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七

译孝宗时，集英殿修撰、福建帅赵汝愚为兴办举子仓请示，上疏说：“臣等伏见，木路、上四州军的风俗多有不养育子女的现象，成为一方的大害，其弊病有三：第一，违背天伦，夭折断绝人的性命，损伤朝廷仁慈长寿的教化，破坏天地阴阳的和谐；第二，建州、邵州之间，男子多而女子少，奸淫劫掠之事无日没有，于是导致杀伤案件成倍增加，触犯刑法；第三，建州、邵州等州既然不养育子女，富贵人家难以得到奴婢，便以高价从其他州购买。因此奸诈之徒诱拐泉州、福州等州的无知男女，带去贩卖，终于造成父子生离、夫妻离散。虽然依照敕令和法律判处徒刑、流刑、编管发配，但有利可图的地方终究无法禁止。以上三点，朝廷的法令并非不严密完备，又屡次下达指挥，准许拨付义仓钱米来接济贫困、无力养育子女的人家，恩德并非不深厚；只是本路多是山田，义仓等米每年收入不多，州县不能平均发给，无法取得百姓信任，风俗也就没有办法大为改变。臣等私下见到，前任安抚史浩任内曾上奏请求，在各县分别设置官庄，收积租课，增加供养资助。当时虽未获批准，但所下指挥中，建阳县已经设置了官庄，每年收米三百六十九石，一直由安抚司收管，从未发放。臣等现在筹办，先在建阳县，把上述官庄米选派当地官员和士人核验确实后发放，实行几个月，已经形成了秩序。又按照建阳县的例子，在建宁府的崇安、建安、瓯宁三县，以及南剑州的剑浦、尤溪两县，依次推行。臣等又查得，原先下达的举子指挥，属于专门委托常平司管理；由于各县有安抚司的官庄米，所以不得不由两司共同筹办。等将来事情确定后，仍把所设官庄拨归常平司管理，准许两司共同防范查检，这样大概可以使县道不至于作弊。然而，养育子女的人数很多，官庄米的数量有限。臣等查得，淳熙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准行在尚书户部符，准都省批下吏部尚书韩元吉的札子：自乾道五年起，因为福建路有不养育子女的风俗，贫困人家生子，都赐给常平钱一千、米一斛；又因守臣请求，免除他们应缴纳的随身丁钱。臣前些时候任职闽中郡守，询问父老，听说几年之间，小民因贪得官府发给的钱米，不敢溺死子女，保全性命的人很多；但仍恐怕日积月累，州县懒于核验实情，又说常平所耗费的钱米已经很多，吝惜拨付，认为此事难以继续。” 如今常平钱物虽然有定额，但所谓户绝田产，州县并不常有；又只准许在福建八州中溺子最严重的四州出卖。那里百姓贫困、土地瘠薄，绝户田产十分微小；偶尔还有寺观的绝业，把八州所得积聚起来使用，也可以补助上述支用。希望圣上再赐予睿智的防范措施：福建百姓和寺观的绝户产业，从今以后都不许出卖，专门拘收查检，命常平司登记造册，每年收取其租，通融用作全一路养育子女的费用。不足之处，每月拨支常平钱米；提举官每年考核并按治州县，必须依照原先下达的指挥，切实核验，公开发放，务必使实际恩惠惠及百姓。本部检准乾道五年四月十五日敕令条文：臣僚札子奏称，福建路贫困人家生子，准许由所属申报，由长官亲自核验属实后，从常平钱中当面酌量拨给；每生一个孩子，即使给米一石、钱一贯，也不算多。如果此事可以采纳，其他路州军有类似情形的，也请求依此施行。三省共同奉行圣上防旨，依奏施行，并准淳熙三年二月四日敕令：臣僚札子奏请，命各路把尚未卖完的田地山场等一并停止出卖，仍旧招人承佃，缴纳官租。” 奉圣上防旨，暂时停止出卖，命现有佃户仍旧承佃经营；已经承买但价钱尚未付清的，宽限一个季度。本部如今查勘，想依照本官所陈述的事理施行，发符给常平司，完全依照这次都省批状的指挥办理。如今常平司正在全部查究核实，根据上述田产，请求圣上特别降下睿智防旨，准许民户、寺观的绝户田产一并停止出卖，招人承佃；把所收租利与安抚司设置的官庄以及常平义仓的钱米通融使用，作为全一路养育子女的费用。这样大概可以使实际恩惠惠及百姓，使风俗发生改变，来扩大朝廷爱惜生命的德行，臣等不胜荣幸。” 枢密院检详文字兼检正李椿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本来有些看似可以缓办，但实际关系重大而紧迫；风俗中僭越奢侈的现象应当加以节制，就是这种情况。《易经》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凭借衣裳来治理天下，看起来似乎可以缓办，但由此确定上下的区别，三纲的常道也从此开始，难道不是关系重大而紧迫吗？’自从军队兴起以来，士大夫穿紫衫以便于军务，这不算过分。但各地的皂吏、士人和平民也穿紫衫，就不再有上下之别了。况且一件紫衫的费用，即使贫困者也难以置办；甲穿而乙不穿，是人情所感到羞耻的，所以即使想要节俭，也做不到。不只是紫衫，其他衣服也华丽奢侈，使用绮绣、金线和奇异颜色，式样技巧日益奇巧，这就是百姓多贫困而不知道节约的原因。仰望陛下亲自在上面实行节俭，而士人和平民在下面奢侈僭越，按理应当有所节制。《易经》象辞说：‘节制应当以制度实行，不伤害财物，不损害百姓。’这不是不重要、不紧迫的事情。伏望圣上慈悲，把此事交给礼官，斟酌古今适宜的情况，制定衣服制度；不是受命官、军兵、朝省人员，不得穿紫衫和华侈之物，一律加以禁止，以改变奢侈僭越的风气，恢复俭朴厚重的习俗，明确上下区别，消除贪婪贫困的根源，天下幸甚。”

译李椿任吏部侍郎时，又上奏说：“臣伏见，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世，或者自身服丧尚未期满，却另立户籍、分割财产的，所应承担的罪责并不轻。又如收养异姓子、出继以及立嫡，都有旧有条文。从来人们畏惧法律禁令，平常都遵守它，因此风俗淳厚。自从国家南渡以来，时常有人建议立法，有的规定父母在世时可以标拨产业，分开后便不再同灶共食，甚至导致彼此兼并。有的父母都还在世，却一个贫穷、一个富裕；有的抛弃父母而另居；还有母亲只接受一个儿子的财产份额，以致父母死后诉讼纷纷不断。有人有产业却没有子孙，准许在死后立继承人，多半是意在谋取他的产业，本来没有继绝嗣的意义。亲疏各方争着立继承人，有的连夜埋葬，强行举行继承仪式；有的暗中嘱托亲友邻里，掩盖占有财产，因此诉讼尤其多，连年不能判决。有的收养异姓子，既违反法令，又任意遗弃，完全是由于财产，以至兄弟叔侄之间毫无恩义，彼此轮番争讼，都遭到罪责，却不知道悔改。像这类事情，本来应当归入户绝财产由官府处理，难道是因为有利于这些人，才制定这样的法律吗？正是为了平息争端罢了。如今士大夫也多有这类诉讼，愚民看着仿效，沿袭成了常态。近年官员应当获得死后的恩泽，从长子开始承受，以此断绝妄图取得的心思。况且人有儿子或没有儿子，哪里是人力所能决定的？不过是天理和命分罢了。如果儿子承受父亲遗留下来的恩泽，或者儿子已经去世而不能受恩，那么孙子就应当承受祖父遗留下来的恩泽。所有孙子同样都是祖父的后代，哪里应当不按长幼而按房次呢？这样必然产生隔房争论的弊病。如此一来，朝廷的恩泽反而足以成为使风俗变薄的开端。薄恶的风气习惯成熟后，士大夫也不再知道它是错误的了。这都是因为轻率议论、改变法律以顺从私欲，终于导致风俗变得浅薄邪恶，不再有中原承平时代浑厚的风气。风俗是天下的元气，怎么可以不端正？臣愚昧，希望圣上详细斟酌，下令有关部门考察前后改法的原因；凡另立户籍分割财产、死后无子孙而立继、收养异姓子孙以及死后恩泽等事，一律遵循旧法，以断绝争端、端正风俗，天下幸甚。” 李椿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人的身体强弱在于气血，天下的盛衰在于风俗。气血充实，即使有意外的疾病，也可以不用药而痊愈；风俗醇正，即使有意外发生的事情，也可以不费力而治理好。气血是身体的根本，风俗是天下的根本。所以司马光说：‘风俗是天下的大事，教化是国家的急务，不可以不加以端正。’近来有一些败坏风俗、伤害教化的说法，起初出自吏员之口，后来在士大夫之间传播，终于成为口头依据，并被施用于政事，说‘从宽’而不说‘从是’，却说‘从窄’，难道合乎道理吗？从窄的风气一旦盛行，凡是建立功劳、应当受赏的人，必定被提出疑难加以阻挠；凡是犯了疑似过失之罪的人，必定观望形势而把罪名加给他。臣伏见赏令规定，各项功劳尚未酬报叙用而遇到法格改变的，若新格较轻，听从立功时的法格；若新格较重，听从较重的赏罚。又按审断狱讼的法律，错误判人有罪的，减三等；错误判人无罪的，减五等。由此可见，国家立法深合古训‘赏疑惟重，罪疑惟轻’的意义。那么从窄的政风，难道不是违背国家仁厚的教化吗？臣近来承奉都堂宣示，陛下与大臣讨论不应树立朋党时的问答，仰见圣学高明，深得忠恕一贯之道，臣不胜钦佩赞叹、欣喜雀跃。” 那么，从窄的风气决不是圣意所允许的。因此臣冒昧陈奏，伏愿陛下采取措施挽救它的弊病。然而，侥幸求进不可不禁止，欺骗蒙蔽不可不收敛，名分不可不严格，贪污不可不治理；一切都归于正道，然后才可以。希望陛下以睿慈特别降下圣意，诏令百司，凡施行政事，都一律遵循是非正理，不得沿袭‘从窄’的说法。这样大概可以使赏罚完全公允，改变厚重的风气、革除浅薄的习俗，天下幸甚。” 中书舍人崔敦诗上奏说：“臣听说，民俗的厚重或浅薄，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尧舜时代的百姓，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这是成为治世的原因；桀纣时代的百姓，家家都可以被诛杀，这是成为乱世的原因。自古圣帝明王用来移风易俗、使天下的命脉长久的方法，是知道不能只靠法律防范和禁止，因此总是把教化放在首位。到了秦汉以来，风俗越来越败坏，而当时的君主不致力于崇尚教化，只在法律禁令之间费心，法律越繁复，奸邪越滋生；禁令越严密，欺诈越多出现。因此董仲舒、王吉这些人开始推究弊病的根源，指出是教化没有修明。我私下观察汉文帝时期，他始终用君子长者的道理对待天下，以深沉安静镇定百姓，以淳朴风气示范天下，所以能够使海内富庶，兴起礼义，审断的案件只有几百件，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这难道不正是教化的功效吗？”臣仰望陛下勤俭的德行、仁孝的资质，崇尚忠厚以引导民间常道，推重朴素以为天下先，因此四海百姓受到观感而教化，都趋向善良。然而近年以来，民俗日益浅薄，民间乡里、田野之间，养成喧嚣、顽劣、庸俗的姿态，助长乖戾争斗、凌辱侵犯的风气，把互相仇视当作常情，把仇杀当作美事。等到弊病发展到极点，竟至于灭绝人情、断绝天理，实在令人不忍说起。汉代魏相所说的‘今年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认为这不是小小的变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可是士大夫正沿袭这种风气成为常态，安然处之而不感到奇怪。这种病已经在腹心之中，发作显露于外，已不是好的征兆，却反而认为可以缓办，难道不是违背常理吗？即使如此，接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郡守更合适的；他们受皇上派遣，承接政令、宣扬教化，风俗不好，理应责求于他们。臣伏望陛下施发仁德之言，下达明确诏令，使四方长吏都把教化作为重要事务。射乡、食飨等礼仪可以举行的就举行，孝友睦婣等风俗可以表彰的就表彰，总之不要只依靠法律禁令，而要致力于移风易俗，使百姓回心转意，归向正道，这是达到至治的根本。况且过去治理郡县，百姓有人做了坏事，郡守便闭门自责；如今假使陛下的长吏人人都把改善风俗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么陛下的百姓难道还会有不归于善的吗？惟愿圣上留意，天下幸甚。”}],

译员兴宗上奏《风俗议》说：“我听说，圣人对于天下百姓，宽厚仁爱，无所不爱。既然无所不爱，就应当无所不教。天下的人油然而生，像树林一样聚集在一起。在圣人兴起、教化尚未施行之时，人的性情有的浮躁偏邪，有的暴烈放纵。他们起初并不能周旋委曲而安于礼，也不能从容平和而安于乐，不能纯一不变而安于信，不能质朴正直、通达明白而安于义。圣人为此忧虑，于是设立了教化之道，使天下人潜移默化地进入其中，消除他们冥顽的姿态，制止他们暴戾的气性，使他们变得从容温厚，由礼乐而行，归于信义。即使经过千百年，风俗也不会改变；即使世道衰弱，百姓也必定归于淳厚。夏、商、周三代的风气，大体都是如此。他们为什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是教化造成的。”我观察三代当时的情形，朝廷、乡党、闺门之间都雍容和睦。他们所受的教训是五常、六学；社会分工是士、农、工、贾；服饰有黼黻文采；饮食使用笾、豆、簠、簋等礼器；治理采用井田、肉刑；进身取士依靠学校、庠序；饮宴时有乡射礼以及按年齿、德行分别座次的制度；在郊野祭祀大蜡时有歌舞鼓乐的节度；朝会时有相互侍从、进退的礼仪，一次揖礼便算安适，三次揖礼才算尊崇；两次拜礼算简略，百拜才算隆重。上下之间这种舒缓从容、不急迫的姿态，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人们全都不把它当作难事。从后世看来，三代君民的教化意图如此繁多劳苦，难道不是迂腐空疏而无法实行吗？却不知道禹、汤这样的君主，深切顾念百姓，教导得深，习染得熟；礼乐、信义都便于百姓实行，使他们不至于陷入浮薄，其权术和根本就在这里。唉！这就是三代得以治理、周公和孔子得以论说、当时得以形成这种风俗的原因吗？等到秦朝兴起，暴虐而不亲民，刻薄而不宽舒，讥笑先王的六艺，毁坏圣人的藩篱。天下士民一起置身于急迫、惨酷的法令之中，不再有三代那种中和、宽容、从容的气象。可悲啊！秦代轻率地治理天下、毁坏民间风俗，竟到了这种地步！汉朝兴起后，公卿上下知道百姓憔悴不堪，难以同他们治理天下，于是想用安宁平静来振作他们，用不争竞来引导他们。后来士大夫们默默附和，气势更加不振，所以开始变成阿谀逢迎、依附权势的风俗。东汉的士人鉴于前代祸患起于柔弱怯懦、不能振作，中世以后，奇特的言论和过分的行为很多，往往用矫激的方式来振作人心，所以东汉的风俗再次变化，成为矫饰亢奋的风气。矫亢不止，因而激烈变异的势力必然出现，最终造成三国时期的惑乱。三国的惑乱没有停止，因此激烈而求变的势力必然出现，形成两晋时期崇尚虚无的风气。此后越是激烈，变化越多，风俗越发流离讹变，到唐代仍没有止境。只有我朝列代圣主相继即位，百姓才逐渐摆脱凋敝懈弛，受到陶冶浸染而归于忠厚。因此，从太祖、太宗直到仁宗，圣明的言论日益颁布，足以震动天下；这也是像三代那样先施教化、后行惩戒的风俗。陛下即位以来，每每对民间风气格外留意，所以这次采纳群臣的言论，告诫人们不要奔走竞争，革除苟且敷衍，凡是涉及教化的事情，没有不竭尽努力的。您的德行可与三代相比，道德可与祖宗并列，确实可以说无所遗憾。然而臣私下观察远近，风俗长期受到浸染，仍有尚未完全革除的地方，这都是官吏不能充分施行圣德旨意的过错。比如大藩镇和繁剧州县中，有凶暴百姓和大奸之徒在乡里横行专断，挟制官吏，使州县恐惧震慑，吏员低头顺从他们；他们横行欺凌小民，助长其顽劣愚妄，这是一种风俗。奸人把诵读法律当作诵读诗书，以教唆诉讼为谋生手段，以鼓动斗殴为乐事，善良百姓因此怯懦畏惧，这也是一种风俗。士人把干扰郡县事务当作谋求自身发展的资本，官吏把沿路贩卖货物当作得利的计策，渐渐废弃羞耻之心，不知止境；他们不知道圣明的君主在上，哪里容得如此，这又是一种风俗。浪费钱财的工匠肩挨着肩，接连不断；暗中销毁、私铸器物的工匠前后相接，络绎不绝；奇异货物彼此夸耀、竞相崇尚，接连不断；权量器具的出入、大小全都被改变，巧诈竟敢如此，都是官吏没有加以告诫约束的过错，这又是一种风俗。这四种风俗，州县尚且没有完全革除，而川峡地区尤其严重。陛下高居九重深宫，民间风俗和王朝教化长久以来都在圣明的考虑之中，凡是臣没有议论到的，圣明早已先行办理了。只是这些细小的弊端，只要由圣意决断，立即颁下禁令告诫，这就好比逆着山坡滚动圆球，顺势而下，又有什么困难呢？” 直宝文阁、知静江府兼广西安抚李浩入朝应对，论说风俗不美的地方有八项。他说：“陛下所求的是规谏，而臣下专门致力于迎合；陛下所看重的是坚持操守，而臣下专门致力于顺从；陛下所珍惜的是名器，而侥幸求进的道路还没有堵塞；陛下所重视的是防止无耻，而趋附权势的门路仍然敞开；儒术可以实行，却有阴险邪僻之徒；下情应当全部上达，却有被壅塞蒙蔽的忧患；期望人们具有气节，却让偷惰之人得以苟且容身；责求实际功效，却让荒诞傲慢之人得以自我推销。”皇上问：“你说的‘诞慢’是指谁？”李浩据实详细回答。第二天，皇上对宰相说：“李浩正直诚实。”于是授予他权吏部侍郎。直焕章阁王师愈论述士大夫习俗，上疏说：“我听说，和君主共同维持天下国家的，是士大夫。士大夫用心公正。凡是要办一件事，向上谋划时必须完全出于公心，并采纳下面的意见；听取下面意见时，也必须完全出于公心，以帮助上面。这样可与不可相互补益，利害得失能够清楚看见，选择其中好的意见加以实行，所以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功效也必然随之而来。只要有一次不是这样，却想让事情办成、功业告成，岂不是困难重重吗？我曾看先正苏轼在嘉祐年间说过：‘如今世上值得忧虑的，是士大夫对朝廷的信服不够深厚，人人喜欢议论，专门挑剔上面的过失，使人迷惑于各种是非而不知听从谁。听从他们，事情往往没有可办的办法；不听从他们，所实行的事情又常常弊端很多而容易失败。之所以弊端多而容易失败，是因为人人都拿自己的私意去破坏它，在下面议论取胜、幸灾乐祸地希望它无功而返的人太多了。’他又说：‘当今办事的人，即使事情很小，想使它成功的通常不过几个人，想破坏它的却往往多得数不清。’唉，嘉祐年间可以说是盛世了，士大夫的习俗却已经如此。我私下认为，苏轼的话不只是切中当时的弊病，也是今日的良药。

译私心一旦萌发，便只顾让自己的主张取胜；而向上谋划的意见又未必都能实行、必定成功，所以弊病最终发展到这种地步。唉，这难道是国家的福分吗？臣愚昧，希望陛下再次告诫文武大小臣僚，各自去除私心，不要苟且附和以求一致，也不要矫激立异。凡是办理事情，上面必须完全出于公心向下面谋划，下面也必须完全出于公心帮助上面；听从善言并努力实行，就几乎可以看到事情办成、功业告成了。不要让嘉祐年间那种被苏轼批评的风俗，在今日重新盛行，这不是很好吗？”光宗绍熙二年，司农寺主簿吕祖俭上奏说：“我听说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事情，然而天下赖以安定的，大概是有忠诚尽节、以身徇国的臣子在其中扶持正道、补救过失。如果人才败坏而风俗偷薄，那么赖以安定的凭借已经失去了，又将靠什么防范祸乱的细微萌芽、支撑突发的变故呢？我朝建立以来，培育人才、厚植根本，政治达到极盛太平；从景德到治平，难道是没有事情吗？只是都有相应的人才担当其任，所以天下没有担忧变乱、惊动神色的忧虑。自从王安石厌恶异议、喜好相同，创立‘一道德、同风俗’的说法，于是人才开始败坏，正直诚实的风气消亡。到了崇宁、大观年间，蔡京掌权，又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于是人才更加败坏，风俗也更加骄纵。” 【原文“靡当是时也”疑有脱误，以下按“当是时也”理解】在那个时候，谁不自称天下空旷安定、无事可忧呢？然而靖康之变接踵而至，三纲几乎坠落于地。像吴幵、莫俦，首先与敌人勾结，传达敌意，帮助他们造成僭越窃国之事；王时雍、徐秉哲，追捕宗室和外戚，把他们拘系起来送给敌人，逼迫驱逐到京城郊外。凡是类似这样的事情，难以一一列举。臣每每想到这些，常常痛心不已。推究祸患的根源，都是由于沉溺于熙宁以来的邪说所造成的。恭敬地想到，陛下继承高宗、寿皇的美好事业，虚心无私，明察并采纳正直的言论，这符合君主应有的大德，本应使四方万里之内都受到感动而大力响应。怎么能又有熙宁遗留下来的言论，来败坏人心呢？然而从社会上的声望、风气和习惯来检验，仍然不能没有疑虑。拱手沉默成为风气，颓废靡弱成为习俗，精锐的精神消磨软弱，气节日益衰败。有所遮掩防护，便立一套说法来自我宽解；有所迁就退让，便找一套说法自我解脱。间或有努力修身洁行、自守自好的人，众人便共同指责他为诡异；有人想发泄愤懑、陈述忠贞正直的意见，众人便共同指责他为矫激。不幸稍有差错，又从旁挑拨构陷他，非要使他甘愿成为庸人不可。人才和风俗既然到了这个地步，稍有事变，国家便令人忧虑。陛下也曾深入考察过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吗？大概近年以来，近侍列卿和亲近大臣树立所谓‘皇极’的言论，又用安静和平的说法加以申说。刚看它的名义，表面上非常美好；慢慢追究它的实际内容，里面却不是这样。它不仅使苟且附和、求得容身的人能够借此务求雷同，怀抱苟且偷安的心思，把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作为计策；而且这种说法一旦盛行，还将使朝廷之上不再有当面斥责、廷争谏诤的风气。仗义守正、心存忠诚爱国的人，议论既不能与众人雷同，就必定被指责为不合皇极；举动既不能苟且敷衍，就必定被指责为不务和平。如果被扣上这样的名声而无法推辞，就会被加上这样的罪名而无法逃避。风俗颓败，人们只顾谋求自身利益，倘若再这样浸染下去，国家将凭借什么呢？这种说法，正是诬害一代人的陷阱，实际上会成为君主的祸患，也是蒙蔽堵塞的根本。伏望陛下慨然深思，努力挽救这种风气，奖拔忠诚正直的人，以此更新天下之人；拒斥排除邪说，以此扩大弘扬正论。发布明确的诏令，从各方面加以示范引导，使忠诚尽节、以身徇国的人能够自立，不被习俗诋毁诬陷；也使中等才德的普通士人能够自我奋发，不被习俗改变、夺去志气。这样一来，关于习俗的邪论就可以破除，不避讳直言的道路就可以打开，人才得以振兴，治国之道自然兴起，而我国赖以安定的凭借，将更加坚固而不可动摇。” 光宗时，军器少监刘光祖上奏说：“近年以来，士大夫不羡慕端方安靖，却羡慕奔走竞争；不尊重名节，却尊重爵位；不以公正为乐，却以柔软媚悦为乐；不敬重君子，却敬重庸人。既然安于这种习惯而形成风气，便认为苟且取得利益是最高明的计策。这实在是因为前辈老成之士凋零殆尽，后来的年轻人议论没有依据，学术没有宗主。正论日益衰微，士风不再奋发。希望陛下诏令大臣，精心访求人才，务必选出朝野共同归附、贤愚共同敬重的十到二十人，交错安排在朝廷任职，国势自然会壮大。臣即使一年到头没有什么可上奏纠正的事情，也固然还不至于成为旷废职守的官员。今日的祸患，在于不培植人才，台谏官只知道摧残人才，朝廷却根本没有培养人才。臣身处应当进言的位置，难道要把排斥攻击别人当作才能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十人〕 宁宗嘉定十七年，起居舍人魏了翁论述士大夫风俗，上疏说：“我听说，君主用来共同治理天下的，是二三位大臣；二三位大臣用来共同处理政事的，是内外百官。君臣一条心，上下同心同德，表里没有二心，事情的始末都能坚持不变，然后平常时期可以有所补益，紧急时刻可以有所倚仗。如果人人各怀心思，只为自己谋划，那么可与不可就不能相互补益，大事小事就不能彼此维系，天下的祸患便会无穷无尽。《易经》同人卦说：‘在野外与人同心，亨通。’卦辞解释说：‘只有君子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人的内心，出于公心就能趋于一致，出于私心就会万般不同；没有办法贯通它，万般不同而不能统一的私心，便足以损害天下最应共同遵守的公理。这种祸患潜伏在极其细微之处，人们却没有察觉。所以，议论今日风俗弊病的人，无不说它崇尚趋同，而臣却怀疑它从来没有真正同心。面对上面时柔顺善良，退下之后却刚强固执；在任方面大员面前唯唯诺诺、似是而非，背后却忧惧叹息；事情办成了，就拿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向人夸耀；事情没有办成，就借自己曾经预料到的情况来议论上级。省曹官署的勘验裁定，属官的拟写文书，有司对案件的按察，长吏举荐贤能，得到恩惠便收拢功劳归于自己，招来怨恨便推托说：‘这怎么能由我自主呢？’”

译对于天象的吉凶、时政的得失、官员授任是否恰当、边疆事务的缓急，有人进言时便以此自夸为功，不能进言时又讥讽说：‘这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益处。’唉！他们像龙断之人登高远望，向左向右都可以；又像踦闾之人在门边谈话，既可出去也可进来。这大概是那些贪图利益、丧失羞耻、只顾贪求眼前又盘算日后的人所做的。士大夫如果这样，他们的内心哪里还会把国事的得失当作自己的饥渴、安危和忧乐呢？他们的行迹诡秘，朋友都未必知道；情态任意变化，父子之间也有互不了解的。假如这种习气日益增长，见到利益就离去，见到便利就争夺，陛下又能依靠这些人什么呢？何况近年以来，封章奏疏、对策、上书，大多只是应付旧例，徒具文章形式而没有恻隐、忠诚、恭敬的实际，却推托说：‘厌恶揭发别人的隐私以求取名声，忌讳用激烈言辞而败坏事情。’即使号称忠谠正直，也不过是先说一番称赞的话，然后略微表达规劝切责之意。比如议论治国之道，就说：‘大的纲领已经举起，只是细节略有不完备。’ 议论边疆事务，就说：‘处置得很恰当，只是奉行实施似乎稍有不到位。’ 前后相互仿效，像这样的情况，难以全部列举。然而他们仍然要日夜反复锤炼，白天删改、夜间修改，之后才上达朝廷。齐国人不肯用仁义向齐王进言，孟子认为这是最大的不敬。如今说这种话的人，是敬重朝廷吗？还是轻慢朝廷呢！从前本来就有劝说百次只讽谏一次、讲八条原则只进谏一条的人；也有在君主面前约定好了，背后却改变主张，出去时说不可，进来时又说可以的人；还有开始赞成十分之三，中间赞成十分之五，后来赞成十分之八的人；开始说十件事，过一会儿删去五六件，又删去七八件的人。他们之所以反复顾望，也有自己的说法：是因为害怕被投窜、流放、处死、迁徙，以斧钺刀锯来震慑他们。然而仍有颈项相连、遭受刑戮，甚至名字被雷霆般的惩罚震动也不顾惜的人。如今虽然没有汉、唐时代那样严重，却已经到了知道的人不敢说，敢说的人不敢说尽的地步，并不是真的不敢说。他们心里认为君主不能实行，宰相不能接受，宁可外表顺从而内心藏着不同意见，表面服从而腹中诽谤。别人看见他们相同，臣却看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同心；别人说他们有礼而且恭敬，臣却认为他们极其无礼，极其不敬。即便如此，士人的习气到了这种地步，也还是有原因的。老师和老成儒者几乎凋零殆尽，后来的年轻人看不到典范，既没有可以仿效的对象，加上正直端方之士离散而不能团结，所以妄自揣测时尚，沿袭鄙陋习气，长久以来却没有察觉。” 臣因此感到忧惧，深切希望陛下与二三位大臣考察人心邪正的实际情形，推究世事变化中祸福相依的关键，拓展治国的规模，收罗整顿人才。如果是挺拔特立、坚守操守的人，虽然没有顺从逢迎的可喜之处，但可以确定没有反复无常、难以信任的忧患，就一定要加以优待并任用。如果是彼此雷同、相互跟随的人，虽然没有触犯忤逆的可憎之处，但可以确定他们有包藏不可测祸患的危险，就一定要疏远并铲除他们。这样一来，意向一经显露，人心都会奋发；平常时期有规劝警戒的益处，紧急时刻也没有人才匮乏的忧虑。这对于治道的兴衰，关系实在不轻。臣不胜区区之心。” 宁宗时，将作监主簿牛大年上言说：“如今士气也已经萎靡很久了，应当体察立国的本意来振作士气。先有扶持、培育、振兴人才的用意，然后士大夫才没有贪图名声、嗜好利益的习气；没有贪图名声、嗜好利益的习气，然后才会有坚持正道、秉持道义的操守。国家的安危休戚，取决于士大夫的风俗；而风俗的善恶，取决于朝廷。希望陛下振作士气、启动关键，一旦有所行动，天下便随之转变，风俗也就改变了。” 理宗宝庆元年，礼部侍郎真德秀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有赖以建立和维系的根本，这就是三纲五常。自从确定尊卑上下的位置，大义便已经明白；上天赋予人本然之性，人人都有善性。然而，要维持并主持这一本性，就必须依赖君主兼任师表。所以圣人兴起，亲自实行这条道理，以此为天下的表率。君臣之纲在上面端正了，天下人就都知道尊敬；父子之纲在上面端正了，天下人就都知道亲爱；夫妇之纲在上面端正了，天下人就都知道分别。三者端正了，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也没有不端正的。使所有活着的人，各自都有安宁的居处，不相互争斗、暴虐、侵害、杀戮，这正是唐、虞、三代几位圣人的功劳，所以他们的伟大可以同天地相比。”所谓五常，难道也能超出三纲之外吗？父子之间的恩爱，就是所谓的仁；君臣之间的敬重，就是所谓的义；夫妇之间的区别，就是所谓的礼；所谓智，不过是懂得这些；所谓信，不过是守住这些。从来没有三纲端正而五常反倒有所亏缺的，也没有三纲废弛而五常能够独自存在的。唉！这道理，难道不正是支撑宇宙的栋梁、安定百姓的柱石吗？人如果没有这些，就会徒有衣冠而如禽兽牲畜一般；国家如果没有这些，就会身在中原却变成边裔夷狄了。臣曾读《诗经》，读到《六月》的序说：‘小雅全都废弃，四方夷狄便交相侵扰，中原也就衰微了。’《小雅》的诗不过二十多篇，但三纲五常的意义大体都具备了。中原之所以成为中原，所依靠的不过就是这些罢了。到了《小雅》全部废弃的时候，就是自己变成夷狄。四方夷狄交相侵扰的祸患，怎么会不随之而来呢？臣又曾考察古代，有的时代正处在衰微削弱之中，但三纲五常还没有完全灭绝，因此还能勉强保存；也有的时代政治安定、国力强盛，但三纲五常毁坏松弛，最终却导致大乱而无法挽救。周朝自从东迁以后，一天天衰弱了，但齐桓公、晋文公出力辅佐周王室，因而还保有君臣之义；诸侯会盟来确定世子，因而还保有长幼之序。所以还能扶持着已经空虚的王室名器，又延续了几百年。晋朝兴起时，顷刻间占有吴、蜀之地，传了两代到了惠帝，可以说极为强盛了。然而阳刚之德不振，阴邪之气在内部炽盛，谗言奸巧交相煽动，国家根本很快动摇，诸王跋扈，君主威势于是被夺，三纲全部废弃，刘渊、石勒之乱便兴起了。唐朝到了明皇时期，也是太平极盛、治理最好的时候，但宫闱之中倚仗宠爱，亵渎扰乱天伦常理；奸邪之徒肆意欺骗，暗中窃取国权；凶恶邪佞制造祸端，残害皇族宗支，三纲全部废弃，羯胡之难便发生了。仅以晋、唐的事情来验证《六月》序作者的话，隔着千年相互对照，竟像符契一样完全相合。拥有天下的君主，为什么不把这些作为鉴戒呢？我朝祖宗承受天命、建立法统，对于侍奉父母、教育子女的方法，端正家庭、和睦宗族的道理，以及尊奉君主、驾驭臣下的办法，大体上都以仁义为根本。因此，先朝名臣有的认为这是最好的家法，有的认为这是最端正的大纲，有的认为这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从未有过的。美好啊，盛大啊！圣子神孙应当战战兢兢地保持它，不要使它坠失。恭敬地思量，陛下天资启发、聪明睿智，刚刚承受帝位，这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时候。臣来自远方，私下听到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陛下有承顺太皇太后的孝心，有忧虑怜悯百姓的仁心。如果推行这样的心意，哪里会不是善政呢？只是很不幸，陛下处在天伦变故之中，有些地方没有完全做到合宜。虽然兄弟之间如棣华般的友爱正深厚，民间关于布帛粮食的歌谣却突然兴起，流传到四方，所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一项政事推行、一条命令发布，如果违背道理，祸害就会随之而来。三纲五常的大端，叫作人的最高准则。人的最高准则不能确立，国家将怎么办？况且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情感，只随着上位者的引导。《大学》说：‘在上位的人敬养老人，百姓就会兴起孝行；在上位的人尊敬长者，百姓就会兴起悌行。’又说：‘一家实行仁爱，一国就会兴起仁爱；

译一家实行谦让，一国就会兴起谦让。’这是说，人的情感虽然没有固定不变的趋向，但本性原本是善的；上面倡导它，下面就会响应；上面实行它，下面就会兴起。所以，君上慈爱孝顺的风气盛行，下面就有忠诚顺从的风气；君上在爱与敬方面有所亏缺，下面就有冒犯僭越的习俗。上下相互影响、彼此相随，发展到令人畏惧的程度。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刻惩戒过去的悔恨，思考补救过失的办法。天子的孝，与臣民的孝不同。陛下想报答先皇的大德，首先应当继承先皇的志向、述行先皇的事业；至于服丧的制度、哭踊的礼节，只在其次。陛下想报答慈闱太后的深恩，首先不可缺少的是揣度她的心意、承顺她的志向；至于奉上精美饮食、恭敬跪拜，那是末节。早晚都战战兢兢，只求充实实际的德行，只求熟习重大的政务，使朝廷因治理而有秩序、宗庙社稷因而安定，那么为人子的道理就修成了。诵读《二南》中端正王业开端的诗篇，想到将来选择配偶的事情，不可不谨慎；研习《周易》中端正家庭的道理，想到平日反省自身的事情，不可不严格。对近处的九族，必须广施亲爱和睦之仁；对内廷的六宫，必须显示肃敬和雍的教化，这样家庭之道就端正了。委任臣工，是君主治国的大体；亲自听理政务，是君主掌握的大权。这两个道理同时实行，起初并不相互矛盾。必须使政令出自公朝，断绝多头请托的私门；使威权归于王室，不发生把权柄反交给他人的过失，那么君主之道就确立了。为人子的道理修成，是仁德的根本；家庭之道端正，是礼制的源头；而君主之道确立，又是天下大义得以确定的依据。陛下如果能够明白并实行这三件事，一切以诚心为根本，那么不求感动别人，别人自然会信服；不求端正风俗，风俗自然会改变；奸雄就不能制造借口来煽动众人，夷狄也不能窥伺空隙而生出觊觎之心。谋求长久治安的办法，没有超过这些的。臣因为迂腐疏略而被误行考察、召用提升，置身春官，实际掌管国家礼制。臣深思治乱安危的根本，难道在玉帛、钟鼓这些礼仪器物之间吗？所以在进见应对之初，首先把根本经义和重大法则报告给陛下。臣狂妄愚昧，所言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有请圣明裁择。” 淳祐年间，知南剑州徐元杰上奏说：“臣听说，《诗经》说：‘周朝虽然是旧有的邦国，它所受的天命却永远更新。’这句话是说，邦国虽然承袭旧制，却应当不断革新，以迎合天命常新的道理。如今钱塘作为行在驻跸已久，骄纵奢侈、淫逸享乐，如果长此以往，怎么能有尽头？人的欲望炽盛了，天理也就泯灭了。洗涤旧有的染污风气，振兴清新美好的气习，这个关键全在陛下。可是从以前开始，就有人进献声色来巩固宠爱和地位，后来整个天下形成了教人淫靡的风气。直到今天，来京城观光的士人，从初授一命之官到改换班次，车后成群装载着粉白黛绿的女子，形势已经使人不能不贪恋淫乱。臣看城中人家生下女儿，从襁褓时就教她歌舞，计算日子把她卖掉，再也没有为人父母的心肠。士大夫凭借自己珍贵而不可估量的身份，往往反而沉溺于妖冶容色；既然连卖艺卖色者都这样低贱，那么那些严肃侍奉君父、劝告人不要亲近声色，希望他们培养纯粹清明品德的人，怎么能使人相信呢？从前墨翟不肯进入卫国的朝歌城；如今这堂堂礼乐之区，这种风气积久成习，一天比一天严重，屋宇相连，却很少有良民之家。难道可以不替风俗忧虑吗？唐太宗曾放出宫女三千人，这正说明他英武而有大志。谁说陛下正当盛年，却不能有唐太宗那样的勇气呢？” 从今以后，应当从深宫内廷端正根本，率先用礼制约束心志；这样以后，士大夫才能用礼制自我防范，百姓的德行也可以归于淳厚。从以前开始，又有人携带财物馈赠来开启贪婪残暴之门，后来整个天下形成了教人盗窃的风气。如今馈赠财物的道路虽然堵塞了，士大夫却仍忍心施行劫夺百姓的政令；其弊端在于不尊重桑麻谷粟，却看重金银器用，连平民之家也越分求取，京畿地区尤其严重。近年金银价格飞涨，与天象占卜所显示的征兆相应；纸币日益贬值，反而把它当作郡县折变取利的手段，士大夫正在征敛、索取、偷窃，却不念百姓与自己本为同胞。绿林盗贼和山野盗兽般的骚扰，使百姓肝脑涂地，甚至使陛下忧虑饮食安全；而士大夫竟至于亲自招来祸患，正是怀有璧玉而招罪。齐高帝说：‘我治理天下，应当使黄金和泥土同样值钱。’陛下如果对此动心，不因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而从近处开始改变风俗，那么从今以后只尊崇俭朴和实用，把金银置于无用之地，摒弃贪婪残暴以挽救民生，消除物欲以恢复人的天真本性，这也可以成为陛下训诫防范、谨慎刑法的一项助力。如今流行的风气交相煽动，奢侈的习惯争相趋附，渡江以前穷奢极欲的祸患，鉴戒还不算遥远。京畿是国家的根本，实在关系到天下的观瞻；风俗的关键，也完全取决于圣上的教化。现在的办法，不如抑制这种风气。文章应当崇尚质朴，务求实际而去除浮华；应当彰明礼教，为天下作出榜样，并顺应人情设置防范，使城中百姓知道要有为人父母的慈爱之心；同时也不能不使士大夫知道在暗室和屋漏之处也会感到羞愧。臣希望陛下以身作则率领臣下，臣下再以身作则率领天下。旧邦而有新天命，正在今天。臣是出于忧虑和爱护才说这些话，只希望陛下与两三位大臣赶快谋划。” 元杰任侍左郎，又上奏说：“臣既已恳切进献忠言，作为陛下的大臣，解除士人议论中的疑惑，把这些话陈奏在御座之前了。然而想到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须有赖以建立的根本；君臣上下相互维持，正是为国家作长远考虑、扶持世间常道的要务，应当随着事情的发生补救过失，不应把害怕失去什么当作处事原则。补救过失与害怕失去不同：补救过失，就是整饬纲常、端正名分，使经纬纲纪得到申明，使制度建立得清楚明白。要知道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是齐家治国的根本，所以从上到下、从早到晚，只以听到义理却不改行、知道不善却不改正为忧虑，此外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那些害怕失去的人，完全相反：把私人的恩情看作必须报答，常常急于迎合他人；把争相求进看作良策，却不顾已经丧失自我的得位者；把同流合污当作最高的品行，办事的人把方便私情、满足自己当作长久之策。认为触犯上意会妨碍仕进，于是有事情值得议论也无暇顾及；认为沉默不言是圆融机变，于是心里明知不对，又哪里敢议论？这种滔滔流行的世俗风气，已经持续多年；在这悠悠尘俗之中，贤者也难免受到影响。像这样，难道不是害怕失去的习气使它根深蒂固吗？内心一旦被患失之心蒙蔽，便只看见利害而看不见是非；只知道名位显赫、处处苟且容忍，却不知道树立名分大义才真正凛然不可动摇。

译况且今天在朝廷任职、排列在显要地位的人，都是天资美好的人。勇往直前，成就圣贤事业，谁不能勉力去做呢？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静一息，没有一件事不是学问；与朋友交往切磋磨砺，学问也没有一件不是落实在事情上的，只是人苦于不能自我觉察罢了。过去用来警醒反省的助力，没有比官师之间互相规劝更大的；有志于功业的贤臣，也一定应当说：‘要勤于攻正我的过失，努力追求还来不及。’否则，本心已经失去，却懵然不知道补救，只是战战兢兢地担心外物会失去。孔子说：‘如果一味害怕失去，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唉，真可畏啊！不过，士大夫应当改变风俗，不应只议论风俗；应当讨论事情和道理的是非，不应顾虑自身事务的利害。泛泛谈论别人的过失很容易，奋力补救自己的过失却很难。臣早晚忧虑警惕，行动休息都猛烈反省自己，坚忍刻苦、严格自励，勉强守住最初的志向，只怕自己庸愚，容易半途而废；一旦不能自觉，便会渐渐归于小人，还凭什么去议论别人呢？臣刚来时，只想在离开天颜稍久之后，再见一次陛下的清光，便赶快请求回山，努力完成旧日学业，这是臣的本心。陛下恩宠任命过重，已经隐约触动了臣心中害怕失去的私念。于是想到学问没有止境，有过错就必须改正，反过来追求自己的本心，痛切地警醒戒惧；日月不会重来，而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也将变得渺茫。臣既然请求罢免职务，恭敬地希望陛下曲意成全臣的志愿，放臣回山。臣年齿还未衰老，侍奉陛下的日子还很长。感念时局、忧虑深重，按情义应当引退。只求陛下怜悯宽赦。” 元杰又上言说：“臣又听说，人才难得，这是自古以来普遍的忧患；人心不端正，则是今天最深的隐忧。士大夫不可以辜负知己，这当然是对的。但若从他人对知己来说，重点在知己；从知己对君父来说，君主尊贵如天，天下不能有两个至上者，又哪里敢把其他人当作知己呢？臣曾经奇怪，举荐人的举主一旦荐举成功，被举荐者终身都被称为门生；士大夫谋求援引提拔时，在尚未被荐举之前，就已经把举主防范为恩门了。把出于公心的荐举当作私下的酬谢，把朝廷的公法变成满足荐举者和被荐者私欲的工具，士风既然败坏，习俗已经形成，即使有见识的人，也只好勉强随从风俗。臣前些日子讲读时读《国朝通略》，陛下与臣赞叹艺祖皇帝的远虑，才开始下诏规定进士不得称知举官为师门、恩门，也不得自称门生，这正是端正人心的重要方法。如今士大夫知道有私恩，却很少知道有君父之恩。陛下既然已经奋然革新，臣在此请求陛下明发诏令给大臣，把艺祖用来告诫进士的规定，转而告诫今天的士大夫。请从明年元旦开始，凡是下至举主荐进士人、上至大臣拟定任命，都应当使士大夫知道国家法令，知道君主之恩；不许再沿用恩门、恩家、恩座、恩公等称呼，连‘门生’二字也应一并禁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宫内则命台谏、给事中、舍人负责察觉纠举，宫外则让监司、郡守负责查考弹劾。这样人心就会端正，风俗就会安定，对于世道来说，补益绝非小事。”宝祐元年，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说：“臣听说，羞耻和憎恶，是人的良心；防守廉耻，是国家的大禁。近年来，羞耻之心不能树立，廉耻防线完全丧失，都是因为士大夫急于追求富贵，自己不知道言语、脸色已经失当，竟到了这种地步。《易经》说：‘亲近不正当的人，难道不可悲伤吗？’程颐认为，这是三方面都不处于中正，而所亲近的人也都不正，因而其过失完全可以知道。既然说是悲伤，那么悔恨和羞惭就不足以形容了。古人宁可让道义不能实行，也不轻易把自己的进退去留看轻。因此孔子、孟子虽然处在春秋战国时期，但进用时一定遵循正道。弥子瑕说，孔子如果支持我，我就可以得到卫国卿位；孔子回答说，这要听从天命。孟子到滕国吊丧，宠臣王驩早晚都来见孟子，孟子却从来不和他谈论政事。这些都是孔孟门下极其重要的范例。学习孔孟之学的人，怎么可以越过廉耻的防线，丧失羞恶之心，只去亲近不正之人呢？近来张元忠的事情，也是今天士大夫的一大廉耻警戒。其藏身的窟穴已经空了，书信全部显露，姓名都在，气节完全崩塌，风俗的衰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天下只有精纯的黄金不会改变，只有美玉不会被烧毁，只有高尚的操守不会被玷污，只有真正的儒者不会受挫失节。若会改变或被烧毁，就不是精金良玉；若会贪婪或受挫失节，就不是高尚操守和真正儒者。人难道没有真正的羞恶之心吗？如今却被诱惑夺去了；世上难道没有真正的廉耻吗？如今却被诱惑丧失了。士大夫如果以天下世道自任，就应当精心选择、守住这些。可是只做一个君子，本来就是伯玉所认为应当羞愧的；众人都醉而唯独自己清醒，又是屈原所自我标榜的。陛下怎么能把这看作小事而忽略呢？先朝李士宁本是以卜筮祝祷为业的卑贱之流，却招揽权势、接受势力，朝廷士大夫曲意与他结交，很多人同他有书信往来。只有王旦一人没有书信往来。童贯一类的宦官凭借内侍身份强行干预，受到皇帝信任，士大夫争相趋赴他的门下，甚至把姓名写在名册上。宇文粹中一人没有留下姓名，其他人如林灵素、郭天信之流，趋附者像潮水一样。直到事情败露，今天的元忠并不是卜史、宦官之类，只不过依凭假托权势，是一个受过黥刑的奴仆罢了。士大夫已经屈身与他交往，实在可羞；如今竟还同他饮酒，极尽殷勤，互通书信，倾诉私情，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陛下培养人才，唯恐做得不够，而群臣竟这样辜负陛下。陛下又一概宽容包纳他们，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圣上的气度固然宽宏，他们难道唯独不在心中感到惭愧吗？参照天下公论来看，这会导致善恶不明，士大夫把自己置于污秽之中却不感到羞耻，把像狐狸一样在暮夜行走视为得计，这将凭什么向天下和后世交代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以此为鉴，凡是通过攀缘依托、从其他门路进身的人，都把他们摒弃斥退。这样对于加强廉耻防线、彰明羞恶之心，意义就很大了。只愿陛下切实谋求这项利益。理宗时期，司农卿、权工部侍郎陈垲上奏说：臣希望陛下扭转世道的关键，磨砺士大夫的廉耻，使他们知道名分大义重要，利禄轻微。长久离开国家而安然退处的人，听到他的名声就召用；长久立于朝廷而请求更换的人，就依从他的请求。用甜言媚态取悦人的，一定斥退；以真情请求闲退的，不要挽留。这样，君臣上下都以真实相互交往，礼义廉耻四维既已张立，士大夫难以求进、容易退处的风气，就会出现在圣明之世，人才也幸甚。”

译权司封郎官许应龙上奏说：“臣听说，天下有理所当然的道理，不可以有所偏激，尤其不可以有所迎合。偏激，就会矫正过度而超过正道，所以不合乎中正；迎合，就会曲意奉承、苟且容忍，又哪里还会有最恰当的言论呢？古代君子平心静气地应对事物，不固执己见，也不以自我为中心，只看道理究竟如何。他立身行事合乎中道，不偏不倚而和谐、不随波逐流；他对待别人，对上不谄媚，对下不轻慢。议论事情，就明辨是非，不故意标新立异以求胜人；侍奉君上，就顺从正确的意见并加以匡救，不把揭人隐私当作直率；对外不成为别人所忌恨的人，对内不失去自己的操守。这样哪里能说他偏激，又有谁能说他迎合呢？这就是合乎时宜的中道，是士大夫所应当尊崇的。无奈人没有固定的操守，总是随着时势改变。看见偏激可以借此树立名声，便假借公义来成就私欲；厌恶常道而喜好标异，彼此矛盾，根本不问是非。这样的人，固然不能成就事情，只能看见他制造许多事端。又看见迎合可以借此谋求仕进，便揣摩上意以求合拍，阿谀依附以求容身，众口同声相应，再没有谁表示可或不可。这样的人，虽不至于制造事端，却一定会误事。掌握风俗关键的人，想要约束他们的偏失，使他们归于中正，难道可以不向他们明确表示好恶，使他们知道应当趋向什么、避开什么吗？” 臣仰望陛下以中正之道登临君位，以道德使风俗归同，建立皇极来革除偏邪私心；兼用有才有德的人，以显示广泛接纳人才的公道；保全、融合天下的大和，以杜绝分朋结党逐渐形成的苗头。既不使人过于偏激，又不使人流于迎合，可以说是得到了大中的道理，也明白了改善风俗的方法。然而士大夫的内心，既然不至于偏激，就容易流于一味附和。贤者在朝廷和谐相处，固然是帝王治理的盛况；但和谐而不盲目苟同，这才叫君子。一旦流于苟同，弊端又会转而成为迎合，这又不能不察。利害关系可以议论，却又担心不合时下的喜好；奸弊应当革除，却又担心官吏强悍而难以控制。难以听从的请求，怕有所触犯便曲意听从；不能实行的事情，或因有所逼迫而勉强实行。荐举人才，多半迎合私下嘱托；作出裁决，有时又持两可态度。像这一类，都免不了有所迎合。转变这种风气，实在不能迟延。如今陛下不厌倦于听取采纳意见，大臣们正急切地延请访问；以公灭私，多次见于诫勉；破例用事、以例破法，也屡次见于申明。陛下未尝不是想听到正论、彰明公道。然而这样推动却没有回应，这样倡导却没有跟随，是什么缘故呢？古人有句话说：‘臣子侍奉君主的常情，不是服从君主的命令，而是揣摩迎合君主的心意。’ 臣希望陛下更加开放言路，真正杜绝群体性的邪曲，奖用端正方直之士，振作委靡不振的风气，使天下清楚知道皇上的意向所在；这样在观感教化之下，谁不会精诚专一地承受皇上的美德呢？在位者正直的风气，应当不会有愧于《羔羊》所歌咏的风范。臣的狂妄浅陋之言冒犯天威，只求陛下宽赦我的愚昧。” 许应龙进呈《抑制奔竞旧事》说：“从前庆历年间，辅臣们列名上奏答复手诏，说求进过急的途径应当堵塞。臣等认为，怀有贪心、仕进急躁的人，哪个朝代没有？关键在于朝廷明辨而加以进退。考核人的实际功效，表彰人的清白节操；贪婪冒进的废弃不用，趋附权势的加以抑制。这样，众多士人就知道受到劝勉，各自产生防止冒进、甘于退处的心。皇祐年间，常常忧虑士大夫奔走争逐。仁宗告诉近臣说：‘安于退处、守持道义的人得到表彰提拔，那么急躁求进的人自然应当知道羞耻。’于是宰相文彦博说：‘韩维安于退处，请求加以甄别录用，以此厚重风俗。’” 臣听说，有所求的人便给予，没有请求的人便不予给予，这就是人们之所以要请求的原因。奔走竞争的习气，本来不能完全避免，只在于上位者如何处置。爵位俸禄掌握在上面，下面的人都奔走争夺，所以叫作奔竞。那么弊端并不全在下面，而是上面诱发了它，下面又加以禁止，这就像聚集腥膻之物却想驱走蚂蚁一样，即使防禁一天比一天严，难道能够彻底杜绝吗？只应当崇尚安然退处，不等他来请求，直接加以提拔任用。公道既然彰明，不能凭侥幸取得，那么人人都会努力行善，以求显露自己的才能。既然知道钻营刺探毫无益处，奔走竞争的习气不必等待革除就会自行停止。仁宗告谕近臣说：‘安于退处、守道的人得到表彰提拔，急躁求进的人就知道羞耻。’庆历年间的辅臣也说：‘考察实际功效、表彰清白节操，众多士人就知道受到劝勉。’这正是清除源头、端正根本的论断。如今的奔竞风气，弊端已经到了极点：尚未历任官职便请求辟用，没有一点功劳便冒领赏赐；舍弃法令而援用成例，曲折攀援；趋附权贵、依附势力，妄图求得荣宠升进。代理职位便希望立即实授，任期未满便谋求调入京城；为了取得接近的次序，便夺取别人的职位空缺，逼令别人改任替代，千方百计经营求取，不得到进用便不停止。得到的人一定不肯以侥幸取得自称，得不到的人便一定以沉沦为叹，人人生出妄念，以不如别人为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想要使风俗淳厚，难道不是很困难吗？推究其中的原因，虽然起于下面的人有所求，也由于上面的人有办法满足他们的请求。只有不等人请求便自行给予；有人请求却不予满足，这才是救治弊病的关键方法。普通人的本性容易流于追求荣华仕进，谁能独独没有这种念头呢？不请求也能自行得到，那么谁不会各自安守本分？不请求就得不到，那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请求的人这么多了。如果真能使两次来到我门下求取的人受到压制，以此警戒贪求仕进；使安于静退的人得到荐举，以此厚重风俗，那么在王公门下窥伺等候、在权势道路上奔走的人，一定都会听到风声而收敛行迹，唯恐受到清议指责，何况还敢冒然请求进用吗？野外有一只兔子，百人争相追逐，是因为它可以求取并得到；市场上堆积着肉，经过的人都不回头看，是因为求取也不可能得到。如果人人都知道不应当得到的东西不容许妄求，那么奔走竞争的风气就不必担心难以革除。只希望陛下与大臣谋划这件事。” 元英宗时期，监察御史乌克逊良桢认为本国风俗中，父亲死后便娶继母为妻，兄弟死后便收纳其妻；父母去世也没有服丧制度，于是上奏说：“三纲五常都出于上天，是不可以改变的。议定法律的官吏却说，国人不受这些礼例约束，各国人各自遵从本国风俗。这就是说，汉人、南人应当遵守三纲五常，而国人和其他各族人便不必遵守三纲五常。名义上说是优待他们，实际上却是把他们陷于错误；表面上像是尊重他们，实际上是在侮辱他们。推究其本心，这是因为对待国人不如对待汉南人厚重。请将此事交给礼官、有关官司以及在朝的右科进士共同会议。从天子直到庶人，都一律遵从礼制，以完成历代圣人尚未完成的典章，彰明万世不变的道理。”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礼乐【概括论述礼乐以及概括论述礼】鲁隐公五年九月，鲁国考定仲子宫庙的礼制，准备举行万舞【万舞就是武舞】。鲁隐公向众仲询问舞者所执羽旄的数目，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列，诸侯用六列，大夫用四列，士用二列。舞蹈是用来调节八音、推行八方之风的，所以从八列以下各有等级。’鲁隐公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开始献舞时使用六列羽舞，这也是鲁国开始使用六佾舞。汉成帝时，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十六枚古磬，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刘向因此劝说皇帝，应当兴建辟雍，设置庠序，兴起礼乐，发扬雅颂的声调，盛大地施行揖让的仪容【“攘”是“让”的古字】，以教化天下。这样做而不能治理好国家的，从来没有过。有人说：‘如果不能完备礼制，也应当明白礼的根本在于养育人的德性；如果礼制有过失，就会变成以过失来养育人。刑罚的过失，有时会达到使人死亡受伤。如今的刑法并不是皋陶的法，而有关官员请求制定法律，删削的就删削，增补的就增补【“削”是有所删去，用刀削去简牍；“笔”是有所增益，用笔接着书写】，这是为了挽救时务。至于礼乐，却说不敢实行；这是敢于杀人，却不敢于养人。只因为俎豆礼器、管弦乐器之间有一点不完备，便因此断绝礼乐而不实行，这是除去小的不完备，却造成大的不完备，大的不完备或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与刑法相比，刑法是较轻的；如果舍弃所应当重视的教化，却急于实行所应当辅助的刑法，便不是达到太平的办法。况且教化是治理天下所依赖的，刑法只是辅助治理的。如今废弃所依赖的教化，却单独树立所辅助的刑法，不是达到太平的办法。自京师出现悖逆不顺的子孙，直到因犯罪防备大辟而接受刑戮的人不断出现，都是因为没有学习五常之道。’ 承受千年衰败的周朝，又接续暴虐的秦朝留下的弊病，百姓渐渐浸染恶俗，贪婪凶险、奸邪偏私，不熟悉义理，也不向他们显示大化之道，却只用刑罚驱使他们，最终还是不会改变。所以说：‘用礼乐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和睦。’当初叔孙通将要制定礼仪时，受到齐、鲁士人的非难，但最终成为汉代儒者的宗师，流传给后代，这便成为成法。汉成帝于是把刘向的建议交给公卿讨论。东汉明帝即位，博士曹充上言说：“汉朝再受天命，仍然有封禅之事，但礼乐已经崩坏残缺，不能作为后代遵循的法则。五帝不彼此沿袭乐制，三王也不彼此承袭礼制，大汉应当自行制定礼制，以昭示百代。”明帝问：‘制定礼乐应当怎样做？’曹充回答说：‘《河图括地象》说：“汉朝盛世将有礼乐文雅兴起。”《尚书琁玑钤》说：“有汉家帝王兴起，德泽广被，于是创作名为《予》的乐章。”’明帝认为他说得好，下诏说：‘现在姑且改太乐官为太予乐，诗歌、曲调和琴操暂且保留，以等待君子来制定。’任命曹充为侍中。” 章帝时，曹褒被征召任命为博士。正逢章帝想制定礼乐，曹褒上疏说：‘从前圣人受命为王，没有不制定礼制、创作乐章，以彰明功德的。功业成就便制作乐章，教化安定便制定礼制，用来挽救世俗、招致祥瑞，使万民从皇天获得福祉。如今上天降下福祉，嘉祥瑞兆一同到来，这正是应当制作礼乐的征兆，其意义远胜言语；应当制定礼文，完成汉朝的礼制，大大彰显祖宗盛德的美好。’章帝把奏章交给太常，太常巢堪认为这是关系一代的大典，不是曹褒所能独自制定的，不能准许。章帝知道群臣拘泥局促，难以和他们共同开始筹划；朝廷的礼制法宪，应当及时刊定建立。第二年又下诏，大意说：‘汉朝遭受秦朝遗留的弊病，礼坏乐崩，而且因循旧事，已经没有什么可供观览省察的了。凡是懂得礼乐之说的人，各自竭尽所能。’曹褒看到诏书后，于是再次上疏，详细陈述礼乐的根本以及制定、改革的意义。任命曹褒为侍中。和帝永元九年，司空张奋上疏说：‘圣人所称美的政治之道，最重要的根本在礼乐。五经最终的旨趣相同，但礼乐的作用尤其迫切。孔子说：“使上位安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又说：“用揖让礼仪来教化天下，说的就是礼乐。”先王之道，礼乐可以说是极为兴盛了。孔子对先子夏说：“礼用来修治外在行为，乐用来节制内在情志。”我大概已经无可作为了！又说：“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会适当；刑罚不适当，百姓便不知道把手脚放在哪里才好。”臣认为汉朝应当制作礼乐，因此先帝凭借圣德，多次下诏，哀痛礼乐崩坏残缺，但众儒生不能通达其意，议论多有驳杂歧异。臣家族世代担任台辅，而礼乐大典尚未确定，私下实在忧虑，寝食不忘。臣年齿将尽，诚心希望能在死前看见礼乐确定下来。’元和十三年，朝廷再次征召他任太常，他又上疏说：‘汉朝应当改制作礼乐，图谶书籍对此已经明白记载。帝王教化安定便制定礼制，功业成就便制作乐章。谨将礼乐方面的三项异议分条陈述，希望交给有关官司，及时考察确定。从前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禅告成，但礼乐没有确定，事情彼此不相称。先帝曾诏令曹褒制定礼乐，如今陛下只须奉行承继即可，就像周公斟酌文王、武王之道，并非完全自创制度，实在没有什么可疑虑的。’ 如果长久坚持谦让不决，就会使大汉的事业不能及时完成，这不是彰明祖宗功德、建立太平根基、为后世树立法则的做法。” 晋愍帝建兴初年，元旦举行乐舞，熊远进谏说：‘臣谨按《尚书》记载：尧帝去世，四海停止歌舞，八音也停止。礼制说，遇到凶年，天子停止音乐，减少膳食。孝怀皇帝的灵柩尚未返回，豺狼般的乱臣当道，人与神都共同愤怒。您德行光明而深厚，国家社稷正依赖您。如今杜弢聚集如蚂蚁在湘川作乱，连年出兵征讨，百姓疲惫困乏，所以义军还没有能够奉迎皇帝。元旦是新年的开端、正始的起点，贡士像鱼鳞一样聚集，南北人士云集。有见识的人将在这时观察礼制。您与国家休戚一体，忧愁的容色还没有消退。从前齐桓公在贯泽会盟，有忧虑中原的心思，未被召请便自行到来的诸侯有好几个；到了葵丘会盟时自满自夸，叛离他的诸侯便有九国。人心所归附的，只有道义。您若要在过去皇纲失坠之后继承皇统，在后世重振霸业，表明道德的轨范，阐发忠孝的礼仪，彰明仁义的纲统，弘扬礼乐的根本，使四方士人退下后都怀抱美好的准则，如今却只图满足耳目的观赏、崇尚嬉戏玩乐，我担心这会违背《云韶》雅颂的美好。这样的做法并非纳入法度礼物，反而会玷污大教。臣认为，只应当设置宴席来赐给群臣百姓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