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七

译恭敬地想到，陛下禀有超出常人的聪明才智，奉行帝王正大之道，历代兴亡治乱的事迹，都清楚地存在于圣学之中，君子小人的情状，您本来已经全都知道了。然而天下所称的君子，有的未能全部任用，有的暂时任用最终又被抛弃；所谓小人，有的未能全部清除，有的暂时斥退又重新聚合，这难道不是识人的智慧也像尧舜那样艰难吗？君子和小人虽然不容易识别，却也有可以识别的道理。君子孤立挺立如松柏，小人依附攀援如藤萝；君子进用必由正直之道，小人进用必由邪僻之路。过去潜藩的两名使令之臣，暗中玩弄陛下的威福，士大夫中不知羞耻而喜欢求进的人，无不奔走于他们门下。陛下赫然震怒，奋发作出英明决断，将他们斥退远逐，天下无不为圣德鼓舞。然而那些依附他们而进身的人，仍未依法处以正刑。唐宪宗诛杀王叔文，又斥退八司马一党，终身不用，元和年间的威令重新振作，号称中兴，大概就是由于这一举措。如今依附者，起初并没有八司马那样的才干，恶行却超过他们；依附王叔文的人，官职只到郎官，还没有像如今这样窃居高位、身任达官的。小人结党依附的踪迹，本来逃不过圣明的鉴察。应当选择其中一两个最严重的，稍微端正地惩治其罪；又选取那些能够独立自立、没有在权势炙手可热时依附权贵，并且平常敢于说他们罪恶的人，逐渐加以进用。这样，君子和小人就知道应当受到什么劝勉和惩戒了。俗话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君子的进身，必定凭道义奋发；小人的进身，没有不是用利益来求得迎合的。前些日子朝廷忧虑财赋不足，小人于是进献羡余以求进用。朝廷不惜授予名器，把美官要职交给他们。各路监司、郡守一齐仿效，想用剥削下属来增加上缴，结果州县骚乱，百姓无法生活。近来臣僚论奏此事，陛下曾罢免一名监司，固然足以作为后来者的警戒。然而那些最严重的人正在不断进用，只是保全其整体而治理其中细节，又哪里足以惩戒呢？臣所谓君子小人有可以辨别之处，陛下只要看他们从哪一门而来、凭什么手段进身，就可以明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宰执大臣是天下人才的精选，本来不能让小人混杂其中。侍从之臣以论思献纳为职，日后就是宰执大臣，又怎么能让小人居其位呢？治国之道在于识别邪正，只是邪正很难全部识清。陛下应当对宰执、侍从、台谏之臣精心加以识别选择。自卿监以下，以及外任的监司、帅守，交给宰相负责考察即可。臣的言论狂妄，惟愿陛下明察。乾道六年，秘书少监周必大论说汉代儒者上奏道：臣愚昧不肖，承蒙陛下过听，得以列于朝班。陛下又取汉宣帝的话，亲自撰写赞书，明白显示好恶，使人知道应当趋向什么。这对臣的荣耀恩遇，可以说到了极点。臣因此借训词所涉及的意思，推演圣意，冒昧陈述一二，惟愿陛下明察。臣听说儒者有君子儒和小人儒，孔子曾把这个道理告诉子夏，不可不辨。二帝三王之时，稷、契、伊尹、周公，道德隆盛完备，功业光明显著，这就是君子儒。春秋战国之际，以诈谋相互夸耀，以功利彼此倾轧，这就是小人儒。虽然如此，二者的是非黑白还容易辨别。到了西汉却不是这样，所谓社稷之臣，竟在于周勃的鄙朴、汲黯的少文、霍光的不学；至于穿儒者衣冠、贪恋俸禄、保全职位的，则是公孙弘、蔡义、韦贤一类人。是非黑白竟这样颠倒。宣帝察觉并厌恶这种现象，所以说这是世俗风气。儒者不通达时宜，崇尚古代而非难今日，使人迷惑于名与实，不知应当坚持什么，这样的人哪里值得委任？这大概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的。虽然如此，汉代儒者多有虚伪，汉高帝确实给他们开了这个头。当创业之初，叔孙通穿儒服投降彭城，知道高帝厌恶儒服，便改换服装，穿短衣；他的操守如此，不过是借儒者身份来求取进身罢了。高帝马上就相信了他，难怪鲁国两位儒生不肯前来。臣所以说，汉代儒者多有虚伪，是高帝开启了这种风气。假使汉宣帝知道这一点，将要寻求真正的儒者来任用，哪里至于杂用霸术呢？我太祖皇帝却不是这样，创业初期，靠的是赵书记；后来统一天下，靠的也还是赵书记。其规模始终没有改变，真是近于帝王辅佐之臣，哪里曾像叔孙通一类人那样迎合时俗、求取用事，把它作为进身的资本呢？历代圣君以来，卿相中多有著名儒者，这是太祖任用人才的成效。臣愿陛下以汉代为鉴，以太祖为法，那么名与实就决不会混淆，士大夫的趋向也将全都归于正道。乾道年间，国子祭酒胡铨论礼以及识人之道的奏疏说：“臣曾在经筵恭敬听到圣训，其中提到‘只有礼可以止息它’的说法。臣退下后私下感叹：圣王的话真伟大！如果不想使天下太平就罢了，如果想治理天下，除了礼还能凭什么呢？如果不想恢复天下就罢了，如果想恢复天下，除了礼还能凭什么呢？什么叫礼？礼就是道。道，是通向治理的道路。有言论违逆您的心意，必须到道中去求证；有言论顺合您的志向，也必须到非道中去求证。这可以说是善于谈论礼了。陛下在听朝之余，应当反复思考。今天某人的话刺耳可憎，但即使厌恶他，也要知道其中有善处，我岂能不想到《戴记》的话？岂能不想到魏征的话？岂能不想到唐明皇采纳韩休意见的事？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我岂能不想到仲尼的话？这叫在道中求证。今天某人的话顺耳可爱，但即使喜爱他，也要知道其中有恶处，我岂能不想到《戴记》的话？岂能不想到魏征的话？岂能不想到唐明皇不喜欢萧嵩的事？一句话可以使国家衰败，我岂能不想到仲尼的话？这叫在非道中求证。到道中求证，果然知道它确实善，这一定是正直之人，一定不是奸佞之人，就把他的姓名记在座位右边，慢慢观察他的行为，确实是正直之人，然后断然任用他。到非道中求证，果然知道它确实恶，这一定是奸佞之人，一定不是正直之人，就把他的姓名记在座位右边，慢慢观察他的行为，确实是奸佞之人，然后断然远离他。这是尧舜三王用心的原则，而陛下独自从‘只有礼可以止息它’这句话中领会到了。礼真伟大啊！用来使天下太平的是它，用来恢复天下的也是它。至于唐明皇，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臣只是进献自己已经反复思考成熟的见解，也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了。”

译吏部侍郎韩元吉进献历史故事说：“《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见唐太宗，叩头说：‘希望陛下让臣成为良臣，不要让臣成为忠臣。’皇帝说：‘忠臣和良臣不同吗？’魏征说：‘良臣如稷、契、皋陶；忠臣如龙逢、比干。良臣自身享有美名，君主也获得显赫的称号；忠臣已经遭受灾祸诛杀，只得到空名，这就是二者的不同。’皇帝说：‘好。’” 臣听说唐初群臣中，魏征是善于进谏的人。魏征这句话，只是想激励唐太宗，使他达到没有过失的境地罢了。至于忠臣和良臣的区别，解释得或许还不够完备。魏征的意思，正是把辅佐君主的人称为良臣，把进谏诤言的人称为忠臣。然而孔子所说的忠，是以孝道侍奉君主。所以扬雄也把言论能够与稷、契相合的人称为忠臣。如今看《典谟》一类典籍，稷、契、皋陶何尝没有在尧舜时代进献言论？只是他们所说的能够实行，所谏的都被采用，君臣之间融洽无间而不露痕迹，天下因此达到极高的治理程度。并不一定要激烈指斥、强行抗争，触犯雷霆之威、激起斧钺之怒，然后才算忠。自从魏征提出这种说法，后世便以为良臣未必从事进谏，忠臣几乎要牺牲自身来成就名声，这是不可不辨明的。臣则认为，正直称为良臣，不欺骗称为忠臣；二者都是人臣应当做的事，不必强行区分。应当进谏时进谏，不妨碍他成为良臣；应当听从时听从，也不妨碍他成为忠臣，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来议论。然而魏征侍奉唐太宗，对于君子小人的问题，反复论述得最为详尽。他还说唐太宗轻视小人，礼敬君子。轻视小人而礼重君子，难道不是美德吗？” 接着又说：礼重君子，就是恭敬他而远离他；轻视小人，就是亲近他而轻慢他。亲近君子便看不见他的过失，远离小人便看不见他的长处。看不见他的长处，就不必等到离间便会疏远；看不见他的过失，却有时会亲昵。这些都是人情中难以言说的地方。魏征所说的忠，也达到极点了。只是对于忠臣和良臣的区别，虽然是有所激愤而说，终究还有未尽之处。因此臣把它表明并提出，等待圣明的陛下选择裁定。《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知人 宋理宗宝庆元年冬，宗正寺簿梁成大轮流入对，首先说：大奸佞往往像忠臣，大巧辩者往往像木讷之人；有的爱好名声来推销自己，有的故意标新立异来掩饰自己，有的假借高尚的节操来求取君主信任，有的装饰矫伪的学问来欺骗世人。他们言语好像忠诚鲠直，内心其实邪曲；一旦不能察辨，便会把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器皿中，使泾水和渭水混杂在一起。有的人言论不能通达时变，谋划不能切中关键，却有的用巧辩自称才干，有的用诡诈攻击来博取正直的名声，有的提出奇险的说法来惊骇众人的听闻，有的放纵荒诞的议论来迷惑士人的心志。他们所做的不是所说的，所坚持的不是所学的；一旦不能辨别，就会像榫头和卯眼不相合，矛与盾彼此冲突。理宗时，翰林学士、知制诰真德秀为叶莫申雪诬枉、请求加以录用的奏状说：臣恭敬看到皇帝陛下亲自处理大政以来，开张众正之路，杜绝群枉，进用君子，退斥小人；积年蒙蔽之后，一旦豁然开朗，如同天日澄澈。至于被贬斥远逐而有政绩声誉的小臣，多被召回擢用；受到诬枉而被斥退废弃的人，也得到洗雪。公道显明，众人的志向都受到勉励。如今有一个人，曾经舍弃性命、置家族于不顾，为一方铲除凶恶叛乱，却被谗言阻扼，困顿不得伸张，几乎将近十年。事情与臣有关，臣如果不说，谁应当来说？臣在嘉定末年，任湖湘所部武冈军守臣，司马遵不善于安抚治理，导致戎伍发生变乱。臣以本军签书判官兼管防务事务，叶莫宽厚和易、得到众人拥戴，便委任他代理郡事，秘密授予方略，让他谋划处理。叶莫表面上对外宽容忍让，暗中设置谋划，不到几十天，便诛杀斩除凶恶首领，全郡平定。臣立即奏报朝廷，蒙受恩典，特进三秩，并升任通判，以奖励他的忠诚功劳。后来又改任江陵副职，想把事务托付给他；而司马遵被间歇废弃已久，想谋求重新任用，便编造诬蔑欺罔之辞，来借助言官陷害叶莫。言官恰好与司马遵同乡，来不及详细审察，便仓促上奏弹劾，削减叶莫的官秩并免去官职。后来叶莫被征辟为汀州副职，又因弹劾而被免官。如今考察他们所论，大致有三点：一是说叶莫胁迫长吏并夺取他的印信；二是说叶莫告诉贼党驱逐郡守；三是说叶莫掩盖各位士卒擒贼的功劳，把它说成自己的功劳。臣亲身参与这些事情，谨逐条分析辨明。司马遵在叛卒喧哗之初，惊恐失措，以有病为借口，发文送交印信，又亲自写信恳切嘱咐，郡中官僚也一致发文请求。局势变化难测，人情忧惧危险，叶莫不得已，只好承担安抚平定的责任，却多次向各司申明，请求免去代理郡事。臣发布檄文，派永州通判魏泌前往查究事实，想让他代替叶莫。魏泌到武冈时，永州知州恰好因论奏被罢免，朝廷有诏令让他与次官交接。魏泌急忙回到零陵，臣于是又把此事交给叶莫，直到他终于显著建立功效，没有辜负委任。可是叶莫本意是求免而没有获准，并非想代理郡事以谋取利益。有关文书都在，可以逐一复核。说叶莫逼迫司马遵、夺取印信，怎么可以呢？这是第一项诬陷。臣已经向朝廷弹劾司马遵，又担心他久留等待命令，万一发生意外，或另生祸患，那么贼人的凶焰将更加炽盛，一方百姓都将有任人宰割的忧虑。不得已，臣命司马遵先行离任，又严令巡尉护送他走出数程，告诫士卒不得侵犯。司马遵在枕蛟借虎之时，能够自行脱身离去，家室也得以保全；叶莫对他的保护并非没有力量。说叶莫告诉贼党驱逐司马遵，怎么可以呢？这是第二项诬陷。臣听说变乱以后，与叶莫书信往来，常常使用隐语，使他采用以贼攻贼的策略。当时各营一千多人全都已跟从贼人，叶莫能够从中选择数名可依靠的人，拿出臣发布的奖赏榜文和文帖秘密给他们看，告知祸福，以恩信结交他们，后来陈喜、李成等人便踊跃效命。如果不是叶莫发动并指示，即使有一百个陈喜，哪里能够成功？其中应当奖赏的人，都由叶莫保奏说明，申报上去不久，诏命下来补授承信校尉的有四人；叶莫对于各位士卒也没有亏负。说他掩盖士卒的功劳、据为己有，怎么可以呢？这是第三项诬陷。当时叛卒肆意横行，想要召集各郡的军队，所到之处争相仿效，呈现出瞪眼相视、难以言说的情势，而邵州的局势尤其危急。臣错误地担任统帅事务，日夜忧虑，幸而叶莫成功，听到的人都屏息警惕，忧患的根源顿时消除，军纪也因此振作。臣在推荐文书中说，他的事情虽然只关系一方，实际利益却惠及一路，说的就是这个。司马遵不思考变乱是由自己造成，反而嫁祸并诬陷他人，使叶莫凭借慈祥和乐的资质，却蒙受凶险邪曲的罪名。诋毁诬陷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是欺骗上天。言官未必存心如此，但司马遵确实编织了叶莫的罪名。叶莫既被削职斥退，司马遵便得到祠禄，这种奖惩颠倒，实在可叹。臣平日想到此事，常常气愤填膺。如今上天启发陛下圣明，宏大地开张公道；臣不肖，却承受任命治理全闽。叶莫的本籍在臣的治所，祠禄也由本州供给，议幕中的虚缺职位，委任他承摄，也能大有补益。像这样的人才，哪里应当长期弃置？况且过去臣曾依靠他而免除罪责，如今怎么能不为他申诉冤屈？事情的始末，不敢全都烦扰圣听，已经另行详细记录并申报尚书省。叶莫以儒科出仕，治理县邑有声誉，两任通判，共经历二考八个月有余。如今以朝请大夫主管建昌军仙都观，资历已经很深，政绩品行没有缺失。伏望圣慈念及他舍身平乱的功劳，怜悯他遭受诬陷、长期靠家食生活，优厚地加以录用，使天下士人知道，能够为国尽力的人，即使一时遭受冤枉，最终也能在后日得到伸雪。这对于劝勉士气，实在不是小的补益。现应当奏闻，请降诏任命叶莫知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