道德足以为人师的人主持。” 然而学校教化是统一道德、形成共同风俗的根源；如今如果人人各自施教，老师持有不同学说，学生养成不同习惯，所以应当广泛选取天下所谓有道德、可以为人师的人，先集中到太学，让他们讲论教育的方法，由朝廷依据大道衡量其得失。讲论确定以后，再选取其中合适的人，安置到重要的州府，让他们主持学校。其余州郡，就委托转运司、知州、通判，在本州及所属县中选取经术通明、品行素来著称的一人，让他主持州学。如果本州无人，就由转运司在同一路的州县中选派，并令其到朝廷设置在本路的府学中，接受朝廷规定的教育方法。若本州有道德足以为人师而不肯出仕的士人，就委托本州和转运司发遣他赴阙，考量其是否合适，特意授予官职，就地任命他主持学校，同时到太学接受教育学生的方法。所谓贡举制度，是天下士人都必须由本县公吏等结罪保明其在乡里的平素品行，才可以进入州学。州学每年贡士，按照州府大小确定；大郡贡举二人，小郡或士人极少的地方，两年或三年贡举一人。由知州、通判和主学官从学生中选择入学一年以上、经术明通、品行修养的人，贡送朝廷并升入太学，由官府供给食粮。”}], 太学每年从学生中选取在太学居住学习一年以上、经学明达、品行端正、通晓世务、可以治理百姓的七十人，推荐给朝廷。其中上等者，交由中书门下根据才干量授官职；次等者，送流内铨依照名次注授官职。按一年贡举七十人计算，三年贡举二百人，那么以后科场进士、经学科在南省奏名的名额中，便可各减一百人。两年以后，入学者增多，各州贡举人数可以增加一倍，而太学三年可以增置四百人，那么进士、经学科奏名人数还可各减一百人。再实行三年，科举便可以全部停止，而士人入仕都出自学校了。凡到太学学习一年以上，因经术、品行列入下等，以及经学虽稍有通晓而品行有毁损污点者，一律罢退回本州，永不参加选任；愿意回去的也听其自便。从太学罢退回去的人，如果不是品行有毁损污点，都不妨碍日后参加选贡。凡天下知州、通判以及掌管学校的官员所贡士人，上等为最优；在任期间所贡士人全为最优者，特加表彰奖赏；列入下等为殿后，在任期间所贡士人全为殿后者，应当施以重罚。本郡士人确有经术和品行，却被隐蔽而未获举荐的，交由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御史台察访上报，应当施以重罚。又考察《舜典》中命夔掌管音乐、教育胄子，《王制》中乐正推崇四术、设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和元士的嫡子都到那里学习。周礼规定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用来教治建国子弟。古代四民各有职业而不相混杂，所以士人的子弟通常仍为士人。大概因为治理政事、统率百姓都是他们世代相承的职业，所学所行平日耳闻目见，学习起来便容易入门。因此，君王对于教育，没有不把国子弟作为首要事务的。庶人如果不是才智特别出众，不能成为士；士人的子弟如果没有一向受到教育培养，也不能任官。臣认为，现已任官的人，也都应当进入国子学；选取道德足以为人师表的人主持国子监，每年选学生十人或十五人，报告朝廷后升入太学，依照各州贡士的办法。到了太学学习一年以上，由太学官选取经学明达、品行端正、通晓世务、可以治理百姓的人，使天下士人一同进荐朝廷。若在国子监学习一年以上而未被选取，愿意出仕做官的，就由学官保举经义稍有通晓、品行无毁损、年龄符合要求的人，报告朝廷，转送审官院、流内铨，依照没有出身人的条例差遣注官。

译又说今年的科举办法，既然还不能立即废止，就必须暂作处置。考察进士科，开始于隋朝而盛行于唐朝，起初还只是专门防范作弊；到唐中宗时才增加诗赋，后世于是不能改变。通过言辞取人，本来就不足以看出真实才干；至于诗赋，更不足以考察言论。因此，古人把鸿都门学士的篇赋比作尚方制作的技巧之作，有识之士都知道它对世务没有用处。臣认为，从以后科场开始，进士科可以废除诗赋，改考经学，先考本经大义十道，然后考策论。由有司考试，本来不能完全得到人的实际才能；但既然设置这种办法，人们便会稍微尊崇经学。如今建立学校，将用经术教育培养士人，那么用经学代替诗赋，也是逐步变法的开始。又经学科虽然由来已久，但自唐朝以后才增加填帖。于是应考这一科的人专门致力于记诵，连章句和音切都还不能辨别，却举用他们说可以治理百姓，不等有识者指出也可知其不对。臣认为，从以后科场开始，明经科只用正文填帖，不再考注文，并增加大义考试。这样应考明经的人会逐渐增多，而各科的弊病自然会消除。公著又请求宽免长民官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见，审官院、流内铨因为知县、县令的缺额很多，凡是被举荐担任职官以及转任京官的选人，按惯例都差遣为知县；已经被差遣的，不准再接受举荐，也不许设法避免。臣私下认为，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把百里之地和百姓社稷的重任交给士人，正是士人应当愿意承担的。如今却制定一概而论的命令，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这同因坐殿、负罪而受罚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这恐怕是郡县法网太密，而劝勉区别人才的办法不明。官吏中有尽心奉法、治理政绩清楚显著的，未听说有所褒奖殊异；一旦触犯防禁条文，便不能免于谴责斥退。加上近年朝廷因为更改法度，郡县官吏有的不能奉行，所以在通常法令之外，又加重贬黜的典刑。经过赦免而离职的人，多数也不予免除处罚。年年月月积累下来，因这些事情而坐殿、累次受罚的人越来越多。臣愚昧地认为，长民官，朝廷应当稍微宽待。不是有贪赃营私的明显事实，以及罢软无能、尤其不能胜任职务的人，即使因小过触犯法令，也不要轻易替换。仍请下诏各路监司、牧守：所属令长中有奉公爱民、治理成效特别突出的，每年另行推荐二三人，间或加以奖励提拔，破格任用。其次，如果职事办理得当，有举主，符合转任京官的条件，特许依照诸州教授的例子，就任时改官，并允许再次任职。这样，勤勉廉洁的人便能自我保全，有功劳才能干的人有所激励劝勉，中等才干的人也足以勉力自强，特别的功效不至于被耽搁。御史中丞吕诲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任用人而不考察他的平素品行，举荐人才而不追究实际才能，却想使官场清明、政事办成，岂不是很难吗？比如三院御史有了空缺，按惯例由本台丞、杂翰林学士联名举荐，务求完全出于公心。但各类人才各不相同，意见也难以一致；一旦其中有徇情舞弊，危害公事尤其严重。臣请求朝廷委托内外两省官员每年各举荐五人，记录他们的长处，随后根据才能器重任用。如有风节，可以充任御史；有词学，可以充任馆职；明察敏捷，可以处理繁重剧烈的事务；循良善治，可以担任牧守；有武略，可以任将领。奏章送到公车，登记在两本簿册中。遇到官员有缺，查阅登记内容，依照姓名考核实际，拟进数人，再由皇帝亲笔点选一人任用。敢于把不合适的人充作举荐对象的，交给有司弹劾纠察，重加贬黜责罚；如果所举之人不称职，追究保任者的罪责。这样选拔人才有平素依据，一旦官位空缺便预先选择；选择已经详尽，又断绝了徇私偏爱的途径。升迁提拔的恩典全出自皇帝，应该有助于朝廷任官举能的办法。吕诲改任谏议大夫，知邓州，上奏说：臣接到学士院转报中书的札子，奉圣旨举荐两名谏官。皇帝承受诏命，甚至询及外任臣僚，可以看出陛下心怀虚静，乐于听取过失，朝廷内外都应共同庆贺，这就是臣欢喜不止的原因。臣过去因议论政事获罪，虽居外任，仍忝居谏垣之职，又列入举荐官员的名额，便冒昧把诚实意见上奏，希望稍补圣德的缺失；只是臣僭越的罪过，哪里敢逃避死亡的惩罚。臣听说本朝旧例，谏官的授职全由皇帝亲自选择，因为这是耳目机密的职位，不可从其他途径进入，用来向天下显示至公。御史则交给学士、中丞保举。近来任用人才不拘常次，政府甄别选择贤能而授官；曾听说把选人李定授为御史，李定不守母丧服制，被有司弹劾奏报，舍人封还词头，依例都应夺职，于是交礼官议定其罪。一个人的行为不为人所信任，已经不足以选取；如果又有罪过，礼法本来就不能容许。然而古人说求忠臣必在孝子之门，是因为孝敬父母的人，可以把这种忠心转移到侍奉君主上。把李定列入选择之中，他受到甄别录用的用意就可知道了。后来公论不赞同，于是谏官、御史都交由两省官员保任。臣私下认为，台谏官所承担的责任非常重大；近年以来，称职的人很多，大的言论一上报就获大罪，小的言论一上报就获小罪，被罢黜离去的人接连不断，后来的人迟疑而不愿就职，以至谏院、御史台空缺官员已经很久，中丞半年没有补任，三院因此全部空缺，言路堵塞竟到了这种地步。朝政有时有所缺失，下情不能上达，其中就会有被蒙蔽的地方；掌权者难道只是无缘无故这样做吗？臣私下计算，自从诏书下达以来，在京近臣所举荐的人数已经很多，却没有听说授职；一定要等外任举荐的官员全部集中后才选拔任用，有的人又正在远方任职，若把他们追召回来，就会旷日持久，谏职恐怕荒废，只徒有选择官员的名声，却没有真正开通言路的实际。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看见至公之举，也没有符合陛下虚心求谏的本意。

译《尚书》说：“早晚接受教诲，以辅佐帝王的德业，这件事一天也不可空缺。” 唐太宗三天听不到谏官进言，就一定责问辅臣；他听取采纳意见从不厌倦，连睡梦中都思考这些意见，并把它们写在简策上，后世以此为美谈。陛下推广这种心意，难道不是从早到晚都渴望听到正直的议论吗？臣认为，广泛寻求人才，不如迅速任用人才；既然任用了，就应坚定地信任他们，同他们谋划并回归正道，这才确实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如果广泛寻求人才却不能坚定信任，进言的人已经很多却仍不断贬斥他们，臣恐怕后来的人难以进言，都会闭口自安，忠臣义士逃入山林。公议消散薄弱，是国家的大患。剖腹取胎、毁坏鸟卵，伤害至微小的生命，类似的事情有时尚且不忍做，圣人因此深加告诫。汉文帝接受郎官的奏书，言论正确就采用，不正确就搁置，于是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用来疏通治道、招来进谏的人。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扩大并实行这种度量，那么就是天下的福分。还请求在朝廷内外两禁臣僚已经举荐的官员中，先选三五人充任谏官，其余补任御史的空缺，使谏诤言职不至于徒设，符合天下人的期待，也应当有益于圣德。臣正在受罪谴贬谪之中，本不应当进言；然而爱君的道义日益深厚，身虽外任，心仍在王室，因蒙诏举荐官员，便冒昧上陈；恳切输诚尽忠，也算是臣区区自信的一点效力。恭敬地希望陛下以高明的见识特别加以省察采纳。臣所举荐的两名谏官，已经另具奏状。四年，殿中丞、直史馆苏轼上状奏说：奉敕令讲求学校、贡举的利弊，命臣等各自具陈议状上奏。臣恭敬地认为，获得人才的办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考核实际。如果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才的才能，朝廷有考核实际的政务，那么即使胥史皂隶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沿用今天的法令，臣也认为已经足够。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了解人才的才能，朝廷没有考核实际的政务，那么公卿侍从常常还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臣也认为仍然不够。时势有可有不可，事物有兴有废；正当它适宜的时候，即使暴君也不能废除；等到人们已经厌弃它，即使圣人也不能恢复。所以风俗改变，法制也随之改变。这就像江河迁徙，顺着它想要流行的方向治理，容易取得成效；强行恢复它所不愿意的方向，就难以施力。假使三代圣人重新生于今天，他们选举人才、培养人才也一定会有办法，何必要拘泥于学校呢？况且天下本来就曾经兴办学校。庆历年间，认为太平可以等待；到了今天，只剩下一个空名勉强存在。如今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德行道艺之士，要求达到九年教育大成的成效，就必须改变现在的礼制、改易现在的风俗，还应当发动民力修治宫室，征敛民财供养防士；在百里之内设置官署、建立教师，审理诉讼在这里，谋划军旅也在这里；还应当按时甄别不遵从教化的人，把他们屏退到远方，终身不许列入士籍。这样岂不是徒然造成纷乱，使天下受苦吗？如果不作大的变更，却希望对时势有所助益，那同庆历年间有什么不同？所以臣认为，现在的学校只可以因循旧制，使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盛衰本来并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时代的贡举法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精密？言语文章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优秀？所得到的文武长才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多？天下士人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能办事？比较这四点的长短，议论就可以决定了。如今议论者想要变更的，不过几件事：有人说应以乡里推举德行为主而略去文章；有人说专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援用唐朝旧事，兼采声誉名望而废除糊名；有人想废止经生的朴实学问，不用贴墨而考大义。这几件事，都是只知道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臣请逐一说明：想要振兴德行，关键在于君主修养自身以影响万物，审慎地辨明好恶以表率风俗。孟子所说“君主仁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义正，没有人不义正”，君主所趋向的方向，天下人都会跟随。如果想设置科目、建立名目来选取德行，那就是教天下人相互跟随而作伪。上面以孝行取人，勇敢的人就割下大腿肉，胆怯的人就为父母结庐守墓；上面以廉洁取人，就乘破车、骑瘦马，穿破旧衣服、吃粗劣食物，凡是可以迎合上意的事情，无所不做。德行方面的弊病，竟会达到这种地步。从文章来说，策论似乎有用，诗赋似乎无益；从政事来说，诗赋、策论全都没有用。虽然知道它们没有实际用途，但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是因为设置科目、选取士人，不过就是如此。难道只有我们的祖宗这样，自古尧舜也同样如此。

译《尚书》说：“广泛陈奏言论，再明确地以功绩考验。” 自古尧舜以来，提拔人才何尝不是依据言论？考验人才何尝不是依据功绩？议论者一定想用策论来判定贤愚和能否，臣请举例质问他们。近世士大夫中文章华丽浮靡的，没有谁比得上杨亿；假使杨亿还在，他就是忠诚清廉、刚正明亮的人，难道能因为文章华靡就轻视他吗？通晓经学、研究古学的，没有谁比得上孙复、石介；假使孙复、石介还在，他们就是迂阔矫诞的人，又怎么能把他们用于政事呢？从唐朝到现在，以诗赋闻名而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他们对天下有什么亏负，为什么一定要废除诗赋？近世士人编纂经史类别、缀辑时务，称为策括、待问、条目，搜罗剖取几乎无所不尽，临时剽窃改易，首尾用来欺骗有司，有司却不能辨别。况且这种文章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容易学习成功；没有声病、对偶等格式，所以难以精确考核。把容易学习的士人交给难以考核的官吏，弊病反而比诗赋更严重。唐朝的通榜，本来就是弊法；虽然有以声名取人的长处，也有贿赂公开流行、权贵请托的危害。一旦使策论废去，王室权力归于私人门第，到了唐中叶，终于结成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呢？各科举人，大多出自三路。能写文章的已经改变方向去考进士，懂得经义的又都离去考明经，其余都是质朴愚鲁、不能通达变化的人。至于人才，各有一定的才分；把他们用于政事，能不能胜任自然会显现。如今进士日夜钻研经传子史，贯通驰骋，可以说学问广博了；但到了处理政务时，何曾真正用上其中一二分？回头看旧日所学，已经成了空架子，却想让这些人辨别注疏，粗略懂得大义，就希望他们的才能增长，也已经很疏远了。所以臣说，这几件事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是希望陛下着眼于长远和大局，一定要擢用优秀善良的人，黜退庸弱邪曲的人，总揽众人的才干，经略世间事务，那么关键在于陛下和二三位大臣，以及下至各路职司和贤能的二千石官，区区这些法令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臣私下还有过分忧虑的事情，怎敢不告诉陛下！从前王衍喜好老庄，天下人都以他为师，风俗日益衰败，以至于南渡；王缙喜好佛教，舍弃人事而修习异教，大历年间的政事至今仍被人讥笑。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天命，是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人很少。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到；夫子谈论人性和天道的内容，却听不到。” 关于性命的学说，连子贡都没有听到，而如今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可耻，这能相信吗？如今士大夫甚至把佛、老当作圣人，市场上卖书的人，若不是庄子、老子的书就卖不出去。读他们的文章，浩大无边而没有实在内容，无法穷尽；看他们的神态，超然无所执着而不可捉摸。这难道是真能做到这样吗？大概只是中等人的本性，安于放纵而乐于荒诞罢了。假使天下士人都能像庄周那样，把生死看得齐同，把毁誉看得一概，把富贵看得轻，把贫贱安然接受，那么君主用来砥砺世风、磨炼庸钝之人的名器爵禄就废弃了。陛下又何必任用他们？何况实际上做不到，却偷偷借取他们的话来欺骗世人的人呢？臣希望陛下明确敕令有司，用合乎法度的言论考察他们，用真实的学问选取他们；广泛通晓经术的人，即使质朴也不废弃；稍稍涉入浮夸荒诞的人，即使文辞工巧也一定黜退。这样风俗会逐渐敦厚，学术接近正道，希望能够得到忠实之士，不至于走上衰末时代的风气，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神宗时，同知礼院刘攽上奏说：臣接到御史台的牒报，转下诏书，征求天下学校贡举办法，广泛询问臣等，命令我们详细议论。臣愚昧地认为，君主举事与臣下献议不同。臣下议论，往往大谈古事以显示高明，夸言自己的忠心以显示博大，迂远而不切合实际，空泛而不能济助世务；即使已经知道对治理无益，却仍然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言论似乎有道理，坚持它似乎有根据，名义上又站得住脚，足以向众人夸耀、眩惑风俗，所以敢做而不疑。君主举事却不是这样，要衡量时势的适宜，顺应风俗所安，不因虚名而放弃实际成效，不羡慕长远功业而丢掉眼前功效，使命令发出后臣下必定信服，事情办成后风俗必定安定。因此，与其命令不当而急忙更改，不如在开始谋划时就慎重考虑。如今陛下忧虑选举之法不明、教育之道不善，这一定是有人以古代久远的事情打动了圣听，不可不察。本朝承接百王末流，创立律令，虽然还没有达到三代的程度，但能够随时因俗，顺应适宜、应对变化，增减损益并不固定，也是本朝一代的制度。选举之法实行了一百多年，历朝的将相、名卿，以及今天所谓的贤能之材和共同参与天下议论的人，都不是通过其他途径进身的。如果诬称选举从未得到人才，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况且臣来谈论此事：如今选举的弊病，不在于创立的法令不完善，而在于有司官员不贤能；不在于考试言论不重要，而在于听取者不能明察。为什么这样说？如今国家寻求贤良异才之人，就让公卿举荐；寻求文学经术之士，就让郡县推选。这即使同三代取士相比，又哪里超过它呢？《帝典》说：“广泛采纳言论。”孔子说：“不懂得听取言论，就无法了解人。”既然如此，了解人没有比听取言论更好的办法，所以国家以文辞考试士人，也相当于尧舜广泛采纳言论。假如有司兼有仲山甫、将明那样的才能，怀有孟子辨识言论的办法，精心听取、谨慎选择，那么贤与不肖难道还不能清楚区分吗？由此看来，取士之法本来从未失误，只是有司听取辨察有时不能做到完全。如今因为有司不能做到完全而改变法令，法令即使屡次变更而不选择合适的人，交给他们的即使是三代的法令，最终仍将没有益处。议论者有的说，文辞这种技艺浅薄鄙陋，不足以用来对待天下士人。臣愚昧地认为，如今进士科初次做官的不过成为吏部选人，国家以门荫恩泽待遇的人也是选人，流外小吏也是选人；选人的地位如此卑下，天下士人用文辞应此选，难道还会不足吗？

译朝廷设置的是怎样的爵禄，为什么反而把选取人才弄得如此艰难？况且进士成名后，国家又何尝立即认为他们是才杰而任用呢？有的凭文章显达，有的凭法律才能任用，有的因善于处理政事而闻名，有的因治理财赋而进用，都是等到日后做出成效才予以取用。那么开始取士时，又何必吝惜挑选，好像迫不得已一样呢？况且朝廷更改选举法，是希望得到高才豪杰之士。如今天下士人到礼部应试的，每年不少于二千人，朝廷难道能用玉帛聘请、弓旌征召而把这些人全部得到吗？必定还是要让他们投递文牒自行进身。士人投牒自进，必定不会全是豪杰之士。即使伊尹、管仲一类的人才，改变科举考试来选取他们，也不过名目稍有不同，然而得到人才并没有不同于从前。更怕那些好利炫卖的人，抬高虚名以扰乱真实，那么取士的过失反而比往日更严重。议论者又说，不如采用乡举里选；这又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两汉采用乡举里选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才，是因为当时郡县官吏，从廷掾、诸曹、卒史、驭吏、亭长到防儌等职位，都由贤士担任，所以面对财物不苟取，便能知道他们廉洁；遇到事情能够决断，便能知道他们有智慧；文才、武略和才干谋略，无不充分发挥，所以他们的声誉有实际根据，举荐他们并不困难。自从流品分别以后，郡县的吏卒被弃绝为卑贱之流，不被缙绅承认，贤士便不再从事这些职役。居住在乡里的士人，又从哪里考察了解呢？如果只凭虚名进身，日后有人不称职，众人又彼此遮掩他的短处，说他是人才，最终也不能得到真正贤能廉洁的人。这就是乡举里选也不能完全采用的原因。以上几端，都是臣深感疑虑的地方。不知是臣愚陋到这种程度，还是千虑之中也可能有一点所得？然而愚人的志向一旦专一就难以改变，所以臣希望朝廷暂且不要轻易改变选举之法，不如沿用旧法而谨慎选择有司，这样更好。虽然如此，臣还有一个说法：如今如果有这样的人，明辨足以判决狱讼，智略足以治理财赋，但文辞不足以自我表现，经艺又达不到融会贯通的程度，那么他一生都会被抛弃，没有仕进的希望；这样的才能岂不可惜？臣希望陛下设置从政科，让公卿和监司举荐这样的人来充任选士；必须有三人共同举荐，才召来任用。并且不要把他们当作正式考试三年，等到能够胜任事务以后才授官；一旦任用，就不能再让他们回到平民身份而连坐举荐者。如果这样做，那么天下的人才大概就不会有遗漏了。臣听说，教育的办法是用来治理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修养好，智慧就明达；智慧明达，就能应对事物而不迷惑；不迷惑，就是盛德之士。自两汉以来，学者没有不把利禄放在心上的。既然可以用利禄诱导而勉强行善，那么德性就已经分离了。因此，造就士人不如三代，原因就在这里。如今陛下建立学校，设置贤明的老师来教导他们，不要追问他们所学的范围，也不要限制他们的才能，那么贤能之材就没有不受到培养的。如果厌恶文章的弊病而用经艺来劝导他们，学者的志向不超出求取利禄，那么文章之士改变为经艺之士，虽然名称不同，但背离德性却是一样的。上天生育人才，有昏昧的，也有明达的；智慧明达、才干宏大的人，不是小聪明、小见识能够遮蔽的。至于浅薄昏暗的下等人才，即使每天鞭打，也终究不能使他达到高大境界。士人在家中修养，已经足以成才，又何必等待学官考课督促呢？臣愚昧，不足以知道长远谋略，只希望陛下裁察。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范纯仁论贡举的奏状说：臣近来奉到圣旨，因朝廷不能平均地取用四方士人，担心遗漏人才，命臣陈述应当设置的科目制度和取人办法，进呈给陛下。臣才智见识浅薄昏昧，不能筹划长远宏大的办法，不能上副诏令，便把自己的见解粗略陈述一二。臣私下认为，自祖宗以来，取人以进士科最为盛行，凡是选拔公卿、近侍，多选进士出身的人，所以天下士人争相致力于此科以求进身。然而进士科的应试文赋，是闽、蜀、江、浙之人所长；到了南省，却同西北人一起糊名通考，所以西北人能够考中的很少。如今如果明确实行分别取士，必定会使东南人发出难以进取的叹息，而寄籍、冒籍等巧伪之人会更多。不如采用臣前些日子所上贡举奏状的办法，先在天下郡县各自建立学校、培养士人，仍选择贤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每次科举诏令下达，委托州郡长吏和学官在进士、明经科中，只选取本地土著的人；他们先前曾在州县学校学习，各自达到三百日以上，才行优于众人的，允许在解额人数中拿出三分之一，特别荐送到南省，称为特举科。南省只考试策论和经义，仍按各路分别考校，各路分别按优等分数取人。到了御前，也依照分数赐予及第，那么各路得到人才就没有不均衡的了。朝廷于是制定贡举优先取用五路士人的办法。又请求下诏政府：今后举荐策试省馆阁经筵职司人员，都在明经、进士或无出身人中从各路参照选取，只选择才干品行优长者，不必限制其科第出身。这样四方贤士就可以一同进用了。还希望陛下详细斟酌施行。纯仁又论荐举的奏状说：臣听说唐虞时代，贤俊之士都在官位；成汤也说要从四方寻求贤俊。《诗经》称道：“人才众多，文王因此安宁。”孔子谈论政事，说：“赦免小过，举用贤才。”这些都把举荐选拔人才作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如今天下地域广大，士民众多，不比古代少；但各级官府得到人才，不如前代，实在是因为举用人才的途径还不能充分开放。选任既然由政府负责，多半依据资历和任职经历选择，执政不过几个人，哪里能够遍知天下士人？即使辗转询访，也只是从私下言谈中得到情况，不如公开举荐来得审慎真实。唐朝武则天以僭窃的政治竭力寻求众多人才，以收服人心，广泛命令臣僚举荐，也允许人人自行举荐。选任人才的办法固然过于繁杂，但仍然多得到贤俊之士，下面没有遗漏人才，所以姚崇、宋璟这些人相继出现，开元之治确实有所依赖。何况现在陛下刻意劳心、兴治补弊之时，如果不广泛求取贤才，同他们共同治理政事，又凭什么使百官各守职分、各种政务兴盛呢？求取人才的办法，没有比特别下诏让朝廷内外臣僚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更好。两省官中地位在其上者，应在省府、各路职司人员中举荐可以充任职司、知州等职的人；各路监司、台谏、省府也应举荐可以充任转运判官、知州等职的人，并允许举荐可以充任清要官职的人。

译每次举荐三人，并且在举荐章奏中承诺终身保任；一旦有人不称职，举荐者与他同罪。至于此前应诏举荐而尚未任用的人，以及臣僚举荐作为自代的人，一并参照比较。凡是各级官职有空缺，便可以从中选择任用。这样，俊杰之士纷纷进用，官职没有旷缺；对上可以辅佐完成圣明政治，对下可以激励劝勉众多士人。知谏院陈洙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今年科场，开封府参加考试的进士有三千二百七十多人，合计解送名额为三百一十人；国子监有一千六百多人，合计解送名额为一百人。都是十人中取不到一人。英俊之士既多，剽窃文辞、夹带书籍的人又使真假混杂。如果不精心加以考校，在取舍之间难免发生差错。寒门士人的得失所系并不轻。贡举条制虽然命令考试官共同考校，但因为三场试卷数量较多，历来都按例分定后才开始考察优劣。其中各人的好恶不同，未必取舍都正确。等考到合格人数，便立即分类汇总上奏名次，不再把被退落的试卷交给众官一同重新考察，因而轻易遗漏。这样不只是没有体恤举人求进的艰难，也很不体会朝廷取士的本意。臣现在筹划，请求这次考试官开始考校时，暂且命令分定试卷。除考出文辞义理优长、已经合格的，以及文辞义理错误和违反不应考试格式、已经黜落的外，把各官退下的中等试卷中处于去留之间的，命众官共同详细审看，再同接近合格的试卷比较优劣，然后升降取舍。仍将三场试卷连缀粘合，通盘考校，希望能够真正得到人才，不至于发生差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人〕 所有考校虽然没有规定期限，但按一个月计算，以诗赋、策论通盘考校，每人每天考察十五副到二十副左右。如果把将要退落的下等试卷再交众官参考，就必须延长日期才办得完。如今请求把参加考试的举人试卷和考试官人数平均确定日期，以二十副为标准。从引试初场起计算总人数，在五日或七日限期内通盘考校退落试卷，以引试日为开始计算期限。如果增加的日期仍不足，尚未奏名，也希望考校能够精详，不遗漏擅长文辞学业的士人。襄又上奏说：臣私下看见，外州军中不属于免解的举人，近来有很多经过中书待漏院，拦截宰相投递状书，请求免解，但还没有得到指挥施行。其中多数是远方孤贫、衰老羸弱的人，步行来到京城，旅途困苦，实在值得怜悯。听说有人在三四十年以前曾经得到乡荐，困顿于考场；如今为了见到陛下即位后的第一次榜，在嘉祐二年以前，府学、国子监参加一次进士考试的人尚且允许免解，因此扶老携衰、远道而来，希望一律得到推恩。如果让他们白发苍苍空手回去，正是古人所叹息的事。希望陛下怜悯他们年老衰暮、终身无所成就，趁这次首榜特别给予推恩：进士科三十年以前、诸科四十年以前曾经得到乡贡，不计参加科场次数，现在在京师的，允许依照府学、国子监免解人的例子，参加南省考试。如果不愿意参加考试，一律赐给本州文学助教的名义，不受选限约束，让他们回到乡里。沾受朝廷授予一命官的荣耀，一定知道上承圣上仁恩，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也可以借此显示陛下尊崇儒者、优待老人的心意，并非没有劝勉作用。元丰三年，判三班院曾巩请求命令长官和副长官自行举荐属官，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以《周礼》为根本，参照唐朝《六典》，考察当世的适宜情况，经圣明裁断，重新确定官制，使天下得到福祉。臣实在不敢自量，希望稍微有助于万分之一；即使所说没有可取之处，也足以表达臣区区爱君之心。臣私下考察古书，《尧典》称颂尧的德行说：“使百姓平和明辨，百姓都明白。”这就是区分贤与不肖、功与罪，并用爵禄赏罚彰明，使百官都能明白职责，是君主的事情。《说命》说：“只有傅说能够敬慎承受君命，广泛招致贤俊，排列在众官职位上。”这就是承接君主的意志，广泛招引人才，推荐到朝廷，是宰相的事情。《冏命》中，周穆王命伯冏任太仆正，告诫他说：“慎重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逢迎谄媚的人，只选择吉士。”这就是让各部门长官自行选择属僚，共同完成职责，是诸司长官的事情。上下之间的体制这样彼此承接，用来周遍天下事务，大概是先王已经形成的法则。因此陆贽担任唐朝宰相时，陈述实现治理的具体办法，认为各部门长官，直到副贰官员以及两省供奉之职，都应请求委托宰臣叙拟上报；其余台省属官，应委托长官选择，指明实际才干，终身保任。凡因举荐而授官的缘由，都记载在除书中；举得贤能之人，便有增加考绩、提升秩次和褒奖升迁的赏赐；举荐失实，便有夺俸、罚金、贬黜免职的惩罚。不只是搜罗提拔低位官员，也用来考察试验大官。所选取的士人，既考察品行才能，也衡量资历声望，这就是陆贽的主要意思。陆贽在筹划政务方面，近世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在相位时陈述的首要事务就是这样，拿它同古代考察，确实符合先王之法，施行到后世也可以推行，实在是古今共同的议论。陛下崇尚最高的治道，开启大明，配合天地，树立人的准则，依照名分确定职位，以整顿治理官府，这是千年以来盛大的德政。创制之初，新任命的官员承担统摄众职的责任，关系尤其重大。所作的更改革新，一旦写入甲令，哪怕差错如毫发，四方都会受其弊害；如果一时错误，累年也不能挽救，那么对于选用官员的体制尤其不能草率。若任用非其人，况且台省长官如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都是国家的重任，都是陛下选择授予的职位。如今尚书既然统领天下事务，郎、员外郎分属二十四司，使用的吏员将近百人，其余属官、佐官还不在此数内。

译如果让本司长官和副长官，从郎官以下，凡是职位尚未配备齐全的，都各举荐二人上报。凭陛下的明察，对于群臣的才干类别没有不知道的；取用他们所举荐的人，选择其中一人任用，其余记录在名籍中，作为内外官员选用的储备。这样或许任官能够得到合适的人，足以上副陛下树立法则、垂示后世的非凡宏愿。况且本朝已有成例，御史中丞、知杂，直到省府长官，本来就可以自行举荐属官；馆阁、监司、牧守等官，也曾多次诏令近臣，都可以荐举任用。许多所知的名臣伟人，往往由此产生。由此推广扩大，考察旧有故事，确实已有试行成效。所荐之士，采用其中一人，其余记录在名籍中，以备选择；这仍如旧例，御史缺一员，允许举荐二人。没有被选中的人，也依次甄别进用。这考察历朝旧例，也是有先例的。恭敬地希望陛下取法《冏命》中太仆慎重选择僚属的意思，采纳陆贽关于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的恳切论说，推广本朝已经试行有效的办法，使先王的制度由陛下追继并践行。这样，任用众人的道理就会更加弘大，进用贤能的道路就会更加广阔；疏远之地怀有才干的士人都能汇聚而来，亲近要职的臣僚中愿意奖善的人也都能自行荐达。凭陛下亲自洞察，谁敢不以公心来响应？凭陛下亲自考核，谁敢不以实绩来赴任？既然得到合适的人才，就授予他官位。然后陛下以公心兼听并观，分别善恶，从而执守中道，掌握赏罚，使信实之人得到赏赐。这样，百官就能各尽其职，诸事功业都能兴盛，不必过多作为也可以达到治理的成效。尧帝所说的考察百官、使百姓昭明，也不过如此罢了。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至于推行的具体办法，陆贽已经陈述过了，只希望陛下察看其疏密，详细加以增删损益。巩又请求命令州县特别举荐士人。他上奏说：臣听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乡里设有学校，士人中优秀的由乡里升荐给司徒，再由司徒升荐到大学，由大乐正评议其中优秀者，升荐给司马；司马评议其中贤能者，报告给君王；评议确定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确定官位之后才发给俸禄。“评议确定后才授予官职”，郑康成说，是指先试任官职，能够胜任后才正式授官；“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大概是说试任后能胜任其官职，然后才授予相应的官位。三代取士的审慎周详就是这样。不过，这只是对王畿以内各乡的优秀士人进行评议，所以《周礼》称作乡老把贤能之人的名册献给君王。至于诸侯贡士，则有一等、二等、三等选中的赏赐，也有降爵、削地的惩罚，但这些制度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考察了；这就是三代的制度。汉朝兴起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命令郡国各举荐孝廉一人；后来又按人口比例确定名额，人口一百二十万至不足十万的郡国，从一年到三年一次，从举六人到举一人不等，察举各有差等。后来采用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的建议，又设置太常博士弟子员。郡国县官中有爱好文学、孝敬兄长、谨慎恭顺、出入行为没有悖逆的人，由郡国所听闻后，命令郡守、国相、长史、丞等上报所属的二千石官；二千石官谨慎考察认为可以的，命令他到太常学习。作为弟子学习一年，都考察试验，能够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补任文学、掌故的空缺；成绩优异、可以任郎中的，太常登记后上奏；其中有才秀出众、特别优异的，立即把姓名报告朝廷。他又请求把治礼掌故按照二百石、百石官吏的规格，从中选择充任左右内史、大行属下各郡太守的卒史，各郡都用二人，边郡用一人；人数不足时，就选择掌故补充中二千石属官，文学、掌故补充郡属官以备员额。郡国贡士由太常考试选拔的办法，已经很详细了；这就是汉朝的制度。如今陛下推崇盛大的德行，彰明大道，参合天地之理，以人为本，尊崇学校、倡导教化来影响天下，唐尧、虞舜的用心，哪里能超过这些呢？然而如今的问题在于，今天的学校不是先王教养人才的办法，今天的科举也不是先王选拔士人的制度。陛下的圣意高明卓绝，自三代以后，掌权的君主没有能赶上您的。臣认为，三代学校劝学施教的办法，以及汉代郡国、太常察举的科目，衡量今天的情况，可以酌情参照采用。如今州郡和京师都有学校，这一点与三代相同；但教养、选举人才却不是先王的办法，难道不是因为留下了形式而废弃了实际，考核无用的空文，而不是陛下崇尚教育、培养人才的本意吗？如果现在州县中有爱好文学、砥砺名节、孝敬兄长、谨慎恭顺、出入行为没有悖逆的人，就由州县长官听闻后升荐到州学；州里谨慎考察认为可以的，送入太学，并按照州的大小确定每年升荐的人数差等。学生在太学学习一年后，太学谨慎考察认为可以的，送交礼部。礼部谨慎考察认为可以的，登记后上奏。从州学到礼部，都以考核试验中通晓一门经艺以上为取用标准；是否举行御试，听凭圣上裁决。如今既然已经整顿三省、诸寺的职任，那么都事、主事、掌故一类官职，原来的品秩并不低，应该清慎选择，改用士人，以符合古代的意义。于是取礼部选出的士人，其中考中或成绩优异的，依次试任官职；任满两年或三年后，选择其中合适的充任州属官以及县令、县丞。若有才秀出众、特别优异的人，都要把姓名报告朝廷，不受此制度限制。这称为“特举”。特举的考核试验不采用糊名、誊录的办法，使能够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人得到任用，这还不只是采用汉代制度而已。《周礼》说，大司徒用乡三物教导万民，并通过宾兴礼荐举他们，所教的也是礼、乐、射、御、书、数。若臣的建议可以采纳，希望陛下降下明诏说明教养、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宗旨；至于得到人才还是遗漏士人，则应当确实实行赏罚，以此激励他们。凭陛下的意向，谁敢不尽力奉行？凭陛下的极端明察，谁敢不公正地考察选择？逐步推行，长久遵守，如果这样做了而风俗仍不美、人材仍不盛、官吏仍不能尽职、政事仍不能兴办，臣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情况。旧有的科举制度，因士人学习已久，难以一日废除，请暂且依照旧例；只是贡举的疏密一概以特举为准，而入官、试任、选择任用的次序，都排在特举之后。

译等到教化已经普及、风俗已经形成之后，再把这些制度全部停止。如果圣意认为可以施行，至于制定法律、周密安排的详细办法，希望下诏命有司议定。神宗时，知审官院苏颂上贡举议说：“臣私下认为，按照现在科举考试取士，比起往年已经详密得多。往年专门以词赋作为考试形式，学习古学的人有时会因声律、避病而受挫；如今则诗赋、策论综合考察，不专凭一场决定取舍。往年虽然综合考察三场，但学习经术的人有时困于不能作文；如今则有明经科。往年敦厚朴实的士人有的没有学习科举，无法自行显达；如今则有举荐遗逸之士。这样，诗赋考试遗漏的人可以从策论中选取，策论考试遗漏的人可以从明经科中选取，这两者又不能完全选出的人，还可以从遗逸之士中选取。天下如果确实有怀才抱艺的人，没有不能被朝廷全部收罗、擢用的。如今明诏仍认为这样还不够，臣私下认为，弊病不在法制有失，而在安排还不周全。安排不周全，原因有四：一是考试防禁过于严密，二是士子不从事本业，三是伪造冒充户籍来应试，四是取士人数不均。所谓考试防禁过于严密，就是封弥、誊录。” 封弥、誊录本来是想向天下显示极端公正，然而只是使士大夫徒然产生疑虑，并不一定完全达到了公正的原则；因而因此失去士人的，也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国家取士，以实际品行为先。如今既然封弥、誊录，考官只能校阅文章，怎么能够知道士人的品行呢？所以即使有才异出众的人，只因所试文章稍微不合程式，也可能被黜退。平时曾经有过污点牵累的人，如果一时的长处可以取用，便照样被收取。士人的贤能与否，以及进退取舍，全都系于幸运与不幸，这种情况往往如此。这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臣私下看到，天圣四年仁宗皇帝诏书说：“听说举荐、发解的士人，操守品行很少修养，被有司黜退后，便纷纷起来诽谤；升入科举选拔后，又多因败坏官职而归咎于士习流于浮华。应当特别实行敦促告诫；从今以后，各州发解的举人，都必须考察访问其品行。如果有乖僻恶行已经显著暴露，即使考试成绩可取，也不得一概发解送上。”由此可见朝廷的本意，是把士人的品行放在前面，文艺放在后面。如果实行封弥、誊录，又怎么辨别他们的贤能与否，做到像诏书所说的敦促告诫呢？为今之计，不如废除封弥、誊录的办法，使有司能够专门参照详察。一方面，主考官知道朝廷对自己的委任没有疑虑，会更加尽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二方面，有实际学问的人能够自我证明，文章程式上的小毛病不至于被弃置；三方面，浅陋之人本来就没有侥幸取中的希望。极端公正的原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议论此事的人或许说：这个办法实行已经很久，如今士人众多，争相进取，一旦改革，必定导致喧闹诉讼，怎样平息呢？臣认为，士子的品行，没有比乡里更了解详情的了。假如一个人平素品行没有声誉，因此被黜落，他自己已经厌恶众人的议论，又怎么会不同于那些多嘴多舌的人呢？如果是品行完美、学问丰富的人，偶然没有被推荐，既然知道朝廷取士的用意，那么人人都会自重，不敢轻率行事，培养自己的廉耻之心，日后足以成为可嘉的士人；这样所起的劝勉作用就大了。若说南省聚集天下士人，不下数千人，主考官没有办法逐一知道他们的贤能与否，即使看到了姓名，对公正选拔又有什么帮助？臣认为，这个办法应该先在州郡施行，也可以保存乡举里选的遗风。希望从今以后，一并委任知州、通判及职官，经常考察访问本州品行才能出众的士人，记下姓名，互相评议辨析。遇到诏令下达时，由转运司精心选择试官，按照惯例到贡院锁宿；举人的试卷不再封弥、誊录，仍另派官员点检、收纳。凡有涂改、批注、乙字之处，都盖印记完毕，随即发送试院，不得停留。命试官依照公正原则考校文章，除去因杂犯或不合考试格式而应先行黜落的人，其余全部评定高下后，报告州里知晓。州、通判、职官一同进入试院，共同加以审查复核；以平素在乡里有声望的人为先，然后决定去留，按照名额发解送上。试官和州官如果有偏私曲从，就命监司严加按察，详细奏报其事，重行黜降。这样选拔，必定没有靠侥幸进取的人。等到南省时，既然已经经过乡里考察，即使仍旧封弥、誊录，只考文章，也不会容许无品行的人参与奏名。殿试的考试形式属于朝廷，不是有司应当议定的。所谓士子不从事本业，就是举人不呈纳公卷。旧制中，秋赋先呈纳公卷一副，古律、诗赋、文论共五卷；预先被荐举的人还要亲自到贡院投纳，并在试卷开头亲自填写家状。知举官在考试日期前一个月进入贡院，先行考校，其中学业特别优异的，到了考试日还要更加精细地试验。如果程试文章与公卷完全不同，或者书体与家状不同，都要驳回黜放。有人假借他人的文章，辨认出来并且证据明显的，也立即逐出，永远不得参加科举。举人先呈纳公卷，是为了预先看出他的学业方向如何，也有助于选拔。景祐以前，学者平时必定课试杂文、古律诗赋，以备秋试的卷子，因此颇为用心于著述。自庆历初年废除公卷后，举人除了学习应举文章之外，大多把杂文、古律、赋、诗看作无用之言，不再留心。这难道是激励士人专心学业、努力作文的本意吗？臣希望从今以后，举人仍依照以前的命令，投纳公卷一副，不得借用他人文字，并亲自在试卷开头书写家状一份；按照旧制，委任知举考试官预先审阅，以备将来同试卷参验真伪，决定升黜。这样大概可以使人知道趋向学问，不做苟且之事。所谓伪造、冒充户籍来应试，就是现在外郡举人到开封府取得应试资格。天下州郡的举子既然认为本地人数多而解额少，往往争相奔赴京师，随后设法冒充户籍、参加乡举，户籍冒充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朝廷虽然加以严厉的法令，最终却不能禁止，大概是因为开封府举人并没有多少解额，动辄有数百人，反而正好招来外地人，使他们冒犯法令。要革除这个弊病，不如预先防范；在停止举行科举的年份，命开封府下属各县考察现在实际土著举人的人数，等得到确实的数目后，关送贡院。

译再与外郡人数相比较，酌情确定解送名额，按照人数分配，另行确定额外的本地举人名额。知道这样做后，谁还肯跋涉数千里、冒犯严法而求寄籍呢？开封府所减少的名额，请求移给国子监，增加其名额。这样既革除了寄籍、诈冒的弊病，又足以扩大庠序中教养人才的风气。这样施行，确实两方面都便利。有人说：开封府减少了人数，国子监又增加名额，那么人人争相到学校投状，对于冒充妄为，不也一样吗？这不是这样。在开封府有冒名冒籍的弊病；国子监本来就是四方俊秀进取的地方，事情性质确实不同，容许他们前来求进，又有什么妨害呢？所谓取士人数不均，是指进士、制科和遗逸。臣私下认为，往年放进士榜，每榜不少于四五百人；即使隔年放榜，也常常接近二百人。诸科大致依照进士人数，而制科入等的不过两三人，明经不过三五人，遗逸的荐举又没有固定制度。臣认为，参加制科的人博通古今、贯穿经史，论其积累学问和勤苦努力，也已经十分深厚；明经科的人虽然背诵数目有欠缺，但大义多能通晓；遗逸荐举的人即使不能完全符合诏书的要求，总的来说也都是乡里推许的人。这几科与进士、诸科中那些初学而侥幸考中的人相比，多取一些也不算谬滥。臣恭敬地看到新制定的三年一次科举诏令规定，每榜以三百人为限，这说明进士、诸科的进身之路已经拓宽，而制举、遗逸的名额和办法仍未涉及。况且近来的制度已经允许明经科从诸科名额中均衡减取，虽然取用人数不多，但已经有了定制，临时可以通融，从那边减少而增加到这边。臣愚昧地希望，从今年科举起，进士每榜暂且以二百五十人为限，留下其余五十人的名额，等待制举和遗逸之类。制举防入优等的，仍依照惯例；列在下等的，希望酌情增加人数，类比赐予出身，以酬答他们积学勤苦的努力。至于遗逸荐举，仍希望制定为固定制度：每次放榜之后下诏各路州郡及转运司，共同考察访问士人中品行显著纯正、经术文艺优长、为众人所推许的人；无论是考场落第，还是隐居乡野，都允许保荐。每路限定五人，并敦促送往京师，依照惯例以策论考试，考定高下；优异者赐予科名，与制举增加的人数共同补足所留下的进士五十人名额。列在下等的，也希望酌情推施恩惠，或者准许免除将来的文解。这样，取士的途径就更加广泛，品行和才艺兼优的人也不会被遗弃。奖掖、培养人才，敦促、激励懒惰怠惰之人，上可以辅助风俗教化，并不是没有益处。太常寺判韩维议论贡举的奏状说：臣恭敬地接受诏命，议论考校贡举的办法。臣谨按《周礼》所载大司徒的职责，以乡三物教导万民，并通过宾兴礼荐举他们：一是六德，二是六行，三是六艺。这些内容包括修养自身、侍奉君主、侍奉父母、交接兄弟亲戚朋友以及乡党相处的道理，没有什么不教的。至于射、御、书、数，也都是当时所需的实用技能，无不是因实际事务而学习的。所以一旦起身做官，所施行的都属于平素所学。如今的士人本来就不曾受到这样的教育，又用华丽浮靡而无用的文章诱导他们，用诵记却不讲解的言语要求他们；至于品行才能，则完全不加省察。因此等到他们做官时，平日所首先致力的东西，如今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从前竭力学习的东西，如今又不足以应用。他们之所以有时还能得到贤能俊秀之士并授予官职，只是侥幸罢了。如今想要谋划、推行良法，以改变这种习俗，就应当先去除无益的东西，使他们专心于有益的学业。臣请从五件事说起：第一，废罢诗赋，改为从所学习的一部大经中【令其通晓学习某经】询问经义十道，只用文章解释，不必全部记诵注疏；选取言辞典雅、得到圣人之意的，达到【原文“通▯以上”字样不清】作为合格。第一，原本设置明经科，明经科的取用人数与诸科相通，也是想逐渐诱导经生学习义理之学。但近来明经科中选的人仍然很少，大概是进士科的弊病在于不能记诵，诸科的弊病在于不能解释。如今请稍微减少贴经、墨义的题数，以招来进士科落选而参加诸科的人；诸科取中人数既少，其中出类拔萃的人就必须努力学习，来趋向明经科。并且诸科的大义考试常常放在末场，往往合格人数已经确定，即使大义答得不合程式，也难以再黜落【现在大义考试的条目中，有些不指明义理，只引用注疏便备作合格，达到六分便算粗通，此事应当另行议定】。如今请把大义考试稍微移到前面，黜退不能通晓的人，那么只会记诵的人就不能专凭此进取。这些都是为了警戒、激励诸科士人，使他们逐渐转向明经科。第一，州、府、军、监的各级学校，每有学生一百人以上【学生人数以秋赋参加考试的人数为准】，特别设置教授官一员；不满一百人的，由职官或曹官兼任【教授官由两制、三馆、国子监官员杂举，登记姓名，遇有空缺时授任】。第一，每逢应当发解时，从知州到所有在职官吏，以及虽非在职而做过官的人，还有虽未做官但凭道艺居于乡里的士人，都可以举荐举人。大致在州衙听事厅或学校讲堂，命众人评议品行义理特别优异者，按品第高下写成一份举状【没有特别优异者，允许不举】。等到程试确定合格人数后，如果所举之人在其中考中，就把他的姓名列在上等，并仍把姓名移送南省。考试之日，稍微增加优异的待遇【优异的具体办法应另行议定】，殿试也如此。除通常科举之外，另行开设几条取士途径，如近年敦促遣送遗逸之士那样。至于朝廷想要得到的某类人才，就临时设置科目考试。以上这些，都是改变旧法中最无益的部分，并逐渐增加奖励激励的办法。若朝廷尊崇道德，下面的人就知道所仰慕的方向；太学彰明教化，四方士人就有所成就。只要陛下和一两位执政大臣竭力推行，详细处置，那么明诏所说的统一道德、奖进人才，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六。【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七。明代杨士奇等编撰。选举。宋哲宗元祐元年，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上奏说：“臣从《诗经》中听说：‘思念那众多的贤士，他们生长在这个王国。’贤士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安宁。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人，贤士众多国家就兴盛，缺少贤才国家就衰败，这是必然的道理。士人之所以众多，是因为平素有教养培育，所以有秀士、选士、俊造等名目，按等级逐步升用，渐渐达到官位任用得人，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臣认为，朝廷培育人才、选取士人的办法，几十年来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从前参加进士科的人，手持经卷成为儒生，便知道自我尊重，称为应试将相科，也叫作白衣公卿。登科之后，其中位居高等的，知道朝廷必定会破格任用，大多更加奋发自励，进修德业，以符合当时的声望，所以后来成为公卿将相、名臣的人，大多就是这些人。近年以来，情况渐渐不同了，考中甲科的人，士大夫很少听闻其姓名，朝廷也很少得到其任用，大概是因为士子平素没有修养积累，朝廷的劝勉奖励又不周全。臣又听说礼部另行制定贡举条贯，但担心在激励士人品行、振兴儒学风气方面，仍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臣希望请求先行降下诏书说明，使人人知道朝廷培育人才、选取士人的道理，各自努力勉励；这样今后科举选拔得到的人才必定更多，贤士济济而国家安宁，也应当由此而来。” 彦博又上奏说：“臣考察《六典》所载三铨的办法，根据三类来考察官员的差异，优异的擢升，不合格的酌情退降，用来端正权衡、明辨赏罚，抑制贪求，倡导进用贤能。如今主管选官的制度，只是一概遵守固定格式；选格中有把举主多、立有军功的人列为上等的，但举主多的人有的只是善于请托，有军功的人也有的能够容许虚妄冒充。近来买人头、取得赏官的人极多，常有同时授予官职的情况，因此常常遗漏人才，也容许滥进。臣希望委任吏部尚书、侍郎，大略依照三类的办法，评定本次选官之人，适合任知州、通判、知县、县令的，考察其才德功效，分为上、中、下三品，送中书门下复核，确定可否后，由判铨官引见对答；一经圣上鉴察，任何人的真情都无法隐蔽，再决定去留，谁不受到激励？判铨的官员也应当体察朝廷委托的重大责任，以权衡鉴别人才自任，处置时不能迟疑。间或遇到人才高下特别悬殊的，也应特意把姓名报告朝廷，予以进退，这才算称职。”尚书左仆射司马光上疏说：“臣私下认为，治理政事的关键，没有比得到合适的人才更重要的。百官都称职，万事就都能治理。但人的才性各有所长，有的德行优厚而才干不足，有的长于此事而短于彼事。即使皋陶、夔、后稷、契，也只能各自守任一官，何况普通人，怎么能够要求样样完备？所以孔门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评论士人，汉代也通过多种途径得到人才。如果专门指摘缺点而掩盖优点，那么朝廷就没有可以任用的人；如果根据人的才器授予职任，那么世上就没有可以完全弃置的士人。臣误蒙甄别擢用，充任宰相，选拔百官是臣的职责，但臣见识浅短、阅历狭窄。知人之难，是圣贤所看重的。天下极其广大，俊秀之士如林，有的孤寒而被遗落，有的身穿粗布却怀有美玉，臣哪里能够周遍知晓？如果专门凭借自己的见闻来推荐，就有挟带私心之嫌，很难使众人心服；如果只依循资历次序，就会使官位授非其人，又凭什么达到治理？不如让在位的达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这样才能符合极端公正的原则，使民间没有遗落的贤才。”臣不胜狂妄愚昧，想请求朝廷设置十科选拔士人：一是品行义理纯正坚定，可以作为师表科【有官无官的人都可以举荐】；二是节操方正，可以备任献纳科【举荐有官之人】；三是智谋勇力超过常人，可以备任将帅科【举荐文武官员，此科也允许钤辖以上武臣举荐】；四是公正聪敏，可以备任监司科【举荐知州以上资序的人】；五是经术精通，可以备任讲读科【有官无官的人都可以举荐】；六是学问广博，可以备任顾问科【有官无官的人都可以举荐】；七是文章典雅华美，可以备任著述科【有官无官的人都可以举荐】；八是善于审理狱讼，完全公正而能得到实情科【举荐有官之人】；九是善于治理财赋，使公私都便利科【举荐有官之人】；十是熟悉法令，能够裁断案情、审定判决科【举荐有官之人】。职事官从尚书到给事中、舍人、谏议，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太中大夫，职名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每年必须在十科中举荐三人【不是说每一科各举荐三人，而是各自根据所知之人，充任某一科的举荐对象，共计三人】。举状应写道：臣私下看见某人有某种品行才能【都必须指明事实，不得徒然修饰空话；地位在上的人可以举荐地位在下的人，地位在下的人不得举荐地位在上的人】，臣现在保举他可以充任某科。如果朝廷擢用后发现其人不如举状所说【比如举荐品行义理纯正坚定的人，而他本人却触犯名教；举荐节操方正的人，而他却奸佞邪曲、阴险刻薄；举荐智勇过人的人，而他却因愚弱怯懦导致失败；举荐公正聪明的人，而他却私曲昏暗；举荐经术精通的人，而他却不能讲读；举荐学问广博的人，而他却空疏浅陋、如面对墙壁；举荐文章典雅的人，而他却鄙陋拙劣、错误百出；举荐善于审理狱讼的人，而他却迟滞拖延、失实枉断；举荐善于治理财赋的人，而他却使百姓困苦、耗损国家；举荐熟悉法令的人，而他却屡屡造成判决出入】以及犯有正入己罪，臣甘愿接受朝廷刑法，绝不推辞。等奏状送到，交给中书省选择勤谨的官吏专门收掌；十科各置簿册，随时抄录年月日、某官姓名，另置举荐官臣僚簿。年终没有举荐或举荐人数不足的，按察弹劾施行。若京城内外遇到事务，需要选派官员考察衡量、点检磨勘、清理催促、推勘定夺，就委托执政亲自检查各簿册，按照所举的科目，选派官员试任、办理上述差使。如果能够办成，就立即另置簿册记录其功劳。遇到本类别职任有空缺【比如经筵或学官有空缺，就任用行义纯固、经术精通、学问该博等科的人；台谏有空缺，就任用节操方正科的人之类】，就委托执政亲自检查各簿册，选择名实相称、举主较多或有功劳的人补充；并且在本人除官的敕告之前，把举荐官的姓名全部开列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