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八

译宗愈上则欺骗君主、扰乱法令，下则背弃公义、结成朋党，不知廉耻，没有礼义，把他放在朝廷，实在会玷辱圣明。臣听说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任用君子却不能治理好国家、任用小人却不发生混乱的。小人的甜言美语足以改变人的心意，表面上的小节和虚假的行为足以欺骗迷惑世俗。等到他们得志，担心失去权位，便暗中招引奸邪，广泛安插亲信，根基深固，牢不可破；这样给国家造成的祸害，将有说不尽的地方。所以陆贽论道：拿兵器杀人，天下不把罪归于兵器，而把罪归于使用兵器的主人；蓄养毒虫祸害万物，天下不责怪毒虫，而责怪蓄养它的家庭。这话虽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伏望陛下委曲转回圣听，详细阅览众人的言论，提拔有德之人以尊崇朝廷，贬黜有罪之人以使天下信服，早日把臣等论宗愈的章疏发出，交付外朝施行，臣不胜至诚愿望。安世又上奏说：臣于去年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陈列胡宗愈的十二条罪状，此后又进呈三篇奏章，委婉详尽地逐条论述，如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仍未蒙施行。臣所说的并不是搜罗摘取来的材料，全都有事实情状，可以查核。朝廷上的臣子只要有一条这样的罪行，就已经可以斥退；而宗愈积累的重大罪恶达到十几件，言官交相攻击，持续半年不止，他却安然居位，毫无畏惧之心，凌辱御史纲纪，败弃廉耻，难道不是辜负朝廷顾全大臣体貌的用意，连累二圣识人的明察吗？臣伏见宗愈被任命为中丞，是在吕公著执政之日；吕公著虽然与他有姻亲关系，却隐瞒不说，对外假托任用人才的名义，实际上是在结党，使宗愈贪恋权力、怀念私恩，不再纠正错误、防止过失。这样营求私利，还有什么做不出来？蒙蔽君主的听闻，败坏祖宗的法令，这是臣子的罪过中最大的。如今公卿、士人和百姓都知道二人的欺骗蒙蔽，而台谏官多出自公著门下，始终没有一句敢涉及此事。陛下试着把众人议论宗愈的奏章一一取来阅览，就知道臣今天所奏并非虚妄。公道衰败，是古代贤人所忧虑的，难道圣明朝廷竟眼看着这种弊病发生吗？日子长久下去，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这就是臣早晚愤懑、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的原因。伏望陛下审察众人的情形，详细观察事情的道理；如果按照本心来判断罪责，那么公著和宗愈都是欺君，应当依法处刑，以向朝廷内外明示。或者圣意不愿因为一次过失就突然废黜老臣，那么宗愈其他罪过还很多，伏乞特别下令罢免他，以慰藉人望。安世又上奏说：“臣自四月以后，凡十二次上疏，逐条论列胡宗愈的罪状，至今仍未发出交付外朝施行。臣早晚思念此事，不能安处。臣私下认为，祖宗以来，台谏官议论执政大臣的事情很多；如果确实击中其罪，大臣没有不被罢免的；如果所说不实，台谏官也必须降职罢黜。进退的原则不可不端正，是非的道理不可不分明。朝廷从来没有让君子和小人同时容身的道理。宗愈凭借奸邪的才性，占据掌管纲纪的职位，欺君乱法，背公结党，肆意贪婪，败弃廉耻。臣等前后章奏多达几十篇，陛下一概留中，既不批准也不否定。邪正并立，曲直并存，对上违背历代圣君的旧章，对下失去万国的期望。臣在这个时候，心里怎能安定？看见罪恶而不攻击，就不是忠；害怕祸患而中途停止，就不是义。假使邪党逐渐登上要职，大奸长期处在朝廷，祸根渐渐滋长而祸及天下，臣恐怕将来公议会追究今日言官的责任；即使臣受到重刑，哪里能够补偿罪责？这就是臣不避烦扰亵渎之罪，屡次陈说迫切言辞的原因，伏望圣慈特别加以省察。如果宗愈的罪恶最终都查明属实，就请早日罢免他，以慰藉朝廷内外的希望；如果臣所奏稍有诬陷欺罔，也请重重降职罢黜臣，以作为妄言者的警戒。惟愿陛下早日施行圣明的裁断，明白昭示天下，臣将万分庆幸。” 安世又上奏说：“臣自四月以后，凡十三次逐条论列胡宗愈的罪恶，请求罢免他，至今仍未施行。臣私下想到，从前台谏官弹劾执政大臣，从未见过是非长期这样不能裁决。臣伏承旧例，曾有让百官留在朝班中当廷进谏、闭门待罪并自行请求贬降的事例。臣之所以含羞忍耻，经历九个月而不敢轻易决定去留，实在是想扩大陛下广纳谏言的盛德，表达卑微臣下爱君的一片孤忠。与其赶快离职来保全自身，不如把话说尽来报效国家。因此臣剖析义理，援引古今，凡是能够对陛下的聪明略有帮助的，臣都披露肝胆，把话说尽了。陛下虽然还没有因臣狂妄愚直而加以诛罚，但公议已经追究臣失职的罪责。臣反省自己微贱浅陋，实在承受不起天下的责难。恭敬地想到，祖宗以来，顾全辅弼大臣的体貌，虽然任用和舍弃以至公为原则，但升拜和罢免也有一定的时机。如今兴龙之后，正是进退大臣的时机。伏望陛下特别振作刚断，早日罢去宗愈，使朝廷内外知道陛下的圣德日益更新，使朝廷中君子的正道不断增长。这不只是臣一人的幸运，实在是天下的幸运。若错过现在而不谋划，养虎遗患，那么臣所说的留在朝班当廷进谏、闭门待罪的下策，就不得不实行了。”}], 只希望圣上慈悲，明察公议，把臣前后所上的章疏交付外廷施行。安世又上奏说：“右臣自四月以后，共十四次上奏弹劾，列举胡宗愈的罪状，至今还没有交付外廷施行。臣私下认为，二圣临朝以来，励精图治，遵守法度，从未有过失当的举措；臣下作为诤谏之臣，完全可以尽职尽责。只是君子与小人消长的关键，实在关系到天下国家治乱的根本，重要的是辨别真伪，分清忠臣与奸邪，使圣心明辨而没有疑惑，那么群小就会不攻自破。如今最急迫的事务，只有这一件应当首先处理。臣看胡宗愈凭借奸邪反复的资质，依仗宰相的援助，欺骗君上，扰乱法令，窃取名位和器物，并且相互结党，比附朋党，已经毫无畏惧顾忌。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宗愈的进用并非陛下本意，而是被大臣误导。臣因此采集众议，考察核对实际事迹，逐一指出宗愈的罪过，共十二件，每件都有依据，明白如日月星辰。虽然陛下有意宽容兼纳，尚未加以考察验证，但臣身居谏官，有进言指责的职责，怎么敢安然自处？恭请圣上特别加以省察。如果臣所说稍有涉及诬陷，请重重降黜臣，以警戒虚妄之人；如果宗愈的罪恶确如臣所奏，也请迅速赐令罢免他，以警戒奸邪。臣与宗愈在道义上难以两立，只希望陛下早日作出明断，裁决是非，不要使谏官的职责因臣而废弃，那就十分幸运了。”

译安世又上奏说：“右臣多次上奏章疏，列举宗愈的罪状，请求将他罢免，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臣私下想到，二圣临朝以来，广开言路，天下幽隐偏远的实情必能上达。只是臣愚昧浅陋，能够忝列谏官，实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会，怎么会不感念圣德，愿意竭尽微薄之力呢？然而几个月之间，臣只为宗愈一事，十五次上章，却没有得到采纳，早晚忧惧，如同身处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是臣的精诚还不够，不能感动圣心？还是议论不切中要害，不能使圣意醒悟？为什么所言久久不能见效呢？自古以来，台谏官弹劾执政大臣，从来没有是非两全的道理。如今朝廷既没有因臣妄言而加以诛罚，这就是陛下认为臣所言可信；可是却迟疑迁延数月，没有看见施行。士大夫之间不知道谏疏被留在宫中，往往指点讥笑。臣等认为，若只顾保全自身而害怕祸患，废弃职责，便会使小人长久玷污朝廷，这样的公议难道能不畏惧吗？臣听说天下的道理，只有是与非而已；做人君的本应端正内心，诚心诚意地审察其中的是非。愿陛下广泛考察众人的言论，详细作长远考虑。对臣所说宗愈的十二件事，请反复审阅辨析；如果并非诬陷，就请罢免宗愈，以顺应人望，进用有德之人，以尊重朝廷。如果陛下内心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也请把臣的章疏发到外廷，明确判定臣的罪过，使臣对上不辜负陛下的提拔，对下不失去谏官的职责。臣恳切不已的忠心，已经全部倾注在这里了。安世又上奏说：“右臣自四月以来，共十六次上奏弹劾，列举胡宗愈的罪状，请求将他罢免，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臣迫于公议，不敢中途停止，屡次烦扰圣听，本应受到谴责驱逐。陛下却曲意表示宽容，没有加以放逐斥退。臣如果知道困难便停止，不再把话说尽，那就是上面为了讨好执政大臣，下面为了图谋自身利益；既然如此，我何必独自受苦，竭力冒犯大奸之人？臣虽然十分愚昧，私下也有些道理想说。谨此倾吐赤诚，再次冒犯圣听，仰望陛下仁慈，留心听取采纳。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有礼义廉耻的教化，也有刑罚诛杀的威严。礼义廉耻，是用来对待天下君子的；刑罚诛杀，是用来对待天下小人的。并不是圣人有厚此薄彼的私心，而是礼义廉耻应由贤者来实行，所以不能把治理小人的办法用在他们身上。恭敬地想，陛下在岩廊之上清静自守，却把政务布置到万里之外；能够朝夕与陛下谋议天下事务的，也只有几位执政大臣而已。如果能够得到当世贤人而任用，那么朝廷就会尊严，四方都会率服；如果任非其人，那么朝廷上下的秩序就会衰败，招致内外轻视，不可不慎重。如今宗愈隐瞒自己与宰相的姻亲嫌疑，窃取中司的重要职位，欺骗蒙蔽人主的听闻，毁坏废弃祖宗的法度，在朝廷上结党营私的事实已经很多，又有贪污浑浊的恶行。” 自从宗愈蒙受大任以来，台谏官前后弹劾他，不知有多少次，但宗愈仍然安然自若，丝毫没有惭愧之心。礼义廉耻已经被他扫地而尽。陛下还用对待君子的办法对待他，却希望宗愈自行引退来保全体面，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管仲说过：“礼、义、廉、耻，称为四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古代善于观察国家的人，只凭这套道理就能预知国家的盛衰。如今宗愈如此违反义理，难道能替陛下张立四维，使天下得到治理吗？臣听说十个人共同议论，往往不会不公正，因为他们各自的好恶是非，难以被一面之词遮蔽，而众人心中所服从的，只有道理罢了。臣先前所说宗愈的十二件事，都是士大夫的公论，有明确依据，并非只有十个人聚在一起的议论。陛下把它们一概留在宫中，不加考察核实，那么天下公议将无从伸张，小人的奸谋也就有所凭恃，这是臣独自忧虑的。陛下不要因为人们都说宗愈奸邪，却没有亲眼见到他的实际罪状，便认为宗愈还可以任用。唐代李勉曾对德宗说：“天下人都知道卢杞奸邪，唯独陛下不知道，这正是他成为奸邪之人的原因。” 大奸之人，行为虚伪却很坚决，言语虚伪却善于辩说，顺着错误行事而表面上装作可信，迷惑当世君主的聪明，所以能够窃取名位，最终扰乱天下。如果在他尚未被任用以前，就看出他可疑的迹象，便不能称他为奸邪了。只希望陛下虚心澄清思虑，详细审阅众人的言论，把臣的章疏交给有关官司，特意命令他们推究查办。如果稍有虚妄荒诞，臣甘愿接受欺罔君上的诛戮；如果全都有实际罪状，就请早日罢免宗愈，以慰藉天下人的希望。臣惶恐不安，恭候命令。安世又上奏说：“右臣自去年四月以来，共十七次上奏弹劾，列举胡宗愈的罪状，请求将他罢免，至今还没有交付施行。臣读到齐桓公经过郭国时询问父老的话：‘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罢退。’桓公说：‘照您这样说，他就是贤君了，怎么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知道善就是善，却不能任用；知道恶就是恶，却不能罢退，所以灭亡了。’臣每次读到这里，都不曾不掩卷长叹，认为鄙陋之人见识浅薄、不能明察事理，把人们认为错误的反而当作正确，把众人厌恶的反而当作美好，这是愚昧之人偏执昏暗的常态，本来不值得一谈。至于能够辨明天下的善恶，如同分辨黑白一样而没有疑惑之心，大概即使是智者也有做不到的地方。然而郭君反而因此使国家灭亡，原因是什么呢？郭君能够知道善是善、恶是恶，不能说他没有智慧；只是看见善人却不能任用，使君子无法立身；知道恶人却不能罢退，使小人得以结成朋党。这样因循积累，祸害终于发展到亡国的地步。既然如此，拥有天下的人难道能不把这件事当作警戒吗？臣私下认为，宗愈欺骗君上、扰乱法令、毁坏礼义廉耻，他的罪恶显著，朝廷内外共同知晓的有十二件。臣已经把这些罪过极力陈说了。此后接连上奏的章疏，都是重申先前的论说，臣恳切不已的心意，想必已经全部为圣上所览知。如果臣所说是虚妄的，那就是臣迷惑圣听、诬陷大臣，应当按照法典正罪，以警戒天下；如果宗愈的罪行确如臣所奏，那就是陛下已经知道他的罪恶，知道罪恶却不罢免，这是古人所警戒的。臣身负进言的职责，实在畏惧公议；如果不能排斥奸邪，振举纲纪，使群小逐渐壮大、败坏扰乱政事，那么臣即使将来受到诛戮，也不能补救国家的祸患。只希望陛下及早辨明，独自作出决断，把臣前后的章疏发到外廷施行，臣就不胜愿望了。

译安世又上奏说：“右臣自去年以来，共十八次上奏弹劾，列举胡宗愈的罪状，请求将他罢免，至今还没有看见施行，早晚惭愧惊惧，如同背负芒刺。臣自任职以来直到今天，知道什么便说什么，每次上奏都能得到听取采纳；唯独宗愈的奏疏屡次未发，臣私下揣想，圣上所以宽容，必定是认为事情拖延日久，难以追究罢免，因此特意屈从而压下公议，希望使双方都能保全。万一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臣曾考察仁宗皇帝任用陈升之为枢密副使时，当时吕诲正身在言路，指责陈升之的私行，竭力弹劾。仁宗皇帝起初也感到为难，但吕诲不停上奏，章疏达到十八次，历经数月，最终罢免陈升之才停止。宗愈自开始被进用以来，就不符合众望，与陈升之没有区别。臣弹劾宗愈的奏疏，次数大致与吕诲相同；宗愈冒昧占据职位，也与陈升之当时相隔不远。难道仁宗皇帝过去能够听取尽言，而陛下如今却不能听取吗？吕诲过去能够驱逐奸人，而臣后来却不能罢退他吗？以臣微薄浅陋的资质，尚且见到贤人就想着向他看齐；像陛下这样圣明，难道知道恶人却不罢退吗？如果说进退执政大臣必须有明确事状，那么臣所考察的宗愈确实有显著罪行。” 当初宗愈被授任御史中丞时，明明与现任宰相是姻亲，却隐瞒不说，窃取重要职位；当时幸亏别人不知道，即使知道的人也没有告发。欺骗君上、扰乱法令，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后来他身任掌管风纪法度的官员，却不修养廉耻，不肯偿还自己所居房屋所欠的租钱，终于导致开封府发生争讼，御史弹劾纠察，朝廷却一概置之不问，玷辱国家体面，败坏台谏纲纪。宗愈仅凭这两项罪过，就应当明令贬黜，何况其他奸邪罪状还很多呢？陛下为什么竟这样优容他这么久？臣又曾考察吕诲弹劾陈升之的章疏，不过是说陈升之任扬历官职时间很浅，平素声望很轻，任开封府尹时没有政绩，却突然得到重用，怀疑他暗中趋附权势，通过捷径进身。后来陈升之的妻子有一位关系很远的表妹，嫁给了宦官，陈升之却曾与他们往来而不避嫌疑。像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几件，大概还没有像今天的宗愈这样奸邪贪鄙到极点的。臣忝居耳目之官的寄任，却让陛下股肱心腹般的重要职位容有这样的人，任其占据多年而不能排斥，臣还有什么脸面出入朝廷，却自称谏官呢？臣若还没有被放逐驱逐，终究不敢闭口不言，以辜负陛下提拔任用的恩意。恭请圣上早日发出臣前后的章奏，交付外廷施行。” 安世又上奏说：“右臣冒昧倾吐血诚，仰冒犯圣听，事情出于迫切，已无暇修饰文辞，只希望圣上慈悲，留意省察。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在延和殿，与左司谏韩川一同上奏，指斥胡宗愈奸邪结党，不堪担任重任。此后十九次上疏分条陈述他的罪状，五月中台谏官也有弹劾，拖延到今天仍未交付施行。此前孙觉、杨康国相继辞职离去，只有臣和韩川始终弹劾论列，不曾敢于搁置。自十一月以后，韩川见陛下没有赐予听取采纳，坚决请求出任外职。臣本来想在年前入殿，再以公议详细陈说，但韩川另有任命，不能再任职。臣因左右两省都没有谏官，受文法拘束，不敢独自请求入对。同时，参与进言的人几乎全都离去了；臣如果再顾虑自身打算，不替陛下极力辨明邪正，那么台谏的风气会日益衰败，奸邪的势力会日益强盛，这对圣朝的损害实在不小。这就是臣愤懑激发而不能自已的原因。臣遍观祖宗以来的情况，进言者弹劾执政大臣，从来没有是非不决、曲直两存的道理。如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也迫于众议，曾经以宗愈之事进言，却迟疑观望，不敢深入论列。” 臣私下推测他们的心意，不过是认为：陛下如果驱逐宗愈，那么李常等人将欺骗士大夫说：‘朝廷采用了我的意见，已经罢免执政大臣了。’如果臣的论说过分，违逆圣旨而获罪，那么李常等人原本没有切实正直的言论，也可以免除责任，进退都没有祸患，足以窃据职位。陛下任用这样的人掌管纲纪和耳目的职责，对圣德又有什么补益呢？臣不只是担心宗愈玷污朝廷，也担心李常等人败坏风纪法度。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初临政时，首先广开言路，提拔任用忠良，使刘挚、王岩叟等人在台谏任职，论列蔡确、章惇的罪行，陛下因此罢免蔡确的宰相之职，罢免章惇知枢密院之职；又因他们论说张璪奸邪，罢免张璪的中书侍郎；孙觉等人论说韩缜不合众望，陛下任用韩缜为右仆射，才几个月就立即命他出任外职；傅尧俞等人论说李清臣没有政绩，便罢免李清臣的尚书左丞。自此四海之内无不歌颂悦服，认为陛下任用人才、采纳谏言，有祖宗的遗风。因此几年之间，公议能够施行，大臣知道畏惧，奸人收敛踪迹，君子的道路日益增长，难道不是采用了这种办法吗？如今宗愈自从被进用以来，除了他的朋党之外，没有一个人认为他可用。” 他心怀奸邪、以谋私利，与张璪等人相差多远？他的昏庸谬误、毫无补益，又比韩缜和李清臣更严重，难道陛下前些日子罢免那几个人很容易，今天罢免一个宗愈却这么困难吗？臣读到魏征劝谏唐太宗的话说：‘贞观初年，担心人们不肯进言，便引导他们来进谏；贞观三年以后，看到有人进谏，便高兴地接受。近一两年来，却不喜欢别人进谏，虽然勉强听取，始终面露难色。’臣私下认为，唐太宗的功业足以与商汤、周武王比肩，差不多可以赶上周成王、周康王；然而若以完美的标准责求他，便有愧于三代的盛治，原因只在于不能慎终如始罢了。《诗经》说：‘没有谁不能有一个好的开始，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易经》说：‘有好的开始又有好的结束，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愿陛下以《诗经》《易经》的话为准则，以唐太宗的事情为戒，不要让后人看待今天，像今天的人看待古代一样。《尚书》说：‘有违逆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道理上寻求；有顺合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不合道理之处寻求。’臣狂妄愚昧，所说多有违逆陛下心意的地方，只要从道理上寻求，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补益。恭请陛下以宗庙社稷为考虑，早日罢免宗愈，果断决定而不要犹疑，另选忠厚端正之人置于言路，来代替李常等人，或许可以协力辅佐，上助圣治，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译贴黄：臣蒙受皇上的恩宠，破格提拔任用，尚未能报答万一，哪里敢轻易决定去留？然而自古以来论列执政大臣的是非，本来就难以与其并立。臣的诚恳心意，已经全部写在这篇章疏中了。如果圣意确实坚定而不改变，那就是臣的进言没有补益，必须援引旧例，自求贬黜。何况宗愈本来就贪恋名位，不知道廉耻。倘若陛下只想宽容优待，等待他自行请求退职，按情理推测，必定不会有这样的事。臣又担心圣上慈悲，不愿发出臣的奏疏，恐怕损伤体面。臣已经一面向三省申明，请求奏请把前后的章疏交付外廷施行，事情已经办妥。伏望陛下早日赐下明断，罢退邪人而不要疑虑，以慰藉天下人的希望。安世又上奏说：“右臣前后二十次论奏胡宗愈的罪状，请求将他罢免，但圣德宽厚，务求保全体面，章疏都留在宫中，至今没有交付施行。宗愈侥幸因多次弹劾他的奏疏没有发出，窃据丞辖之职，忍受羞耻达一年之久，辱没国家已经十分严重。臣忝居言路，职责在于纠察弹劾，于是把弹劾奏文的大意列举出来，向三省申明。宗愈并不因而避开职位，仍像平常一样办公，朝廷内外都指点非议；近世辅弼大臣中，毁灭廉耻到这种极点的，还没有见过。臣私下反复思考，众人共同憎恶他的原因，不过是责怪他没有羞耻这一点；而臣之所以特别痛恨他，只在于要诛责宗愈这种态度。臣听说国家设置谏官、御史的职位，本来是要整肃端正纲纪，防察奸邪，所以台谏的声望所系，贵贱都会震恐；这不是一两个小臣敢于擅作威福，而是朝廷上下的体制，只有依靠这一职任才能严肃。如今宗愈既然知道台谏弹劾他，却竭力对抗公议，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认为进言者不值得顾惜；这就是凌辱轻蔑陛下所设置的风纪法度，身为大臣却有轻视君主的心。陛下即使想赦免他，又将如何面对朝廷？又将如何面对天下？即使宗愈确实没有其他罪过，仅凭这一件事，也还在应受谴责斥责的范围内，何况他欺骗君上、扰乱法令，奸邪贪鄙，罪状显著，达到几十件，哪里还足以参与朝廷政务，处在众望所归的辅弼之位呢？” 恭请圣上深入省察，把臣前后的章疏交给有关官司，公开推究查办。如果宗愈的罪行如臣所说，就请特赐圣断，早日令其罢免贬黜；如果臣所论没有事实，也请重重将臣放逐，使邪正得以分明，从而使天下人信服。安世又论奏蔡确作诗讥刺诽谤之事，奏状说：“右臣伏见知汉阳军、朝散郎吴处厚缴进蔡确任知安州时所作《车盖亭诗》十篇，其中多有讥刺诽谤，尤其有两篇说得更为严重，不是臣下所宜说的话，犯了大不敬之罪。臣考察蔡确禀性阴险，在朝廷中奸邪，表面恭敬而罪恶滔天，有共工那样的罪恶；言辞巧辩而行为虚伪，凭借少卯那样的才辩。他因侥幸遇合而升至宰相，却不能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宣明教化，反而放纵他的弟弟蔡硕结交群小，公开收受贿赂，盗用官物，没有止境。闺门之内，供养奢豪，饮食、声色、衣服、器玩，肆意奢侈僭越，制度超过公侯王室。当时蔡硕任军器少监，俸禄收入有限，却能有这样的用度；蔡确与他同居，难道不知道这些财物从哪里来吗？朝廷既没有彻底追究，又宽免了他弟弟的死罪，只以失于教导为名，将他贬为安陆太守。天下公议都说处罚不能与他的罪行相当，他本应痛自惩戒，谋求弥补重大过失，可是他却不自我反省，动辄心怀怨望，借唐代之事作比，诽谤君主和亲人。至于‘沧海扬波’之类的话，其中所包藏的意思尤其悖逆。蔡确大概自以为年纪还轻、精力正盛，足以有所作为，心想将来时局变化，侥幸重新被任用，便发泄祸心；其跋扈，怀有梁冀那样的奸心，其窥伺，蓄有魏其侯那样的野心。这样的罪行如果可以宽舍，国家法度就废弃了。” 伏望陛下察明他的实情和罪理，以最公正的原则裁断，将处厚的奏章交给有关官署，特令依法审理，明白公布他的罪行，以向天下谢罪。” 安世又论奏说：“右臣近来因知汉阳军吴处厚缴进蔡确任知安州时所作《车盖亭诗》，其中怨恨诽谤君主和亲人，情节和道理都极其严重，便详细上奏论列，请求依法治罪，至今还没有看到指挥施行。臣听说蔡确的朋党大半在朝廷，制造传播巧言，多方设法营救，并且说处厚的事与自己无关，却贸然上奏，近于刻薄。若这种风气逐渐滋长，恐怕会开辟互相告讦的道路。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西汉的郦寄，天下人都说他出卖朋友，但他摧毁吕禄的势力以安定社稷，前代史书说他存有忠于君主和亲人的大义，并不把这当作贬斥。蔡确的罪恶本来已经满盈，却不自我省察，肆意讥刺斥责，天地神人都共同愤怒，覆载万物的天地也不能容忍。处厚身为外任官，虽然没有言官的职责，但看见蔡确悖逆无道，出于忠愤而发言，名义上似乎越出了职分，实际上是爱护君主；权衡取舍和轻重，并非没有道理。惟愿陛下不要顾虑浮泛的议论，早日依法正刑，使大奸之人没有侥幸逃脱的门路，朝廷没有日后的祸患，天下幸甚。” 安世又论奏说：“右臣等今日早些时候，臣焘、臣安世在延和殿进见应对，详细陈述蔡确怨恨诽谤君主和亲人，情节和道理极其严重。臣等因曾经上奏请示，又说言路中还有什么人论列此事？伏承宣谕说，除卿等和刘安世以外，其他人没有别的章疏。臣等私下反复思考，国家设置御史，本来是要整肃端正纲纪，纠察百官。即使有人稍微违犯朝廷礼仪，尚且让御史弹劾审治。如今蔡确悖逆无道，指斥皇帝，而御史台的职责正在于按察举劾，却没有说过一句话。挟持邪说而不忠，结党助恶而无所顾忌，从未见过像这样严重的。臣等先前的章奏，曾说蔡确的朋党大半在朝廷，担心他们制造传播巧言，多方营救。没想到御史台处在本来可以发言的地位，竟然也不纠察弹劾。臣等又担心奸党扰乱公议，另有奏陈，反而会说这是开启告讦之路。臣等私下认为，古人看见有人对君主无礼，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哪里有亲眼看见奸豪凌辱朝廷、诽谤君上，却想置之不问的道理？如果不是今天蔡确的事情暴露，他的党羽很难显露败露。臣等还担心御史台知道臣等已经上奏，便备具礼数说上一句话来堵塞外界议论。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包藏奸恶的情状就更加明白了。” 伏望陛下留意臣等这份奏章，等蔡确之事办结后，明正他的罪行，特令流窜驱逐，使邪正有所区别，不致败坏国事。

译安世又论奏说：“右臣近来因蔡确指斥皇帝，情节和道理极其严重，便详细上奏，请求依法治罪。虽然已经听说朝廷下了指挥，命安州取索原本，并令蔡确开具事情经过，但至今没有见到回报。臣听说从执政大臣到堂吏，蔡确的党羽几乎占了一半。他们千方百计营救，齐心竭力。如果让邪说得以实行，动摇正确的论议，那么朝廷的事情实在令人忧虑。这正是臣日夜寒心、替陛下深思远虑的原因。臣私下认为，自二圣临朝以来，圣政日益更新，蔡确之流不能实现奸恶意图，内心暗怀怨望，窥伺得十分急切，然而他们表面深沉厚重，未曾显露出来。如今蔡确无缘无故作这些诗，臣恐怕是祖宗神灵和天地的护佑厌恶奸恶已经满盈，特意借这个机会把事情交给陛下处理。臣伏见李常、盛陶身处风宪之地，亲眼看见蔡确对君主和亲人无礼，却犹豫观望，始终不予纠察弹劾。等到朝廷已经采取遣责措施，才开始按礼例说一句话，而且又把是非搅在一起，始终没有定论。翟思以下的人，也仍然没有见到章疏。御史如此，纲纪还依靠什么呢？彭汝砺位列侍从论思之臣，不以嫉恶为心，反而以不能开启告讦之路为自己辩解。” 其余进言的人，臣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们所主张的论点，估计与彭汝砺没有太大不同。臣私下认为，李常等身处可以进言的职位却不进言，即使进言也暗中持两端、模棱两可。彭汝砺等不负有言责，却竟敢上疏，本应有高远的考虑，超出世俗见解，并以忠于君主和亲人为原则；可是他们反而指责告讦悖逆无道的人，想置之不问。告讦之风不可滋长，这话本身是对的；至于窥伺两宫、包藏祸心的人，难道反而可以让这种风气滋长吗？朋比邪党、蒙蔽君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如果不是蔡确之事暴露，群小结党营私就没有办法显露败露。惟愿陛下先在心中定断，不要疑惑于流言，诛除奸邪，果断施行威权裁断，使朝纲得以振作，邪正得以明辨，天下幸甚。” 安世又论奏说：“右臣近来四次具状论列蔡确，指斥皇帝，情节和道理极其严重，请求交给有关官署审治其罪。陛下圣德宽厚，体恤大臣，不愿轻信他人言语，立即施行流窜诛杀，于是降下睿旨，令蔡确开具事情经过，又下令安州取索原本。近日臣私下听说蔡确和安州都有回奏，显露出诽谤皇上的痕迹，完全如同臣章奏所说；虽然其中有文过饰非、妄想侥幸免罪的言辞，但情状已经明显，可以没有疑问。臣听说蔡确日前移居南阳，既已离开安陆，又派亲信吏人把诗碑取走，洗涤刮磨，已经没有存留的文字。假使蔡确诗中的意思没有诋毁斥责，即使刻在金石上，本来也完全可以相信。正因为其中内怀不满，意在诽谤，觉得这些诗有可疑之处，担心再次流传，所以命人毁掉撤除，想借此灭口。由此推论，蔡确的罪恶哪里还能掩盖？伏望陛下特别顺从公议，不要顾虑浮言，明正典刑，以向天下谢罪。御史台官吏既不纠察弹劾，等候朝廷已经遣责之后，虽有进言者又持两端；此外群臣进说营救，也都是蔡确的朋党。如果还姑且兼容宽待，必将成为后患。伏乞公开说明他的罪行，重重贬黜，使邪正有所区别，以肃清朝廷内外。” 安世又论奏说：“臣等近来因蔡确心怀怨望而作诗，失去人臣敬顺君主的礼节，屡次上奏论列，请求依法正刑。朝廷下达指挥，命蔡确开具经过，又令安州知州取索蔡确诗的原本。臣私下听说安州取索的原本和蔡确的开具都已经奏到。蔡确的开具本来没有作用，只是为了拖延遣责，使蔡确知道朝廷正在追查，趁机从容编造说辞，四处联络请求营救，其中言辞都是虚妄的，必定不可信。如今安州查究得知，蔡确诗的原书写在粉板上，后来墨迹被削去，但粉板仍在，书写的情状已经明显；削去墨迹，反而使他的罪行更加清楚。即使再让蔡确巧诈善辩，也无法用言辞掩饰。诗版是明白而已经验证的证据，立即可以作为凭据；开具只是曲意苟免的言辞，不足以凭信。他的罪行在不赦之列，应当置于诛杀或流窜之刑。恭敬地说，太皇太后依据先帝遗诏，援用旧例，请求暂时与皇帝一同听政。当时蔡确身为次相，亲自看到事情的始末，难道不知道这不是太皇太后的本意吗？只是因为皇帝年幼，为了保护圣躬而作为功业，这件事是迫不得已，所以采取权宜办法。臣私下想，先前正逢先帝突然驾崩之时，假如不依照本朝典礼尊奉两宫，那么宗庙社稷的大计将会怎样呢？” 但看蔡确的意思，却认为事情不是这样。他大概暗自庆幸皇帝年富力强，想让大臣专权，自己制造威势和福祉，包藏祸心，深不可测，这一点不可不诛。大臣的道义，应当把美誉归于君主、把福禄长寿称颂给君主；蔡确不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引用‘竭海变田’之类的事情，肆意发出怨恨诽谤，暗中怀有大恶之志，表现为不祥之语，这一点也不可不诛。赏赐和刑罚，是君主的权柄。祖宗之所以施行威权和恩福，使天下公正、使人心服从，并把它传给子孙，作为万世法则，就是因为如此。这种权柄即使两宫也不能私自处理。像蔡确这样的罪行，是天下共同愤怒、共同抛弃的；与天下一同愤怒、抛弃他的，正是皇帝陛下和大臣。陛下正在崇养圣德，尚未专一地明断此事，参与议论的在于大臣。如果稍微想宽免蔡确，天下就会疑惑而不服，从而损伤陛下圣明孝治的声誉。大臣如果敢于为他陈说减轻罪责，就是朋比奸邪、豢养交结、当面欺骗而不忠；对蔡确的罪行不分轻重，必定不能被天下容忍。臣等希望完全依照公议办理，不要屈抑祖宗法度而丧失威权。威权一旦丧失，奸邪就会强横桀骜、无所忌惮，日后将有无法控制的悔恨；对此不得不慎重，以防微杜渐。” 伏望圣慈将此事交给有关官署议处，依法正其罪，作为今日的警戒，作为后世的训诫。” 安世又论奏说：“按照《名例律》，十恶中的第六项是大不恭，注释说，指斥皇帝而情节和道理极其严重的，属于此罪。按照《职制律》，指斥皇帝而情节和道理极其严重的，处斩。按照《名例律》关于议请减赎的条文，犯十恶之罪的，不适用此律。”一名宰相丁谓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一名前枢密副使孙𤇍被贬为节度副使，安置于宿州；一名前参知政事吕惠卿被贬为节度副使，安置于建州。右臣等今日早些时候在延和殿伏承宣谕，命我们详细列出应当施行的遣责办法和可以比附的条例，秘密上奏。臣等略微列举所应适用的律法和责降大臣的旧例，完整抄录如上。臣等私下认为，三人之中，丁谓所受的责罚最重；但他的罪行也不能与蔡确相比。伏乞圣明再加斟酌。”

译安世又论奏说：“右臣昨日在延和殿进见应对，曾经论及彭汝砺营救蔡确之事。伏承宣谕说，认为卿等误解了汝砺所说的话，他的意思与卿等相同。臣虽然已经详细陈述汝砺朋比依附的事实，并当面奏明大概，仍恐怕陛下不知道群邪交结的详细情形。由于此事正关系到是非邪正的关键，不可不察，必须加以辨析，因此冒昧烦扰圣听。臣伏见彭汝砺与曾肇同任中书舍人，公然结党。范纯仁既是本省长官，每天都能与他们相见，朝廷的秘密命令没有不参与的。又因为汝砺的亲弟弟娶了李常的侄女，庙堂中的议论全都让人传播出去，所以御史台内外勾连，完全没有公道；他们窥伺执政的意图，随即制造议论。范纯仁所想做的事，即使违法害义，也没有人敢纠驳；稍微与他意见不同的人，就一定迎合风旨，连续上章加以绳治。这些都有实际迹象，臣不敢全部列举，姑且以蔡确一事为陛下陈说。先前吴处厚缴进蔡确的诗，蔡确的党徒非常恐惧，巧言设法营救，情态千变万状。范纯仁身居宰相之位，看见蔡确对君主和亲人无礼，却不把嫉恶当作自己的职责，反而告诉汝砺和曾肇，说告讦之风逐渐不可滋长。” 汝砺等听到这番话后，立即把消息传报给李常，因此御史台犹豫观望，不再按察弹劾。等看到朝廷已经采取遣责措施，才开始按礼例说一句话；而汝砺却肆意强横凶狠，妄自进献邪说。他虽然大体上不敢公开支持蔡确，但深层意思却完全归罪于处厚。臣私下认为，如果认为蔡确的诗有罪，那么自然应由台谏官论列；如果认为蔡确的诗不足以治罪，那么臣等难道敢违背公议，贸然进行诬告式的上奏吗？无论进退，都与中书舍人的职分无关。如今汝砺越出职分进言，只以不可助长告讦之风为说；至于窥伺两宫、悖逆无道，却想置之不问。这是汝砺贪图为蔡确营造脱罪的条件，而不顾君主和亲人的大伦；僭越变乱的根基正从这里逐渐形成。这是朋比奸邪、蒙蔽君上、徇私结党，而陛下却说他的意见与臣等相同，臣私下恐怕圣心还没有察觉这一点。臣听说汝砺和曾肇都是接受范纯仁的指使，而曾肇阴险奸诈，不肯亲自出面，所以让汝砺先行进言。后来听说臣等极力攻击，陛下已经听取采纳，便不再发言。然而他们相互构陷勾连的迹象，士大夫没有不知道的，只有他们的党人替他们隐讳。愿陛下详细查看臣所论述的内容和汝砺的奏疏，那么奸人的情状一定不能逃过圣明的鉴察。” 臣等候朝廷断定遣责蔡确的那一天，将按次序具状弹劾奸党，请求施行流窜驱逐。惟愿陛下抓住不可错失的机会，特加英明果断的裁断，使邪正分明、朝廷清明，臣即使丧失首领，也没有什么遗憾。安世又论奏说：“右臣等私下听说蔡确已经接到责罚的命令，中书舍人彭汝砺却封还词头，不肯起草诏制。臣等私下认为，蔡确的罪恶本来就是天下共同痛恨的，不容许再有异议。汝砺身居侍从论思之列，却不以君主和亲人为念，阻挠诏旨，竭力营救。臣等前日进见应对时，已经说过他的朋党情状；观察他今天的举动，就可以验证确有其事。伏望陛下诛治他的奸恶意图，重重贬黜，使邪正分明，以肃清朝廷内外。” 贴黄：臣等伏见治平年间，朝廷命王畴为枢密副使，当时钱公辅负责起草制书，缴还词头，朝廷认为不当，于是责授他为滁州团练副使。如今蔡确所受的责命与王畴之事情理不同，汝砺挟持奸心，不肯起草制词，伏望陛下详细斟酌，重重赐予施行。仍乞尽快降下指挥，以免惑乱众人的听闻。” 安世又论奏说：“臣私下听说朝廷任蔡确为光禄卿、分司南京。臣考察蔡确曾经身居宰相，辅佐政事却没有成绩；他的弟弟蔡硕贪赃污秽，罪恶满盈。蔡确与他本来同居，众人都认为他预先知道其中的事情。陛下既没有彻底追究，又宽免蔡硕的死罪，甚至免除正式刑罚，只令编管；对蔡确则以失于教导为名，只从轻责罚，朝廷的宽宥也已经到了极点。可是蔡确不知道图报，仍然心怀怨望，作诗篇，竟敢诽谤讥刺，罪状明显，法令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般的仁德，不忍加以诛杀，使他保全首领，已经是使他死而复生的恩赐；按理应当把他投置四方边远之地，让他去抵御魑魅，而他现在却还玷污卿列，仍居于善地。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这是刑罚失当。臣曾说，赏罚是君主的大权，祖宗用它来使天下公正而确立制度，圣子神孙也必定以至公之心守持，不可丧失。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圣躬，恩德深厚，而蔡确悖逆无道，妄自诋毁斥责，天地神人共同愤怒，覆载万物的天地也不能容忍。如今责罚命令太轻，还没有满足天下舆论，不仅失去了祖宗立法的本意，恐怕也会损伤陛下以孝治国的风气。伏望圣明更加详细考虑，早日施行流窜诛杀，以慰藉人心。” 安世又论奏说：“右臣近来认为蔡确所受的责命太轻，曾经详细上奏论列，如今已经多日，仍未奉到指挥。臣伏见蔡确的朋党大半在朝廷，大臣之中也有人暗中怀有向背之心，假托义理，巧妙进献邪说，合力营救。虽然圣心已经先行定断，必定不会被流言迷惑，但后续命令迟迟不下，不能使公议快意，臣只得再次烦扰天听，希望陛下采纳。臣听说自古以来乱臣贼子造成的祸害，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实在是因为上下懈怠疏忽，不能及早辨别，日复一日，终于养成祸胎。因此先王制定礼法，即使有人啃咬御用马匹，或踩踏它的草料，也无不处以诛罚。并不是草料值得珍贵、马匹不可以啃咬，而是君臣上下的名分应当严格维护，并且要在奸雄桀骜之气尚未形成之前将它折服。如今蔡确对君主和亲人无礼，这不是可以宽宥的过错；他悖逆无道，自取罪责，也是因为朝廷威令没有实行，姑息容养蔡确之流，才使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而辅弼大臣还替他辩解营救。若想使朝廷尊严、朋邪收敛行迹，又怎么能够做到呢？愿陛下深察奸党，千万不要轻信，早日施行流窜四凶的刑罚，以慰藉天下的希望。安世又论奏说：右臣本月二十四日在延和殿进见应对，曾经论及蔡确朋党之事；虽然粗略陈述了大概，但臣内心还有诚恳的意见未能完全上达天听。”

译事情体重大，不能不忧虑，惟愿陛下不要嫌烦琐，详细阅览这份奏章。臣听说蔡确、章惇、黄履、邢恕四人，在元丰末年彼此结交，号称死党。章惇、蔡确执掌政权，在朝廷内部倡导；黄履任御史中丞，与同僚在外相互呼应；邢恕处在其中，往来传送天下政事，权势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公然结党营私，旁若无人。直到先帝去世，圣上继承帝位，这四个人认为自己有定策之功，欺骗迷惑朝廷内外，没有人敢与他们争辩。等司马光被起用，奸人害怕他会成为自己的祸害，便让章惇在皇帝面前极力诋毁司马光。陛下认为章惇没有人臣之礼，将他驱逐到外地。蔡确又因其弟蔡硕贪赃污秽之事败露，也被罢免宰相。黄履、邢恕因事获罪，相继出任外官。后来章惇在苏州肆意违法，以低价强夺百姓的产业；蔡确在安州不自我反省，反而作诗诽谤君主和亲人。臣私下认为，章惇、蔡确之所以桀骜刚愎、无所畏惧，是因为这四人一向互相称誉，自以为是社稷之臣，心中有所凭恃，所以敢于这样做。如果不早日辨明是非，解除天下人的疑惑，臣恐怕将来必成为朝廷的祸患。臣的踪迹虽然疏远，不能知道先帝传位的详细情况，但士大夫之间也曾听闻大概；现在试着逐条分析，向陛下说明。” 臣听说元丰七年秋宴那天，今上皇帝出来会见群臣，京城下传言纷纷，都把这看作盛大事件。第二年三月，神宗皇帝驾崩，众人都说前一天皇帝出见群臣，已经显示了传位于皇子的意思；这是第一件事。自先帝身体违和以来，岐王、嘉王每天到寝殿问候起居；等病势稍微加重，太皇太后立即当面谕告，并命令他们回宫，除非遇到宣召，不得擅自进入，由此可以看出圣心没有私心，保佑之事十分慎重；这是第二件事。建储之时，大臣们从未启发辅导，而太皇太后从宫中拿出皇帝为神宗祈福而亲手书写的佛经，宣示给执政大臣，称赞其仁爱孝顺、出于天性，于是命人起草诏书，向外廷公布。这说明事情已经预先确定，不借助外部力量；这是第三件事。陛下开始听政时，首先建造亲贤宅，刚刚宣布工程完毕，岐王、嘉王当天就迁往外第，天下人无不佩服陛下的圣明，认为陛下深得主动避嫌的道理；这是第四件事。臣所听闻的大概就是这样，实在是太皇太后圣虑深远，为宗庙社稷作长久无穷的谋划。那四个人竟敢贪取上天和太皇太后的功劳，说成是自己的力量；臣虽然愚昧浅陋，心中却常常痛恨他们。近来司马康入朝，邢恕邀他到河阳，在宴饮交谈之间不断称赞蔡确等人；看他隐微的用意，大都在于纵横捭阖，大概是想让司马康到京师后，把他们暗中与蔡确等谋划重新起用的打算传达给在位者。朋党危害正道，竟到了这种地步。” 臣私下认为，章惇、蔡确掌权十年，小人的党羽在朝廷内外牢固结成，制造奸邪言论，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臣恐怕日子一久，邪说得以实行，离间两宫，损伤慈爱孝顺之情，那么即使把蔡确等人处死万次，对事情又有什么补救呢？伏望陛下在无形之处兴起福祉，在祸患尚未显露之前加以防备；明诏执政大臣和当时接受遗诏的大臣，一同根据亲眼见到的拥立今上皇帝的事迹，写成金縢之书，收藏在禁中；又把事情的始末写入实录，然后明正四凶之罪，向天下公布。除蔡确近来已经受到贬谪流窜外，章惇、黄履、邢恕也请求一并施行废黜斥退，把他们屏弃到远方，终身不许列入士大夫之列。这样做可贵之处，在于使奸豪平息，将来不再留下祸患。惟愿陛下采纳臣千虑之中的一点所得，稍加留意听取，臣不胜庆幸。” 安世又论蔡确不应请求改任颍昌府的奏状说：“右臣伏听说知邓州蔡确上章请求改任颍昌府，以便满足私人的打算。虽然还不知道朝廷答复可否，但士大夫的议论大多不平，臣谨将众人的意见具奏，上达天听。臣考察蔡确奸邪阴险，窃据宰相之位，不能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宣明教化，反而放纵他的弟弟蔡硕招权纳贿，赃污狼藉，有关官署论罪应当处以大辟；陛下特别宽贷，只将蔡硕送往韶州编管。蔡确本来与蔡硕同居，众人都认为他预先知道此事。朝廷既没有彻底追究，只以失于教导责罚他，削去官职名位，出任偏远郡守，刚满一年便改任南阳。当时议论者已经说复用得太快；蔡硕到了贬所也只过了一年多，蔡确就立即上言请求让他迁往内地，陛下屈抑天下法度，把他移置黄州。还没有过多久，蔡确又自行请求调往近处。臣私下认为，蔡确之所以敢萌发意外的希望，越来越放纵无厌地提出要求，是因为看见近来的政事多崇尚姑息，所以先批准了他弟弟请求量移的奏章，曾经试探朝廷；朝廷既不能阻止奸谋，反而立即批准了他的奏请。蔡确知道执政大臣没有不畏惧自己，于是竟敢凌辱公议，轻侮朝纲。即使屡次降下防范非常情况的禁令，仍不能满足蔡确的心意；他又假托父母年老，希望移任大藩，大概正是朝廷此前的做法给了他启发。” 臣恐怕小人侥幸求进的心还不会停止，往往还会再次请求放还蔡硕，使其自行选择便利之地，或者自己请求京师宫观的差遣，以就医为名；那么陛下又将允许他们吗？蔡确的朋党大半在朝廷，早晚伸长脖子等待重新被任用。如果让他们逐渐得到亲近机会，广泛获得进身门路，将来窃取权力、扰乱政事，无不从这里开始。况且辅弼大臣既因罪被贬，虽然领有帅节却还没有恢复原来的官职名位，考察典故，仍属于谪籍之人，哪里有不等诏书授予就自行请求方便职位的道理？这种风气如果逐渐滋长，那么陛下赏赐庆赏、刑罚威严的权柄就会变成虚名，国家纲纪必定败坏紊乱，不可不慎。伏望圣慈明敕三省，驳回蔡确的奏请，以端正国体。”

译安世又论沈括、吴居厚等人不应牵复的奏状说：“臣等伏见近日任命沈括、吴居厚、贾青、吕孝防、王子京差遣，不合乎公议，门下省已经封还驳正。臣私下认为，朝廷大概以为大礼之后，过去的罪恶可以随着赦令一并洗涤；臣等认为不是这样。沈括首先建议重新兴起边事，导致边军受辱、国家受损，成为先帝的遗恨，罪不可诛，却得以保全首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追究的了。吴居厚欺骗君主、危害百姓，苛征暴虐，把掠夺所得说成自己的功劳，把怨恨归给皇上，罪当放逐斥退，却还能列身士大夫之中，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追究的了。贾青与吕孝防、王子京苛刻聚敛，使一方百姓深受毒害，又迎合附会、荒诞欺妄，废失使命，受到重谴远贬，才与他们的罪行相当。这几个人践踏触犯凶暴桀骜之罪，且是通过文章言论造成的；既不能按寻常法律处治，也不能按寻常赦免宽待。如果让他们侥幸再次起用，凭借关系重新任用，那么群小就会振奋，接踵而来求得伸张，这绝不是朝廷的福气，也不是百姓的幸运。助长奸邪的苗头，应当加以杜绝。伏望圣慈当面告诫大臣，凡是不依法律治罪而被贬降的人，不得借赦令议论宽免。如果天度宽容，不能忍心完全弃置他们，那么也应在他们作恶的程度之间略加区别，特将贾青等人移往一处内地监当，沈括和吴居厚暂且依旧安置，以求合乎大公，惩罚群体性的枉行。” 安世又论卢秉责罚命令不当的奏状说：“右臣伏听说，多有臣僚论列卢秉过去在两浙推行榷盐法，务求苛刻残虐一方。近来朝廷命本道查究，已有许多确实情状；其中危害百姓最严重的，自从施行此法以来，被配流的人有一万二千多人。听说有关宽免的诏令只使他的官阶降落，学士仍以待制身份提举宫观，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不妥。伏惟圣朝爱养百姓，不愿让任何人失去安所；卢秉出任使者，统摄按察一道，没有听说他宣扬恩惠、兴利除害，反而专为自身谋划，不顾义理，对上以虚假的课额欺骗，对下以苛刻的法律虐待，百姓愁苦的声音充满道路。议论者都说他剥削聚敛，与吴居厚大致相同；论刑罚严酷、危害百姓，又超过吴居厚。即使只降一级官，仍玷居侍从之列，恐怕无法警戒制止奸邪暴虐，安慰平息百姓情绪。伏望圣慈详察此事，依照吴居厚的先例，重重贬黜，以答复公议。” 安世又论奏说：“右臣近来曾经上奏论列卢秉；他过去在两浙，专门主持盐务，残害百姓、危害财物，遗留下多年的毒害。后来朝廷查核属实，认为应当重重贬谪，却只降落学士身份，仍以待制身份提举宫观。臣私下恐怕这样不能警戒制止奸邪暴虐，安慰平息百姓情绪，请求依照吴居厚的先例，特行流窜贬黜。臣听说后来又有指挥，命令展限两年磨勘，处罚与罪行不相当，士大夫的议论仍未平息。因此臣不敢顾忌避嫌，再三冒昧烦扰天听。臣考察卢秉榷卖盐货，施用严刑虐待百姓，无辜百姓被流放、死亡，按数以万计；老幼辗转迁徙，哭号声充满道路，家家怨恨，恨不得吃他的肉。上赖历代圣主恩德深厚，所以人心最终没有产生异志。过去吴居厚在京东时，聚敛盘剥过于严重，使百姓积聚怨恨。陛下即位初年，责授他散官，安置于远郡，天下传播此事，无不欣喜。卢秉的刻剥虽然不如吴居厚，却更加凶暴，杀人实在又超过他。不接受重诛，已经算是宽大的法典；如今还玷居侍从，凭什么显示惩罚？臣伏观祖宗以来，尤其重视误将无罪之人入罪。那些执法官吏不明白其中的微意，误把一个人置于深文之中，大则追究停职，小则降官免职。如今卢秉奉使，故意设置苛刻法律，杀害大量平民，绝不是误判一个人的罪行可以相比的。” 可是朝廷给他的责罚命令太轻，没有满足公议，这不是用来显示陛下爱护百姓的本意。伏望圣慈查考臣前面的奏章，重重施行贬谪流窜，以慰藉百姓的希望。” 安世又论奏说：“右臣近来查核到卢秉的情况，他过去在两浙专门主持盐务，设置苛刻暴虐的法令，使一方百姓深受毒害；而朝廷给他的责罚太轻，未能满足公议。臣已经两次具状论列，却没有听到指挥施行。正因为卢秉奉行使者的指令，专门从事聚敛，使无辜百姓流离转死，冤屈号哭的声音充满道路，其危害大概超过吴居厚。况且两浙、京东都是陛下的百姓，而卢秉与吴居厚的残酷暴虐情状相似，一个被贬为散官、安置远郡，一个还位列侍从、提举宫观，同样的罪行却受到不同的刑罚，恐怕不是至公之道。伏望圣慈查考臣前面的奏章，依照吴居厚的先例，重行流窜贬黜，以慰藉远方百姓的希望。安世又论奏说：右臣近来认为卢秉所受的责罚太轻，未能满足天下舆论。臣已经三次具状论列，朝廷仍未施行。至于卢秉苛刻酷烈的事实，远方百姓怨苦冤愤的情绪，前面的奏章已经说得很详细，不再逐条列举。但臣还有没有说尽的意思，再为陛下陈述。臣听说君主的权柄，没有比赏罚更大的；而施行赏罚，必定以公平为原则。传说：‘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勤劳的臣子就会疑惑；罪行相等而刑罚不同，百姓就会迷惑。’” 如果不能以最公正的方式处理，天下就不能没有疑惑之心。如今卢秉的罪状十分明显，并不处在轻重难辨的疑似之间；考察近来的先例，又有吴居厚被授散官、安置远郡的可比情况，而谏官、御史交相上章弹劾，却没有看到朝廷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朝廷究竟顾忌什么，为什么不依法正刑，以向东南百姓谢罪呢？臣所论奏的，并不只是想夺去卢秉的寄禄官；实在是因为卢秉残害百姓、危害财物，超过吴居厚，却还担任待制、提举宫观，同样的罪行却受到不同的刑罚，臣恐怕无法解除天下的疑惑。伏望陛下查考臣屡次奏章中的道理，削去卢秉侍从之职，以慰藉人心。” 安世又论周穜不应请求王安石配享的奏状说：“右臣伏见郓州教授周穜上书，请求把已故宰相王安石配享于神宗皇帝的庙廷。朝廷内外纷纷传说，颇使群臣震惊。臣听说天圣年间，钱惟演曾请求把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一并配享于真宗庙室，以此希求迎合皇帝的心意。当时御史中丞范讽弹劾钱惟演擅自议论此事，于是钱惟演被罢去平章事，返回本镇。臣私下认为，钱惟演兼任将相，所说的话并不是太过分，但之所以受到这样重的责罚，是为了严肃宗庙礼制。如今周穜以一个疏远卑微的臣子身份，怀有奸邪观望的意图，凌辱公议，妄自议论典礼。即使王安石的功德确实显著、可以配享，以周穜的身份也不应当提出，何况王安石辅政多年，从来没有善政，残害百姓、蛀蚀国家，流弊直到今天，怎么可以在清庙中配享神灵，传给万世？像周穜这样狂妄僭越，难道应当轻易宽免吗？伏望陛下依照《春秋》的法则，惩罚他最初萌发这种意图的行为，重重施行流窜诛杀，以彰明朝廷的好恶。”

译安世又请求罢免李常、盛陶中丞和侍御史职务的奏状说：“右臣从去年起，因胡宗愈窃据丞辖之职、不得人望，臣身处言路，多次具状弹劾；但圣德宽大，务求保全对大臣的体面，拖延了一年，还没有赐下指挥。臣因为公议不平，难以中途停止。前些时候臣上章极力陈说，论奏同时申送三省，请求不要把奏章留在宫中，而交给外廷明辨曲直。虽然这是出于忠愤，臣不敢爱惜自身而退避、轻易顺从，正等待诛责。如今已经过了半月，威严的命令仍未下达，接着听说宗愈已经被罢去政事，这才知道陛下不但赦免了臣的罪，还能听取臣的意见，完全出乎意料，感激至极而流泪。陛下仁厚宽容纳谏到了这种程度，但臣内心仍有一点没有说尽的意思；如果不披露肝胆、上达天听，那么对于自己的职守仍会感到惭愧，因此愿意把话说完。臣伏见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禀性柔弱而邪曲，持心不坚定。从前蔡确掌权时，他们暗中互相结交，所以李常从太常少卿提升为礼部侍郎，很快又升任天官，最终拜为户部尚书。盛陶从瀛州任满回朝后，被任用为太常博士，随后升为考功郎中；这些任用，都是从闲散冗余的职位中把他们安排到重要繁剧的职任上。” 他们的才能和处理政事的能力，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只因为替蔡确张目，别人不敢议论，直到今天还一同担任丞杂之职，并且彼此结为姻亲，却不让他们回避，阿附朋党，完全没有公道。臣不敢广泛引用琐碎事情，烦劳陛下听览，只把近来最明显的事情试着向陛下陈述。臣听说蔡硕盗用官钱之事败露，被下狱论罪，按法应当处大辟；陛下以天地父母般的恩德赦免他而不诛，又免除正式刑罚，只刺配送往韶州编管，刚刚满一年。蔡确请求把他迁往内地，朝廷曲法施恩，把他移置黄州。还没有过多久，蔡确又请求颍昌；按照本朝旧例，被降职的官员即使曾经任宰臣，但尚未恢复原来的职名，仍属于谪籍，既然是有罪之人，本来就没有自行请求便利安置的道理。蔡确冒昧提出请求，御史本应立即纠察弹劾；而李常、盛陶身负台纲，却暗中庇护奸邪，亲眼看见违法乱纪，始终没有说一句话，这是第一件事。考察谢景温是王安礼的妻兄，前日被任命为刑部尚书，众人议论认为不可以；李常一向与王安石兄弟亲善，盛陶过去又曾与王安礼一同在大名任官，交情深厚，所以即使看见谢景温任用失当，也完全不予论列，这是第二件事。章惇在苏州公然违反条法，强行买夺田产，使无辜百姓遭受刑罚、失去产业；因此朱迎等四人不远数千里到省部申诉，御史台明明知道上述事实。” 御史台却也不加以绳治，反而借助奸豪，侥幸等待将来，这就是第三件事。王安石辅政多年，从来没有善政，危害百姓、蛀蚀国家，没有人能与他相比。此前王安石病死，人们都互相道贺。王汾虽然没有言官职责，却能够上书陈述义理，请求赐给王安石恶谥，作为后人的警戒。士大夫的议论，无不赞许王汾有愤世疾邪的意气；而李常等人憎恨损伤王氏，恨王汾如同仇敌。等到王汾被任命为谏议大夫，他们便率领整个御史台肆意丑诋他。然而王汾一向没有别的过恶，他们只拿他口吃、滑稽之类的一二件小事攻击，竟使他的任命被报罢。朝廷内外的议论，直到今天仍不认为这是正直之举。臣近日才听说，李常等攻击王汾的原因，是因为王汾请求给王安石赐恶谥；他们用心如此，哪里还称得上至公？这是第四件事。陛下即位之初，知道免役出钱是百姓的祸害，所以恢复祖宗差役的制度。李常当时在户部，不能讲求补充完善，反而附和邪说，请求恢复顾募法；等任御史中丞后，还听说他上奏请求施行，怀奸徇私，严重损害圣政。这是第五件事。先帝已经知道以经术取士，时间久了会有弊端，大概想恢复采用词律。所以前些时候有关官署请求在经义之外加试诗赋，朝廷已经采纳，定为制度。”}], 可是王安石一党的成员必定要阻挠此事，常常多次请求改用经义取士，他的党羽也一齐称赞他。幸赖陛下圣明，主意坚定，不轻易改变，而刘安世等人却不停地进言，背弃公义，死心塌地结党。这是第六件事。保甲法的弊害，众人都知道。自陛下变法以来，农民刚刚得到休息，陶却倡议请求重新编排保甲。朝廷如果采纳他的说法，天下岂不大为惊骇，人人任性妄为？这是第七件事。臣出身小官，承蒙陛下误加擢用，并非不知道附和众议、闭口不言可以取得容身之地。然而一年之内，臣屡次触犯权贵，旁人都替臣忧虑恐惧，而臣处之泰然，实在是因为陛下推行至诚爱善之心，具有舍弃自己意见而听从他人的德行。因此臣不顾力量微薄，想要贡献微小的力量。何况自二圣临朝以来，到现在已经五年，遵守祖宗的法令，丝毫没有受到妨碍，谏臣的职责，完全可以尽力履行。只是君子与小人消长的关键，实在关系到天下国家治乱的根本。所以臣自接受任命直到现在，在进言纳谏之间，尤其把选用人物作为要务。朝廷有君子，就像人体有元气；元气旺盛充实，皮肤肌肉就丰满，血脉就通畅，寒暑疫病不能乘虚而入，破坏阴阳的调和，这才是安康强健的人。至于人的元气不能固守，气血将要衰败，内不能滋养根本，外不能谨慎起居，一旦患病，即使和、扁这样的名医再生，也不知道怎样救治。天下的形势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假使君子众多，不任用小人，然后纲纪才能振兴，政教才能修明，奸邪阴险之徒不能伺机扰乱圣人的治理，才能成就天下太平的功业。如果在听取意见时不能辨明曲直，在任用人员时不能察知忠奸，黑白混淆，是非杂乱，日复一日，逐渐形成祸乱的根源，即使尧舜再世，也不能治理。臣私下听说，近来执政大臣奏事时，亲自承受陛下的教诲，陛下想同大臣共同谋划宗庙社稷长久的计策，每每担忧将来小人在身边，迷惑君主，败坏国政，忧虑深远，这本来不是愚臣所能企及的。然而臣日夜忧惧，不敢认为可以置之不理，正因为掌管风宪的职位中竟有刘常等人，他们都是王安石、蔡确的党羽，暗中两面取巧，侵害正直的言论，使他们逐渐引入同类，并一同占据要津，那么陛下多年忧劳所建立的政事，必将再次毁坏在群小手中，岂不可痛！臣恐怕陛下所忧虑的并不在将来，而其征兆已经在今天显现了。何况这两个人挟持邪曲不忠的行迹，已经十分明显，长久不罢免他们，将来必定后悔。希望陛下把臣所陈述的七件事特意赐予详察，如果并非诬陷妄言，确实都有事实根据，就请谨慎选择忠厚端正的人来代替刘常等人，臣将感到万分幸运。

译刘安世又上奏论说时孝孙授官不当，奏道：臣恭敬地看到，朝廷任命时孝孙充任梓州路转运判官。考察时孝孙的资质禀性，偏邪而善于钻营仕进。从前王安石、曾布、邓绾变法时，他曲意迎合、附会权势，于是被荐举充任司农寺属官，在河北推行新法，官吏百姓都为之受苦，把他看作鹰犬。后来蔡确掌权，他又竭力结交，得到御史台主簿以及审理泸南案件的职务，并把何正臣举荐为自己的随从，使何正臣诬陷先朝，肆意施行严酷暴烈的政策，时孝孙出力助成其中很多。案件判决后回到朝廷，被擢升为一路使者。元祐初年，罢免各路提举官，他按例得以出任郡守，士大夫的议论本来就很不平。如今何正臣已经受到贬黜责罚，而时孝孙仍冒充监司，享受升降官吏的权力，实在与公议不符。希望圣上慈悲，考察他的平素操行，明察他的奸邪行状，追回新任命，以平息众人的不平。刘安世又上奏论说曾肇任邓州知州不当，奏道：臣私下听说朝廷任命曾肇为邓州知州，兼任西京南路安抚使。考察曾肇的资质禀性，奸邪反复，志趣偏僻。近来蔡确诽谤讥刺君主和亲属，这是天下臣民共同痛恨愤怒的事，而曾肇却倡导邪说，迷惑扰乱众人的听闻，甚至对执政大臣施展纵横捭阖，欺骗同列。只要有可以救助蔡确的事情，他没有不做的。幸而依靠陛下圣明，蔡确得以依法受到刑罚。曾肇心中不安，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陛下崇尚宽厚，宽免了他，没有诛杀，仍让他以从官身份出守附近的郡。士大夫的议论本来就很不平。他到颍州才半年，便仓促改任为一路帅臣。这不仅无法向天下显示朝廷的好恶，也恐怕使凶暴小人的气焰逐渐增长。希望圣上慈悲，审察事理，收回新的任命，以符合公议。《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七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七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铲除邪恶 宋哲宗时期，刘安世论说王子韶授官不当，奏道：臣恭敬地听说，朝廷任命王子韶为太常少卿。臣采纳众人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不合适，便依据公议上达圣听。考察王子韶的资质性情，奸邪谄佞，行事毫无廉耻。熙宁初年，士大夫中有“十钻”的谚语，把王子韶称为“衙内钻”。这是因为他不论寒暑都登门拜访公卿，结交权要的子弟，善于自我推销，就像刀锥一样锋利。等到吕公著任御史中丞，便推荐王子韶充任台官；他暗中两面讨好，见利忘义。当时王安石掌权，正在推行青苗法，王子韶每次进见应对，都迎合皇帝的心意，从来不敢说一句指出政事过失的话；等面对吕公著时，却又肆意胡说，称自己曾多次上奏，说明新法不便，显然是想上下欺骗，两边获利。先皇帝圣明睿智，洞察他的奸心，王子韶的欺诈无从掩饰，真情暴露，于是受到贬黜责罚。后来又任命他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言官上奏揭发他前后的过犯以及不葬父母之事，因而任命被搁置。元祐初年，他被擢升主管重要部门，又被御史弹劾其恶行，诏令他到外地任职。如今太常少卿的职位向来号称清选，过去担任此官的人，有的后来升为侍郎，有的后来任给谏，作为进一步重用的阶梯，怎么能让坏人轻易冒充贤者占据呢？希望陛下慎重对待官爵名器，斥退疏远奸佞邪恶之人，收回误授王子韶的任命，另行选择贤者，使授官不至于虚妄，也使舆论心悦诚服。刘安世又论王子韶，奏道：臣曾经上奏说王子韶任太常少卿不当，如今已经多日仍未奉到指示。臣听说王子韶在熙宁年间曾经审理钱塘祖无择一案，迎合王安石的意旨，巧妙地构陷诬陷，士大夫至今不认为他公正。等到任御史时，他只求对上取悦、欺骗君主，对下欺凌长官。先皇帝察觉他志趣偏邪，把他贬为上元知县，清议至今已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