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九

译如果处置这件事又不得其宜，实行它又不得其道，敌人一定会违背本心，放纵蛇豕般的欲望而不停止。说要杀人的人未必真的杀人，因为他的谋划浅薄。然而人如果不害怕，他就会因愤怒而杀人；如果使人害怕得太过分，他也会逞强而杀人。杀不杀在敌人，防备不防备在我们；实际的利害，并不取决于是否害怕。不要以为满足敌人过分的要求就可以取得他们的欢心，也不要以为拒绝得太严厉就无法控制他们的命运。敌人如果真想来，不是盟誓可以阻止的；如果真不想来，也不是言语可以感化的。他们如果和议，敌人不来就是正兵，来就是奇兵；他们如果不和议，则相反。靖康年间的和议顷刻间就发生变化，绍兴年间的和议则在数年之后反复。事情有可供借鉴的明证，不可湮没；那么是否用兵，显然不在于急于求和。陛下忧虑三边未靖，不如暂缓接待小使，督责边境防备；内里做出不一定和议的实际行动，外面又不抹掉可以和议的名义，使敌人猜不透我们的意图，君臣之间互相怨恨，拖延数月，便可以看出真假。假如敌人再次大举进攻，那么他们的百姓本来已经怨恨了；想进攻，而我们这里已经戒严；想退却，而他们那里又有叛军。辛巳年获胜的情形，今天可以再次出现。人才没有被充分发现，并不是搜罗荐举就能够得到的。从前尧、舜继承相同的治道，皋陶、夔等元恺之臣直到商汤、周武王革命，只要有这样的时代，就一定有这样的任用，不能借助异代人才的情况已经很久了。用贤能的人驾驭有才干的人，人才就多；用有才干的人驾驭贤能的人，人才就少。人才多少并不只是时代不同，也是进退升沉各有时机。因此，平庸之才充满天下，真正的人才却不到其中百分之一。假如有人胸怀抱负，想在一世之中自我效力，那么他就会处于平易之地等待时机，藏好才能然后行动。上面的人不想办法疏通和防止这种情况，却喜欢才术而鄙视礼义，重视奔走竞争而轻视恬淡退处，那么识时务的人必定会有人相互扶携而离去。礼遇不受重视，就无法招致淳厚的儒者；爵位不吝惜授予，就无法慰藉有志之士。忠臣和佞臣一同进用，忠臣就会退避；贤者和不肖者混杂，贤者就会感到羞耻。这就是在进食时也无益于兴叹，而临朝听政的人有时会叹息的原因。十五年来，士大夫的心术败坏了。上等的人不爱惜自身，有的因言语获罪，被削去名籍而远远屏斥，有的闭门在家等待死去；次一等的人苟且求生、仰赖俸禄，以任职来表现自己，有的在乡里反复劝说，有的在簿书事务上忧劳不已。这些都是中等以上的人，尚有所坚持和操守，可以为时势奋发，值得依仗。其余的人则出入权贵之门，借助权势声威；只要没有达到煽动传播凶恶气焰、制造事端、贬低君主而尊奉臣下、残害下属而轻慢上级的程度，不过是贪恋职位、羡慕俸禄，趋奉事务、追求功劳。在圣明之光普遍照耀的时候，各人安守本分，也足以清除选用任使尚未造成的严重危害。只是如今廉耻和道德受到防碍，风俗不美。求见的人把伺候权贵当作常态，写信请托的人把[疑字“画一”]看得最重要。刚越过初任，就请求堂除；鄙视外任的功劳，越级进入朝廷仕途，致使任职的人没有实际成效，做官的人没有坚定志向。把州县当作借道之途，把显著职位当作攀升捷径。如果不扭转这种道路而加以任用，我担心清廉自守的人、耿介正直的人，进山只怕不够深，避世只怕不够快。近年朝官补任外地，任满后能够终更回朝的很少；贵要之人从废罢状态突然起用而迅速升进的很多。选人入朝，不几年就可以授予节度使；京官出任外地，往往十年也不能得到一郡。何况如今边境多事，士大夫到边境效力、冒露劳苦所得的赏赐无法期待，解带、解褐等优厚任用以及防御之职的秩禄也不能相比。茶场等榷务很多，正应当比较轻重，斟酌缓急。任职已久的，应当退居内地；任职两次的，应当再给予优先升迁，使身披坚甲、手执锐器的人没有怨言，使贪图进取、嗜好利益的人没有侥幸占据的职位，这样人才就不会缺乏了。还有一点可以说，古人对于一代人物，必定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任用。反复谋划讨论，只怕对他们了解得不成熟；默默观察、仔细审察，只怕任用得不相称。听取他说的话，还要相信他的行为；观察他所经过的道路，还要考察他的心志安定在哪里，所以任用他办理事务便没有不成功的，责备他失职也没有敢于怨恨的。近来的事情却很不相同：宣威之臣奉行皇帝的明命，所涉及的任用和罢黜、利害关系非常重大。如今有人先欺骗说是去晓谕百姓，却又让他去抚慰军队；起初不知道谋划，最后却让他承担事务。若想加罪于他，难道他能没有辩解的话吗？将帅之臣，是人命所依赖的；兵将彼此熟悉，尚且担心不能成功，如今却突然提拔为郡守，他本来没有军籍，又把其他屯驻地的军队分给他，突然让他临阵作战，想责成他建立功效，怎么可能保证呢？甚至有人身为执政，却不参与朝廷的谋议；枢密院不了解军事；朝廷用人竟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有俊杰，也难免苟且敷衍；年复一年把公府当作传舍，把伴食保身当作办法，否则就只好有高蹈远引、隐匿踪迹的人了。陛下忧虑人才缺乏而没有穷尽搜罗荐举的方法，不如均衡内外任用，制定升迁迟速的法则，迅速任用恬退之士，屏斥侥幸之人。至于朝廷宰辅之任、边疆以外的托付，事务重大、体制重要，不轻易授予；这样人才就都会来了。君主应当以天为心、以百姓为身体，杀戮不得其时，不能算作孝；言语行动不合礼，不能算作仁。中兴以来，施行惠养百姓的政策已有九十年，兼爱南北百姓，难道不知道大仇尚未报、正统尚未明，而百姓受尽委屈，一直到了今天吗？自从战争兴起以来，百姓失去产业的，哪里数得清呢？从前的农夫，如今应募而扛戈；从前的壮丁，如今战死而尸骨暴露。大江以北，一片茫茫都成了战场；淮水、襄阳关外，一半成为丘墟；人烟稀少，十户中不到一两户，而米价暴涨，一斗米贵到数千钱，秋收还很遥远，人心实在值得忧虑。战争祸害百姓，竟残酷到这种程度。边境百姓喜欢作乱，丧失了善良本心；有的假托忠义，肆意成为盗贼；有的结集乡里，侵扰对方边境。住在南界的，把北界人看作猪狗；住在北界的，把南界人视为仇敌，抢掠牛马，也掠夺妇女。边臣坐视不管，竟不敢追究。想邀功生事的人，又想制造所谓战胜，借侥幸上奏，推行奖赏，引发边境冲突，屠杀平民。没有大军可以迎敌，没有城郭可以抵御侵侮，只能辗转退守，毫无一定的界限。江北百姓向哪里申诉？他们捆起行李、系好船只，每天谋划逃走，丢弃维持生计的工具，失去耕种农作的产业；加上征发没有定规，强制和籴又很紧急，已经逃走的流落成为盗贼，尚未逃走的则苦于飞挽运输。

译这样下去不停止，也恐怕会招致边衅、酿成祸患，不只是强敌值得畏惧而已。既不能兼爱南北，又没有办法感动中原百姓，恢复祖宗旧业的本意就越来越远了。古人征讨叛逆暴虐，兵器还没有沾血就能取胜；争夺城邑，市场也不改变店铺。所谓军队出动必须有法度，违犯法度或不善用兵都会招来凶祸；何况和议还是、战还是，属于朝廷微妙的权力，整顿军备、从容防守，则是边臣的职责。没有战事就收藏弓箭、安卧持矢，使敌人能够开门；有战事就整顿军队相向而战，先击鼓然后行动，抵达战场便交战，不受朝廷从中遥控。至于和战这一重大决策，关系国家体统；如果形势确实不容停止，决定用兵，就必须大规模启用元帅，慰问百姓、讨伐罪人；即使做一件不义之事，也在所不为。如果想重新寻求旧日盟约，更应当使边境不受惊扰，何至于把百姓当作鱼肉，违背天理、违反古道，使百姓到了这种极端地步？从前河南百姓承受祖宗的德泽，不忍心让子弟终身穿着左衽的胡服。他们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告诉弟弟，早晚思念，盼望恢复故土的日期。想到只要防守就不会死，那么凭借中国的仁厚，就可以胜过敌人的惨酷；凭借中国的礼义，就可以区别彼此的风俗。因此来到边境交谈时，他们自称汉人；交锋作战时，却常常倒戈。每当敌人有长驱直入的意图，就从来没有不留下后顾之忧的。如果让双方在边境结怨，不能得到休息，那么中原遗民也会自行成为强敌。两国边境之间，危急得几乎不能拖到早晚。因此江北不能安定，就不足以使河南归服；河南不能归服，就不足以制服强敌。陛下忧虑民力困顿而没有明白惠养百姓的方法，那么一定要明诏大臣，讲求边境政务；广泛询问群臣，选拔寻求熟悉边事的官吏；把修筑城墙、储备粮草作为急务，把诛除乱民、禁止暴行作为初政；屯驻大军以防奸民，明确黜陟以收敛奸吏，民力才会稍稍恢复。百般政务没有整治，三边没有安定，人才所以缺乏、民力所以困顿，臣已经大略说过了。至于诏书所说规谏君主过失、指摘官吏邪曲，臣虽不才，亲自遇到征求意见的君主，难道敢不说些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吗？征求意见，是治理的外在形式；采用意见，是治理的脉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的诏书，使第五伦知道他是圣明君主；唐德宗奉天年间的诏书，使淄青军士为之落泪。言语感动人心，效果就是这样。本朝徽宗、钦宗采用这种办法，本应足以招来和气，使政教反复彰明流布；却曾经没有及时办理，后来才知道积久的创伤和累积的弊病根深节错，即使有锋利的刀和敏捷的手，也恐怕来不及了。所以必须像救治头部一样审慎制定命令，像切开毒疮一样迅速除去危害政事的因素。坐在便殿中，要像接受国书一样郑重；面对群臣，要像遇到大敌一样警惕。内心存有这样的心志，是对越上帝；等到表现在具体施政上，只是它的余绪；传播在诏告中，也只是它的显现。要有从容和缓的意态，不要有匆忙浅薄、迫促短视的谋略；如同日常饮食，不改变常规；如同深居简出，不给外敌以侮辱侵犯的机会。这就是古代圣贤所以和美不止、独立而无所畏惧的原因。臣身处远方，不了解具体事务，只听说陛下开始收揽权力时，威势声名震动显赫，朝廷来不及知道，近臣也不得参与；窜逐诛戮大臣，把过错归于战争，突然奖赏偏将，严厉处置防御战车，事情发生在一时之间，远远没有前例可比。然而人心没有惊骇，士人舆论没有喧哗，都说这是改弦更张、改变旧路，必将取法以前的弊政而彻底洗除。后来却屡次派遣小使，丝毫不得闲逸；屡次下诏集议，却没有立即制定成策。边境之间，容易任意欺侮；朝廷之上，茫然没有坚持。事情在变更政治之前堆积起来，而变更政治之后仍未见成效。发出威王的愤怒，不足以击败魏、卫；显示文王的怒意，也不足以遏制徂莒。这说明规制尚未确定，议论也不一致。后人看今天，就如同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人们只看到春季已经深入，羽书稍微缓和，姑且放宽眼前的忧虑，便说可以高枕无忧。却不知道水涝一退，秋风马上就会高起；和议即使成功，敌情也难以测度。假如敌人的索求仍未停止，战争再次发生，那么战败的将领不能保证重新振作勇气，丢弃铠甲的军队不能保证不溃败，粮运不能保证接续，器械不能保证适用。朝廷之上将用什么说法来挽救局面呢？起初说权臣专制，使执政大臣不能参与议论；如今已经参与议论了，比起从前怎么样呢？起初说权臣扰乱政事，使宣威之臣不能依法行事；如今法律能够施行了，比起从前怎么样呢？应该更换的将帅，没有防处；应该裁汰的虚籍，没有防许；应该由官吏承担责任的事务，没有防人；新政所期待的成效，没有防事。长远策略和急迫事务，一点也没有见到；而簿书上的期限和防备，却更加以[疑字“防”]缓慢。陛下有责备自己的心意，以至于让天下人都能规谏君主过失；又有综合考核的政令，还想让天下人指摘官吏邪曲。却不知道君主用人，一旦失去用人权柄，那么规谏君主过失尚且可以逃避责罚，指摘官吏邪曲的罪过反而更大。如今台谏、给舍关系天下公议，却竟然结党邪曲、相互请托，成为执政大臣的私人，渐渐发展下去就不可收拾了。甚至有人窃取天下的威权和福柄，却没有人敢追究；拔除根本、堵塞源头，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古人把议论执政大臣当作美谈，所以政事成功后人们歌颂他的德行；后世却把议论执政大臣视为获罪，所以政事败坏后人们指责他的过失。祖宗盛治之时，成文法典都在。文彦博的权势正重，唐介列举他的罪过而毫不疑惧；韩琦的势力正盛，王陶攻击他的短处而不避讳。敢于触犯权势的法家之臣，是君子的良师；危急直率的言论，是朝廷的药石。如果大臣掌管国政，都可以说出他的过错，那么过失小而容易悔改，事情近而容易恢复；有请求罢免而没有诛杀，有等待处分而没有贬斥，手足腹心的譬喻重新出现，征招、角招的乐曲也重新奏起了。渐渐失去祖宗本意，这件事并没有多久；大臣掌握中枢，便惴惴不安，害怕天下议论自己，于是钳制言路，颐指气使地对待给舍，甚至假借制诰来引导私人意图，借批答来报答私人恩惠。推崇歌颂功勋，竟到了把人说成元圣的地步；讨论典章故事，也不依循旧章。一旦圣明鉴察所及、同众人一起抛弃他们，才逐项数说罪过，分别揭露奸邪；人人都可以放开言论，件件事情都可以详细讨论，而君主过失、官吏邪曲，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如果真厌恶这种习俗，为什么不取用祖宗的法度来施行呢？

译选用台谏官，必须让百官共同推举，不让大臣干预其中，由圣上亲自裁定，只依照圣意所要。至于讲读官，可以不拘时日召见；内宿官，可以在夜半召见。有时在燕闲时赐座，有时在宣室前移近座席。下层百姓的询问意见，也要听取草野之言；考察近臣的言论，不应间隔亲疏远近；这样君主的过失和官吏的邪曲，就会像冰消霜释一样消散。臣确实知道陛下所说的官吏邪曲不止这些，只是私下认为形势正急，不是卑官小吏有空暇顾及的。况且立法的人在朝廷，执行法律的人却遍布天下；一时所制定的法令，万世所执行的法令，根源都在朝廷。哪里有朝廷破坏法律，却把罪过归给天下，然后再制定法律来压服他们的道理？这是最不公正的。因此，荐举中出现请托，并不是荐举制度本身的规定；请托遍及天下，却说荐举法应当改变，这是谁的罪过？官吏中出现权摄代理，也不是官吏制度本身的规定；权摄遍及天下，却说官吏法应当改变，这是谁的罪过？押运纲运的官隶属于州郡，州郡却不能专擅；厢军隶属于州郡，州郡却不能役使。至于铨选考试中有人代笔，太学生有冒用姓名，舍法之外另加恩典，铨法之外又有堂帖，这难道是远方贫寒士人所能够做的事吗？如今不必完全仿效上古，也不必要求超过祖宗盛时，只要像绍兴、乾道、淳熙年间那样，使上下相互维系，也足以达到治理。这在于陛下早起晚睡、勤勤恳恳，不把除去权臣当作成功，不把与戎人议和当作得计；卧薪尝胆，每天同群臣商量考订，寻求尚未达到的地方，勉励应当实行的事情，也许就可以成功。否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内无善政，外有强敌，坐享太平，也不能得到像今天这样的局面了。从前赵普告诫宋太宗说：“邪曲谄媚之徒蒙蔽圣明的听闻，非时兴兵，是由于偏听。”太宗并没有这种事情。苏辙告诫仁宗说：“歌舞饮酒，欢乐失去节制；坐朝时听不到咨询谋议，便殿中也没有什么顾问。”仁宗也没有这种事情。忠直之士自古以来都是相同的，确实出于爱君之心，只是不知道这样做会获罪。臣仰望想到陛下求言如此迫切，不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只希望陛下宽赦我的僭越。监察御史谢方叔上奏说：“秉持刚正的德行来挽回上帝之心，奋发威断来挽回天下形势。有人还担心近习、便嬖之人会以私意左右陛下的听闻、取悦陛下的心意，那么从前畏惧的人会懈怠，忧虑的人会欢喜，思考的人会玩忽。左右前后之人进献忧危恐惧的言论，是向君上纳忠；进献宴饮安逸快乐的言论，是不忠于君上。凡是上奏水旱盗贼之事的，一定是忠臣；说谄媚蒙蔽之话的，一定是佞臣。陛下享用玉食珍美的供奉，应当想到两淮百姓饿死、尸体转入沟壑的可怜；听到管弦钟鼓的声音，应当想到四川四路白骨如山的可悲。”又说：“崇尚俭朴的德行以符合天理，储备人才以供奉上天赋予的职任，扩大长远谋略以等待上天的讨伐，施行仁政以答复上天的意旨。”皇帝听了很高兴。中书舍人陈傅良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有重大举动，一定要有能够使天下耳目一新的事情，从而大大慰藉百姓的期望。臣共同仰思，陛下开始亲自承担忧患，迁居广内，这是重大举动。正是天下热切仰望治理的时候，臣私下想来，圣心已经先有定计，将会有施行仁政、彰明德意的事情，感悦士大夫，并惠及百姓。臣不肖，冒昧提出一两点管见，仰望用来辅助圣明。只希望陛下裁察采纳：一，请为三宫各设置使领，以尽孝养之道；一，请下诏询问百姓疾苦，并再次告诫正在施行赈济的州县官吏，把赏罚之意晓谕他们；一，请从宰臣直到侍从、管军，依次宣召引见，从容赐座，询问军国机务，以显示责成之意；一，请抚问守备边境的诸将及帅臣，并酌量增加赏赐；一，请增设谏官；一，请收用恬退而长期滞留未被任用的士人；一，请稍微拨出内帑钱财，帮助版曹的经费，稍稍宽缓催收和核理的事务。以上只是臣区区愚虑所能想到的，还不足以广泛宣扬君主的德意。如果蒙陛下采纳并付诸施行，那么从今以后，就会有人乐于向陛下报告治理安定的策略了。臣内心诚挚不胜。” 邵武军知军徐范被召赴行在，进言说：“功利不如道德，刑罚不如恩厚，杂糅霸道不如纯正王道，异端之学不如儒术，防范谄佞不如直言进谏，便嬖之人不如正直之士，奢侈不如诗书，游乐不如节俭，玩赏嗜好不如早起晚睡、勤劳政事，穷兵黩武不如停止战争、休养百姓。是非两方面各自成立，明白容易看见。在防微杜渐的关键时候，关系国家大体。积久的习惯不能改变，治国之道就会错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著作郎吴泳上言：“诵读往代贤哲的遗言，进献谋划国家的上策，实际上不过是说内修政事而已。然而所谓内修，不只是车马器械的意思。君主职任中的缺失，是应当修治的；官府和师儒职位的空缺，是应当修治的；发布命令不清楚，是应当修治的；屯兵之地不严密，是应当修治的；直言敢谏之士没有得到适当职位，是应当修治的；抵御冲击、抵抗外侮而不能胜任，是应当修治的。陛下在上面退而修治自身，百官有司在下面共同修治；朝廷已经端正，人心已经归附，然后告诫国人，精整军事实力，把内修与外攘合为一件事，那么神州赤县都在我们的指掌之间了。” 太常博士徐清叟入内应对，进献防言说：“陛下亲自处理政事以来，精神稍有振作，但元气脉络还没有恢复；各项条目都已举行，但纲纪还没有张立；公道似乎得到伸张，但私意还没有完全克服。至于风化的首要事务、劝戒的重大权力以及选用人才的重要方法，仍有缺漏而没有讲明罢了。”问什么是风化的首要事务？答道：“推究人伦根本，用来消解众人的迷惑，就是这个。”问什么是劝戒的重大权力？答道：“爱惜名位器物，用来彰示正义，就是这个。”问什么是选用人才的重要方法？答道：“依据社会声望和众望来进用人才，就是这个。” 当时新近进用的人多逞弄小才，损害国家大体。太学正张虙转对说，建立国家有根本常道，君主应当以安静沉着来控制天下的变动。今日的治理，有的接近刻薄寡恩而违背人心、损伤国体，应当设法革除，使祖宗的本意始终如一日才好。于是升任国子博士。当时金国将要灭亡，他因而论述自治之道，说天下的治理一定有根本。城郭是用来抵御敌人的；如果沟壑中有迁徙流离的百姓，那么还能抵御什么敌人？储备粮草是用来防备祸患的；如果百姓空腹相望而得不到食物，那么还能防备什么祸患？今天的官吏，能够知道守边事务的很多，能够明白建立国家根本意图的却很少。修缮城郭、聚集米粟，却依仗这些而不顾恤百姓，那么这种防守就低下了。”

译陈耆卿代人上殿札子说：“臣听说，天下并不是大弊端极度败坏最值得忧虑，而是小康局面最值得警惧。孟轲说：‘国家安闲无事，趁这个时候明确政令刑法，即使是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又说：‘如今国家安闲无事，趁这个时候沉溺享乐、怠惰骄傲，这是自己招来祸患。’同样是安闲无事，圣明君主利用它来自我修治，庸劣君主利用它来放纵自己。如果果真放纵，即使大治尚且不能保全，何况只是小康呢？臣仰思皇帝陛下谨慎勤勉、节俭自持，可以与古代帝王相配；登基二十三年，变更政治也将近七年了。从前权奸在内侵蚀，掌握我们的乾断，如今没有了；从前僭越叛乱在外骚扰，扰乱我们的疆域，如今没有了；从前盗贼在南方兴起，诛除不停，如今没有了；从前戎祸在北方作乱，纠结不解，如今没有了。谁不会说这是安闲无事的时期呢？陛下也曾思考过这些吗？从前对于敌人，只担忧他们不能灭亡；如今反而担忧他们灭亡。担忧他们不灭，是怕他们强盛而同我们抗衡；担忧他们灭亡，是怕他们残余的气息忽然断绝，而有崛起的人成为我们的邻国。这样看来，外表似乎安闲，内里却有隐藏的忧患。趁这个时候放纵自己，可以吗？” 臣用来告诫陛下的，不只是说搜集兵员、选拔将领、修筑高城深池作为防备抵御的策略。自治这个说法，如今成为书生的常谈，但自古圣贤没有能够舍弃它的，也正是凭借它达到治道。概括说来，不过是用人和听言而已。用人，就像充实耳目、股肱；听言，就像疏通经脉络。经脉阻塞，那么股肱耳目即使有所动作，也不能随之运作。自变更政治以来，求言大致已有一段时间，进言也大致已有一段时间。去年朝廷大小士绅慷慨激烈地争相议论时政，有人认为指斥太过。臣说：没有妨害。只有圣明君主能够接受全部言论；言论正确，可以作为国家的福气；言论不正确，也可以作为国家值得庆贺的事。所庆贺的不是言论已经过分，而是言论虽然过分，上面的人却能够招致并且容纳它。虽然如此，过分的言论应当容纳，其中切实而恰当的言论却不应只停留在能够容纳。有人说陛下不斟酌可否，一概容纳，圣度虽然宽大，众望却未必满足。其实只要在群臣奏对之间，选择稍微可以实行的，依次设置施行，用来收拢士大夫之心就可以了。至于用人一事，陛下与几位大臣在上面权衡，广开公道，彻底断绝私下请托；有德者任用，有才者也任用，正与兼收并蓄、广泛施行同一轨道。然而上面的意向难以测度，下面体察领会时容易偏差。任用一个精明的官吏，就有人用苛细明察来迎合他；任用一个刚强的官吏，就有人用严峻刻薄来迎合他；任用一个善于理财的官吏，就有人用聚敛财富来迎合他。看见影子便怀疑形体，看见叶子便怀疑根本；上面未必真有这种意向，下面却不能认为没有，这也是朝廷应当察看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再同几位大臣筹划斟酌，并降下睿明的指示，布告朝廷内外，使人知道招揽正直言论、奖用忠厚之士的意旨；这样希望上至朝廷、下至郡国，没有不明白方向、专心听从皇上的。经脉已经疏通，耳目股肱已经运转，元气已经稳固，边境不过是外来的小病邪罢了。只希望陛下赶快谋划这件事。吏部尚书游似入内侍奉经筵，皇帝问：“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治理成效为什么这样迅速？”游似回答说：“君主一个念头的猛烈，足以旋转乾坤。有人说霸业图谋见效快而王道迟缓，却不知道一日归于仁德，满一个月便可以见效，王道何尝不快？一个念头如果时常间断，就没有办法挽回天下的大势。至于忧劳勤政已经很迫切，而皇帝的思虑若得到辅佐治理的人不合适，又凭什么宣扬九重深宫的真实意图呢？”于是摘取唐太宗的事迹陈述，并且说唐太宗自矜之心容易开启，后来渐渐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只能达到贞观之治。陛下继承帝位十五年，艰难危急的形势更加严重；回头看唐太宗的治绩，敏捷迅速竟相差如此之远。想来亲近儒者、听从谏言，以敬畏来约束自身，难道还不如贞观时那样卓越吗？节省费用以实现爱民，选拔人才以共同治理，难道还不如贞观时那样切实周到吗？愿陛下更加用心思考。起居舍人真德秀上奏说：“臣没有才能，从前在辛未年冬天，曾经因进见应对，冒昧议论北方敌人必然灭亡的形势有三种，可以成为中国忧患的情况有两种。如今他们的强敌从外部进攻，大臣从内部叛离，部曲败亡，骨肉相互争斗，败亡的形势比前日更加严重。臣愚昧地认为，这正是天命离合的关头，是国家多事的开始，可以作为忧虑，却不敢把它当作值得庆幸的事。敌人窥伺河洛，已经八十多年；中原遗民陷在鼎镬炭火之中。臣很久以来就知道天意已经明显。《诗经》说：‘皇皇上帝，临视下民而威严显赫，监察四方，寻求使百姓得到安定。’这是说上天厌弃商朝的混乱，而寻求使百姓安定。又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它们的政事不能合乎天意；于是考察四方国家，反复研究谋度。’这是说夏、商之后，没有足以承当天意的，于是向四方广泛寻求。后来又说：‘于是天意眷顾西方，这里可以作为居处。’这是说诸侯的德行没有能够取代周文王的，所以天命他做中原的君主。如今上天厌弃夷狄的德行，比夏桀、商纣成为独夫时更甚；而堂堂中原，本来就是宋朝的旧有土地。陛下如果真能增进修养圣德，如同周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也如同周文王；上帝监察观察，一定会有所眷顾，出现向南顾念宋朝的日子。到那时，即使因时等待机会、寻找隙漏来光复疆土，臣还认为是容易的。如果天时虽然相应，而人事没有修治，只顾弥补眼前，不考虑长远；不幸一个敌人灭亡，另一个敌人又产生，严重时奸雄乘着空隙奋起，战乱烟尘弥漫，天下震动，即使想在江沱之间安享太平，姑且保全完整的国土，臣还认为困难。臣曾经深深思考今天的形势，必定是这样：君臣上下都把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作为心愿，然后才可以使百姓安定，使国家社稷牢固，消除尚未显现的变乱，迎接将要到来的福祉。臣不顾自己的狂妄愚昧，冒昧分条列举六件事献上，只希望陛下裁量选择。”臣听说刘向有句话：“祥瑞多的国家安定，灾异多的国家危险，这是天地的常理，古今共同的道理。”臣私下考察它的意思，认为不完全如此。祥瑞多而自恃，未必不危险；灾异多而警戒，未必不安定，只在于君主如何应对罢了。臣伏察今年以来，灾咎的征兆接连到来。二月本应温暖，却飞雪严寒，气候如同冬天；六月本应炎热，却阴气积聚而突然[疑字“▯”]，气候如同秋天；大地本应安静，却发生震动摇荡的变化；水本应滋润下行，却发生漂流涌溢的灾害，这说明阴阳仍然失去节度。到了九月丁巳日，白昼有星坠落，按占候主益地；十月戊戌日，流星从昴宿出现，按占候主吴地。”}],

译[原文中“防书”等字样疑为传抄或OCR问题，相关处据上下文保留原意翻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陛下圣德谦逊，从未轻易改变祖宗成法，但臣私下仍担心，或许有人忧虑国势不够强盛，便想用威刑振作；忧虑财用不够充足，便想靠聚敛增加；认为诚信不如权术诡诈，忠厚不如刻薄严酷。只要其中有一项，都是砍伐国家的斧钺、蛀蚀百姓的螟螣。希望陛下明察那些喋喋不休的巧言，守住敦厚沉静的家法，舍弃一时的近效，扩大长久世代的远大谋略。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第二件事。过去管仲说过：“在流水的源头发布命令，是顺应人心。”晁错也说：“三王的法令，符合人情之后才施行。”这两个人本来是追求功利、研究刑名之学的人，尚且知道这个道理，何况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人呢？汉代施法严厉，没有比汉武帝更甚的了；然而他想加重皮币的使用，皮币却无法推行；想禁止民间私铸，私铸却没有因此停止，难道不是人心不服从，法令就有所不足以凭恃吗？法令必须以人情为根本，就如政事必须依据风俗；施政却不依据风俗，不能称为善政；制定法律却不以人情为本，也不能称为良法。陛下也知道近来百姓人情的忧乐吗？过去唐朝制定制度，除非谋反叛逆，不没收犯人的家产。唐德宗想没收窦参的家产，陆贽据理争辩；唐宪宗想没收杨凭的家产，李绛也据理争辩。如今民间小百姓稍有牵连误犯，就动辄把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身为官员而有一点人心的，难道忍心这样做吗？过去明白诏令曾再三告诫，不得擅自没收家产。朝廷的仁德本意从来都是归于宽厚，但贪官污吏倚仗法令来剥削百姓，仍然一如既往。那些受到过分冤屈的人，偶尔能够奔走申诉到省、部，辗转经营，只得到发还部分财产；而违背诏令擅自没收家产的人，却始终没有听说受到轻微惩罚。一两个贪婪狡猾的官吏，还有什么顾忌而不敢做呢？众人的情绪喧嚣不安，连自身都无法安顿。弱者甚至父子相随投井自尽，强者甚至想要刺杀守臣以求痛快。百姓忧愁到这种地步，而承受皇恩、宣扬教化的官员，却动辄以人情安定便利为借口，这是不仅欺骗百姓，也欺骗君主了。谁说清明的朝廷，可以用不合道义的方式蒙蔽呢？《尚书》说：“民情很容易看见，小人却难以保全。”臣希望陛下牢记因看不见民情而招致祸患的警戒，思考“不虐待无所控告的人”这句话；命令中有不便之处，不要害怕改正；官吏中不称职的人，不要让他们逃脱惩罚。收拢人心、解除上天的怒意，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第三件事。过去赵简子任命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是要把百姓榨成茧丝，还是要把那里建成保障呢？” 赵简子说：“建成保障。”尹铎到任后减少了户籍数目，后来智氏发动祸难，最终依靠晋阳而获得安定。如今的有关官司，知道为保障国家而谋划的，固然不少；但把百姓榨取殆尽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却到处都是。近来京城附近修筑海塘一事，铺设桩木、竹篠多达十六万，调发丁夫多达八千人，贫困瘦弱的百姓，哪里容易承受得了？四方郡国征发百姓缴纳钱财，少的每天也有一千缗。江右的守臣，甚至有人暗中增加常赋来润泽自己，长久不停，这难道是国家根本的利益吗？使富人安定、救济贫民，是王者的政治。可是如今郡县官员往往抱有嫉视富民的意思，想方设法加以破坏，不达到目的就不停止。他们难道不想想，富人与贫民是互相需要、彼此救济的？如今富裕之家困窘于征敛，摧残于告讦，都显出草木枯槁般无法自存的样子。于是借贷的道路穷尽，贫民就更加困苦了。古代君主和百姓共同谋求生计，所以有巡视耕作、巡视征敛的政令。如今不指望官府能像古代那样，只要百姓自己谋生，官府不要扰害他们，就足够了。然而远方的县邑，竟有命令百姓每天使用钱、粮、米、盐的数目全部登记上报官府的；向官府请领文书，要交纳领历钱；接受官府查验，也要交纳缴历钱。这些使贫民变瘦、使官吏变肥的做法，大多都属于这一类。年成正连续丰收，灾变尚未发生，假如有饥荒歉收可忧虑，哪里还计数得过来呢？臣希望陛下慷慨地下诏，重申告诫有关官司，削除非法的征发徭役，禁止不合时宜的科派征调，以宽解民力，使百姓生活富足。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第四件事。臣听说，谨慎敬畏地处理狱讼，是苏公使周王国长治久安的原因；残酷施用五刑，是苗民使自己的世代灭亡的原因。从前我太祖艺祖皇帝承接五代极度混乱的局面，百姓遗民存活的只有十分之一，于是制定奏案之法，革除藩侯擅自杀戮的弊病；颁布折杖之格，废除狱官过度使用刑罚的做法。仁德如同上天，恩泽延及百代，历代圣君沿用它，使法制更加完备。严惩故意入人罪的行为，宽免过失造成的罪责。所以范祖禹说，国家以仁德承继仁德，怜悯百姓，率用中等刑典，这是国家一百三十年太平的根本。陛下天性宽恕，与祖宗爱惜生灵的仁德相合，面对上天和祖宗也无愧；而臣区区所思考的、用来顺承陛下德意的事情有三项：第一，如今的大理寺，实际上是天狱，百姓有不幸进入那里的人，就如同掉进坑阱；他们看待官吏，如同畏惧鬼神，不是其他监狱可比。近来蕃舶案的诛罚，株连颇多，幽怨郁结所感，造成淫雨成灾。秋官有陈继命，请求迅速判决，以便显出陛下钦敬、体恤狱囚的心意。

译臣希望从今以后，除非事情极其重大，不要轻易交付大理寺；如果确实不得已，也应当限定奏报拟判的期限，严格禁止牵连枝蔓。《尚书》说：“哪一种敬慎不涉及刑罚？哪一种法度不应施及应当施及之人？” 希望圣明陛下留意。第二，廷尉是天下平决狱讼的官署，设置官员和属官，应当经常参用儒者，使三尺法之外还能辅以经义，以人情为根本，或许可以防止汉廷断狱时的偏失。第三，量酌情理来判决，这是为了慎重对待将帅的权力，并不是各个城镇都可以自行便宜行事、擅自斩杀。战时一切权宜之政，不是太平时代可以施行的。臣观察近来有些人相互承袭效仿，倘若不幸出现嗜好杀戮的人，掌握擅自诛杀的权柄，任凭自己的意愿行事，百姓有什么罪过呢？希望赶快制止这种苗头，以杜绝藩镇之祸。三件事如果确实实行，对上足以承顺天意，对下足以拯救百姓性命，延续并扩大国家命脉，难道就在于此吗？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第五件事。国家对待臣子，以忠恕为本，所以既有惩罚罪过的条例，也有宽宥过错的典章。追命居住，相当于古代流放的刑罚，在圣朝从来没有轻易施用。近来因为官吏玩忽法令，偶尔也实行这种处分，原意在于惩治奸邪，本来不是迫不得已。惩罚与罪行相当，人自然无话可说。臣私下听说，负责监察举劾的官员有时不够审慎，奏劾上报并没有完全做到至公。近来朝廷大概曾经宽免了一两个人。臣希望趁此诏令有关官司，广泛参考舆论；如果有人倚仗法令谋取利益，赃证罪状明显，即使臣也不敢仓促议论。若只是由于才术短拙、处置失当，本来没有轻慢法令的心意，却按惯例遭受旷职之罚，按照人情衡量，应当属于可以宽免的范围。又实行郊祀大赦至今将满一年，深厚广大的恩德如春天降临草木；但士大夫的姓名列在罪籍中，偶尔还有没有得到洗涤的。其中罪恶积累、名节败坏、为清议所抛弃的人，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情有可怜、依法应当宽宥，却因有关官司因循未能办理的人，希望下诏让宪司逐条上报，再由朝廷审议裁决。这不只是扩大宏大的恩德，也是为了明确广泛发布的信用。这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第六件事。过去周成王时期，天下已经达到大治，召公作《召诰》，一再说“祈求上天延长国运”。如果不能从早到晚保持安定，是因为天命没有常规，圣贤尚且畏惧，何况现在呢？然而反复研究《召诰》一篇，其纲领条目不过两件事：敬慎修德，爱护小民。国家将要兴盛，不在于兵力强、财物多，而在于君主的德行；国家将要灭亡，不在于敌国外患，而在于民心。这就是召公殷勤告诫周王的原因，臣也再次推演这些道理来告诉陛下。有人或许认为胡人的运势衰微，是上天在降福于我朝。呼韩邪、日逐王之间的争斗，确实可以说是上天在帮助汉朝；但高澄、侯景之间的嫌隙，难道不也是上天给梁朝带来的灾祸吗？如今敌人的存亡，大势已经可以看见。即使我们能够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常常以前车覆辙自我警戒，但失火烧亡猿猴，祸势也有相互波及的时候。一次应对失误，还会产生什么事变，谁能预料？安危的关键，实在难以预先占卜。如今的谋划，只有竭力实行善政，来回应上天的心意。上天如果帮助我们，哪里不能成功？伏望陛下想到王业难以安定，珍惜天时容易丧失，每天同辅政大臣共同思虑长远谋略，屈己接受一切直言，亲近贤人而疏远不肖之徒，凡是维系天命的事情，都急切地筹划办理，使人心一天天归附，根本一天天强固，那么进可以成就功业，退也足以自我守持。即使接受渭水之上的朝见，收取河湟之地，忧患也正在扩大。何况事变到来，可能有超出意料的情况呢？《诗经》说：“应当以殷朝为鉴，宏大的天命并不容易保持。”愿陛下留神，不要忽视。著作郎任伯起上奏说：“臣听说，革除天下弊病，不可以没有敢于承担怨恨的人，也不可以不保全敢于承担怨恨的人。天下的弊病，都起因于人情中的私心。如今要针对这些弊病加以改革，必然会有违拂人情之处。违拂人情，便是怨恨聚集之处；怨恨聚集，便是祸患的根基。人的常情，很少有不害怕祸患的，往往眼看天下弊病，犹豫退避而不敢改革。难道果真没有敢于承担怨恨的人吗？大概是因为在上位的人不能形成保全他们的条件，才造成这种局面。所以臣说，革除天下弊病，不可以没有敢于承担怨恨的人，也不可以不保全敢于承担怨恨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过去西汉强大，到景帝时有个臣子晁错，开始建议削夺诸侯的封地，引起喧哗。晁错说：‘不这样做，天子的尊严就不能确立，宗庙也不得安宁。’等到七国起兵，借晁错为借口，袁盎的进言一提出，晁错立即在东市被诛杀。这就是议论者为晁错替汉朝承担怨恨而悲哀，又怨恨景帝不能保全他的原因。既然如此，拥有国家的人如果确实能得到并任用晁错这类人，天下弊病还担心不能革除吗？臣请说说当今的弊病：第一是冗官，第二是冗兵，第三是冗吏，第四是恩赏过于泛滥，第五是费用过于宽广。” “古代官职有固定的员额，官员有固定的数目。从前唐太宗裁减内外官员，确定制度为七百三十员，说：‘我用这些官位来对待天下贤才，足够了。’如今官诰院所颁发的诰命，每年以万计；铨曹一个官职的空缺，通常有五六个人共同担任。何况入仕的途径一天比一天混杂，侥幸求进的门路一天比一天增多，人人都能说出它的弊病，却没有人能够裁减，正是因为没有敢于承担怨恨的人。古代用兵贵在精锐，不贵在数量多。周世宗曾说：‘一百个农夫还不能供养一个披甲士兵，而且强健和怯弱不加区别，人数多又凭什么使人受到鼓励？’于是大规模甄别各军，精锐的升入上军，羸弱的斥退，因此士卒精强，征伐四方，所向无敌。如今内有三衙，外有诸路，老弱疲惰、白白耗费衣粮的人很多，武勇壮健、可以应付紧急情况的人却很少。人人都能说出弊病，却没有人能够淘汰他们，正是因为没有敢于承担怨恨的人。朝廷曾经讨论削减吏员名额，为什么直到今天仍没有果断实行呢？大概是因为牵连蔓延、根株相连，彼此勾通关节，夸张事势，众人都被浮言煽动，因循姑息，才到了这种地步。不仅用有限的财力供养无用之人，而且奸弊蛀虫日益滋长，贿赂竟成了市场。”

译“汉代司马迁说过：‘刻木头做成官吏，尚且无法和他争辩。’这是在痛恨这种现象。何况如今这样的官吏实际很多呢？人人都能说出弊病，却没有人能够减少他们，正是因为没有敢于承担怨恨的人。从前唐朝蒋伸对唐宣宗说：‘近来官职很容易得到，人们都在想办法侥幸求进。’宣宗惊讶地说：‘这样就要乱了。’蒋伸回答：‘虽说还没有乱，但侥幸求进的人多了，距离混乱也就不远了。近年以来，人们都想苟且求得；每当国家举行一项典礼、施行一次庆贺大赦，大家无不产生侥幸觊觎之心，都抱有向朝廷必有所取的想法。他们说：“这既然已经形成惯例，得到它不认为是恩惠，得不到就认为是怨恨。”难道没有可以痛加抑制的办法吗？人人都能说出弊病，却没有人能够抑制，正是因为没有敢于承担怨恨的人。从前唐朝郑覃说过：‘凡是金银、币帛，都出自百姓的膏血，不可让没有功劳的人过多沾受赏赐。即使内库有余，也应当节俭，不要轻易散发，这样四方有事时才能拿来支用，免得加重对百姓的征敛。’朝廷近年支用日益扩大，一天之内的滥费就多得无法计算，难道没有可以痛加节制的办法吗？人人都能说出弊病，却没有人能够节制，正是因为没有敢于承担怨恨的人。” “这五项弊病如果坐视不改，臣不知道再过几年，陛下将凭什么立国。既然如此，就应当讲求办法、逐条列具，不顾群议，痛下决心改革；这样一来，两三个大臣不得不承担怨恨。但要委以信任而不加怀疑，竭力排除群议而保全他们，就只在陛下了。从前仁宗朝曾经讨论裁减任子以及延长磨勘年限，刚提出建议时，士大夫彼此相看，认为必然会招致怨谤，没有人敢亲身承担。只有韩琦、富弼深受仁宗专一信任，毅然不顾旧有成法，改革建立的制度至今仍使人受益。臣希望陛下以仁宗为榜样，两三位大臣以韩琦、富弼为榜样，那么什么弊病不能革除？天下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宋宁宗时期，安溪县知县陈宓上密封奏疏说：宫中宴饮有时到了没有节制的地步；不合时令的赏赐，数量极其浩大。一人享受膳食，嫔妃们却仍不停地宰杀鲜牲；边境战事正紧张，积存的物资反而用来任意挥霍。这说明宫廷的仪法规范还有没有端正的地方。大臣的任用，不是亲属就是旧交；执政选择容易控制的人，台谏任用谨慎沉默的人；都司和枢掾，无非是亲近之人。贪官没有不得志的，谏官却动不动就招来怨尤。这说明朝廷的权柄有所分散。钞盐制度反复变更，楮币屡次更改，安边事务所创立的制度，固执己见，动辄失去人心。败军之将越级升任殿岩，庸庸鄙陋之人长期担任京兆尹；守将有守城功劳，却因小过失被贬，三衙将领没有汗马功劳，却借口公事勤劳而升迁。这说明政令、刑罚、奖赏有很多颠倒错乱之处。如果能够内外共同整饬，彻底整顿纲纪，即使上天仍不下雨，臣也愿伏地接受妄言欺罔之罪。”}], [原文中“防谏”等字样疑为传抄或OCR问题，相关处据上下文保留原意翻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假如大臣果真能够杜绝侥幸求进的门路、堵塞邪曲的途径，那么任用和罢黜就会得当，人心也会服从。所以臣说，大臣的心术贵在公正。台谏平时从来不故意立异，遇到事情也不敢把话全部说尽。比如金人再次通好，这是最关系国家体面的事，近至侍从、下至生徒，没有不竭力争辩、希望有助于朝廷谋划的，唯独对于自己应负的言责却一句话也不说。京城之下，侵吞巨额财物，竟无人追究；州县之间，罪过仅有丝毫，却被搜罗来应付责任。大臣想做的事，就替他完成；大臣不偏爱的人，就排斥他。仁宗时曾有宰相奉行防止谏诤的风气，受到讥讽；如今竟有台谏不敢违抗中书的责难，这难道是祖宗当初设置官职的本意吗？所以臣说，台谏的言论贵在正直。这三件事是朝廷关键所在，希望陛下彻底悔悟，以光明德行照临百官，大臣和台谏也应当秉持公心、坚守正节，以符合陛下希望治理好国家的意愿。司农卿薛极上奏说：希望陛下深思“顾諟”之难，更加怀有兢兢业业的念头，不要认为帝王的德行没有过失就懈怠于进德修业，不要因为天灾接连发生，就不以实际行动回应。政纲虽然已经举张，仍必须设法补益尚未达到的地方；恩德泽惠虽然已经施布，仍必须想到尚未周遍的地方。要把今天遇到灾害时警惧戒慎的心情，永远作为日后闲暇安逸时的警戒。这样将会看到天心明显感通，丰沛的恩泽在不到一早晨的时间内就得到响应。调任权刑部尚书。礼部侍郎袁燮上奏说：“臣近来恭敬地看到陛下大力颁布明诏，抚慰晓谕军民，详细说明我方正义、敌方理曲，出兵应战的一方就能取胜，以此开导人心、振作士气，可以说是义举。然而臣私下认为，事情有关键，万物有根本；从来没有国家自身治理不好，却可以排除艰难、击退强敌的。因此孟轲说：‘使政令刑罚明确，即使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又说：‘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它？’如今我国的政令刑罚，难道都明确了吗？还是仍有没有明确的地方？臣愚昧不肖，承蒙陛下提拔，置身于论思献纳的行列，却隐瞒实情、保持沉默，不是忠臣。所以冒昧把如今政令刑罚仍有不明确的地方告诉陛下。臣听说，国家自身不能自重，要靠人来使它受到尊重；忠良之士遍布朝廷，国家重如九鼎；奸邪之徒并进，国家轻如鸿毛。自从改革以来，不是有才之人不任用，凡是通达敏捷、令人喜爱的人，无不甄别选拔，高爵厚禄给他们从不吝惜，本应像粮食一定能解除饥饿、衣裘一定能抵御寒冷一样发挥作用。然而考察他们的功绩成效，却茫然看不见，国势渐渐衰弱，敌人的野心于是萌发。陛下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是因为今天所任用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真正的人才却很少。” 他们看似奋发，实际上却怯懦软弱；看似多才多艺，实际上却浅陋少能。他们不把仁义看得紧要，却急切追求荣华利禄，自己尚且不能自重，又怎么能使国家受到尊重呢？国人不服从他们，又怎么能使外域服从呢？如今的儒将，固然有德望巍然、举世推重的人，分掌泸南军政，也不能说没有任用，但那个地方并非关键要地，不足以观察他的施政作为。如今的忠臣贤士，也有慷慨论事、声名传到外域的人，本应召回朝廷，增加国势的分量，却远守偏远支郡，不能发挥所长；这就像舍弃莫邪宝剑而使用铅刀，抛弃周鼎而把康瓠当作宝物。是非颠倒，凭什么立国？这是政令刑罚不明确的第一点。臣听说，国家依靠百姓安宁，百姓依靠财物聚集；培植加厚，百姓就都能安居本业；不断削夺，百姓就不乐意生活。今天百姓的困苦太严重了，征敛过于繁多，已经缴纳过的还责令再次缴纳；拖欠的赋负日益积累，已经蠲免的也免不了再次催逼。有追捕差役的骚扰，有鞭打刑罚的严酷，只听命行事，百姓的财物怎么能不枯竭？再加上贪吏肆意虐害，政令靠贿赂办成，监司和州牧太守互相馈赠，边帅驻地彼此行贿尤其丰厚，各部门中贿赂最多的地方又更加严重。见到利益便忘记义理，习惯成了风气，于是过去富裕优足的郡，如今全都凋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