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五

译臣下愚昧，愿陛下选拔真正熟悉河道事务的人，勘察地形，使清汴河改道回流，让它同黄河保持距离；仍请下诏命有司遵守法制，保留兵器装备，储备积聚材料；如果有人胆敢擅自抽调、更换调动，必依法处以正刑。这就是巩固河防的措施。如今这次积水到来，冲击白沙，淹没中牟，逼近都城，漫流到京畿各县，淹没房屋，漂溺百姓和牲畜，损伤禾苗庄稼，数也数不清。如今又在南面决口，水流入陈州、蔡州郊外；在北面决口，水流入相州、卫州境内；再疏通汴渠下游，使水流入陈留，那么方圆数千里之内，全都要遭受水患了。陛下忧心怜悯，辛劳操持，降下诏书救济，恩德心意十分厚重；但臣仍私下担心，州县和监司未能完全按照诏意奉行。愿陛下下诏命各路凡遭受灾害的地区，今年秋季应缴的赋税一并蠲免；水患过去以后，安置聚集流散百姓，借贷和赈济他们，务必使他们恢复生产，不要使他们失去生计，以此来符合陛下的心意。这就是体恤民间疾苦的办法。臣私下想到，去年江淮地区洪水泛滥，东南百姓全都流离迁徙，幸赖陛下圣明慈爱，用六路上供的米粮广泛加以赈济，百姓才得以不死，恩德实在深厚。然而州县凋敝，国库和粮仓空虚，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如今京畿附近又有积水的祸患，哪里承受得了呢？臣下愚昧，愿陛下从内心决断，凡营造修缮的工程劳役、花石纲的运输中有可以节省的，暂且下令削减或停止；经过几年，民力逐渐恢复，国家费用因此充足，到那时再任凭陛下下令就是了。使百姓富裕、财用丰足，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大臣所说的停止不急迫事务，指的就是这些。臣又想到，古代要有九年的储备，然后才可以没有旱灾水涝的忧患；教化得以推行，习俗变得美善，歌颂太平的声音兴起，这才是太平之治的最高境界。自祖宗以来，原本设有封桩米粮，数量以千万计，这是养活军队和百姓的根本，也是宗庙社稷的根本。近年以来，工程劳役逐渐增多，依靠国库供养的人越来越多，封桩米粮年年被侵耗，终于导致耗尽。如今国家财政所依仗的，只有东南六路每年转运的定额赋税罢了。假如某一地发生水旱灾害，年额不能按数交纳，将靠什么来自我供给？静下心来想想，实在令人寒心。臣下愚昧，愿陛下明白下诏命有司，裁减那些逐渐蚕食国力的支出；幸逢年成丰收时，由朝廷多次下拨买粮本钱，委任强干有才的官吏，广泛收购粮食，另行作为上供，来补足封桩米粮的数额；年年这样做，直到达到祖宗旧有的数额才停止。这是朝廷本来可以优先办理的事情，为什么不留意，却只对眼前事务忧惧不已呢？养足军队、充实国家，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臣所说的扩大国家财政储备，指的就是这件事。以上六件事，都是当今的要务。只是臣才智见识浅陋，文字也很粗疏，所说的话不足以充分表达心意。惟愿陛下裁察，降幸将臣的奏章交给宰执议论其可行与否。如果其中有可以采纳的，希望赐令施行。臣近来曾经献上愚拙的计策，伏望仰凭圣慈宽容，尚未赐予斧钺诛戮；所以如今又竭尽心力，冒昧惊扰圣听，希望像樵夫采薪者那样的浅陋言论，能够对国家有所补益，借此仰报陛下深厚的恩德。贴黄：臣下谨以为，水患突然到来，是由于堤防失修，水势逼压凌犯都城，长久没有退去平息，这种灾异非常严重，实在不能忽视。伏望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巩固百姓的心志，收揽任用士人，严密守卫，以此消除平息灾害，大大安慰天下人的期望。退居殿外、减少膳食，并向天地、宗庙、社稷祷告，这就是敬畏上天警戒的做法。效法禹、汤归罪于己，以诏书告谕天下；亲自驾御六龙，率领群臣背负土石，走在士卒前面，这就是巩固百姓心志的做法。诛杀不能胜任的治水官员，以端正法典刑罚；选拔有才智的人督促修筑防御，与他们共同承担患难，这就是收揽任用士人的做法。停止营造修缮、运输花石等不急迫的事务，把它们同士卒队伍一起编组部署，以防备意外，这就是严密守卫的做法。以上四件事都具备以后，又在于陛下修养胸中的诚意，使上天之心受到感动。这样做了，灾害仍不能消除，和顺之气仍不能到来，是从未听说过的事。臣下忧思恳切，惟愿陛下明察。徽宗驻留南都时，李纲当时任尚书右丞，因召见答对而说：“臣过去任左史时，因冒昧妄言论列水灾，承蒙陛下宽恩，免受斧钺诛杀之罪。然而臣当时所说，认为天地的变化各以同类相应，正是针对今天敌军围攻的征兆。灾异和变故，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病在五脏，便会表现在气色上，显现在脉搏呼吸上。高明的医生能够由此察知病情。因此圣人观察天地的变化，便修治自身所能修治的方面，所以能够治理国家、保全邦本，而没有危乱的忧患。”徽宗称赞说好。钦宗靖康元年，左司谏陈公辅上奏说：“臣听说，阴气盛就阳气衰，阴气消退就阳气增长，这是天地自然的道理。四月是纯阳主事、阴气退避的时候，又是陛下诞生的月份，本应阳德正在上升，光明显盛，阴气不能遮蔽。可是近几天来，天气清冷，日光暗淡，浓云不散，阴雨接连不断，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有阴气遮蔽了它。臣曾推究其中的原因：是敌人强大吗？然而前些日子敌兵在城外，围困逼迫京城，太阳仍然温暖，天气依旧清明；如今既然想讲和，敌兵又稍稍退去，恐怕过错不在敌人。是后宫女宠干政太盛吗？然而陛下即位以来不亲近声色，后宫嫔妃不过二三百人，也没有地位名号特别尊贵的人，这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恐怕过错也不在后宫女宠。依臣看来，奸邪之人尚未清除干净，大臣之间又不和，百官各司苟且怠玩，这些都是阴气盛的征象，不能不知。自崇宁、大观以来，奸臣佞士满口夸张淫靡之说，专门媚悦君主，从来不敢有人谈论灾异；往往把腊月打雷说成祥瑞，把三月下雪说成瑞雪，有人还拜表称贺、作诗歌咏赞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百人〕

译灾祥、罪咎和异常现象，即使在太平时代也不能完全避免；这是上天用来警戒君主，希望君主修养德行以消除天变的，怎么可以忌讳而不说呢？臣今天首先谈到这些，只是不敢再仿效那些奸邪佞臣，欺骗陛下的聪明。臣听说蔡京、王黼、童贯、朱勔这些人，奸邪罪恶多得说不尽，天下百姓都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如今他们虽都已经受到惩处，有的处在善地，有的还保全了首领；他们的子孙亲戚还有没有全部流放诛杀的，他们的田宅财产还有没有全部籍没的。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奸邪还没有清除干净吗？陛下谦退自持，等待臣下进言；可是宰执在陛下面前争吵，毫无畏惧，有的诋毁同僚，有的中伤善良之人，难道不是大臣不和吗？陛下勤俭恭谨，留心万事；群臣却仍然沿袭旧日的态度，不能勤勉办理职事，甚至在人君休假的日子还亲临便殿、召见臣下，而百官有司却反而停办公务，难道不是百司苟且怠玩吗？臣愿陛下把蔡京、王黼、童贯、朱勔等人重新严加诛戮，他们的子孙亲戚一并流放，田宅财产一并籍没，以快天下人心。这样四海欢欣鼓舞，自然足以召来和气，阴雨寒湿的灾咎也没有不能消除的。” 然后把臣的这篇奏章交给臣下，告谕大臣各自专心协力，辅佐赞助圣明；断绝私心，消除旧日怨恨。百官各府也应当察看那些奸邪、怠惰而不能切实奉公的人，特别加以惩戒。这样就不会造成君主软弱、臣下强横，君主劳苦、臣下安逸，足以使阳德显明上升，阴气消退潜伏。然而这虽然是小小的变化，还不足以深深忧虑。臣一定要把这些作为进言，是担心陛下忽视它，不把它当作警戒。何况蚕桑和麦子正逢适宜的时节，如果阴雨不停，也不能没有损害，也不可不把它看作灾害。伏望陛下稍稍留意，臣将不胜幸运。” 御史中丞吕好问上奏说：“臣听说民间多有传言，说近日彗星出现在寅位。臣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总之上天垂示天象，是为了向下界显示警戒。彗星的意义，是除去旧的、布置新的。如果能够因恐惧而修养德行，改革弊政，退斥小人，任用君子，不但可以消除灾变、转祸为福，关键也正在于此。过去崇宁、大观年间，彗星两次出现，太上皇因恐惧而想改革的意见，在当时的诏令和赦文中都可以查考。然而小人充满朝廷，宦官在内相助，正直之人始终不能被任用，政事始终不能改变。蔡京是大恶人，驱逐不久又被召回，何况肯驱逐小恶之人吗？张商英并不是十分贤能的人，任用不久就被贬黜，何况肯任用大贤吗？党籍虽然销毁了，但禁锢反而更加严密；言论渠道虽然开放了，但钳制堵塞反而更加紧迫。罢免谏官，空置讲筵，使太上皇听不到自身的过失，也不思考古代治乱的道理；因此上天震怒，敌人深入侵寇，百姓惊惶，最终把帝位传给了陛下。陛下也想到这些了吗？”臣私下思考，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实行节俭，视百姓如同身受伤害；并没有过失显现在各方面，但天变又出现了，这是因为陛下想施行善政，却常常被左右近臣削改阻挠。” 因为如今所任用的人，仍是过去那些人；所施行的政事，也仍是过去的政事。名义上说是进用贤人，可贤人的主张没有能够全部施行；名义上说是疏远小人，可小人的欲望大多都能如愿。何况还有暗中伤害正道、公开倡导邪说的人；想恢复祖宗百年形成的法度，到今天仍未能恢复；想去除蔡京所谓继承旧制的奸邪说法，到今天仍未能去除，致使陛下的仁政不能施行于朝廷，仁慈恩泽不能流布天下。所以苍天这样昭示，是由此显明上天爱护陛下之深。《尚书》说：‘只有先代圣明君王，才能端正他的政事。’希望陛下体察上天的心意，除旧布新，端正政事，那么天下人都希望陛下留意此事。” 王襄论述彗星的奏疏说：“臣恭敬地读到八月三日《星文责躬诏书》中的条文，想到陛下将要依照旧例举行相关措施，而这些大多已经实行。臣深思，空泛的文辞不能真正回应上天谴责警告的实情，臣愚昧无知，私下不明白其中道理。臣听说，天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把太阳当作兄长、把月亮当作姐姐；上天爱护圣明君主，就像慈父爱护贤能的儿子。凡有灾异出现，并不是无缘无故，难道是想警醒陛下，补益陛下尚未达到的地方吗？臣伏思陛下即位以来，经历了三年，天下百姓仰目倾听，像久旱的禾苗盼得甘雨、饥饿的人盼望美食一样。虽然祖宗的法度日益见于诏令敕命之中，但蔡京、童贯的制度格局却没有在章程中改变。诏令说依照旧例办理，大多已经实行，臣恐怕皇天昭昭在上，仍有不能取信之处。蔡京、童贯掌权二十多年，蔡京在内改变法度，童贯在外败坏边疆，王黼又加以助长，才到了今天。今天的法度，不是祖宗的法度，也不是熙宁、元丰的法度，而是蔡京的制度格局；今天的边疆形势，不是祖宗时期的边疆形势，也不是熙宁、元丰时期的边疆形势，而是童贯的部署。陛下守着蔡京的制度格局而不改变，遵循童贯的部署而不废除；在朝臣下怀着畏惧躲避之心，不敢轻易进言；被疏远的人希求荣华利益，也不敢随便议论；却想招致祥瑞、召来和气，哪里容易做到呢？” 蔡京担任宰相时，任意纷纷更改政事，祖宗以及熙宁、元丰时期的法度，没有一件不遭到改变；凡是被改变的，没有不造成祸害的。如果把这些全部列举陈述出来，即使穷尽年岁、翻阅月日也不能遍举，何况在一封短短的书信中，怎么能说尽其万分之一？臣愿意姑且以今天的急务、国家的大政，举四件来说。养兵制度，是祖宗用来威服天下的；东南漕运，是宣武军因之建都的基础；财用的出产，是国家赖以维持的；陕西五路，是今天国家所依靠的根本。臣听说，五代纲纪败坏，士兵疲弱、将领软弱，每逢敌人来犯无不奔逃溃败，因此五十年间战乱接连不断。周世宗亲自斩杀旧将樊爱能等人，知道艺祖赵匡胤具有神武之才，便让他治理军政。艺祖把年老体弱、白吃粮饷的人全部淘汰，选拔训练精锐无敌的军队。当时中原不过几十个州，禁军不过几万人，六七年间向南夺取淮南，向北平定三关，百姓歌唱着有了归属，于是取得天下。艺祖沿袭前代的形势，在平原上建立京师，认为没有重兵就不足以控制四海。因此皇城以内有诸班军，京城以内有禁卫军，京城以外排列营寨，仍有数十里；半夜便整装赴朝，入城后奔走趋进。”

译营地驻在西面的，一定发给东仓的米，使他们路途遥远；每人背负两石粮食，不许雇人替代，以考验他们的力量。诸班军娶妻时，太祖便亲自带来察看；各军领取粮食时，太祖亲自前往。诸班军的妻子，都选取女子中身材高大的，希望她们的子孙魁梧杰出，世代担任禁卫而不断绝。太祖曾说：‘京师即使有几万精兵，何况天下呢？’他这样供养军队、训练军队、亲近军队、爱护军队，然后严格治理使之整齐，用厚赏激励劝勉，又加上深思远虑，为后世子孙筹划无穷。至于府界各县、辅郡县镇，只要依靠河道运输、容易运送粮饷的地方，无不驻兵三五千人，以重兵控制内地和外部，安排就是这样周密。等到王安石任宰相，想恢复三代的民兵制度，于是创立教保甲，暗中削弱禁军。臣在元丰年间往来京师，路上看到京城以南从延嘉以北，废弃的营寨和毁坏的堡垒绵延三十多里。当时禁卫精兵，不知有几千几万人。后来蔡京任意耗费军储，导致衣粮缺乏；供应不足，教阅之法便松弛；人们不再顾惜军队，姑息之心便产生。因此弱兵在市场上出售粮食，强兵在路上挑担，高俅在内部败坏军政，童贯在外部败坏边防，几十年间不知军力损失了多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皇城中原来诸班军驻扎的地方，如今成了殿阁池台；京城中废弃营地的地方，如今成了苑囿和豪宅。郡县百姓租种空置营地来维持生活的，大约以千百计。富裕大户尚且养着几十名健壮仆役，以防备暴徒来袭。陛下以天子之尊威震四海，可皇城以内没有诸班军值宿护卫，京城之中禁军很少，近畿和辅郡的士兵将领防备守御，几乎成了儿戏。一旦边境报警，就从远方征调闽越之人，全部调集淮浙的军队；这些人饮食习惯不同、风土环境不同，往返万里，屡受寒暑，即使没有遇到敌人，因疾病和劳累疲惫而受损的也有十分之四五。万一南方发生像鼠窃狗偷一样的小规模警报，又该怎样应付？即使没有警报，所有人都能平安回来，万里之外的人又怎能再次调来？这就是调动天下兵力、困顿天下百姓。以上是臣略谈养兵制度已不是祖宗的法度。臣听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护国家，自古帝王建都之处都可以考察。唯独宣武作为都城，是从朱梁才开始的，晋高祖天福末年又因就近取粮而迁都于此。祖宗认为没有重兵不足以控制天下，所以驻扎重兵来控制它；又因为重兵没有漕运就不足以供给粮饷，所以依靠东南漕运来养兵。” 东南漕运，取自六路每年的定额，共六百多万石；作为漕运根本的有三项：船、仓、盐。造船的制度是，六路的船用来供应江外漕运，淮南的船用来供应进入汴京的漕运，通常有六千只。用六千只船运输六百万石粮食，那么每只船每年通常运输一千石，船夫和船只的力量都有余，所以不劳苦也能完成。后来这种制度逐渐废弛，到章惇任宰相时，船只只剩四千，又调拨东河的船去运输西河的粮食，每装一船大石，船就往往损坏；等到运输完毕，损坏的超过一半。蔡京更改法度，改为直达运输，船运制度因此败坏。祖宗设置真州、扬州、泗州的仓库，名为转搬仓，六路漕运冬月也不停。江水低落，运河水浅，冬季潮水小，水位不能相应上涨，就关闭闸门而不能通行，所以在真州设置仓库来卸粮；潮水大时打开闸门，就依次在扬州、泗州卸粮。六路漕粮尚未运到时，发运司便收购粮食储存在仓中，加息充作替代粮，并责令补足原价。汴京漕船有六千只，又从较近的地方运输，所以每年赋税粮都能按期运足。仓中的木材数以万计，而且都是上等材料。蔡京把它们全部取去供应京师营造，其中有些虽重新兴建，也不足以遮蔽风雨。” 发运司用来收购粮食的本钱，又都耗费在没有益处的需求上，这就是仓储制度的败坏。臣私下观察蔡京的奸谋和困害百姓的大祸，没有比盐法更严重的。祖宗时期，河北的盐不实行官榷，以此便利河北百姓；河东自行设置盐监，以便利河东；东南征收盐税上供，把盐利交给六路，暗中作为六百万石漕粮的本钱；发运司又凭借它来管理各路漕运，并制定优厚的赏罚。因此三边粮饷充足，不依赖朝廷供应，东南漕运也常常足够六百万石的年度定额。蔡京想取得善于理财的功劳，又想供应那些无益的花费，所以把盐利全部收归中都。祖宗向三边输送钱币，蔡京却从官盐中收取利益，因此中都丰足而三边匮乏。西北粮储由此空虚，西北军队由此不能得到整治；河北百姓被驱赶车牛，役使男丁，搬运盐货，不得耕种纺织而破产的，不知有几千几百家。天下县镇争相邀功避罪，巡门散盐，以及茶、矾等物，官吏借机索取，骚扰纷纷，几乎说不尽。况且六路转运司直接供应漕运年度定额，所取自百姓的物资如今也已经耗尽。天下奏章堆积如山，其中果真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件事，难道不是因为国家边事尚未平息，还要依靠盐利来使用，所以不敢立即进言吗？” 然而在祖宗和熙宁、元丰时期，直到建中靖国初年，当时并没有征收盐利，国家用度为什么仍然充足？府库为什么仍然充盈？难道不是因为祖宗的正常收入法度有些尚未恢复，冗余官员和浮滥费用有些尚未削减吗？对于今天来说，讲求恢复旧制，裁减节省开支，用以替代盐利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保持盐法不变，又要求东南漕运像祖宗时期那样盛大；漕运不能接续，又要求内外兵马像祖宗时期那样强盛，臣恐怕不是几年之内就能希望达到的。以上是臣略谈漕运已经不是祖宗的法度。祖宗时期，对外设置转运司，负责一路赋税漕运；对内设置三司使，总管天下财赋，只是委任官员并责成他们完成事务。神宗皇帝文才武略，准备大有作为，用财有一定规制，节省财用也有政令。他开始把天下财赋分为两司：转运司只使用百姓的常赋和州县酒税，其余财利全部收入常平司，由常平司掌管收发，储备起来以待非常之用。后来罢除三司而设置户部，转运司的财赋隶属于左曹，常平司的财赋隶属于右曹。当时即使一个镇、一个县，也没有不出现钱串朽坏、粮食陈积的。等到蔡京掌权，把天下财赋全部交给各路漕臣办理，众人便纷纷随风而行。”

译本路没有办法周济供给，却还要进献羡余；百姓连正常税赋都交不起，而各县又急于完成每年终了的差额，于是命令百姓把常平钱粮取出，转作两税。州郡看见这种做法却不敢禁止，常平司知道了也不敢弹劾；上下相互蒙蔽，以姑息苟且的办法求得一时应付。贪污官吏借名冒领，狡猾的小吏和顽劣百姓也从中分取。征敛时申诉纷至，常平之政几乎要废除，常平之财也几乎要耗尽。即使想寻找精明强干的官吏来振兴常平之政，也将因天下冒名侵吞的案件多得无法胜数而不得不大量惩罚；编户百姓的财产也经不起这样征敛。这样一来，常平之政虽然名义上说没有废除，实际上却已经废除；常平之财虽然名义上说没有耗尽，实际上却已经耗尽。天下财货不知因而损失陷落了几千万亿，还何必拘泥于青苗法、助役法这些小事的利害是非呢？以上是臣略谈财用已不是祖宗熙宁、元丰时期的法度。陕西秦凤路，祖宗曾开拓巩州；熙宁、元丰时期，又开辟熙河、兰州等防御州，设置熙河路，以黄河为界，设置三关。那里土地平坦、牧草丰美，可以耕种放牧，实在是很大的功业。神宗皇帝时曾有人献上攻取青唐的策略，神宗认为那里只是国家的外厩，所以没有取它。”}], 神宗皇帝取得叠宕等州后，把方圆三百里的土地全部空弃，使汉人和蕃人都不居住在那里。青唐的马最为优良，而蕃人以肉和酥为食，必须得到蜀地的茶才能生存，所以熙宁、元丰年间设置了茶马司。大致以一笼茶计价三千钱，交换价值十万钱的马；每年用蜀茶换马二万匹，按三十年计算，国家常备的马就有四十万匹。这样，中国的军队怎能不强盛？外族的势力怎能不削弱？自从湟、鄯、廓州归入朝廷，茶司的本钱又全部用来买珠玉，国家的马至今已经没有多少了。神宗皇帝当初不建立叠宕等州，难道不是因为筑城没有好处、守卫实在困难吗？又因为要把这些地方赐给忠顺的蕃人，让他们在其中耕种放牧。叠宕的土地既然都很贫瘠，湟、鄯等州又是万山连绵、土地坚硬贫瘠，几乎不是人迹所能到达的地方。童贯仰仗国家的财力，耗尽军民的力量，收复三州，增筑城寨，又在熙宁、元丰年间空弃的土地上筑城，却自以为有功；于是分驻军队和将领，转运粮食。弓箭手、民兵是五路的根本，每次派遣他们戍守，一个月更换一次，就必定要自己购买牲口，背着干粮、器械等所需物品赶去。路上遇到蕃人寇盗，往往遭到杀戮掠夺；有时戍守满两三个月，又应当再次前往。这样劳苦耗费，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而熙河包氏的军队最为忠顺，神宗皇帝特别宠爱优待他们；一旦心中不满，势必不肯为我们所用。这就是熙河军队寡弱不振的原因，恐怕四路的军队也会如此。如今士大夫看见边地军队凋敝，就认为它们未必胜过东兵；看见西部的马病弱瘦瘠，就认为未必比得上东马。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些军队和马匹强盛的时候，只看到了衰败之后的情形。陕西的财赋以一百万为标准，常常拿七十万专供熙河，拿三十万供给秦凤、泾原、环庆、鄜延、永兴军路。熙河的财赋通常有十分之七八用来供给新边的费用，于是童贯所经营的新边常常耗尽财力；陕西各路也常常烦劳朝廷供给补助，并把祸患带给天下各路。自从宣武军成为京师，朝廷依靠河北、河东、陕西作为根本，所以祖宗时期优厚抚恤河北百姓，不横加赋税；军队也不调出戍守；盐也不实行专卖。自从蔡京耗尽河北的财力，专卖那里的盐，困苦那里的百姓，疲敝那里的军队，又加上中间盗贼蜂起，如今边境战事尚未安定，河东、河北的百姓正仰赖朝廷救援，不能依靠它们作为强盛的根本，而陕西的军队和将领还能够供朝廷应付缓急之用，那么陕西作为根本的重要性就很清楚了。陛下怎么能不顾惜这个根本，加以封植培育呢？臣料想朝廷大臣并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些，只是自从亲眼看见责罚党人、指责弃地的罪名后，常常畏惧，瞻前顾后，不敢说话罢了。这是臣大略说明边防不合祖宗法度的地方。臣希望陛下考察、恢复臣所说的话，再详细思考，那么陛下今天的政事，果真全都实行了祖宗的旧例吗？果真是在因循蔡京、童贯的规划吗？蔡京、童贯的罪恶，天下没有不想杀他们的人，大概是因为他们像蟊贼一样残害百姓、蛀蚀国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假使蔡京的盐法没有改变，而童贯仍然对国家有功，实行几十年也不可更改，臣恐怕事实绝不是这样。即便如此，常平之政也不可废弃，关键在于整顿弊病、恢复废弛，并采取适中的制度。新边的土地不可轻易放弃，关键在于根据事情采取适宜办法，把失败转化为成功。至于养兵的制度、漕运的办法，又在于谨慎审察并努力实行。祖宗的法度彼此牵制，如犬牙交错，不可偏废。若谈养兵，就要联系漕运；若谈漕运，就要联系盐法；若谈财赋，就要联系常平；若谈边防，就要联系茶马。千条万目，哪里容易一下子说尽？朝廷的股肱、国家的心腹，必定有奇才大略、能够替陛下处理这些事务的人，这不是臣这种疏远之臣敢于擅自议论的。从前仲山甫只是周朝的贤相，诗人歌颂他的功德，却说“爱之却不能帮助他”。何况圣明的君主巍然在上，恭敬节俭、谨慎畏惧，日夜忧劳，减少珍贵膳食七十种，放出宫女六十人，常在便坐处理政务，不演奏音乐。即使尧、舜住茅屋、筑土台，夏禹住低矮宫室、吃粗淡食物，也不过如此。可是陛下临朝亲政已经三年，治理功业仍未进展，难道不是有合于《周雅》所说“爱之却不能帮助他”的情形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正处于继承帝位、守成守文之时，又逢创业垂统的时运，应当以太祖的神武英断平定祸乱，以仁宗的仁慈纳谏安养百姓，以神宗的聪明刚健整顿、振兴各项法度，不可过分退缩推诿，日复一日地拖延时机。天下的事情已经耽搁三年了。从前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何况如今正是救火救溺的时候，怎么可以坐看二十七旬过去呢？况且自古君臣之间一定要道理相合、德性相契，披肝沥胆、彼此照应，即使骨肉亲情也不能从中离间。所以商高宗把傅说比作旱年的雨，刘先主把诸葛亮比作鱼儿得到水；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成就事业。《尚书》和史传所记载的人中，很少有能够兼任将相的人。汉高祖任命萧何为相、韩信为将，于是西楚就不难消灭了。

译然而推荐韩信的人是萧何。唐太宗让房玄龄、杜如晦为相，李靖、李勣为将，那么天下就不难平定了；但成就李靖、李勣的人，正是房玄龄、杜如晦。陛下以此来观察，将相的人选一旦确定，将相的职责一旦确定，朝廷就敢于筹划军旅之事，将帅也能专心追求功名。朝廷之上运用天下，像身体使用手臂，像手臂使用手指。比如杜黄裳平定西蜀、李德裕平定河北，指挥调度、发号施令都不必离开宴席，两路便得以平定。如今朝廷的人才，难道没有杜黄裳、李德裕这一类人吗？至于条令不便、官吏贪污、征敛违法、执行不善，这些都是挑出的一些小问题，是监司、郡守凭一句话就能除去的弊病，哪里值得让陛下过多牵挂呢？臣年老多病，只待早晚辞世，愿意说一句话后便死于故乡。冒犯陛下，恳请陛下留意。侍御史李光论彗星的奏札说：“臣听说《易经》说：‘上天垂示天象，显现吉凶，圣人便取法于它。’观察天文来验证政治得失，确实是圣明君王首先应做的事情。臣近来恭敬地看见，彗星出现在寅、艮之间，运行度数非常快，这是重大的变异。有人传说朝廷采用阴阳家的说法，按照分野来讲，这是敌人灭亡的征兆。这恐怕是进谏的人用甜言谄辞来取悦陛下。陛下如果轻信这种说法，不再有答谢上天谴责的意思，就会损害盛德，这不是宗庙和百姓的福分。臣听说孔子作《春秋》，不记载祥瑞而记载灾异，是想警戒君主，使他们知道恐惧、自我修省，以回应天变。没有听说过把灾异归咎于吴、楚。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彗星出现三次，祸乱随即应验；周王室衰微，上下互相怨恨，这些都是人事感应所造成的。上天的心意仁爱君主，所以出现灾异来谴责、告诫他们；没有听说上天仁爱荆蛮，想让它们修省。陛下万一被邪说迷惑，把天地间的各种变动都按分野来解释，那么陛下的过失，从今以后还有谁敢说呢？天变的发生，有的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有的在事情已经发生以后，都是为了使君主觉悟。” 所谓回应天变的方法，哪里还有别的呢？只在于修治人事罢了。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即位以来，凡是施行的事情，无不在上合乎天心、在下顺应人意；勤劳节俭、忧勤国事，没有听说有什么过失。然而在举措之间，怎么能每件事都恰当呢？也应当彻底追究招致灾异的原因，以至诚之心行正直之道。政事中不适当、不公平的地方，或许还没有加以治理；百姓失业、困穷的情况，或许还没有加以防止；奸邪之徒迷惑君主听闻，或许还没有加以察觉；言路渐渐又有堵塞隔绝的忧患，那么阴阳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天地的变异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这就是臣身居言官之位而不能默默不言的原因。冒犯天威，臣实在惶恐激切到了极点。” 高宗建炎二年，中书舍人滕康上奏说：“去年郊祀前发生日食，太史官没有上报，朝廷大臣也没有告知，使陛下用来回应上天的措施没有做到，因此逆臣敢于萌生叛逆之心，却没有事先的警戒。陛下即位已经两年了，怜悯爱护百姓的政令只是空话，百姓没有受到恩惠；哀痛自责的诏书没有落实到事实，四方不认为可信。忠臣和奸佞一同奔走，而众多士人离心；刑罚和赏赐失当，三军士气沮丧。臣希望陛下把建炎初年以来所下的诏书、所施行的政事取来，仔细思考、审慎衡量，难道没有一两件与臣所说相类似的吗？希望参照考察其中的得失，停止实行错误的部分。”皇帝再三褒奖晓谕，称赞他有谏臣的风范。建炎三年六月，淫雨不断。皇帝下诏征求直言。中书舍人季陵上言说：“金人连年侵扰驰突，百姓陷于战乱，积聚的怨气导致灾异发生，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先王纠正自己的政事，那么属于我们的责任，难道可以忽略吗？臣看朝廷没有能够专断决策的大臣，只是将领的权力太盛；宫中没有嫔妃私下干预的情况，只是宦官的旧习还没有革除。如今将帅拥兵自卫，渐渐形成跋扈之势。苗、刘突然发动叛乱，勤王军队一到，便凌辱官吏，没有人敢过问。这是将帅权力太盛，因此干犯阳道。宦官纵横，上下共同愤恨，最后死在贼人手中，足以作为警戒。近来听说又召回蓝珪的党羽，他们彼此庆贺，听到的人都咬牙切齿。这是宦官旧习未革，因此干犯阳道。《洪范》把吉征说：‘恭敬，适时的雨水就会降临；谋虑，适时的寒气就会到来。’把凶征说：‘狂妄，长期下雨；急躁，长期寒冷。’自古天子出行，一定要载着宗庙神主，以表示尊崇。前些日子仓促迎奉，不能按照礼制办理。到了钱塘，把太庙安置在道宫，祭祀享献有所缺失，把神御停留在河边，安奉又延误了时间；不恭敬的过失，我认为应当由宗庙承受。近年盗贼一概允许招安，却没有防止他们再次叛乱，反而落入了他们的计谋。” 忠臣的愤恨没有得到昭雪，百姓的冤屈没有得到申报；没有预先谋划的过失，我认为应当由盗贼承担。道路上的传言说，皇帝的车驾不会久居这里；臣私下推测，绝没有这回事。假如真有此事，岂不是狂妄吗？自从军队兴起以来，已经编立保甲，又改设巡社；既招募弓手，又招募民兵。民力已经耗尽，却还要继续征发，难道不是太急迫了吗？这些都是阴道过盛所造成的。”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御史中丞张守论述灾异来源的奏札说：“臣恭敬地依据诏书所示：盛夏时节却经常寒冷、阴天长久，灾异的到来一定有它的原因。现在命令侍从、郎官以及台谏官逐条陈述朝廷的缺失，是想用来回应天变、收拢人心、召来和气，仰见陛下敬畏上天的威严，遇到灾害便感到恐惧，这正是古代帝王的用心。臣任职宪府，既然受到询问，怎敢不竭尽愚见？” 臣听说上天的心意爱护君主，除非是极其无道的时代，否则一定会降下灾变来谴责、告诫和使其警惧。等到君主以至诚之心修身反省，就能把祸患转化为福分，迅速得如同声音和回声一样。

译《左传》说：“大禹、商汤归罪于自己，他们的兴盛就会迅速到来。” 这不只是有归罪于自己的言语，而且有责求自己的实际行动。陛下归罪自责的诏书，已经多次下达了，但上天还没有悔除祸患，恐怕是实际行动还没有做到罢了。假如能够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又怎么知道上天的谴责、告诫和警惧，不是在诱导扶助陛下开启中兴事业呢？臣去年秋天曾经上奏，希望陛下居住、饮食、行动和享用之时，都想到徽宗、钦宗二圣和太后；奏词颇为繁细，或许有些简慢了圣听，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一日面南为君的欢乐，而忘记二圣在万里之外北行的悲痛。不要以为宫禁深邃，外面就没有人能够听闻。端正内心、意念真诚，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那么还担心天变不能消除、人心不能稳固、和气不能到来吗？即便如此，高宗曾有鼎中出现雉的祥瑞，祖己却训诫他说：‘只有先纠正君王，端正他的政事，才会使各件事情都端正。’臣请替陛下把这番道理说完：长久寒冷、阴天不止，是阳气衰微、阴气过盛的征兆。臣下，是君主的阴；外国，是中国的阴；盗贼，是所有百姓中的阴。如今朝廷不能控制将领，将领不能控制军队，强横的人倚仗宠幸，已有跋扈的风气；平庸的人拥兵自保，打着苟且偷安的主意。派军出征，就一定要广泛索求官爵和金帛，才肯出发；没有功劳回来，却又泛滥地登记首级和功劳，邀取皇上的赏赐；虚报军队人数，冒领供给；欺凌州县，索取犒赏；稍不如意，就放肆地抢夺掠取。这些就是臣下势力强盛。敌人连年欺凌中原，接连攻陷郡邑，势如破竹，深入淮甸，轻易得如探囊取物；到了山东，便安然肆意妄为，经历这个夏季炎热，也没有退兵的期限。假使我们选拔将领、整饬军队，本来可以袭击夺取，如今却上下畏惧怯懦，没有人敢过问。这些就是中国力量衰微。狂妄的寇盗和溃散的士卒，像蚂蚁聚集、蜜蜂成群，大的有几万人，小的有几千人；远的像星星一样散布在京西，难以全部讨伐，近的在淮甸张牙舞爪，毫无忌惮；有的暗中窥伺，图谋索取要地，有的公开接受招安，却肆意抢劫。这些就是盗贼势力强盛。阳气衰微、阴气过盛，已经清楚可见。因此法纪尚未建立，号令不能推行，人心动摇，国势危急收缩；而正当万物生长的时节，连月阴雨不断，寒气不散，宿麦在即将成熟时遭到毁坏，禾稼在正茂盛时受到伤害，物价飞涨，商旅断绝。到了秋冬之间，敌军骑兵向内进犯，盗贼又趁着饥荒之后发动，他们的祸患怎能说得尽！天时和人事已经到了这样的极点。陛下看看今天的形势，与去年相比哪一年更好？可是朝廷的处置安排，大概和从前没有不同。等到发生像今年春天维扬那样的变故以后才来谈，即使斥逐大臣，也无法挽救祸患。臣又听说汉代制度，发生灾异便罢免三公，所以陈平说：‘宰相在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在下使万物各得其宜。’御史大夫萧望之说：‘日月光芒减弱，过失在我们这些臣子。’宣帝认为这句话是轻视丞相，认为天变到来时，宰相应当预先承担责任。臣私下见某人虽然有勤王的功劳，却本来没有辅佐君王的谋略。论才能，办理一项职务还绰绰有余；论器识，统理万端事务却不够。谋划计算尚且没有达到从前的成效，难道不是危险吗？唐代张守珪击败可突干有功，唐明皇想任命他为宰相，张九龄说：‘宰相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不能拿赏赐功劳的办法任用。’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如今某人是凭勤王之功入任宰相，岂不是近于以功劳作赏赐吗？吴起与田文论功，田文有三方面不如吴起；朱买臣责问公孙弘十件事，公孙弘一件也答不上来。最终田文做了魏相，公孙弘辅佐汉朝，这说明宰相自有宰相的体统。所以黄霸长于治理百姓，等到做了宰相，功名反而比治理郡国时减损了，这是因为人的才能各有范围和极限。某人本来没有明显过错，但没有听说他有经世济民的谋略。若因秋防将近，不宜罢免他，那么臣愚昧地认为，不如另选文武全才、海内推服、公众愿意让他做宰相的人，亲自提拔并任用他。这样或许可以共同谋划、互相协作，各自发挥所长，弥补过失并纠正、挽救灾患，那么天变也可以消解，和气也可以召来。从前汲黯在朝，淮南王便停止了谋反；杜黄裳做宰相，两河便得以收复。这是因为他们的威望能够镇服万物，精神足以折冲御敌，并不一定要事事更改制度，臣下就已经对他们敬畏，敌人因而震恐，盗贼也因此退避服从了。恭敬地希望陛下对内极其严肃恭敬、谨慎畏惧，以修养自己的德行；对外重新选用辅弼大臣，以整顿政治。人事既然尽到，上天的心意必定归附。古人说：‘事情还没有到来时就谈论它，固然可能成为空话；等事情已经到来，又来不及了。’今天的事实关系到国家存亡，如果只顾畏惧躲避而不说，清正的舆论不会容许；触犯权贵的罪过，圣明的陛下一定会宽赦。希望陛下留意，不要把这些当作空话，天下幸甚。殿中侍御史张守请求捕捉飞蝗的奏札说：臣查访得知，京西、京东飞蝗成灾，上至京师，下到淮甸，远近都忧虑恐惧，担心失去秋收。因为军队战乱之后，必定有凶年；这是说战争杀伤造成的怨气，损害了阴阳的和谐。过去周宣王遇到灾害便恐惧，反躬修行，从而实现中兴，仿佛是上天有意警示。陛下正施行振兴中兴的政务，臣恭敬地听说淳化三年六月，飞蝗遮蔽天空，径直向西南飞去。” 太宗皇帝对宰相说：“我实在担心飞蝗会伤害田里的庄稼，忧心得像被捣击一样，赶快派人骑马到它们聚集的地方察看。”当天晚上下了大雨，深达一尺多，蝗虫全都死了。庆历四年六月，仁宗皇帝对辅臣说：“正值年成干旱，飞蝗却大量滋生，百姓有什么罪过？朕默默祈祷上帝，愿意把罪过归到自己身上。”章得象回答说：“臣不能辅佐陛下治理、宣扬教化，以至于招来灾害，反而给陛下增添忧虑。如今圣上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上通天意的应验。希望圣上上体祖宗的德行，下怜悯百姓的灾难，以德胜过妖异，来消除天变。”于是又下令各地监司、守令查考有关条令，并合力扑灭飞蝗；倘若能够不失收成，或许可以使战事兴起之时，国家的财用和百姓的粮食不至于过分困乏，天下幸甚。

译绍兴四年，张浚上书请求修养德行、选用贤才以消除天变，说：“臣私下认为，国家不能争胜，患难接连而来，强敌欺凌，天下沸腾。徽宗、钦宗二圣长期被征留在远方边塞，皇帝的车驾还没有回到中原。敌国之间的战争正在兴起，远未停止；郡邑有一半陷于敌手，百姓全都困在战乱泥涂之中。自古以来祸乱聚集，很少有像这样的。若一定想使上天悔除祸患，使百姓获得安宁，若不是君臣之间互相勉励，痛心劳苦，修养德行、彰明诚信，大力惩治奸邪，彻底改变风俗，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去除谗佞，屏退声色，减少嗜好欲望，崇尚节俭，又怎能对上回应天变、对下安抚民心呢？四海百姓还远没有休息的日子。往昔黄帝遭遇蚩尤之乱，大禹遭受洪水之灾，最终却能够诛灭祸患、归于太平，正是因为君臣上下苦心劳形，堵塞邪曲之门，打开公正之道，天人相应，远近共同谋划，所以能够平定难以化解的寇乱，成就空前的功绩。由此可知，要应对非常的变故，必定应当得到非常的人才。臣又深思，自己自从承蒙特殊待遇以来，深受陛下眷顾知遇，虽然遇事不逃避困难，却没有功劳可以记载。自己知道力量微小而责任重大，只能志向远大、内心忧劳。” 何况臣滥居政府以来，天文失常，风雨失时，敌人侵入内地，盗贼频繁兴起，早晚自我反省，畏惧更加深重。想要建立世所罕见的伟大功勋，必定不是微臣所能做到的。希望皇帝陛下念及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怜悯边疆百姓的灾难，命令自己清心寡欲、敬畏上天、思念罪过，然后选求贤能之士，委托他们办理功业，给他们以一定年限，逐渐谋求复兴事业，使臣能够请求退身离去，以终了余生，或许可以免于跌倒，仰赖天地生成万物的恩赐，这是臣最大的愿望。”张浚任观文殿学士后，又上奏说：“臣听说太史推测天象，认为来年正月初一将发生日食。臣私下认为，上天爱护君主，必定以灾变显示给他看，使他畏惧、自我修省，努力求得善治。君主修养德行、敬畏上天，上天便会眷顾保佑，使国运长久；如果懈怠忽略、不知反省，把灾祸归之于时运，那么祸患将多得说不尽。然而回应上天的道理，在于实际而不在于文饰，应当从内心求取，在行动上考察。内心有不足的就努力补足，行动有不善的就改正。像上天一样无所不公，像上天一样无所不容，像上天一样至诚无私而不失信，哪里还忧虑治理之道不能兴盛，哪里还担心贤才不能到来呢？” 希望陛下留意，不要忽略。”绍兴三十二年，张浚上奏飞蝗成灾的情形说：“臣本月十一日午后，乘船驶出国都城门，看见飞蝗从北向南，绵延数里。臣私下认为，灾异的兴起一定有它的原因。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忧劳于各种政务，怎么会容许有这样的灾害呢？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更加敬畏，以此回应上天的心意。或者上天爱护陛下，正要在开始时以此警戒勉励您，帮助成就圣德，扩大皇业。还请求陛下接见近臣，赐给他们清闲的时间，询问时政，务必使恩泽切实惠及军民。臣愚昧而内心十分恳切。绍兴元年，临安发生火灾，延烧数千家。进献意见的人说这不是灾异。殿中侍御史魏矼上言说：“《春秋》记载鲁定公、哀公年间多次发生火灾。解释的人说，孔子有德而鲁国不能任用，季孙有恶而不能除去，所以天降下责罚。如今朝廷之上，难道没有奸邪谄佞之人尚未驱逐吗？百官之中，难道没有结党依附、奔走竞争的人尚未淘汰吗？士大夫中有公正忠诚、素有声望，以及怀抱道术、具有才艺、有谋略、有操守的人，难道还没有被任用吗？在位的人害怕别人排挤自己，正在遮蔽贤才，没有听说他们推诚尽公、广泛招致俊杰；应当以定公、哀公时期的过失为鉴，辨别邪正，赶快加以提拔任用。” 绍兴三年，天旱地震，皇帝下诏让群臣陈述政事。温州知州洪拟上奏说：“法律公正地实行，人们就喜悦而气氛和谐；实行偏颇，人们就怨恨而气氛乖戾。姑且拿小事来说：近来监司、守臣进献羡余便被罢黜，宣抚司进献却受到接受，这说明法律的施行只涉及疏远之人。有的人从一般官员升为侍从，躺在家中处理职务，从未入朝谢恩，却得到了优良职位而离去；如果鼓院官以疾病为由不参加朝见，就斥退罢免，这说明法律的施行只涉及冗散卑贱之人。酒类专卖立法十分严厉，犯法的人要没收家产作为赏赐；大官、权臣连营列障，公开酿酒卖酒，却不敢过问，这说明法律的施行只涉及孤立弱小的人。小事尚且如此，推而广之，怨恨就会增多，和气就会受到损伤。”侍御史张大经因旱灾应诏上奏说：“人心不和，是导致旱灾的原因之一。民力耗尽而愁叹很多，军士贫困而怨嗟众多，这是当今最大的弊病。州县之间，绢帛多半被折价征收，米粮却过量收取赢余；关卡和市场苛刻征税，酒类专卖禁令严峻。内外军队的将帅多出自权贵宠幸之门，营求私利、使自己富足，平素就招致众怨。军队教阅废弛，军容不整。况且近臣的豪宅名园，违反法律、逾越制度；别墅中开设店铺，到处都有。” 如果不是靠贿赂馈赠，凭什么满足他们的欲望？希望陛下疏远斥退奸邪腐败之人，断绝幸进之门，把君主应尽的职责放在心上，使宰辅能够统提纲领；这样，天下的事务才会有人能够办理。吏部侍郎廖刚论述救治旱灾的奏札说：“臣听说，五谷丰收是金气，水灾是水气，歉收是木气，旱灾是火气，这是天数。即使尧、汤在上，也不能避免水旱。圣人只是不因为天灾而废弃人事，所以恐惧、自我修省，一定认为是自己的德行过失招致的，正如商汤以六件事自责。商汤作为君主，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检点自身唯恐不及，而且不吝于改过，哪里还会有这样的过失呢？全是因为他敬畏上天的威严，不敢懈怠安逸，以真诚来回应。正因为这样，即使有七年旱灾，后世也不认为那是上天的谴责，而都归于天数，是因为他回应上天的措施没有一样不尽到。否则后世为什么唯独偏爱商汤呢？近来连续几个月不下雨，陛下内心忧伤，饮食休息都不能忘记，内外共同知道。臣希望陛下试着在心里反复思考，像商汤所忧虑的六件事那样，自己是否也有这些过失？有过失而不能改正，就是回应上天的实际行动还没有做到；即使祷告祭祀等一切事务都准备齐全，也只是形式罢了，不足以感动上天。只要真诚达到极点，有过错就改正，那么没有不能感格的远方，没有不能消除的灾害。短暂的旱灾，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也不过是取法于商汤罢了。臣这番浅陋直率的话，惟请陛下裁量取舍。”

译廖刚任御史中丞后，又上奏说：“臣私下想到旱灾长久不止，圣心焦虑劳苦。像臣这样身居言责之职，本应有药石般的直言，略微补益圣政；但臣孤陋浅薄，竟不能有所贡献，怎能不极其惶恐惭愧呢？然而臣私下料想，陛下早晚反省思考，寻求导致旱灾的原因，大概已经无所不至。臣又怎敢默默自止？臣听说先儒论道：‘五行中土能制水，土木工程兴起，水气就会受到阻塞，这种征候就是旱灾。’近来营造宫殿、兴办土木工程，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这是为了奉养太母，不能停止，而且即将完工，臣不敢再说。至于运河淤积二十多年，如今突然要疏浚，从杭州到秀州，总共一百多里，所需工力以数十万人计算，却想让残余的厢兵和道路防手来完成，期限又限定半个月，难道不是使百姓疲病吗？挖土运泥之事，如果真的依靠防手，绝对办不成；势必向民户摊派夫役，名义上说是和顾雇用，防手借此救济饥荒，其实都是田间的农民。正值旱灾长久不止，农夫嗷嗷待哺，每天盼望灌溉之恩，正如及时雨将要到来，却被官府拘役，不能回头顾及自己的私事，难道不会妨害农事、招致怨恨吗？” 臣认为上天降下灾异，正应当恐惧、自我修省，安静等待变化，却反而兴起大工程，严重扰乱百姓，恐怕不是回应天意的办法。臣并非不知道开河有利，只是现在正不是时候。又有几件违背人心的事，请让我继续说。刘光世获赐宅第，漕司收购木材，凡是从数十里外运木排来的人，不问大小长短，一律截下，不许卖给外人。已经买下的，有的被留下却没有支付价钱；尚未出售的，有的被压低价格，日渐贬值。木排鳞次栉比，堵塞河道；漕司所派的人员倚仗势力骚扰百姓，颇为民害。这样的非紧急工程，难道不能稍微缓一缓吗？这是第一件。参选的冗员充满官邸店肆，大多遭到疑忌和刁难，受到百般阻抑。比如沿海巡尉私自漏卖盐达到三十斤，就妨碍任职注授；即使已经送交吏部审核，也必须下到原任州县重新取得保结证明。因这件事被拖延滞留的，都是初次参加铨选的人，很多是县丞、司法等官，即使人数很多，也不许破格差注。然而广南的州军，多由当地人暂代职务，往往经过多年，因为内地任职期满的人通常不肯屈就那里。臣认为，与其滥用当地人暂代，哪如限定一年或三季，准许破格注授官职？这样或许能使寒门士人不再有滞留的叹息。” 这是第二件。近来各营寨强行刺取百姓充军，已经下达圣旨加以防禁制止，现在稍有革除。然而已经刺入军籍的人很多，有乡村良民，有挑担贩卖的小商人，也有独子、需要奉养父母的人；即使多给他们衣粮，也并非他们的愿望。臣希望特地下达圣旨，明确赦免将校等人强行刺取百姓的罪过，听任这些人释放出去，发给凭据让他们回归农本，这样受到鼓舞的人就多了。这是第三件。恭敬地想到陛下忧劳到了极点，以至于不食荤肉，那么凡是能够顺应人心、符合天意、召来和气、消除灾害的事情，就没有不应当做的。何况这几件事都关系到百姓的休戚，近在眼前；只希望圣上加以省察，臣就万分庆幸。中书舍人洪遵论述祈雨时应当警戒之事的奏札说：“臣私下看见，从入冬到现在，连续数月没有下雨，民情嗷嗷，没有办法维持生活。陛下夜晚警惕、勤于治理，孜孜不倦地挂念百姓，忧虑旱情的心意甚至显现在梦寐之间。僧道祈祷禳解，没有一个神祇不祭祀；甚至赈济饥民穷人，审决监狱案件，停止屠宰，发放仓粮，大官的膳食改为蔬食，已有几十天。每次面对公卿大臣，焦虑劳苦、忧愁叹息都显现在面容上；左右侍从见了，也都神色为之改变。上天非常明白，仿佛回声一般有所回应。三天的甘霖因真诚而接连到来，朝廷内外互相庆贺，欢喜得几乎要起舞，天下幸甚。从前成汤遭遇旱灾，用六件事自责，直到七年后旱灾才停止。《春秋》记载鲁僖公时三季不下雨，是为了显示他忧虑百姓的深切。如今陛下不忍百日旱灾，发出精诚，从饮食、言语、行动之间求取原因，不到几天便得到巨大回应。这样与成汤的七年、鲁僖公的三季相比，远远超过了他们。拥有盛德而没有惭愧的言辞，实在是人生难事；万世之中遇到这样的大圣人，真是伟大啊！臣入朝为官时间尚短，却蒙受陛下最深厚的恩顾，不敢作颂诗来宣扬大恩，只有恳切希望陛下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即使遇到休祥，也不要自以为已经足够。” 想到万端政务之中，应当警戒的事情还有赈济饥民、审决案件这四端以外的许多方面，愿陛下长久思考怎样上合天心、下顺民情。像今天祈雨这样真诚地治理，治理之道就会光明，甚至足以使千古以来的功业相形见绌，那还用说什么成汤、鲁僖公呢！臣愚昧无知，只希望陛下留意。洪遵任秘书省正字时，请求禁止奏报祥瑞的奏疏说：臣听说《春秋》的写作，是给万世留下规戒。上至日食、雨雹、陨星、雷电，下至麋鹿过多、有螳螂、蝗虫滋生等类别，细微之事都必定记载；唯独祥瑞之事，完全没有听说。难道二百四十二年间，竟然都没有值得记载的事实吗？这是圣人垂示教诲，认为祥瑞没有益处。秦汉以来，世代君主往往借祥瑞来粉饰太平，所以这种说法渐渐盛行。至于黄龙出现在刘聪时，苍麟、白鹿出现在石虎时，凤凰、驺虞出现在王建统治时期，这些都是乘时僭窃者，哪里有什么祥瑞？而那些引导、劝进的臣子，竟然全然不知道。史册记载清楚，其中大概有《春秋》的深意。只有北魏世宗时期，芝草生长在太极殿，崔光引用庄周所说‘气蒸成菌’，指出这并不是祥瑞，他的话忠诚恳切，可以作为后世的龟鉴。恭敬地想，陛下的圣明谋略如同天成，光大开启中兴，年年又有金穰，可以说是真正的上等祥瑞。绍兴初年，蜀郡有人把所谓符瑞进献上来，朝廷立即削减他的官秩；四方听闻后，无不歌颂圣德。十多年以来，权臣专擅朝政，诈称祥瑞应验，邪佞谄媚之徒迎合依附，借此作为谋求升进的办法，臣不敢一一列举。” 比如衢州的宝碑，是存心献媚谄佞，类似于符命；赣州的树木长成“天下太平”四字，字迹是刻凿出来的，十分明显，有见识的人都嗤笑；福州的竹子结实，不过是传记中记载的现象，起初就不是吉祥的证据。从这三件事来看，大概就全能看清了。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专门下达明确诏令，从今以后州县不得随意奏报祥瑞；那些特别显著、确实奇异而不能湮没的事，才上报礼部。这样或许可以洗涤浇薄的风气，转化为忠厚，以符合陛下谦逊谨慎的本意，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臣愚昧无知，只希望陛下留心听取。《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零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