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

译如今却取黄河水来增加水量，水大时河道不能容纳，必定导致决口泛滥；水小时则缓慢漫流、浅窄涩滞，必定导致淤积。上下总共一千多里，必定难以年年疏浚。况且这条河穿过北京城中，利害很容易看见。如今才到初冬，已经看见阻滞，我恐怕几年之间反而会破坏长久以来的运输。假如说这是为了沟通江淮漕运，那就更加不对。江浙、淮河、汴河的货物进入黄河后顺流而下，再汇入御河，大约每年不过一百万斛。如果从汴河顺流进入黄河，到达北京后，在北京雇车陆运入仓，大约只需用钱五六千缗；然后在御河装船运往边城，可以节省的工程、役夫、材料以及清理河道、衣粮等费用，实在无法计算。又在去年冬天，外监丞想在北京黄河新堤开设水口以通运输，这个计策尤其疏漏。这正是熙宁四年秋天黄河水流注入御河的地方，当时朝廷选派近臣督促工程堵塞，费用极大，大名、恩州、冀州百姓直到现在创伤还没有平复。如今怎么反而想开口引水呢？都水监虽然命所属官员前往勘察，但官吏恐怕违逆提出建议的官员，只是拖延回报，说要等御河堤防修固以后再议开设河口。况且御河堤道仅仅像蔡河一类；如果想容纳黄河水，就必须像汴河堤岸那样增修，尚且恐怕不能控制蓄纳。” 臣请求另行委派清廉强干的官员，勘察其中利害，并议论可行与否。臣又说，如今的水利官员尤其不称职，轻易提出建议，侥幸希望得到恩赏；朝廷便替他们主张，朝廷内外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事情如果没有成效，也完全没有谴责惩罚。臣认为更应当慎重选择官员，不应让狂妄之徒任意耗费百姓的财富和血汗。不久，都水监说运河请求设置双闸，按规定放行船只，确实便利，与文彦博所说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诰熊本与都水监、河北转运司官员共同勘察。本来河北州军所需的赏赐茶货，以及供应边境榷场所需的物品，都从黄河运到黎阳卸货，再转入御河，费用只不过是给数百名客军增加支给罢了。以前朝廷曾赏赐米，河北也在黎阳或马陵道口卸下，倒装转运，费用也不多。近来由于程昉等在卫州西南按照沙河旧迹决口、设置闸门，凿开堤岸引黄河水，以沟通江淮船运并充实边郡仓廪，从兴工到完工，总共耗费钱米和材料二百多万。今后每年还要使用材料一百一十六万，厢军一千七百多人，约需费用五万七千多缗。开河行水才一百多天，经过的船只六百二十五艘，而卫州境内御河已经淤浅三万八千多步，沙河两岸被水淹浸的民田将近几千顷，免除的租税有二千贯石以上。有费用而没有利益，确实如议论者所说。然而还有更大的问题：卫州处在御河上游，西南面正当王供埽的防线，抵御黄河水患的只有一道堤。如今在堤上挖孔引河、设置闸门的地方，才达到堤身的一半。臣询问当地人，他们说，自庆历八年以来，大水来了七次；水势最盛时，漫流的水波曾经与堤平齐。如今河流已经安稳顺畅三年，假如再遇暴雨而水势突然上涨，那么河身就会高于闸口；凭借湍急强悍的水势，又没有堤防阻挡，必然泛滥冲溢，向下游汇入御河。臣恐怕淹没的灾祸不只在卫州，濒临御河的各郡县也都会遭受灾害。这条河兴建以后，一年所能运送的船只数量只有这些，却招致每年不可预测的灾患，累积无穷而巨大的费用，难道是陛下传之后世、使百姓富裕的本意吗？臣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彻底考察利弊，大家都认为应当修葺旧有堤堰，保留新河口和新闸门而不要治理使用；这样或许可以消除淤积、决口、泛滥的祸患，并节省无穷的费用。万一日后想通过这条河转运粮食到边塞，就暂时开通，赶紧停止，或许可以缓解飞挽运输的劳苦。” 十年八月，黄河在郑州荥泽决口。文彦博上奏说：“臣正月曾经上奏，德州河底淤积，泄水迟滞，上游必定会受到壅塞阻遏。又由于河势改变迁移，水流向四处漫散，两岸都遭受水患。如果不预先筹划治理，必定会泛滥到魏州、博州、恩州、澶州等州的境内。然而都水监完全没有设置措施，只是加固东流北岸罢了。恰逢多年河流水位降低，官吏贪图节省费用所获的奖赏，从未增修堤岸。大名府各处埽工都值得忧虑。比如曹村一埽，从熙宁八年至今三年，虽然按每年春季材料计划应当培补低弱处，但有关部门从未按约办理。埽兵又都被调去承担其他差役，实际在岗的只有十分之七八。如今果然发生大决口泛滥，这不是天灾，实在是人力没有尽到。臣以前论述此事，也请求审慎选择水利官员。现在河朔、京东各州县受水患的百姓，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悲苦呼号、仰天求救，已经使圣上忧心，而水利官员却不能为自己申辩，仍然急切地希望获得奖赏。臣以前所陈述的意见，出于至诚，本来是想补益报效国家，绝不敢故意激怒或攻击他人。” 熙宁年间，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内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在河北开修漳河，工程劳力浩大，共使用九万民夫。所需材料本来没有预先准备，仓促索取，偏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征发，官府和民间为应付此事，劳费增加百倍。除转运司供应秆草、梢木、桩木以外，又自行派官员采伐漳堤上的榆树、柳树以及监牧司地内的柳树，共十多万株，全部由各州自行管理、津运。河北难以得到薪柴，乡村农民只把麦秆等物当作燃料。到了冬天进行泥土修补时，程昉等却妄奏说民间不用已经供应的材料，又征发一万多工匠，派本司士兵分散到州县百姓的田地里自行收割。所役使的民夫，无不受到虐待，往往强迫他们夜间服役，践踏田苗，挖掘坟墓，毁坏桑树，数量无法知道。忧愁怨恨的声音传遍道路，甚至传到京城；而程昉等却妄奏说民间乐于服役，没有不喜悦的。民夫已经散去，役兵仍然很多，本路厢军几乎被调空，各处没有不缺少职事的。程昉等还不断上奏，行为迹象表明他们凌辱州县官吏；又请求在洺州调发紧急民夫，还想让役兵不分番次轮换。他们急于求功、扰乱骚动，竟到了这种地步。”

译本路监司畏惧程昉的势力，不敢说他的错误，上下之间只是面面相觑。臣不知道程昉进行这项工程，利益究竟在哪里？有的人说，是想排泄邢州、大名等地积聚的水；如今如果依照程昉的意图让水向北流通，由于下游狭窄、没有地方容纳，免不了泛滥，这不过是把此处的祸患移到彼处，换个地方造成灾害。如今朝廷既然已经下令暂时停止工程，那么利害姑且放置不论。听说程昉因为看见工程被停止，愤怒怨恨、傲慢不逊，提出退休请求；朝廷又命他总领淤田司事务。臣谨按，程昉、李宜之奉命兴办工程，起初并没有把事情是否可行如实报告朝廷，实在是贪图功劳、侥幸求进，扰害百姓、损坏财物；前后奏报的事情全都欺骗蒙蔽。程昉又竟敢向君上邀功而放肆怠慢，按照典章法令，应当诛杀而不可赦免。如果还让程昉以都水丞的身份在河上主持事务，臣恐怕他会制造事端、兴起祸患，永无止境。恭请陛下明白公布程昉等人的罪状，重重贬谪流放，以安慰一方受残害困弊的百姓，使天下都知道这项工程的危害并非朝廷本意，同时用来警戒那些侥幸求赏、欺罔君上、残害百姓的人。谨此具备弹劾奏章上奏。”元丰元年五月，西头供奉官张从惠说：“汴河河口每年开闭并修治堤防，能够通行漕运的时间才二百多天。” 从前多次有人建议引洛水入汴河，但因黄河侵蚀广武山，必须凿穿十几丈高的山岭才能沟通汴渠，工程太大，无法施行。去年七月黄河暴涨，水退后稍稍向北移动，在距离广武山山麓七里的退滩处，地势高而宽，可以开凿成河渠，引洛水进入汴河。范子渊任都水监丞时，筹划列举十项利益进献。又说，汜水出自五仙山，索水出自嵩渚山，与洛水汇合后，按其宽度和深度计算，水量达到二千一百三十六尺，比现在汴河的水流还多九百七十四尺。由于黄河、洛水湍急缓慢不同，可以用多出的水量相互补充；如果仍然担心不足，就在旁边筑堤为塘，渗引河水。每隔一百里设置一座木闸，以限制水势。两旁的沟、湖、陂、泺，也都可以引水助益。禁止私自在伊水、洛水上游引水的人。大体上汴河满载船只入水不过四尺，如今水深五尺，可以满足漕运。应从巩县神尾山到士家堤修筑四十七里的大堤，以抵御大河；从沙谷到河阴县十里店开凿五十二里的渠道，把洛水引入汴渠。奏疏上报后，朝廷认为此事重大，派使者前往巡视。” 元丰年间，黄河在小吴决口，向北注入界河，向东流入大海。诏令认为东流故道淤积增高，不要堵塞，于是开凿大吴，以防护北都。都水王令图请求让黄河返回故道，同知院事赵瞻议论说：“自黄河决口已经八年，仍然没有确定的结论，如今仓促兴办大工程，役使民夫三十万，使用木材二千万，臣私下对此很忧虑。朝廷正派使者勘察，如果认为东流不便利，就应立即听从；如果认为可以使河水回流，也应当作出数年规划，以缓解百姓的劳力负担。”议论者又说，黄河流入界河而向北，就失去了中原的险要。昔日澶渊之战，如果不是以黄河作为界限，北方军队就不会停止。赵瞻说：“君王应当依靠德行，而不应依靠险要。过去尧、舜建都于蒲、冀，周、汉建都于咸阳、镐京，都经历数百年，没有听说靠黄河来阻挡外国。澶渊之战，依靠的是宗庙社稷的神灵、章圣的德行，以及将相的智慧勇武，所以敌军统帅授首，难道只是黄河的力量吗？”后来使者认为东流不便利，水利官又请求堵塞北流，赵瞻坚决争辩，最终诏令停止工程，正如赵瞻所议。神宗时，郏亶上奏说：“臣依据中书劄子条文，奉诏命臣到达两浙后勘察利害，随即到司农寺商议。臣如今已经到达池州，实在因为臣所说的苏州水利，与一向提出建议的人不同。” 一向提出建议的人不知道古人治理田地的方法，只是顺着眼前决水造成的末端问题，以小事合成大事，以近处略治远处，急于求得成效；结果长久以来超过期限仍然没有功效，耗费虽然很多，水灾却依旧存在。臣的筹划是以治理田地为先，以疏决水患为后，由小处逐步成就大事，从近处推及远处；重要利益虽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但收效很快；工程虽然规模大，服役却不劳苦，所以与一向的建议不同。臣如今还想请求先到司农寺，把臣原先上呈的文字、地图，以及现在再次陈述的利害和将来应办各项事情的曲折，逐一辨明，详细陈述；这样利害在一顿饭的时间内就可以全部说明，工程在几个月内就可以确定，小的成效一年可以看见，大的成效五年可以完成。臣如今前往真州听候朝廷诏令，先把治理田地利害的大概规划写成一份上奏；至于将来应办的具体筹划事项，容臣在路上写成文字，到司农寺时呈上。谨此具陈所筹划的利害。” 一、论述古人治理低田、高田的方法。过去大禹时期，震泽造成水患；东面有堽阜阻隔截断水流，大禹于是凿开堽阜的堤防，分成三条江，向东流入大海，震泽才安定下来。然而环绕湖泊的土地还有二百多里可以开为田地，但地势都低下，仍在江水水面之下，并且同江湖相连；百姓既不能在那里耕种，水面又平阔，足以容纳震泽下游的水，使水势分散漫流，三条江不能迅速流入大海。靠近海边的土地也有数百里可以开为田地，但地势都高而向上，反而在江水水面之上，同江湖相距很远；百姓既不能取水灌溉，地势又多向西流水，不能蓄积春夏的雨水来浸润土地。这样，环湖地区常有水患，沿海地区却常有旱灾，怎么能够种植庄稼呢？古人于是根据土地的高低，挖掘水道并开为田地。环湖地区就在江的南北开纵向浦道，使之通入江中；又在浦道东西开横向塘渠，使水势相互连接，像棋子一样分布，形成圩田的形制。这些塘浦宽的三十多丈，窄的也不少于二十多丈；深的二三丈，浅的也不少于一丈。而且苏州除太湖以外，江的南北没有别的水源；古人把塘浦开得这样深宽，大概是想取土来筑堤岸，使堤岸高厚足以抵御湍急强悍的水流，所以塘浦因此宽深，水也因此流动，并不是专门为了把塘浦拓宽来排泄积水。”

译所以古代堤岸高的必须达到二丈，低的也不低于一丈。比如塘面宽三十丈，塘底宽二十五丈，深一丈，所积土方为二万七千五百尺，分成两岸，则每岸土方一万三千七百五十尺；因此堤岸根基可以宽五丈，堤面可以宽一丈，高度超过二丈。然而其中塘浦也有浅窄的地方，并且所取的土未必都能用来筑岸，所以说高的堤岸二丈，低的也不低于一丈。如今苏州水田的堤岸，高的不过四五尺，低的只有三二尺；塘浦宽的六七丈，窄的只有三五丈，却想抵御湍急强悍的水流，怎么可能做到呢？假使大水之年，江湖水位高出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又高出塘浦外侧三五尺至一丈，那么即使大水也不能进入民田。水既然不能容纳在田中，塘浦的水自然高于江水，江水也高于海水，不需要决口排泄，水就自然湍急流动了。所以三江经常疏浚，水田经常丰收；堽阜地区也因江水水位稍高，可以开沟引水灌溉。这就是古人疏浚三江、治理低田的方法。至于沿海地势高亢的土地，靠近江边的，既然可以因江水水位稍高而开沟引水灌溉；靠近海边的地方，每天还有早潮、晚潮，可以用来灌溉。因此，在沿江地区以及长江南北两岸，有的每隔五里、七里设置一条纵向浦渠，又每隔五里、七里设置一条横向浦渠。塘港的宽窄与低田相同，但深度往往超过低田。况且堽阜之地比积水处高四五尺、七八尺，距离积水处四五十里至一百多里，本来就不是用来排决积水的渠道。然而古人把塘浦修得这样宽、这样深，大概是想把江海之水引入沟渠，使水在堽阜之地周流；即使遇到大旱之年，也可以用水车把水引入沟渠来灌田；而在大水之年，积水也可以从这里排出去。并不是专门把塘浦修得宽深，用来排泄低田的水。至于地势向西流的地方，又设置堽门、堰门、斗门来蓄积水流。这样，即使大旱，堽阜之地也都可以耕作成田。这就是古人治理高田、蓄积雨水的方法。因此，低田常常没有水患，高田常常没有旱灾，方圆数百里的土地经常获得丰收。二、论述后世废弃低田、高田治理方法的问题。古人治理高低不同的田地，都有各自的方法。在那个时候，田地各自筑成圩岸，每圩必有圩长；每年通常由各圩的民众修筑堤防、疏治浦港，所以低田的堤防常常坚固，旱田的浦港常常畅通。古代的田地虽然各自筑成圩，但名称并不相同，有的称为“段”，有的称为“围”。如今昆山的低田都沉没在水中，但民间沿用的名称中，还保留着野鹤段、大泗段、湛段以及和尚围、盛墩围之类的称呼。到了钱氏建国时，常常疏浚清理，称为“撩清”，这就是遗留下来的方法。把开河的役卒称作“撩清”，是因为堤防一直存在，并且每年都要疏浚治理，就像今天所说的清理河道。等到年代久远，古法毁坏，水田的堤防有的因为田户为了行船和停船方便而破坏了圩岸。古时候各家都有田舍建在田圩之中，因而以田圩为家；为了行船、停船方便，便开凿小泾、小浜，这就是臣昨天所陈述的“某家泾”“某家浜”之类。有人说，浜是用来停泊船只的；泾浜既然狭小，堤岸又不高，最终就会毁坏田圩，使田地变成一片白水。如今昆山柏家灢的水底下，还能看到民居台阶、砖石砌筑的遗址，这就是古代百姓居住在圩中的旧迹。如今昆山的富户，如陈新、顾晏、陶湛等，田舍都建在田围之中。每逢大水之年，外面的水也高出田舍几尺；这正是如今人们在田圩中建造田舍的证据。有的因为田户请求把圩岸以下的土地划给自己而废弃堤塘浦渠，长久不疏浚治理，于是肥泥逐渐淤积增高。田户不顾长远利益，请求把这些地方划作田地；官府又以租税为利，有时因请托而逐圩拨给土地，开始只在外面修小堤，最终却没有在里面修大堤，一旦发生小涝，便全部冲毁。有的因为官府开淘时削减了应有的宽度和深度。每当州县筹划请求开浚塘浦时，不懂得古人把塘浦修宽、把堤岸修高的用意，反而说只不过是为了行船、排水，不必这样深这样宽；又担心上司和朝廷不批准，于是大多稍稍缩减工程、少报工料，等到按期限开工时，就把一条塘渠变成三条塘渠。自小虞浦到和塘，原来宽达二三十丈，屡经开淘，如今小虞浦只宽十多丈，至和塘只宽六七尺，这是臣亲眼所见。有的因为田主只收租税而不修堤岸。苏州的租米，上等田每亩一石，下等田只有五六斗，还要缴纳苗税；即使年年丰收，每亩不过剩下三五斗。如果修筑一次堤岸，每亩大约要花钱三二百文，所以田主宁愿田地被水淹没，也不愿修筑堤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丈〕 有的因为租户从改换田地中获利，故意要求田地被水淹没。吴地把一亩换成两亩、两亩再换成多亩的田，称为“白涂田”。这种田的收成是通常丰收田的两倍，而缴纳的租税仍按通常数额，因此租户乐于隔年让田地被水淹。有的因为决坏古堤，张网捕捞鱼虾，逐渐造成堤岸破损。有的因为边圩的人不肯拿出自己的田地，与众人共同修筑圩岸。一圩之内既然是众人的田，边圩的人往往侵削边缘圩田，把它据为己有。等到圩岸已经毁坏，边圩的人哪里肯再拿出自己的田地，与众人共同修筑堤岸？所以旧堤没有办法恢复。有的虽然一圩修好，但旁边的圩无力修治，便接连毁坏。有的因为贫富同在一圩，出力不均。有的因为公家和私人彼此吝惜费用，因循拖延而不治理。百姓既无力疏浚塘渠、修筑堤岸，官府又说本来就是民田，不肯调发夫役替他们修治。上下因循，终于变成一片白水。因此堤防全部毁坏，低田又漫然沉入江水之下。每年春夏交替时，天降的雨还不到一尺，湖水还没有上涨二三尺，而苏州的低田已经一片全成白水。其中虽有堤岸，也都狭小，沉在水底，不能守固田地。只有大旱时仍能保持湿润的湖秀之田，以及苏州的堽阜之地，全都干旱；这时它们的堤岸才显露出来，而苏州的水田幸而还能获得一次收成。

译这都是因为没有用堤防抵御水患的设施。民田既然不能容纳水，水位便与江面相平，潮水一直涨到苏州以东一二十里的地方，各处又反过来同江湖中民田的水相连接。因此水势不能湍急流动，三江也就没有得到疏浚。臣恭敬地看到，前些日子议论狭窄汴河的人说，汴河宽阔处水面散漫，不能形成深急的水流，湖汴河便会淤积。如今苏州的水面动辄连绵一二百里，而太湖的水不能及时排出，水流又急又猛，却想使三江不淤积，是不可能的。现在两条江已经堵塞，另一条江又变浅；倘若不修复堤岸，把低田的水全部引入松江，使江水流得湍急，只怕数十年后松江会更加堵塞，那时震泽的水患就不只危及苏州了。这就是低田得不到治理的原因。高田的废弃，起初是由于田制毁坏，百姓不再互相督促治理港浦。港浦既浅，地势又高，靠海的地方潮水不能到达；靠江的地方，又因水田堤防毁坏，水得以积聚在民田之间，而江水水位逐渐降低，所以高田重新高出江面。至于地势向西流的地方，又因为人户贪图行船方便，毁坏了堽门，不能蓄水。高田一望全成了旱地，每到四五月间，春水尚未退去，低田还不能开始耕作，堽阜之田却已经干枯了。只有在大水之年，湖州、秀州二州和苏州的低田全部被淹没时，堽阜之田才幸而获得一次大丰收。这是因为没有疏浚浦港，把江海之水引入沟渠，也没有修复堽门，蓄积春夏的雨水。这就是高田废弃、变成旱田的原因。苏州不是遭受旱灾，就是遭受水患；只是水田靠近城郭，士人看得见，而且税又重；旱田远离城郭，士人看不见，而且税轻，所以议论者只谈治理旱田。亶又上奏说：“臣已于五月二十日免去广南东路安抚司机宜文字的职任，六月十九日从广州出发，如今已经在韶州离开陆路，前往两浙。其次，臣所陈述的水利工程，实在十分浩大。苏州的水田，是东南地区最好的利益所在，但堤防没有建立，沟洫不通，二三百年间遭受风浪冲刷侵蚀，几乎成了平湖。议论者见到这种情形，便说这里原本就是泽国，不可把它变成田地；上面偷安，下面也安于现状，竟然对此习以为常。至于堽身之田，都肥沃丰厚，每逢大水之年收获一次，其产量是水田的数倍。只因堤堰毁坏，不能蓄水，年年成为旱地，实在令人痛惜。天生四时，地生财物；人应当顺承天时、利用地利，制作衣食来供养自己。如今却不能顺应时令、利用地势，只想任凭天时的旱涝、地势的高低，侥幸让它们自然形成。作为百姓，既不知道顺应天时地利的方法；作为官吏，又不施行教导百姓的力量，却想使百姓富足，不可能做到。臣籍贯是昆山，家住太仓，正处在水田与旱田之间，对其中的利弊全都知道。臣恭敬地看到，历来治水的人，不过是把旧日开过、治理过的地方，随着河道曲直、宽窄加以疏浚、决泄罢了。臣所陈述的，和这种做法大不相同。臣正想顺应地形高低的适宜，寻求古人蓄水、泄水的遗迹；把堤防修高，把沟浍拓宽；弯曲的使它变直，狭窄的使它变宽；对于妨碍田地而供百姓往来的水道予以堵塞。即使是民田，只要适合开作沟浍，也应当决开。这样才能治理水患。若只是沿袭旧有河道，苟且免除一时的劳役，臣实在担心空费公私财力，最终不能成为长久之利。臣现在想请求先到司农司陈述利害，然后前往两浙运司、仓司、提刑司，共同商量。谨此具状上奏，恭候敕命裁示。” 右司谏苏辙论述京西水柜的奏议说：“臣于三月中上奏，请求命令汴口以东各州县，分别具报水柜所占的田亩，以及每年是否免除二税；还要具报水柜是否可以废罢、不可废罢。如果确实不能废罢，就应当说明将怎样补还民田，以免引起百姓怨望。”不久，朝廷下诏命都水监派官员到中牟、管城等县，查勘水柜原来浸占的田亩、现今积水所占的田亩以及退出的数目。凡应退出的土地，都拨还原主；凡被水占据的土地，都用官田补还；如果没有田地可以补还，就按原来估定的价钱补还。圣恩深厚，宁愿放弃利益而归还百姓，毫不吝惜，所考虑的十分长远。然而臣听说，被水占据的土地至今没有官田可以补还；已经退出的田地又因为靠近水柜，受到雨水浸泡压淹，尚未能够耕种。郑州知州岑象求近来上奏说：‘自从宋用臣兴建水柜以来，原来从未用这些水灌注清汴，清汴的水流本来就充足，并不妨碍漕运，请求全部废除水柜，以便利那些失去产业的百姓。’臣愚昧地认为，如果确实像岑象求所说，那么水柜确实可以废除。臣请求朝廷体恤中牟、管城二县靠近京畿、百姓贫困而无处申诉，特意派遣与水部事务没有牵连的官员重新详细查勘；如果确实如岑象求所请，便特赐施行，臣将不胜荣幸。” 哲宗元祐二年，左司谏朱光庭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君主论定一位宰相，宰相选择百官，各自担任自己的职务，这样天下就能得到治理，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如今朝廷内外没有别的大事，只有治理黄河是大工程。臣私下考虑，黄河是否可以治理，朝廷难以从远处估量，只能责成水官担任其职、负起责任。所需物料、所役兵夫，既然由水官负责，朝廷就应当供应。将来如果成功，就应当不惜重赏；假如失败，也一定要严加追责。这样，上面可以取得信任而不致轻率举事；下面也不敢欺骗隐瞒，而会据实办事。臣今天所听到的却不是这样：朝廷只知道为治理黄河竭尽财力供应，而水官却不承担责任。侥幸成功，便自称是自己的功劳，希望得到重赏；一旦失败，又把过错推给朝廷，苟且逃避重责。这是最不可取的做法。臣恭敬地看到，这次工程并非小工程，所需物料、所役兵夫，数以万计。如果水官自己不承担责任，朝廷凭什么取得信任而发动这样的大工程？伏请朝廷下令，责成修河司让水官出具切实能够使黄河恢复旧道的保证，并写明失败时的罪责，使他们真正承担责任、据实办事，不致使朝廷轻率举事。” 此事关系重大，伏望圣上早日下令裁决。”

译右司谏王觌上言说：“河北百姓迁徙流转的很多，朝廷责令郡县安置聚集他们，打开仓廪赈济，又派专使前去察看，恩德已经很厚了。然而正值耕种时节，流转在道路上的人仍未停止；两季麦子将要成熟，寄食于各地的人还没有回来。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不也治理根本呢？如今黄河造成的祸患有三：一是河水泛滥、停聚，漫无边际，吞没民田，看不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二是沿边的漕运全靠御河，如今御河在淀泊一带转运艰难阻塞；三是设置塘泊本来用来限制南北交通，但浑水所流经的地方都变成了平陆。要治理这三种祸患，在于慎重选择都水、转运等官员并责成他们办成。如今转运使范子奇反复求取迎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昏暗错误，请求另行选择官员。当时任知枢密院事的安焘，认为让黄河向东流是正确的，接连两次上疏说，朝廷长期议论回河，只是害怕劳费，而不顾大患。自从小吴决口没有堵住以前，黄河入海的地方虽然多次变迁，但都在中国境内，所以京师依靠它作为北面抵御强敌的屏障，景德澶渊之事就是证明。况且黄河每次向西决口，河尾就每次向北移动；河流越来越向西，决口本来已经向北抵达边境，如果再不停止，那么南岸就会归属辽界。辽国必定会在那里架桥设守，以州郡控制它；就像庆历年间因为夺取河南熟户的土地，便修筑军寨窥伺河外一样，这种后果已经有先例了。从黄河以南开始，地势平坦，一直直达京师；长久忧虑、回头顾望此事，实在令人寒心。况且朝廷拿出东南财利的一半，用来供养驻守河北的重兵，预作防备的用意十分深远。假使敌人能够到达河南，京师就遥远得无法相互救援。如今想图治河方便，却放松设置险要，不是正确的策略。”尚书王存等也说：“假使大河决口后能够引回东流并向北流，最终使河道稳定，哪里值得吝惜劳民伤财，来成就长久的利益！如今王孝先等还没有必然成功的论断，只是侥幸希望万一成功，又预先寻求免罪的办法。如果竟听从他们，将来一定会后悔莫及。请求选派公正的近臣和忠实的内侍，重新前往按察巡视，审慎估量能否成功；现在开工还不算晚。”庚子日，三省、枢密院在延和殿奏事。文彦博、吕大防、安焘等说：“黄河不向东流，就会失去中国的险阻，反而成为契丹的利益。”范纯仁、王存、胡宗愈则担忧白白耗费财力、使百姓劳苦。王存说：“如今公私财力困乏，只有朝廷还不太知道的是，幸亏有先帝时封存的金钱物资可以使用。各路往往已经空虚，怎么能征发数千万的物料和兵夫，去谋求一个不一定成功的功业？况且对待契丹如果采取正确方法，那么从景德年间到现在八九十年，一直通好相处如同一家，设置险阻又有什么关系呢？否则，像后晋末年耶律德光进犯京城时，难道没有黄河作为阻隔吗？何况如今黄河水流未必就会冲过北方边界吧？”太后说：“暂且详细讨论。”王存、胡宗愈又上奏说：“昨天亲耳听到太后的圣训，又命令我们详细讨论。然而过了几天意见仍未统一，有人主张让提出建议的人结成罪状、承担责任。臣等原本认为，提出建议的人考虑有所不周，所以请求派官员复核按察。如果只是让他们结罪，他们所见本来就只有这一点，日后即使误事，再加罪责又有什么益处？臣不是不知道黄河决口向北流会造成多种祸患：淤塞沿边塘泊，截断御河漕运，丧失中国的险阻，阻遏西山的水流。如果能够使大河完全回转，沿孙村旧道流去，岂不是上下都能得到利益？只是担心不能成功，造成的祸患会比今日更严重。所以想选择近臣前去按察巡视。如果王孝先的说法确实可以成功，就积聚物料，继续兴工；如果不可行，就命人沿河踏勘，从恩州、魏州以北、塘泊以南，另外寻找能够防止水患、引导河水入海的地方，不必专门坚持孙村。这也是三省曾经共同商量过的意见，望陛下详细斟酌。”王存又上奏说：“自古以来只有疏导河流和堵塞河流两种办法。疏导河流，是顺着水势从高处引导，使它流向低处；堵塞河流，是因为河堤决口泛滥，修筑堵塞，使水流回到河道。从来没有听说过牵引大河，使它向高处流的。”于是收回戊戌日的诏书。侍御史王岩叟请求下诏让大臣尽早决定河议，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朝廷知道大河横流日益成为北方道路的祸患，所以派专使命水官商议便利的办法，想顺着水势加以疏导，以拯救一路百姓免于陷溺，这是极大的恩惠。臣私下以为，朝廷大概已经默默作出了决定，一定想解除水患。然而过去专使尚未回来，不知因为什么疑虑便先停止议论；等到专使回朝复命，又不知依据什么而重新兴起议论。既然已经命令都水使者总管工程，调集兵力、开工日期也已经确定，后来却又停止，几十天内反复改变意见两三次，这怎样向四方显示信用？以后即使有命令说确实不可更改，又有谁会相信呢？利害交关之时，自古以来不能没有两三种意见；但朝廷之上必须有力地主持一种意见，作出决定并坚决实行，才能取得成功，不能因为一个人说了就立即兴办，又因为另一个人说了就立即废止。大事大议却轻易兴办、轻易夺止，臣恐怕天下会因此窥伺朝廷。如今有七项大害，不可不早作打算。北方边塞所依靠的险阻，在于塘泊。假如河水淤塞淹没塘泊，即使水势退去，也不能很快疏浚，便会逐渐失去边塞险固的利益，这是第一项。使百万百姓无屋可居、无田可耕，流散而不能复业，这是第二项。” 干宁的孤立堡垒危急绝险，不值得一提；而大名、深州、冀州这些腹心郡县，都呈现出最终无法自保的形势，这是第三项。沧州扼守北方边海道，自从黄河不再向东流，沧州便处在黄河以南，直达京师，中间没有任何阻隔，这是第四项。并且会吞没御河沿岸城邑，使转运失去便利，这是第五项。河北转运司每年耗费财用，陷入无法征收的租赋以百万计，这是第六项。六七月之间，河流交相上涨，淹没西路，阻断敌使往来进退，使两朝都为此忧虑，这是第七项。若不是这七项祸害，就可以任其如此；即使暂缓治理，也还可以。然而去年的水患已经比前年严重，今年的水患又比去年严重，那将怎么办？伏望陛下深居九重，这件事能否实行，必定要仰赖大臣裁决。大臣本应替陛下审慎思考，谨慎提出意见并谨慎坚持，用来挽救大患，不可坐视而不加处置。伏望圣上慈悲，深切诏告执政大臣，尽早决定河议并责成办成，实在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事。臣不胜愚忠。”

译尚书右仆射范纯仁论述请求把回河之事交付有关部门详细讨论的奏议说：臣恭敬地看到内廷传出的指示：黄河如果不能恢复旧道，终究会成为河北的祸患。王孝先等所提出的方案，既然已经开始兴工，就不应中途停止，应当接续准备工程物料，今后务必使河流恢复旧道。臣听说圣人有三件宝物，即慈爱、节俭、不敢处在天下人前面。这三条道理，是君主应当保持而不失的。又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天不说话，却使四时运行、万物成就；尧舜之所以垂衣拱手而使天下大治，就是实行了这个道理。况且君主的心应当像盘中的水一样，始终保持平正，不向任何方向流动，才能避免偏斜倾覆的祸患。天下的大势，只有君主所趋向的方向，群臣才会争相趋赴，如同河水奔流、山崩摧折。稍微失去正道，就不是一句话、一人之力所能挽回的，所以居于上位的人不可不谨慎。臣如今私下详察所下的指示，其中说一定要使黄河恢复旧道，似乎圣意已经有所趋向，并且要率先为天下作决定。臣听说先朝因为有人建议，认为夏国衰弱，如果不及早攻取，必定会被北方敌人兼并。恰好先帝没有公布提出建议者的姓名，只用御批命令边臣审度，然而那些希望借机生事的人却认为这是万全的胜算，几天之内就可以取得，于是发动灵武之师，直到现在国力疲惫耗损仍未恢复；这是陛下亲眼见到的事情，不可不深切鉴戒。” 臣请求陛下面谕执政大臣：前日下发的文书，卿等已经看过，但应当一边商量，一边把意见送进来；如果另有见解，也必须各自详细陈述。这样才能避免迎合圣意的臣子妄自揣测圣意，轻率发动大工程，向上误导朝廷。所有黄河的利害，都请求交给群臣和有关部门仔细商量，以求得到确当的结论；这样圣心不劳，就可以达到尧舜那样的治理。臣切实看到，历来的边疆事务，陛下多交给枢密院和边帅；典礼也交给执政大臣和礼官。如今河工之事正与此相同，况且利害关系还在长远，不至于仓促发生，完全可以容许详细、成熟地商议。范纯仁再次论述回河，提出一套意见说：“臣恭敬地看到，昨天议论河工之事，大臣各有不同看法，圣心慎重裁决，这是天下的幸事。臣冒昧再陈述一两点，希望有助于陛下听取意见，具体条列如下。” 一、大河是中国的险阻，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如今想要改移河道，必须先考察河势所趋和地形高低，确实可以做才做，实在不能凭人力和国家财力强行同水势争斗。此前执政轻信他人，事情没有预先考虑，已经白白耗费了过多人工，物料也不少。如今又想不估量能否成功，便决定动工，只怕将来耗费的财力越来越多，朝廷想停止却不能停止，财力枯竭、百姓劳苦，又另生出其他事端；这样，设置险阻的利益尚未实现，疲弊耗损的后果却难以挽救。前些日子只使用了二万兵卒，也听说逃亡的很多；如果下令各州查取、核减和放免，实际生还人数便可以查明。一、凡是想要兴办事情，即使事情很小，也一定要预先估算财物、材料，先准备好人工，然后衡量力量是否能够做到，才可以商议动手。哪里有大河工程这样关系天下一半百姓祸福的事情，尚未把确切的人工、物料计算清楚，便想兴工？将来工程接近完成时，如果水势阻塞，上下危急，才回头增加工程和物料；公私方面既没有预先准备，仓促向百姓征发，又怎么能够办成？扰乱百姓、损害国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应当更加深思熟虑。一、河工所耗费的财力既然很大，那么河道改回以后，也还需要数年使水流安定。如果水小时只能勉强堵塞，到水大时又重新横流；又恐怕北流被堵住，或者东流旧河道不能顺畅容纳水流，反而在别处决口泛滥，那造成的祸害就会更加严重。这件事必须由提出建议、负责勘察的臣子审慎估量并作出明确保证，然后再决定。这样，民力和国财不至于耗费，朝廷所发动的工程也不会受到天下人的非议。一、议论者本来想使黄河恢复旧道，如今见到意见不一致，已经不敢坚持原议，却说来年先开一条减水河，试探水势。如果只是少量工料，还可以姑且用来试探；如果要耗费大批财力，怎么能不先审察估量便兴办？至于说将来如果河道发生改变，就不追究水官的罪责，这是奸邪之人希求赏赐、逃避罪责的根本。何况黄河北流如今已经数年，尚未另外造成大患，而议论者却预先主张改回河道，恐怕会丧失中国的利益。这正如西夏本来没有成为边患，而好事之徒却认为如果不攻取它，恐怕会错失机会，于是发动灵武之师一样。因此臣说，这和从前的边事正相同，望圣上深察。” 范纯仁任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又论述回河的利害，上奏说：“臣听说尧舜的治理，不过是知人善任、安定百姓。知人，就不会轻易相信人；安民，就不会妄自兴动。根据小人的情状，他们希望建立功劳、喜欢进取，冒险生事；在圣明而无事的朝廷中，他们必定妄谈利害，企图让朝廷兴办事情，以求获得爵位和赏赐。朝廷如果轻易相信他们的话，百姓就不得安宁。国家的弊病，往往必定由此产生。臣不敢远引古代，只以近来的事情来说。国家自仁宗以前，天下无事，百姓安乐；虽然有元昊曾经叛乱，也只是陕西方面供应应付有所变化，未曾听说四方困乏、百姓发出嗟叹之声。自从王安石轻信小人的话，劝先皇更改法令，此后乘机妄为的人便纷纷出现。主张用兵的计谋，发展到劝说兴办灵武之役，使许多百姓遭受祸害。况且以先帝的圣明，举动本来想要详细审慎；然而小人凭借能言善辩欺骗、误导执政大臣，致使执政大臣又误导了朝廷。那些劝说更改法令的人说：‘君臣千年才遇到一次这样的机会，时机不可错过。’到劝说兴办灵武之师时，又说：‘将要被北方敌人兼并，时机不可错过。’

译臣以前在政府任职时，又看到主张使大河恢复旧道的人说：‘河势正向东流，恐怕会改变而不稳定，时机不可错过。’臣以过去的教训作为警戒，因此深深畏惧这种说法，曾经多次上奏，认为百姓长期劳苦，正依靠陛下安抚休养，不急迫的事务不可仓促兴办。后来陛下专门派遣范百禄、赵君锡勘察，他们回来明确陈述回河的祸害。随后陛下作出圣断，宣谕大臣，命令尽快停止修河司。臣预先奉行诏敕，深以再次看到尧舜那样知人安民的治理为庆幸。近两三个月来，却听说孙村有水溢出，河岸的水自然向东流，议论者认为可以顺着水势成就大利。朝廷于是舍弃先前范百禄、赵君锡的意见，又重新兴办回河工程。臣观察如今的举动，次第都是采用‘时机不可错过’的说法，想竭尽力量务必成功。臣不再敢只以工程难成，或即使成功三五年内必然决口泛滥作为忧虑。只说黄河向东流以后，两岸堤防需要增加，所铺设、分布的大段埽铺数量很多，每年防守的费用也将增加数倍；这样财用的耗损和百姓的劳扰将永无止境。还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圣旨，再交给有关部门，预先计算回河以后每年两岸埽铺防护的工程费用，与今天相比将增加多少，以及每年所需钱物从何处筹办，那么利害关系就清楚可见了。如果利益多而祸害少，还可以希望从容筹划；如果利益少而祸害多，就尤其应当保持安静。臣承受陛下破格提拔的恩典，虽然正在养病并被调任外地，也不敢把自己同一般人一样坐视成败，所以冒着越职的过失，来表达报答恩德的万分之一点心意。这一点区区愚诚，只有希望圣上明察怜悯。” 户部侍郎苏辙论述开挖孙村河道的奏议说：“臣任户部右曹，兼管金部、仓部二部，职任掌管天下财赋的一半，正处在内外财力匮乏、难以接续的时候，日夜忧惧，常常担心误事。臣私下看到，左藏库现有缗钱每月出纳的数额，大体都在五十多万，几乎没有盈余。其他金帛等物，虽略有剩余，也不足以依赖。臣愚昧怯懦，常常担心天灾流行，水旱成灾；西羌在边境上抗拒骚扰；河议失当，赋役横行征发。这三件事只要有一件发生，国家大计就难以支撑；即使桑弘羊、刘晏再生，也无计可施，何况臣这样才能低下的人呢？如今幸亏依靠二圣慈仁恭俭，上天降下恩赐，各道秋季庄稼稍稍恢复成熟；虽然京西、陕西旱灾相连，但一方的灾患尚不至于成为深重忧虑。羌人困穷，近来又听说边塞平定，只有黄河向西流，议论要恢复旧道。事情已经拖延了一年，役使二万兵卒，积聚梢桩等物三千余万方。在河朔遭受灾伤、困弊之后，却兴办一个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官吏百姓私下叹息，劳苦已经十分严重，而更大的工程还在明年。上天启发圣意，使陛下清楚知道民心，于是特意召见河北转运司官吏，询问其中的得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人〕 近来听说回河的大议已经搁置不行，臣平日过分的忧虑顿时消除了。然而还听说议论者仍固执地坚持开河分水的策略，虽然暂时停止了大工程，小规模的兵役工程却始终不肯停止。这样一来，河北明年的忧患和今年又有什么不同？如今小吴决口冲入地下已经很深，而孙村开挖的宽度和深度有限，不仅不能使黄河回转，也一定不能分水。何况黄河的水性是，水急就通流，水缓就淤积；既然没有东西两边水势都急的条件，哪里有两条河能够并行的道理？即使两河并行，也免不了各自设置堤防；这样一来，费用耗费又要加倍。臣听说自古圣人不能没有过错，有过而能够改正，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善行。因此君子的过错，如同日月之蚀；犯错时人人都看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朝廷的举动，理当如此。如今议论河工失当，知道它会伤害百姓，中途停止恢复原议，本来有什么可惭愧的？即使让天下人知道，也足以表明二圣忧虑百姓之深，并且表明有错就改、毫不吝惜。如今却顾惜先前的议论，不肯豁然改变，执意坚持错误，却难于改正，臣实在替朝廷惋惜。然而臣听说，议论者当初提出开河分水的策略，其说法有三条：第一条说，御河淤塞消失，失去了运输粮饷的利益；第二条说，恩州、冀州以北的涨水造成祸害，使公私都受到损耗；第三条说，黄河迁徙没有常态，万一从敌境入海，边防就会丧失。凡是他们用来迷惑圣听、阻挠公议的说法，都借这三条作为借口。黄河向西决流，形势如同从高处倾水；要把它引回向东，形势却如同让水登屋。即使这三条说法可信，也没有办法改变水势。何况这三条说法都未必属实，臣请求详细陈述。过去大河向东流，御河从怀州、卫州经过北京，逐渐流经边郡，运输粮饷既便利，商贾也能通行。如今黄河既然向西流，御河淤塞消失，失去这项大利，谁不知道？这是上天造成的，人力能有什么办法？如果议论者能够恢复澶渊旧道，御河还有恢复的道理。如今黄河从小吴向北流，占据并压没御河原来的河道；即使按照议论者的意思，从北京以南折向东流，御河已经淤塞一二百里，也没有办法再出现了。这种关于御河的说法不值得听从，这是第一条。黄河所经过的地方，利害各占一半。夏季洪水上涨泛滥，淹坏秋田，沿河几十里因此无法征收租税，这是它的害处。涨水退去后，淤泥厚达数尺，冬小麦的利益比其他田地大，收成可达十倍。百姓寄居在丘陵、坟墓之间来躲避洪水，已经习惯这样做，并不十分把它当作劳苦，这是它的好处。如今黄河水在西面，形势也是这样；只需远远修筑堤防，不要同水势争斗，正符合汉代贾逊治理黄河的意思。与旧河道相比，每年可以节省大量兵夫和梢芟；而旧河道已经退水的地方，千里之地可以种桑种麻，赋税也能恢复征收，其利益不可估量。何必违逆天地的本性，把向西流的忧患转变成向东流的祸患呢？这关于恩州、冀州以北涨水为害的说法不值得听从，这是第二条。黄河过去在东面，黄河以西的郡县与敌境相接，没有山河作为界限，边臣便修建塘泊，用来抵御敌骑冲击。如今黄河既然向西流，西山一带敌骑可以通行的地方已经没有多少了；它对边防的好处，不言自明。然而议论者还担心黄河重新向北迁徙，海口进入敌境之中，敌人造船架桥，便于向南侵牧。臣听说敌境中的河流都由北向南注入大海，大概是因为地势北高，黄河没有向北迁徙的道路；而且海口深而通畅，水势也没有迁移的条件。臣虽未亲眼见过，但熟悉北方事务的人这样告诉臣，大致情形就是如此；可以派遣使者前去按察、绘图，便能知道。这种说黄河会流入敌境、导致边防失备的说法不值得听从，这是第三条。臣希望把这三种说法拿来质问议论者，那么开河分水的主张确实不值得再实行了。

译臣又听说，今年四五月间，河工中的役兵劳苦而无处申诉，曾有几百人拿着筑堤的工具，寻找都水使者，意图非常不善；幸亏巡逻防守的士卒拥阻他们，他们才散去。盛夏苦役，病死的人接连不断；使者害怕朝廷知道，往往把将要死亡的人遣返回本郡，死在道路上的不知有多少。如果今年冬天河水结冰，明年春暖后又调他们来服役，那么意外的祸患恐怕还会像以前一样发生。臣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苦苦不肯停止这项工程？如今提出建议的大臣以没有成效为耻，在上面坚持此事；小臣急于求取利禄，不顾事情能否成功，便在下面随声附和。上下相互勾连，欺骗朝廷，其中不避权贵、敢于直言的，只有一两个人。然而事情又不是他们的本职，他们也不敢把话全部说尽。臣从户部所掌管的国家财赋和百姓利害来考虑，这条河关系重大；如果再保持沉默，谁来进言？只有从圣心作出决断，把这项议论全部停止，天下才会无比庆幸。苏辙再次论述回河，上奏说：臣近来听说朝廷议论停止回河，明年将役使兵卒开河分水。臣认为天下财赋已经匮乏，河朔遭受灾伤之后，民力尚未恢复，承受不了这项工程，便冒昧上奏说此事不便。后来朝廷采纳考察众议，听说河北转运使谢卿材到京，在朝廷上公开说道：‘黄河从小吴决口，顺着高处向低处奔流，水势迅猛，上游堤防已经没有再次决口的危险；下游水流湍急，在地下流行，河床一天比一天深。朝廷如果把河工交给臣，臣请求不役使一个人，不耗费一文钱，十年之内保证没有河患。’大臣因为他的意见不同，便罢免他，让他回到原任，却派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新谋划回河的方案。三人的利益在于回河，虽然说回河便利，却也知道难以成功，所以在奏议末尾又说：‘将来如果河势发生变化，请求免除修河官吏的罪责。’京城中纷纷传说此事，传为笑柄。由此看来，回河的错误已经十分明显。然而近来又听说内廷批示下达三省，大意说：‘如果河流不能恢复旧道，终究会成为河朔的祸患。’外廷疏远，不知道这话是否确实；但众人心中忧惧，深恐群臣因此观望，不敢正直地谈论得失。臣的职务在于掌管财赋，忧虑和责任十分深重，不敢畏惧诛杀刑戮，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如今回河的策略，朝廷内外已经讨论得很熟；即使大臣固执坚持，心里也知道它不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借口的了。只有边防这一说法，关系国家安危，可以震动上下，用来伸张他们的曲解之说。陛下深居九重，群臣的意见不能全部传达，因此事情迟迟不能决定。过去真宗皇帝亲自征讨澶渊，击败契丹，乘契丹败亡之势同它结成和好。”}], 从此以后，河朔地区看不到战争，已经将近几百年了。陛下试想，这难道只是黄河的功劳吗？从前石晋败亡时，黄河并不是不在东面；可是自祥符以来，不仅河南没有烽火警报，河北也一直没有兵祸。由此看来，与敌国交往，关键在于德政。哪里听说过有违天地的本性，把趋向下方的河水引向高处，发动莫大的工程，希望取得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功业，来作为设置险阻的办法呢？从前李垂、孙民等人号称懂得河道事务，曾建议请求把黄河引向西行，恢复大禹治水的旧迹，认为河水本来就应当从西山向北流，向东奔赴海口，这样河北各州都处在河南一侧，平日对契丹的忧虑就可以完全消除了。如今上天保佑中国，并非依靠人力，黄河自然向西流，正好符合前人的策略。从今以后，北岸的决口泛溢逐渐波及敌境，即使将来黄河又向北迁徙，敌人的土地也会日益缩小，我方土地则日益宽舒；这样看来，忧患正在契丹一方。可是大臣们考虑过度，认为这是中国的忧患，竟想耗尽民力把黄河引向东流；这样做，是替契丹谋划得多，替朝廷考虑得少。议论此事的人有的说，黄河流入敌境后，他们或许会造船搭桥，长驱南下放牧，这对国家不利。臣听说契丹所擅长的是骑马和舟船水战，这本来就不是他们能够轻易做到的。况且要跨河架桥，必须先在两岸修筑桥头工事，还要砍伐木材造船，工程并不小。契丹物力贫乏，势必不能完成。即使他们能够完成，如今两国边界修筑城寨，比过去稍有增加，朝廷就立即移文诘问，必定要他们拆毁才罢，难道会坐视这样的大工程而不能出力阻止吗？假使敌境终于造好这座桥，黄河上游全在我方境内，如果沿河各州郡多造战舰，蓄养士兵、聚集粮食，顺流而下，那么敌人的长船和巨大防御设施可以一把火全部烧毁；形势受到限制，他们自然会停止。臣私下感到奇怪，元老大臣们长期任职而熟悉事务，却还竭力陈说这种主张；我以为他们的谋划既已说出口，面子和声势重于改正错误，所以借助这种不可预料的忧患，想迫使朝廷一定同意。否则，难道会在天下困顿、河朔遭受灾害之后，征发几十万民夫，耗费数千万物料，去做这种万无一成的事情吗？大工程一旦兴起，势必不能中途停止；预先估计的功料往往只会少算不会多算，官府不能独自承担，必然实行科配摊派，官府出一份，百姓要出数倍；公私耗费，必定有说不尽的弊害。如果民力被耗尽，事变一旦发生，就再也无法预料；饥饿逼迫之下，百姓必然成为盗贼。从前秦朝修筑长城来防备边疆，城墙建成后百姓却反叛了。如今想要改变黄河流向来设置险阻，臣恐怕黄河未必能够改道，百姓却因劳苦而发生变乱；这种计策还不如秦朝，日后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陛下这些年来休养民力、发展生产，唯恐伤害百姓；如今黄河已经安稳流淌，契丹也没有变故，却强行制造创伤来扰乱百姓，这不是正确的计策。因此臣希望陛下在心中果断决定，停止这项大工程，请陛下特别留意审察。自黄河在小吴决口到现在，九年不能说不久；然而敌情恭敬顺服，与侍奉祖宗时没有不同。陛下如果确实不愿重重违背大臣的意见，就姑且再观察三年。事情拖久了，实际情况自然显露，大臣的言论和天下的公议也可以坐着观察清楚。臣怀着微薄而诚挚的忧国之心，冒犯斧钺之诛，死也没有什么可逃避的。

译臣于是第三次论述回河防务说：臣近来听说，有内批下发三省，说黄河如果不能恢复旧道，终究会成为河北的祸患。起初听到这道指示，朝廷内外没有不惊愕的，都认为黄河向西流已经形成河道，大臣们却横加议论，想堵塞河道使它恢复东流；各种意见正相持不决，这道指示又下来了。臣下观望形势，谁还敢直言？正当众人忧虑疑惑之时，随即又听说有圣旨，把先前下发的批语收回，群臣这才释然，都知道陛下虚心自处，并无成见，愿意听取公议，深深具备古代圣王有过即改而不吝惜的美德，正直之士才开始有乐于进献善道的意愿。然而臣私下听说，近来又下达敕令，拿北京封桩钱和京东新法防钱三十五万贯，指示河北收买开河用的梢草；随后又商议调发来年开河的役兵。这两件事一经传出，朝廷内外又疑惑了。为什么呢？朝廷近来派遣范百禄等人巡视考察河事的利弊，如果开河的主张确定可行，毫无疑问，又何必派遣使者？如果还要派遣使者，就说明开河主张仍有可疑。如今使者尚未出门，一方面却收买梢草、调发役兵，这就是明白显示一定要开河的态势，想让使者默默领会朝廷有意开河的指示。臣虽然愚昧，私下恐怕这并非陛下虚心自处、无成见而愿意听取公议的本意。臣恭请陛下迅速下达指示，收回买梢草、发役兵两件事，使范百禄等人明确知道圣意没有偏向，能够尽心考察衡量，不至于迎合大臣而误了国家大计。如今朝廷内外财赋匮乏，现钱最难取得；新法防钱又不属于户部，归根到底是百姓的膏血，不可轻易使用。何况河北遭受灾害之后，明年决不可兴起大工程；即使像臣前次奏章所说，今年暂时只使用役兵，役夫劳苦、财力受伤，危害也已经很重。将来如果范百禄等认为开河有利，仍应计算利弊，放宽期限；调兵、买梢草都不是今年急需的事。如果范百禄等认为开河不利，却聚集士兵、囤积梢草，梢草轻薄脆弱，经过些年就会腐烂成粪土，这也不是好办法。何况所需梢草动辄以千万计，一时收买，价格必然暴涨；如果只命令官府与民间和买，费用将无法估量，绝不是三十五万贯就能办完的。如果命令摊派购买，那么河北在遭灾之后，民间还要大量额外准备，或许会产生意料之外的祸患，这不能不考虑。臣所受圣恩极深极厚，地位低微、力量薄弱，却私自不自量力，再三干预国家议论，罪该万死，不敢逃避。《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一。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水利。宋哲宗元祐二年，翰林学士苏辙上疏论述黄河绝不应向东决流，说：“臣去年任户部右曹，因为财赋不足，开河的议论没有决定；河北的费用无法估量，于是曾上三章奏疏，论述黄河向西流已经形成河道，而孙村以东的旧河道地势高，按形势很难通行。当时大臣们大多认为旧河道可以开通，西流可以堵塞，朝廷于是派遣范百禄、赵君锡亲自巡视考察。按人情来说，符合大臣意见就容易说，违背大臣意见就难以申辩。可是范百禄等回来后，都说旧河道不可开，西流不可堵。这是为什么呢？地形的高低可以明确看见，水性避开高处而趋向低处，一句话就可以判定。因此范百禄等不敢隐瞒欺骗，迎合权要，反而把诚实的意见奏达给陛下。陛下也知道他们的话明白可信，予以施行，朝廷内外的公议都认为正确。如今正值夏秋交替之时，暑雨频繁，河水暴涨冲出河岸，从孙村向东流；按道理说，这不过是河流每年都会发生的常事。都水监勾当公事李伟和河埽使臣，借此夸大其词上报，以分水为名，想借机重新提出回河的主张；都水监也随声附和，同样想侥幸促成回河工程。” 臣私下认为，这些人多半是小人，不知道长远考虑；黄河如果安稳流淌，他们就无法兴起工程，工程不兴起，他们就不能侥幸求取差遣和俸禄。只要河事一兴起，便没有什么请求不能得到，何况大臣们因为这件事符合自己的主张，乐意听到这样的消息呢？臣私下听说，现在河道向西流，在孙村旁边大约已经冲入地下二丈，而如今上报的涨水冲出河岸，从新开口向东进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想凭六七尺的涨水夺入二三丈的河道，即使河深只有三尺，童子也知道这很难。然而朝廷竟因此派遣都水使者，兴调兵工开挖河道，推进锯牙形堤坝，想约束河水使它向东流。如今正是河水大涨之时，西行河道如果不断流，强行遏制它向东流，实在如同儿戏。从前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违逆天地高下的本性，九年也没有成功，鲧因此被处死。如今一条河虽然不大，却关系着河朔百万生灵的安危，为什么不计算利害而轻率地改动它呢？臣希望陛下赶快命令有关部门，暂且慢慢观察水势所向，依照历年涨水的旧有规律，趁水向东溢流时把它引入旧河道，以缓解北京朝夕之间的忧虑；旧河道堤防残坏缺损的地方，只略加修补完好，使它免于决口泛溢即可。至于开河、推进约束水流等事情，一概不得兴工。”又不准奏请任用官吏、调发民夫，等河势稍稍稳定以后再议此事。不过一个月后，涨水已经退落，西流的趋势绝不会改变；那些小人的妄说也会不攻自破。如果不等水势稍定，仓促之间就立即办理，大工程一兴起，小人既取得差遣，又会借请受之机滋生事端，势必难以禁止，那么河北的祸患就会发展到不可预知的地步。臣的兄长苏轼从前在经筵任职时，因为议论黄河等事而被众人憎恶，处境不安，于是请求退避。臣如今越出职分发言，正与兄长苏轼没有不同；然而臣不忍看到朝廷遭受最大的祸害，而满朝臣僚因前事受到警戒，没有一个人为陛下进言，所以不能自已，狂妄愚昧而直率冒昧，恭候诛罚和处置。苏辙又上疏请求撤销修河司，说：臣去年曾两次上呈札子，论述黄河涨水在孙村冲出河岸，向东流本来不是东决；吴安持、李伟等人迎合大臣的主张，欺骗蒙蔽皇帝，想趁此堵断北流，使黄河向东恢复旧道，于是差遣官员、调发民夫，在今年春初兴起大工程。臣对此深为痛恨，因此不避烦琐冒犯，越职进言，认为河北百姓连年遭受灾害，不宜轻率采取行动，请陛下在心中果断决定，竭力制止此事。当时大臣们固执原来的主张，皇帝高远的听闻未能被说动。臣不久奉命出使契丹，路过河北，见到州县官吏，向他们询问河事，他们都彼此使眼色，不敢直言。今年正月，臣从敌境回来，沿途官吏百姓才举手相庆，都说近来朝廷已有诏令停止回河大工程。命令下达当天，北京百姓欢呼鼓舞，认为二圣英明洞察；即使千里之外有人巧妙设置障碍，也终究无法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所作为。只有减水河的工程拖延不止，十件耗损民力的事中仍有四五件没有停止，民间私下议论，料想大臣已经把这件事办起来，势难立即改变。既然已经受到圣明鉴察，就应当逐步全部撤罢。本月六日果然又有圣旨，以旱灾为名，暂时停止修筑黄河，等今年秋天取得大臣们的复奏，再全部停止黄河东北流及各条河道的工程。” 百姓正在为旱灾忧惧不安之时，听到这个命令都欢欣踊跃，实在承受了圣恩。然而臣私下详细考察这道圣旨，似乎并不是认为减水河绝对不能开挖，而是借旱灾之名，委婉地保全大臣，不愿明白指出他们的过错；大臣们又请求把各条河的工程全部停止，以掩盖只停止减水河的痕迹。上下相互遮掩，实际上很不妥当。为什么呢？北流堤防多年没有修治，近来南宫、宗城等地决口泛溢，都是因为堤防薄弱，夏秋水涨时不能支撑；都水官吏暗中庆幸有此机会，于是把它说成回河、减水的理由。既不按通常道理兴工加固堤防，甚至还大肆计算堵塞决口的工程，功料按规模估计与孙村回河的费用相当，便以为两者费用差不多，孙村的工程不算过分；由此一来，北流的祸患就漫无节制。臣昨日经过瀛州、深州、洺州等州的界境，官吏百姓都说，今年如果不治理堤防，这几个州的百姓所受灾害将更加严重。至于东流旧道，地势已经逐年增高，必定不能恢复。所开挖的减水河即使不再开掘，每年涨水也必然从这里流过，年年淤积增高，过去的事情可以验证。即使重新开挖得又深又宽，河泥一旦淤积上来，河道仍将无法保存；在这里施工，明显是白白耗费国力，舍弃该治理的地方而去做这件事，其中的欺骗蒙蔽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