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九

译八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上奏说：「臣看到近来后族戚里的越次改官，逐渐增多。朝廷的爵位和赏赐，本来是用来宠待有功劳的大臣的；如果不是一向有功绩，就必须按照任职年限和考核次第升迁。如今横加恩宠、过分优待，轻率授予官爵没有限度，臣私下恐怕近戚之家会彼此攀援，人心都怀有非分的希望。若各自都依从他们的请求，那就是名器的高下全都凭恩宠授予。陛下以至公之心临御天下，凡是一项爵赏，都应遵循典制。推究这种恩泽，必定是近年外戚姻亲入宫有所请求，圣心顾念亲亲之情，不愿拒绝，所以导致冒领赏赐、贪求升进的人增多，也使圣上听闻烦扰。况且旧有条约规定，皇亲、命妇不许因入宫而递进文字，请求内批指挥、差遣以及越次改转恩泽。如果有内批指挥，就应当由枢密院进呈，把这项条款据实执奏，不得擅自施行。朝廷的法令规定得如此明白，臣下尚且不遵守；如果再依从而满足他们，就等于开启侥幸之门，堵塞公平之路。这种风气逐渐流行，造成的危害不小。伏望圣上慈爱以义来节制恩宠，特赐指挥：凡近戚请求越次改转恩泽的，一律停止。这样才可贵在重视、珍惜爵禄，符合公议。」 皇祐元年，何郯又上奏说：“臣听说祖宗的典章旧例，宗室姻戚从未让他们掌管典禁兵，也未曾任命他们担任要官。近年因为李昭亮授任管干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公事，郭承祐接着被任用，于是形成了这个先例。从先朝直到现在，宗室各院尚且没有人参与管理民政。如今把兵权交给近戚，臣私下恐怕他们会争相攀援，逐渐干预国政。任用官员以至公为原则，即使没有亲疏之别，然而从防微杜渐的道理说，本来就应当作长远考虑。伏望诏令中书门下、枢密院考察历代圣主的旧例，从今以后，与宗室联姻的臣僚，不得再授予掌管侍卫以及枢要事务的职任，并且把它确立为永久制度，以断绝后来非分希求的人。” 三年，何郯出任汉州知州，又上奏说：「臣看到三司使、礼部侍郎张尧佐，庆历三年冬天从开州回来时，那时还只是南宫散郎，从那时到现在不过五六年，竟然已经历任所有重要而接近朝廷的职位，既做了京城的长官，又掌管财计。张尧佐虽然由进士及第入仕，历任官职也没有别的过错，然而骤然受到宠信任用，人们都认为只是因为他是后宫的亲属，不再因为才能而认可他。何况三司使的地位、声望和职任，是二府的次位，抬脚便可进入二府。张尧佐担任三司使已经超过一年，如果大飨礼结束，众议认为陛下将以酬劳为名，必定把张尧佐升入两府；果真如众议所说，命令下达之日，言事之臣一定会以死力争。到那时，陛下若要坚决任用张尧佐，就必须贬黜进谏者；若听从进谏者，就必须罢免张尧佐。权衡这两条道路，必定难以同时成立。然而任用张尧佐而贬黜进谏者，就会损害圣德；听从进谏者而罢免张尧佐，就会伤害恩情。损害圣德，损失归于圣上自身；伤害恩情，则怨恨会从近戚中产生。若想使圣上自身没有损失、外戚也没有怨恨，不如使张尧佐享有富贵，却不要把权力交给他，像安置李用和那样，这才是恰当的。前代近戚成败的事例，鉴戒并不遥远：宠信超过适当限度，就不能免于祸患；抑制减损而处置得当，就一定能够安全。祸患还是安全，不仅关系到他一家，也会随着国家一同兴衰。这是书传所记载的，不能一一列举。陛下聪明睿智，本来应当鉴察往事，以此作为社稷的计策。前年陛下完备礼仪册立贵妃，外廷议论纷纭，已经有了物议；但臣当时没有加以论列，是因为天子排列嫔妃的位次，明明有典章，只要不干预政事，设置妃嫔也没有害处。如今任用张尧佐做到三司使，已经是参与政事，何况再让他进入二府，天下的议论将会认为怎样呢？张尧佐是否继续升用，本来还不能测知陛下的心意；然而如果等他已经升用以后再进言，即使能够追还罢免，这个人臣也已经在陛下面前获得直名，却已损害盛德，所以不如在事情发生以前进言，希望陛下审慎处理，使事情不致过失，这样君臣上下就都能得到好处。臣以言责任职于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只要事情关系朝廷大体以及大奸大蠹，没有不加以论列的，幸而多次得到陛下采纳。如今因为母亲年老，正要出任外职，唯独对于张尧佐一事，心里明知不可，却若不说一句，日后臣将承担心怀实情却没有尽责的罪责，所以临行不敢默默无言，又来陈述内心的想法。伏望陛下采纳臣的奏章，俯从公议，不徇一时的宠爱，以成全千古的声名，那么」即使把终南山的竹子全部砍尽，也不足以记载圣德美名的盛大。这与宠爱一个人却失去天下人心的做法，不能同日而语。皇祐年间，知谏院钱彦达上奏说：「臣听到传闻，閤门使李璋想要授得军中的职名。臣私下认为，李璋本来是凭外戚恩泽入仕，三五年间便安坐升到显要官职，尚未补任边防、经历军政事务。加上他资质懦弱，别无功劳，把他交给军队统领，不符合公议。国家安危所系并非小事，而且有些将领长期戍守沙漠、早已建立功勋，及至地位在李璋之上的外戚贵属，也会以李璋为先例，请求军中的职名；那么朝廷将凭什么拒绝他们？给他们吧，恩赏就失当；不给吧，他们心中又会失望，取舍之间，处置很难。况且李璋既然掌管兵马，就必须出屯边疆；他一向没有韬略，也没有严格训练军队的能力，万一胡人小规模出兵，这个人凭什么抵御？本来是想爱护他，实际上却是在害他。或者朝廷认为李璋是外戚，应当加以恩礼，不如等他稍有功劳后，再提升他的官资，这样事情两方面都能保全，名声和实际也相称。希望此事出自圣意，特赐指挥，暂且罢免李璋管军的任命，这样或许符合朝廷内外的公议。」

译知谏院包拯上奏说：「臣看到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奉行祖宗的谋略和训诫，从未有违背正道、败坏德行的事情，这一点陛下自己本来知道。然而近五六年来破格提拔张尧佐，群臣都在下面恳切议论。但追究这件事的过错，不在陛下，而在女谒、近习以及执政大臣。为什么这样说呢？女谒和近习之人总是窥伺陛下的行为，知道陛下的继嗣尚未确立而有所私心，便无不暗中趋附、结交依托于张尧佐。执政大臣不思量以大义规劝陛下，反而顺从迎合旨意，授予张尧佐高官要职，唯恐他不能满足自己的意愿，竟使陛下有私爱后宫的过错。这难道是爱君的心吗？且以本朝旧例来说，昭宪皇太后诞育圣祖圣宗，祖宗有开基建国的功业，她的弟弟杜审肇等人，到年老穷困时才得到一个节度使。雷有终以工部侍郎身份讨平西川，才得到宣徽使。李至在先朝有东宫旧恩，从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才被任用为武胜军节度使。钱若水担任枢密副使，李士衡以尚书左丞身份担任三司使。至于陛下在位时，李维任翰林学士承旨、刑部尚书；陈尧咨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也都只改授观察使。夏竦进入两府，从三司使、户部尚书只得到散节度使，过了两年才加授宣徽使。郑戬也曾任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知并州，后来才加授宣徽使，又过了一年才授节度使。如今若说张尧佐是亲属，那么谁能比得上杜审肇兄弟？若说他贤能有功，谁能比得上雷有终、李至、钱若水？可是宣徽使、节度使这类职位却都授给了他。如果不是内外相互应和，暗中迷惑、攘夺窃取，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张尧佐这样贪冒占据高位，竟不知羞惭，真是清明朝廷的污秽、白昼里的魑魅。何况下达制命的那天，太阳精气昏暗闭塞，阴云雾气接连而起；天道本来就与人事相距不远。伏望陛下以大义决断，稍稍割舍私情，追还、停止给张尧佐越级过分的恩典。实在不得已时，宣徽使和节度使两项职位择其一授予他，同时罢去群牧制置使的命令，让他到外郡任职，以保全安全。这样上可以符合天意，下可以顺应人情，也能重新彰显盛德。」 包拯又上奏说：「臣等看到张尧佐被授予宣徽南院使，制命再次下达，舆论又沸腾起来。何况臣等以进言为职，哪里敢只顾自身，各自为自己谋划呢？只是因为诞告再次发布，若固守前议，又请求朝廷追夺，事情的体统似乎也不安妥，所以在进退之间惶恐疑惑，没有立即论奏。虽然如此，事情中有必须裁决处置的地方，不能不深入察看，臣等不得不极力陈述。张尧佐倚仗恩宠深厚，侥幸求取、窥伺企望，没有止境。他起初想得到宣徽使，如今前次任命终于实行，已经把职位给了他。即使他出任外镇，将来也一定会请求入朝觐见，进而谋求在本院任职，乃至担任使相等重任；最大的名器，都可能凭借恩私取得。没有什么求不到，必定会满足自己的欲望，以此炫耀威势于天下，这是不能不深察的。伏望陛下思考已经造成的过失，制定防微杜渐的制度，特降诏旨，再次敕令中书门下，晓谕张尧佐：他屡次凭借恩私，越级超擢，享有这样的名位，已经是过分逾越；今后不得再担任使相之任，也不许在本院供职，仍催促他前往河阳任所。这样或许可以压下、平息人情舆议，防止留下空隙。臣等对为国尽忠的激切心情，实在不能自胜。」 包拯又上奏说：「臣等认为，陛下凡事能够克制自己，很少有过分举动，只是在张尧佐一事上恩宠太厚，不能没有众口交相非议。若厌恶众人的情绪，按理就必须加以裁抑。然而自去年冬天臣等竭力争论这件事，幸而得到陛下开怀接纳，天下人都仰望圣度，认为陛下能够虚心听从谏言。如今重新申明前次任命，臣等之所以没有立即论奏请求追夺，大概是为了曲全朝廷的体统。只是大恩不能反复滥施，众人的心意也不能强行违背。恩宠反复滥施，就会损害威望；一再违背众心，就会埋下祸乱。伏望陛下以国家的根本大计为念，检视臣等前后所上的札子，务必赐予施行，臣等实在恳切激烈到了极点。」 御史中丞王举正上奏说：「臣看到张尧佐所受优异恩典，前所未有。臣私下认为，张尧佐一向缺乏才干，只是凭借与后宫攀缘，侥幸迅速升进。国家的计府需要有才干的人来办理经费，张尧佐却卑劣地尸位其职，朝廷内外都认为他不配任职。近来台谏官接连论列，陛下虽然罢免了他的三司使职任，却又加给他更加崇高的宠遇，转而超过从前，兼授四项使职，又赐给他的两个儿子科名。无论贤能还是愚庸，人人都惊叹骇异。爵赏、名位和品秩，是天下共同的器物，不应把它们过分授予后宫外戚中平庸普通的人，使忠臣义士没有受到激励劝勉的对象。况且张尧佐任职期间，舆论纷纭，本应自量身份引退辞避，他却安然倚恃恩宠，始终没有一句自我陈述，贪占官位，天天窥伺更大的任用。等到异常的恩典已经下达，又借口告假，尚且不满足自己的意图，接着提出请求，竟不顾君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汉元帝时，冯野王因为是昭仪的兄长而在位，许多人称举他的品行才能，皇帝说：‘我任用冯野王，后世一定会说我是偏私后宫亲戚。’本朝太宗皇帝，孙妃的父亲只授南班散秩，大概是为了保全后宫戚属，不让势力发展到僭越强盛，以免招致覆亡。伏望陛下远远鉴察前代的美好事例，近处遵守太宗皇帝的圣明规范，追还张尧佐的新任命，授给他一个郡守职位，以平息朝廷内外的议论。臣认为陛下自临朝统治以来，勤勤恳恳治理政事，从没有失德；如今忽然实行这件事，会损害圣明。若滥赏一定实行，那么朝廷纲纪和威权就会由此毁坏紊乱，四方会惊骇于任用失当，边鄙之地也会萌生轻视国家的心思。臣正忝居掌管宪法刑狱的职位，适逢看到授官命令，事情关系国家体统，不敢闭口沉默，望圣上慈悲开怀采纳，迅速降下指挥。若臣的言论不能实行，就请求罢免臣的宪司职务，出任远郡。」

译王举正又上奏说：「臣近来因为张尧佐再次被授予宣徽使，已经三次上奏论列。况且人君统治天下，最重要的就是爵位和赏赐。若公然授受不当，天下就会私下议论。张尧佐本来只是普通才干的人，只因攀附后宫，贪占了非分的职位。自去年冬天罢免三司使、授予宣徽使以来，制命刚一发布，朝廷内外没有不惊骇的。当时臣和谏官、御史，甚至留在班列中，想要在朝廷上议论并争辩。后来虽然罢免了宣徽使，他仍然忝居节度使的名品。如今四方多有忧患，灾异屡次出现，若不是奖拔有功之人、任用贤能正直之士，又凭什么上对天戒、下慰民望呢？张尧佐自从罢免宣徽使，才过半年多，便端坐在京城，尸位享受厚禄。如今又授给他，实在只会增加鄙薄讥诮。这是执政大臣不思念祖宗基业的重大责任，只知顺从皇帝脸色、固守宠禄，不能坚持执奏。制命已经实行，也会损害圣德。若陛下不采纳臣竭尽忠心、爱护君主的请求，必定施行给张尧佐滥受赏赐、窃据职位的典刑，就请罢免臣，以警戒那些不知避忌、只顾直言的愚直之人。」 殿中丞、同知礼院司马光上奏说：「臣听说，明君劳心尽力来求取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士人尚且因为畏惧怯懦而不敢进言，更何况用威势震慑他们、用权势压制他们，却希望忠臣前来、直言进入朝廷，那就困难了。臣下不忠，言语不直，而天下却能安定、万事却能治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臣私下看到台谏官屡次因张尧佐之事进言，陛下却更加坚持己意，更加坚决拒绝。前几天台谏官等守在宫门请求召见，陛下却拒绝接见，朝廷内外的人无不惊骇诧异，认为是异常之事。从前汉元帝想任用冯昭仪的兄长冯野王为御史大夫，后来又疑虑说：‘我担心后世说我是偏私后宫。’于是没有任用。如今张尧佐有冯野王那样的嫌疑，却没有他的才干，陛下破格任用他，几年之间便从散郎升到宣徽使。他即使确实有可称道之处，天下人又怎么能家家户户都知道，从而相信陛下没有偏私后宫呢？我又听说，有人种瓜而非常爱惜它，在盛夏太阳正中时给它浇水，瓜不久便枯萎了。种下后爱惜它，并不是不勤劳；但浇水不合时宜，恰恰足以败坏它。如今陛下贵重任用张尧佐，远远超过他的身份，天下人已经侧目握腕而憎恨他；又摧折忠臣的进谏，以此加重他的罪过，这正是太阳正中时给瓜浇水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臣私下替张尧佐感到寒心，难道陛下独独不替他深思远虑吗？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先前台谏官不得召见的那一天，阴雾弥漫昏暗，近在咫尺也彼此看不清；寒冰附着树木，整天都不能消解。臣谨按《洪范五行传》说：‘听政不能聪察，叫作不能谋虑；它的过错，是政事急迫，它的灾罚，常常寒冷。’又考察京房的书，称这种现象为阴气；这些都是阴气过盛，壅塞遮蔽阳明，上下闭塞，疑惑不决的征象。天意明白显著，仿佛在教导告诫，行路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异常。陛下纯厚孝顺、严肃恭敬，能够容纳天命、听取直言，深明得失，这不是臣一人的看法，而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事实。只是为什么因为张尧佐的缘故，忽视上天的警戒而不顾，抛弃人的言论而不听，轻视祖宗的爵禄，违背古今的明鉴，把这些写在简策上，使天下人得以议论圣德万一的瑕疵，甚至连累光明融通、崇高广大之美呢？这就是臣日夜痛心疾首、睡不能安、吃不能饱，深深替陛下惋惜的原因。臣听说臣下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哪里有父亲在外面受到极大的诽谤，儿子却不告诉、不劝谏的呢？只希望陛下赶快召见谏臣，让他们把所听闻的全部说出，采纳他们的意见，安慰他们的心意，以满足上天的心意，解除外廷的疑惑，开辟」忠直谏诤的道路，堵塞宠幸私爱的门路，那么天下就会欢欣歌颂盛德，哪里会有穷尽呢！」 从前汉明帝修建德阳殿，钟离意进谏，明帝当即停止修建，后来才又重新修造。宫殿建成后，明帝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这座殿就建不成了。」然而明帝并不是不想建宫殿；他之所以屈意停止，是想保全谏臣的节操，为直言进谏开辟先例。如今台谏官前后因张尧佐进言已经多次，陛下却从未留意审察，稍稍裁减此事来安慰他们的心。君主所想要做的事，臣下难道能够强行改变吗？只是从今以后，如果再有比张尧佐更重大的事情，朝列中的臣子就只能闭口不言、拱手旁观了。这不是朝廷的福分！否则，群臣如同朽木，陛下如同雷电，怎么能够靠力量较量呢？只希望陛下明察罢了。」 司马光又论奏李玮知卫州一事说：右，臣私下听说驸马都尉李玮出任卫州知州，兖国公主入居禁中，李玮的生母杨氏回到李玮兄长李璋的住宅，公主府中供使役的人全部被遣散，外面的议论纷纷，没有不感到惊异的。想来陛下当初追念章懿太后，选李玮让他尚公主，是想加强姻亲关系，使他的家族富贵。如今却因为公主的缘故，使李氏母子离散，家业流落，大小都忧惧不安，几乎无法生存，这难道是当初结成婚姻的本意吗？近来章懿太后的忌日，陛下看到妆奁中的旧物，回想她生前居住的地方，难道能没有感受恩泽、心中凄怆吗？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暂且把李玮留在京师；公主府中供使役的人，除去作过犯法者远远流放出外，其余都命令照旧留下，储藏的物品和器用全都封存不动，以等待一段时间，慢慢用义理晓谕公主，希望她回心转意、改变想法，遵循德行礼法，重新回到原来的府第。这样朝廷内外的情绪无不释然。否则，公主如果一定不再有回到李氏家中的意愿，那么今天造成众议纷纭、烦扰圣听，都是由于公主放纵胸中私意、毫无畏惧，屡次违背君父的命令，凌辱轻蔑夫家；难道可以只让李玮独自被斥退出外，而公主的爵位、封邑和请受却完全不受贬损吗？」 这不是向天下显示至公之道的做法。嘉祐元年，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看到驸马都尉李玮家中的指使、小底已经达到四五十人，直到现在还不停地传宣差遣。又有出入其门下的举人，都是豪门子弟和侥幸无赖之徒。再者，修建公主府第所动用的工程劳役过多，大概因为陛下只有公主一人，认为应当爱护她的驸马，引导他向善，不可使他陷入不善。如今李玮年纪尚轻，正应当向学，却让许多侥幸无赖之人在他身边；修建住宅又过于宏大僭侈，这不是所谓引导他向善。请求降下指挥，限定指使、小底的人数，留下在外供役，其余人放令各自谋生。所有出入其门的举人，也应当谨慎选择，以免将来侥求恩泽，另行招致人们的议论。仍请制定住宅的规制，以防止僭越奢侈的苗头。这些都是爱惜李玮的事情，伏望陛下务必赐予施行。」

译四年，江休复上奏说：「臣看到陛下亲自举行大祫祭礼，只为会见祖宗之灵，因此崇重祖妣的恩德，明白昭穆的次序。凡属宗族的人，没有不参加助祭的。至于配祔神位的座次，母后的家族年代久远，子孙逐渐衰落，到了进献祭品、举行奠祭之时，又拿什么来慰藉神灵的思念呢？臣私下见汉章帝诏书说：‘四时祭祀陵庙，没有人来助祭先帝、先后的，朕对此十分悲伤。’这正是肃宗发出德音的原因。如今奔走在宗庙助祭的，不过是一两个近戚。至于杜贺之家、宋符一族，振兴衰微、接续断绝的事情，却没有听到。唐玄宗开元初年，曾授昭成皇后的四从叔为太子洗马，并命令他检校本宗子弟，这也是前代的美好法典。昭宪皇太后生育两位圣主，是一代的姜任；如今她的子弟失去秩序，住宅家产离散，唐朝尚且表彰直言，还赎回宅第归还给其家，何况先帝、先后的近亲呢？臣认为应当趁大祫享祭的大庆，对先帝、先后家族中子孙衰落者，集合资财供养，按照才能提升叙用，衡量其贫富厚薄，依次增加恩典和抚恤。臣只要有所见闻，就不敢闭口不言。」 五年，知制诰杨畋上奏说：「臣私下观察祖宗旧例，郭进戍守西山，董遵晦、姚内斌守卫环庆，与强敌对垒十多年，从未因而得到升官的恩宠。大概是因为慎重珍惜名器，必须平定寇难、安定边疆，然后才让他们升迁授官。如今李珣等人没有丝毫补益的功劳，只因外戚关系便授给官职。臣恐怕天下人会说陛下忽视祖宗慎重名器的训诫，开启亲戚侥幸求进的门路，曲意凭借私恩，轻率使用王爵。以后如果有人抵御寇贼、建立功劳，又拿什么官职赏赐他们呢？因此臣不敢撰写制词。」 七年，御史中丞王畴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号令必须可信，赏罚必须适当，这样以后才能实现治理。如果号令虽然完备却不执行，爵赏虽然施行却不合适，还想使贵幸之人收敛，使纲纪振作起来，是不可能的。近来的制度规定，武臣担任刺史以上官职，没有功劳不得升迁，这正是陛下谨慎遵守祖宗旧例，想使爵赏的权柄不被滥用、不因私情而施。如今刘永年只因为章献太后的缘故，过分推施恩泽，使其他人不能援引先例；这难道是认为条例不值得遵守，朝廷可以自行制定又自行废弃吗？法令因公正而对一人制定，又因偏私而对一人废弃，凭什么取信于天下？如果说刘永年任职年限已久，理当升迁，那么刺史以上的官员中，难道再没有一人任职年岁比刘永年更久吗？今日的指挥，只使孤寒之人被隔绝在恩泽之外，不能与刘永年相比，难道是至公之意吗？」 英宗治平元年，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臣私下听说，陛下想加授曹佾为使相，皇太后再三不答应。又听说有圣旨命令皇后的本家分析亲近的骨肉，听取奏报后也给予推恩。臣愚昧地认为，皇太后既然坚决保持谦逊，抑制减损外戚，那么皇后的家族恐怕也不宜褒奖升进。伏望陛下宣谕两府，后族的恩泽都暂且不得施行，等以后再慢慢议论此事。一方面可以显示为人子恭敬孝顺的心意，不敢让后族先于母族；另一方面可以显示人君初临政时，不应把爵禄当作任用贤能的工具，却单独偏私椒房亲属。这样对于圣德，更加光荣。」 神宗时，知谏院杨绘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君主对于施加恩命，不能不谨慎对待其源头。源头一旦打开，攀援这个先例的人，经过几十年仍会泛滥而无法停止。向氏一族对于陛下是后族，高氏一族对于陛下是母族，曹氏一族对于陛下是祖母族。臣看到授防御使向传范知澶州，在他尚未出发期间，外面都传说将要任命向传范为廉车，兼任东平的守臣，臣独自不相信。没过多久，果然改授差遣；虽然没有转任观察使，却果然担任知郓州兼一路安抚使的职务。臣实在不熟悉本朝典故，但就耳目所接触的情况而言，近来没有听说有防御使知郓州的，也很少记得有防御使兼任一路安抚使的。如果确实没有先例，这就是越次的恩典。陛下即位才一年，后族中就已经有越次担任雄要职务的人；如果再过五七年，就不只是向氏一族了。假设高氏一族有人做到防御使，援引今天的先例向陛下请求，陛下能不答应吗？如果不答应，那就是厚待后族而不厚待母族了。曹氏一族有人做到防御使，援引今天的先例来请求，陛下又不能不答应。如此一来，天下像郓州这样的地方，凡是防御郡兼任安抚使的，都可以成为外戚谋求的职位；凡是防御州，也都可以成为外戚的地盘吗？外戚所任职的地方，都占据重要藩镇，这在道理上可以任意如此吗？如果说任用向传范，是因为他有才干，那么其他人谁肯说自己没有才干呢？臣忝居谏职，难道敢畏惧退避而不进言吗？伏乞陛下谨慎对待恩泽的源头，堵塞这种先例，不要顺从一时的容易之举，以免到了五七年以后难以收拾，臣就万幸了。” 哲宗元祐四年，中书舍人曾肇上奏说：「臣看到宫中降下指挥：皇太妃的亲属、滑州韦城县百姓侯偁，先前因为防扑酒务时少欠官府课利以及本息钱等，承认缴纳前一界少欠的钱，可以均分为七年缴纳。所有已经拘收作为抵押的契书、子利等，也特意先行发还本人；其他人不得援引此例，并且免除差人监催。臣私下反复思量，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因为百姓侯偁是皇太妃的亲属，特意宽展缴钱期限，发还契书、子利等物，对于县官来说不过是很小的事情。然而这项命令一经施行，臣私下恐怕会有人借外戚关系互相攀援，日积月累，逐渐扰乱朝政，助长请托之风，开启侥幸之路。所以先王建立制度，必定考虑它的弊端；忠臣侍奉君主，常常劝谏防微杜渐，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况且皇太妃的名位尊贵，天下都仰承她，必定不肯因为私亲的小事侵损纲纪、玷污德美。大概只是迫于人情，有不得已之处。然而臣私下认为，皇太妃如果哀怜他贫困，可以赐给他金帛；恐怕不值得因此烦劳诏令，开启这个侥幸之门，使天下听闻后有所窥测。” 这正是臣尤其替皇太妃爱惜事情体面的地方。伏望圣上慈悲，详细思考臣所说的话；如果万一有一分可取之处，就应当趁指挥尚未发出，仍可追还收回，这样或许能使道路上的人无从私下议论，增广宫闱的盛德，所补益的并不小。《传》说：‘君子爱人，是用德来爱；小人爱人，是用姑息来爱。’臣心中没有别的想法，只是私下怀着诚挚不倦的爱君忠心，不敢采取姑息罢了。只愿圣明洞察，臣就万幸了。」

译谏议大夫范祖禹上奏说：「臣私下听说，韩嘉彦已经选定迎娶公主，这是先帝留下的意思，而由陛下完成它。韩琦的功勋在于王室，他的儿子尚公主，天下人谁会说不合适呢？这对于太皇太后陛下是极其慈爱，对于皇帝陛下是极其孝顺。然而臣看到本朝以来，祖宗诸位公主联姻的家族，都没有参与政事的人。如今韩嘉彦已经选定，宣系着；而韩忠彦却担任执政，这不是祖宗的旧例，不可作为子孙的法则，否则后世姻亲参与政事，就从陛下开始了。臣私下对此感到惋惜。陛下的一言一行，都应当以祖宗为法，何况执政关系国家安危、治乱，是最重大的事情。这个先例一旦开启，后来就难以停止。陛下自从亲自听政以来，对亲戚没有丝毫偏私，天下人无不服膺陛下的至公；如今唯独对韩琦这样，并不是因为要报答功劳。陛下顾念韩琦的功劳，使他的家族富贵就可以了；至于执政，必须选择天下人所仰望的人，不能专门因为功勋旧臣而任用。若果真如此，赵普、曹彬的子孙何曾担任执政？难道是祖宗不顾念功劳吗？自从任用韩忠彦以来，外面的议论纷纷，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如今国家既然与他结成婚姻，罢免他也是有名义的。陛下若想使韩琦之家富贵，只要让曾经担任过执政以及前任执政官员来任用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若一定要等他有了过错以后才罢黜他，那就已经伤害恩情了；这是想厚待韩琦之家，反而变成薄待他们。不如保全韩忠彦，不要让他达到满盈而覆败的地步。臣如今已经被授予新职，罢去了言职，本来不应再论执政之事。然而臣此前入殿时已经当面论说过，如今又改变祖宗旧例，关系实在重大，虽然想要离开职务，也不敢不替陛下说这一句话。臣与韩忠彦是亲属，平素没有嫌隙，只是不忍心上负陛下的任用，也不愿陛下有所不知罢了。如今朝廷中的人，多数出自韩琦门下；即使韩忠彦不符合众望，也因为韩琦的缘故，没有人肯进言，还请陛下明察。自祖宗以来，没有强盛的家族盘踞朝廷；如今韩忠彦担任执政，他的弟弟又尚公主，恐怕权势和外戚太过强盛，应当防微杜渐。」 绍圣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砺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要从治理家庭开始；治理家庭要从夫妇关系开始。丈夫有丈夫的地位，妻子有妻子的地位，这是天地的规律，也是阴阳的道理。夫妇名分不正，希望家庭治理好，家庭中的政事不能实行；希望国家治理好，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周王的女儿下嫁诸侯，车服并不受丈夫约束，仍然遵守妇道，从而成就肃敬和谐的德行。诗人赞美她说：‘为什么不肃敬和谐呢？这是王姬的车。’意思是王姬的车服盛大，本来足以凭尊贵使人骄傲，却仍然遵守妇道，这才是值得赞美的地方。这件事表面在下位，根本却在上位。所以诗中又说：‘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女儿。’正因为有平王的德行，所以相关之人受到感化，有所不敢逾越；正因为有齐侯的德行，所以相关之人心存畏惧，有所不敢违背。周朝的盛强，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丈夫有丈夫之道，妻子有妻子之道，父子、君臣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如今韩嘉彦因为不能谦下地对待长公主，便使这件事变成妻子可以胜过丈夫了。妻子能够胜过丈夫，就会变成儿子可以胜过父亲、臣子可以胜过君主。这个源头一旦开启，后续发展将达到无法堵塞的地步，不能不谨慎。近来听说朝廷无故授予三项团练使，如今又因为私事把一名都尉贬逐，人人都认为政权已经掌握在宫闱之中了。」 赏罚，是上天的命令。因此，即使是朝廷中的大臣和尊贵的君主，也不能专擅决定。天命在哪里？就在至公之理。诗经说：“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它升降任用那些士人，每天都在这里监察。”事情即使细微，上天尚且监视，何况大事呢？这是不可不畏惧的。有人说：皇帝陛下仁厚孝顺，感情深厚，出于天性；内心想着怎样表达对皇太妃的敬意，外在想着怎样表达对长公主的爱护，所以才有这次处置。臣听说，按照正道侍奉父母才叫孝，依据正义爱护骨肉亲属才叫仁。如今若让妇人能够防制丈夫，那么上面就会败坏人伦，下面就会破坏风俗，这一定不是皇太妃愿意做的事。如今即使能够逐一嘉奖彦臣，却使毁谤议论归于朝廷，使后世讥笑嘲弄，这正是所谓爱护他反而伤害他。夫妻之间的感情，贵贱都是一样的；所以即使早晚有些小的嫌隙，实际上也没有损伤终身的大爱。这只希望陛下能够怜悯并明察罢了。天下极其广大，安危只在一顾一盼之间。如今陛下想要违背亲情而安然推行，大臣们不敢违背陛下而顺从承办，却想这样使天下国家安定，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只希望陛下慎重对待，不要忽略。元符三年，御史中丞丰稷上奏劝谏钦圣皇后说：“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母后临朝处理政事，危害社稷、扰乱天下的事，史册记载，考察便可知道。主动手书归还政权，从未有像圣母这样退让谦逊的盛德，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谏官陈瓘怎么会知道这些，还要参与政事呢？臣曾经完整上奏，这些话不是宫省中亲近的臣子，就是外戚中招揽权势的人妄自向外传播的。臣如今在外面只听说向宗回、向宗良兄弟借助势力妄为，欺骗迷惑众人；在宫内只听说张琳、裴彦臣等人凶狠谄媚，气焰炽盛，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在其中与他们交通往来。宫禁之中参与政事的传言，朝廷内外都在喧传，谁会不知道？谏官陈瓘悲愤难忍，所以独自首先抗章进谏，希望使二圣醒悟。臣愚昧，想请陛下告诫约束外家，放逐张琳等人，把蔡京贬出京城。圣母安处宫闱，清心养性，大小事务都不要牵动圣虑，安享圣子早晚的奉养以及四海的供养，恬静淡泊、无为自守，使两宫永享万寿和乐，朝廷清明。这不仅能使扶立皇帝的功德光照古今，也符合《易经》谦卦所说的道理：天道使盈满者亏损而使谦逊者增益，鬼神使盈满者受害而使谦逊者得福。这样坐享五福，使美名流传无穷，难道不是至善至美吗？” 臣身份疏远，幸逢皇太后垂帘听政而被提拔到这里，不敢闭口不言、辜负圣明恩典；怀着恳切的愚诚，冒昧请求陛下俯察听取。

译哲宗在位时，陈次升上奏说：“臣私下听说要把堆垛场赐给孟在作为宅第。恭惟皇后配偶天子，母仪天下，赐给皇后的父亲一所宅第，谁能说不合适呢？然而堆垛场秘密通达宫禁，位置在东方，卦属震，是东方青龙所居之宅。震是长子的方位，普通人家尚且忌讳侵犯，何况关系国家社稷的重地呢？加上圣嗣尚未册立，长子的位置却让臣民居住，尤其不合适。熙宁年间曾想在那里修建东西二府，术士说不便利，先帝便停止了此事。如今若把那里赐给孟在作宅第，那么孟在的宅第在东，禁城在西；从尊卑来说不顺，从阴阳来说也不合适。况且自祖宗以来赏赐给外戚的宅第，没有比这更接近宫禁的，这也是防微杜渐的意思。希望圣慈另赐孟在宅第，先前将堆垛场赐给他的指挥，请求下令追还并停止执行。” 徽宗即位初年，右正言陈瓘上奏说：“臣听说，知道有隐患而预先告诫，君主就不会有错误的举动；事情尚未发生便及早进谏，臣子也不会以事后聪明著名。君主英明、臣下贤良，上下双方都得到好处，治国之道因此兴盛。臣凭着驽钝疏散的资质，冒昧担任言官，恰好遇到明圣的君主，私下仰慕贤臣的道义。事情遇到关键时刻，有不能沉默的，怎么可以等待而不早说呢？宋朝拥有天下已经一百四十一年了，太平的长久，即使尧舜三代，乃至汉唐，也都比不上。譬如安乐的人活过一百岁，仍应战战兢兢、谨慎小心，保养元气，不让疾病乘隙侵入，这样越老越健康，永远保有康宁的福气。祖宗以圣明君主承继圣明君主，古代没有过这样的事；母后相继具有圣德，也为古代所没有。上天覆盖、大地承载，一方面刚健、一方面柔顺，万物由此生成，各自顺遂本性。到神宗时，治国之道更加兴盛；到皇太后时，皇室家道更加光明，可以说盛大到了极点。盛极必衰，怎么可以不预先告诫呢？汉朝衰败，是因为外戚势力过盛，人们不敢说话，以至于亡国。陛下遵守祖宗成法，鉴戒衰汉覆亡的旧路，宋朝的德业正在兴盛，内外没有忧患。然而依臣所听闻，应该预先告诫的有一件事，恐怕陛下不知道，也恐怕皇太后不知道。” “向宗良兄弟与宾客交通往来，泄露机密，陛下知道吗？皇太后知道吗？皇太后功德隆盛而完备，感通上天。陛下以天下最优厚的奉养供养她，也不足以报答。只有使我宋朝牢固建立万年不拔的基业，使外家享有与国家相始终、无穷尽的福禄，然后才足以报答。汉唐的母后临朝称制，有的直到终身，有的想使威权和福禄的权柄长久掌握在自己手中，有的因身边人的请求而贪恋权势。只有我朝皇太后安静淡泊，足以把威福置于自身之外；严明果断，足以约束左右近臣；不等到祔庙，便果断归还政权，事情光耀前代，名声流传后世。陛下应当怎样报答皇太后呢？臣恐怕借恩给外家，并不足以报答。此前在归还政权以前，陛下想授予向宗良等人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甚至将要下诏给学士院起草诏命时，皇太后下诏停止了这项命令。朝廷内外听闻后，感叹敬仰，知道皇太后以谦逊为德，陛下以顺养母亲、成全母亲志向为孝。汉章帝想给三位舅舅加恩，马太后说：‘我观察富贵人家，禄位重叠，就像果实累累的树，根部一定会受到损伤，何必经营外家封爵之事，违背慈母拳拳的至孝之行，以使亲人安稳为主呢？这是我家的事情，所以可以自行决定。’” “‘我将含饴弄孙，不能再参与政事了。’于是章帝没有封他的舅舅。如今皇太后盛德完备，与上天同功，远非马太后可比。臣所说的，只是想对外家有所补益罢了，想来也是皇太后乐于听到的。如果不能体察圣母的心意，反而自行产生猜疑嫌隙的忧虑，应该说话时不说，臣实在不忍。臣认为，马太后告诫儿子、章帝顺从母亲，内有慈爱，外有孝顺，双方都得到好处。陛下和皇太后前日的事情，以谦逊退让来涵养志向，正与此相同，所以天下人都心悦诚服。汉哀帝初年，急于封赏几位舅舅，孔光进谏说：‘天下是陛下的家，至亲舅舅怎么会不富贵？但不应如此仓促。’后来果然没有长久。汉哀帝因为受傅太后的逼迫，不能听从。如今皇太后下诏停止已经形成的成命，不等孔光进言；陛下恭敬接受慈母教训，于是没有仓促封赏之举。这是前古难以做到的事情，如今却亲眼见到，皇太后的圣德哪里说得尽呢？陛下应当怎样报答皇太后呢？臣恐怕借恩给外家，并不足以报答。陛下虽然承受上天眷顾、受命而有帝王历数，但能够排除异议、独自决定大策的，正是皇太后。” “对陛下有功的，大概只有上天和皇太后。天道公正而不偏私，陛下应当怎样报答上天呢？皇太后施行恩德却不自恃，功成之后不居功，陛下应当怎样报答皇太后呢？陛下若能用道义节制感情，不带一丝私心，就可以使人心服；使人心服，就可以获得上天之心；获得上天之心，就可以符合皇太后的意愿。神宗用来报答慈圣皇后的，就是这个道理。治平末年，韩琦担任宰相，朝廷内外同心，决定继承人很容易。前些日子决定大策时，章惇执掌政事，首先提出异议，因而定策十分困难。如此说来，皇太后的功劳与慈圣皇后相比，又更加光大了。陛下应当怎样报答皇太后呢？唐朝衰败时，上天把定策之功交给了自矜自夸的臣子，于是这些人不断索求报答，甚至有‘负心门生’之类的话，君主之道的强弱，由此可见。如今功劳出自圣母，国家根本已经端正，陛下只应长久思考如何报答罢了。以大公之心报答，是最高的报答。借恩给外家，哪里足以称为报答？向宗良兄弟依仗国恩，凭借慈母的恩宠，夸耀眼前的荣盛，却不知道倚伏转化的可畏。”

译“他们所结交的人，还牵连到侍从中希求宠幸的士人；希望这些人离开他们的门下。裴彦臣没有什么办事才干，只会沟通内外、泄露机密，于是使物议纷纷，有人甚至说，万机政事的赏罚升降、官职授除，直到今天皇太后仍然参与其中。实在是因为内外相通，没有禁令约束，所以好事之人得以过分传播。如果不是皇太后明白传达圣意，严格加以约束，那么这些纷纷的议论不容易止息。仁宗对舅家情意深厚，尤其认为李玮贤能，曾下诏让李玮举荐官员担任将领。李玮说，家中有不许宾客来往的禁令，无法了解士人的贤能与否。仁宗特许李玮接见宾客，却命他每天抄录所见宾客的姓名上报。这是仁宗保全外家的办法，委曲周全竟到了如此地步。神宗敬重厚待曹佾，加封他为王爵，但曹佾不敢举荐一个人，曹佾门下也不敢接纳一个士人，只是每天饮用醇酒来自我娱乐。神宗之所以厚待曹佾而不厌，是因为他做到了外戚应有的体统。宣仁圣烈皇后对外家的告诫尤其恳切周详。绍圣年间，因巧言谄媚而起的祸患几乎牵连全家，然而高氏一族最终得以免祸，也正是宣仁皇后训诫明确所产生的效果。皇太后的功德如此重大，光耀超过前人；想到保持这份功德的艰难，为国家作长远无穷的考虑，防患于未然，正是在今天。” “老子说：事情在尚未发生时就要着手做，社会在尚未混乱时就要治理。凡是尚未出现的事情，如今虽然没有，后来也可能逐渐出现。等到已经发生再谋划，不如在尚未发生时先加以戒备。汉朝的马廖，是章帝的舅舅，他竭力交结权贵，车盖显赫的士人争相趋附他，终于发展到私自赈济三辅百姓，这就是第五伦所说的事。如今虽然还没有这种事，怎么可以不在其萌芽阶段加以告诫呢？王氏依仗东宫的尊贵，凭借甥舅的亲戚关系，形成威势和权重，内外重要官员都出自其门；推誉他们的人得到升进，违逆怨恨他们的人遭到杀伤，这就是刘向所说的事。如今虽然还没有这种事，怎么可以不在其萌芽阶段加以告诫呢？杜钦、谷永把自己托附于外戚，专门攻击君主本人，却不敢说王凤一句坏话。遇到灾异变化，反而推说是上天的异常，把责任归给别人，以此维护外戚的地位。像杜钦、谷永这样怀有二心的人，哪一代没有？如今虽然还没有这种事，怎么可以不在其萌芽阶段加以告诫呢？成帝时，外家子弟凭借势力充斥朝廷。成帝想任用刘歆为中常侍，临到要授官时，左右近臣上奏说：‘还没有禀告大将军，不能奉行诏令。’成帝虽然坚持，最终也不能改变，于是朝廷政事只由外家决定，不由成帝决定。” “如今虽然还没有这种事，怎么可以不在其萌芽阶段加以告诫呢？王音、王根奢侈僭越、不守法度，天子对此发怒，于是他们兄弟想自行刺面割鼻来向太后谢罪。封侯那天，黄雾四处弥漫，谏大夫杨兴等人以王氏之事进言，于是大将军恐惧，请求辞职。然而由于外家势力强盛，君主的威严最终仍无法施行。如今虽然还没有这种事，怎么可以不在其萌芽阶段加以告诫呢？神宗曾说：‘衰败颠危，可以看见前车覆亡的过失；叛乱盗贼和奸邪罪恶，都有如履霜一样逐渐形成的先兆。’臣愚昧地认为：想看见前车覆亡的过失，就不能不考察往古的事情；想辨别履霜般的渐变，就不能不警戒当今的事情。老子说：‘合抱的大树，生长于细小的萌芽；九层的高台，起于一筐筐泥土。’事情凡有逐渐发展的过程，无不如此。汉朝的王商、王章，都是当时的贤臣，却因为被王凤憎恶，一个死于隐暗难明的罪过，一个死于囚禁之中。当时外家的势力已经像合抱的大树、九层的高台，哪里是一只手能够阻挡、一把锹能够铲平的呢？王商等人虽然可怜，但等到后来才进谏，告诫又不及时，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 “如今臣所论说的，正是在泥土初积、萌芽初生的时候，遏止萌芽、杜绝渐变，有什么困难呢？只在于陛下从容地请示，皇太后下一道诏书罢了。自古以来，戚里侵夺权力，便是衰世的征象；外家干预政事，就是亡国的根本。这也如同州县政务，只要权力出于一处即可。若让守令家中的子弟亲戚与宾客交往而没有禁制，那么奸人就会受到鼓舞，良民就会叹息，这也是陛下和皇太后所不愿看到的。由小事推知大事，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臣愿陛下采纳臣这个樵夫野人的意见，记取老子的学说，遵循神宗的训诫，符合太母的心意，把臣这篇奏章送达慈闱。若皇太后察知臣愚直，出于慈爱加以保护，那么从今天以后，忧虑国家、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士人，都愿竭尽忠诚来效力而无所畏惧。臣下都乐于进献忠言，朝廷具有不忌讳直言的美德。像虞舜那样善于接受规谏，像成汤那样不吝惜改过，圣德日益提升，治道日益兴隆。我宋朝牢固建立万年不拔的根基，外家享有与国家同样无疆的福禄，难道只是臣这个卑贱之人的幸运吗？如果不能如此，那么臣就有僭越轻率妄言的罪过，被罢黜、流放、放逐，都是理所当然，只等陛下下令罢了。臣以孤独疏远、寒微卑贱的身份，误蒙陛下过分提拔；陛下责备臣并不轻，眷顾臣又正深厚，臣因此及时进言、在事情发生前进谏，岂敢因为自身不肖便废弃应当说的话呢？” “孔子说：‘君子不因一个人的言论而擢用他，也不因一个人的身份而废弃他的言论。’臣虽然不肖，但这番微薄的意见，对朝廷有益，对外家也有补益。如果不因臣不肖而采纳臣的意见，忠言就会由此一同进来；如果因臣不肖而废弃臣的意见，谄媚之言就会由此交相进入。听取意见，是国家治理的根基；相信谄言，是国家混乱的根本。国家治乱的关键，就在这一次取舍。臣个人不过蝼蚁般的性命，安危生死哪里值得一提？臣惶恐万分，恭候治罪。”

译右正言邹浩上奏说：“臣近来看到，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以与皇帝共同听政的权力，协助渡过艰难，为宗庙社稷作长远无穷的打算。本朝旧例中，只有慈圣光献皇后垂帘听政时，与章献明肃皇后、宣仁圣烈皇后的情形稍有不同；但她们仍然过了很久才恢复皇帝亲政。如今皇太后却深深退让，不敢拿自己与三位皇后相比。起初下手书，约定祔庙礼仪完成后不再参与政事；后来又不等祔庙，立即履行最初的诺言。自古以来，典籍所记载的母后美德，从没有像皇太后这样功德盛大。《易经》说：‘进退都不失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皇太后可以说是不失其正。普天之下，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歌舞称颂，何况忠义而有见识的士人呢？陛下天性仁厚孝顺，极切地思考怎样报答皇太后的功德，所以向宗回等人依次越级提拔，无不极尽优厚。虽然陛下并不是把这当作私恩，但宫禁之中为奉承皇太后的欢心，什么都做到了，从这些事也可以推知。如今士大夫有的没有深入体察陛下厚待母族的用意，往往奔走于他们门下，务求互相结交；更有甚者，暗中派遣心腹，秘密送去诚意，似乎想借助势力作为进身固位的途径，一时之间公论也颇为疑虑。” “然而臣听说，过去向氏族人的子弟所做的事情稍有不善，皇太后必定派使者严厉责备，因此人人畏惧，只求少犯过错。向宗回等人又一向以修饰品行闻名于当时，即使士大夫急于为自己谋求，也决不会使他们改变操守。只是向氏子弟很多，其中难道没有考虑不周的人吗？万一被士大夫误导，不能远避嫌疑，因而惊动公论，臣僚有人把这事报告，陛下将怎样处置呢？不执行惩处，就无法端正祖宗的法度；执行惩处，又无法安慰慈闱的深切心意。不只是陛下难以处理，皇太后处理起来也很困难。况且陛下即位时，大臣中本来就有人持异议，幸赖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念，果断不动摇，大计才得以确定。陛下即位以后，天地相应，人心自然归附，六合之内都充满和气，所以即使蛮夷戎狄远在声教之外，也无不叩首向内归顺。这样的不世出的遭遇，难道不是皇太后的功德，又有谁能形容呢？功德如此盛大，皇太后却舍弃而不居其功，深深退让，即使帝尧的克己谦让、大禹的不自夸，又怎么能超过她呢？如今正将含饴弄孙，尊享太平的福气，与陛下一同享受。” 如果天地长久存在，怎么能让这种难以处理的事情动辄被天下人听闻呢？臣愚昧，恭敬地希望陛下在从容省视侍奉皇太后的时候，秘密把这件事禀告皇太后，请皇太后亲自秘密加以察觉。如果外间议论没有事实，也就算了；果真有这件事，请皇太后亲自秘密加以训诫，杜绝其渐变。这样或许对外不废祖宗法度，对内不触动慈闱深切的心意，使天下人都仰慕陛下奉养亲母的圣孝，都仰慕皇太后扶立皇子的功德，永永远远直到万年，没有穷尽。这样向氏族人的子弟既保全美名，也能获得无穷的显荣，难道不是很美好吗？臣昨天因获罪被远方流放，本来应死在瘴气弥漫之地，幸蒙恩典得以生还，又恢复原职。臣的身体发肤，全都是陛下和皇太后重新造就的，所以谋求报答大恩，尤其不是其他臣僚所能相比。如今若有所见闻却闭口不言，等到日后臣僚有人奋不顾身进言，臣才跟着进言，那么臣的罪过就大了。怎敢不预先上奏陈述呢？希望圣慈宽恕臣的狂妄而采纳臣的愚忠，臣不胜荣幸。” 大观二年，御史中丞吴执中上奏说：“臣私下思考，祖宗留下的训诫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戚里宗属不得参与政事，并不是待他们刻薄、对他们不厚道，而是忧虑深远，可以说到了极点。给他们丰厚俸禄和高贵爵位，却不让他们招揽权力、擅自干预政事，使他们从容进退，长久保全安宁荣耀，这实在是厚待他们而非薄待他们。近来陛下降下仁德之音，发布明诏，追述祖宗成法，戒备前代祸乱的过失，命令从今以后不得再援引韩忠彦的先例，不得任用戚里宗属为三省执政官，世世代代遵守，并著为甲令，公布天下，谁不认为这是极其恰当的呢？后来曾任命郑居中同知枢密院事，后宫感到恐惧，知道诏旨不可违抗，恳请罢免。陛下认为他陈述义理坚定诚恳，最终不能改变其请求，于是任命郑居中为中太一宫使。诏书传播开来，听到的人都欣喜，由此可以看出陛下端正家政以治理天下的成效。还不到半年，陛下却又依据先前的任命提拔任用郑居中，从此朝廷内外不免产生疑虑。臣私下替陛下惋惜。陛下亲自下的诏书，本应与典谟一起流传、昭示万世，却突然自行改变，给后日外戚任事开了端头，这是不应该的。” 后宫接受陛下的道德教化，才能推远权势，屡次以祖宗典则陈述义理，恳切请求。郑居中是儒者，却不知道这样做，安然处在官位上，竟丝毫不避嫌疑，难道独自对内心没有惭愧吗？祖宗遗训，镌刻在金石上；陛下明诏，明亮如日月星辰，众目所见，不可遮掩。替郑居中打算，应该深深警戒恐惧，远离嫌疑，优游奉祠宫之职，涵泳于圣明时代，安坐享受恩宠俸禄，长久没有忧患，这样世上哪里还会有第二个郑居中呢？希望陛下勉强听从公论，重申丁亥年二月的诏书和奏疏，罢免郑居中的政事职务，让他仍以宫使身份奉朝请，明确昭示万世，以消除群臣的疑虑。臣不胜庆幸。”

译高宗时，皇后的父亲邢焕被授为徽猷阁待制，皇太后的兄长之子孟忠厚任显谟阁直学士、侍读，卫肤敏说：“这不合祖宗法。”邢焕不久改任武职，孟忠厚却依然原职。不久卫肤敏升任中书舍人，卫肤敏恳切上奏说：“从前司马光论说张方平不应任参知政事，从御史中丞升为翰林学士，司马光说：‘如果认为臣是对的，就应罢免张方平；如果认为臣是错的，就应贬黜臣。’如今这两方面都不追究，却升迁臣的官职，这是臣不能理解的。臣虽不肖，愿意仿效司马光。”他又说：“侍奉母后没有比孝更好的，待戚属没有比恩更好的，劝勉臣下没有比赏赐更好的。如今陛下为顺从太母而采用非法，是不合所谓孝；以不合身份的待遇对待孟忠厚，是不合所谓恩；不采纳臣的意见却升迁臣的官，是不合所谓赏。一件事同时有三种过失。”皇帝命宰相向卫肤敏解释说：“朝廷是按次序升官，并不是因为你议论政事。”卫肤敏仍然不肯接受任命。翰林学士汪藻上奏说：“臣近日承准中书省送来的录黄一道，三省共同奉行圣旨：邢焕是朕的皇后之父，立即令他改任武职；孟忠厚是隆祐太后的亲属，而且前朝也有不是皇后之父而担任文臣的，应当体察朕优厚奉养老太后的心意。” “现将这份文书读示并下达。臣听说，君主施政，公义与私情不能同时并行，恩典与法度不能同时成立。用公义压倒私情、用法度限制恩典，国家就能得到治理；用私情损害公义、用恩典扰乱法度，国家就会混乱。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陛下因为邢焕是中宫之父，把他的文职资序改为武职，朝廷内外的人无不认为恰当，并不断称颂圣德，是因为这出于公法。至于因为孟忠厚是隆祐太后的亲属，便让他仍然担任文职，朝廷内外哄然议论不止，以致臣僚纷纷上章论奏；即使反复承受圣训谆谆教诲，最终也不能平息，是因为这出于私恩。从前汉明帝时，马太后是章帝的母亲，汉明帝想封赏她的家族，太后多次推辞不答应。汉明帝再次请求说：‘汉朝兴起以来，舅氏封侯，就像皇子封王一样。太后实在想保持谦虚，为什么偏偏让我不能给三位舅舅加恩呢？’他的话可以说极其恳切，但马太后始终不答应。过了几年，只允许封为关内侯罢了。外戚封侯，是汉朝的法制；而马太后这样拳拳坚持，难道不是因为妇人应以内亲夫家、外亲父母家族，过分宠爱外家并不是自己的福气吗？所以自古想观察母后贤明与否，没有别的标准，只看她能不能远离对外家的宠爱罢了。” 隆祐太后盛大的德行闻名天下，至今已经三十年了。如今却因为孟忠厚，使陛下屈从公法而扩大私恩，臣恐怕天下人不仅会因此议论陛下，对隆祐太后也不能没有疑虑。这不是成全隆祐太后远避嫌疑的德行，也不能保全陛下孝养母亲的诚意。这件事关系重大，臣不敢闭口不言。恳请陛下以圣明慈爱之心考察，依据先前臣僚的奏章和奏疏详细省览，早日赐予施行。关于邢焕、孟忠厚的文书读示并下达的指挥，臣不敢执行，谨录下上奏报告。御史中丞廖刚上奏说：“臣听说《王制》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要与士人共同议定。’傅说说：‘要以先王已经形成的法度为鉴戒，这样长久不会有过失。’在朝廷上授予爵位，却要向士人考察；如果不合公论，或者考察先王而不合旧制，议论者一定会认为是错误的举动，怎么能不谨慎呢？臣近来看到，戚里亲属的任命授官，每每加以优厚特殊的待遇，往往不采用祖宗旧例，难道是因为近年来外族衰落疏远，所以陛下深深忧念，务必把恩意做到极致才这样吗？这固然是陛下亲睦姻亲的厚德。然而真正感激陛下赏赐的人很少，而天下不以为然的人却到处都是，这一点不可不知道。前些日子孟忠厚以郡王身份出任镇江知州，如今潘正夫又被授为开府仪同三司。考察祖宗朝旧例，驸马都尉只有石保吉因历任外职，曾在行营建立成效，到晚年才得到使相；其余人都没有这样的任命。至于以郡王身份出任地方长官，更是从来没有过。如果忠厚、正夫在艰难时期曾有功勋，众所周知，那么超越常制加以宠异，谁会说不应该呢？如今只是因为存恤安抚的缘故，就废弃祖宗法度，为后人开启侥幸之门，难怪舆论不能信服。” “然而，开府仪同三司的任命既已在大庭广众中宣布，每天传播千里；分授符节的人也已经到郡任职，臣也曾请求陛下向臣说明其中原因。臣这点微薄意见，当然知道已经来不及改变事情，但这是执掌法度的臣子的职责。陛下曾对臣说：‘祖宗之法不可随便更改。’臣认为，君上实行法度，臣下就知道遵从什么；君上废弃法度，臣下也不会守法。臣希望陛下特别下诏，说明孟忠厚、潘正夫的差除只是当时的特别恩典，后人不得援引为例。以后凡有不合祖宗旧制的任命，也应允许给事中、舍人和台谏官论驳，像这样不怕改正，才可以杜绝侥幸之门，使天下都知道陛下如同上天一样没有私心。” 武义大夫曹勋上书说：“臣私下认为，圣王登临帝位，统摄天下人群，辅佐大臣的政务，本来就要依靠英才贤能。任用身边的人，必定会选用姻亲，使亲近与疏远相互错杂，以堵塞奸邪。周、汉的法制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加恩于亲属，让他们掌管宫廷宿卫，似乎仍胜过把此职交给天下普通人。而且母子之间的天性，是天道中最亲密的关系；母亲因儿子尊贵，自古都是如此。陛下即位以来，至亲彼此分离，外戚被隔绝，使恩义礼遇不能同时得到宣示，这不是安定宗庙、重视社稷、宣扬德泽、尊重至亲之道。如今母后的族人长期被废弃不录用，分散在偏远地方，不能每日仰望清明的恩光，实在不合慈爱和承奉君上的心意。况且离乱日久，人们肆意谋划异心，威令不能施行，叛逆僭号，有时甚至出现讹言和奸邪行为，使宿卫人员惊惧，这实在值得忧虑。倘若召回一两个姻亲，授予散官，让他们奉朝请，预防尚未发生的事情，察知群臣的动向，成为陛下肘腋之亲，岂不是恩典和礼遇两全，圣上的孝心也做到极致了吗？恭请陛下裁决，臣不胜荣幸。” 孝宗时，左司谏陈良祐说：“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不经营货利。可是有人借托肺腑亲属的身份，做市井商贩的事情；凭着公侯的尊贵谋取商人的利益，占有田地，擅自占用山林湖泽。更严重的，有的开船出海，招引外国商人贸易珍宝，耗费金钱；有的借托德寿宫，有的借托椒房，触犯法律、冒犯禁令，专门谋取利益而不知满足。这不是维护纲纪、保全戚畹之道。希望陛下严加告诫约束；如果能够改过，富贵可以保全；如果仍不悔改，就应当依据义理阻断恩宠。”

译理宗时，刘克庄进献旧事说：“干德四年，太祖在紫云楼设宴，对赵普等人说：‘最愚昧的百姓，连豆子和麦子都分不清；如果藩侯不加以抚养，反而专门施行苛虐，朕一定不能容忍。’绍兴二十五年，皇帝批示让孟忠厚奉祠宫观、奉朝请。魏良臣上奏说孟忠厚是戚里中最贤能的人，皇帝说：‘朕很不愿意让外戚担任朝廷政事的职务。万一他有过错，依法治罪就会伤害恩情，宽免不治就会废弃法度，所以只能加给他爵禄，让他奉祠。’” “臣恭敬地思考，艺祖皇帝凭借神武平定僭伪政权，使天下归于一家。正值汉高祖思念猛士、守卫四方之日，而干德年间的宴会上，太祖却把藩侯不能抚养愚民视为忧虑。有见识的人说，本朝国运长久，民心牢固凝聚，都是紫云楼上这几句话奠定的基础。陛下看待各地、选用藩侯，尤其不轻易授予；即使偏远州郡和小小堡垒，也一定要让受任者入朝辞行，难道不是想得到贤能的二千石官，与自己共同治理吗？朝廷调任州郡长官不过两条标准：一是才干声望，二是资历。如果确实符合条件，谁不认为应当？如果两者都没有，却忽然在一天之内滥加任用，街谈巷议、聚众议论，难道能免于纷纷不平吗？人们会说：某人是戚畹之家，某人是贵族子弟；刚刚进入仕籍，就登上清贵官员的行列；刚超过弱冠，就已经佩带虎符；甚至有人远远超过常格。从前人以四十岁出任一城之主为荣耀，如今却不必等到四十岁。即使世代高爵、累任将领之家，确实有很多英俊聪慧之人，但牧养百姓、统御众人的重任，必须交给老成持重者。臣曾任郎官掌管铨选，见到年龄不到三十岁的人，不准注授三万贯钱的场务。郡守的职责比场务重要得多，怎么能把千里之地的百姓交给四姓贵族中的年轻小侯呢？士大夫除在朝廷任清望官外，必须三次任职治理县邑，两次任职辅佐州政，经过多年推移，直到苍颜白发，才敢请求任一方长官。” “幸而得到任命的人，往往三五人共同守一处职位，远远指望瓜熟蒂落，犹如等待黄河变清。凡是江浙一带近处、稍可屈指而数的州郡，从前用来安置近臣的闲逸之职、名流外放的职位和一般官员中贤能勤劳者，如今多用来安置外戚、功臣和世家。世袭贵族争相趋向便利安逸之地，寒门平民家族则甘愿前往偏远地方。掌管风宪、维持纲纪的机构，偶尔有人据理争辩；但到了除授、提拔、临时派遣的时候，中间很难挽回。臣认为，干德四年的诏书，是万世君主选择藩侯的法则；绍兴二十五年的诏书，是万世君主对待外戚的法则。陛下各抄一份放在座位右边，那么地方长官的选择就不会偏向私人亲近，施于勋戚的恩典也会有所限制。臣认为陛下天性极其仁厚，已经给予的不能夺回，今后不再给予即可；已经派遣的不能召回，今后不再派遣即可；允许大臣争辩，允许有关部门论驳，也就可以了。从前，邹、蹶、番、楀并列担任显贵官职；到了周朝衰微时，许、史、丁、傅稍有声望；只有本朝的戚畹谦逊退让，区别于前代。祖宗只是给他们俸禄，而不让他们担任政事，这正是深深爱护他们。难道一定要让他们和寒门士人争相进取吗？只希望陛下垂听。”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宠幸 汉文帝时，大中大夫邓通正受到极盛的宠爱。丞相申屠嘉入朝时，邓通坐在皇帝身旁，礼节上显得怠慢。丞相奏事完毕，便进言说：“陛下宠爱臣下，就给他们富贵；但对于朝廷的礼制，不能不严肃遵守。” 汉武帝元光五年，皇帝曾在窦太主家设宴。窦太主让皇帝宠爱的卖珠少年董偃出来，皇帝让他陪饮，常常跟随皇帝驰马游猎、观看斗鸡、踢球、斗狗赛马，皇帝非常高兴。于是皇帝替窦太主在宣室设宴，命谒者引董偃入内。中郎东方朔快步上前说：“董偃有三项应当斩首的罪，怎么能进入这里呢？”皇帝问：“为什么？”东方朔说：“董偃以臣下身份私自侍奉公主，这是第一项；败坏男女教化，扰乱婚姻礼制，损害王制，这是第二项；陛下年少，正专心研习六经，董偃却以奢靡华丽满足耳目欲望，是国家的大贼、君主的大害，这是第三项。”皇帝沉默了很久，说：“我已经设宴，稍后再自行改变吧。”东方朔说：“不可以。宣室是先帝处理政事的正殿，不合于法度的政事不得进入。淫乱的开端，发展下去就会变成篡夺。”皇帝说：“好。”于是下诏改在北宫设宴，引董偃从东司马门进入，赐给东方朔黄金三十斤。董偃从此日渐失宠。汉哀帝时，息夫躬、孙宠等人通过中常侍宋弘上书，告发东平王刘云谋反，因此被提升为秩禄二千石的官员。当时侍中董贤受到皇帝宠爱，皇帝想封他为侯，傅嘉劝皇帝借东平王之事封赏董贤；宋弘又说应借董贤的事上报，想凭这件功劳封董贤为侯；他们都先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 不久，皇帝想封董贤等人为侯，心里顾忌丞相王嘉，于是先让皇后之父孔乡侯傅晏拿诏书给丞相和御史看。王嘉与御史贾延上密封奏事说：“臣私下看到，董贤等三人刚被赐爵，百姓纷纷不安，都说董贤显贵，其余人也跟着蒙受恩宠，直到现在流言仍未平息。陛下对董贤等人的仁恩没有止境，应该公开他们当初上奏的内容。还应让御史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察并参合古今，明确其中的道理，然后才加封爵位和土地；否则恐怕会大大失去众人的心。天下人伸长脖子议论，公开平定这件事，必定会有人说应当封爵，而那是陛下所听从的。天下即使不高兴，责任也有所分担，不会只归于陛下。从前定陵侯淳于长首次受封时，也曾讨论此事；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封侯，众人便把罪责归给谷永，先帝没有独自承受讥讽。臣王嘉等才能低劣，不称职，即使死也有余罪；知道顺从旨意、不加违逆，便可以保全性命、等待时机；但臣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想报答厚恩。”皇帝被他的话感动，于是停止了封赏。当时皇帝宠爱侍中董贤，甚至封他为高安侯。几个月后发生日食，丞相王嘉借此上密封奏事说：“臣听说皋陶告诫帝舜说：‘不要放弃教化而纵情欲，治理国家要战战兢兢、勤勉不息，每一天都有万端政务。’箕子告诫周武王说：‘臣下不可以擅自施行威权和恩福，不可以享用玉食。臣下若擅自施行威福、享用玉食，就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凶险。’如果人们因此行为偏邪，百姓也会僭越邪恶。这样一来，就会颠倒尊卑秩序，扰乱阴阳纲统，祸害君主，国家极其危险。国人倾斜不正，百姓僭越失常而不统一，这是君主不遵循法度、上下失去秩序造成的败坏。周武王亲自履行这个道理，所以盛德一直延续到成王、康王。此后君主放纵心意、恣意欲望，法度逐渐衰败，以至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父子之间最亲近的关系也失去礼法而产生祸患，更何况异姓臣子呢？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敬慎处理政事而守信用，节约费用而爱护百姓，按农时役使民众。’孝文皇帝完全实行了这个道理，天下都蒙受恩德，尊他为汉太宗。孝宣皇帝赏罚诚信严明，施予恩惠有节制，记取人的功劳而忽略小过，因此达到太平治理。孝元皇帝承继守护大业，温和恭谨、欲望很少，内府有钱四十万万，水衡有钱二十五万万，少府有钱十八万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从前，元帝曾临幸上林苑后宫，冯贵人随从来到兽圈，猛兽惊奔而出，冯贵人上前抵挡。元帝嘉奖并称美她的义勇，赐钱五万；掖庭中与她关系亲近的人，也加以赏赐，并嘱咐有关人员不要赏得过多，以免显得恩私不平、厚此薄彼而失去人心。赏赐有节制，所以当时外戚家资达到千万的很少。因此少府、水衡都尉所掌管的现钱很多。即使遭逢初元、永光年间的灾荒饥馑，又有西羌叛乱，外面供给军队，里面赈济贫民，始终没有倾覆危亡的忧患，是因为府库内藏充实。孝成皇帝时，谏臣多次谈论出游后宫的危害，以及专宠女色、沉溺酒色会损德伤寿，他们说得十分恳切，但成帝始终没有怨恨发怒。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中，史育屡次被贬退，家产不满千万；张放被斥退，送回封国；淳于长被杖杀于狱中。成帝没有因私爱损害公义，所以虽然宫内讥议很多，朝廷仍安定太平，并把帝业传给了陛下。陛下在封国时喜好《诗》《书》，崇尚俭约，征召时经过的道路上，人们都称颂您的德行美政，这正是天下人因此归心的原因。刚即位时，您更换帷帐，撤去锦绣，乘舆只用绨缯作席边而已。共皇的寝庙接连兴建，您忧悯百姓，只因用度不足，便按照公义割舍私恩，常常暂时停止修建。如今刚开始营建宫室，驸马都尉董贤也在上林苑中兴建宫观，又为董贤修造大宅，开门面向北阙，引王渠的水灌溉园池；派使者监督工程，赏赐吏卒。其规模超过修建宗庙。董贤的母亲生病，长安厨官供应祭祀用品，路上经过的人都得到饮食；为董贤制作器物，器物制成后先奏报御览，然后才施行。有的物品制作精美，便特意赏赐工匠。即使向宗庙和三宫进献，也从未达到这种程度。董贤家中举行宾客宴饮、婚嫁以及接见亲属时，各官署都一同赐予赏物，连奴婢也每人得到十万钱；使者监督察看，派人到市场取用物品，百姓商贾震动，道路上喧哗，群臣惶恐疑惑。诏书把苑囿罢免后赐给董贤二千多顷土地，均田制度从此败坏；奢侈僭越、放纵无度，导致阴阳失调，灾异很多，百姓流传讹言，拿着筹策互相惊扰，有的披头散发、赤脚奔走，有马的人则骑马奔驰。上天被这种情势所惑，无法自行停止。有人认为拿筹策，是警戒计策失误的征兆。陛下素来仁厚明智、谨慎处事，如今却有这样的重大讥议。孔子说：“遇到危险却不扶持，快要跌倒却不搀扶，那还要用那辅相做什么？”臣很荣幸得以充任此职，私下十分悲痛，不能通达愚臣忠心的话；即使死去对国家有益，也不敢爱惜自身。只希望陛下慎重对待自己独自倾向的事情，察看众人共同疑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