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五

译李弥逊上奏说：“臣听说，千金之家的子弟不靠近高堂边缘，百金之家的子弟不骑在车衡上。圣明的君主不乘危，不侥幸。臣恭敬地看到六龙御驾连日行走长途，陛下呵斥退去驾车者，亲自驱马疾驰，千乘万骑在后面追赶也来不及。然而山路高低曲折，不像苑囿之间那样平坦宽阔，可以回旋。万一马衔或缰勒失控，左右侍从又来不及出力，将怎么办呢？臣忧惧寒心到了极点。臣私下认为，陛下的圣意不过是想以神武勇智激励士气，近几日已经足以震动众人的听闻。臣希望陛下念及宗庙社稷关系重大，深加谨慎，保卫圣躬，牢记乘危的告诫，以防意外，天下幸甚。臣又听说已经降下圣旨，边路皇帝骑马时，宰相以下官员都免于随驾。臣查考旧例，向来御驾所到之处，扈从官员以下都应随行。即使圣德宽厚，宽免臣下，难道能有陛下不把驰驱当作劳苦，臣子反而安然坐在舟船之间的道理吗？况且马行得很快，舟船无法追赶，抬脚之间便相隔数十里，而陛下左右竟没有一位大臣侍从。如今是什么时候，竟可以这样做？伏望陛下更加垂念，勿忽视臣言，特降指挥，命有司预先考察哪些地方可以骑马通行，提前戒备，并允许宰臣以下依例扈从，以安定众人的心情。” 起居舍人洪遵在经筵进讲前代故事说：“查《唐书》，唐太宗说：‘我曾奇怪，舜制造漆器，禹雕饰食俎，劝谏的人十多人还不停口。这样的小事，何必如此呢？’褚遂良说：‘雕琢器物会损害农事劳力，纂绣会妨害女工，这是奢靡的开端，也是危亡的渐变。漆器制作不停，必然会改用金器；金器制作不停，必然会改用玉器。所以劝谏者是在挽救祸患的源头，使它不能开启。等到祸患横流成灾，就再也无法挽救了。’皇帝赞叹并认为说得好。” 臣听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外界事物纷纷而来，如果不能抵御它们，就像水浸泡物品、油脂沾染尘土一样，起初似乎很微小，但涓涓不断，终将汇成江河；绵绵不绝，终将需要斧头砍伐。因此，对它的忧虑不能不深，对它的辨别不能不早。做臣子的应当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加以防范，不应等到祸患已经形成才去挽救；等到祸患横流沉积，才喋喋不休地开口，还有什么益处呢？舜制造漆器，禹雕饰食俎，以大圣人的身份做这样极细微的事情，尚且有人要劝谏，何况德行不如舜、禹，而所做之事又大于制作漆器、雕饰食俎，怎么能不在萌芽时断绝呢？褚遂良的回答，说明唐太宗确实掌握了以大人的标准匡正君心的方法。”},{ 遵又进呈前代故事说：“查《唐书·崔植传》，玄宗即位后，宋璟亲手抄写《尚书·无逸篇》，绘成图献给皇帝，劝皇帝出入时观看省察，以此自我警戒。后来图画朽坏昏暗，才用山水图替代。” 臣听说四海极其广大，日理万机极其繁多，君王背负着斧扆面向天下治理，并不是依靠天生纵逸的圣明足以压倒天下，而是依靠勤于自我治理足以应付天下。端正内心、诚实行意，增进德行、修治事业，建立政令、成就事务，都是圣人自我治理的次序。四海的广大，常常好像就在一室之中；万机的繁多，常常好像聚集在一身之上。思考如何应对，就会急切地自我治理，确实连从容吃饭的时间也顾不上。过去的人君没有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但最终不能都达到善治，是因为庆幸天下无事，不等功业完成便在自我治理上松懈，所以安乐尚未厌倦，忧患已经临头。《无逸》这篇文章，是成王继承文王、武王的法度。文王、武王的事迹可以考察的，不过是《诗经》中《天保》以上讲治理内政、《采薇》以下讲治理外政，始于忧劳勤勉，终于安逸享乐罢了。所谓《天保》以上治理内政，就像君臣相互交往、宾客亲属交际的礼节，即使一饮一食这样的小事，也都有相应的法则；比这更大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只有把内部的自我治理做到这样，然后才能任命将帅、派遣戍役、经营四方，凡是《采薇》以下所说治理外政的措施，都能清楚而完备地陈列出来。但一定要用忧劳勤勉来实行，时间久了，不必刻意追求安逸享乐，也能安然享受成功。” 成王继承并守护文王、武王的宏大事业，也用《无逸》来继承这种精神，于是成为周朝显赫的君王；他的治道大概根本就在这里。唐玄宗大概也曾知道这个道理，记录《无逸》的内容绘成图，放在身边，出入时观看省察，作为自我警戒的准则。不久图画就被撤去，那么他所谓遵行《无逸》的实际，也必定像这样，难怪他的成就有愧于古人，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唉！能够自我治理，又以不贪安逸来继承；以诚心作为根本，以始终不变来守持；把这些原则施行开来，还有什么行动不能达到，还有什么事业不能建立？所以可知，懂得道理并不难，实行它才难；实行它并不难，长久坚持而不改变才最难。《易经》说：“日月顺应天道，所以能够长久照耀；四时不断变化，所以能够长久运行。”圣人长久坚持自己的道，天下便受到教化而成就。臣请求以这些话结束关于《无逸》的论说。武义大夫曹勋上奏说：“臣承蒙恩典领取祠禄，实际上没有丝毫补益，如果不是仰赖圣上的造就，凭什么得以安身？臣又依仗旧日情分，冒昧有所陈述，希望能够上达天听，曲加体察臣的愚拙诚心。冒犯亵渎之罪，恭敬地等待诛戮。臣私下得知圣驾想要到洞霄等处烧香，拜见上圣；陛下既然端坐凝神、承受天命，不因万机而忧心，仍然敬畏天命，为国为民，向上天和神明祈福。但现在正值晚春，正是农民从事农务以及蚕桑、麦作的时节；从北关到洞霄驱使百姓修整道路，实在妨碍农事。又有随从卫士、巡防兵马以及各司服役人员，不下万人。此时晚春多雨，很少有晴朗天气，道路泥泞，仪仗卫队杂乱，供人观看也不美观。銮驾一出行，就有这几项不便。何况上圣一向以仁德惠及万物，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感到恻然。如果等到收割完毕，选择晴暖的日子，分作几天，从容出行，备好住宿饮食，又没有雨水之患，岂不是兵民都能安闲，也符合圣上为祈福而行的本意吗？”

译孝宗时，薛季宣上奏说：“臣听说，地位卑微而言论高远，是罪过。臣子事君的道义是，有所冒犯也不能隐瞒；可以进言却不进言，就是辜负老师和所学。何况臣身份疏远卑贱，没有阶梯得以瞻仰天日般的圣颜，承蒙赐予对答的机会，难道敢隐瞒实情而不说吗？臣昨日任职远方，恭逢陛下刚刚登基，减省服饰膳食的供奉，拒绝嫔妾进献，自己奉养得非常菲薄；亲自处理细小事务以率先群吏，亲自骑乘鞍马以激励军旅，奋发立志也非常宏大。臣身在数千里之外，看到仁德声望所及之处，白发老人没有不欣喜地相互告知的，都说圣人出世，规模宏大，真要恢复艺祖的功业。武夫悍卒甚至拔刀欢呼说：‘如果不以死报答我们的君主，还算什么死？’臣愚昧，不懂得考察人心所向；众人都说太平盛世可以在一月之内看到。可是年岁渐久，陛下还没有享受到这些成效，臣对此实在疑惑。臣曾认为，治理有本有末，政事有先有后；先施行的措施，后来有的可以放置不做，根本既已树立，枝末也可以舍弃。清心寡欲、恭敬节俭、节省费用，是尧舜三代用来治理天下的办法，陛下既已亲身实行，就应当牢固守持而不要丧失。至于亲自处理细务、亲自骑乘鞍马，大概是圣人权宜地施行于初政，用来警戒一时偷惰的习气，这样做是合宜的。” 如果把这些做法循行成为常规，天下人就不能没有疑虑。因此，宰辅职位任用轻率，无法仰承陛下的德意，反而动辄烦劳圣心；国家的议论没有定论，事情从宫中发出，百官没有人肯承担职责，政令和措施施行下去，下面的人便可以轻易议论；把耳目寄托在左右近臣身上，权力有时就会转移到亲近机密之臣手中。陛下亲自处理细务来率先群吏，而群吏未必因此受到激励，这一点不可不察。虞舜时已有讽刺琐碎政务的歌谣，唐明皇任用郎吏，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祖宗专门通过任用人才、施布恩德、怀柔天下来治理国家，大概是有其道理的。击球骑马之事，是陛下为了习惯劳苦、振作威武；但损害身体往往积累于细微之处，骑马被衔勒伤害的危险也起于疏忽，何况降臣侍从，怎么能完全没有防范？实行多年后，议论者便说这是嗜好的偏僻；陛下亲自骑马以激励军旅，而军旅未必受到劝勉，这一点不可不察。太祖皇帝尚且说击球不是将相所应做的事，韩愈还曾担任相关职务并认为这是危险之举。仇士良退职以后，把通过击球、游猎来邀取宠信的办法传给同类之人；民臣之心之所以都希望陛下替宗社考虑，正是这个缘故。陛下虽然有天生的圣明，将要大有作为，但精神因听取裁断而疲惫，玉体因奔驰劳顿而疲劳；即使有清闲宴饮、讲习万机的时间，臣私下认为您的精力也会有所分散。” 金人是我国世代的仇敌，本来不能与他们共同拥有天下；陛下所做的一切，正是为此而焦心劳思，不顾寒暑，作为恢复故土、进取敌境的谋划。然而先后次序颠倒，本末倒置，在小事上勤勉而对大事缓慢，谋划眼前而遗漏长远。过去用来鼓舞群臣百姓的做法，人们久而久之已经习惯并玩忽了；到现在已有七年，而治理成效仍不显著，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如今国威尚未振作，民力尚不能支撑，而敌人的情况，传闻往往有很多不实之处。陛下再造国家的心志虽然不能片刻忘记，但进取之事实际上还不容轻率议论。臣希望陛下深思远虑，以安静来涵养精神，暂且减省那些小事和眼前之事，而谋划长远的大事。慎重选拔三公，责成他们进荐人才，整饬纲纪，延请正直之士，与他们讲求学问、讨论治道。把日常事务归还有司，屏除奔驰游乐等琐碎娱乐，使本末先后都各得其序，那么朝廷的尊严自然提高，众多政务也会自行振举；威权振作，军队士气自然增强。以沉静深厚来涵养力量，等待时机而行动，那么天子的声威所到之处，哪里会有不能成功的呢？臣不胜拳拳忠心，只希望陛下裁察赦宥。” 罗愿上奏说：“臣听说，古代那些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努力爱惜时间，以筹办各种政务。繁多而难以周全的是事务，迅速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过去而不会返回的是时光。陛下在位至今已经十七年了，经历的时间不能说不长；加上有志向、有能力足以大有作为，却功业尚未在天下完成，这是因为有许多时间被白白抛弃了。臣私下看到，御史台每月把坐朝以及百司入局的日期告知有关官员，称为月报。一个月之中，休假较多的几乎占了一半，较少的也有十多天。国家的大事，如四时孟享，侍从以上官员有扈从的劳苦，因此为他们停止办公是可以的。至于忌日，不过是举行一次行香礼的短暂时间，礼毕后仍可回到官署办事，大概并不妨碍政务。至于以节日为名而停止办公的制度，自唐贞元以来才开始创立。国家全盛时期，上下安乐，也有天祺、天贶之类节日，用来文饰太平；历代承平相继沿用，不敢废除。自从国家遭遇艰难以来，臣民每天都想着磨炼振作，哪有闲暇相伴从事游乐，却偏偏为了休假向官府告假，这就失去原本的意义了。而且国家法度掌握在有司手中，关报、截防等制度比前代严密；休假既多，远方人员常常困于守候，事务也因此因循拖延、错失时机，形成政事不能振作的弊病。” 而近来又明诏天下增加中秋节的休假，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有人认为李德裕在会昌年间，常常借休沐下令，使政务像无事时一样从容，因此这件事不应再有所议论。臣认为不是这样，李德裕的贤能不能远远超过古代圣贤。古代圣君贤臣在天下有所作为，从来都是先爱惜时间。尧每天兢兢业业地行道，舜一日之间要处理万机，大禹重视每一寸光阴，周文王从早朝到太阳偏西顾不上吃饭，周公思考政事中不合宜之处，夜以继日，实在害怕错失事机。天下幸运地安定，陛下又有志于治理，正是君臣同心协力的时候。没有重大缘故，却只拘泥于太平时代的文饰，拿时间来休弃不用，难道不可惜吗？希望下诏给有司，取承平以来以庆典名义设立的节日，保留其名目而不要废除，却让百司照常办理政务，暂且致力于光大祖宗的功业。这同供奉虚名而妨碍实际事务，区别很大。等到功业建立、天下重新太平之后，再恢复旧令，像承平时期那样安排休假；这就是所谓始于忧劳勤勉，终于安逸享乐，明白显示已经取得成功而没有后患。即使李德裕▯在末世有所作为，又哪里足以作为法则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译陆游上奏说：“臣听说《诗经》说：‘上天运行，既无声也无气味。’君主应当与上天同德，只应当清心寡欲，减少政事，淡泊虚静，减损再减损，达到无为的境界。大臣无法窥知陛下所喜好的事物，那么迎合取容的弊害就会消失；小臣无法窥知陛下所喜好的事物，那么谄媚邪曲、侧身献媚的风气就会停止。不因顺从陛下的喜好而加以赏赐，奸佞之人就会服气；不因违逆陛下的喜好而加以治罪，正直之士就会得到进用。不喜好玩赏而无益的物品，它们就不会映入眼中；不喜好诙谐而败坏法度的话，就不会传入耳中。大体说来，危乱的根源、防微杜渐的机芽、奸邪得以乘隙而入的空隙，都因君主的喜好而产生。臣下虽然各有所偏好，但有时尚未造成大害，是因为没有人奉承迎合他们。君主却不是这样，心中刚刚生出丝毫念头，即使还没有告诉别人，九州四海已经全都趋向它了，何况再通过命令发布、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呢？而且，嗜好的危害，不仅是声色、狗马、宫室、宝玉这一类事物；喜欢儒生却不能得到真正的儒者，张禹一类人就足以成为祸乱的开端；喜欢文士却不责求实际成效，韦渠牟一类人就足以败坏君主的德行。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推知。过去汉文帝和我朝仁宗皇帝之所以能够成为万世帝王的榜样，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罢了。” 恭敬地想到，陛下登基即位之初，正是天下人侧耳倾听、拭目以待的时候，所应当戒除的只有嗜好罢了。不要有所偏爱，遵循先王的正道；这正是上天之所以神明、禹所赐予的道理。伏望陛下留心审察，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左相陈俊卿上奏劝戒说：“陛下已经一个月没有临御外朝，外间议论纷纷，这都是辅相无能，不能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陈奏劝谏，以致损害了圣德。陛下忧劳勤政，恭敬节俭，清静少欲；前代英明君主尚且不能完全避免的事情，陛下都已经屏弃断绝了，只是对于骑射这末节之事，还没有能够忘怀。臣知道陛下并不是喜爱这些，而是有志于谋求恢复，因此屈尊亲自从事，用来检阅武备、激励士气罢了。希望陛下任用智谋，明确赏罚，扩大信义，那么英明的声威和正义的功业，不必越出朝廷宴饮之间，本来就已经足以使万里之外的敌人震慑，哪里只是满足于百步之间的小小骑射呢？陛下自身关系着宗庙社稷和百姓的祸福，希望把今天的事情永远作为今后的警戒。” 光宗绍熙元年，彭龟年上奏劝戒说：“臣听说古今妨害治道的事情不止一种，而安逸享乐尤其严重。因此《易经》的豫卦之后接着是随卦，随卦之后又接着是蛊卦。《说卦传》说：‘因为喜悦而随从别人，必然会发生事情。上下都沉溺于安乐而彼此相随，从来没有不因此败坏的。’唐穆宗曾经对丁公著说：‘听说外面的人大多设宴享乐，这正说明时世和顺、百姓安宁。’丁公著说：‘这不是好事。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争相游宴，沉醉酣饮，昼夜不停，还混杂着女子。如果这样下去不能停止，各项官职都会荒废。陛下难道能够不忧虑劳苦吗？’丁公著的话，确实通晓治国的道理。恭敬地想到，国家自从渡过长江以来，最大的仇敌还没有消灭，最大的耻辱还没有洗雪，正是君主卧薪尝胆的时候，也是臣子枕戈待旦的日子。然而六十多年间，朝廷内外安宴享乐，仿佛已经达到极治之世；这种风气从宫廷传到天下，从百官蔓延到庶民。衣服饮食、器物用具、房屋园池，大都仍旧沿袭宣和年间的旧习；各家蓄养歌伎，人人以游乐宴饮为事，上下完全一样，逐渐养成了淫靡奢侈的习惯，消磨了精锐力量，废弃荒疏了职守，到今天已经达到了极点。自从寿皇圣帝亲自实行勤劳节俭，风声教化受到感动，人们才逐渐收敛。臣私下看到，近日已经解除了音乐娱乐的禁令，深深担心士民过去的旧习会再次盛行。” 这不是仅靠法令制度就能改变的，关键全在陛下亲自率先实行。西汉淳厚的风俗，都是从汉文帝自身开始形成的。如今国家之所以困乏，军民之所以贫困憔悴，士大夫之所以骄纵懒散，都是由一种奢侈造成的；奢侈产生于安逸，安逸产生于贪图享乐，日益滋长，恐怕最终会导致败坏。事情的关键正在这里，施政正应当在此时着力。陛下难道可以不亲自承担这个责任吗？假如陛下使宫禁崇尚勤劳节俭，外廷未必会跟随；如果陛下还不忘宴饮游乐，天下的风气必将更加严重。臣观察天下宴饮游乐的风俗，都是由士大夫传布的；士大夫的宴饮享乐，又是由身边亲近的侍从传布的；身边近侍的宴饮享乐，陛下难道也曾察究过它的来源吗？唐代杨绾不过是一名宰相，尚且能够使贵重的大臣减少声乐享受，何况陛下拥有天下的权势，感化人的力量要超过这万倍。孟轲说：‘这是不肯做，并不是不能做。’希望陛下留意。绍熙年间，翊善黄裳上言说：‘君主忧劳勤政，臣下就会同心协力；君主贪图安逸，臣下就会离心离德。如今道路上的议论，都说陛下每天早晨临朝，勉强听取政事，心思并不在政务上。宰执进奏陈述，只是按礼节应答；侍从和众官员入朝对答，也只是按礼节进见；可是宫中宴饮游乐的享受，以及赏赐奢侈的费用，已经传遍了众人的口头。强敌就在边境，这种声誉怎么可以传出去呢！’ 右相赵汝愚上奏说：‘臣曾读书，看到舜命令禹的话说：‘能够勤劳地治理国家，能够节俭地持家，不自满自夸，只有你才贤能。’臣私下想，禹的圣明，他的功德难道是容易估量的吗？然而舜在授受帝位之际，为什么唯独称赞他的勤劳节俭呢？大概节俭是约束自己，勤劳是为他人做事；成为圣人、贤人，实际上都以此为根本。所以舜命禹时，必定把勤俭放在首位。上天保佑我大宋，三代君主相互谦让禅位，如同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能够勤劳、能够节俭，这些道理陛下本来已经亲自承传并秘密领受了。臣请具体说明：朝廷的政事，不可以不振作精神办理；事情的细微征兆，不可以不深思熟虑；人才，不可以不广泛访求；边防，不可以不预先修治。夜里所思考的，早晨所实行的，都不忘记这些，便是勤劳到了极点。陛下的饮食嗜好，不可以不节制；一年四时的用度，不可以不节省；百姓不可以不爱惜；赏赐不可以不吝惜。夜里所思考的、早晨所实行的，都不违背这些，便是节俭到了极点。对上可以不辜负重华舜帝的托付，对下可以作为子孙万世的法则，岂不是美善吗？希望陛下留心。’

译理宗端平二年，工部侍郎兼给事中李宗勉上奏防务，概要说：‘陛下在露朝时忧劳勤政，入宫后却被宴饮安逸所改变；在大殿之中接受切磋规劝，退朝后却被便佞邪僻之人所迷惑。没有听说减少宫女，嫔妃却已经比过去多了；没有听说褒奖录用功臣，节钺之职却先授给了外戚；没有听说拿出内库储藏的财物来犒劳战士，金帛却多耗费在浮华无益的开支上。陛下的一举一动，都是人心用来观察政治进退的依据。陛下既然不以此为忧，那么还有谁会替陛下忧虑呢？’又说：‘寻求谏言并不难，接受谏言却难；接受谏言并不难，遵从谏言却难。如果听到了却不引以为戒，把谏言当作儿戏而不认为可信，最终使危急的直言、耿直的议论，对世事施行毫无帮助，对时局危难也无所挽救，那么这与拒绝谏言的人相差也只有一间之隔罢了。’理宗时，中书舍人兼经筵说书袁甫上奏防务说：‘臣听说唐太宗时，魏征常常冒犯圣颜苦苦进谏，有时遇到太宗大怒，神色也不改变，太宗也因此消解威怒。太宗曾得到一只良鹰，正架在手臂上，望见魏征到来，便藏在怀中。魏征奏陈政事，故意拖延不止，那只鹰最终死在怀里。太宗又曾同王珪交谈，有一位美人在身旁侍奉，太宗指给王珪看说：‘这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杀了她的丈夫，把她纳为己有。’ 王珪离开座位说：‘陛下认为庐江王把她纳入后宫是对的吗，还是不对呢？’太宗说：‘杀人而夺取他的妻子，你还问什么是非？’王珪回答说：‘过去齐桓公知道郭公亡国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善人却不能任用，后来又抛弃了提出这番话的人。管仲认为这同郭公没有不同。如今这位美人还在陛下身边，臣认为这表示圣心是赞成这种做法的。’太宗很高兴，立即把她遣出宫，送还给她的亲族。’唐太宗并不是不谈仁义、亲近君子，然而修饰应酬的意味很多，真实诚恳的心意很少。看他让鹰死在怀中，似乎也有畏惧顾忌之心；等到谈论庐江王妃时，起初却没有羞惭扭捏的神色，一听到王珪的劝谏，便能立刻翻然改过。太宗之所以能够振兴唐朝，正是依赖这一点。然而这还不足以谈论谨慎独处的学问。陛下天性精纯高明，上比尧舜，所谓错误的言语和行为，本来已经丝毫没有了。但臣区区的愚见，私下认为‘诚’这个字，陛下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没有矫饰叫作诚，没有间断也叫作诚。临朝时庄重，退朝后放纵；放纵出于真实，庄重却是勉强做作，这叫矫饰，能称得上诚吗？亲近贤人儒士很难，亲近宦官女子却容易。困难的亲近之时少，容易的亲近之时多，这就是间断，能称得上诚吗？’臣在经筵时，曾经面对陛下的询问，退朝入宫以后究竟做什么？陛下对臣说：‘有时读书，有时写字，有时阅览四方的章奏。’臣不胜欣喜，以为陛下果真没有空闲的日子。然而听道路上的传闻，却说陛下仍未免沉溺于酒色之乐。刚强的意志会被酒所控制，还没有见过把道德看得像美色一样重要的，圣贤经典的明训清清楚楚，不能说它不真实。陛下为什么不坚定忍耐、努力实行，不要因为无益之事损害有益之事呢？至于身边那些轻佻亲近之人，假借公事而徇私，更不可不加以戒备。霜一开始降下，最终会结成坚冰，实在令人畏惧；要防止细微问题发展成严重祸患，就应当格外谨慎。陛下对臣所说的都是正大之论，但退下后考察陛下的行为，却有尚未完全做到的地方。陛下同唐太宗虽有畏惧顾忌之心，却起初没有羞惭扭捏的神色相比，为什么相差这样大呢？愿陛下以尧、舜、汤为榜样，战战兢兢、戒慎恐惧，没有一刻懈怠荒废，那么德行会日益进步，治理也会日益兴盛。唐代的那些事情，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翰林学士、知制诰真德秀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以来臣子爱护君主，没有比希望君主长寿更大的了。《天保》诗篇歌颂君主的美德，用以报答君上。一处说：‘使你福厚，什么福不能得到？’第二处说：‘承受上天的百般福禄，降给你长远的福气。’最后说：‘像南山一样长寿。’这真是情意恳切到了极点。如今臣有幸供职禁中，又以执经劝讲为职责。恰逢陛下诞辰之节就在早晚之间，歌颂圣德、报答君上，这份心情尤其强烈。然而如果只知道同海内臣民一起祝颂我君长寿，却不把圣贤所说达到长寿的方法告诉陛下，那也不过像华封人爱戴君主一样罢了，又有什么益处呢？臣谨慎斋戒留宿，拜了两拜，分条陈述这些道理来进献：第一，不贪图安逸就能长寿。过去周成王年少即位，周公担心他不知道农事的艰难而贪图安逸，于是作书告诫成王。书中说，殷王中宗之所以享有长久国运，是因为他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己揣度如何治理百姓，怀着敬畏之心，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宁。至于谈到高宗、祖甲以及周文王之所以享有长久国运，大体也都是如此。大概百代圣人相互传承的，都是同一个‘敬’字。所谓严肃恭敬、敬畏、敬慎恐惧，无非都是敬。敬与安逸享乐相互消长。夏、商三宗和周文王之所以能够不贪图安逸，是因为他们敬慎。周公希望成王把他们作为榜样，每天勉励自己。向上敬畏上天，敬爱百姓，就不敢沉溺于游猎田猎，不敢在酒德上过度放纵；这样培植深厚，根本就强固，操守严谨，心志就坚定，这本来就是聚集福气的源头、延长寿命的基础。那么陛下对于不贪图安逸的告诫，难道可以不放在心上吗？第二，亲近贤人就能长寿。召公的《卷阿》诗，也是为告诫君王而作的。其中第三章说：‘你承受的天命长久，福禄使你安康。’接着又说：‘有能辅弼的人，有能助成的人，有孝行、有德行的人，来引导你、辅佐你。’意思是说，君主必须有这样的人每天侍奉左右，然后才能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承受上天的福佑。君主享受四海供奉，容易被扰动的是物欲，难以保全的是德性。亲近妃嫔、宦官的时间多，亲近学士大夫的时间少，那么迎合逢迎、煽动迷惑的，无非都是物欲。这不仅会败坏德性，而且还会损伤身体。只有让孝顺有德的人在前面引导、在后面辅佐，使君主每天听到正直的话、看到正直的行为，在嗜欲尚未萌发时就加以杜绝，在过失尚未形成时就予以消除，那么他的心就会恬淡平和，安闲宁静，这才是保养身体、长享国祚的办法。那么陛下对于亲近贤人的意义，难道可以不笃实行之吗？’

译第三，以孝道奉祀先祖就能长寿。《周颂·雝》是为禘祭而作的，其中说：‘伟大的先祖啊，安抚我们这些孝子。’又进一步说到长寿和众多福祉。大概君王用孝道侍奉先祖，祖宗也会把长寿和福祉留给后人。陛下继承先皇的帝位，成为宗庙之主，按时举行祭祀，本来就应当严肃恭敬；而传承一祖十二宗的帝位次序，陛下所负的责任尤其重大。一定要勤勉不懈地继承先志、述行先业，战战兢兢地守成，然后神灵和祖先都安乐满意，赐给陛下无穷无尽的美福，这正是陛下应当深切勉励自己的地方。第四，仁爱就能长寿。孔子讨论智者和仁者的区别时说，仁者安静，又说仁者长寿。正因为安静，所以长寿。仁者的心纯粹合乎天理，没有私欲扰乱，所以本体安定端正而坚固，效果悠久绵长。但所谓安静，并不是呆滞枯槁；行动合乎天理，虽然行动，却未尝不是安静。不仁的人则是被欲望驱动，欲望压倒理性而没有节制，就会躁动不安。世上没有凝定安稳却不能长寿的，也没有纷乱躁扰却能够长寿的，这也是陛下应当深入体会的。第五，有德就能长寿。《中庸》称颂舜的孝行，说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长寿；又说上天生养万物，依据各种材质而厚加培植，至于栽培还是倾覆，都取决于自身。大概上天没有偏爱，只辅助有德的人；舜的作为本来就有使自己长寿的道理，所以天也使他长寿，这就是所谓‘栽培的就培育它’。祖己告诫高宗说，天所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并不是上天无故使百姓早夭，而是百姓有自取早夭的道理，所以天也使他早夭，这就是所谓‘倾覆的就使它倒塌’。以大舜的德行作为榜样，又以祖己的话作为自我鉴戒，这也是陛下应当深入用力实行的。以上五条，都是圣贤经典中的格言，是万世君主的良药和砭石；把它们综合体会，周公、孔子的重大教诲就足以概括其中。大概能够做到敬和仁，其余的道理也都包含在其中了。秦汉以来，各种异说纷纷流行，君主不知道圣贤所说的长寿之道，却沉溺于神仙方士的术法，所以汉代有文成少君，唐代有柳泌、赵归真之流，都用荒诞虚幻的说法蛊惑君主；至于服食药物以求长生的，没有不反而因此受到误害的。唐代的穆宗、敬宗本来不足论，宪宗、武宗都是英明果断的君主，也因为这些东西自我残害，难道不是世人的重大戒鉴吗？臣曾私下说，仙经万卷不如诵读《无逸》一篇，道家千言哪里比得上玩味‘静’与‘寿’两句话。陛下如今正每日亲近儒生，潜心研究经术，没有受到汉武帝、唐宪宗那样的迷惑；臣出于爱护君主之心，不敢不预先陈述自己的愚见，希望圣明裁察。’ 吏部尚书魏了翁上奏说：‘臣近来听说，陛下曾在经筵同群臣谈到汉元帝任用儒生，被文义牵制，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陛下对此感慨，认为元帝没有得到真正的儒者来任用；陛下圣学高明，足以破除千百年来轻视、不任用儒生的陋习。然而臣曾读汉史，每当读到汉元帝、汉成帝这两位君主时便有所感触，因此替陛下试着陈述。君主内心隐秘的心术、偏爱的嗜好，独居深宫之中，谁能知道呢？史册虽然记载了，人们也不一定完全相信。但班固作这两篇赞，唯独不同于其他赞文。他说：‘我的外祖父兄弟曾任元帝的侍中，他告诉我：元帝多才多艺，善于读史书，能弹琴瑟、吹洞箫，自己创作曲调，配合歌声演奏，分辨节拍音律，精通细微幽妙之处。他年轻时喜好儒学，即位后召用儒生，把政事交给他们，却被文义牵制，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汉宣帝的事业于是衰落了。’他在成帝赞中说：‘我的姑母入充后宫，任婕妤；她的父亲、兄弟都在帷幄之中侍奉，多次对我说：成帝善于修饰容貌仪表，登车时端正站立，不向车内回顾，不急促说话，不亲自指点；临朝时深沉默然，尊严如神，可以说有和穆庄严的天子仪容。他博览古今，能够容纳直率的言辞，公卿都称职，奏议也值得称述。然而他沉溺酒色，赵氏扰乱朝政，内外戚家族专擅朝权，说起来令人悲伤。’臣曾认为，这两篇赞大概是班固直接认为汉朝基业的衰败从这里开始，所以详细写出导致衰败的原因；原因就在宫廷深处无人知晓的地方，因此用侍中、婕妤以及帷幄近侍的话来加以证明。当这两位君主亲近儒生、容纳直言时，人们一定会说他们多才多艺，又能任用儒者；有威严、有仪表，又能接受谏言；有这样的君主，太平可以立即实现。却不知道他们退朝居于深宫时，声乐使内心沉溺，酒色使意志迷乱，这些从内部交相侵害的事竟到了如此地步。当时并不是没有萧望之、刘向等真正的儒者，然而外戚如许氏、史氏，宦官如弘恭、石显，都能够加以伤害。以至于受到牵连而被捕入狱，刘向不被任用，萧望之被逼死；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儒生同外戚、宦官不能并立，而任用儒生、接受谏言，同声乐、酒色又是两条不同的道路；这一方面加重，那一方面就减轻，形势使然。虽然如此，当两位君主沉溺享乐时，也以为身处曲房隐间，谁能知道呢？却不知道他们左右前后的臣子，也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史官。后世的史官既然知道了这些事，那么汉廷群臣和当时的百姓自然没有不知道的。所以班固在这两篇赞中特别写出他所听闻的来源，用来揭示汉朝灭亡的开端，这实在令人畏惧。臣长久以来积蓄着这个想法，只是因为元帝、成帝是汉朝的平庸君主，不值得在盛世向君主谈说；而且把这种人所忌讳的事情写入表奏，也没有机会说出。如今有幸因陛下向群臣所说的话而得到机会，才敢把这些全部奏陈。希望陛下深思并努力以此为鉴。’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说：‘臣听说君主一人，是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的主宰，也是四海九州百万生灵命运所系，不可以不谨慎。古代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保养自身的方法极其严格慎重，起居行动全都有检点防范。出宫时由史官记录言语行动，由御瞽观察声音；入宫后由女御记录燕寝，由女史记载侍寝的制度。懒惰傲慢的气息不让它出现在自身，亲自宴饮私乐的意图不表现在一举一动中，都是为了节制威仪法度，培养长寿的根源，并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秦汉以后，古代制度不复存在，君主临朝时，众人的观察听闻所集中之处，尚且有时勉强自我约束；至于进入寝宫、脱下朝服，妇人和宦官前后环绕，能够不被居处奉养所改变的就很少了。所以汉成帝临朝时深沉静默、尊严如神，有天子和穆庄严的仪容；一进入内廷，声色享受便一齐进来，宫女的美色还不能满足，赵氏、李氏争相邀宠，损伤寿命、败坏德性，这正是杜钦所要揭发的。陛下正值盛年，行为义理没有过失，退朝之余潜心典籍，恬淡清静，这本来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然而近日听说陛下身体稍有不适，和乐安宁之时有所减少，听到的人不能不感到疑惑。

译臣认为陛下圣性高明，接受祖宗托付的重任，知道责任重大；对于保养自身的道理，即使在仓促之间也能想到，始终战战兢兢、自我持守，必定不会像汉末那些君主那样行事。臣怀着愚忠，仍愿陛下在享受欢乐之后，更加思考谨慎养护身体的道理。凡是繁华柔媚、足以倾动心意、迁移精神的事物，全都屏除。体会《无逸》中所说的不贪安逸便能长寿的道理，思考恬淡可以延年益寿；使心神澄澈清明，保持醇厚纯粹。即使身处昭阳宫、柘馆，面对宦官女子，也应当常常如同身在露门、虎观；面对学士大夫时，却不要因为一点小病微恙而疏远他们。这样安能不使清明的圣体建立长寿的根基、福祉的根本，难道不能亿万年长久享有吗？臣还没有机会登上文石之阶，陈述当世政务，只因进献过去的事实，特意把这件事列为众多言论之首。希望陛下宽赦臣的狂妄愚昧，不因臣不知忌讳而怪罪，并采纳察考。’宗正少卿赵景纬说：‘损害德性、伤害身体的事情，没有比嗜好欲望更大的；而遏制嗜欲的关键，没有比时时思考更切要的。居处时要想到敬慎，行动时要想到礼法，祭祀时要想到诚敬，侍奉父母时要想到孝道。每当享用一顿饭，就要想到天下挨饿的人；每当穿用一件衣服，就要想到天下受寒的人。嫔妃列于身边时，一定要想到夏桀因宠爱女色而亡国；饮宴正欢乐时，一定要想到商纣因沉溺酒色而毁灭自身。念头一产生，思考就跟随它，那么念头一定会平息；欲望刚萌发，就用思考加以制止，那么欲望一定会消退。这样志气会一天比一天刚健，德性会一天比一天充实，岂不是盛美吗？’ 辽景宗时，郭龙任南院枢密使，不久又加兼政事令。因为皇帝多次游猎，他上书劝谏说：‘过去唐高祖喜欢打猎，苏世长说：‘不到十旬，不能算作快乐。’高祖当天就停止了打猎，史书称赞这件事。臣恭敬地想，圣祖创业艰难，修养德行、发布政令，日夜不懈怠。穆宗放纵无休止的欲望，不顾国事，天下人都忧愁怨恨。陛下继承帝位，海内一致盼望出现中兴之治。然而十多年间，征伐没有停止，盗贼仍未平息；年成虽然丰收，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正应当戒慎恐惧，修养反省，以谋求长远大计。近来听说陛下纵情游猎，比过去更加严重，万一发生马匹受惊失控的变故，或遭到野兽扑咬的危险，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况且南方有强敌，正伺机而动，听到这些事情，难道不会产生侵犯之心吗？恭敬地希望陛下节制追逐禽兽、酣饮作乐的享受，为百姓和社稷考虑，那么就会获得无穷的福祉。’皇帝看后称赞说好。圣宗过度喜好击鞠，谏议大夫、知宣徽院事马得臣上书劝谏说：‘臣私下观察房玄龄、杜如晦，他们本是隋末的读书人，如果没有得到机会，太宗怎么能使他们成为一代名相？臣虽不才，陛下在东宫时，臣有幸位列侍从，如今又得以侍奉陛下读书，却没有对圣明有所补益。陛下曾向臣询问贞观、开元年间的事情，臣请大略陈述。臣听说唐太宗侍奉太上皇宴饮完毕后，曾牵引车辇送到内殿；唐玄宗同兄弟欢饮，尽到了家人的礼数。陛下继承祖先的帝位，亲自侍奉太后，可以说是极其孝顺。臣还希望陛下在向太后问安之外，亲睦六亲，增加爱护敬重，那么陛下亲亲之道，便可同贞观、开元二帝一样隆盛。臣又听说二帝沉心于经史，多次召集公卿讲学，直到太阳西斜，所以当时天下一致受到感化，文治因此兴盛。如今陛下潜心典籍，分析章句，臣愿陛下研究经书义理，深入造诣并切实实行，达到二帝那样的治理并不难。臣又听说太宗射杀野猪，唐俭进谏；玄宗手臂上架鹰，韩休劝说，二帝无不乐于听从。臣看到陛下在听朝之余以击毬为乐，臣认为这件事有三点不宜：上下分成朋党，君臣争夺胜负，君主得分臣下就懊恼，君主输掉臣下就高兴，这是第一点不宜。往来交错，前后遮挡约束，争竞之心一旦产生，礼仪仪容全都废弃；如果贪争月杖而误碰天子的衣服，臣下既然失去礼仪，君主又难以责罚，这是第二点不宜。轻视万乘君主的尊贵，追逐宽广场地上的娱乐；地面即使平坦也非常坚硬，马即使良好也可能受惊跌倒，有时因奔驰击球而失去控制，圣体难道不会受到损伤吗？太后难道不会惊恐忧惧吗？这是第三点不宜。臣希望陛下想到继承帝位的重大责任，停止这种危险的游戏，这是天下的福分，也是群臣的愿望。’ 金熙宗时，翰林待制兼右谏议大夫程寀上奏论事，概要说：‘殿前点检司，承担古代殿岩环卫的职务，用来整肃宫禁、尊崇天子、防备意外。臣有幸接近圣颜，随从天子观看按时田猎的礼仪。近来看到陛下举行校猎，凡是羽卫和随从臣僚，无论贵贱都拿着弓箭奔驰追逐，而圣驾在崎岖的沙砾地上行进，加上树林茂密，很容易迷失。这一天从卯时到申时，百官才走出沙漠，唯独不知道车驾在哪里，远望了很久，才有骑兵来报告：‘皇帝带着几名骑兵已经到了行在。’臣私下想，古代天子出入时，都由警跸清道护送前行；至于楚王在云梦田猎、汉帝在长杨宫打猎，也都大规模陈列兵卫以防备非常之事。陛下承受祖宗托付的重任，为什么偏偏只带几名骑兵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面没有斥候，后面没有羽卫，这实在很不符合整肃宫禁的本意。臣希望陛下仔细筹划以后，如果再行猎，应当预先告诫有关官司，绘制猎场地图，详细说明可行与不可行之处，然后下令清道前行，选择交通要冲中较为平坦的地方作为驻跸之所，选拔忠义勇猛的将士，由亲信心腹大臣统率，警卫左右。等麋鹿聚集之后，再纵马驰射；仍然要先派人搜查树林草泽，明确树立标志，划定出入的驰道。’ 否则以后恐怕会给宗庙社稷带来忧患。元太祖曾在内廷置酒，钮祜禄重山侍奉在旁，趁机劝谏说：‘天子把天下当作忧患来承担，忧虑它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忘记忧患，就没有能够治理好的。置酒作乐，正是忘却忧患的办法。’皇帝深深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宗一向嗜酒，每天同大臣们酣饮。耶律楚材多次劝谏，太宗不听，于是拿着酒槽的铁嘴进献说：‘酒曲和酒糵能够腐蚀物品，连铁尚且如此，何况人的五脏呢？’皇帝醒悟，对近臣说：‘你们这些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心意，哪里有人能像我托斯哈尔这样呢？’于是赏赐金帛，并命令近臣每天进酒三钟为止。

译世祖时，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饮食，是每天日常使用的东西，但有时一旦不加节制就会伤害生命；衣服，是适应天时日常使用的东西，但有时三冬穿得过于厚重也会导致疾病。对于有益的事物尚且如此，对于无益的事物留意过多，危害将会更大。恭敬地想，天子在天下最为尊贵，什么命令不能执行，什么要求不能得到？然而在日常衣食之外，还要用它们做什么呢？如今国家扩大祖宗的基业，救济远近百姓，讨伐叛逆、安抚归服者，进用贤能、诛戮不肖，具有三代的隆盛，差不多可以达到上古的治理了。却把心思放在珍奇物品上，岂不是会损害圣德，使其不能与天一样广大吗？臣看到如今织锦、绫罗、金珠、玉璧、宝贝，从未忘记搜求；远方异物，以及禽鸟、犀牛、大象，也从未拒绝。至于珍贵佳肴、奇异食物，从山海运来的很多；俳优等卑贱玩物，充作博取一笑的资具的也很多。其中危害不止一种，试着略加陈述。贫民同富户相差悬殊。富人看到上层的奢华，即使皇帝下诏表示节俭，他们也不遵从，因为他们是看行动而不是听言语，结果风俗大为改变，贫者更加贫困，难道不会成为放纵越轨的百姓吗？严寒之后，风雪飞扬，渔夫、樵夫、乞丐之流，手脚皲裂、皮肤冻伤，穿着破烂的衣服，内里都饥饿，外面又遭受寒冻。’ 推究他们贫困的原因，是由于富民奢侈。贫民的内心并不是不想奢侈，只是形势不允许罢了。侥幸获得一点微薄利润，又会顺从习俗把它花掉，这就是贫者更加贫困的原因。金珠玉璧宝贝，即使多如尘沙，如果膏雨不降、和风不来，五谷不生长、桑麻不繁育，那么坐看金珠玉璧，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想要流通有无、便利商旅资财供给，已有中统、至元交钞在那里，哪里还用得着金珠玉璧呢？牛、马、鸡、狗之类，是中国常有的牲畜，也是上下共同饲养的；饲养它们而不失农时，就是真正获得实际利益，壮大我国的根基。那些斑斓的野兽、色彩错杂的鸟，有了它们不足以增添光彩，没有它们也不值得遗憾；如果竭尽力量去求取，就是得到虚名而招来外国的议论。近年来，有关官司筹备粮草、磨砺兵器，百姓耗尽资财、倾家荡产，用来征讨特殊地域已经多次了。等到取胜，有时得到不过咫尺长的降表作为奉献，有时得到没有益处的怪异动物；这就是用数千万征战士卒的性命，换取无用的怪物。于是强悍的将领凭此占据功劳，百官也因此上表庆贺，却不知道数千万征战士卒的亲属正在向苍天号哭，悲哀甚至传达到九泉之下。’ 天地之气不能调和，水灾旱灾又接连到来，既然如此，即使把那个国家的怪物全部得到，又拿什么来补偿中国士卒的痛苦呢？中国本来常有足以供给王室使用的物产，哪里需要贪恋山海中的珍奇呢？培育人才、安定众人，使他们和乐而安居，已经足够了，哪里需要使用俳优作为逗笑的工具呢？晋武帝焚烧雉头裘，宋武帝砸碎琥珀枕，隋君把黄金同泥土等价看待，唐太宗为苦寒中的鹦鹉感到悲哀；饮食陈列满满一丈，孟子尚且不接受郑声的淫靡，颜渊还想放弃不合礼义的音乐。这些处于中等地位的君主、普通百姓中的圣贤，尚且能够卓然独立；而国家却让织锦绫罗玷污圣洁的身体，让金珠玉璧玷污圣洁的心灵，让禽鸟犀象玷污圣明的视听，让俳优郑声玷污耳朵，让珍馐美味玷污口腹，臣私下实在替国家感到痛惜。恭敬地希望陛下明察并探究治理的根本，杜绝奢侈风气。凡是织锦、绫罗、金珠、玉璧等物品，凡不属于礼经规定用途的，一律停止；凡是犀象、鸟兽、珍馐美味等贡物，凡不在贡典规定之内的，一律拒绝；凡是上方以及各路设置的无益机构，一律裁撤；凡是俳优之流，不应让他们踏入禁宫台阶肆意进行淫靡戏乐，一律遣散。倘若陛下采纳臣言，那么源头清洁，水流也会清洁；上面实行，下面就会效法，不到十年，风俗就会改变。’ 赵天麟又上奏说：‘臣听说，统治九州，覆盖八方，居于帝位而尊临天下，施行最大的仁德来统领臣民，是帝王的常道。手捧土地作为献礼，进献土产，虽然身处五服之外，心却在京畿之内，这是臣下通常的职责。所以君主对待臣民，如同苍天覆盖大地、后土承载万物，胸怀广大，以养育生成万物为心，并不是只求自己闲暇安逸、把天下当作奉养自己的资财。臣下侍奉君主，如同婴儿爱慕父母、葵藿倾向太阳，并不应当自骄自恃，招致不来朝见的过失。’《尚书·商书》说：‘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归依，只归依有仁德的人。’《尚书·周书》说：‘敦厚诚信，彰明义理，尊崇德行，报答功劳。’由此看来，上面施行仁德而下面没有归心的，从来没有；下面竭尽忠诚而英明的君主不能知晓的，也从来没有。如今国家承受上天降下的百般祥瑞，上天开启了盛大的运势，臣私下看到远方珍玩异物接连不断，异域奇珍成排成列地送来；有人翻山渡海，车载财物金帛而来，有的经过多重翻译前来呈献，有的听闻风声便一齐奔赴，府库没有一个月空闲，史书也没有中断记载。如果从使四方蛮夷都戴冠束带、天下万里车轨书体统一来说，这是世所罕见的嘉美景象，是无比盛大的神功；如果从帝王的大体、古今共同的道理来说，那么接受这些东西而不拒绝，打开通道而不堵塞，也说明还没有完全体会圣明本心。况且中国九州，土地超过万里，名山大川所产之物，每天不同、每月更新，多得可以用亿来计算。谨按夏禹根据土地物产制定贡品：冀州是尧的都城所在，只有供给而没有贡物；兖州地区贡漆和丝，竹筐装织成的花纹绸；青州地区贡盐和细葛布，各种海产，岱山谷中的丝和麻，铅、松木、怪石，竹筐装檿丝；徐州地区贡土产五色土，羽山谷的夏翟，峄山南面的孤桐，泗水边的浮磬，淮夷的蚌珠和鱼，竹筐装黑色织物和白绢；扬州地区贡三种金属、瑶、琨、竹箭、荻苇，以及象牙、皮革、羽毛之类，竹筐装织贝，包裹橘柚，另行贡纳；荆州地区贡羽毛、象牙、皮革、三种金属，杶木、栝木、柏木，磨石、砥石、砮石、丹砂，以及簵竹、楛木，包裹并用匣子盛青茅，竹筐装黑红色丝织品、珍珠和丝带，九江进贡铜和大龟；豫州地区贡漆、麻、细葛布、苎麻布，竹筐装细绵，另行贡纳磬石和砺石；梁州地区贡璆、铁、银饰、砮石、磬石、熊、罴、狐狸皮和织成的毛皮；雍州地区贡球琳、琅玕以及织成的毛皮。’

译这九州的力量，也足以完全满足国家的使用了。古代的天下和今天的天下本来是一样的，难道古代中国有这些物产，而今天偏偏没有，必须到别的国家求取之后才可以满足使用吗？所以召公告诫他的君主说：‘不要制作无益之物而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就；不要看重奇异物品而轻视日常有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珍禽奇兽不在国内饲养，不把远方物品当作珍宝，远方的人自然会归服。’这是真正懂得道理的话。东周时期，楚国国君不来朝见，包茅没有送到，王室便没有东西用来缩酒。齐桓公依仗义理追问他的罪过，《春秋》对此大加赞许。西汉时期，大宛尚未归服，汗血天马没有送来，武帝因此震怒，动用武力侵伐大宛城池，当时人都认为这是祸患。这两件事足以说明，中国本来拥有的贡物才是理所当然的，远方人的物产不应当强行取用。难道只有远方人的物产不应取用吗？即使是中国本土无益的东西，也不可以取用。因此汉文帝退还千里马，汉元帝停止齐地三服官，仁厚节俭的声名像日月一样显赫；即使想让百姓不受感动，难道做得到吗？况且珍奇异物扰乱心志，这是第一种危害；使外国听说后认为国家有所嗜好，这是第二种危害；水陆转运、役使百姓，负担也不小，这是第三种危害。有三种危害而没有一点益处，又为什么还要崇尚它呢？恭敬地希望陛下昭示并传播美好的声誉，使它传扬到遥远的地方。凡是四方远国前来归顺的，只听许他们上书、发布檄文、奏报朝廷，而不索求他们进献物品；只听许他们的子弟入朝，而不索求他们缴纳财物。这样便以德化天下，向天下显示没有欲求，将会看到西部藩国、东部边疆的君长，以及居住毡帐、灵洲的酋长，承受恩德前来朝享，仰慕道义前来称臣。武宗时，太尉阿实克布哈曾侍奉皇帝在五花殿，看到皇帝容色日益憔悴，于是进谏说：‘八珍美味不知节制，万金之躯不知爱惜，这是古人所戒备的。陛下不思考祖宗托付的重大责任，不思考天下仰望的急切，只沉溺于酒曲，只喜爱姬妾，这就像用两把斧头轮番砍伐孤树，没有不倒下的。况且陛下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的帝位，是祖宗的帝位。陛下纵然不爱惜自己，又把宗庙社稷怎么办呢？’皇帝非常高兴地说：‘除了你，还有谁会对我说这些话！从今以后不要因这些话而顾忌，我不会忘记。’于是命令进酒。布哈叩头谢恩说：‘臣正想请陛下节制饮酒，反而接受了劝酒的命令，这是臣的话在陛下面前失去信用。臣不敢奉行诏令。’ 英宗即位，参议中书省事张养浩上奏防务，概要说：‘世祖临朝统治三十多年，每逢元夕，民间连灯火都禁止，何况宫阙庭院戒备森严，宫禁防卫严密，更应当戒慎。如今建造灯山，臣认为所玩赏的事情虽小，关系却大；所得到的快乐虽浅，带来的祸患却深。恭敬地希望陛下以崇尚节俭、考虑长远为法，以喜好奢侈、贪图眼前享乐为戒。’皇帝大怒，看完后却高兴地说：‘除了张希孟，没有人敢这样说话。’随即将他罢免。顺帝时，苏天爵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安危，系于君主一身。君主自身安宁，天下就安宁。因此古代的君王谨慎对待起居，以节制嗜欲；亲近忠良之臣，以考察古代训诫；都是为了调养防护身体、安定百姓，实在是宗庙社稷最重要的计策。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继承正统，端庄安坐、深沉默然，开设经筵，怡悦精神于图籍史册之间。然而祖宗基业的隆盛、天下安危的计策，也不可不深思熟虑。过去太祖皇帝在朔方奋起，开创帝王事业，亲身佩带弓箭，经历风霜雨露，削平各国，为子孙建立万世基业。世祖皇帝使宋人臣服，于是完成大一统，选拔士人、访求人才，革新各种制度，深厚的仁德恩泽普遍惠及众生。历代圣主相继，保守太平之治。到了明宗皇帝、文宗皇帝，遭逢时局多难，奔波于南北之间，拨乱反正，中兴帝业；他们在位不久，便传位给继承帝位的圣君。陛下正值盛年，圣明资质日益成长，应当敬畏天地，诚敬孝顺地奉祀宗庙；思考祖宗的辛劳，念及基业的艰难。四方之人，也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注目倾听，观察陛下德行功业的光辉，盼望太平政治教化的盛况。’ 近来听说陛下的起居稍有违于安适，不久便恢复平和，圣躬万福。然而仍不可不谨慎。陛下承受天地、宗庙、社稷的重任，守护祖宗百年的基业，作为亿万百姓的父母，本来就应当早晚敬畏谨慎，调养防护圣体，以慰藉臣民的期望。如今听说銮舆将要出行，北上巡幸上都，庐帐、服用、御用供奉都已谨慎准备；但道路之间的寒暑、雾露，也尤其应当注意调养。君主所爱护的，没有比自身更切要；忠臣侍奉君主，也没有比爱护君主的身体更切要。臣曾听《殷书》说：‘君王不可亲近声色。’成汤清静少欲，纯全合乎天德，所以能够长久享有国运，成为殷代盛德的君王。孔子也说：‘年轻时，血气还没有安定，要戒慎女色。’意思是人年轻时血气未定，如果伤害损耗根本，可能减损长寿的福分，所以君子要戒备。伏望陛下思考天下安危的根本，以《殷书》和孔子的言论为鉴，节制嗜欲来调养圣体，亲近忠良来日益更新德业，那么宗庙社稷就会安定，百姓也会非常幸运。’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慎微 汉景帝时，郅都任中郎将，敢于直言劝谏，曾在朝廷上当面斥责大臣。有一次他随景帝进入上林苑，贾姬去厕所，野猪突然闯进厕所。景帝用眼示意郅都，郅都却不动身。景帝想亲自拿武器去救贾姬，郅都跪在景帝面前说：“失去一个姬妾，还会有另一个姬妾进来，天下难道还会少了贾姬这类人吗？陛下即使任意轻视自身安危，又把宗庙和太后怎么办呢！”景帝返回后，野猪也离开了。太后听说这件事，赏赐郅都黄金一百斤。汉武帝元光元年，赵国人徐乐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像泥土崩塌那样发生，而不在于像瓦片解体那样发生，古今都是一样的。什么叫土崩？秦朝末年就是这样。陈涉没有乘车千辆的尊贵地位，没有一尺土地；本人不是王公大人，也不是名门之后，没有乡里间的声誉，不具备孔子、墨子、曾子那样的贤德，也没有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穷巷中起兵，举起荆棘制成的武器，袒露一臂大声呼喊，天下人便像风吹草偃一样跟从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百姓困苦而君主不加体恤，臣下怨恨而君主不知道，风俗已经混乱而政令不能修明。这三点，就是陈涉得以借助的条件。这就叫土崩。所以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吴、楚、齐、赵等国的军队就是这样。七国图谋发动大逆，号称自己的国君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披甲士卒有几十万人，威势足以使境内畏服，财力足以奖赏士卒百姓，然而不能向西夺取一寸土地，反而在中原被擒，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它们的权势比平民还轻，军队比陈涉还弱。当时先帝的德泽还没有衰退，而安居故土、安于旧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得不到境外的援助。这就叫瓦解。所以说，天下的祸患不在瓦解。由此看来，天下如果确实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是平民出身、困居乡里的士人，也可能成为首恶而危害天下，陈涉就是这样的人。” 何况三晋的君主或许还存在吗？天下虽然还没有达到大治，如果确实没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有强国和精锐军队，也不会转眼之间就被擒获，吴、楚、齐、赵就是这样。何况群臣百姓能够作乱吗？这两种情形，是安危的明显要点，是贤明君主应当留意并深入考察的。近来关东地区五谷歉收，年成还没有恢复，又加上边境事务；推究数量、顺察事理来观察，那么百姓将会有不能安居本地的了。因为不安定，所以容易动乱；容易动乱，就是土崩的形势。因此，贤明的君主独自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源，明察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上加以整治，从而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他的要旨只是希望使天下没有土崩的形势罢了。这样，即使有强国和精锐军队，陛下仍然可以追逐野兽、射击飞鸟，在宏大的游宴园囿中尽情游观，放纵享受，充分得到驰骋的快乐，也同平常一样。钟磬、琴瑟、箫笛的声音不断传入耳中，帷帐之内的私娱，以及俳优、侏儒的笑乐，也不缺少在面前表演；而天下没有积久的忧患，名声何必一定赶得上商汤、周武王，风俗何必一定赶得上周成王、周康王呢？虽然如此，我私下认为陛下天生具有圣明资质和宽厚仁爱的禀赋，如果确实把天下事务作为要务，那么商汤、周武王的名声并不难以比肩，成王、康王的风俗也可以重新兴盛起来。这两种情形确立之后，陛下就能处在尊贵安定的实际地位，在当世扬名并广获声誉，亲近天下人，使四夷服从；余下的恩惠和遗留的德泽，还会使数代兴盛。面向南方坐在屏风前，收拢衣袖向王公作揖，这就是陛下应当享有的地位。臣听说谋求成就王业却没有成功，即使有这样的弊端，也足以使天下安定。这样，陛下还有什么追求不能得到，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什么人不能使之归服呢？” 东汉光武帝初年，禁令和法网还很简略，只用玺书征发军队，还没有用虎符作为凭信。南阳太守杜诗上防说：“臣听说军队是国家的凶器，圣人对此十分慎重。旧制度规定，征发军队都使用虎符；其他征调事务，只用竹使符而已。符节必须彼此相合，才作为重大的凭信，用来明确显示国家法令，收束并掌握威严权势。近来征发军队，只使用玺书，有时使用诏令；如果有奸人伪造，就没有办法察觉。我认为战争还在进行，贼寇敌虏还没有消灭，征发郡国兵力，应当特别慎重，应该设立虎符以断绝奸诈的源头。从前魏国的公子信陵君威势压倒邻国，尚且还要借助兵符来解除赵国的围困。如果没有如姬报仇之事，他的功劳就不能显现。事情有些繁琐却不能省略，有些耗费却不得不如此，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奏书上报后，光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汉献帝时，荆州牧刘表不进贡赋，多次行僭越伪妄之事，于是竟然举行郊祀天地的礼仪，模仿天子的车舆仪仗。诏书下令讨论这件事，少府孔融上防说：“我私下听说，领荆州牧刘表桀骜叛逆、放纵恣肆，所作所为不合正道，竟至于郊祀天地，拟用祭祀社稷的仪式。虽然他的昏乱僭越已达到极点，罪行严重到死不足惜，但关系到国家体统，暂且应当为之隐讳。为什么呢？万辆兵车所代表的天子地位最为重要，天王最为尊贵；天子自身是圣明之躬，国家是神圣之器，等级相差悬远，俸禄爵位有明确界限，就像上天不可攀登，日月不可超越一样。每有一个小臣，动辄声称要图谋天子，如果把这种事公布到四方，并不是堵塞邪恶萌芽的办法。我认为，即使罪过重大，也一定应当暂时隐忍。贾谊所说的投鼠忌器，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形。因此，齐国军队进逼楚国时，只责问楚国没有进献包茅；周王室军队战败，也不记作晋国人战胜。以前已经公布袁术的罪行，如今又下诏公布刘表的事情，这是让跛脚的母羊想窥视高岸，以为天险也可以登上去。”考察刘表，他骄横跋扈，擅自诛杀列侯，阻断诏令，截留盗取贡物，招集元恶之徒来营卫自己，专门成为群逆的首领，使奸逆汇聚成渊薮。郜鼎放在宗庙之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彰明的吗？国家如桑叶飘落、瓦片崩解，其形势已经可以看见。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隐去郊祀之事，以加强国家的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