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八

译淳祐十二年，秘书少监兼侍立修注官高斯得上奏说：“臣私下观察仁宗皇帝在位时，欧阳修担任谏官，因为小人倡导朋党之说来诬陷君子，便进献《朋党论》，认为朋党并不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关键只在于辨别君子和小人。他的话深刻恳切而明白，可以一洗千古以来关于朋党的说法，作为君主，应当坚定相信并努力实行。欧阳修说，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共同结为一朋；自古以来朋党人数之多、势力之大，没有比周朝更甚的，而周朝却因此兴盛，说明善人并不嫌多。如今善人正担忧太少，有人却仍指责他们结党，想排斥清除他们，这和欧阳修的见解相差多么远啊！臣私下看到，近来有名望的大臣被罢去职位，关系国家安危，臣以为满朝士人都将起来争论。可是因为事情关系到谏官，害怕威势、畏惧灾祸，从宰执以下，留下来行动的人不过八九个；谏官诬陷弹劾此人，使他留下来是不可能的，而敢于和谏官争论是非的，又不过四五人，真是少到不能称为朋党。谏官反而说他们结成私党，想求皇帝留下此人；又说驱逐此人，就可以消除朋党，以此激怒陛下。唉，天下哪里有四五个人就可以称为朋党的呢？” 虞舜、周武王时代的朋党不嫌多，那位谏官本来就不足以知道这一点。如果按照汉唐朋党来谈，那么汉代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唐代的八关十六子以及他们的同党，充斥朝廷、遍布天下，像这样指为朋党还可以；如今那些遵循正道、据守正义的士人，稀少零落得如同早晨的星星，正担忧他们势单力薄，不足以抗衡众多小人、主持公议，却还要用朋党的罪名陷害他们，岂不是极其欺天诬人吗？仁宗时期的谏官持这样的论调，而陛下现在的谏官持那样的论调，公私邪正本来不必再辨，但也可以由此观察世道了。臣愿陛下把欧阳修所著的文章放在座位旁，早晚省览，以虞舜、周武王信任君子的做法自我勉励，不要被小人诬陷的言论迷惑；这样或许善良之士能够获得安定，宗庙社稷有所依赖。否则，欧阳修所说汉唐末世铲除朋党造成的祸害，实在令人恐惧，难道不应引以为鉴吗？” 淳祐年间，侍御史陈垓诬陷弹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荣诬陷弹劾黄之纯，二人被罢官外调，六馆官员彼此相顾失色。太学生刘黻率领诸生上书说：刘黻等人受到教养，已经把国家的休戚利害看作自己的痛痒。朝廷进用一名君子，台谏发表一项公正议论，大家就会弹冠相庆，喜悦充满胸中；至于君子被抑郁而不能任用，公论受阻而不能伸张，便忧愤郁结，睡觉吃饭都废弃。臣听说，扶助宗庙社稷在于君子，扶植君子在于公论。陛下在位将近三十年，端平年间公正之士汇聚朝廷，忠诚正直之臣接踵而来，天下一致说：‘这是小元祐。’淳祐初年，大奸臣销声匿迹，善类居于职位，天下又一致说：‘这又是一个端平。’为什么近年来培养、保护君子的初心，竟不能不被改变呢？祖宗设置台谏，本来是为了伸张君子、折服小人，昌明公论、杜绝私说。如今老贪徒肆意妄为，奸邪种类接连不断，以谄媚和防范来承接风气，以险恶倾覆来设置陷阱，以污浊卑鄙来盗取官爵。陛下并非不能识别拔擢群贤，他们却忍心使君子之党空缺；陛下并非不能容纳直言，他们却敢于倒转公议之矛。不知道陛下究竟亏待了这些人什么，他们竟这样辜负陛下吗？当陛下下诏起用俊秀贤才时，程公许从家居起用，正是君子观察朝廷、以此判断进退的时机。如今座席还没有坐暖，弹劾章奏已经上呈；一个程公许离去，似乎还没有造成大害，但臣担心乡野的诸位贤者见到苗头便深深隐退，君子的根脉从此断绝。近年以来，朋党邪说煽动火焰，缄默成了风气；上奏办事的人不过是袭用陈旧说法、敷衍故事罢了。幸而黄之纯的两次论奏还稍稍令人满意，如今软弱媚上的人得以保全自身，耿直的人却被赶出国门。一个黄之纯离去，似乎还没有造成大害，但臣担心人们在道路上以眼示意，想说话就受到阻挠，公论的根脉从此断绝。何况如今天下可议论的事情并不少，可以攻击的恶行也不是不多；有的人才智用尽，渐渐有逼迫君上的嫌疑；有的人凭借金日磾、张安世那样的权势，滥居牧民之职；以乳臭未干的愚钝小子越级登上侍从近臣之位，以光范门下的私人关系屡次掌管辅佐藩镇的重任。钱财之神在旁门小径大显灵验，国家公器反而如同拿到市场上交易，天下人都知道，难道只有陛下不知道吗？这些人只是把维护陛下纲纪当作谋身之道，却不是真为陛下谋划。陛下明察事机，怎么能落入这些人的蒙蔽手段之中？怎么忍心让祖宗三百年的风宪机构毁在一两个小人手里呢？” 臣汝腾，是陛下的刘向，却因忠诚耿直而被斥退；臣子才、臣栋、臣伯玉，是陛下的汲黯，却因切直敢言而被罢免，于是使淳祐年间的诸位君子日渐消磨，如今几乎被清除一空。这些人究竟存的是什么心呢？宋高宗绍兴二十年的诏书说，台谏是风宪之地，近年来用人不当，和大臣结为支党，助长他们的喜怒，实在严重辜负了耳目之寄。臣私下观察近来的事情，不只是台谏成为大臣的党羽，内廷还互相传递消息，风宪官彼此通报，而且甘心充当鹰犬，听从他们的指使。宰相不喜欢的人，表面上显示宽容，暗中实际上示意台谏把他赶走；台谏所弹劾攻击的人，表面上好像不是宰相授意，暗中实际上奉承宰相而执行。当程公许被召用时，天下都知道是陛下独断于宫中；等到程公许来到朝廷，天下也知道他曾得罪当时的宰相。难道料不到陛下的恩德最终不足以依靠，宰相的怒气竟然无法逃避吗？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试把程公许、黄之纯同陈垓、蔡荣等人放在一起，认真思考、平静评判：他们的言论谁正谁邪，谁忠谁佞？即使是中等才智以下的君主，也还知道判别是非，何况陛下圣明，难道反而不能察觉吗？”

译近来我看见程公许的奏疏，曾经告诫陛下揭示至公之道以昭示天下；陈垓却用秘密之说迷惑皇上的听闻。程公许曾告诫陛下，宠幸和贿赂日益彰显，官府邪乱而无人警戒，应当堵塞幸进之门，断绝曲折的门路；陈垓却放纵亲近宾客包揽关节，拿着空白名帖胁迫索取举荐凭证，打开贿赂之门，任意摆弄弹劾章奏。至于黄之纯告诫陛下，竭力伸张邪正之辨，明确斥责媚事宰相的错误，忠直正言，都是发自肺腑。蔡荣身居言责之职，听到这种风声，本应惭愧而死，竟还敢妄自放纵、散布谗言，难道全无人心吗？况且陛下擢用台谏，如臣磊、臣卿、臣咨、夔、臣应、起、臣汉弼、臣凯、臣燧、光明俊伟，卓然为天下所称道。然而他们刚入台谏便突然升迁，或刚发一言就立即被斥退；唯独陈垓、蔡荣一类贪婪顽忍的人，长期玷污要津，占据职位而不肯离开。刘向所谓搬动贤臣如转石、去除奸佞如拔山，如今竟亲眼见到了，难道不可畏惧吗？何况如今国嗣尚未确定，事变正多，百姓的膏血几乎被搜刮殆尽；国家所依赖以祈求天命、维系人心的，只有君子与公论这一条根脉。小人以不顾一切的心态做肆无忌惮的事情，他们不过想让爵禄日益增高、权势日益强盛，以富贵留给子孙罢了，哪里有余暇替国家谋划呢？” 自古以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满朝没有公论、全国没有君子更大的了。我朝本来没有在天下人面前犯下太大的失德，却竟有宣和、靖康年间的祸患，难道没有原因吗？起初邪正彼此攻击，互相出入；中间朋党邪徒羽翼伪党，暗中陷害、背后诋毁；最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发展到朋党之祸便不停止。假如刘安世、陈瓘等贤人还健在，杨畏、张商英、周秩之流没有长期占据台纲，他们的祸害难道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吗？古语说：‘前车翻覆，后车应当警戒。’如今朝廷中的善类已经很少，心怀奸险的人用文辞藻饰谄媚之舌，志在依违两端的人用首鼠两端来保持圆滑。宗庙社稷的大计，谁肯明目张胆地为陛下说一句话？这样下去，势必终于导致全国没有君子、满朝没有公论。没有君子，没有公论，假如遇到缓急之事，那一两个奸险之人，陛下难道可以独自倚仗他们吗？如果陈垓的罪过又超过蔡荣，即使在两观处死、流放四方边远之地，仍然算是从轻发落。陛下留他一天，就会增加一天的祸患。将来即使借尚方剑斩下他的首级，又怎么能挽救国事于万一呢？又说：自古以来大奸大恶之徒被投置于闲散之地，只是窥探朝廷的意向，以图谋重新进用的机会。元祐年间，章惇、吕惠卿都在贬所。自从吕大防任用杨畏为御史，起初的意图不过是信任私人、牢固控制局面。哪里知道小人一旦得志，摇唇鼓舌，一时之间正直之人便相继遭到斥逐。后来章惇重新掌权，即使吕大防也不能在朝廷上保全自身。如今右辖一职长期空缺，奸臣已经垂涎很久了。听道路上的传闻，馈赠不只涉及鞭子和靴子，关系网络还暗中通到宫禁近臣之中。正是陛下明察事机的时候。如果公论不明，正直之人被引退，那么拖延辗转之后，宰衡的重任必定又会归给章惇等人，事情才会停止。今日天下，是祖宗艰难积累而成的天下，哪里经得起这些人再次破坏呢？”},{ 理宗时，董重珍任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入朝应对，向皇帝提出五件事，并说：‘过去奸邪之臣能够专门诋毁权臣，是因为君主的德行被隐蔽；如今昭明君主的德行，在于陛下，所以臣得以向君父提出责难，请求召回真德秀、魏了翁任用他们。’皇帝对他说：‘君主的职责没有别的，只在辨别君子和小人。’董重珍回答说：‘小人也指君子为小人，这正是难以辨别之处。君主应当精心选择有声望的人，安排在重要职位上；正直的议论每天都能听到，就一定能知道君子的姓名和小人的情状。’吴昌裔论君子小人，上奏说：‘臣是蜀地人，没有拿武器的力量来充任军队，也没有退敌保卫乡国的才智，只能凭借文辞议论到朝廷效命，孤立地发表危切言论，没有什么补益。如今承蒙陛下过听，擢升臣于礼乐机构，又把军旅之事交给臣；君命就是义，怎敢推辞困难！如今将要远离朝廷，蒙受恩典得以应对，深深思考国家根本大计，不胜臣子最深的感情，便竭尽愚忠，希望稍助陛下的睿览。臣听说，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是天地阴阳之间最大的分别。禀受刚健善性的人，公正明达、正大光明，没有丝毫可疑；得到阴柔之性的人，私心暗昧、邪曲不正，情态变化难以测度。’ 君子像凤凰麒麟，又像松柏，高飞独立，不依靠别人；小人像蛇蚯蚓，又像藤萝，不攀附其他事物就不能自行挺立。我曾据此广泛观察当世士人，发现忠邪善恶如同冰炭，完全不同。因此，守持道义、据守正道、安定恭敬地守住自己的职位，是君子；希求进身、争逐利益，只图取得利益，是小人。竭尽节操、尽情进言，立于中正而不偏倚，是君子；隐藏实情、爱惜自己，随时势上下变化，是小人。有正直本质而没有流荡之心，所说的话常常依据义理，是君子；有口才而没有实际行动，辩说足以掩饰错误，是小人。端正善良、忠诚实在，凭自身结交而获得君主知遇，却不肯委曲奉承权贵，是君子；诡诈狡猾，不安守常分，专门想走捷径、另辟门路，是小人。磨砺善行、以公事为先，努力行善，能够扶持同类，是君子；暗中毁谤、表面称誉，设计危险的机会，陷害善良，是小人。宽厚平和、没有私我，询问寻求善道，常以公论为主，是君子；险恶刚愎、自以为是，嫉恨别人的言论，常常与公论为敌，是小人。乐于实行正道、忧虑违背正道，难于进身而容易退处，道义相合就跟从，不合就奉身离去，是君子；尸位享禄、白吃俸禄，顽钝无耻，利益相合就交往，利益尽了就反目相逼，是小人。

译防止行为接近名义、不贪恋财货，哪怕一丝一毫也不取的，是君子；行为污浊而寄托治理之名，以私身托付公事，害怕失去私利而无所不至的，是小人。勤勉刚强，早晚不懈，竭尽心力办理各种事务，常把天下的重任自任的，是君子；畏惧避嫌，顾忌行迹，彼此窥伺脸色，不以至公之道侍奉君主的，是小人。恭敬谨慎、竭尽力量，忠于职分，即使经历平夷和险阻，也不改变行为的，是君子；制造疑惧、虚张声势，敢于说大话，一旦有缓急之事便不能守信的，是小人。大体说来，君子如阳，小人如阴。阳气光明之势胜过阴气，政治就会得到治理，正道日益昌盛，渐渐走向光明昌盛；阴气浑浊之势胜过阳气，国家就会混乱，祸乱的苗头一出现，形势便渐渐趋于昏暗闭塞。自古以来小人多而君子孤立，乱世多而治世少，没有别的原因，也只是看君主德性的强弱罢了。君主起初清明，内心有所主宰，不被物欲牵引，就像正阳刚刚升起，群阴退避听命；等到壮志消磨平息，内在主宰不能胜过外在诱惑，或者被个人喜恶转移夺取，就像阴气旺盛增长，而阳德日渐消退。阴阳消长程度的不同，正是正邪聚散的征兆。所以，拘泥于偏见，轻信不实之言，近臣的谗言就会乘机进入；对本来不该怀疑的事情产生疑惑，远臣就会恐惧。自以为圣明，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直言之士就会日渐远离；有人进言却说没有人可以违背我，谄媚之人就会日益得势。把谗邪之人的话当作爱憎之情，是非就会混杂；把个人意见当作亲疏厚薄的标准，邪正就会颠倒。把耳目寄托在小臣身上，诡诈逢迎之徒就会得到进用；剪除忠谏之臣的羽翼，能察知先机的士人就不会前来。起初只是机关稍有转动，渐渐沉溺其中而不自知，弊端最终会发展到国库空虚、君主势孤，可不令人畏惧吗！仰望陛下有天地般的度量、日月般的心胸，虚己接纳他人，开通道路求取谏言，凡是贤能之士和圣明而切直的言论，确实都能够容纳。陛下的心并不是不宽厚仁慈，只是近年以来，最初的意旨渐渐改变了：喜爱贤能的善念，在更化之初已经衰退；听从谏言的盛意，在亲自处理政事之后又逐渐转移。起初未尝不信任君子，但最终没有很快见效，便不免产生猜疑；起初未尝不容纳正人，但他们多次发表危急直切的言论，便渐渐产生厌恶轻视。于是，精通经术、明白大义的人，被指为迂腐；喜好议论、有风骨节操的人，被视为凶险；冒犯圣颜、敢于进谏的人，被说成好惹事；指斥奸佞、触犯邪恶的人，被说成沽名求誉。从前所进用的人，如今不知道失散到哪里去了；先前一度被认为贤能的人，后来忽然又被认为是佞臣。善人，是国家的嘉禾，如今却被视为无用的病樗；忠言，是国家的良药，如今却被视为难以接近的乌喙。至于负有进言责任的人，往往用华美的升迁来遮掩，把他们调离朝廷，这难道是陛下的本心吗？大概是由于谗人陷害正人的阴谋、利口倾覆善人的计策，毒根因此留下并形成祸害，到今天仍然十分深重。《大学》论说心性道：心中有所忿怒，就不能保持正；心中有所偏好快乐，也不能保持正。《洪范》论建立大中正道说：“不要任意造作偏好，应遵循君王的大道；不要任意造作厌恶，应遵循君王的正路。”这就是说，不能存有私人的喜怒，也应当没有偏颇的好恶。这难道不是万世君主修治心性、建立大中正道的准则吗？臣希望陛下虚心平等地听取意见，明察事理，并且考察《大学》中所说的“有所忿懥、好乐”，谨慎遵守《洪范》所说的“无有作好、无有作恶”。如果有才干与忠诚相合的人，就进用他；即使不合自己的心意，也不要抛弃。有心术和行迹明显不同于正道的人，就罢黜他；即使顺合自己的意志，也不要任用。有砥砺节操、磨炼品行、受到世人赞许的人，就奖用他；即使是自己心中憎恶的人，也不要废弃。有心怀私欲、误害国家、被众人抛弃的人，就抛弃他；即使是自己心中喜爱的人，也不要徇私。不因为左右近侍亲近而偏听偏断，不因为外朝之臣疏远而产生猜疑，使从心腹近臣直到耳目喉舌等职位，都不容许有丝毫邪气留在其中，那么就可以凭此长久承受天命并使之稳固，凭此收拢人心并使之凝聚。如果这样，盗贼听到风声，也会有所畏惧了。臣奉命随军，不应再参与国事，然而每次读到诸葛亮《出师表》，都看到他恳切地以君子、小人为言，而且多次郑重谈到宫中、府中的事情，公正而诚恳深切，颇有王佐之才的气象。军旅之事还重在才能，朝廷士人则首先看重名节。在外能够奔走效命、抵御外侮并建立功名的人，没有不由于内在具有孝友忠纯的品德；这些人能够培养君主之心，并参与裁决国家政论。如果一旦有嫉妒功劳、妒忌才能的人混杂其中，那么他自身尚且不能保全，谗毁离间就会随之而来，还有什么闲暇议论胜败呢？《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臣愚昧的忧虑，只有陛下明察。许应龙论破除朋党、进用旧例说：“孝宗皇帝曾说：朋党并不难以除去，只要唯独进用贤能，只要唯独斥退不肖，不问其他，朋党之论自然会消失。”汉、唐末世，朋党都延续数十年不能解除，以至造成祸乱。它的祸患，在于君主听取采纳意见不明。若能公正地判断是非，只听从事理，哪里还会有朋党？当时大臣因而奏说：“任用人只论贤与不贤，就没有朋党。”比如唐代的牛李党争，有人说李德裕一党多是君子，李宗闵一党多是小人。然而李德裕一党难道没有白敏中那样倾险的人吗？李宗闵一党难道没有周墀那样正直的人吗？只要在两个党派中任用贤能、罢黜不肖，那么他们各自的党派自然就会瓦解。臣听说朋党的祸患由来已久。所忧虑的不是是非难以知晓，而是考察得不仔细。自古以来，想要使国家空虚、把君子全部除去的人，必定会提出朋党之论；想要使君主势孤、蒙蔽君主聪明的人，也会提出朋党之说。这种说法一旦传入，就不分可否、不辨真伪，一概加以斥逐，最终导致朋党相互结怨，祸衅无休无止。假如能够公心无我，静静观察、暗中考察，不问某人与朋党是否有关系，只论这个人贤能还是不贤，使他们奉公守正、和睦协作，即使彼此互相称誉，难道就算结党营私吗？既然如此，就应当信任任用他们，何必嫌疑他们结党？如果他们同恶相济、假公济私、文饰奸邪言论、排斥善类，就应当斥责并断绝关系，以打破他们结党营私的根基。这样，善恶就会清楚分明，似是而非的事情不能迷惑人，众贤就能和睦共处于朝廷，小人也无处容身，还有什么朋党值得忧虑呢？无奈世上的君主，有时意见偏颇，进用一个人，便认定他的同类全都贤能，于是兼收并蓄，却不考察其中真伪；罢退一个人，便怀疑他的同党全都是朋党，于是全部斥逐，却不辨其中是非。何况任用和罢退之间，有时出于一时的好恶，未必合乎天下最公正的原则，怎么可以把他的同类一并升迁或贬黜呢？

译即使是君子的党类，其中难道没有以假充真、巧于依附的人吗？怎么可以一概认为他们贤能，便是非不分地信任任用呢？即使是被小人引荐的人，其中难道没有和而不同、坚定自守的人吗？怎么可以怀疑他们不贤，便全部屏退、全部抛弃呢？这样看来，孝宗的圣训所说“若能公正地判断是非，只听从事理，哪里还会有朋党”，确实是万世的龟鉴。我又听说高宗皇帝曾说：“朝廷用人，只论他有才还是无才。进言的人喜欢把士大夫归罪于朋党，实际上是朝廷使他们成为朋党，这不是奖用贤才、敦厚风俗的办法。”既然如此，居于君位的人，只应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去除邪恶而不犹疑，以至公之心办事，彻底破除朋党之论，这样君子的道就会增长，小人的道就会消退，便可以长久处于泰平，而不陷于否塞。考功郎官赵景纬论说监司、守令时说：“知人之难，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人才缺乏、难以任用，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有的人观望形势而受到权势牵制，有的人阿谀偏私而徇顺私情，有的人是非不公、把枉曲当作正直，有的人毁誉失实、把污浊说成防范。于是举荐和刺举不恰当，不足以使天下人心服。与其在犯罪之后纠察弹劾，而且未必能完全查得事情真相，哪里比得上在任用之前精心选择，使他们各自称职呢？” 起居舍人牟子才上奏说：“臣私下想到，陛下在正月初一，颁布诏书，以任用人才为第一要务，并且说：‘古今治乱的根源，是任用或舍弃正邪之人的缘故。’臣拜手叩首，起身感叹说：‘王言伟大啊！陛下能够想到这一点，是世道的福分。’自古以来，君主没有不喜欢太平、厌恶混乱，不进用君子、斥退小人的；然而太平之日常常少，混乱之日常常多，君子常被斥退、小人常被进用，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君主没有别的职责，就在于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如今陛下深发圣明的心意，把它写成明白的诏令，必定已经清楚看见治乱的关键、邪正的所在，也知道如何辨别他们了。这正是臣深深为世道感到庆幸的原因。”《诗经》说：“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这是说人才要靠涵养才能兴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是说人才在患难中才能成就。自陛下谋求任用人才以来，善类受到招致征召，遍布四方；凡是光明伟大、刚正中和、端庄厚重的士人，无不并列于朝廷，已经足以成为数代储备的丰芑之才。然而那些流落在外、怀才不遇的人，有的长期受到摧抑，有的如同新近经过洗涤，有的手持旌节出任远方，有的甘愿在家闲居，有的久困于副职，有的困顿于幕府下属官员之中，大体都是苍葭白露之后留下的人才，久经忧患而老成坚实，可以任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如果不及时收召，臣恐怕岁月流逝，他们的刚直之气会消磨殆尽，实在可惜。这只在于陛下是否加以留意罢了。然而臣曾深思静虑，认为陛下自端平以来，并非没有任用君子。后来却怀疑君子没有功效，喜欢小人有才能，直到近年，误任大奸之人，终于使国家空虚、君子尽失，任用一帮党人，凶邪之徒相互勾结，怨愤流布，最终招致祸患。若不是鹿矶一战获胜，宗庙社稷几乎令人寒心。陛下又哪里知道祸患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前车倾覆还不远，所谓小人，应该全都断绝心意，不再任用；就像饥饿时终究不吃乌喙，口渴时终究不喝鸩酒一样。如今大奸虽已死亡，但遗留下来的毒害和余威，侵入人心很深。只希望陛下尽力聚集众贤，培育国家元气来抵御外邪。然而胡安国曾说：“仁宗皇帝所培养的君子，既久又远，如今日渐消亡；而王安石所教导的小人，正在繁衍不止。”臣恐怕正邪消长、多少比例之间，正是应当忧虑的事情。况且小人如果没有才能，凭什么能打动君主？他们办理政事，好像很有能力；运用权术，好像很有智慧；奉承上级，好像很忠诚；却不知道他们凶狠残忍、制造祸害，实际上是国家的斧斤、百姓的乳虎苍鹰，也是善类的鬼蜮蝮蝎；他们对国家凶恶，对家庭有害，难道还能再次误用吗？所谓专一正直的臣子，诚实坚定，没有其他技巧，但内心宽厚，能够容纳他人，真正能够保全子孙和百姓的，正是在这种人而不在那种人。倘若忽视了及早辨别的防范，臣恐怕汲黯不足以胜过公孙弘，张汤、裴度不足以胜过异牟寻，陆贽不足以胜过裴延龄，邪正反复，世道也会随之改变。《易经》坤卦说：“践踏霜，坚冰将至。”泰卦说：“没有平坦而不变为倾斜的，没有往去而不返回的。”姤卦说：“系在金属制的止车器上，这是柔弱之道受到牵制。”能不谨慎吗！臣曾考察元祐时期，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在朝廷任职，吕大防、韩维、刘挚、范纯仁在政府，苏辙、孙觉、梁焘、鲜于侁、朱光庭、傅尧俞、吕陶在台谏，苏轼在翰苑，范百禄、曾肇、刘□、苏辙在词掖，范祖禹在给事中、中书舍人，傅尧俞、韩维、范祖禹、赵彦若、程颐在经筵，可以说人才极盛了。只因有一处没有谨慎，杨畏、李清臣、邓伯温之流已经在谋划其后的变化，天下事情于是多到说不尽。否则，即使元祐年号延续百年也可以。臣的忧思实在无穷。子才轮对时论君子、小人聚散的奏札说：臣在著庭待罪，已经七个月，毫无补益报效。近来因水灾之事冒昧上奏，蒙陛下宽宥，没有赐我诛杀，对臣这个愚臣来说已经深感庆幸。如今轮到臣面对奏对，又屡次冒犯天威。臣听说，国家立于天地之间，所依靠而建立的，只是人才罢了。然而天下人才，有贤能和不肖，也有聚集和离散。贤能之人聚集，国家精神的运转、心术的流行，都足以使天下获福；不幸而离散，便会影响世道，不能成为国家的福分。不贤之人聚集，妖孽之气熏蒸、刻薄之风流布，都足以给天下带来祸害；幸而离散，则合乎人情所喜，也是国家的福分。这样看来，君子聚集，正是小人离散的原因；君子离散，又反过来成为小人聚集的原因。一聚一散，彼此循环，这正是天运开合的枢纽、世运屈伸的征候、国运长短的端倪、百姓安乐忧患的界限、世道隆盛污下的关键。只要稍有片刻间隙，小人就会退而大人到来，阳气消退而阴气增长，拥有天下的君主不可不以此为鉴。我国五星聚于奎宿，实际主宰文治，历代圣君相承，都把收揽人才作为第一要务。

译即使是《棫朴》所说善于任用官员，《卷阿》所说任用吉士，也没有超过这种情形。咸平、景德年间，人才浑然兴盛，几乎看不出边际，正所谓人才的太极、政事的大和。天圣以来，王曾、吕夷简任用君子，曾经有过一次聚集。不久，人才在景祐年间百官的一张图中离散；又在庆历年间《圣德诗》中离散；又在王拱辰编成的一张罗网中离散。这说明天圣以来的人才，是因忠邪相互激荡而离散的，但祸害还只止于离散。神宗初年，富弼再次为相，至和、嘉祐年间的君子还没有离散。熙宁的邪说一被进用，先朝大臣首先离散。不久，因不赞成新法而离散殆尽；又不久，条例司中的贤能之人也离散。这说明熙宁、元丰年间的人才，是因法令变更而离散的，但祸害仍只止于离散。元祐初年，司马光为相，吕公著、文彦博相继辅政，君子又聚集了。品流划分得过分，事情的反复从争论微小的吏额开始，渐渐滋长于调停的最初议论，最后在策题的辨析中发展到滔天，于是君子一党全部离散。到了朝堂张榜、刻立党碑的地步，践踏忠贤，曾经比草芥还不如。这说明元祐年间的人才，是因辨别得过分而离散的，其祸害就不止于离散了。建中靖国初年，范纯仁为相，韩忠彦等君子又聚集了。天下正因快速升迁任用而感到快活，曾布、温益却一心结交奸邪，设置政事局，轻视元祐，重视元符，提出亲近援助的图谋；对苏轼、苏辙则压制，对章惇、蔡卞则支持，意向一旦偏颇，君子便全部被排斥，元符年间上书进言的人也全都被视为邪党。这说明建中靖国年间的人才，是因内部争斗而离散的；这不是中正，也不是靖安，其祸害当然不止于离散。中兴以来，张浚、赵鼎为相，君子又聚集了。不久秦桧主持国政，极力主张和议，当时像胡铨等三十二人这样的正直言论之士不肯依附，像李纲等八十多人也几乎全被摈弃；有的死在监狱，有的死在贬所，有的流落到魑魅出没的地区，多次赦免也不能迁移，有的隐居山林泉石之间，被屏退驱逐而不能出仕。这说明绍兴年间的人才，是因主张抗战的多、主张和议的少而离散的，其祸害又不止于离散。庆元初年，赵汝愚为相，当时凡是有声望的士人，早晨任命、晚上授职，几乎一个也没有遗漏；奸邪小人相互侧目，在忧惧怨恨之余，急忙援引异己之徒，让他们布列在台谏职位。于是赵汝愚所引荐的人相继离去，大的被贬谪流放，小的被斥退；举幡的六名士人也被屏弃，朋党之禁更加严酷，士大夫所受的祸害更加惨烈。这说明庆元年间的人才，是因嫉妒专门之学、禁止道学而离散的，其祸害又不止于离散。臣曾通考本朝人才，大体上屡屡离散；有离散得大的，有离散得小的，有离散得缓慢的，有离散得迅速的，有突然离散的，有离散到极点的。开始是君子攻击小人，变化后却成为君子攻击君子，甚至发展到君子竭力援引小人。开始是小人攻击君子，变化后却成为小人攻击小人，甚至发展到小人表面依附君子。变化迁移并不相同，祸乱接连兴起，但推究到最后，也不过是聚而散、散而聚罢了。翻阅史册而感慨叹息，抚念往事而悲叹，如今正是君子大规模聚散的关键时期，难道可以不在细微征兆出现时预先采取防范吗？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君子一类已经三次聚集、三次离散了：端平亲政是第一次聚散，甲辰改纪是第二次聚散，丁未更化是第三次聚散。如今两位宰相同时建立，公道重新彰明，又加意征召延揽人才，似乎稍有聚集。然而刚直忠鲠的人还滞留在外任，魁伟卓异的人屈居家中闲食，才负耿介的人多郁郁沉沦，操守端正安静的人很少得到拔擢；有人或许仍认为人才并未真正聚集。来的人意见不合便很快离去，留下的人根基不牢、容易动摇，人才凋落如晨星稀少，散失如霜叶飘零，于是又几乎要离散了。人才聚集通常让人觉得困难，离散通常让人觉得容易，为什么呢？君子不被富贵所动摇，因此出仕或退处都看得轻；看轻去就进退，就知道朝廷不设醴酒、楚人到市上卖弓的征兆，必定会在征兆初现时先行离去。然而人们不知道，最初聚集他们要耗费多少次召请。君子不被利欲迷惑，因此出仕或退处十分坚定；出处既定，就知道毁坏胎卵、凤凰不来的意思，必定会根据征兆而离开。然而人们不知道，最初聚集他们要耗费多少道诏书。这就是聚集困难、离散容易的原因。君子敢于发言，抗击小人的锋芒，即使有巨大艰难，也不再考虑自身能否保全；即使有巨大的陷阱，也不再考虑自身的利害。君子敢于行动，摧折小人的锐气，即使有巨大的祸患，也无暇顾及自身的死生；即使有巨大的谗毁，也无暇顾及自身是否被容纳。这就是聚集困难、离散容易的原因。然而他们聚集，通常由于君主和宰相喜爱贤能深厚；他们离散，通常由于党人嫉妒贤能深重。他们聚集，通常由于真诚乐意与贤者共事；他们离散，通常由于猜疑陷害、不能容纳的过错。他们聚集，通常由于同气相求、公正地援引；他们离散，通常由于意向异同而产生区别。他们聚集，是因为长期尊敬；他们离散，是因为显露出厌恶轻视。他们聚集，是因为加以培养扶植；他们离散，是因为突然摧残压制。他们聚集，是因为斥退邪恶、远离谄佞；他们离散，是因为尊崇仇敌、丑化正人。他们聚集，是因为朝廷门户坦荡平易；他们离散，是因为心机深沉、关系阻隔。他们聚集，是因为朝廷清明；他们离散，是因为官员流品混杂。他们聚集，是由于公心；他们离散，是由于私心。他们聚集，是由于义；他们离散，是由于利。聚散的权柄，常常寄托在若有若无之间；聚散的关键，常常决定于将信将疑之际。所以，群凶窥伺观察，时常稍有昏暗，是离散的征兆；弩箭羽矢接连而来，是离散的征兆。同党内部倒戈，彼此攻击，一会儿支持这一边、一会儿支持那一边，是离散的征兆。表面上树立正人、暴露邪人，鼓吹虚假、制造真实，动摇其职位，设置机构、张设陷阱，用柔声软舌、影射中伤，是离散的征兆。把意图寄托在诗歌中，彼此互相称贤道圣，自取议论讥笑，是离散的征兆。招纳党人，平息旧怨，正邪兼用，是离散的征兆。公开争执、竭力抗拒，激起愤怒之心，突然分开利害，是离散的征兆。共同驾舟渡河，却一边用力、一边懈怠，轻重失当，是离散的征兆。

译顾念私恩，妄自谈论对方的长处，暗中使人心疑惑，是离散的征兆。这十种征兆，起端非常细微，造成的祸害却很大。月晕出现便要刮风，柱脚出汗便要下雨，事情都有它的征兆，有见识的人因此暗中忧虑。况且小人失去职权而在外面，摇动毒害、含藏蝎毒；他们的奸邪足以迷惑君主的听闻，他们的辩说足以煽动摇撼人心，他们的机权、智术足以使中立之人恐惧，他们的钱财和势力足以扩大异议的声势。他们看见朝廷举动稍有不合，便萌发轻蔑窥伺之心；士大夫议论稍有顾惜不尽，便张口讥笑。天时不顺，就幸灾乐祸；国家根本尚未确定，就乘机攻击隙漏。只要得到一线空隙，就窥伺空隙施展奸计；只要得到一个机会，就顺着机会逞露志向。今天说某个贤人必定应当驱逐，明天又说某个奸人将要被召用，讹言摇撼没有止境，朋党同类实在繁多。又有一些类似君子的人，心中怀有受人援引提拔的恩情，进身时不能同君子并列，退处时又以同小人为伍为耻，于是提出狡猾闪烁的言论，来洗脱自己依附他人的痕迹。言语虽然像是公正，意图却另有用心；像这种人，就是所谓“八关五鬼”一类。他们存心用意，即使鬼神也无法窥见其边际。假使这种说法得以施行，造成的毒害将会使人忿怒暴戾而无法解脱。也有一些软弱的小人，心中怀有受人援引提拔的恩情，进身时不能归属于君子，退处时又同小人没有差别，于是提出荒诞、卑下、谄媚的言论，来掩饰自己苟且迎合的痕迹。言语虽然可以玩味，意图却难以测量；像这种人，也如同“三变两来”一类。他们用心深沉、处处盘算，即使公输般也不能说明其巧诈。假使他们的说法得以推行，造成的祸害将阴险深沉而无药可治。邪气一天天旺盛，元气一天天微弱，这就是人才聚集不能长久、形势必然走向离散的原因。他们难道不知道聚集就是《解》卦、离散就是《屯》卦，聚集就是《泰》卦，离散就是《否》卦吗？然而之所以不能不离散，是因为上面没有办法保护他们，下面没有办法使他们安定；这样看来，离散也是形势发展的常态。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圣心豁然开朗，明察君子体恤国家的忠诚，洞悉君子挽救时局的实际用心；不要因为他们喜好声名而怀疑，不要因为他们直言揭露而厌恶，不要因为他们言论迂阔而抛弃；保护他们、爱护他们，使是非由此确定，邪正由此区别，公论由此彰明，私情由此熄灭，朋党由此消除，国是由此凝定，天命由此迎接延续，君主的势力由此不再孤立，宰相的事业由此光大。那么任用儒者的功效，就会弥漫于天地之间，流行于四海，昭著于万世，岂不是国家的荣耀、百姓的福分吗？否则，君子一旦离散，其祸害恐怕还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臣私下忧虑过度，担心君子不能长久安定。臣历数本朝人才聚散的缘故，实际上又参照今天聚散的危机，作诗献给陛下说：“我要吸取惩戒而谨慎防备后患，只有陛下深切思念它。”臣的恳切忧心实在难以尽言。元世祖在潜邸时，听说李冶贤能，便派使者召见他，并说：“一向听说仁卿学问优长、才华丰富，潜藏的德行没有显耀出来，我很久想见你一面，请不要用其他话推辞。”李冶到后，元世祖问河南任官的人中谁最贤能，他回答说：“无论处境平顺还是艰险，始终保持一个节操的，只有完颜仲德。”又问完颜哈达和颇干怎么样，他回答说：“这两人的将略短少，朝廷却毫不怀疑地任用他们，这就是金朝灭亡的原因。”又问魏征、曹彬怎么样，他回答说：“魏征忠诚正直，议论刚直，凡是知道的无不进言；以唐代诤臣来衡量，魏征是第一。曹彬攻伐江南，从未无故杀过一人，把他比作方叔、召虎也是可以的。汉代的韩信、彭越、卫青、霍去病，就不必拿来比较了。”又问如今的臣子中有没有像魏征的人，他回答说：“如今以侧身逢迎、媚上取容为风气，想求得魏征那样的贤臣，实在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又问如今人才贤能与否，他回答说：“天下从来不缺乏人才，寻求就能得到，舍弃就会失去，这是事理和形势决定的。如今儒生中有像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等人，都是有用的人才，也都是贤王曾经聘请询问过的人；选拔任用他们，有什么不可以？只是恐怕不能把他们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然而四海这样广大，难道只有这几个儒生吗？大王如果确实能够向外广泛寻求人才，就会看到他们聚集到明廷来了。” 世祖时期，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论》，考察幽明时说：“臣听说，君主一人在上，掌握着四海的权衡；四海承受他的风教，仰赖一人的造化。功名所在的要地，是荣利汇聚的巨大机会。防士贪夫、文儒武帅，有的想展示自己的才德，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施行；有的想放纵奸邪，希望自己的私情能够肆意。因此正人指责邪人为邪人，邪人也指责正人为邪人；忠臣认为佞人为佞人，佞人也把忠臣说成佞人。彼此攻击不一，虽然说难以区分，但立法取中、制定标准，却是极其容易的。”唐朝把仪表丰伟看得尊贵，正如市场上卖瓜只喜欢大的，却可能失去它的香味；晋朝把清谈虚旷放在首位，正如画饼充饥，终究没有真实用处。这就是唐朝比不上三代、晋朝比不上汉唐的原因。如今国家入仕的门路太多，考选的方法却太缺乏。臣认为，君王身边的侍从仆役，也贵在正直；不正直，就像蝎子蛀虫从内部滋生。天下的大官小吏，都必须贤能；不贤能，就像蝗虫螟虫从外部发生。臣谨依经书、考察史实，以愚昧的意见裁断，分条陈述圣人考察人的九种征验，以及当今最切要的二十六种美德、三十九类表现和三项要领，惟愿陛下明察。所谓九种征验：第一，派他到远处任职，观察他的忠诚；第二，让他在近处任事，观察他的恭敬；第三，交给他繁琐的事务，观察他的能力；第四，突然询问他，观察他的智慧；第五，急促地同他约定期限，观察他的信用；第六，把财物交给他，观察他的仁心；第七，把危难告诉他，观察他的节操；第八，用酒使他醉，观察他的法度；第九，让他同各种人杂处，观察他的神色。所谓二十六种美德、三十九类表现：第一，文史方面的美德有三类：起草制书、修饰诏令，能够周详地表达文辞情意；校勘书籍、订正文字，能够制定正确的体例；教诲后学，使德行不断成就。第二，礼官方面的美德有三类：弥补君主过失、拾取遗漏，能够顺势辅成君主的美德；主持朝会祭祀，使礼仪章法完备举行；宣慰教化风俗，使雍和熙盛得以实现。第三，乐官方面的美德有一类：调理钟磬等金石乐器和宫商音调，使音律协调、声音端正。第四，知人方面的美德有一类：周遍考察善恶，内心洞然明白。第五，敬贤方面的美德有一类：推举进士，常常像唯恐来不及一样。第六，考校方面的美德有一类：表彰善人、憎恶恶人，依据文书考核而没有差错。第七，纠察方面的美德有一类：弹劾所涉及之处，不回避权贵豪强。第八，廉访方面的美德有两类：考察监督官吏，使他们警惧而政风肃清；访察民间风俗，使教化成就礼义。

译第九，宿卫方面的美德有一类：办事小心周密，使京城增加威严。第十，筹划谋略方面的美德有两类：在帷幄中谋划计策，使远方敌人归顺、倒戈；排布营垒、整顿阵势，临事能够权宜应变。第十一，督领方面的美德有三类：器械精良完备，士卒训练熟练；号令严明，部伍整齐肃静；面对敌人显示威势，亲自站在什伍士卒之前。第十二，镇守防御方面的美德有一类：守备坚固、持重，使盗贼难以窥伺。第十三，屯田方面的美德有一类：劝勉农耕，勤于事务，收获丰多。第十四，刍养方面的美德有一类：繁殖饲养牲畜，使头匹茁壮、繁衍滋长。第十五，使臣方面的美德有两类：作为君主的喉舌，宣达诏令、承纳意见，成就美政、显扬光明；委任办理事务，能够辨析处理，公正平允。第十六，决断方面的美德有三类：勾稽检查、考核复核，使瑕疵隐患无所隐藏；详细审察，圆满明白，使囚犯无话可说；审理疑难案件，查得实情，处理符合律令。第十七，农桑方面的美德有一类：督促树艺耕作，对水旱灾害有所准备。第十八，督役方面的美德有一类：监督劳役合乎适宜，使丁夫乐于办事。第十九，关津方面的美德有一类：奸诈之事不能漏过，行旅往来不受阻塞。第二十，营造方面的美德有一类：熟悉事务、分配功役，能够迅速完成供奉。第二十一，明利方面的美德有一类：财物出纳有常规，簿籍容易查核。第二十二，算数方面的美德有一类：数量多少都有方法计算，心中明白清楚。第二十三，僧官方面的美德有一类：弘扬佛教，持守戒律精严。第二十四，道官方面的美德有一类：弘扬道教，持守道德精严。第二十五，医官方面的美德有两类：医学科品分明，举用医官无不相应；开发后学，使成材者众多。第二十六，阴阳方面的美德有两类：依据历法推算节候、授予农时而没有差错；占卜筮法遵循经义，不作诡异之事。所谓三项要领：第一是公，第二是廉，第三是勤。直率尽心办事而不邀求功利，叫作公；贿赂摆在面前也不放在心上，叫作廉；为王室效劳，尽心竭力，叫作勤。九种征验的标准尽备了，二十六种美德的类别齐全了，三项要领的要旨也具备了，选官考校的源流始末也就完备了。伏望陛下用九种征验考察左右侍从，侍从和臣下正直了，之后的一切也会更加正直。还希望陛下把二十六种美德、三十九类表现以及三项要领的说明，明白谕告给选曹和内外百官。三年考核时，凡具备一项美德和三项要领的列为上等；凡具备一项美德和两项要领的列为中等；凡具备一项美德和一项要领、具备要领而没有美德、具备美德而没有要领的，都列为下等。凡美德和要领都没有，即使没有大罪，也应停职免官。凡罪行明显的，自有宪职官员处理。开始依据三德八才任用，最后依据二十六美、三要考核，那么从朝廷到地方、大小官吏，将会像玉壶中的冰、秋夜天空的月亮一样，清澈纯洁、明亮皎洁。至元年间，有人控告丞相史天泽的亲党布列于内外，威权一天天增盛，渐渐无法控制，诏令罢免史天泽的政事职务，让他等待审讯。中书右丞许衡进言说：“史天泽侍奉陛下已久，最了解史天泽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陛下。他开始在潜藩时，经历过多次任用；领兵治民，都有治理成效。陛下知道他可以托付大事，因此任用他为辅相。小人一旦进言，陛下应当详细察看他的内心和行迹，他果真有放纵横暴、不守臣节的事情吗？今日陛下相信臣，所以臣得以参与这番议论；将来如果有人控告臣，臣也会遭到怀疑。臣等充任政府官员，陛下如果像这样时而怀疑、时而信任，我们怎么敢自我保全呢？”史天泽既然被罢免，臣也应当被罢免。皇帝沉思了很久，说：“卿暂且退下，朕再考虑。”第二天，皇帝召见许衡，告诉他说：“昨天思考此事，史天泽没有对头来控告他，事情就此解除了。”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建置官职 商汤问伊尹说：“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之间，职责和等级相差如何？”伊尹回答说：“三公，能够通晓天道，回应变化而无穷尽，辨明万物的情状；通达天道的人，选拔任用为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常在于道。九卿，不错失四时，通晓沟渠，修治堤防，种植五谷；通晓地理的人，选拔任用为九卿。能够通达事理，也能够使事物得利的人，就像这样的人，选拔任用为九卿。所以九卿的职责，常在于德。大夫，出入都同百姓相处，取舍都同百姓共享利益，通晓人事，行为像举绳一样端直，不因言语获罪，言论流传于世而不伤害自身，通晓关梁，能够使府库充实；像这样的人，选拔任用为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常在于仁。列士，懂得义而不失本心，建立事功却不独占赏赐，忠于政事、强力进谏而没有奸诈，去除私心、树立公心，说话合乎法度；像这样的人，选拔任用为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常在于义。因此，道、德、仁、义确定了，天下就会端正。以上四类官员，明君把他们当作臣子，却不以寻常臣下的礼法对待他们。”商汤说：“什么叫作把他们当作臣子，却不以寻常臣下的礼法对待？” 伊尹回答说：“君主不直呼其名的臣子有四类：君主的叔伯父辈，虽为臣而不直呼其名；君主的兄长，虽为臣而不直呼其名；先王的臣子，虽为臣而不直呼其名；德行盛大之士，虽为臣而不直呼其名。这叫作大顺。” 商汤问伊尹说：“古代设置三公、九卿、大夫、列士，是什么原因？”伊尹回答说：“设置三公，是用来参议五事的；设置九卿，是用来参议三公的；设置大夫，是用来参议九卿的；设置列士，是用来参议大夫的。所以层层参议而又有参议，这叫作事宗。事宗不失其职，朝廷内外就会如同一体。” 汉成帝绥和二年，丞相翟方进等上奏说：“《春秋》的义理是，以尊贵者治理卑贱者，不让卑下者临制尊贵者。刺史的职位低于大夫，却要管辖二千石官员，轻重不相称。臣请求罢免刺史，改置州牧，以符合古代制度。”皇帝听从了，于是设置州牧，秩禄为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丞相朱博又上奏说：“部刺史的秩禄低而奖赏优厚，能够劝勉功劳、鼓励进取。此前罢免刺史、改置州牧，正式秩禄为二千石。九卿职位空缺，就从考核成绩高的人中补任，其中才干中等的人只求勉强自守而已。臣恐怕功效日渐衰落，奸邪之事无法禁止。臣请求罢免州牧，像过去一样设置刺史。”皇帝听从了。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宦官势力正盛，任用的人充斥各处。司空周景和太尉杨秉上言说：“内外官职中，很多人都不称职。按照旧典，宦官的子弟不得居任官位，请将他们全部斥退罢免。”皇帝听从了。于是分条上奏牧守以下五十多人，有的处死，有的免官，天下肃然。汉灵帝中平五年，太常刘焉见王室多难，认为四方兵乱，是因为刺史威望太轻，而且任用非人所致，便建议改置州牧，选拔有清名的重臣担任。正逢刺史郤俭横征暴敛、扰害百姓，谣言传到远方，耿鄙、张懿又都被盗贼杀死，朝廷于是采纳刘焉的建议，选尚书、列卿担任各州牧，各自按照原有品秩任职。州牧任职的重要性，从此开始。魏齐王嘉平年间，当时校事官横行放纵，黄门侍郎程晓上疏说：“《周礼》说，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是为了成为百姓的准则；《春秋左氏传》说：天有十个等级的日，人有十个等级，愚者不能凌驾贤者，卑贱者不能凌驾尊贵者。因此，圣哲之人都被发现并树立为榜样，以明确的考核检验功绩，九年考察政绩，各自修治自己的职事，思想和行动不超出职位范围。所以栾书想要拯救晋侯，他的儿子却不听从，结果死尸横陈在街道上。丙吉不越职过问，上面不责求不属于本职的功劳，下面不谋求分外的奖赏，官吏没有兼并统辖的权势，百姓没有承担两重事务的劳役，这实在是治国的要道，也是治乱的根源。远考典籍，近察秦汉，虽然官名有改易，职掌有不同，至于尊崇上位、抑制下位，明确名分和等级，其原则是一致的。原来并没有校事这种官职，来干预各项政务。过去武皇帝开创大业之初，百官尚未完备，军旅劳苦，民心不安，认为小罪不能不察，于是设置校事官，只是权宜地全面察听罢了。然而当时检举监察有一定方法，并没有放纵恣肆；这是霸世的权宜之计，不是帝王的正典。后来逐渐防范现任官员，校事官反而成为祸患，又彼此因袭，没有人纠正根本，于是上面察访宫庙之事，下面侵摄众司职权，官员没有专门职守，职权没有明确界限，任意用情，只随自己的意愿行事，法令由笔端随意制定，不依照科条诏令，案件在门下形成，也不顾复核审讯。” “他们选用属官，把谨慎说成粗疏，把▯詷说成贤能；他们办理事务，把刻薄暴戾说成公正严明，把遵循事理说成怯弱。对外假托天威来制造声势，对内聚集群奸作为心腹。大臣以不愿与他分掌权势为耻，含忍不言；小人害怕他的锋芒，郁结而无处申诉。甚至使尹模当面公然行奸作恶，他的罪恶昭著，路人都知道；细小的罪过，却多年无人听闻。这既不是《周礼》设置官职的本意，也不是《春秋》所说十等名分的意义。如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各个官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城；御史中丞统摄宫殿；他们都是精选贤才充任，并申明科条诏令，督察违法。若这些贤能之人尚且不能任职，校事这种小吏就更加不可信；若这些贤能之人都能尽忠，校事官区区之力也没有什么用处。若再精选国士担任校事，那只不过是让中丞、司隶又增加一个官职罢了；若仍像过去那样选用尹模一类的奸邪之人，现在的祸患又会重新发生。无论进退推算，都没有任用校事官的必要。过去桑弘羊替汉朝谋求财利，卜式认为只有把桑弘羊煮了，上天才会下雨。假如政治的得失必定能感动天地，我恐怕水旱灾害未必不是校事官造成的。” 曹恭公疏远君子，亲近小人。《国风》借此加以讽刺；卫献公舍弃大臣而同小臣谋划，定姜认为这是有罪。即使校事官对国家有益，从礼义来说，也还会伤害大臣之心，何况奸邪暴行已经暴露，却仍不罢免它，这就像衣服上的破损不加补缀，已经迷失却不肯回头。于是朝廷便罢除了校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