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八

译下以及已经获得进擢的人，或者寄禄官达到中散大夫的，都由堂除办理，这是吏部不敢预先干预的。朝议大夫以下接受常调差遣的人，都归吏部办理，这是中书不可侵犯的。制度设置得如此详尽严密，是为了防止大臣专横恣意，革除小人的侥幸。恭敬地想到神宗在位时，深究这些弊端，凡堂选、奏举之类全都废止，以表示大公无私的道理。开始是去年八月中，执政以繁剧去处、重法地分为理由，申请把吏部所任用的知州、通判、知县，以及在京库务、寺监丞等六十多处空缺收归中书，由中书取旨选派。此后除授官员的弊端，私下徇情的情况逐渐增多。如今天下州郡，除去别京大府、原本属于堂除的地方、须取旨选派的地方，以及原属八路指射的地方外，留在吏部等待常调的职位极少，而待选人员极多。等待次序的人，远的要等两三年，近的也须一年；有时出现一个可以就任的空缺，中书却取来差派给别人。有的人已经接受了一个空缺准备离任，中书又把它夺走而给了别人。处州的胡宗质、睦州的李孝广、滁州的陈知新、光州的燕介、均州的刘斐、永州的吴潜，这六郡都不是原本属于堂除的地方，却被中书取来差派。吏部差王照知海州、栾子元通判瀛州、方防知咸平县，都已经过了几个月，中书却又以石麟之任知海州、胡及任通判瀛州、孙纯任知咸平县，这些都是夺取他人已经获得的职位来施惠给他们。如果说胡宗质、李孝广、陈知新是由提举任上替换下来的人，燕介是中散大夫，石麟之曾任太常官，都是吏部可以差派的人，那么就应当核查堂除的州郡职位来差派，不应当夺取吏部正在使用的空缺，更不应当夺取别人已经接受的职位。如果说朝廷谨慎选择庶官，执政只是任用有才的人，那么刘斐曾任知州，因为误判死罪而被责降，吴潜曾任转运判官，因为刻剥苛细而罢官，都不是所谓有才的人；近来却刚刚获得牵复，又先行除授郡职，士人舆论喧沸，已经认为不公平。然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胡及曾任开封判官，因为不能谨慎检察而离职，才送到吏部，便得到堂除。孙纯因接受贿赂获罪，只是因为他是宰相的妻族，便得到畿县的职位；这些职位全都是夺取别人的职位来给他们。王说原任徐州知州，附在奏议中；吴居厚因搜刮聚敛、残害百姓而任满回到吏部，忽然被除授为省郡官员，被人弹劾，于是罢免其职。如今又差派陆师渊知密州；他先前任开封县税务官时，税入尚未达到规定限额，账簿也还没有造完，因懈怠迟缓而被冲替，如今却差派他知宿州。况且胡及送入吏部、王说罢去省郎，都是朝廷公开责罚的人。诏书墨迹还没有干，中书已经发出选授告命，却不说明其中缘由。陆师渊与刘斐、吴潜都是被冲替的人，而陆师渊又得到原本属于堂除的大郡职位【即知宿州】，徇私曲从、纵横行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就是陛下贬黜他们，执政却提升他们；陛下罢退他们，执政却进用他们。怨恨归于皇上，而恩惠出自臣下，这不是今天应当有的现象。威权和福赏，是天子所应专掌的；法度，是大臣所应当遵守的。如今大臣进退群吏，全凭自己的意旨，实际上是不守法度而想独专威福。臣担心朝廷尊严受损、纲纪混乱，在这种时候，应当警戒其逐渐发展的趋势。伏愿圣上慈悯，将应当属于堂除的空缺编为一等；今后如有应当获得堂除的人，只在前面所说的地方定差。那些曾经被破格提拔任用，却又不是按常规次序调换、罢免，或因获罪降职而牵连复职，且不送吏部办理的人，应在本来可以堂除授官的人之下另列一等，依照名次先后和前面所说的差遣办理，不得再从吏部领取空缺来差授。至于已经冲替而授官的人，所有元丰八年八月关于取防选差的条贯，也请下令删改。刑部侍郎王觌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吏

译部四选中吏员冗滥，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然而在任用人的时候，想求得品德端正、守义有操、能赴事立功、称职可靠的人，却常常苦于这样的人太少。议论此事的人对此感到疑惑。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城邑，必定还有忠信之人，何况如今太平日久，出力任职的人数以万计，其中蕴含道义、负有才干、学问丰富的人，也应当很多。可是仍然以人才少为忧，为什么呢？大概是内在不足的人急于让别人知道自己；那些贤能廉正的人既不急切求取声名，那么朝廷之上要知道他们，岂不是很难吗？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即使让孔子执政，想使贤才众多，也不过是让在位的人各自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罢了。如今举荐升迁改官，只是为了符合资格。近年十科荐举，所荐的人已经很多，朝廷却难以全部任用，于是这些科目便被轻视，士大夫也把它看成一纸空文，这是形势使然。

译臣私下认为，科格固然不能废除；如果在科格之外，偶尔诏令内外臣僚中一向有才望、所说的话可信的人，特别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一两个人，再用具体事务考验他们，那么臣下既把特别荐士看作荣耀，就不敢轻率从事；又可以通过所荐之人的作为，观察荐举者是否有识人之能，并据此赏罚，那么奉诏荐举的人谁不尽力承担责任？这样或许人才就会涌现出来。王觌任右司谏时，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今年正月十七日敕书中的条文：举荐经学明通、品行修养的人，交由州县当职官员共同具状保任，申报监司，再加以考察，并且在发解之前行文报给本州，让他们充作本州的解额。臣私下认为，朝廷设置经明行修的荐举，不只是想得到这些人来任用，也是要勉励后进士人专心于学问品行。如今如果把州县举荐的人充作本州解额，臣恐怕还没有足以勉励学行，反而先败坏了风俗。古人所谓士，没有不以廉退自守、看重自己的。自从以科举取士以来，士人不能以廉退自重，也已经很久了。如今天下州郡应举的人很多，而解额极少，凡是怀抱经书读书却又不能免于求取禄位的人，无不有争相进取之心。假使经明行修而被举荐的人不占用解额，那么后进士人看见本乡经明行修的人，势必要出力推荐；这样人人都会有君子长者的风范。假使经明行修而被举荐的人反而夺去解额，那么后进士人看见本乡经明行修的人，势必内心怀有嫉妒憎恨，并诽谤、攻讦、揭发其短处，无所不用。’ 这样一来，求学者中能够成就完美品德的人就更少了，而经明行修的荐举难道不近于废止吗？这本是必然的道理。臣所以说：如果把州县举荐的人充作本州解额，臣恐怕还没有足以勉励学行，反而先败坏风俗。天下的风俗有浇薄、淳厚之不同，难道都是人的天性如此吗？只是看引导他们的方法如何罢了。臣恭望圣上慈悲裁决，把前项敕书中‘与充本州解额’六字改为‘于本州解额外解发’，这样或许可以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病。’ 贴黄：臣又查阅前项敕书，其中各路所举荐的人都有规定人数，唯独没有涉及畿内，恐怕是遗漏了。不能说王畿之内没有经明行修的人，也请下令补入。王觌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自祖宗以来，台谏官缺少一员，便诏令近臣荐举二员，召到便殿对答，由皇上决定取舍任用，执政大臣不得干预。这是因为台谏是用来监察大臣过失的；如果出自大臣之门，朋党依附的人就会到来，忠直进谏的道路就会堵塞。君主即使想使耳目明察、虚心听取意见，又有什么嘉谋嘉猷能够传到面前呢？近来监察御史缺二员，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共同荐举六人，如今听说只召见了二人，不知这是出于陛下的意思，还是出于宰执的意思？如果出于陛下的意思，固然可以，却不合祖宗旧例；如果是宰执进呈拟定，那么权力就归于大臣，朝政的缺失由谁再来议论？这个源头一旦打开，臣恐怕日后台谏官都出自大臣之门，而陛下将孤立无援。《书》说：‘只有君主能施福，只有君主能施威。’《左传》说：‘庆赏、刑罚和威权，都属于君主。’愿陛下时时记住这一点。今后近臣奉诏荐举台谏官，必须召见对答，亲自考察，人才的取舍独由圣上裁断，这样或许能使祖宗旧例不被废弃，台谏官也能多得其人。’ 毕仲游上言说：‘臣今年三月奉宣命入内，充任进士覆考官；自从臣任职以来，多次被差入试院，对读考校，熟悉地看到举人的科场文章，对以诗赋、经义取士的利弊实情颇有了解。自朝廷商议改革科举以来，臣本想详细上奏陈说，但臣充任府僚，事务繁多，仓促之间没有上奏的闲暇，未能尽陈愚见。如今臣卸下府事，待罪于儒馆，私下听闻士大夫议论科举利弊，仍没有定论。崇尚诗赋的人，就指经义为容易学习、难以考察，却不说诗赋的名位低于经义；尊崇经义的人，就指诗赋为雕琢文字、没有用处，却不思考经义在取士中究竟有何实际作用。诗赋、经义的利弊本来就没有定论，却又隐瞒自己的短处，夸大自己的长处，这就是彼此更加不信任而没有定说的原因。诗赋不能和经义相比，这是很容易看出的。让举子写讲究声病、对偶骈俪的文章，以满足有司的要求，和阅读圣人之经、推究圣人之意、建立自己的学说相比，那么道的尊卑、志趣的远近，不用说就明白了。然而诗赋实行了将近五六百年，却一直没有使人厌弃。自隋唐以来，高才卓识、建立功名而有道艺的人，往往出自其中。’ 经义实行还不到二十年，天下已经显出厌倦的样子，很快又恢复诗赋。难道尊贵而深远的经义不足以办理事务，反而卑近的诗赋更适合世用吗？为什么不把事情的根本、末节、始终都综合起来议论呢？经术是古学，可以用来谋求圣人之道，却不能拿来作为科举取士的工具；诗赋是今学，可以用来应付科举，却不足以谋求圣人之道。如今如果让天下士人不为科举，而专心治经，像王弼治《易》、郑玄治《礼》、孔安国治《尚书》、杜预治《春秋》那样，那么即使列举隋唐以来的诗赋之学，哪里能赶得上这四人的研究？如果把这四人的治经之学纳入今日科举，它们也会变成举子的文章。诗赋、经义的利弊，到这里就看清楚了。臣请明白说出。扬子说：‘天若一下子就可以测量，那么它覆盖万物就会浅薄；地若一下子就可以测量，那么它承载万物就会薄弱。’这是说圣人的经术幽深宏远，如同天地的高厚，不是用浅小的方法能够研究的。孔子说：‘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汉唐诸儒也大多到白头仍在研习经书，然后才成为一家之学。近世如孙复研究《春秋》，居住在太山四十年，才得以贯通而自成一说，人们还认为他没有穷尽《春秋》的微旨，而熙宁、元丰年间的进士，今年学习经，明年就拿来应举。

译他们说传注之学不足以判定是非得失，便再加上新说；新说不足以判定是非得失，便又加上佛、老之书。至于分章析字、旁征曲引，只为求得符合有司的要求。圣人的经术于是只成了占取利禄的工具，归根到底不过是应举中第罢了。哪里还有端正内心、诚实行意来研究经术、谋求圣人之道的人呢？臣愚昧，不知道把经义作为科举内容，是想尊崇经术，还是想贬低经术？想贬低经术，当然没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如果让举子分章析字、旁征曲引，以求符合有司，作为占取利禄的工具，这就是想尊崇经术，反而把它贬低了。诗赋之学本来对圣人的经术没有益处；但圣人的经术不被举子的文章扰乱，仍然保持原样。有志之士在科举之外，仍可以端正内心、诚实行意，研究经术、谋求圣人之道。如果说研究经术便成了佛老之学，而分章析字、旁征曲引又都是以前在位者所造成的，如今不这样做，又会损害经术吗？那么既然已经把经术作为占取利禄的工具，使人求合于有司，得失的忧虑交集在眼前，臣恐怕日后在位者所造成的弊端会比前日更严重。归根到底，方法不妥当就算了，怎么可以预先断定它不会有损害呢？这可以议论诗赋、经义利弊的第一点。举子取得名次，只看考取与否罢了；既然要看得失，就不得不迎合当时所崇尚的学说。因此王安石在位时，经义就想符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时，经义就想符合司马光。细小的例子多得说不完，臣请只说大的。王安石不研究《春秋》，熙宁、元丰年间，经义于是废去《春秋》一科，学者也忌讳《春秋》而不谈；司马光研究《春秋》，元祐年间，经义全都明白铺陈《春秋》来立说。这能说是端正内心、诚实行意、研究经术、谋求圣人之道的人吗？对于圣人之道，到底有损还是有益？即便如此，也不能责怪举子。他们应举，必然忧虑得失；既忧虑得失，就不得不在经义上迎合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经义不符合王安石，有司就不敢录取；知道有司不会录取，参加应举还不如不参加。天下应举者不下数十万人，人人都以经义苟且迎合在位者来谋求利禄，那么风俗受到伤害、操行日益衰败，未必不是科举造成的。所以诗赋虽然被认为没有用处，但写《圜丘象天赋》，就只需写《圜丘象天赋》；写《尧舜性仁赋》，就只需写《尧舜性仁赋》。即使想迎合在位者，也没有门路，而迎合本来又没有益处，所以不会这样做。有人诘难臣说：废除经义而采用诗赋，诗赋不能用来迎合在位者；如果用策论迎合在位者，那又怎么办？臣回答说：用策论迎合在位者，固然是不幸；如果又加上经义，让它也用来迎合，难道还嫌迎合得不够多吗？然而科举的体制，通常以诗赋、经义决定去留，以策论决定高下。既然在决定去留时没有办法迎合，那么为了决定高下而迎合的人必然少。因而治平以前，用策论迎合在位者的人，远没有熙宁以后用经义迎合在位者的人多。这是可以议论诗赋、经义利弊的第二点。取士的方法，古代一定有过，就是乡举里选。如今朝廷如果恢复乡举里选，才是正确的取士方法，才是求贤、求能。如果说乡举里选还不能仓促实行，那么今天的取士，就不敢一定说是在求贤，也不敢一定说是在求能，只是因为科举不能废除而设立法制罢了。如果说是求贤，那么诗赋、经义都不能辨知一个人是否贤能；如果说是求能，那么诗赋、经义也都不能辨知一个人是否有才干。既然贤能不能通过科举取得，那么诗赋、经义姑且只问它们在科举实行后是否便利罢了。诗赋虽然看似没有什么可做的，但题目有的出自经书，有的出自史书，有的出自诸子百家；学习诗赋的人必须涉猎九经，泛观诸子、史书，知道其中的条目和精华，才可以下笔。策论之中又自有经义。把废除诗赋以前举人的策论中所说的经义，与废除诗赋以后专门学习经义的人相比，差距有多大？涉猎泛观，必然粗知前人的言论、往人的行为、治乱得失，而聪明出众之士因此在世上显露出来的很多。由此看来，诗赋虽然似乎无用，但这种方法能使举子粗知前言往行、治乱得失，并且通晓事务；它的名声虽低，施用于科举却偶然取得了这种便利。经义则不是这样：治《尚书》的人不治《诗》，治《诗》的人不治《易》，治《易》的人不治《礼》，治《礼》的人不治《春秋》，这是只知道一经而不知道其他四经。虽然还有策论，但科举之下，论题自然能看出出处，容易作文；策题则人人都带着策书摘要等待，考官不出其掌握范围，所有可以问的内容都在其中，不是用来扩大知识学问的。即使世上不缺少见闻广博的人，但他们所研究的书，只要粗通策问、有所准备，就可以取得名声和功名，于是势必不再留意其他书史。如果不是经常参加旧日科举的人，那么所谓前言往行、治乱得失，即使是众人共同知道的事情，也可能不知道。甚至有人把贾山说成贾谊，把建武当作汉武帝的年号。由此看来，经义的名声虽然接近古学，但用经义应举的人反而昧于前言往行、治乱得失，几乎无法在世上显露才识。经义的名声虽尊贵，施用于科举却偶然显示出并非适宜的方法。况且自隋唐以来，高才卓识、建立功名而有道艺的人，往往出自诗赋科，似乎已经取得成效。如今朝廷如果一定想仿效古制来兴起贤能，就请等待恢复乡举里选。如果只是因为科举不能废除而设立法制，那么日后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凡是参与治理天下的人，大多要由科举进用，这不是小事。这样看来，诗赋、经义之学，究竟应当采用已经在科举中显出成效的方法，还是采用知道其方法不便的方法呢？这是可以议论诗赋、经义利弊的第三点。

译至于诗赋，有声律，容易考察；经义是散文，难以考核。诗赋所出的题目取自各种书籍，没有穷尽；经义所问的条目各自依据本经，有其范围。诗赋题目变化多端，必定是考生自己写的文章；经义只要义理相互关联，就可以采用他人写的文字。诗赋即使事先准备，也足以看出举人在仓促间的才思；经义却容易形成框套，多是举人在考场之外预先撰写的文字。诗赋只比较工拙，有司没有偏爱或厌恶之心；经义各自崇尚专门之学，试官多凭偏见取舍。像这样细小的利弊，难以一一说尽。如今朝廷虽然恢复诗赋取士，但诗赋之外仍保留经义，这是诗赋、经义各有利弊。如果认为经义可以实行，就没有必要恢复诗赋；如果认为经义不可实行，那么既然恢复诗赋又略微保留经义，不过是想让举子在词赋之外再知道经书罢了。然而这仍不是好方法。过去科举没有改变时，以诗赋观察文辞才采，以策论观察经术，策论题目出于六经，这就是经术；策问涉及经旨，也同样是经术。难道一定要名为‘大义’才算经术，不名为‘大义’就不算经术吗？过去的策论虽然不是大义，但策问、论题有的出于《易》，有的出于《礼》，有的出于《诗》《书》，有的出于《春秋》，没有什么不出自经书，于是举子也没有什么不留意。虽然不是纯粹专治经书，但《诗》《书》《礼》《易》《春秋》都必然能够泛通。如今既然在诗赋之外，让人各治一经来写大义，那么策问、论题就必须避开举子专治的内容，不敢出自五经之中。举子知道策问、论题不出五经，为应付有司所作的准备就少了，于是也将形成治《尚书》的不治《诗》、治《诗》的不治《易》、治《易》的不治《礼》、治《礼》的不治《春秋》，这同样是只知一经而不知四经。虽然有诗赋，但举子为诗赋留心，与为经旨而留心五经，取舍不同；这是诱导他们浅薄，驱使他们狭隘。如今的办法，不如专门恢复诗赋取士，不要使科举妨碍那些进身后研究经术的人。专门恢复诗赋取士，那么隋唐以来高才卓识、功名道艺或许可以兼得；不使科举妨碍研究经术的人，那么圣人的经旨或许不会被科举扰乱。如果考虑到如今的举子已经学习经义，即使恢复诗赋，也有不能写作的人，那么希望设置嘉祐明经科，来接纳不能写诗赋的人。所取的人数以及推恩的厚薄，只要比嘉祐制度略有增减，人们就没有什么难以接受的。明经接近经义，但方法与今天经义取士的利弊不同。录取明经的人常常少，录取进士的人常常多，那么天下应举者将会自行转向诗赋，不必靠法制强迫，诗赋这种方法的长处也会逐渐恢复。用经义取士，实际效果虽未必达到理想，但名义接近古制；用诗赋取士，实际效果确实明显，但名义不如经义尊贵。如今拘泥于表面的人，只看到朝廷罢经义、恢复诗赋，便以为这是喜好古制，却不知道经义不应被科举牵累。废除经义之后，应当诏告天下，寻求穷究经书、谋求圣道的人，如胡瑗、孙复、石介那样，设置为博士、教官，使他们向诸生传道；这样今天所崇尚的才算是正确的经术，而且没有科举的牵累，这是最美好的治道。旧政已经废除，恢复它的人要戒慎不要急暴；名义接近古制却加以改变，百姓就会疑惑。因此，专门恢复诗赋取士，设置嘉祐明经科以接纳不能写诗赋的人，同时又诏告天下寻找穷经谋道而不受科举牵累的人，让他们向诸生传道，虽然符合道理，也能避免急暴而消除百姓的疑惑。臣拳拳不忘的忠心，只请朝廷裁夺取舍。贴黄：臣私下看到，朝廷平日办理事情，即使事情体制并不重大，仍大多沿用旧例，对更改十分谨慎，这是考虑到更改之后恐怕会有意外的利害，不是眼前的思虑所能穷尽的；不如沿用旧例便利。如今用诗赋取士，源流久远；且只说本朝，如吕端、李沆、王旦、鲁宗道、王曾、韩琦这些人，在一百多年间，凡是参与安定社稷、治理天下的人，多出自昔日进士科，这个旧例也很重大。那么今天凡是议论科举的，并不只是为了科举本身，因为知道日后还要从其中寻求国家的柱石和股肱之臣，这不是小事。如果估量采用经义一定能比诗赋取到更多人才，那么今天所争论的诗赋、经义都只是枝节，不必忧虑。如果道理难以凭臆测定，恐怕会耽误朝廷长远的用人计划，就请更加审慎详细地考察，仍以平日办事慎于更改为原则。诗赋、策论四项考试中，诗赋最难学习；如果不是超群绝伦的才华，既写诗赋又写策论来参加科举，未见有余力。如今既考诗赋、策论，又在诗赋之前增加一场大义，深恐举子力量不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况且从来科场临近考试时，举子都停下其他用力之事，养精蓄锐；入试第一场考诗赋，第二天入场考论，文章不多也可以，第三天再考策。如今在诗赋之前先用一场大义使他们困顿，到第二天才考诗赋。不只是场次太多、考校增加冗杂，而且举人参加考试，必然会感到困苦。然而朝廷恢复诗赋又考试大义，一定是因为把大义看作经术的缘故。只是举人学习诗赋，是为了取得名次；学习大义，也只是为了取得名次；二者都是借来谋求利禄的工具，并不是真正所谓的经术，与诗赋又有什么不同呢？殿中侍御史陈次升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朝廷的事情，由宰执得以推行，由台谏得以进言，上下相互维系，彼此相互制约，以防止徇私，以杜绝奸邪惑乱。自祖宗以来，选任台谏官，宰执不得干预；如果有妨碍或嫌疑，必须回避，这正是保存大公之道、建立太平根基的做法。近来官员的除授多出自大臣，取舍不依据圣上选定，臣实在担心他们互相结为朋党、互相勾结周旋，蒙蔽君主的聪明，成为权臣的羽翼。这件事关系极大，确实关系到治国体制，也是国家安危的关键，重要处就在这里。臣想请示，今后台谏官如果有除授或罢免，三省不得进拟，全部由皇帝亲自批示下达指挥；这样可贵在于使言路得到适当的人选，消除阿附风气，打开忠直进谏的道路，臣不胜庆幸。’

译李荐上奏说：‘我听说荐举得到合适的人就受赏，荐举不合适的人就受罚，这是古代的道理。必须有赏赐来勉励荐举，才可以使人举荐善人；必须有惩罚来威慑荐举，才可以禁止结党邪曲。只有赏赐，就会争相猎取虚名，希望侥幸自我进身；只有惩罚，即使有真正贤才，也都会疑虑畏惧而不敢推荐。鄂秋对萧何，一句话便使萧何获封通侯；驩兜对共工，一句话便使共工流放崇山。赏罚对荐举的劝阻，不是很明显吗？人的本性喜欢赏赐而厌恶惩罚；国家的法则却难于施赏而容易施罚。人所喜欢的，国家难以做到；人所厌恶的，国家却容易做到。如果该赏而赏得迟缓，人们一定会互相说：‘千万不要举荐贤人，只是白白劳累自己罢了！贤人希望我举荐他，而恩赏却吝啬，何况根本没有赏呢？’如果该罚而一定重罚，人们一定会互相说：‘千万不要举荐贤人，只会给自己增加牵累！赏赐未必给，处罚却一定兑现，何况只用惩罚呢？’况且古代进贤的人受上等赏赐，埋没贤人的人受公开显著的杀戮。诸侯进贡贤士，甚至加赐九锡；不进贡贤士的诸侯，甚至削黜爵位和土地。由此推论，只怕有贤人而不能进用，哪里会怕荐举过多。’ 尧寻求能够像蓍草一样预知事理的人，启明却昏昧好讼，于是启明被放齐推荐；尧寻求治理洪水的人，伯鲧却违抗命令，于是伯鲧被四岳推荐。如果只看他们不善于知人，那么放齐、四岳似乎应当像驩兜一样被流放。尧却搁置此事不问，舜也不再治罪他们，为什么呢？大概人的确不容易了解；嚚讼、方命的恶行表现在外，容易辨别；静言、象恭的恶意藏在内心，难以察知。以尧舜那样的圣明，尚且为此忧虑畏惧，那么放齐、四岳荐举失当的过错，难道能与驩兜同等论处吗？由此推论，即使偶有惩罚，也应当宽恕。如果有贤人而进退取舍偶有不当，应该宽恕而不责罚；这说明圣人对于天下，求贤的意念深，责罚不肖的意念浅；施赏多，施罚简；求治考虑周详，施刑从略。因此忠厚的教化深入民心，天下就不会遗漏贤才。如今荐举制度似乎是责罚不肖的意念深，求贤的意念浅；用罚严厉，用赏简略；施刑周详，求治粗略。这样怎么能招致天下贤才供我们使用呢？所以有司妄自揣测朝廷意旨，把进贤一律看作尚未发觉罪过，把发现罪过看作有功；没有过错而进贤反被看作有过失、无功。朝廷把黜陟之权授给我，本来是因为认为我是能干的官吏，不是要我用严峻法令来减少恩德；朝廷让我担任荐举之职，也只是沿用旧例。如今又没有赏而只有罚，所以虽然有荐举之名，却没有荐举之实；不但没有实效，反而还把荐举当作交易，为什么呢？假如甲在这里任长吏，乙在那里任长吏，甲先举荐乙所偏私的人，然后乙再举荐甲所偏私的人，并不是有意于所举之人，而是甲乙自己互相施报。既然是互相施报，便借荐举之手举荐各自的私党，这难道不是交易吗？荐举的本意，难道不是想得到有道之士吗？有道之士，怎么能容貌逢迎、取悦上司来谦卑自处？难道不是想得到孤寒之士吗？孤寒之士，又有谁怜悯他们、为他们援引呢？所以凡是充数荐举的，大多是有权势者结交党羽、互相弥缝唱和的人；从未听说他们拔擢一个久困下位的人，提拔一个豪杰。真正可用的人如果都是这样，想让群贤接连被提拔，有这样的道理吗？陛下聪明，难道看不清吗？正如辨明黑白一样，古人所说的‘通达地看他所举荐的人’，以及‘观察近臣，看他所荐举者的才能’，不必等臣说出后陛下才明白。如今的办法，不如先诏令大臣商议恢复荐贤之赏，使天下没有责怪朝廷吝惜恩赏的议论；这样或许劝善惩恶的道理，人人都会相信。然后让凡是荐举的人，都必须像揭发罪行那样详尽，使人能够考核查验。如今天下的长吏，凡是揭发罪行，必定铺陈罪状上报，说某人曾做过某事，可以抵罪，定要使他抵罪才罢休。至于他们所荐举的人，却含糊其辞，虚借事实，不过是做成文书罢了，从未铺陈其事上报，说某人曾做过某事，可以任用，定要使他得到任用才罢休。即使有铺陈上报的，也必定说某人有办事才干，曾在某处生财几十万；某人有机谋策略，曾在某处审理案件几十次。假使荐举奏章能像揭发奏章那样详尽，下级官员的善行哪里会有不能上达的呢？朝廷听到后任用他们，进一步器重并使其履历显达、身居要职，必定要让荐举者自己说：‘如果不是我荐举他，他怎么能到这个地步？’陈平封侯，魏无知也因此受赏，就是表彰荐举者、使人不忘其功，那么恩德就深厚了。像周勃那样历任显职而封列侯、诸侯加九锡，本来不能作为固定等级；但愿根据被荐者的高低，酌量给荐举者以酬赏。按照今天的法律，所荐之人一旦犯一次罪，凡是荐举他的人都要连坐，甚至削去品秩、收缴印绶，也一点不宽贷。如今如果让荐举者因所荐之人而获得酬赏，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臣又姑且以一郡来谈：一郡之内，文武官僚不下百人，而部刺史荐举的法定人数，每年才二三人；至于允许揭发的，却没有人数限制，意思是凡是可以揭发的都必须揭发。既然如此，荐举为什么偏偏不能这样呢？难道是因为名额已经足够吗？以后即使还有可以荐举、可以安置的人，也不必顾虑。唉！这就等于朝廷允许他们埋没贤才。所以席子还没有坐暖，就已经把私党举完了，私党全都安排妥当。我看见真正可以荐举的人，就对他说：‘不是不知道您，只是怎么荐举您呢？’因为名额已经满了。臣希望陛下既然颁下荐贤之赏，就诏令天下长吏，见到可以荐举的人便荐举，不必用人数限制；如果没有可以荐举的人就停止，也不必为了凑数，这样或许就没有遗憾。古往今来，长吏把荐举当作恩惠，下级官吏却把奔走竞争当作风俗：有的出卖交情来求进身，有的贿赂他人来借取声誉，有的用饮食玩好豢养亲信，有的姑息低头、弯腰来讨好仆御，有的用卑下言辞来极尽恭敬，有的表面柔顺来求取欢心。替人吸脓疮、舔痔疮，竟不以为羞耻；指天发誓、表明真心，竟不以为惭愧。若不是明智通达、能洞察事理的人，很少有不落入他们圈套而错误荐举的。

译愿诏令长吏把阿大夫因此被烹杀、即墨大夫因此被封赏的事作为龟鉴，不要妄自许诺他人为国士。如果一定要公正荐举，就让下级官吏在考绩簿中明确记载功过，不要崇尚虚文。年终便取各人的考课文书加以核查，评定优劣：可以荐举的，记载其可荐举的品行才能；可以罢黜的，记载其应被罢黜的过错罪恶，把它们张贴在公堂上，使官吏百姓都能议论；认为可以荐举之后才荐举，认为可以罢黜之后才罢黜，这样就不会僭越，也不会滥行。臣的意见已经没有遗漏了。但也不能不防备另一点：天下被荐举的人如果太多，吏部会苦于难以选用。臣愿按四科排列品行和才能相当的人，再根据被荐举人数多少分等。何况朝廷如果一定要真正得到贤才，那么荐举多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贤才多而荐举也多，不要怕劳累，这是太平盛世的光彩。王岩叟上言说：‘臣私下认为，人在表里内外都没有可疑之处，才可以任用；事情由上下相互响应，才容易成功。这就是诸府辟召、各司表举不可废除的原因。自从辟举之法废止而采用选格，只能看见功过，却不能看见人才。中等才干的人对此感到忧虑，于是不得已设置踏逐、奏差、申差等格式。所谓踏逐，暗中实际采用荐举官员的作用，明面上却把同罪关系削去，并不是好办法。选拔人才、荐举能者，却称为踏逐，也不是雅正的名称。只选择用人的地点，却不重视用人的方法，不是深谋远虑；委托别人掌握权力，却不允许他荐举自己所知道的人，不是通达的办法。臣恭愿圣上慈悲，特赐指挥，恢复内官司荐举官员的法令，以畅通公议。’ 校书郎李昭玘进策说：‘璆琳琅玕都是美好的材质，经过雕刻琢磨，成为器物之后才可以施用；楩楠豫章都是良材，经过生长培育，成为有用的木材之后才可以使用。人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本性没有不善的；充实自己的本性，直到成为完成人格的人，然后才可以治理别人。还没有成为完人，即使有公绰那样的不贪欲、冉求那样的才艺，圣人仍不取用，是因为礼乐修养不足。先王能够使人必定达到成人的境界，本来有一套方法，就是谨慎办理学校来教导他们罢了。先王的学校，都是用来明白人伦的；能够明白人伦，然后可以尽到人的道义；尽到人的道义，然后可以治理别人。因此，在朝廷任职时使他长大成材，出任地方官时使他治理百姓，归根到底只是要使百姓共同向善罢了。当他们接受教育时，有的三年便被宾兴荐举，有的终身不得列入士类。即使是庶人的子孙，只要积累学问、端正身行、合于礼义，就提升为卿士大夫；即使是卿士大夫的子孙，不能积累学问、端正身行、合于礼义，也降为庶人。这就是先王要求人必定成材、等待人必定达到标准的道理。从离经辨志到敬业乐群，从敬业乐群到博习亲师，从博习亲师到论学取友，从论学取友到知类通达、坚定自立而不反复，称为大成。’ 不能通达，就说明智慧不足以应对事物；不能坚定自立，就说明仁德不足以守护自身。先王要求人达到这样详尽的程度，是因为人的行为处世，若不是到了四十岁能够不受迷惑，那么是非的道理、进退取舍的原则，仍不能保证他以后不改变。由乡学升入司徒，由司徒升入国学，由国学升入司马。由秀士选拔为士，由士选拔为俊士，由俊士进至造士，由造士进而任用，不越级，不违背次序。议论评定确定之后才授官，授官之后才授爵，职位确定之后才给禄。先王取用人才一定要经历如此长久的时间，是因为听他的言论、观察他的行为，不是一天之内就能考察清楚的。因此士人只知道学习是快乐的，不知道学习可以停止；只知道做官是可欲的，不知道做官需要求取。进取或退处，都等待天命，人人安于求学，乐于遵循义理。考察他们便有成就的德行，任用他们便有成效。三代能够成就王业，正是因为这套道路一向实行。自汉武帝开设学校、增置博士、扩大弟子名额，以射策决定科第，用官禄勉励，求学的人逐渐兴盛，异端学说也日益滋长。关于六经的学说，人们各自向君主献说，并把它当作禽鸟牛犊般的礼物；性命之理，又被毁道之言所损害。圣贤的事迹被追逐浮名的行为所湮灭，都是利禄造成的。陛下曾经诏令师儒，扩大兴办学校，修订经义，发掘古人的精微蕴意，清除百年来陈腐的学说；把道德的意义、性命的道理著录在简策上，使天下学者统一自己的志向，明确归宿，足以看见天地的纯粹和古人的宏大体要，不沉溺于支离浅陋的弊病；又慎重选择讲官，剖析说明余下的义理，使疑惑得到明白、阻塞得到通达，虚心而来，充实而归。对于教导人来说，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陛下聪明深厚而美善，出于德性；问学和智虑，出于天性禀赋。万机之暇，遍览古代典籍，先考察它们来验证事物，又运用它们来裁决政事；天人之道、帝王之业，原本已经由陛下自己在心中领会。陛下间或告谕大臣，专心办好学校，慨然想得到豪杰之士，与他们共同讨论经国之策，以使时世达到三代隆盛的境界。凡是应试论说、以博士身份上书公车的人，陛下亲自考核，有的破格擢升为高第，有的不拘次序授官；在喜爱士人方面，可以说十分笃厚。然而承受学业的士人，经术还不十分明白，德行还不十分敦厚，志意没有修养，风义没有整肃，还不足以满足陛下日夜不忘、虚心求贤的愿望，这是因为他们好学的志向不能胜过追逐禄利的心。

译眼前摆着轩冕贵服，身后却是韦带粗衣，即使子夏也不能忘记交往选择时的忧患；这是因为利益动摇了他的内心。子张学习求取俸禄，孔子告诉他，要做到说话少过失、行为少后悔，俸禄就在其中了。假如漆雕开出仕，他说：“我对这件事还不能确信。”孔子很赞许他，大概是因为他有志于求学而无志于做官，这样才可以专心尽力于圣人之道，成就士君子的才器。如今求学的人，弊病在于贪求利禄，因而使自己求道过于急迫，只不过勉强做到每日每月有所进益罢了。所以经学还不十分明白，道德品行还不十分深厚，志向意趣没有修养，风操义气不够严肃，确实都是这个原因。圣人的话，并不像天地那样高远，也不像鬼神那样不可测；凡是用来阐明天道、治理人事的内容，都不超出我们本有的性情。所以秦朝焚烧六经、杀害学者之后，圣人的言论仍能郁积而再次显明，是因为性存在于人的身上，是不能消灭的。如今的经学，都是从师儒那里传出的；那些专一的学说，革除流俗之学，阐明最精微的道理，大概是上天为陛下诞生了这样的人，士人为陛下阐发了这样的学说。这是士人距离圣人千年之远，生在今日而有幸得见圣人之道的机会。然而有了议论以后才能讨论，有了讨论以后才能辨析；只看见近处而顾不上远处，听到一端却不知道另一端，迎合别人所迎合的，却不知道自己真正应当迎合什么，得到别人所得到的，却不知道自己真正得到什么，这都是因为思考探索不够精密罢了。从前有个木匠制作鐻，技艺很低下，但他尚且三天不敢存有懈怠之心；庆赏爵禄，他五天也不敢存有非分之想。这并不是在评论技艺的巧拙，而是因为他专心致志地追求精妙。至于万物的道理以及各种道理的变化，可以坐在那里观察，也可以用心领会，但一定要说只是思考而已。思考达到深入之处，就能与神妙合一；这并不是神灵使他如此，而是精研达到了极点。假如能够这样，利益和俸禄就不足以动摇他的心。陛下想要选取士人、得到人才，没有比让他们长期接受教育培养更好的办法；应当抑制他们急于求取功名的速度，使人人尽心尽志，深入学习而能自有所得，然后再让他们用言语陈奏，以实际功绩接受明察考核，这样或许能够造就人才，不愧于古人。颍昌教授邹浩上疏说：“臣愚昧地伏见近来颁下的贡举敕令：凡是考核进士试卷，学习经术的，以经术决定取舍；兼习词赋的，以词赋决定取舍；其余几场考试，只按照品第判定高下。原来按照四场考试的优劣综合判定取舍高下的指挥，从此不再施行。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自从先王宾兴贤能的法令扫荡而不再实行以后，后世用来选取天下士人的办法，就只凭空言而已。德行道艺不再考察，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即使这项法令不施行，士人所致力的仍然在言辞而不在实际，何况现在已经施行了呢？臣看天下士人不仅在实际方面有愧，也将会在言辞方面有愧了。为什么呢？因为此法施行的利益抵不过它的害处，弊病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什么叫利益？两科考试各有四场，所以学习经术的士人不敢忽视策论，学习词赋的士人不敢忽视大义。当他们群居学习时，想要没有一项不精通，就会没有一项不知道；想要没有一项不知道，就会没有一项不阅读。如今专门以本学科所重视的内容决定取舍，那么士人只需致力于自己所知道的，不必像从前那样杂然并习、忙乱不堪，这是第一项利益。士人的取舍全系于主管考试的官员，而官员的好恶又各自取决于士人所学如何，所以崇尚经术的人排斥词赋，崇尚词赋的人排斥经术，崇尚策论的人又把二者一并排斥，彼此互相毁誉，始终没有定论，而士人能否中选只凭幸运与否。” 如今用法令严格规定，使人有明确遵循，那么主管官员即使想凭私意、执偏见来决定胜负，形势上也不允许，这是第二项利益。什么叫害处？只懂经学，才能写好经义；只懂诸子史书，才能写好策论；至于词赋，往往只是搜集各家文集、编纂《六帖》之类的材料，左抄右窃来求取功名，而当时的主管官员本来就无法辨别。况且学校取士分为两科，起初并没有轻重之别，然而不以经术应诏的已经有十分之八九。如今又用决定取舍的法令来引导他们，臣知道天下士人从此会把六经和诸子史书视为弃物。这是因为士人最急切的是能否取中，而不顾及名次高下，所以是第一项害处。士人的资质有两类：不需教育便能成才的是上等聪明人，不足以教育的是下等愚人；教育便能成才、不教育便会荒废的是中等人，而中等人的才能遍布天下。如今使他们一齐趋向于狭隘而不完备的学习，这样天下士人将相继因此荒废，却没有人能够振兴他们，这是第二项害处。国家自庆历以来，在天下州县普遍设置学校；自熙宁以来，天下州学才开始任命教官。教官确实有心用义理来培养天下人才，如今却一概用取舍标准来动摇他们的心，即使竭力用义理勉强引导，又怎能胜过他们所习之学呢？”},{ 这样看来，所设置的学校只成了空架子，所任命的教官只是白白耗费廪禄，却想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达到古代盛世的情形，岂不是很难吗？这是第三害。从上至辅弼大臣，下至州县小吏，都是辅佐陛下实行治道的人。并不是只要他们像司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问这些人一样，凭文章辞藻侍奉朝廷，谄媚颂扬功德就够了；而是现在养育他们没有遵循正确的方法，任用他们又不取其实际才能，天下事务靠谁来成就呢？这是第四害。臣愚昧地伏见，陛下南面临朝以来，以天地的德性养育万物，以日月的光明辨别万事万物，黜陟群臣，因革政令，斟酌人心，恰如符节相合。至于取士之法，本是最紧要的事务，却甲说可以，乙说不行，五六年间不知变了多少次，如今又改变了；还没有足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臣实在为此惋惜。陛下如果真认为这种办法好，为什么不完全废除科场文章，只用经术和词赋来考试呢？然而没有这样做，臣知道是因为建言之臣担心失去天下士人；却不知道只是保有取士的名目而失去实际效果，这种过失仍然存在。办事有名无实，不是朝廷的美事。万一所推荐的人中有与此相同的，岂不是更加成为圣政的负累吗？

译传记说：“从根本上施教，弊病还只会出现在末节；从末节上施教，那弊病又会怎样呢？”又说：“做君主的，只须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而已。君主喜欢某事，臣下就会首先实行，百姓也会跟从。”偏重于官员的留任或罢免，不能说是已经确立根本；已经颁布成令，也不能说不是君主所喜欢的。陛下稍加考察臣所说的两项利处、四项弊害，得失就清楚了。而且四害之中，人才不能振兴，便无法成就天下事务，尤其是应当忧虑的。陛下看看今日的人才，果真有余吗？果真不足吗？若认为不足，那么朝廷从来不缺辅弼，左右从来不缺侍从，各路从来不缺监司，州县从来不缺守令，凡中外各级官员也从来没有不齐备的。那些等待选调、按次序往来吏部的人，又常常是现任官员人数的五倍十倍。若认为有余，那么能够把天下重任承担起来，辅导陛下与二帝三王争相比美、竞相治理天下的人；能够防止进退贤否只看实际而不徇私引荐亲旧、不遗弃疏远之人，以免误了陛下器重任用人才的人；能够正色直言，列举百官功罪，论说诸事得失，务求保存大体而不迎合风气以自我夸耀的人，有几人？掌握举荐、刺举权力来整肃所辖地区，却不结交权贵以营植私党的，有几人？奉行诏条，劝勉督课农桑，使百姓各安其所，却不在狡猾胥吏手下饮泣的，有几人？夙夜尽职，不敢苟且，只希望指摘责难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的，有几人？看到百姓贫困、本应使他们富足，却只说：“水旱灾害又怎么办呢？” 官员冗滥、本应加以澄清，却说：“人情不可惊扰”；人才本应访求，却说：“自古以来人才从不缺乏”；国用本应充裕，却说：“太平之世以谈论财利为可耻”；风俗本应敦厚，却说：“这与时局变化不相切合”；边防本应严整，却说：“治理在于德政，不在于兵力。”其他种种细节，臣没有时间全部说尽。总之，为国家谋划不如为自身谋划，为百姓考虑不如为子孙考虑的人很多。陛下端坐在一堂之上，正以覆盖承载天下为准则，本来不会拘拘然地察看臣的私事。然而临朝视事以后、批阅奏报、听讲读之余，陛下也曾思考过其中所以然的原因吗？这正是不明白义理的证明。用义理来培养天下士人，士人在平日里以圣贤为师，谈论道德；但到了取舍进退之际，如果没有足以改变其操守的力量，一旦被任用，尚且有人会突然改变，不能符合朝廷承受功业的期望，何况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培养他们呢？董仲舒说：“平时不培养士人，却要求得到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要求它显现文采。”臣曾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臣愿陛下诏令有关部门，恢复采用旧制，以四场考试的优劣来决定去留高下，使经术、策论考试不至于徒有虚名，士人也知道陛下对他们的期望极其深厚，彼此精诚洁白地承受美德，那么人才有余，难道还很难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孔子不愿废去祭祀用的生羊，并不是为了那只生羊，而是为了告朔之礼；孟子不愿毁掉明堂，并不是为了明堂本身，而是为了王者的政教。生羊不废，告朔之礼还可以由此推知；明堂不毁，王者的政教还可以从遗迹考察。臣这点微小的意见，实在就在这里。臣是寒微乡里的一个鄙陋之人，生长在和气之中，沐浴在仁厚恩泽之下，充任学校官员已经很久了。再三想到古人所说工匠各以所掌技艺进谏的道理，所以才敢借着职务所涉及的事情，冒犯天威，冒昧进献盲人之言。只希望陛下采纳其中一得，赦免臣万死之罪，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朱光庭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圣朝用经术取士，超过前代；只是本不应采用王安石的学说，使后生学习时形成一律，不再深入探究圣人的精蕴，这是一个过失。若说学习经术不能写文章，必须学习诗赋以后才会作文，臣认为并非如此。六经的文章，可以说是纯粹温厚、经纬天地、光辉如日而日日更新的文章。如今却让学者不学习六经纯粹温厚、光辉灿烂的文章，反而学习雕虫篆刻之类童子所做的技巧，岂不是浅陋吗？这实在不是圣朝的美事。臣已经上封事陈述此事，现在再把用经术取士的方法，概括归结为合乎义理的文章，分条列举如下。” 一、第一场考试各经大义，共六道题，请令每人各治二经，每经各考大义三道。仍须先依据经书本注和疏说作答；如果注疏违背圣人的本意，就先详细说明注疏为何违背圣意，然后再以自己的见解以及诸家的说法作出判断。义理通达、文采优美的列为上等，义理通达、文采粗疏的列为次等；义理不通，即使有浮泛文辞，也不合格。一、第二场考试《论语》《孟子》的大义，共四道题，《论语》《孟子》各两道。考试方法与经书考试相同，考察义理。一、第三场考试论一道，请从荀子、扬子、文中子、韩吏部、文中出题。一、第四场考试策论三道，其中两道请考问历代史事，一道考问当时政务；省试考五道，三道请考问历代史事，两道考问当时政务。以上是臣所陈述的意见，意在使天下学者不失去以经书为宗、懂得根本的学问，不专门采用王安石穿凿附会的学说；各人依据自己的见解和诸家的说法，穷究圣人的精蕴，将其践行于事业，发抒为文章；下而言之，这是士人修身并显现于世的途径，上而言之，这是朝廷收取人才、任用于世的途径，二者都不失正道。这就是臣为朝廷竭力陈说的原因。伏望圣上慈悲察看臣管窥之见，如果其中有可采纳之处，特赐支持施行。徽宗大观二年，翰林学士叶梦得上奏说：“臣伏以为，陛下亲自执政以来，凡是擢用士人都不按常次，用人之迅速，是古来所没有的。陛下将来一定能够得到有远大事业和大才器的人，作为社稷无穷的计策。士大夫蒙受识拔擢用，起初哪里完全知道陛下的这番心意呢？那些早晚奔走于大臣门下的人，只是一心想求得富贵罢了。高爵厚禄是人人所想要的，而得到这些正掌握在陛下手中。一个平民从田野间突然崛起，陛下不吝惜自己所有的爵禄而赐给他，人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反而会自行认作自己的财物，彼此争夺倾覆，只怕失去它。至于国家的事情，竟然没有丝毫放在心上。陛下没有辜负群臣，而群臣辜负陛下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结为朋党的情形太多了。”

译朋党的祸患，历代谁能没有呢？而近来尤其严重，根源在于重视内任而轻视外任。如今从外任召入朝廷的人，只要有一点长处，算起日子来很快就可以取得显贵地位。何况那些阿谀依附、趋奉谄媚，另凭智巧取得职位的人，一旦占据要位，不遭贬谪就不会离开；而任职于外的，不是获罪废黜之人，就是孤寒而无援的人。即使曾经做过宰相、执政，也同样如此。把内任当作荣显晋升的途径，那么只要能留在内任，谁不经营谋求？把外任当作谴责贬黜之地，那么只要能避免外任，谁不躲避？这就是朋党根株相连，最终无法破除的原因。祖宗时期，宰相罢职回到班列，有时补任外职，但大多后来又被召回任用。中世以后，他们各自带着节钺、尊崇官职，至于执政、从官，更是出外与入朝交替进行，从未间断。假如使人不贪慕内任，也不畏惧外任，内外进退各自适合心愿，士大夫如果懂得自爱，又何必舍弃彼处而奔趋此处，称作朋党呢？除非是大奸大邪之人，否则势必也会自行分离。如今想要挽救这种弊病，没有比先改变这一点更重要的了。然而臣既然这样说，就不能不以身作则，愿请求出任一郡。” 大观年间，侍读兼议礼、武选详议官慕容彦逢上奏说：“臣伏见神宗皇帝的圣明谋略深远，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即使天下太平安定，也不忘记武备。熙宁年间，特地建立西学，招纳各方人才，用武学志业教导他们。凡是考核、选拔、升补的办法，都出自皇帝裁断。在那里学习的士人，用程文考察其器量见识，用弓马考察其技艺能力，用规式考察其品行义理。那些从上舍免除省试的人，按年月积累，最快也不少于十年；必须程文、弓马的成绩都在优等，而且品行义理值得称道，才符合资格。即使符合免省试资格，每次从上舍中也不得超过三人。他们受教如此完备，培养如此长久，选择如此精审。等到授官历任，与那些只凭一日之长而取得官职的人相比，竟没有多少轻重之别；对于他们破格提拔，更是缺乏，未听说有多少真正符合建学养士的本意。伏望圣上慈悲，因殿试武举进士唱名时，对其中属于上舍免省试以上恩例的人，命执政大臣审察其人才，稍加奖擢，使求学者仰慕效法；如果不加以激励劝勉，便可借此造就他们的才干，向上足以称职任用。” 政和年间，慕容彦逢主持贡举时上奏说：“臣伏见神宗皇帝既废除明经、学究科，特地设置新科明法，给予优厚恩例，直到黄甲拟定官职时，让先前的进士注授各州司法官，原本是要借此改变旧日习气，所以开始时不得不这样做。绍圣四年，朝廷议论认为这种办法实行已久，从前参加新科的人已十去八九，恩例优厚的程度也应当稍有减损，于是规定司法以及其余判司等缺额一并从上差注。元符三年十二月间，因省部勘当，便废止绍圣年间的指挥，不再施行。臣查考新科明法等人，只是背诵那些书，未必明白其中义理；如果因为进士平素不学习法律，难以轻易授予司法职任，那么其余判司等官，有的负责治狱，有的负责听讼，也从来不是等他们学习之后才授予。朝廷取士，忧虑的是得不到真正有才干的人；如果果真得到实材，还有什么职位不能授予呢？伏望圣上慈悲，特降睿旨，将来吏部注授新赐及第、进士出身等人，一律依照绍圣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指挥施行，这样才可使德泽普遍施及，也能向上符合陛下培养人才的本意。” 宣和年间，监察御史许景衡上奏说：“臣伏见琼管郎黄宗源上奏，请求与文士一同参加殿试，朝廷已经下达了指挥。臣私下认为，国家取士虽然有几条途径，但只有进士一科最为清要。每三年向天下士人发布诏令，让他们在有司参加考试，等到春官奏报名次上呈之后，陛下再亲自在殿廷策问，赐予名次、赏赐服饰并授官任用，后来成为名臣、卓然相望的人，大都由此产生。如今黄宗源是道家一流的人，虽然凭程文考试被擢升为上舍，实际上符合的是前日道学科的标准。现在既然废除了道学科，也就连同废除了他的科目，又哪里有参加殿试的道理呢？何况进士所学习、陛下所策问的，是当世事务，是用礼乐刑政治理天下国家的大道理，并非黄宗源所学习的内容。道家以清静虚无、淡泊为宗旨，以无为少欲为教义，本应孤高自守，不与世俗交接。如今如果让他执笔考试，争逐科举名次的高下，以此求取荣华利益，就不是所谓‘不显现可欲之物，使内心不乱’了；又怎么还配称为孤高超俗呢？况且他身为黄冠道士，与众多士人一同趋赴大庭，不知应当穿什么服装；既然考中科目，又不知应当赏赐他什么服装呢？” 如果赏赐他进士所穿的袍笏，那就不是道官应当穿戴的服饰；如果只让他穿羽衣，那么命士排列森然，而他的衣冠独自不同，实在会惊骇众人的眼目，班列中一定会有人暗自讥笑。《易经》“同人”卦说：‘君子以类别族群、辨别万物。’以黄宗源的技艺学业，一旦就与进士同科并列于桂籍之中，又列为同年，似乎不是按类别辨别事物的意思。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臣看陛下考察古制、建立规范，亲自御笔厘正各项制度，恢复公少宰相的官职，改易武选的名称，辨明内省六司的职掌，确立命妇八等的封号，名实相称，典章焕然一新，实在是万世的法则。如今唯独在进士科目中混入道家流派，所以议论纷纷，认为不符合陛下前日制定制度的本意；臣区区愚见，也私下替朝廷感到惋惜。关于准许黄宗源参加殿试的指挥，伏乞陛下明察详酌，特赐停止废罢。”},{

译徽宗时，陈次升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神宗皇帝礼待大臣，与他们以诚相交。至于进用人才、选拔士人，权力一向掌握在自己手中，从不轻易交给别人。监司以上的官职，如果缺一员，宰执便列出几名资历才能符合人选的人，交由圣上亲自选择；如果不合圣意，陛下就另行下达诏旨授官，只由三省发布施行罢了。寺监丞以下的官职，则一概交给吏部，按照选格差注。如有不合适的，便由监察机关弹劾惩治。当时威福全在皇帝手中，任命官员极其公正，没有人有异议，寒俊之士都受到激励而奋发自强，因此得到的人才很多。后来宰执想要任用自己的私党，专擅窃取威福之柄；如有拟议任命，便指定一人，授官取舍都不出于圣意。至于寺监丞以下，州郡的缺额大多归于堂除。大公至正之道很少听闻，私下请托、奔走竞争的风气渐渐炽烈。攀附宰执的人升迁迅速，特立独行、自守不屈的人却有长期滞留的叹息。任命名单一下达，士人舆论便沸腾。这种弊病不能不革除。伏望圣慈继承神宗先考的志意，监司以上的任命都由圣上选择，寺监丞以下的一概交给吏部，按选格差注。” 这样，大公至正的道路就会开通，私下请托、奔走竞争的风气就会止息，这实在是国家无穷的福分。” 次升又上奏说：“臣伏见先帝修订建立官制，使百官各得其职；除监司、省郎、府推、判官、大藩知州以上的官职由朝廷选任外，寺监丞以下直到州县官员的任命，一概交给吏部。又制定了选格和次序，其中各等级有可以优先、便利地注授的规定，必须凭功绩才能晋升，不能因权势而取得；已经授命的人，必须按规定赴任，不得用堂除改变其任命，使孤寒之士、没有依附权贵的人能够受用。因此人人都能奋发自进，任命全出于至公，而不因私情徇从。元祐以来，执政大臣想要专擅国权，扰乱官制，从寺监丞直到主簿，既然都改由堂除，吏部只能注授州县的缺额职位。又因为朝廷为官员保留缺额，已经授命的人等候缺额达一二年，又被堂除另行差官替换，处境十分狼狈。那时，奉命于公朝，拜谢却在私门；职任优美的官缺，没有寒门之士能够得到，全都归于权势之家，士大夫都感叹不公平。今天朝廷修复先帝的政事，但任命仍因循前日的弊病，还不足以成就先帝的良法美意。伏望圣慈特地下达指挥，从寺监丞以下，一律依照元丰官制初建时的制度，不归堂差，也不由州县差注；朝廷不再截留缺额，使有功有能的人才不被寒微身份遗漏，职任不被权势之人移夺。” 次升又上奏说：“臣近来论列，请求寺监丞以下的授官依照官制和选格，一概交给吏部，按选格差注，至今还没有施行。臣私下认为，神宗皇帝做事必定有法，立法必定有用意，并不是随意而为。最初筹划官制时，必先考虑从前官吏俸禄的费用是多少；官制施行以后，俸禄高低便以从前的标准为准。因此省郎以上由堂除任命，支给全俸；寺监丞以下交给吏部，支给折俸。如今寺监丞以下既由朝廷注授，却都发给全俸，支出已经增多，国用更加匮乏，京师财赋困窘，这也是侵耗财用的一个原因。况且立法不只是为了这些，更是要分割宰执的权力，摧抑奔走竞争的风气，使寒俊之士都能自我奋发。吏部对官缺安排得当，人人便不会有滞留之叹，至公之道由此开通。如今三省根本不把这些当回事，把官缺收归朝廷，只想增加自己的权柄；他们为官择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实际成效。伏望圣慈特降睿旨，令寺监丞以下的差注一概送交吏部，以保存官制的良法。” 左司谏江公望上奏说：“节俭并不是士人的最高品行，众人喜好污浊而有人保持廉洁，有时便会被视为高尚；退处也不是士人的清高操守，众人喜好奔逐而有人退避，有时便会被视为清高。君主砥砺名教、敦厚风俗，难道还有别的途径吗？就是不要迎合众人所喜好的而去喜好它，也不要违背众人所厌恶的而去厌恶它。君主的好恶不应出于在位者的私心，而应以在位者为媒介来施行教化。这样天下便会一致观察而接受教化，不会有东汉时代激扬标榜、互相提携排斥的弊病；清正的舆论归于君上，厚重的德行落实于下层。臣居乡里以及出仕任职，前后已有三十年，所见所闻的仕宦中，不谈财利、不私受货赂、不侵害百姓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监司、郡守有岁荐，常员、三省、枢密院又有不次除授，内外纷纷奔走，门庭如市场；有人袖藏书信自我推荐，背后互相讥刺，甜言蜜语和谗毁之语每天都陈列在权贵面前。权贵公卿心里知道这些不对，却又难以谢绝。士人退下后仍奔走站在廊下，弯腰低头，袒露肺腑，睁眼张望，作出可怜的姿态。士人的气节凋零，风俗变得浅薄恶劣，干犯名分、违背义理、损毁名声、败坏教化，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今天天下最应当首先忧虑的事。然而既然士人一类受到污染，就应当用士人一类来洗涤，这就好比要解除酒醉却仍然使用酒一样。” 臣希望朝廷对中外任职以及尚未达到引年退休、没有自行离职的人，选取那些学业品行卓异可观、尤其廉洁退让者。若廉洁退让不足而文采优胜的，不列入选拔。允许侍从、台省、监司各推荐自己所知的一人，终身为其担保，以备选拔任用。所推荐的人如果错误，不因推荐者自首而免罪；宽免一人作为推荐的媒介，众人就知道朝廷所倡导的方向了。这是激浊扬清、镇定浮躁的重要方法。伏望陛下稍加留意，天下幸甚。”

译通判李新请求令部使者推荐人才的札子说：臣曾读《皇华遣使之诗》，其中说：“周遍地咨询，周遍地谋议，周遍地度量，周遍地询问。”向善人访问叫作咨，所咨问的一定是忠信之人。使臣以忠信为根本，所以这样。咨问各项事务叫作诹，已经诹问之后，便谋划它；已经谋划之后，再度量其是否适宜，然后陈说。所谓咨度，就是用义理来衡量。还认为不够，又周遍咨询而选择应当遵从的意见。所谓询，就是周遍地咨询。陛下在总章宫询问治道，游心于朝廷，想到天下四方距离遥远，上面的情况有未能通达下面的，下面的情况也有未能上达的，所以每一路派遣两名采访使者，分别前往郡县，观察民间歌谣，广泛寻求百姓的疾苦。凡是供奉朝廷而不得其所、触犯法禁的，即使远方边境异域，有冤屈压抑、道路阻塞，以及官吏暴虐横行的，也都能够直接上达。陛下派遣使臣，对他们的宠遇实在深厚。臣愚昧无知，幸得列于奉行圣明之职，奔走尽力，不敢安居，日夜焦心劳思，用来报答陛下的无非是忠信之事。况且州郡推荐士人，各有固定标准，而奇才文士素来为一路所推许，有的孤寒无援，沉沦于低级官职；有的甘愿自我隐晦退缩，不求闻达；有的没有遇到知己，论荐没有涉及；士人安于义命，不肯争相进取，学问积蓄深厚而广博，却难以自行显露。” 臣希望陛下因他们的奏计，赐下圣训，令各地广泛搜取当时的声誉，秘密把姓名上报。随即请下令所属地区，考察他们的文艺，送学士院详细校阅；其中有可取的，陛下亲自擢用并考验他们，像培育菁莪一样乐于教育人才，先教养而后任用，那么真正的人才就会相继出现。凡使臣巡历所到之处，允许士人投献文字，但仍不得暗示州县，借激励推荐士人的名声来沽名，这样或许可以上副陛下广泛寻求俊杰的心意，使万里之外不再有遗漏贤才的叹息，天下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九。明代杨士奇等撰。选举。宋高宗建炎四年，赵元镇上奏说：“臣听说湖南、湖北以及江东、江西各路的帅守，往往有缺额。行在的侍从官，除谏官外，只有綦崇礼、汪藻两人。近来汪藻休假未出，而郎官和百司局务，多派外官暂时代理。此前虽然有诏令，召谢克家等人入朝，但他们又都分散在四方，不能立即到达，也没有听说再次催促。不仅国体卑弱，无法向天下显示威严，遇到紧急大事，又去哪里咨询呢？国家以得到贤才为根基，而人主以任用贤能为职责，本来不可迟缓。如今帅守有缺，想从外地除授，往往因事务牵制而不能实行，有时又不知道他们居住在哪里；想从行在派人前去，又缺少人手。这样一来，远方困苦憔悴的百姓，到哪里去申诉呢？去年渡江之初，首先颁布明诏，允许左右司郎官以上各荐举二人。其中因才能而被擢用的，本来就很多。臣愚昧地希望请求依照去年的体例，诏令谏官以及左右司郎官以上各荐举二人，令所在州派人结具保券，限三日内发往行在审察，赐予对见，随其才能任用。仍令执政大臣共同选取。在外的侍从官，即使列在贬谪名籍中，只要没有其他大过，而政事才能学问确实可以任用的，也应广泛召回擢用；这样或许间或有人前来，充任献纳论思之职。” 元镇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士人失去职任，责任在朝廷。近来由于国势艰难，按惯例不能调动任职，有势力援助的人可以在堂中选择缺额，而寒微偏远之人只能坐受困弊。陛下明察此事，已经命令安排处理，把部中的缺额全部归还，士大夫正有了赴调的日期，无不欣喜畅快。然而臣听说参加选调的人多被阻挠压抑；既然没有案籍可以稽考，法令便随事更改，吏员得以借机作奸，而把书铺当作代办的地方。所以一人参选，所谓铺例费用就不下数十千；至于召保官之类，费用尤其不可估量。参选已经如此，何况注拟授官呢？臣认为应令吏部裁定保官人数，例如行在职事官一员，用本司印状允许保荐，参选、注拟等各项事务全部办理。还应告诫吏部尚书、侍郎警戒勉励书铺，不得任意制造阻挠，过分索求侥幸之利。如果因此导致士人诉讼，就送交有关部门审理处理。这样，参加选调的士人就会稍无留难，以符合陛下优恤寒微远方士人的心意。其他日常施行的禁止告诫条法，也应更加明白地重申，张榜公布施行。” 绍兴二十二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说：国初，常参官都可以荐举人才，不限内外，也没有人数限制。南渡初年，恩典有时不合常规，人人都可以侥幸求进。有从军而改升秩级的，有捕盗而改升秩级的，有因登对而改升秩级的。如今朝廷无事，谨慎珍惜名位器物，唯独荐举这一条道路，使贪婪急躁的人迅速升迁，使安静守分的人沉沦。如今若想按照考第和员数增减来使之便利，可规定增加一任便减少一员；考满十次的任用四人，考满十二次的任用三人，考满十五次的任用二人。若按照减少荐举的办法，必须确实任过县令，不得仍旧请求岳祠差遣。若有人因犯罪受到殿选处分，也照常论罪。士人中符合这一资格的人，品行没有玷缺，年岁却已蹉跎，多是孤寒而历练、安守本分之人。希望交付有关部门分条上奏，以平息奔走竞争。” 绍兴二十九年，闻人滋奏请：凡是在官任职、历任官职并考满十次以上，没有公罪私罪的人，即使荐举削减而不合资格，也允许降等升转改官。有人担心这样太过宽滥，于是取吏部多年改官的适中人数，作为限制。荐状、年资和劳绩相互参酌并用，于是下发有关部门讨论。中书舍人洪遵、给事中王晞亮等上议说：“本朝制定荐举法，必须历任六考，是要推迟其年资积累而责成其建功；必须让五名官员荐举，是要增加保任者而确保其确实可用。如今如果依照议臣所请，那么有势力的人只图看到次序，无才干的人苟且希望任满迁转，出任外官十多年便可以坐等得到京官秩位，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如今若想减少改官的分数，以等待没有荐举削减处分的人，那么被荐举之人必然会有失职、久滞的叹息，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京官容易取得，逐渐便会达到郎官之位；任子恩例又更加不能削减，这并不是救治入流之弊的方法，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祖宗的法令，若没有重大危害，不容易轻率议改；如今一旦取用二百年来的成法而改变，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臣认为照旧办理为便。” 绍兴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金安节奏言：“熙宁、元丰以来，经义与诗赋时而并行、时而分合，随着时势不断变革，起初并没有固定制度。近来合并科目以后，通晓经书的人苦于诗赋文体雕琢，学习诗赋的人又以经义义理深奥为忧，心力有所不专，才智难以兼顾。更严重的是，论策既然合并在一场，策问太少，人的议论和器识无法充分展现，士人拘守传注、史学的风气便都衰败了。这使后来的士人往往得志，而老资格的宿儒多困顿。请恢复设置两科，永远作为成法。”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绍兴年间，张浚上议说：“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本来是为了百姓，所以圣人看勤劳功绩的大小，决定品秩的高下；对百姓没有功劳，就不应列入选任。监司、守令，是与百姓最亲近的官员，如今却都被称作冗官。任期届满离去时，便向人乞求怜悯，却没有人顾念他们。那些文辞巧妙华丽、又有亲旧推荐的人，在一年期限内就可以取得清要之职，这难道不是颠倒得太厉害了吗？”唉！从言语文章之间寻求天下士人，臣知道这样无法得到真正的贤才。何况推荐之人又不公正呢？后世坐在朝廷、掌握枢要，却对于安危的关键、治乱的道理、百姓的情状、财用的来源、兵甲的事务，茫然无知的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任用他们的方法不对。从今以后，难道可以不知道引以为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