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七

译傅良又上奏说：“臣昨天已经具奏，给事中黄裳因为封还驳正诏令而未获施行，被改授为兵部侍郎，臣请求收回成命，并且仍令黄裳供职。那道录黄当天已缴还中书门下省，此后便没有再发出。由此可见圣心本来没有偏爱或厌恶，不仅宽容地忽略了黄裳的违忤，也没有把他越职进言定罪。臣感激陛下深厚的宽仁，又拿什么来报答呢？然而黄裳还没有接受供职，掌管禁中门下的指挥，给事中一职已经空缺数日。臣愚昧地猜想，或许陛下认为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还在迟疑罢了。臣考察史传，臣下偶然失去君主的心意，快要被罢官，却忽然再次留任的事例，多得数不清。现在特意举出给事中的两件事，为陛下诵说。唐代吕元膺由给事中改任同州刺史，入朝谢恩时奏对激切，唐宪宗嘉奖他。第二天对宰相说：‘元膺言论正直，气节刚正，朕想把他留在身边，让他进言朝政得失。’李藩、裴垍进来祝贺说：‘陛下采纳谏言，超过前代君王。臣等既不能广泛访求直士，又不能多次进献直言，应当承担罪责。现在请把元膺重新任为给事中。’宪宗很高兴，听从了他们。况且元膺已经解除官职、出任刺史，成命也已经下达，而宪宗终究舍不得他离开，李藩、裴垍又赞成留用他，于是让元膺重新回到原来的官职。所以唐宪宗被称为英主，裴垍、李藩也被称为名相。不过，这仍是唐朝的故事，不是本朝的家法。绍兴二年，任命兵部尚书权邦彦为签书枢密院事，给事中程瑀上三道奏疏驳正此事。不久，朝廷命其他官员书读诏书，程瑀请求罢职，于是改任兵部侍郎。程瑀不肯接受任命，便授予龙图阁待制、知信州。台谏官江跻、方孟卿都说：‘给事中掌管诏令的出纳，反而不留下程瑀来辅助自己，臣等私下替朝廷惋惜。’皇帝批示，重新任命程瑀为给事中。程瑀入朝谢恩时，皇帝说：‘设置给事中，正是要他驳正不同意见，难道是让他与人附和吗？朕因为卿多次请求离去，勉强听从了你的请求；但朕实在不愿你离开，所以才又有这次任命。’程瑀退朝后，皇帝特意赐给他象笏。这就是陛下的家法。臣仰想高宗中兴初年，君臣相处不拘泥于表面形式，所以程瑀志在报国，不怕触犯皇帝而敢于驳正权邦彦；江跻、方孟卿志在爱惜贤才，不怕被嫌疑为朋党而敢于挽留程瑀。高宗天赋英明勇智，采纳善言如同水流入海，所以也不吝于收回已经发布的成命，深信江跻等人的意见，仍像原来一样任用程瑀。这件事流传于史籍，成为千百年的美谈。臣之所以连夜进献这两个事例，正是为了赞助圣上的果断裁决。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体察高祖庙中‘无我’的胸怀，二三位大臣效法李藩、裴垍献纳劝谏的力量，特意收回成命，迅速下令黄裳仍旧供职，以此增添圣治的光彩，劝勉群臣奋发作为；那么臣这个不肖之人，也能够和江跻、方孟卿一样寄托于不朽之名，怎能不感到无比荣幸。傅良又缴奏张子仁被授节度使一事说：“臣恭敬地看到，近几天的一两道明诏，讲定庆祝寿典的礼仪，足以使两宫欢喜；解除鬻田之令，足以使天下人的愿望得到满足。朝廷内外、大小臣僚，没有不拍额欣喜、伸长脖子盼望的，都说：‘近来二三位大臣进退、哀荣的典礼，长久没有决定。想来从今以后圣心豁然开朗，如同阴云消散、天色放晴，一定会依次处理了。’忽然奉到皇帝旨意，任命张子仁为节度使，这果然可以看出陛下在深宫闲暇时，从未不牵挂有功旧臣以及他们的后人。若能把这种心意推及二三位大臣，也不过片刻之间就能下达一道指挥罢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轻有重，事情的施行就有先有后。如今二三位大臣进退、哀荣的典礼，宰执和台谏屡次奏请，正在停留未下，而突然对功臣之子施加恩典，这就是轻重失当、先后失序。臣私下还不能明白，不敢不为陛下逐条陈说。留正辅佐陛下主持初政，到现在已经四年，君命所听从，志向所施行，君臣之间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却仓促之间未经审察，便离开修门。按照经义衡量，并不合乎中正之节。然而他在郊外等待处分，退居山野，自我责备并陈述情由，也已经好几个月了。陛下果真是在恼怒他吗？那么罢免旧制都可以重新查阅；果真不想让他立即离去吗？那么可以让他以少保身份归班，只解除机要政务；或者让他以祠禄官身份领使，间或入朝参拜。这样，执掌政务的人进退都听从命令，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他仍然闷闷不平、心怀失望，不肯遵奉命令，那么掌管宪台的臣僚，难道能只管自己而不管他吗？既然如此，如今置留正于不问，却突然对张子仁加恩，这又是为什么呢？恩典可以施及功臣的后代，却不能顾念宰相，这就是臣所不能明白的第一点。不仅如此，赵雄因为疾病未愈，被安排闲居在乡郡，陛下强行起用他，任为江西帅臣。赵雄的辞让奏牍也上了两次，但他不敢重重违抗天威，在暑天出峡赴任，最终因旧病死于任上。他的灵柩在万里旅途之中，沿途之人都为之悲恻。赵雄的功业虽不敢期望得到过分厚重的礼遇，但按照有关部门一贯的常规，怎能有所增减？为什么抚恤典礼直到今天仍迟迟没有办理？至于尤袤，是历经三朝的老儒，又是陛下潜邸时期的僚友，最受陛下留意，正将得到重用；可是他的致仕遗表也已经数月没有得到答复。既然如此，如今置赵雄等人于不问，却突然对张子仁加恩，这又是为什么呢？恩典可以施及功臣的后代，却不能顾念故老，这就是臣所不能明白的第二点。不仅如此，关陕两地对峙至今已经六十年，国家把十万貔貅之军交给吴氏父子，三代使整个蜀地安宁，不必劳心西顾，这是吴挺的功劳。陛下正要召见他入朝，举行《采薇》《杕杜》所象征的慰劳礼仪，还没有来得及举行，吴挺便又请求致仕，所以陛下尤其认为传闻不实，压下他的申奏而不相信，难道不是因为把重任托付给吴挺，爱惜他而希望他活着吗？陛下的心意确实厚重，却不合事情的实际。以吴挺的威望来看，这是敌国所窥伺的对象，选择继任者不能不谨慎；以吴挺的恩德和信义来看，这是士卒所感怀的，善后抚恤不能不到位；以吴挺掌握的事权来看，天下权势已经偏重于一方，一旦收回，也不能不深入思虑。这是当前最紧急的事务，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既然如此，如今置吴挺于不问，却突然对张子仁加恩，这又是为什么呢？恩典可以施及功臣的后代，却不能顾念大将，这就是臣所不能明白的第三点。不过，臣所说的这些，只是认为轻重失当、先后失序，舆论沸腾，所以借此事进言罢了。至于张子仁，处在闲散地位，众人并不称许他；虽然年少时生长在将门，却没有立过微小的军功；虽然长期列于官班，却没有作出丝毫补益。”},{

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竟得到这样特殊的恩宠？况且，开府、建立旄节，并不是循资升迁的官职；告于朝廷、颁布诏令，也不是用来赏赐私人亲近之人的。如果无故取得这些待遇，那么关于张子仁结交权贵的诽谤，对子仁来说正足以招祸；如果无故给予这些待遇，那么这种非常的恩典，对圣朝来说也不足以劝勉人们。何况张子仁曾指使令姚德将命官欧阳安中打死，又有外宅婢女阿闗使用炮烙、刀刃等刑罚，诬害阿郑等人。这些事都曾经法寺审定判决，也被台官察觉，后来却都以议功为由，只追夺了他的官爵。就他倚仗权势、违法乱纪的行为而言，即使在奴婢之事上也表现得很明显，罪状清楚，实在不应授予官职。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其他妨碍之处，臣还来不及一一列举，以免烦扰圣听。臣内心十分恳切，希望圣上慈悲，采纳公论，迅速下令将无故加给张子仁的恩数停止，以此彰显君主的德行，尊重官名器物，并且赶快顺应群情，举行礼遇大臣的礼仪；这将是社稷之福，也是士大夫的愿望。关于这份录黄，臣不敢签署施行，谨此抄录上奏。第二份奏状说：本月十二日，臣恭敬地接受了皇帝的御笔，发下给臣。臣昨天上奏缴还关于授予张子仁节度使的文书，承奉御笔说：因为他是勋臣的儿子，特意授予节度使，可以写署施行。现应当再次上奏说明。臣昨天不自量力，曾上奏缴还授予张子仁节度使的文书，退下来想想，自己不过像蝼蚁一样微贱，却冒犯雷霆般的天威；所说即使有道理，也罪该万死。如今恭敬地接受御笔，命臣书写施行。仰仗圣上的气度如天，曲加容忍；而且亲自挥洒宸翰，明白指示了圣意。臣是什么人，竟还敢违抗？不过，臣听说，修行应当实行的政令，足以慰藉众人的期待；施加无故的恩典，却足以招来诽谤责骂。臣先前所奏，当然知道子仁是勋臣之子。只是现在群情嗷嗷，伸长脖子等待已达数月，大家都因为留正等待放罢而停止任命，却没有听说赵雄任职到期后，抚恤恩典反而没有涉及。▯然西陲拥兵十万，吴挺去世，职位空缺而没有主帅。正当此时，却把符钺授给闲散平庸而又昏乱的臣子；应当先办的反而放在后面，应当缓办的反而加紧办理。这就是舍弃应当实行的政令而推行无故的恩典。臣恐怕那些期待者会疑惑不安，诽谤责骂也就要到了。这正是臣深深替圣明惋惜此事体面的原因。况且，报答旧日功劳，哪里比得上辅佐新政更为亲近呢？怜悯照顾后代，哪里比得上专门统帅一方军政更为重要呢？这个道理明白无疑，哪里只是群臣知道，子仁自己本来也是知道的。假使子仁稍有思虑，也会因得到这样的恩数而局促不安。因此臣不敢隐瞒沉默，必须再三上奏，希望圣明的朝廷不要因为无故的恩典而把应当实行的政令放在后面。恭敬地想到陛下聪明仁厚，远远继承三皇五帝的德业，倘若稍稍收敛威严，采纳臣这番狂妄浅陋的话，那么从今以后，天意豁然开朗，万机之间的各种疑虑也会像冰一样消融。事情关系到朝廷，就立即可以施行；忧患在疆场，就必须马上处置。这样，对上可以承顺两宫的意志，对下可以满足百官的心情。人人没有后来的怨言，事情也没有后患。如此，国家尊荣，朝廷内外都欢欣喜悦。即使勋臣旧臣的子孙凭借宠爱恩泽而穷极富贵，也不会受到舆论的指责。至于张子仁有罪无功，本来就不应有这样的授官，臣没有时间再加以论说。原来御笔封付给臣的奏状一件，连同粘附在前，谨此抄录上奏。绍熙年间，太学博士彭龟年请求留下侍御史刘光祖，以伸张台谏的职责，上疏说：臣等充任几名学校官员，白吃俸禄而没有补益；事情既属于职守范围，就不敢越职妄想。只是想到国家开设学校，是为了涵养天下公议的根源，而臣等却只把考核、试验文艺作为职责，苟且求得敷衍塞责，实在不足以仰承陛下的英明旨意。臣等日夜忧惧，不知应该怎么办。恰好有一件事，偶然关系到士气的消长；臣等如果顾虑越职的小嫌疑，缄默自守，按照当初的本心，实在不能忍受。臣等伏见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近日被授为太府少卿，士人议论纷纷，都说这是由于论及吴端授官一事的始末。疏远的小臣不能完全知道其中详情，是非曲直，都不敢断定。然而臣等私下认为不可的是，偶然因留用近幸之人而立即迁调台臣，这件事关系国家体统非常重大。臣曾私下考察祖宗借重台谏的用意，拿它和古代相比，实在是前所未闻。刘安世弹劾胡宗愈，奏章达到二十多篇，祖宗并不认为他烦渎；像文彦博这样的尊贵大臣，因为唐介一句话，便立即罢免，也不认为唐介蛮横。这大概是为了优待、借重直臣，尊重并安定国势，其谋虑是多么深远。如今光祖论说吴端，他的话一定不如安世那样切直；陛下偶然进用吴端，也未必像任用彦博那样宠信。然而祖宗那样处置，陛下却这样处置，把两者比较来看，究竟谁得谁失，不必等别人进言之后才明白。陛下继承大宝登上帝位，开始时清明宽厚，完全追继三皇五帝的足迹，怎么能容许有这样的瑕疵传布四方，难道能免除疑惑吗？何况天下士气正担忧不能振作，今天这件事，朝廷道路上的议论纷纷都认为不可，但把这些话告诉陛下的人又有几个？平日里只是仰面对着屋宇暗自叹息，遇到事情便缄默不言；陛下既没有办法振兴这种弊病，而敢于进言的人又不能伸张，臣等深恐从此以后进言的人不敢再说话，不进言的人也把进言当作戒惧之事，这实在不是国家之福。臣等私下的忧虑还不止于此。陛下所以迁调吴端，只是想到他服役任事已久，而进言者恰好攻击得太急，陛下也恰好拒绝得太坚。小人不明白其中实情，一定会说吴端一党得到君主的支持竟这样专固，依仗权势竟这样牢固；他们互相附和、借势攀援，渐渐形成骄横局面，那么将来会有不胜忧虑的事情。到那时，臣等恐怕陛下还要像今天这样费力处置。陛下天性恢宏宽广，以虚心接受别人，对天下事务本来有什么私心？起初本没有亲近宠幸吴端的意思，却突然进用他；最终也没有厌弃台谏的意思，却突然疏远刘光祖。然而这些似是而非的迹象还不能昭然明白，群情共同忧虑，正应当深思熟虑。从前韩维因为论说台官的进退，曾说：古代圣王优厚对待进谏诤言的臣子，即使他们非常狂直，也一定加以包容忍耐。并不是没有力量贬黜这个人，而是认为贬黜这一个人，就会伤害众多人的心；放任这一过失继续下去，就会败坏天下的大事。所以不这样做。老臣忧虑国家，这番话恳切真挚，深深切中事情的实情。臣等希望陛下平心静气，更加审慎处置，稍稍压低对近幸之人的恩宠，以伸张台谏的公论。重新留下刘光祖，使他恢复原来的职位，让天下明白知道陛下圣德光明，本来没有偏私，从此不再顾虑，各人都竭尽心腹，以不辜负陛下的任用，这实在是宗庙无穷的福分。臣等冒犯皇帝威严，罪当万死，不胜俯伏等待命令的惶恐之至。

译龟年论述接连下达指挥的弊病，上疏说：臣听说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在任用人方面详细审慎，在法令方面简明扼要，所以法令只用来制定大的纲要，君臣之间共同讲求切磋的，只是选择人才来交付职任罢了。因此所任用的无不是有才之人，法令也依靠这些人而不会产生弊病。后世只想用法令来笼络天下，左牵右制，出现一个创口便用一百种办法补救，繁琐得无法胜数；但到了任用人的时候，却草率轻忽，一概不问，所以人反而成了法令的蛀虫，而频繁改换法令。这些现象并不是法令本身真正的弊病，实际上是用人造成的弊病。恭敬地想陛下聪明合乎天道，不自以为圣明而拒绝意见，宽宏大量、听取众言。近来天下的利害，即使琐细繁杂，也都能够上达天听。然而考察所进言的内容，大多责求法令详细，却不寻求通过任用适当的人来治理，所以早晨才下一道敕令，晚上又更改一道命令，所谓‘续降’的文书，几乎多得无法记录。却不知道官职任用了不合适的人，法令也只是徒然设置；奸吏从中玩弄，进出其间，正足以扰乱我们的法令。因此臣冒昧认为，善于治理天下，任用法令不如任用人才；改变法令不如改变风俗。假使天下士大夫都怀有持守公道、忘却私利，忧国而忘家的心，来任官尽职，那么国家的法令，哪一条不是好的？即使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也一定会有办法治理。臣区区的愿望是，希望陛下与几位大臣先讲求任用官员的方法，不要让资格制度容纳无才之人，不要让荐举制度成为实行私意的途径；把审度人情的心，转用来审度人物，把推行自己私意的才智，转用来推行公道。这样，所求取任用的人必定没有不才之人，所任职的官员必定称职，即使只用今天的法令来治理天下，大概也绰绰有余了。否则，臣没有见过仅仅依靠法令就能立国的。唯愿陛下留意。吏部尚书赵汝愚推荐张汉卿、元汝楫的奏状说：臣等充任铨曹官员，惭愧没有补报国家；如今得到两名被淹滞的人才，既然职守所在，就不敢隐瞒不言。臣私下见到从事郎张汉卿，初任监兴国军在城酒税时，到任不久，偶然与太守互不了解，太守督责过分，汉卿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于是仿照陶渊明《归去来辞》写了一篇，大字写在印历上，便辞官回去。如今闭门读书，恬淡自守，已经十六年了。又有承节郎元汝楫，曾任监复州酒税课，当时也正是登簿办理的时候，郡中公使库有煮酝酒酸败腐坏，太守责令酒务变卖，汝楫辞谢说：‘在城拍户已经被省额困苦得无法生活了，哪里还能认领这些无用的酒，再赔付没有名目的钱呢？’ 他坚决拒绝接受，太守发怒，把元汝楫押到签防处供词受责。属吏稍稍侵辱他，汝楫说：‘我正直，他理亏，有什么可供认的？’于是拿起印历一抹，便辞官回去。如今亲自耕种田地，大概已经二十多年了。臣等私下认为，汉卿等人都只是微末小官，却能不向权势利益屈服，忍受贫困、断绝俸禄，也不使自身受辱。如果朝廷稍加表彰他们，使他们各自实现自己的志向，那么将来遇到事情一定会有可观的表现。伏望圣上慈悲，特意将汉卿、汝楫一并给予堂除差遣一次，仍命吏部取索印纸，重新另行换发。这样或许可以使廉耻之道兴盛，使缙绅知道受到劝勉，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汝愚推荐蜀中三县县令的奏状说：臣前些年承蒙恩典，充任制帅，私下见到西蜀四路人才多如树林，其中学问和品行优长的人都被朝廷选用，唯独各县知县没有听说有谁因治理成绩而被提拔任用。臣私下恐怕这样无法充分慰藉远方民俗。臣伏见承议郎刘甲，是元祐名臣刘挚的曾孙，自幼丧父却能奋发自立。近来任夔州云安县知县，该县一向号称难以治理，只有刘甲宽厚而有原则，明察而不苛刻，施政从容，百姓自然喜悦服从；他离任以后，百姓还思念他。宣教郎程骧，人物秀美端正，曾任峨眉、青城两个大县的县令，而青城尤其有许多豪族，租赋都不按时输送，只有程骧到任后不用刑罚，虽然经过数月，杖刑从未启封，百姓也没有犯法。从事郎谢辛，为人磊落，有志于建立功业。上津地处边远偏僻，长期无人愿意前往，只有谢辛一听到征辟命令，丝毫不以艰难为辞。当时朝廷有诏旨修缮鹄岭关，工程很大，而那里深山极谷，民户凋零，势必造成严重扰动；幸亏谢辛亲自跋涉险阻，周详曲折地筹办，事情办成而百姓也安定了。他在任三年，安抚善良百姓，铲除强横狡猾之徒，四境安宁。等到谢辛任期已满，直到如今过了几年，再没有一个人肯接受征辟前往。这三个人不但在任所的政绩特别突出，而且文学、品行和义行也都值得称道。伏望圣上慈悲，特意给予表彰和提拔，以此勉励蜀地四路的官吏，这是一方的大幸。汝愚又奉诏推荐李信甫、徐谊、郑湜、王闻礼、范荪、杨翼之的奏状说：臣伏见朝请郎、主管建昌军仙都观李信甫，质朴笃实而不事浮华，刚毅而有操守。入朝任台院官时，很有直声；出任近藩长官，也有许多美好的政绩。朝奉郎、两浙西路提举常平公事徐谊，德性纯厚温和，禀赋聪敏敏捷。当他在学校求学时，已经慨然有忧虑世事的志向；如今执掌旌麾、奉持符节，所到之处都有声誉。朝奉郎、知建宁府郑湜，文章是国家的精华，长期享有时望。建宁在遭受灾害和盗寇之后，人心尚未安定；自郑湜到任，他宽严并用，十天一个月之间，官吏百姓都喜悦服从。以上三人都曾任监司、太守，可以作为郎官、卿监的候选。宣教郎、荆湖北路安抚司干办公事王闻礼，是已故太子詹事王十朋的儿子，性情厚重质朴正直，有他父亲的风范。遇到事情毅然决断，正义显现在脸色上。宣教郎、邛州蒲江县知县范荪，资质禀赋纯正，以清廉俭约自守。臣见他曾经面临利害之事，众人议论纷纭，唯独范荪退让避嫌而不争论，众人都佩服他的器量。从政郎、前汀州武平县丞杨翼之，风采气力敏捷强劲，有志于当世事业。他任官时政事都有可记载的成绩，居乡时信义也值得称道。以上三人的资历还不深，可以作为职事官的候选。如果朝廷提拔任用他们以后，其中有人不如臣所推荐的那样，臣甘愿接受错误荐举的处罚。

译知潭州朱熹与监司共同推荐潘焘、韩邈、蔡咸、方铨的奏状说：臣等私下看到，近年来臣僚反复申明并严格荐举之法，是为了革除单独荐举的弊病，大概是为了彰显公道、杜绝私情。然而人的才能本来各不相同，推荐者所看到的情况也有时不一样，因此往往单独荐举的多，联名荐举的少，原因就在这里。臣等充任帅臣、监司，对于一路的人才，职责上应当留心；既不敢只凭自己的意见单独推荐，又参酌公论，假如有可以供朝廷选择的人，又怎么敢隐瞒不说？臣私下见到朝请大夫、权知邵州潘焘，以学问修养自身，以儒雅文质来治理官事，不轻视百姓，把教化首先作为要务，崇尚学校，修建先贤祠宇。百姓有顽固争讼的，他便用道理开导；事情到了有司那里，又能迅速审决办理，因此公堂诉讼日益简少，郡狱多次空虚。湖北猺寇侵犯边境，潘焘处置得当，百姓因此安居；至于迁移屯兵、设置寨堡，为百姓防备祸患，他无所不用其极，其他各项设施也一概不苟且。臣朱熹昨天已经和帅臣周必大一起把他的姓名荐报朝廷了。朝请郎、权知全州韩邈，是名臣之后，才干力量有余。自入仕以来，三次任县令，都有可以记载的政绩；百姓情形和利弊，他都细微详尽地了解。全州作为一个郡，长期花费很大力气才得以支撑，而韩邈却能够整治抑制属吏的奸弊，稽查财赋中的渗漏；百姓缴纳赋税时，他不多收斛面和杂费，商税也宽减苛细项目。前任留下的财赋没有办成，韩邈到任不久就使漕运计划不再拖欠，而且足以供给郡中使用。奉议郎、权通判邵州蔡咸，有他高祖蔡襄精明干练的风范；从最初试任吏职开始，就以才能闻名，曾因捕获盗贼获赏而改官，又因捕获强盗、供应钱粮获赏而循资升迁，还因在水灾中赈济百姓，被中书省登记姓名。近来邵州受到猺人骚扰，蔡咸到山前督捕，冒着风露经过一段时间，设置许多谋略，诱取蛮夷内部情况，最终使他们畏惧而来归顺；他辅助治理郡政，也不争强、不随波逐流。经总制钱不必催督，每年都超过定额，总所也已经保奏；交给他的赈济事务，他处置得很有办法，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惠。奉议郎、提刑司干办公事方铨，器量资质宏大宽厚，见识情趣高明；从前任怀安县这个难治的大县县令时，连续侍奉三位帅臣，都称赞他宽简不扰民、对吏严急而对百姓宽缓，推荐他的言辞如出一口，怀安县百姓至今还称颂他。如今任湖南属官，他在幕府中稳重少言，淡泊得像无所经营；至于应对事务、处理机宜，也多有辅助。前任提刑孙某曾因他学识深厚沉潜、操守正直坚定，推荐他充任自己的属官。这就是四个人。四人的职务虽然不同，但各自的才能都适合任用。希望圣上慈悲，特意加以表彰提拔，以勉励那些积极办事、努力建功的人。如果以后有人不如臣等所推荐，臣等甘愿接受错误荐举的处罚。特此上奏。熹任知漳州时，推荐龙溪县令翁德广的奏状说：臣蒙受错误的恩典，暂代偏远郡的长官；自从到任以来，只想着怎样仰承并称合朝廷使令的意旨。宣扬布告圣德固然是郡守的职责，但如果属县奉行不得其人，圣德就无法传达到百姓那里。因此臣曾经仔细考察各县令佐是否贤能，那些背公营私、废弛职守的人，臣已经考核弹劾并具奏，得到圣旨施行；那些任官公正勤勉、确有良好政绩的人，臣又怎么敢默默不向上报告？臣伏见朝奉郎、知龙溪县翁德广，天性刚直，才气老成，不追求显赫可喜的名声，却常有真诚爱护百姓的实际行动。臣曾以县政中最重要的三件事考察他的施政，知道他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这三件事就是刑狱、词讼、财赋。县里解送徒刑、流刑以上罪犯，每年大约有几十人；臣调取案卷查看，见他亲自勾画条目，曲折详细地审问，必须把囚犯的供词全部问清才停止。等到州司理院再次审讯，囚犯最终没有不同的供词，都认为县里的审讯确实查明了实情；这说明他能够体察国家怜悯审慎办理各种狱讼的旨意。漳州四县中，龙溪县是案件最多的大县，每天诉状有一百多纸，巧伪诋毁、欺诈百出；翁德广便随事审决，整天之内就能办完，人人佩服他的公正，从没有因不了解情况而被责问、留在禁所的人。这说明他能使百姓没有受到屈抑而无法申诉的案件。县里的赋税收入最为繁重，三个县的总数加起来，还不足以抵得上龙溪县的十分之八；郡中的经费依靠它才能充足。翁德广却从容办理，百姓自己乐意缴纳，属吏也不用追逼督促。这说明他能够使财用充足、百姓宽裕，又没有强行摊派和额外征敛的祸患。考察他的治理行为，大概接近古代的循吏了。臣私下认为，如果所有做县令的人都能这样，那么国家的恩德就不必担心堵塞隔绝，田野民间也不会再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臣与德广是同郡人，他的孝友在宗族中受到称道，品行信义在乡里得到认可，臣一向知道这些，当然十分清楚。到这里任职一年，考察他施行政务的情况，又是这样，所以如今不再以同乡关系为嫌。臣已经按照荐举格令，举荐他充任升迁名额；又想到臣正因灾患请求奉祀香火，早晚将得到圣旨，届时便应解除职务离任，而德广任期届满也已经不远。臣私下恐怕后来的人知道德广贤能，却不能像臣这样详细了解，偶然有所遗漏，那么臣就有见到贤才却不能举荐的罪过。臣愚昧，希望圣上察知臣的举荐出于公论，特意给予德广升擢差遣，以勉励官吏勤于政事、爱护百姓，臣将不胜荣幸，谨此抄录上奏。蔡戡推荐鄂州通判刘清之的奏状说：臣等分别任职于本路，职任虽然不同，但荐举贤能、报效国家的臣子之心是一样的。部内有贤才而知道却不举荐，应当获蔽贤之罪，臣等不敢隐瞒不说。臣私下见到承议郎、通判鄂州军州事刘清之，学问品行纯厚笃实，议论正直平允，不用矫激的言辞盗取虚名，也不肯诡诈随从以迎合时俗。他忧国爱民的心情，以及积极办事、努力建功的意愿，都出于恳切真挚。任官时首先以教化风俗为要务，留心学校，广泛招纳学生，又带领想学习兵书的将帅子弟到学校肄业。荆楚的风俗，是迷信鬼神而生病也不服药，死了不埋葬而用火焚烧；刘清之极力禁止这些做法，又斥毁淫祀昏乱的祠庙，表彰烈女的墓地，压制告讦之风，使百姓知道趋向正道。他多次代理郡政，地方百姓都认为适宜。先前任太常寺主簿，因父母丧忧离职，如今任期将满。这个人沉静稳重，以自我夸耀求荐为可耻。臣等如果不说，终究恐怕埋没人才。希望圣上慈悲，特意给予表彰提拔；或者先让他试任一郡，他一定能安抚抚养疲惫的百姓；假如授予他一方节制之任，他一定能澄清整顿所属地区。如果他不如所荐，臣等甘愿接受错误荐举的处罚。蔡戡推荐衡州通判宗嗣良的奏状说：查考各州通判，也称为按察官；郡守如果有空缺，必定依次由通判代理郡政。

译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郡政就依靠他们得到修治推行，所起的补益不小。臣等近来遵奉圣旨，考察一路郡守的贤能与否，列出姓名上奏，事情已经办完。只是通判代理郡政而有明显功劳的，臣等职责在于廉察，怎么敢隐瞒而不说？臣私下见到通直郎、权通判衡州军州事宗嗣良，是故观文殿学士、京城留守宗泽的孙子。宗泽以忠义著名，而嗣良天资聪敏明达，又以勤勉谨慎来充实自己。刚到任时，正值知州赵彦恂因言章被放罢，嗣良实际代理州政。衡州是湖南的难治大郡，嗣良不因为只是暂时代理就抱有苟且之心，审决积压的诉讼，早晚不懈；免除苛细征敛，务求宽缓百姓负担；稽查隐瞒欺骗，财赋自然充足。前后半年之间，起发上供的钱物、供应官兵俸给，没有一项违误欠缺，也没有听说扰民丝毫。安抚司、转运司两司委托嗣良和籴三万多石米，他从未阻止买粮，并按期办完。其他处理事务也多合乎人情，全郡士人百姓一致称赞他。近来已经等到守臣张纬到任，完成交割。张纬曾任知南康军，嗣良曾任建昌知县，历任政绩都因罪离去，唯独嗣良以治理有成著称。张纬也一向知道他的才能，刚到郡时就依靠他协助办理政务，并且在询访中了解到：嗣良初任汀州长汀县主簿时，郡守以廉吏推荐他，曾经被中书省登记姓名；第二任静江府灵川县令，也曾受到漕臣推荐。如今考察这个人，禀赋刚强敏捷，足以办事；内心忠厚，不肯扰害百姓。如果朝廷把繁重的任职交给他，一定会有可观的成绩。希望圣上慈悲，特意加以表彰提拔，使他充分施展才能，也作为对能吏的勉励。臣不胜荣幸。蔡戡又推荐临安通判王补之的奏状说：臣以浅陋平庸之才，惭愧地充任京城长官，恰逢事务繁多，又遇歉收之年，各种事务纷纷而来，惶恐不安，只担心旷废政事、办事失败。所幸僚佐同心协力，才大体没有遗漏缺失。臣曾具奏，请求将积极办事、努力建功的人稍加表彰提拔，以资激励，其余事项已经得到圣旨依奏办理。臣私下见到临安府通判王补之，天资聪敏明察，又以勤勉谨慎辅助；精通法令，也通晓义理；遇到事情不苟且，处理事务恰当适中，而且以公正施行，以宽恕持守。每有积压的诉讼和疑难案件，多委托他参与审订，他一定详加审慎，对于人情和法意无不处理得曲尽恰当。近来宫禁中的修造工程、阜陵发引，以及推行救荒政务，全都委托给他，他一概迅速办理，臣得到他的辅助很多。考察他的治理行为，实在是一府僚属中最优秀的。况且他在法科考试中合格，曾任大理寺丞，按例本应得到一郡的任职，却反而屈就副职通判，可见他在仕途进取方面十分廉静。希望圣上慈悲，特意加以表彰提拔，将来如果有繁重艰难的任使，他一定能够办成；假如不如臣所说，臣甘愿接受错误荐举的处罚。蔡戡又推荐胡槻、万俟似的奏状说：查考臣等所管辖的二十四州，距离朝廷极为遥远，做官的人不怕跋涉数千里深入瘴疠之乡，无非是为了逐利、偷安、懒惰和苟且，渐渐形成风气，很少有人不被这种习气所浸染。其中清廉公平的官吏，偶尔还可以有几个；要寻找才能技艺优异、治理成绩显著的人，臣等得到两位。臣等若隐瞒不说，不仅会犯埋没贤才的罪，也会使善恶不能区分，无法显示劝勉。臣冒死上奏。臣私下见到奉议郎、知邕州胡槻，是名臣胡铨的孙子，家学自有源流。此人天性明快爽利，风采气力强劲敏捷，有志于建功立业，专心研究职务。先前任静江府通判，差遣代理贵融、象三州，所到之处总是最有成绩，各司也交相推荐他。邕管处在极远的边疆，控制溪洞，弹压盗贼，是最为重要的地方。管辖下的武缘、宣化二县，是群盗聚集的渊薮；豪强奸猾和大盗的根基、党羽盘结牢固，延续多年，官吏不能制服。胡槻到任不久，广泛设置谋略，派人擒捕，杀掉盗贼首领，荡平他们的巢穴，余党像老鼠一样逃窜，境内于是安定。近年以来，沿边官吏多被州洞势力收买，任意侵扰暴虐，却不敢呵斥查问。胡槻端正自己、约束他人，与他们没有一丝私交，以威信示人，蛮猺知道畏惧；奸民贩卖人口，把人卖到境外，他极力实行禁止，这种祸患才稍稍平息。蛮人相互贸易时，吏卒的奸弊层出不穷，胡槻痛加革除；又能节省费用，修葺城墙，修建楼屋一千多间，整治军器，训练士卒，以防备意外。他劝导诱使州洞中的士人入学听读，使他们懂得忠义；各项职务都办理得当，考核他的治理成效，实在是一道中最优秀的。又有朝奉大夫、通判静江府万俟似，是故相万俟卨的孙子；他的才干器识和风采力量不在胡槻之下，只是两次辅佐郡政，还没有完全发挥所长。先前任潭州通判时，帅臣王蔺、余端礼相继极力向朝廷推荐他，正值万俟似因父母丧忧离任。如今到任数月，协助治理郡政的事情不止一项。此人明察而能宽恕，敏捷而更加审慎；凡是裁定公事，都亲自查阅案卷，剖析是非，公平允当而且详尽，合乎法意，也合乎人心。把事情交给他，他不论繁难还是容易，都不挑拣，不躲避嫌怨，毅然有所坚持，不可能用私情动摇他；遵守法度，谨守廉洁操守，不被流俗改变。在僚属中，这样的人很难多得，实在是一府的希望。臣等与这两个人一向没有深交，也不是受人请托；既然知道他们的才能，就不敢隐瞒。希望圣上慈悲，特意加以表彰提拔，以此勉励远方的官吏。如果不如臣等所说，臣等甘愿接受错误荐举的处罚。蔡戡又推荐高商老、周熺、刘董的奏状说：查考臣等都承受了错误的恩典，临莅繁重难治的地区，想要推广圣德，只能依靠郡守任用得人。二十四州这样广大，其中有治理成绩显著的人，怎么敢不接连上奏报告？从前各司曾把知邕州胡槻列为一路最优秀者，首先撰写奏章上报，只是尚未得到朝廷施行。后来再次加以考察，又找到这样的人，臣不避烦琐冒渎，冒昧地加以论荐。臣伏见朝请郎、权知象州高商老，在乡里以品行义行著名，才干技艺受到同辈推许，文学和吏事都超过常人。从前任繁剧县邑的县令，已经显出能干的声誉；前后守臣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朝廷曾为此下达四辖指挥。如今任象州知州，将要任满两考，施政平易，百姓怀念，属吏畏惧；整治奸弊，郡中财计自然有余。抚恤安定凋残之民，田野因此得到更多开垦；又兴修学校，修治城池，彻底更新军营，把茅屋改成瓦房，处置安排都很有方法，百姓却不知道自己被劳役。接续历任政务困乏、财力窘迫之后，他还能使各种废弛的事务全部兴办起来；考察各城，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人。又有朝散大夫、知浔州周熺，学问深厚纯正，操守品行坚定端正，存心沉静退让，淡泊于权势利益，士人议论和乡里评价无不归附敬重。

译他先后治理两个县，官吏和百姓至今还在离任后思念他。后来任总所干官，分掌池阳事务，革除弊端，号称称职，各司也曾交相上章论荐。如今试任清浔郡，性情和易，善于安民，尽心安抚流亡者，使他们复业；案件诉讼清简，人人都感到安宁。在一路之中，唯独这里没有讼牒。至于各司，他又能廉洁自守，以法约束属吏。按照旧例，鱼税钱几千缗充作郡守的月给，熺都推却不取，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考察他的政绩，近似古代的循吏。又有朝奉大夫、知宜州刘董，是元祐旧相刘挚的后代，举动都遵守家法，严正有操守，官吏不能欺骗他。试任西融郡时，各司也曾论荐。宜阳扼守要冲，面对群蛮，是最重要的险要之地，但郡中财计困乏，事务多有废弛。自刘董到任数月之间，兴办停滞的事务，补救弊漏，安排得井然有序。各猺族领取官府赏赐以及官兵廪禄，大都按月发放，不再有往日拖欠延误的痛苦。执行盐防尤其得当，军政调度因此充裕，百姓和猺人安居相处，互不侵扰，实在是边地中最好的地方。臣等共同参订商议，得到这三人，不敢隐默不言，以免自己犯埋没贤才之罪；也不敢徇私，以免招致举荐失误之罚。希望圣上慈爱，特别加以甄别擢用，或许可以作为远方牧守的劝勉。戡又上奏荐举蒋来叟，说：“臣守藩将近两年，想到自己本来没有丝毫可以称职报效之处，只有荐举贤才、报效国家的心情不能自已。臣私下看到，静江府虽然远在五岭以南，但国家二百多年声教所及、风化所染，日益长久。近来文物逐渐兴盛，人才时有出现，比从前更多。只是他们往往困在偏远之地，没有途径自行通达，终于老死于炎瘴之地。如今有一位卓然杰出、任郡又在巡管范围以内的人，臣不敢隐瞒，谨慎地荐举上闻。臣私下看到知宾州蒋来叟，天资聪敏明达，抱负奇伟，积累文章学问，远远超出同辈。任官治理百姓，动辄都有可记载的政绩。早年考中甲科，后来进入朝列，他的才干可以和中州士人相抗衡，实在是两广人才中的俊秀。如今却任守荒远小郡，规划施政都像古代循吏，政绩声誉显著，为一路之最。只是所处之地并不适宜，任用又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干，使他沉沦在瘴疠乡里，实在可惜。如果让他掌握内地的麾节，逐渐擢用，必定会有可观的成就。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特别加以甄别录用，作为远方的表率和劝勉，使岭外士子仰望圣主，知道圣主并不遗忘远方的心意；后来出现的人才，也都知道奋发激励，准备成为国家可用之才，不至于成为无所补益的人。” 臣不胜区区至诚的愿望，谨此记录上奏。” 戡又上奏荐举赵时侃、方信孺，说：“据臣查核，臣于本月二十六日接到宰州公文，依照吏部七月初二日的符牒，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在京命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在外命监司、郡守、前宰执、侍从，不论文武臣，每人举荐人才三两人，限三日具奏。臣恭敬地看到奉议郎、通判常州军州事赵时侃，资性开朗爽直，熟悉吏事，以中和济之，以儒雅文饰。起初调任武进县尉时，已有能干的声誉，适逢年成饥荒，盗贼纷起，赵时侃广布耳目，多设方略，不久便将盗贼捕获，因此获得赏赐并改任官职。后来治理句容，剖析裁决百姓诉讼，都能得到公平；经营财赋，不扰民而能办成；兴利除害，爱护百姓，约束官吏，县人至今还思念他。如今任毗陵郡丞，专心尽职，有志于建立功业，处心平和，不崇尚苛刻；处理事务勤谨恭敬，不敷衍苟且；辅佐办理郡政，调理协调之处很多。各司委托他审定案牍、评断狱讼，都认为恰当。列名上章论荐他已经两次，前后举荐他的人有二十多人。他为人老成审慎，练达通融，凡所施行没有不合乎法度的。事务正值繁多、职权交错之时，赵时侃处理起来仍宽绰有余。把一路交给他，他一定能澄清整顿所属各部；把一郡交给他，他一定能惠爱养育小民；把繁难的事务交给他，他一定能治理办好。如今他已经记满两次考核，不久将任满交代，唯听朝廷任用。又有承务郎、知绍兴府萧山县丞、淮东随军转运司干办公事方信孺，才干谋略俊秀明敏，文才和吏事都很出色。自幼年起，他下笔作文、出口成言，就已经惊人，这是出于天资，不是靠后天学力。入仕以后，慷慨敢为，事情无论艰难都不推辞，所治理的事务总能办成。起初调任番禺县尉，接手累年政务废坏之后，创立官署，建造营房，置办军器，教练弓手，境内肃然。番禺新防出现空缺，府中命令他代理其事，他清除弊病，百废俱兴。朝廷下令劝谕百姓缴纳粮食，本府委任方信孺筹办，竟达到三万多石。各司知道他的才能，共同列名奏请任用，任知增城县。上章列名荐举他的有十多人。如今因捕获盗贼得到赏赐，改任萧山县丞，到任不久，姓名便传到朝廷，选调充任淮东随军转运司干官，现在正在军前办理事务。他年壮气盛，有意于功名，奋发昂扬，不论事务繁简都不挑拣，稍加涵养，必定能成为有用之才。在内，繁难的职事可以任用他；在外，沿边的任使也可以任用他。这两个人，臣或者亲眼见过他们的政绩，或者对他们十分熟悉。臣举荐他们的才能和业绩，以响应诏令；将来朝廷若擢用他们，而后来他们不如臣所举，臣甘愿接受朝廷的典法。戡又上奏荐举万俟佀、张忠恕，说：“据臣等查核，我们滥受委任，巡察举劾各城。五岭以西，疆域极其广大，荐贤扬善，是职分中应当优先办理的事。即使身在偏远之地，也应当识别拔擢，更何况身处台府之下，远远超出流辈之中呢？如果不共同上奏让朝廷知道，凭什么明白地作为表率劝勉？臣恭敬地看到朝奉大夫、通判静江府万俟佀，好学自修，没有辱没祖先功业；任官处世，都有可观之处。他廉洁自持，公正不屈，遇事明察审慎，而内心宽厚。才干优长，能治理繁剧事务，却不流于烦琐苛刻。入仕已历六任，前后两次任府级军事长官的副职，所到之处都有声誉和功绩。自任静江府通判以来，超过一个考核期，审定案牍，剖决精当；考核簿书，洗清奸弊；官吏不能欺骗他，事情一到便立即办妥；举动遵守法度，不可用私情干扰。以前在长沙时，帅臣王蔺、余端礼相继向朝廷极力荐举。近来各司也曾上章荐举，虽然已经奏闻，却还没有得到甄别录用。又有通直郎、充广南西路转运司主管文字张忠恕，生长于名门，耳濡目染，不学也能通晓；勤于儒业，却没有贵族子弟的习气。年少才华出众，却有老成的风度。

译他初任小吏时，人们已经夸赞敬重他；等到任幕职，更加显现出他的才干。转运司的财计极其繁杂，他分掌南铨，尤其难以做到公平允当；又加上漕臣连年数次更换，其中盐防拖欠停滞的事情很多。张忠恕却能专心辅佐，查禁吏奸，处置适宜，各项事务都得到整治。以前任临安府楼店务时，帅臣和漕臣都把他作为自己所知的人才加以举荐。近来漕臣也曾论荐他，先前因为他刚到任，所以各司不敢列名荐举。臣等私下详察这二人，即使是中州盛多的僚佐，恐怕也不容易多得；而让他们长期滞留远方，实在是大家共同惋惜的事。希望圣上慈爱，特别加以擢用，使臣子羡慕，知道岭海之间与京畿没有不同，有善才必记录，没有远方而不被听闻；人人都乐于到远方任官，以兴起功业，实在是一路的大幸。” 戡又请求慎重选择监司，上奏说：“臣听说范仲淹执政时，忧虑各路监司没有才能，便取来官员班簿查看，每看到一个人的姓名，就用笔勾去，依次更换。富弼说：‘您这一笔下去，怎么知道会使一家人哭泣？’范仲淹说：‘使一家人哭泣，比使一路人哭泣又怎么样呢？’于是把他们全部罢免。韩琦主持国政时，任用的监司中有些不是合适的人，崔公孺说：‘您处在陶铸人才的位置，应当以天地造化为心。造化认为蛇虎是害人的东西，所以把蛇放在沼泽，把虎放在山林。如今您却把它们放到通衢大道上，使它们成为百姓的祸害，怎么可以呢？监司这个职位，号称是外台，寄托着朝廷的耳目，其权力责任也很重。如果得到合适的人，百姓就知道有所畏惧；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一路都会受害，怎么可以不慎重选择呢？’本朝初年开始设置转运使，淳化年间派官员提点各路刑狱，天圣年间设置转运判官，熙宁年间设置提举常平，其后又有提点坑冶、茶马、市舶，都称为监司。一道之内多到五六人，只要让有风节、有才力的人担任其中一二人，就足够了，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加重百姓的祸害。每任命一名监司，大概按中等数目任职几年，就要耗费三万缗：公帑一万缗，迎送一万缗，俸给五千缗，兵卒券食五千缗。贤能的人任职，费用也不过这些；没有才能的人任职，花费还要更多。有的多取头子钱，有的强行出卖公库的酒，有的摊派购买地方土产，巡历时收受馈赠，设宴时吏卒索取批支，名目大概不止一种。州县受到的骚扰，就可以知道了。再加上迁调更换没有定期，费用更是不可计算。就拿湖北漕司来说，淳熙三年到现在五六年间，共有三十多次迎送；像这样办理漕运财计，怎么能不匮乏？民力怎么能不困顿？依臣愚见，不如减少人员而选择合适的人。京畿以内，事务极其繁多，过去只设一名漕臣，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今江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都设置两名漕臣，其中一名似乎可以裁省。淮、浙、闽、广产盐之地，设置提举就可以了；湖南、湖北、江东、江西似乎可以合并。茶马、坑冶的职务兼辖数路，派一名使者即可；闽、广市舶事务很简略，似乎也可以合并。人员减少就可以削减费用，人员少就容易选择人才；费用减少，财用就充足；人才选得好，职务就能办成，这一定会达到这样的效果。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明诏大臣：各路漕臣只任命一员；江湖设置提举茶盐；闽广设置提举市舶；议定合并裁省的办法，然后慎选有风力、有资望的人，分别出任各路监司。得到合适的人，就一定能激浊。” 扬清，使守令称职。守令得到合适的人，就一定能奉行法令、遵循事理，使田间百姓安于本业。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什么比这更优先的了。请圣上裁决。醴泉观使周必大上奏论任官的疏文说：臣听说尧舜以来，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从来没有不把长期任职放在首位的。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尧还等了九年，然后才改换安排；到了舜，也以三年考核政绩，九年以后才黜退昏暗者、升迁贤明者。后世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呢？自汉、唐直到今天，议论者谁不把这看作急务？本来无需一一详述。只如本朝文彦博，年过九十，经历事务最多，元祐二年辅佐哲宗初政时，多次上言说：‘内外官员调动更换过于频繁，在任不久，就像住在驿舍一样，无法集中办成事务，怎么能够达到治理呢？’如今圣主临朝，询问政事、考察言论，臣私下推测此事已经讲论成熟，正要逐步施行。但臣偶然有些管见，便冒昧说出来。如今外路迎送守倅、监司，借用和请取的费用不可计算，损耗郡中财计，是最大的弊病。尤其可忧虑的是，川广小郡厢军、禁军人数最少，每逢迎接新官、送别旧官，往往另立名目，把人全部差拨出去；远的耗费一年，近的也有半年，奔走道路，荒废了操练。平时已经伤财，遇到缓急又将误事。如果都是任满调换，还勉强可以；其中偶有事故，一年之中这样一两次，怎么承受得了？” 臣的意思是，希望朝廷把川广小郡在千里以外迎送官员的事务另行处理：或者就在经过的州郡，按照所经过的水路、陆路供应舟车，逐段交接更替，估计费用不会太多。原任地的迎送只以邻近境界为限，这样一来可以大大节省借用和请取，二来也不妨碍防备御敌。但必须经过的州郡体念国家、奉公办事，才不会造成阻滞。其余大郡，事务和力量能够办成，也应另作安排。希望交付议臣审慎详察利弊，使方案长久可行，免得轻率发布命令。如果能够选择合适的人，严禁频繁更换，或者实行因任举荐、增加秩禄、赐金的制度，就不必更改旧制，善政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监察御史虞俦轮对刘子说：臣听说，国家根本的安危，常常取决于百姓心情的舒畅或愁苦；百姓心情的舒畅或愁苦，常常取决于守令是否贤能。《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唐代张九龄说：‘百姓众多，他们把性命托付给县令，把生活安置在刺史那里。’选择守令来凝聚民心、巩固国家根本，是圣贤的格言，也是帝王首先应办的事务。臣私下看到，如今的州县，无论守还是令，没有不把财赋放在首位的，从来不把民生事务放在心上。农桑该不该劝课，差役是否均平，户口是否安定，狱讼是否公正处理，他们都像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瘦一样，漠然置之，不在其中加以忧喜。至于催收赋税一事，却急迫得如同星火；上供有固定数额，就把缴纳剩余作为能干；省司规定有期限，就把提前完成作为办事有能。斛、斗、升、合本来是用来核准租税的，却在对量时加收损耗；尺寸、铢、两本来是用来均定税额的，却又展转搜取奇零。不求进献羡余，就谋求侵吞财物；捶打肌肤，剥取骨髓，十家中有九家空乏。百姓财物已经耗尽，民心也就怨恨了。万一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年成歉收，饥寒逼迫自身，不逃走而成为盗贼的就少了。

译扬雄说得好：‘秦的官吏辜负了秦的法度，秦的法度又辜负了圣人的法度。’所以秦朝末年，郡县都杀死守令而反叛，大概是怨恨憎恶积累已久了。唐朝到了僖宗、懿宗以后，奢侈一天比一天严重，赋税征敛越来越急，连年水旱，百姓流离饿死，盗贼一起兴起，尤其憎恨官吏，抓到的无不杀死，也和秦朝一样。设置官职、任用官吏，却使百姓像痛恨仇敌一样痛恨他们，这样做国家不也危险吗？《易经》说：‘脚踏上薄霜，坚冰就要到来。’这难道能不令人寒心吗？我朝拥有天下二百多年，所依靠的、可以作为万世不拔根基的，只有人心罢了。臣希望陛下亲自实行节俭，减少冗费，不要只把微小的财赋问题当作急务；明诏大臣，精心选择守令，并且把惠爱养育百姓放在首位，让他们考核督促农桑，均平差役，安定聚集户口，审理裁断狱讼。农桑得到劝课，百姓就有余财；差役得到均平，百姓就有余力；户口得到安定，百姓就不会流离迁徙；狱讼得到公正处理，百姓就不会受到压抑。即使有天灾，也不能使他们困顿；即使有奸民，也不能使他们作乱。人心既然稳固，国家根本就永远安宁了。宗庙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虞俦又轮对上劄子说：臣听说，做君主的道理，不过在任用人才、听取言论这两件事而已。任用君子却让小人从中离间，这是错误的；听取忠言却让谗言加以阻挠，也是错误的。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同一器皿中，鸾鸟和鹗鸟不能共同栖息。君子必然厌恶小人，小人必然要伤害君子。君子不能胜过小人，小人常常胜过君子，自古以来二者势不两立。君子在朝内，小人必在朝外；小人在朝内，君子必在朝外。内外的分别，国家的否塞通泰就系于此。毒药苦口，却有利于治病；忠言逆耳，却有利于施政。苦口所以难以忍受，逆耳所以难以听从。小人善于窥测君主的心意，专门迎合；君子则依据正理议论事情，不肯曲意顺从。即使上位者公开听取、全面观察，时间一久也不能不产生疑惑。即使清楚知道对方是奸邪之人，也未必能果断地除去他，更何况心怀狐疑、犹豫不决呢？从前汉元帝即位初年，萧望之、张猛、刘向和恭、显、许、史一党混杂并立于朝廷，是非互相攻击，好恶彼此激发。元帝起初本来也是洞察分明的，最后萧望之在私室自杀，张猛在公车署自杀，刘向被排斥而不能进用；朝廷纲纪一天比一天紊乱，权柄一天比一天转移，国运一天比一天衰弱，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即使能够改定七十多项制度，利用公田和苑囿赈济、帮助贫民谋生，削减乐府的员额，废止甘泉宫以及卫、齐三服官，节约财用、爱护百姓，看来这些小的善举终究没有什么益处。那么，做君主的道理，难道不在于任用人才、听取意见吗？从前子夏说过：“舜拥有天下时，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用皋陶，于是不仁的人就远去了；汤拥有天下时，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用伊尹，于是不仁的人就远去了。”陛下的聪明如同舜，勇敢和智慧如同汤，真是时代不同而功业相合。像汉元帝那样的事情，也不可不引以为鉴。虽然如此，小人的真情和伪饰，常常凭借似是而非的现象来扰乱真实；只有居于上位而内心无所偏私的人，才能有所察见。秤和权没有偏心于轻重，所以极细微的分量也不能欺骗它；水镜没有偏心于美丑，所以极细微的形迹也不能逃脱它的照见。君主如果能够无所偏私地驾驭群臣，是非邪正全都交给众人的议论来裁定。众人议论认为对的，我就同意；众人议论认为不对的，我就罢黜他们。他们怎么还能欺骗我呢？汇合众人的视察，然后才成为公正的视察；汇合众人的听闻，然后才成为公正的听闻。《尚书》说：“上天所见，来自我们百姓所见；上天所听，来自我们百姓所听。”众人意见所在之处，即使是上天也不会废弃。惟愿陛下留意审察，等待您的裁决。起居郎刘光祖请求挽留侍讲朱熹的劄子说：臣身世孤远，幸得依附日月的余光，在螭坳侍立，在经筵劝讲，处于最亲近的位置，凡是心中所想，怎敢不倾尽血诚，上达天听？臣十九日上前面对奏事，陈述本职之外，因而谈到朱熹前后议论政事，希望暂且略加施行，使这个人长久留在经筵，补助圣德。臣愚昧的考虑，是担心朱熹眼见自己的言论不被实行，一定会请求离去；召他来很难，放他走却容易，四方看到此事，就会据此判断国家对人才的轻重。所以请求陛下采纳他的言论，略微实行一两条，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臣当时只担心朱熹从此因意见不合而求去，使人得以窥测议论国家，没想到当天陛下不知因为什么积累的事情，极其不喜欢朱熹，批示给他宫观职。朱熹自己请求离去，臣还担心损害政局体统；如今陛下却亲自赶他走，所造成的损伤已经太多了。但其中一定有原因，而臣等不知道；否则陛下为什么任用他时那么急迫，罢黜他时又这么仓促？宰臣的言辞越来越用力，陛下的怒气也越来越深了吗？”赵汝愚本来是为了爱护君主的德行、保全国家的体统，看到这份御笔，秘密地不让别人知道，即使同列也没有告诉，心想天意终究会回转，然后慢慢让朱熹从容自请离去，以成全他一向难以进仕的本志；但陛下没有察觉，以为赵汝愚是在帮助朱熹、拒不执行君主命令，于是中批直接送到朱熹那里。由此可见，圣怒之深是可以知道的。自古以来的英雄君主，也有对忠贤发怒的，如汉武帝对汲黯，唐太宗对魏征。正当他们发怒时，像雷霆震动一样难以测度；等到他们后悔时，又像日月被遮蔽后重新明亮。臣请为陛下陈述这些事：汉武帝正招徕文学儒者，诏策问他们说：‘我想要这样那样。’汲黯回答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表面上施行仁义，怎么还想效法唐尧虞舜的治理呢？’武帝默然发怒，变了脸色，退朝而去，公卿都替汲黯害怕。武帝退朝后对左右说：‘汲黯的愚直太过分了。’等到庄助替汲黯请假时，武帝却说：‘古代有社稷之臣，像汲黯这样的就接近了。’先前认为他愚昧直拗，后来却认为他是社稷之臣。武帝难道最终一直恼怒汲黯吗？唐太宗对魏征的进言没有不听从的，魏征前后上奏二百多次，没有一次不恳切直言。有一天退朝后，太宗发怒说：‘我早晚一定要杀掉这个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屡次在朝廷上羞辱我。’皇后退下后穿好朝服，站立在庭中。太宗惊讶地问原因，皇后说：‘臣妾听说君主圣明，臣下才会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正是因为陛下圣明，臣妾怎敢不向陛下祝贺？’太宗于是高兴了。太宗对魏征正盛怒而想杀他，听到皇后的善言后，却高兴并接受了她的意见。

译太宗难道最终一直恼怒魏征吗？汉、唐的英明君主，没有整天不止的怒气，这还可以说是用义理来矫正自己的天性。本朝仁宗皇帝，是仁厚的君主，也曾有不能忍受的事情而发怒，不久又后悔，唐介的事情就是这样。唐介弹劾文彦博，仁宗发怒说：‘唐介谈论别的事情还可以，至于说文彦博因为贵妃而得到执政之位，这是什么话？’唐介当面质问文彦博，争辩更加激烈，仁宗大怒，声音十分严厉，众人都担心会发生不可预测的祸患。当时蔡襄修撰起居注，站在殿阶下立即进言说：‘唐介确实狂直，但纳谏容言是人主的美德，希望陛下完全宽免他。’于是召来当制舍人，到殿廊起草制书，贬唐介为春州别驾。第二天，御史中丞王举正为唐介申救，上皇也在心中后悔，改为贬英州别驾，并且依从唐介的意见，罢免文彦博的政事。后来又召回唐介，重新任用为御史大夫。仁宗暂时发怒，随即就后悔，不但没有怨恨唐介的心，还让他再次处在言路之中，真可说是圣度如天，不是汉唐两位君主所能相比的。如今陛下对朱熹的怒气，莫非也类似这种情况吗？臣怎么知道宫中没有庄助那样的请求、长孙皇后那样的祝贺，而臣正应当承担蔡襄的职责，怎敢不以仁宗朝的事来侍奉陛下呢？不过，朱熹阐明先圣之道，是当今的老儒，专职在经筵劝讲，大概是陛下所尊敬礼遇的人，又不是汲黯、魏征、唐介三位臣子的等级可比。三位臣子因直言劝谏而触怒君主，朱熹却因古道而受到疏远，那么儒者果真这样对国家毫无益处吗？况且朱熹为人，陛下在潜邸时早已知道他的姓名；以寿皇的英明，曾想任用他却最终没有来得及；以太上皇的宽厚，又想任用他却竟不能招致，都是因为小人早已听到风声而一向对他严加畏惮。这就是朱熹在外面负有四海的声望，在朝廷却没有一天安宁的原因。然而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召来朱熹并把他置于侍从之列，为什么呢？陛下刚接受帝位，把危惧警惕放在心上，招来老成儒者而尊崇奖励他们，用以安慰远近的期望，这是陛下初政中最好的事情。朱熹本来不可屈服，年老后却有所改变，深深存有宗庙社稷之念，因此毅然前来。臣一向不认识朱熹，每次相见，只勉励他稍安，不要仓促求去，以符合主上好学求贤的心意。赵汝愚也曾让臣勉励朱熹，切切不要急于深言政事，只要用岁月慢慢磨合，涵养圣心，等到彼此融洽，不愁言论不被听取、劝谏不被采纳。只担心过多强迫君主去做难以实行的事情，久而久之必然产生厌恶；一旦厌恶而请求离去，就会完全违背初衷。一开始的谋划，反而使朝廷难以处置。朱熹近来往来任所，已经同别人有过曲折周旋。听到臣这番话，他自己说要斟酌可否，也想长久留下来补益圣明。只是臣不知道，他是否曾向陛下说过这些话？又是谁向陛下说了什么事情？竟忽然触犯天威，以至于当天就罢职遣送。臣料想，陛下绝不是仅仅因为朱熹十九日在经筵留身所奏的一件事，便赫然将他赶走。朱熹长久负有盛大声望，又在经筵任职，不同于其他官员；任用他、罢退他，都应当合乎礼数。因此大臣重视并惋惜体统，没有立即施行，秘密而不宣告，仰望希望暗中挽回天意。然而正逢宸怒，圣心还没有回转，臣惶恐不安、徘徊无措，面对别人时完全没有脸面。陛下也曾想到这些吗？假如太上皇当年因为廷臣尽情进言，就把他们全都驱逐，那么正值人心将要变动之际，祖宗的社稷由谁扶持？陛下历数群臣，谁来辅佐拥戴您？如今群贤幸而会集，却一旦无故先行罢去首先召来、首先任用的元老，使人离散、离心。臣这两天如醉如迷，没想到圣明君主忽然有这样的过失。比如臣往年以执宪殿中的身份，极力论述吴端越级迁任给事中、谏议官而失职，后来仍坚持上奏申辩如初，违忤太上皇的意旨，太上皇夺去臣的言职，但还等到臣三次请求奉祠之后，才允许臣离开京城。如今陛下既然说怜悯朱熹年老，又为什么恩意如此淡薄？况且古代君子推荐进用人才合乎礼，退黜人才也合乎礼；如今的君子，进用人时像要把他放到膝上，退黜人时却像要把他坠入深渊。如今陛下对朱熹，莫非就是把他置于膝上、又推入深渊吗？天道其实就是人事的反映，前日那不可测的风雷，正预示着陛下时常发布不可测的号令，事情正是如此。朱熹有麋鹿一样的性情，只怕不能回到山林；臣等姑且把他羁留在朝廷，而陛下却解开束缚放走他，这是使朱熹得以实现原来的愿望，而陛下自己违背最初的谋划。陛下难道没有想到这一点吗？臣蒙受宠荣，不忍默默不言，恭敬希望圣上慈爱阅读臣的这篇奏章，释然悔悟，向远近显示此意，以安定众人的听闻。从前帝尧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成汤改正过错毫不吝惜，不要使前日尊崇儒者、重视圣道的心意，突然变成厌恶直臣、疏远贤人的举动。臣不是在帮助朱熹，而是真正在帮助陛下。唯愿陛下裁察。侍讲朱熹因议论政事而离去，监登闻鼓院游仲鸿上疏说：‘陛下居丧期间，多次发出御批，不经过中书。前日宰相留正离去，罢免得不合礼；谏官黄度离去，罢免得不合正理；近臣朱熹离去，又罢免得不合道义。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舍弃宰相、谏官、讲官而能够自以为聪明的。希望赶快召回朱熹，不要让小人得志，以致养成祸乱。’殿中侍御史林大中进言说：‘进退人才，应当观察他们志向趋向的大体，不应当责求他们办事的细节。志向果然正，即使小节可以责备，也不失为君子；志向不正，即使小节有可喜之处，也不失为小人。’他又论述说，当今的事情没有比国耻未雪更大的。此事没有完成，就不能忘记这个志向。把这个志向存于心中，便能招徕天下人才，振作天下士气，倡导天下大义。大义既然明白，具体施政条目就可以一一论说，治理功业也可以成就。《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任用人才 宋宁宗即位后，召朱熹到京城。不久，授予他祠禄官。校书郎项安世率领馆职官员上书挽留他，说：‘御笔任命朱熹为宫观祠禄官，不经过宰执，不由给事中、中书舍人封驳，直接让快行送到朱熹家中。臣私下揣测圣意，必定是明知朱熹贤能，不应让他离去。宰相见到这道命令，必定会坚持上奏；给事中、中书舍人见到，必定会封还驳正。因此才采取这种惊异反常的举动。君主所忧虑的，只是不能知道贤才；既然明知他贤能却公开让他离去，这是向天下表示不再任用贤才。君主所忧虑的，只是听不到公议；既然明知公议不可违背却公开违犯，这是向天下表示不再顾念公议。况且朱熹本来只是一个普通官员，身在二千里之外，陛下即位还没有几天，就加以召用，授予侍从官职，让他侍奉经筵，天下都认为这是初政的美事。他供职才四十天，就因为内批将他驱逐，满朝惊愕，不知所措。臣希望陛下谨慎守住纲纪，不要忽视公议，重新挽留朱熹，使他辅佐圣学；这样君主就没有过失，公议也还存在。’没有得到答复。嘉泰二年，叶适上奏说：臣听说，要占验国家盛衰的征兆，必定以人才的聚合离散作为验证。从前周文王、周武王亲自招致众多贤士，使他们兴起并加以任用，由此预先卜知天命，国运最为长久。召康公替成王作《卷阿》诗，讲求贤任用吉士，其兴盛的寄托深远而厚重，其防微杜渐的意旨充实而长久，不是只说赞美，而是借此告诫。诗中说：‘和盛美善啊，王有许多吉士，只有君子才可任使，受到天子的喜爱。’又说：‘和盛美善啊，王有许多善人，只有君子才可任命，受到百姓的喜爱。’上能使天子喜爱，下能使百姓喜爱，不把抗拒冒犯当作能耐，而把使上下顺悦作为所得，这其中难道存有谄媚曲从的意思吗？他们忠信诚实，尽公忘家，只以国家的祸福作为忧乐，不以自己的曲直计较胜负，所以能在上被君主信任，在下被百姓爱戴。人才聚合之时，形成和平极盛的政治，其效果就是这样，不是末世所能比的。过去陛下刚继承帝位时，臣身列百官，偶然得到进对机会，便不能自已，曾经申说推演《卷阿》的意义，献给陛下。上天启发圣明，德意日益开阔，志虑每天更新，消除党争偏见，坚持中正之道，人才或许可以重新聚合，和平也可以逐步达到。臣灾病缠身、衰弱残废，亲眼看到这些事情，不能不感叹。臣听说，治理国家以和为根本，处理事务以平为最高境界。和，就像厨师调味，目的在于养口，而不是让酸、咸、甜、苦彼此争胜。如果仍有酸咸甘苦之争，就不能称为和。平，就像工匠制作器物，目的在于实用，而不是被痕迹、节目的繁琐所累。如果仍以痕迹节目的繁琐为累，就不能称为平。所以善于调味的人，一定使各种滋味不能各自固守自己的味道；善于制器的人，一定能消除众多不平，使它们都达到平正。臣下谁没有自己的私见，只有明主能使他们忘掉私我。仁宗初年曾有党争，到至和、嘉祐年间，过去被废弃的人都重新得到洗雪，不分彼此，不隔新旧，人才重新聚合，于是成为本朝的盛世。臣久病衰弱，早已断绝求取荣宠的希望，区区愚见所期望的，只是臣下忘掉私我，以国家为重，存心报国；对过去谋划报答，对将来图谋报效，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没有懈怠和竭尽之后的停歇。职分所系，竭尽智慧和力量；职责所严守，极尽忠诚恭敬，不为一己私身而徇私，而是把自己同公家事业的先后得失联系在一起。这样，下面的人知道和平的实际意义，上面的君主享有和平的实际福泽，远则追法文王、武王，近则效法仁宗，也就无愧于《卷阿》这首诗了。唯愿陛下裁察。开禧二年，叶适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没有比爱好士人而不衰减更贤明的，臣下没有比更加深厚地爱戴君主更忠诚的。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君主渴望治理功业，招徕贤能俊杰，所加的意念和恩遇不分亲疏远近，于是四方士人无不承受风教、伸长脖子，争着想竭尽自己的力量。等到君主已经懈怠厌倦，轻视并厌弃群臣，官员忽然进用、忽然退斥，像野鸭大雁来去一样，不再顾惜他们；臣下于是都丧失志气、离散心意，消沉畏避，常常说：‘君主已经不再任用我，时势也不容我。’于是怀有自我怀疑的心情，发出怀才不遇的感叹。这样看来，君主的爱士之心不衰，而臣下对君主的爱更加深厚，正是自古至今最难做到的事情。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天性深沉宽厚，圣心明朗开阔，众多士人汇聚而起，各种善才相继升进，十天任命、每月召用，唯恐来不及；又常因先行荐引而多出于公议，人才大概可以没有遗落的遗憾了。虽然其中本来有已经进用又再次退下的，有屡次谦让而不能前进的，有将要任用却忽然停止的，有请求试用却未能获得机会的；何况刚柔性情不同，通达和耿介各有不同，毁誉说法很多，好恶也难以一致，总之还不能完全相合。臣下只应坚守操持以等待察看，爱戴君主应当更加深厚，因为这是臣下的义理本来如此。臣希望陛下更加坚定至诚之心，不衰减从前的爱士之意，使君门四面敞开，万方人才争相进用；这样擢拔任用人才，又何必忧虑缺乏人材呢？然而，不是真正贤能、确有才干的人，不足以赞助事业；不博闻强识、正直诚信的人，不足以补救缺失；不具有和睦的德性、醇厚的品行的人，不足以维系民间伦理；不具有专一忠诚、严峻节操的人，不足以激励士人的操守；不是博雅通达的人，不足以整饬治学；不是本于正统的人，不足以垂示训诫、使讷拙者明辨、使巧言者归于正道。凡是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才，都应包容兼蓄，纳入陛下宏大的造就之中，彰显于光明的朝廷，这确实就是国家的盛世。臣对君主的眷恋始终不改变，臣下的义务已经尽在这里；只是臣狂妄愚昧，哪里能逃过圣明的洞察。宁宗时，余天锡上疏说：臣承受国家恩典，由平民起家而出任分阃将帅，不久又被催促入朝觐见，越级玷居近臣之列。当时代理礼部侍郎曹豳正在谏省，曾上疏抗言，说任用臣过于突然。臣与曹豳交往最久，相互了解最深。如今看他所论，对君父有陈述善道的恭敬，对朋友有责备其向善的道义。曹豳于是升了官，臣却竟然玷污了要职。曹豳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多次上疏请求离去。匆忙任用旧人，却使一位正直士人退去，将要怎样向人解释呢？曹豳有老成的声望，正直诚信而多有补益，把他置于近臣班列，可以匡正君主，可以作为在位者的仪表。希望陛下委婉周全地挽留并施行这一请求，使他释然无疑，安心就职。这样陛下既享有喜爱贤才的美名，微臣也可以免除妨害贤才的惭愧。’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