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十九

译一论任用人才。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以聪明睿智的德行君临天下，正锐意把心思放在大有作为之时，亲自总揽万事变化，以刚健果断的气魄，凭权力和决断处理政事。凡是认为对人有益的事情，早晨考虑，晚上就实行，不会拘守旧例，即使是前代已经熟行的制度，也从不有所忌惮而不敢改革。天下人欢呼鼓舞，擦亮眼睛观看圣人的作为，踮起脚跟等待极致治理的成就。陛下认为按资历、计日月来升迁不足以选取人才，于是延揽卓异之士，要求他们取得非同寻常的功效；有时因左右近臣一句话便认为某人有才，有时某人的宏伟言辞、高明议论恰好合于皇帝的心意，便超然置于按常规升迁者之上，不再受通常资序的限制，这在圣君求取人才的心意上本来是正确的。可是没有听说有值得称道的奇功显业，能够使朝廷特别宠异、使众人的心受到震动并产生羡慕；不但没有这样，反而人人都显出不服气的神色，愤恨那些越过自己而升进的人。况且劝勉人才的办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奔竞争逐的风气却已经四处兴起了。比如某位士人凭借心计进用，已经越过千百人，把他安排在掌管钱谷等重要而繁忙的职位上。内廷经费一旦供应不足，外面的民力一旦困竭，在这个时候，正应当依靠这个人办理事务；如果他果真能筹划谋算，应对突然发生的情况，财用也能从他所掌管的来源中取得，即使每天升迁一级官职，人们也不会认为过分。” 那些凭文学、政事才能而进用的人，如果都像这样考验他们，哪里会有不服气的人呢？如今却不是这样，只取用他们的名声而不考察实际，开始因为这一点进用，最终却不按这一点考验；又有人凭借虚名而接受实际任用，其中的才干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同于众人之处。若想使人人都安守自己的本分，就困难了。况且如果不能得到左右近臣的了解，就不能自行通达朝廷；按资历等级、累计日月，又不能达到富贵的阶梯，于是奔走于公卿之门，唯恐自己的足迹落在别人之后。希望通过严格防禁来使耻于奔竞的风气增长、使奔竞之风消退，恐怕也很困难。持有极高言论的人，未必有极卑下的行为；施展喋喋不休辩说的人，未必有卓越的见识。言论是不能一定相信的，竟到了这种地步！唉！虞舜的智慧并不比他的臣下差，却还命令他们分别掌管九种职务；那些人都是当时容易看见、容易考察的人，虞舜仍然反复询问、详细讨论，以穷尽群臣可用与不可用之处，这是知道仅凭自己的见解不足以选取人才，何况凭一句话就认为某人有才呢？既然让人先以言论奏对，又再以功绩考验，是知道单凭言辞不足以说明成效，何况只是偶然合于皇帝心意的一篇议论呢？臣愚昧地认为，凭言论取用人才，就会使诡诈言辞、巧辩之人出现，来希求一时的迎合，对实际毫无益处。提拔人才，与其错误地升迁庸人，不如放慢速度提拔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的德行和功业最终会显明，无法遮掩，终究会为国家所用；若误用庸人，则会造成祸害。” 越级升进，只会激起不如自己者的愤怒，对劝善之道没有任何帮助。那么怎样做才可以任用人才呢？应当效法虞舜，这样就可以了。一论辨察言论。臣以为，圣人居于高位，不必离开几席之间，聪明却能通过冠冕上的旒和耳边的纩而隐然通达。天下臣民、事物的情状，明白得就像亲自到每一家、每天都能看见一样，是由于广泛询问而获得的。询问得广，进言就没有穷尽。君子和小人有时会混杂其中，我也都听取他们的话。采用他们的话中好的部分，近处尚且可能失误，何况远处的事呢？得失的关键，就在于采用君子还是小人的言论。君子的言论，开始听来好像严厉，后来却终究有利于实行，所以听取它很困难；它不一定在眼前见效，有时要到长远以后才验证，便有人认为它迂阔而不切于实用。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话迎合心意，容易被听进去；实行到长远以后，反而在眼前无法施行，有时却被认为切合事理。他有所喜爱，就必然有所肯定；有所憎恶，就必然有所否定；而是非从不被个人的爱憎牵引，这才是君子的言论。用爱憎来改变是非，使真情和虚伪最终无法看清，这就是小人的言论。唉！询问并不困难，接受进言才困难；接受之后再加以辨察，更加困难。从前虞舜之所以独称大智、后世无人能够赶上他，是因为他喜欢询问，并且辨察浅近的言论。既然喜欢询问，下面的实情还有什么不能通达的呢？又能辨察言论，是非还有什么不能明白的呢？” 所以他的智慧充塞于天地之间，没有谁能同他比较其广大。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通达万物变化的规律，却不自以为神明；洞察万事隐微的情状，却不自以为圣明。舍弃自己的成见，考察众人的意见，完全采纳群臣的各种说法，从公卿直到百官，没有谁不争相竭尽自己的思虑。言路一旦开放，治国之道就能实行了。然而君子和小人的言论关系到得失，正在听取采纳之际，臣希望陛下运用虞舜辨察言论的方法加以区别，及早使大公至正的议论得到实行，不被巧辞邪说所胜，这样，陛下的智慧就更加广大了。一论矫正士风中的虚伪。臣听说圣王在上，没有不想彰明教化、厚重风俗的。教化醇厚、习俗美善，是由于先端正天下的风气。风气端正了，难道还会有人践行不正当的道路吗？臣私下观察，急于求贤、希望实现治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而制造虚伪并使之成为习俗，也从来没有像近世这样盛行。正当陛下日夜咨询访求，想得到敦厚诚实、朴实茂盛的士人，提拔他们作为风俗的倡导者时，有人说：‘做官的有某某士人，居家不仕的有某某士人。他为人性情恬静、操守简约，行为淳厚、资质朴茂，本来外物不能牵累他的内心。’公卿把这些话在朝廷上称说，朝廷便立即任用了他。天下士人知道皇帝所取用的是这种人，于是暗中谋划沽名激誉的办法，表面上却装作恬静退让、不与人争竞。他们心里只怕爵位不够高，说话时只怕自己隐居的山林不够深。至于矫饰情态、装点容貌，以哗众取宠、惊动风俗，等到名声形成、计谋得逞后，如果心意还有不满足，又怕晋升不够快，便又提出希望闲居、请求退处的奏请，来邀取皇帝的恩宠。这样的请求越多，他的恩宠越稳固。小的欺诈便取得小的志愿，大的欺诈便取得大的志愿。后来的人务求胜过前人，越发假借别人难以企及的言行，来成就各种欺诈。” 早晨还侥幸求得进用，晚上便放弃自己原有的操守，逐渐沉溺于荒诞放纵，天下一天天陷入虚伪却不知道停止。这样的风气一旦放肆，想要风俗变得淳厚，难道还做得到吗？唉！巧言令色之人，不能容于尧的朝廷；如今士人却用虚伪来装饰自己的行为，难道是圣明时代所应有的吗？想要矫正这种风气使之归于正道，难道说没有办法吗？假如众人说：‘某人贤能，他的行为淳厚而且不苟且吧？’就一定要考察他的实际情况；果真不是用矫饰虚妄来欺骗世人，又有可以进用的条件却不肯进用，这才是贤者。然后再提拔他，这样，他的进用就不是由于虚伪。又假如他想退处，听任他自行退处，那么真正退隐的人就会出现，士人的言行、进退都合于诚信之道，天下的风俗难道还有不归于正道的吗？”

译一论安置老臣的适宜办法。臣听说，只有圣王能够培养臣下的节操；臣下进用时，既以礼相待，等到退处时，又表示不忍心轻易让他离去的心意，然后人们才知道自重，不失去出处进退的正道。正因为出处进退不失其正，所以耻于失节的风气兴起，风范节操也就完整了。古代大夫到了七十岁便告老致仕，这是老人必须亲自向君主请求的。如果君主不准许辞谢，就一定赐给他几和杖。这就是说，臣下虽然告老，君主有时仍不听任他离去。年老而一定要告老，是知道衰老将要到来了。即使有万钟的享禄，也不能因此留恋，是为了使自己的义理得到安定。臣下告老而君主不听任他离去，是因为他确实老了，但力量似乎还可以勉强，仍应当勉强让他任职，以成全君主的仁德。近世风俗浅薄，衣冠士大夫之间不实行知耻之道；有的人厚着脸皮，忘记自己年齿和头发已经衰老，筋骨已经疲惫，贪求进用而不知道停止。甚至有人曾经被国家任用，一旦年老与疾病相继而来，便怯怯地请求任职于闲散部门，把不能获准看作忧虑；有的人还掩饰自己的病状，向皇帝报告说自己没有疾病，直到被放归田里，仍然恋恋不舍，显出哀求而不愿离去的样子。唉！做官做到年老而且有病，已经可以离去了，却还不离去而自取羞辱，这种人本来就不值得顾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况且年轻时稍微尽过一些力量，年老后却没有地方容身，从仁政方面说，恐怕也会有所妨碍。如今四海如此广大，百官如此众多，像这类人，难道不能容纳吗？如果确实有病，就赐给他告假退职的恩典，希望使他得到万分之一的安宁；年老者把他安置在散官职位上，以供养他，使他不再任事。经过长年累月，免除被斥退归乡的名声，那么有病的人就不会感到羞愧，也能有所收获。若能得到俸禄，年老者就没有遗憾；然后完整地 պահպան进退的体统，用来表明出处进退不可轻率。既然对年老而有病的人如此爱护，那么年轻人便会努力尽职，不必担心自己的后路了。风范节操难道还有不完整的吗？过去三代的治理中，只有周家被称为忠厚，是因为养老制度最为完备。如果成周养老的制度能够在今天重新实行，臣实在有最大的愿望。以上谨慎地陈述如前。这四篇文章，大致竭尽了臣的愚见；区区忠心，曾经不足以仰助圣德的万分之一，冒犯天子的威严，臣实在承受不住这种激切恐惧之情。哲宗即位，起初任起居舍人的邢恕上疏说：“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继承大统，太皇太后陛下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月了，政事中的大事大略都已经有所损益和安排。然而自古以来，政事从宫闱中发出，祸患常在于大臣专擅权力，同僚之间离心不和，互相倾轧，群臣各自有所依附，制造朋党，于是不能同心协力，王室便卑弱。太皇太后的圣明心意简约严正，对于政事没有特别亲近或疏远，只听从正确的意见，务求符合众议，不相信片面传入的言论，不被背后憎恨的说法所迷惑；听取言论一定用事实加以验证，对可疑近似之处一定追究实际情形，所以左右近臣不能靠诬陷欺骗来互相倾轧。这样，群臣本来就没有可以依附的对象，也不能制造朋党了。前代皇太后临朝执政，常常担心外戚僭越骄横、过分膨胀，互相交通请托，扰乱刑罚和赏赐；太皇太后从宫内开始辅佐政事，英宗又约束控制外戚，宫内有礼法，因此能够总揽政事，族人谨慎畏惧而更加小心。从前外戚本来就没有骄横膨胀的苗头了。” 汉、唐的诸位皇后，如果专门听断政事，北司的要员没有不显贵强盛的；而太皇太后端居深宫，神情凝重，很少屈尊接见，即使是至亲近臣，也执法谨严，不徇私给予借贷，淡泊而无所欲求。宫省中那些年老熟悉事务的人，大都认为不能窥测她的心意，因此无不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北司本来就没有显贵强盛的嫌疑了。自从先皇帝卧病，外廷大臣还没有来得及进一句话，太皇太后便独自出于圣心作出决定；关于建立储贰，在十天左右以前就已经预先定下了。等到先皇帝突然弃世、皇帝登上大位，太后以嫡祖母的身份保育扶持皇帝，这是出于天性的亲情，根本自然，因此没有谗间之言兴起，慈爱之声却日益传播。至于选用人才、修明兴举政事，自前世以来，号称明王圣主的人，几乎没有能超过太皇太后的。政令下达，不出宫室帘帷之间，但恩惠流布于四方，仁德声誉震动万里。如果能够进一步虚心圣听，务必接受尽情的进言，勤勉不懈地继承下去，那么巍巍盛大、赫赫显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局面。然而太皇太后如果止步于今天，便认为天下无事，可以高枕而卧，那当然还不行。为什么呢？如今边境战事尚未平息，外部地域正要窥伺中原，动摇边疆，来报复旧怨、洗刷耻辱；国家白白耗费大量财物，百姓的力量也长期困乏。” 如今幸而年成丰收，政事已经安排布置，虽然先处理了最紧急的事情，但恩泽还没有完全普及，恶吏仍然很多；命令发布之后，有时还不能得到奉行，朝廷的美意无法贯彻到下层。倘若遇到饥荒和战争，天下没有谁能够避免，仍然会有盗贼之患。这正是圣心日夜焦劳、讲求治理根本的时候，也是大臣忘却自身、以国事为重、背弃私心而趋向公义、同心合力的日子。臣请姑且分条陈述五件事来进献。臣私下认为，皇帝正在培养德行、思考治道，还没有立即亲自处理政务；太皇太后虽然总揽政事大纲，却不能把每件细小事务都留心处理，因此不得不依靠大臣、责成大臣办理。为了布置朝廷的耳目，依靠他们互相检察，不得不完备设置台谏。大臣如果确实存心公正，处理事情都恰当，那么即使设置了台谏，也可以没有什么可进言的。阳城任谏议大夫六年，从未论奏政事。等到唐德宗罢免陆贽、想任用裴延龄为宰相时，阳城才以死力争。像阳城这样，才是所谓通达大体。至于台谏官有时议论细小末节，用来摧折大臣；做大臣的人如果确实以国家为重，也不应因此猜忌台谏。朝廷也不应因为细小末节，就轻率地对大臣厚薄不同、进退无常。这样，国家威势在上面得到伸张，君主恩德在下面得到施行，大臣保持体统，台谏也履行了职责。”

译唐德宗刚即位时，代宗将要安葬于山陵，禁止屠杀牲畜，但郭子仪家的奴仆杀了羊，裴谞便以所任职事加以弹劾。有人说：‘小事不足以损伤大臣。’裴谞说：‘尚父正处于显贵强盛之时，天子又刚刚即位，一定会认为依附他的人很多，所以弹劾他的小过错，来表明我不依附权势。对上可以尊崇王室，对下可以使大臣安定，不也是可以的吗？’像裴谞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长远考虑了。如今如果确实完备设置台谏，而大臣存心极其公正，所犯的不过是细小末节，那么不进言的人固然是通达大体，进言的人也不妨碍他有长远考虑。这样看来，增广台谏确实有益处是明白的了。如此，朝廷的耳目布置于下，太皇太后就可以从容颐养，保养心神、巩固身体，在上享有万年长寿。仁宗末年，大体上沉静少言，很少再亲自处理政务，把政权交给大臣。大臣不敢怀奸挟私，正是采用了这个道理。何况太皇太后振举提纲、总揽大政呢？即便如此，如果设置台谏却没有得到合适的人，仍然等于没有设置。臣愚昧地认为，不如严肃诏令大臣，让每人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然后在皇帝面前共同议论。太皇太后考察他们平日的操行，确实有某件事情值得称道、某种节操值得推崇，然后举荐任用，那么所造成的过失也就很少了。” 第一，古代天子一年或五年出巡狩察一次，考察官吏的善恶，详细了解民间的疾苦。后世君主深居九重宫禁之中，不能冒着风雨、触犯霜雪，也不能让寒暑侵袭身体，更不能在道路上劳累筋力。自秦代以来，开始设置御史，监察郡县；汉代改为刺史，乘驿传车巡行所属地区，年终可以到京师奏报政事。唐代所谓采访使，以及如今所谓转运使、副判官、提点刑狱、常平仓官之类，都是代替天子巡狩的人，他们的责任不轻，这是明白的。国朝旧例，通常先任职并历知州的差遣，然后提拔为监司；或者先由通判提拔为权知州，然后再提拔为监司。由通判直接提拔任用的，偶尔也有，但极少。只有从台谏官出任监司的，才有资历次序尚浅的人。然而过去官员没有升入朝官，就不能被推举为台官；朝官往往曾经任过知县，后来做台官，又做监司，而资历次序通常在通判以上。当时，监司中地位高的多曾任知州，地位低的也大多曾任知县，他们经历事务、老成持重、可以依靠办理政务的人很多。《诗经》说：‘即使没有老成之人，尚且还有可以遵循的典章。’魏太祖说：‘我不是圣人，只是经历的事情多罢了。’ 既然如此，老成之人本来就比典章更为重要，而经历事务多的人甚至可以私下比拟圣人，那么老成且经历事务多的人的益处就更加明显了。古代任用人才之所以规定四十岁壮年时做官，五十岁任命为大夫，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近来正急于求取人才，以便于建立功业，起初设置提举官，通常任用京官担任，有人早晨还脱离铨选，晚上便成为监司；这只是当时任用人才的权宜之意，不是可以长久实行的经远之法。因此先帝末年，选用尚书省官员时，规定不是知府不能做郎官，不是通判不能做员外郎；可见先帝本来知道资历次序不能废弃，也知道老成而经历事务多的人有益处。只是由于各种安排有先后缓急，来不及办理，所以对监司还没有来得及整顿。如今如果深思天下利害，郎中、员外郎掌管的事务只限于一个部门，而监司巡按监察的范围却是一道；远的地方绵延千里，州县有数百个，官吏有数百上千，户口人口更以万亿计算，那么二者利害轻重不相等，这是明白的。然而资历次序的限制，只设置在郎中身上，却还没有推及监司，难道是先帝开创了端绪，而把完成它的任务留待今天吗？臣愚昧地认为，提举以上的官员，如果没有通判的资历，从今以后不应授予监司职务；但从台谏官直接授任的，不在此限。这样或许能够把经历事务、老成持重的人布置为监司，使天下百姓逐渐受到圣恩，这是今日的急务。” 而且还可以平息官员奔走驰骋的弊病，使官吏稍微安于本职，借此收取成材之士、矫正浅薄的风俗。这可以说是一举而兼得两种好处。第二，周书说：‘上天树立君主，王、公承受天命而任用大夫、师长，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古语说：‘上天生育百姓，不是为了君主；上天树立君主，是为了百姓。’周朝的太王被狄人侵扰，因为爱惜百姓的性命，离开邠地迁往岐地，宁可放弃自己的国家，也不忍心让百姓争斗。诗人认为太王由此开始建立王业，是因为得到了百姓的拥护。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得到民众拥戴便成为天子的道理。夏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既然如此，百姓的急务就是这样重要。三代以后，西汉文帝、东汉章帝，都号称仁德之主。臣私下阅读两位皇帝的本纪，他们怜恤百姓、忧民伤民的情怀，都表现在诏令中，而且年年都有。汉宣帝出身民间，知道百姓的疾苦和当时的紧要事务，常常叹息说：‘能够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吧！’汉代郡太守可以自行辟召任用属官，也可以决定县令、县长的进退；太守用人得当，县令、县长就没有不称职的。因此汉代所选择任用的，最重要的就是二千石官。隋、唐以来，州县的守宰大多由朝廷任命，所以郡县官是最直接接触百姓的职务。” 治理天下的人把百姓视为急务，而守令是最直接接触百姓的官员，不可不选择，也不可不加以激励。唐代开元年间号称盛世，能够达到这一点，是因为有姚崇、宋璟担任宰相。臣曾读元稹《连昌宫辞》，称说姚崇、宋璟所造成的治理，其大略不过是调和阴阳、停止战争、选拔守令，而这些都出自宰相罢了。近年很少听到守令有良好政绩，询问往来之人，有时举出一整路百余个郡县，但贤良的守令很难数出一两个；这样计算，受害的百姓实在不少。正当朝廷用人唯恐来不及的时候，选拔才能之士常常出自疏远卑贱之人，唯独因治理成绩而越级提拔守令的却很少，难道只是偶然还没有顾及到这件事吗？如今如果确实想要选拔守令来劝勉奉行善政，使恩惠施及百姓，就应先谨慎选择监司。监司不是合适的人，朝廷即使有甄别守令的意图，也会被监司遮蔽，朝廷不能得到实际情况，那么所谓贤良的就不贤良，所谓有才能的就没有才能了。臣愚昧地认为，如今天下的监司还不足以信赖，不如先下令执政大臣集中议论，广泛采纳并访求各地情况，把守令中治理政绩尤其优异的几个人选举出来；天下如此广大，应该不难找到这样的人。”

译大体上应当把爱护百姓、忧民伤民放在首位，把奉公办事放在其次。因为后世的法令中，茶、盐、酒以及各种征税管理的利益渠道很多而且杂乱，不像尧、舜和三代的法令都出于爱护百姓。所以唐代阳城有‘安抚百姓劳心费力，催征赋税却治理无方’的话；唐德宗曾经命人对策，宰相想评定高下，却不知道依据什么。薛珏说：‘如今选取县令，不应专门看重文辞，应当把有心爱护百姓的人放在首位。’宰相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所选的人没有不称职的，由此可见守令应当以爱护百姓、忧民伤民为根本。按照这个标准求取人才，果真得到合适的人，就应当不论资历高低而优先加以提拔，并在训辞中明确表示，务必给予特别褒奖，用来激励天下。所选的人不过几名，但担任守令的人没有不羡慕效法的，那么四海之内、亿万百姓，人人都会受到恩泽，蒙受深厚的德政。然后严肃诏令御史台，举劾监司中尤其没有政绩的人，逐渐加以澄清淘汰。监司的选任清明以后，再交给他们考察守令，贤良能干的守令一定会出现。第三。孔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有人问扬子：‘桑弘羊以榷利的办法使国用充足，怎么样？’扬子说：‘譬如做父亲的搜刮自己的孩子，即使孩子富足了，对父亲又有什么好处呢？’ 从来没有孩子富足而父亲贫穷的道理。《礼记·大学》也说：‘从来没有府库中的财物不是君主的财物。’所以说：‘富有天下，那么天生地长，天下所有的东西没有不是君主所有的；财物在百姓手里还是在君主手里，实在没有什么不同。’此前陕西五路出兵，百姓背着粮食运入边界，和雇一个民夫，通常要花费百千钱。起初民力还充足，人人都相互跟随，竭尽力量来响应命令。后来一再调发，民力无法承受，王师终于不能再次出兵。既然民力无法承受，国家本来就不能凭此举事，那么使百姓富足正是使国家富足。汉武帝末年，深深悔恨过去的征伐，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停止轮台的戍守，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这就是汉武帝之所以称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大概在于他能知错悔改，又知道从哪里救治弊病。唐朝自中叶以后，经历安史之乱，王室削弱，藩镇强盛，藩镇都擅自掌握自己的财赋，所以在固定贡赋之外，另行进献余财，以求取恩宠。君主急于满足用度，因而对这种做法加以借许，大概是因为方镇既然擅自掌握财赋，朝廷难以调发赋税的缘故。如今四方万里，内外一体，诏令一经发出，迅速如雷霆，收放自如，形势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 县官对于百姓，即使有所征取，还有什么求取不到呢？不必让转运使在平日无事的时候，谋划仓促征敛的办法，时时借百姓的财物来滥求恩赏。从前仁宗时，苏顺元任淮南转运使，曾经进献羡余，仁宗下诏免于弹劾，只命令把所进的钱留在本路，用来防备灾害。臣愚昧地认为，如今确实想使百姓休养生息，使远近都蒙受福泽，就应当下诏明确命令各路转运司不得进献羡余。羡余即使是年度计划之外的剩余，也只应命令留作本路下一年的支用，这还不只是这一件事。征发收取之时，又有强行摊派的弊病，以及支移、折变的苛刻。官府发放钱物时，却用陈粮、腐麦代替现钱发给百姓，如同青苗、和买之类；按比例计算，号称一千钱，百姓实际得到的不过几百钱，这就是所谓强行摊派的弊病。赋税缴入时，按法令本应就近输送，却反而命令远距离运输；例如南州所缴纳的，要转运到北州，道路都很遥远，背负车载的费用不断增加，于是又把这些费用并入脚乘之课。应当缴纳钱，法令却规定缴纳粮；本来应交粟，却折换成缴纳麦，麦本来就比粟贵；已经缴了麦，又折换成缴纳钱，而钱又比麦更难得到。于是斗麦本来只值三四十钱，所缴却达到一百钱，转运使只凭几句指示就能坐收倍利，这就是所谓支移、折变的苛刻。”},{ 以上这些做法，全都是法令所应当禁止的。然而近来转运使往往公然违犯诏令条文，毫无顾忌，希望敕令各地安抚使、都钤辖、提刑司加以察访，报告朝廷，并允许州县守令以及吏民自行陈述情况。这样一来，那些搜刮民财的官吏或许就会知道畏惧，不敢失职了。况且青苗钱所收取的利息，一年终了也不过二分；可是从前议论纷纭，连续多年不能确定。如今转运使公然违犯诏令条文，肆意强行摊派、移支、折变，在十天半月之间就向百姓收取加倍的利息，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有人说，转运司所依赖供给的是财赋，如今管束得过于急迫，恐怕就无法完成职事。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假如转运使确实有才干，每年所需的费用只在诏令条文规定的范围内，自然能够办理，而且还会绰绰有余；何况每年计划所需之外，朝廷并不要求他们缴纳多余的财赋，再加上善政所感召，年成必然会好，租赋收入也不会因为水旱灾害而被蠲免减少，又何必担心不足呢？哪里有公然违犯诏令条文、竭力胁迫州县，物资输出时只凭片言便估定物价而索取高价，物资输入时却拿一纸粗劣的文书去取得贵重的价格，凭这种做法来论功，与戏弄玩闹没有差别；这正是不才之人所做的事情，也是法令所应当禁止的，怎么能说是管束得过于急迫呢？这是第四点。贾谊曾说：“君主的尊贵地位好比堂上，群臣好比台阶，百姓好比地面。台阶有九级，越往上越远离地面；这样，堂越高，高处的人越难攀登，低处的人却容易僭越。” 所以，君主的权势并不是能够独自尊贵的。从一命之官逐级升到公卿，官阶依次更加尊贵，而君主的尊位也随之增高，这样以后才成为最尊贵的地位。本朝旧例，任命宰相、枢密使时，官阶必定授为侍郎；任权同知枢密院以上官职时，必定授为谏议大夫；三司使必定授为给事中；如果由侍郎权摄御史中丞，必定授为谏议大夫；以直龙图阁的身份权领边帅，官阶即使较低，也仍授为正言；自天章阁待制以上，则本来就按照这一规定办理。四方的大郡，若由兼带都钤辖之职者，或由大都督府长官出任郡守，而不兼带馆职，便由诸曹郎官担任相应职务，吏民都会肃然起敬，知道应当尊奉谁，因为他们与其他官员不同。权同知枢密院以上，都是参与政务的大臣；权御史中丞，是掌管纲纪的职任；三司使实际上主管国家财政计划，所以官阶较高的必定授为侍郎，其次则由两省官员担任，谏议大夫就是其中一种。直龙图阁担任边帅，所负责的事务重要而责任重大；天章阁待制以上，是侍从官，所以必定由小两省官员担任，正言就是其中一种。假使不讨论职名，仅看官阶而授为正言，那本来就已经是可贵的官职了。在那个时候，官职的清浊、高下，细微到锱铢方寸，都有明确区别，不能混淆、扰乱等级而逾越，所以朝廷尊贵荣耀，人人都知道向往仰慕。

译先皇帝唯独忧虑名与实不相符合，所以改革官制，用寄禄官来寄托品秩。名实既已端正，但推行时间还短，对于辨别流品、安排升迁次序，当然还来不及办理。从前官制虽然已经施行，但曾有诏旨命两省官员修订补充其法则，这本来就是应当讲求的。如今以堂堂有宋这样盛明的朝廷，自尚书以上的官员，大多是试官，难道不是很鄙陋吗？然而担任尚书的人，追究他们的来历，都是曾经任过学士之职的，其品秩与尚书相差不远；担任侍郎的人，大多由天章阁待制除授，其资望名品也大致相当。但一旦成为职事官，就必定除去原有职名，因此有承议郎试任尚书的，见到他的人不知道他曾经任学士，只看见他是承议郎，和过去的国子博士相等，却担任尚书，难道不是可以轻视吗？名藩大郡，有的统辖一道，有的镇守一都防，但既没有三馆贴职，又没有诸曹郎中、员外郎、舍人、直龙图阁待制以上的职名，就都由朝奉郎、朝散郎或大夫担任；他们的下属，与通判、签判、知县、监当官的官名没有区别。内外的体制和气势渐渐卑弱，上下日益衰颓，官吏、士人、军人和百姓大多产生轻慢之意，陛防太过削弱，这不是尊崇朝廷的办法。加上官制施行至今已经超过三年，通常按任期届满升迁。如今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给事中升任侍郎，只相当于待制；如果升任尚书，等级就过于峻急。即使从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给事中升为侍郎，也和从大卿、太常少卿除授侍郎属于同一等级，反而不能算作升迁，这说明升迁次序还没有安排妥当。现在想要除授人物，有时资历与官职相称，但才干未必相称；有时才干与职事相合，但资历又不相符合。这就像户部侍郎出缺，任用天章阁待制，虽然可以说他的才干够用，却不一定适合称为龙图阁直学士；如果才干确实相称，资历又不能压低，所以除授任用很不方便。何况自直龙图阁以上，所保留的职名，都是掌管禁中、秘奥殿阁图书的职任；如今寄禄官在外地可以加授这些职名，在京师却不可以，实在是本末倒置，体制和气势不顺。而且朝廷的职名，本来是用来待遇贤能俊才的；如今即使这个人适宜留在朝廷，一旦除授职名，就必定出任外官。例如赵彦若可以留在朝廷备任台谏，却因为除授龙图阁待制，所以出任亳州知州；孙甫年少而有才干，可以胜任省部繁重事务，却因为担任直龙图阁，所以出任陕府知府。在授予和接受官职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出这种牵制了。臣愚昧地认为，今天讨论官制，不过是要仿效秦汉。汉代的加官，如诸吏、左右曹、散骑、给事中之类，就是今天的职名。官制所承袭的止于唐代《六典》，而三馆贴职、集贤院学士，《六典》都详细记载为正式职务，并施行于朝廷。如今如果允许自龙图阁以上的职名由职事官兼带，确实不妨碍名实相符。这样又有三项好处：以待制、学士的职务作为尚书、侍郎的侍制官，便可以去掉试官；朝廷内外都有所瞻仰，官吏百姓知道尊敬奉行，陛防的气势更加峻整，也可以尊崇王室、提高君主威势。升迁授官时，职名虽为学士，也可以降为侍郎；待制可以兼领卿、监；直龙图阁可以冠于省、寺官职之上。按照官职选择人员，就没有滞碍；殿阁图书之任可以兼用于内外，本末不至于倒置，体制和气势顺当有序。这就是所谓三项好处。按照旧例，职名自校勘至龙图阁，大略说来还有四等。其上又有集贤殿、史馆修撰；集贤院则视职事高下、官品大小而加授，也有一开始加授便为修撰、直龙图阁的，但必须另有差遣。在京城，则三司副使、同提举在京百司之类的官员，才可以担任这些职名；在外地，则帅臣、三路转运使、江淮发运使、任监司年资已久者、主管大州者以及都钤辖、大都府之类的官员，才可以担任。其他人都要按年资和次序逐级累迁，之后才能达到。职名即使是直龙图阁、修撰，也必须另有重要的差遣和职任，然后才能升为待制、谏议大夫。这个制度极其详细严密，所以朝廷任用它可以起到激励劝勉的作用，士大夫也凭此升进，不得侥幸。如今既然把三馆贴职全部削去，却独独保留直龙图阁，凡是需要用职名宠待的人，不分高下，一概授给。因此有府界提点而兼带直龙图阁的，今天授给他时，已经失去了它原本过于优厚的意义；以后如果一升再升，上面就是天章阁待制，又会失于过分峻急。如果在这个时候不早作打算、预先考虑，将来任用时必定会陷入困境。如今如果果真认为职名可以废去，就应当一概除去；然而像直龙图阁这类尚且保留的职名，难道果真不能废去吗？既然职名果真不能废去，而待制以下只保留直龙图阁，又是什么缘故呢？如今既然独独保留直龙图阁，又一定要用它来宠待资历声望浅的帅臣，是想借此使人们惊异并引起观听。然而，用来使人惊异并引起观听的，不是只有到了帅臣才这样；其他主管大州、当方面之任、据守都防的官员，以及江淮发运使、三路转运使之类，也都应当属于关系到人们观听的人物。如今寄禄官既已通行合并为一个等级，又没有清曹郎官、台谏之类可以区别资望，那么用来略作区别的，只有职名；如果一概用直龙图阁来待遇他们，难道可以吗？臣愚昧地认为，从前馆职之所以显得优厚幸运，只是因为任校理一年便可任通判，资序三年便可任知州，这实在太过分了。如今如果确实在这里加以裁减，大致按两年积成资历任一任官，然后完全恢复自校勘以上直到修撰等贴职，这本来就可以与正名、官制同时施行，补救原制度的不足，使高下等级鲜明而有次序；朝廷使用它可以有所激励劝勉，士大夫凭此升进而不得侥幸，流品得以区分，官吏百姓得以尊敬信服，这就是五项好处。如今如果确实实行这五项，都是国家的大体，也是当时的要务。凭太皇太后的圣明智慧，应当不会有所闭塞；即使参酌大臣、询问群议，恐怕也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五项全部实行的办法。使私下徇情灭绝而德意彰明，使民心稳固而君主威势隆盛，然后以道来揆度，以德来推行，以虚心为根本，以无我为作用，只存大公，只守至正，不偏不党，唯真理是从，这就是所谓道。

译能够体行大道而不失其本，不被好恶所夺，不因喜怒而改变，德行有所成就于自身，这就是所谓德。道德在上位者身上树立起来，公卿在下观法效法，上下相互补益，然后才能增长忠义以尊崇我们的君主，增长廉耻以消除群体中的冤枉。任用人一定以诚信品行为根本，然后才考察才能；考核政绩一定以实际功效为先，然后才责求文书形式。谨慎选择熟悉公家事务、通晓台谏旧例的能吏，裁减节省簿书和公文往来，务必先办理紧急事务，宽略苛细和过度的刑法，使人的力量足以胜任事务。仿照唐代律令格式，对于有常规的事务制定为固定格式，不必逐件上报请问官曹；小事有所建议请求时，按次序可以专门裁决，不必一一奏报覆核。小的惩罚用来警戒大的过失，交给省、寺办理，使他们能够警戒胥吏的违慢，以防事务滞留。这样大小事务都能办理，太皇太后可以从容宽裕地总揽政务，在上位责成官员，保卫国家将要成功。皇帝的圣明资质达到成就德业的境界，那将是宗社的庆幸、百姓的福祉，哪里有尽头呢？臣自己想到，太皇太后亲政以来，首先对臣破格擢用，远远超过常例，那么臣用来图报效力的方式，也不应当与一般人相同。冒昧触犯皇帝的威严，臣实在惟有祈求上天、听候命令，惶恐不安到了极点。监察御史王岩叟论说治理之道贵在清静俭约，上奏说：“臣观察历代君臣讲论治理之道的很多了，但没有比尊崇清静、厚行俭约更重要的。天下本来没有多少事情，是因为扰乱它才事情增多；事情增多，百姓就劳苦；百姓劳苦，就会怨恨；百姓怨恨，国家便会有缓急，即使临时赏赐百姓，也不能派上用场，这就是没有什么比清静更重要的原因。天下百姓用来养生送死的物资，本来是足够的，是由于夺取他们的财物，后来才陷入困困；困穷之后，才成为盗贼。如果不厚待民生的根本，却只是一味严治末端，即使杀戮他们，也不能禁止盗贼，这就是没有什么比俭约更重要的原因。臣私下为近年来的情形感到痛心，好进求宠的人纷纷提出建议，天下因事务过多而劳苦，百姓因物资不足而困窘。因此臣希望陛下用清静俭约来养育天下，使百姓安定而快乐。百姓安乐，自然阴阳调和、风雨按时，四海之内将富足得不可胜数。别人认为这很难，臣认为这很容易。为什么呢？陛下自己已经有这样的心意，只在于守住它而不要失去罢了。不劳烦陛下耗费精神、运用智力，所以臣说容易。如果陛下采纳，乞请把臣的话诏告辅臣，使他们体会圣意，臣就非常荣幸了。” 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吕公著到达京城后，上奏论述以修养德行作为治理根本的十件事，说：“臣近来奉诏，命臣动身前来赴阙，已经在本月二十日朝见完毕。臣私下听说近日臣僚还没有安排上殿的班次，臣虽然忝列先朝执政大臣，也还没有能够亲自面见圣座，稍稍奉闻德音。然而臣想到自己累世都蒙受深厚恩典，拳拳报国的诚意不能自已，于是冒昧准备奏对，陈述其中一二，冒犯圣聪，臣惶恐至极。臣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继承尊极之位，才过数月，临朝时庄肃和穆，已经有统治人民的气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劳处理各项政务，保佑圣躬，德泽流布，已经遍及天下。臣从远方外服被召到陛下身边，私下思量，人君即位之初，应当讲求修养德行、治理国家的要领，以端正开端；然后日有所进、月有所成，以学习来继续光明的德业，不断更新，直到达到大治。因此竭尽愚诚，考察论述圣人之道，总括提出十件事，仰望帮助陛下的聪明：一是敬畏上天，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修养自身，四是讲习学问，五是任用贤能，六是采纳谏言，七是减轻赋税，八是减少刑罚，九是去除奢侈，十是不贪图安逸。每件事都随事解释，大致形成条理，不写繁复辞藻，以便阅览。” 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审察，如果其中有可以采纳的言论，就请把它放在御座旁，早晚回顾省察，或许能对盛德略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谨将上述内容具奏。” 一、敬畏上天。书上说：‘皇天对人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又说：‘上帝并不一成不变，行善就降下各种福祥，行不善就降下各种灾殃。’上天虽然高远，却每天监察下界；人君的一举一动、一起一息，上天必定作出回应。如果修养自身而有德，以诚心待人，谦逊、安静、诚笃、慈爱、孝顺、忠厚，那么上天必定降福，使国家享有长久年数，不生灾害，不起祸乱。若轻慢神明、虐待百姓，不敬畏天命，那么灾殃或迟或早必定到来。自古以来，禹、汤、文王、武王因为敬畏上天而兴盛，桀、纣、幽王、厉王因为轻慢神明而灭亡，正如影子随形，丝毫没有差错。然而自两汉以来，谈论天道的人很多都编造曲说，用来附会世事。偶尔发生天地变异、日月灾异，当时的君主正恐惧而修身反省，想要谨慎修道，可左右大臣却依据经传，有的把外界事情指作导致灾害的原因，有的陈述虚文作为消除变异的方法，使君主应天的心意懈怠，这是最大的不忠。《诗经》说：‘我要早晚敬畏上天的威严，以此保全国家。’既然如此，拥有天下的人本来就应当整饬自身、端正政事，不敢嬉戏放纵，使一言一行都符合天意，然后社稷和人民才可以保全。天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可以忽视呢！” 一、爱护百姓。书上说：‘安抚我就拥戴君主，虐待我就仇恨君主。’人君既然登上尊位，就是百姓的父母。天下各方的百姓，都是自己的子女。父亲当然不能不忧虑子女。如果布施德行、施加恩惠，顺从百姓的愿望，百姓就会欢欣拥戴。欢欣拥戴不止，上天就会降福给他。如果索取百姓的财物，不忧虑他们的困穷；使用百姓的劳力，不体恤他们的劳苦；喜好战争而不停息，滥用刑罚来逞威，那么百姓必定怨恨反叛。怨恨反叛不止，国家便随之危险。所以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然而自古人君临朝听政，都把百姓视为如同赤子般忧虑；一旦用兵，就不再顾念百姓的生计。这大概是献策的大臣设置奸诈言论来引导皇上的意旨，把开拓边疆、扩张土地说成大功，把暂时劳苦换取长久安逸说成上策。这是当世君主甘愿接受却没有觉察的。战争不停，青壮年从军，老弱之人疲于转运粮饷，尸体横陈、鲜血流淌，而胜负得失还不能确定。百姓劳苦，那么中原首先疲敝，这哪里足以称为功劳？战争兴起，朝廷事务增多，也不能得到安逸。因此凡是献上用兵之策的人，不过是想制造事端以求宠媚上、营求私利罢了，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

译一、修养自身。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自身。想要齐家、治国并使天下受到教化，没有比修养自身更好的办法。修身之道，以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为根本。内心端正，小臣大臣和百姓没有谁敢不端正；意念真诚，天地神明都可以感动。不真诚，百姓就不信任；不端正，命令就不能施行。何况人君的一言一行，史官都要记录。如果自身有失德之处，不但百姓会受其害，记载在史册上，还会成为万代的讥笑。因此应当早起晚睡，把自我修养作为念头，以义来制约行事，以礼来制约内心。即使是小的善事也不可不做，即使是小的恶事也不可不除。然而人君增进德行、修习事业，实在与身边前后的臣属有关。经常和正直的人相处，就不可能没有正直，正如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经常和不正直的人相处，就不可能没有不正直，正如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说：‘仆臣正直，他的君主就能正直；仆臣邪僻，他的君主反而自以为圣明。’ 一、讲习学问。君王继承祖宗的事业，处在亿兆百姓之上，礼乐、征伐都由他发出，四方万里都在观察效法他。智慧足以穷究天下的道理，谗邪就不能迷惑他；德行足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政令就没有不能施行的。若不是尊崇儒学、亲自学习，凭什么达到这种境界？然而天子的学习和普通百姓不同。分析文字、解释字义、考究治学章句，是世间儒者用来求取俸禄、取得科举等级的，不是君主所应当学习的。君主所应当学习的，是观察古代圣人用心的所在，讨论历代帝王兴亡治乱的事迹，寻求建立政治、办理事务的要领，讲求爱护百姓、利益万物的方法，自然会日益进步、月月增长，德行遍及天下。《尚书》说：‘君王要寻求广博的见闻，这正是建立事业的途径。’ 又说：‘始终把学习作为常法，德行就会修成而自己也察觉不到。’所以傅说告诫高宗的内容，不过是修养德行、建立事业罢了。到了汉代，晁错认为君主不能不学习术数。晁错的意思，是想让君主运用机变权术和诡诈手段来共同控制群臣；景帝采用了他的办法，几年之间，汉朝遭受七国之祸，而晁错在东市被诛杀。他所主张的东西，大概都没有超出不讲诚信这一点。由此看来，选择治国之术不能不谨慎。一、任用贤能。从前周成王刚开始临政，召康公作《卷阿》诗来告诫他。诗中说要寻求贤能、任用吉士，大概是因为治理国家的要领在于任用贤能、使用有才干的人。有才干的人未必贤德，所以可以任用；贤德的人必定有德行，所以可以尊重。小贤者可以任用来治理百姓，大贤者可以和他共同谋划国家。至于言论必定顾及国家利益，行为足以使众人心悦诚服，处于平安或险难都操守如一、始终可以任用的人，不是大贤者就做不到。人君虽然有喜爱贤能的心，但贤能之人有时仍难以进用，这是因为君子的志向在于道，小人的志向在于利益。志向在于道，就不会苟且求合；志向在于利益，就只求侥幸得到。忠言正论大多违背君主心意，谄媚邪说却专门迎合君心。因此君子常常难以进用，小人常常容易进入朝廷，这一点不能不察。自古以来，即使是无道的君主，没有不想求治而厌恶混乱的。然而治世的君主少、乱国的君主多，是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所谓贤臣并不贤。《尚书》说：‘有言论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考察它；有言论顺从你的意愿，也一定要考察它是否出于非道。’君主如果确实存有这种心意来观察臣下的实情，贤与不肖就可以辨明了。一、采纳谏言。从前《尚书》称赞成汤的德行说：‘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改正过错而不吝惜。’成汤是圣君。这里不说他没有过错，而说他能够改正过错，是说他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谏言，这并不妨害他成为圣人。等到纣王做了天子，力量足以拒绝谏言，智慧足以掩饰过错。纣王并不是没有才智，然而自身覆灭、国家灭亡，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是因

译为他固执地拒绝谏言、任性自用，才智反而正好成为祸害。前代帝王，没有不是因为采纳谏言而兴盛、拒绝谏言而灭亡的，这些在史册上都可以一一考察。大概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尊贵容易产生骄心，富足容易产生奢侈之心；一天处理万端事务，不可能没有过失，本来就应当开通言路寻求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它。谏言可以采用的就采用，并且显扬进谏者本人；谏言不可采用的，就宽恕进谏者的罪过，以招来进谏的人。忠直而喜好进谏的大臣，起初似乎逆耳可恶，但他的用意在于爱护君主、忧虑国家；谄媚阿谀之人，开始似乎顺心可喜，但他的心情在于媚上求宠。人君如果确实能察觉这一点，做事就不会有过失，自身也能享有美名。所以说：‘木材依照墨线加工就会端正，君主听从谏言就会圣明。’ 一、减轻赋税。古人说：‘百姓富足，君主同谁一起不富足呢？百姓贫困，君主同谁一起能富足呢？’人君恭敬俭朴、节省用度，向百姓征取财物有一定制度，百姓的力量就宽裕，衣食日益增多，自然乐意输纳租赋来供给朝廷。如果暴虐征收、严厉聚敛，侵夺百姓的利益和物力，自己使百姓屈困，又用刑法驱迫他们，势必使他们流离转徙、暴尸沟壑，散落成为盗贼。作为百姓之上的人，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所以善于谈论治道的人尤其憎恶聚敛之臣，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前代帝王，有的沉溺声色，有的热衷游猎，有的喜好修治宫室，有的因攻战而称快，于是小人乘机放肆施展邪谋，替君主聚敛钱财，以满足他的横费。世上的君主没有醒悟，以为这有利于国家，却不知道最终反而成为祸害；奖赏他们向君主献忠，却不知道他们是大大的不忠；赞美他们亲身承担怨恨，却不知道怨恨最终归于君主。从前鹿台的财物、钜桥的粮食，商纣聚敛它们而丧失国家，周武王散发它们而取得民心。由此看来，人君所应当致力的只是仁义，何必总说利益呢？一、减少刑罚。以简约的政令治理下属，以宽缓的办法驾驭众人，这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道理。从前汉高祖废除秦朝苛酷暴虐的制度，约定法令三章，以顺应民心，于是奠定帝王事业。汉孝文帝沿用这一做法，以清静政治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界。这样看来，治理国家的要领确实在于减少刑罚，而不在于繁多地设置刑罚。何况君主处理刑狱，按情势不能亲自临审，就必定委托给臣下。因此严厉推究审讯，权力就在狱吏手中；广泛侦察窥伺，权力就在小人手中；任意施行刑戮，权力就在强臣手中；打通请托谒见，权力就在近习手中。自古奸臣想要诛除善人、独自掌握威权，必定屡次制造大狱来动摇人心。为什么呢？案情难以查明，刑讯锻炼、罪状出入，都系于狱吏。等到奏报完成、案件定具，即使其中有冤屈压抑，君主又从哪里能够察知呢？因此想使奸雄不能滥用威势，使善良之人得以安其本性，没有比减少刑罚更好的办法了。自三代以来，拥有天下的有几十个姓氏，只有宋朝受命以来，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六年，中原没有发生战事，看不见兵革。考察其德政所以特别不同于前代，正是因为诛戮之刑，对内不施于骨肉，对外不加于士大夫；至于下层百姓的罪行，全由廷尉公平裁决，而上至天子、下至有关官司，都不再在其中插手斟酌轻重。所以能够凭借好生之德感召和气，招来无穷的福祉。祖宗用来消除恶运、遏止乱源的做法，实在影响深远；即使是极盛的德行，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一、去除奢侈。从前夏禹在国家事务上极其勤劳，在家庭生活上极其节俭，因此成为三王的祖先。汉文帝即位后，宫室、苑囿、车骑、服饰和御用品都没有增加，天下判决的案件只有四百起，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界。这样看来，节俭本来就是帝王的高尚境界。何况天子尊贵、富有天下，四方万物中用来奉养君上的物资大概都已经齐备。然而享有国位的时间渐久，耳目所接触的事物习以为常；身边没有能守正的法家和敢于直谏的贤士，外部又没有敌国忧患，未等到追求奢

译侈，奢侈之心便自然产生。奸佞之臣又在旁边引导，于是穷奢极侈，没有什么不为自己享用。因此先王制定法令，凡制造奇技淫巧来扰乱君上心志的人，杀无赦。耗尽天下百姓赖以相生相养的资财，来供奉君主无穷的欲望，使君主走到损德减寿的境地，却借此谋求自己一时的荣耀，即使把这种人杀戮而不赦免，也还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从前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便进谏；天子使用象牙筷子，还不算过分奢侈，但箕子认为象牙筷子一旦开始，必定会用金子制作；用了金子还不满足，必定会用玉制作。所以箕子的话，是在防止祸患、杜绝渐渐滋长的欲望。到了汉代，公孙弘做汉武帝的丞相，反而认为君主的毛病在于不够宏大，人臣的毛病在于不够节俭。

译在那个时候，汉武帝正对外征伐四夷，对内修治宫室，建造千门万户；因此天下户口减少了一半，盗贼蜂拥而起，而公孙弘还忧虑君主不够宏大，这是多么极端的不忠啊！所以君主如果确实不把箕子的话视为过分，并且看清公孙弘过于谄媚，那么夏禹、汉文帝的德行就不难达到。一、不贪图安逸。从前周公作《无逸》篇来告诫周成王。大意说：‘从前商王中宗治理百姓时敬谨畏惧，享有国运七十五年；商高宗在位时不敢荒怠安逸，享有国运五十九年。此后继立的君王，活着就贪图安逸，不知道小民的劳苦，只知道追随享乐。从这以后，也没有能够长寿的，有的在位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唉！如果不是深切爱护君主、忧虑国家，话怎么会说到这种地步？’又说：‘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主，不要沉溺于游观、安逸、游乐和田猎，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酒德啊！小民怨恨你、咒骂你，你却反而严肃地敬守德行，滥施刑罚，使无罪者获罪、无辜者被杀，那么怨恨就会集中到你自身。’大概人君一开始放纵欲望，小民必定怨恨，大臣必定进谏；发展到滥用刑罚、错乱惩罚来堵住进谏者的嘴，随后便流连享乐、忘记返回，不再听到自己的过错，最终走向灭亡。所以说，《无逸》这篇文章，是后世君王的宝贵龟鉴。唐明皇刚即位时，宋璟任宰相，亲手抄写《无逸图》，设置在皇帝座位旁。唐明皇勤于政事，于是造成开元之治。后来宋璟去世，所献的图也破旧了，被撤下去，唐明皇于是懈怠政事，亲眼见到天宝之乱。由此看来，事情没有不是有好的开端，却很少有能够善终的。人君如果确实能够谨慎地保持结局如同开始，不敢安逸放纵，那么就会享有尧舜般的德名，身体也有乔松般的长寿，难道不是美事吗？以上臣听说孟子说过：‘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把它陈述在君王面前。’如今朝廷刚开始清明，臣虽然学术浅陋，只因前代圣帝明王用来达到治世的事迹可以作为法则，以及暴君昏主用来造成祸乱的道路可以作为戒鉴，所以才敢向陛下左右陈告。古人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早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接近自己像舜的地方，这样也就是舜了。’陛下加意于此而不要忽视，那么社稷幸甚，天下幸甚。知陈州司马光进呈《修心治国之要》札子说：臣听说，根本稳固，枝叶就会茂盛；源头污浊，水流就会混浊。从前仁宗皇帝擢升臣为知谏院，臣第一次上殿就说人君的德行有三项：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达到治世的方法有三项：一是任用官员，二是赏赐必信，三是惩罚必行。英宗皇帝时，臣曾进呈《历年图》，后来在序文中说人君之道只有一项，即他的德行有三项；臣的心志也仍然和侍奉仁宗时一样。大行皇帝刚即位，擢升臣为御史中丞，臣第一次上殿陈说人君修心治国的要领；臣的心志也仍然和侍奉英宗时一样。如今上天降下灾异，大行皇帝突然弃世，皇帝陛下新近承受大统，太皇太后与陛下共同听理万机，臣不知道自己愚昧卑微，是否蒙受召问，臣既惭愧又恐惧，无法推卸责任，谨再次把人君修心治国的要领献上；臣的心志也仍然和侍奉大行皇帝时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臣遍观古今行事，竭尽一生的思虑，以圣贤的格言相互验证，治乱安危、存亡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不可移动改变，所以臣一向首先向历代朝廷陈说这些。不知臣的人，认为臣是在进献迂阔陈旧的话；了解臣的人，认为臣是认识天下根本源头的人。治乱安危、存亡的根源，都在人君的内心，仁、明、武是从内心产生的；任用人、赏功劳、罚罪过，是施行于外的。内在的德性，虽然有厚薄、多寡之不同，都是禀受于天然；喜好学习，就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努力实行，光明美善就会日益更新。施行于外的政事，施行得当，就能保有治、保有安、保有存；施行不当，就会达到乱、危、亡。这些都由自己实行。能够施行得当，依靠极端明察；能够明察，依靠极端公正。因此明君善于用人的，会广泛访求、从远处举荐，考察他们特别突出的地方；德行高于常人，称为贤；智慧勇力超出众人，称为能。贤者未必有才能，能者未必贤德，各随其所长授予职位和任务。有功就赏，有罪就罚。这个人如果确实贤能，即使是仇敌也要任用；这个人如果确实庸愚，即使是亲属也要弃置。赏赐必须有所劝勉，惩罚必须有所警戒。赏赐不因喜爱，惩罚不因愤怒；不对所爱的人赏得过厚，不对所憎的人罚得过重，必须和全国人的好恶相同。所以古代在朝廷上授予爵位，要和士人共同认可；在市场上处刑，要和众人共同弃绝。这样怎么会有不恰当的呢？所以臣说：能够施行得当，依靠极端明察；能够明察，依靠极端公正。从前齐桓公不计较管仲曾经射中自己的带钩，反而任用他为相；汉高祖知人善任，即使某人曾受自己喜爱，如果没有才干，也照样弃置；只要有才，即使是贩夫、酒徒、逃亡的将领、戍边士卒，也任用他们。这就是他能够从平民奋起而取得天下的原因。馆陶公主替儿子求取郎官，汉明帝不答应，却赏赐她钱一千万。郎官是低微的官职，尚且爱惜不给，何况更尊贵的官职呢？所以永平之治直到今天仍为人称道。宋高祖侍奉萧太后十分孝顺，太后想依照母亲对儿子的怜爱，让自己的儿子道怜担任扬州刺史，高祖因为他贪婪愚昧而不答应。所以他的功业之高，在南朝诸帝之中居于首位。唐太宗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却任用他们的属官；魏征、王珪等人与房玄龄、杜如晦没有不同，最终取得了任用他们的成效。唐宣宗侍奉郑太后十分谨慎，向舅舅郑光询问政事，郑光不能回答，便罢免了他的方镇之职。所以当时人称赞他，称他为小太宗。这些是用人公正明察的例子。韩昭侯爱惜破旧的裤子，不把它赏给没有功劳的身边人；汉高祖虽然深深怨恨雍齿，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魏太祖的功劳勋绩应当赏赐，毫不吝惜千金；没有功劳却希望得到施舍的，分毫不给；唐宣宗重视并珍惜服饰章服，所以当时获得绯衣、紫衣的人都以此为荣耀。

译这些是赏赐功劳公正明察的例子。僮牛杀死孟丙，仲壬拥立叔孙昭子；昭子列举仲壬的罪过并将他杀死，孔子赞许他没有结党。丁公曾在危急中救脱汉高祖，高祖却认为他不忠，将他斩杀。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将要去世时，把儿子昭平君托付给武帝；昭平君杀了人，武帝流着泪将他诛杀。唐明皇的弄臣黄幡绰，曾使捕盗官坠马，唐明皇杖杀了他。唐宣宗对乐工说：‘你爱惜罗程的技艺，我爱惜高祖、太宗的法度。’这些是惩罚罪过公正明察的例子。臣大略举出这几个例子，作为明确的验证；其余事例，请陛下广泛阅读典籍来考察，就会知道臣所说并非荒谬妄诞。臣凭一介匹夫的愚见，不能周遍知晓天下事务，近来曾上奏，请求下诏书来开放言路。恭请圣上慈悲，早日赐予施行。现在又把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的札子一并抄录进呈，请陛下留神审察。元祐元年，司马光又上奏说：‘臣等听说，君王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居于上位的人总领的事务多，所以只治理大要；居于下位的人分掌的事务少，所以治理详细事务。这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规律，也是纲纪由此建立的原因。因此《周官》所说的小宰，以官府六属总举国家治理的大事，大事就听从长官，小事则可以专门通达。凡是宰相，对上要启发引导君主，讲论治国之道；对中要选用百官，赏功罚罪；对下要使百姓富足安定，兴利除害，这才是他的职责。至于文书簿册的差错、失去期限和会期的拖延、诉讼的是非曲直、胥吏的升迁补授，都是郎吏的职责，不是宰相应当亲自处理的。所以有人说：能看清眼睫毛的人不能看见百步之外；能看见百步之外的人也看不清眼睫毛。这是说，过于详察近处，必然疏略远处；拘谨于细节，必然遗漏大事。如今尚书省的事务无论大小，都由仆射裁决；从早到晚阅览文书、接受诉状，从未片刻休息，精力疲惫在柴米盐酱等细小事务上，对于经营国家的大体、安定百姓的长远谋略，哪里还有时间再精心思考、熟虑周详？恐怕这不是朝廷用来要求宰相建立功业的办法。臣私下认为，六曹长官就是古代的六卿，小事难道不可以让他们专门通达吗？’ 臣等商议，想请今后凡有诏令下达给尚书省，仆射、左右丞签署完毕后，分交六曹，由六曹誊写、盖印，发下各司以及各路、各州施行；臣民所上奏的文字下达尚书省后，仆射、左右丞签署完毕，也分交六曹，由本曹尚书、侍郎以及本厅郎官依次签署；交由本厅郎官查找公案，询问事情原委，考量其中道理，查核条文，拟写判语：‘现在想要如何施行’，再依次通报呈给侍郎、尚书。如果郎官所作判定已经妥当，侍郎签署通过，尚书作出裁决；应当奏上的就备具奏章上奏，应当下达施行的就直接下达施行；如果尚未妥当，就交由侍郎、尚书改判。事务可否，都由本曹长官裁决，不再经过仆射、左右丞。如果要修改法令条文，或奏请特别裁决，或事情体势稍大，或道理有疑问，不是六曹能够专门裁决的，就允许到仆射、左右丞处咨询说明，或者具状申报都省，由仆射、左右丞商议；或者上殿请取裁决，或者用头签札子奏闻，或者请求进入熟状，或者请上级批判指挥。各类人员的诉状，也都只经本曹长官陈报给尚书、侍郎、郎官，依次签押判决，完全按照朝廷下达臣民所上文字的次序施行。如果六曹不予收受，或者长久不能结案，或者判决不当，就让当事人经由登闻鼓院进状，再下达尚书省，交由仆射、左右丞指定本省没有牵涉的官员审看、评定。如果本曹明显判决不当，就予以纠察弹劾。这样贵在上下相承，各有职分，办理简便直接，事务容易集中处理。御史中丞刘挚上疏说：‘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更加喜好；朝廷的意图在于总括考核，下面就会有刻薄苛察的行为；朝廷致力于实行宽大，下面就会有苟且简略的事情。风俗习惯心怀利益，迎合上意、趋附和同，所作所为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这本来就是上面的意图造成的。如今改革和沿袭的政务本来不同，但观望迎合的风气仍然存在。前些日子差役法刚开始施行，监司已经有迎合上意、争先办理的，不考察利害，一概确定差役，致使一路为之骚动。朝廷察知这种情形，已经把他们贬黜了。由此看来，大体都与此相似。从前贬黜责罚几个人，都是因为他们违法搜刮财物、求取进用、祸害百姓，但并不是要让他们放任不理事务。昏昧的人不明白这一点，纠正偏差却走向另一个极端，难道可以不加以禁止吗？请建立监司考核政绩的制度。’拜授尚书右丞。挚又上奏说：“臣听说古书说：‘朝廷端正，百官就能治理。’又说：‘众多贤才在朝廷和睦相处，万物就会在野外和谐。’如今在上位的人如果确实能够同心同德，以公义为准则、为国忧虑，就一定会有和善的政令，下面也不会有结党营私之人。假如人人心怀异志，彼此转相非难猜疑，就一定会有偏邪违理的政令，下面也会形成趋附或背离的风气，于是百姓就会受到它的祸害。臣恭敬地看到，前些时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开始听政时，施恩安抚天下，除去百姓共同忧患的事情，改变使人不安的法令。至于振兴被耽搁的政务，贬黜贪婪苛刻之人，发布政令、施行政事，没有一天虚度。因此近自京畿，远至海边，没有不受到感动、承受这种风气，侧耳倾听太平消息的。然而近来一两个月以来，政事和号令中已经见于施行的，竟然空疏稀少；朝廷内外都仰首等待，却什么也听不到、看不到。深入追究其中原因，大家都认为是执政大臣感情志趣不同、议论意见不一致造成的。有的人暗中拱手坐观，有的人表面附和而内心离异，有的人强横放肆地横加牵制，有的人忍受羞耻而心怀罪过。过去积压的事务，彼此相看却无人发起办理，所以仁慈恩泽郁积在上面而不能下达，各项事务堵塞在朝廷而不能施行，以至于文书滞留，人情隔绝不通。”

译圣人的教化，虽说要长久坚持正道之后才能成功，然而事情本来就有缓急之势。如今事情即使很轻微，有明确的成例，有时只涉及一项法令的增减、一个官吏的任免，他们尚且不肯首先提出并主持讨论。那么当前边疆的大得失、赋役的大是非、天下百姓的困苦，正像倒悬着等待解救一样，究竟由谁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才能讨论？幸而遇到圣明的君主，怜悯百姓，为朝廷谋划国家大计，而谋国之人却只顾自身忧患，只图个人私利，坐看岁月流逝，也可以说是不仁了。何况如今皇帝陛下正值盛年而居于谅闇之中，太皇太后陛下正垂帘听政、在此时称制，而辅弼大臣不能同心，彼此抵触激发，这不只是政事积压而已，实在担心疑忌和离心逐渐加深，分立门户、结成党羽，使奸险之士在其中煽动，上下乖戾，那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这又是臣深深忧虑的。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深察事势变化，防微杜渐，特地下诏命辅臣务必同心协力、恭谨共事，彼此以诚信相待，去除二心，以成就国家大事。凡是现今政事中拖延未决的，都赶快命令分条上报、请取圣旨；这样就希望圣明的裁断能够亲自作出，分别清楚地施行，以使天下获得幸福。” 监察御史上官均论述宽、猛两种治理之道，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有两种方法，不过是宽和猛罢了。宽大过度就会松弛而损害义理，事情会有废弛的弊病；严猛过度就会急迫而损害恩惠，官吏会有逃避法律、苟且求免的忧患。方法虽然不同，但败坏政事、损害百姓这一点是相同的。自熙宁以来，朝廷用法度整顿四方，各路监司不能深刻明白朝廷的意图，往往专门施行惨酷苛刻的政务。郡县闻风恐惧，大多把赶快办成事情作为要务，类似只备具文书而没有实际成效，没有时间作长远打算，只想着方便百姓。于是四方百姓都有憔悴、忧愁、叹息的声音，这就是严猛过急的弊病。自陛下即位以来，多次下达仁德的诏令，务求实行宽大政策，四方欣然仰戴恩德。然而近来听说各道监司又不能明白陛下的美意，擅自揣测朝廷的风向，把一切都当作苟且简略、纵容松弛来办理。疲弱、昏庸、污浊、平庸的官吏，他们看见却不弹劾；纷乱、纠结、混杂、错误的政务，他们知道却不查究。对外求取宽厚的名声，以便一时博取声誉，这就是矫正偏差却宽纵过度、士大夫守持义理不坚定的祸患。现在陛下正在讲求修明各种制度，准备把差役之法施行于四方，尤其在于郡县官员早晚尽心，推行朝廷爱民的政令。” “如果懈怠不办，把成效委托给胥吏，太守玩忽职守而不察看，监司看见而不纠正，就会养成偷懒苟简的风气，天下百姓一定会有受到这种弊害的。臣希望诏告四方：如果没有加以纠察弹劾，就像朝廷派遣使者访察那样，后来发现颇有实际情状，或者只是上面听到了传闻，都应当公开责罚，以警戒远近；这样或许可以防止按察之吏不敢宽纵，郡县官员不敢偷懒，人人警惕恐惧、修治职务，宣布陛下的恩德，使百姓获得惠益。” 户部尚书李常上奏七件事：第一，崇尚廉耻。他说：“臣听说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孔子说：‘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之心。’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把没有羞耻当作羞耻，就没有羞耻了。’管子也说：‘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的四条纲纪。’古代圣贤崇尚廉耻，竟然如此迫切；后世有时却把它置之不顾，实在令人惊骇。过去董仲舒处在汉武帝时代，感叹廉耻败坏、贤者与不肖者混杂。大概廉耻不在世上受到尊崇，名分就不足以堵塞觊觎之心，赏罚就不足以纠正公罪，公正的舆论不能实行，人才日益败坏；想要共同振兴政治，又怎么能够办到呢？臣恭敬地看到，自熙宁以来，急于追求事功，轻易破坏选拔规范，超越等级，不大遵循资格。谋求利益的人计算利息来求得均等赏赐，审理案件的人巧加诋毁以求升官，任意诬陷、倾轧、夺取，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如今虽然已经堵塞造成这种情况的源头，但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下的火焰仍然存在。有些人既不修养自己，却把求取进用当作要务；既不努力履行职责，却把请托关系放在首位。每当诏令下达、要求推荐士人时，自我推销的人就挤满卿士的门庭，托人请托的人使车马在道路上交错。违背公议的人没有羞愧，违背事理的人不受惩罚，只把得到职位当作目的，哪里还会有羞愧畏惧之心。” “这种风气逐渐增长，造成的弊害很大。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深切诏令有关部门，用治国的道理教导他们，慎重选求忠实、廉退的士人，提升任用为官师，以使浅薄的风俗敦厚起来。对于不知悔改的人，仍交御史台弹劾；这样人们就知道修养品行，贤者和不肖者也能分别了。朝廷上贤者和不肖者分明，愚昧的人和鄙陋的风俗也会知道受到教化。”第二，保存乡举。他说：“臣听说周代选取士人，有这样的文字：‘使百姓兴举贤能的人，出仕后让他们担任长官；使百姓兴举有才能的人，入仕后让他们治理政事。’没有听说凭文章选拔贤才的。后世法制败坏，各种弊端纷纷出现，下面的人不再以诚心侍奉上面的人，上面的人又怎能以诚信听取他们呢？这就是乡举最终废止、考试才艺的方法却不能改革的原因。如今天下三年一次考选士人，先在乡州考试，再在京师考试，但官府从来不考察他们在家中的修养以及在乡党、朋友之间的品行如何。士人知道不考察平素品行，只看文章写得好不好，哪里还会有自重自修的志向？假如有自重自修的士人，资质纯美，学问深广，忠诚足以侍奉君主，才能足以治理百姓，却不幸不擅长文章，那么终身不得列入士人名册、立身朝廷，难道不值得为此长久叹息吗？” “如今有一块一寸见方的璧玉，被弃置而不能进献朝廷，人们无不替它感到遗憾。自重自修的士人，难道还不如珠玉珍贵吗？这就是臣替朝廷感到可惜的原因。”臣愚昧地请求下诏天下州郡：在应当贡士的年份，允许在解额以内不经考试而贡举一人，选择乡党中孝、悌、忠、信且学识通博的人；让乡里间的善士把他们报告给守令，守令察访后报告监司，监司核实确实如此后上报礼部，礼部集中考察，按学问高下考定等级后上报朝廷，朝廷再按等级与其他贡士一同参酌任官。还应命令有关部门制定条约：没有这样的人就空缺名额；有这样的人却不贡举，就治罪；举荐了不合适的人，就治举荐者的罪。这样，天下士人都知道修养品行、约束自己，那么凭文章选士的弊病就会逐渐衰减。第三，分别守宰。他说：臣认为四海九州这样广大，人口这样众多，朝廷不可能逐家治理、逐人教导，所以为此大量设置州县，安排官吏，用诏令条文约束他们，使人遵循义理、趋向善良，安居本土、乐于生活。然而，早晚与百姓亲近并取得感化成效的官员，没有谁比得上县令，郡守次之，监司又次之。如今吏部的选官标准，虽说以举官担任县令，但被举荐的人未必真正能够担任县令。”

译县令虽由举官担任知县，但被举荐的人也未必真是善于治理百姓的人。把未必真善于治民的人积累任职三四任，升为知州，他的才能也未必真能胜任州官。这样却希望州县都得到治理，怎么可能呢？大概才能不足以担任县令的人，长期担任掾丞就可以了；不能担任知州的人，长期担任佐贰官就可以了。臣愚昧地请求把守宰与掾丞、佐贰区别开来，分成两条仕途：才能不能担任守宰的人，终身担任掾丞、佐贰；才能够长养百姓、教化下属的人，即使长期担任守宰也可以。这样，从守宰中选拔监司，或者提升为朝廷官员，那么才能高下就能分明，人的品格也能区别了。如今如果能从州掾、县佐中选出可以担任县令的人，授予他中县、下县，那里就能治理好；授予他上县，上县也能治理好；授予他难治之县，难治之县一两任也能治理好，就提拔为知州。起初授予他中州、下州，中下等州治理好后，再让他治理事务繁重的州，繁重之州也能治理好。这样的人没有不能担任监司、不能担任省府卿士、不能作为选拔对象的。若才能不足以担任县令，即使任职年久、过错很少，也不妨碍他升官担任幕职、州佐。” 一个才能不足以长养百姓的人，能够终身担任幕职、州佐，也已经是幸运了，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第四，废除赃贪。他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人，选择士人而授予官职，并不是为了使他本人侥幸享受，而是要为百姓谋求治理；制定俸禄并颁给他们，也不是为了使其家族富厚，而是代替耕作来供养廉耻。如今征收百姓的粮食、丝帛，损耗国家的财货、钱币，按照他们的爵位官职给以俸禄。贪污之士因收受赃物而抵罪的，每年多得数不清。这不只是做官的士人辜负国家，朝廷的法制也有招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如今吏部四选附籍的官员将近三万人，正在候选的常有几千人，贤愚不分，廉洁与污浊混杂，寄食旅馆，有时超过一年才能得到一个缺额，过两年才到任期。官员冗滥、人员过多，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臣私下认为，既然在朝廷做官、享受百姓供养，即使公私过错各有不同，有些也不得不免罪；但公然犯法、因贪赃获罪，罪迹显著，难道还值得怜悯吗？却还要让他们因缘赦宥，积累任期后重新叙用，这是为什么？希望诏令有关部门：凡因实有赃物而抵罪的人，一律废置不用，以表示不再任用。若其中有才能特别出众、只是偶然牵连获罪的人，命卿士署名上报，交有关部门议论；如果确有可取之处，可以降等授官，但最终也不得改变废置不用的原则。” 卿士如果同样治他们的罪，官场就会澄清，冗员也能革除。第五，慎重处理疑难案件。他说：臣听说《易经》说：‘君子因此明察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使案件拖延。’《尚书》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天下如此广大，四海如此辽阔，诉讼案件极其繁多，官吏极其众多。案件繁多，就不可能没有值得怀疑、值得怜悯的情形；官吏众多，也不可能全都是通晓法律的人。前些时候刚开始出现旱灾、久不下雨时，臣不顾杀身之祸，曾经陈述造成旱灾的原因。我国历代圣君临朝，都谨慎审理各种案件，遵守先王的戒训，州郡上请的案件大多能够推究实情而予以宽免。凭先王那样的圣明智慧，尚且说宁可失于不合常法；如今州郡上请的案件，难道要刻意援引深文、务求杀人吗？又因此治官吏的罪，官吏害怕获罪，就会把可疑可怜的案件迁就情势、迎合法律而杀掉他们。那还何必上报请示而自取咎悔呢？何况官吏愚昧，难以全部明白，往往只求免除过错、迎合上意。臣愚昧地希望朝廷把前日颁下的诏旨特别加以修订阐明，广泛告示天下，使所有可疑可怜的案件都像平常一样，按照真实情状上报，请有关部门议论。即使有因妄加推测而失实的，也像过去一样特别赦免其罪。这样，疑难案件和可怜案件都能上达圣听，爱惜生命的恩德就能遍及四海。” 第六，选择儒者担任将帅。他说：臣听说用兵首先要具备五件事：积蓄财用，精利器械，坚固城垒，训练士卒，选择将帅。这五件事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就齐全了。先帝忧劳多年，积蓄兵备，如今粗略计算常平等仓积余的钱有五万贯以上，粮食、布帛按匹、斛计算也相称，不能说财用没有积蓄；熙宁以来，收集羽毛、齿革等材料，讲求犀利器械的关键技巧，工匠上奏工期将近十年，不能说器械不精利；增修城池、营筑堡寨，选择适当的要害地点，守御的方法没有不详细完备的，不能说城壁不坚固；行阵、坐作、引弓、蹶弩、击刺等方法，无不讲求，不能说士卒没有训练；勇猛如虎貔的将领，有功必赏，赐官授节，超越等级，不能说将帅没有选择。虽然如此，吴起说：‘凡是人们评论将领，往往只看勇敢；以勇敢为将领，只占全部条件的万分之一。’这是说只以勇敢选将，还没有掌握要领。勇敢的将领，迎击敌人而取胜是可以的；若要统辖列城、专掌一路、安抚百万民众、驾驭强暴勇武的属官，他就未必能够胜任。孙武说：‘将领要具备智、信、仁、勇、严。’由此说来，不是通晓儒学、懂得国家体制的人，就不足以参与知晓这些事情。” 臣不敢远引古事。在仁祖时期，大概不是范仲淹、韩琦、庞籍这类人，朝廷就不会任用。然而如今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人，臣私下希望朝廷加以考虑、深入思索。第七，修订役法。他说：臣听说古代使用百姓的劳力，每年不过三天，而且在适当时节役使他们，百姓就不会感到困苦。后世却不是这样，竭尽民力使他们疲惫，没有人怜悯他们。过去使百姓劳困，没有比差役更严重的；差役严重时甚至有家产破败、卖掉妻子儿女而濒临死亡的人。熙宁、元丰年间，因为差役使百姓受害，便让他们一律把钱输给县官，由官府替赋闲的民户征发服役。当时朝廷改变法令，本意在于使百姓休息；议定法令的大臣却把宽剩钱作为要务，平民缴纳钱财，年年觉得不够，又想到差科反而是幸运的。如今既然诏令有关部门讲明差役法，过去所谓破家产的弊病都已经删除，但关于是非的争论仍然兴起，意见还没有统一；都认为上户只是特别幸运，中户则役使合并。上户特别幸运，就要设法抑制兼并、均平民力；中户役使合并，则其害处超过输钱。臣愚昧地认为，法令不论新旧，使百姓便利的就是良法；议论不论彼此，能够长久实行的就是确论。希望朝廷命令有关部门考察两种法律最重要的内容，裁取其中可行的部分，参考公议中可以实行的意见加以修订确定，使其便利百姓而能长久施行，百世没有弊病，岂不是很好吗？”

译这就是不实行役法于四方，而把有关文书交给户部。依臣愚见，这种办法一定能够长久。臣请求再次承受诏旨，允许从京畿直到各路，先召集京畿县令，依据户籍册，按照新书加以裁减；其次召集京畿附近数路的监司，依照京畿各县的办法，从近处推及远处，因势革除不合理之处。不到一年，天下的役法文书就可以全部完成。制定这样重大的法令，涉及众多事物，百姓的休戚都系于此，国家治理或荒乱也会随之而定。治理国家的人，怎么能不慎重呢？这就是臣不敢顾惜斧钺诛戮，也不能始终沉默的原因。”},{ 《历代名臣奏议》第三十九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四十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理国家的道理 宋哲宗元祐初年，蔡州教授秦观被举荐参加贤良方正科，进献策论说：“臣听说，春天仓庚鸟鸣叫，夏天蝼蛄和蝈蝈鸣叫，秋天寒蝉鸣叫，冬天野鸡鸣叫。这几种动物，都是微小的东西。然而，它们应到的时节尚未到来时，便寂静无声；时节一到，便日夜鸣叫而不停。为什么呢？这是阴阳之气鼓动它们、四时之气感发它们，外界的气候发生变化，内心的情性受到催迫，即使想不鸣叫，也做不到。臣是淮海一带的微末小臣，听不到朝廷的议论，也不知道帷幄中的谋划，只是独自耳闻目见、采集事状，颇为了解当今世事利弊的缘由。臣曾想披露肝胆，献出真情，在北阙之下上书；但又想到自己不是谏官，职务也不是御史，越出职位、冒犯职分，恐怕会加重有司对我的诛戮[原字疑误]，所以只能迟疑退缩，不敢发言。幸而陛下发布仁德的言辞，下达明确的诏令，使大臣负责举荐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才，将要修复祖宗的旧例，并亲自在朝廷策问。唉，这也正是愚臣效法万物发声的时候啊！臣于是冒昧忘却自己的疏远卑贱，分条写成自己想要陈说的三十篇策论，进献给陛下。只希望陛下裁量选择。篇目是：用意旨寄托在寓言中，又把寓意寄托在文章里，显示变化发生的始末，使天下人明白了解。作《国论》。” 瑟不演奏时，二十五根弦各自以本声相应；车毂不运转时，三十根辐条各自凭借力量旋转。沉默就能治理，言语安静就能制驭。行动以主导方法为依据，急迫不到极点，缓慢就不会产生；缓慢不到极点，急迫就不会形成。一经败坏又重新振作，循环往复没有终点。写成《治势》二篇。以地势作为险要，凭借山川；以军队作为险要，却不忌讳四通八达。写成《安都》。相信自己的人不回避嫌疑，自负自许的人不寻求迎合；能够倚重并容纳他们，功绩才可以取得。写成《任臣》二篇。众多贤才聚集于本朝，是奸人所不利的；他们就巧妙地制造诋毁诬陷，迷惑众人的听闻。写成《朋党》二篇。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鲲，具有超绝才能的人，应当给予宽容而不拘常格。写成《人材》。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是孟子所排斥的；申不害、商鞅之学兴起，却没有人能够遏止它。写成《律法》二篇。得与失相邻，利与害同门，若不是极其精细明察，就不能把它们分辨开来。写成《议论》二篇。爵位俸禄，是用来砥砺世人、磨炼庸钝者的；科条、品级、名目，怎么可以不全部明察？写成《官制》二篇。善于治理水患的人，把四海当作蓄水的沟壑；善于治理财用的人，把天地当作资财。国家的大计，就在这里。写成《财用》二篇。判断敌人的虚实，如同分辨牛马一样；应对突然变化，像数一二那样迅速。不是有道之士不能做到。写成《将帅》。以少数兵力击败多数敌军，来时如风雨，离去如断弦之声。写成《奇兵》。美妙的言辞可以凭三寸之舌取得，胜过百万军队。写成《辩士》。祸机一来，间隙小得容不下一根头发；若不是龟甲占卜，也不是明镜照察，怎样才能不失去它？写成《谋主》。内心不能治理，精神就会扰乱；元气不能调养，精气就会衰弱。治理内心、调养元气，四种方法自然都能得到。写成《兵法》。愚昧的百姓玩弄兵器，凭借山谷险阻，不能及时消灭，有时会成为大祸。写成《盗贼》三篇。党项只是微小的部族，却盗据我的灵武，已经超过八十年，上天的诛罚还没有降临。写成《边防》三篇。东西方向作纬线，南北方向作经线，织布的人操持综线而织成纹理。详细内容在那里，概略内容在这里。写成序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