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

译过去宠臣邓通、韩嫣骄横显贵而失去法度，安逸享乐没有满足；小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陷入罪祸，扰乱国家、丧失自身，不能保全俸禄，这就是所谓爱他反而足以害他。应当深切鉴察前代的教训，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以保全他的性命。于是皇上渐渐不高兴，却更加宠爱董贤，不能自我控制。适逢傅太后去世，皇上便假托傅太后的遗诏，让成帝的母亲王太后下诏给丞相、御史，增加董贤二千户封邑，并赐封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三个侯国。孔嘉退还诏书，于是上奏密封的奏章劝谏皇上和王太后说：“臣听说爵位、俸禄和土地，是上天所有的。” 《尚书》说：‘上天把命运赐给有德之人，用五等服制来彰明等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君王代替上天授予爵位，尤其应当慎重。割地封侯，如果不合适，百姓就不会服从，还会感动阴阳，使灾害更加深重。如今圣体长久不安，这正是臣孔嘉内心恐惧的事。高安侯董贤是以谄媚得宠的臣子，陛下倾尽爵位来使他显贵，拿尽财物来使他富裕，损抑至尊来宠幸他；君主的威势已经被削弱，府库已经空竭，还唯恐赏赐不足。这些财物全是百姓的力量所创造的。孝文皇帝想建造露台，因为要花费百金，便克制自己而不建。如今董贤散用公家赋税来施行私人的恩惠，一家就接受上千金，自古以来显贵之臣从未有过这种事。消息传到四方，人人都同样怨恨他。里巷谚语说：‘千人所指，即使没有病也会死。’臣每想到这句话便心寒。如今太皇太后又以永信太后的遗诏，诏令丞相、御史增加董贤的封户，赐给三个侯国。臣孔嘉私下疑惑：山崩地震、三朝发生日食，都是阴气侵凌阳气的警戒。此前董贤已经两次受封，晏商又两次更换封邑产业。私下横行求取恩宠，已经过于优厚；索取放纵，不知满足，严重伤害尊重尊长的义理，不能拿给天下看，造成的祸害太深了。臣担心骄横之气侵凌正道，阴阳失节，气机相互感应，灾害会危及陛下身体。陛下卧病长久未愈，继承人尚未确立，应当思考端正万事，顺应天意人心，以求福佑。为什么还要轻视自身、放纵心意，不念及高祖创业的辛苦，建立制度，想把它传给无穷后世呢？《孝经》说：“天子有七位敢于诤谏的臣子，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臣谨慎地把诏书封存上呈，不敢公开显露，并不是贪生怕死而不愿依法约束自己，而是恐怕天下听闻此事，所以不敢自行弹劾。臣愚昧刚直，屡次触犯忌讳，只望陛下省察。哀帝时，皇帝在麒麟殿置酒宴饮。皇帝正在饮酒，悠闲地看着董贤，笑着说：“我想仿效尧禅位给舜，怎么样？”中常侍王闳进言说：“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私有的。陛下承继宗庙，应当把帝位传给子孙，直到无穷。帝业统绪极为重大，天子不能说戏言。”皇帝默然不语，左右侍从便把王闳遣出。王闳于是上书说：“从前文帝宠幸邓通，也不过让他做中大夫；武帝宠幸韩嫣，也只是赏赐而已，他们都没有处在高位。如今董贤没有功劳却封侯，排列在三公之列，横遭赏赐，空竭国库，致使道路喧哗，这不符合上天的心意。”皇帝没有听从，也没有治罪。哀帝从武库调发兵器，送给董贤和皇帝的乳母王阿含。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的兵器，是天下公用之物。国家修缮、制造军备，都由大司农的钱支付。大司农的钱供给乘舆所用，不拿来供应宫廷日常奉养；宫廷奉养和劳赐，全由少府支出。这是不拿国家本藏供给末端用度，不拿民力供应浮泛费用，区别公私、遵循正道的做法。古代诸侯、方伯能够专行征伐，才赐给斧钺。汉家边地官吏的职责在于抵御寇盗，也赐给武库兵器，都是先让他们承担相应事务，然后才给他们兵器。《春秋》的义理认为，卿大夫之家不应私藏铠甲，这是为了抑制臣下威势、削弱私家力量。如今董贤等是逢迎取巧的弄臣，王阿含等是受私恩的乳母，却把天下公用之物供给他们的私门，把国家威重的器物充作他们家的装备，使民力分给弄臣，使武器设置在乳母之家，这样的建置不合适，只会助长骄奢，不能用来向四方示范。”孔子说：“从三家大夫的厅堂中取什么礼制呢？”臣请求收回这些武库兵器。东汉安帝建光元年，皇帝的乳母王圣因抚养皇帝的辛劳，凭借恩宠而放纵，甚至她的子女伯荣出入宫禁，传递沟通奸邪和贿赂。司徒杨震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政治以得到贤才为根本，治理以除去污秽为要务。因此唐尧、虞舜时代贤能之士都在官位上，四凶被流放，天下人都心悦诚服，达到太平兴盛。如今九德之士尚未任用，受宠幸的人却充满朝廷。乳母王圣出身卑贱，得以在千载难逢的机会奉养圣躬，虽有推干燥处、居湿地的辛劳，但前后所受赏赐已经超过报答劳苦所需；她贪得无厌，不知限度，对外结交请托，扰乱天下，损害清明朝廷，使日月蒙尘。典籍告诫母鸡不可在早晨啼鸣，《诗经》讽刺贤明妇人败坏国家。从前郑庄公顺从母亲的欲望，放纵弟弟的情欲，几乎危及国家，后来才加以讨伐，《春秋》贬责他，认为他失于教导。女子和小人，亲近他们便高兴，疏远他们便怨恨，实在难以供养。《易经》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自行成就，只在主持家中饮食。’意思是妇人不得参与政事。应当赶快把乳母王圣遣出宫，让她住在宫外，阻断伯荣的往来，不让他们相互出入，这样既能使恩德保持深厚，也能使上下都得到美誉。只希望陛下断绝对她的柔情私爱，割舍不忍之心，专心处理万机，谨慎戒惧授予爵位，减少进献御用之物，节省征发，使田野间不再有百姓叹息，朝廷不再有因失明察而产生的悔恨，《大东》的劳苦不在今日重现，下面的百姓不因劳役而怨恨；追踪往古，和哲王比德，难道不是美事吗！” 奏章呈给皇帝后，皇帝把它拿给乳母等人看，宫内受宠的人都怀着愤怒，而伯荣更加骄横淫乱，同已故朝阳侯刘护的从兄刘瓌相互勾结，刘瓌于是娶伯荣为妻，并得以承袭刘护的爵位，官至侍中。杨震非常痛恨此事，又到宫阙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高祖与群臣约定，不是功臣不得封侯，所以制定父死子继、兄亡弟及的制度，用来防止篡夺。我看到诏书，封已故朝阳侯刘护的再从兄刘瓌承袭刘护的爵位为侯，而刘护的同胞弟刘威如今还在。臣听说，天子可以专门封赏有功之人，诸侯可以专门授予有德之人爵位。如今刘瓌没有其他功劳德行，只因娶了乳母的女儿，短时间内先任侍中，又封为侯，不考察旧制，不合经典义理，行人喧哗，百姓不安。陛下应当以过去为鉴，遵循上天的法则。”

译安帝下诏派使者大规模为乳母修建宅第。杨震任太尉后，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古代耕种九年，必定储存三年的粮食，所以尧遭遇洪水时，百姓也没有面有菜色。臣私下想到，如今灾害不断发生，越来越严重，百姓空虚，不能养活自己，又加上蝗灾、羌虏劫掠三边，震动和战争至今没有停止，兵器和军粮已无法继续供给，大司农的府库空乏，这大概不是国家安宁的时候。我看到诏书，要在津城门内为乳母兴建宅第，把两处合为一处，连接数里、占满街道，雕琢修饰，极尽技巧。如今正值盛夏土旺之时，却攻山采石；大匠、左校、别部将作等合计数十处工场，彼此催逼，费用多达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国君并无血亲枝叶关系，却依仗近幸奸佞之人，同樊丰、王永等分掌威势、共同专权，向州郡请托，使大臣受到震动。宰司征召官员，都迎合王圣的意旨，招引天下贪污之人，接受他们的贿赂，甚至有因贪赃被禁锢、被抛弃的人重新得到任用，黑白混淆，清浊同流，天下喧哗，都说财货向上流通，给朝廷造成讥刺。臣听师傅说：‘君上取用过多，财物尽了就会产生怨恨；民力耗尽就会发生叛乱。产生怨恨和叛乱的百姓，就不能再役使。所以说，百姓如果不富足，君主同谁一起富足呢？’ 只请陛下衡量这件事。” 顺帝因乳母宋娥有谋议、建立功劳，封她为山阳君，食邑五千户；又封大将军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尚书令左雄上密封奏章说：“割土封侯，是王制所重视的制度。高皇帝约定，不是刘氏不得称王，不是有功不得封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人，终于导致地震灾异。永建二年因阴谋之功而封爵，又发生日食，精通术数的人都把灾异归咎于封爵。如今青州饥荒空虚，盗贼尚未平息，百姓贫乏断绝，还要向上请求粮食借贷。陛下勤勉劳心，以救济百姓为务，更应遵循古法，宁静无为，以求合乎天意，消除灾异，实在不应追录小恩而损失国家大典。”皇帝不听。左雄又劝谏说：“臣听说，君主没有不喜欢忠正而厌恶谄媚的；然而历代的祸患无不因忠正之臣获罪、谗谄之人得宠，大概是听取忠言困难，听取谄言容易。刑罚罪责，是人情最厌恶的；富贵宠幸，是人情最想要的。因此时俗中做忠臣的少，习惯谄媚的多，于是君主屡屡听到他们的美言，很少知道他们的过错，迷惑而不醒悟，直到危亡。臣看到诏书，陛下顾念乳母旧日的德行和长期的恩情，想特别加以显贵赏赐。” 按照尚书省旧例，没有给乳母授予爵位、封邑的制度，只有先帝时乳母王圣被封为野王君。王圣生前制造谗言，造成废立的祸乱，活着时受到天下人的唾弃，死后却使海内欢快。桀、纣贵为天子，平庸的奴仆都以同他们相提并论为羞，是因为他们没有义；伯夷、叔齐卑贱为平民，而王侯却争着同他们为伍，是因为他们有德。如今乳母亲身实行节俭，率先给下属作榜样，群臣和百姓无不受到感化；如果让她与王圣拥有相同的爵号，臣恐怕会违背她原有的操守，失去她一向的愿望。臣愚昧地认为，普通人的心理彼此相差不远，他们所感到不安的事情，古今都是一样的。百姓深深惩戒王圣导致倾覆的祸患，百姓的性命危如累卵，常常害怕当今再出现这种情形，警惕恐惧的念头尚未离开内心，恐惧的话也没有停止在口中。请求依照先前的意见，每年用千万钱供养乳母，内可以尽到恩爱的欢心，外也可以不被官吏百姓责怪。梁冀的封爵并非紧急之事，应当等灾害困厄过去，再平心议论是否可行。后来又发生地震，以及缑氏山崩的灾异。左雄再次上密封奏章劝谏说：“先帝封王圣为野王君时，汉阳发生地震；如今封宋娥为山阳君，而京城又发生地震。专权在于阴柔之人，这种灾祸尤其严重。臣前后所说虽是瞽言，但封爵关系重大，君王可以私下赏赐臣下财物，却不可以把官爵作为私恩。” 应当收回乳母的封爵，以堵塞灾异的征兆。如今梁冀已经表示极力谦让，山阳君也应当尊崇她原有的节操。”左雄的话多次说得恳切至极。宋娥也感到畏惧，辞让这个封号，但皇帝留恋不舍，不能停止，最终还是封了她。梁太后临朝听政时，皇甫规以贤良方正的身份应对策问说：“臣恭敬地想，孝顺皇帝当初勤勉治理国政，整顿四方纲纪，国家因此获得安定。后来又遭遇奸诈虚伪之人，威权分散给近臣，积聚财货、收养马匹，所听到的都是嬉戏调笑。又因凭借宠幸之势，接受贿赂、出卖爵位，任意让宾客在其间交错往来，天下纷扰，趋向混乱如同归家。因此每逢征战，很少有不受挫伤的，官府和百姓都已竭尽，上下都贫困空虚。臣身在关西，私下听闻各方风声，未听说国家有什么先后缓急，反而威势和福禄都归于权贵宠臣。陛下德性兼备天地，聪明睿智而特别茂盛，临朝执政之初，提拔任用忠贞之士，其余纲纪也多有改正，远近一致，仿佛已经望见太平。但地震以后，雾气白浊，日月无光，旱魃肆虐，大盗横行，鲜血染红原野，各类事物不得安宁，天谴警诫接连而来，大概是奸邪之人权力过重所造成的。对于那些尤其无状的中常侍，应立即贬黜遣逐，清除凶党，没收入其财赂，以平息深重的怨恨，回应上天的警诫。如今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担负周公、召公那样的职责，是国家的镇守，又同王室世代结为姻亲；如今他们所立的名号即使尊贵也可以，但实际上更应增加谦逊节制，用儒术辅佐，省去游乐等不急迫的事务，削减宅第中无益的装饰。” 君主像船，百姓像水，群臣是乘船的人，将军兄弟是掌舵划桨的人。如果他们心志平正、竭尽力量，使百姓渡过困境，这就是福分；如果他们懈怠松弛，国家将沉沦于波涛之中，怎么能不慎重呢？德行配不上俸禄，就像挖凿城墙的根基来增高城墙，难道是衡量力量、审察功劳、使国家安定坚固的办法吗？那些惯于狡猾、嗜酒、嬉戏游乐的人，耳朵只听邪声，口中只说谄言，甘心纵情游荡，倡导制造不义之事，也应当贬斥，以惩治不守法度的人。应让梁冀等人深思任用贤才的福分和失去人才的祸患。又有些官员尸位素餐，尚书懈怠职守，有司遇事模棱两可，没有人肯纠察，因此使陛下只听到谄媚之言，听不到宫门之外的声音。臣确实知道，阿谀谄媚可以带来福分，直言深切则可能招致祸患，但岂敢为了躲避诛责而隐藏内心呢？臣生长在边远之地，很少涉足紫庭，因恐惧而失去操守，说话不能完全出自内心。”

译桓帝时，太尉杨秉上奏弹劾中常侍侯览、贝瑗说：“臣查考国家旧典，宦官的官职本来只是供给宫门差使、掌管昏夜警卫；如今却无端受到过分宠幸，掌握政权。那些向他们谄媚取容的人，他们便借公事褒奖举荐，以报答私恩；有违逆他们心意的人，他们必定寻找事由加以中伤，放纵凶暴愤怒。其所居法比王公，财富可与国家相比，饮食极尽珍馐美味，仆妾满屋绫罗绸缎。即使季氏专擅鲁国、穰侯独断秦国，又怎么能超过这种情形？臣查考，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是贪婪残暴的大恶人，自取祸灭。侯览既然知道祸衅深重，必然也有自我疑惧之意。臣愚见，侯览不应再被亲近。过去懿公杀了邴歜的父亲，夺取阎职的妻子，却让这两人同车陪乘，最终发生竹林中的祸难。《春秋》记载此事，把它作为最大的警戒。郑詹来到，国家便乱；四个谄佞被放逐，众人便服从。由此看来，怎么可以亲近侯览呢？侯览应当极力屏退，投给豺狼虎豹。像这样的人，不是恩惠所能宽赦的，请免去他的官职，遣送回本郡。”奏书上呈后，尚书召杨秉来答对。杨秉的属官说：“公府属于外朝官署，却上奏弹劾近侍官员，经典和汉代制度中有先例吗？”杨秉让他答道：“《春秋》中赵鞅曾凭晋阳的军队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左传》说：‘除去君主身边的恶人，只看力量是否足够。’” 邓通怠慢无礼，申屠嘉召见邓通加以诘责，文帝亲自出面替他求情。汉代旧例，三公的职权无所不统摄。尚书不能诘难杨秉。”皇帝不得已，最终免去侯览的官职，并削减贝瑗的封国。汉灵帝时，中常侍吕强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诸侯在上对应天上的四七星宿，在下分裂王室的土地。高祖重视盟约，规定不是功臣不得封侯，这是为了尊重上天所授的爵位，明确劝善惩恶的原则。臣又听说，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人以及侍中许相，都被封为列侯。曹节等人本是宦官，福薄而品位低下，身份卑贱却好进谗言、阿谀谄媚、侍奉君主而为邪佞之事，希求宠幸，放纵毒害人物，嫉妒忠良。他们有赵高那样的祸害，却没有受到车裂的惩罚，蒙蔽朝廷的明察，结成营私植党的团伙。陛下却没有醒悟，妄自赐予他们封土，使他们开国承家。任用小人，又牵连到他们的家人，使他们兼有厚重的金印紫绶，相继成为藩辅。他们接受国家的厚恩，却不思念祖先，不修养自己的德行，反而交结邪党，向下依附群佞。陛下被他们琐碎的才能所迷惑，特别加以恩宠，又授予超越常规的官位，使贤能之才不能升用，而那些尸位素餐、因私受宠的人却必定得到荣誉和擢升。阴阳失调，农事荒废，百姓不得安康，没有一样不是由此造成的。臣确实知道封事已经施行，说这些话也来不及了，所以冒死触犯圣听，陈述愚诚，实在希望陛下减损并改正已经造成的错误，从今以后停止这种做法。”臣又听说，后宫采女有数千多人，每天衣食所费达数百金。近来谷价虽然低贱，但百姓家家都有饥饿的脸色。按常理说谷价应当上涨，如今反而低贱，是因为赋税征发频繁，用来困扰县官和百姓；百姓寒冷却不敢穿衣，饥饿也不敢进食，民众有这样的困厄，却没有人救济。宫女没有用处，却充塞后宫；天下即使都竭力耕田养蚕，仍然不能供养她们。过去楚国女子悲愁，西宫便发生灾祸，何况一年到头聚积怨苦，难道会没有忧愁怨恨吗？上天生育众民，设立君主来治理他们。君主之道行得正确，百姓就像拥戴父母一样拥戴他，像仰望日月一样仰望他。即使有时征收赋税，百姓仍然希望得到君主仁慈恩惠的施予。《易经》说：‘以喜悦的态度役使百姓，百姓就忘记劳苦；以喜悦的态度让百姓赴难，百姓就忘记死亡。’太子作为储君、副主，应该讽诵这些话；面南而治理国家，更应该履行其中的道理。又奉诏书，准备在河间旧国修建解渎馆。陛下登基即位，虽然出自藩国，但既然已经位居九天之高，怎么还应有顾恋旧国的意思呢？况且河间偏远，解渎遥远隔绝，却要使百姓劳苦、耗尽民力，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便利。如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以及宦官公族中没有功德的人，兴建馆舍，总数达数万所；楼阁彼此连接，丹砂彩绘、白粉涂饰和雕刻装饰，无法一一尽述。丧葬超过制度，奢侈华丽逾越礼制，彼此竞相仿效，没有人肯纠正阻止。《谷梁传》说：‘财物耗尽就会产生怨恨，民力耗尽就会产生怨怒。’ 《尸子》说：‘君主像杅，百姓像水。杅是方的，水就呈方形；杅是圆的，水就呈圆形。’上面的教化影响下面，就像风吹草倒一样。如今上面没有革除奢侈、实行节俭，下面却有放纵欲望的弊病，以至于禽兽享用百姓所生产的甘美食物，土木建筑穿用百姓所织的丝帛。过去师旷劝谏晋平公说：‘梁柱上披着绣品，百姓却没有粗布衣服；池中有被丢弃的酒，士人却有渴死的；马厩里的马用粮食喂养，百姓却面有饥色。近臣不敢进谏，远臣不能畅所欲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臣又听说，先前召见议郎蔡邕在金商门答问，却命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以诏书晓谕他。蔡邕不敢怀抱道义却使国家迷乱，而是恳切直言、极力应答，毁谤讥刺贵臣，讥笑呵斥宦官。陛下没有把他的话保密，竟让它公开传播，使群邪昂首伸颈，涂抹嘴唇、磨砺舌头，争相咀嚼编造，制造飞扬的弹劾文书。陛下反而接受诽谤之言，使蔡邕获刑获罪，家室被迁徙放逐，老幼流离失所，难道不是辜负忠臣吗？如今群臣都把蔡邕作为警戒，上面害怕遭遇不可测的灾难，下面害怕受到刺客的伤害。臣知道朝廷再也听不到忠言了。所以太尉段颎武勇冠绝当世，熟悉边疆事务，从年轻时就穿戎服，功成之时已经白头，历事两位君主，功勋功烈格外显著。陛下已经按礼次加以任用，使他位登三公，却被司隶校尉阳球诬陷胁迫；他一人已经丧命，妻子儿女又被远远流放，天下人为之惆怅，功臣也因此失望。应当征召蔡邕重新授予任职，并召回段颎的家属；这样忠贞之臣的进言道路就会打开，众人的怨恨也可以平息了。汉灵帝任用张让、赵忠等十二人为中常侍，封他们为侯，给予尊贵宠幸；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各州郡，所到之处贪婪残暴。黄巾军兴起以后，盗贼纷纷而起。郎中、中山人张钧上书说：‘臣私下认为，张角之所以能够起兵作乱，万人之所以乐于归附他，其根源全都在于十常侍大量放任父兄子弟、姻亲宾客，掌握并占据州郡，侵夺财利，侵掠百姓；百姓的冤屈无处申诉，所以图谋不轨，聚集成为盗贼。应当斩杀十常侍，把他们的首级悬挂在南郊，以向百姓谢罪。’再派使者把这件事布告天下，就可以不必动用军队，而使大盗自然消灭。

译隋文帝仁寿二年，大理卿梁毗见杨素专擅权力，担心会成为国家的祸患，于是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臣下不能作威作福；这样做，对他的家族有害，对国家则会造成凶祸。如今杨素受到的宠幸越来越深厚，权势日益隆盛；他所私交的都不是忠直之士，所提拔的全是亲戚子弟，遍布兼并的州郡，连结控制天下。平日若容许他喘息而图谋异心，四海一旦有忧患，他必定成为祸乱的开端。陛下如果把杨素当作阿衡之臣，臣恐怕他的内心未必能像伊尹那样。伏愿陛下鉴察古今，酌量采取防范和安置的措施，使宏大的基业永远稳固，天下百姓都将感到幸运。’奏章上呈后，隋文帝大怒，收捕梁毗，把他拘押下狱，亲自审问他。梁毗极力指斥杨素专擅宠幸、玩弄权柄，杀戮无道；又说，在太子和蜀王获罪被废的那一天，百官无不震惊恐惧，只有杨素扬眉挥臂，面露喜色，把国家有事当作自己的幸运。隋文帝于是释放了梁毗。唐中宗景龙元年，萧至忠上奏说：‘对于受恩宠的近幸之人，只可以用金帛使他们富足，不可以把公家的器物和权力拿来私用。如今官职已经授得很多，私下求取仍不满足。陛下屡次降下不可计量的恩泽，近亲外戚却提出无边无际的请求，以卖官鬻法的方式公然违背法令，白白玷辱官署，却对当时的政务毫无益处。’皇帝不听。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开府仪同三司王毛仲因为严明察验、办事有才干而受到宠幸，便同龙武将军葛福顺结为婚姻。吏部侍郎齐澣对皇帝说：‘葛福顺掌管禁兵，不宜同王毛仲结亲。况且王毛仲是小人，宠幸过度就会滋生奸邪；如果不及早处置他，恐怕会成为后患。’皇帝认为他说得对。齐澣说：‘君主如果不保守秘密，就会失去臣下。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保密。’齐澣退朝后把这话告诉大理丞麻察，麻察立即奏报。皇帝发怒，下制书说齐澣、麻察交相构陷将相，离间君臣，二人都被贬到岭南。唐宪宗时，皇帝派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古来没有让宦官统领军队的先例。翰林学士、知制诰李绛起草诏书时，坚持上书争辩，皇帝无法改变他的意见，只下诏让宰相授予敕书。吐突承璀果然无功而回，皇帝反而加授他开府仪同三司。李绛奏说：‘吐突承璀统领军队，按理应当抵罪；如今却用高官厚禄宠待他，以后若有临阵败逃的将领，贪图利益而求取奖赏，陛下将用什么来防止这种事情呢？’皇帝发怒，李绛谢罪说：‘陛下怜悯臣愚钝，把臣置于心腹之地；臣如果爱惜自身而不说话，就是臣辜负陛下。若臣因上犯圣颜、旁忤贵幸而获罪，那就是陛下辜负臣。’于是皇帝神色为之改变，说：‘你把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告诉了朕，疾风之中才知道坚韧的草，你当得起这句话了。’ 宋仁宗时，后宫周氏、董氏生下公主，许多各阁女御都得到升迁。知谏院范师道上密封奏章说：‘礼法用来节制感情，义理用来压制私爱，这是平常人难以做到的，只有聪明睿智的君主才能做到。近来因为宫人太多而把她们遣出，这是盛大的德政。然而，有些事情关系到风俗教化和国家治乱的大局，却还没有引起防备之意，臣斗胆为陛下说明。臣私下听说，各阁女御因为周氏、董氏生育公主，皇帝亲自用宝玺批示下制，两人都升为才人；诰命却不是由中书省发出，而后宫中希望借此得到升迁授职的人很多。周氏、董氏升迁是可以的，那么女御凭什么名义升迁呢？才人的品秩已经很高，古代有规定的员额，唐代制度也只规定七人而已。祖宗朝后宫供使侍奉的人不过二三百名，列入五品官序的没有几个。如果让各阁女御都升迁，就再也没有固定员额了。外面的人不能详细知道内情，只会说陛下对宠幸之人过分，施恩没有节制罢了。妇人女子与小人的性情相同，宠幸过度就会产生轻慢之心，恩泽没有节制就会产生无厌足的怨恨。对待她们不能不遵循正确的方法。况且用度过于繁多，索取范围过于广大；一个才人的俸禄，每月就相当于中等户一百家的赋税，还不包括平时和节令的赏赐。’ 何况诰命的发布不是出自有关官署，难道这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情吗？恐怕斜封墨敕的现象又要在今天出现了。” 宋理宗宝祐三年，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牟子才封还吴子聪的閤门任命，奏说：‘臣听说，官职不应授给私人亲昵，爵位不应授给有恶德的人，这是为了使官职受到重视。閤门掌管朝廷议事，客省、四方馆掌管四方宾客事务，这些都是显要职位，礼遇和地位相当于侍从官。过去多任用外戚姻亲和世族中品行善良端正的人担任。如今皇帝亲笔任命，却把职位授给吴子聪。臣考察吴子聪的家世，他既不是外戚姻亲，也不是世族，只因是宫中老妇的族亲之子，凭借姻亲关系钻营，侥幸得到这个职位，已经极不为公论所容。何况吴子聪虽然卑鄙杂乱、庸俗低下，但一向作恶，罪行实在深重。当他依凭权势和靠山之时，曾经有熏灼天地、气焰逼人的势头。凡是交通关节、转运输送贿赂、干扰府县、使政务纲纪混乱的事情，他无所不为。甚至把爵禄当作交易，有一批无耻的士绅纷纷聚集到他门下，往往以此求得官爵。这些都是公议所痛恨的，并不是臣的私下之言。近几年他稍稍失去靠山，但钻营的门路仍然存在，气势根脉还没有断绝。陛下为什么反而给他增加宠荣？尊崇他、助长他，使他重新出来作恶吗？宋孝宗隆兴初年，龙大渊任知閤门事，曾觌权知閤门事，中书舍人张震、周必大接连封还他们的任命，因此二人最终罢职。’ 后来再次任命他们，任命随即又被搁置。张震、周必大二人后来相继被斥退到外地，天下人因此称颂宋孝宗的英明。然而这两个人都是宋孝宗在潜邸时的旧臣，并不是吴子聪可以相比的。臣希望陛下采用宋孝宗的办法，特别降下英明的诏令，罢免吴子聪知閤门事的职务。这也正是官职不授给私人亲昵、爵位不授给有恶德之人的道理。臣任职西掖，职责所关，公论所在，实在不能自行隐瞒不说。现有的录黄，臣不敢签署施行。’ 牟子才又上奏说：‘臣恭敬地准照宫苑使麦钦传达的圣旨，向臣宣谕吴子聪任知閤门事一事，已经一个月了，今天才来办理封还奏报。吴子聪过去本来曾任知閤门事，是在三年前；这一次只是回到原来的班次，想来是没有查考清楚，可以允许臣签署施行，并仍然具文奏报。臣恭敬地读到圣训，惶恐万分。臣查考，吴子聪任知閤门事，是本月十一日的御笔。这个月二日，黄甫把任命文书送到臣这里，要臣签署施行。自祖宗以来，给事中、中书舍人封还诏令，遵守百刻的期限；这次迟了二十多天才送到，实在大有可疑。臣私下认为，他们一定是故意拖延日期，等待吴子聪前来任职，使臣无法封还他的任命。如今吴子聪早晨来任职，录黄却在晚上才下达，那么吴子聪的计谋就得逞了。给事中、中书舍人是维持纲纪的地方，国家之所以依靠他们来扶持政务就在于此；如今却让这类人在其中实行私计，有时拖延、有时加快，一切只听从他们自己的意思，那么纲纪就荡然无存了。况且吴子聪已经任职之后才书写录黄，如果人人如此、事事如此，那么还要给事中、中书舍人做什么呢？臣昨天已经向都省申明，请求核实办理，正是想追究他们拖延的罪责，以振作纲纪，并不是臣在吴子聪任职二十多天之后才拖延办理封还奏报。’

译吴子聪过去虽然被任命为知閤门事，当时给事中、中书舍人轻率地放行了任命，于是使吴子聪认为皇帝的恩宠可以凭恃，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轻视陛下所设置的给事中、中书舍人，又轻率地扰乱祖宗形成的法令。如今难道没有其他职位可以安置他，非要再次用这个职位玷污制度吗？难道知閤门事这个职位，非要吴子聪担任才行吗，怎么会缺乏人才到这种地步？陛下应当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众人，像尧听取劝谏而不违拒，像汤一样。近来台臣逐条论奏，陛下一一听从办理，丝毫没有偏爱或嫌弃；唯独对于这个人却曲意迁就，这大概不是舍弃己见、听从众人、听谏不违的道理。臣如果奉行这道明诏，就是臣辜负朝廷内外的责任；如果不把实情说明，就是大臣承担朝廷内外的责任。陛下如果不俯允臣的请求，恐怕那些凭借钻营攀附而起的人声势日益增长，反而会增加朝廷内外的纷争。臣希望陛下以尧、汤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赶快赐令依从办理，不要使私情越来越炽烈、公道被湮没、纲纪大为败坏，这将是天下的大幸。现有的录黄，臣不敢签署施行，谨与前一奏章一同再次上奏。’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近习 齐桓公问管仲：“国家忧患是什么？”管仲回答：“忧患在于社鼠。”齐桓公问：“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土地神的神主是把木头捆在一起再涂泥做成的，老鼠便依托在里面。用烟熏它，怕烧坏木头；用水灌它，又怕冲坏涂泥。这种老鼠之所以不能杀死，是因为依托着神社的缘故。国家也有社鼠，就是君主身边的人。他们对内便向君主遮蔽善恶，对外便向百姓出卖权势、抬高身价。不杀他们，他们就会作乱；杀他们，又恐怕君主察觉自己在诛除身边的人，于是占据君主的腹心而保全自己，这也是国家的社鼠。”有个卖酒的人，盛酒的器具非常洁净，挂出的酒幌又长又显眼，可是酒却变酸而卖不出去。他问乡里人原因，乡里人说：“您的狗太凶。有人拿着器具进来要买您的酒，狗迎上去把他咬了，这就是酒变酸而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有凶狗，就是掌权的人。有道术的士人想使万乘之主明白道理，掌权者却迎上去把他咬伤，这也是国家的凶狗。君主左右是社鼠，掌权者是凶狗，道术之士就无法得到任用；这是治理国家的忧患。汉文帝出行，让宦者赵谈陪乘，中郎袁盎俯伏在车前说：“臣听说，天子所与共同乘坐六尺车舆的人，都是天下的豪杰英才。如今汉朝即使缺少人才，陛下又怎么偏偏要和受过刀锯刑余的人同车而行呢？”于是皇帝笑了，把赵谈降下车去。元帝初元年间，任命石显为中书令，把政事委托给他。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都任给事中。萧望之兼领尚书事务，知道石显专擅权力、行为邪僻，便建议说：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国家的枢机，应当由通达明理、公正无私的人掌管。武帝游宴后宫，因而任用宦官，这不是古代制度。应当罢去中书省的宦官，以符合古制不亲近受过刑的人。东汉顺帝放纵任用宦官，有见识的人都感到危险。御史张纲常常感奋激切，慨然叹息说：“污秽邪恶充满朝廷，我不能奋不顾身、舍命效力，扫除国家的祸患，即使活着我也不愿意。”退朝后上书说：“《诗经》说：‘不犯过错也不忘本，一切遵循旧日章法。’回顾大汉初兴以及中兴时期，汉文帝、汉景帝德化尤其盛大。看他们治理国家，容易遵循，也容易看见，只是恭敬俭约、守持节制、约束自身、崇尚德行罢了。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所得赏赐才满数金，珍惜费用、重视人民，所以家家供给充足、人人生活富足。夷狄听说中原富裕优厚，便信任道德，所以奸谋自然消除，和顺之气也随之感应。可是近年以来，不遵循旧典，无功劳的小人都有官爵，使他们富裕而又骄横，最终反过来危害他们；这不是重视人民、重视国家器用、承顺天道的做法。希望陛下稍稍留意圣心，割舍削减身边的宠幸之人，以奉行天意。” 当时中常侍张纲特别倚仗权势，每逢请托受贿取利，司隶校尉虞诩总是查办他，但案件屡次被搁置，不能上报。虞诩无法忍受愤怒，于是自己把自己拘系到廷尉处，上奏说：“过去孝安皇帝任用樊丰，终于扰乱嫡统，导致国家灭亡。如今张纲又玩弄威权，国家的祸患将要再次加重。臣不忍与张纲同朝，谨自我拘系上报，不要让臣重蹈杨震的旧迹。”奏书上呈后，张纲流泪向皇帝申诉。虞诩因罪被论处，输送到左校服役。宦官孙程、张贤等知道虞诩因忠心获罪，便一起上奏请求面见皇帝。孙程说：“陛下当初与臣等共同起事时，常常痛恨奸臣，知道他们会倾覆国家。如今即位以后，为什么反而自行改变，难道不如先帝吗？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竭尽忠诚，却反而被拘捕囚禁。中常侍张纲贪赃犯罪，事实清楚，反倒构陷忠良。如今客星守在羽林，星占说宫中有奸臣，应当赶快逮捕张纲送交狱中，以堵塞天变。”皇帝下诏释放虞诩，恢复他的官印绶带。朱穆任冀州刺史时，宦官赵忠的父亲归葬安平，竟僭越礼制使用玉璵璠制的匣子和偶人。朱穆听说后，便下令郡中查验。官吏害怕他严明执法，于是掘墓剖棺，陈尸示众，并收捕他的家属。桓帝听说后大怒，征召朱穆到廷尉处治，使他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阙上书，为朱穆申诉说：“臣等跪见，被施刑的罪徒朱穆，忧心国事，拜任州刺史之日，便立志清除奸恶。他确实是因为常侍身居显贵、受皇帝宠幸，其父子兄弟遍布州郡，争相像虎狼一样吞食百姓，所以朱穆张设法网，修补疏漏，搜捕残余的祸害，以顺应上天的意旨。因此宦官们都共同怨恨他，诽谤接连兴起，谗言不断制造，终于使他遭受极重的刑罚，被送往左校服役。天下有识之士都认为朱穆与禹、稷一样勤劳，却遭受了共工、鲧那样的罪责。倘若死者有知，唐尧一定会在崇山对舜发怒，重华也会在苍梧之墓对舜愤恨。当今宦官亲近之臣，暗中掌握国柄，手中操持王爵，口中掌握天宪；他们动一动手掌，就能使饥民比季孙还富；一呼一吸之间，就能使伊尹、颜回变成桀、跖。然而唯独朱穆昂然不顾自身祸害，并不是厌恶荣华而喜欢耻辱，也不是厌恶生存而喜欢死亡，只是感念王纲不能统摄，担心天网长久失落，所以竭尽心力怀抱忧患，为皇上作深远的谋划。” 臣愿意在脸上刺字、脚上系械，代替朱穆服役。”桓帝看了这份奏章，于是赦免了朱穆。桓帝延熹六年，尚书朱穆上疏说：“考察汉代旧例，中常侍还参与选用士人；建武以后，才全部任用宦官。自延平以来，他们逐渐更加显贵昌盛，借用貂珰的装饰，担任常伯的职任。朝廷政事全都经过他们的手，权势压倒天下，宠幸尊贵到了极点。他们的子弟亲戚，也都承受荣耀、担任要职，因此放纵滥权、骄横满溢，没有人能够禁止和控制。凶狠狡诈、品行恶劣的人，以谄媚来求取官位；倚仗权势、依恃宠幸的人，像渔猎一样榨取百姓，使天下穷困破败，使小民资财耗尽。愚臣认为，可以把他们全部罢免，恢复往日的旧制，完全遵循旧有章程。另行选拔天下清正淳厚、明白通达国家体制的人，来补任这些职务。这样，陛下就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君主，群臣都成为像稷、契一样的臣子，百姓也就可以蒙受圣明教化了。” 朱穆后来又当面陈说：“臣听说汉家的旧典，设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掌管尚书事务；设置黄门侍郎一人，传达、发送诏书和奏章，这些职位都任用士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称制，不接见公卿，于是才用宦官担任常侍、小黄门，传达两宫的命令。从此以后，他们的权势压倒君主，使天下陷于困穷。应当把他们全部罢免遣散，广泛选拔年高德厚的儒者，让他们参与政事。”桓帝大怒，没有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