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三

译胡铨任敷文阁直学士时，请求规划恢复、作长远谋略，上奏防御之策说：‘臣前些时候因为持有不同意见获罪，被流放斥逐到岭海，接近三十年；自己以为将在穷荒绝域中老死，不再列入士大夫的行列，哪里料到上天竟赐给臣年寿？陛下登上大位，首先赐诏召回，臣得以保全首领，全家活着回来，又见到天地间清明的日光。往日内心郁结而不能伸张的区区私诚，愿意在陛下之前全部说尽，指天发誓，至死不改。因而两次参与华美禁廷的任职，前后九年；每次蒙召赐对，臣无不洗涤心灵、清除杂念，竭尽精诚，希望能够感动圣听。实在因为今日国家的仇恨还没有报，祖宗陵寝还没有收回，故有疆土还没有恢复，这就是臣日夜痛心、发誓不与敌人共处于同一天下的原因。伏惟皇帝陛下，上天赐予勇气和智慧，却谦退地说自己不能，只把广泛听取意见作为要务；每次听到臣的话，都曲加优容，称许臣正直诚实。臣磨炼这颗心，一天又一天，不知不觉将要老去；由于七十岁依礼应当致仕，臣再三恳求，陛下委曲保全，又以延阁的美职宠任臣。臣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天地父母般的恩德，因此斗胆竭尽愚诚，稍稍补益国家议论的万分之一。伏望陛下效法尧、舜，超越禹、汤，规划恢复、筹谋长远，委任贤能，扶植正道、斥退邪佞，治理财政、训练军队，整顿军队、训练将领，救济鳏夫、抚恤孤儿，然后向内外发布告示，大力彰明君臣、父子之间的义理；一定要报国家的仇，一定要收回祖宗陵寝，一定要恢复故有疆土，统一华夏，以副太上皇托付的重任。’ 臣即使身在田野，死也没有遗憾。臣辞别陛下之后，便走出脩门，再也不能仰望皇帝的仪表。臣承受不住这片片爱君忧国的诚心。”杨万里上奏防御之策说：‘臣听说，有天下人的忧虑，也有君子的忧虑。天下人的忧虑，是忧虑他们的君主不肯有所作为；君主有所作为了，天下人感到喜悦，而君子反而忧虑。因为无所作为的君主，他的心志迟缓，天下人都不快；有所作为的君主，他的志向锐利，天下人都非常喜悦。然而，喜悦正是忧虑寄托的地方，锐利正是迟缓潜伏的地方。这是什么缘故呢？锐利就会急进，不能因急进而成功，就会因急进而受挫。天下的事情，难道有百事都成功而没有一次受挫的吗？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能够忍受挫折；不能忍受挫折，就不应追求急速。急速而受挫，受挫而不能忍受，那么锐利怎么能不转变为迟缓呢？一时有所作为，最终必然变成终身无所作为。因此君子看见开头，就忧虑结局。古代君子得到有所作为的君主并辅佐他，以求建立天下的大功，必定会设法培养君主的志向；古代君子也必定会设法自我涵养。’他的志向要周详谋划其发动，并慎重对待每一项行动；不是周详谋划发动，而是担心发动得疏忽，一次发动就足以废掉百次发动；不是慎重对待行动，而是担心行动轻率，一次行动就足以废掉万次行动。君臣之间，立场坚定，谋略老成，所以事情能够成功。老成就不求急速，坚定即使可以折断却不能被沮丧动摇。胜利时不勇猛轻进，失败时不胆怯，得到时不欢喜，失去时不挫败，从容宽缓，等待天下出现可乘之隙，然后慢慢控制关键。过去晋文公谋求称霸时，经过两年想任用百姓，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义。’百姓知道义了，又想任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信。’百姓知道信了，又想任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文公的志向踊跃奋发、急切想有所作为，前后只有一个方向，而子犯却三次阻止他。越王谋求向吴国报仇时，经过四年召见范蠡问：‘可以攻打吴国吗？’范蠡说：‘还不可以。’又过一年，再问：‘可以攻打吴国吗？’范蠡仍说：‘还不可以。’又过一年，越王又问；再过一年，又问；范蠡都说：‘还不可以。’越王的志向踊跃奋发、急切想有所作为，前后有四次，而范蠡四次拒绝他。这两位臣子，都是把君主踊跃奋发的气势压下去，使它陷入郁结愤闷的境地，让君主早晚叹息、想求得施展却不能施展，这岂不是过分了吗？其实这两位臣子深知培养君主志向的方法，害怕君主行动过快而受挫，受挫后又意志消沉。等到国力已经强盛，军队士气已经振作，事情的时机到来而不可错过，胜利的形势已经显现而无法抵挡，那么攻破楚国、灭亡吴国，完成这件事还不到一天。唐德宗的志向，难道有一天不在于平定藩镇吗？然而他不能克制自己愤怒而急切的心情，派遣三名将领发动一次征讨；一次征讨便发生朱泚之乱。此后他终身不敢再谈藩镇，只要藩镇求节度使就给节度使，求宰相就给宰相。所以藩镇的祸患开始于肃宗，形成于德宗，直到唐朝灭亡，也是藩镇灭亡了唐朝。德宗难道真是造成藩镇祸患的人吗？是行动过快而受挫，受挫而意志消沉。假使德宗不急进就不会受挫，受挫而不消沉，难道还不能有所作为吗？为什么突然到了晚年却一味姑息呢？唐文宗的志向，难道有一天不在于诛灭宦官吗？然而他不能克制愤怒而急切的心情，任用李训、郑注孤注一掷；一次决断便发生甘露之祸。此后他终身不敢再谈宦官，只能听任宦官专制，甘受他们的诋毁侮辱。所以宦官的祸患开始于明皇，形成于文宗，直到唐朝灭亡，也是宦官灭亡了唐朝。文宗难道真是造成宦官祸患的人吗？’ ‘是行动过快而受挫，受挫而意志消沉。假使文宗不急进，就不会受挫；受挫而不消沉，难道还不能有所作为吗？为什么突然到了饮恨而死的地步呢？这两位君主的志向，本来都是为了求取天下的大功，结果反而招致天下的大祸，这就是不善于培养志向的祸患。近来，新天子刚即位时，正值年富力强，圣明勇武天生卓异，超然具有一定要报不共戴天之仇的决心，具有收复神州的志向；天下人仰首注目而等待，或许中兴有希望了。然而亲征的诏令早晨下达，议和的诏令晚上便发布；元帅的幕府刚刚设立，送信的使者车马已经出发。纷纷扰扰直到今天，国家的舆论最终归向了和议。这种弊病究竟在哪里呢？大概促成今天和议的，是符离之战。事情没有发展到极点，反转就不会发生；形势没有激烈到极点，变化就不会显现。天气太热就会下雨，冬天到了尽头就会迎来春天，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战争难道会预先同和议约定吗？和议，是战争的变化；不是主动求变化，而是形势激烈到不得不变化。况且这次战役，天子的志向本来就在于夺取中原。可是，陛下是否曾经反复谋划、详细议论呢？议论得不详细，谋划得不周密；攻下城池却不能守有，取得成功却不能妥善处理后续。因此，先前的勇敢，一下子变成了怯懦；’

译‘先前的锐气，一下子变成了迟钝。这样怎么能不归向和议呢？当军队出发时，臣本来就知道会有今天的和议。为什么呢？天子刚即位时，即使能够像尧、舜那样，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使威势和德行遍及天下。威德还没有遍及天下，却想用一次行动求取非常之功，这不是已有成算，就是抱有侥幸之心。心中有成算，未必能在外部成功；心存侥幸，难道单凭这样就能在外部成功吗？今天的事情，臣最害怕的是：天子的志向因一次受挫而消沉，敌人又窥见我们的消沉，天下的祸患便由此产生。唐代的两位君主，正可以作为鉴戒。有人家还没有富裕，却先急着建造大屋；屋子没有建成，家产已经贫困，后来一堵墙倒了、一面篱笆破了，就不敢谈修补。其实一堵墙容易修，一面篱笆容易补，费用同建造大屋完全不同。对于建造大屋这样的大事勇敢，对于藩篱墙壁这样的小事却胆怯，这就是志向受到挫败。臣曾读《蜀志》，读到刘昭烈三次拜见诸葛亮的事情，就为之长叹。昭烈是汉朝后裔，想诛灭曹操、恢复汉室，这是昭烈一向的志向。然而得到徐州又失去徐州，得到豫州又失去豫州，败给吕布，又败给曹操，在荆楚之间狼狈奔走，无处归依；按理说，他已经疲惫不堪，不可能再振作自己了。’ ‘可是他见到诸葛亮时说：“我没有衡量自己的德行，却想在天下伸张大义；由于智慧和谋略浅薄短缺，终于因此猖獗失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然而我的志向还没有停止。唉！昭烈这个人，当时已经老了，衰败并屡遭挫折，可是志向仍然没有停止。这正是诸葛亮乐意委身辅佐、愿意献出谋略的原因。他能够凭着两手空空建立三国鼎立的功业，原因就在这里吧？如今的天子拥有天下的一半，拥有披甲士卒百万，表里据有江淮，可以安坐而指挥天下豪杰，谋求恢复祖宗的事业，洗刷靖康之耻。进取，可以成就统一天下的功业；退守，可以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怎么能因为一次小小的挫折就自我沮丧，急急忙忙地议和呢？臣愿天子坚定刘昭烈的志向，不要把自己同唐代那两位君主相比，那么中兴的功业，天下还没有完全绝望。”杨万里又论述国家形势说：臣听说善于建立国家的人，凭借人的作为来成就天意，而不是任由天意败坏人的作为。国家所以衰败、兴盛、短促、长久，是天；但使国家衰败、兴盛、短促、长久的，却不是天，而是人。只有人能够成全天意，只有天也能使人失败。并不是天主动败坏人，而是人实际上依赖天意来使自己失败，天也对此无可奈何。况且国家存在于天地之间，本来就有能够共同建立它的条件。’ ‘古代的国家，有极其弱小却能保存的，也有极其强大却灭亡的；有的传了一两代、十多年便灭亡，有的传了三四十代、七八百年仍不断绝。强大的国家本应不容易灭亡，传了一两代的国家都是艰难创业的君主所建立，本应不容易灭亡，可是却灭亡了，为什么呢？弱小的国家本应朝不保夕，传到二三十位君主之后，大多不是骄傲就是懈怠，本应没有办法自立，却竟能长久保存，又是为什么呢？探求其中原因，看不到固定的形迹；追究其根源，也没有明确端绪，所以说是天意。国家还是同一个国家，却有昨天衰败而今天兴盛的；已经灭亡，却又重新存在。君主还是同一个君主，却有早晨弱小而晚上强盛的，有先前衰败而后来兴盛的。这难道不是由于人的作为吗？所以善于保养身体的人，能够延长本已断绝的寿命；善于谋划国家的人，能够延长已经衰败的国运。人的努力达到哪里，天意也会帮助到哪里。所以说在于人。自从尧、舜、禹、汤、文、武谋划国家，以及孔子、孟子这些人为当世君主进言，大体上说人的作用多，说天的作用少，就是担心有国之君任凭天意败坏人的作为。臣近来观察上天眷顾我国的情形，并以过去已经应验的事情推测将来的国运，便知道商、周享国年数还不足以同国家相比。’ ‘臣因此既喜悦又忧虑。喜悦的是天意，忧虑的是人的作为。当敌人发动靖康之役时，他们以为天下不可能再有国家了；可是百姓依恋拥戴旧君，所以我们才有南京的建立。当敌人发动维扬之役时，他们以为深入穷追、侵略到底的计谋不会浅尝辄止；可是风潮显灵，使敌我相隔千里，所以我们才有海道的安宁。当金海陵王完颜亮发动江上之役时，他以为把马鞭投入长江就可以顺利渡江；可是敌人千艘战船被一把火烧毁，终于失败，所以我们才有江海防线。上天这样多次维持、保全我国，使国家屡次临危却屡次没有真正陷入危亡，越动摇反而越不可拔除，它的眷顾是多么深厚啊！这样看来，国家子孙万世相传的帝王事业，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人们眼前了。然而，上天作为天所能做的已经完成了；人作为人所能做的，难道也已经完成了吗？臣无法知道。难道真的没有完成吗？臣也无法知道。臣只是奇怪，一旦红白囊这样的敌情文书送到，朝廷便骚乱失措：某处没有准备，某处没有军队，只好招募市井之人，召集武勇之士，作为临时应急的办法。议和的主张一经获准，君臣便欣喜地互相庆贺，撤掉军幕，遣散水军，撤除边防，停止忧虑顾念，享受安逸无为的快乐。’ ‘君臣刚刚欣喜，边境战尘又起，骚乱的神色便再次显现；朝廷刚刚骚乱，和议又谈成了，欣喜的心情便再次产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一家拥有千金的人，不幸同大盗为邻：前面有父兄不共戴天的仇敌，后面又有大盗要把我千金的财产全部夺走。那个大盗日日夜夜聚集恶少，修治兵器，窥伺空隙，打算谋害我，只是还没有找到可乘之机，于是表面上对我说：“我同你交好。”所谓拥有千金的主人，难道会因此就拆毁藩篱，扔掉棍棒刀刃，安然快乐地饮酒取乐而不为此忧虑吗？还是会表面上姑且同他交好，暗中更加做好防备呢？唉！拥有千金的人尚且能够不忘记大盗，而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却不能不忘记敌人，天下的忧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那么所谓凭人的作为成全天意、而不是任由天意败坏人的作为，臣就不敢知道究竟是什么了。臣听说，古代敌国对阵、没有可以稍事休息的时期时，大体有四种处置方法：第一是谋划，第二是防备，第三是应对，第四是堕落。什么叫谋划？就是不甘心进食，夜里不能安睡，君臣日夜皱眉相视，把敌仇没有消灭视为最大的忧患，把天下没有统一视为最大的耻辱，把宗庙社稷还没有形成万世不可灭亡的根基视为最大的恐惧；招来豪杰，挑选战马，磨砺兵器，深思密谋，期望一定取得胜利。’

译‘所谓“卧榻之侧，岂容有鼻息雷鸣者”，正是宋太祖建立统一大业的原因。什么叫防备？谋划对付别人时羽翼还没有丰满，机会还没有到来，敌人的裂隙还没有产生，难道就因此不谋划对付别人了吗？我们不谋划他，他一定会谋划我们，所以要防备他，预先做好准备：周密修明政事和刑法，寻求人才，深挖壕沟、高筑城垒，积存粮食、整治军队，心怀恐惧、时时警戒，常常像一天之内敌人要来进攻三次一样。这样才能屹立起来，拥有不可侵犯的坚固力量；行动时可以制服别人，静守时可以不受别人制服；作为客军可以百无一失，作为主军可以万无一失。这就是孙仲谋击退曹操的原因。什么叫应对？想谋划对付别人却无法发动，想防备别人却不能劳心劳力，政事纲纪只保持常态，兵甲士马沿用旧有状态；国家达不到大治，却也不至于大乱。敌人没有到来时不担心他到来，敌人来了再慢慢应对。这种不预先考虑敌人到来、只在敌人来到后慢慢应对的做法，并不是事先有万全准备，只是把一切寄托在一次决战、侥幸求得一次胜利上。因此它的胜利是侥幸，不是谋略。这就是宋文帝支撑抵挡佛狸的原因。什么叫堕落？既不能谋划，又不能防备；既不能防备，又不能应对；苟且贪图安逸而不知道危险隐藏其中，沉溺欢乐而不知道忧患存在其间，轻信敌人的欺诈而不醒悟，陷入敌人的计谋而不怀疑，直到国家覆亡，却说这是天意。’ ‘吴国之所以被越国误害，就是这样。谋划对付别人，国家就兴盛；防备别人，国家就安定；应付别人，国家只能勉强保存；陷入别人计谋而堕落，国家必然灭亡。拥有国家的人，难道不应当对此四者深深恐惧并谨慎选择吗？臣私下观察朝廷今日的重大谋略，实在深感不能理解：是在谋划吗？是在防备吗？是在应对吗？是在堕落吗？大概也不过是应对而已。敌人到来时能够应对，比不能应对好，这并非完全不可，但还不是最好的办法。为什么呢？饥饿了才开始学习耕种，口渴了才开始挖井，这能算善于治理家庭吗？平时不做万全防备，紧急时却侥幸求取一次胜利，这可以取胜，却不能保证一定取胜；可以侥幸，却不能屡次侥幸。臣担心朝廷如今同敌人讲和之后，轻信敌人的真情，却不防备敌人的欺诈。历下的军队刚刚解散，淮阴的军队就来了；鸿沟一带的边界刚刚划分，垓下的祸患就发生了。这些都是过去清楚的事情。臣愿朝廷深深做好防备，以等待意外的警报，然后再确立国家的大计。臣可以依次详细陈述。第二点是：臣听说，圣人不幸处在天下分裂之际，有所谓万世之业，有所谓数百年之业；国家不可能南北两边都保存，也不可能南北两边都灭亡，不是北方有而南方无，就是南方有而北方无。’ ‘能够把天下分裂的两半合而为一，这是万世之业。划定疆界彼此等待，凭借险要互相抵拒，进攻力量不足，防守却有余，这是数百年之业。如今圣明天子既因一次行动受挫，万世之业还没有形成，发动它的时机也没有出现；而数百年之业也只是纷乱不定，尚未谋求确定，危险动荡而看不出可以建立的根基，那么也可以说是不能有所作为了。其实不是不能，而是有能力却不去做；不是不做，而是做了却不能果断坚持。果断就会去做，去做就能够成功。过去司马晋，内部有王敦、苏峻之乱，外部有刘渊、石勒之敌，晋难道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吗？晋国难道因此就没有办法吗？江左十代基业，刘宋初年，谯纵阻塞蜀地，卢循逼近都城，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在中原纷纷兴起。宋难道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吗？宋国难道因此就受到了致命损害吗？南朝仍享有数百年国祚。晋、宋的君主是什么人呢？假使朝廷处在这种时候，难道就不为国家谋划吗？何况这时还拥有天下的一半。至于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兴起，周文王凭百里土地建立周朝，汤、文王是什么人呢？朝廷处在这种时候，难道就不为国家谋划吗？何况这时还拥有土地。至于汉高帝，除了一把剑之外没有其他资财；’ ‘光武帝除了一头牛之外没有其他资财，却凭此创业、实现中兴。两位君主是什么人呢？朝廷处在这种时候，难道又不为国家谋划吗？唉！让汉高帝、光武帝来做，能够把没有国家变成有国家；让商汤、周文王来做，能够把一个国家变成天下；让晋、宋来做，能够把危亡的国家变成安定的国家。这样说来，天下难道有不可以治理的国家吗？只在于那里的人的作为如何罢了。如今内部没有王敦、苏峻、谯纵、卢循那样的猖獗之乱，外部没有刘渊、石勒那样的英雄强敌，却只面对一个尚未灭亡的金国，又以整个楚地为家，以吴越为宫。这正是楚庄王、吴王阖闾以及伍子胥、文种、范蠡凭借而强盛称霸、用兵立国的地方。西面控制整个蜀地，南面拥有荆襄，北面据守长淮，这是汉高帝、先主刘备、孙仲谋、杨行密兴起的根本。东面有大海为屏障，南北又有三江五湖环绕，这是古代六朝凭借它们认为国家不可拔除、敌人不可兼并的地方。引来巴蜀的富饶，运输江淮的粮食，购买西戎的战马，再召集荆楚奇才剑客中的精锐，这些正是汉、唐赖以获得资助的条件。兼有这些条件，却日夜惴惴不安，不能凭自己的力量生存，常常像敌人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这就像怀藏千金却担心贫穷，拥有孟贲那样的力量却担心软弱。所以说：不是不能，而是有能力却不去做；不是不做，而是做了却不能果断坚持。假使圣明天子有一天能够自我振作，内心不受迷惑，群臣议论卓然明确，带领我国大有作为、建立伟业，那么建立万世之业都绰绰有余，何况数百年之业呢！只是担心因循颓败，忘记我国所应珍惜的东西，又撤掉敌人所忌惮的防备罢了。我国所应珍惜的东西，自己却不珍惜，那么凡是应当珍惜的地方，都会一概不珍惜；一概不珍惜，正是灭亡由此开始。敌人有所忌惮，自己却不把敌人所忌惮的力量显示出来，那么凡是敌人所应忌惮的地方，都会一概不再忌惮；一概不忌惮，正是招来寇患的原因。过去秦灭六国，不是秦国有能力灭掉六国，而是六国实际上自己灭掉了自己。它们不考虑长久的计策，只苟求一天的安宁，争先割让土地向秦求和，土地今天割让，军队第二天就到。六国君臣起初都以为，方寸尺许的土地不值得珍惜，却不知道国家的灭亡，正是从不珍惜方寸之地开始的；不是方寸之地能够亡国，而是不珍惜方寸之地的行为一直发展下去，直到亡国才会停止。’

译‘近来敌人索求唐州、邓州，朝廷就把唐州、邓州给了它；敌人索求海州、泗州，就把海州、泗州给了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人抵御寇敌，却不在墙外抵御，反而毁坏墙垣让寇敌进来，说：“我将在门口抵挡它。”这能算善于御寇吗？房屋靠门户保存，门户靠墙垣保存。墙垣毁坏，就等于没有门户，房屋还能保存吗？蜀地失去汉中，刘禅便投降；南唐献出淮南，李景便陷入窘迫；朝廷难道独独看不见这些事吗？这就是臣所谓担心忘记我国所应珍惜的东西。汉高帝向西进入函谷关时，军队所到之处，敌人迎着刀刃便瓦解，锐利到了这种程度；凭仁义之师乘秦朝灭亡之势，行动容易到了这种程度；汉高帝亲自统率，张良替他谋划，准备周全到了这种程度。然而他不敢越过宛城去攻击秦军，并不是宛城对秦国有多么重要，而是它能够使汉军陷入困境。因为宛城是汉军后顾之忧。攻下宛城，汉军还有什么忧患呢？假使秦人预先知道汉军所忌惮的地方，派一名将领坚守而不投降，那么秦国就不容易在短时间内被攻取。过去朝廷把长达数千里的淮河防线视如空地，不修一座堡垒，不置一名士卒，使寇敌来去如入无人之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议论的人还说：“当时敌人的创伤还没有完全痊愈，势力也没有完全强盛。”’ ‘可是现在敌人已经凶狠地生出窥伺我淮甸、南下放马的意图，朝廷如果又像前些日子那样把淮地置之度外，天下的大祸就到了。老虎之所以不能捕捉，是因为高峻的山崖、幽深的树林中，进入者会感到森然恐惧，而且前面有熊罴游走，左边有豹子潜伏；这些正是人最为忌惮的地方。假使熊罴、豹子都离开，而老虎站在道路上，谁还不会拿起武器制服它呢？臧质据守盱眙，佛狸很快退回；刘仁瞻坚守寿春，周军始终不能攻下。朝廷难道独独看不见这些事吗？这就是臣所谓担心撤掉敌人所忌惮的防备。大体说来，敌人索求的东西，有可以给的，也有不可以给的；天下的土地，有可以不守的，也有必须守的。可以给的，是财物；不可以给的，是土地；可以不守的，是已经失去的土地；必须守的，是尚未失去的土地。可以不给却给了，可以守却不守。如今的大患，难道不正在这里吗？海陵王曾经索求汉水、淮水之间的土地，光尧皇帝没有把土地给他，而是同他交战。臣愿朝廷用光尧皇帝阻挡海陵王的办法，阻挡敌人的贪心。至于蜀地、荆襄、武昌以及沿江各地，朝廷本来曾经严密设置守备。臣愿今天一面整治沿江防务，一面防守淮地。’ ‘凡是淮河险要的地方、敌人一定要攻取的地方，比如庐州、寿州、广陵这样的大镇，都应各自选择一名大将，委托他负责一方，并交给他重兵。至于其他州郡，就应多修筑壁垒，整修城池。城池坚固，就可以让敌人进攻却不能攻下；壁垒众多，寇敌就会受到牵制而不敢越过。有大将和重兵驻守要地，沿淮各州就有所凭恃而没有恐惧。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常山之蛇。大体说来，巩固国家要依靠长江而不能只依靠淮河，巩固长江防线要依靠淮河而不能只依靠长江。可是现在议论的人有的说淮河不能守，长江可以依靠。唉！不把希望寄托在长江上，长江反而可以依靠；把希望全寄托在长江上，长江就不可以依靠了。过去陈后主把江北诸将全部召回京城参加朝正，韩擒虎、贺若弼便趁虚而入，直到长江边。陈国君臣还说：“长江天险，绝没有渡过的道理。”并且援引周、齐军队五次南下都失败的事，等待隋军。话还没有说完，隋军已经渡江了。长江给南方国家造成的误导太严重了！不是长江误了国家，而是依赖长江的人误了国家。宫之奇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长江，是淮河的虞国；淮河，是长江的虢国。’ ‘朝廷千万不要只依靠长江而依靠淮河，也不要只依靠淮河而不去防守淮河；这样，数百年之业才可以谈论建立。否则臣恐怕国家连一天也不能安居。有人又说：“守住淮河当然好，可是淮地空旷辽阔，又能怎么办呢？”至于长江，按照纪涉的说法，只需在几处设防，直接安排起来比较容易。这是不对的。有了淮河，长江才是我们的长江；没有淮河，长江就不只是我们的长江，也是敌人的长江。完整占有它尚且担心失去，何况同敌人分有呢？况且我们认为淮地空旷，假使我们不占有而敌人占有了，敌人难道也会认为它空旷吗？敌人将在那里驻扎耕种，耕种之后守卫，守卫之后窥伺；那么我们一喘息敌人就能听见，我们一行动敌人就能看见。人只有处在别人无法测度的地方，才不会被人谋算；把寇敌引到自己身边，日夜同他隔着一条江水相互对望，国家还能够做什么，敌人还能够防备什么呢？所以，长江会误害人的国家，而纪涉的言论又会误害人的长江。况且吴地的人是想要淮地却得不到，并不是得到了淮地却不想要。我们拥有吴地人所没有的淮地，又怎么可以抛弃我们已有的东西呢？臣因此流泪，竭尽言辞说到这里。第三点是：臣听说，有所作为的人，必须谋求事情的完整。’ ‘什么叫完整？不把表面的福当作真正的福，不把表面的利益当作真正的利益，这就叫完整。治理国家，哪一方面不是福，哪一种选择不是利，却说不把福当作福、不把利当作利，为什么呢？不是不把福当作福，而是不把祸患中的福当作福；不是不把利当作利，而是不把危害中的利当作利。为什么呢？可贵的福，是有福而没有祸；可贵的利，是有利而没有害。如果说是福，却是祸患寄托之处；如果说是利，却是祸害隐藏之处，那么没有这种福，胜过有这种福；没有这种利，胜过有这种利。所以说，有所作为的人必须谋求完整，不把表面之福当作福，不把表面之利当作利，这就叫完整。如今有一颗直径一寸的宝珠，藏在骊龙下颌之下，又处于万仞深渊之中。有人告诉我：“这颗珠子可以得到。”相信他的人聪明，还是不相信他的人聪明？似乎相信的人聪明。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同宝珠哪个更重要，陆地同深渊哪个更安全。即使牺牲自己的身体就能得到宝珠，也不应去做，何况牺牲身体还未必能得到宝珠呢？如今士大夫谁不说：“中原是我国旧有的土地，可以夺取而不能放弃。”这话用意忠贞，听起来痛快，但拿来谋划国家还不够。臣对今天的估量，不以今天为根据而以古代为根据；对后来的预料，不以后来的情况为根据而以今天为根据。’

译‘古代是今天的镜子，今天是后世的根基。为什么不看看东晋呢？东晋曾经拥有幽州、并州，等到王浚、刘琨败亡，幽州、并州也随之丧失；又曾经拥有河南，等到祖逖败亡，河南也随之丧失。并不是等到这几个人死后，幽州、并州、河南才开始丧失，而是在这几个人还没有死时，幽州、并州、河南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因为保有它们的只是名义，丧失它们的是实际。为什么不看看刘宋呢？刘宋曾经得到关中，等到宋武帝返回，便失去关中；又曾经得到淮北，等到宋明帝北伐失败，便失去淮北。并不是宋武帝返回、宋明帝战败后才开始失去关中、淮北，而是在他们尚未返回、尚未战败时，关中、淮北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因为得到它们的只是名义，失去它们的是实际。听说：‘鞭子即使很长，也打不到马腹。’为什么呢？功业成败要看时机，时机盛衰要看天意。天意到来时，时机也会到来；时机到来时，功业也会到来。从来没有听说过时机能先于天意而获得成功，功业能先于时机而成就。因此，天意同机缘相合，就能让屡战屡败的汉高帝战胜百战百胜的项羽；天意同机缘相违，就会使刘备、诸葛亮这样的英雄豪杰，眼看着软弱的曹丕成事。靖康初年，金人北归时，河北曾经归我们所有。’ ‘绍兴年间，金人割让土地归还我们时，河南、长安曾经归我们所有；完颜亮兵败时，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又曾经归我们所有；隆兴年间出兵时，符离又曾经归我们所有。有过这些土地是有过了，最终却没有能够占有，为什么呢？是时机，是没有遇到时机；是天意。既然如此，古代的行动也足以作为今天的惩戒，今天的事情也足以作为后世的规范。因此谋划今天的办法，和议不如战争，战争不如防守。和议会使人懈怠，战争会使人奋力，所以说和议不如战争；战争会有危险，防守可以保全，所以说战争不如防守。过去吴大帝在位时，诸将都想建立功业，纷纷陈述有利的策略，吴大帝拿这些意见询问顾雍。顾雍说：“兵法告诫人不要贪图小利。这些人想求取功名，不是为了国家。假如不能使敌人受损，就不应听从。”蜀将姜维常常想大举伐魏，费祎说：“我们比不上诸葛丞相，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不如保卫国家、治理百姓，不要把成败寄托在一次行动上。”唉，吴国大概把顾雍看作怯懦，蜀国大概把姜维看作勇壮了。虽然如此，在祸害尚未显现时，顾雍确实显得怯懦，姜维确实显得勇壮；等到诸葛恪轻率出动而无功，百姓怨恨，姜维屡次出兵、滥用武力而使国家灭亡，顾雍、费祎的话才再次得到证明。’ 唉！宋朝德运正当盛时，国祚本可延续万亿年；上天不保佑敌人，他们的灭亡不会拖到第二天，根本不必等有智慧的人来说明，这道理也是明白的。然而太阳有正午和偏西，月亮有盈满和亏缺，这是天道，何况国家呢？上天对于我国，大概也必定有时机。对此可以等待，却不能急躁。圣人面对时势，有两件事不能做到：一是使时机离去，二是使时机到来；有两件事能够做到：一是等待，二是乘机而动。臣希望朝廷把人事方面能够做的都做好，以周密等待时机；等时机到来，再决定如何乘机而动。不要因为贪图小利，就轻率试用我国的大计；不要因为一时稍有挫折，就中途懈怠我国的大计。这样，中兴的全部功业不在今天实现，又要在什么时候实现呢？燕国曾想谋取苻坚，慕容农说：‘摘取尚未成熟的果实，和等它自己落下，不过相差十天，但其中的难易、美恶却相差很远。’金人势力强大，也不过如苻坚；他们的君臣远远比不上苻坚，朝廷为什么不稍微等待呢？参知政事史浩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取得天下的人，都是从小处发展到大处，例如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百里土地，就是这样。商汤第一次出征，天下才开始信服他，所以他向东征伐，西边的人便怨恨；向西征伐，东边的人便怨恨；向南征伐，北边的人便怨恨；向北征伐，南边的人便怨恨。那些怨恨的人，是盼望他的军队到来却没有等到。因此军队到达他们的国家，就像及时雨降下，并不是说要让四方百姓先归附到商汤的国家。周文王三分天下占有其中两分，是因为他有那样的志向；所以到了武王时，才凭借商朝的军队，响应会合的人多如树林，并不是说要让天下百姓先归附周文王的国家。如果真要百姓先归附他的国家，那么七十里的亳、百里的丰，怎么容纳来自东西南北的人？而所谓亳、丰之地，正疲于供养本地百姓，日益困窘，又哪里有余暇修明文德来感化远方之人的心呢？如今陛下北面有强敌，他们每天施行奸谋来扰乱我们，每天放纵流民来困扰我们；沿边守臣却对此全不知道，正每天把招徕流民作为事务。自去年冬天用兵以来，归正官已经满五百人，都是高官大爵，动不动就要求增加差遣。现有缺额的归正百姓不知有多少，他们都耗尽百姓的膏血，只怕给他们的廪给不够。几年以后，国家的积蓄将因这场战事耗尽；东南士大夫长久不能调任，东南农民连养活自己和家口的费用都不能自行支配，怎么能保证他们不起来成为盗贼，以求得衣食的资财呢？’ 如果不在这时候设法救济这种局面，任其迅速发展而不停，归正之人遍布东南，蚕食越来越多，国家的费用就更加匮乏。已经到来的人得不到优厚抚恤，一定会产生悔恨之心；正要到来的人受到的待遇越来越薄，也一定会产生怨恨之心。那些剥削百姓肌肤、敲取百姓骨髓来供养他们的人，本意是希望他们知道恩德，并想让他们为我所用。假如使他们产生怨恨和悔恨之心，最终又能济什么事呢？凡是为国家作长远考虑的人，没有不对此寒心的。如今主张招纳的人一定会说：‘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维系中原人的心。’其实，如果先在国内修治政事，使教化昌明、风俗淳厚，百姓家家富足、人人有余，让那里的士人百姓愿意来朝廷任职，愿意成为本朝百姓却求之不得，然后有一天兴兵收复疆土，他们都成为天子的臣民，那么他们的心才会大为喜悦，就像商汤之后的百姓后来归附武王，因武王一怒而得到安定一样。如果我国的政事教化还没有施行，财力却先已困竭，国家尚且不能保全安定，又怎么能维系中原人的心呢？凡持这种论调的人，都是羡慕古人的虚名，却丧失当今实际利益的人。臣希望陛下秘密敕令沿边守臣，对那些背负襁褓前来的人，晓谕长远计划说：‘国家讨论战争与和议，都是为了你们这些人长期陷没于敌境，想设法拯救你们。如果采取战争的计划，将来收复我国旧地，你们都是我的百姓，那又何必……’

译‘如果采取和议的计划，朝廷难道就会把你们忘掉吗？你们应当各自安居本土，等待和议确定。’这样，他们一定会感受到我国体恤他们的心意，更加深切地思念本国，也就不会再归怨于我国。敌人听到这些，也一定会知道我国是有主张、有作为的。于是修整藩篱，保卫险要，宽省民力以巩固国家根本；招募勇士以充实军籍。政事修明、教化兴盛，国家富足、军队强盛，时机一旦到来，难道会没有尽头吗？一举取得中原，大开明堂，接受朝贺，这就是成汤、周文王已经验证过的明确成效。还没有到达这种时机就先行筹划，反而自我逼迫，这是敌人所希望的；以后即使后悔得捶胸，也来不及了。利害得失的关键清楚可见，陛下不可不深入审察。倘若陛下还不认为臣的话正确，臣希望陛下防止只凭自己的意见作决定，上取太上皇的训示，下广泛听取近臣的意见，以归于最恰当的办法，然后确定安抚招纳的规章，使沿边守臣有所遵守。’ 史浩又上奏说：‘臣听说，抛弃实际而专务虚名，舍弃眼前而谋求遥远，见到利益而忘记祸害，这三件事是天下最大的弊病，也是古今最应警戒的事情。臣近来极力论述招纳归正人的错误，虽然承蒙圣上慈爱，已经赐予采纳，臣仍担心议论此事的人或许意见不同。请允许臣再详细说明。淮泗以北、燕赵以南，方圆万里，都是我国旧日疆土。假如朝廷根本已经建立，人材已经众多，功劳不越级赏赐，罪过不逃避惩罚，军队强盛、国家富足、力量有余，凭陛下英明威武的资质，乘中原人拥戴的心情，一举取得中原，居天下之中而谋求宏大事业，以恢复旧有疆土，那么天下的议论，谁敢认为不对？如今既然还做不到，却小心翼翼地招集逃亡的人，把这当作维系中原人心的办法，这就是臣所说的抛弃实际而专务虚名的第一种弊病。自去年金人南下以后，两淮一片荒废，被驱赶、掳掠、杀戮的人数多得不可计算，水井被填，树木被砍，尸骨堆积如山，悲痛哭泣的声音至今没有停止。调度日益繁重，江左更加困苦；屯戍军队虽然派出，藩篱却还没有巩固。这些都应当像解救饥渴、扑灭火灾、救援溺水一样，日夜谋划。如今却没有看见作出大的安排，而朝廷之上，常常拿大半天的精力整顿、处理归正人：某人请求官职，某人援引旧例。朝廷尚且如此，宣抚司、沿边各军、帅司以及州郡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臣所说的舍弃眼前而谋求遥远的第二种弊病。北方人刚来时，扶老携幼，没有一个不说是离开虎狼之地、回到父母之国，呜咽流泪，举手加额；不了解情况的人看了，真会以为这是可喜的事。然而这些人都是小人，哪里会有什么长久不变的操守？朝廷供给俸禄、赏赐稍微不能满足他们无边的欲望，他们就会怨骂一同发作，未必不会刺探我国政事，回去报告给敌境。何况其中往往有本来就是作为间谍侦探而来的人，这就是臣所说的见到利益而忘记祸害的第三种弊病。把这三种说法反复推究，招纳的利弊可以立即判定。再加上敌情难以测度，诡诈的手段很多。如今北方人拿一张纸来，便给他官职；僧道即使没有度牒，只要拿着戒牒来，便给他度牒。假如敌人设下计谋，制造许多伪造的告身、伪造的度牒，接连不断地来，那么上面会耗尽国家力量来供养归正官，下面会暗中破坏度牒制度，我们还算有谋略吗？况且中原士大夫即使本人考中科第、家世为公侯，只要有一次过失，便会因罪废弃终身；归正官却一概不问。这岂不是在敌人那里做官的人何其幸运，而在天朝做官的人何其不幸吗？中原士民想做僧道，从购买度牒到填写文书、受戒，没有四五百千钱办不到；归正僧道却一概不问。这岂不是生在敌人境内的人何其幸运；’ ‘而生在天子王土上的人何其不幸吗？臣对此忧虑恳切，实在希望陛下舍弃虚名而求取实际，以成就大功；先处理眼前事务，再谋求远方，以安定边境；见到利益便想到祸害，以杜绝祸乱的苗头；对于不同意见，一概依据道理裁决。过去吐蕃想夺取唐朝的维州，暗中派妇女嫁给守门人的儿子，生下孩子并使他长大，让他成为守门人，于是吐蕃入侵时，他便打开关门接纳吐蕃。宣和年间，郭药师入朝，请求在鞠牟陀冈击球，于是暗中观察那里可修筑营垒的地方；后来金人大举入侵，果然聚集在那里。这样看来，招纳之事怎么可以忽视？怎么可以忽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留意审慎选择。’ 川陕宣谕使虞允文上奏说：‘臣出身孤寒偏远，蒙受陛下破格防备并亲自擢用的圣恩，实在是非同寻常的遭遇。只是臣才力平庸微薄，至今没有丝毫报效，惭愧和恐惧一齐压在心头，谨借奉使命的机会，斗胆把今天不可错失的时机上达，希望陛下听取。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凭圣明智慧暗中运筹，谋划深远，不遗漏长远的规模，想来早已安排妥当。因此臣才敢冒昧进言，以补助万分之一。臣已经听说敌国内部混乱，驻在中原的敌兵不多，这实在是上天帮助陛下收复失地的时候，而形势便利没有比陕西更好的地方了。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军队、战马和粮食，可以壮大国威，可以充足军饷；想守有险要可以凭借，想战有资财可以依靠。自古进取天下本来就有次序，但没有什么比这里更应优先。’臣一向忧虑的是，大将们彼此因循，没有一个肯出力为国家承担责任。近两天，吴拱拿出吴璘的三封信，谨慎地抄录进呈。臣看信中的意思，知道敌人非常怯弱，知道他们的军队可以使用，知道民心已经归附，知道粮道可以从西边人那里取得充足粮食，又知道吴璘的疾病已经痊愈，却担心年老，因此正在自我勉励，准备一举行动。臣所不知道的，只是朝廷害怕有所作为，和战还没有决定，仍然对此疑惑。’ ‘自从敌国使者到达边境又离开以后，有人认为敌国内部正混乱，暂时无暇顾及；有人认为敌人不肯归还疆土，想要向我国提出要求。按照臣的愚见，这两种说法都可以置之不问。现在最应当抓住的，是今天的时机；如果依照吴璘的意见利用这个时机，只在于陛下和两三位大臣用一句话作出决断而已。臣广泛采集舆论，认为中原的敌兵不多，一定没有深入进犯的忧虑。可以先命董庠率本管军队守卫淮东，郭振率四名统制所部军队守卫淮西，赵撙驻守信阳，李道逼近新野【唐州、邓州之间】，各自凭借险要坚守，不与敌人交战，借此使军队得到休息，以待后用。先命吴拱挑选精兵二万人，从邓州一路与王彦在商州会合，再派一万人守潼关，使河南的敌兵不能进军援助长安；又派一万人与王彦合力进攻，而吴璘、姚仲率大军出动。西边人知道朝廷大举兴兵，必定会比今天更加响应。官军声势震动关辅，宝鸡的敌人知道没有援军，又被西边人共同抛弃，如果不请求投降，也一定会带兵渡过黄河离去。国家可以趁此时收编军籍、收取马匹，凭借长安的粮食夺取河南，再凭借河南的粮食会合各军夺取汴京，这样兵力完整，又可以节省各道转运粮饷的费用。’

译‘至于两河地区，凭借百姓的民心，只要发布檄文就可以平定。臣听说，用兵贵在合力而忌讳分散；时机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臣希望陛下和两三位大臣审察并采纳这个意见，仔细谋划，暗中确定统一的方略，分别命令各位将领，使他们合力取得不世之功。天下幸甚。臣被愚忠所迫，冒犯天威，内心实在非常震惧。’ 虞允文又上奏说：‘臣私下想到，艺祖皇帝创业之初，削平各国，首先会合防阳的军队来攻取荆南，大概是因为天下的有利形势所在，先得到这里，就可以雄视吴、蜀；统一天下的基业，确实由此开始。如今陛下把注意力放在防汉上游，控制吴、蜀的全部土地，谋划宏大深远，得到了艺祖遗留下来的本意。上天开启圣明睿智，前后两位圣主的谋略相合。然而议论的人说，自古以来，蜀地凭借重山为险，吴地凭借长江为险；荆、襄一带平原广阔，没有一山一水可以作为阻隔，所以从三国以后直到南北分裂时期，都是把军队作为险要，集中良将精兵建立重镇，这些在史册中都可以考见。道路交错分布，无法一一计算，其中较大的有六条：从陕、虢出卢氏，可以直达归州；从光化出茨湖，可以直达夷陵；从汝州出新野，可以直达襄阳；从唐州出枣阳，可以直达郢州；从蔡州出信阳三关，可以直达德安府；从陈州出宛丘、新息，可以直达光州、黄州。这些道路绵延数千里，实际都是平坦通途，全是应当用军队设险防守的地方。兵力雄厚，险要才牢固，这是自然的道理；可是现在的兵力部署，反而比守吴、守蜀的兵力还少。一旦支撑不住，敌势便会横冲直溃，使吴、蜀的形势分裂为二；即使屯兵很多，首尾也无法呼应，实在令人忧虑。’ ‘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曲加体察，降下臣的奏章给心腹大臣，商议增加荆襄防守兵力的办法，希望不要失掉艺祖首先重视荆襄的用意，为陛下恢复中原打下基础，天下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经国 宋孝宗时期，建康府通判辛弃疾进呈《美芹十论》，说：‘臣听说，事情尚未发生就预先谋划，处理起来往往有余裕；事情已经发生才谋划，回应起来往往不足。敌人侵犯中原，臣子都想报效国家、雪洗国耻，普天之下，四方之内，这个心愿没有一天忘记。臣的家族世代在济南置产居住，历代承受镇守方面的任命，蒙受国家深厚恩德。臣的祖父辛赞，因为族人众多而难以脱身，被迫接受敌人的官职，留在京师，往来经过亳州、沂州、海州，这都不是他的本意。每次退朝用膳后，他总是带着我们这些晚辈登高望远，指点山河，想着寻找机会起兵，以解除君父与敌人不共戴天的愤恨。曾经让臣两次随计吏到达燕山，仔细观察形势，但谋划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臣的祖父辛赞去世后，到了辛巳年，金亮南下，中原百姓纷纷聚集起兵。臣曾经聚集二千人，隶属于耿京，任掌书记，与他共同谋划恢复中原，登记兵员共二十五万，把归附的诚意献给朝廷。不幸内乱突然发生，事情于是大错，臣怀抱愚忠，忧郁充塞心胸。臣任职清闲，心情稍定，私下思考今天的形势：朝廷一味持重，把它当作成就谋略；敌人却以不断试探为有利，把它当作得计。因此和战的权力常常掌握在敌人手中，而我国只是跟随形势加以回应，所以燕山和议没有多久，京城的围困就紧急了；城下之盟刚刚签订，两宫被迫远行；秦桧主持的和议反而助长了金亮的狂妄。他们得利就作战，疲倦就讲和，诡诈狡猾，我国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只有张浚在符离进行的那次战事，略有生气；虽然取胜，也不必担心失败，事情并非十全十美，但衡量它所防止的祸患，即使和议以后闲置军队、任敌人蹂躏，也还没有这样惨酷。可是不了解军事的人，只看见胜利不能保持的危害，却没有认识到和议不可依靠才是积重难返的大病，于是急忙闭口不再谈兵，把它当作深切的警戒。臣私下认为，恢复中原自有确定的谋略，不应因符离一次小胜小负而受到惩罚；朝廷公卿过分忧虑而不谈用兵，实在可惜。古人说：‘不要因为小的挫折而使我的大计受阻。’正是这个意思。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聪明神武，洞察事情的关键，即使光武帝的英明谋略、宪宗皇帝的果断作为，也难以相比；如今仅仅一个敌人就还要使陛下日夜操劳，这正是天下士人献计效命的时候。臣虽然极其愚昧浅陋，哪里真能有所知晓？只是被忠心和愤恨激发，不能自已。臣认为，今天敌人确实有弱点可以利用，而朝廷从上到下只有预先准备才不会有祸患，所以竭尽精诚，不顾自身才力，撰成御敌十论，名为《美芹》。其中三篇论述敌人的弱点，七篇论述朝廷应当实行的事情。先审察敌人的形势，再考察敌人的实情，又观察敌人的衅隙，那么敌人的虚实，我们就已经详细了解了；然后依次施行那七条意见。’ ‘敌人的情况本来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只希望陛下在乙夜留神思考，沉静地洞察事物先兆，立志一定实行，不要被群臣的议论所迷惑。这样或许可以洗雪国耻、报答百王，建立除灭凶敌、名垂千古的功烈，不逊于唐太宗典冠举衣以恢复韩侯之国。虽然臣越职进言的罪责难逃，但乡野之人把美味的芹菜献给君主，其中爱戴君主的诚意也值得取法。希望陛下赦免臣狂妄僭越的罪过，怜悯臣愚昧而忠诚的心；即使臣将被斧钺处死，余生能蒙此恩，也实在是万幸之至，万幸之至。其《审势》说：用兵的道理，形势有形与势两方面；如果不知道二者的区别而混为一谈，就会被外在形态阻碍，被形势迷惑，无法谋求胜利，只能坐等失败。什么叫‘形’？就是大小。什么叫‘势’？就是虚实。土地广阔、财赋丰厚、士兵战马众多，这是形，不是势。形可以用来显示威势，却不能凭它保证胜利。比如把巨石从千仞高山上滚下来，声音轰然，形体高大，不是不可怕；然而如果有壕沟、留木阻挡，使它不能径直前进，就可以迂回避开或抵御它。等到它力量尽失、形势受制，人就可以跨过去越过它。至于势就不是这样：有器械就一定可以使用，有了使用条件就一定可以成事。比如把箭和石头放在高墙上，操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别人控制；有越过墙来的，就可以凭意向投击射杀。这才是实际值得忧虑的地方。’ 从今天的情况来判断，敌人虽然有山岩险峻、令人畏惧的外形，却没有确实能够使用弓矢和礌石的实力；他们把这些展示给我们看，只不过是想凭借声威使我们疑惧罢了。说他们想靠这些来求取胜利，我本来就知道他们未必做得到。他们想使我们疑惧，我们如果就相信确实值得疑惧；他们未必做得到，我们却猜想他们或许做得到，这也不过是没有详察形势差别罢了。臣请求逐条陈述此事。敌人的土地，东面逼近大海，西面控制夏地，南面抵达淮水，北面直到防地，土地不能说不广。但敌人的财力，向民间签发兵役，却没有养兵的费用；在郊外吝惜施恩，却没有泛泛施恩的赏赐；又有年年相继的岁币作为辅助，横征暴敛也不顾恤百姓，所以财力不能说不多。沙漠是产马的地方，骑射驾驭是他们的长技，人人都学习，因此他们的兵力也可以说是众多。以这样的形势，他们不时出兵震慑我们，确实也在值得忧虑之列。然而臣独自认为不值得过分忧虑，是因为敌人的土地虽然名义上广大，实际上很容易分裂；只是他们平时没有兵变、劫掠和整治控制的形势，看上去似乎能够纠合在一起，一旦发生惊扰，便会忿怒争斗，割据势力像蜂群一样纷纷兴起。辛巳年的变乱中，萧哲伯在辽地反叛，赵开在宻地反叛，魏胜在海地反叛，王友直在魏地反叛，耿京在齐鲁反叛，至亲葛王又在燕地反叛，其余各处也纷纷如此，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这已经是明确的证据之一，敌人的财力不足以忧虑。敌人的财力虽然名义上很多，实际上却难以依靠。他们得到我们的岁币，只有金帛，可以用来准备赏赐，却不能用来养士；中原的粮仓，可以用来养士，却不能保证不被损失。这是因为敌国政治混乱，官吏横暴，平常的赋税和供给，百姓勉强还能支撑；一旦有意外需求，官府实际取一成，官吏却取七八成，百姓不堪其苦便反叛。百姓反叛，财物就无法取得，反而还要防备他们资助反叛，这就是第二个不足以忧虑之处。至于他们的兵力，名义上说多，实际上也难以调动而且容易溃散。比如中原签发来的、称为大汉军的士卒，都是他们的父祖在蹂躏之后残存下来的人，田宅又在严酷的鞭笞剥削中荡然无存，长期积累的怨愤使他们心志不一。而从沙漠签发来的士卒，远在万里之外，虽然人数可以按百万计算，但道路遥远隔绝，资粮器甲全都要取办于民间，赋税运输和征调，不经过一年不能送到。起初金亮南下时，都是诛杀、胁迫酋长，毁灭他们的财产，众人才肯跟从。没过多久，中途逃窜回去的人已经无法控制，这就是第三个不足以忧虑之处。何况如今金国掌权的人，又杂有契丹、中原、江南的士人，上下彼此猜疑防范，意见相互抵牾，不像从前的尼雅满、乌珠等人那样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