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九

译后魏孝明帝时，河阴县令高谦之上奏说：“臣因为没有才能，错误地治理京畿要地，实在想奉行法令而不屈挠，称职地办理官务，以报答朝廷无法计量的恩德，尽到人臣守职的节操。但是豪强人家的支属、皇亲国戚的亲属婚姻，凡是被捕入狱的人，举目所见多是他们；他们都露出憎恨盗贼的神色，纷纷生出怨恨皇上的心。县令势弱力薄，怎么能够成功治理呢？先帝过去发布明诏，允许臣下当面陈述心中所想。臣已故父亲先臣高崇任洛阳县令时，常常能够入朝奏报是非，因此朝廷权贵都收敛手脚，不敢干预政事。近来以来，这项制度终于废弛，致使京畿长官威望减轻，下情不能上达。如今二圣远远遵循尧舜的法则，高祖也怜悯愚臣；臣希望陛下体察臣的驽钝，使臣稍微建立功名，请求重新申明新旧典章，恢复过去的制度，希望奸豪知道禁令，稍稍自行收敛。”诏书说：“这篇奏启深深符合朕的心意。”宋仁宗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庞籍上奏说：“臣近来因上殿当面承受圣旨，命令有事情的都写成实封奏进来。臣退下后自量浅陋无能，不通晓政体，却错误地承受了询问访问；如果有一点愚见，岂敢不全部陈述？恭敬地思念三位圣人垂下的统绪，法纪制度已经完备；陛下文明确谨、恭敬节俭，继承并发扬国家的大业，只遵守先帝训诫，能够达到大治。臣私下看到，朝廷的政令逐渐不同于祖宗的制度，而应当改正、恢复旧有规制的地方很多。现略举几件，分条列在下面。” 一，辅臣的进退是最重大的事情，不只是对一时功过的褒贬，也是想把戒示垂留给后人。祖宗旧制，辅佐近臣罢免的事例很多，有因请求退职而获准的，有一概以劳逸为名处理的，有公开指出显著过错的，有隐去罪名而处理的；但所授官秩的轻重，都有区别。臣伏见去年执政的大臣，最为舆论喧腾，其中有人废弃典法、公开经营私恩，这是天下最清楚的事情。臣在去年冬天和今年正月七日所上书奏、札子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昨天从外面听说封闭院门起草制书，众人都以为他们一定获罪退职；等到制命宣布施行，职位最大的却得到使相，次等的也不久便升迁官秩。何况使相请领俸禄，每月超过一千缗，相当于中等常州郡一年的赋税，还不够供给他一年的俸禄。如果不是有功有德，凭什么承受得起？况且任用还不到一考便罢退的人，本来是因受谴责而罢免，却以使相和升迁官秩来安置他们，并把这当作惩戒。我担心后来的人不会害怕，必定会说：当权之日，即使败坏国法、经营私恩，也不会失去做使相或升迁官秩的机会。臣希望圣明的陛下命令史官查找祖宗以来进退辅臣的制度和事例，编成篇章，以供圣上阅览，此后将它作为固定准则。这样，忠正之人掌权时就会努力遵守公理，请求退职时也能按礼退去；邪曲自私之人掌权时必然心怀畏惧，一旦获罪，便永远成为戒惩。这件事关系重大，恳请陛下留意。” 一，前代的职官制度，都规定了名额，使上下官员不能超越常规而进用。本朝设置官职虽然不同于古代，但从未听说官员名额过多。近年以来却逐渐不同，大概是好进用的人竭力钻营求宠，名为执政者又不能坚守旧制的缘故。如今资政殿、翰林侍读学士的员额过多，恐怕这样增加下去，将没有限度。希望依照旧典约束，确定员额；员额既有限，求取的人自然会停止。一，金紫服是文臣的贵重服饰。祖宗以来，谨慎看重赐给金紫服。过去有时因奉差遣上殿，才特加恩赐；但多数是已经升迁、担任重要职务的人。近年我看到，有些人尚未出任常调官，或者只是知县之类的官员，因为办理公事上殿，也得到改赐金紫服，于是三品官的服饰渐渐变得轻易可以取得。臣希望请求珍惜看重服章，不要让侥幸滥得的情况发生。一，臣私下知道，过去每逢南郊大礼，便增设各种差遣，名目比旧日多。增加一项差遣，就增加一项赏赐，因此费用极其广泛，实在损伤财力。臣希望今后举行郊礼时，命有关部门查找祖宗以来的成例，作为定制，免得横加增添名目，广泛耗费官府财物。臣的智慧见识浅陋低下，不能补益圣德；实在希望朝廷一切政令都遵循旧章，使奖惩完全明白，使侥幸钻营全部堵塞。伏望陛下留心垂察并采纳。” 英宗治平元年，召唐介任御史中丞。英宗说：“卿在先朝有直声，所以任用卿，不是因为近侍左右的进言。”唐介说：“臣没有什么功状，是陛下过分听信了。愿意献上愚忠：自古以来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也不是寻求绝世无比的办法，关键只在于顺应人情罢了。祖宗留下的恩德和功业在人心中还没有远去，愿陛下察看已经成就的功业，把它作为借鉴，那么天下就会蒙受福泽了。” 神宗熙宁三年，张方平上言说：“臣蒙受恩典入朝对见，如今已经奉辞将要离开。臣自知孤陋，却偶然遇到圣明之主，承受了超越常人的眷顾和礼遇。如今承蒙特别召见而来，怎么敢默默无言地离去？谨献愚忠，以供天听。臣听说，人心危险难安，祸患常常产生于被忽视之处；使局势动荡危急很容易，使它安定实在困难。禁卫六军、边防三路，抚慰防御的办法和良好制度都还存在。民心和军务，是国家的根本；一动一静的关键，关系国家安危。如果民心动摇，军务发生变动，防范考虑一旦失误，安抚整治就不容易了。祖宗的谋略功业、国家的长远大计，都是必须极其慎重的。只有这两件事，不是小事，可以根据情势适当改革；即使有利有害，也还可以重新调整。百姓就像水，既可以承载舟船，也可以倾覆舟船；军队就像火，既可以焚烧事物，也可能把自己焚毁。焚溺的祸害，应当在尚未形成之前由我们预见；等到事情显形才醒悟，已经晚了；等到祸害造成才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叹息呢？做人臣的职责，出仕和退处本是常理。家国的大业、天下的重器，好比运输的辎重，怎么可以轻易离开？愿陛下思考如何把重器安置稳固，审慎考虑如何牢固地保全自身；在众说相同之外广泛听取意见，在判断得失之前采纳公议；深切体察军民的情状，厚重地为社稷谋虑，使百姓安居乐业、上下没有怨恨。这样，天下之下的人都会欣喜拥戴、感念恩德，陛下高居朝廷之上，便可保有泰山一样安稳的局面。朝廷尊严，国家体制平稳；顺和之气得到感应，嘉美的万物得以生长，不也是美善的事吗！”臣疏远狂妄而昏聩，不懂得避讳，借这些愚昧的话来报答陛下的恩宠，退下后即使接受诛杀，也实在甘心。

译神宗时，司马光任翰林侍读学士。适逢王安石起草诏书，引用常衮的事情责备两府，两府不敢推辞。王安石掌权后推行新法，司马光预先陈述新法的利弊。一次在迩英阁进读，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故事，神宗说：“汉朝长期遵守萧何的法令而不改变，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哪里只是汉朝如此？假使三代的君主都长期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也完全可以。汉武帝取用高祖的约束而纷纷更改，结果盗贼遍布天下一半；汉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令，汉朝的基业于是衰败。由此说来，祖宗的法令不可改变。”吕惠卿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开始调和，便把法令公布在象魏，就是这种情况；有三年一变的，巡守时考察制度，就是这种情况；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随时代而有轻有重，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说：“他这样说，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借此讽谏朝廷罢了。”神宗问司马光，司马光说：“把法令公布在象魏，是公布旧法。诸侯改变礼制、变更音乐，天子巡守时就诛罚他们，并不是天子自己改变法令。新建立的国家使用宽缓的法典，动乱的国家使用严厉的法典，这叫刑罚随时代而轻重不同，不叫改变法令。况且治理天下好比居住房屋，破旧了就修理它，不是大坏了就不重新建造。” 公卿和侍从都在这里，愿陛下询问他们。哲宗即位初期，守门下侍郎司马光请求全面改动新法。上奏说：“臣听《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继续修养他的德行。’所以夏代遵守禹的训诫，商代奉行汤的典章，周代守住文王、武王的法令，汉代遵循高祖的律令，唐代实行太宗的制度。子孙享有上天赐予的禄位，都有数百年之久。国家承受上天的明命，太祖、太宗拨乱反正，统一中原，规划宏大深远。子孙继承下来，已有一百多年，四海安定，边境没有警报。自从有百姓以来，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它的法令可以说是完善了。先帝天性聪明睿智，急切求取治理成效，而王安石不通晓政体，只凭个人见解，变乱旧有章法，误导先帝任用他，终于使百姓多失去产业，乡里怨声叹息。陛下深知其中弊病，即位执政之初改变了一两项，欢呼之声已经传遍四方，那么民情所苦、所希望的，显然可以知道。陛下为什么畏惧而不把其余的全部改动呢？譬如有人误饮毒药，以致形成重病，如果知道那是毒药，只要不再饮用就是了；难道可以说姑且稍稍减少一点，等积累到多年以后，再全部舍弃吗？臣过去曾上言，教练、阅习保甲劳费公私财力，却没有实际用处；征收免役钱，使富人稍宽而穷人困苦，用来养活游荡之人，使农民失去产业、穷困忧愁而无处申诉。将官专擅军政，州县没有权力，无法防备仓促发生的事。一旦饥荒和盗贼群起，国家就很可忧虑。这些事情危害很大，波及的人很多，应当首先改变。即使假定皇帝陛下独自掌握权柄，也应当及早发布号令，解除百姓的急难，挽救国家的危亡，收取万国的欢心，恢复祖宗的法令典章。何况太皇太后陛下共同裁断国事，舍弃错误而采取正确，除去祸害而趋向利益，在体制上十分顺理，为什么不可以呢？” 元祐元年，哲宗驾临迩英阁，召宰执和讲读官进读《宝训》。读到汉武帝登记南山，把整个南山划为上林苑时，仁宗说：“山林川泽的利益，应当同众人共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丁度说：“臣侍奉陛下二十年，每次承受圣上的教诲，从未有一次不涉及忧国勤政，这大概就是祖宗的家法。”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于是推广祖宗家法，上前进言说：“自三代以后，只有本朝一百二十年间内外没有大事，大概是因为祖宗制定的家法最为完善。臣请略举其中几项：自古君主侍奉母后，朝见都有规定时间，如汉武帝每五天到长乐宫朝见一次。祖宗以来，侍奉母后都早晚相见，这是侍奉亲长的法则。前代对大长公主使用臣妾的礼节，本朝一定先表达恭敬；仁宗以侄子侍奉姑母的礼节朝见献穆大长公主，这是尊敬长辈的法则。前代宫闱多不严肃，宫人有时与朝廷大臣相见，唐代《入阁图》中甚至有昭容的位置。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这是治理内廷的法则。前代外戚多参与政事，常常导致败乱。本朝母后的族人都不参与政事，这是对待外戚的法则。” 前代宫室大多崇尚华丽奢侈，本朝宫殿只使用红、白两色，这是崇尚节俭的法则。前代君主即使在宫禁之中，也乘坐车舆进出；祖宗却都从内庭步行，出来到后殿，难道是缺少人力吗？也是想多走动广阔庭院，稍微经受寒暑，这是勤于锻炼身体的法则。前代君主在宫禁中，冠服往往草率简便；祖宗以来，即使闲居也一定遵守礼仪。臣私下听说，陛下昨天郊礼完毕后，备具礼仪向太皇太后致谢，这是崇尚礼仪的法则。前代多严酷用刑，大的诛杀，小的流放远方；只有本朝用法最为宽缓，臣下有罪也不过罢免贬黜，这是宽厚仁慈的法则。至于虚心纳谏、不喜田猎、不崇尚玩物、不使用玉器、不看重奇异美味，这些都是祖宗家法，也是祖宗用来达到太平的原因。陛下不必远取前代的法令，只要全部实行祖宗家法，就足以治理天下。”哲宗非常赞同。二年正月，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奏说：“臣近来因应试馆职的策问，被防谏官所指责。臣起初不敢详细申辩，因为为自己辩解并请求离职，实际上正是不愿离职。如今私下听说陛下的明诏已经查明了事实，而臣四次上章，四次都未获允许。臣子的义务是身体不属于自己；如今言辞已穷、道理已尽，臣不敢再请求离职，因此斗胆再次申明一次。臣所撰写的防问，开头引用周公、太公治理齐、鲁的事例，说明后世都不免衰乱，是为了表明子孙不能奉行先圣之法，那么即使是大圣大贤的法令，也不免产生弊端。后来又引用汉文帝、汉宣帝仁厚而政事不废弛、核实而政令不苛刻的事例，是为了说明臣子若能奉行法令而得其根本道理，没有观望迎合之心，那么即使是文帝、宣帝的法令，也足以没有弊端。中间又说六位圣帝相承而治国的方法虽不同，却都归于仁；其中所谓‘偷’与‘刻’，专指如今百官有司以及监司、守令不懂朝廷以先帝为师法的本意，有时竟到了这种地步。文章义理十分清楚，黑白分明，何曾有丝毫疑似议论先朝？不只是朝廷知道臣无罪可以释放，臣自己也知道无罪可谢罪。然而臣听古人说：‘人最相信的是自己的心目，最亲近的是母子，最不受迷惑的是圣贤。’

译然而，从有人偷斧而知道心目也会被扰乱，从妻子投杼而知道母子也会彼此怀疑，从拾煤而知道圣贤也会受到迷惑。如今议论臣的人不止三人，交相上章，累计不下几十次，而陛下的圣断坚定，明察臣无罪，那么这已经远远超过心目之间的相互信任、母子之间的亲爱以及圣贤之间的相知了。陛下的恩德诏令一经发布，天下人都会颂扬，史册也会记载；自古以来耳闻目见的明智通达、洞察真伪，没有像陛下这样的。不只是微臣想以一死报答陛下，凡天下做臣子的人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想撞碎头颅、粉身碎骨，向陛下效忠尽义的。否则，也不只是臣遭受含混不明的诽谤，凡天下做臣子的人听到这件事，都会把臣作为戒鉴，崇尚避忌，畏惧躲避嫌疑，观望随众，以求苟且免祸，这难道是朝廷的福分吗？臣自从听到诏命以来，一顿饭叹息三次，一夜中九次起身，身体和嘴都互相谋划，不知死在何处。然而臣所撰写的防问，实际上也有罪；如果不把实情全部说出，就是欺骗陛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宽与猛相互辅助，君臣之间可以用‘可’与‘否’相互补济。如果上面认为可，不问是非，下面也一概说可；上面认为否，不问曲直，下面也一概说否，那就是晏子所说的‘用水来调和水’。” 谁能把这样的东西吃下去？孔子所说的‘只让我发言，却没有人违背我，就足以使国家受到防护’。臣过去在仁宗朝参加制科考试，所进的策论和回答圣问，大体都劝仁宗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务，督察百官，果断决定并努力实行。后来侍奉神宗，蒙召入对、接受询问，退下后上书数万言，大体都劝神宗忠恕仁厚，包容污垢、接纳污秽，委屈自己以使百姓宽裕。臣这点不自量力的心思，常常想仰慕古代贤臣，使君臣在可否之间相互补济，大概就是如此。臣恭敬地观察，二圣登临帝位以来，圣明政治日益更新，一概出于忠厚，大多实行仁宗旧例，天下人一致拥戴、感念恩德，本来没有什么可以议论的。然而臣私下忧虑过度，常常担心百官有司矫枉过正，有时竟流于偷惰，使神宗振作精神、核实政务的政策逐渐毁坏。臣深深担心几年以后，驾驭官吏的法令渐渐宽松，治理财政的政务渐渐疏忽，边防准备的谋划渐渐松弛，那么意外的忧患将多得说不尽。虽然陛下广开言路，没有什么忌讳，但台谏所攻击的不过是先朝的人，所非难的不过是先朝的法，正是‘用水来调和水’，臣私下对此忧虑。因此臣冒昧以此意撰写上述策问，实在是为了讥刺如今的朝廷以及宰相、台谏一流的人，希望陛下阅览后能够有所感动，或许可以使仁宗的忠厚之政与神宗的励精之政兼行。” 台谏如果因为这些话来指责臣，朝廷如果因为这些话治臣的罪，那么即使受到斧钺诛杀，臣也甘之如荠。如今却说这是讥刺先朝，那也就疏远而不合事实了。而且不只是这篇防问如此，今天臣不避烦琐亵渎，把事情的始末全部陈述出来。臣前一年从登州被召回，开始拜见故相司马光，司马光立即同臣议论当今的要务，列举他想要实行的事情。臣回答说：‘您想实行的各项事情，上合天心，下合民望，没有什么可疑虑的。只有役法一事不能轻易议论。为什么呢？差役和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弊端，是搜刮百姓财物，十户有九户空乏，钱财聚集在上面，而下面有钱荒的忧患。差役的弊端，是百姓常在官府服役，不能专心务农，贪吏奸胥又能借此作奸。此二者的弊害轻重，大概略相等。如今用那一种来替换这一种，百姓未必乐意。’司马光听后惊愕地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办法将从哪里产生？’臣随即回答：‘法令相互因承，事情就容易办成；事情有渐进次序，百姓就不会惊扰。过去三代的法制，兵农合一；到秦朝才分为二；到了唐朝中叶，又把府兵完全改为长期征戍的士卒。从此以来，百姓不知道军务，士兵不知道农事，农民拿出粮食布帛来养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卫农民，天下人都认为这样便利；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轻易改变。’”},{ 这件事很难。如今的免役法，实际上很完善。您想突然废止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如废止长征而恢复民兵一样，大概不是容易办到的。先帝的本意，是让民户按户出钱，专心从事农业；这样即使有贪婪的官吏和奸猾的胥吏，也无从施加虐害。坊场、河渡由官府自行出卖，再用所得的钱雇募衙前，百姓便不知道有因仓库、纲运而倾家荡产的祸患，这实在是万世之利，决不可改变。只是有两个弊端：常常把这些钱拿去供其他用途；又把封存的宽剩役钱按足额取出，争相购买坊场、河渡，以抬高不实的价格。这是王安石、吕惠卿的阴谋，并非先帝的本意。您如果完全革除这两个弊端而不改变免役法，那么百姓高兴，事情也容易办成。如今宽剩役钱名义上是十分取二，统算天下其实只达到十五分，而实际上连一文钱也没有用于役事。您如果完全取消这五分，又让百姓可以随意用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府也把它们作为雇值，那么钱荒的弊端也可以完全消除。这样做而天下都感到便利，您还想求什么呢？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再慢慢商议改变，也还不晚。我把这些话告诉司马光，司马光很不以为然。我又对司马光说：熙宁年间曾经实行给田募役法，这项法律使用系官田，以及用宽剩役钱购买的民田，来招募役人，大体上如同边郡的弓箭手。我当时任知密州，推行这项法律，先招募弓手，百姓感到非常便利。这本来是先帝圣意所制定的，只是推行还没有见到成效，便因左右近臣提出异议而停止。现在大略估算天下宽剩钱和谷物约有三千万贯、石，因战争兴起而支用的，只消耗了一半左右；这些本来都是民力，应当重新用于百姓。如今内帑的钱财堆积如山，您如果竭力向皇上进言，请求索回这些钱，使三千万贯、石恢复完整，并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几年以后，三路的役人可以减少大半，使民力宽裕，以等待边疆有缓急时使用；这将是万世之利，也是社稷之福。司马光尤其认为不可。到了去年二月六日，诏敕下达，才开始实行司马光所说的恢复差役法。当时我的弟弟苏辙任谏官，上疏详细论说，请求把现有的宽剩役钱用于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限，命令朝廷内外详细议论，然后制定法律。又提出衙前这一役可以立即使用旧有人员，仍完全按照旧数发给每月的重难钱，以坊场、河渡钱统筹计算，在各路通融支给；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施行。后来承蒙任命我详定役法，我因此得以申述弟弟苏辙先前的意见，先同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等人反复辩论，随后又在西府和政事堂中同执政大臣商议，但都没有被采纳，于是上疏极力进言。

译衙前一役可以雇募，不可以差派。这正是先帝认为此法可以遵守、不可改变的意思。因此我请求停止详定役法。当时台谏官彼此观望，竟没有一人说话来判明是非。如今差役的利弊，还不容易立即一两句话说清；但不许雇募弓手，是天下共同忧患的事。朝廷知道了这一点，已经改变法令，允许雇募，天下人都认为便利，可是台谏官仍然屡次上疏竭力争论。由此看来，他们的意图只是想改变熙宁的法律，不再考量利弊，也不综合采用其中的长处。我任中书舍人时，刑部、大理寺列举上报熙宁以来不应因赦免、降等而免官的法条，共有几十条，他们全都想删去。我同执政大臣多次争辩，认为先帝在这些事情上大概有深远用意，不可全部改动，因此得以保存的法条很多。我每次起草监司、守令的告词，都以奉行遵守先帝的约束、不得任意松弛废弃为告诫，相关文案都在，完全可以重新查考。由此看来，我难道是诽谤议论先朝吗？之所以一条一条详细陈述，不只是为了自我辩明，实在是看见士大夫喜好相同、憎恶不同，已经浑然成为风气，深深担心陛下深居法宫之中，不能完全听到天下利害的实际情况。希望陛下因我的这些话，警诫在位官员，挽救他们偏失的地方，削减有余，补足不足，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如果陛下认为我狂妄而不懂得避忌，即使赐我诛杀，我死后也将不朽。我无法充分承受这份恩德，只有感恩图报；此时激切、战栗、恐惧到了极点。右正言丁隲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本朝祖宗的德行，都记载在典册之中。他们威严明察、仁慈厚道，不仅对当时有益，也都可以成为后世效法的准则。我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首先延请儒臣在禁中侍讲。像《论语》《孝经》这样的典籍，都是圣贤的言论和行为，本来足以启发、润泽圣心，引导明睿的性情。臣愚昧，想请求陛下在讲完经义以后，再选祖宗旧事一两件为陛下开陈。还请求晓谕侍讲臣僚，预先编写六位圣祖的典故，把其中可以供后世取法的内容编成一书，以备讲筵听取采纳。这样或许能使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的所作所为如同符节相合，使威严明察、仁慈厚道的德行源源相继，天下幸甚。” 元祐七年，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希望皇帝效法仁宗的五件事，上奏说：“臣掌管国史，恭敬地看到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本来不是语言所能完全称述的；但可以看见的事情有五项：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奉事宗庙、喜好学习、听取劝谏。仁宗能够把这五件事施行于天下，所以称为仁。陛下继承皇位至今八年，天未明就临朝听政，早晚讲习学问，风雨不改，寒暑不倦，可以说在增进德行方面十分勤勉了。然而陛下的内心深沉默然，圣明的器度高远，朝廷内外的人都不知道陛下睿智的心意所喜好的是什么；仁宗所体现于天下的这五件事，陛下还没有明白显示出来。群臣即使想稍微有所补益，也无从进入。如今四海之内都翘首企望，盼望太平。臣愿陛下深思圣意，效法祖宗，日益更新光辉，明白昭示自己的所好，以慰藉、回应众生的愿望，那么天下幸甚。” 范祖禹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郊祀天地，雪止风和，景色清明，神灵享用祭祀并降下回应，福应尤其盛大。侍奉祭祀的臣僚认为前后从未有过这样的盛况；都城百姓仰望陛下的容色，欢呼声洋溢四方，都说陛下能够比肩仁宗。臣观察天意和人心如此，实在是宗社无穷的福分。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圣人福运到来而更加警戒，才能长久享有福分；得到赞誉而用实际行动来相称，才能永远保有赞誉。只有兢兢业业，不自行放纵安逸，才可以回应上天的美意；顺应众人的愿望，因势而行，才可以符合百姓的期望。如果一旦有自满自大的意思，那么今天的福分就会成为日后危乱的根基；如果不能用实际行动来相称，那么今天的赞誉就会成为日后怨恨诽谤的开端。因此臣愿陛下既接受大福，又获得百姓赞誉，更加思考警戒谨慎，始终勤勉地修养德行。修养德行的实际做法，只有效法祖宗。恭敬地说，太祖一宗、太宗等五宗，都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后代子孙都应当取法。只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深入天下人心，所以百姓思念仰慕，永远不能忘记。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心效法仁宗，那么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使四海安宁，达到成康盛世的隆盛局面，并不难。” 臣忝居史官，曾经采集仁宗圣明政事数百件，想请求编撰记录成书，进献给陛下，稍微帮助陛下阅览并借鉴成法；如果都能举而实行，以符合众生的愿望，那么天下幸甚。” 范祖禹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太祖承受上天眷顾和命运，铲除、革除五代的乱局，栉风沐雨，为子孙建立万世基业。太宗平定整个天下，用文治守成。从真宗到神宗，都使天下达到太平，四海安宁，共一百三十四年。即使是三代盛世，也没有像这样长久的。自古创业的君主，往往起于卑微，亲身经历艰难，亲自承受勤劳，先有功于百姓，然后享受天下的供奉，所以失去天下的常常很少。守成的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没有经历艰难，没有承受勤劳，没有功劳施及百姓，却享受天下供奉，所以失去天下的常常很多。因此古人说：‘创业并不难，守成才难。’大概危亡必然从太平安定中发生，祸乱必然从安逸享乐中产生。如今陛下承接六位圣帝留下的功业，守护一百三十四年的大业，应当想到：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不可一日懈怠；人民是祖宗的人民，不可片刻忘记；百官是祖宗的百官，不可任用不合适的人；府库是祖宗的府库，不可用在不正当的地方。常常自我抑制并心怀敬畏，警醒整饬圣心；一言一行，都如同祖宗在上面监督、在身旁质问，这样才可以长久享受天下的供奉而不失去天下。”

译自元丰末年以来，时运艰难，先帝早早弃世。陛下继承皇位，幸而依靠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废止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制定的新法，实行祖宗旧政，因此社稷由危转安，人心由离散重新归合。甚至契丹国主也同他的宰相商议说：‘南朝专门实行仁宗皇帝的政事，可以敕令燕京留守告诫边地官吏遵守约束，不要制造事端。’陛下看敌人的情形已经如此，那么中原的人心也可以知道了。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为陛下建立太平的根基，九年之间安定无事，已经有了成效。陛下只要由此继续持守遵循，达到成康盛世的隆盛并不难。臣愿陛下以安静持守，丝毫不要改变；恭敬地约束自身来临御天下，虚心地处理政事。诏令左右大臣，凡有行动都必须遵循祖宗的法度。陛下亲自在上面总揽政务，询问求取善道，考察并采纳正直的言论，那么群臣的邪正、万事的是非，必然都能明白地呈现在圣心之中。水之所以能照见毫毛而万物没有什么可以隐藏形状，是因为它极其平；镜之所以能照见美丑而人没有什么可以逃脱形迹，是因为它极其明。水能够平，镜能够明，是因为它们极其安静。” 假如让水和镜子自行摇动，那么即使山岳也不能照见。人心也是这样，只有极其公正才能看清天下的私情；只有极其端正才能看清天下的邪曲；只有极其安静才能看清天下的变动。荀卿说：‘内心虚静专一，就叫清明。圣人的清明、洞察事理，产生于内心的虚静专一。’陛下为什么不看看先太皇太后，从英宗、神宗时期起一直不走出宫门，不曾知道天下的事情；一旦临朝听政，所施行政务上合天意、下合人心，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因为极其公正、极其端正、极其安静罢了。小人的心情，专门谋求私利，所以不利于公正；专门行邪曲之事，所以不利于正道；专门喜好进取争逐，所以不利于安静。他们只希望君主多有作为，朝廷多有变动，这样自己就可以从中有所企求。如果朝廷政事保持安静，上下各自安守本分，那么小人还希望得到什么呢？如今陛下已经亲自处理万机，小人一定想要有所动摇，而怀有私利的人也都在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创业的艰难，下念先太皇太后的勤劳，痛心疾首，把听信任用小人作为刻骨铭心的警戒，守住元祐年间的政事，坚定得如金石，厚重得如山岳。山岳可以移动，圣明的政令不可改变；金石可以毁坏，圣心不可改变。使进谗邪说的人不能进言，观望等待的人也都改变心志，那么从今以后，朝廷清明，必将一天胜过一天，一年胜过一年。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请趁大臣奏事时，明白显示圣意所趋，使朝廷内外一心归向至公至正，那么天下幸甚。臣长久侍奉帷幄之中，不敢把自己同一般人等同，担心有奸邪言论迷惑、误导圣上听闻的事情，所以近来同苏轼预先上奏，希望一定能够得到陛下省览。陛下圣学通晓古今，不必远远地取法前世的事情，只要以仁祖为仪范，以太皇太后为法则，使天下和乐融融，乃至昆虫草木各自安享其生，这就是臣的志愿。臣不胜区区愚诚。哲宗时，殿中侍御史丰稷上疏说：“陛下的明察足以洞察万事的纲要，却不可以任意施用这种明察；陛下的智慧足以应对各种变故、曲折周全，却不可以任意施用这种智慧。应当顺着考察古代的正道，二帝之所以成为圣人，正在于他们取法于尧舜；效法周文王、周成王，所以成为贤君。愿陛下把《洪范》作为大法的龟鉴，把祖宗训诫作为宝贵的镜鉴。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要思考如何给四海作准则，给千秋万代立法，那么教化就会推行，风俗就会变美，而中原也会安定了。” 秘书省校书郎陈瓘上奏说：“尧、舜、禹都把‘若稽古’作为训诫。所谓‘若’，就是顺从并实行；所谓‘稽’，就是考察是否恰当，必须使它符合民情，这才是成就帝王之治的办法。天子的孝与士大夫的孝不同，皇帝反复追问考察，心中感到欣悦。” 徽宗时，掌权办事的人多有乖张异见。御史中丞王觌说：“尧、舜、禹相互传授的是同一条道，但尧没有除去四凶，舜却除去了；尧没有任用八元、八凯，舜却任用了，所以具体事情未必完全相同。周文王在丰地筑城建邑，周武王却治理镐京；周文王对关市不征税，对泽梁不禁止，周公却征税并加以禁止，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善于继承、善于述行的人。神宗在前代制定法令，子孙本应在后代守行。至于时代不同、事情有异，需要有所减损或增益的，就按道理加以损益，本来不能说是有过失。” 著作郎杨时当面应对并上奏说：“尧、舜说‘允执厥中’，孟子说商汤‘执中’， 《洪范》说‘皇建其有极’。历代圣人都遵循这条道。熙宁初年，大臣借助六艺中的文辞来推行自己的私意，祖宗的法度几乎被全部纷纷更改。元祐继承其后，完全恢复祖宗旧制，把熙宁的法令一概废除更改。到了绍圣、崇宁，又更加过分。凡是元祐的政事记载在令甲中的，都把它们烧掉，以消灭其痕迹。从此分裂为两党，士大夫遭受的祸患至今没有平息。臣愿陛下明诏有关官署，把祖宗的法度逐条列举清楚，编定为纲目；其中适合今天的，就举而施行；需要损益的，就加以损益。元祐、熙宁、元丰的事情，暂且放置不问，只求一概趋向中道罢了。” 钦宗靖康元年，河东北宣抚使李纲请求深入考察祖宗法度，上札子说：“臣统率军队从巩洛一带经过，遥望并拜祭祖宗陵寝，悲伤得眼泪直流。恭敬地想，祖宗创业守成，延续了将近二百年，历代圣君相传相承，直到陛下。如今正逢艰难的时局，外患接连兴起，中原势力衰弱，这实在是陛下卧薪尝胆、思考报仇、振作精神求治的时日。恳望圣慈深入考察祖宗的法度，一一推行；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不要因为能言善辩、巧言谄媚就认为值得信任，也不要因为稍有小才、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就认为值得任用。更加巩固国家根本，以谋求中兴；上可以慰藉安抚九庙祖先的神灵，下可以成为亿万百姓的依靠，天下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了。臣忘却生死，冒险进献狂妄之言，战栗惶恐，等待获罪到了极点。”

译钦宗时，李光请求讨论祖宗旧事，上札子说：“臣恭敬地听说仁宗皇帝曾说：‘与先民相比，哪有遵循祖先和父祖的做法更为重大呢？’王言臣曾经说：自从有人民以来，说到守成的君主，没有比商高宗更盛美的。《尚书》称赞他的德行说：‘借鉴先王已经成就的法则，就能长久没有过失。’既然如此，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不把祖先和父祖作为法则呢？恭敬地想，圣宋兴起时，太祖、太宗凭借英明、文治、功烈和武功，平定祸乱，开创基业、建立统绪，谋划规模宏大深远。五宗守成，直到道君上皇继承发扬的美德，天下安治，已经二百年。彰明礼乐，修整政令刑法；对内亲自节俭，以涵养哺育百姓；对外谨慎加强边防，以控制抵御强敌。州郡的政务，总由监司统辖；监司的权力，归于廊庙。上下相互维系，内外相互统属，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没有不顺畅的。陛下天生英明神圣，潜心涵养已经很久，经历的事务也很多。自从登上帝位以来，早起晚睡，兢兢业业，想到祖宗成就王业的艰难，知道太平之世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延请接见群臣，振作精神寻求治理天下，首先就以恢复祖宗旧制旧事为言。” 这确实是社稷的福气、百姓的幸运。然而祖宗的成法，全部记载在典册之中，条目不止一项，不容易一概列举。恳望圣慈明诏三省、枢密院的大臣，选拔博学老儒，认真加以讨论：哪些可以沿用，哪些不可以沿用，哪些应当革除，不要拘泥于因年岁而作的损益更张，务必合乎中正的制度。这样或许可以在几年之内逐渐恢复祖宗盛时的局面，天下幸甚。” 高宗建炎三年，赵元镇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拥有天下，开始依靠太祖的武功，建立创业垂统的功业；继而依靠仁宗的仁德，获得保持盈盛、守成发展的道路。治理天下的方法前后相互成就，为后代子孙留下丰厚的基业，成为万世的法则。哲宗时，讲官顾临进言说：‘如今不必远远援引尧、舜、三代的法度，祖宗的法度就是陛下家传的法度。’宰相吕大防于是列举祖宗法度中切合当时政务的十多件事，当时以此作为美谈。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承接历代圣人的后继，遭逢这样的厄运，孜孜不倦地谋求治理，也应当知道有所考察、效法吧？近来颁下赦文，遵照采用嘉祐诏令，这是在效法仁宗的仁德。至于亲临部伍，申明号令，亲自参与军旅事务，推心置腹，与将士同甘共苦，协调将士的情感；威严震怒一发，立即扭转乾坤，又是在效法太祖的武功。这样看来，中兴的治理确实不难达到。这些全都是陛下家传的法度，把它们举而施行于事业之中，还有什么需要增加的呢？还愿陛下以不知疲倦的诚心坚持实行，期待一定取得成功的效果，那么天下幸甚。” 高宗时，吏部侍郎綦崇礼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自从渡过长江以来，各官司的案籍通常都没有保存，吏部掌管的官簿尤其难以考查，所以遇到急务便临时申明规定，作为约束。其条目不止一项，士大夫到吏部办理事务，凡是磨勘、注拟、赏功、任子之类，大体都有条理。后来也逐渐访求旧法，在吏部目前仍遵照施行。然而风俗的薄弱，已经很久了。吏部随事申明规定，有时从宽处理，以便利人情。士人既然习惯见到这种做法，那么即使有旧法，对自己不便利的地方，也一定群起喧嚷，提出许多诉讼，务必要有关官署申明新意来破坏旧法。像这样的事已经很多了。臣私下思考，士、农、工、商四类人，都是陛下的百姓。动乱离散以来，失去职位的士人固然值得怜悯，圣训孜孜不倦，未尝不以此为言。而如今在官府任职的人，也是同样需要体恤的，大家没有不同意见。只是难道不想想，如今三农的事务、百工的作坊、商旅往来的道路，是否也能不失去他们的职业？官府制定的法令，曾经稍微优于太平时代吗？既然如此，吏部对待天下士人，恐怕不可以废弃旧法而专门迎合一时的人情。臣愚昧，希望圣慈特别颁下圣旨：吏部自渡江以来所申明的规定，凡与旧法相抵触的，一律依从旧法。” 对于因案籍丢失而制定的处置指挥，应当逐一分类汇集、详细审看。如果旧法已有记载，而且不妨遵照使用，就取其奏议另行刊定，并仍然下达指挥。凡是吏部条目已有旧法规定的，今后不许再以权宜为由申明变更。这样或许能使士人安守本分，也使有关官署不至于废弃法令，这也是中兴政治首先应当办理的事务。” 綦崇礼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杨惟忠、邢焕都以节度使的身份致仕，却没有经过锁院，也没有降麻。按照制度，节度使的除授、调改以及作为恩典加授之类，都必须宣制，哪里有身带节钺致仕而唯独不这样办理的道理？这是当时制度上的缺失。臣曾记得祖宗时，凡节度使等武将臣僚退休，不论文武，都要交还节钺，另授一官后致仕。仁宗朝，张耆由使相授太子太师，杨崇勋授太子太保；神宗朝，李端愿由节度使授太子少保后致仕，这些都是武臣。只有熙宁年间富弼凭借元勋、旧相的身份，才开始特许带着节钺致仕；富弼还长久竭力推辞，不敢承当。后来相继如此的，是曾公亮、文彦博，其他人难道可以援引他们作为先例吗？近年以来，致仕的人不问是谁，不再交还节钺、改授官职，恐怕也有违旧制。臣愚昧，希望圣慈特别颁下圣旨，命令三省、枢密院共同讨论旧典并施行。”

译起居郎周麟之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说：‘借鉴先王已经成就的法则，就能长久没有过失。’《诗经》也说：‘斟酌先祖的道法，用来养育天下。’既然这样，前代圣人的典章谋议都布列在典册之中，后代应当加以继承，珍视为重要训诫，怎么可以放在一边呢？从前唐朝史臣吴兢，曾经采集唐太宗与群臣问答的言语，编成《贞观政要》，三百年治乱的龟鉴，全都没有超出这部书的范围。本朝以圣继圣，传承同一道统，所以也有《宝训》一类的书，追仿前代制度，发扬光大祖宗的功烈。陛下继承并发扬宏大的事业，恭敬地遵循祖宗的谋划，建立政令、办理事务，未尝不是以祖宗为法。臣的职掌在东观，利用修纂日历的空暇，私下看到祖宗《宝训》自太祖皇帝至英宗皇帝五朝，已经都编成书；只有神宗皇帝以后，修纂还不完备。战乱以来，旧本也已不存在，将凭什么昭示万世？自陛下中兴以来，多次颁下圣旨，委派官员编纂整理，但因循至今，没有响应明诏，在制定典章、继承祖宗方面，实在有所缺失。臣愚昧，希望圣慈重新命令史馆迅速加以考订，依次分类续编成书，或许可以彰明历朝重规叠矩的美德，显示陛下继承先志、述行祖事的美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日〕 左正言邓肃上奏说：“臣在本月初八日，以本职上殿奏对，因论及编次之事，于是说：敌人的长处在于文书简略，所以办事迅速；中原的忧患在于文书繁琐，所以办事迟缓。今天的形势，难道还可以迟缓吗？臣当面承受圣训说：‘正在讨论这件事，想要让两省全部依照祖宗法度办理。’臣私下欣喜庆幸，认为太平兴国年间的治理，可以指日而待了。恭敬地想，太祖、太宗时期，法令严明而政令迅速，事务简约而官吏清正，从来不旁搜曲引来拖延赏罚，所以能够凭十万精兵布置四海，攻取岭南、四川，平定江南，招降吴越，攻下河东；万国纷纷来朝，没有不称臣的，统一六合，如同伸手指点掌中之物。这一时期富庶强盛，足以远远追比成康盛世；而丰功伟绩，又有超过他们的地方。自那以后，天下日渐趋向太平，群臣没有什么可以议论的，今天进献一疏，明天进献一言，连头发、几粒米都要列举，唯恐不够完备；这就是文书日益繁琐、政事日益迟缓的原因。如今的天下怎么样呢？战争没有停息，边疆还没有安宁，朝廷的处置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紧急，怎么可以还像太平无事时那样辞让进退呢？臣认为，英明果断，非太祖、太宗的道路不可学习。近来曾经有讨论祖宗官制的诏命，如今已经过了两个月，却没有听说究竟纠正了什么。” 难道是因为用兵之际无暇顾及这件事吗？却不知道用兵的要领，正是把这件事当作最急迫的事务。效法祖宗来考察官制，减少空疏文饰而考核实际成效，这是用兵的根本。不致力于根本，却想整齐枝末，臣从未听说过。臣愚昧，希望请求专门委托宰执大臣，选任几位礼官，限定十天，务必纠正完成；这样或许可以法令严明、事务简约。如果任用一人，赏罚的权力就不至于迟滞，将使天下人赞叹说：‘太祖皇帝如今又复生了！’敌人即使机巧，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从前商高宗成为有商中兴的君主，为他辅佐成事、调和政务的，不过傅说一人罢了。他的言语也不过是：‘办事不以古人为师法，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大概中兴之道，没有不把古代先王放在心上；只是请陛下裁断。” 孝宗接受禅让后，著作郎王十朋上疏说：“臣听说舜接受尧的天下，编次《尚书》的人赞美说‘重华协于帝’。周武王继承文王而拥有天下，记载礼制的人赞美说‘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先人的事业’。解释的人认为，尧怎样施行，舜也怎样施行，所以称为与尧相协；文王怎样施行，武王也怎样施行，所以称为继承和述行。臣曾考察他们的行事，却并不是这样。尧时有八元、八凯，天下人称为才子，尧不能任用，到舜时才举用他们，号称十六相。又有共工、驩兜、伯鲧、三苗，天下人称为四凶，都在尧的朝廷，尧不能除去，到舜时才把他们流放、逃窜、诛戮，天下人全都服从。文王在商朝末年，天下三分已有其二，却终身执臣下之礼侍奉纣王；到武王继位初年，才会合八百诸侯，兴起仁义之师讨伐纣王，天下于是统一于周。舜之所以协同尧，武王之所以继承文王，不过如此罢了。难道曾经拘泥于他们具体行事的旧迹吗？这大概就是尧能够显示知人之明、武王成为通达孝道之人的原因吧？”“恭敬地想，太上皇帝至仁至圣，对内不在宫闱中谋划，对外不向卿士谋划，独自从皇宫裁断，把天下这个重大器物交付给陛下。” 天下人都把这件事比作尧、舜，唯独臣认为，尧、舜让位固然美好，但那是出于年老疲倦、厌于勤政，哪里比得上太上皇年纪尚盛，却突然作出这旷世绝无的举动呢？真可以说远远贤于尧、舜了。”“陛下思考应当怎样仰承并符合太上皇的托付，这应当怎么办？如今社稷的大事、国家安危和百姓休戚的大事、人才进退的大事、朝廷刑赏的大事，如果不有所纠正、拂逆旧弊并加以更张，就无法慰藉天下的期望。既然必须纠正弊端、改变制度，就一定会有人以‘不能改变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令’之说迷惑圣听。陛下对此，似乎会感到难以处置。”“臣认为，太上皇与陛下，可以说是父亲如尧、儿子如舜。以圣人承继圣人，推诚相待而没有隔阂，哪里是区区表面形式所能拘束、臣下通常的情理所能测度的呢？太上皇既然以不疑的态度对待陛下，陛下也应当以不疑的态度报答太上皇。三十年圣政中可以遵行的，不止一项。至于因应时势、挽救弊病，有所纠正，有所更张，就应当像舜协同尧、武王继承文王那样，果断实行，以彰显太上皇知晓儿子的明智，来尽到陛下继承和述行的道义，不要只像鲁国陪臣孟庄子那样讲孝罢了；这样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译淳熙七年四月，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周必大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玉牒所修纂的仁宗皇帝宝元、庆历十年事迹已经成书，预先在祖宗忌日告祭祖宗，陛下又亲临前殿接受此书，事情的体制和分量如此加重，臣由此知道陛下并不是只把编纂、珍藏史书当作恭敬，而是正想考察前代规制并诚实地践行。那时仁宗在位已经二十年，西夏再次结盟，中原无事，仁宗还亲临龙图阁、天章阁，亲手下诏给辅臣，详细说明时政，大略说：公私都很困乏，做官进身的门路太多，州牧县令很少有人得到考核优异的奏报，将帅难以称职，制度还没有建立，简拔任用没有达到应有水平，敌情难以保持常态，进献言论的很少有实际内容，应当让各人分别条列谋划，以防备意外。又诏令翰林学士、三司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陈述皇帝自身的缺失、左右近臣中的朋党邪恶、朝廷内外的险诈、郡县官吏的暴虐，以及法令中不便利的地方、朝廷的事务，全部附在篇章中，以备皇帝采纳选择。仁宗又亲临迎阳门，召见知制诰、待制直到台谏官等，询问朝政得失、兵农要务、边防准备、将帅能否胜任、财赋利害、钱法是非，以及谗人危害政事、奸盗扰乱风俗等事情，还有防微杜渐的办法，全部回答在篇章中。” 在这样光明盛大的朝廷，却始终战战兢兢，好像危乱就在旦夕，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自古君主在位时间一久，懈怠懒惰就可能产生；天下已经安定，奢侈骄纵也容易到来。所以唐太宗虽然亲历百战，开创王业，马周仍然告诫他说：‘陛下如果一定想为国家作长久的谋划，不必远远求取上古的办法，只要像贞观初年那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太宗也亲自问魏征：‘我的政事比往年怎么样？’魏征随即上了列举十种渐变弊病的奏疏。太宗已经是圣明的君主了，尚且还要依靠臣下随时纠正补救，才能没有后悔；哪里比得上我们仁宗德行盛大却更加谦虚，世道太平却更加敬畏，逐项列举政事要点，遍问近臣？这就是庆历盛治远远超过贞观、为万年后代留下丰厚基业，也远远超过唐朝的原因吗？臣仰望想到，陛下聪明文武，出于天赋，能够勤勉治国，就会爱惜每一分光阴；能够在家节俭，就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妄费；奖拔贤能，不论偏远幽隐之处；听取采用规谏，常常容纳疏直之言；上敬畏天命，下体恤百姓疾苦。帝王只要具备其中一点，就足以达到治理天下的效果，何况陛下兼而有之呢？虽然如此，刚健运行而永不停息，是上天的道理；不停息而能够长久，是人的诚心。” 陛下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已经这样做了将近二十年；仁宗庆历年间，正是如此。臣愿借修撰玉牒的机会，远承祖宗的武功，考察开国初年的政治，使盛美的德业日益更新，让马周、魏征无从开口进谏；如果贞观的事业还不足以超过今日，那么四海何愁不能统一？太平何愁不能很快实现？只在于陛下留心罢了。臣内心诚恳至极。孝宗时，权吏部尚书韩元吉进呈《故事》，说：“《汉书·魏相传》说，魏相精通《易经》，有师承法度，喜欢考察汉代旧事和有关时宜的奏章，认为古今制度各不相同，当前最重要的只是奉行旧有成例。”于是他列举汉朝兴起以来国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办事的事例，以及贤臣贾谊、鼂错、董仲舒等人的言论，请求下令施行。进呈《故事》后，诏书共涉及二十三件事，皇上采纳并实行了其中的谋策。臣看魏相所说的话，可以说是深刻通达时势变化，懂得救济时弊的谋略。一个时代的治理，必定有一个时代适宜的办法，所以要斟酌取舍增损，作为子孙万世的准则，长期遵守而不丧失。过去三代的盛况，没有超过周朝的；但周朝的治理，也不过是文王、武王的政令，布列在典籍中罢了，难道一定要远远仰慕上古，踮脚仰望那些不可企及的成就吗？宣帝入继大统，被称为中兴，是因为得到魏相辅佐。他起初并没有提出什么高深而难以实行的主张，也没有什么奇特可喜的议论，只是想奉行旧有成例罢了。所谓旧事，并不是别的，就是把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已经实行的善政，以及名卿贤大夫尚未采用的谋略，全都拿来施行于天下国家。这样，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的治理就会重新出现在今天，名卿贤大夫也仿佛重新生于当世。因此魏相的谋策，不过是担忧水旱灾害，以农业为根本并致力于积蓄，与考察风俗、举荐贤良、平反冤狱、谋划军队、准备防备西羌等事，仅仅十多条而已。这就像良医谈论用药，从不曾广泛搜求奇方异品，只取眼前常见之物，却断然都能治病除疾。于是几十年间，常平仓设置以后，水旱灾害都无须忧虑；奉行良法的官吏增多，郡县全都得到治理；任用像于定国这样的人审理案件，百姓自然认为没有冤屈；任用像赵充国这样的人治理边疆，四方夷族无不仰慕仁义。功业巍峨，光耀祖宗，这样的效果该是何等宏大啊！到了元帝、成帝以后，只知道采用儒家的名义，却不知道实行儒家的实际；当时所谓的儒者，也往往不熟悉旧有典章，不通晓治理国家的体要，妄自引用《诗经》《尚书》来制定礼乐，把变更郊祀和宗庙制度当作要务，却对治理国家的大计完全不加省察，于是孝宣皇帝的事业衰落了。所以臣认为，魏相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识时知变的人。直焕章阁王师愈上奏说：“臣听说，自古凡是谈论无为而治的君主，必定称道有虞氏。可是考察《尚书》就会知道，有虞氏曾咨询岳牧，举用八元八恺，明察四方以扩大见闻，通达四方的聪听以兼听各方。一日之内有万般政务，仍战战兢兢、勤勉不懈。有虞氏的君主从未敢自以为有闲暇而安逸。百官都能互相师法，各司官职没有空缺废弛的。大的方面，有人总揽政务而辅佐君王；次一等的，也都各有德行、承办政务。若有静默少言却行事违背职守的人，便把他流放到远方，不予宽贷。那些勉励臣下的话，训诫都恳切周到。有虞氏的臣子，也从未把不做实事当作贤能。由此看来，在有虞氏的时代，君主能够艰难地承担君主之责，臣子在上位尽力履行职责；臣子能够艰难地承担臣子之责，在下位尽力效职。所以能够由有所作为达到无为而治。后世的君臣，却只羡慕无为的名声，昧于有所作为的实际，端坐在清静的宫殿中，懈怠荒废、苟且度日；臣下陈述才力、就任职位，却高谈阔论而废弃政务。想求得有虞氏那样的治理成效，与有虞氏的盛况相比，岂不是更加迷惑吗？”恭敬地想，真宗皇帝凭借深明睿智的资质，处在国运丰盈、事业成就的时期，仍能自我敬畏，想要保全天下的安定。他在宫中闲暇时挥笔写成《勤政论》《俗吏辨》，来告示近臣。文章光彩焕发，如云汉般昭明；言论伟大，内外都合于六经。

译《勤政论》是用来警戒自己的，《俗吏辨》是用来勉励群臣的。真宗最终能够把当时的天下置于安泰和谐、雍容熙盛的境地，这同有虞氏的盛况虽处于不同时代，却完全相合。他留给后世子孙的规训，难道不是永远值得称道吗！陛下继承并恢复大业，遵循圣明的谋略，日新其德，如同天体运行刚健不息；振奋精神，讲求防范，谋划天下政务，日夜焦劳，唯恐有所不及。因此端正天下万邦的表率，修治并阐明各种法度。仰观真宗皇帝的《勤政论》，可以说完全实行了其中的道理。发挥独断的明察，掌握驾驭臣下的权柄，按照名分考核实际，确实赏赐、必定惩罚。朝廷内外、大小臣僚受到感化，无不齐心竭力，奔走办事、追求功绩，形成恭敬尽职而不懈怠的风气，革除苟且懒惰的习惯。仰观真宗皇帝的《俗吏辨》，也可以说没有什么惭愧了。《尚书》说：“要以先王成法为鉴，这样就能长久没有过失。” 臣私下认为，陛下正是这样做的。但臣又曾听说，人君固然想勤于政事，却有时会失于琐碎烦杂，有时会流于过分精明，这些也不可不戒备。人臣固然想敏于办事建功，却有时会邀功生事，有时会自作聪明而扰乱旧有典章，这些也不可不察。还望陛下更加防护圣心。王师愈又上奏说：“臣听说，善于谋划治理的君主，凡有所作为，必定遵循祖宗的法度。若没有相应的才略，便不能有大的作为。因为祖宗经历世事很多，防患思虑深远，为子孙谋划长久。他们必定考虑周密，使子孙能够世代遵守，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然后才制定为法度，其中都有深远的用意。如果还没有达到极其弊坏的地步，作为子孙是不容易擅自变更的。”诗人称颂武王说：“要防守并继承祖先的功业”；称颂成王说：“不犯过失，不忘祖训，一切遵循旧有典章。”以武王、成王的德行，诗人尚且用这些话来称颂他们。凡是想谋求治理成效的君主，应当怎样做呢？我们国家的艺祖皇帝开创大业，太宗皇帝统一华夏，真宗皇帝处在国运丰盈、事业成就的时期，圣明相承，规矩重叠，光明如日月照耀天空，可以说已经尽善尽美了。到了仁宗皇帝继承帝位、承受大统，他严肃恭敬，敬慎畏惧。庆历年间，他曾拿出御书十三轴，共三十五件事，给讲读官丁度等人看。第一条说：“遵循祖宗的训诫”；第二条说：“奉行真宗先考的事业”；第三条说：“祖宗创业艰难，不敢使之坠失”；第四条说：“真宗先考爱护百姓”；第五条说：“守信义”；第六条说：“不巧诈”；第七条说：“喜好博大的学问”；第八条说：“精通六艺”；第九条说：“谨慎言语”；第十条说：“礼待年高德劭的老人”。接着是：进用退身，寻求忠正，害怕尊贵达到极点而不能保全刚勇，将要尊崇儒家典籍，议论佛老，重用良臣，扩大见闻，建立功业而不留下痕迹，戒除喜怒。又接着是：明察巧媚之人，分别稀疏与防范之事，顺从民众愿望，谨慎对待盈满，怜悯暴露受苦者，出兵哀恤鳏寡，访问民间屠夫、渔父，臣下讲述远大谋略，辨别朋党勾结，斥退谄媚奸佞，以及察辨小忠、鉴戒迎合、因自己获罪而为民请罪、减损自身以抚慰军队、寻求一件善行、不因小过而废弃人才，这些又是其次的内容。臣私下认为，仁宗皇帝在位时，太平极治的功业，比得上三代的盛况，远胜汉代文帝、景帝，也正是由于这些。他所列二十五件事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而是确实实行了。陛下光大并开启中兴事业，奉承先帝、思念孝道，斟酌古今，建立政治、办理政务；对于祖宗的法度，战战兢兢，唯恐不谨慎，确实得到了仁宗皇帝的用心。更愿陛下谨慎地守住它，坚定地实行它，那么将会看到庆历年间的盛况重新出现在今天。臣狂妄浅陋的言论，冒昧烦扰天听，惶恐得无处安身。” 赵汝愚上奏说：“臣只是一个浅陋愚昧的人，昨天错误地承蒙圣恩，命臣暂代给事中的职务。臣恭敬地观察祖宗的制度，天下的一切事务，无论大小，没有不经过门下省的。其中事情体重大而有时施行不当，有司本来应当随事论奏；但也有事情体并不重大，朝廷看起来虽似乎很小，对于一州一县乃至一家人的利害休戚却十分重大，有司往往看作细微小事，不敢频繁烦扰天听。因此即使心里知道不可以施行，也只能勉强写成文书下发，日积月累，所造成的损害就很多了。臣曾读本朝《会要》，恭敬地看到元丰五年重新制定官制之初，诏令门下省：凡中书省、枢密院的文书应当驳奏的，事情体稍大，就上呈奏状加以论列；事情小，就在缴还文状中改正后下发。如果事情不够重大，虽不足以专门论列，但其中情形曲折，难以在缴还文状中改正，就详细写明送上呈报，作为应当改正的事项，送交中书省、枢密院取防。如今三省合并为一，而门下省又不设置侍中、侍郎，只由给事中掌管封还驳正，这种权力比从前轻了。凡中书省、枢密院的文书既不能详细奏报上呈，又不能据此改正，很是违背神宗皇帝设置官职的本意。臣愚昧地恭请圣上慈悲，仿照元丰诏书，特地下达睿明的指示：今后中书省、枢密院的文书凡应当驳奏的，事情体稍大，仍旧上呈奏状论列；事情小的，准许详细说明事由，报送中书省、枢密院取防改正。这样或许大纲小目都能充分举明，也不至于频繁烦扰天听。臣又恭敬地看到至道元年诏书规定：枢密院今后除涉及机密的事项外，凡发布宣命，都交给封驳司审看详议后发遣。此后历代圣主二百多年都遵守这一制度，从未改变。起初因为乾道九年张说任枢密院官时，凡施行政令以及拟定差遣，多凭私意，不能遵守法令，深怕有司举发纠正他的过失，于是竟敢任意陈说臆见，以便满足私心。起初画降指挥，除宣命不送门下省检验外，其余依照大观年间枢密院条令施行；机要文书更不登记。后来又画降指挥：今后除转官、差遣应当颁给告身，以及涉及财赋的事项仍旧登记外，其余属于边疆机密和军政的，可以依照旧制，不再登记。因此枢密院文书送交门下省的，百件中没有一两件，实在严重违背祖宗设置官职、建立法制的本意。臣曾两次具奏，请求遵循历朝法令，特地降下指挥：今后枢密院文书，除涉及机密而不送交中书、门下省外，其余一律遵照大观年间枢密院条令施行。” 过了好几个月，还没有承蒙颁降指挥。臣私下想，国家的法制上下相互维系，并不只是为了取便于一时，正是想把谋划留给万世。如今陛下圣明在上，洞察隐微之处，这件事本来似乎没有多大危害；然而也应当想到祖宗辛勤忧劳、建立法制的用意，以及后世子孙遵守实行的谋划，怎么能不为此深思远虑呢？臣蒙受大恩，按道义应当图报；既然知道这件事关系利害至深，便不敢因为繁琐烦扰而回避，再次上奏陈述。恭请圣上慈悲，查考臣前次奏章，早日赐下指挥施行，天下将十分庆幸。”

译翰林学士承旨洪遵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近日陛下特地下达睿明指示，命三省议论设置官职，搜集建炎、绍兴以来下达的诏令，分条列举上报。臣谨慎尽意地奉行，以回应并宣扬圣上的慈训。臣恭敬地读到诏令，感慨叹息，继而欢喜庆幸。不仅仰见陛下弘扬孝治、谨慎继承帝位的心意，又欣喜太上皇帝前所未有的功迹，更加光明其欲成就的功业，陛下将继承他的志向，这实在是盛大的举措。臣私下认为，太上皇帝亲自成就大业，继承并开创中兴，三十年间振作精神治理国家。他发布号令、施行政令，用来谋求安定天下百姓，谆谆叮咛，周详缜密，极其详尽厚重。这些丰富的言论，史书连续不断地记载，和天地广大的德性、祖宗传下的政道相互表里。因此仁政的功效光照万民，使百姓达到太平。然而太上皇帝天不亮就穿衣，到了进食时还在远虑，仍然像是求治而唯恐来不及，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德意志虑已经极其诚恳，发布于朝廷，遍及郡国，但有司奉行不够，长官考察省察不到位，因循苟且，没有人加以训导整齐，所以至今还要烦劳他焦心操劳吗？这种风气确实存在，不可不察。臣愿陛下告诫朝廷内外，使大小臣僚都明白陛下圣明孝心纯厚至极，日夜不忘家法；每说一句话、每采取一个行动，都不敢忘记太上皇帝的训诫。这样或许能彻底革除偷安的习气，敬慎地奉行旧章，精诚纯洁地承受恩泽，共同遵循尧的治道，辅成陛下如虞舜继承尧帝那样的盛治，天下幸甚。” 光宗绍熙元年，吏部员外郎陈傅良上奏说：“臣前些时候承蒙恩典，获召应对，曾经上奏三篇札子。上奏陈说艺祖皇帝能够得到民心、接受天命。臣私下认为，推行艺祖皇帝在世时尚未消失的恩泽，实际正在今日。臣实在没有想到，自己一个人的僭越议论，偶然符合圣上的明察，陛下对臣的褒奖极其优厚。以臣区区愚见，仍认为前面的说法没有讲完，所以再为陛下诵说。大概艺祖皇帝之后，天命又聚集到寿皇圣帝，直到陛下。恭敬地想，陛下作为艺祖皇帝的子孙而修明艺祖皇帝的旧事，这是天意。不知道陛下是否自信足以成就此事？还是自视过分谦抑，仍然怀疑它很难做到？臣考察所见，开创大业的道理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实行。为什么呢？艺祖皇帝治理大事而不纠缠细节，任用安逸有余力的人而不任用疲劳奔波的人。大体上是惩戒五代烦琐细碎的过失，重新建立朝廷，以恢复君主之道。君道得到恢复，朝廷就端正；朝廷端正，天下就能得到治理。愿陛下不要怀疑它困难。臣请求把一两件切合当今事务的事项分条陈述，以供陛下采纳选择。把上书人的文书交给知制诰审看，升降等第后上报。这是建隆二年十月的诏书。把依次进呈的章奏交给尚书省参详，能够施行的上报。” 这是建隆三年九月的诏书。况且朝廷内外的议论建议，如果不是近臣当面应对，就是远臣封章奏事，都是用来沟通下情、补助治道的。它的祸患不在于闭塞蒙蔽，而在于谗毁嫉妒。如今把远臣封章中的言论交给知制诰，那么舍人院就有责任承担；把近臣面对时陈说的话交给尚书省，那么尚书省就有责任承担。认为可以听取的就听取，认为不可以听取的就不听取；这样，被采纳的人不会有独特于众人的嫌疑，未被采纳的人也不会有被上面遗弃的怨恨。这就是不因君主独断而废弃群臣议论，同时没有闭塞、谗毁、嫉妒的祸患。君主亲自选择的，不过是台省长官罢了。这样的道理难道不是很容易明白、很容易实行吗？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不信任身边近习而信任外廷，不听信游荡无根的言论而听取公正的议论，也已经深深领会了艺祖皇帝的本意。然而近来上至侍从、台谏，下至百官，或者临时派遣郡国之臣来应对、陈述奏议，常常得到嘉许采纳，人人都自以为符合皇上的心意，准备实行自己的主张，但章奏往往没有下发到有关部门，指挥也动辄停滞，朝廷群臣对此很疑惑。而且陛下既不信任近习，也不听信谗言，本来必然不会闭塞，也必然不会有谗毁嫉妒。有人却认为陛下正在崇尚清静的教化，厌恶事务繁多，所以无暇省察。又有人认为，陛下自从去年冬天违和以来，圣意常有不能释然之处，于是只求宽大而无暇省察；这两种说法都是妄自窥测。臣独自思考，至今还没有人把艺祖皇帝的旧例上奏到陛下听闻。愿陛下从今开始，凡朝廷内外的议论建议，一律按照建隆诏书办理。不仅君道能够得到恢复、朝廷能够端正，也足以解除廷臣的疑惑，岂不是很好吗？由此说来，如果效法艺祖皇帝，只看到它容易而看不到它困难，那么臣所陈述的推行艺祖皇帝在世时尚未消失的恩泽，就都不是偶然尝试的说法，而可以逐步实行了。臣的愿望实在深切。陈傅良又上奏说：“臣听说，如今献策的人大多说，陛下应以孝宗为法，以太上皇为鉴。臣私下认为，这种说法只有在孝养三宫这件事上可以如此，却不是通行的总论。为什么呢？孝宗的盛德大业，数说不尽，本来都足以效法。至于太上皇，只是因为忧虑积累而成病，渐渐不能处理政事，不能作为宗庙社稷的君主；至于他的治理，也没有什么足以效法的。陛下继承守护大业，凡有所施设，如果确实参酌两朝盛典，选择其中有利于天下后世的，同时实行，就可以说是集两朝之大成了。”臣浅陋，不能完全了解两朝的用意，便凭管见分条上奏一两点。恭敬地想，孝宗锐意恢复国土，以苟且求安为耻；虽因太上皇在位，不敢北伐，却追念陵寝宗庙，忧念中原，怀有恢复故土的志向，枕戈尝胆，整日不得闲暇，训练军队、储备物资，常常如同面临敌人。这是第一件可效法的事。早朝很早，晚朝很晚，寒暑都不改变；接见群臣，省阅章奏，每天完成当天的政务，不问是否休息，直到深夜，还一定召见入直官，赐座从容讨论时事。这是第二件可效法的事。访求人才，唯恐来不及；一言相合，立即使其通达显贵；所说不被采用，才开始督责其过失；取舍以公，明白通达，没有猜疑防范之意。这是第三件可效法的事。

译在用度上节俭，即使一金也不滥行赏赐；内帑积蓄达到数百万万，只有在赈济灾荒、奖励武事时毫不吝惜，因为把天下的财富用于天下，而不拿来供自己使用。这是第四件可效法的事。监司、帅守临行辞别时，各自询问所辖地区的情况；对于民间的利弊，有人请求采取便民措施，便立即施行，减免赋税、发放借贷、宽宥罪过，从不设置障碍；从未轻易对官吏发怒，只有因贪婪暴虐而获罪于百姓的，必定惩罚，绝不赦免。这是第五件可效法的事。臣认为，孝宗的治理，值得效法的地方不止一处；陛下应当效法这五点，这是帝王盛美的德行。恭敬地想，太上皇处理每件事都交给外廷，采纳公论；左右亲近和受宠之人，完全不参与政事。不仅不听他们的意见，还严加禁止；但对于金帛、酒食的赏赐却毫不吝惜。这是第一件可效法的事。把八厢罗事之人搁置不用，从未因为浮言而使群臣受到危动。这是第二件可效法的事。行都守臣、两浙漕臣、三总领所的官员，都任用士人，不因交结私党，也不因虚妄欺骗。这是第三件可效法的事。统领军队的臣僚以及防守边疆的帅守，不作为御前差遣，全部由三省下诏任命。这是第四件可效法的事。给事中、中书舍人的封还驳正，台谏官的论列，即使多次上奏，最终也不因言论而获罪。这是第五件可效法的事。臣曾说过，太上皇的治理，值得效法的地方不止一处；陛下应当效法这五点，这同样是帝王盛美的德行。陛下如果确实上考孝宗明察决断、总揽政务的治理，同时兼取太上皇宽厚而不专擅自用的用意，那么天下就可以得到治理了。臣所说的集两朝之大成，就是这个意思。大体上，纠正偏失并补救弊端，才能保全两朝的美政；矫正过度而反过分偏直，反而会产生偏执一端的祸患。臣担心议论者不能察知这一点，妄自分别取舍，使圣上受到迷惑。臣冒死进一言，只愿陛下宽赦臣的狂妄愚昧而加以采择，天下幸甚。《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效法祖宗 宋光宗时期，军器少监兼权侍左郎官刘光祖上《圣范》札子说：“臣以浅薄无能之身，忝居册府，恭敬地看到陛下召见群臣，无论内臣外臣，都让他们充分陈述意见，听取采纳而不知疲倦。臣在这个时候得以仰望圣容，即使想竭尽愚诚，报答圣恩于万一，但才智短浅，自知无法感动并启悟圣听；若只是搜集琐碎小事，逐条细列，又不是臣事奉君主的本心。臣私下认为，朝廷的法度没有超出祖宗的制度。太祖皇帝开创基业、垂下统绪，太宗皇帝统一天下、守成继业，规模深远，成法俱在。臣曾略取一二旧事，伏地思考，都是国家的宏大谋略、天下的长远考虑。臣谨依事情类别编次，分为十节，命名为《两朝圣范》。第一节是治兵的方法，认为军队是国家的大事，是关系死生存亡的领域，不可不加思考。国家建立二百多年，而将帅人才极少，所以其次讲任用将帅的道理。宰相无所不统，是承担社稷忧患的人，于是接着讲祖宗选任大臣的制度。选任大臣，首先在于精心选择侍从，于是接着讲祖宗任用侍从的制度。自古贤者居于相应职位，有才能者任职于相应官位，各有适宜；祖宗时期使贤者与能者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又接着讲任用才能的原则。天下的人才，起初并不缺乏，只看在于如何振作、选拔和任用罢了，所以又接着讲取用人才的方法。至于爱惜名位器物、甄别流品，这是祖宗用来垂示法度的；赏赐不轻易使用，刑罚不苟且宽贷，这是祖宗用来表示奖赏和惩罚的；有过错就让人进谏，遇到事情必先议论，这是祖宗用来通达下情的。这三方面各为一节。至于防微杜渐，鉴戒前代的过失，堵塞祸乱的根源，凡是祖宗为万世考虑的地方，臣就以此作为全篇的结尾。臣仰想，陛下临朝统治已经二十年，正因为盛德所以能够尽孝，正因为不懈怠所以能够勤政，正因为欲望少所以能够节俭，正因为没有私心所以能够决断，因此天人和同，朝廷内外少有事端。陛下在深宫中修养自身，像商汤日新其德，周文王纯厚而不自满一样，也始终不懈怠。然而傅说告诫高宗时，必定说：‘要从始终以学问为常，德行修养到自己不觉察；要以先王的成法为鉴，这样长久不会有过失。’臣每每想到这些，如今陛下学习进修日久，内心日益纯正而外在事迹并不显露，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但治理国家应当有所效法，祖宗留下的规范，既近在眼前又容易考察；他们在开创和守成之际，思虑十分精密。傅说关于以先王之言为鉴的说法，确实是当今的要务。臣愚昧无能，本来没有千虑之一得，可以仰助圣明；现将所编《两朝圣范》恭敬缮写进呈，以表达臣的一片诚心。《圣范》第一。臣考察本朝取得天下不是依靠军队，而守护天下却依靠军队，大概是因为亲眼见到五代的祸乱都产生于军队。建都大梁，并没有四面险要可以固守，形势上就不得不依靠军队来防守。太祖皇帝聪明圣武，从未因个人愤怒杀戮一人；但对于统御军队，纪律最为严明，曾不稍加宽贷。建隆元年，荆罕儒与北汉在京土原交战，荆罕儒战死，太祖诛杀当时不听命作战的人，罢黜两名将领，斩杀其部下大校二十九人。建隆二年，命殿前司、侍卫司以及各州长史检阅所属军队，勇猛的登记提升，年老、体弱、怯懦的淘汰。于是开始设置剩员一职安置退役士卒；又下诏释放周朝镇州各县的一千四百名弓箭手，因为认为他们只是白白耗费调发供给，实际上不足以依靠。这不是亲自参加军旅、深明军事的人，不能有这样明断的取舍。建隆三年，命令搜捕各军中亡赖、不守法度的人，全部发配海岛，使奸猾之徒收敛踪迹。这一年在西郊大规模阅兵，太祖对近臣说：‘晋、汉以来，卫士不下数十万人，然而可以任用的极少。朕除去了其中冗余羸弱的，又亲自考核他们击刺、骑射的技艺，如今全都成为精锐之兵。’ 由此可见，太祖对于军队，简选训练已经达到极致。他曾选取御马直三十人，隶属于郭进麾下，与北汉交战；郭进认为他们退缩怯战，斩杀十多人上报。太祖暗中派宦官去告诉郭进：‘他们倚仗自己是宿卫近臣，骄傲傲慢、不听命令，杀掉他们是对的。’乾德三年，雄武军士卒在京城掠夺百姓子女，太祖立即命令捕杀一百多人，京城因此安定。乾德四年，亲自检阅殿前各军，武艺不合选拔标准的三百多人，全部补授外任官职。乾德五年，搜捕殿前承旨中不守法度的人一百二十六名，分别发配河东各州。开宝四年，川班殿直击鼓申诉，说郊祀赏赐不能与御马直相比，太祖大怒，派人告诉他们：‘朕所给予的就是恩泽，哪里还有什么成例可说！’于是斩杀四十多人，其余全部发配其他军队，最终废除了这个班。内臣李承进当时曾侍奉后唐庄宗，太祖便问他庄宗英武，为什么享国不久；李承进回答说，是因为统御军队没有法度，威令不能实行，赏赐没有节制。太祖因此拍着大腿叹息说：‘像这样临朝统治，实在如同儿戏。’难道太祖只是在这些事情上少施恩惠吗？竭尽百姓财力来供养军队，依仗军队来维持国家，却不建立军政，只会招致祸乱。臣曾看到开宝末年太祖亲征太原时，各班宿卫都叩头争相奋勇，请求出死力作战。太祖说：‘你们都是我亲自训练出来的，没有一个不能以一当百，所以才用来防备身边的祸患。我同你们休戚与共，难道我宁可得不到太原，也忍心驱使你们踏入必死之地吗？’众人都感动哭泣，再拜行礼。既然如此，太祖难道会无缘无故杀人吗？后世谈论军政，必定要以太祖为法；其中明察深谋，不可不认真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