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

译还是姑且坚守而不去顾及呢？根本之重，难道能不加思考吗？这是第三件应当忧虑的事。战争一旦兴起，调度事务繁多，公家和私人的积蓄又会极度耗尽空虚。不向百姓征取，还能从哪里拿出来呢？从前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绩冠绝江左，但用兵没有多久，已经命令王公以下直到富民各自贡献金帛资助军费，甚至摊派借取的数额牵连到僧尼，史册记载下来，后人把它当作笑谈。本朝宣和年间内外富盛，只因燕山之役，便命百姓缴纳免夫钱，盗贼也因而兴起。近年以来，百姓贫困到了骨头，圣朝正在变更政事、施行抚恤，连正常赋税尚且有时减免，怎么忍心再横加征敛？而外地军政机构所需物资按惯例下达给州县，州县又从哪里筹办？不过是责令百姓承担；在凋敝困苦之后，哪里承受得了剥削？臣前日守温陵时，看到防江制司下令收买藤、麻，所到之处百姓都以为苦。近来到三衢，又听说漕司下令收买楮皮，衢州、婺州的百姓不胜愁苦叹息。藤、麻、楮皮这些小事，只要稍微增加摊派，人们已经无法承受。假如用兵连年，需要的物资广泛增加，想不进行征敛，势必做不到。人穷困就容易作乱，奸邪盗贼乘机而起，忧患发生在腹心之地，实在不是小事。” 这是第四件应当忧虑的事。刘裕讨伐燕国，孟昶实际赞成了他的决策。刘裕向北进军后，内地空虚，卢循、徐道覆的谋划因此犹豫了很久。晋朝能够有所防备，幸而击破贼军，难道能说这就是周密谋划的结果吗？前面的事情就是教训，不能不引以为鉴。这是第五件应当忧虑的事，加上前面所说的两种困难，便是这五种忧虑。臣因此冒昧献上收敛力量、务求实际的意见，只希望陛下体察臣的忠心，而不要认为臣是故意追求异论。君臣贤明相会，应当早日确定大计。臣恭敬恳切地尽忠，实在到了极点。” 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上疏说：“八陵有可以朝拜的道路，中原有可以收复的机会。凭借大有作为的资质，遇上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机，那么事情成功，本来可以坐等筹划了。臣不担忧出兵没有功劳，却担忧事业力量无法持续。有功劳却达到无法持续的地步，那么忧患就深重了。自古以来英明的君主，必定先治理内部，然后治理外部。陛下看看今天的内政，已经整治好了吗？还是没有整治好？过去在没有亲自掌握权力以前，弊病总共有多少？如今亲自执政以后，已经更新改变了多少？想要任用君子，却没有让他们的志向完全伸展；想要除去小人，内心却没有完全改变。上面有振作精神、重新开始的意图，士大夫中苟且偷安、不肯担负责任的人却依然如故；朝廷有禁止馈赠、告诫贪污的命令，州县贪赃受贿、不知满足的人却依然如故。想要推行楮币法令，外郡的新楮券虽然价格低却无人购买；想要平抑物价，京师的各种货物却仍然同过去的价格没有区别。纲纪法度多有废弛而没有振作，赏罚、刑法、号令都被轻视玩弄而不严肃。这些都是陛下国内的臣民，仍然是命令他们却不服从，发动他们却不响应。竟然还想开辟乾坤、统一天下、制服奸雄、挫败强敌，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吗？” 这是臣所忧虑的第一件事。”“自古以来，帝王想要役使自己的民众，必定先取得民心作为根本。几十年来，上下都怀着利益彼此交往，却不知道还有所谓道义。百姓正因守令处理缓急事务不当而怨恨，哪里会有拼死效力、死守不去的人？士卒最终不爱戴将校，临阵时哪里会有奋勇直前的人？平日积蓄的怨恨愤怒郁积在心，遇到困难就逃避，遇到敌人就奔逃，只顾利益，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人心到了这种地步，陛下还没有采取措施加以转变、凝聚巩固，就贸然驱使他们向北，在刀兵锋镝中作战，忠义之心从哪里产生？何况境内百姓困苦于州县官吏的贪婪苛刻，受困于权势之家兼并土地；饥寒交迫的百姓常想乘机报仇，茶盐盗贼也常想窥伺空隙突然作乱。内部的忧患，仍然令人战栗，不能保证没有。万一外部兴兵，同强敌纠缠而不能停息，民间百姓又发生像江、闽、东浙那样的事情，将怎么办？”“百姓虽然极其愚昧，却不能忽视；内地郡县的武备单薄衰弱，是百姓平素所轻视的。从前江、闽、东浙的盗贼，都借助边兵来制服；如今这些人仍多逃窜潜伏在山谷中，窥伺乡间田野。他们知道朝廷正忙于北方事务，势必无法及时顾及这里，难道不会再次萌发作奸作乱的念头吗？” 这就是臣所忧虑的第二件事。自古英明的君主谋求扩大疆土、进取天下，必须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使财用丰足、粮食充裕，然后才能举兵行事。如今边境辽阔，出兵不止一条道路。陛下的将领中，足以独当一面的有几人？勇猛而善于作战的有几人？有智谋而善于筹划的有几人？若不是屈指可数地得到二三十人，恐怕不足以供驱使。陛下的军队中，能够作战的有几万人？分路奔赴京洛的有几万人？留驻屯守淮襄的有几万人？若不是按军籍征得二三十万人，便不足以进行进取。即使说主帅一向威望显著，能够凭意气招募士卒，以功劳和赏赐激励劝勉，推选行伍中的人就可以充任将领，接纳投降归附者就可以充作士兵，臣实在不知道钱粮从哪里支出。兴兵十万人，每天耗费千金，粮食运输千里，士卒已经面有饥色。如今粮食运输持续数日不止，进而延续数月；数月不止，又延续数年。不知道要耗费几千金，才能供给这些费用。如今百姓多是财用将尽的家庭，州县多是空空如也的库藏。大军一动，费用有许多方面，究竟拿什么来供给？如今陛下不吝惜金钱来满足边臣的请求，可以做一次，却不能做第二次；可以做两次，却不能做三次。再三之后，战事还没有结束，想中途停止，就会使先前的功劳废弃；想勉强支撑，又没有办事的力量。国家既然财力不足，百姓也就无法承受。臣恐怕北方还没有能够图谋，南方已经先骚动了。中原遭受蹂躏之后，到处空虚荒废，即使东南有粮食可以运输，道路遥远，难道能免于断粮吗？从淮地进军，即使有河渠可以通行，难道没有盗贼拦截抢夺的忧患吗？从襄地进军，必须运送三十钟粮食，才能送到一石，恐怕也未必能够到达。如果把军队驻扎在千里之外，粮道又不能接续，到这个时候，即使孙武、吴起担任谋主，韩信、彭越担任统兵将帅，恐怕也没有办法可想。他日粮运断绝，进退两难，必将使圣上忧虑。这就是臣所忧虑的第三件事。希望陛下坚持圣意，确定为国家的定论，以断绝纷纷扰扰的议论。

译监察御史吴昌裔论述蜀地变故四件事的奏状说：臣是蜀人，常常遗憾三十年来蜀地有危急的征兆，却远在外地不能听闻；即使听闻，也不真实。如今臣冒昧地承担言官的职责，敢于痛哭流涕，把这些事情全部告诉陛下。议论的人都说：蜀地经历三次变故，第一次失败而丢失四座堡寨，是董居谊的罪过；第二次失败而放弃五州，是郑损的罪过；第三次失败而丢弃三处关隘，是桂如渊的罪过。这三个人，任职成为祸患的根源，本来就罪不胜诛。然而前车已经倾覆，后车却不知警戒，只知道追究已经过去的罪责，却不研究将来的变通办法。缝补门户却不严密，反而去耕种大田；门窗没有洒扫清除，却经营边表之外的事务。北面接受十三州的降款，西面与十八族策划结盟。内部的谋划尚未稳固，外部的灾难已经到来。于是掠夺成州、攻破凤州，歼灭沔地、焚毁梁州，金州、洋州、阶州、文州全都遭到蹂躏劫掠。剑门以外，尸骨相互枕藉；剑门以内，家室不得安宁。居住的人挑担站立，做官的人携带家室乘船下行。与过去的变乱相比，这次尤其惨烈。若不是青原孤注一掷，牵制敌军于后；三泉重新屯兵，振作声势于敌军之前；成都援兵从中间接应，那么敌势横冲直决、溃流四散，蜀地将全都变成废墟了。唉！力量疲惫的人会放下担子，棋局混乱时就要重新布置。如今正值敌军稍稍退却之际，正是我们有空整治防务的时候，应当赶紧采取措施，秘密做好堤防和准备。难道可以因循旧习，白白虚度岁月，最终使蜀地成为无法医治的病吗？臣采纳公论，依据自己的愚见，谨慎地列举四件事，以供陛下阅览。第一，建立规模。自古以来蜀地所依仗的，专在于天然险要。昭烈帝收拢军队据险抵抗，曹操便逃走；王平切实围守险要，曹爽便退兵；萧懿设置栅栏据守险要，元英便逃走。中兴以来的诸位大臣，大多承袭这一制度，因为敌军以骑兵为主而我军以步兵为主，敌众我寡，在平原旷野容易冲突，在高山深谷则难以仰攻。把军队驻扎在万全之地，就能取胜；让敌军进入平坦开阔之处，就会失败。再以近来的事情来说，赵彦呐屯驻青野，曹友闻控制扼守大安，这是据险守要；张庆在河池失败，何璘在北谷退却，这是舍弃险要而进入平地。如今土地日益缩小，力量日益穷困，秦州、巩州之间的局势不会自行停止恶化。不如经营要害之地，收缩整顿防区，分别责成武臣，划定地界防守；就像绍兴年间吴璘驻守沔地、杨政驻守汉地、郭浩驻守金州，都以戎司兼任安抚使，有军市的租税使自己富足，有坊场的利益使自己充裕。有的建立家寨，有的经营屯田，有的派遣正规军守卫重要关隘，有的调集义士防守支路小径；不拘泥于文法，只以办成事情、建立功绩来要求他们。大安这一处屯驻地，就命副戎分兵守卫。敌人攻打东面，就由汉军抵挡；攻打西面，就由沔地军队抵挡；东西两面同时受敌，就用屯驻大安的军队应援。阃帅在益昌周密防守，土豪分别部署在五郡。等到内外严密牢固，便能有备无患。延缓一两年以后，再恢复太平时期的旧规，也不算失策。第二，审查功劳和赏赐。兵法说：‘赏赐不超过时限，是用来磨砺战士的。’但赏赐若不与功劳相当，就会使下属轻视上级的爵禄。臣常见李纲等大臣议论崇宁、观文以来的功赏，说有人死于刀锋箭镞之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褒赠；有人钻营权贵之门，反而受到优厚恩赏。朱勔的儿子、女婿从未从军，却得到上等赏赐；刘延庆部下见风势不利便先行溃逃，犒赏的银帛和赏典却过于泛滥。臣私下对此深感叹息。近来听说蜀地评定功劳，也有这种弊病。麻仲死后十年，微薄的赏赐才下达；田燧死后六年，追赠和抚恤仍未实行。李冲、李寔围城坚守而死，恩赏只及两阶；杨琦、呼延域奋力作战、冲入敌阵，爵位却没有超过一级。甚至何进孤军作战的忠义、陈寅全家殉难的忠节，精神仿佛仍在，恩荣却没有相称，往往和弃城败军的人受到同样的处置。人人都把这归咎于朝廷报功太迟，却不知道根本原因还在于外地帅府上报功劳不真实。大概功赏不真实有四种情况：以贿赂多少来决定轻重，就不真实；以亲疏故旧来决定高下，就不真实；僚属排在将领之前，就不真实；仆役混杂在行伍之中，就不真实。有这四种过失，又有徇私偏袒、嫉妒功劳的弊病。鹘岭关的防守，有人说只是追逐饥疲的敌军，但幕府上报功劳，竟超升三级；花石峡之战，实际只是三名总管的功劳，帐前却大肆犒赏，普遍转升七级官阶。军纪不明，凭什么显示劝勉？臣恐怕从今以后退敌的赏赐、平贼的功劳，有时会用来充数强亲爱将，那么赏功就更加不得公平了。臣认为不如秘密行文给副阃，详细斟酌等级差别。有首功显著的人，当天就保举、证明其功劳并上报；功劳轻重有不同的，则限定半个月审核后上报。仍应由朝廷专门设置赏功司，按时发放赏赐，计算路程递送，使有家属的人由官府代为发给，没有后人的就召集亲属承继其遗缺。这样做了，如果军心还不喜悦、天命还不显明，是从来没有的。第三，清查军队实际人数。蜀地军籍的损耗已经非常严重。在吴璘、吴玠时期，原定额为十万人。逆贼李全变乱一次之后，逃亡只剩八万人；张莫再次作乱之后，损失不到七万人。辛卯年以后，战败溃散的尤其多。东军最弱，最先溃败；踏白军最强，后来也溃败。背嵬军所选的精锐最能遵守纪律。既然又发生溃败，难道前日各军擅长抵御敌寇，如今却反而擅长做盗寇了吗？茅檐苇屋，暑气蒸逼、寒冷冻裂，兵寨破败不堪；麦子粗糙、米中夹沙，混着水吃，军粮困乏；破旧的丝帛和败絮，衣襟破裂、肘部外露，军衣困乏。平时连家属都没有办法养活，假如到了临阵之时还要求他们拼死效命，那就困难了。诸葛亮说：‘臣到汉中已经一年，防曲长和屯将有七十多人，散骑、武骑有一千多人。古人对于军队的实际人数，几乎没有一天不清查其数目，并加以申诫警告。’如今兵籍中散失的、逃亡的、受伤残废的、冒名顶替的，臣不知道有多少。核实清理，正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机。应当命令分阃大臣和统领军队的将领，查核正规军现存人数，再用良家子弟和忠义之士补足，逐渐恢复七万人的编额，分拨为三大屯的防备。还要按时供给他们禀给，优厚发给衣物，修建营寨栅栏，使他们的老小归来，不要让他们有饥寒交迫、顾念家中的忧虑。

译万一他们习惯旧态、畏惧敌人而先行逃跑，就采用吴玠在青溪所用的方法，必定诛杀，决不赦免。他们向前看就知道感恩，回头看就知道畏惧。从今以后蜀军谁还会有不听命的吗？第四，储备统帅人才。臣读国史，私下看到孝宗皇帝曾下诏说，蜀地距离行都万里，人才应当预先储备，以应付缓急，命侍从、台谏各自举荐忠诚、谨慎、明达、敏捷的人，并任用熟知蜀地利害的人为都转运使。后来又因廷臣请求，告谕宰执，命他们从侍从大臣中选择一两名可以备用于制置使的人，任为安抚使。蜀地的帅阃，实际上承担六十州的安危；有时遇到疾病或危急，必须由朝廷任命授官，往往经过一年才能到任。一来一往之间，足以决定利害。我孝宗之所以留意都漕、路帅等职位，都是想把他们作为制置使的储备。何况如今时局纷乱，人心震荡，像去年主帅在原上数月，消息不通；有时想从朝廷中派遣，却认为缓慢而来不及办事；有时想就近选任，又不能完全满足舆论，迫不得已，竟有多人同时提出权宜办法，随意派遣抚谕官。没有储备帅才，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虽然幸而敌军自行退去，主帅已经下了原地，但四年奔波的人常常怀有‘玉关人老’的叹息，十次连任副职的人屡次上奏金城请求退休。如果不是预先储备人才，交错安排部署，寻求可以轮流替代的人选，那么仓促遇到事情时，凭什么及时应对呢？上天一代所生的人才，自然足以供一代任用；老成贤能的人固然很多，后来成长起来的俊杰也不弱。其中有位列近臣、声望和气概著称的人，有亲身到甘泉、志节慷慨的人【指王遂】，有过去镇守荆州而得到江湖人心的人，有长期统帅静江而具备牧守御敌才能的人，都说他们可以担当一方重任。陛下如果仰法孝宗，宣告大臣，选拔这些人，分别派往蜀地，任命为三路连帅，或者任为大藩的守臣，就像张浚被召用，而卢法原从夔州帅任上来；吴璘去世后，汪应辰从成都帅任上到来。取材于邻近地区，用来专任征伐之事。与那种远隔万里、要一年以后才到任相比，自然有很大不同。臣所陈述的四件事，虽然没有惊异可喜的议论，却都是切实可行的话。蜀人不是没有说过，只是被私情牵制，不能把话说尽；朝廷不是没有实行过，只是忽视疏远之地，执行得不够有力。臣恳切反复地说而不厌烦，是因为百姓生活艰难，灾祸随时可能到来，不敢欺骗君上，辜负父母之邦。臣恐怕一人的智慧仍有不周全之处，希望依照淳熙年间的旧例，命在朝的蜀地士人共同上奏，不要因为书信往来有防范和隐秘，就改变对人的毁誉；不要因为亲疏仇怨、恩厚恩薄，就把爱憎分成不同，各自尽最大的公心和诚意来挽救乡国。仍乞求陛下告谕两三位大臣，精心选择并努力实行这些办法，那么蜀地即使已经残破不堪，仍然有恢复太平的日期。否则，船衣还没有来得及告诫准备，敌军的侦骑又来了，就像那漂泊无定的浮萍和苴草一样，将不知道可以寄托在哪里。臣内心实在十分恳切。昌裔又论述蜀地事务、催促王遂入蜀的奏状说：臣近来冒昧上奏，谈论蜀地边事，首先列举四条策略，其次论述三个人，都是竭尽心思，综合各种见闻，积累已久之后才上奏陈说，不敢顾忌人情而欺骗天听。伏望陛下特别采纳臣的意见，命王遂担任成都帅，任命杨伯雨主持总饷事务。臣和蜀人听说后，感动得几乎要哭泣。为什么呢？蜀地在万里之外，常有被远远遗弃的忧虑，如今陛下竟然顾念西方，仿佛蜀地就在京畿，这正是圣人亲近近处而不忘远方的盛大胸怀。但是臣论事的一份奏札，几千上百字，像针对病症开的药方，正是救治蜀地的针砭之剂；臣侧耳等待了多日，却没有见到施行，难道是陛下留在宫中还没有发出吗？还是已经交给外朝，而大臣没有认真斟酌呢？王遂既然已经委任处理西方事务，就应当赶快让他辞别皇帝，催促他兼程赶去，希望早到一天，就多一天的防备。可是他的申请入见的奏函屡次上呈，入内引见却没有期限，臣恐怕夏季洪水一来、秋风一起，敌骑突然到达，而军车不能前进，那就虽已派遣主帅，也对事情没有帮助。总饷既然已经改交给伯雨，就应当下发臣先前的奏章，让他迅速承担任职，或许可以筹措钱物，准备紧急缺用。如今伯雨已经任命，而癸仲还没有听说受到明显黜免，臣恐怕旧任者侥幸逃脱，新任者又推辞不受，误过时日，失去粮食采购机会，军粮缺乏而无法兴办，那么他的党羽必将把责任推给更换总饷官的人，这不是办法。臣私下详细推测，王遂迟迟不肯出发，一定是因为担心专任一方帅阃劳苦，或者怀疑将被更换；癸仲迟迟议论处罚，一定是因为上下相互勾结，曲意回护的缘故。所以进言的人越来越急迫，听取的人却越来越迟缓，蜀民的痛苦不只是片刻，而是千古难以承受；朝廷的办理，却把它看作闲缓的常规事务，臣私下对此十分困惑。臣近来听说北方军队攻破阶州，窥伺文州，想要实行从腹地深入的计划；又攻打蕃族，径直谋划从间道夺取蜀地，奸计日益深重，人民危急而不能自保。臣得到制副丁黼的书信，信中说：‘蜀人之所以出钱出粮，只是为了买得一个不投降、不拜服。’又得到成都宪张起良的书信，信中说：‘西州援助军费一百多万，绢十多万匹，而且替一路百姓请求保全性命。’看这些情势，实在令人寒心。如果还要顾惜颜面，彼此坚持意见，把将要危亡的急病当作不紧不慢的病症来治疗，恐怕就会脊骨折断、心神离散、根本僵死，蜀地的命脉不至于彻底毁灭是不会停止的。臣忧虑国家，斗胆再次烦扰圣听，希望圣上慈悲，特别放宽忧念，赶快把臣所陈四件事宣示给两三位大臣，或者下达给帅阃，命令他们紧急处置；早些赐令王遂入内引见，催促他确定入蜀日期，并把筹措钱物的事交给伯雨，赶紧寻求富足蜀地的办法。至于癸仲，乞请陛下罢免他的职务，予以黜退，以慰藉蜀人的共同愿望。臣把能说的说到这里，哪里还顾得上其他，谨慎记录上奏，恭候敕命。

译昌裔又论述今日国家病势的六件事，奏状说：臣曾经静坐深思，仔细察看天下的脉象，认为如今的病势有积弱的征候三种、濒临危急的征候两种、接近灭亡的征候一种。至于其他随各部门而改变形态的病症，难以全部列举。如今的医生通常说：‘脉象细弱、元气虚弱的，应当补益；脉象洪大而形体危急的，应当调治。’于是只随着症状变化来治疗，却不追究根本原因来治理。等到病势沉重、急促危迫，就推托说没有药方可以医治。这难道不是近似于掩护晋侯的疾病，却拒绝秦缓这位医生吗？不信任仁德贤能的人，国家就会空虚。说到国家，是把贤能之人当作精神。过去催促召回故老，又从旁广泛招纳当时俊杰，他们像云一样聚集在朝廷，人人都说一定能形成降雨。可是时间还没有过去多久，气数又离散了。有的人刚走到参政的资序，就以病重困顿告退；有的人仅仅排到班资殿，就以乡郡官职归去；有的人不接受从官、橐扈等职，却奉祠还乡；有的人不接受优美官职，借口疾病卧居家中。甚至海滨忠清的老臣，多次下诏也不来；中书、门下省中刚直的人才，也相继引退。改革时所召集的人，留下的还有多少？即使有一两个留下，也都忧愁、患病、沮丧抑郁，各自怀有远去之心。既不能退，又不能顺利任职，这是什么样的气象，竟出现在盛世之中吗？没有三年的积蓄，就说国家不像国家。这是说国家要以财力物资为根本。过去三京战役，使边境储备全部耗空；收取楮币的命令，又使府库金钱耗尽。已经发生的事情很快过去了，不能再追回。如果能够节省收成、俭约使用，尚且可以休养补救。无奈事变交错发生，征收费用没有尽头：督视出行，钱数以七百万缗计算；襄地、梱地的犒赏，以五百万缗计算；防江任命主帅，以三百万缗计算；各将领招募军队，以二百万缗计算；蜀中抚谕，也以一百万缗计算。派出一个士兵，支出一缗钱，全都依赖朝廷，数也数不清。何况三总经费的科降不是按时办理，各路和籴的本钱又不能继续发运，储存、运输的地方处处空虚。假如有方圆千里的旱灾，又拿什么来供给运输呢？军队不精锐锋利，就和空手一样；铠甲不坚固严密，就和赤身裸体一样。古人没有一天不清查军队的实际情况，并加以警戒。如今士兵、战马死亡，军籍文册空虚。成淮的军队死于战斗，防江的军队死于叛乱。荆楚壮士只剩十分之七八，山西精锐士卒编额仅有三万人。招募的新军大多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倚仗他们来保卫国家的，竟全都是狼子野心之徒。再加上兵器铠甲朽坏、刀戈矛戟钝折，防冲海鳅的旧制度不存在了，蒺藜、拒马的古法也无人讲求。锐利的箭头和刺击武器都不锋利，制服敌人的力量和士卒的体力都不强，凡是中原的长处和技术，竟安然不去学习。这难道不是把士卒送给敌人吗？’这就是臣所说的三种积弱征候。北方军队深入内地，就像外来的邪气先侵入人体；蜀道九郡变成丘墟，接着敌军侵犯京湖十州，使那里疲惫困敝，焚烧我们的房屋，杀害我们的百姓，田野没有炊烟，道路上满是冤死者的尸骨。更严重的是，河南投降的民户、秦州巩州困穷的部落首领，都借着敌人的名义，互相冲犯我们的边境。敌人来时不知道防备，敌人退去时又不知道追袭。如今还只是泛泛地列举条目，悠悠然虚度岁月；议论恢复疆土，就相信那些好大喜功的人；谋划收缩守备，就倚靠那些只求苟且成功的人。使国家收缩的人没有人承受责任而退缩，想开拓疆土的人也没有人请示便行动；拿着松散、犹疑不决的谋略，却想抵挡飘忽难制的敌人。臣恐怕今年所忧虑的事情，又比去年更加严重。内部盗贼相互争斗，好比恶性疾病。蜀地四个军司的军队遇到敌人就溃败；京西五州的叛乱，看到间隙便暗中兴起。摧锋、踏白等军原来一心求利、抵御敌寇，如今却反而成为盗寇；克敌、忠卫等军过去是君王的百姓，如今却残害百姓。近来浙江盐寇又被报告出现了。长蛇和大猪反复吞食四方边境，饥饿的虎狼又成为宫墙之内的祸患。这样，对他们招抚而以柔和手段对待，就会助长乱事；用威势剪除他们，又会伤害国家的根本。至于对他们来往出入不加过问，任凭他们横行，甚至把国家储备、护卫之官授给反复无常的叛将，这难道是用来震慑天下的吗？这就是臣所说的两种濒危征候。然而外患虽然危险，内寇虽然逼迫，只要还有百姓和守备，危险就可以转为安全，逼迫也可以得到缓解。如今内外各种事情全都受到损害，只有民气还剩一线气息。但这些年来，砍削、压迫民力的事情也很多了。六月征伐，使两淮百姓困苦；连续多年征调，使四川百姓困苦；两州归附，使京西百姓困苦；十次征发出行，使防江百姓困苦；船只反复雇用，使防海百姓困苦；濠州、梁州疏浚修筑，使荆湖百姓困苦；按田亩折纳赋税，使江湖、闽浙百姓困苦。朝廷政令没有详慎审察便仓促施行，州县奸贪之吏又借机谋利，所以有的榨取百姓的财物来进献羡余，有的剥削下民来企求升迁，馈赠财物的禁令逐渐宽松，争相行贿的风气又炽盛起来。从此牧守官吏没有良善之人，乡村里全是疲惫困苦的百姓。唉！国事越紧急，民心越危险。如今又让贪吏推行暴虐的政令来加速这种局势，恐怕顷刻就会发生土崩瓦解的灾祸，不只是处在危险边缘而已。这就是臣所说的一种濒临灭亡的征候。臣曾读国史，私下看到靖康初年，李纲凭当时的声望任职省府，杨时凭旧日学问任职谏垣，许翰凭年高德劭任职中司，胡安国凭经学任职右掖，崔鶠、李光、余应求凭直道任职台谏，种师道、刘韐、宗泽凭威望和权重一时担任将帅，人才不能说不聚集。京师有十多万军队，各道有二十万军队，河南、河北有二十九万军队，河东、河北有三十五万保甲，延丰仓积存粮食四十万，硕天驷监有战马两万匹，宣抚司制造战车一千多辆，京师有弃置的大炮五百座，衲袄、棕衫之类，也都逐一有登记保管。因此兵力和军需不能说不丰足。然而常胜军、义胜军全军迎降，宗维、宗杰分路入侵，渡过结冰的黄河后中原横向溃败，终于无法支撑。这难道是强邻和叛卒果真善于作战吗？大概自从花石纲扰乱以来，江淮百姓便怨恨；设置造作局以来，两浙百姓便怨恨；运输燕山粮食以来，两河百姓便怨恨；征收免夫钱以来，各路百姓便怨恨。根本早已被拨动，民心动摇而不得安宁。这些原因不是一天形成的。如今陛下改革政治、希望求治，或许有意追慕元祐年间的盛况，可是天下事变纠缠复杂，不幸接近宣和、靖康年间的情形，怎能不令人战栗。

译臣认为药力如果不能使人昏眩，就不足以起死回生、治愈沉重的痼疾；医生如果不是扁鹊、仓公那样的人，就不足以消除外来的邪气。希望陛下去除谗言，远离声色，以扶植人才；克制自己、节约用度，以爱护养育国家的根本；停止营造、修缮和土木工程的费用，专门把修造车辆、准备器械作为事务；减少闲缓琐碎的文书事务，一心把准备边防、抵御敌寇作为急务。同时君臣上下都兢兢业业，每天把为百姓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作为心愿。凡是内外耗损国家、危害百姓的政令，一概停止。这样就可以挽回上天的震怒，消除敌人的凶气。谨慎记录上奏，恭候敕命。贴黄：臣私下看到履亩之令，朝廷是不得已才施行的；如果施行后对楮币有益，还可以说是值得做的。如今命令施行已经很久，楮币价格却没有上涨，那么这样救治弊病究竟有什么益处？臣访察听说，京畿附近，中户已经全部缴纳，而大家却往往侥幸免除；州县长官不但不能体会朝廷的本意，反而借旁门关系谋取私利，所以有的催促办理、催缴入库，却长期不能解送；又有的挪用转移到其他用途，图谋自利。在不得已之中，竟施行这种没有止境的政令，这种污浊暴虐的责任，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臣希望陛下明白下达圣旨，限定日期停止催缴，使六路百姓都知道圣上的恩德；其中若有守令隐瞒吝惜、不据实上报，准许本路监司查察后上报。如此或许可以收敛吏奸，使民气得以伸张，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昌裔又论述朝廷权重权轻的奏状说：臣听说朝廷是天下的主干。朝廷权重，天下就能治理；朝廷权轻，天下就危险。天下的安危、治理或荒乱，不在别处，就在朝廷权力的轻重而已。树干挺直，然后枝叶才可以依附；树立人的仪表端正，然后四肢才能依靠它行动。朝廷的主干强固，然后郡县和边远地区才可以依赖它而没有恐惧。作为天下显著、受人宗仰的地方，如果不先端正、稳固地建立事业，却想要运转、驾驭天下，那就困难了。近世以来，主干衰弱、根本倾覆，权势日益轻微。内部盗贼争斗，襄阳、樊城失去据守；镇守封疆的大臣，凭什么承受王命却逃走？偏师出境，宿州、永州便归还敌方疆土；北伐的将领，凭什么不奉朝廷谋划便擅自行动？从山以南，汉水地区是重地，担任主帅的人凭什么退走？屯驻汉东的国家中，随州最为重要，担任守臣的人凭什么迁徙？这些都是帅臣、守臣轻视朝廷的表现。鄂州戎司受防江节制由来已久，但怀有异志的人，竟敢用公文屡次指责节制大臣的罪过。金陵骑军主帅与齐安共同办事已久，但起了侵攘之心的人，竟用文榜声张帅府的过错。救援襄阳的猛将留下，是因为肩负统领军队的重要事务，却不等命令便回到淮东。防海旧军接到檄文前往关隘，是因为受到厚恩，却不接受命令而奔赴海道。这些都是边将轻视朝廷。因败军而被贬到衡州的人，竟在武昌建造房屋；因残害百姓而流窜到永州的人，竟在荆渚统领军队。罪名尚未洗雪，已经接受幕府征辟；弹劾文书墨迹未干，有的人却妄想请求获得节度使之类的职权。这些都是官吏轻视朝廷。禁军士卒屡次口出恶言，来震动都城居民；江上的军队时常肆意喧哗，在府寺之间制造骚扰。兴沔之战溃散的士卒，凭借衣粮问题反过来归罪于总所；文龙招收的士兵，因为调遣之事抗拒制司。这些都是士卒轻视朝廷。甚至有人窥伺空隙而争斗，看到间隙便兴起。盗贼有轻视王官的心，作战的自行作战，议和的自行议和；远方边裔也有轻视边疆官吏的心。积累这些众多的轻视，牢牢形成一种病患，却只图彼此姑息、苟且度过岁月。这难道可以不返回根本、改变局面吗？朝廷有年高德劭、魁梧有威望的士人，威望就重；有敢于谏诤、辅弼匡正的臣子，纲纪就重。礼乐、政事、刑法都由天子发出，国体就重；官员的任免升降、赏罚夺予都由君王权柄掌握，君主的势势就重。诏令是国家的重要器物，审慎而庄重，君主就尊贵、国家就安定；军

译队是国家的重要权力，掌握重权，根本就强大而枝末就弱小。作战、守备保持慎重，不轻易尝试，就不会使天下百姓残破；名位、器物谨慎而庄重，不轻易授予，朝廷就不会有侥幸得位的人。两河削地，正因为裴度处置得当，三镇便改变了心意；专门依靠李德裕警戒命令有体制，这说明朝廷政事的权重在于辅相。否则朝廷无人，就会被乱贼轻视。汲黯当面折辱、在朝廷上直谏，淮南王便畏惧；李勉不回避弹劾，朝廷便尊重。这说明国法的权重，在于台谏。否则国家失去士人，就会被天下轻视。宿卫军队倡导作乱，而朝廷不再彻底追究，所以高欢回来后便结交宾客。政令刑法废弛，怎么知道不是因此开启了奸邪的萌芽？藩镇大臣入朝，而朝廷权柄不统一，所以从谏返回后更加骄横。事权交错分散，怎么知道不是因此滋长了乱象？上面有改变脸色、反复无常的言论，下面就有争斗的祸患；号令屡屡改变，君命就会轻微。上面有擅自专权的人，下面就有不恭顺的人；政事由一人独断，君主的威势就会被夺走。上面有好胜逞强的辅佐，下面就有伤害他人的心；喜好用兵而不能停止，国家就危险。上面有贪利的臣子，下面就有盗窃的百姓；只听得到贿赂，百姓就会离散。臣私下认为，朝廷是先皇帝的朝廷。若使下属奸邪侵凌上级，小官压过大官，士卒欺凌主帅，平民轻视、估量大臣，这些都不是震慑天下、尊重朝廷的办法。陛下如果能够审慎地建立国家，戒除臣所说的六种轻视；努力行善，采纳臣所说的八种应当重视的事项，就以此要求庙堂大臣，以此激励台谏，又以此警戒内外远近的臣子。有德行的必定进用，不称职的必定退黜；名位器物一定谨慎，政令刑法一定清明；威势、权柄、号令一定严肃，使狡猾欺诈的人有所畏惧而服从，使远方边裔没有机会侮慢朝廷、妄动兵戈。这样国家就尊贵安定，宗庙社稷就深固。原本危险得像系在带子上的天下，将重新比九鼎、大吕还要沉重。只希望陛下把臣这篇奏章公布于国中，和两三位大臣赶快谋划。昌裔又论述救治蜀地四件事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蜀地的盗寇已经深入，蜀地的灾祸已经惨烈。以太祖荡平后留下的疆土，如今却遭受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盗寇；以高宗涵养培育的百姓，如今却遭遇古今未有的灾祸。绍定辛卯年，敌军闯入利州、阆州，利州、阆州以外的地方其实还没有完全崩溃。端平乙未年，敌军侵犯汉中、沔州，汉中、沔州以内的人口和生产还没有完全耗空。到了去年冬天，灾祸惨重异常。敌军越过三处关隘，攻破三泉，摧毁利州，攻打阆州，窥伺文州，骚扰巴州，于是利州一路空虚了。焚毁潼川、遂宁，残破果州、合州，从怀安进来，又回头攻打广安，于是东州震动。屠杀成都，焚毁眉州，蹂躏邛州、蜀州、彭州、汉州、简州、池州、永州、康州，于是西州百姓十有七八遭受祸害。毒害重庆，攻下涪州，扫荡忠州、万州、云安、梁山、开州、达州，于是夔峡的郡县仅剩四五处。何况敌军没有到达的地方，也全都遭受内部争乱的搅扰；百姓假装溃兵，溃兵假装敌军，而真正的敌军又往往借用我军的衣服、旗号，蒙蔽百姓的耳目，最终屠杀他们。即使是荒郊绝岛之间，也没有一处不遭受燎原烈火、沸鼎烹煮般的毒害。如今幸而敌军自行退去，疆土逐渐收复，将士乘此时机，都认为敌患已经解除。然而过去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如今成了瓦砾场；过去肥沃富庶的地区，如今成了流淌膏血的荒野。青烟弥漫道路，白骨堆成丘陵，悲哀痛苦深入人心，满眼都是创伤。就像人的全身，命脉将断，形体和精神都已离散，只剩下一丝气息而已。陛下于是顾念西方，不忘远方百姓，首先重用枢臣，开始建立宣抚司，选取全国有声望的人任用，可以说选对了人。然而臣私下认为西方事务已经败坏到极点，尘烟尚未扑灭，江路尚未清理，新的任

译命又耽误期限，宣抚司迟迟没有听说接受任命。臣只能从亲友书信中得知，他们都说三边的防守军队和遗民几乎灭尽，已近于没有百姓；各郡残破，公私财物全空，已近于没有钱财；军队逃亡，大多成为敌军向导，已至于没有兵；农业人口迁徙，不能按时耕种，已至于没有粮。凭这样荡然空虚的力量，去应对突然飘忽而来的敌军，即使诸葛亮再生，也不能替蜀地谋划了。若不是朝廷迅速调发援兵，多多供应军需，明确赏罚升降，畅通军情事务，像太祖取蜀的部署、高宗保蜀的调度那样，趁着紧急时机经营整治，挽救倾危，那么到了秋深道路干燥、敌军侦骑再次到来时，也只是坐等它灭亡罢了。

译臣只是一个浅陋的书生，不懂时务，错误地接受皇恩，被命令辅佐军机。凡是军事事务，不可以预先完全估量，经营整顿、综合筹划又必须周密，应当听从长处而行。只有涉及朝廷、而且各种脉络相互贯通的事情，臣才敢代替臣属向陛下报告。谨慎地把条目列在后面。第一，蜀地军队过去以十万人为编额，都是关陕五路的精锐军队，是中兴诸将用来抵抗金人、保卫蜀地门户的军队。开禧之变时，招募补充只达到八万人；己卯年的溃败，损失不到七万人；端平以后，战斗中溃散的尤其多。臣参照前年听到的情况，如今只剩三万人左右。到了去年冬天，敌骑深入，红色军籍上记载的散亡人数就更加无法考察了。有的望见敌军声势便退走，逃窜到巴山；有的遇到敌军便溃败，冲入内地各郡；有的穿着敌军服装，向百姓掠夺财物；有的充当敌军向导，焚烧官宦士族的房屋。大体说来，军心受到侵蚀败坏，已经不是一天的事情；不溃败就叛乱，不叛乱就投降，纪律完全荡然无存，几乎已经不能称为军队。唉！国家百年来竭尽蜀地百姓的财力来养兵，如今军队不能替国家抵御敌寇，反而资助敌人成为盗寇，这难道不是所谓困竭民力来养成祸乱吗？臣私下观察过去统帅蜀地的人，在军政败坏以后，必定从各道调来生力军，控制一方的生杀大权。比如李德裕带安定军来，温造带河中军来，高骈带天平军来；我们的中军权力强、气势盛，所以骄兵悍将无不在心腹之中感到胆寒。何况如今蜀地军籍所剩无几，而一两个残存的军队又都习惯于反复无常，那么想要制服这一祸患，难道可以没有足以取胜的根本办法吗？臣私下想到高宗派张浚宣抚川陕时，交给他亲兵一千五百人、骑兵三百人，以及八字军一军随行；刘锡、赵哲、王彦等将领也都在张浚军中。当时东南的形势不是不十分危急，但仍然调拨征发军队，是因为重视上游的形势。陛下既然把当年命令张浚所办的事情交给臣，希望参照旧典，从江淮、荆州、鄂州调拨一万兵力前往援救西蜀，听从宣抚司节制。这样威名声势就会震动，胜利的气势完全张扬，遗民一定会说：‘有天兵来了，人心可以依靠而不用恐惧了。’各军也一定会说：‘有外来的军队到了，我们不能再横行了。’这是救蜀的第一急务，乞请陛下圣断施行。第一，蜀中财用的困乏，开始于炎兴年间。赵开任职时，每年收入三千三百四十二万，而支出却多出五十二万有余；李迨任职时，增加收入三千六百六十七万，但全年支出又多出一百六十二万。从这以后收入少而支出多，调度越来越紧急。臣曾以绍定一年计算，收入二千四百九十二万多缗，已经比绍兴年间的收入减少三分之一；支出五千一十六万三千余引，竟超过绍兴年间增加支出的一半。前后任总饷官最终都因缺乏财力而无法兴办事务，每次都要依靠朝廷科降二千五百二十四万，简直像婴儿仰头等待哺乳。这就是蜀地赋税收入的始末。如今自从敌骑深入，根本财力已经全部耗尽，更不是前日的情形可比。制置司、总领司两司的积蓄在阆州被荡空，茶漕帅司的藏储在广郡被截断，公府的财帛空了，富家中等以上人家的金帛也被敌军席卷而去。偏远郊县的窖藏被盗贼焚毁抛弃，民间私室的财力也空了。最令人痛心的是，千里沃野荡然无人；百姓离散居住四方，没有固定住所。耕地没有开垦，堤堰水利没有修整，秋天不能收获，春天不能播种。不知道军粮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筹办，军费又要从哪里供给呢？有了人在这里，才有土地；有了土地，才有财用；从来没有无人的地方却有财用的。蜀地所产的是茶和盐，如今道路上饿死者相望，哪里还有能够缴纳食用税的家庭？蜀人所依靠的是酒税，如今商旅不通，哪里还有征收酒税的利益？日常调度没有一项可以预先指望，更何况经营整治残破的地方，费用从各处涌出，想要赤手空拳筹办，也实在困难。过去赵鼎担任宣抚使时，请求钱七百万缗、度牒二万道、师号二千五百道、金带二十条、绢三万匹、米二万石。当时全蜀富足充实，朝廷拨给宣抚司尚且如此优厚。何况如今形势困窘，着手办理极其困难，如果不是朝廷在每年常规科降之外，查照绍兴年间旧例，特别从内库拿出金帛一千多万缗，作为臣属建立帅阃的费用，并从荆湖拨给数十万石米，作为今年供给军队的费用，恐怕财物耗尽、军队饥饿，米粮用尽、人员离散，那么蜀地的事情就完了。这又是救蜀的紧急事务，乞请陛下告谕两三位大臣，迅速赐令施行。一、赏罚是国家的纲纪。蜀地远离朝廷，人心容易懈怠，必须借助刑罚和奖赏来振作精神。张浚宣抚川陕时，凡有功绩，理应推恩奖赏，但必须由宣抚司审查核实后发给告身。胡世将尽力防守蜀地、统帅各军时，如遇到黜免或升降，在等待朝廷答复来不及的情况下，允许他临机便宜行事。赏罚必须取信于人，事权必须专一，这就是驱使众人共同努力、终于渡过艰难的办法。近年办事的情形却与此相反：损军弃城的人因为有财赀，竟不加惩罚；持节守义而死的人因为没有势力，功劳反不予记录；卑微充任厮役的人可以挂名而侥幸得利；亲自冒着箭石作战的人，反因所谓覆核属实而受到阻抑。黜陟没有法度，功过不能分明，所以敌骑一来，将士便离心离德，很少有人肯为国效命。且以近来的事情来说，如年老将帅弃置军队和防地，凶悍童昏之人扰乱政事、施行酷刑，狂妄士人行贿；这些事已见于防上所抨击的奏疏，罪行昭彰，不能掩盖，却还只是复核而不公开黜免，拿什么来安慰百万百姓？正戎死于劫寨，副戎死于守隘，制参死于守城和疆界，这些事见于各处上报，功劳卓著，不容湮没，却还迟疑不立即优厚褒奖，拿什么来激励三军中赴死守义的人？如今蜀地经历大乱之后，应当把诛罚和赏赐放在首位。请求朝廷大明公道：望风逃走的人虽然不能全部诛杀，但众人共同怨恨、罪责归于其身的人，也应先行议定贬谪惩罚；死于锋镝的人虽然不能全部记录功劳，但死守节义、事迹显著的人，也应立即加以褒奖。对有德者任用，对有罪者讨伐，务必使一切都符合天理，以收拢离散的人心。或者如李纲所请，设置赏功一司，专门命枢密院属官兼管此事；如果冒领赏功、事实不实，允许告发并推问治罪；遇到敌人而不作战的，依法必定诛杀；另行制定约束颁下实行，那么将士没有不感奋的。这也是扭转蜀地局势的关键。

译一、邮传，是军中的耳目。蜀地远达万里，呼喊难以听见，全靠设置邮驿来沟通气脉。所以吴玠宣抚川陕时，设置军期递铺，凡有警报，最多十八日便能传到朝廷。丘崇主持成都事务时，创设摆铺递，凡有奏请，最多三十五日便能传到都城。因此军情能够上达，百姓的隐情得以申诉；阻塞遮蔽得以疏通，朝廷的报答和应对也迅速。近年以来，旧有规制紊乱废弛，军中的递铺不再用来报告边境警报，而只成了传送贿赂的驿站；川中的递铺不再用来沟通脉络，只徒然成为寄送私信的邮路。甚至以防士充任承受，以干仆充任通进；事情稍微紧急，便曲意替人复核掩饰，不让众人知道；私信尚未办妥，便往往拖延扣留，不能按时发出。不知军事关系生死安危，只在一呼一吸之间；朝廷应报事务，应当迅速紧急，岂能把军中的耳目用来迁就个人私情和私计？然而这还只是外地的邮传。御前金牌，过去半个月能到川地，如今往往几个月还到不了。夔门密院的雌黄牌，过去二十天能到蜀地，如今往往三个月还不能送达。各郡差除所以壅塞迟滞，应报所以拖延，科降所以误期，功赏所以受阻困难，上下隔绝、日月拖延，都是气脉不通造成的。臣希望陛下留意西部事务，把邮传交还奏邸掌管，不要让私人取得掌握报告发出的权力；考核邮驿事务交给密院，不要让各级吏员耽误报告发出的期限。又如淳熙年间帅臣所请，希望由一名熟悉都司事务、能够了解首尾的人专门负责报告和应对蜀地事务；凡是申请、辟召、差遣，都允许立即拟定施行。这也是疏通引导气血脉络的关键。以上四件事，全都是极其切要、极其紧急的事务，所以臣昼夜思量，首先进献这些意见；此外还有治理事务的纲领，关键在于陛下的德意、志向和思虑，臣斗胆为陛下最后陈述。自古以来，经历多难之后，必定有诏令凝聚人心。例如张浚出任宣抚时，既亲自书写诏书，赐予他便宜行事和黜陟之权，又有诏书赐给川陕的官吏、军人和百姓；胡世将建立帅府时，既四次亲笔赐诏，又有两次诏书告诫晓谕将士。君臣之间叙说情谊，体恤劳苦，就像父亲告诫儿子一样，恩意没有间隔，所以两位大臣感奋，三军振作，大家共同谋划、集中智慧，终于成就中兴的功业。这是因为有真挚的言辞和实在的心意来感动人。何况如今蜀地变乱之后，创伤还没有平复；受命任职的将帅，承担的责任极其艰难。应当仰体绍兴年间的德音，由宫中发出一纸诏谕；对蜀地子弟，又应仰遵高宗手诏，亲自挥洒御笔，交给宣抚帅府的大臣；免除租税、减轻赋税，使流徙的人能够安居立业；埋葬暴露的尸骨，以仁爱对待死者；借给耕牛和种子，以劝导农民耕种；记录善行、抚恤孤儿，以延续已经断绝的世家；让百姓生聚、教训，重新安定，抚慰摩挲。只要暂且熬过冬天，敌人不再到来，那么蜀地即使已经蛊坏剥烂到极点，仍有由倾覆转为复存的道理。只希望陛下与几位大臣赶快谋划此事。贴黄：臣私下见仁宗曾在迩英殿听讲，对讲官说：“程琳的心术和品行不正。”当时王洙任侍读，听到后认为确实如此。但仁宗天性宽厚，程琳后来终于做到宰相，说明仁宗没有长期怀恨。又见孝宗临朝时，曾指着周必大说：“这个人反复无常。”当时宰相陈应诚正在进呈拟议，听到后也认为确实如此。但孝宗圣度广大，周必大后来终于掌握权柄并受到任用，说明孝宗能够忘掉别人的过错。臣下侍奉君主，各自尽自己的职分，一时虽遭受震怒，最终仍能得到简拔和眷顾而不衰，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君主譬如天，又譬如父亲。做人、做儿子的，即使有过错，在上天和父母那里当然免不了受到责罚；然而事情平定就应停止，经过长久思考也会改变看法，难道始终愤怒而不予解释吗？臣认为，朝廷中那些冒犯圣颜、敢于进谏的臣子，就是将来持节守义而死的臣子。还请求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心为心，以仁祖、孝宗为榜样，培养扶持他们，以延续国家的气脉，臣将不胜荣幸。起居舍人兼侍讲牟子才上疏说：“臣听说蜀地仍像一张巨大的棋盘。若说今日蜀地已经显现将要灭亡的形势，那么今日拯救蜀地，就应当下紧急的一着棋。灭亡的形势已经具备，却没有紧急的棋着来挽救，那么也就只能灭亡了。蜀地和吴地相互决定存亡。蜀地灭亡，吴地难道还能独自存在吗？然而蜀地灭亡的形势已经具备，难道可以坐视不管，不下一着棋来使它获得生机吗？况且汉中前面俯瞰米仓，后面遮蔽石穴，左边连接华阳、黑水的土地，右边通往阴平、秦陇的区域。黄权认为它是蜀地的股肱，杨洪认为它是蜀地的咽喉，即使四岳三涂也比不上它。如今被敌人占据，灭亡的形势已经形成，人们也就束手无策了。益昌以南，陆路越过剑门以外，东西两川都在那里；水路经过阆州、果州而去，正通向夔峡。西面趋向文州、龙州二州，东面会合集州、壁州诸郡，而乌龙、桔柏又在它们前面。欧阳詹认为这是九州的险要，司马光认为这是秦、蜀的冲要，四方会合、五路通达之地，不能丢失。如今又被汪雏筑城据守，灭亡的形势已经具备，人心已经寒冷。只要有将要灭亡的形势却尚未立即灭亡，有将要断绝的局面却尚未立即断绝，万一遇到紧急的棋着，那么灭亡可以保存，断绝可以接续，蜀地还可以有所作为。怎么可以认为它已经必然灭亡，就把它弃置在不可救治的境地呢？臣曾经仔细观察时机，斟酌局势，得出了这些办法。第一，补充军籍的空缺。蜀地原有的右防军，本是曲端、吴玠、关师古等人的关西部曲。旧制以十万人为额，休兵以后，登记在册的仍有九万七千多人。安丙任蜀帅时，因为钱粮数目有限，裁汰为八万人。后来财力和人力不够，又逐步减为七万人，连同忠义军的数目，仍有十四万人。自丙申年以来，因逃亡、死亡、损耗，剩下的已经没有多少。如今把所听到的情况参照起来，兴戎司现管四千六百多人，沔戎司仅有三千人，金戎司不到一千人，利戎司约七八千人，这是四个戎司现管的人数。此外，嘉定安抚司所管的庆定、精锐两军以及增戍军，共五千多人；利、阆、剑各处头目所统率的，有的三四百人，有的五六百人；泸帅司的军队不到一千人；巴州所管的武进军如今只有二千多人；得汉堡所部三百多人；制司帐下的安西、保定、飞防、先锋等军共一万四千多人；夔帅司的军队不到一千人。

译总计起来，不到五万人。如今蜀地四路的田亩全都纳入军屯制度，所有科征名目都归大帅府，商贾的百货又全被官府笼括；十年之内，竟不能增加一名士兵来补足旧额，实在令人痛心愤恨。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如果现在还不谋划，空缺短少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衰败不振的情形也会更加严重，这不是壮大我军的办法。有人认为应当招集新兵三万人，早晚训练，作为进屯的准备；并且安抚田氏、杨氏两家，使他们每年带兵来援，也可以大大张扬军威，或许还能背城决战，以击退敌骑。这样蜀地还可以有所作为。如果害怕劳苦、吝惜费用，不能考虑到这些，敌人一定会趁虚攻打我们的弱点；那时防备越多，兵力越分散，就没有力量制伏敌人的要害，不出三年，蜀地的命脉就会断绝。第二，登记义勇之士。蜀地四路中，剑、阆、巴、达是近边；其次是渠、蓬六郡，租赋收入没有多少。有人认为不如征集这六郡的百姓，依照从前梁、洋义士的办法，按照各户税籍的高低，或出一丁，或出两丁，直到三丁，选取编为士兵；但免除他们全部输纳的赋税，或者每丁免除家业钱三百缗，让他们自行置办衣装、自行购置军器。每十人为一甲，五甲为一队，五队设置一名副将，十队设置一名正将；每县设置一部，辖州设置一名总辖来统领。每年春秋进行教阅，到防秋时便在各郡城中集合编组，遇有意外就命令他们守御，并听从制司调遣。至于钱粮，遇到守戍时才开始发给，解除防戍后仍让他们耕种以自给。这样平时没有供养军队的费用，而在紧急时又有可以制敌的力量。据听说米仓以南有个地名叫三会，去年敌兵来侵犯，不走通常道路，只在这里会合各路兵马，分兵进入其他道路：一屯向利州，一屯向巴州、蓬州，一屯向渠州、广元。臣认为应当发动六郡已经登记的百姓，聚成一大屯，坚守此地，扼制敌人的冲要，使我军先发制人，那么蜀地还可以有所作为。如果迟疑不发兵，敌人再次寻找旧路，在这里会合军队，那么不但六郡百姓都会被屠杀，而且治理蜀地的大计也会显得更加错误；不出三年，蜀地的命脉就会断绝。第三，壮大分屯的势力。敌人占据汉中，去年出兵，竟越过米仓山以南。臣此前提出建议，想调六郡义士分屯三会来击退敌人，本来就是要阻止敌人越险进攻的谋略。如今敌人又在利州筑城，那么剑州、阆州就是它的紧邻，难道可以一点遮蔽和屏障都没有吗？有人认为剑门是天然险要，实际上是门户枢纽；从前防守三关时没有用到它，如今既然退守险要，正可以利用。不如分出三戎司的军队，再合并三个小屯的士卒，使人数达到一万人，凭借关隘构筑坚固防线；选拔有智谋有勇力的将领，申明军事实务，并训练那些编制不齐的士卒，以阻止敌骑突入西川的道路。大获堡虽然地势十分险要，但范围狭窄，不在交通要冲，只可以作为自守的家计，不可以用来抵御敌兵。不如在阆州境内踏勘出一处险要之地，大规模筑城，大约可以安置一万人，与大获堡形成犬牙交错的牵制；分调各戎司的屯兵，再增加新招募的士卒，使人数达到一万人，依山设防；选拔骁勇的骑将，日夜训练，以阻止敌骑从葭萌的冲要出来。兵法又说：‘屯兵达到一万人，然后敌人才不敢通过。’如今如果依照这个数目招募，创建东西两个屯，以相互牵制呼应；像连在一起栖息的鸡一样，那里受到触动这里便响应；像常山之蛇一样，打蛇头尾部便响应。这样使敌人的后续骑兵进来不能抵达前方，退去又不能从后面袭击，蜀地还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以没有兵力为借口，使敌人采用这个策略，在利州筑城之外，又攻取这个屯地，那么不出三年，蜀地的命脉就会断绝。第四，奋力扰袭攻击敌人。敌人威势强盛，进军七百里而筑城于利州，难道能说它没有谋略吗？虽然上下都以道路艰难险阻为说辞，但敌人每天督促各军士兵打取三升粮食，以备每日食用；而且利州以西的白水一带都是平坦田地，如果种下麦子等待成熟，再用小船运输，哪里还担心粮食缺乏？有人认为，应当趁粮道尚未畅通、两季麦子尚未成熟之时，经常派出防守部队去骚扰袭击，困乏敌人的财力和兵力，断绝其命脉，然后从容兴兵谋取，这是一条最好的计策。扰袭的地点各有安排：守阆中的，应在葭萌、青山、木瓜等处骚扰；守剑门的，应在白水、阴平、阶州、文州等处骚扰。窥伺敌人懈怠，谋划进攻劫掠；乘着机会，实行掩袭，使敌人取粮的士兵不能越过一步进入我方土地，使耕种的人不能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农事。这样日久相持，敌情显露、形势屈服，就可以成为我方的助力。这样蜀地还可以有所作为。如果把这些置之不理，敌人反过来采用这一计策，在剑州、阆州之间出没，掳掠骚扰使我方困乏，不出三年，蜀地的命脉就会断绝。第五，巩固根本之地。敌人自丙申年以来，只知道嗜杀逞威；逃难的百姓一旦被他们遇到就立即死亡，父母妻子接连被杀，田野上满是血肉，可以说惨不忍睹。幸而逃入山林、藏匿起来而得以免死的人，在深山穷谷之间还有一些；但遗留下来的百姓，生存的希望只剩一线。何况十多年来，田亩的收益全归军屯，而科征、籴买军需的苦楚反而比有田时更加严重。盐酒的利益也都归制司，而超过定额增加征税的祸害反而比太平无事时更加严重。以至于黎雅、蕃货、彰明、乌附、施州、黔州、板木等物，全都被装入私人的囊橐，商旅失去生计，怨声遍地，更是人所不忍听闻的事。既不能庇护他们免于死亡，又残害他们求生；他们正因计无所出，而敌骑突然闯入，禁杀百姓的命令刚刚下达，诱骗招抚的办法刚刚施行，百姓无知，只要能逃得性命，即使迫不得已，也会相互带领离去，估计人数不下二三百万人。由此南方田地空虚，种族断绝；即使偶尔有逃脱后回来的人，也都已没有房屋，人与牛都死亡，想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也无从做起。如今制臣刚到任，规划和做法全新；如果能够精选县令，专门负责招集农民，按照政绩考核优劣：户口增加多的授予爵位，增加数目仅达到中等的给予赏赐，比旧有数目减少的加以惩罚；宣扬德意，慰劳招来、使其回归安居；把未开垦的田地分给他们，供给牛、犁和种子；并且将当前一切无名无理的征税、各处科买粮食的扰害、分司擅自作为的弊病、武臣代理官职的危害，全部免除。这样，离散的鸿雁就能重新安居于水泽之中，逃亡潜藏的鱼就能重新停息于深渊；稍稍喘息安定之后，一定能替国家耕种、替国家输送利益、替国家贸易，彼此共同拼死效命而不离去，那么蜀地还可以有所作为。

译如果不知道爱惜百姓，敌人采用过去的办法，把所有遗民都唆使离去，不出三年，蜀地的命脉就会断绝。第六，严格守卫三座城。重庆是保卫蜀地的根本，嘉定是镇守西部的根本，夔门是屏蔽吴地的根本；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来守卫，就会像金城汤池一样，形势牢固。万一有一个守关的人怀有异志，即使让忠臣义士坚守本土，也不能阻止他开门引路、收买关门的奸谋。这一计如果得逞，守将会被敌人收买，军民会被敌人屠杀，像辛卯年的西和、辛丑年的成都那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了。如今三城鼎立，守备坚固严密，更应当用亲信腹心之士分别守卫三城的城门。有人认为，关外土豪分散居住在各地，如果能用温和的言辞劝说晓谕，优厚招募他们前来，授予他们的头目官职，并向他们表明功赏一定兑现，他们一定欣然愿意为我所用；然后根据道路远近分配：在西州的，就让他们居住在嘉城；在东城的，就让他们居住在渝城；在峡外的，就让他们居住在夔城；借给他们房屋，听任他们经营生计。到秋天时，专门命令他们各自守卫城门。这些山西人凭借地势而居、崇尚义气，一定能感激奋发，彼此共同坚守；他们爱惜家室，自会为自身谋划，也一定能竭尽死力，彼此共同坚守。一举而有两利，这是最好的谋略。如果弃置不用，敌骑逼近城池，一定会用重金贿赂收买城门，不到三年，蜀地的命脉就会断绝。臣这一点愚拙的忠心，去年秋天曾直面进言，在贴黄中极力说道：韩宣虽然守夔州，张实虽然守渝州，俞兴虽然守汉嘉，但防御阻遏敌人的关键应当在上游；又说利州、阆州之间应当设置一座大屯。当时敌人还没有在利州筑城。如果听取臣的意见，稍微实行其中一两条，即使不能获得很大益处，也或许可以破坏敌人在利州筑城的谋略。如今城已经筑成，险要也已经被敌人占尽，事情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臣忧虑国家，不能自止，仍想在这盘棋尚未收官之时，进献这一步急棋，来挽救过去的错误。如果还认为臣的意见迂阔遥远，而想专门依靠夔门一座城作为保护，吴、楚两地的安危实际上都系于此，这就是子囊筑城守郢的计策。臣看见嘴唇亡了牙齿也会寒冷，何况夔门上游有许多地方可以挽起衣裳涉水渡江。万一敌人踩着浅滩渡过长江，转战向南，那么就会从施州、黔州趋向鼎州、澧州，再从鼎州、澧州趋向江南，把夔门置于不顾之地，那么蜀地就不再属于我们了。臣离开蜀地已经十七年，日夜忧愤；虽然力量衰弱、才能败坏，不能整治军队、以死效命来报答国家，但幸而每天还能朝见陛下的清明容光，可以吐露胸中的情怀。近来因进讲时从容交谈，承蒙陛下忧虑蜀地边防，再三赐下清问。臣虽然随问随答，只说了大概，但积累在心中的意见还没有全部表达出来，所以谨效法鲁女悲泣之意，广泛采集蜀人的议论，分条列为六项策略，以答复陛下的清问。陛下如果鉴察臣的愚拙忠心而赐准施行，不只是臣个人的幸运，也是西土百姓真正的幸运；不只是西土的幸运，也将是东吴的大幸。至于轻率触犯天威，罪当万死，只求陛下宽赦臣。试阁门舍人王霆入朝应对说：“关于恢复，有两方面：一是规划，二是机会。但看看今天的规划在哪里呢？守令用来治理百姓、施恩养护百姓的措施，没有增加；将帅用来统领军队、抚慰安抚军队的措施，也没有做到。国家财力没有充裕，纸币的弊病却日益加深；军粮储备没有丰足，和籴的危害却徒然加重。官府拥有土地却使其荒芜，百姓因为赋役而破产荡析。狱讼大多形成冤屈压抑，铨曹办事往往多有滞留。荐举没有连带反坐之法，贪婪之徒得以援引同类而进入仕途。按察刺举不遵循公道，微小官员稍微违逆上意便容易受到牵连谴责。说到郡国的财计，就在囊橐和苞苴中纷纷耗散；说到战功，就多偏私于亲近和旧交。至于降卒安置在腹心之地，是养虎遗患；轻视敌人、开放边境，是拿肉喂虎。规划中最为切要的事情尚且如此不能令人满意，臣哪里敢轻率提出恢复的主张，来误导皇上的听闻呢？”臣所陈述的这些事情，若果真向内外臣僚广泛宣布，全部惩治过去的弊端而谋划新的做法，规划已经建立，然后一挥义旗，各路一齐进军。臣的力量还很强，愿意担当前锋。只希望陛下坚定决心，努力谋划。皇帝称赞他的话值得采纳。殿中侍御史李宗勉率领台谏官共同上奏说：“蜀地四路已经失去两路，成都与外界隔绝，不知道存亡如何。各司退守夔门，未必能够守住。襄、汉去年失去九郡，如今郢州已破，荆门又破，江陵成为孤城，凭什么能够独立支撑？两淮之地，百姓奔逃离散，井邑成为废墟。唉，危险啊！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赶快下达哀痛的诏书，以自身率先示范，深刻地自我贬损；衣服、车马、饮食、宴享一律从简节俭；放出后宫中无事供养的女子；停止掖庭不急需的费用；停止赏赐，断绝工役；拿出内库的储蓄，以此感化激励四方。然后劝告戚畹、世臣，让他们按照力量输送财物，来帮助国家的调度。把上游、淮东、淮西分为三帅区，以江淮大帅总领；有的沿用现任将帅，有的选择有才干的人，分地防守，听从命令行动。把公私财物分给四处，使他们招募溃散的士卒，招募流民中强壮的人充作游兵，以补充军籍；仍然选拔防守各郡的将士，谋划防御办法，这样还可以勉强支撑。不然敌人将从水陆同时进攻，大规模会合荆楚军队，扰乱我们的上游，长江以南就要震荡了。”有人说敌人势力强盛，应当讲和，想拿金帛送给他们，这是抱着柴薪去救火，是把全国财力空耗给敌人。《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理国家 宋理宗时期，进士文天祥上书说：“臣只是一个微贱疏远的人，幸逢圣明之主，承蒙以平庸愚钝之资，早早受到陛下亲自擢用。世道漫长，风尘纷乱，臣处在其中，曾经感激奋发，认为如果沿用今天的道路而不改变今天的习俗，将来一旦有关系到天下国家的事情，恐怕没有办法辱没使命、完成陛下的差遣。臣闭门四年，除了读《礼》之外，大概没有一天不想着以自身才能报效国家。到了夏季五月，陛下临轩策试进士，偶然垂念臣，起用居家的臣，把臣列入仕籍。臣恭敬地接受圣上命令，感激之情无法自胜。回想最初蒙受恩典时，因为阻隔不能入朝拜谢，只能向北遥望朝廷，立即奉上表章报告。伏望仰仗圣慈，允许臣到宫阙之下拜谢，这恩德实在深厚。臣上路以来，没有料到国事日益艰难，边境烽火频繁逼近。陛下引咎责躬，改过自新，召回旧日有德之臣，斥退元恶奸臣；凡是可以符合天意、挽回人心的事情，无不做到极致。臣恭敬地想，陛下不以自己已经神圣自满，仍然亲自挥洒御笔，广泛颁布诏书，希望内外臣民能够直言极谏，对今天的政事有所补益。陛下悔悟的心意上达于天，天下人在这件事上都佩服陛下的勇气。臣刚刚来到朝廷趋步谢恩，两次读到诏书，因而哽咽流泪。” 君臣之义，与天地并立；何况臣蒙受深厚恩德，不是一般人所能相比，如果在这个时候默默无言，对上辜负陛下，对内辜负皇帝的本心，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天地之间饮食生存呢？因此臣不躲避斧钺之诛，立即奋发愚忠，分条陈述意见献上，惟请陛下裁量选择。第一，简化文书法令，以便建立事功。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的姿态处在穆清之上，这是至尊之体。只是很不幸遇到时局艰难，兵戈四起，成败在俯仰之间，变故在呼吸之间；这不是只用平时的治理方式所能挽救的。如今国势纷乱，虽然还没有达到战场上那样紧迫，但祸患已经进入腹心，事情关系宗庙社稷，陛下为紧急拯救而焦心筹划，不得不略微仿效战时治理的意思。如今陛下在上焦心劳苦，两府大臣在下勉力从事，君臣之间不能说没有每天讨论军事实务、申明警戒的情况。然而尊卑相隔遥远，礼节繁多；陛下清晨临朝，百官依次奉行起居之礼，宰相插笏出班奏事，从容进行而不超过一时；至于军国大事，即使陛下日夜与宰相急切谋划，仍担心不能充分讨论治国决策、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谋略和积蓄，哪里能够依靠片刻的会见往来而彻底解决呢？” 陛下退朝之后，虽然有时发出内批与宰相商议，宰相也有时奏报意见、提出建议，但天下事务当面讨论时，利害往往一言便能决定；用笔墨写成的文字，有时反复数百言还不能说尽。事务和机会交错而来，片刻光阴也值得珍惜。假使宰相常常进行这样的往来应酬，那么一件事的末节，本来就会耗费他们一天的精力；对于机要事务，难道不会有所妨碍吗？古时候天子对待大臣，有时赐座，有时赐食，有时奏事直到太阳西斜，有时议事直到深夜，都是为了沟通上下的情意，是国家最重要的计策。赐茶的典礼，五代时还有；只有国初范质、王溥还略存其形式，此事后来就废止了。陛下不如稍微恢复古初的做法，脱去繁琐的礼节，在宫禁中选择一处地方，召集两府大臣，每天与他们议论军国大事。陛下赐予他们亲密的恩遇，亲自在其中判断是非可否；众议认为可以，就让三省立即画时施行。上下同心，在‘都俞吁咈’的讨论之间，一定能有超出常规的举措，天下还有什么事不能做成？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渡过？至于任免授官，尤其关系重大。比如近来重臣建立帅府的事情，刚刚统帅海门，随即调任建业；刚镇守建业，又调往上饶；布置变更像下棋一样，卯时下诏，辰时就要动身，奔波听命还来不及。大的措施尚且这样，小的迁调就更多了；人没有确定的志向，事情没有完成的谋划，在如此艰危的时局下，难道不会耽误事情吗？从今以后，陛下应当与大臣反复商议：某人担任某职，某人负责某事；衡量人物和权力恰当之后再任用，朝廷命令确定之后再发布。这样，听到和看到的人不至于惶惑，奔走办事的人不至于迟疑；人们知道命令一出就必须实行，便不会轻视朝廷；士大夫知道自己可以施展才能，便会鞠躬尽瘁，不再观望，这对国事决不是小小的补益。又如任用一个人，有时出自陛下的擢拔，有时出自宰相的启奏拟议；中书已经耗费文移办理，后省才来书读，如果认为不恰当，又进行缴驳；等到不再缴驳时，黄敕便直接下达，那个人也直接接受任命了。台谏随后才提出指陈，导致国论纷纭，内外职守迁移不定，如同传舍。用于平时，虽然有一定的体统；用于今天，恐怕会耽误事机。臣愚认为，陛下应当仿照唐代谏官随宰相入阁的旧例，如今让给事中、舍人、台谏官跟随两府大臣每天入禁中聚议；其中有不可行的事项，就当场加以论难，不让他们退下后再发表异议。这样，国事不会有聚众争论的讥评，圣旨不会有反悔收回的过失，事务不会有拖延失误的后悔，岂不是简便易行吗？” 至于中书，是王政由此发布的地方；宰相地位尊重，是天子与之讨论治国之道而不把他视作其他人的大臣。如今宰相仓促而来，却要制御千里之外的艰难；在败坏之后才站立起来，却要责成他在一日之间建立功业。即使是敏捷能干的人，也不能因此大有作为，必须广泛采集四方的议论，旁及天下人的忧虑，然后才不会把事情办坏。臣私下听说，军期文书堆积如山，宰相本来可以用来开诚布公、从容议政的岁月，全都疲惫地耗费在调遣和科降之间。侍从近臣也每天没有空闲相互接见。诸葛亮凭借小小的蜀地，抗衡天下大军，能够做到十分之九。推究他治理国家的要旨，不过是‘集中众人的思考，扩大忠诚有益的意见’。如今众人的思考没有时间集中，忠诚有益的意见也没有时间广泛采纳。宰相不得已，只能耗尽一人之心力，役使自己的耳目，每天与文书、期限相追逐，永无止境。这难道是他的才能不够吗？这是因为本朝三省制度繁密琐碎，形势本来就造成了这样。柳宗元说过：过失在制度，不在政事。如今的办法，只有加重六部的权力，才能清理中书的事务。现在六部所掌管的事务极其简省，其中长官、副长官常常可以缺员。不如把尚书省六房隶属于六部，例如吏部可以接受丞相除授的札文，发下本省的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