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九

译内在的表现就是外在的表现，外在的气象就是内在的气象。奸邪、引导谄媚的人，争相想用甜言媚辞蒙蔽陛下的耳目；而上天出于仁爱，只是用气象和形迹来显明这些事情，清清楚楚地开启陛下的聪明，使陛下即使不能每天接触四方万里的事务，上天的威严仍赫然显现，竟不超过眼前咫尺之间。唉，上天对陛下的眷顾多么深，对陛下的爱护多么切啊！既然如此，陛下思考怎样悔改自己的过失、回应天心，难道可以不实践痛哭流涕时所说的话吗？况且臣听说，激愤恳切的言语是因事变而发出的，修身省察的实际行动则决定于努力实行。普通人说出一句话，尚且应当内外相符；伟大的王者之言，向天下公开宣布，不只是人听见，天也听见，怎么可以不设法使自己的话成为事实呢？陛下所谓“痛哭流涕”，大概只是当时一时激愤的话，时间一久便懈怠，后来便忘记了。今日求言诏书的本意，正是要彰明修身省察的实际行动，共同谋划消除灾害的方法。陛下面对上天说出这些话，臣也面对上天替陛下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况且陛下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君主，必定应当以宗庙、社稷和百姓为心；自从登临帝位直到今天，已经八年了。陛下所依靠来使天下安定的，大概是说宰臣在下面辅佐扶翼，真正达到了鱼水相得的欢悦。宰臣所依靠来镇服人心的，大概也说陛下在上面照临，正是风云际会的时机。然而朝廷内外事务繁多，国运十分艰难，宰臣的辛劳也已经到了极点。三四年来积劳成疾，却仍然不逃避政事；陛下正应当深加体恤，以保全君臣之间的情谊。为什么陛下却高高拱手，毫无作为，自求闲暇安逸，单独让宰辅用有限的精力承担无穷的忧患和责任呢？君主与宰相之间，能够结合得非常困难，而要保持完整则更加困难。《尚书》说：“周室要有善终，辅相也必须善终。”解释的人说：“忠诚信实就是周全。”所谓忠信，就是不拘泥于表面形式，纯粹完整而没有虚伪。陛下以忠信对待宰臣，宰臣以忠信侍奉陛下。过去陛下谦逊退让，没有来得及亲自处理政务；如今已经熟悉国事，开始总揽万机，心中没有私意，天下也相信这是理所当然，这就叫忠信，这就叫保全君臣之间的交情。如果臣下有愿望却不能自行实现，君主有所作为却不能果断奋发；君臣都顾虑嫌疑，不按真实心意办事，把天下国家安危存亡的事情泛泛地交给谁也无可奈何，那么本来就已经不能上合天心了。等到祸患从疏忽之处产生，灾害从异常之事兴起，却只想用区区空话遮掩天下人的视听，这究竟是在欺骗谁，是在欺骗上天吗？况且陛下先把习惯安逸、玩弄常规的见解存入胸中，又有人随之附和说：“今日的灾害是天数，不是人事。”又说：“直言不能不求，但未必全部听取。”又说：“其他事情不必改动，只要赶紧营造修缮就可以。”等到土木工程全部兴起，宫室重新修饰完好，陛下安然处之，不再考虑改弦更张。今日穿素服、退避正殿时的心情，又转变为平日荒淫沉溺酒色的心情；今日减少膳食、撤去音乐时的心情，又转变为平日纵情享乐、怠惰傲慢的心情；今日求取直言、修明政事时的心情，又转变为平日不亲自处理各项事务的心情。陛下既然自处于无为，却早晚督责大臣要求有所作为；又恰逢动乱多事的时节，盗贼没有平息，紧急军书纷至沓来，东淮仍然烦劳筹划，西蜀更要费心防守；残余敌人请求和议，意图仍然难以测度；轻率派遣使者，或许会留下后悔。这许多责任和万端忧虑，陛下难道都想交给宰辅吗？臣恐怕这不是君主振作而使股肱臣下欢欣效力的道理。天下的命运寄托在陛下身上，陛下的明察借助宰辅，宰辅又借助执政、台谏、侍从以及百官众职之人，等级相承，血脉相贯。一定要陛下先在上面率先表现出奋发振作的意志，然后精神的运用、风采的振发才能由此展开；关键一转，群臣百姓的听闻就会焕然一新，雷厉风行，迅速如回声和影子相随。还担心什么人心不会喜悦、天意不会解除呢？陛下如果只说一时激愤恳切的话，写在纸上就足以挽回天心，却不知道与政事有关的修身省察的实际行动，才是消除上天谴责的办法，那么所谓痛哭流涕，也不过是空话。《虞书》说：“君主能够认识到为君的艰难。”孔子说：“做君主很难。”这是说，尊居九五之位，事务繁多、责任重大，不能用轻率的心态来处置。如果像陛下这样把事情全部推给别人，自己却没有切实的忧惧，那么做君主岂不是太容易而不困难了吗？臣愿陛下澄清心志，安定意念，深思痛切反省；今日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建立政事应当以天下为准，用人应当为天下而用；实行至公无私的大道，完整保全宰相制度的大体；率领并激励群臣，明确赏罚升降；改变委靡衰弱的陋习，建立涤荡整顿、振兴刷新国家的宏大规制；一切决断出自圣意，清楚明白地与天下共同更新。这样，宗庙社稷就可以长久安定，天下人心就可以都欢悦，而皇天的威怒或许也可以挽回了。否则，君上的刚健之德不能振作，政事不能亲自处理，国势和朝纲日益衰败，天意会怎样看待陛下，又会怎样看待宰臣呢？上天每天都在监临于此，实在令人非常恐惧。陛下以直言来求取臣下，臣出于忠心和爱戴，不能闭口不言。臣职位卑微而言论过高，罪当诛杀。惟愿陛下裁察。嘉定年间，臣刚任秘书省正字时，曾上奏说：“臣以浅陋平庸之才，承蒙陛下误加擢用。如今奉召应对，得以瞻仰圣颜。臣私下认为，陛下的圣德深沉宁静，默默与上天相契，思虑纯一，上通于天。自陛下即位直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多少次变故，但都随即消弭，转危为安。人们以为这是天数恰好如此，却不知道这全是陛下圣德感格上天的功劳。近来残敌首先挑起战端，我军出兵后，敌兵很快退去。人们以为这是群臣抵御外侮的力量，却不知道这都是上天保佑皇家的证明。陛下平日积累了敬畏上天的诚心，而上天又确实有启发、佑助陛下的实情，本应使祥瑞全部到来、灾异完全消除。如今阴阳却还没有调和，旱魃肆虐，难道不是十分可怕吗？”

译太严重了，统治天下的君主一天也不能没有恐惧之心。恐惧之心常存，妖异就不能胜过德行；恐惧之心一旦消失，德行就不能胜过妖异。陛下如果想借天戒来挽回天心，改变亢阳而招来甘霖，方法没有别的，只应在陛下平素敬畏上天的本心上更加警醒恐惧罢了。天理运行，随处都显现出来，善于感格上天的人，必须事事知道畏惧才行。贤才的任用或舍弃，关系到天心的向背。如今正直贤良的人被斥退，谄媚阿谀的人却被任用；尽情进谏的人受罚，蒙蔽君上的人受赏；邪正颠倒，黑白不分，堵塞忠臣敢于进谏的门户，辜负上天降生贤才的意旨，这很可怕。百姓生活的安危，决定着天命的去留。如今战争已经兴起，百姓长期暴露在野外，军粮军饷接济不上，征敛将要波及百姓；根本一旦空虚，形势就岌岌可危，甚至有萧墙之忧，国家国运的长短，实在取决于此，这很可怕。广泛谋划、听从众议，才符合天心。如今陛下深居宫中，高居拱手，未能完全了解下情；群臣只是奉行文书，少有机会接触民间舆论。独自运筹密谋的意思占了上风，而虚心咨询访察的意思却很微弱，恐怕天下迫切的情形无从上达，这很可怕。君臣同心同德，才能享有天心。如今君主一人在上面忧劳，而群臣在下面安逸享乐；外患还没有消除，内患正在加深，却仍和往常一样安乐嬉游，自以为宽宏的气度足以镇定浮动的人心，却不知道宴饮安逸正是鸩毒，这很可怕。效法上天运行不息，就是所谓君德。如今陛下恭敬节俭有余，而刚毅果断不足；庸俗之人和奸佞之徒只顾求取富贵，却没有听说通过明确的黜陟来警戒、振动众心；将帅彼此结交，军旅政务因此败坏；州郡之间盛行贿赂，廉洁的风气因此衰败。这些都是由尊贵亲近之人教化形成的；如果不改变源头和流弊，弊病就会更加炽盛。”这五件可怕的事，只是举出其中的大端罢了。其他祸患的防范、乱象的萌芽，无法全部列举。将用什么来答复上天的谴责、招致和气呢？所以臣说：只应在陛下平素敬畏上天的本心上更加戒慎恐惧罢了。况且臣听说：上面有戒慎恐惧的君主，下面就不会有值得恐惧的事情。自己心中没有恐惧之心，那些本来极其可怕的事才会显现出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从今以后重新开始，内心警惕地反省，知道敬畏上天这一念本来就是自己固有的，并不需要向外寻求；从内心的清明推及朝廷的清明，从宫闱的谨慎严肃达到政令的谨慎严肃。彰明公道，打破私意的禁锢；提拔正人，针砭邪说的痼疾。陛下以此在上面率先实行，而辅弼大臣又能公正地听取各方意见、全面观察，竭尽志向和忠诚，以体察君上的心意。耳目之官、喉舌之司，也都广泛采集公论，尽情吐露忠心，来清除积年累月的弊病。下至群工百执事，没有不精诚专一、公而忘私，以赴国家急难的。这样将会看到天意在上面得到回转，灾变在下面得到消除，哪里只是治理好我国而已，即使坐镇而控制四方也是可以的。还有什么值得恐惧的呢？否则，精神转为懈怠昏昧，刚强消磨成柔弱怯懦，君臣上下都不知道恐惧，而值得恐惧的事情就会很多。国家治乱存亡的形势，根本就在这里。惟愿陛下留心省察。驾部员外郎李鸣复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丙戌日的夜晚，回禄降下灾祸，不到两夜，火势上烧到太室，蔓延焚烧民宅。皇天震动威势，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诏令内外臣僚以及士人百姓，都可以直言指陈过失。臣极其愚昧浅陋，却冒滥充任郎曹。正逢天心赫然震怒之时，陛下警惕地修省之日，身为君主朝廷的臣子，享用君上的俸禄，却不能竭尽愚拙的千般思虑，稍稍有助于圣听，不仅辜负陛下，也辜负自己所学。我看如今进言的人，二献向陛下进献防范之策，必定把灾祸归于天数；献忠言给陛下的人，必定把过失推给人事。他们用心如同冰炭一样相距悬绝，不必再论。至于把过失推到人事上的人，又有缓急、大小之分。因为灾祸波及宗庙，就说是宗庙制度失礼；因为灾祸波及官府，就说是各有司失职。这些说法并不是不正确，只是导致这种变故的原因，还有比这些更紧迫的。愤恨将帅不听命，就要把他们在社坛处死；愤恨尹漕不能抚恤百姓，就要剥夺他的职务。这些要求并不是不恰当，只是消弭这种变故的原因，还有比这些更重大的。臣曾读书，看到其中说：‘惟有上天聪明，惟有圣王能按时效法上天。’ 又说：‘惟有上天惠爱百姓，惟有君主奉行天意。’又说：‘惟有尹臣和成汤，都具有同一德行，才能享有天心。’又说：‘从前先正保衡辅佐我先王时，说道：“我不能使君主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君主，想到这一点，就像在市集上受鞭打一样惭愧。”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保佑我的功烈祖先，使其德行感格皇天。’又说：‘我听说从前成汤接受天命时，当时有像伊尹这样的人，能够感格皇天；太甲时有像保衡这样的人；太戊时有像伊陟、臣扈这样的人，能够感格上帝。’自古以来，拥有天下国家而广大承受天命、没有遭遇天灾的，没有不是以君主修养德行、大臣辅佐德行为根本的。德行专一地发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三心二意地发动，没有不凶险的。谈论灾祥却不追究根本，君主不追究根本，宰相难道还能算是懂得根本吗？臣不知忌讳，私下斗胆妄说：今天之所以导致天变，在于君主和宰相；那么今天之所以挽回天意，也应当在于君主和宰相。陛下即位已经八年了，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难道不正是陛下的职责吗？陛下过去在外劳作，当然已经知道农事的艰难；留心讲学，又已经熟知古今治乱以及治国平天下的实际道理。

译所欠缺的，只是已经获得了认识，却还没有能够切实力行；已经在心中领会，却还没有能够贯彻到政务中。天下都希望陛下充实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陛下却反而毁坏自己已经成就的地方，这是臣从道路传闻中听到的。外朝听政之余，便成为嬉游宴饮的时候；经筵劝讲之后，全是亲近嫔妃侍从的日子。百姓因饥饿而死，无暇过问；因水灾而死，无暇过问；因盗贼而死，无暇过问；因边境警报而死，也无暇过问。只有东淮的祸患近在肘腋，如同剥去床板而伤及肌肤，陛下颇为忧虑。没过多久元凶授首，谁知外在的恐惧已经过去，内部的蛀虫又滋生了。自夏四月下雨直到秋七月，轮流派遣百官每天拜谒群祀。这是什么时候了？上天的怒气还没有平息，而人的妖异已经进来。既然害怕，为什么只在外面举行祈祷，内心却怀着沉溺享乐之意？既然要修身反省，为什么不明白宫禁深严之地，世人看不见，而上天实实在在看见；幽暗房室隐微之处，世人听不见，而上天实实在在听见？陛下是以天为父、以民为子的君主。思虑如此，凭什么承当天心？诏书明说‘朕的德行没有修养’，确实是没有修养啊！宰相执掌国柄二十多年了。论说道理、治理国家、调和阴阳，难道不是宰相的职责吗？” 自从先皇帝改弦更张以来，内政得到安抚，外部得到安宁，天下有安泰和谐的风气。自陛下即位以来，内部阻滞，外部争乱，天下多有急迫的情势。这不只是陛下比不上先帝，宰相与自己从前相比，也有所减退了。内殿不能经常引入臣下，倾吐启心沃心的真情，怎么能够彼此信任？都堂不能每天把两位副宰相弘扬教化的实意报告上去，怎么能够充分表达？列居各个职位的人未必都不爱好和睦，却没人知道他们的罪恶；被投置散地的人未必没有真正的贤能，却没人知道他们的善处。私人门路日益开辟，公道日益消退；逢迎求进的人，常常奔走于亲近权要的门下，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之徒，又向仆役等卑贱之人索求声援。任命授官靠贿赂取得，还没有到任，已经怀有索取报偿之心；荐举靠贿赂办成，还没有脱离铨选，已经萌发攫取财物的念头。天下的财富，聚集在请托、馈赠和囊袋之中，而陛下的赤子都无法安生了。天命天讨，听不到国家法典得到施行；上天的视听，只感到人心都在怨恨。宰相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人，民间风俗到了这样，凭什么招来和气？诏书明说朝政有许多缺失，确实是有许多缺失啊！所以说：导致天变的原因，在于君主和宰相。想要修养君德，应当端正根本；想要整肃朝政，应当清理源头。根本不正，却想整齐末节；源头不清，却想使支流洁净，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什么叫根本？就是君主的心。唐明皇不过是一个人，心思放在励精图治上，开元年间便得到治理；心思放在放纵安逸上，天宝年间便陷入混乱。君主的一颗心，关系到天下的治理。陛下起初清明，志气恬淡，把古代帝王的事业看作并不难以达到。如果能够思考从前为什么能够成功，掌握它并希望保持下去；警戒如今为什么会失败，除去它并希望彻底消尽。不要安处自己的帝位，要像将要坠入深渊一样戒惧；不要轻视民事，要常常像驾驭朽烂的绳索一样凛然。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过度享乐。这个念头无时无刻不严肃戒慎，不要以为隐微之处无人看见，不要以为细小之事无人察觉。内心无处不谨慎，立身于没有过错的境地，同时常常激励自己有所作为的志向。用它来端正朝廷，端正百官，又用它来端正万民。推广到四方远近，就没有谁不归于正道。这就叫修养君德。什么叫源头？就是朝廷作为表率的地方。杨绾因崇尚俭朴而被任用，制书下达的那天，便减少过多的声乐，省减盛大的车骑随从，拆除华美的宅第。” 一位宰相的爱好和崇尚，足以这样转移风俗。如今的大臣，世代掌管台鼎重任，身系国家安危，正如汉代韦贤、韦玄成父子，也没有什么值得过分称道的。如果能够思考干道、淳熙年间所以达到治理的原因，按其办法作为成法；思考嘉定年间所以改弦更张的原因，而不改变当初的心愿。堵塞群邪横行的门户，使没有一条缝隙可以投机；开辟众正并进的道路，使没有一个方向受到阻塞。公论所赞许的，就随着公论赞许，不因为关系疏远便抛弃；公论所要罢黜的，就随着公论罢黜，不因为关系亲近便停止。以廉洁来激励风俗，可以使贪婪的人廉洁；以正道率领众人，可以使邪曲的人归正。天下共同走在大公至正的道路上。气候和顺，形体就和顺；形体和顺，声音就和顺；声音和顺，天地的和气也会随之响应。这就叫整肃朝政。君德在内修养，朝政在外整肃。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既然平息，阴阳乖戾失常的灾变却不会消除，我是不相信的。所以说：挽回天意，也应当在君主和宰相身上。即便如此，臣还有话要说。有只考虑一时的忧虑，也有考虑万世的忧虑。考虑一时，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指陈它的迹象；考虑万世，是针对尚未发生的事情，预先探究其中的道理。大概只有君主可以施威、只有君主可以施福，这是正道。权力在天子手中，而宰相在旁辅佐、赞助、弥补，这就是正道中的正道。二帝所以成为帝，三王所以成为王，正是如此。百官总摄己身的职事，听从冢宰，这是权力在宰相手中的情形；天子垂衣拱手，仰赖宰相成就政事，这是正道的变通。伊尹对于商，姬旦对于周，霍光对于汉，便是这样。权力既不在天子，也不在宰相，而有时流入妇人的宠爱之中，有时流入宦官寺人的手中，这是变乱中的变乱，汉、唐末世就是如此。陛下正值春秋鼎盛，正是亲自总揽万机的时候；大臣功业光明，都是一心向着王室的时候；圣贤相逢，本来没有其他忧虑。然而妇人有长舌，成为祸害的阶梯，有识之士几乎要为此忧惧了。担心的是，如果她继续进用而不停，就会出现并后匹嫡之类的事情；再继续下去，就会出现斜封墨敕的祸害；再继续下去，柔弱谄佞、反复邪曲的小人便会倚仗势力作威作福，形成盘根错节的局面，天下的祸患就无穷无尽了。《坤》卦初六，是一阴刚开始生长的卦象，却说‘踩着霜，坚冰就要到来’。事情虽然尚未发生，但道理上却有其必然性。圣人忧虑这种尚未及早辨别的事情，正是如此。陛下以直言来求取进言，臣不敢不以直言回答。用直言回答，是臣的职责；因直言获罪，也是臣应当承受的本分。惟愿陛下与大臣们仔细谋划这件事，臣不胜恳切忧虑。

译镇江府通判蒋重珍因火灾响应诏令上言说：“臣前些时候进呈‘本心与外物的界限’之说，是希望陛下亲自掌握大权，不推托给别人；完全破除恩私，以求内心无愧。如果从个人富贵的私心来看待这些事，一言一行都不忘个人私利，就是把天下生灵、社稷、宗庙的事情看轻，而把自身富贵的来源看重；这不仅是向上辜负天命，也辜负先帝、圣母以及公卿百执事对陛下的期望。过去周勃今天掌握玉玺交给文帝，当夜就让宋昌统领南北军；霍光今年决定防卫、拥立宣帝，第二年便叩头归还政权。如今陛下即位八年，没听说有什么作为，进退人才、兴废政事，天下都说‘这是丞相的意思’。一时的恩怨虽然归于朝廷，日后的治乱实在取决于陛下。哪里有作为上天之子的君主、作为人民之王的人，从朝廷直到天下，都只说宰相而不说君主呢？上天焚烧宗庙、焚烧都城，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臣之所以痛心，是因为九庙至为重要，应当像对待生存之亲一样看待；却在火势尚未到达时，拆小路、拓大道，不能防患于未然。宰相的居所，华屋广阔，然而众人焦头烂额，唯独宰相的住宅在火灾尚未发生时就得以保全，这也足以看出人心沉溺，只知有权势，不知有君父了。一旦另有变故，又能倚仗谁呢？陛下自己看一看，难道不是孤立无援吗？过去史浩两次入相，才五个月或九个月便被罢免，孝宗报答他的功劳，难道有穷尽吗？只是为什么这样急迫呢？保全功臣的办法，可以用优厚的富贵待遇来对待他，却不可长久把权力交给他。” 著作郎吴泳上奏说：“京城的灾害，是京城人看得见的。四方有败坏，陛下也能看得见吗？没有什么比战争更惨的了，而连年战争不能停止，就比火灾更严重。没有什么比官吏更残酷的了，而连年横征暴敛，就比火灾更凶猛。闽地百姓困于盗贼，浙地百姓困于水灾，蜀地百姓困于战争。横征暴敛的源头，既没有在上面澄清；馈赠贿赂的根源，又没有在下面断绝。譬如一棵正在腐坏的树，病害从枝叶蔓延，内部已经枯竭的形状，也显现出来了。” 卫泾论说火灾防范道：“臣仰思陛下敬畏天命，早晚恭敬恐惧。从前火失去本性，京城屡遭灾害，凭圣德使灾害消除，接连多年安宁，城中百姓安居，上下相互庆贺。近来过度的火焰又发生变化，向东惊动了太皇太后。陛下责备自身，避居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来不及安宁休息。当天恭请太皇太后回到内庭奉养，早晚定省，日日便于娱乐休养；这不仅表现陛下遭遇灾害后修身反省的心意，又借此彰明陛下深厚孝心的真诚，更加巩固太皇太后的康宁福分，确实足以上合天心、下慰人望。”臣恭敬地想到，国家以火德统治天下，火保持其本性，就不会成为灾害。我谨按《春秋传》说：‘凡是火灾，人为之火叫作火，天降之火叫作灾。’所以《春秋》记载火一次，记载灾十一回，都是记述异象来书写变故。臣私下看到癸丑日发生火灾的夜晚，先有雷电震动，灾祸起于不可测之处，难道不是重大的灾变吗？灾异，是上天仁爱君主、对君主加以警戒的方式。过去楚庄王因为上天没有显现妖异而感到恐惧，古人并不因遇到灾害而有所避讳，常常因灾变而知道戒惧。臣愚昧，希望陛下看到天变并非虚妄，更加思考修身反省；唯恐恐惧还没有达到应有程度，以此答复上天仁爱的心意。不要以眼前随宜处置就以为足以应对变故，不要以十天半月的降等、减损仪制就以为足以尽到诚意。” 如今正值四阳当令，却阴气过盛而严寒，久雨积涝成为灾害，雷电频繁发生，浓霜还没有停止，这些无不是上天发出的警戒，足以使人警醒和畏惧。只是圣上心中常以消除灾害、平息变异为念，对于自身的起居一定严肃谨慎；对于宫闱中的供奉，更加思考其中的不足；对于宗庙的礼仪，更加竭力做到恰当；恭敬谨慎地察看政令中的偏差，广泛访察水旱灾害造成的弊病，清理狱讼中积压和冤屈的过失，告诫郡县搜刮百姓的祸害，凡是可能招致灾祸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加以戒惧。这样一来，天变就可以消除，乖戾的灾气也可以转化为天下和平的福祉了。臣对这一片忠心实在难以自已。泾又进献史故事说：“天圣五年秋七月，赵州报告说，蝗虫从邢州向南飞来，只有二顷多地那么一片，并没有吃禾苗。皇上对辅臣说：‘只是担心州郡的奏报不真实罢了，应当派官员前去查验，赶快捕捉并掩埋蝗虫，然后上报。’” 臣听说天灾流行，历代国家都有。有的因灾害而整顿政事，灾害于是转化为天下的福祉；有的隐讳灾害、轻慢灾变，最终给百姓带来祸害。大概只有敬畏上天、受到警戒而恐惧，不把灾害视为忌讳，并且总是以百姓的疾苦为忧，上下都勤勉体恤，百姓才会受到这种仁爱。若沉溺于宴饮安逸而放纵懈怠，君主只顾设法掩盖，臣下又相随阿谀取悦，那么发生灾变也没有人省察，百姓便无处申诉了。这就是吉凶不同、治乱由此分开的原因。因此，唐太宗贞观初年，旱灾和蝗灾延续了一年多，米价每斗三钱，是因为他不忌讳灾害而勤于体恤百姓。汉武帝元光五年秋天发生蝗灾，太初元年夏天又发生蝗灾，最终导致天下空虚、财力耗尽，是因为他遇到灾害不知恐惧，也不知道爱护百姓。仰想仁宗皇帝，敬畏上天出于真诚之心，爱护百姓落实在实际政事上。当时正逢旱灾、蝗灾发生，他不因蝗虫没有危害庄稼而庆幸，反而深深忧虑州郡奏报不真实。皇上的话多么伟大，既恐惧戒慎、修养反省，又忧劳恻隐，可以说两方面都做到了。君主的祸患，没有比厌恶灾异、不愿听到灾情更大的；臣子的祸患，没有比隐瞒灾异、不把灾情上报更大的。飞蝗造成的灾害，是危害百姓最严重的灾害之一。宁可报告蝗虫伤害庄稼，从而思考消除灾变的方法，怎么可以因为蝗虫没有吃禾苗，就忘记忧虑百姓的本心呢？

译然而人的常情是，一时受到恐惧警戒，有时却会在长久之后懈怠忽视。自古以来，即使贤明的君主也难免如此，唯独我仁宗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始终如一。后来又因飞蝗造成灾害，皇上责备自己、承认过失，向天地和宗庙祈祷，不让灾祸殃及天下各方。蔡襄担任谏官时，极力论述旱灾、蝗灾的变异，认为边疆守备和战争的苦难、军队冗滥和财力耗尽、赋税征敛突然加重，以及掠取百姓膏血没有止境，正是导致灾异屡次发生的原因。君臣上下都像这样恐惧戒慎[此处原文有乱码“▯▯”，含义不明]，这正是向上消除天变、向内凝聚人心、向外平息边患，从而奠定四十二年太平之治的原因吧？臣听说孝宗皇帝乾道元年，淮南漕臣姚岳说，蝗虫从淮北飞渡而来，全都抱着草木死去；他仍然把死蝗封装起来进呈，皇帝下诏削减他的官秩并罢免斥退他，把这件事作为告诫佞邪之人的例子。由此仰见祖宗敬畏天变、杜绝阿谀之论，前后恰如符契相合，家法代代相承，恩泽流传万世。臣又看到隆兴初年蝗虫成灾，孝宗对史臣胡铨说：‘朕每天都向上天祈祷，蝗虫于是消灭了，怎么可以不至诚呢？’胡铨奏道：‘陛下这样不停地实行，哪里只是消灭蝗虫，即使敌人也不值得忧虑。’唉，消除灾变、感格上天的方法，关键就在这里。胡铨又能推广圣上的心意，把它联系到敌国外患上。古时益对禹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什么地方遥远而不能到达。’胡铨的话与这句话很接近。臣愚昧而忠心不已，希望陛下今天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警戒，那么消除灾害、招致祥瑞，使内地臣服、使外敌安定，都不过是从一个念头推展开来罢了。泾又应诏上奏说：“臣只是一个疏远微末之人，去年十月曾因轮对，得以仰望圣颜。我在三份札子中所陈述的，是私下认为陛下自即位以来，天意顺从，阴阳雨旸都合乎时令，边疆没有惊扰，年成和谷物都丰登。上天对陛下的爱护既然已经达到极点，那么上天对陛下的期望也同样达到极点。如果陛下轻忽上天的爱护，不自行省察遵循，那么上天的爱护也许有一天会不再可以依恃，而谴责、灾祸、损伤和失败的到来，未必不是由此开始的。愿陛下把没有灾害当作警惧，整饬自身、奋勉实行，进一步修养圣德，集中精神处理政事，以报答上天的恩赐。”陛下过分听信了臣的话，连连点头。即使尧、舜、文王，都是最伟大的圣人，仍然兢兢业业、小心翼翼。至于仁宗皇帝敬畏上天，著有《洪范政鉴》，陛下又说：‘这部书参照人事来阐发道理，朕常把它放在座位右边，退朝后诵读赞叹。’陛下这样的心意，实在就是尧、舜、文王的用心，因此本应祥瑞的应验日益到来，灾异没有缘由却至今发生。建寅之月，雷声在不合时令的时候震响，雨和冰雹交相降下，接着又下了大雪，灾变非常巨大，灾祸的征兆并非虚妄，从古到今都很少听闻和见到。《春秋》隐公九年三月癸酉日，下大雨并发生雷电；庚辰日，又下大雨雪。” 晋愍帝建兴元年十一月己巳日，大雨雹并有雷电；庚午日，大雪。然而从庚辰到癸酉，相距远达八天，而且雪发生在仲冬，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惊怪的。却从未有过在这样的时节，雷、电、雹、雪在一夕之间接连发生的情况。虽然灾异的出现，足以显示上天爱护君主的仁心，但天与人的关系之间，必然有感应召致、相互因循的道理。陛下看到变故而想到恐惧，赶快下达明诏，访求当今政务的缺失。臣虽然愚昧浅陋，本来曾在事情发生前进言；何况如今咨询下及臣下，臣怎敢知道了却不说、说了却不尽言，从而辜负陛下虚心接纳忠言的心意呢？臣听说，回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不靠文辞；感动百姓要靠行为，不靠言语。成汤祈祷旱灾，以六件事情责备自己；周宣王遇到灾害，侧身不安而修治自身。古代圣王一定先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不愿把过失推给别人。这是因为要回应上天、感动百姓，本来就应当求取实际而笃实行事。如今陛下严肃恭敬、敬畏上天，能够谨慎对待天戒，恐惧而修身反省，来不及安享康宁，与成汤、周宣王相比没有什么差别了。臣实在不自量力，请允许臣分一两条陈述。幸望陛下不要因为臣愚昧就废弃臣的言论。臣听说自古君主担心不能容纳进言，陛下每逢臣僚奏对，即使言辞触犯而直率，也一定尽力宽容，可以说具有容受进言的度量。然而，获得能够受纳言论的美名，却很少听到采用言论的成效，莫非是听取采纳虽然广泛，诚意却没有增加；开始时说好，最后却违背；当面顺从，内心拒绝？轩陛之前，应答酬酢似乎与深宫相契，进对的臣子也自以为得到了皇上的心意；退朝之后，却寂然不见施行，大概有人向小人泄露了言论，于是遭到罗织中伤。暗中挫伤士气、滋长谄媚习气，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言路仍然阻塞，这是第一项政务缺失。臣听说自古君主，忧虑的是好自专用；陛下从善如流，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可以说没有好自专用的过失。然而正直刚亮之士难以相合，谄媚阿谀之徒却容易亲近，难道不是信任标准还不明确、好恶容易受到迷惑吗？正直刚亮的人未必不是忠臣，却最终因为触犯自己而被厌恶；谄媚阿谀的人无非是奸佞，却最终因为顺从自己而受到喜爱。于是特立独行的人逐渐被疏远斥退，而苟且迎合、勉强容身的人便依次得到进用。忠良善类因此受到挫败，风俗因此受到伤害，根源就在这里。人才尚未振作，这是第二项政务缺失。臣听说帝王以勤俭为德，却不能把帝位当作享乐；如果用声色来娱乐耳目，使之日新月盛，就没有空闲再顾及其他事情。这大概正是仇士良蛊惑其君的最高谋略。臣进言涉及这些，陛下没有不知道的。臣私下听说，处理万机之余，宫中宴饮过于频繁，声乐竞相进献。六宫的供奉并非不完备，但优伶柔媚的容貌、来自市井的诙谐戏弄，间或被召入宫，杂陈在面前。道路上的传闻未必足以深信，然而之所以招致诽谤，必定有缘由。至于近亲宗属、显贵姻戚，更应当按照时令召见，按时交往，依礼行事，这样恩义才能两全，名分才能一向严明。假如他们多次陪同宴饮侍奉，深入禁宫内廷，臣恐怕欢洽之余，浮费必然增多，受宠越盛，请托求情之事就越会实行，难道能不防微杜渐吗？宴饮没有节制，这是第三项政务缺失。臣听说府库中的金帛，都是百姓的膏血；州县官吏鞭打成年男子，使老弱受冻挨饿，一点一点地征取，几乎使困苦无以为生的百姓走投无路。陛下勤于抚恤幽隐之民，常常把百姓贫困放在心上。臣私下听说宫中赏赐太多，用度逐渐扩大；缗钱的赏赐遍及贵近之人，金带的赏赐甚至及于卑微之人；优伶一类人穿着鲜艳华美的衣服，徜徉在道路上，见到的人无不惊骇。又借犒赏军队的名义，挪用封椿库的积蓄；臣僚据理执奏，却只剩下空头券契，听到的人不能不产生疑问。至于嗣邸和后家的宅第，土木工程竞相兴起，侵蚀耗费没有限度；官府厌苦于无休止的诛求，街巷中充满了愁叹声。

译臣恐怕军队的怨恨、百姓的困穷，形成已经很久；到了缓急关头，最终会成为祸乱的阶梯，难道能不考虑它的微小征兆吗？赏赐没有限度，这是第四项政务缺失。臣听说国家以纪纲为根本，台谏、给舍正是寄托纪纲的地方。命令的颁布、爵位赏赐的施行，虽然出自君主，在朝廷推行时，给舍可以驳正，台谏可以论列；是与非、可与不可，一句话就能定夺。正因为如此，奸邪之人知道有所畏惧，国体也因此尊严。如今侍从的擢用往往不是合适的人，节钺授予往往不是有相应功劳的人；给舍驳正、台谏论列，本来是他们的职责，但连章累疏却被阻挠搁置而不能施行，依礼请求离去却又极力挽留。把宣劳有功的人升为侍从，未必是很大的过错；怜悯投降的俘虏而宠授节钺，也还可以推说有理由。然而祖宗爱护纲纪，委曲地表示听从，宁可在本来应当给予的事情上有所屈抑，也一定要伸张言官的气节，这是因为关系到国体，而且在形势上并不顺利。这样看来，纪纲渐渐败坏，国体逐渐轻弱，奸邪之人就会产生野心。纪纲不能树立，这是第五项政务缺失。臣听说爵位俸禄，是君主所掌握的权柄；名位器用不能假借给人，必须爱惜谨慎看重，不轻易授予，这样才足以激励世风、磨砺庸钝，振兴事业、劝勉功劳。如今，正任官员的留务可以被除去；节钺一级的官职，亲戚外戚凭恩宠而授予；遥领的刺史，在武官序列中被当作恩宠；医工违法冒取得到一个留务或一个遥领刺史，仿佛都不是什么值得特别珍惜的事。然而既有的成法已经紊乱，幸进的门路正在打开，群小争相奔走，攀援依附、窥伺空隙；不能堵塞源头，又凭什么遏制它的下流呢？平时没有功劳，却享有高爵厚禄；一旦发生事情，连尺寸之功都不能效力，将来拿什么官职来赏赐他呢？唐代把官爵用来赏功，将军的告身才换一场醉酒，到了极点必然会达到这种地步。名位器用日益轻贱，这是第六项政务缺失。臣听说古代君主即位，必定有过去攀附的旧人；一时受到际遇，无不萌生希求宠爱、企望荣华的心思。然而他们见识极其卑下，才品极其低劣，厚待他们、给他们优厚清闲的俸禄可以；至于议论政事、品评人物，就应当与天下人才共同参与。陛下初政时有两三个左右亲近之人，倚仗恩宠妄自作为，自以为参与陪侍秘密议论、荐举人才，寡廉鲜耻之徒便奔走依附他们。幸赖陛下威严果断，随即将其罢斥；但仍然留存的人，频繁奉召应对，出入没有定时，所作的访察难道能免于谗邪之人的议论，又难道没有夹杂个人的憎恶和喜爱吗？近来的踪迹已经很明显地被人听闻。外廷的臣子，都是陛下亲自选拔擢用的，难道全都不可以亲近信任吗？” 何必把心腹寄托给这一类人呢？难道是希望陛下尚未觉察醒悟，因而施行这种偷窃权力的计谋吗？实在担心他们暗中玩弄威权和恩福，养成奸邪弊害，导致佞幸之人逐渐肆意妄为，这是第七项政务缺失。臣听说古代君主以礼对待臣下，同时对臣下的要求也很重。正因为以礼相待，然后才可以要求严格。经传所说的，是君上以礼义廉耻来对待臣下，臣下便用节操品行报答君上。国朝对大臣讲究体貌礼遇，尤其优厚，即使大臣有罪，也不废弃礼数。近来大臣离开职位，往往一封奏章就罢免，简直像丢弃土偶木梗。假如说台谏的言论不得不听从，那么前些日子台谏抗争直谏、极力论列，列名上奏防范之事时，为什么又急迫地用宣谕逼迫，坚决拒绝进言的人呢？侍从之臣请求离去，只说暂且不允，却忽然从中枢下达奉祠的命令。虽然用高峻的职务加以宠遇，恩意却十分浅薄。这样凭什么激励臣子的节操、向众庶显示劝惩呢？近来一两个职事官被补任外地，全部使用御笔，谁也不能测知其中缘故。出仕或退处，是士大夫所看重的。贤者受到含混处置而无法辨明，不肖者却侥幸苟免，又凭什么培养廉耻、显示惩罚和劝勉呢？对待臣下不合礼数，黜陟又不明确，这是第八项政务缺失。臣听说国家的仇敌，是一定要报复的；疆场之事，最终不能避免，只是有迟有速罢了。事情平时没有准备，凭什么应对突然的变故？陛下和两三个大臣，到现在已经从容讨论政道两年了，是否也曾把这些问题讲明呢？守御的办法，什么应当缓，什么应当急？进攻夺取的道路，什么应当先，什么应当后？是否也已经有成熟的谋划、确定的算计了呢？至于将帅之臣，更应当储备积蓄。武事虽然不是经过试用以后才看得出来，但人才优劣又怎么可以不知道呢？谁有文武兼备、安抚怀柔的办法？谁有沉着雄毅、攘除退敌的谋略？也可以选拔任用他们吗？稍有一次警报，就从闲散人员中起用的人，不是贪婪残暴、品行不端，就是荒诞欺妄、虚浮不实之流。这样的人究竟有谁可以倚仗呢？平时行为道义不被人信服，临事时怎么能使人服从呢？荆襄、维扬，都号称重镇；亲戚属官中庸无能的人，平素没有声望和实际才干，担任这些职位的人，果真能够独当一面吗？边防没有准备，将帅缺乏人才，这是第九项政务缺失。这九件事，臣本来已经在前面逐条陈述过了。导致灾害的原因虽然不专在这些方面，但都是今天应当忧虑的事情。不过臣还有疑问。陛下降下诏令求取言论，却只限于馆职这一途，实在还不够广。或许陛下急于听闻政务缺失，所以一定从近臣开始；而想要进言的人，本来就不应选择身份疏远卑贱与否。臣听说近来有平民进言不实，起初下令编置，后来又允许他读书。臣实在疏远，不知道那个人究竟如何，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这个命令的发布，确实令人不安。假如他对我有所求取，而我想加罪于他，那还可以找到借口；但一个草野之人奋不顾身，言语涉及过当，推究他的用心，也不过是想向君上表达忠诚罢了。假如是在无事的时候，还可以搁置不问；如今正逢灾异显现，正应当广泛通达下情。现在求言的诏令刚刚施行，治罪进言者的命令接着发出，众人听闻后惊骇愕然，众情会怎样看待？臣私下议论，陛下这是要以此警戒进言者，而不是劝勉进言者。治罪一个狂直之士，本来不值得过分惋惜；只是因为一个士人而损害求言的美意，反而使狂士获得名声，这才是臣替陛下惋惜的地方。如果说已经从轻定罪，那么同样都是加罪，又将如何区别呢？倘若陛下忽然悔悟，最终从宽赦免，那么疑惑和诽谤就会不辨自解了，有什么顾忌而不赶快实行呢？这个道理明白易见，更是圣明之主容易察知的。臣因此始终为陛下详细说明。至于五行之说，臣虽然未曾深入研究，但根据经义来论，雷属阳，雪属阴。阳气正要上升，却被阴气制约，这就是降雪的原因。

译按照象类来推求，那么君主、丈夫、君子、中国，都属于阳；臣下、妇人、小人、四夷，都属于阴。臣下逼迫君主，妇人凌驾丈夫，小人危害君子，四夷图谋中国，都是阴胜过阳的征兆。以上情形只要有一项存在，臣希望陛下都仔细思考它，恢复正道，制止它，断绝它；要在天下尚未大乱时制定治理办法，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如同前面所陈述的那样。至于切身关系到圣躬的事情，臣希望陛下在心中省察，在自身反省，不要吝惜承认过失，一定改变自己的行止。至于关系到臣下的事情，臣希望陛下询问群臣的共同谋议，让国人共同裁断，务必协调适中，共同归于治理。凡是设置建立的事情，凡是施行推行的政令，都必须上合天意，下合人心。人心喜悦而天意解除疑怒，哪里只是消除灾祸，也将转祸为祥；可以保有和平的福泽，可以兴起太平的功业，可以永远保全祖宗无穷无尽的福庆。臣不胜拳拳忧国爱君的诚心，冒犯天威，无处逃避罪责，惟愿陛下裁择。”}], 嘉定二年，校书郎真德秀上奏说：“臣是出身寒微、远方来的书生，愚昧至极，浅陋不堪。去年夏季四月，臣曾因面对皇上，冒昧进献无知之言。陛下不认为臣狂妄，俯身赐予嘉纳。如今臣又有幸进见天颜，如果不趁此时竭尽愚忠，稍稍报效万分之一，臣实在有罪。臣听说董仲舒曾说：‘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人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警戒恐惧；如果仍不知道改变，那么伤败就会到来。’由此可见，上天怀着仁爱之心对待君主，是想制止他的祸乱。汉代儒者谈论天道的，没有比董仲舒说得更深切明白的。臣滥居馆职，有幸看到太史所上奏的情况，近来灾害接连发生。不到二十天，暴风两次刮起。三月丙申日，都城下了冰雹。过了八天，到癸卯日，荧惑星运行失常，进入太微垣，侵犯执法星。己酉日夜间，它停留在掖门，谴责告诫已经非常明白了。可是蝗虫、蝗蝻的余孽又渐渐滋生。陛下恭敬节俭、慈爱仁厚，对上天无愧，可是和气仍未应验，灾咎的征兆迅速接连而来。臣愚昧无知，不能测知其中缘故；或许是上天仁爱陛下，明白显示警戒，想使陛下和群臣思考古代圣王用来端正政事的根本办法吧？” 臣冒昧分条上奏四件事，惟愿陛下裁察。一是亲近正直之臣。臣谨考察，汉元初二年正月，暴风从西南方刮来，翼奉认为这是左右有邪臣的征验。延光二年三月，大风拔起树木，史臣认为这是亲近谗佞、是非不分的应验。如今陛下登用尊崇年高德劭的人，褒奖显扬忠良之士，照理说谗邪之臣绝不会有这种情形。然而臣私下听到众人的议论，有人说正直之人虽然被进用，但委任还没有完全专一；小人虽然被斥退，但侥幸钻营的门路还没有完全堵塞；名义上喜爱忠臣，实际上却喜欢谄佞，所以进谏争辩的道路仍然狭窄，忠诚鲠直之气还没有伸展，这正是灾异发生的缘由。臣希望陛下亲近端正贤良的人，宽容接纳切直之言；知道贤能就任用而不要怀疑，知道邪佞就罢斥而不要迟疑。这样，政治就可以振兴，上天的心意也可以得到感应。二是抑制近幸之臣。臣听《传》说：‘阴气的精华凝聚起来就成为冰雹。’所以刘向认为这是阴气胁迫阳气的证明，孔季彦认为这是阴气乘凌阳气的证明。考察前代，凡是妾妇压制丈夫、臣子背叛君父、政权落在臣下手中、四方夷狄侵扰中原，都是这种情形。寻求今日的情况，当然没有这些祸患。然而臣私下看到，近来一两道诏令，有的从宫中直接发出，廷尉的官员不能坚守法令；环列之职骤然授给不合适的人。这在正要更张改革的朝廷中，难道是应有的事情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年〕 难道是左右近侍的私情，以及甜言蜜语、哀求悲诉的请求，还没有能够彻底断绝吗？阴邪一类的势力一旦增长，阳刚正道就会受到[原文此处有疑字]，造成灾异的根源或许就在这里。臣希望陛下遵循仁祖的规制，按照杜衍的办法责成大臣，深深遏制私情，大力发扬公道，以逐渐消除阴气盛长的谴责，这样太平就可以实现了。三是清除壅塞蒙蔽。臣谨考察《汉天文志》说：‘荧惑星在南方，象征礼，也象征视察。礼制亏缺、观察失察，刑罚就会显现。’又说：‘太微是天廷，荧惑守在这里，是乱臣在朝廷中的征象。’陛下恭敬畏惧、自我约束，举动都遵循典章法律，本来没有一件不合乎礼制。或许是万事的机要，有的还没有完全察明；群情的邪正，有的还没有完全了解，所以苍天借此显示警戒吧？观察不明，就是不智慧；《洪范》五事的应验，明白可考。臣希望陛下体察重离卦光明的象征，彰显独断的明察，在事情显露征兆之前察知端倪，在事物隐伏之时洞察人情，使奸邪不能形成壅蔽，那么火就能恢复其正常属性，灾害也会熄灭。四是去除贪婪残暴。臣考察《春秋》桓公五年秋季发生蝗灾，解释者认为是贪婪暴虐、搜刮百姓所导致。汉光和元年发生蝗灾，蔡邕认为也是贪虐所导致。从前权奸掌握国政，受宠和贿赂日益公开，州郡监司搜刮百姓以求取媚上，忧愁困苦之气冲犯阴阳，遗留下来的毒害和灾殃直到如今还没有停止。近来虽然曾经慎重选拔监司，加重对贪赃官吏的处罚，但贪婪残暴的守令仍然很多，行贿送礼的行为也没有停止。臣希望陛下明令大臣推行考核官员善恶的法令，重申并严厉执行禁止贿赂的规定，或许可以使百姓的疾苦得到缓解，天灾也可以消除。过去周成王悔过，天就下了反向的风；齐景公说了一句话，荧惑星就退舍。汉宣帝因冰雹而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唐太宗因旱灾蝗灾而更加施行仁政，治理成功的效果，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见。陛下如果真能在上面侧身自修反省，大臣如果真能在下面同心协力调和治理，那么把灾异转为祥瑞，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罢了。臣还有一些话要进献。天与人同一条道理，感应相通没有间隔；百姓的气息舒展还是惨苦，上天的心意就会相应变化。三四年来，百姓困穷，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淮地百姓流离失所，死者十之八九；仅存的人连稀粥也供应不上，已经死去的人又没有东西覆盖安葬。陛下体恤怜悯的仁心无处不到，只是有关部门奉行不当，江淮之间把人当作食物的惨状仍然如旧。想要灾害消除，怎么可能呢？臣私下听说两淮遭受蹂躏之后，所种的麦子所剩无几，实在担心风传如果成为事实，或许会误导皇上，使皇上以为麦子成熟还可以等待，因而不再广泛采取赈济救援的办法。又听说广南有数州粮食极其缺乏。臣希望陛下拿出内帑封桩的储备，到现在及时收购粮食，以救济那里的饥民，这也是赈济救援的一种办法。如今百姓的性命全寄托在陛下身上，倒悬般的危急已经近在眼前；希望陛下哀怜他们，赶快救援，或许可以挽回人心，那么上天的意旨自然也会消解。否则，百姓的忧愁叹息一天比一天增加，灾变异象一天比一天炽盛，臣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臣的心情急切，言语狂妄，罪当万死。”

译三年，真德秀因轮对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资高明，能够自我抑制并心存敬畏，检点自身、约束自己，敬畏上天、爱护百姓，有些方面是前代帝王所不能及的，本来应当使至和之气充满天地。然而近年来连年旱灾蝗灾，百姓以困苦来报告，百姓仰首哀鸣，每天都盼望着秋收。可是从仲夏以来，长期阴天成为灾害，过量的雨水连绵不断，历时一个月又十多天。偶尔放晴，很快又大雨倾注；湖水突然上涨，漫入都城，平民失去生计，粮价飞涨。京城附近州县受灾范围很广，有的城郭坍塌，官府寺院被淹没，房屋毁坏，人民溺死，堤防决口毁坏，田地被水淹没；平坦肥沃的田野变成一片浩荡的水波，这不是小小的变化。陛下也曾察究其中缘故吗？自从执掌大权的臣子擅自专政，逢迎谄谀成为风气以来，虽然已经开始更张改革，但余留下来的习气还没有消尽。旱灾酷烈，有人还说不会伤害农民；螟虫蝗虫极其猖獗，有人还说不会伤害庄稼。百姓忧愁困苦的情状，有的是闾巷百姓知道而士大夫不知道，有的是士大夫知道而朝廷不知道。何况陛下深居九重，怎么能够全部知道呢？下情不能上达，百姓的隐忧无处申诉，所以降下淫雨，京畿尤其严重，是想使陛下受到感动醒悟，赶快谋求焕然一新的政治。上天仁爱之心，由此大概可以看见了。陛下警惕地恭敬畏惧，祈祷祭祀、赈济救援，大事小事全都办理，祥瑞的征兆暗中降临，阴云也完全散开。臣愚昧地担心，陛下满足于眼前已经出现的应验，不再追究导致灾异的根由；天意没有常规，更值得深深恐惧。臣谨考察《春秋》庄公十一年宋国发生大水，董仲舒认为是阴气过盛所导致。嘉祐年间发生水灾，欧阳修上奏防范之策说：‘水属阴，战争也属阴。’欧阳修这句话是针对当时的情势说的。如果推类而言，宫廷严密之地、左右近侍的私情，属于阴；内有奸邪小人，外有四方夷狄和盗贼，也属于阴。君主秉持至阳的德性来驾驭各种阴气，所以君主之道宣明，阳气畅达、阴气潜伏，各自依循秩序而不成为灾害；否则阴气盛大而违逆阳气，灾咎的征兆到来，没有不按照同类显现的。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实在可怕。陛下圣性淡泊，本来没有宠幸嫔妃、女官干预政事的牵累；然而在任命授官和发布命令之间，烦琐的特别防范、请托钻营、侵扰扰乱成法的事情，仍然偶尔存在。求取特殊恩幸的门路一旦打开，奔走趋附的人便日益增多，这难道是堵塞细微隐患、防止弊端滋长的办法吗？这就是阴气灾变发生的原因。更张改革之初，分别善恶，朝廷的论断曾经确定。众多正直之士在朝廷，国家元气充实，奸邪之党还敢放肆窥伺；但一两年来，俊贤老臣接连引退，甚至二三位近臣进退仓促慌乱，有的竟不知道缘由，于是善良之士渐渐不能自安而窥伺的人更加多了。” 朝廷的纲纪寄托在给事中、舍人身上，维护法令，是他们职责所在。听说在道路间还传有他们不能履行职务的情况。纲纪一旦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臣恐怕奸险小人同类相聚，已经洋洋得意、动了坏心。这也是阴气灾变发生的原因。戎狄的事态再次形成，已经很难立即依靠它来解决。那些起兵作乱的人日益猖獗，他们开始呼啸聚集时，并没有形成不可制伏的跳梁之势。假使陛下任用得当的将帅和守臣、任用得当的监司，在他们势力尚未张大时扑灭其火焰，不过是一名巡尉的力量就足够了。奈何拥兵的将帅，有的萌生玩忽寇患的心思；分守土地的臣子，各自产生侥幸求功的念头，养成痈疽，逐渐导致决裂溃败。等到开始像割草捕兽一样大肆剿杀，世上难道有杀死千万人于战争之中而上天不因此发生灾变的吗？有的人或许以为敌人能够纳降，便委曲心意招诱他们，却不知道这会损害威望、加重防备，反而开启奸人的野心。两方面其实都错了。盗贼肆虐，流毒惨烈，哀号的百姓向上天呼冤。这又是阴气灾变发生的原因。臣还听说，夏季水涝的地方，秋季必定旱；阴气盛极，阳气必然产生。汉代儒者的话，其中有深刻的指向。如今低洼田地已经受水灾困厄，假如不幸在七八月之间雨水不能按时到来，高田的庄稼又会毁坏于[原文“坏于成”疑有讹误]。饥荒接连而来，忧愁叹息更加严重。难道祸患只是峒丁和逃亡士卒能够造成的吗？近来三衢发生的事情，已经足以作为鉴戒。陛下如果真能想到灾变的可怕，思考君主之道应当修明，秉持刚健之德，效法上天的德性，开通公正的道路，堵塞邪曲的途径，使乡里请托不干预朝廷，使外面的言论不被纳入宫禁之内，以断绝近幸之臣侵夺权力的端绪。尊重信任仁德贤能之人，容纳接受忠诚正直的言论，使正人端士能够施展志向，而使奸险巧佞之人不能实现私心，以抑制小人之道逐渐滋长。淮甸遭受创伤残破之后，应当慎重选拔贤能的地方长官，把百姓的性命托付给他们；招抚聚集流亡百姓，使他们都能安居；收殓埋葬遗骸，不要让尸骨暴露在江湖之间。盗寇势力正在煽动扩大，应当重申敕令，告诫将帅和守臣同心协力，并派遣天子使者奉命督察防务，整顿军队法纪，激励将士士气，以挫败群盗正在张大的锐气。这样，积聚的阴气灾变或许可以消除，未来的祸患或许可以平息。《易经》初六爻说：‘脚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古代圣人对于阴气将要盛大，像这样从不忘记戒备谨慎。如今灾异接连不断，应验又十分明显，陛下难道不应当赶快加以圣心思考吗？臣凭借疏拙平庸，充数于文馆，承蒙睿恩提拔，得以暂掌翰林院；这番恳切的愚忠，希望吐露出来已经很久了。幸而因进见答对，臣敢于竭尽微薄的思虑；心情急切，言语狂妄，惟愿陛下裁量宽赦。四年，真德秀任著作佐郎时上奏说：“臣听说，知道父母的心意，就可以知道上天的心意；知道君主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上天的道理。父母对于子女，抚养成人并给他们取字，是仁爱；鞭打责罚、教导告诫，也同样是仁爱。君主对于臣下，用爵位和赏赐来褒奖劝勉，是仁爱；用刑罚来使其警惧奋勉，也同样是仁爱。上天保佑百姓而为他们建立君主，它爱护百姓深切，期望百姓迫切，与父母对于子女、君主对于臣下没有不同。所以君主的德行没有亏缺，上天就为之喜悦，祥瑞便产生；君主的德行有所缺失，上天就显示谴责，灾异便出现。灾祥虽然不同，但用来勉励君主行善，原则是一样的。上天如此爱护君主，做君主的难道可以不把上天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吗？臣近来看到，旱灾蝗灾接连不断，饥荒相继发生。陛下严肃恭敬、勤勉畏惧，不敢荒怠安逸，忧虑怜悯百姓，神色之间都显露出来。上天降下安康，于是获得丰年，也足以看出感动上天、上下相应的效果了。然而近来，天度显示过错，星象显现异常，竟又接连出现在台谏清议的奏章中。难道说陛下亲自实行得还不够吗？那么丰收的应验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译如果说陛下亲自实行已经到位，那么星象和天文的灾异又为什么屡屡出现呢？天道幽深遥远，是人难以知道的。臣私下思量，或许是皇天保佑宋朝的心意，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多年忧患而轻易忘记，也不要因为眼前的喜悦而认为已经足够；上天爱护得深、期望得切，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宫廷深处房屋漏雨之处，君主日常起居行动的细节，以及一个念头刚刚萌生，上天已经完全看见。陛下如果真能守住兢兢业业的志向，防止怠慢轻忽的私心，勤勤恳恳地实行，多次反省而不懈怠，那么将不必等到善言三次进谏，荧惑星就会有退舍的感应了。何况今年虽然报告丰收，百姓的粮食仅仅够吃；可是经过接连饥荒之后，公家和私人都贫困空竭。正如人长期患病刚刚痊愈，气血还没有平复，筋力仍然衰弱，正要用药调养、扶助创伤，更须加意调治。朝廷之上，不可以很快忘记怜恤百姓的念头。臣恭敬地听说，近来内廷多次完成祈禳醮事，这固然足以看出陛下敬畏上天的诚意。然而修养德行、施行政令是根本，祈禳祷告是末节。只做末节而遗忘根本，恐怕终究不足以感格上天。何况如今冬令已经很深，将要下雪却又停止，和气仍然郁结，祥瑞的应验还没有到来。这就是汉代人所谓‘上天的忧结还没有解开，百姓的怨望还没有消除’。” 臣愚昧而没有才能，恭敬地希望陛下体察苍天仁爱的心意，思考星象变动的缘由，延请询问近臣，勤勉寻求自己的缺失，推行惠民政令，以使这些百姓获得生存。这样，下面的忧愁叹息就会消除，上面的祥瑞征兆也会感应而来。《诗经》说：‘要敬畏啊，要敬畏啊，上天的意旨是显明的，天命是不容易承受的！’惟愿陛下留神，不要忽略。” 五年，德秀任军器少监，上奏说：“臣近来恭敬地看到御笔诏令：太庙在雷雨之后，鸱吻受到损坏震动，陛下明白诏令有关官司避开正殿、减少膳食；由此可以看出陛下敬畏上天、恭敬恐惧的心意。然而臣广泛考察六经典籍中的记载，以及秦汉以来史书所记的事情，除非是极其无道的时代，从未听说雷霆的警告降临到宗庙。鲁国的展氏不过是臣子，己卯日发生的异常， 《春秋》尚且谨慎地记载下来。雷霆是上天极其愤怒的威严，宗庙是国家最为严肃尊贵的地方；以极其愤怒的威严施加于最为严肃尊贵的地方，其可怕之处显然可知。古代先哲君王遇到异常的灾变，就一定用非常的德政来回应，从来不只是照搬旧例而已。如今除避开正朝、减少平常膳食之外，什么也没有听闻。或许已经有人妄自议论陛下只务求做出应天的文章形式，却不探究实际内容。何况在礼仪文饰方面，又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况且雷霆发生在孟秋癸丑日。过了十四天，恐惧修省的诏令才颁布；避殿减膳的举动是在孟秋丁卯日，才过两天，群臣请求停止的奏章就已经上呈。用来应付旧例、遵循常规的礼文，并不是很难举行的事；然而仍然要历经十多天才施行，刚过两夜却又仓促停止。” 为什么对自己责备得如此节约，对自己宽恕得却如此之多呢？陛下节俭的诚意出于天性，平日尚且不把居住简陋、饮食菲薄视为难事，何况在畏惧天威、反省罪咎之后，稍微从容一些又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却匆忙到了这个地步。即使说礼仪文饰只是末节，不是用来感格上天的根本，那么如果连文饰都不存在，实际内容又在哪里呢？如今诚意没有增加，举动全都只是勉强敷衍、苟且塞责，只是掩饰外在观瞻；用这种态度感动人尚且不可以，更何况感动上天呢？前些时候孟秋初一，流星显示异象，占卜认为将有兵事忧患，但上下都安然自若，仿佛没有听见。因此相隔才九天，雷霆的变异便发生了。上天用流星飞过的星象来显示警告，已经可以说十分切近了，陛下却不知道戒惧；于是又用雷霆来警告，警告更加急切。上天对于我国，想要扶持并使之保全安定，其心意实在十分恳切。《尚书》说：‘首先要使君王受到感格，端正他的政事。’臣希望陛下对内在自身反省，对外考察各项政务，努力增进君主的德行，不要把被豢养的安逸生活作为心愿；广泛通达下情，深深探求招致灾异、召来和气的根本。这样或许善祥会一天天应验，灾咎征兆会一天天消退。上天和祖宗对陛下的期望，实在就在这些方面。臣对爱护君主、勤勉进言的心情，实在无法胜任地表达。” 八年，知潼川府刘光祖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亲笔诏书的指示，因为祈雨久而未得应验，圣心焦虑劳苦，于是凡属宽赦恩典都遍及朝廷内外，至于责备自己、反省过失、避居殿外、减少膳食，又亲笔恳切地广泛求取正直言论，全部允许臣民指陈朝政缺失。君主忧虑到这种地步，臣子怎敢独自安心？臣自从离开国都以来，偶尔因言语文字之间的事情，自己招致罪过；后来承蒙皇恩起用废退之人，逐渐得到提拔任用，直到把我交付藩镇、列入侍从之列。我每天都想着报答称扬皇恩，凡是在外任职的事务，不敢不竭尽愚忠。我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承蒙陛下开怀接纳，唯独不敢妄议朝廷政事。不仅因为年老昏聩、听闻事情不够审慎，越出职位而发言，还恐怕有沽名求进的嫌疑。臣又恭敬地看到今天的诏书，实在切中要害而且深刻；身为臣子，难道应当回避此事而沉默不言吗？臣私下认为，天长久不下雨，陛下求雨的方法已经无所不用，只是还没有想到获天谴的缘由罢了。陛下之所以获罪于上天，是因为女真是我们痛心疾首的仇敌，上天要灭亡这个敌人，使他们送死于汴京；而陛下作为上天的儿子，却一点也不思考如何图谋消灭他们，这就叫上天赐予机会却不取。上天赐予机会却不取，这就叫自我放弃。” 上天从来没有君主作为上天之子，放弃上天赐予的机会，而上天不因此发怒的。臣并不是劝陛下轻率出兵、妄自行动；臣区区之意，不过希望陛下趁女真迁徙汴京的机会，谢绝和好，谨慎守备边疆罢了。山东、山西有人正在相互结集，想要共同起兵消灭他们，陛下为什么不趁机任用他们呢？臣又听说青齐、兰防请求通达联系却没有被接纳，陛下何惜一封尺一之札，立即把它交给他们呢？即使事情成功，疆土归他们所有，但他们的名号仍然奉戴宋朝，不也胜过让敌人乘势夺取占有吗？臣最初从传闻中得知这些事，不敢轻易相信；可是臣僚的奏章依照奏报办理，其中说有‘强敌将亡，中原纷扰，豪杰请求归附，根据我国势力的强弱来决定进退；边境战事正紧，义士像鱼鳞一样聚集，日夜想着奋战，根据我国上意是否激昂来判断盛衰’。由这些话看，传闻的事情确实全都存在。然而朝廷正迟疑畏缩，挫伤豪杰之心，压抑义士之气，坐视百姓陷于涂炭而不去救援。况且陛下是中国衣冠之人的主人，有人归附我国而我国却拒绝他，这就叫抛弃人。没有作为中国衣冠之主而抛弃人、别人却不怨恨的。”

译上天发怒、百姓怨恨，灾祸产生，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有道理上必然、事情上显而易见的原因。列位圣人在天之灵，难道不眷恋旧都吗？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蒙受外敌羁押的耻辱，难道不会怀念从前的愤恨吗？如今敌人舍弃自己的巢穴，却玷污了我们的汴京，想到这里而咬牙切齿是可以的，感到痛恨而卧薪尝胆是可以的，趁他们危急而谋图进取也是可以的。还要继续同他们互通使者，让我国使者在祖宗昔日朝会的殿庭上向敌人下拜，这可以吗？难道独独忘了汴京是二帝被拘辱的地方，是百世不可忘记的深仇，现在竟忍心忘掉吗？人不是木石，亲身走到那个地方，能够不因此寒心吗？他们居住在那里没有一天安宁，而我们仍像从前一样讲求和好，祖宗对陛下的期望，必定不是这样。陛下身为祖宗的子孙，却忘记祖宗的愤恨，以致触怒上天而受到谴责，原因就在这里。否则，以陛下在位已经很久，从未失德，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尊敬祖宗，没有谁比得上陛下。平时祈祷没有不获应验的，如今却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陛下试着思考今日的缺失，大概没有比派遣使者更大的了。今日责备自己，也应当没有比派遣使者更优先的了。因此臣不敢用其他事情来应诏，而直接吐露自己的狂妄愚见。陛下不可以在没有下雨以前忧惧，已经下雨以后就忽略不管。上天、百姓和祖宗，应当畏惧却不畏惧；已经败亡、残破的敌人，不应当畏惧却反而畏惧，臣不能理解其中道理。臣还有一件事，藏在心中七八年而没有机会陈说，请允许一并说出。宪圣慈烈皇后的大忌日是十一月三日。权臣韩侂胄专擅君权、目无君上，把事情隐瞒不报，只说郊祀是国家大事，使陛下受到蒙蔽误导，不能过宫询问皇后病情安否，因而无从知道实情。当时礼部侍郎杨辅讨论典章旧例，向宰执进呈札子，请求改日举行郊祀；宰臣京镗却阿附权臣，只想苟且完成此事。从臣中又有人恐吓群臣，使他们不敢发言。不久郊坛显示警告，暴风异常，他们却胡乱说礼仪已经完成，随后到慈福宫听取遗诰，直到现在仍把初六日作为大忌日。况且宪圣慈烈皇后是陛下的曾祖母，曾经辅佐宋高宗，在艰难危急中重建国家，上天以长寿报答她；韩侂胄竟敢把陛下有大功勋、享有高寿的曾祖母，当作卑微之人看待而迁就改日，难道不令人愤怒吗？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寿成皇后是陛下的祖母，当时尚且只敢流泪而不敢说话。这件事上天和人都共同愤怒，唯独陛下不知道罢了。十年以后，在玉津园门外夹道陈列贼臣韩侂胄的尸体达三日，这件事尤其奇异。太皇太后升遐，在庆元五年十一月三日；诛杀贼臣则在开禧三年，也是在十一月三日；而玉津园就是慈福园的园子，园门又在南郊大道旁边，难道不是上天借诛杀韩侂胄来显赫地为宪圣慈烈皇后报仇，终于可以验证了吗？臣身在远方，听说贼臣被处死，以为这是改正大忌日，是更化改革的第一件事。不知道有什么疑虑畏惧，竟然七八年间无人提及此事。臣料想陛下深居宫中，左右近臣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您，您自然无从知道。臣因为陛下派人让臣指陈缺失，便冒昧谈到此事；这本来就是臣长期郁积在心中的话。陛下如果没有听到也就罢了，既然已经听到，就应当当日告谕大臣，交给礼官向宗庙告谢，改按十一月三日为大忌日，这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又有什么困难呢？日月发生食变，人人都看见；等到食变过去，人人又仰望日月。臣将要起草奏章时，用《易》占筮，得到风雷益卦，君子因此见到善行就迁改，有了过错就改正。正因为如此，臣便立即陈说大义，告诉陛下而毫不疑惧。伏惟圣慈裁察。”},{ 著作郎赵崇鼎因祈雨上奏说：“如今有更化改革的名声，却没有更化改革的实际。人才是国家的元气，而忠诚鲠直、被排斥废弃的士人，已经死去的还没有全部加以省察录用，活着的也没有全部予以褒奖显扬。言论是国家的风采，其中竭尽忠诚、毫不隐瞒、能够提出规劝补益的人，难道只是没有给予奖赏激励，甚至也很少见到实际任用吗？那些苟且偷安、取悦求容、没有提出任何建树的人，难道只是没有受到贬黜惩罚，有的反而因此获得通显官位。至于勉励陛下学习圣贤之学以扩大聪明，教育储君以巩固根本，告诫宰辅大臣同心敬业、竭尽劳瘁以渡过艰难，责成侍从、谏官思考职守、尽力规谏以疏通壅蔽，防止左右近侍暗中玩弄权术的苗头，察看奸险小人余党窥伺的萌芽，这些都恳切地向陛下进言了。” 《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九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十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灾祥 宋宁宗嘉定十年，袁燮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绍熙二年仲春初一，突然雷声震响，接着下了大雪。光宗皇帝警惕地恭敬畏惧，过了六天，下诏命侍从、台谏、两省郎官、馆职分别条列说明朝政缺失来上报。一时之间进献言论的忠臣良士很多，当世急务没有不上达的，可以说确实实行了应天之道。灾咎的征兆虽然显现，国家的根本却因此稳固，奸邪不作乱，边境不震动，难道不是把灾变转为祥瑞的明显证明吗？如今陛下宽厚仁慈、恭敬节俭，不敢荒怠安逸，敬畏上天的心也已经很深了。然而正月二十四日，节气气候非常暖和；到了夜半以后，天空在都城上空大雷闪电。二十六日，霰不断聚集，整夜飞雪，积在平地上，过了很久才消融。雷是发出声响、蛰虫开启门户的现象，载于《月令》的仲春时节；如今提前发生，已经不是正常时令。雷属阳，中国也属阳；雪属阴，四方夷狄也属阴。春天降雪，本来还不算灾害；但它发生在雷震之后，阳气已经发舒，阴气却突然发作，不应当积聚却积聚起来，阴气盛而阳气微弱，这是边境侵侮中国的征象，难道是小事吗？大概自从残余敌人逃窜藏伏在汴都，陛下不忍心立即断绝关系，仍旧同他们通好以来……” 归附的群盗被拒绝而不接纳，逃避死亡的流民也被拒绝而不收容。所以这些人都只怨恨我国，而残余敌人于是把我国看作怯弱，纠合众多怨恨，拼死来攻打我国，侵犯王朝的疆域，没有一天停止。陛下登临至尊之位，却被衰败将亡的敌人轻视，这是最大的耻辱，难道可以不自我奋发吗？《虞书》说：‘元首奋起吧！’所谓奋起，就是奋发振作。元首奋发，国人就没有不奋发的。深刻惩戒过去的过失，谋求日新月异的功业，恢张纲纪，振作衰颓懒惰，以伸张中国的威势，打破敌人的胆气，这才叫奋发。臣不暇远引古事，姑且用近代的事情说明：金人侵犯淮地时，兵力日益强大，自以为长江很快就可以渡过。宋高宗皇帝一点也没有畏缩，下诏亲自出征，广泛陈奏自己的勇气，同时更加修治国内政事。王继先医术精湛，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他之所以保卫圣躬，正是因为这一点。谏官竭力排斥他的奸恶，并抄没他的家产；刘婕妤宠冠后宫，这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她只说一句话为王继先求情解脱，刘婕妤便立即被斥退。张去是宦官中的首领，骄横已久，也因谏官的进言而被投置到闲散之地。” 这三件事，都是在金人侵犯边境之日实行的；敌势虽然凶猛，但圣断显赫果决，这就是国威重新振作、敌人仇患最终被消灭的原因。君主所做的事情不必拘泥于细枝末节，只要能够抓住两三件足以震动天下的大事，发愤而努力实行，那么即使高居九重，也能威震四海，不过是反掌之间罢了。雷雪之变，人人都认为是阴气盛而阳气微弱的缘故；这其实是皇天启发保佑圣明君主，想让陛下以刚健救济柔弱，以威势辅助德行，从而成就以阳制阴的功业。陛下难道可以不仰体上天的意旨吗？光宗亲自遭遇这种灾变，广泛求取正直言论。陛下如果一定想消除灾变、招致祥瑞，也应当开通忠直进言的道路，以沟通天下人的情实。古代孟春之月，遒人手持木铎在道路上巡行，官吏彼此规劝，百工执掌自己的技艺来进谏；求取意见如此迫切，是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听到自己的过失、修正缺失的政务。天灾固然可怕，然而君主能够修德反省，就会有灾异的现象而没有灾害的实际应验。先前阴气盛而阳气微，如今就应当用阳气制服阴气。小小的残余敌人，难道能够同中国抗衡吗？太阳高悬中天，微弱的火把自然会熄灭。臣不胜恳切，惟愿陛下留神。” 十一年，袁燮又上奏说：“臣听说《洪范》中的众多征兆，是古人用来说明天人相通道理的。说到祥瑞征兆，就说：‘明智，则时常温和。’说到灾咎征兆，就说：‘安逸，则一味温暖。’什么叫明智？就是明辨是非。什么叫安逸？就是安于逸乐。所谓‘时’，是适合时宜；所谓‘常’，是偏向过度。君主明辨是非，如同黑白分明，必定能够忧劳勤勉地治理政事，必定能够总揽权纲；贤能之人一定任用而不疑，邪佞之人一定斥退而不迟疑；有利于百姓的事一定兴办，有害于百姓的事一定除去。和气受到感应，祥瑞必然回应，这就是‘时常温和’的顺应。君主安于逸乐，昏昧而不明察，闭塞而不通达，宽缓而不严肃，柔弱宽纵而没有决断；朝廷的政事不能自行安排施行，天下的人才不能自行进退，国家没有确定的论断，人们产生离心；乖戾之气被招来，灾患必然发生，这就是‘一味温暖’的应验。天与人是一条道理，随着感应而回应，难道不可畏惧吗？陛下临朝理政、希望治好国家，时间并不算短，但和气还没有充足，灾异仍未消除。去年长期旱灾，河流断绝；播种小麦还没有来得及多播，田地已经扬起尘土，不能再播种了。人人都为此忧虑说：‘以后还能接续粮食吃吗？’祈求降雪没有应验，人心惶惶，又都说：‘疫病将要发生吗？螟虫蝗虫将要更加猖獗吗？’安逸之气造成的危害就是这样。到了冬季深处，虽然下了雨，水流仍然没有贯通；也下了雪，但过一会儿就停止，这说明安逸之气流传的毒害还没有停止。陛下早晨上朝、晚上退朝，不沉溺于财货女色，不纵情游猎田野，没有安逸享乐的过失，却有安逸享乐的灾害，这难道可以不追究它的根源吗？依臣所见，所谓安逸，并不一定只是财货女色、游猎田野。边境烽火尚未熄灭、军事事务正紧迫的时候，却优游安闲、恬静快乐，好像天下正处于四方无事之日；真正有才干的人未必能够任用，积久的弊病未必能够革除，渐渐每天陷入衰败的境地，军民忧愁怨恨而无处申诉，这难道不是安逸造成的吗？疾病已经很深，事情已经很急，急急忙忙谋划还担心来不及，又怎么可以悠悠然呢？不要因为祥瑞略有应验就高兴，却应当因为残余灾害仍在而忧惧。因此颁布明诏，引咎责躬，说：‘天下人姑且允许朕自我更新、改弦更辙，勇于把应做的事情坚决做下去。’君主在上面振作奋发，臣子在下面震动恐惧，不敢骄奢，不敢沉溺享乐，早晚思考，辅佐明主，共同把宗庙社稷和百姓当作忧患；还担心什么灾异不能消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