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八

译直到把都城中的子女、玉帛全部掳走，然后劫持二圣、六宫、宗室、百官一同北去。那么从今天回头看，所谓和议究竟是什么呢？金人自从用兵以来，专门用和议来迷惑敌人，以便取得胜利。他们同契丹交战二十多次，每次打下土地便议和，议和之后又寻找事端再战，最终把契丹灭掉。如今他们对中国又使用这一策略，中国却相信它而没有醒悟，以至到了今天，祸患竟然如此，难道不令人更加痛心吗？有人说，我国兵力远远比不上金人，靖康初年即使想困住敌人、乘机邀击，也一定不能成功，只会结下深仇，所以不得已才相信他们的和议。这大概并不是这样。谈论军事，关键要看时机；一旦错失时机，事情就无法挽回。靖康初年，金人原本没有攻打京城的意图，兵力不过六万，大半分散驻扎；而河北边郡和帅府既没有设防，沿黄河又没有控制险要的军队，所以金人乘势直捣京畿。等到我国守御已经严密、援军已经聚集，就算他们进攻也不能取胜，撤退又不能顺利退却；我国以重兵压迫他们，再用余下的军队等待他们劫掠，立即出兵掩击，就能断绝他们的粮饷而取胜。金人返回渡河时，驱赶掳掠的妇女和辎重遍布原野，若在他们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按兵法必定取胜；可是朝廷都不同意这样做，错失了这个时机，所以造成今天的祸患。边疆盗寇的强悍性情，同剽掠者一样。对强悍之敌不能加以制御，却想乞求怜悯、指望他们产生恻隐之心，是不可能的。剽掠者白天闯入主人的屋里，打开柜子、撬开箱子，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主人既不抵抗，他们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再来，又为什么不把一切都抢走呢？至于我国将士，长期处在军政废弛之后，固然难以立即得到合用的人才；但如果用忠义激发他们的内心，用赏罚振作他们的士气，难道就没有可以使用的人吗？将士就像人的手足，朝廷就像人的腹心。如今同人争斗，腹心怯弱，却希望手足强健，绝无这样的道理。朝廷议论反复不定，却希望将士拼死效命，实在也很困难。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无法追悔；但臣之所以痛心泣血，是因为二圣被困在敌人的朝廷，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古边疆的灾祸，中国从未有过这样严重的。上天保佑我大宋，必定有英明君主，受到宗庙社稷的庇佑依靠、万国百姓的拥戴仰望，拨乱反正，谋求中兴，所以使陛下圣体得以从屡次危急的关头脱身。去年春天，臣奉命出使敌国，离开了他们的军中；去年冬天，又从危城中出来，统率朔方各部的军队。于是才有今天入朝继承大统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天地神明显然的辅助，并非人力所能造成。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英明睿智的资质，早已使群臣和天下人受到震动；孝顺友爱的德行，也确实显现在四方。然而您即位之初，正值宗社艰危、中国衰弱之日：对上想要迎回二圣的车驾，对下想要拯救百姓的危急处境，抵御强大的敌人，保全安抚天下各方。这实在艰难，应当想到困难来谋求化难为易；那么今天对待金人的策略，所谓和、战、守，究竟应当采取哪一种呢？想议和吗？前日议和的结果已经如此，而金人北归时连宗室也全部迁徙带走，他们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二圣受辱，实在是与仇敌不共戴天的深仇，和议怎么还能相信？想坚守吗？朝廷已经失去河北、山东两路，士民之心有的被金人收取，有的被豪杰占据；这些地方紧邻京畿，很容易受到侵凌，坚守又怎么容易谋划？想交战吗？去年冬天将领、佐官和士卒都缺乏人才，抚慰防御的队伍全都散去而成为盗贼，兵力更加削弱；经历这场祸乱后，士气又更加衰败。所谓勤王之师，大多是在田地之间临时招募的，不熟悉兵器战阵，交战怎么能保证取胜？这三种办法，今天国家的议论应当以什么为根本？只是臣日夜思考，已经考虑得十分成熟；根据时势采取适宜办法，臣对此已有策略，至于当今急务还有几十条，全都紧迫而不能缓办，只是如果不能在咫尺之间面见陛下，便不容易全部说尽。以今天的国势同靖康初年相比，两者不相称，哪里只是相差十倍呢？然而仍然有可以作为的地方：祖宗的德泽深入人心，陛下英明，天下仰望，都认为陛下一定能够成就大业，把危急转为平安。况且灾害祸患的到来，各个国家历代都有；有的因多难而兴盛，有的将要覆亡却又重新延续。因此，齐国有公孙无知之祸，齐小白确实成为五霸之长；骊姬扰乱晋国，重耳确实成为诸侯盟主；司马晋遭受刘聪、石勒残酷祸害，晋元帝却在江东兴起；李唐有安史之乱，唐肃宗却在灵武兴起。何况我大宋疆域纵横万里，人口众多，士人百姓仍然足以任用；倘若能够卧薪尝胆，具有越王勾践的心志，枕戈待旦，怀抱伍子胥的志向，驾驭豪杰，任用贤能，效法开创业祖的雄伟谋略，革除天下的弊政，那么中兴的功业也不难建立。过去少康凭一旅之众灭掉浇、羿，恢复夏朝祭祀，以至没有丧失旧有基业；汉光武帝凭几千士卒击破寻邑，终于肃清大患，使汉朝再次兴盛。何况陛下以英明统御九州的军队，偏偏又在大患之后，百孔千疮；夏天已经过了一半，去年秋天也离现在不远，如果不及早谋划，到了秋高马肥之时，敌军骑兵又将奔驰突进，国家不能支撑，四海将有洪水横流般的局势，难道不值得为之寒心吗？” 应当夜以继日，去做那些现在所应当做的事。臣一向愚直，平日只知道读书，深入考察古今治国之道，想把它推行于当今，以尊崇君主而庇护百姓；又曾希望凭忠义奋发自励，以身殉赴国家一时的急难。当宣和初年，臣曾受到道君皇帝的察知，因虚名被擢升为左史，得以侍奉圣颜。臣私下看见天下已经有危乱的征兆，于是上奏论述水灾之事。臣的意思是，灾异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必定有招致它的原因；灾害不容易消除，必须有消弭、恢复的办法。臣请求趁侍立时当面奏明其中缘故，就像失火的人家，想谋划突击烟囱、搬走柴薪的办法；可是权臣嫉恨此事，阻挠压制，使臣不能面奏，因而被贬谪，流落七年。后来发生盗贼和战争，道君皇帝有所感悟，才以奉常的职位召臣回来，但已经晚了。靖康改元，金人侵犯京城，前皇帝在仓促混乱之中听取并采用臣的意见，擢升臣参与大政。臣私下看见和议不可以相信，于是竭力陈述整治军备的策略。臣的意思是，金人的本性贪婪无厌，不能指望他们不来，只能依靠我国有所准备；应当更加整治军队，收拢将士之心，以抵御外侮，臣愿亲自承担这个责任。正如救火的人家，臣实在成了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然而嫉妒陷害臣的人很多，使用各种谗言，使臣不能在朝廷安稳一天，臣的策略百条中也没有一两条能够施行，最终还被诬陷定罪，流放到远方。

译后来敌军骑兵再次侵犯京畿，过去认为和议正确的人，全都误国。前皇帝有所觉悟，又有了今天召臣回朝的诏命，但也已经晚了。臣承受二圣的知遇之恩，却悲悼自己孤忠的谋划没有成功；虽然心神飞驰于九重宫阙之间，身体却在万里江湖之外，不能拿起武器保卫社稷，以伸张臣子犬马般的忠诚，头痛心痛，眼泪流尽后又继之以鲜血。臣恭敬接受召命，当天便整装上路，率领湖南义兵加倍赶路，想奔赴元帅行府，进入朝廷。行军到江淮一带时，恭敬听说二圣的羽卫已经向北迁徙，远赴沙漠，臣悲痛愤恨深入骨髓，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接着又看到陛下俯身顺从群臣百姓的心愿，继承帝位，悲喜交集，不能自我控制。君主最初确立政治方向，所以在即位之初，施政用人，必定要有足以大大慰藉天下希望的举措，何况如今国势削弱、天命艰难的时候，怎么可以忽视呢？恭敬节俭，是君主通常应有的德行；英明睿哲，是君主成就大业的才干。继承帝位、守成守文的君主，恭敬节俭足以使天下归服；至于使衰败复兴、拨乱反正的君主，不具备英明睿哲便不足以担当。正因为有智慧，所以见到善恶分明，足以任用君子而不受小人离间；正因为英明，所以用心坚决，足以决断大事而不被小事动摇。过去君主能够实行这一道理的，只有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以及本朝太祖、太宗。臣愿陛下深入考察汉、唐三位皇帝和本朝太祖、太宗创业中兴、超越常人的原因，使它们清楚地存在于胸中，事情一来便能作出应对；那么天下的事情即使还没有取得成效，也已经在心术之中确定了。臣身份疏远，没有得以面见圣颜，却冒昧以樵夫之言向天地请求，实在因为爱戴君主、忧虑国家，内心迫切、情感深切，所以顾不得知道这样做是否合宜。伏望圣上慈爱垂察，若能使愚者千虑之中偶有一得，可以采纳，那么臣用来竭尽忠诚于陛下的行动，也就是报答二圣知遇之恩。冒犯天威，臣惶恐战栗到了极点。” 绍兴年间，李纲又上奏论述金人失信的奏札说：“臣私下观察金人自宣和、靖康以来侵凌中国，他们用来作为出兵借口的，不过是把‘失信’二字加在中国头上而已。文书檄文中动不动就提到此事，而中国的士大夫以及军民将士不了解其中缘故，也自认为是对金人失信才造成了这场扰乱。谈到此事便惭愧羞耻、扼腕叹息，遇到金兵便望风奔逃溃散，都是这个原因。却不知道失信的是金人，不是中国。他们凭借强暴的威势，假借信义之说来责备我国；我国人谋反复、邪曲，正惊恐不暇，哪里敢同他们争论是非曲直？白白承受失信的罪名，使士大夫以及将士军民茫然不知凭借什么，这件事不能不辨明。臣请为陛下详细说明：宣和年间，朝廷派使者同金人在海上订立盟约，共同谋划对付契丹，厚重地给他们财物，换得燕云之地；这可以说是失信于契丹，却不能说是失信于金人。后来金人背弃盟约，攻陷燕山，于是侵犯京城；这是金人第一次失信。敌军骑兵侵犯京城，勤王军队尚未会集，人心震骇，主张和议的人不作长久打算，把一切本来不能答应的条件都答应下来，结成祸根，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然而当时所答应的，乃是城下之盟，神明都不会听从。原先约定肃王到黄河便返回，不纵兵侵掠，可是金人挟持肃王渡过黄河，掳掠子女玉帛，杀戮尤其惨重。尼雅满又攻陷威胜、隆德等州。渊圣皇帝曾经下诏说，金人改变盟约，和约必定不能守；这是金人第二次失信。朝廷派使者交割三镇，而三镇百姓誓死不从，这只是中国百姓不愿沦为敌人臣民罢了。渊圣皇帝奉上书信，请求增加每年的币帛来代替三镇的租赋，金人借此又发动了第二次入侵。朝廷派执政和郎官分别前往割让土地，出使敌营的人，往往被两河百姓杀死，像聂山、王云这些人就是如此。由此看来，三镇百姓难道是朝廷能够强令他们的吗？敌军骑兵攻破汴都，登上城池却没有立即攻下，还假借和约已经订成的说法来拖延勤王军队，于是迁徙二圣，带着六宫向北而去，扶立逆臣，改换国姓，建立年号；这是金人第三次失信。金人三次严重失信，反而把失信的罪名加在中国身上，作为出兵借口，正如强暴的人劫掠主人，仗恃凶威无所不为，却还自认为自己有理、主人有错。” 小人蛮横悖逆，君子尚且把他们置于常理之外而不计较，何况彼此气味不同，中国又何必斤斤计较谁是谁非呢？然而臣听说，出兵理由正当，军队就强盛；理由不正当，军队就衰败。兴师动众、奉行正当名义去讨伐罪人，应当把正当理由放在首位。愿陛下将臣这篇奏章下发，与大臣们仔细商议，发布仁德之言，下达明确诏书，详细说明自宣和、靖康以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国，使中外士大夫以及将士军民都周知其中缘故，明白无疑。这样或许我国便有出兵的正当理由，人人勇气增加一百倍，士气日益振奋；平定祸乱、建立功业，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伏望陛下留心察看。” 宋高宗时，户部侍郎叶梦得上奏论述金人的奏札说：“臣恭敬地看见，狡黠的敌人去年冬天虽然没有长驱进入边塞，但今年春天以来，分散派遣军队，向西攻陷关陕，向东残害青州、潍州，向南攻破许州、蔡州；直到现在，有时还听说他们屯集在同州、华州以及黄河、洛水之间，凭借黄河阻挡并自行防守。臣料想，捍御和击退敌人的办法，圣明的智慧早已预见，朝廷的谋议深远，必定已经早晚讲求，这不是外廷所能知道的。然而臣蒙受召命从远方而来，留在从橐之列，感激陛下的恩遇，想着报答万分之一，不免提出像蝼蚁一样浅陋的谋划。臣私下认为，敌人如果只是守住今天的疆土，力量疲惫、志气懈怠，稍稍知道悔过，那么我国慢慢作长远谋划，实际上还不算晚。若是因为西北各路的郡县几乎被焚烧抢掠殆尽，玉帛、子女全都归他们所有，而敌人贪婪吞噬没有止境，不肯只守着空地；又听说东南地区一向富庶丰实，暗中怀有窥伺之心，那么我们就不能不预先准备。臣曾推测他们可能采取的策略，不过有三种：把军队长期驻扎在河洛一带，分兵擂鼓前进，直趋襄阳、沔阳，横向占据荆州、渚宫一带，借我国的船只和士卒顺流向西而下，进逼江左，这是上策；把全部军队从许州、蔡州向南进发，一路出兵历阳，直接截断采石，奔向金陵；另一路进入濠州、寿州，从旁牵引滁州、泗州的兵力，以威胁山阳，这是中策；

译沿着汴河逐渐推进，量力而行，左路掠取徐州、郓州，进而袭击楚州、海州；右路碾转攻取陈州、颍州，冲击宋州、宿州，这是下策。如果采取上策，长江的险要是我国所依恃的屏障，他们已经同我们共同占有这些险要，那么王濬攻入吴国、高景攻入陈国，都是由此而来；其中利害，大致可以考察看出。如果采取中策，那么苏峻正是沿着这条路线作乱晋朝，本朝曹彬攻下江南，也采用了这一办法而成功。如果采取下策，那么魏明帝曹叡、后周世宗柴荣多年在孙权、李景之间用兵，胜负得失、进退各半。然而听道路上的传言，多数只谈到他们的下策，还不能深入谋划中策和上策。兵法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要依靠我们有办法等待他。’又说：‘先使自己不可战胜，安危的防备，间隙不能容纳一根头发。’臣认为，宁可有备而无事，不可临事才发现没有准备。如今天下的大势已经可以看见了。东晋的事情本来不足道；当时为防备西北，有刘琨在太原、李矩在平阳、祖逖在淮阴；为防备西南，有郗鉴在历阳、温峤在武昌、陶侃在江陵。这本来还不是最好的谋略，只是恰好刘聪、石勒内部自行残害扰乱，无意再次发动战争，所以这几个人勉强能够支撑，最终却不能扫平僭越叛乱、统一天下。何况如今敌人的势力正盛，还没有显露出可乘之隙，而盗贼又暗中四起，兴起与覆灭接连不断，怎么办呢？穷兵黩武，深入敌境，渡过淮水、越过长江，确实并非敌人的便利；他们是把甲兵当作强项。舟船也不是他们所长，然而古代善于治理边境的人，是用边境来攻击边境。如今敌人的诡诈谋略，若反过来使用这种办法，想要让中国人攻打中国人，那么兵力不必全是他们的百姓，只要是他们驱使的俘虏；粮食不必全是他们的物资，只要是他们抢掠来的；地势不必全是他们原有的，只要是他们占据的；器械不必全是他们预备的，只要是他们夺取的。他们役使我国的人，凭借我国的粮食，窃取我国的地势，使用我国的器械。他们只以残暴来威吓，以重利来诱惑，使我国想要守御时，或许屈服而遭破陷；想要交战时，或许溃败而逃走。这样，他们即使长驱直入、深入我国，又有什么忌惮而不这样做呢？因此一定要有办法禁止他们，使这种策略无法施行。至于他们诡谲多变、忽出忽入，有时假装讲和来迷惑我军，有时假装败退来使我军骄傲，有时暂时收兵退却来使我军放松戒备，有时突然侵扰欺侮来惊吓我军。他们的真实意图尤其无法完全测知。这些都是应当深入考虑、预先筹划，以确定万全防备的事情。臣愚昧地伏地希望陛下更加扩充圣明的谋算，深切诏令大臣，历考古今的变化，趁此次防秋之时，仔细察看敌情所在，并审慎观察他们所使用的策略。如果他们采取前面三种策略中的一种，那么我们等待并据此做到不可战胜，应当用什么办法？有些事情适合在事变发生以前采取行动，就应及早谋划，先实行一两项；有些事情适合等待事变后再应对，就应预先估计，按次序在以后施行。总的说来，不过是形、势、气罢了。形以地理山川为根本，势以城池、粮草、器械为要紧，气以将帅、士卒为当务之急。地形稳固，就可以凭借它防守；形势强盛，就可以凭借它立足；士气振奋，就可以振作起来加以使用。这样，敌人就都在我们的估量之中了。臣虽微不足道，却有极大的愿望。梦得任两浙西路安抚使，请求派人到高丽侦察金人情况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善于用兵的人，没有什么比扩大耳目、以便明察侦察更重要；善于窥察别国的人，没有什么比审察形势、以便查明实情更深入。耳目广泛，那么意料之外的情况也能有所知晓，胜过只凭自己的思虑；形势审察清楚，那么表面迹象以外的情况也能有所发现，超出仅从迹象所见的范围。这一点不可不知。春秋时期，秦国想攻打郑国，军队驻扎在滑地。郑国商人弦高遇到秦军，秘密把消息告诉郑穆公，使郑国得以听闻并警戒，于是借着慰劳秦国使者的事情向秦军表示谢意。孟明知道郑国已有准备，便不敢进攻。郑国派往秦国的使者并不知道秦军是谁，却能预先防备，以抵挡秦军锋芒，终于保全了国家。这是从旅舍中的商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难道不是意料之外的知见胜过意料之中的思虑吗？汉高帝想攻打匈奴，派出的十名使者都认为可以进攻，只有奉春君知道匈奴隐藏着强壮的士兵和健壮的马匹，认为匈奴是故意显出弱点，暗中埋伏奇兵来争取胜利。高帝不相信他的话，于是率三十万军队在平城被困。以高帝的智慧，却不能详察奉春君的话；汉朝廷上的谋臣策士很多，只有奉春君能够测知匈奴隐藏的情况，难道不是从表面迹象看不见的地方，发现了超出迹象所见的实情吗？臣私下看见金人暗中怀有不轨之心，想要肆意施行毒害，反复侵食上国已经很久了。燕、晋的边疆官吏起初没有按时报告，直到前年冬天金军全军大举入侵，将要渡过黄河，京城才开始知道，他们的罪过本来就不可诛赦。去年解围以后，朝廷本来应当稍稍警惕了。然而八九月之间，还听说有人拿和议一定能成功来安慰自己，并说秋冬绝不会再次入侵，旁观者为此寒心，而朝廷却认为这是得计。这虽然是因习以为常、苟且简略以及彼此观望造成的过错，但也是耳目不广、形势不明所导致的。这是天下人共同痛恨愤怒而不能释怀的事情。臣所管辖的浙西、浙东两路，向外连接海道，与高丽隔海相望，距离敌境不远，曾听说敌人有妄图窥伺东南的意图。如果从北面的登莱出发，向东借道高丽，扬帆而来，有的路线从两浙登陆，远的不过二十日，近的五七日就能到达。臣自从到任以来，常常私下为此忧虑。本州的海舶过去获准与高丽贸易，间或有能和高丽人进行贸易的，往往能够说出那里的山川形势、道路远近。因此命令舶主张绶招来大商人柳悦、黄师舜询问。二人都是泉州人，世代凭本州发给的凭证到高丽经商，每年去一两次，留在高丽的人通常都曾经住满一年。因此臣绘制了一幅海道大略图。

译他们说：敌境过去同契丹的苏州相连，正对着登莱；高丽东北部与敌境接界，以有关门为界限。敌人过去事奉高丽，高丽每年入关，敌人便派使者进奉。崇宁三年，敌人开始同高丽交战；大观元年，高丽于是夺取敌人在南境的六洞，在那里修筑九座城，充实甲兵和粮食。后来又被敌人夺走沈罗、黑水、堆洞等人的部众，从此同高丽断绝往来。政和五年，契丹被金人击败，金人夺取契丹沿海六十多个州。高丽乘机诱得金国一名掌权的首领，金人多次来索取，高丽不肯交出；等到金人灭亡契丹，宣和七年，高丽又派使者前往通好，却被扣留，不能归国。去年敌人侵扰我国京畿以后，高丽于是两次派人出使敌境，敌人也两次遣使回报，并且想让高丽称臣修贡。双方正副使共两人，一个是契丹人，一个是金国人。高丽去年也曾因自己的外祖父谋求篡位，焚毁宫室、积聚和器械，损失极其广泛，不能像从前那样强盛；如今又被迫出逃，躲避到别都，势必恐怕不能再同敌人抗衡。不过，敌人所得契丹沿海六十多个州都荒凉鄙陋、孤单残破；这些地方同高丽隔着鸭绿江。每年冬天严寒时，鸭绿江结冰，冰层很厚，可以承载车马。这些都是柳悦等人亲自详细说出的情况。臣既然听到了这些，不敢隐瞒。臣私下以郑国商人弦高的事情来看，柳悦等人虽然是商贾中的卑微之人，但在高丽居住已久，所听所探查的情况都是高丽人亲口说的；他们原本没有别的意图。若能借他们出使高丽的机会侦察敌情，万一敌人想要谋划侵扰我国，或者能够查得他们从哪里出兵、约定何时会合，或者他们国内本来就有变乱，能在事变之前报告，这些都是我国耳目达不到、从形势上看不出的情况，那么对国家不是小小的补益。臣冒昧陈述管见，想把这件事委托给这两个人，许给他们一个名目，暗中命令他们像往年到高丽经商一样，凡是得到敌境动静，都立即来报告；等到查验属实、确实有益于国事后，就厚加赏赐、予以表彰，并以军法责令他们不得张扬泄露。他们都感奋，愿意自行效力，想在本月底渡海，约定冬初返回。臣来不及先行奏报，只好一面暂借承信郎的名目，给他们发放公据，命令他们及时前往。伏望圣上慈悲，详细酌量；如果认为可取，请降下圣明诏旨，秘密交付臣办理。边臣深入敌境侦察报告，按理说是常事；但如今跨海越国，正是创始之初，因事情紧迫而未先行陈请，擅自决定，罪当万死。还请陛下怜悯察看，臣只是想凭职责略图报效，因忠心愤激而如此，并无其他用心，特赐宽宥。柳悦等人绘制的海外地图一幅，连同先前文书一并缴上，谨此抄录奏闻。听候敕旨裁决。贴黄：臣伏闻朝廷现在想派迪功郎刘蠡等出使高丽。臣虽然不知道派刘蠡等人所谋划的具体事情，但如今柳悦等人只是借经商之便，秘密自行刺探敌情，以扩大耳目，等到有实际验证后再赏赐他们，这是有利而无害的。又严禁泄露消息，恐怕万一能够派上用场，也不会妨碍这次使命。伏乞陛下圣明察知。侍御史孙觌论和戎的札子说：臣听说，人君的行为不同于平民。平民修饰小节，争求小廉小节，以便在乡里自我标榜；人君只在意天下是否安定、社稷是否巩固罢了。陛下登上大位，坐席还没有坐暖，强敌就侵犯京城，长驱万里，所经过的州县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其锋芒。朝廷内外的愤怒，谁不想打一仗把他们赶走，以求痛快？然而这件事关系重大，陛下应当告诫将相大臣，深思熟虑，制定万全之计。稍有差错，便会造成莫大的悔恨，留下社稷的忧患，不可忽视。臣私下读国史，看见宝元、康定年间，赵元昊写来傲慢的书信，邀取大名来激怒朝廷，谋划让朝廷谴责并断绝关系，以此激发他的部众。当时满朝愤怒，都说：‘发兵去消灭这个小丑罢了。’当时吴育任谏官，上奏说：‘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将领不懂战争，士兵不懂作战，百姓不知劳苦。如果仓促使用他们，必然有军队受挫、将领败亡的忧患。战争连续不断、百姓疲惫，必然还有盗贼和意外祸患。况且应当顺势安抚他，使他暂时没有借口发动战争，争取几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选拔将领、挑选士卒，坚固城池、磨利器械，造成不可战胜的形势来等待他。赵元昊虽然最终一定会反叛，但我方战守的准备已经建立起来了。’ 防入宰相张士逊看了这篇奏疏，大笑说：‘人们说吴舍人患有心风，果然如此！’于是决定用兵，军队所到之处总是失败，一方因而骚乱。大将刘平、石元孙、任福相继战死，大盗王伦又转而在江淮之间抢掠。契丹在边境集结重兵，要求割让三关地区。中国财力耗尽空虚，边民疲惫困敝，天子厌倦战争，最终依照吴育当初的议论，封赵元昊为夏国主。如今女真人突然强盛起来，灭掉契丹，成为北方大族，并不是赵元昊这个小丑可比的。女真举全国之力大举入侵，直抵京城，也不是赵元昊当年侵犯边塞、骚扰边境的盗寇。天子的郊外，宗庙社稷所在之处，太上皇和两宫都在那里，也不是可以交战的战场。至于将帅无能，士卒骄惰，军政败坏，器械腐朽钝坏，财用耗竭，法度废弛残缺，更不是仁宗皇帝当时的情形。臣反复深思，认为不如把和戎作为上策。女真人乘胜在宫阙之下停兵，他们看见天子宫室、城池、苑囿的宏大，又正值西方军队接连到来、心中疑惧不测的时候。陛下告诫各位将领坚壁固守，不发一支箭，不交一刀，使野外没有可供他们抢掠的东西，然后同他们商议和好。女真人惊惧地听从命令，卷起铠甲回去，这就足以算是有德了。利用空闲时间，搜求选拔名将，挑选训练将士，谨慎储备物资，修明法度，形成中国安定强盛的形势，这就是所谓暂时向人屈服，却取信于万世之后。陛下接受太上皇把艰难局势托付给您的重任，责任极大极重，难道要像匹夫逞强一样，因为一时不能忍耐小事，就在一次机会中赌定胜负吗？伏望陛下以赵元昊同北方敌人的强弱相比较，以宝元、康定年间同今日国家盛衰相比较。臣一人虽然不能胜过众人的议论，但忧虑国家的言论，或许与吴育相合，特请陛下赐予采纳，臣将感到万分幸运。

译孙觌又论和戎的札子说：臣听说，道有常经也有权变，事情有常态也有变化。懂得道的权变，就能使刚强转为柔和；适应事情的变化，也能把祸患转成福分。如今强敌凭借百战百胜的威势，联合各部善于控弦射箭的士兵，越过城邑、都城，击鼓前进而来，直抵京城，是想看看中国究竟有没有人吗？这就是臣微薄而愚昧的意见。臣竭力排斥众议，提出和戎之策，希望用好言和厚重财币足以压制敌人的贪暴之心，缓解一旦仓促发生的非常变故，然后从容谋划天下国家善后的计策。权变之道本来就在这里。过去汉高帝凭一把剑诛灭秦朝、击败项楚，平定天下，而冒顿也在东方崛起。吕太后临朝称制，冒顿派来傲慢的书信，出恶言侮辱戏弄、丑化诋毁，实在是极其过分。当时像陈平、周勃、灌婴这一类谋臣猛将都还在，上将军樊哙请求率十万大军横行匈奴境内，难道不是很壮烈吗？只有季布认为，外域不值得计较；得到好话不必高兴，听到恶言也不必发怒，只应自行权衡利害，何必同他争论是非？吕后恍然醒悟，称善，下诏命大谒者张泽带着书信、财币和车马前往答谢，于是缔结和亲。吕氏一向是汉高帝的旧交，本来就曾推举和辅佐高帝成就天下；季布凭借任侠和勇名闻于关中，只用一句从容的话，就消除了战争的端绪，免除了两国数百万生灵被杀、肝脑涂地的灾祸，难道这不就是所谓的大勇吗？难道像小丈夫那样气愤不平，拍剑怒视，为了睚眦小怨而斩首剖胸吗？臣又曾读国史，澶渊之战时，各道军队大量赶到行在，敌人害怕而请求讲和，诸将争相想用兵截击界河，拦住他们回去，说可以把他们全部杀尽、不留活口。真宗皇帝说：‘怎么能杀得尽？只会结下怨恨，成为边境祸患罢了。’于是下诏停止进军，不要交战，放他们回国。从此诸将喧哗说：‘秋高马肥，敌人一定会再次入侵。’有人说：‘还不会；边境储备稍微充实后，他们会再次来抢粮。’真宗回头对近臣说：‘将帅之臣平时没有事情，瞪着眼睛、拍着手掌，想要争取功名；到了临战之时却反而误事。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些人的情状吗？为什么还彼此附和，听信他们的话呢？’陛下看看今天的形势，究竟怎样？大将刘延庆在燕山屯驻重兵，却在一夜之间无故拔营逃走，人马互相践踏，马蹄和脚跟交错，道路上丢弃的金帛、谷粟堆积如山；敌人长驱万里，无所忌惮，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伏望陛下圣明，鉴察炎汉兴起、受天命而称帝，群臣辅佐成就帝业、百姓归附仁德之初；也鉴察真宗皇帝亲临澶渊、杀死敌方骁将挞览、军威大振之时，尚且不忍计较一时的小利，能够使刚强转为柔和，以求万世无穷的福祉。确实不必等到臣喋喋不休、冒犯并扰乱圣听，陛下关于取舍的决策，已经在圣心中默默决定了。御史中丞廖刚奏状说：臣听说，成就大功的人不向众人谋划，守护大信的人不怀有私心。国家近来遭遇艰危，防御叛乱不能支撑，淮北的土地疆域全都不再属于我们。近日上天悔改而停止降祸，敌人派来和使，把河南、陕西的土地全部归还，并约定停止战争。陛下想到百姓困苦到了极点，立即同意了他们的议议，谋划国家的计策已经成功了。怎么能容许边疆官吏因为小事而动摇已经成就的和议呢？臣私下考虑，二三位大将整治铠甲、操练军队，平素很有抵御敌人的志向，这确实值得称许。然而今日之事，正应当以守御作为作战，以弱势作为强势，以不取为取胜，这怎么可以不知道，或者不能做到呢？应当告诫军队，谨慎坚固边防，听从朝廷命令，却擅自在敌境招纳叛逃亡命之人，这是要因小事而损害大局，实在太不体恤国家了。过去景德初年，已经同契丹在澶渊订盟，代州把投降的奚、契丹九人送到京城，真宗下诏说，订盟之后投降的人，交给总管司遣返。于是又下诏给沿边州军，从今以后得到契丹的牛马，也都必须发文遣还。后来又下诏说，北界的盗贼亡命之徒逃到沿边州军的所在地，立即捕捉遣返。因为如果不能这样严格执行，就不足以彰明大信，也不足以坚定和议的约定。臣希望陛下赶快下达处分，约束各位将领，从今以后不得诱骗招致敌境的百姓。若有盗贼因受到追逼驱逐而进入我国境内，自应捕获遣还，不得容留藏匿。胆敢违犯的，一定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两境交相和好，使国家大计得以确定；这件事关系重大。枢密行府参谋郑刚中请求释放所捕获的西夏人王枢等人的奏状说：臣接到今年六月四日尚书省的关文，因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赵彬奏报各处申报的西部敌寇出没情况，奉圣旨命臣斟酌办理，务必要使双方相互通达情意，各自获得安宁，并详细具奏。臣查考得知，李世辅捉到的西夏招抚使王枢，现在由四川宣抚司收管看养；又据赵彬申报，前后捕获夏国一百九十四人，送到邠宁州、庆阳府等处拘押管制。臣考虑，关陕刚刚收复，正同夏国接壤；如果命将帅写信交涉，恐怕谋划未必周全，而且有损国家体面；如果置之不问，则双方彼此疑虑阻碍，谁也不能先行沟通，情势也无从相通。况且把这些人留下，对事情没有益处；把他们送还，他们就会感恩戴德，彼此转告，这在道理上或许有所补益。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圣明，将王枢以及赵彬所羁管的一百九十四人，准许臣召到行府慰劳后释放，送还夏国。这不仅能使外族产生感戴归向之心，实际上也可以显示朝廷宽宏广大之意。如果圣旨允许，请降下圣明诏令执行。王元渤论述遏制敌人的策略说：臣听说，中国对于边疆各族，不容易用武力取胜；如果能使边疆各族彼此攻伐，那么敌人的势力就可以遏制了。西汉的属国都护、东汉的南匈奴单于，以及唐朝对回鹘所用的军队，都采取了这种办法。金人用兵至今已经七年了，却没有听说四方夷族有谁归顺效力，敌人的兵势因此一天比一天炽盛，中国的国势也因此一天比一天衰落。抵御遏制的办法没有显示出高明之处，必须能够联合各夷族的情意，抵挡强暴者的势力，然后敌人的势力才可以消灭，中国才可以安定。有人说：‘中国役使外族，外族侍奉中国，各自都有固定的形势，怎么可以强行谋划呢？’如今中国的形势既已衰弱，外族的势力正强盛，怎么能够离间激发他们，使他们相互争战？臣说：不是这样。如今中国的财货、子女、奇异技艺、珍奇巧物，都被金人突然夺取而据为己有，本来就是各国所想得到的。如果使各国谋求夺取这些东西以获利，那么诱使各国来夺取的办法就能实行。何况如今四夷诸国，一个使者都没有往来；在我国的既没有向他们表示抚慰安定之情，他们在本国又怎么知道我国没有向化归附的意愿？臣认为应当经常派遣单独使者，多次携带书信，使他们知道中国的国势还可以振兴。如果各国中有能够帮助归顺的，那么金人的军队就可以被击破，何必一定要有华丽的车舆、旌旗，才足以增加远方国家的光彩呢？

译用华美的箱笼和丰厚的财物来施恩，才可以明确派遣使者的礼数。申包胥救楚，只是在秦国朝廷哭泣；烛之武出使秦国，也没有听说带着厚重财币。这就是所谓有些事不能不做，不能因为认为不必做而废弃功业。有些事情确实难以强行去做；但对于那些不能不做、冒险推进也有必要的事情，怎么能因为不去做而废弃功业呢？黄次山的奏札说：臣私下听说，明州申报有高丽人金稚圭、刘待举等随船到州。臣查考高丽自神宗直到前朝，朝廷允许他们来进贡，赐给书籍让他们入学，设宴奏乐、联句赋诗，甚至亲自派遣使臣，罢黜进言反对者；朝廷给予他们的恩赐非常优厚，对他们寄托的期望也很深。自从国家遭遇艰难以来，首先防备两面敌患，坐看成败，最终依靠谋臣献计、勇士尽力，才得以建立国家。由此看来，结交招纳远方夷族，起初并没有什么益处，只是自己招来纷纷扰扰罢了。现在正要排除阻力、决定和议，军队纪律逐渐整肃，如果沿袭旧例，允许他们到行朝来，他们必定会借游说之辞胁迫控制君主，使我方军威自行屈服，和议重新得到伸张，忠臣无法完成自己的谋划，烈士也无从施展勇力；在接受或拒绝之间，利害关系不小。过去刘琨想要结交石勒，石勒答谢他的赠赐却加以拒绝。臣私下认为他说得是：警报正紧，防备秋季入侵正急，应当厚厚地赏赐他们的财币，就在他们那里遣返，这样可以折服其锋芒、消除祸患，在谋略上是合宜的。如果有可采纳之处，伏望上奏施行。陈长方代人上殿的札子说：《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快取来桑根皮，缠绵牢固地修补门窗。’如今我们这些下民，难道还敢有人欺侮我吗？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国之道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臣伏见去年僭越反叛的臣子，对外勾结强敌，陛下圣明果断，元帅向北进军，天子的威严和神灵的助佑，像雷霆一样截然降临，震惊了异域。因此，他们的诡诈谋略不久便告穷尽。然而从敌军逃遁以来，已经又过了半年。臣等远在宫阙之外，不知道朝廷的谋划胜算，有些事情未能知晓。但臣私下观察，金人自靖康以来，所向往往必然得胜；去年出兵，仍沿用过去的谋略，却没有想到朝廷派遣将领四处出击，皇帝亲自六飞出驾，前面控制大江，后面隔断长淮，使敌军停兵疲困，不能前进一寸。这是金人犯我以来，还从未有过的、像去年这样稍稍挫败其锋芒的情况。一般说来，习惯胜利的人，以略受挫折为耻；贪图利益的人，不怕兴师动众。怎么知道敌人不会在秋高马肥之时，仍想奋力举起螳臂呢？臣愚昧地深恐议论者妄自揣度敌情，因此畏惧退缩，征发军队困难，势必难以再次举兵，只为取悦于阿谀奸佞之人的言辞，反而从上面误了国家的大计。希望陛下圣明，恳切告诫辅政大臣，对内严格整肃军纪，对外告诫各位将领，谨慎掌握长江控扼联络的方法，讲求漕运转输的谋划，留守机构的各项事务、侦察巡逻的要道，没有不全部办妥的，并预先确定这些安排，以观察敌人的进退。这样，孔子所说的‘能够治理好国家，谁敢欺侮他’，臣今天就可以亲眼看到了。金国使者张通古住在馆舍，吏部员外郎许忻上奏，极力论说和议不便，说：臣两次蒙召见，擢升安置在文馆；如今又蒙降下圣明诏旨，引导臣入对，让臣在多事之时见到陛下，是想听取臣千虑一得的意见，以扩大圣上的聪明，这是臣图报万分之一的机会，所以才敢竭尽愚见来效忠。臣听说金使到来，陛下因为祖宗陵寝废弃祭祀，徽宗皇帝和显肃皇后的梓宫在远方，母后年事已高，长久缺少早晚侍奉，渊圣皇帝与天族归来无期，想要屈尊自己来促成和好，派使者前去答聘。这件事关系重大，已经下诏让侍从、台谏各自详细陈述所知所见。我不知道侍从、台谏是否都认为可以，还是可与不可的意见杂然进奏而陛下尚未选择？或者金人已经恭敬顺从，不再以难以实行的礼仪来要挟我国？这些事情，都是臣无法听闻的，请允许臣分别说明利害，为陛下详细陈述。金人最初入侵时，本来就曾说要讲和；靖康初年，约定肃王到黄河以北便返回，后来却挟持他向北而去，始终没有音信；河朔千里被焚烧掠夺殆尽，老幼被拘系而死的有数以亿万计，又攻破威胜、隆德等州。渊圣皇帝曾经下诏，说金人背弃盟约，盟约必定不能守；这一年金人又再次深入，朝廷的制置失当，于是都城陷落。敌人的情势极其狡诈，害怕我国百万大军必定拼死争战，便阻止各道前来救王的军队；这时又说要讲和，于是要求渊圣皇帝到郊外，又要求徽宗皇帝随后前往，以追取宗族，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他们倾尽府库，掠夺得一无遗余，公卿大臣大多都被拘执，然后伪立张邦昌，才离去。这样看来，金人所谓讲和，果然可信吗？这些已经发生的祸患，是陛下亲眼看见的；如今却只因王伦荒谬悠谬的说法，招引金人前来，使他们要求我国实行绝对不能实行的礼仪，而陛下竟已经屈己听从，我因此不觉眼泪纵横。金人以颁诏晓谕江南为名而来，这就是把一纸诏书发下来命令本朝，哪里是所谓讲和？陛下如果亲自接受它，真要成为他们的臣妾了。陛下正身穿丧服、枕着土块守丧，难道忍心到他们的毡帐下行跪拜礼吗？臣私下料想，陛下一定不忍这样做。万一接受他们的诏令，他们将改换我国大臣的职位，分割安排我国将领，要求无穷无尽，没有终止；到了那时，陛下想顺从他们，就无法立国；不顺从他们，他们又会责备我国违抗命令，那陛下将如何自处呢？何况他们纵兵蹂躏，惊扰践踏我国陵寝，残害毁坏我国宗庙，劫持迁徙我国两位皇帝，占据守卫祖宗的土地，使祖宗的百姓陷于水深火热；而且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的銮舆还没有返回，终于使万国都痛心，这叫作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料想我国一定要报这个仇，从来没有片刻忘记。谋害我国，难道是一个王伦能够平息的吗？当初王伦作这次出使时，即使街巷中的普通人也知道他会被外族取笑、给国家惹来事端。如今无缘无故诱来狂暴的敌人，悖逆傲慢到这种程度，如果还倚信他的说法而不停止，实在值得痛哭。假如贾谊复生，他会说国家究竟有人才，还是没有人才呢？自古以来对外族，确有不得已而用皮币、珠玉、犬马奉事他们的情况，但什么时候有过接受外族诏书的事？只是顺从外族的欲望罢了。像今天的事情，假使我们忍辱含耻接受他们的诏谕，而他们给予我国的条件又不再如约实行，那么我们只是承受最大的侮辱，留下万世的讥笑。即使他们依约履行，那也等于把我国今天拥有的土地先拱手奉送给外族了。祖宗在天之灵，会认为这如何呢？徽宗皇帝、显肃皇后不共戴天的仇恨，竟因此不能再报，难道不痛心吗？

译陛下应当审慎思考，这决不是圣心能够安宁接受的事情。自从金使到达边境以来，朝廷内外都惶恐疑惑。倘若陛下最终认为王伦的说法没有虚妄之处，认为金人的诏书可以接受，臣恐怕不仅会落入外族的奸计，意料之外的忧患也将多得无法尽说。这是众人都明白的事情，陛下也曾考虑到这一点吗？国家曾经两次在淮甸击败外族，虽然还不能收复中原土地，但长江以南也足以支撑自守，军威略有振作，国势略有安定。因此金人借王伦往返交涉，派使者来试探朝廷。我国如果答应他们的请求，正好落入他们的计谋；如果不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带着我国丰厚的金银财币离去，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不是有利的呢？现在的计策，只有陛下突然改变想法，向朝廷内外说明，以收揽人心。应当说祖宗陵寝的祭祀已经废绝，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的梓宫在远方，母后、渊圣皇帝以及宗室亲族尚未归还，所以派使者前去迎请，希望能够实现南归。如今敌人前来要求朝廷接受绝对不能从的礼仪，实在是王伦卖国的罪过，应当诛杀责罚，以消除天下人的疑惑；然后激励各位将领，谨慎守卫边疆，不要落入敌人的计谋；任用忠诚正直的人，贬斥疏远奸邪之徒，以振兴纲纪；把修明政务作为实际成效，不追求虚名，早晚谋划，以图恢复国土，这样或许才可以。如今金使虽然已经住进馆舍，也应当另行商议如何处置为宜。臣听说，万人聚集的地方，必定会有公论。如今朝廷中百官以及朝廷内外同心，都认为金人的诏书不能接受；公论如此，陛下难道独独察觉不到吗？至于有人说尼雅满已经死了，敌国内部发生动乱，契丹林牙重新建立政权，所以如今金主又用平等的言辞同我国交涉，这些都是施行诈术、欺骗我军的计谋，臣不敢妄加判断。又有人说金使住在馆舍，如今稍微恭敬顺从；但臣听到的情况却是，他们先前何等悖逆傲慢，后来怎么会突然表现出恭顺呢？敌情诡诈多变、层出不穷，怎么可以只听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便忘记深加防备，等到祸乱已经到来时又来不及了？这确实是关系事情实情的急务，今日的举措关系国家存亡，臣内心受到感发，不能自已。希望陛下鉴察臣恳切不变的忠心，特加采纳，再同二三位大臣仔细商议其中的利害，不要留下日后的悔恨；社稷和天下都将万分幸运。金人派遣张通古、萧哲来商议和好。礼部侍郎兼侍讲尹焞上奏说：臣伏见本朝遭遇辽、金之祸，这是古来从未听闻的。中国没有人才，才导致他们猾乱作祸。前些日子城下交战时，他们的诡诈层出不穷。两位皇帝被掳往北方，皇族流离迁徙，宗庙社稷的危亡已经到了极点而又勉强延续。陛下即位以来已有十二年，虽然中原尚未收复，仇敌尚未消灭，但依靠祖宗深厚的德泽和陛下极力抚恤，亿万人的心没有离散。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去世的消息传来，金人突然前来，却没有查究他们不豫的真实情况，天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正屈意降志，迎接供奉他们的梓宫。请问如今又以忌日为由处理此事、进行这样的议和，那么人心将日益离去，祖宗积累的基业和陛下十二年勤勉抚治的功业，都将在这一件事上决定了。臣不知道陛下是否也曾深入谋划、反复考虑，还是朝廷大臣没有把这些告诉陛下？《礼记》说：‘父母之仇，不与仇人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兄弟之仇，随时都应拿起武器报仇。’如今陛下相信仇敌的诡诈，寄希望于他们肯讲和来缓解眼前的急难，难道不是失去了不共戴天、不反兵的道义吗？何况他们派使者前来，以颁诏晓谕为名，以割让土地为要求。如今竟要同不共戴天的仇敌讲和，臣实在替陛下痛惜。有人说，金国内部发生动乱，害怕我国袭击自己，所以故意说甜言蜜语来拖延王师。如果果真如此，更应当鼓舞士卒的士气，洗雪社稷的耻辱，还把讲和当作什么要务呢？金使到达边境后，诏令说要屈尊自己来求和，命令侍从、台谏分条上奏。吏部尚书张焘说：金使前来，是想商议和好，将归还我国的梓宫，归还渊圣皇帝，归还母后，归还宗室，归还我国土地人民；他们的意图很美好，言辞很甜美。朝廷认为这是真实的，然而群臣和国人还不敢认为确实如此。因为事情关系国家体面，臣请求推究天意，为陛下陈述。传记说：‘上天将要兴盛一个国家，谁能废止它？’臣考察人事来验证天意。陛下飞龙济川，是上天所命。敌人的骑兵多次侵犯行在，却不能造成祸患。甲寅年一战击败敌军，丙辰年再次交战击退刘豫，丁巳年郦琼虽然叛变，实际上却成为伪齐废灭的凭借，这些都是上天在帮助。大概是因为陛下亲身经历艰难，谨慎修养德行，施布恩德、建立政令，上合天意，因而得到上天保佑。臣因此知道，上天悔恨降祸是有期限的，国家中兴已经不远了。希望陛下更加自我修养、自我振强，以承受上天的心意，等待上天所赐的时机。时机一旦到来，吉祥之事无不顺利，那么哪一场战争不能取胜？哪一项功业不能建立？如今这次和议，姑且听听对方的说法，但绝不可把它当作可以凭信的保证。金使已经到达边境，形势难以坚决拒绝；如果他们确实愿意和好，如前面所说，那是上天诱使他们前来，他们必定不会再用难以实行的礼仪强迫我国。如果他们起初就没有和好的诚意，反复改变说法，以绝对不能实行的礼仪责难我国，用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要求我国，那么他们包藏的祸心还有什么不会有呢？就应当以大义同他们断绝关系。谨慎防备边境，激励将士，观察时机而行动。希望陛下从内心作出决定，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金人身上，而只应把希望寄托在上天。至于放弃国家的大耻，置祖宗社稷的深仇于不顾，亲自率领臣民向金人屈膝称臣，却希望和议一定成功，这不是臣敢于理解的。皇帝看完奏章，忧惧地变了脸色，说：‘你的话可以说是忠诚，但朕一定不会被他们欺骗。现在还要仔细议论，必须确认不是诈伪之后才可以接受；否则就应当再次派使者查验虚实，拘留他们的使者。’

译魏矼上奏说：臣一向不熟悉敌情，不知道使者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礼仪。陛下所说的屈己，究竟指什么事情？刘豫是金人所立，向金人北面称臣。陛下承继祖宗的基业，是天命所归，为什么要借助金国呢？传闻奉使归来的人说，金人完全答应我国的要求，必定没有难以实行的礼仪来加重我国的困扰。陛下为什么反而自己招来侮辱呢？如果有不能接受的事情，假如轻率答应了，日后反而会被他们控制，号令和官员的废置都将出自他们之手；只要有一件不顺从，便会引发战争。给予和夺取掌握在他们那里，失信的罪名却在我国，不是好的计策。即使他们归还我国空旷的土地，又怎么能够保证呢？即使想停止战争，又怎么能够真正停止呢？即使想让百姓休息，又怎么能够真正让百姓安宁呢？这都不是好的计策。陛下既然想为亲人稍稍屈己，更希望陛下审慎思考天下治乱的关键，斟酌群情，选择能够长久实行的办法去做。不能接受的事情，就依照国人的意愿拒绝他们，这样或许可以不留下后悔。所谓国人，不过是万民和三军罢了。士绅同万民是一体的，大将同三军是一体的。如今陛下向士绅询问民情，民意已经很明显了。希望陛下迅速召见大将，让他们各自带几名地位较高的统制官一同前来，详细询问，以堵塞日后意外忧患的根源。如果大将们认为不可行，那么他们的士气就会更加坚定，还担忧这个敌人做什么呢？户部侍郎李弥逊论和议不应在事先屈服的札子说：臣昨天入对时，当面奉承圣上的训谕，听说金人答应归还梓宫、母后、兄弟和宗族，臣感叹欣喜庆幸到了极点。几天以来，臣私下听说朝廷议定礼仪的方案还没有确定，而且使者所说的许多条件都不能接受。臣根据听到的情况反复思考，有些事情不能在事变之前先行屈服，愿为陛下陈述。臣仰想到陛下圣明至孝，不顾万乘之尊，寻求和平、平息争端，而金人只以划定土地作为讲和的辞说，起初根本没有提到母亲、兄长和宗族。这难道可以先行屈服吗？敌人狂悖贪暴，想盗取混一天下的名声，所以拿陛下最想得到的东西来引诱陛下，使陛下相信他们的空话，仓促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既然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又还会要求什么，怎么会把土地和宗族归还陛下呢？这又是不能先行屈服的理由。金人是敌国，卿士大夫和国人所依赖以建立国家的正是这些土地和人民。陛下若为了亲人而屈己，假如梓宫送到、母后归来，还可以有说辞来安慰国人；如今一件事情也没有得到，却白白失去四海人心，不可不考虑，这又是不能先行屈服的理由。臣所陈述的三件事情，对于今日和议的利害关系，实在清楚而紧迫。假如陛下过于笃爱亲人，完全排斥群臣的意见，内心抱着急于求成的想法，对外显示自己软弱的态势，认为必须先屈服然后和议才能成功，臣恐怕这会开启敌人窥伺的意图，另外产生无休止的要求，使事情更加难以接受，反而会损害和议。臣请求陛下厚待来使，将他们安置在宫阙之下，先派遣报谢使，送上表示谢意的礼物，并让他带信说明：廷臣和国人的普遍心情尚未完全信服，若强行接受难以遵从的要求，恐怕会产生嫌隙，损害两国的和好。请先把梓宫、母后、兄弟和宗族安置在近处，择定日期即可迎接；然后再议定礼遇他们的办法。这样既不失对敌人的应有情理，也能实现陛下的愿望。臣出身草野，屡次蒙受陛下亲自擢拔，所受天地般的恩德不同于常人，早晚思考报答陛下的办法，只有竭尽忠诚而已。如果臣反而缄默退避，明知情况却不发言，以致陛下落入敌人的计谋，失去国人的人心，留下后患，那么臣的罪过便死不足以偿。 לכן冒昧以狂妄浅陋之见上达圣听，伏望陛下稍宽臣万死之罪，察知臣拳拳的忠心而加以采纳。臣惶恐、激切、战栗不安到了极点。弥逊又在答复和议的札子中说：“据绍兴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枢密院札子，三省、枢密院一同接受圣旨诏令：大金派使者来到边境，朕因为梓宫尚未归还，母后还在远方，陵寝、宫阙长久未能修整洒扫，兄弟宗族还不能相聚，南北军民十多年不得休息，因此想委屈自己来求和。在朝廷任职的侍从、台谏之臣，应详细思考适宜的办法，分条奏上，各限一日送入。以上札子交付臣，依此办理。臣近日本月四日入殿应对时，曾经详细奏陈金人派使求和之事，认为应当缓慢筹划，谋求使事情一定成功。至于在事情办理前先行屈服，有极大的不可之处。伏望陛下听取采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今承蒙温和诏令，明确晓谕圣意，至于委屈自己而求和，臣仰体陛下孝顺、慈爱、哀痛而又不得已的心情，不觉涕泪交流。陛下希望归还梓宫、迎回母后、修治陵寝和宗庙的奉祀，恢复兄弟宗族团聚的欢乐，并使军民得到休息，这确实是臣子的深切愿望，也是天下人的最大期盼。然而敌人的情势险诈，奸谋诡计难以测度。应对得当，就不必屈服而可以实现陛下的愿望；应对不当，即使屈服而依从他们，想求得我们所希望的事情，也未必能够实现，而且日后的祸患不能不加以考虑。” 金人扰乱中原十多年，纵横驰骋，没有谁不受其毒害；他们残害我们的百姓，毁坏我们的城邑，贪婪凶暴，永无止境。如今却突然想把土地和宗族交还给我们，这实在很可疑。如果说他们众叛亲离、势力分散，这是用来麻痹我们的计谋，那么他们既然已经衰弱，还有什么需要屈服的呢？如果说他们以丰厚财物和甜言蜜语来诱骗我们，那么屈服而依从他们，就是落入了他们的计谋。有人说来使的话，认为酋首厌恶战争，想施行大恩，以消除从前的怨恨；但他们包藏祸心，绝不可能真有这样的道理。即使确实如此，也只应让他们归还我们的土地和宗族，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彼此不再侵伐罢了，何至于先提出难以接受的礼节，要求我们一定先服从，然后才商议施恩？陛下接受他们的空话，尚未得到丝毫实际利益，却想轻易毁弃祖宗所托付的事业，屈身交出命运，甘愿把自己降到小国的地位而尊奉他们，这就是倒拿着太阿宝剑把剑柄交给别人。把剑柄交给别人，是危害国家的道路，却称作和好，可以吗？即使敌人暂且满足我们的愿望，借给我们眼前的安宁，日后他们一旦提出无厌的要求和意外的欲望，顺从便会危害社稷，不顺从则又会重新引发战争。这样，今天徒然承受屈身的耻辱，而日后的祸患实在没有止境。

译陛下痛切思念梓宫不能归来、母后不能归还，不顾自身受辱，向强大的敌国求和。他们却先拿割地的说法来要挟陛下。假使真让他们得到土地，陛下能够和三军将士、百官共同守住这些土地吗？不过是分派军队、遣用将领去划定疆界罢了，这未必对我们有大利。既然已经能够使陛下屈服，那么梓宫、母后、兄弟、宗族便会相继成为他们要挟陛下的条件，还有什么要求达不到？他们必定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才肯罢休，难道能够不预先防备吗？国家的祸患，是旷古少有的。陛下冒犯艰险，取得神器而拥有天下，四海之内欣喜拥戴圣德，至今没有穷尽，这是因为祖宗流传下来的恩泽深入人心，天下人都知道忠于君上是不变的大节。如今陛下率领在朝群臣，以君主的身份向敌国称臣，日后还凭什么责令他们竭尽忠诚？何况三军将士和四海百姓都把朝廷当作希望所向，却强迫他们接受自己不愿接受的事情；只要有一个人不服从，就会产生无穷的忧患，这又是极大的不可之处。臣所说的应对不当，便不能必然得到我们的愿望，而日后的祸患又不能不考虑，正是这个意思。臣愚昧地反复推测，金人的失策在于疑忌尼雅满而废黜刘豫。尼雅满受到疑忌，他们国人的人心便离散；刘豫被废黜，中原百姓便不再归附。因此他们恐惧自疑，采取求和的计策；但敌人的本性诡诈多变，想用维持强大的声势来掩饰自己、迷惑我们，这种情形并不足以畏惧。愿陛下深谋远虑，缓慢筹划，不必屈己求和，也可以实现圣心最大的愿望。如果内心怀有急于求成的想法，外表又显出深深畏惧的样子，实际上会启发他们窥伺的意图，事情就很难成功。为今日计，不如派使者到边境，答应他们割地的约定；等他们归还我们的疆土、宗族，再用厚重的财物报答他们。他们如果一定要先使我们屈服，然后才商议具体办法，那就是要欺骗我们。既然已经看清楚了，就应当谢绝他们的使者，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送走他们，但不要断绝关系。陛下即使暂时不立即兴师讨伐，也应当告诫将帅，磨利兵器、喂饱战马，坚守边疆，等待时机再行动。然后修明德政，下达至诚恻怛的诏令，感动人心，激发士气，使人人都有报仇雪恨、抗击强敌的志向；这样国威会日益振作，军务会日益整治。他们听到风声便会震惊恐惧，连求归附都来不及。陛下端正安坐、面向南方而治，梓宫可以归还，母后可以迎回，宗族和土地也可以取得并保全，一举而成两件好事，不也是可以的吗？” 臣所说应对得当，就不必屈服而可以实现陛下愿望，指的就是这个。陛下圣明孝顺、庄严恭敬，痛切思念宗庙社稷；如果认为一定要先委屈自己然后和议才能成功，那么十年之间陛下所受的屈辱也已经够多了。敌人将怎样报答陛下？难道还可以再增加屈辱吗？楚怀王断绝与齐国的关系来与秦国讲和，但商于之地最终仍未得到。太公和吕后能够归来，是在项羽粮食耗尽、援助减少以后，难道果真是靠先行屈服求取的吗？这也是古代可以明鉴的事例。安危存亡的关键，确实在于此。伏望圣心详细斟酌。臣蒙受圣恩深厚，又因为爱戴君主而情势迫切，才敢竭尽愚见，冒犯天听。伏望陛下扩大天地般的气量，宽赦臣万死之罪，采纳其中一得，天下幸甚。臣惶恐、忠愤、激切不安到了极点，谨录此奏以闻。绍兴八年，宰臣秦桧决定并主持和议，金使以诏谕江南为名义，中外人心汹汹。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抗疏说：“臣谨按，王伦本是一个亲近奸邪的小人，是市井中的无赖；前些时候因为宰相没有见识，竟推举他出使敌国。他专门从事欺诈荒诞之事，欺骗蒙蔽圣听，突然得到显要官职，天下人都咬牙切齿地唾骂他。如今无缘无故地招来敌国使者，以诏谕江南为名，这是想使我们成为臣妾，也是想使我们像刘豫一样。刘豫向金人称臣，面向南方称王，自以为建立了使子孙世代为帝王、万世不可动摇的事业；一旦突然改变想法，便被揪住捆绑，父子都成了俘虏。前车之鉴并不遥远，王伦又想让陛下仿效他。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处的君位是祖宗的君位，怎么能把祖宗的天下变成金人的天下，把祖宗的君位变成金人藩臣的君位？陛下一旦屈膝，祖宗宗庙社稷的神灵便全都沉沦异域，祖宗数百年来的百姓全都成为臣妾，朝廷宰执全都成为陪臣，天下士大夫都应当压抑志气、低下心志，听从他们的指使。日后敌人无厌的要求，怎么知道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对我们无礼？何况即使是三尺高、没有见识的孩子，指着他的仇人让他下拜，也会愤怒不平。如今金人就是仇人，堂堂大国却相率向仇人下拜，连儿童都感到羞耻，难道陛下忍心这样做吗？王伦的议论却说：‘我只要屈膝一次，梓宫就能归还，太后就能恢复尊位，渊圣就能归来，中原就能得到。’唉！自从发生变故以来，主张和议的人，谁不是用这套话来诱惑陛下？” 然而最终没有一件得到验证，敌人的真实和虚伪已经可以看清了。陛下却还没有觉悟，竭尽百姓的膏血也不顾惜，忘记国家的大仇也不报，含垢忍辱，把天下都交给敌人做臣属，竟甘心如此。即使敌人确实可以和好，完全像王伦所说的那样，天下后世将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何况敌人反复欺诈，王伦又以奸邪之术助成其事，梓宫必定不能归还，太后必定不能复位，渊圣必定不能归来，中原必定不能收复。而这一膝一旦屈下，就再也不能伸直；国势衰落，也再不能振兴，实在值得痛哭流涕、长声叹息。从前陛下辗转经过海道，危险如同堆叠的鸡蛋，当时尚且不忍向北方称臣，何况如今国势稍有张大，诸将都竭尽锐气，士卒正思奋勇作战。就像近来北方军队横行，伪刘豫的军队入侵，曾在襄阳、淮上、涡口、淮阴击败他们；与过去渡海逃难的危险相比，形势已经强过万万。假如不得已而用兵，难道我们就会立即处在敌人之下吗？如今无缘无故反而向敌人称臣，想使万乘之尊屈服，向穹庐行拜礼，三军将士即使还没有交战，士气已经丧失。这就是鲁仲连义不尊秦为帝的原因；他并不是吝惜尊秦的虚名，而是痛惜天下大势已经到了绝不可为的地步。

译如今朝廷内的百官、朝廷外的军民，众口一词，都想吃王伦的肉；诽谤议论汹涌，陛下却听不到，我正担心一旦发生变故，祸患将深不可测。臣私下认为，不斩王伦，国家的存亡便难以预料。即使如此，王伦还不足以论说。秦桧身为心腹大臣也这样做；陛下有尧舜般的资质，秦桧不能使陛下成为唐虞那样的圣君，反而想引导陛下成为石晋。近来礼部侍郎曾开等引用古义来驳斥他，秦桧竟厉声斥责说：‘侍郎知道旧例，难道只有我不知道吗？’由此可见秦桧坚持错误、拒绝劝谏的情形。可是他又上奏请求命令台谏、侍从等大臣共同议论可否，这大概是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便让台谏、侍从共同分担毁谤。有识之士都认为朝廷无人，唉，实在可惜啊！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向左了。’管仲不过是霸主的辅佐，尚且能够改变蛮夷地区，使它成为衣冠礼服之国；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却反而驱使衣冠之俗变成左衽之地。那么秦桧不只是陛下的罪人，实在也是管仲的罪人。孙近传播秦桧主和的议论，便得以任参知政事。天下人盼望得到治理，如同饥渴盼食饮；孙近却在中书省陪坐吃闲饭，丝毫不敢对政事表示可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秦桧说：‘敌人可以和好。’孙近也说：‘可以和好。’秦桧说：‘天子应当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臣曾到政事堂，连续三次发问，孙近都不回答，只说：‘已经命令台谏、侍从议论了。’唉！参与谋划国家大政，却只是这样占着职位，假如敌人的骑兵长驱直入，还能抵御外侮、挫败敌军吗？臣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可以斩首。臣充任枢密院属官，按义理不能与秦桧等人共同戴着同一片天；臣微薄的心愿，是愿意砍下这三人的头，悬挂在藁街。今后拘留敌使，责备他们无礼，慢慢兴起问罪之师，那么三军将士即使没有交战，士气也会自然加倍。不然，臣不过是投身东海而死罢了，难道能留在小朝廷中苟且求生吗？” 宋高宗时，金好成任直秘阁，湖南提刑辛次膺极力陈述其中的欺诈，大略说：‘臣从前任谏官时，曾上疏极力论说，金人反复欺诈、没有常性，愿陛下为宗社和生灵深思远虑。近来看到邸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妄议和好，历数并斥责大臣，被除名流放远方。不久得到胡铨的奏疏草稿，才知道朝廷竟然想立即屈己称藩，臣不知道这是否可行。大臣怀藏奸心、贪恋职位，不顾国家大计，含糊附和求和，错误地认为这样便利。臣不知道天下人会认为便利吗？父亲的仇人不能共同戴天，兄弟的仇人即使遇到也不应回避讨伐。如今抛弃仇恨、放下怨恨，把过去的事情全部抹去，降低万乘之尊来求得敌人的欢心，天下人果真能够就此忘掉怨恨和痛苦，顺从陛下的意愿吗？’奏书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宋高宗时，直秘阁喻汝砺论述和好，上书说：‘古代君主有宏大的帝王气度，同时又有明智英睿的才识，足以权衡天下强弱利害的形势，西汉的文帝、东汉的光武帝就是这样的人。臣曾读《两汉书》，由此略知文帝、光武帝的用心：他们吝惜动用军队，厚重地爱惜天下的力量，这是替后世筹划得极其深远。汉朝给匈奴单于的书信只用一尺一寸的木牍，单于却用一尺二寸的木牍，连印章封缄的长宽也相同，措辞十分傲慢，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文帝却安然处之，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同，也未曾再加大自己的名号来压过他。光武帝用兵机敏迅速如神，但对北方部族又像上天覆盖万物一样极力容纳，把他们宽宏地置于寒冷、露天、不生五谷的地方；臧宫、马武上书请求诛讨，光武帝珍惜他们的意见却没有采用。由此看来，这两位圣人确实具有帝王的气度。到了我大宋，道德宽厚深沉而具有帝王气度的，是仁宗皇帝。庆历年间，富弼以知制诰、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的身份出使契丹，刘六符负责接待他。拜见契丹主后，富弼退下请求增加礼仪规格，富弼便委婉地向他说明道理，敌人的谋划于是受挫，宋朝增加岁币二十万。’ 富弼回来复命，仁宗宠爱嘉奖他，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王拱辰攻击富弼，说：‘富弼只不过损害中国来奉承外国罢了，有什么功劳？’仁宗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却因此更加厚待富弼，后来升任枢密院长官，不久又任命他为宰相。臣私下考察汉代旧事，供给南匈奴的费用每年达一亿九千多万，供给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永初年间，羌人怀有叛乱之心，侵扰西部边境十四年，耗费二百四十万亿；永和末年又经历七年，耗费八十多亿；段纪明平定东羌，共作战一百八十次，耗费四十四亿。由此说来，王拱辰认为增加币帛是损害中国，大概是不知道自汉以来屯戍、转运每年供给敌人的费用，哪里能够计算得清？吴克、伍子胥担心晋侯击败楚国，子燮吊唁赵孟而先让楚国得知；诸侯听说后，便哀悼公与戎族讲和，威服中原。如此看来，若不根据天下利害、强弱的形势，在隐秘之处预先加以控制，只求侥幸一胜而忘记失败，只依仗细小的安乐而忽略大的忧患，这本来就是治理天下最应禁忌的事。臣又曾考察唐朝中叶，当时藩镇喧嚣，习惯于倚仗恩宠和功劳，傲慢无忌；唐朝重臣带兵征讨，魏博、折镇、冀、临菑、青等地都暂时驯服而又重新骚扰，表面假装归顺而暗中怀有二心，困顿而不能支撑，唐朝日益衰微。论者于是说，其根源始于天宝、乾元初年，其流弊蔓延到大历、贞元以后。臣看来，唐太宗为后世筹划，实在做得过分。他左手一举便使颉利灭亡，右手一举便使高昌灭亡，中间一举又使吐谷浑、薛延陀的部众灭亡，唐朝的武威也因此能够震动天下。可是他又把全部士卒合并起来，亲自到辽水之上与敌争战。唐太宗过分热衷用兵，过度耗费天下的力量，这种毒害延续到代宗、德宗时期。唐朝天天与天下的士人争斗，唐朝的谋臣不知道怎样解除这种局面；藩镇的将士又专擅一方兵权，共同起来危害唐朝，唐朝的谋臣也不知道怎样禁止。唐朝天天与天下士人斗争，使藩镇疲弊；藩镇又与河北土人争斗，使唐朝疲弊；唐朝便一天天衰微。因此臣说，唐太宗替后世筹划，实在过分。所以说：上天生成五种可用的物材，若用尽其力量而使它们疲弊，就不能再振作，这是治理天下最应禁忌的事。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讲信用、缔结友好，以交结两国的欢情；停止战争、使士卒休息，以重视万民的性命；节省征伐的费用，推崇仁义的教化，安抚各方国家来承受上天的福佑。由此可见，陛下的神明谋略和洞察，确实知道兵力不能耗尽，所以想办法节省它；知道天下的力量不能耗费，所以想办法使它休息；知道后世那些制造事端、邀取功劳的大臣会开拓边疆来削弱中国，所以想办法加以警戒。

译然而臣微小愚陋的意见，还有一点想要陈述。宋国力量不强时，楚国请求交好，羊祜致力于施行德政，吴人都感到喜悦；一境之内交相和睦，国家因此受益。伏愿陛下告诫边境官吏，各自恪守疆界，不隐瞒奸邪，不专擅谋利，不邀求功劳，以便仰承并副合陛下睦邻友好、使我百姓得到宽舒的美意，永远成为万世无穷的福祉。宗正少卿史浩在请求安抚反侧之人的札子中说：臣听说金人不行正道，违背天意，背叛盟约。陛下极其仁慈，慰问百姓、讨伐罪人，兵戈所指之处，犀兕等凶猛之物都奔逃。近来祸变从宫墙内部发生，刀刃诛杀了敌方首领，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都知道我大宋正在兴盛。掠夺土地、屠杀城池，本来不是今天最急迫的事情，重要的是先安定那些心怀反侧的人，才能充分安抚流亡百姓。靳赛、张中孚这类人，徐文施、宜生这一辈人，如果不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他们，来彰显宽大无边的恩德，他们就一定会狐疑不安，另立奸凶之人为君主。不要说他们的肉已经摆上案几；问题在于敌人还在船中。冒昧希望圣恩立即颁布曲赦，提升他们的爵位和赏赐，向他们表示推心置腹，使他们明白朝廷没有别的意图，那么他们一定会诚恳归顺而不再背叛。中原的土地由此可以收复，天下的百姓由此可以安定。假如不迅速赦免这些人，一定会重新产生一个敌人；时机一到，间隙中连头发那么细小的机会也没有了。如今舍弃这个办法不做，将来必定会有后悔得咬自己肚脐也来不及的遗憾。臣见识不够通达敏锐，言辞又疏阔粗浅，仰望圣明听察，赦免臣的死罪。绍兴三年，臣僚说：武冈军的溪峒过去曾经召集民户组成义保，因为当地的风土习俗、服饰饮食和器械都与猺人相同，所以可以用来守卫和屏蔽边疆。虽然说登记在官府名册上，但也从未派往远方戍守。靖康年间调他们去勤王，此后湖南盗贼兴起，征收赋税的名目层出不穷，义保不再保持旧制，困苦不堪，于是只好放弃世代产业，寄居在蛮峒，听任他们承担徭役。州县仍根据旧名册催征赋税，差役来到家门，民户便携带全家远迁，官府也失去了赋税。蛮獠日益强盛，武冈所属三县也全都被猺人占有；远方戍守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但乡户、弩手的名目还保留着，每年仍征取其钱财，民户怨声载道。请求选择本路监司详细议论后上报。诏令同意。绍兴十四年十月，湖南安抚使刘昉奏报：武冈军猺人中有父子相互残杀的，应该出兵帮助其父，使他回到省地。皇帝把这件事询问辅臣秦桧，秦桧说：‘恐怕轻率出兵会惹出事端。’皇帝说：‘恩惠和威势不可偏废；可以怀柔的，就向他们显示恩惠，否则就用威势对待他们。不侵犯省地也就罢了，如果有所侵犯，怎么能不出兵，使他们知道畏惧呢？’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八。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九。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四方边远之地。宋孝宗隆兴元年，显谟阁直学士虞允文论述敌人已经衰弱，请求和议时不可放弃四州，上奏说：‘臣今日恭敬地接到三省、枢密院的札子，卢仲贤携带北方边界的书信回来，商议按照敌国礼仪讲和；南北双方归附的人，彼此都不遣返。除已经施行的事项外，臣私下想到，敌军强盛时凌辱夸张地压制中国，几乎有四十年。如今陛下刚继承皇位，敌人却已经衰弱，主动通书求和，正好可以立即端正名分。上天辅助并安排秩序，明白如日月；大功的成就，实在以此为基础。然而臣一片忠心认为，陛下应当审察今天的时机，以回应上天的美好赐予。敌人在蔡州张榜，说岁币和旧有疆界一切照旧；远近传抄记录，臣私下对此有所议论。因为敌人不在乎的是虚名，必定要取得的是实际利益。自海陵王死后，敌军一散，马匹多有死亡；完颜褒继位后，昏庸的契丹、渤海等族便趁着他们的裂隙，发泄仇恨；中原起义军又在山东、两河之间接连兴起，内部受阻、外部纷乱，敌国几乎无法建立。只是他们掌权的大臣仍想逞强，错误地发动大规模行动，以此向我们求和。不费一兵一卒，却能得到土地和财物，为什么敌人总能施展这种伎俩，而我们总是落入他们的计谋呢？’ 他们认为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四州，用兵夺取有胜有负，用兵守卫也有得有失；又知道中国一向急于端正名分，所以便放弃虚名而取得实利。他们用大话夸耀来欺骗我们，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过去兴兵的旧约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名分由我们自己来端正，何必等待他们同意或不同意，然后才避免得到名分不正的指责？士大夫因为惩戒靖康之祸，已经不敢谈论用兵，垂四十年了。敌人想打仗，上下便忧惧得好像朝夕之间就要出事；敌人想和好，便轻易答应割地，只怕稍有违背他们的意思。难道独独不想想，今天与靖康初年相比，敌军强弱的形势怎样？官军是否可用，又怎样？况且海州、泗州是山东、淮北的门户，得到它们，就可以系住那里的民心；唐州、邓州的利害关系尤其重要。用它们来守卫，上游的形势就稳固；用它们来进攻，就可以窥伺洛阳、进趋汴京，并从外部联系两河百姓。汉光武帝、诸葛亮谋求恢复汉朝基业，他们的规划都出于此。光武帝得到这些地方而中兴，诸葛亮没有得到这些地方，只能在遥远的蜀汉奔走，所以大功最终没有完成，这些都可以从史册考查。臣私下料想，朝廷的议论一定不会出于这些考虑；臣离开国都万里，偶然处在襄阳、汉水一线，假如有所见解，怎敢不再三尽诚陈述？愿陛下深切察看。如果说本朝的力量还没有达到……【原文此处有缺漏或串句】暂且答应他们的请求，等敌人退去归国，得以全力平定内部的灾难。几年以后，马匹更加繁殖，兵力和财物都更加充裕，不知道我们积蓄的力量能否与他们相当？一旦失去今天这个时机，臣恐怕后患会比今日更加严重。近来看到探报，敌人如今以紧迫的期限逼迫我们议和。恭敬地想，陛下正把祖宗陵庙和中原万姓放在心上，一定不会吝惜一张纸，命令大臣另行与他们商议。如果他们不答应，臣虽然已经请求任祠禄官，假如一天还没有离开，仍然应当亲自率领三军，严整军阵以待，决不与这个敌人共同生存。天地神明实在鉴临此事，惟愿陛下裁察。允文又论述不应当放弃四州土地来同敌人讲和，上奏说：‘臣近来接到朝廷下发的文书，要按照敌国礼仪讲和，臣于是冒昧写了一篇奏疏。敌人已经衰弱的迹象，臣请求不要放弃四州土地，正因此而日夜忧惧不安。伏承御札，以忠勤称许臣，晓谕臣说能够符合陛下的心意，恩礼更加厚重，显示了推心置腹的眷顾。臣想报答这番恩德，仅用言语陈说实在浅薄。臣恭读圣诏，其中说：四郡土地，敌人如果答应归还我们，就应当派使者与他们交好；如果不答应归还，就不再议和。圣明谋略宏大深远，圣断英明果决，本来不是臣所能赶得上的，也不是在朝将相、大臣和百官所能赶得上的。《左传》说：‘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臣仍愿意把自己的意见说完，只请陛下加以选择。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对待外族，有时作战，有时和好，必定依据强弱盛衰的形势来运用。应当作战时却和好，应当和好时却作战，这是关系安危存亡的关键，不能不察看。汉高祖、唐太宗都起于秦、隋大乱之后，他们所处的时代、所任用的将相、所聚集的兵车以及所拥有的胜势，大体都相似。等到天下刚刚平定，汉高祖与匈奴和亲，唐太宗却征讨突厥，二人的不同竟然如此悬殊，为什么呢？’ 因为冒顿正处于强盛时期，而颉利已经衰弱。汉高祖、唐太宗这两位君主，难道能够替天下决定时机吗？只是顺应时机而不失误罢了。臣不知道士大夫认为今天的敌人是强盛还是衰弱。敌人强盛时，力量如果不足，尚且用和议来诱骗我们，我们却屡屡落入他们的计谋。从宣和、靖康以来，这些事可以逐一考察清楚。他们想夺取契丹，开始用海上之盟诱骗我们；没有得到太原，又用城下之盟诱骗我们；达兰把金国的祸患归咎于我们，放弃河南土地来诱骗我们结盟；乌珠已经率兵抵达淮河，知道江南不能攻下，又用结盟诱骗我们。几十年间，一共四次与我们结盟，却都由他们自己背弃。难道还说和议可以依靠吗？他们力量不足时，即使交战也一定求和；力量有余时，即使讲和也一定作战。往事历历在目，可以作为鉴戒，但世人仍不觉悟，有识之士怎能不泪流满面？他们如今已经衰弱，不只是力量不足；一旦和议之后，他们的力量反而会有余。不知道今天订立的盟约，士大夫能否保证他们不再背叛？何况海陵王死后，旧盟已经灭亡。皇帝是我们自己尊奉为帝的，是上天所赋予、托付的；大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祖宗传下来的。有什么必要在意所谓不正的名分，又何必急着替它正名呢？

译称作侄国，难道没有把我们当作侄子的嫌疑吗？【原文“侄国之称”语义或有脱漏】不能因此把它当作真正的敌国，而四州土地以及和尚原、商于一带的险要，都不能轻易放弃。愿陛下深思熟虑。前一年冬天，海陵王在采石战败，死在扬州，敌军四散败亡逃走。我们乘此机会，才仅仅取得这四州。官军因作战而死了多少人？战马在阵中死了多少匹？运输财物、征发车辆，所耗费的不知有几千万；按功行赏，升迁补授的官职又不知有几千万。怎么能一旦就忍心放弃呢？放弃之后，敌人没有像从前那样可以利用的机会，难道还能够一定夺回吗？假如他们一定要夺取并且得到，国家因此消耗、损失的费用，士卒战马因此逃散、死亡、受伤的数量，又不知要比从前多多少倍。那些在朝廷享受优厚俸禄的士大夫，也曾经考虑长远，难道回头思考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吗？有人说太上皇帝得到与戎族和好的福祉，陛下应当遵循守持，却不知道太上皇处在汉高祖那样的时机，休养民力、积蓄兵力和财物，坚忍了二十年之久，以等待敌人衰弱；而又处在唐太宗那样的时机，把这样的局面交给陛下今天来完成。继承前代、成就功业，谁的功劳更大呢？浮泛的言论会迷惑人心，是古人特别忧虑的事。愿陛下在问安之余，从容听取臣的意见。二位圣人共同谋划，使天下安定，开创圣子神孙万世的大业根基，臣不胜荣幸。允文又论述敌国内部的真实情况和虚伪手段，认为不可放弃四州土地，上奏说：‘臣在二月初得到探报，敌方主帅拘留胡昉等人，臣曾在初五日奏报，认为敌人一定不敢扣押我们的使者。后来又报告说，大酋长把胡昉带往燕山，臣心中实在觉得可笑。如今据探报，二月十一日敌人从燕山把胡昉等人押送回来，传闻认为大酋长不想和好，一定会导致战争。臣私下有两点疑问：如果他们的君臣果真不想和好，为什么不扣留我们的使者，当天就发兵，约定日期会战？如今连两个小小的使者都不敢留下，反而把已经发出的使者送回，应当是文书往来中有相互接近的意图；即使其中有夸大的话，也是在凭借弱势行事，事情不出于战争，这是第一点。如今春天已经到了三月，如果和议不成，边境上的敌军一定会整顿催促、集合兵力，分道窥伺边境。十多天来，他们刚刚在边界设置摆铺，每铺三十名骑兵，用来侦察我方动静；又把淮河、汝河宽窄之处画成地图，再用札子丈量渡口的深浅；又驱赶附近居民向内迁徙，这些全都是反过来防备我们的计策。’ 他们不出兵作战，这是第二点。假使他们以怯懦之名为耻，便出动愤怒之师，侥幸求战；我们从容用兵应对，主客双方劳逸的形势分明，是非曲直的道理清楚，官军一定可以击败他们。何况当时已经逼近暑月，敌人没有深入和久留的便利。总之，四州土地一定不可放弃，应当按照陛下的神圣谋略办理，圣断无疑。臣近来派官员招集邓州民丁，得到一万三千七百零九户，共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一人；选出的壮丁有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人，中丁又有三千七百一十四人。与襄阳的户口、丁数相比，竟有三四倍。果真可以轻易放弃吗？先正司马光曾经论说：‘三晋是齐、楚的屏障，齐、楚是三晋的根基；地势相互资助，内外彼此依存。哪有撤去屏障来讨好盗贼，却说盗贼将会爱护我而不进攻的道理？这难道不是荒谬吗？’臣私下认为，今天海州、泗州、唐州、邓州的形势也是如此。伏望陛下运用独断的明察，下达不可改变的命令，以成就大功。假如群臣的言论稍有动摇，要求放弃土地来求和，臣接到命令的当天，就悬挂起衣冠辞职而去，决不敢先辜负陛下。臣冒昧再三陈奏，伏在地上震恐不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三千七百九户、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一口〕 允文又论述应召回信使，在殿上议论朝廷内外战守的准备，并安置聚集归正的流民，上言说：‘臣接到金字牌递送的御前封发诏令和三省、枢密院札子，得知通问使王之望等将赴行在奏事。三月二日奉圣旨下令荆襄、川陕，严格做好边防准备，同时不得在事情发生前擅自妄动。臣已经具备知禀状，上奏完毕。臣上月初五日曾经具札子，认为胡昉归来可以看出敌人的弱势，冒昧以两条策略上达天听，没想到臣的奏疏竟与陛下深远的谋略相合。伏想陛下勇敢智慧如成汤，是上天所赐；谋略方针如汉高祖，是上天所授。内外大小臣僚，实在是荣逢千载难遇的机会，献出谋略、贡献力量，谁敢不竭尽全力来赴此建功立名的时会，以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臣私下详细察看各处探报，敌军大多向内地迁徙，有的聚集在亳州，有的聚集在应天府，有的聚集在汴京、洛阳两京。如果他们的内部祸难还没有平定，就会从这里逐渐远离；如果只是留在近郡，那就是已经逼近暑月，打算停驻休息、征发民丁、收取马匹，等待秋冬入侵。那么，必胜的谋划和各种准备，凡是我方能够做的都不能拖延。春天已经将尽，敌人又逐渐退去，必定没有深入久战的忧患。’ 何况上天的讨伐很快就会决定，群臣的疑虑自然会平定，事情应当归于统一。屈指计算秋季防守的日子，不过几个月；士卒战马的增减、金钱粮食的盈亏、军械的充足与不足、山川形势的险要和平坦，以及出兵、退兵、守卫、作战的地点，主管官署都应当及早谋划预定。这正是应当珍惜每一分时间、不敢懈怠的时候。敌人近来下令把附近百姓全部驱赶，逃避者按军法论处；百姓互相惊扰喧哗，说要迁往黄河以北。老人孩子相互扶携，纷纷不断前来归正；藏匿在山林之间的又很多，怨恨叹息的声音充满道路。上天将要灭亡他们，竟使他们的魂魄惊惧到这种地步；这正所谓替深渊把鱼赶来、替丛林把鸟雀赶来，以此预兆陛下像商汤、周武王一样兴起。顺应天意、合乎人心的行动，应当像雷鸣风行一样迅速。臣与江汉的草木、日月一起等待这一时机；所有归正的百姓，臣也已经派官员携带钱粮赈济并安置聚集他们了。伏请圣明鉴察。允文又论述敌人内部衰败，命令两军学习拒马阵法。上奏说：‘臣恭读明诏，看到其中说到军政的弊病，感叹敌人虽然衰弱，而我军却不能取得志愿。臣曾与有见识的人日夜为此遗憾，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明确以此教诲臣，这是臣千载难逢的际遇，怎敢不努力？’

译臣私下看到，从前金人竭尽全国兵力和财力，大举渡江；一次失败之后，敌人急速走向灭亡，士气顿时丧尽。中原百姓因此看清敌人的力量确实不能胜过天意。各地起义军兴起，归附正统的人纷纷奔赴，甚至波及渤海、契丹等族，于是敌人的势力更加孤立。敌国内部开始多事，外有冲突、内有阻隔，每天都有岌岌可危的形势。何况连年旱灾蝗灾，如今山东、河北斗米价值一千钱，燕山的价格是它的两倍，咸平、黄龙的价格又是燕山的两倍。百姓甚至互相残食，所到之处盗贼纷纷兴起。有识之士说，上天要灭亡他们，大概就在此时。臣看到荆、鄂两军的诸将，大多担忧自己的军队不能在平原作战。臣近来与王彦商量，制造木制拒马，用陕西阵法训练两军。中原地势平坦，正有利于骑兵；议论者多想制造战车来抵挡骑兵，却不知道拒马的作用像车而且更加轻便迅速，军队不容易溃散逃走，这是战车比不上的。三国、南北朝时期曾用它取胜，正史中有记载。近年吴璘在西部边境使用，屡次取得大胜；王彦自己也说尤其精通这种方法。臣的一片孤忠，不只是想让荆、鄂两军替陛下守住汉水上游这一线而已。伏请陛下圣明察看。乾道六年，卢阳西部的防獠杨添朝侵犯边境，沅州知州孙叔杰调集数千兵讨伐，结果大败，死者十之七八。起初，猺人与省户发生争斗，杀死两人，孙叔杰便出兵攻破他们的十三座栅寨，夺回被侵占的土地，于是猺人相互结盟作乱。诸司请求调常德府城兵三百人，再增派官兵三千人，合兵攻击讨伐。宰臣虞允文上奏说：“蛮夷发生变乱，都是守臣贪图功劳造成的。如今猺人仇视守臣，如果改换孙叔杰，酌量派遣官军，向他们显示武力，慢慢同他们盟誓，自然可以平定。”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命叶行代替孙叔杰，向猺人申明朝廷恩意和信义，晓谕祸福，于是招降了他们，边境全部平定。前武冈军知军赵善谷说：“武冈与湖北、广西接壤，是最边远的地区，有溪峒七百八十多处，其中【缺字】峒隶属绥宁县，五溪峒隶属临江县。绍兴三十年，裁减冗员，把县改为临口砦。然而五峒的猺人习俗尤其强悍，一有极小的嫌隙，便拿起武器相互仇杀，砦官无法判定轻重。何况本军巡防的砦寨，只有真良、三门、兵溪、香平有土军可以准备守御，其余地方有官员而没有士兵。” 其中阙硖、武阳等砦，设置两名巡检，只是白白耗费廪禄。依臣所知，应当恢复临口砦为县，这样猺蛮就容易制服；裁去冗员，官府的廪禄也不会虚耗，实在是边郡的利益。” 隆兴二年，胡铨任兵部侍郎，上疏说：“自靖康以来到现在，共四十年，三次遭遇大变，都是由于和议。因此北方敌人不能同他们讲和，已经十分明显了。身居高位而见识鄙陋的人，众口一词，固执得不可改变。他们不是不知道和议的危害，却争相说应当讲和，这是因为有三种心态：一是苟且偷懒，二是只求暂时安逸，三是迎合附会。苟且偷懒的人不懂得立国之道，只求安逸的人不把鸩毒般的祸患当作戒惧，迎合附会的人则希望得到美官。小人的情状，全都表现在这里了。今天关于和议的讨论，如果成功，有十件值得悲吊的事；如果不成功，也有十件值得庆贺的事。请允许臣为陛下尽情说明。什么叫十件值得悲吊的事？真宗皇帝时，宰相李沆对王旦说：‘我死以后，您一定会做宰相，千万不要同敌人讲和。我听说，国外没有敌人、国内没有忧患，像这样，国家常常会灭亡。如果同敌人讲和，从此中国一定会多事。’王旦很不以为然，后来终于讲和，天下财力枯竭，王旦才后悔没有听从文靖的话，这是第一件可悲吊的事。中原那些歌咏、呻吟、思念归乡的人，日夜伸长脖子盼望，盼望陛下拯救他们脱离水火，远胜婴儿盼望慈父慈母。一旦同敌人讲和，中原人便绝望了，到时后悔也来不及，这是第二件可悲吊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海州、泗州，是今天的藩篱和咽喉。敌人得到海州、泗州，就等于破坏我们的藩篱，窥伺我们的内室；扼住我们的咽喉，控制我们的性命，那么两淮绝对无法保全。两淮不能保全，大江就绝对无法守住；大江不能守住，江浙就绝对不得安宁，这是第三件可悲吊的事。绍兴戊午年和议达成后，秦桧建议派路允迪等两三位大臣，分别前往南京等州交割归还的土地。后来敌人突然背弃盟约，劫持路允迪等人，于是朝廷下诏亲征。敌人又请求讲和，他们反复无常、变化欺诈到了这种地步。秦桧仍然没有醒悟，像原来一样奉承他们，事奉得更加谨慎，送的贿赂更加丰厚，最终发生海陵王入侵的变故，惊动京城。太上皇谋划想要入海避难，行朝居民逃散一空，前车之覆还不远，却忽然忘记戒备，臣恐怕后来的车又要翻覆，这是第四件可悲吊的事。绍兴年间的和议，最初决定不把归正人交给敌人。盟誓的血迹还未干，便完全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凡是归正人，一概遣送回去，如程师回、赵良嗣等人，聚集宗族数百人，朝廷还担心他们成为萧墙之内的祸患。如今如果一定要把所有归正人都交给敌人，内部就会发生反叛；如果不交，敌人又一定不肯罢休。但已经如此了：内部反叛，肘腋之变会加深；敌人一定不肯罢休，就必定另起衅端，突然发生像从前那样的谋害，便不知道用什么来抵御，这是第五件可悲吊的事。” 秦桧执掌国政二十年间，竭尽百姓的膏血来喂养强敌，到现在府库连十天半月的储备也没有，千村万落生计萧条，又加上蝗灾水灾；从此再同敌人讲和，那么损害国家、祸害百姓，恐怕会更加严重，这是第六件可悲吊的事。今天的祸患是军费已经很大，供养军队之外又增加岁币，即使按十年计算，费用也不下数千亿；岁币之外还有私觌费用，私觌之外又有贺正旦、贺生辰的使者，贺正旦和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批使者还没有离开，另一批又来了，百姓疲于奔命，国库因接待迎送而枯竭，这是损耗中国来肥沃敌人，陛下为什么还要顾忌而这样做？这是第七件可悲吊的事。臣听说敌人送来傲慢的书信，想要在文书中书写皇帝名讳，想要去掉国号上的大字，想要使用再拜之礼，议论的人认为这只是繁琐文饰和细小礼节，不必计较，臣认为这些议论的人应该斩首。四郊遍布敌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楚王问鼎，是义士深以为耻的事情；‘献纳’二字，富弼还以死相争。如今强敌横行，与四郊多垒相比，哪一个更耻辱？国号大字的有无，与鼎的轻重相比，哪一个更重要？‘献纳’二字，与再拜之礼相比，哪一个更重？臣子想让君父屈尊自己来顺从敌人，那就是认为四郊多垒不值得羞辱，楚王问鼎不必感到可耻，‘献纳’二字也不必争执，这是第八件可悲吊的事。”

译臣担心再拜不停，必然发展到称臣；称臣不停，必然发展到请求投降；请求投降不停，必然发展到割让土地；割让土地不停，必然发展到衔璧投降；衔璧投降不停，必然发展到抬着棺材；抬着棺材还不停，必然发展到像晋帝那样穿青衣为敌人斟酒，然后敌人才感到快意，这是第九件可悲吊的事。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想做一个普通百姓还能够做得到吗？这是第十件可悲吊的事。臣私下观察今天的形势，和议决不会成功。倘若陛下以刚健果断独自裁决，追回使者魏祀、康湑等人，断绝讲和的议论，以此鼓舞战士；下达哀痛的诏书，以此收揽人心，天下也许就可以有所作为了。这样便有十件值得庆贺的事：省下数千亿岁币，是第一件；专心整治武备，使粮食和兵力充足，是第二件；没有在国书中书写敌人所要求的名号之耻，是第三件；没有删去国号大字的屈辱，是第四件；没有行再拜之礼的屈辱，是第五件；没有称臣的愤恨，是第六件；没有请求投降的祸患，是第七件；没有割让土地的悲痛，是第八件；没有衔璧、抬棺投降的哭泣，是第九件；没有穿青衣为敌人斟酒的冤屈，是第十件。除去十件可悲吊的事而取得十件可庆贺的事，利害十分明显，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陛下却没有醒悟。《春秋》《左传》说没有勇气的人像妇人，今天满朝官员都是妇人。如果认为臣所说不对，请求赐臣流放、放逐或诛杀，以此作为臣下越位犯分的警戒。” 孝宗时，胡铨又上疏说：“臣曾经读《尚书·商书》中伊尹所作的《咸有一德》，说君臣都应具有纯一不杂的德行。开头说：‘上天眷顾并寻求具有纯一德行的人，使他成为神明的主宰。只有我伊尹和成汤，都具有纯一的德行，所以能够承受上天的心意。’其中说：‘不是上天偏爱我有商，而是上天保佑具有一德的人；不是商国向下求取民众，而是民众归附一德。德行如果不专一，举动没有一样吉利。’又说：‘始终坚持专一，这才会日日更新。’又说：‘和谐而专一。’又说：‘善行没有固定的主宰，必须协同归于专一。’结尾说：‘使万姓都说：伟大啊，君王的话；专一啊，君王的心。’解释的人说，正因为一德，所以称为伟大；能够一德，便能一心。臣恭敬地考察，这一篇中说‘一’字共有九处，大概是为了说明君主的德行和心志不能有二心、三心。为什么呢？心志有二三，方寸之心就乱了。臣曾私下用此打比方：漫天的大水不能维持一个早晨，而泰山上流下的水却可以穿透石头，这是因为专一与不专一的缘故。侧着行走的虫没有爪牙的锋利，却能上食枯土、下饮黄泉；螃蟹有六只脚和两只钳子，却如果没有蛇、鳝的洞穴就无处寄托，这是因为专一与不专一的缘故。专一就能专心，不专一就不能专心，这是必然的道理。” 专心就会成功，不专心就会失败，这也是必然的道理。大凡人做事，无不开始时锐意进取、善于开端，这是因为用心不分散，专一而集中。到了中途便稍稍懈怠，最后涣散模糊、振作不起来，是因为心志分散了。陛下刚登上皇位时，凭着刚健的资质，奋然想在天下大有作为。曾对臣说：‘朕决不与敌人讲和。’有一天，侍从大臣同班上殿，叶颙等首先提出讲和的请求。陛下当面斥责他们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君主受辱、臣子当死的道理吗？’说到激动处发声流泪，叶颙等惭愧畏缩而退。臣当时亲耳听到圣上声音，心中牢记，屏息不敢出气，知道陛下真是拨乱反正、振兴衰败的君主。那年冬天，臣奉命负责海道防御、抵御戎寇，刚出北关，讲和的使者已经在路上了。和议既已进行，敌人贪得无厌的欲望难以满足，每天都在设法寻衅，有时动摇侵扰我们的边疆，有时凌辱侵犯我们的城邑。和议虽挂在口头上，祸患其实藏在心里。陛下在灾祸尚未沉溺之前察觉征兆，慨然产生恢复疆土的志向。四海之内都伸长脖子盼望，说：‘我们的君主果然是拨乱反正、振兴衰败的君主。’然而臣私下仍有疑虑，为什么呢？因为讲和的使者尚未断绝，而恢复疆土的话却一天比一天显著。” 和议没有断绝，岁币的危害就永远不能消除；恢复疆土的话一天比一天显著，敌人的讲和议论就一定不会坚定。然而陛下却持有两头都说的主张，没有一定的论断。替陛下谋划的人，难道不是说：‘暂且同他们讲和，同时秘密谋划恢复疆土的办法吗？’臣私下认为大错特错。即使不耗费岁币，只是暂且同他们讲和，尚且不可，何况搜刮百姓的膏血作为岁币，而和议又不坚定，这样做是没有益处的。和议没有益处，就是把百姓的膏血全都丢进沟壑，难道忍心这样做吗？诘难臣的人说：怎么知道和议不会坚定？臣回答说：召公曾告诫成王要向上天祈求，成汤告诫万方时说请求天命。‘祈求’二字，是君主用来尊敬上天之命的。陛下为陵寝派遣使者，以祈求为名，这是把对方尊敬到与上天相等的地步。对方却说我们妄自侥求；既然把尊敬之举说成妄求，那么和议不会坚定，已经明明白白了。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敌强我弱，敌多我少，敌实我虚，敌大我小，敌盛我衰，我们怎么能不屈居其下？又怎么能计较百姓的膏血呢？臣仍认为不对。臣听说秦国因为杰出而颠覆，徐国由于长久绵延而强盛，这能用强弱来论断吗？” 纣王的臣民有亿万，周人的士卒只有三千，这能用人数多少来论断吗？隋朝有洛口仓，唐朝凭借它而兴盛，这能用虚实来论断吗？鲁国的鸡不约而斗，蜀地的鸡不能支撑，这能用大小来论断吗？瘦弱者反而长寿，强盛壮健者却突然死亡，这能用羸弱和强壮来论断吗？既然如此，关键只在于看我们自我治理的办法如何而已。如果能治理好自己，敌人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臣虽然愚笨，私下认为陛下有九种超越世人的德行，敌人有三种自取灭亡的道理，而第三点是我们能够自我治理、敌人不能。请允许臣逐一说明。臣听说陛下爱护敬重父母，尽心奉养双亲，这是超越世人的德行第一；友爱兄弟，是第二；使九族和睦，是第三；辨明百姓的政事，是第四；任用贤能而不怀二心，是第五；能够勤劳于国事，是第六；能够节俭治家，是第七；以行善为乐而不厌倦，是第八；惠及鳏寡，是第九。敌人残酷役使自己的百姓，这是自取灭亡的道理第一；依仗武力、安于残忍，是第二；憎恶正直、鄙视正人，是第三。以他们自取灭亡的道理，对照我们超越世人的德行，我们已经不战而胜了。臣说关键只在于看我们自我治理的办法如何，就是这个意思。既然如此，何必以把百姓的膏血丢进沟壑为快呢？臣希望陛下德行专一、心志专一，顺应天意、依从民心，使万姓都说：伟大啊，君王的话；专一啊，君王的心！” 还希望不要让阿衡伊尹独自在商朝享有这一美名。臣虽然不敏，请允许臣奉行这番话。只愿圣明的陛下稍加留意。”},{

译铨任中书舍人时，呈上《论复仇疏》说：“臣听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自绍兴初年起，掌权食禄的人不能作长远谋划，于是落入敌人的计策。和议持续三十年，废弃防御，松弛备战，兵器朽坏，斧钺钝锈，上下苟且偷安，不警惕安逸享乐如饮鸩酒的祸害。一天之内，金人施行席卷吞并的计划，使宗庙社稷几乎断绝祭祀，天下人寒心。陛下即位以来，牢记过去的教训，发誓不与敌人共戴一天。日夜激励百姓，喂饱战马，搜集战车，补充士卒；志向直达伊吾以北，气势超过瓯脱之外，不恢复雁门的耻辱就不罢休，不洗雪二殽的耻辱就不罢休。敌人知道陛下锐意图谋复兴，知道我国整修防守装备，也知道我国将士都想奋勇作战。近来他们动辄写信请求和好，不是用甜言蜜语诱骗我们，就是用诡计来麻痹我们罢了。陛下应当鉴戒前车覆辙，更加修治守备，更加扩张我军，更加巩固我国边防。并且应当告诫将士说：‘北方敌人是强暴的国家，是勇猛如貔虎的群体；他们防范我祖宗的大德，图谋发动战争，因此造成靖康之祸，残毁我朝宗庙，陵辱我朝社稷，劫持迁走我徽、钦二帝，侮辱我两宫。皇室美丽的女子被配给穹庐中的人，宫中的良家女子被玷污于沙漠，记录皇帝宗族的玉牒以及帝王后裔倒毙在龙荒之地，这些事难道还忍心说起吗？’” 还有极其令人愤恨的事：我徽宗皇帝的梓宫虽然已经归还，但大仇还没有报；我钦宗皇帝的讣告虽然已经听到，但梓宫还没有归还。想到这些，便不禁鼻酸。还有极其令人愤恨的大事：我国的山陵几乎都被发掘，我哲宗皇帝的陵寝已经被挖开，又使他的遗骨暴露在外。前些时候，太常少卿方庭实请求奉命祈求哀怜并回来奏报，那些实情实在令人不忍听闻。因此臣痛心疾首，含恨饮泣，想要像古人那样枕着兵器等待天明，以洗雪我们的耻辱；想要像古人那样卧薪尝胆，以发泄我们的愤恨。臣没有一天不向北眺望，慨然痛哭流泪。难道还忍心同他们订盟吗？如果这样，将士受到激励，即使不交战，士气也会加倍；否则，即使增加岁币，像前日那样归还旧疆、屈膝请求订盟，臣恐怕还会有像海陵王那样的人，在京畿附近秘密发动祸乱。” 铨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外来侵侮逼迫中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这并不是外来侵侮者有必胜的形势，而是中国抵御他们失去了方法。什么叫抵御失去方法？自靖康之变以来，徽、钦二圣蒙尘，两宫受到拘辱，并没有别的原因，是讲和造成的祸害。自维扬之变以来，太上皇漂海逃难，百姓遭到屠戮，宫禁中飘飞着罗绮被焚后的灰烬，九条大街上车轮碾过公卿的尸骨，并没有别的原因，是讲和造成的祸害。自海陵之变以来，淮甸成为废墟，原野上充满了人的尸肉，河流山谷流淌着人的鲜血，遗留的毒害直到今天仍在，并没有别的原因，是讲和造成的祸害。自靖康至今，大凡四十年，遭遇三次大变，全都由于和议，那么敌人不可同他们讲和，已经明明白白了。范成大《内殿论敌使生事札子》说：‘臣私下听说，前些天金国派使者前来奉献寿觞，他们的正使沿途对许多琐碎小节都想要……’” 稍微改变旧例，这些都不是关系国家体制轻重的大事，只是一时没有根据的说法。陛下依照法度接待他们，使他们一有不得志便离去。然而近年以来他们从来不敢这样做；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士大夫私下议论说，有两种说法：有人说，山东遭受旱灾，百姓多流离迁徙，他们恐怕被我们窥测，因此故意摆出骄横的样子来表示镇定，从而坚定盟约的信用；有人说，他们认为陛下承受上天赐予的神武，不会防备中原，而经营边疆、江淮会增强我国的势力，所以一定担心和好不能长久，敌国君臣或许正在筹划什么，使者恐怕预先知道，因此才敢这样肆意妄为。这两种说法的是非，固然不容易判定，但总的来说，都足以启发陛下自治待时的谋略。为什么呢？按照前一种说法，他们害怕兴兵用役，而担心我国另有谋划吗？那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可乘之机呢？按照后一种说法，他们怀疑我国正在经营谋划，而不依赖和好关系吗？那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先发制人的举动呢？所以说，这些都足以启发陛下自治待时的谋略。臣愚昧，希望陛下与帷幄中的大臣趁此闲暇，稍微放下不紧急的事务，更加讲求对待敌人的策略，早晚勤勉努力，比前日更加用心，以等待事情发生而加以应对。臣去年面对陛下时，曾陈述三种力量的说法：第一是时间之力，也就是一寸光阴都值得珍惜；” 第二是国家之力，也就是资财和物资的来源；第三是人的力量，也就是人的思虑和才智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三种力量都有一定限度，不可以浪费在不紧急的地方，即使全部用来对付敌人，仍恐怕不够。臣虽有微薄的愚忠，因使者到来又有所感触，所以再次为陛下略作陈述。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省察。” 乾道四年，敷文阁待制汪应辰在转对时论述自治的札子说：臣接到御史台的牒文，十一月一日视朝，轮到臣转对。臣愚昧而不才，不足以谈论天下的事情；然而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必须先后有序、本末分明，首先一定要有确定的谋划，然后才能着手办理，这就是所说的事先准备就能成功。过去班固论述外域的祸患，认为汉朝兴起以来，忠言嘉谋的臣子运筹谋划，在朝廷上彼此争论，总结起来不过两类而已：缙绅儒士主张守和亲之策，披甲的将士则主张征伐，都是只看到一时的利害，却没有彻底考察匈奴事情的始终。臣也认为，国家自从遭遇艰难以来，用来对待敌人的办法不过是和与战两种说法，然而都没有抓住根本。主张讲和的人，就把没有战事当作安宁，忌讳谈兵而不讲武备，停止习武而不修治军备；主张作战的人，则不观察时势，不估量力量，只是姑且侥幸求得一次胜利。这两种做法都不对。既然两者都不对，那么应当走哪条路才可以呢？也不过是返回根本罢了。所谓返回根本，就是自治。我们之所以实行自治，是要使一切安排周密、坚固可靠，没有什么不作准备；这样，无论和还是战，都只是根据情况应对罢了。诗人称赞文王说：‘因此既不消除对敌人的愤怒，也不使与诸侯交往的声誉坠落；柞树、棫树已经茂盛，道路已经形成，昆夷逃遁，只剩下喘息之机。’

译外域侵扰中国，正是文王应当愤怒而不能释怀的事情。因此说“不消除他的愤怒”；国家同外域相邻，聘问往来的礼节也不能停止，所以说“不使他的声誉坠落”。如果我们的政事井然有序，所栽种的树木茂盛繁荣，所修治的道路平坦而形成道路，那么以中国的治理来制服外域的混乱，他们就会逃走，并且一天比一天困顿穷乏。文王施政的先后、本末次序就是如此，这是万世都不可改变的原则。恭敬地想到，陛下具有勤劳、恭敬、节俭的德行，具有刚强、明察、果断的才能，又有将要大有作为的志向，却正处于艰难的时运；祖宗的陵寝远在异域，中原的士民沦于战争，难道可以消除对敌人的愤怒吗？只是国势尚未强盛，民力尚不充裕，陛下圣明而有远见，俯就和议，慰问荐拔、安抚抚循，并以财物同敌人交往，用来对待敌人的办法十分周备，这实在不是见识浅陋、听闻狭窄的人所能窥测估量其万分之一的。臣希望陛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只看眼前小利，而专门把自治作为根本。譬如农夫耕耘、培土，人的努力已经尽到，天时自然会到来，然后才可以收获成果。如果不为田地除草，或者拔起禾苗帮助它生长，都是不懂得时机。” 这就是臣所说的不要急于求成。孙权时，江边的各位将领常常陈述所谓有利的计策，主张乘隙袭击。丞相顾雍认为，兵法告诫人不要贪图小利；这些人所陈述的，是想为自己邀取功名，而不是为了国家，应当禁止。假如不能用来显示威势、损害敌人，就都不应听取。这就是臣所说的不要只看小利。富弼出使北方回来，向仁宗皇帝说，希望陛下常常想到敌人轻慢中国的耻辱，坐薪尝胆，不忘戒备。对内就修治政令，严明赏罚，辨别邪正，节省财用；对外就选拔将帅，训练士卒，安抚救济疲惫困苦的百姓，崇尚树立威武。臣所说的专门以自治为根本，其具体项目就在这里。臣仰望陛下以勤劳、恭敬、节俭的德行长久坚持，以刚强、明察、果断的才能审慎谋虑，以将要大有作为的志向含蓄蓄养。凡是自治的措施，如富弼所说的这些，全都切实实行，真正长期积累力量，效果自然会显现。天意和人事如果彼此符合，一定会有不必挥军便自行退去、不必祈求便自然获得的结果。臣仰望至切，实在不胜其情。孝宗时，广西提点刑狱林光朝在辞别陛下时上札子说：“臣听说，近日有从岭外来的人说，南丹的马路不能开通，白皮盐场不能废罢。由于这两件事涉及蕃人和汉人，就不是州县泛泛议论的事情，恐怕也不能不及早决定。陛下不认为臣驽钝低劣，派臣按治岭右刑狱，这正应当宣布陛下宽简、好生的意思。至于招诱买马以及盐场的废置，各自都有主管此事的人。然而事情涉及蕃汉，一旦开启嫌隙，就是二三位有关官司的责任，所以不得不作这种过于周详的考虑。盗寇、奸邪，大多出自边地之人。舜曾经因此命令皋陶，皋陶只是一名掌管刑狱的官，而舜却总是用这件事命令他，大概是因为冀州之外就是荒远偏僻之地，边地之人迫近中都，必定有人会做出盗寇奸邪之事，所以舜以此责成掌管刑狱的官。上古的外族都只是小小的部落，非常容易治理。自从秦人鞭笞六国、合并成为一家以后，匈奴在这时也仿效中州，吞并其他部落，因此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万。上古外族与秦汉以来的外族不同，假使唐虞三代遇到秦汉以来的外族，不知抵御戎敌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汉代的郡县越过交州数千里，唐代的安南都护府，就是汉代的日南。” 本朝认为交州是荒僻阻塞、不长庄稼的地方，把它置于疆域治理之外。如今南方外族正如唐虞时代的外族，只是小小的部落罢了。宜州边境南面有高峰寨，高峰寨距离南丹州只有一程。罗殿盛产马匹，每次到邕州互市，都被自▯蛮阻挡。几年前，罗殿想取道南丹直接到宜州卖马，南丹大概曾经主张过这个意见，而这个意见也很值得听取。后来议论的人又提出许多说法，说南丹以外就是永乐州，永乐州一向不肯居于南丹之下。过去南丹被永乐攻打，还怨恨宜州不派救兵。如果在南丹设置盐场，那么南丹对我国的期望，又不是从前可比的了。南丹这件事虽然还没有抓住要领，但不会妨碍我国的事情。只是白皮盐场突然废去，一带盐户往往失业，于是逃入交州。因为溪洞得不到白皮盐场的盐，只好转而食用交州的盐；溪洞数十部是替我们守卫遮蔽的，既然只知道有内地的盐，怎么可以让交州的盐反而流入溪洞呢？听说交州边界上从前有产盐的地方，所以很容易形成争夺。后来不听从交人到附近煮盐，因此白皮盐场自绍兴初年起，官卖账历一一可以查验，不应当让交州的盐再流过来。” 如果放任州盐这样流入溪洞而不追问，恐怕月月积累、年年延续，未必是一名典掌刑狱的官员所能治理的。臣愚昧地认为，南丹马路、白皮盐场都是边境方面的小事，不应当处理得过于仓促。希望陛下圣明裁断，下达给本路，命令逐步设法处置；这是有关官司应当办理的事情，不宜上烦陛下。因为这件事关系蕃汉，所以有这样的防范，臣才不避烦琐地反复陈说。” 光朝任直宝谟阁时轮对的札子说：臣听说，古代设置关隘，大概是为了抵御暴乱，只盘问言语不同的人，察看服饰不同的人，不让奇异邪僻的人在国内制造变乱，这才是设置关隘的本意。因此蛮夷扰乱华夏、盗寇奸邪，舜就以此命令皋陶。难道不是因为唐虞的都城靠近北方人，深深担心群敌扰乱边方，做出盗寇奸邪之事，所以不能不责成治狱之官吗？天下的祸患端绪，常常产生于人们忽视的地方；祸患尚未萌发时，用简书政令治理就绰绰有余，等到祸患已经严重，用甲兵攻取也嫌不足。唐虞盛世治理荒远地区就是这样，在祸患早期便治理它，从来不等到末流才进攻。东南有海道，用来阻隔防御诸蕃，如三佛齐、大食、占城、阇婆等国；常常允许他们往来互市，于是在岭南广州、福建泉州各设置市舶司，各蕃的货物都集中积聚在那里。荆淮湖外以及遥远的四川，商贾络绎不绝，不到泉州就是广州，百货在那里交换有无，这也是百姓的一大便利。臣前些日子在岭外，看见各蕃的货物，近年以来多是蕃人用厚重资本囤积居奇，再向商贾索取数倍利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说自己有专门出售货物的地方。”

译近来听说，蕃客十人、十五人、五人，常常在京城，自己出售蕃物，再用金银购买返程货物；如今又听说他们转而去了别处。中国的禁令这样宽疏，不是对待远方来人的办法。金银是珍贵之物，是我国所看重的；如果用金银涂饰、销铸来制作服用之物，获罪就不会轻。为什么要把我国所珍贵的东西丢弃到化外极远的地方呢？这种东西一旦流出，就不再流通回来，难道不值得深深惋惜吗？然而中国得到的蕃物，往往只能充作耳目玩赏之物；若用来救济水旱灾害、供给军旅，也全都是没有用的东西。至于金银的珍贵，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难道可以让它日渐蛀蚀、月月损耗，却不加以怜惜吗？臣所作的过度考虑，还不只这一件事。比如前年在吉阳军买马，今年又在泉州买马和购买器仗，这些祸患的端绪逐渐产生，怎么可以放任而不追问？从前海外有一种部落，风俗上称作毗舍耶，突然来到泉州的平湖；那里还在一座绝岛上，随后又来到北镇，距离州治不到二十里。他们看见兵刃完全不害怕，吃活人就像吃牲畜，每得到一块铁便争先恐后地拾取；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刀、斧、钩、凿都被搜刮一空。后来他们逃散到岭外，以人为食，驾船而行，在水中出没如同在平地行走，潮州、惠州一带无不戒严。这些人实在难以预测。” 起初还不知道他们依托在什么地方，却已经能够危害我国百姓，何况那些所谓熟蕃往来于京城的人呢？臣希望陛下慈悲，下令告诫岭外以及福建一路所有蕃客，只准在广州、泉州彼此贸易，不得擅自出离二州的界限。这样或许可以使其他地方珍贵的金银之物不至于流出境外，也可以避免从前意料之外的祸患，臣不胜庆幸。韩元吉进献历史故事说：《唐书·李大亮传》记载：‘当时突厥灭亡，皇帝于是想要安抚四方外族。各部投降的人，每人赏赐袍一领、帛五匹；首领授为将军、中郎将，位列五品的有一百多人。又把投降的胡人安置在黄河以南。皇帝下诏任命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去安抚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勒以及七姓部落中尚未归附的人。李大亮上言说：‘近来突厥举国入朝，陛下没有立即俘获他们，改变他们的风俗，反而加以赏赐丝帛，把他们全部授予官职，领到内地安置，这难道是长久安定的计策吗？’臣认为，凡是自称藩属请求归附的人，应当以羁縻之法接受他们，使其居住在塞外，畏惧威势、感怀恩德，永远成为藩臣。这就是施行表面的恩惠，收取实际的福益。河西长期困于战争，州县萧条，希望停止招抚慰问，减少劳役，使边地百姓能够回去务农。’” 这才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 臣听说唐太宗平定突厥时，投降的人还有十多万。皇帝采纳温彦博的建议，丈量朔方土地，设置顺、祐、化、长四州，设置定襄、云中二都督府统辖。然而提拔酋长豪强为将军、郎将的还有五百人，奉朝请的将近一百人，进入长安登记户籍的有几千户。当时供给廪禄的费用，也可以由此看出。所以李大亮安抚伊吾，却陈述把他们羁縻在塞外的办法，是因为对已经发生的事姑且不再追究，只想平安地招徕七姓部落，以减轻河西州县的负担罢了。况且汉代把投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塞下，让他们作为屏障，从来没有授予他们朝廷官职。太宗使突厥投降后，却把他们授予朝廷官职。取用他们的才干，本来足以显示圣王的宏大气度；但奉朝请的人太多、登记长安户籍的人太多，就是使中国烦劳耗费来供养外族俘虏，这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此李大亮提出了这番话，太宗终于醒悟，真可说是明智啊！臣仰望国家正处于中兴的时运，敌势渐渐衰弱，仰慕义理、归顺效忠的人背负孩子前来归附，既然已经把他们安置在州县，那么以后接踵而来的人，臣也希望陛下圣明，鉴察这一情况，预先为他们谋划。” 元吉代理吏部尚书时进献历史故事说：《唐书》记载，太宗在显德殿庭院引导各卫将士练习射箭，告谕他们说：‘外族侵扰盗窃，自古就有；祸患在于边境稍有安宁，人主便安逸游乐而忘记战争，所以敌寇到来时，就没有人能够抵御。如今朕不让你们挖池塘、筑园苑，只专心练习弓箭；平时闲暇无事时，朕就做你们的老师，突厥入侵时，朕就做你们的将领，这或许可以使中国百姓稍微获得安宁吧？’几年之间，他们全都成为精锐。” 臣看太宗，可以说是从未忘记突厥。当时群臣没有看出他的用意，认为兵器必须送到御前所在之处，后世儒生也议论太宗在殿庭检阅武事，说以人主的尊贵却行将帅之事。臣知道太宗的志向在于突厥，是因为他实在不得不这样做。唐朝初年外族的祸患，没有比突厥更严重的。隋朝就把公主嫁给突厥，高祖得到天下时，群盗竞相割据，害怕突厥成为他们的援助，所以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财币，同突厥约定联合和好；在礼节上有向突厥屈服的地方。后来突厥连年侵扰内地，越来越严重，甚至想迁都来躲避他们，高祖不胜愤恨。武德八年，命令有关官署削减对突厥奉行的敌国之礼，把给突厥的书信改称诏或敕。突厥都酋颉利于是亲自率领部众袭击武功，窥伺渭桥。当时太宗刚刚即位，便只带六名骑兵直接出行，同颉利隔水交谈，只勉强订成白马之盟，敌人才退兵。由此说来，高祖的愤怒几乎造成大悔，还是比不上太宗能够忍耐。然而太宗虽然能够忍耐，他的志向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敌人，因此敌人退兵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已经在殿庭教练战士、考校射箭技艺，并用丰厚赏赐诱励他们；这只是他备御敌人的一个方面罢了。他用来防备敌人的其他办法，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贞观时期治理天下，任用贤能、采纳谏言的方法，选拔将领、训练士兵的办法，都足以使国家自行达到安定强盛，然后他坚定地坐守不动，等待敌人的空隙。” 等到颉利的势力衰弱，羊马大多死亡，又在内部同突利互相攻打，各部都背叛了他。到了贞观四年，太宗才命令李靖率六总管的军队，刚好十万人，在阴山击破突厥，擒获颉利献上。看太宗告谕群臣时曾说：‘国家刚刚安定，太上皇因为百姓的缘故，对突厥奉承欺诈而使之臣服，朕常常痛心疾首，想着要在天下人面前一洗耻辱。’他劝高祖不必迁都时说：‘希望再给我几年时间，把颉利的脖子系起来，送到宫阙之下。’到这时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话。唉，有志向的人最终能够成事，必定要能忍耐才会有所成就，说的就是太宗。为什么呢？对待外国的礼节，有时可以屈从，但志向不能屈服。正因为礼节有时可以屈从，所以权宜应时之举不必斤斤计较。像太王侍奉獯鬻、文王侍奉昆夷，典籍中都有记载。正因为志向不能屈服，所以勾践报复吴国、太宗擒获颉利，都是这个道理。臣私下仰望国家如今同敌人讲和，难道与此不同吗？近来奉命出使的臣子辱没使命而回，陛下已经准备依法施行正典刑。敌人骄横轻慢我国使者，使礼节未能伸张，就好比无知的人亵渎轻慢长辈，固然不能不因此触动情绪，又何必同他计较是非曲直呢？”

译臣所希望的是，陛下沉着防备，以帝王的气度宽容这件事，坚定忍耐而不顾眼前得失，发扬太宗的志向来谋求成功。如今听说敌境长期遭受旱灾和蝗灾，民心已经离散背叛，各个幼小的首领都擅自掌握兵权，彼此窥伺。天道循环报应，哪里用担心没有颉利那样的变故？陛下的圣德英武远远超过太宗，假以时日，渭水之上的耻辱，未必不能开启我国建立定襄功业的机会。臣因此借贞观年间的事情来证明这一点。” 员兴宗上殿轮对札子之一，论察知敌情说：臣听说，圣人有外在的忧惧，所以掌握微妙的权变，也保有秘密的机谋。权变要靠忍耐才能成功，机谋要靠忍耐才能发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关系着安危。假使进退伸缩都掌握在我方手中，平日里把它隐藏起来，到了某一天再施展，那么大事就没有不能定的。外在的忧惧有什么作用呢？过去勾践的国家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却用玉帛奉事夫差，又把子女奉送给他。常人不能忍受的事情，勾践全都一一忍受了。这难道是他的真实情感吗？他奔走侍奉他人的那些日子，正是暗中谋划、发展生产、训练教导的日子。因此不是吴国占有越国，而是越国最终占有吴国，这是因为勾践掌握了这种微妙的权力。曹公对待袁绍时，土地不如袁绍，兵力也不如袁绍。袁绍没有被授予大将军之职，曹操便不接受任命，而是避让袁绍并同他交往。曹公难道是会躲避他人的人吗？他故意委曲心意奉承袁绍，是为了使袁绍产生懈怠之心，拖延黄河以北的军队。因此袁绍不能兼并曹操，而曹操最终兼并了袁绍，是因为曹公掌握了这种秘密机谋。那两个人兴起，机谋权变得以运用；机谋权变一经运用，曹操称王就容易了，越国称霸也容易了。臣本来就知道，必须忍耐之后才能行动。恭敬地想到，陛下禀有世所罕见的明察，承受上天赐予的勇武，平常就有扫清中原、包容掌握天下的志向。”}], 然而即位四年以来，朝廷一直遵循养晦自守的方针。敌情有大小之别，形势有坚强和脆弱之分。陛下权衡敌我以驾驭时势，已经俯身订立了和柔之盟。陛下的本意难道在于此吗？关键在于掌握机变权略。陛下忍耐至今，也已经到了极点。越王、曹公的事例，规模虽小，但若充实其内容而加以运用，必定在陛下的考虑之内。然而臣近来从道路传闻中听说，敌人似有无故生事的迹象，议和似有不能长久的意思，众说纷纭，无法执定。议论者还想用祖宗当年对待契丹的礼数来对待他们，这是不知己知彼。自绍兴以来直到今天，敌人总共议和过多少次？议和又改变过多少次？有时信书还在路上，尸骨已经暴露在野外。前些日子的局面尚且不能保全，今后的局面难道就能保全吗？难道可以只看表面而不察实情，相信伪饰而不识破奸谋，百事仍然张扬如常，还像平日一样，上下都想长此安逸下去而不思考终局吗？为今日之计，应当坚定谋划，预先安排。江淮各处驻扎了多少军队？哪些地方是要害，哪些地方有害？兵器铠甲增减的数目是多少？哪些士兵受过训练，哪些士兵懒惰？诸将中可以倚仗的共有多少人？军粮方面可以整治的究竟有哪些事项？只求精心应敌，只求长久防守。事情要做到极其细密详尽，一刻也不能松懈。臣还担心这样仍然不够。若将相们因循守旧，仍旧苟且玩忽，今天一得到军情报告，便四面仓皇；明天没有报告，便整饬仪容、安闲自得。这样谋划国家，就像抱着老虎睡觉，老虎还没有起身，便说自己安全了。没有不因此受伤的。唉，四方夷狄都循轨归顺，兵器不兴，谁不愿意这样？不幸如果有外敌来防御，即使是周宣王也不能避免。臣私下担心，近臣和大官反而把文书和期限会集当作本务，舍弃国防而不谋划；一旦突然有警，平时的因循又怎么来得及应付？《诗经》说：“那漫天的雨雪，先聚集成霰。”由此可知雨雪将至，是因为先看见了它的征兆。陛下应察看敌情的征兆并预先谋划，机变权略掌握在朝廷之中，应对变化的措施施行于外。陛下若能做到这一点，希望告诫大小臣僚，不要流于偷安懈怠而已。杜牧说：“国家大事，小臣不应当说。”臣与杜牧同犯这一罪过，只愿陛下宽赦。二是抚恤归附之人。臣听说，天下人归往于他，称之为王；四方夷狄仰观而归附，称之为中国。乐于使人来归附，并且极力接纳归附者，圣人的能事就在这里。臣私下观察，先前江淮归正的士卒，舍弃毡裘而穿戴礼义，这难道只是因为某个都督府有所劝谕而使他们来归吗？实在是因为我大宋有大义，中国有至仁，北方将士乐于归附陛下的德化。臣先前从上游经过沿江各郡，常常见到归正之士，其中有的人游谈、坐卧、起作之间，神情悲惨忧戚，多半不能自我排遣。臣退下后详细考察所听到的情况，才知道各地统军宿将不能推究并贯彻陛下的德意，接待他们也没有给予恩惠，所以他们才喧嚷不平地相继来到这里。臣私下思考，华夏与夷狄相隔万里，出生不同而情感并无不同。人的感情，离开亲戚、舍弃坟墓，甘愿忍受艰辛困苦，都是心情所不能安适的。假如诸将能够替朝廷与他们亲近相待，公开施布恩惠，像对待受宠的儿子，又像支撑住将要漏水的瓦罐，那么归附之士还未坐暖席位，就能得到安置和生活的保障。近来听说诸将竟有把他们当奴隶使役的，臣担心归附之人会因此产生异心。役使不合于义，他们殉行大义的心意就会减轻；抚恤不合于情，他们报效君上的心意就会淡薄；对待不施以恩惠，他们以性命相投的意愿就会衰退。一旦风尘之警突然发生，这就像把虎狼放出栏槛，却希望它们不撕咬人一样。这样做可以吗？臣认为诸将对此还没有认识。从前唐朝初年有突厥之事，中叶有中原之事，回鹘特勒等人以及何力、国昌等将领，他们都是蕃族，所率军队也都是蕃兵。唐朝用恩意宠遇他们，授予显要官职，共同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共同收复京师。唐朝对归附者一日也不轻视，像这样，却没有听说诸将役使、欺凌他们。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施加厚恩，发布明确的防范命令：凡归正士卒，分派驻守各地，应严令沿江督将和各路帅臣，务必加意存恤；在赏赐供给方面，务必优厚，使客军与主军之间委曲相济、彼此配合，这样感情自然会相通。然后表彰那些首领功状最为显著、忠诚效力最为笃实的人，陛下特意赐予慰劳问候，也就足以成为恩宠了。日后遇到缓急，出入死地，他们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谁知道其中不能没有国昌、何力一类的人，为我所用、为我守卫呢？”扬雄说：“驾驭得法，那么天下即使狡诈之人也都能被役使。这件事正是如此。只愿陛下明察。

译知婺州李椿上奏说：“臣私下看见，自绍兴十年以后，分批归正的中原人，有的在军中，有的散居民间，这些都是国家的赤子。先前因为国家南渡，于是与中原隔绝。如今既然前来归附，就像儿子投奔父亲，本来应当加以存恤抚慰，以维系中原人的人心。至于降人，他们是我们的仇敌，反复无常，难以凭信，天性残忍；因战败而来投降，大概并非本意，只是逃求活命罢了。他们强梗的性情，不可以用义理晓谕，也不可以用恩信结交；势弱便服从，势强便反叛，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若一定认为将来要收用他们，就应当把他们安置在有用的地方，有办法加以约束，并且把他们夹杂在大众中，使他们不得任意妄为，以势力压制他们，或许还可以使用。如今他们散处州郡之间，骄横欺凌百姓，无所不为，又多懒惰，不熟悉军务，给以高官厚禄却无用而有害，难道适宜放置在那里而不加议处吗？现在的办法，应当趁他们任期届满时，全部增补派往上江屯驻，分开编入队伍，不让他们掌管事务。对其中官位高的头领，命令他们充任不主管具体事务的兵将官，或许可以借此防止他们出入禁卫之地。恳切请求圣上慈悲，将他们远远安置。臣恭愿陛下鉴察唐太宗处置突厥之事，几乎陷于狼狈；” 晋武帝处置氐、羌，终于导致倾覆危亡；苻秦信任慕容垂，鲜卑便猖獗起来。当时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些结果是必然的。臣愚昧的忧虑实在深重，所以不避亵渎圣上的责罚，冒昧进言。臣不胜恐惧，等待治罪。” 椿任司农卿时，上奏说：“臣私下看见，朝廷处置降人，尚未完全适宜，内心深为忧虑。从北方来的，都称为归明、归正。然而我们中原人只是偶然因为国家南渡，与中原隔绝了几十年；身体虽处在北方敌人统治之下，内心难道会忘记祖宗二百多年仁厚的恩德吗？又难道乐意与异族杂处吗？如今既然回来归附，本来就有可以任用的道理。其中仍有不安分、喜好作乱的人，自以为南北有别，时常在沿边作梗；这些人还具有人心，可以用利害诱导，用恩信结交。至于降人，是我们的仇敌，反复无常，天性残忍，势弱便服从，势强便反叛，不能用恩信结交，也不能用道理晓谕。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晋武帝时，刘渊、石勒等杂居中国，没有采用郭钦、江统的建议，不到十二年，便使中华混乱。秦苻坚委任信赖慕容垂，没有采用王猛的建议，鲜卑于是猖獗。唐太宗接受突厥投降，没有采用魏征的建议，几乎陷于狼狈。宣和年间，契丹人郭药师归附朝廷，朝廷待他极为优厚，不满一年，他却成为金兵的前锋，首先来侵犯我朝。这是古今明确的验证。如今降人有的分布在州郡，有的掌管军中事务，有的往来宫阙之下，有的驻守禁庭，这正是臣深为忧虑的地方。臣年老齿衰，疾病接连不断，离死亡已经不远了，本来未必能看见他们造成祸害。近来看到耶律卦里的所作所为，触类旁通地思考此事，恐怕他们将在日后造成祸害。伏望朝廷在闲暇时斟酌古事、验证今情，考虑祸患而预先防备，不动声色地加以处置，使宗社安稳如泰山，天下幸甚。如果只等事情临头才忧虑，就来不及了。若臣的愚见可以采纳，乞求圣上赐予施行，秘密而切实地办理。”制置四川兼知成都赵汝愚论羌贼投降后请求修德任贤的奏状说：“臣昨日据黎州申报，羌贼奴儿结的弟弟三开因病自毙，赖苗率领其余党全部投降。承蒙圣恩，授臣为龙图阁直学士。臣自思守边无功，怎敢论功？曾经竭尽诚意，请求赐恩免除。如今奉到温和的诏书，却仍未得到允许。臣按道义应当坚决辞谢，岂能虚受此职？实在是因为臣近来刚刚辞免召命，陈请祠禄，不敢再三烦扰圣听。已经在本月十九日面向宫阙恭敬拜受新命。臣伏思，陛下对臣的知遇最深，臣承受陛下的恩惠最厚，敢借前事略尽愚忠。臣伏见，黎州自太祖皇帝以玉斧划河为界以来，二百多年间，三边安宁，连一点尘埃也没有惊动。这个愚蠢的小丑，竟敢成为作乱的祸端，杀掠官吏和百姓，扰乱我国西部边境，致使将士覆亡，侵犯我国王者的疆域，积累了十多年，罪恶已经满盈，狡诈的计谋更加深重，时而服从、时而反叛；按理应犁平其巢穴、扫荡其窟穴，实在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陛下神武而不嗜杀，只致力于羁縻，圣度宽容，多次施行恩赦。力量真正施行，远方没有不能到达的；真诚不断积累，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能显现的。最终皇帝的德行声名远播，上天明察而予以昭示，首恶自取死亡、授首伏诛，穷荒之地的余党全部平定，归心于圣化。这才知道，人众可以胜天；天意既定，也能胜过人力，这并非虚妄之言。

译《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遥远的地方不能到达。” 自满会招致损失，谦逊会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观察天道其实非常切近，相信圣人的话容易实行；推广已经做到的，补足尚未达到的，内以修德为根本，外以任用贤能为辅助。这样自然会使上天在上面喜悦，人民在下面同心，即使借此扫清中原、收复疆土，也应当没有什么困难。区区小小的羌人，哪里值得向陛下专门谈论呢！臣学术浅陋，见识不足，曾经考察羌贼事情的始末，私下有所感触，所以趁此谢恩，冒昧献上诚意。只愿陛下留心，臣就十分幸运了。汝愚论述金国使者惹事的奏状说：臣今天早晨在幕府中侍班，承接閤门传达的旨意，命令改到另外日期朝见。臣询问得知，这次来的使者很不恭顺，所奉国书恐怕触犯天威，罪当万死。陛下盛德宽宏，曲意表示包容，天地人神谁不庆幸？然而臣私下认为，礼是事情的体制，义是事情的适宜；行为合乎体制而适宜，即使强者也必然服从。万一在调处交涉之际稍有失宜，臣私下担心强敌会更加骄横，反而留下后患。因此臣认为，不如暂且令馆伴臣僚委婉地开导晓谕他们，以长期通行的旧例援引说明，以最高的道理使他们明白。我方正当、彼方理亏，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后命令他们在馆舍中封进国书，慢慢降下指挥，安排朝见。陛下威严尊贵，本来不宜再次屈己迁就；还担心到临期又发生变化，那对朝廷的体统来说，将来更难处置。如果他们固执愚昧倔强而不听从，就应当把馈送交给有关官司，礼数略高于平常；另行文书给对境，告知事情原委，但措辞应当委曲婉转，也不至于立即产生边境冲突。这样向使者说明，料想他们岂敢不从？但必须表示从容优待、在闲暇中等待他们；稍微拖延到傍晚，他们自然会忧疑。如果想姑且一味委曲顺从，另加厚重赏赐，不仅有伤国体，也恐怕会另行开启他们的战心。有人说，国家连年旱灾受损，不宜轻率举兵；敌情难以测度，可能因此引发争端。臣认为不是这样。假如他们确实有深远谋划，决不是用卑词就能使其停止；如果只是使者无理生事，正可以用谋略来征伐他们。臣怀抱愚诚，冒昧陈述管见，只愿圣明裁择，臣就十分幸运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