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六

译不久，依照敕令派臣与三司共同估量，削减并确定数额，随后详细具奏上报。最近臣又听说，圣上诏令下达三司，重新修建庆基殿以及奉先寺的屋宇。臣恭敬地看见，近年来政令乖谬错乱，纲纪败坏，上下失序，因循拖延，不能整顿修复，只专门致力于崇修祠庙，广泛兴建土木，各种徭役工程一齐兴起，没有一项暂时停息。如今民力困乏贫弱，国家用度窘迫，小人不懂国家大计，不考虑爱护君主，只想大量耗费国财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任意侵吞欺骗官府物资，图谋以此获得酬报奖赏，还假托祖宗名义，夸大事情规模。况且各处神御殿，在最初建造时务求极其崇奉，栋梁屋宇坚固，没有不精美严整的，即使数百年也一定不会损坏，近年以来却不停修缮更换。前些时候修开先殿，只因一根柱子损坏，便换了十三根柱子。前后多次派官员检查估算，朝廷却全不采信，只凭最后一次的说法，终于大幅增加工料。大概是因为夸大工料就能得到更多工料，图谋酬奖恩泽的心情迫切；崇奉祖宗，礼制贵在清净，如今却频繁迁移，轻慢亵渎神灵威严，归根到底只是小人图谋利益。臣看见自古以来凡是喜欢兴建土木的君主，从《春秋》《史记》以及历代史书以来，都被记作过失，用来警示万世。” 如今小人图谋一时的利益，亵渎祖宗的威灵，使君主陷入有过失的境地，谁忍心这样做呢？臣实在对此痛惜。臣因依照敕令在三司参与削减核定，略略看到了大概情况：开先殿最初因修柱而损坏，如今所用木材、植物和各种材料共一万七千五百多；睦亲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有八十四万七千；醴泉、福胜等处的工料更无法全部计算。此外，军营、仓库等应当修造的地方又有一百多处。即使厚重的大地不生长其他东西、只出产木材，也不能供给这样广泛的耗费。自古君王尊奉祖宗、侍奉神祇，各有典章礼制，不必广泛兴建土木才算能够做到。臣切实看到，多年来发生的火灾，从玉清、昭应、洞真、上清、鸿庆、寿宁、祥源、崇灵七宫，到开宝、兴国两寺的塔殿，全都焚烧荡尽，足以看出上天厌恶土木建筑的华丽奢侈，替陛下爱惜国家力量和百姓财物；上天前后反复降下谴责警戒，并不止一次。陛下与其广泛兴建土木来侍奉神灵，不如畏惧上天警戒而修身反省。已经兴建的工程既然无法挽回，那么尚未修建的就应迅速停止。况且睦亲神御殿按礼制不宜修建，这件事非常明确，此外并无礼典可供讲求，请不要再交付太常寺议论，立即停止罢办。” 庆基殿如果确实有损坏漏雨，只命三司派官员整修，不得把这当作劳绩。奉先寺请命令寺院自己修缮。如今垂拱殿是陛下经常临坐的宫殿，近来听说因为没有梁木，暂且停止修缮。各位皇亲自从住宅被火烧毁后，直到现在还寄居在别处，都是因为要把优良木材、美好木料留给这些工程。如今却顺从小人的请求，在不急迫的地方白白耗费，终于使本来应当修造的地方反而缺乏木材。希望陛下追想历次大火，常常发生在土木工程最兴盛的地方；凡是国家竭力兴修的建筑，大火一定把它们全部烧毁。况且上天厌恶土木而焚毁它们，陛下却又想兴建崇饰土木来奉事上天，因此福应没有到来，而灾谴屡次降下。恳请陛下向上思考上天的警戒，向下察看百姓的言论。百姓的话虽然有些狂直，但实际上是忠诚的；上天的警戒十分明显，也并不遥远。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圣德恭谨俭朴，不喜游猎，凡是兴修工程，都不是出于嗜好，只是难以违背小人一时的请求，因而自取青史万世的讥刺，臣实在替陛下惋惜。希望陛下圣慈广泛裁量选择。” 修知开封府、判太常礼院，上奏说：“臣所掌管的太常礼院收到御药院公文，称奉圣上诏令，送来一幅画成的景灵宫广孝殿后面修建郭皇后影殿的图样，请求详定。关于这幅图样，臣已经另行具状缴奏完毕。臣恭敬地看见，近年来京师的土木工程，糜费耗损国家用度，弊端尤其深重。推究它的根源，只因为派遣内臣监督修建，他们可以从偷窃官府物资中获利，工程结束以后又侥幸求取恩赏，因此常常制造事端，务求广泛兴建。严重的还假托祖宗神御，夸张渲染事情。近年以来，这类兴建几乎没有一年停止。臣恭敬地认为，景灵宫建于先朝，是为了尊奉圣祖。陛下又在其中建造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的神御殿，天下人都知道陛下奉祀先人、广行孝道的心意。既然如此，这座宫就是陛下奉祀亲人的地方；如今却想在已经废弃、尚未恢复的后宫之后另建殿宇，使它与先帝、太后的殿宇并列，对神灵有所亵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私下认为，这件事一定不是出于圣上的本意，都是小人偏爱兴建工程，企图侥幸求取利益罢了。自前代以来，帝王在宗庙之外另建庙宇来追奉祖宗，这种事是有的；却从未听说有专门追奉自己的妃后的。” 大概小人不懂事情的体制，只图一时的利益，不考虑损害圣德。恳请陛下特意下令停止，以保全典章礼制。”侍御史赵抃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财物匮乏，民力疲惫，土木工役每年都没有停止使用。臣恭敬地看见，京师寺院、宫观连年营造，起初说是向民间购买募取，最终还是由官府出钱办理。那些监督修建的官吏，只专门务求增加房屋间数，极尽奢侈，贪图功劳、冒求赏赐，把它作为自己的利益。如今醴泉观将要完工，却又增建一座献殿。慈孝殿的鸱吻损坏松动，又重新议论拆除重建。至于洪福寺屋宇、兴国寺经藏、开宝寺佛塔等处，纷纷营建，竞相夸耀崇尚。比如前些日子的开先殿，只更换两根柱子，就已经耗费官钱十万余贯。如今各寺观营建如此众多，侵夺耗损国库，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况且国家财用的耗费，如边疆事务繁多、河流尚未平治、官员冗多、军队众多，这些都要依靠县官供给，归根到底都出自百姓的力量，而且是不得已的支出。那些不急迫的事务、没有益处的徭役，如果又不能加以限制，就会损财害民，朝廷将有无法节制费用的叹息。臣愚昧地希望圣上颁下诏令：凡京城寺院、宫观中正在进行土木工程的，一律早日裁减停止。” 慈孝寺殿宇损坏松动的地方，只请求酌量修补，不要让那些贪图功劳、冒求赏赐的计谋得以实现。这样做，就会使国家的浮费日益扩大，而财用却不容易得到补充。

译嘉祐三年，知制诰范镇请求停止修建并州神御殿，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并州一向没有发生过火灾；自从修建神御殿以后，没过多久就屡次发生火灾。上天的意思似乎是在告诫：陛下祖宗的御容，不是郡国所适宜供奉安置的。近来又听说，下令并州再次加以崇建，这只是徒然从事土木工程，使民力更加困乏，并不是用来回应上天意旨的办法。自太宗皇帝攻下并州，至今已经七十七年，旧城的父老仍不愿进入新城。陛下应当宽减他们的赋税输纳，缓免他们的徭役，以解除他们的困苦，使河东百姓不忘太宗皇帝的恩德；那么陛下的孝思，哪里只是修建一座神御殿所能相比的呢？伏望陛下上察天意，下顾人心，特赐停止修建。臣不胜区区愚诚。” 四年，知制诰刘敞论说睦亲宅不应当修建神御殿，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古代合乎正礼的制度是：诸侯不能奉祀天子，公庙也不能设在私家宅第，这是为了彰明正统，尊崇天子一人。如今睦亲宅兴建神御殿，不合乎王制，也不符合经义。臣私下听说，圣上因为天气寒冷、役夫劳苦，暂时停止了劳役。臣认为，如果按照礼制本来应当修建，就不能因为役夫劳苦而停止。为什么呢？祖宗是至尊的，役夫是至贱的。怜恤至贱的众人而停止至尊的宗庙，这不是成就名教的办法。如果按照礼制本来不应当修建，那么不如干脆停止罢了，何必只是暂时停止呢？伏乞命礼官详细议论此事，使下不失其名分，上不违背礼制。” 仁宗时，殿中侍御史文彦博上奏说：“臣听说，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有所择取。臣有幸遇到圣明之神主，冒昧献上盲妄之见。伏惟天地具有博大的德行，特赦免臣应受斧钺严刑诛戮之罪，那么微臣就万分幸运了。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四日的诏书说：太平兴国寺僧人绍宗缘化修盖以外，原有的太祖神御殿，命三司差派系官和工匠重新修缮。诏书又说：‘希望重新修建得宏伟壮丽，能够按时以芬芳祭品荐献。’由此可见，陛下奉祀先祖、追思孝道的心意，远远超过历代帝王。又全部由国库供给，不烦劳民力，这正是陛下崇尚俭德、勤勉体恤民间疾苦的心意，天下实在幸甚。臣私下认为，营建宝殿，严肃奉祀圣容，仰赖神灵护佑，这就是另立别庙。臣听说，清庙的制度，原则在于去除华饰；茅屋、杂木椽子，本来贵在能够节俭；丹漆的柱子、雕刻的椽子，则是讥刺其崇尚奢侈。《汉书·艺文志》说：‘墨家这一流派，出自掌管清庙的官员，所以崇尚节俭。’由此看来，清庙崇尚节俭的道理是明白的。臣恐怕监工的官员没有详细领会诏旨，只一味追求宏伟华丽，不考察典章旧制，违背清庙崇尚节俭的原则，损害烈祖恭敬俭德的美名。臣伏望申明敕令有司，凡是营建修缮，都要遵循典章制度；工程开始不必急迫，必须顺应天时。” 臣考察《月令》说：‘孟春时节不要聚集大批民众，孟夏时节不要兴起土木工程。’又说：‘孟冬时节可以营造宫室。’这些都是不愿妨碍农事、违背天时。臣私下估计，如今所需的劳役，肯定不少于一千人；即使使用官府工匠，不妨碍民间事务，然而聚集大批人众、兴起大工程，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施工，恐怕会违背法令典章。伏望预先估算役夫工钱，逐渐储备财用，等到适宜的月份再兴工，并且不要拖到很久就考核完工。神灵降临，应当赐予丰厚的福祉。臣又听到传闻，群僧在道路上纷纷议论，说既然已经修建太祖神御殿庭，那么本寺的佛殿、钟楼也应当依次由官府修建。事情是否如此，臣虽然还未能确知，但臣忝居陛下掌管监察风纪、充当耳目之官的职位，只要有所听闻，按理就应当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进言，希望防止这些话上达圣听，这是想要杜绝其萌芽和逐渐发展的势头。臣恭敬地看到，景祐三年八月十三日所降圣旨说：‘太平兴国寺佛殿、钟楼以及戒坛院舍宇等，官府不再修盖，命开封府和僧录司告示僧俗各色人等，都可以缘化募钱，任便兴修。’明确的命令既已施行，远近都感到喜悦，人人都认为陛下省却了不急迫而无益的事务，表现出忧爱百姓、节省财用的心意。此后已经有僧人绍宗募化钱财兴修，逐渐修成高大华美的建筑。臣担心群僧结党煽动，希望官府兼修佛殿、钟楼，不再自行募化营造。伏乞重申景祐三年先前降下的圣旨，兴国寺的佛殿、钟楼任由僧俗募化兴修，希望借此断绝他们等待官府修建的念头，坚定他们自行募化的意愿。况且佛寺不是紧急事务，何必急于完工？国库财物有限，不能白白耗费。景祐年间，昊贼尚未萌生叛逆之心，朝廷还没有议论军事，尚且爱惜财用，不修建佛寺。如今却在西部边境驻扎重兵，一天的费用，哪里只是千金？如果十天半月之内，昊贼的首级还不能立即悬挂在藁街，臣恐怕边事的费用就免不了要使百姓更加困苦。臣愚见认为，应当节省营建寺院的浮费，以救济边防的紧急开支。边防储备充实以后，还担心强敌不能消灭吗？臣这番樵夫般的浅陋之言，愿陛下详细择取。” 当时朝廷有诏令停止修建寺观，但章惠太后把旧宅改作道观，谏官、御史就进言批评此事。皇帝说：“这是太后的嫁妆财物。”谏官、御史难道是想借此邀取名声吗？参知政事宋绶进言说：“他们哪里知道太后所做的事呢？只是看到兴动土木、违背近来的诏令，就论奏此事。况且事情即使只是有可疑相似之处，他们尚且指责为过失。倘若陛下有重大的过失，近臣虽然不进言，但一旦传遍四方，就会成为圣政的累赘，怎么可以忽视呢？”太祖曾经说：“唐太宗受到谏官的诋毁，却不以此为羞愧。哪里比得上举动始终没有过错，使谏官无从找到可以进言的地方呢？”

译英宗治平元年，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感慈塔已经有圣旨，拆毁重修五层。臣私下认为，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西川等路，自去年冬天以来少有降雪，今年春天又少有降雨，麦田已经没有收成。昨天得到五月十二日的降雨，才得以播种秋田。此后又经过一个月没有降雨，禾苗刚刚萌发，随即又焦枯了。农民哀号，大多没有食物，只得抛弃乡里，流离道路，雇妻卖子来接济粮食。县官的仓廪一向没有积蓄，供养军队还恐怕不足，当然没有多余财物可以赈济借贷。陛下在这个时候，所应当做的是忧劳自身、专心致志，减损服用、节省膳食，以救济百姓的灾患；却反而修建这座佛塔，耗费国库财物，臣私下认为这是没有分清事务缓急先后的失误。况且这座塔倾斜危败已经很久了，即使再过几年不修，对僧徒又有什么大的危害？如果百姓饥饿困穷，早晨还不能保证活到晚上，而国家又不能收养救济，那么老弱之人就会转死沟壑，壮年之人则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到了那时，即使有一千座塔，又将有什么用呢？府库中的财物，都是百姓的膏血，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怎么可以轻易耗费？如今有司既然阿谀逢迎、苟且从事，竟不替陛下爱惜财物；陛下又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一概听任他们办理，这样天下四海的苍生将要依靠、仰望什么呢？” 臣愚昧，希望陛下亲自发布仁德的诏谕，告知有司：由于今年遭受旱灾，暂且停止修建这座塔，以及其他不紧急的开支。凡是类似这样的事情，都应当由有司分条上奏，让陛下知道，一律停止办理，等到以后年成丰收、国库财藏有余，再慢慢议论这些事情。在圣政开始之际，这也足以彰显爱护百姓的心意，成为一件盛美之事。” 司马光又上奏论说修造之事：“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修造工程渐渐增多，仅大内之中就达到九百多间，以至于皇城各门、四面行廊以及南薰门之类的建筑，全都不是早晚迫切需要办理的，却没有不重修的；役使的人极多，耗费的财物也不少。这大概是因为陛下刚刚继承帝位之初，禁廷之中确有破漏而不能居住的地方，陛下略加命令整修，按理也是适当的。然而左右近臣便说陛下喜欢兴起土木工程，于是大范围筹划营造；即使尚未损坏的地方，也拆毁重修，务求壮丽，彼此夸耀争胜，对外借此希望求得知遇，对内则经营私利。一旦陛下又因此赏赐他们，那么营造的端绪突然就会无穷无尽，国库财物必然耗尽，民力也必然枯竭。臣私下想到，陛下新近君临天下，恩惠还没有取信于百姓，却因为喜好修治宫室而传闻四方，这不是用来光大增益圣德的办法。修造所耗费的劳力和财物数不胜数，臣姑且只说各州购买木材一事，这对百姓扰害极大。衙前都是拥有厚实产业的人，每逢押送竹木的纲运散失，就要赔偿填补，没有一家不因此破产。先帝亲自实行节俭，宫室苑囿没有增饰，所以各处场务的材木都有剩余，多次因赦恩免除购买木材，以宽缓民力。” 近来修造工程增加了一倍，各处场务的材木逐渐消耗减少，有司便在外州以各种名目摊派购买、设法筹集，仍然担心不够；可是工匠使用这些材料却像使用粪土一样轻贱。过去汉文帝珍惜十户人家的财产，停止修建露台而不兴工；如今各处场务前后积存的竹木，哪里只是十户人家的财产？陛下仁慈至极，如果察知这些材料的来源，难道能不加以爱惜吗？何况如今京城的仓库有很多地方已经疏漏破败，都是因为以上几处兴工，占用了工匠和材料，无暇修葺，致使粮食、布帛之类大量损坏。古人将要营造宫室时，以宗庙为先，马厩、仓库为次，居室放在最后；如今所修工程的缓急先后，恐怕没有安排得恰当吧？又皇子一出生就享有富贵，年龄还未到加冠之年，正应当让他们看到朴素的生活，谨慎培养他们的习惯；如今听说所修三位皇子的居处，规模奢侈宏大，又超过祖宗时期。皇子所居之处，汉明帝说过：‘我的儿子怎么能同先帝的儿子相比？’这恐怕不是把皇子引入合宜规范的办法。臣愚昧，伏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凡大内内外的房舍，眼下没有严重损坏的地方，以及并非紧要之处，如南薰门之类，一律停止兴修；皇子居所只依照旧屋加以隔截、修整，早日命令完工，不得过分营造宏伟壮丽；并且命令调减工匠和材料，用来修缮仓库的损坏之处。至于各处负责监修的官员……”}], 就以原来的职务为本职，不再给予减免磨勘年限以及转官、酬赏等优待，以堵塞过度奢侈的源头，使天下都知道陛下去除奢侈、奉行节俭，仁爱百姓、爱惜万物，岂不是美事吗？治平二年，同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上奏说：“臣认为，先帝临朝执政四十多年，从未崇尚宫室，奢侈服饰玩物，平日宴饮也防止铺张，节俭的美德显著，天下人都知道。臣私下看到修内司平常取索没有限度，三司只是按照紧急事务供应物料，也没有办法核算，因此形成弊端，消耗损害越来越深。以具体事情验证，后苑曾经修造一只龙船，费用没有限度，至今已经四年多了，还没有完工。先帝如果真是为了宴饮游玩的需要，难道会容许几年才造一只船而不能完成吗？事情为什么这样久！这不只是费用问题，实在恐怕会成为一时的奢侈之举，给后世留下讥讽，损害先朝完整的德行，实在可惜。臣希望朝廷派官员点检龙船修缮事务，核查这几年以来所费的钱物，看是否有欺骗舞弊。修内司一向由两名宦官主管，伏请裁减一人，改由武官代替；仍增添一名文官，委托三司保举。这样可以约束管理官物，不致白白产生费用，实在便利。”

译英宗时，知谏院傅尧俞上奏说：“臣看到近来土木工程同时兴起，其中也有并不十分紧急的。聚集、调动兵力，妨碍了许多事务。况且监督的官吏不致力于坚固长久，只取得高大险峻来夸耀于眼前，急于完工、偷取功劳以求厚赏，工程刚完成就毁坏，因而营建修造一天比一天增多，没有穷尽。古人使用木材，拿梓人、匠人作比，是因为他们能够适合木材大小曲直的尺度，不遗弃任何木材。如今却不是这样，即使是极大的木材，也都砍削成小块，用来充作细碎的用途；主管的人全不爱惜，根本不知道山中砍伐日久，巨大的木材本来就不容易取得。京城只知道兴工，却不察看外地供应财物的百姓，已经极为劳扰。况且多年毁坏的地方，恐怕不能一时全部修葺。臣认为，凡是不急迫的工程，应一律暂时停止；确实必须修建的地方，也请按次序营造，并严格加以约束。如果有人敢任意毁坏大木，或工程做得不坚固精良，都应严厉惩治。这样不但大致可以避免浪费，使民力稍得宽缓，也可以多争取一些岁月，使崇修营葺的事务有时能够减少。至于皇子居第的房舍，颇为追求宏伟华丽，臣私下认为，天子的儿子所短缺的并不在这些，而颍王等人心怀谦逊节俭，大多减省制度规格，大概是负责筹办役工的人想把工程做得奢侈，以求侥幸获利罢了。” 只希望陛下裁决此事，以彰明这种德行和美政，那么天下就大为庆幸了。臣又听说孝严殿落成，办事的官员商议按照惯例推行恩赏。神御殿并非古制，这本来是陛下所知道的，只是对陛下来说有不得已的原因。既然已经用不可计算的费用超过祖宗旧制，又要因此赏赐有关官吏，臣恐怕侥幸求进的人会竭力兴造土木，使国家财物更加糜费耗损。陛下如果一定不愿削减他们的功劳，请求比照先帝皇堂和太庙的赏赐典例，使赏典轻重之间不相逾越，这样就不算僭越了。臣又听说禁中的房舍需要修缮的竟达到九百多间，如今一下子修完，难道容易做到吗？与其不断随坏随补，工程量几乎要增加百倍，这足以作为陛下的警戒。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如果有衰颓破败，应当在开始时就治理，细小的时候不要等到极其严重后才谋划，那么可以省力而功效加倍。伏望陛下宽赦臣的愚昧，详细选择。” 神宗即位，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言说：“臣私下听说，禁中筹划修饰福宁殿，彩绘的规制极尽华丽。人主的供奉，通常以文饰为美；而一座宫殿的装饰，也并非要耗费很多。然而，崇尚朴素，是给天下做表率；降低宫室规格，是前代圣人的盛德。如今百姓疲敝，财用耗竭，居住、供养、服饰、器用都僭越制度、没有节制。陛下正应亲自率先奉行俭德，使风俗淳厚；给下面做出过分文饰的示范，下面必然会更加趋于奢靡。况且艺祖留下的训诫是宫中只用红、白二色作装饰；仁宗旧例是去掉栏杆、楯板上的朱红边饰。陛下继承帝位，正应当遵守这些。又听说慈寿、长乐二宫的殿宇华丽奢侈，金碧朱丹，把人工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这难道不是出于真诚的孝德、尊奉侍奉两宫，所以极力追求供养的外观吗？然而超过礼制、违背制度，就不能作为教训。如今外间议论纷纷，说左右进言的人向陛下进说，把二宫作为效法的标准；使议论者只是凭臆测说话，也不过是臣妄言。万一确有此事，那么对圣德也不是毫无益处。臣之所以事先进言，伏望陛下宽容臣的狂妄浅陋而采纳其中的诚意，特赐停止修饰，以解除天下人的疑虑。” 熙宁四年，枢密使文彦博上言说：“臣恭敬地看到，修建太一宫是为了替百姓祈福。臣听说太一是天神中最尊贵的，天道贵在质朴。凡是营建修缮，都应当简约朴质，不追求雕刻镂饰的技巧，不讲求金碧辉煌的华美，不要过度耗费，也不要过分劳民，不要急于限日完工，这样明神才会安适。内心充满精诚洁敬，足以充实天人相通的心意，感通神灵、获得福佑，其中的道理必然如此。臣又看到，多年以来禁中营造没有停止，搬运木石、聚集丁夫工匠，几乎没有一天空闲。既有专门提举修内司，又设置都大提举内中修造司。臣实在担心，各主管机构都以宏伟华丽来取悦皇上，一项工程尚未完毕，另一项工程又兴起；新旧工程互相比较，不做到极致就不停手，国家财力和百姓民力哪里容易供应得起？”臣又看到陛下督责水官以利农田，一定会想到夏禹降低宫室规格、尽力疏通沟洫；励精图治、勤勉体恤民间疾苦，一定会想到汉文帝停止建造露台、爱惜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臣伏愿陛下赶快敕令内外，凡是不急迫的营造一概暂时停止，这样国家用度不会困窘，民力也能稍稍宽缓。臣又看到继圣堂是祖宗举行燕射的地方，如今却用来制造弩桩，斧头、凿子放置在炉旁锻打，喧闹烦扰、亵渎场所，按理恐怕不适宜。” 《诗经》说：‘桑树和梓树，见到它们一定要恭敬。’何况是祖宗留下的旧迹呢？臣请求把制造弩桩的作坊迁到别处，或者交给有关官署管理，这样就能使重明、丽正之廷更加庄重清洁，使奉祀先祖、思念孝敬的道理更加光显。臣的职务在枢密机构，主管调发兵员和工匠；臣忝居论道之职，按道义应当进献意见。臣这点微薄的诚意，伏望陛下采纳察看。熙宁八年，文彦博又上奏说：‘河北地势平坦，其城池、楼橹的设置尤其比其他路严密。凡是派使者巡行边境，用来督责守臣和按察官吏的事情，总是把这件事放在首位。难道能有战事时才整修完备、无战事时就废弃松弛吗？近来命安抚使修缮所属各郡的城墙，周密察看其毁坏狭窄之处，将其拆除改建，使士民有容身之地，兵器有施展之处，实在是好事。如果考虑工程、筹集材料，限定期限，在一两年内没有不能修完的；这本来足以代替守国的险要，加强抵御戎敌的准备。’命令正要施行，却反而令各处依照制度制造加工成熟的材料，堆积覆盖在官舍之中，等待楼橹大坏时再更换，尚未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北京应当修缮的楼橹有九百多处，共八千多间。如果想在几个月内全部修缮，即使聚集天下所有良工，也不可能仓促完成。”

译必须按次序逐步修建；旧材料中还有可以使用的，也应兼取使用。但即便如此，仍需一两年，才可能完成。如今却把加工成熟的材料丢积在空闲之处，敌人来了才修筑，祸患到了才兴工，岂不是来不及应付事情吗？如今如果根据现有楼橹的情况，在数量中选出低矮不合制度以及倾斜腐朽破败的，计算数目先修其中一半，并且隔一座拆一座，贵在使城上不至于突然出现空缺。这样几年之间便可以周遍修完，才是便利的办法。熙宁七年正月，判军器监曾孝宽论述军器监事务，不必与殿前马步军司共同谋议，上奏说：‘臣看到，朝廷大概认为武人熟习使用器械，所以要和殿前马步军司商议。然而臣私下询问各司，发现他们每次只是依照朝廷诏令送下的已定事件，责令军校提交文状上奏，并不只是拘泥于旧说而不肯改变；但他们的智虑未必能了解制造器械的道理，所以凡是外人提出的意见，只要不是自己想出的，就一定不肯说。朝廷也从未考察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于是就随即搁置。荀卿认为，工匠精通器物，却不能因此让他担任工师。有的人虽有某种能力，也未必能胜任；这种技能只能使他治理相应的官职，只有精通大道的人才可以这样做。’ 如今陛下设置军器监来整治兵器，却不把事务交给披甲戴胄的武夫或精通斧凿的工匠，而让臣等主管此事，难道是因为臣曾经会这种技术才这样任用吗？恐怕是认为臣见识浅薄而能稍知道理，可以让臣治理这个官职。臣辞让而未获准许，于是接受了职务。如果自量确实不足以完成事务，又哪里敢担当呢？所以对于器械，臣一定要把内外所收藏的全部查看一遍；对于法度，一定要把古今各种说法全部考察；对于制作，一定要研究优秀工匠所编定的方法；对于使用，一定要询问边臣实际试用的情况。臣的愚见认为这样才可以，然后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有关部门议论。如听说以前所定的弓箭等器械仍沿用旧有习惯，也只是聚集军校、曹司共同坚持旧说，不知是否确实。如今军器的式样又由本监携送到各司裁定，这就是让臣等负责筹办，而是否合适却由这些人决定。不只是与他们商议而已，臣作为从官参与主管军器监事务，对陛下来说是负责论思谋划的大臣。朝廷一旦有四方事务，如果有幸在陛下面前听候差遣，就应当让这些人奔走听命。如今却把臣等尽心尽智所做的事情，让他们在当天之间议论可否；臣固然不敢顾惜自己，深恐武夫健卒之辈因此窥见朝廷的心腹，认为朝廷的决策竟由他们决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按道理说，臣私下恐怕这是颠倒了。因为这些人多出身行伍，他们内里的深浅，下属都很熟知；臣等虽然不肖，但由于上承陛下所授的名器和宠任，尚且应当使他们有所畏惧。如今又让他们有机会窥见臣等的底细，不仅使朝廷的体统显得轻薄，也不是用来尊崇朝廷威势的办法。陛下经营四方，又不能舍弃文臣而使用这些人，那么他们名分的确定，难道可以没有预先的安排吗？即使执掌政事的大臣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陛下难道不应当珍惜国家体统吗？臣等因为这是朝廷已经实行的命令，不敢请求更改，只请依从本监的奏议，由军器监与一司共同议论。”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员外郎张舜民请求停止中慜修造寺院，上奏说：“臣充任宰属，日复一日没有补益；如果有所见闻，不敢不说。祖宗时代离我们已经很远，臣姑且以嘉祐、治平以及熙宁初年的情况来衡量。从嘉祐、治平到熙宁初年，京城中有多少寺观？僧籍上有多少僧人？如今相距还不到三十年，期间新建、修饰的寺观，以及从外地来的、原本居住当地的僧徒，不计算也有原来的数倍。不仅数量多，更显得奢侈。他有一百间还不够住，我们就建一千根楹柱；他认为丹红彩绘还不够好看，我们就用金碧装饰。前人以不如后人为耻，后人又追求胜过前人。对朝廷就说：‘我们全都用官钱营造，从未取用百姓的钱。’对僧徒就说：‘我们只是募化修建，不敢仰赖官府。’究竟说来，这些财力从哪里出呢？都是百姓的膏血。汉文帝认为露台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所以停止建造。孙樵说，十个农夫耕种、十个养蚕妇女纺织，终年也不能养活一个僧徒。如今兴建一座寺观，又何止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供养一个僧徒，又何止十个农妇一年的耕织所得？” 朝廷还为此响应，却不知道修寺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又怎么知道今天请求的寺院建成后，就不会再想修寺、建塔呢？对国家来说把它看作蛀虫，对自己却把它看作功劳。在他兴建塔、聚集徒众的地方，居住了十几年后反而说：‘你们把我当作寄居的客人，让我栖身停留在屋檐下。’这尤其显出欺罔皇上、荒诞欺骗的严重。他们居住在那里的房舍、所饮所食，以及享用的一切物品和听凭使唤的待遇，王公大人有谁能比得上？不但比不上，有谁能和他们相似？这是想把享受和侵夺推到极致，永无休止。朝廷既然准许使用空闲的官地，而且京城之中哪里有空闲官地，可以专门等着修寺呢？不是百姓住宅，就是官府；不是官府，就是军营。百姓住宅和官府既然都不能迁移，他们不满足而再次请求，那么能够依从的就只有空闲军营了。这项工程一兴起，上至宫邸和官宦之家，下至街巷中的商贩小民，又将被征求财物、割取剩余，三五年间不得停止。近年以来，丰歉不常，从冬天到夏天，淫雨成灾；京城东南方千里之地，水势浩渺不止，夏秋收成无望，田地房舍又被水冲没。如今已经八月，麦子还没有播种；关中又以旱灾申诉，至于来年情形还不可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译朝廷为此响应，不知修造寺院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又怎么知道如今请求修建的寺院落成之后，就不会再想修造寺院、营建佛塔呢？对国家来说，这是蛀虫；对自己来说，却把它当成功劳。在那些修塔聚集徒众的地方居住，十几年之间反倒说我是寄居的客人，栖身停留在屋檐廊下，备受惊惶困苦；这尤其显出了欺罔皇上、荒诞欺骗的严重。至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所饮用的水、所吃的食物，以及一切享用和对人的指使呼喝，王公大人中有谁能比得上他们吗？不只是比不上，有谁能和他们相似吗？这是想把贪求和侵夺做到极点，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朝廷既然答应把空闲的官地给他们，那么京城之中哪里有空闲的官地，可以等着他们修建寺院呢？不是民居，就是官府；不是官府，就是军营。民居和官府既然都不能迁移，他们如果不满意而再次请求，那么唯一可以听从他们使用的，就只有空闲的军营了。这项工程一旦兴起，上至宫邸和衣冠之家的贵族，下至里巷中的商贩小民，又将遭到征求搜刮，三五年之内不得停止。近年来丰收歉收没有定数，从冬天到夏天，淫雨成灾，京城东南方千里之地“渺防”不止；夏秋两季的庄稼歉收，田地房屋又被水冲毁。如今已经八月，麦子还没有播种，关中又以旱灾上诉，至于来年，情形还不可知。都市中的饮食已经简陋菲薄，百姓失去职业，街巷之间渐渐出现面有菜色的人，流离迁徙的百姓每天都有经过。二圣焦虑劳苦、怜悯伤痛，分别派遣使臣赈济抚恤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否能够真正救济成功，怎么可以因为他们遭受饥荒，又加上这群人像蟊虫一样侵害良民呢？这会使百姓如同水越来越深、火越来越热。能够救济他们的，只有圣上的慈爱。伏请特赐指挥，将八月四日的指挥不再施行，命中慜停止居住在相国寺东塔；如果他不愿安居，就勒令他回到受业的院舍。仍请重申敕令，从此停止修寺造塔的工程。这样不但可以使百姓财力稍稍富足，也可以仰承天意、消除天灾。” 四年，左司谏刘安世上奏说：“臣看到近来颁下指挥，在京东、河北抽调崇胜、奉化两军的兵士各五百人，并招募补充广固四指挥，各自达到八百人的额数，限定五年修筑京城；又准许支用朝廷应当封存的千缗封桩钱，雇用夫役二千人，限令用四年开掘城壕。臣虽然极其愚昧，考虑不够深远，但详细观察事理，实在有很多不安之处，冒昧进献盲人般的意见，以烦扰圣听，只愿陛下留心省察。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开始听政时，广泛发布恩德之言，修城的兵夫全都遣散，道路上歌颂欢呼，仰赖圣上恩泽。四年来未曾有击鼓报警，如今百姓正要得到休息，四夷顺从法度，外面没有军事事务，却突然兴起大工程，众人都认为没有名目。又在京东、河北再次征发厢兵，人心惊疑，不能不加以考虑。况且修城和开壕的工程，计算起来约有八百万，费用本来就不可估量。正当二圣崇尚宽厚，过去利源收入已经去掉大半，封桩钱物尤其应当谨慎爱惜之时，却竭尽有限的财物，供应不急迫的劳役，这不是妥善的计策。臣还访闻，近来京城街市之间常常有人私下议论，说朝廷将要重新治理茶磨，以收取茶利。” 即使朝廷大臣的议论不能知道这件事究竟有没有，平民的话又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呢？臣恐怕传到四方，都会认为陛下先前停止的事情逐渐又要重新办理，动摇人心，所造成的危害不小。伏望圣上慈悲，深加详细察看，特意停止修城的工程。这不只是替国家爱惜费用、便利百姓，也可以堵塞奸人的妄意和‘陛下行善不能坚持到底’的议论。只希望陛下独自作出明断，早日赐下指挥。” 安世又上奏说：“臣前些日子多次具状论奏修城的利害，至今还没有看见施行。近来访闻，开壕所用夫役人数增加了一倍，所发的工钱颇有层层搜刮；虽然号称增加给付，但其中有力气、能得利的人，多是上下有关系的作头，壕寨之类暗中侵吞克扣。既然聚集大批人众，却不能公平对待，积累的怨恨一天比一天深，或许会导致生事。况且壕沟本身很宽，挖出的土占压民田，堵塞道路，附近的坟墓也多被挖掘，怨叹之声传到众人耳中。臣职在充当陛下耳目，不敢不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置官署，本来是想依照名分考核实际；如今修城开壕的工程共七百多万，天天役使的兵夫不下几千，却交给一两个庸人而不由将作监统领，名实混乱，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听说板筑刚刚完成，随即就导致毁坏，大概是上下官吏肆意虚妄欺骗，又没有统属机构纠正错误，这件事不能不改变。伏望圣上慈悲，检视臣多次奏报的道理，特降指挥：只使用广固兵士三千二百人，不计年月修筑城墙直到完成。所有开壕的夫役都请放罢，只用兵工依照地形酌量加以疏浚，不必完全按照原先的计划；仍专门委托将作监主管，希望事务有统一领导，不至于乖谬。” 安世又上奏说：“臣近来多次具状请求停止雇用夫役开壕，只用兵工依照地形酌量疏浚，不必完全按照原先的计划；仍命将作监专门总领，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臣私下认为，事情的利害已经在前次奏章中说尽，不再曲折说明，以免再次烦劳陛下听览。然而臣有一件非常疑惑的事：这是帝王的都城，城高池深却超过边郡，城墙上的雉堞、楼橹隐约相望。如果在京师设置抵御敌人的设施，那天下该怎么办？议论的人不能替国家谋划长久安定的防备，只顾增高加深城池，想依靠它来固守，也已经过分了。正当朝廷讲求国用、专心裁减开支之时，却把数百万资财抛在无用之地，实在可惜。伏望圣上慈悲，深加省察，检视臣多次奏报的道理，特降指挥施行。”

译安世任右正言时，上奏说：“臣近来因为从春天到夏天旱灾肆虐、地震星陨，重大异常接连出现，冒昧上奏狂妄浅陋的意见，粗略陈述消除灾异、恢复祥瑞的道理。陛下正敬畏天戒，忧劳自身、修养德行，臣每天等待明诏，采纳其中一两条。如今已经十多天，还没有看见施行，臣恳切不已，不能自我克制，只好再次冒昧烦扰圣听，希望陛下垂察。臣曾经考察《礼记》中的春夏《月令》，认为不可聚集大众，不可修筑城郭，要掩埋暴露的尸骨，不可兴起土木工程；由此可见，圣人奉行顺应阴阳、取法天地，役使民力的事情不夺取农时，行路上的土也顺应生长之气。因此风雨按时而来，灾害不发生，天人和谐，上下通泰。如果赋税政令违背正道，役使超过适度，人民劳苦，生养之气受到动摇，那么国家就会发生水旱灾变，百姓遭受疫病灾害。这正是承受天命、奉行元气的君主之所以早晚恭敬、不敢忽视的原因。《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天不下雨，《五行传》认为那一年一年之中修筑了三座台。《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是修建南门、劳民兴役所致。灾祥的应验各自按照同类到来，记载在典册中，都可以考察。” 臣恭敬地看到，京师修城开壕，工程费用巨大，兵夫已经达到几千人，役夫费用接近八百万；挖掘坟墓，伤害掩埋尸骨的仁德，违背天时，触犯无战事时不可兴兵劳民的戒条；百姓困于劳役，国家损伤于财用。那么祥和之气久久不能显现，未必不是由于这些事情。臣听说，天子有道，边防在于四夷归服；如今帝王之都却设置抵御敌人的设施，那么外部屏障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一定认为州郡不足以依靠，那么平地上的一座城恐怕也不是用兵的地方。况且国家利源的收入比以前减少了大半，用度逐渐困窘，只能致力于裁减节省。陛下亲自奉行法度，给天下做先导，却把不可估量的费用抛在无用之处，难道不可惜吗？有人说先朝已经兴工，想把这件事做完；那么请停止雇用民夫，只使用广固的兵士，不计年月，逐渐修缮完成。其余不急迫的土木工程，也伏请特降指挥，全部停止，以求顺承天意，使恩泽降临。” 右谏议大夫范祖禹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开挖修治京城护城濠的那天，役使了三四千人。虽然是和雇夫役，没有调发百姓，但钱财出自百姓，实质上是一样的。难道可以不计算、不爱惜，任意浪费吗？臣听说开挖的濠沟深一丈五尺，宽二百五十一步，比汴河宽三倍。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这样的城池。新城是周世宗修筑的，太祖沿用它，在这里建都；一百三十年来，没有山川险阻可以依靠，所依靠的是修明德行、任用贤能、取得民心。这三件事，是历代圣明君主留给后代子孙的。神宗时，宋用臣提举修治京城，大规模兴起土木工程，板筑超过适度。小人的心思只是想大量使用民力、多耗费国财，往上希望侥幸获得爵位赏赐，次一等则暗中盗取官物，所以役使没有不大费、工程没有不扩大的。这是奸臣所得到的利益，并不是先帝的本意。陛下刚开始听政时，遣散修城夫役，百姓都欢呼鼓舞。如今想把前面的工程完成，只把它修完就可以了，何必大规模兴建无益之物，来损害有益之事呢？又，京城外门的正门就是方城，偏门就是瓮城。” 外面的门全都用纯铁包裹，这是祖宗时期从未有过的。瓮城是边城的建制，不是用来施行于京师的。如今东西南三面的偏门，也想修筑瓮城，臣不知道大臣是根据什么见解提出这种谋划的？一定是认为这样可以威慑契丹。假如契丹果真背弃盟约，向南进攻，大臣难道将坐守在这里承受敌人吗？春秋时期，楚国的囊瓦担任令尹，修筑郢都城墙，沈尹戍说：‘子常一定会使郢都灭亡，假如不能守卫城池，修城又有什么益处？’古代说，天子以四夷为守卫；天子地位卑弱时，就以诸侯为守卫。诸侯以四邻为守卫；诸侯地位卑弱时，就以四境为守卫。谨慎守护四境，结交四方援助，使百姓安居于田野，三项农务都能成功，百姓没有内忧，又没有外患，国家还要城池做什么？如今吴国令人恐惧，却在郢都修城，守卫的范围已经很小了。地位已经卑弱而又不能保全，难道能不灭亡吗？从前梁伯挖沟围绕他的宫室，百姓便溃散；百姓抛弃了他们的君上，不灭亡还等什么？如今大臣不修明德政，却急于修筑城池，这正是囊瓦修筑郢都的计策。唐代神龙年间，张仁愿任朔方总管，修筑三座受降城，却不设置壅门、曲敌、战格。有人说：‘边城没有防守设施，能行吗？’仁愿说：‘军队贵在进攻夺取，贱在退守防御。到了应当合力出城拒敌的时候，谁敢回头看城，便斩首。’为什么要讲求防守，使士气因退缩而受挫呢？后来常元楷接替他任总管，才开始修筑壅门，议论的人更加看重仁愿而轻视元楷。如今在京城修筑用来承受箭石的防备，反而不如张仁愿守边城。自从修城、疏浚护城河以来，议论的人都认为这是没有敌寇便修城、挖沟围绕宫室，实在是不可不警惕的话。如今北门的瓮城已经建成，再改动就要劳民伤财。臣希望请求降下指挥，东西南三面的偏门只修成方城，护城河宽度可以减少三分之二，稍微恢复王城应有的形制，以爱惜民力，节省国用。祖禹又上奏说：‘臣昨天入殿上奏论说修城、开濠，想请求把东西南三面的偏门瓮城曲门改为方城直门。护城河过于宽阔，可以减少三分之二，稍微恢复王城应有的形制，以爱惜民力，节省国用。如今将近两个月，还没有防照施行。臣私下认为，京城修成瓮城，尤其有失体制。议论的人一定会说这样可以威服四夷；如今如果让外国听说天子住在瓮城里，不足以显示威严，反而会招致侮慢，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然而大臣却把这当作守卫国家的计策，臣愚昧，私下实在不能理解。何况正当国用困乏之时，计策无从筹划，却徒然兴起土木工程，造成这种毫无益处的费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假使修筑确实有用，不吝惜费用去做也可以。如今实际上没有用处，这些费用难道不可惜吗？又因为挖掘范围很广，挖出了许多人的坟墓，祸害及于幽明两界，恐怕会损伤和气，这些都是朝廷应当体恤的。恭请查考臣先前的奏议，早日降下指挥施行。’

译哲宗元祐七年，祖禹请求不要迁移开封府的奏状说：‘臣接到尚书省批示送交工部的文状，请求把开封府迁到旧南省，命礼部、工部会同将作监共同勘察办理。臣私下认为，开封府自太祖皇帝开国以来就设置在这里，太宗、真宗都曾任京城府尹，潜龙旧迹至今还存在。昨天因官署房舍失火，且逼近原庙，于是有了迁移改建的议论。假如因为失火就迁移，那么庙宇东北面都是民居，与开封府相比更加不远，火灾怎么能够防止？况且旧南省已经作为试院，如今想把开封府改作试院，难道不更应严格禁止火灾吗？假如认为开封府是施行敲扑刑罚的地方，不可接近原庙，那么景灵宫在祖宗时期就已有历代圣帝的神御，和今天相比，轻重也是相等的。假如因为地方狭窄而迁移，那么自祖宗以来容纳官吏，也足以办理政事。况且开封府不是储存火种的地方，只是长官和僚属住在其中罢了；与民居相比，哪一种更难防火？只应申明并严格火禁，或者筑高墙作为隔离界限，也可以防备祸患。如今却想把已经建成的试院改为府治，把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府治废为试院，这两项都是大工程，营造规模不小。土木工程开始时，让工匠估算，没有不说费用少、工程容易完成的；等到真正施工，才会看见费用。’ 大臣恐怕白白耗费人力，虚耗国用，既没有大利，也没有大害，实在不必迁移。如今如果因旧址修缮，只稍微向南迁移一些，比起两处都重新营造，工程费用还要少。凡是官舍多次迁移改建，民心也会不安定，不如沿用旧址更好。过去鲁国人要修建长府，闵子骞说：‘沿用旧有的规制，怎么样？何必要改建呢？’孔子称许这句话，是因为治理国家的人，只应暂且致力于减少事务，不愿多作变革。恭请圣上仁慈，再加以详细选择。哲宗时，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古代贤明的君王，为天下求治，凡是不急迫的事务，一定先行停止，这是减少事务、精简官员的一种办法。国家自庆历年间停止战争以来，武库中各种军备几乎全都废坏。神宗皇帝以常德建立武事，震耀威灵，整治军队、制造器械，法度详备严谨；内设军器监，外面创设都作院，每天考核工程进度，每月检查工作成绩。戈、矛、弓、箭以及铠甲、头盔、刀、剑等器具，全都制作得极为完备，按等级数量积存的军器，几乎多得数不过来。假如有出兵征伐之事，足够使用几十年。如今朝廷正要平息战争、停止戍守，以收敛兵器为意，认为军械并不是当前的急务。近来曾降诏，把两处合并为两个作坊，每坊只设三种作业，裁去负责监督、总领、管辖的人员，挑选放免衰老、残疾、愚笨、懒惰的工匠，依据积存的材料器具，逐渐制造。然而到现在，兵匠仍以六千人为定额，两坊额外又有四五百人；按一年计算，供给这些人的口粮米总共四万五千石。又因为内外厢军大多缺额，也有废弃事务和闲置去处，若遇到工程紧急，免不了向民间差雇人夫；官府有耗费，民间有骚扰。’ 臣愚昧，想请求把兵匠裁减三分之二，罢免四名监官；小型作坊的材料和工序，按每日劳作量逐项责成，积累日月，也不会有所缺少。再把裁减下来的士兵分配补充各处厢军的差役，等将来修造军器缺少人手时，仍然征调他们到作坊服役。这样不但能节省监官、军队、工匠以及添给的费用，也能减轻厢兵承担差役的劳苦。何况如今各种财利和盈余收入，多在防止、蠲免、裁罢之中；这类事情即使对于国家富足的体制未必有害，也应当裁减调节，使之符合量入为出的道理。恭请圣上仁慈，交付有关部门筹划施行。’ 右谏议大夫梁焘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京城工程规模浩大，开挖、扩宽护城河，是其中最大的事情。万一敌人来攻，边防动摇，人心全都惊动，封桩库的钱财被蛀蚀，国家力量受到损耗；拆毁房舍，使活着的人不得安居；翻掘坟墓，使死者不得安息；弃土堆积如山，附近没有空地，渐渐淹没园林，进而堵塞道路。近城居民深受其劳苦，又冒着严寒酷暑，怨声上达幽明，累损德政，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进言的人接连不断，指斥揭露得很清楚；每天听说要蠲免、裁罢，却迟迟没有减少。国家正处于弊病困顿之时，这些问题明明摆在众目之下；忧愁怨恨的声音传到四海，不能理解朝廷为什么还顾忌而不改革。况且纠正这种特殊情况，拖久了就难以整齐；任由困苦之事持续，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变故；众人的疑虑不能消除，按道理确实有可忧虑之处。如今如果只是节省工料，另定完工年月，仍免不了长期劳苦，最终还是没有益处。臣愚昧，想请求圣上仁慈，特地下达指挥，遣散目前雇用的人夫，只留下广固军负责工程；护城河已经挖开的地方，命令收尾办妥；城墙尚未坚固的地方，命令逐步修筑。这样既可除去冗费的祸患，又可消除劳役的扰民，使民情安定和悦、天地之气和顺；人力得到舒缓，反而能事半功倍。在京城脚下先看到安静，这实在是今日圣政所应当做的。’ 恭请圣上深深留意。高宗建炎年间，御史中丞许景衡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事情有缓有急，治理它们也有先后。圣人总是先办急迫的事，再办缓慢的事，所以事情有条理，治理的功业就能成就。如今敌人暴虐横行，盗贼不时发生，陛下早起晚睡，图谋洗雪国耻，节省浮泛费用来供应军需，可以说是先办急迫的事了。至于工艺技术这类末务，以及宫中所需的物品，这些事情最为缓慢，应当放在后面办理。然而有关部门不懂大体，竟想在艰难时期恢复太平时代奢靡华丽的事务，例如贾诩所主管的后苑作，准备制造器物、供给工匠等事。’

译《尚书》说：‘不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就。’ 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对于圣朝实现大治的功业却会造成危害，这就是臣冒死也一定要上奏、冒犯圣听的原因。何况东南地区的制作工艺甲于四方，宫中如果有所需要，临时置办购买，随手就可以办成，实在不必专门设置官吏、士卒，徒然造成这些纷扰。平日以耕种、养蚕为生的百姓，在死伤流亡之后，仍然竭尽力量供应租赋，是因为他们确实知道国家的艰难，又体察陛下的忧劳，想使军粮充足、让中原安定，所以即使极其劳苦困顿，也不敢推辞。如今如果他们听说设置官署，耗费俸禄来经营工艺，他们一定会叹息愤懑，产生不平之气。臣愚昧，恭请圣上仁慈，深切考虑赋税收入的减少和军需费用的消耗，凡是不急迫的事务，都下诏停止。宫中所崇尚的事物，应当显示敦厚俭朴，以革除近世豪奢侈靡的习惯，形成中兴时期节俭的风气，这难道不是美事吗？关于八月二十一日以后苑作差遣人员、官吏、工匠的两道指挥，恭请特地下令停止。’ 高宗时，应天府尹叶梦得上奏说：‘臣接到尚书省工部的符文，抄到七月十八日的敕节文，命京东路各州军增修城墙、楼橹，要求当职官员酌情修治。臣查考本府去年五月内先奉圣旨修城，随即进行筹划；据旧城之外，如今计划增筑的城身底部宽一丈四尺、高六尺，增筑马面、团敌，创建楼橹一千八百六十多间，需要征发夫役八十多万人，收买木材一百六十三万多条，计算应需钱二十一万贯有余。臣到任后亲自再次检查，认为劳费过于浩大，民力难以承受，加上原计划中有大概虚耗、不切实际的地方，于是另行安排裁减。根据旧城之外，只应增筑城身底部宽一丈、高三尺，并建造楼橹一千间；与原计划相比，估计可减少人夫五十多万工、木材一百多万条，计算可减少费用七万多贯。所需人夫，仍想向民间招募，每日支付工食钱米，这样就不会造成骚动。臣已经具状上奏完毕。臣私下想到，本府处在东南交通要冲，是内部屏护王室的地方。汉代吴、楚七国起兵向西进攻，关中震动惊恐，景帝派周亚夫率三十六名将军在洛阳抵御，双方相持三个月，最终挫败吴、楚的锋芒，使其逃走；梁孝王让吴、楚军队在此受到阻遏，不能向西推进，正是这一战的功效。’ 唐代安禄山在幽州、蓟州反叛，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同罗、突厥等精兵十多万人来攻，最终能够保有江淮，使敌人不敢长驱直入；唐朝得以保有财赋供给来成就中兴，是张巡、许远在这里以死守卫、使敌人不能得逞的功效。试着考察这些事，从东南而来的，如汉代吴、楚；从西北而下的，如唐代尹子琦，都把睢阳看作咽喉要地，那么控制扼守的关键，它的利害难道能和其他郡相比吗？何况本朝王业的根基就在这里，现今在离宫供奉三位圣祖的神御，夹辅京师，号称陪都；它的形势又不是汉、唐时所能相比的，所以府城的形势决定不能不修筑，以作为非常时期的防备。如今有关部门所计较的，不过是眼前的费用罢了。臣这次裁减的数目，只是七万多贯，朝廷难道应当因为这点微末费用，就不替王业根基谋划吗？查核发运司和江西转运司，目前拖欠本府宣和五年以后的年额、按规定应供应的斛斗二十七万石。臣这次不敢再上奏烦扰朝廷，另行请求施行，只请求从今年应上供的斛斗中截留十万石，依照去年御笔指挥，充作三年带纳的数额，也可以折变办理。眼下秋田收割还不远，如果不趁农事稍有空隙的时候迅速动手，合力营治，臣私下恐怕拖延到冬天，一定来不及完成。臣已经一面收集本府各类桩管经费中的系省钱，先行调拨使用，直接选择日期开工。还希望圣上仁慈，特许臣按数截留上述斛斗拨还本府，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耽误年度计划。叶梦得任两浙西路安抚使时，又上奏说：臣充任从官，出任藩辅，近来曾因疾病请求改任闲散官职，恭承圣恩，却没有立即得到体恤准许。既然勉强接受诏命，正值时局艰难，亲眼看到陛下日夜操劳、谋求中兴，却未曾有丝毫报效，早晚惭愧恐惧，无地自容。只有随事进献忠言，略图补益，或许还胜过闭口不言、坐享俸禄。因此只要在职一天，就不敢突然忘记这份心意。臣见到正在经营建康、以备巡幸，舍弃二百年定都的基业，而暂时前往偏处称霸之地，这实在是不得已的权宜措施，并非出于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为家，古代帝王一年四次巡狩，也不认为困难；那么今天万一顺应形势出行，本来并不过分。只要不伤害财力，不惊动民众，事情不求完备，居处不求安逸，那么到哪里去又有什么不可呢？’ 臣私下听说，如今建康的规划，有关部门似乎不能完全体察圣意，道路上的传言都说要创建宫室，完备设置百官机构，仿效京师。臣愚昧，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这次是巡幸，不是迁都，为什么仓促做到这种地步呢？工程规模大，费用就广；费用广，百姓就劳苦，这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结果。近来几个月以来，江东百姓争相传说：有的人家产业只有一千钱，却要被取三十钱；有的田地一亩，却要交出方砖一片；一个县征收砖、灰、土、木的费用，以二十万计算；设置砖窑烧砖，盼望烧成青砖；砍伐木材的人甚至要取平江府朱勔家中的奇巧石头来供陈设玩赏。这些话未必全都属实，然而正当陛下恢复大业的初期，爱护百姓、体恤下民，如同抚养婴儿；穿坏衣、吃粗食的心志，自比普通百姓，这种声誉难道适合传到外面吗？这大概是州县官吏迫于期限，各自考核职守，只求按计划办事以免除过错，而无暇替朝廷考虑。但这样造成的牵累实在太大。过去周王因公叔带作乱，挟持戎狄攻打京师，襄王出居郑国，派人向鲁国报告灾难，自称‘不谷’；左丘明认为，改换服饰、降低称号，是合乎礼的。不只是君王如此，狄人侵犯卫国，齐小白帮助卫国复国；卫文公穿粗布衣服，戴粗丝冠，治理他的国家，只致力于储备财材、训练军队、发展农业、沟通商业、优待工匠，谨慎施教、劝勉学习，授予方略、任用贤能，于是卫国复兴。所以史书称，他即位第一年只有革车三十乘，到晚年才有三百乘。’

译下至越王勾践，蛮夷之事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然而等到谋划报复吴国时，他在国内亲自巡行，慰问孤儿寡妇并共同承担他们的困乏；在军中，煮熟的食物要分给士卒之后，他才敢进食，凡是共同享用的食物，也分给士卒和战马。居住时不铺两层席子，房屋不筑高台，器物不加雕刻，舟车不作装饰。因此还没有开战，父兄们就相互请求说：‘越国四境以内的人，爱戴我们的君王，如同爱戴父母。子女想报父母之仇，臣下想报君王之仇，难道敢不竭尽力量吗？’等到即将交战，父亲勉励儿子，兄长勉励弟弟，妻子勉励丈夫，说：‘这样的君王，难道可以不为他战死吗？’于是越军在囿地打败吴军，又在没地打败吴军，又在郊外打败吴军，终于灭亡吴国。恭敬地想到，陛下凭借神圣文武的资质，接受上天的明命，完全拥有祖宗的大业，天下谁敢不服？即位以来，恩泽屡次下达，宽大政令天天被百姓听闻，哀痛的诏书天天感动人心，天下谁敢不归附？只是这个飞扬跋扈的敌人，等到合中国的力量共同诛灭他，他的覆亡必定会有日期，哪里值得害怕呢？关键只在陛下如何施行。近来天申节上寿奏乐，陛下抑制而没有举行；进贡奉献的物品并非天地、宗庙、陵寝所需要的，也退回而全部停止。天下都知道陛下约束自己、忧思艰难的心意，即使尧、舜也不能超过。可是办事的官吏竟又沿袭旧习，过分举措到这种地步，实在很不符合陛下的盛德美意。愚昧的百姓难以逐家逐户说明，希望下达明诏，公开显示戒谕。凡建康等处的营缮工程，除城池、楼橹以备守御，营寨、营舍以等待屯戍，粮食储蓄以充实仓廪供给，金钱、币帛以供应犒赏以外，其余一切都应从简从约。不要因为简陋便认为不合适，也不要因为草创便认为不合体制。古代君王住在草野之中，臣下都反首而居茅舍；那时百官府署也不是追求安逸的时候。陛下既然摒弃声色、不临幸后宫，压缩侍卫而不求充盛，那么外朝的制度、后宫的礼仪也不必完备，要使天下明白知道，陛下的大仇尚未雪洗，始终没有忘记卧薪尝胆之心；二圣尚未归来，常常切念侍奉他们、承受他们的容颜。如此，四海之内，只要不是木石，凡食用陛下俸禄、沐浴陛下恩泽的人，谁不想献出生命来效力，弯弓向北进击呢？假如有人背弃恩德、逃避祸患，天下一定共同起兵攻击他。迎回銮舆，再造王室，恢复千里京畿，归来后庄严奉祀九庙，都可以限定日期完成。臣地位卑微、身份低下，从未有机会觐见圣颜，却突然冒犯君威，越过本分而进言，罪当万死，惶恐畏惧、激切不安到了极点。御史中丞廖刚上奏说：‘臣查核军器所目前为李显忠制造的军器名件，总共有一万八千多件，需要工期十万；而所役使的兵匠和雇工才一千八百多人，每个人各专长一种技能，不能相互替代，因此所需时间不止十万工日。何况铁必须精炼，皮革必须熟制，油漆必须等干后才能再次涂刷。像这类工序，假如用严格期限催逼，不仅难以按期办齐，制成的器械也会粗劣不堪而不能使用。从前晁错说过：‘兵器不锋利，就和空手一样；铠甲不坚密，就和赤身露体一样；弩箭射不远，就和短兵器一样；箭不能穿入，就和没有箭镞一样。’如今幸好还没有急着使用，臣愚昧，希望圣上仁慈，特下降处分，稍微放宽工程期限，这样人力充裕，器械也会精良。如果一定要迅速完成，也不过是增加雇用工匠；本色匠人既不容易得到，府县就会强行雇用，不能不造成骚扰，而且事情也未必办得成。’ 孝宗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奏说：‘臣听说欧阳修在翰林任职时，曾上言京师土木兴建之处太多，请求减省停止。不久朝廷派欧阳修与三司共同筹划，减省确定。欧阳修因此说：神御殿不断修换，前些日子开先殿只因两根柱子损坏，竟换了十三根柱子，所用木材、植物料共一万七千多。况且尊崇供奉祖宗，贵在清静；频繁迁移，反而轻慢亵渎神灵，他的说法十分详细完备。仁宗赞许并采纳了。臣私下看到，近年营造工程往往交给临安府和转运司，通常都只求草率赶办，过不了多久就又要修缮。仅如景灵宫，年年更换柱子，每次费用不少于数千缗。大概在抽换柱子时，大多使用湿木，涂上丹漆，夹在墙壁中，才过几个月，又已经损坏腐烂。近来修缮两所学校，也同样如此。官吏只想迅速完工，希望得到眼前的奖赏，哪里有空考虑长远，把国家财力和百姓力量放在心上呢？臣愚昧，希望圣上仁慈，严加下令告诫。凡遇到修缮宗庙等处，必须使用干燥坚实的木材。如果几年之间仍像从前那样损坏，就追究原先负责修缮的官吏，重新严加责罚。其他土木工程，有可以节省的就节省。’ 比如封桩库的钱物虽然缺少房屋存放，但左藏库东西两库有大片空闲地方；如果就利用那里来贮存，另派专门的库吏看守，只令提领官掌管锁钥，遇到收支时亲自开关库门，户部怎么敢擅自调用？自然不必让漕司到处踏勘地段，白白耗费十多万缗，建造五百间房屋，还要拆迁大府寺。这其中的利害，明明白白容易看见。臣敬想陛下恭谨节俭出于天性，这件事只是偶然未曾知道；一旦知道，必定会裁减限制。这就是臣不避妄言之罪，希望取得涓滴般的补益。’ 孝宗时，赵汝愚陈述便利百姓的事宜说：‘臣曾经上奏，国家渡过长江以来，费用逐渐增多；民间除两税之外，各种征敛不一，百姓力量可以说已经困乏了。然而百姓没有因此怨恨，是因为知道朝廷养兵的费用实在不得已。可是有些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事情，就是寺观修造。近来僧道自知佛道声誉在世间并不显著，却专门致力于营造，以奢侈互相夸耀，用来显示自己的才能。甚至有一座楼、一座阁就耗费巨万的，所销耗熔铸的金银珍宝更是无法计算；耗尽百姓的膏血，抛费在无用之处，实在可惜。臣私下看到司马光《奏议》中说：‘国家明文制定法令，凡创建一间以上寺观的，允许有人陈告，科处违制之罪，并且立即拆毁。’臣愚昧，恭请圣上仁慈，申明并严格执行前项法禁。今后寺观除原有房屋中有损坏的地方，允许酌情修缮以外，一律不得另行创建。若遇水灾、火灾等意外，确实应当重建的，都交给州县长官估量费用，务必从简节省；必须发给公凭，列明房屋间数、构架，才可以修造。如有违反，官吏、僧人、道士一并按同样的罪处罚。’

译金哀宗到达蔡州后，命有关部门修缮见山亭和同知衙门，作为游览休息的地方。完颜仲德劝谏说：‘自古君主遭遇灾难、流亡在外，一定要痛切地自我刻苦，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然后才可以恢复旧有的土地。何况如今各郡残破，能够保全的只有蔡州。蔡州的官署固然比不上宫殿，但如果与露宿野外相比，已经好得多了。况且皇上起初巡幸时，已经曾经劳民修治，如今又兴起土木工程来求得安逸，恐怕会使人心松弛，不能成就大事。’皇上立即下令停止。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疏说：‘臣听说，有益的事物是天下共同认可的事物；最合中道的道理，是圣人所奉行的最高道理。所以事物一旦涉及玩赏观览，就足以动摇我们的心志；道理一旦走向过分，就会损害我们所遵循的道。处在九五之位，掌握生杀大权，俯视天下而统治它，似乎可以随心所欲了；但想到祖宗基业之大、社稷责任之重，再仰观天命而思考，即使想自我放纵，也不敢这样做。因此圣人治理天下，事情都从宽厚出发，地位虽尊贵而居于百姓之上，却知道不能轻视百姓。所以身居君主的尊贵地位，更应知道人民才是上天所立的王者。因此要审慎体察民情，无不希望富足、安逸、安定；要牵挂于圣心并实行之，去除过分、奢侈和骄泰。’ 从前尧不修剪茅屋的茅草，禹使自己的宫室保持低矮简朴；晋文公计算修筑射堂需要四十金，便停止修建；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所以没有兴建露台。何况如今距离古代已经很远，浇薄的民风难以教化；如果不依据正道率先垂范，那么谁会顺从？如果不倡导正道来改变风俗，又怎么能够使天下清明？我朝两都的宫禁，冬温夏清、修治省察，随年修补粉白丹艧，按时整治帘幕和庭院陈设，这些都是合乎道理的事。臣只是认为，动用府库财物、役使百姓力量，大规模修建佛寺，积聚大量佛事功德；画栋高插入云，飞檐隐没在雾中，极尽古今工巧华丽，炫耀金碧辉煌的光彩。况且依佛经而言，佛就是觉悟，要使声闻、缘觉之类的人和万物觉悟于妙理、寂灭；释迦就是能仁，要以仁爱对待四恩三有以及诵经持戒的众生。如今却用百姓的财物和力量，来装饰佛像色身的相貌，臣私下认为这并不是如来的本意。恭敬地想到，我朝以武力平定四方，以文德安抚统一天下，掌握历代帝王的大权，成为百家道术共同尊奉的宗主，这些全都依靠孔子的三纲五常。难道应当独自尊崇一种断绝纲常的教说，来率领天下奉信佛教的人吗？’ 臣又认为，京师是天下人仰望的地方。孔子是帝王之师、纲常之主，可是他的庙学还很残缺。臣在先前所进的万言疏中已经说过了。大概道理贵在合乎中道罢了；老子、佛教的教说，是山林隐士、偏僻之士所奉行的，是虚无寂灭的一种学说，其中没有父子之恩，也没有君臣之义。如今国家取其一端而尊崇寺观，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尊师孔子，却独独吝惜兴建孔庙、学校的费用，这就是臣不能不进言的原因。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对于可以停止的事，不得不停止；对于不可以停止的事，也不应仓促停止。恭请陛下想到孔子道德的尊贵，报答孔子建立纲常的功劳，采纳老子的知足，效法如来的仁慈。两都宫禁，春秋只命人修补破损、改换损坏之处，不必重新创建。凡是劳民而无益的工程，不论何时，一律停罢。对于不急迫的事情，依照先前诏书，凡僧道寺观，自诏令下达以后，无论京师还是各地，只许修整，不许擅自创立。各地文庙依时修整，自有常规制度。至于京师的庙学，还请陛下裁决。’ 文宗天历初年，下诏把建康的潜邸改为佛寺，务求极尽壮丽，毁坏百姓房屋七十多家，并且让御史大夫监督这项工程。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盖苗上封事说：‘臣听说，役使百姓要合乎农时，使用臣下要合乎礼制。自古以来，没有不遵循这条道理而达到太平盛世的。陛下当年潜居建业时，居民困于供给；如今有幸看到当今的国运，百姓都踮起脚、抬起头，盼望非同寻常的恩典。如今却夺去农时来创建佛寺，又毁坏百姓住宅，使他们家破产尽，这难道是圣人驾驭天下的道理吗？从前汉高帝兴起于丰、沛，为了报答两县而予以优待；光武中兴，免除南阳三年赋税。既然不致力于这些事情，反而尊崇佛氏，怎么能满足百姓的期望呢？况且佛以慈悲为心，以方便为教。如今尊崇佛氏却伤害百姓，不是违背了佛教方便的教义吗？台臣的职责专在纠察、匡正百官，如今却把修缮工程交给他，难道合乎礼制吗？’ 顺帝至正二十年，想修缮上都宫殿，兴起大规模工程。中书省参议陈祖仁上疏，大意说：‘自古君主不幸遇到艰难多事的时期，谁不想振作奋发、积极有为，成就不世之功，以光复祖宗的基业？假如上不能奉行天道，下不能顺应民心，缓急失当，举措不合适，即使依靠这种办法守住已有的基业，也还可能导致祸乱，更何况想要拨乱反正呢？上都宫殿由先帝创建，历朝修缮，经过兵火焚毁，几乎全部毁尽，这是陛下日夜痛心、应该赶快谋求兴复的事情。然而如今四海还没有安定，百姓的创伤还没有痊愈，仓库已经告急空虚，财用将要耗尽，却想驱使疲惫的百姓来供给大工程，废弃他们的耕种，使田地荒芜，这和扼住他们的喉咙、夺走他们的食物来加速其死亡有什么不同？陛下追念祖宗宫殿，心心念念于此，却没有想到今天应当兴复的事情，还有比宫殿更重要的。假如上都宫殿没有恢复，本来并不妨碍陛下起居；但如果因此违背天道、失去人心，甚至导致大业毁败，那么天下也是祖宗的天下，百姓也是祖宗的百姓，陛下难道忍心轻易抛弃他们吗？’ 希望陛下以使百姓生养、保存民力为根本，以恢复天下为事务；赏赐诚信、惩罚必行，以此驱策英雄；亲近正直的人，远离邪佞之徒，以谋求治理之道。能够这样，那么太平盛世的景象不久就会全部恢复，哪里只是恢复上都宫殿而已呢？’奏疏上达后，皇帝赞许并采纳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平息盗贼 汉武帝时，东郡发生盗乱。丞相公孙弘上奏说：‘百姓不得携带弓弩；十个盗贼张满弩弓，百名官吏也不敢上前【“彍”音郭，拉满弓弦叫作“彍”】。盗贼不能立即伏法，逃脱的很多；危害少而利益多，这就是盗贼不断增多的原因。禁止百姓携带弓弩，那么盗贼只能拿短兵器。短兵器交锋时，人多的一方获胜；用众多官吏捕捉少数盗贼，势必能够擒获。盗贼有害而无利，就不会有人触犯法律，这是刑罚搁置不用的道理。臣愚昧，认为禁止百姓携带弓弩为便。’皇帝把他的意见交付群臣讨论。光禄大夫吾丘寿王回答说：‘臣听说古代制作五种兵器，并不是为了互相伤害，而是为了禁止暴行、讨伐邪恶【五兵指矛、盾、弓、剑、戈】。平安无事时，用来制服猛兽、防备意外；发生事情时，用来设置守卫、布置阵势。到了周王室衰微，上面没有贤明君王，诸侯以武力相争，强者侵犯弱者，多数欺凌少数，天下疲敝，巧诈之事一同滋生【“抏”，消耗殆尽，音“五官反”】。因此聪明人陷害愚昧者，勇者威逼怯懦者，只求取胜，不顾义理，于是机关、变诈、器械、装饰等用来互相残害的工具多得数不清。后来秦兼并天下，废弃王道，树立私意，毁灭《诗》《书》而首先重法令，抛弃仁恩而任用刑罚，烧毁名城，杀戮豪杰【“堕”，音“火反”】，销毁铠甲兵器，折断锋刃。’ 后来百姓便拿耰、锄、棰、杖互相殴打，犯法的人越来越多，盗贼无法胜数，以至于穿着赭衣的囚犯堵塞道路，群盗遍满山野，最终因此动乱灭亡。所以圣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令防范，知道这些并不值得依靠。如今陛下彰明德化，建立太平，选拔俊才，兴办学校；三公和有关官员中，有的从穷巷白屋中起用，裂土封爵，天下每天都受到教化，远方也向往归附。然而盗贼仍然存在，这是各郡国二千石官员的罪过，不是百姓携带弓弩的过错。《礼记》说：‘男子出生时，用桑弓、蓬箭举起他，明白表示他将来有四方捍御之事【指有防卫四方的事情】。孔子说：‘我拿什么执掌？执掌射礼吗？’大射之礼，从天子下至庶人，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诗经》说：‘大侯已经竖起，弓箭于是张开；射手已经集合，请献上你们射中的功劳。’这是说贵在射中【“中”，音“竹仲反”】。臣听说圣王通过射礼来彰明教化，却没有听说要禁止弓箭。况且所谓禁止，是针对盗贼用弓弩来攻打掠夺。即使以政令规定违禁者处死，仍然不能制止；大奸之人面对重刑，本来就不会畏避。臣恐怕邪恶之人携带弓弩而官吏不能制止，善良百姓为自我防备而触犯禁法【“抵”，就是触犯】，这等于助长盗贼的威势，夺去百姓自救的手段。’ 臣私下认为，这样做对禁止奸恶没有益处，却废弃先王的制度，使学习的人不能练习、施行射礼，是非常不便的。’奏书上达。皇帝用这番话诘难丞相，公孙弘于是理屈服从。宣帝时，渤海郡及其附近郡县连年饥荒，盗贼一同兴起，二千石官员不能擒获制止。皇帝选拔善于治理的人，丞相、御史推荐龚遂可以任用。皇帝任命他为渤海太守。当时龚遂已经七十多岁，皇帝召见他时，见他身材矮小。宣帝远远看见他，觉得与所听说的名声不相称，心里有些轻视他。对龚遂说：‘渤海荒乱，朕非常忧虑。你打算用什么办法平息那里的盗贼，以符合朕的心意？’龚遂回答说：‘渤海地处海边偏远之地，没有沾受圣人的教化；百姓困于饥寒，而官吏又不体恤，所以才使陛下的赤子在水泽之中盗取、戏弄陛下的兵器罢了。如今您是想让我战胜他们呢，还是要安抚他们呢？’皇帝听了龚遂的回答，非常高兴，回答说：‘选用贤良，本来就是想安定他们。’龚遂说：‘臣听说治理乱民，就像整理乱绳，不能急躁；只有放宽缓办，之后才能治理。臣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用法律条文拘束臣，使臣能够一概酌情方便行事。’皇帝答应了他，又赏赐黄金，赠送驿车，送他到渤海郡界。张敞见勃海、胶东盗贼同时兴起，上书请求亲自治理，书中说：‘臣听说忠孝的道理，在家退居时就竭尽心力侍奉父母，出仕做官时就竭尽力量侍奉君主。小国的中等君主，尚且有奋不顾身的臣子，何况面对圣明的天子呢？如今陛下把心思放在太平上，耗费精力处理政事，勤勉不懈，昼夜不舍，群臣和有关官员都应各自竭尽力量、献身效命。山阳郡有九万三千户，人口五十万以上；到统计盗贼时，尚未捕获的只有七十七人，其他各项事务的考核大致也如此。臣张敞愚钝无能，既不能辅佐陛下思虑，长期处在闲散郡中，自己安逸享乐而忘记国事，不是忠孝的节操。臣听说胶东、勃海及其附近郡县，年年收成不好，盗贼一同兴起，甚至攻打官署、劫夺囚徒、搜掠市场和朝廷，劫持列侯和官吏，纲纪失常，奸邪不受禁止。臣张敞不敢爱惜自身、躲避死亡，只听凭明诏处置，希望尽力摧折他们的暴虐，保存安抚孤弱之人。事情一旦有了头绪，臣到达各郡后，就逐条上奏盗乱所以废弛的原因以及使它兴盛的办法。’奏书上达后，天子征召张敞，任命他为胶东相，赏赐黄金五十斤。张敞推辞了这个任命，说明自己请求治理事务繁剧的郡；没有赏罚，就无法劝善惩恶。对于追捕盗贼有功效的官吏，希望得到一概比照三辅地区优异标准的待遇。天子答应了他。王莽用玺书命令卜者田况代理青州、徐州二州牧的事务。田况上言：“盗贼刚开始发生时，根源很小，不是州部的官吏和伍人所能擒获的。祸患在于长吏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县欺骗郡，郡欺骗朝廷。实际有一百人却说成十人，实际有一千人却说成一百人；朝廷又疏忽大意，不立即督促责罚，于是终于蔓延到数州。后来朝廷派遣将领，增发使者，辗转传达、互相督促；郡县竭力应付上官，回答诘问，置办酒食和资用，以救济斩杀盗贼所需的费用都还供给不上，却又担心盗贼。这些治理官事的将领，又不能亲自率领吏士，交战时便被盗贼击败，吏士的士气逐渐受挫，只是白白耗费百姓的财力。此前幸而遇到防赦令，盗贼本想解散，有的反而拦截攻击；又害怕进入山谷后相互转告，因此郡县投降盗贼的消息反而使他们更加惊骇，担心遭到欺骗和诛灭。加上饥荒容易使人动乱，十天一月之间，盗贼反而增加到十多万人。这就是盗贼越来越多的原因。如今雒阳以东，米价每石二千钱。我私下看到诏书，想派太师、更始将军二人率领重臣精锐前往；如果随从人众太多，沿途会被耗空，太少又无法显示威势于远方。应当赶快选拔牧、尹以下的官员，明确赏罚；收集离乡、属于没有城郭的小国之民，把老弱迁入大城中，积聚储藏粮食，合力坚守。” 盗贼来攻城，就无法攻下；他们经过的地方又没有粮食，势必不能聚集成群。这样招抚他们，他们必然投降；攻击他们，就可以消灭。如今只是白白增派许多将领，使郡县苦不堪言，反而比盗贼造成的祸害更严重。应当全部征召乘驿车出行的使者回京，使郡县得到休息。把青州、徐州二州委任给我田况，盗贼一定能够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