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九十八

译这是说没有哪一天不兢兢业业，没有哪个时刻不整肃谨慎。实在因为起居行动之间，无不是天命的流行；片刻不存敬畏，吉凶就会由此判定，悔恨和忧惧就会由此产生，难道不应当十分恐惧吗？何况今天的事情，祸变的苗头已经显露，而兢业整饬尚未加强，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现在请允许臣试着略陈其大要：士风偷薄，世道衰颓，表面称誉而背后毁谤，内心自私而表面公正，这是事变祸福相倚的苗头。军队疲惫，财力耗尽，货币贬值，物价昂贵，百姓固定的产业已经竭尽，国家根本已经动摇，这是人心向背的苗头。中外人员杂居，客军与主军力量不相匹敌，齐、淮两位大帅乘机产生异心，这是边疆安危的苗头。金主刚刚即位，把政务交给旧臣，收缩戍守、使百姓休息，招抚携离、舍弃旧怨，这说明他的志向不小；如果他迟迟不发动进攻，情势就难以测度；假如请求继续修好，我们同意或拒绝都很困难，这是邻国动静的苗头。北方使者已经到达，宋方使者也已返回，真情假意还没有明白，敌人的邀约索求难以堵塞；土地、岁币、礼仪交往和盟约都已废弃，谋划边事却越过国境招致战争，以结交远方来使近处疑惧，以显示软弱来教诱盗贼，这是远方敌国利害的苗头。既然如此，这几件事难道真的一件也没有吗？即使有通晓时务、明白国家大体的臣子，也不能在陛下面前进一言，使事势暗中运行、秘密转移，百废俱兴，那么有关部门因人成事，已经不能没有尸位误职的惭愧了；如果发生意外之事，如闪电般突然、火焰般迅速，那么相互沦陷的悔恨将来不及追悔，这种事情可以放任拖延而不迅速筹划吗？臣现在姑且只就关系到具体条目的事情来说：边防屯田，有人请求分配给归附之人，有人请求混合招募民兵，有人请求专门招募土豪，开垦土地而慢慢责令他们输纳租税。租种哪一种办法难道没有一项可以实行，却年年不能决定吗？楮币日益贬值，有人请求增铸铁钱来平抑铜钱与会子，有人请求改发新会子，以消除折半抽兑的疑虑，难道没有一项可采纳，却年年不能施行吗？沿边的忠义人，有人请求分散安置并授予田地，以瓦解他们的群聚；有人请求增加招募正兵，以权宜调节其势力；有人请求用他们补充正兵缺额，自成一军。沿边功赏，有人说荆鄂总军、西部边境的忠义军都曾立功而没有得到赏赐；有人说三边将士换取了四五级官资，累计达到几十级，却没有一个获得真正的诰命；有人请求帅臣、守臣、监司把功绩显著的人列出，考察后任用。将帅的选拔，有人说沿边长官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有人说先以此职位代理统领，等立功之后再正式授职；有人说将领如果不是正式任命，就没有办法号令部下。边疆的防备，有人请求增加淮河戍军的生券，以增加他们的粮廪；有人说应把沿边的闲田发给他们，以资助其生活。粮运也是一件事情。有人说应把平江的百万仓迁到京口，以节省费用；有人说应提高镇江、高邮等郡的赏格，以鼓励立功。大体像这一类的事情很多，不可能全部一一列举；但按照事情的体制来看，这些都是可以举出的具体条目。有时可以延请访问有识之士，精细辨析，由众人共同决定；有时可以分别交给受命任职的大臣，审慎估量、努力施行，都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如今却拖延日久，始终没有形成定论，何况还有臣所说的事变祸福、人心向背、疆场安危、邻国动静、远方敌国利害，这些都是眼前必然会到来的祸患。到了现在还急急忙忙谋划，已经不能说是懂得事机了，难道还不思考应对它们的办法吗？人的精力终究有限，即使能够兼顾阅览、全面考察，也恐怕会详细处理小事而遗漏大事。臣私下见先朝旧制，有弊病应当革除时，便命侍从、言语之臣分别列出具体情况上奏，凡是为了察知时机、共同承受天命，尊重治国原则、尽行法令职守，集中众人思虑、扩大忠言益处，也可以从事情是否适当中检验人才的真实能力。这些事情在旧府档案中可以举出并实行。臣愚昧，希望陛下赶快谕令大臣，思考天命难以完全信赖，察觉时机容易丧失，把那些长期存在而没有革除的弊事搜集起来，列具上报。由圣意裁断，命侍从、谏官、给事中发给纸笔，使他们退朝后就在各自听理政事的地方，各尽所见上奏。陛下同大臣详细选择其中可行的事项而努力施行，那么每办成一件事就有一件事的好处，每过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这样即使还不能达到能够驾驭事势、随事应变，难道不仍然胜过坐看时机到来、听凭事势发展吗？臣拳拳的忠心，希望陛下迅速筹划。秘书省正字袁甫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侍奉君主的道义在于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臣在金陵任职，两淮的事情有些亲耳听到、亲眼见到，谨敢为陛下略作陈述。国家平日以礼义对待士大夫，本来希望他们具有守节死义的风气；以恩义抚养将帅，本来希望他们具有舍身报国的忠心；用百姓的膏血来供养官军，本来希望他们在一旦发生缓急时能够派上用场。但以臣愚见，竟然没有一个值得依仗的人，这实在令人痛心。近年以来，两淮城墙大体已经具备，但守边大臣只是一味以各自的说法相互争胜：前一人凭借修筑城墙的功劳，从支郡调任大镇；后一人想推翻他的说法，就一定说疏浚护城河有利。前一人认为山城不能迁移治所，便把治所迁到别郡，并且因此被罢黜；后一人想改变他的说法，就一定说迁移治所便利。敌人尚未侵犯淮地时，知道朝廷意在安静，就争相提出安静的主张；等敌人已经入侵，知道朝廷意在振作，就争相以振作来进言。他们的用意只是知道迎合上意、求取宠幸，哪里曾经把宗庙社稷和百姓放在心上？一旦发生变故，他们能够尽忠竭节、为国家死守吗？由此可见，士大夫不足以依仗。将帅之臣中稍微懂得为国尽力、能够同士卒同甘共苦的人，难道也不是没有吗？然而大体说来，得到军士之心的少，招致军士怨恨的多。债帅的风气，大概已经有好多年了。他们借营运之名，行剥削之实。军队之中怨气满腹，威势足以钳制士兵的嘴，实际上却不能使他们心服。至于偏将、副将稍有一点长处的，专门加以压制，不让他们自行施展；嫉恨他们超过仇敌，防范他们超过防备盗寇。不仅对待下属如此，各位帅臣彼此相处也是这样：凭势力互相倾轧，用计谋互相倾陷。向朝廷有所请求时，便轮番互相抵牾；一旦遇到缓急，就不再相互救援。军队能够取胜在于和睦，这是古代明确的训诫；如今竟然互不和睦到了这种地步，凭什么办理大事、建立大功呢？由此可见，将帅之臣不足以依仗。国家财力全部耗费在军饷上，而官军却不能使用，这一点无论愚者智者都知道。开禧丙寅年之事中，丢弃铠甲、拖着兵器逃跑的，都是平日由县官供给优厚粮廪的人。其中稍微能够立功表现自己以及控制关隘的人，大多是义勇民兵、万弩手、雄淮敢死等军队。近来调兵分屯、派遣将领四处出战，却在中渡击退敌军的，竟是强勇军中杰出狡黠的人。戎帅以自己不如他们为耻，极力加以诋毁阻挠；又请求由民兵接受节制，幸亏朝廷坚持不听从；他还想自行招募土豪来助战。

译这样一来，既然声势和威望都不足，平日所养的官军将拿来做什么呢？由此可见，士兵不足以依仗。这三者都是国家腹心爪牙的作用，却没有一个足以依仗；现在上下还互相防范，把进言当作忌讳，国家将怎么办呢？要挽救这三种弊病，必须有三项办法：第一，严格选择帅臣、守臣；第二，合并、集中大军的权力；第三，兴办屯田以取得利益。所谓严格选择帅臣、守臣，就是抚牧养育百姓是他们的职责，而如今事情以军旅为急务，应当选择智谋才略超过常人、通晓军事、真心体国、不敢欺骗的人，授予他办事权，放宽他的财赋权限，把军政交给他，责成他训练军队，并且让他长期任职，不要再频繁更换。对于职事修明的人，增加官秩、赏赐金帛，以激励他的志向；对于不称职的人，随即给予责罚。这样，贤能与否得到甄别，士大夫就会争相效忠。所谓合并、集中大军的权力，就是防江军帅中那些熟悉行军作战、忠勇可用的人，应当让他们镇守最边远的地方，使他们充分施展长处；那些虽有小才但不足以信任的人，应当逐渐淘汰，不要只是姑息地实行统兵政策。由代理官员掌握军队，会削弱他的权力、损害他的威望；实行日久，就应把全部官军合并隶属于帅臣、守臣。这样既没有贪暴剥削的祸害，也没有嫉妒忌恨的私心，士气顿时复苏，军心喜悦服从，将帅的弊病也不会再成为国家的蛀虫。所谓兴办屯田的利益，就是官军既然不足以使用，就应当依靠百姓来守卫淮地。要使百姓自己凭劳动养活自己，就应当用田地供给百姓。议论者都说两淮官府掌握的田地少，豪户掌握的田地多，却不知道田地虽然在百姓手中，他们的力量却不足以耕种，放眼望去都是黄茅白苇，无边无际。官府如果只计议田租收入，豪户害怕缴纳田租而轻易抛弃田地，那么这些田地就都成了官田。然后再按照田地多少，估量分给百姓，并帮助他们筹措耕种的资本，就会看到屯田的利益兴起，边塞下的粮食增多，民兵的粮食充足，而转运粮饷的费用也节省了。这些都是今天最紧急、最迫切的事务；三项办法之中，安置戎帅、实行屯田这两件事具体条目很多，应当由朝廷下令，让制置司详细列出条款，赶快上奏，不要追求虚名，务必讲求实效，实在是治理内部、抵御外敌的好办法。臣以一个书生妄自议论当今世事的利弊，出于忠诚而不能自已，希望陛下裁夺。驾部员外郎李鸣复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形势有三件值得忧虑的事：金人虽然衰弱，仍然积累了多年来不相往来的怨恨；北方军队突然兴起，常常怀有永不满足、想要侵害我方的心，这是隐藏在外部的忧患。湖湘地区的骚扰，过了几年才平息；江、闽地区的盗寇群起而尚未平定，这是显露在内部的忧患。山东归附的意愿，时间越久越背离；国家供养他们的资财一天比一天增加、范围一天比一天扩大，这是介于内外之间的忧患。对于外部的敌人，应当严密设防，谨慎守卫我们的藩篱；敌人的侦察兵来了就抵御，走了就防守，只求安宁罢了，没有别的计议。对于内部的叛乱，应当经营整治，向他们显示必定讨伐的威势，同时为他们打开自新的道路；叛乱就诛杀，服从就赦免，只求平定罢了，没有别的疑虑。唯独对于介于内外之间的山东势力，说它顺从，却又有狼子野心，不容易测度；说它叛逆，却又像猛禽收敛翅膀，尚未立即显露。它们耗损我们的财力，却谎称‘我们是在帮助国家’；窃据我们的城邑，却诡称‘我们是在捍卫边疆’。还有值得忧虑的地方：它们借敌人为自己的援助，用来要挟我们；为敌人引路逼近我国边境，用来恐吓我们。是要断绝关系吗？这就像汉朝削弱七国，只会激起它们变乱；是要姑且安置它们吗？这就像唐朝对待藩镇，最终养成了祸患。对于高爵厚禄，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对于每日供给、每月廪禄，也不必吝惜；再加上派出天子的臣子担任使者，我私下估计陛下和几位大臣已经对此反复熟议了。即便如此，这也只是针对一时的权宜防备，不是万世长久的防备。臣见识浅陋，曾经早晚思考，私下冒昧认为，与其顺从他人而形成自我削弱的局势，不如树立自身力量而采取自强之道。自古以来，天下的形势没有永远弱，也没有永远强，只看使用它的方法怎样罢了。周宣王任用贤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所以周朝强盛；汉宣帝赏罚分明，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汉朝强盛；唐宪宗刚明果断，能够采用忠臣的谋略，不被群议迷惑，所以唐朝强盛。陛下如果不认为臣所说愚蠢，臣请求陈述今天的急务，以完成前面的论说。臣所说的自强，并不是什么特别高深、难以实行的事情，不过是希望陛下勤于访求贤才，切实爱护百姓，严格治理军队罢了。贤才，是国家的精神；精神充足，就有余力可用。汉朝得到一个汲黯，淮南王的谋划就停止了；唐朝得到一个李勉，朝廷的声势就尊显了。端正的人、正直的士，对国家的益处就是如此。如今戴着高冠、执掌武职的，无不是接受国家任用的臣子；但遇到事情需要应变时，却常常有缺乏人才的感叹，陛下也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吗？既然思考过，就应当知道求取人才的方法。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从来不曾向其他时代借用人才。激励他们，他们就会如云聚集、如回声响应；压抑他们，他们就会隐居山岩、藏身洞穴。陛下如果能够明确表明意向，早晨提拔一个人，一定从公论共同赞许的人中选取；晚上罢免一个人，也一定根据公论共同弃斥的意见考察决定，那么就会看见真正贤能杰出的人才济济排列，人才也就出现了。百姓，是国家的元气；元气充足，就有余力。夏商周三代得到百姓拥护，所以享有国家长久；秦朝残暴地役使百姓，所以到二世便灭亡。民心向背对于国家治理或混乱的关系，就是这样重大。如今郡县肆意征取的惨状，田野乡里充满忧愁怨恨的声音，陛下也曾经听说过吗？既然听说过，就应当知道体恤百姓的方法。如果想要体恤百姓，没有什么比选择官吏更优先的了。郡里得到一个贤能刺史，方圆千里都会受益；县里得到一个贤能县令，方圆百里都会得到好处。陛下如果能够大力明确官员黜陟，把贪赃污秽、残暴害民的人流放、诛杀，断然实行；把勤劳任事、安抚养育百姓的人表彰、提拔，务必举用，就会看到政治清平、诉讼公正的风气遍布郡国，民心也就安定了。军队，是国家的爪牙；爪牙锋利，就有多余的勇力。勇士半夜登上城墙，足以诛灭淮南、蔡州的叛乱；

译宫廷宿卫如果不能披甲作战，就无法抵御范阳的贼寇。军队士气的勇敢或怯弱，对于国家安危的关系就是这样重大。如今平时无事之日不修整纪律，仓促发生警报之时却常常引发动摇怨恨，陛下也曾知道吗？既然知道，就应当思考治理它的方法。如果想治理军队，没有什么比选择将领更优先的。主将不吝惜财物，士卒就不吝惜死亡；主将能够同他们同甘共苦，士卒就肯共同承担患难。陛下如果能够严格执行刑罚和赏赐，把贪婪残暴、永不满足的人罢免，即使是大将也不必顾惜；选择公正忠诚而勇敢的人升迁，即使是小校也不要吝惜。这样就会看到严整的风采和号令传遍行伍，军威也就振作起来。自强的方法不是一端所能完全概括，但自强的实际措施，只有这三项应当优先：贤才聚集，精神就可以抵御远方的冲击；民心稳固，元气就可以使国家命脉长存；军威振作，爪牙就可以抵御外来侵侮。那些盗贼、奸邪知道我朝廷谋划得当、安排有序，将会忙于整肃衣襟、退避听命，哪里还敢制造难以堵塞的事端，请求用来满足他们无休止的欲望呢？过去唐代杜牧痛恨刘从谏、何进滔骄横不守法，于是作《罪言》，逐一陈述三项策略。其要旨说：‘上等的防备没有比自治更好的。’ 杜牧所说的自治，就是臣所说的自强。陛下圣学高明，贯通古今，典籍所记载的事例，像龟鉴一样都清楚存在。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只是向别人求取办法，更应当向自己求取；不要只是急切地谋求外部，更应当先急切地整治内部。从君主开始，直到所有百官，都专心讲求研究；从朝廷开始，直到郡国和边远地区，都合力施行。实行一天，就考核一天的成效；施行一件事，就责求一件事的成功。只要我们自身已经建立起来，内部已经治理好，即使用来肃清海内、征伐四方也是可以的，又哪里值得忧虑某一地区呢？臣只是一个疏远浅陋之人，不懂朝廷大体，错误地承担转对之职，便献上愚忠。希望陛下宽恕并明察，天下幸甚。” 太府寺丞陈仲微在轮对时说：用俸禄作诱饵，可以钓取天下的中等人才，却不能用来引诱天下的豪杰；用名位作航船，可以承载天下的卑微士人，却不能使天下的英雄沉沦。贾似道大怒，暗中指使言官罢免并夺去他的官职。过了很久，陈仲微才得到叙复，此时国势已经十分危急。陈仲防上密封奏章，大意说：误国襄事的是老将（此处文字疑有讹误）。襄阳失守的罪过，不只在于庸碌的将帅、疲弱的军队和幼稚的士兵。君主和宰相都应分担责任，以向先皇帝在天之灵谢罪。皇帝如果说：“罪责在朕一身。”大臣就应当说：“过失在我们这些臣下。”现在宣扬十年养安的过去，错误地深重惩罚六年玩忽敌寇的昨日之事；这并不是在过错尚未显露时挽救它，而是已经产生了无穷的追悔。既然事情已经过去，能及早悔悟也胜过继续迷误。有人说，替人掩护的意思多，责备自己的言辞少；有人说，陛下缺少哭师誓师的誓言，宰相和将帅也没有掩饰过错、分担责任的话，这实在不是慰问抚恤为义而死者、向上天祈求悔过的办法。往往代替皇帝起草诏令的人缺少懂得体统的士人，翰林馆阁中也少有有见识的人，他们只知吮吸甜美、迎合柔弱，积久成习，终于成为痼疾。君主之道和宰相之业，两方面都有亏损。如今是什么时候了？朝廷中没有谋划国事的大臣，边疆上没有能折冲御侮的将帅。看看先朝，宣和尚未发生动乱以前，以及靖康覆败以后，那些过去接近皇帝、乘坐朱轮华毂之车，低头吐露内心、奴颜婢膝，而如今却奉贼为君、称臣于敌的人，现在那些强干敏捷、以防止疾病为名而追求快意的人，就是今日背叛君主、出卖国家的人。为国者对这种人有什么好处可说呢？迷误国事的人进献使君主更加忧虑的欺骗之辞，以迎合君主；把持国政的人维护可耻的败局，却不敢议论；当权者昧于安危的关键，也没有人悔悟。我曾经思考，如今所缺少的不只是兵力。阃外事务本应由将军掌握，可是连一级半阶的任命大多都从朝廷内部发出。即使只有一斗粮、一尺布，退下来还要担心后患；平日没有权力，到了紧急时刻却要承担责任。有人请求设置督军，有人请求巡行边境，有人请求修筑京城；这些创闻骇听的事情，正因为各边帅在紧急时刻有所推诿，所以朝廷不得不在失败之后掩盖罪恶。有人有谋略却无法施展，有了败绩又没有诛罚，上下都包藏羞耻，闭口不敢议论。因此下至器械、兵仗、铠甲、战马，都衰败破敝，不足以整肃军容；城墙、堡垒、栅栏，残破漏缺，不足以抵挡敌骑冲击。名义上称为帅阃，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筑了城却没有兵，就是把城交给敌人；有兵却不知道作战，就是把将领交给敌人；边帅不懂军事，就是把国家交给敌人。局势已经迫近，危险就在眼前。只要君主和宰相一下子改变态度、彻底醒悟，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挽救。把失败转为成功，只在君主和宰相的一念之间。于是陈仲防被调出。卫泾上奏说：“臣自去年冬天以来，多次因奏对而冒昧进献愚昧之言。仰仗圣上的慈爱，察知臣受恩深重、对君父没有隐瞒，特意赐予宽容，臣已经感到非常幸运。然而臣的愚见还有未尽之处。今天轮对，谨敢一一陈述，伏望陛下裁断察看。臣私下认为，谈论报仇雪耻，在今天确实是正确的主张。君臣、父子之间的义理，一步也不能忘记，那么报仇的主张怎么能有一天废弃呢？然而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常有两个方面，也就是名和实。名与实的区别，决定真假；真假之别，又会显现祸福，实在不能不察。因而致力于实际，就可以感动上天、感动世人；长久积累下去，可以洗雪大耻，收复疆土，成就大业。假借这个名义，则天地人神之间终究不可欺骗，结果只是耗费国家、残害百姓，使奸邪诬妄之人肆意编造谎言，以空洞声势招来实际祸患。不但不能成事，反而遗留下祸害，这怎么能不察呢？臣请逐项说明：什么叫致力于实际？就是竭力辅佐君父，修养德行、建立政事，任用贤能，爱惜民力，收拾人心，激励卧薪尝胆的意志，遵循内修政治、外御强敌的次序，谋划周密，规划长远。

译像这样做，一天有一天的作为，一年有一年的成效，国家的根本逐渐强固，国力逐渐充裕，而我们的志愿自然可以逐步实现。这就是所谓致力于实际。什么叫假借名义？有的人想谋取富贵，便借这个主张窃取权位；他们本来没有恻隐忠爱的诚心，谋划事情也没有本末先后之序。名义上说是使国家富足，国家却从未富足，反而先失去民心；名义上说是使军队强大，军队却从未强大，反而先耗尽民力。想制定大计，却不顾眼前百姓；想图谋大事，却不考虑日后的危亡；提出茫然不可究诘的话，指向遥远而无法实现的事情，坐使国库空虚、盗贼同时兴起。他们谋划的事情最终没有取得丝毫成果，国势却一天比一天危险，最后招来忧患而遗留给君主。前史记载得很清楚，可以逐一考查。这就是所谓假借名义。臣请举最突出的人来证明：蜀汉的诸葛亮，就是所谓致力于实际的人。他做丞相时，虽然名义上把魏国称作贼寇，却先致力于闭境息民、勤于农事，养育百姓和万物，开辟田地，充实仓廪，修明法度，整治军队，使各种事务都精细熟练。这样大约过了八年，国事全部得到治理，然后才北驻汉中，声讨魏国的罪行而出兵征伐。假如诸葛亮没有早死，中原恢复就不必忧虑了。晋朝的景延广，就是所谓假借名义的人。他虽然知道向契丹称臣是耻辱，却不知道应当把体恤百姓、巩固国家根本放在首位，只是说大话来激怒强敌，声称：“我有一把横磨大剑，拥有十万军队，想战就来！”可是实际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抵御敌人，最终造成祸患，成为后世笑柄。他们之间的差别，哪里只是云霄与大地的差异？难道不是后来者的明鉴吗？恭敬地想，陛下真心恳切，没有一天忘记宗庙社稷的耻辱，这本来是天下的幸运；但臣愚昧，深怕小人乘隙伺机，借此施展奸谋。臣更愿陛下以这两种情形考察臣下所安守的立场，那么真假就无从逃避，谋划事情、筹定策略也不至于错误。这样上可以成就陛下的志愿，下可以慰藉百姓的希望。臣不胜忧国爱君的一片诚心，不再顾虑自身，竭尽愚见。” 淮东转运副使虞俦上殿札子说：“臣只是一个疏远卑微的人，恐怕辜负陛下的误加恩典。前年秋天，臣由浙西宪司分任合肥阃帅，又调任东路漕运使，往来于两淮，对利害实情有所了解，请允许臣为陛下陈述。臣恭敬地看到，本朝与北方人讲和以后，以淮河为界；这里是国家的门户，也是江浙的屏障。关于治理经营的策略，前后失于讲求的地方，大概不止一件。有国家才有土地，有土地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财赋，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两淮耕种粗疏，土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发挥，还能说是有土地吗？百姓只是苟且聚居，民心意志不能稳固，还能说是有人口吗？田赋只收租税，上供物资姑且积存管理，还能说是有财赋吗？不只是这些，山水寨几乎只有空名，万弩手徒然成为文书上的名目，禁军缺额虽补却仍不足，土兵巡逻警戒人数少而又不招募。这些都是利害的实情，不能不加以讲求。绍兴初年，和议刚刚形成，安排规模或许有不完备之处；到了今天六七十年之久，土地仍有未开发的利益，百姓没有坚定的志向，储备和防守似乎又不足以依靠，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希望陛下明发诏令给两淮守令，详细议定考核优劣的标准，统计田地荒芜多少，劝导百姓耕种，使土地的生产力充分发挥；统计房屋没有修缮的数量，诱导百姓营造修缮，使民心志向稳固。每年的课租收入，必须用来使百姓富足并帮助国家；上供的积存，必须用来买米、充实边境。山水寨都要增修，万弩手不能废止训练和阅兵，禁军不能任其缺额，土兵不能弄到缺少人员。对于利害问题详细讲求，随时酌情申请，务期在数月或数年内见效，长久遵行。平安无事时，可以用来严密守备；遇到可以乘势进取的时机，可以用来辅助收复疆土。这是臣作为防臣的一点谋国忠心，惟望陛下裁察。” 理宗时，泸州知州魏了翁上奏说：“臣愚昧刚直而少有通达，充任柱下史一职，近来误蒙诏书，命臣得以与讲读诸臣一同尽心启发辅导，有什么也不得隐瞒。臣既然陪侍入内，又蒙允许直前奏对，岂敢不说一句话来答复陛下的重大询问。臣听说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但后世却有性恶的说法；人的情感没有不希望安定的，但后世却有喜欢动乱的说法。这并不是后世的人不如古人。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按照正直之道施政的原因。’意思是说，今天这些百姓，就是三代时能够辨明是非、公平正直而不邪曲的百姓。然而古人喜爱善行，今天却怀疑百姓邪恶；古人希望安定，今天却害怕百姓作乱。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代人在宫门外公布法令，让百姓聚集诵读法律，那些法令明白通达，如同日月星辰下照、银河流行。百姓进来进言，朝廷依次陈述情理并加以怜悯，以真实恻隐之心示于下民；如果下民不以真实情感侍奉上者，就不是人类了。自后世以来，猜疑防范日益严重，堵塞百姓耳目，却说‘用神道来设教’；厌恶百姓议论政事，却说‘不可以让他们知道’。百姓固然极其愚昧，但神明决没有可以欺骗的道理；如今欺骗他们，只会使他们更加扰乱。等到百姓喧哗而不得安宁时，又怀疑他们本性邪恶，责怪他们喜欢作乱。唉，这些百姓难道独独不是三代遵行正道的百姓吗？只是他们所受的教化竟成了这样，也就是没有办法使他们的志向得到沟通罢了。臣曾经根据这个道理探求当今的情况，仍有六件事不能明白，谨敢为陛下一一陈列。陛下即位以来，朝廷内外都翘首踮足，希望在一年之内看到治理成效；可是天意难以测度，事变接连发生，百姓看不见德政，只听到诛戮的消息。以前还可以在火灾未发生时加以扑灭，如今火已经燃烧了；以前蛟龙还未咬人，如今已经咬人了。大家惶惶然前行，却始终没有到达目标。有见识的人常常相互说：历朝初政，都下诏求言，何况如今正是皇帝废寝忘食忧劳之时，必定首先会这样做；可是很久没有听到消息，疑惑就更加严重。陛下曾下诏命侍从、两省、台谏、卿监、馆职等官员，每天轮流一人面对皇帝奏对，意思虽然非常美好；然而即位几个月后才听到这道诏令，诏令至今又过了几个月，而实际奏对的只有十多人。这是因为十天之中有两天不上朝，临朝时只召见一班官员，所以群臣奏对的时候稀少空疏。如果说这是恭敬沉默、不便多言，那么早朝和讲殿本来仍像平日一样，为什么偏偏在求言、听言的事情上反而采用这种简略办法呢？祖宗盛时，接受朝见、裁决政事，有时到中午还来不及吃饭；退朝用饭以后，又再次入坐召见奏对；有时正值休假，仍然驾临便殿；有时召见四五班官员，也不以为劳苦。

译臣侍奉先帝在殿角将近一年，那时先帝已经对勤政感到疲倦，却仍然每天亲临前殿、后殿，召集班次入见；之后又和颜悦色、谦抑自己，从不厌倦。这些都是陛下亲眼见过的。如今才开始清明施政，反而连朝廷百官也不能多次瞻望圣颜，那么凡是面见奏事、进呈封章、叩击匦函的人，更没有机会到陛下面前了。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道农事艰难的人固然有，但陛下素来熟知民间疾苦，如今却突然与外界隔绝，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半年以来，只看见都城之内多次捐出赏金来捕捉妄言之人。因妄言获罪，虽然是他们自取，但百姓没有看到求言的诏令，只听到禁止诽谤的命令，这不是初政应有的情况。古人说，防止百姓说话比防洪水更难；这是因为言语用来宣泄心意，若堵塞不通，一旦决裂，就无法再收拾。因此，周朝因发布监视诽谤的命令而衰败，秦朝因施行诽谤妖言之法而灭亡。汉、晋、隋、唐末年，大多只把灾异看作上天的警告，却不觉察百姓在下面怨恨，也不知道祸乱从宫墙内部发生，于是迅速走向衰败。陛下本应对此明白通达、引为鉴戒，却忽然不加省察，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一件事。陛下即位以来，宫中实行三年之丧，使百姓懂得孝道。又以在灵帷前侍奉五日来表示百姓应当尊敬君上。何况陛下还按时向太上皇问安，寒暖起居都遵守礼制，饮食起居一概恭谨听命，这才是子女的职责。如果说已经没有丝毫遗憾，臣仍然有所疑虑。天子的孝道，应以安定国家、稳固社稷为先；因此德行成为圣人，尊贵成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受祭祀，子孙得以保有天下，这就是虞舜的孝道。如今内患外祸接连发生，而陛下却没有亲自听取、裁决政事来消除祸患的萌芽，朝廷内外惶惶不安，不知道陛下将怎样为宗庙和子孙谋划，难道只把承欢父母、保养身体当作尽孝吗？姑且举一件事来说明。陛下对于济王，赐给他珪符，封给他茅土，使他居于辅郡，诏书接连颁下，恩意优厚，这难道不只是为了保全兄弟伦理，也正是孔子所说的‘父母大概会顺心了吧’吗？陛下大概深深体会了这个意思。然而为济王安排师傅，既没有贾谊那样始终如一的忠谨、把他视为盗贼加以防范，也没有张敞保全昌邑王那样的智慧；不幸济王受到奸邪之人的污蔑而丧命，陛下却没有听说像袁盎停止进食、痛哭极其哀恸那样的惭愧悔谢之意。自从三日停止朝会以后，其余抚恤典礼虽略有办理，但百姓并没有完全知道，使陛下孜孜不倦爱护兄长的初心，也未能完全昭示天下，于是谣言纷纷发动，被混合成一种说法。况且济王去世这件事，凡是有耳目的人谁没有听见看见？可是无知的小民妄自传播，竟没有人加以制止。事情发生在京畿附近，尚且不能做到家喻户晓；远至荆襄、四川、广东一带，沿袭讹言、承受谬误，也就可想而知了。万一盗贼小人乘机窥伺，假托济王名义，把它作为作乱的阶梯，即使最终也会自取灭亡，但眼前百姓涂炭，却来不及救助。臣恐怕古人所谓安定国家、稳固社稷的孝道，不应当是这样。曾子说：‘砍一棵树、杀一只兽，如果不在适宜的时候，就不是孝。’从春天以来，像这样被砍杀的一树一兽，难道还不够多吗？臣认为今天应当明白通达的事情，不只这一件，但这件事也是最能动摇人心的大事。现在如果由宫中发出亲笔诏书，深切思考以往的悔恨，明确说明圣意，并谋划厚待济王身后的办法，使天下人明白无疑，不再受浮言迷惑，那么即使日月有食，日月也会重新光明，天下人无不仰望。这是沟通天下人心、消除祸乱根本的办法，有什么可疑虑、可顾忌的，为什么长久不这样做？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二件事。山东归还疆土，河北请求设置官吏，这是百年来未曾有过的机会。然而既不丈量整治田野，也不修筑郡县城池，反而迁移百姓，使他们乌合蚁聚在淮甸之间；违逆百姓的情愿，夺取士人的名籍，这样还不满足。又听任他们到境外劫掠，靠此自行衣食，这是前代从未做过的事。李全接受阃帅授任，张珏受命治理山东，却忽来忽往，没有固定镇所，这也是此前少见的事。不过仍有可以推诿的地方，说事情无论大小都禀报朝廷。至于辨明诽谤、请求奉祠，以表明君臣大义；持杖入庭拜见，以伸张阃帅的威势。到了二月丙辰发生变乱时，人情愤懑不平，李全在这时又能引咎自责。等徐晞稷赴任镇守，李全又带领部下整束兵器迎拜，流泪陈说自己的情况。这难道只是说明逆顺之理在李全心中清楚、不可泯灭吗？也是因为堂堂中国的德泽深入人心，稍有横行，就会自取灭亡，这是李全一定不会做的事。何况天下所厌恶的都是同一种恶行，朝廷厌恶而我这里却保护，那么从你这里出来的祸患，难道能保证不反过来伤害你吗？再说主帅被害而李全不能使他活命，那么李全即使做了主帅，也将无法号令部下，这对李全也没有好处。李全以忠诚归附，声名闻于中原，即使他的部曲也都能以功业自我奋发。只要按功劳行赏，富贵正在到来，他难道肯庇护一个首恶而自毁以前的功劳吗？假如给他一些时日，李全一定会有机会证明自己。臣认为，如果朝廷再明确说明，把赤诚之心推及并晓谕李全，使他迅速消灭凶恶的首领，以伸张国家法令，那么他的名誉就会流传史册，俸禄恩泽也会惠及子孙。李全不是木石，难道不乐意这样做吗？如果他只是姑且托辞，最后始终没有机会证明自己，那么神人共同愤怒，是非曲直终将有定论。像汉代的侯王、唐代的藩镇，即使能够凭借拥兵自重、坚持作恶而暂时苟延，也终究会因为违背义理、扰乱常道，在日后覆灭宗族。这些道理朝廷本来可以明白晓谕，却指明以后长久不做，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三件事。古今破格任用人才，如傅说、吕望一类，最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其次则没有比兼采资历和声望更好的办法。董仲舒说：‘小才即使任职多年，也不能脱离小官；贤才即使任职未久，也不妨任作辅佐。’这是说破格用人，必须是贤能之人之后才可以。如果因为某人略有才干，便让他承担贤者才能破格担任的职位，那么还没有试用，人们已经预先知道他一定不能胜任了。国家强盛时，储备将帅，先从远方的监司做起，逐渐提升为京东、京西、淮南等路的官员；等到政绩已经显著，再提升为陕西、河东、河北三路以及成都路的官员。三路、成都路都有成绩以后，再召回任三司副使；如果一时还不能离任，就按照资序办理，升任都漕，以准备补充帅臣的空缺。

译如果一个人的资历像这样深，那么民情、吏治状况、士人风气、物产物性、道路山川、军备兵力、财赋粮谷，都已经周遍知晓并详加考察了。他任官既久，积累的功劳又多，于是内外闻名，兵士和百姓都信任服从。像这样选拔出来交付一方政务，授予斧钺之权，那么还没有任用时人们就期待他，任用之后人们就信服他；有所不做的事情，一旦去做，就能使事情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今却不是这样，只求顺从圣旨、合乎上意罢了，不必讲求资历；只求侥幸试用罢了，不必讲求声誉和威望。唉！人们轻易改变自己的言论，原来是因为没有责任。一个人如果能够忠诚恳切、以国事为重，真正担当政事，那么他谋划思考的只是怎样使国事成功，言论考虑的是最终结果，办事只求合乎是非，又怎么肯随声附和，去侥幸求取万分之一的成功呢？臣姑且用淮东近来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臣在嘉定壬午年入朝，对于事情的起始还不能完全知道，只看见应纯之之后由贾涉接任，贾涉之后由许国接任，许国之后由徐晞稷接任。大概是贾涉受到应纯之的猜疑而取代了应纯之，许国受到贾涉的厌恶而取代了贾涉，徐晞稷受到许国的忌恨而取代了许国；每次都认为前任做得不好，然后选取与前任不合的人，突然升迁来挽救局面。既然如此，怎么能保证后任就一定不比现任更差呢？精美的锦缎尚且属于贵重物品，还不让没有经验的人学习裁制，难道能把百万生灵的性命交给几个人来试验，却漠然无动于衷吗？臣私下观察，朝廷的谋划本来是想弥补祸患造成的裂隙、安定人心，可是那些乘机窥伺、寻找空隙的人便得以暗中推行他们的说法。前任统帅还没有败坏时，他们暗中策划倾轧排挤；不幸被他们说中了，便公开承担弥补过失的责任。因此朝廷只说另用一个人，却不了解事情的始末，也不知道其中的意图。像臣所列举的这些人，只希望暂时安定局势，难道能说这些人只是忙于经营私利，哪里有空顾念国家吗？何况他们经历还浅，见识才智有限，以混乱去挽救混乱，哪里会有穷尽？这件事应当趁现在明白彻底地处理，全部惩罚过去的错误，改用老成持重的人。老成的人，只想推行正道、挽救时局，哪里是喜欢标高立异呢？暂且不论他的才能谋略，只凭威望，也足以镇定安抚人心。如今金陵还没有谋划选定统帅，也应当按照这个标准选择；各镇及京城附近的辅郡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也应当按照这个标准改弦更张。这一点可以由此类推到另外两点。然而事情迟迟不能决定，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四点。古代国家有重大疑难，就向庶民询问，也向工匠商人询问。汉代的议事已经比古代狭隘，李唐以来又不如汉代。然而在宰相相互维系之间，还默默包含着彼此规劝警戒的意思。中书省提出拟议，门下省审查复核，尚书省奉行办理；两省所属还有给事中、舍人和谏官，尚书省所属还有长官、副长官以及郎曹。一项政令的施行，要经过的环节并非一个，使各部门能够交替纠正补救。到了枢密府，虽然说它掌管军务，但同班与分班各有安排，其中有深意；又使台臣能够纠察，侍从能够进献意见，百官能够封章奏对。这是因为天地宇宙这样重大的事物，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独自运转的。熙宁、元丰以后，宰相属官开始增多，而三省所属有不能各得其职的了。南宋中兴以来，致力于合并省部，但三省的体制仍不能完全恢复到承平时期的旧制。到了近代，越看越是丧失，往往事情已经施行，侍从、两省官员、台谏还来不及知道；事情尚未发生时，常常像是不知道；等到知道时，却已经来不及了。内外人士所指责的，无不说：“吃着君主的俸禄，却像车辕旁的驽马、仪仗中的木马一样，竟然一点意见也不能伸张。”哪里知道君臣上下相隔遥远，彼此根本不能相通呢？有一件事情，内外沸腾，远近传播，但在位的官员仍然完全没有听说；只看见府城增加守卫，关市禁止议论，才跟着去询问，这才知道是发生了警报。然而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问同僚，同僚也不知道。即使说有人知道，十个人中也不过一两个人知道。因此想发言却抓不住要点，即使发言也无法补救事情。《易经》说：“一杯酒、两簋饭，正是刚柔相济。” 这句话说的是处在艰险困难之时，君臣上下简易相亲。如今形势越发紧迫，上下之间的情意却越发疏远，大概总是说：广泛访求意见，就会造成张皇；说得太多，就会泄密；各部门分别履行职责，就会造成多事。于是谋议的渠道越来越狭窄，能够委任的人才一天比一天差，这不也是过分忧虑了吗？范纯仁曾说：“如今所任用的大臣，多半是在患难中历练老成的人；鼓励他们使他们进用，还担心他们心志不够锐利、思虑过于周密。若再告诫他们远离嫌疑，他们就会顾虑退避、保全自身，连自我防护都来不及。”这话最合乎人情，也最为切实。何况今天家国的忧患，是人人共同面对的，人人都想尽情表达自己的怀抱，以谋求国事成功，这哪里是张皇泄密、洁身自好以求名声的时候？如果上面的人能够明白通达，掌握大体，打开进献忠言、增益国事的道路，使中书省的事务得到清理，使百司的职责得到充分履行，那么就能汇集众人的智慧作为智慧，事情简约而考虑周全，有什么不可以呢？却偏偏要掩盖隐瞒、包庇遮护，导致智慧考虑有所不及，精神力量有所不逮，那么该决断时不能决断，常常会有错过时机的悔恨；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五点。国家赖以建立的，是人心。人心所归向的地方，就是明白通达、至公无私。如今平时无事，却凭官资的高低、尊卑和轻重来抬高或贬低天下士人，又凭意气立场的异同来亲近或疏远天下士人。士人既然可以被抬高或贬低，可以被亲近或疏远，那么所得的人才就少了，只会得到廉耻之心很少的人。人年轻时学习，壮年时想要施行所学；如今反而阻止他们实现愿望，使他们只能随波沉浮、俯仰应付，充数任职。充数任职却不能实现壮年施展抱负的愿望，照这样下去，他们势必因为不能得到适合自己的职位而离去；于是又经过多年累月，反复坚决辞职、固辞拒绝，最终必然使是非正邪混杂，内心和行迹都无法辨明，直到在天子的朝廷中败坏了事才停止。像这样却想得到贤能的士大夫，绝对不可能。八九年间，边境警报没有解除，财力耗尽、国力困竭，十户人家九户空虚；贪婪暴虐的官吏却把苛刻征收、催促办事当作能干，追查清理积欠，重重催逼预借，横加科派、强迫缴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却用这些向朝廷欺骗说：“我能够不花朝廷一文钱、不用朝廷一粒粮，而使各项用度不缺。”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然而还有可以推诿的说法：“这些钱粮是用在公家。”其实又拿去填满无底的贪欲，又拿去供应馈赠贿赂；前面的债还没有偿清，后面的谋求已经逼上门来，得失熏心，贪求没有止境。至于装饰馆舍、经营土木、从事游观、追求盈余等事情，也还没有算在内。当时货币贬值、物价昂贵，田野乡里萧条，这是什么样的景象？却偏偏让这些人肆意凌驾于百姓之上，使人们不把贪暴之人视为怨恨对象，反而把怨恨归向他们的上级，说：“世上从来不缺人才，为什么选任竟到了这种地步？”

译这样还希望民心不动摇，也是不可能的。士大夫同心协力、恭敬共事，然后纲纪才能建立；百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然后国家根本才能稳固。如今这些都无法取得人心了。有人还说：“失去士人之心、百姓之心，都不妨碍事情，唯独不能失去各军之心。”唉！天下如果士人之心和百姓之心全都失去了，难道还能够立国吗？何况物价上涨，军粮俸禄供给不足，士卒常有饥寒之怨；功劳赏赐迟迟不发，升迁贬黜不明，士卒常有鄙视怨恨之意。又有贪婪的将领和横暴的统帅依次压榨剥削他们，三衙和两淮近处的军队尚且没有察觉，襄阳、汉中、梁州、益州的军队呼喊也没有人听见，却还认为各军之心都可以依靠吗？士人、百姓、军队三方面的人心既然没有一个可以依靠，那么陛下在上面孤立，大臣在下面孤立，臣不知道还凭借什么来立国。臣私下以为所能依靠的，只不过是多次得到上天的侥幸罢了。穰侯说：“上天的侥幸已经很多了，如今又把上天的侥幸当作常态。”陆贽说：“侥幸不可以常常企求。上天的命运不显露出它的征兆，是要使拥有国家的人战战兢兢、自我勉励。如今不明白通达，拓展并打开治理的规模，不能战战兢兢地谋求巩固人心的根本，却依靠上天的侥幸来治理国家；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六点。” 臣既然已经竭尽自己微小浅陋的愚见，分条陈述六件不能理解的事情，希望陛下明白通达，革新各项政务，以振兴国家长久以来的衰弱形势，以舒解人心积累的愤懑。还担心臣所知道和听闻的不够广泛，包罗不够周全，无法仰助圣明裁断，所以臣又把事情归纳为邪、正两端，来辅助说明这一主张，请陛下姑且听臣把话说完。臣听朱熹说过：“天地之间有自然的道理，大凡阳必定刚，刚必定明，明就容易使人知晓；大凡阴必定柔，柔就昏暗，昏暗就难以测度。所以光明正大、通畅通达、没有丝毫可疑之处的，必定是君子；曲折回避、隐伏不明、闪烁狡猾、使人无法捉摸的，必定是小人。”臣曾把这作为考察言论、观察人物的镜鉴，因此邪正的区别是完全无法掩盖的。认为人事有所失误，所以天象降下谴责警告的，这是正论；认为天命不值得畏惧的，是邪说。认为宪章法度应当遵守的，是正论；认为祖宗之法不足效法的，是邪说。认为反复恳切、哀痛诚挚的话可以感动人心的，是正论；认为过失在于没有推诚相待的，是邪说。认为正直的人、端方的士人可以扶持国家元气的，是正论；认为这是出卖正直以沽名钓誉的，是邪说。认为政令施行应当广泛谋议、博访群臣的，是正论；认为这样只是扰乱人心的，是邪说。认为事变到来时应当防微杜渐的，是正论；认为应当立即禁止压制的，是邪说。认为每天早晨临朝，勤勉不懈地询问政事的，是正论；认为应当保持尊严深沉、沉默不言，使人无法窥测的，是邪说。认为应当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怜悯审慎地处理各类狱讼的，是正论；认为应当严刑峻法、树立威势，使百姓不敢轻慢的，是邪说。认为亲近老师、讲习学问以建立施政根本的，是正论；认为那些庸俗儒生不通达时宜、喜好尊古非今的，是邪说。认为敌国外患应当比内部修治更为紧急的，是正论；认为敌人无能为力、贼寇不足忧虑的，是邪说。大体说来，正论属于阳，邪说属于阴。阳气开放，就成为春夏，光明显达而生发；阴气闭合，就成为秋冬，幽暗而收敛。臣希望陛下实行臣前面所陈述的六条不能理解之事，以明白通达作为眼前弥补偏失、挽救弊病的准则；把后面所陈述的邪正两端，用来从言论的缭绕曲折、反复隐晦中加以考察，作为今后考核言论、观察人物的要领。这样，取舍的标准在内心确定，安危的萌芽便会在外部应验。《诗经》说：“上天难以诚信相待，君王之道不容易行。愿陛下赶快努力谋划。” 了翁担任礼部尚书时，上疏说：“臣认为，从前周公在明堂朝会诸侯，凡是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等国，都安排在东、南、西、北四门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内夏外夷的原则如此。自东汉以后，控制驾驭夷狄失去方法，贪图土地、务求扩大疆域，终于把他们引入并安置在宫堂深处。大概从马援在建武年间实际开了这个头，曹操又在建安年间重走这条道路，于是使他们在永熙、元康年间昌盛强大，到了永嘉、建兴年间又横行溃散、四处泛滥。马援最初把投降的羌人迁徙到近地，劝导他们耕种放牧，他的用意不过是使他们彼此不猜疑、不离叛，从而能够取得他们的心。曹操把匈奴五部拆分安置在并州各郡，他的用意也不过是使他们有所统属，以便为我所用。当时那种只看浅近功效、贪图眼前利益的见解，哪里知道后来会造成这样的祸患呢？晋太康元年，侍御史郭钦向晋武帝上书陈述边防策略，请求乘平定吴国的那一年，把内地各郡的杂胡迁到边地，但晋武帝不能采纳这番话。这距离江统提出建议，已经早了二十年。凭晋武帝平定吴国的威势，竟不能在五胡尚未作乱之日把他们全部迁出内地；江统却想据此责备晋惠帝二十年以后才采取行动，也已经太晚而且太困难了。” 可是江统还说：“及早断绝祸患的源头，难道还不能称为早吗？”臣私下听说，近来防师之后，招纳北方人来补充军队名额，并且收召强悍狡黠的人以供奔走效力，使内地人与北方人杂居，明白事理的人为之寒心。又听说在光州、黄州之间，有时以搜求王檝为名，有时以收买军需为名，出入往来无人查问，国家没有人才，实在太严重了。即使武夫重重关闭关隘，也未必足以堵住漏洞，何况竟听任他们自行出入呢？即便说和好已经达成，南北如同一家，也不必过度猜疑；然而自古以来，从没有因为依仗和好关系就放松边防的。陛下刚毅明察、奋发有为，努力实行江统的主张，臣还怀疑已经迟缓而来不及办成事情；如今又一天拖过一天、一个月拖过一个月，把它交给悠悠岁月，我知道已经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了。”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忧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苏轼说：“如果忧虑不在千里之外，那么祸患就在坐席身边。”如今祸患已经迫在眉睫，只有请陛下赶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下诏询问京城、襄阳、两淮各位统帅，责问他们规划处置的方法：降附之人应当安置在哪里？用什么防备可以安定那些心怀反侧的人？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分条上奏；如果有不符合要求的，导致发生其他变故，就请亲自承担罪责，务必断然实行。臣曾记得先朝范仲淹担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时，上书请求召集大臣询问，假如契丹可以保证守信，必定不入侵，也不与元昊联合，请求命大臣共同署名写成一份奏章，呈送御前。将来如果因此耽误大事，责任就有所归属。臣责问各位统帅，正如范仲淹责问大臣一样。希望陛下裁断并实行。洪舜俞进献历史故事说：“晋元帝建武元年，设置史官，建立太学。太兴元年，皇帝亲自举行雩祭。起初设置谏鼓、谤木，新建听讼观。太兴二年，设置博士名额。太兴四年，设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皇帝亲自审阅各类案件。”

译臣听说，事物有本末，事情有终始；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所谓先，是事情应当优先急办的；所谓后，是事情应当缓办的。缓急先后不违背次序，治理国家的道理哪里还担心不能施行？晋元帝承接皇纲解纽、国家纲纪松弛之后，本应当思考振兴国势，像抢救溺水、扑灭火灾那样急迫，反而只把安定太平的大体，用来治理危亡的败象；只用遵守旧文的常规，来应对变化中的危机。所以近世议论者说：“这是什么时候，竟然还要办理不急迫的事务？听讼观建起来了，为什么不修筑将坛来拜授淮阴侯？太学兴办了，为什么不设立武举来招纳汾阳王？亲自举行雩祭的礼仪了，为什么不降低皇帝的尊严，亲自去慰劳细柳营？博士的名额设置了，为什么不建造楼船来任命将军？谏鼓、谤木设置了，为什么不整修车马、准备器械，以谋求修治内政、攘除外患的政绩？”这些事情的是非有好几端，可以暂且不论。当时晋室衰微如同缀旒，胡人羯人掌握重权，中原豪杰竞相起兵争夺天下；那个时代最急迫的事情，并不在这些方面。假使当时对内把统筹规划国家财政作为实际政务，而不把缝补衣服当作仅仅够用的办法；对外把严格整饬军备作为实际功绩，而不把制作玉册当作苟且求安的策略，晋朝或许就能兴盛吧？如今金瓯完整，虽然没有破缺的忧虑；玉关也没有闭塞拒守的防备；作战难以确保胜利，防守难以确保坚固，和谈难以确保守信，而民力和国计都已经穷困。却不急切地增加财赋、强化兵力，不能把应当优先的事情放在前面，反而谈论义理的人很多，清谈政事的人很多，把拆补衣裳、修补衣带这些细小事务当作巧妙，把折柳围护园圃当作坚固，把在薪柴上堆积火种当作安全；如果突然发生意外警报，臣恐怕不是从容拱手作揖所能应付的。《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撰 经国 宋理宗时期，侍御史李鸣复上奏说：“臣近日看到邸报，赵范、赵葵、全子才一同被授任三京留守。中原旧都，全部重新归入版图。高宗皇帝经营三十六年而未能得到，孝宗皇帝图谋收复二十八年而不能拥有，陛下总揽权纲，不到一年便安坐着收复了它。功业光耀祖宗，事业传给后代。这本来是四海内外都会喜闻乐道的事。然而两位使者归来，是从陵寝之地回来，亲自走过、亲眼见到，都说所经过的地方丘墟荒凉、寂静得没有烟火，尸骨横陈道路，蓬蒿高蔽天空，都是因为北方军队经过，所到之处几乎没有留下活口，所以才会这样。这种惨毒，大概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正因为北方军队造成了自古未有的惨毒，所以国家才有了自古未有的机会；正因为这种机会绝无仅有，人人固然为之高兴，臣却实在忧虑。臣前面所说的得到容易、守住困难，又说用兵这件事不只是关系百姓生灵的祸福，实在还关系宗庙社稷的安危，这就是臣忧虑的大概内容。中原地区所遭遇的情况，清野政策和边境关防部门都知道，只是朝廷还不知道罢了。襄阳统帅所主张的是和议，既不把实情报告朝廷，只想凭借和议来谋求功勋；淮帅所负责的重点在作战，却也不把实情上报，只想凭借作战来奏报功绩。主张和谈还是作战虽然不同，但用欺骗性的言辞来侥幸求得朝廷听从，实质上只有这一点相同。等到和谈的主张不能实行，作战的主张得以推行，便把两淮的民夫全都征发，把两淮的积蓄全部耗空；把防守长江的战舰调去运输，把防守长江的戍卒撤去出征，驱使数万军队进入无人之境。敌军虽然屡次逼近，实际上却从未交战。军队没有接战，就不能称为防守。臣担心一旦遇到强敌，胜负形势尚不可知。这是第一件值得忧虑的事。古代取得天下的人，争夺敌方有余的资源，而不争夺敌方不足的东西。各位将领都奔赴金帛财物的府库，因为那里的财物就是我们的财物；修筑甬道去取敖仓的粮食，因为那里的粮食就是我们的粮食；农民愿意在田野耕作，商旅愿意在市场贸易，因为那里的百姓都是我们的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