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

译宣帝时，京兆尹张敞上书说：“国家军队正在边外作战，县官的粮食储备不足以赈济军队，希望下令凡是犯罪但不属于盗窃、受财、杀人以及依法不得赦免的罪犯，都可以按等级缴纳粮食赎罪，务必多收粮食，以预先应付百姓的紧急需要。”皇帝把此事交给有关官署议论。萧望之与少府李彊商议，认为：“百姓都禀受阴阳之气，既有仁义之心，也有求利之心，这取决于教化的辅助。尧在上，不能去除百姓求利之心，却能使他们求利的欲望不胜过好义之心；即使桀在上，也不能去除百姓好义之心，却能使他们好义之心不胜过求利之心。因此尧与桀的区别，只在义与利罢了。引导百姓，不可不慎重。如今想让百姓用粮食赎罪，这样一来富人可以活命，穷人却只有死路一条，便是贫富受到不同刑罚，法律不能统一。人处于贫穷困境，父兄被囚禁，听说拿出财物就可以使他们活下来，做子弟的就会不顾死亡的祸患和败坏行为，奔赴财利，求救亲戚；一个人得以生存，十个人因此犯法。这样一来，伯夷的操行会败坏，公绰的名声会毁灭，政治教化一旦倾覆，即使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之臣，恐怕也不能恢复。古代藏富于民，民众不足时就取用有余，这是仁政。《诗经》说：‘施及那些困苦的人，可怜鳏夫寡妇，这是上位者施恩于下民。’又说：‘先降雨于我们的公田，随后才涉及我们的私田，这是下民急于供奉上位者。’如今西部边境有战事，百姓失去生产，即使按户征赋、按人口收敛来救济他们的困乏，也是古代通行的义理，百姓没有认为不对；但要让他们用死刑犯的财物来救活别人，恐怕还不可行。陛下施布恩德、推行教化，教化已经成功，尧舜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陛下。如今却商议开辟获利之路，以损害已经形成的教化，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于是天子再次把这项意见交下去，两府丞相和御史以疑难问题诘问张敞。张敞说：“少府、左冯翊所说的，只是普通人所固守的常理罢了。从前先帝征伐四夷，军队行动三十多年，百姓仍没有增加赋税，而军需却能够供应。如今羌虏只是边境一隅的小夷，在山谷间跳梁，汉朝不过命令罪人拿出财物减免罪行来诛讨他们；与其烦扰良民、横加征敛，这样做的名声反而更好。又有各类盗贼以及杀人、犯不道之罪的人，都是百姓所痛恨的，他们都不得赎罪。至于首谋、窝藏、知情而纵容以及不应得到赦免的同党，议论者有的还说这些法律可以废除。如今借此令允许赎罪，它的便利是十分明显的。哪里会扰乱教化呢？《甫刑》的刑罚中，小过错赦免，轻罪赎免，并有按金钱等级赎罪的制度，实行已经很久了。盗贼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张敞穿着皂衣二十多年，曾听说罪人可以赎罪，却从未听说因此会兴起盗贼。臣私下怜悯凉州遭受寇乱；正值秋季丰收之时，百姓尚且有饥饿贫乏、病死道路的，何况到了来年春天，难道不会更加困苦吗？不早些考虑赈济救援的办法，却援引常法来责难，恐怕日后会受到更重的责罚。普通人可以同他们固守常法，却不能同他们权衡变通。臣有幸列位九卿，以辅佐两府为职，不敢不竭尽愚见。希望之与李彊回答说：“先帝圣德，贤能之臣在位，制定法令、垂示法则，为后世建立无穷的规范。先帝永远想到边境不能得到充分供给，所以《金布令甲》说：‘边郡屡次遭受战争灾难，因饥寒而夭折、不能享尽天年，父子彼此失散，应命令天下共同供给他们的费用。’这本来是针对军旅突然发生的事情。听说天汉四年，曾经让死罪犯缴纳五十万钱，减死罪一等；豪强和官吏、百姓争相请求夺取、借贷财物，甚至发展到做盗贼来赎罪。后来奸邪横行暴虐，群盗一同兴起，甚至攻打城邑、杀死郡守，充满山谷，官吏不能禁止。皇帝下诏派遣绣衣使者发兵讨伐，诛杀过半，盗乱才逐渐停止。臣愚昧地认为，这是让死罪犯赎罪所造成的败坏，所以说不可行。”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认为羌虏将要被击破，转运粮饷大致足以相供，于是没有施行张敞的建议。当时于定国担任廷尉，力求审理明察、宽恕；黄霸等人认为他是廷平，季秋以后请求【原文“请□”缺字】。当时皇帝常到宣室，斋戒居住在那里，裁决政事、狱讼和刑罚，因此号称公平。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圣王设置进谏诤言的臣子，不是为了助长君主的德行、防止君主产生逸乐；制定明确的法律和刑罚，也不是为了以此治理已经衰败、挽救即将发生的混乱。如今明主亲自垂听明察，即使不设置廷平，案件也将自然得到公正处理。若要为后代开辟长久之道，不如删削订定律令。律令一经确定，愚昧百姓就知道什么应当避开，奸吏也无从玩弄法律。如今不纠正根本，却设置廷平来治理末端。等到政事衰败、听政懈怠，廷平将会招揽权势，成为祸乱的首倡者。” 东汉光武帝时，湖阳公主的苍头白天杀人，因而藏匿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获。等到公主出行时，她让这个奴仆陪乘。洛阳县令董宣在夏门亭等候她，于是拦住车驾，叩击马匹，用刀在地上划界，大声数说公主的过失，呵斥奴仆下车，接着格杀了他。公主立即回宫向皇帝申诉，皇帝大怒，召董宣来，想用杖刑打死他。董宣叩头说：“请允许臣说一句话，然后再死。”皇帝说：“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陛下圣德，却纵容奴仆杀害良民，将来凭什么治理天下？臣不需要受杖刑，请允许臣自杀。”随即用头撞击殿柱，鲜血流满脸面。皇帝命小黄门扶住他，让董宣叩头向公主谢罪；董宣不肯，小黄门强迫他下拜，董宣两手撑地，始终不肯低头。公主说：“文叔还是平民时，藏匿逃亡和死罪之人，官吏不敢到门前；如今做了天子，难道威势连一道命令都不能执行吗？”皇帝笑着说：“天子和做平民时不能相同。”于是下诏称董宣为“强项令”，赏赐钱三十万，董宣把钱全部分给属吏。因此他猛烈打击豪强，没有人不震惊畏惧。京师称他为“卧虎”，并作歌唱道：“鼓槌和鼓都不用响，董少平自能震慑。”

译大中大夫成仪侯梁统在朝廷多次陈述有利于政事的建议，认为法令已经太轻，下面的奸人无法胜数，应当加重刑罚以遵循旧典，于是上疏说：“臣私下见到元帝、哀帝减轻死刑，以一百二十三种罪名中亲手杀人的罪犯减死一等；从此以后便形成固定标准，所以人们轻视犯法，官吏也容易杀人。臣听说立君之道，以仁义为主；仁就是爱人，义就是治理政事。爱人以铲除残暴为要务，治理政事以消除祸乱为中心，刑罚应当适中，不能一味取轻。因此五帝有流放、诛戮、放逐、杀戮的惩罚，三王有死刑和刻肌的刑法。所以孔子说仁者必定有勇，又说治理财用、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为非作歹，叫作义。高帝受天命诛除暴乱，平定天下，约法定律，确实合乎时宜。文帝宽厚仁惠、柔和刚克，正值天下安宁，只废除了肉刑和连坐之法，其他都大体遵循旧制，没有改变旧章。武帝使中原达到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军役屡次兴起；豪杰触犯禁令，奸吏玩弄法律，因此加重首谋、窝藏的罪名，制定知情纵容的法律，以破除朋党、征发隐匿之人。宣帝聪明正直，总理统御天下，臣下奉行法令，没有失误败坏，因循旧典，天下称道其治理。”},{ 到了哀帝、平帝继承帝位时，登基时间还不长，听取政务、裁断事务还不多，丞相王嘉轻率地穿凿附会，削减并废除了先帝的旧约。几年之间制定的律令，已有一百多项，有的在道理上不便实行，有的不得民心。我恭谨地把其中尤其有害于大体的条目列在左边，上奏给陛下。伏望陛下包容万物、履行德行，权衡时势、拨乱反正，功业超过文王、武王，德行可与高皇帝相媲美，实在不应沿袭末世衰微的旧轨，而应回转神思，明察考量其中的得失，下诏命有关官署详细选择其中善者，确定不可更改的典制，施行无穷尽的法令，那将是天下的大幸。此事交给三公和廷尉办理，议论者认为，施用严刑峻法并不是明主当前的急务；这些制度施行已久，哪里是一朝一夕能够整治的？如今所制定的条例，不宜轻易开许更改。梁统又上书说：‘有关官署认为我的主张不可施行，考察我所上奏的内容，并不是说要实行严刑。我私下认为，从高帝以后直到孝宣帝，所实行的政令大多符合经书和传注，应当拿今天的事情与古代的经验相比较，认真遵循前代典制。事情没有难以改正的，只是我的至诚愿望难以尽述，希望能够召见我，让我在尚书和近臣面前口头陈述其中的要旨。’皇帝命尚书询问详情，梁统回答说：‘我听说圣帝明王制定刑罚，所以即使在尧舜盛世，仍然诛杀了四凶。《经书》说：天降刑罚惩治有罪之人，五刑都应当施用啊。’ 又说：‘于是按照刑罚的中正原则来制裁百姓。’孔子说：‘刑罚如果不合乎中正，人民就会手足无措。’所谓“中”，就是不轻也不重的意思。《春秋》所记载的诛杀，并不回避亲属，这是为了防患救乱，使众多百姓安定，难道是没有仁爱恩惠吗？正是为了彻底断绝残害贼乱的道路。自从高祖兴起，直到孝宣帝，君主英明，臣下忠诚，谋略深远广博，尚且沿袭旧章，不轻易改革。天下称治，判决的案件越来越少。到了初元、建平年间，所减省的刑罚有一百多条，但盗贼逐渐增多，每年以万计。近来三辅地区纵横作乱，群党一齐兴起，甚至焚烧茂陵，火势映照到未央宫。此后陇西、北地、西河的盗贼，越过州界、度过郡境，彼此在万里之间结交联络，攻取武库兵器，劫掠官吏和百姓。诏书下令征讨捕捉，连续多年也没有擒获。当时天下并没有被认为有什么困难，百姓安宁太平，而狂妄狡诈的势力尚且发展到这种地步，都是刑罚不合中正、愚民容易触犯法禁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制定轻刑反而会产生大患，使恩惠施加给奸邪之徒，却使良善之人受到祸害。因此我梁统希望陛下采纳贤臣孔光、师丹等人的意见。’ 成仪侯梁统和群臣上奏说：‘古代肉刑严厉，人民就畏惧法令；如今法典律令轻弱，所以奸邪之事层出不穷。应当增加科条禁令，从根源上加以防范。’皇帝下诏让公卿议论。光禄勋杜林上奏说：‘人的情感一旦受到挫折和侮辱，重义守节的风气就会受到损害；法令防禁过于繁多，苟且求得免罪的行为就会兴起。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罚来整齐他们，人民只求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心；用德行来引导人民，用礼制来整齐他们，人民既有羞耻心，又能归服。”古代的明王，深刻认识事理而有远见，举动总是取法厚重，不以增加刑罚为务。周代的五刑，不过三千条。大汉初兴时，详细考察前代得失，所以变革刻板的法制使之圆通，削去雕饰使之质朴，废除苛刻政令，重新建立防禁。天下欢欣，人人心怀宽厚的德政。到了后来，法令逐渐繁密，吹毛求疵，诬陷欺诈没有限度。果子、桃子、蔬菜、野菜之类的馈赠，也被聚集起来算作赃物；小事本来不妨害义理，却被当作重大的耻辱。因此国家没有廉洁之士，家庭没有完整的德行。至于法令不能禁止，命令不能制止，上下互相欺瞒，弊害越来越深。我愚昧地认为，应当依照旧制，不宜反复改动。’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章帝元和二年发生旱灾，长水校尉贾宗等人上奏，认为审判案件没有在整个冬季执行完毕，所以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了灾害和旱情，事情的原因就在这里。皇帝把他们的意见交给公卿议论。尚书陈宠上奏说：‘冬至这个节气，阳气开始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等物应时生长。《时令》说：“各种生物舒展安定形体，上天把它作为正月，周代把它作为春季。”十二月阳气向上通达，野鸡鸣叫，母鸡孵雏，大地把它作为正月，殷代把它作为春季。十三月阳气已经到达，天地已经交合，万物都开始出现，蛰伏的虫子开始振动，人把它作为正月，夏代把它作为春季。三种微小的阳气逐渐显明，由此沟通三统；周代以天为元，殷代以地为元，夏代以人为元。如果在这些时令行刑，那么殷、周两代的岁首都应当流血，这既不合人心，也不符合天意。《月令》说：“孟冬之月，催促审理狱讼刑罚，不要留下有罪未决之人。”这明白说明重大刑罚应在立冬前办完。又说孟冬之月，身体应当安宁，事务应当安静；如果用来发泄威怒，就不能说是安宁；如果用来施行大刑，就不能说是安静。议论者都说，旱灾的原因在于更改律令。我认为，殷、周两代审理案件并不以三种微阳为依据，但教化仍达到安康太平，也没有发生灾害。元和以前，一直都采用整个冬季审理案件的做法，但水灾、旱灾等异常现象往往成为祸患。由此说来，灾害自有其他应验，并不是因为更改律令。秦朝施行暴虐政治，四时都行刑。圣汉初兴，改为简易的做法；萧何起草律令，在季秋审理囚犯，都只是避开立春之月，并不考虑天地运行所定的正月。殷、周两代以春季为岁首，实际上颇有违背。陛下深入探究幽微，分析细节，真正执守中正，革除百年来的过失，建立长久的功业。对上有迎合承顺天意的敬意，对下有奉行微妙时令的恩惠。这既考察《春秋》的文义，又符合《月令》的意旨。圣明的功业和美好的事业，不应在中途产生疑惑。’奏书上报后，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不再改动。

译章帝时，太学生梁郁暗中上书，告发太学生孙骃、孔僖诽谤先帝、讥刺当世，案件交给有关官署处理。孙骃到官吏处接受审讯，孔僖因为官吏来逮捕自己才到，害怕被杀，于是上书自行申辩说：‘臣下愚昧地认为，凡是说某人诽谤的，是指实际上没有这件事，却凭空加以诬陷。至于孝武皇帝施政的好坏，清楚地记载在汉代史书中，明白如日月；这只是直截了当地叙述史书和传记中的事实，并不是虚妄诽谤。帝王如果行善，天下的善行就都归于他；如果行不善，天下的恶行也会聚集到他身上。这些都有造成它们的原因，所以不能把责任归罪于别人而杀人。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令教化没有过失，德泽反而有所增加，这是天下人都看见的事实。臣等唯独为什么要讥刺您呢？假使所批评的确实正确，本来就应当悔改；倘若批评得不恰当，也应当包容，又有什么罪过呢？陛下不推究事情的大体，不深切为自己筹划，只是放纵个人的愤怒来使自己痛快。臣等即使受刑被杀，死就死了；只是天下人一定会回头观察、改变想法，并以这件事来窥测陛下的心意。从今以后，假如见到不合理的事情，最终再也没有人敢说了。臣之所以不顾惜自己的性命，还敢于尽情直言，实在是深深替陛下爱惜这项大业。’ ‘陛下如果不爱惜自己所建立的事业，臣又能依靠什么呢？齐桓公亲自揭扬自己先君的过错，以此倡导管仲，后来群臣才得以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如今陛下竟然想因为相隔十世的孝武帝而远远避讳事实，难道不是与齐桓公不同吗？臣恐怕有关官署突然构陷我等，使我们含恨蒙受冤枉，不能自行申诉；这样一来，后世评论者就会擅自把陛下与某些人相提并论，难道还可以再让子孙替您追究并掩盖这件事吗？’臣恭谨地来到宫阙，伏地等待严厉的诛罚。皇帝起初也没有治罪，等到孔僖等人的意旨和奏书上报后，立即下诏不再追问，并任命孔僖为兰防令。史。建初年间，有人侮辱他人的父亲，他的儿子便把那人杀了。肃宗免去了这个儿子的死刑而加以宽宥，此后便沿用此例。和帝时，终于确定了这一议案，把它作为对轻侮行为的法律规定。尚书张敏驳议说：‘所谓轻侮之法，只是先帝一时施加的恩典，并不是已经制定成条文的法律。关于死生的裁决，应当遵循上下尊卑的秩序，就像上天运行四时，有生有杀一样。如果开放彼此宽容赦免的口子，并把它写成固定法律，那就是故意为奸邪萌芽设置条件，使罪过的缝隙滋长。孔子说：“人民可以使他们照着做，不可以使他们知道其中的缘故。”《春秋》的义理认为，儿子不为父亲报仇，就不是合格的儿子；但法令不因此减轻刑罚，是因为互相杀戮的道路不能开启。如今假托义理的人可以减刑，任意杀人的人也有差别待遇，这会使掌管法令的官吏得以设置巧诈，不是用来引导人们遵循“在丑恶面前互不争斗”之义的办法。况且轻侮之例逐渐繁多，竟有四五百条，彼此观望、相互援引，越来越严重，难以流传万年。我听老师说，挽救文饰浮华没有比返璞归真更好的办法，所以高帝废除烦琐苛刻的法律，制定三章之约。建初诏书中有改变古制的地方，可以交给三公、廷尉，清除其中的弊病；这项议论还没有实行，便被搁置而不再过问。’张敏又上疏说：‘臣张敏承蒙恩典，特别受到提拔任用；对于心中不明白、意思不能理解的事情，实在不敢苟且随从众议。’ 臣下恭敬地看到，孔子留下经典，皋陶创制法律，推究他们的本意，都是想禁止百姓做坏事。臣还不明白，轻侮之法究竟要用来禁止什么？它必然不能使人们不再互相轻侮，反而会开启彼此相杀的道路。掌管法令的官吏又会包容其中的奸诈，歪曲议论的人或许会说：‘公平执法应当首先追究活命。’臣愚昧地认为，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只有人最为尊贵；杀人者死，这是三代共同遵行的制度。如今想急于保全性命，反而开启杀人的道路；一个人没有被杀，天下却受到弊害。《礼记》说：‘使一人获利而使一百人受害，人们就会离开城郭。’春天生长、秋天肃杀，是天道的常规；春天一株草枯死就是灾害，秋天一株草开花也属于异常。君王承受天地之道，顺应四时，效法圣人，遵循经书和律令。希望陛下留心天下百姓，考察寻求其中的利害，广泛下令让众人公平议论，那将是天下的大幸。’和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和帝永元六年，陈宠代替郭躬担任廷尉，又考订律令刑法，发现其中超过《甫刑》规定的部分，便上奏请求删除，说：‘臣听说礼经有三百篇，威仪有三千条，所以《甫刑》规定大辟之刑二百条，五刑所属条目三千条；礼所排斥的行为，刑法便加以惩处，违失礼制就进入刑法，二者互为表里。如今律令规定应判死刑的犯罪有六百一十条，耐罪一千六百九十八条，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条，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其中大辟四百一十条，耐罪一千五百零七条，赎罪七十九条。《春秋保干图》说：“君王每三百年应当清理一次法令。”汉朝兴起以来已经三百零二年，法令逐渐增加，科条没有限度；而且律令还有三家学说，各自驳异，刑法繁多。应当命三公、廷尉会集，平议律令；凡符合经义、合乎义理、可以施行的，保留大辟二百条、耐罪和赎罪二千八百条，合计三千条，以与礼制相应。其余一千九百八十九项，都可以详细删除，使百姓改变对刑法的看法和认识，以成就大化，达到刑罚放置不用的美盛境界，流传无穷。还没有来得及施行，陈宠便因罪获罪，此事于是被搁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二年〕 安帝时，河间人尹次、颍川人史玉，都因杀人而依法应判死刑。尹次的哥哥尹初和史玉的母亲军，一同到官府，请求代替他们去死，随后都上吊身亡。尚书陈忠认为罪证有疑时应从轻处理，议论请求让尹次、史玉活命。当时太山太守袁劭追论驳斥这一意见，根据正统典章和刑法中可以保存的原则，提出议论说：‘尚书说：“上天规定礼制，有五服五种彰明；上天惩罚有罪，有五刑五种施用。”孙卿也说：“大凡制定刑罚的根本，是为了禁止暴行和恶行，并且惩罚已经发生的罪恶。”凡是爵位等级、官秩次序、赏赐庆典、刑罚威严，都应当按照同类相从的原则，使它们与实际情况相称。如果德行不配职位，才能不称官职，赏赐不能酬答功劳，刑罚不能对应罪行，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这是历代帝王确定的制度，也是法令已经形成的条文。高祖进入关中时，虽然崇尚约法，但杀人者死，也没有宽免降等。时世安定，刑罚就应当较重；时世混乱，刑罚就应当较轻。经书说：“刑罚有时减轻，有时加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尹次、史玉凭借政治清明之时而释放他们个人的怨恨，倚仗武力、安心忍为，致使尸体横陈道路。朝廷的恩典在于宽宥，幸而案件要到冬季才审结；可是尹初、军愚昧刚愎，竟然自投而死。从前召忽亲自为子纠的祸难而死，孔子却说：“死在沟渠之中，没有人知道他的意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晁氏的父亲并没有因为赵括而刻薄严酷，却能够使自己丧命。班固也说：‘还不如赵括的母亲指斥赵括，以保全她的宗族。’

译传文说：‘仆妾因为感动喜悦而献身至死，并不是能够做到合乎义理、勇敢无畏，只是因为没有考虑后果罢了。’ 刑罚和监狱的威严，是取法上天的震怒、光耀和杀戮；温和、慈爱、和善、惠恤，是取法上天的生长、繁殖和养育。因此，春天一株草枯死就是灾害，秋天一株草开花也属于异常。如今杀死无罪的尹初、军，却让依法应当处死的尹次、史玉活命，这不正像该枯死的反而繁茂、该开花的反而枯败吗？陈忠不详察制定刑罚的根本，却相信一时的仁慈，于是广泛援引八议，寻找使人活命的理由。至于亲属、故旧、贤能、功劳、赏赐、勤劳和宾客等情形，哪里有适用于尹次应当承担罪责的条文呢？如果根据事情大小和实际情状，推究内心动机来确定罪责，这是为了求得生路，并不是说可以代替死刑而使人活下来。破坏法令、扰乱政事，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呢？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删削订正律令，编成《汉议》，上表奏报说：‘国家的大事，没有比载录典籍更重要的了。所谓载录典籍，是用来决断疑难，辨明是非，使赏赐和刑罚适宜，确实获得其中正之道，让后世之人永远有所鉴戒。’因此，胶东相董仲舒年老有病而退休后，朝廷每逢有政事议论，仍多次派廷尉张汤亲自到他的陋巷住所，询问政事的得失；于是董仲舒撰成《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件，每件都用经义作答，论述得十分详尽。逆臣董卓倾覆王室，典章法令被焚烧，几乎没有遗存，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惨酷。如今皇帝东行，巡视许都，从危难中拔身而出，国家的命运正要重新开始。臣不自量力，擅自编撰律令正文和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判决事例的比附条文、司徒都目五曹诏书，以及《春秋折狱》，共二百五十篇，删去重复内容，为它们制定简要条文。又汇集驳议三十篇，按类别编排，共八十二件。其中见于《汉书》的二十五件，见于《汉记》的四件，都删削叙述、加以润色，以完整保存原书体例。另外二十六件，广泛采集古今奇伟之士中德义可观的事迹；另外二十七件，是臣自己创制的。’ 《左传》说：“即使有姬姓、姜姓的贵族，也不应舍弃憔悴困顿的人；即使有丝、麻，也不应舍弃菅草、蒯草。”这大概是用来代替匮乏的。因此我斗胆显露拙劣才能，列在明哲之士的末席；虽然不足以纲纪国家、宣扬和洽之治，或许可以供观察采择，增益阐明圣德。只愿陛下利用处理万机后的余暇，游心于阅览之中。献帝认为这番话很好，于是把旧事保存下来。魏文帝登基后，任命高柔为治书侍御史，赐爵关内侯，后来又加任治书执法。当时民间屡有诽谤和妖言，文帝对此十分厌恶，凡有妖言便杀人，并奖赏告发者。高柔上书劝谏说：“现在说妖言的人必被杀戮，告发的人却动辄受赏，这既使犯错的人没有改过自新的道路，又将开启凶恶狡诈之徒互相诬告的渐端，实在不是用来止息奸邪、减少诉讼、整治光明政治的办法。从前周公发布诰令，称述殷代祖宗的事迹，完全不顾小人的怨恨；汉高祖时，也曾废除妖言诽谤之禁令。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废除因妖言、诽谤而赏赐告发者的法令，以弘扬上天如父亲般养育万物的仁德。”文帝没有立即听从，但当时诬告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文帝下诏说：“胆敢以诽谤相互告发的人，按被告发者所应得的罪来治罪。”并依法治罪，从此这种现象便彻底断绝了。明帝即位后，閺乡侯卫觊上奏说：“九章律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法典，用来断定刑罪，其中的意义精微深奥。各地百里之内的长吏，都应当懂得法律。刑法是国家所珍视、重视的东西，却被私下议论的人轻视、贱视；狱吏掌握着百姓的性命，却被选用他们的人看轻、鄙视。王政的弊病，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请设置律博士，让他们相互传授法律。”此事于是得到施行。明帝时，狩猎禁令十分严酷。宜阳典农刘▯偷偷在禁苑内打猎，竟然得以免罪。他的功曹张京到负责核查事务的官署告发了此事。明帝隐去张京的姓名，把刘▯收捕交给狱官。廷尉高柔上表，请求公布告发者的姓名。明帝大怒说：“刘▯本来就应当处死，竟敢在我的禁地打猎；把刘▯送交廷尉，廷尉直接拷问治罪就是了，为什么还要请问告发者的姓名？难道我是无缘无故逮捕刘▯吗？”高柔说：“廷尉是天下公平执法之所在，怎么能因至尊的喜怒而毁坏法律呢？”他再次上奏，措辞和旨意都十分恳切。明帝醒悟过来，于是下诏公布张京的姓名，并把刘▯退回重新审讯，使两人各自承担相应的罪责。明帝大兴宫室，工程期限又逼迫得很紧，凡有耽误期限的人，明帝便亲自召来询问；有时话还没说完，人的身体和头颅已经被分开了。王肃抗疏劝谏说：“陛下所施刑的人，确实都是应当处死的罪犯；然而百姓不知道内情，将会认为这是仓促杀人。希望陛下把他们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公布他们的罪状，使他们死得公平合理。这样既不玷污宫禁，也不使士大夫震惊哀惋，更不会使远近之人产生疑惑。人的性命极其宝贵，生存困难而杀人容易，一旦气息断绝，就再也不能复生。因此圣王对此十分慎重。孟轲说：‘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仁人是不会做的。’” 齐王正始年间，魏国法律规定，犯大逆罪的人，罪行还要牵连到已经出嫁的女儿。母丘俭被诛杀时，他的儿子母丘甸的妻子荀氏也应当连坐处死。荀氏的族兄荀顗与景帝有姻亲关系，便上表求情，魏帝因此赦免了她的性命，下诏允许她离婚。荀氏所生的女儿荀芝，是颍川太守刘子元的妻子，也应当连坐处死；她因怀孕而被拘系在狱中。荀氏向司隶校尉何曾陈诉，请求施恩，愿没入官府充当官婢，以赎回荀芝的性命。何曾怜悯她，便让主簿程咸上议说：“司寇制定法典，建立三等刑制；甫侯修订刑法，贯通轻重罪刑的法则。后世屡多变乱，秦朝确立重刑，汉朝又加以修订。大魏承受秦、汉法律的弊病，还来不及改革制度，所以追究杀戮已经出嫁的女子，确实是想灭绝奸恶之类的家族。然而法律贵在适中，刑罚应当慎重，不可超过法制。臣认为，女子有‘三从’的道义，没有自行专断的原则。出嫁到别的家族后，便回头防卫父母；降低对父母的服丧等级，以此表明已经出嫁、属于外族的界限，与未出嫁时对父母的恩情不同。可是父母犯罪，却追刑已经出嫁的女儿；夫家一族被诛，又有随夫姓氏而受戮的牵连。这样一来，一个人的身体，内外两家都要受到刑罚。现在女子既已出嫁，就是异姓之家的妻子；如果生育子女，就是别族的母亲。这种处罚会使首恶之家被轻易杀戮，却使无辜女子在夫家受到更重的牵累。这样做，对惩罚奸乱的根源并没有足够作用，在情理上却伤害了孝子之心。男子没有因父母之罪牵连到别族，女子却独自受到父母、夫家两门的诛戮，这不是怜悯体弱的女子、阐明并清除法制本来分际的办法。臣认为，尚在室内的女子应当随父母之罪受罚，已经出嫁的妇人应当随夫家之罪受罚；应当修改旧法，作为永久制度。”于是下诏改定律令。

译晋武帝即位后，镇西长史杜预与车骑将军贾充等人制定律令。律令完成后，杜预为它作注解，于是上奏说：“法律，大概只是像绳墨一样用来裁断的成例，并不是穷尽事理、探究人性的著作。因此，条文应简约，成例应正直；审理应省约，禁令应简明。成例正直，容易看懂；禁令简明，难以触犯。容易看懂，人民就知道应当避开什么；难以触犯，就接近于不用刑罚。刑法的根本在于简约正直，所以一定要审明名分。审明名分，必然要能容忍小的情理差异。古代的刑书刻在钟鼎、铸在金石上，是为了从远处堵塞异端，使人不能凭淫巧之辞钻营。现在所作的注解，都是网罗法律的本意，以名分加以格量，使使用法律的人依据名例审察应取应舍，伸张绳墨般的正直，摒弃像劈柴那样枝分缕析的琐理。”下诏把它颁行天下。泰始三年，车骑将军贾充等人议定律令，事情办完后上表奏报。泰始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于是颁布新律。后来，明法掾张裴又为律文作注，并上表奏进。其要旨说：“律文从刑名开始，是用来确定罪名、制定刑罚的；以诸侯结尾，是用来完备政治的。君王的政令施行于上，诸侯在下奉行，礼乐在中间安抚众人，所以有天地人三才相成的意义。它们彼此需要而成事，就像一体。刑名是用来统摄罪法的轻重、校正加减的等级差别、阐明各篇繁多的含义、补足章条的不足，并考察上下的纲领。凡犯盗窃、贼害、诈伪、请托受贿之罪，都要在这里寻找罪名。服役、治水防火、畜养、守备等细小事务，也都要从这里寻找依据。‘作’是本名，‘告讯’是它的心和舌，‘捕系’是它的手和足，‘断狱’是为它确定罪名。名例整齐统一其制度，从开始到结束，循环往复而没有穷尽，变化运行没有固定形态，周遍四方，上下无所不至，都不离开法律范围。明知而故意触犯，叫作故意；以为事情如此而犯，叫作失；违背忠诚、欺骗上级，叫作谩；背弃信用、暗藏机巧，叫作诈；损害礼节、废弃操守，叫作不敬；两方争讼相互逼迫，叫作斗；两方和解却相互伤害，叫作戏；没有变故而砍击伤人，叫作贼；无意中误犯，叫作过失；违逆节义、断绝常理，叫作不道；侵犯上位、僭越尊贵，叫作恶逆；将要加害但尚未发生，叫作戕；首先倡导并发言，叫作造意；两人相对商议，叫作谋；制定办法、为众人建立计策，叫作率；不和顺，叫作强；攻击邪恶，叫作略；三人以上，叫作群；取得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叫作盗；以货财为利，叫作赃。以上二十项，是律义中对罪名的概括。法律应当慎重对待其变化，审察其中的道理。例如不奉行诏书、无故遗失诏书，刑罚应当允许赎罪；参与谋反而同伍的人，确实不知道内情，也应依法受刑。这就是因具体情况而变化的原则。卑下者与尊贵者相斗，双方都叫作贼；斗争中使用兵器、刀刃、水火，不得当作一般的戏，而应按较重的斗罪处理。向人的房屋、道路射箭，不得视作过失，而应按禁令治罪。在都城人群中纵马杀人，应当按贼罪处理，因为它与贼罪相似。过失有时像贼，戏有时像斗；斗争中杀伤旁人，又像误伤；盗窃时伤害被捆绑看守的人，像强盗；呵斥他人并夺取财物，像受贿；囚犯供词牵连他人，像告发弹劾；对本应审理的案件一概不听，像故意纵容；挟持人质，像恐吓。这些情形，都属于没有固定成格、需要具体辨别的类别。五刑的规定如果不够简明，就用五罚加以校正；五罚仍不能服罪，就用五过加以校正。动机善良而结果有过，可以用金钱赎罪。因此法律规定，生刑的罪等不超过十四等，死刑不超过三等，徒刑加等不超过六等，囚禁加等不超过五等，累计劳作不超过十一年，累计笞刑不超过一千二百下，刑罚等级相差不超过一年，金钱等级不超过四两。赎罪不计算日数，劳作的日数不拘泥于月、年，计数不因闰月而疑惑；不能因加等而达到死刑，已经判死刑也不再加刑；不能合并计算的，所以有合并计数，不能合并计数的，才累计加刑。按加刑论处的，只取得该加刑以及与加刑相同的罪；连续计算时，若取得本罪而不在次序之内，不作通论。因他人而获罪，与因他人同罪；因法律而获罪，与依法定罪相同。侵害生者、伤害死者，不能用同一防范标准；亲属之间和公事、私事之间，也不能用固定不变的教条。上位崇尚礼乐，所以降低刑罚；下位以刑法自守，所以完整执行法令。因此尊卑有序，仁义彰明，九族亲睦，王道平正。律法中有事实相似而罪名相互牵涉的情形：如果凭威势动手夺取财物，属于强盗；自己不知道财物已经丢失，却被捆绑看守，属于缚守；将要实施犯罪而先说恶言，属于恐吓；不说罪名而呵斥取财，属于呵人；以罪名相呵斥并夺财，属于受赇、劫取；召取对方财物，属于持质。” 这八种情形，都是凭威势取得财物而名称各异的罪。没有索取而对方自行给予，叫作受求；监管对象先提出请求然后取财，叫作盗贼；输入、呵斥并接受财物，叫作留难；聚敛他人财物，积藏在官府，叫作擅赋；加以殴打攻击，叫作戮辱。诸如此类，都是凭威势取得财物而罪名相似的情形。刑，是掌管审理的官署；理，是寻求实情的关键；情，是心神发出的作用。内心受到感动，情绪就在内心发动，表现在言语中，舒展于四肢，发作于所做的事业。因此奸人内心惭愧，脸色发红；内心恐惧，面色改变。审议罪行的人，务必推究其内心，审察其情状，精细考察事实：近处从人的身体举止取证，远处从外物征验，然后才可以端正刑罚。手向上举像是在乞求，手向下按像是在抢夺，双手捧起像是在道谢，伸手指向对方像是在申诉，抱臂像是在自首，挽起手臂像是在格斗；故作庄严像是在逞威，和颜悦色像是在祝福。喜怒忧欢，都会显现在面貌、声音和神色上；奸诈或真实、强猛或怯弱，要从目光和呼吸中察看。开口说出的话，应当视为告发；动手实施禁令所禁止的行为，应当视为贼罪。喜欢孩子却杀死他，应当按戏罪处理；恼怒孩子却杀死他，应当按贼罪处理。诸如此类的区别，若不是极其精细，就不能穷尽其中的道理。律中的名例，并不是正文，却是用来分辨罪名的。若八十岁以上的人不是杀伤他人，其余罪行一概不论；

译如果诬告他人谋反，诬告者反坐其罪；十岁以下的儿童不得告发他人；奴婢如果捍卫主人，主人可以请求杀死他；贼人焚烧民宅、仓储，盗贼所取赃物超过五匹布，处弃市；如果焚烧官府仓储，盗贼也应同样治罪；殴打他人的教唆者，与实行殴打者同罪；如果教唆他人殴打父母，就不能与普通教唆行为同样论罪，而应加重处罚。若取得遗失物，或强行夺取、强行索取之类，没有返还赃物的法律规定，就依照成例给付处理。法律条文中，凡有不敬、违背礼仪、失去法式，以及犯罪所得属于公有或私有、赃物是否进入本人之手等情形，都要根据事情轻重依法处理，并依成例寻找适当的罪名。理，是精微玄妙的道理，不能只用一个方面来施行；法律，是幽深奥妙的原则，也不能拘守一种固定形式。有时按过错大小配置罪刑，有时变通简略而不循常规，有时随着事情的发展穷尽实情，有时因时制宜决定取舍，有时推重刑罚以建立防范，有时引用轻刑以合于下情。公私事务应当废止还是回避，重罪轻罪应当削减还是改变，都是为了临事观察端倪。运用法律、执掌解释的人，要在尚未明文规定之处探求幽微，从细小根芽中考察根本，把它放到法理的关键格局上，衡量轻重于毫厘之间，参照同类案件反复比较，然后才可以使道理正直、刑罚公正。奉行圣人法典的人，就像手持刀和绳：刀若任意砍下，就会伤害事物；绳若任意弹动，就会侵犯正直。枭首，是对最恶之人的刑罚；斩刑，是对最大罪行的刑罚；弃市，是死刑中较轻的一等；髡刑、劳作，是显示刑罚威严的刑；赎罚，是对过失的警诫。君王设置这五种刑罚，是为了珍爱君子而威逼小人。因此，作为慎重施刑的纲经，它们都仿佛《周易》所说的变化通达之体。希望提纲挈领，使大道清明；举其大略，使王法整齐。它的防范深远，文辞周密，言语曲折而切中，事情铺陈而含蓄，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志，靠的是忠；能够裁断天下人的疑惑，靠的是文；能够切合天下人的实情，靠的是远见；能够包举天下的事务，靠的是宏大。变化没有固定形式，依靠的只是理。若不是天下的贤人圣人，谁能参与其中？形体之上叫作道，形体之下叫作器，教化并使财用充足叫作格。刑杀，象征冬天雷震光耀的变化；髡刑，类似秋天草木凋零的变化；赎过，象征春日阳气中悔恨吝惜的瑕疵。五刑形成条理后，便互相依照取准，这就是法律的意义。贾充等人议定律令后，于泰始四年正月上表奏报，大赦天下，于是颁布新律。当时刘颂任廷尉，多次上表主张恢复肉刑，都没有得到采纳。他又上言说：“臣从前上书请求施行肉刑，这件事年年积累，终于被搁置不再讨论。臣私下认为，议论者拘泥于汉文帝小小的仁慈，却轻率违背圣王的典刑，这是最不明智的做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死刑太重，所以被非正常处死的人很多；生刑太轻，所以罪刑不能禁止奸邪。这是因为不用肉刑造成的。现在被判徒刑的人，大多是本性元恶、行为不轨的一类人；他们离家遥远，被派到山谷服役，饥寒切身，连活下去的念头都难以维持。又有廉正耿介的人，假如只担心不自首就会被处死，也都会沦为盗贼，何况本性奸凶、无所顾忌的恶徒呢？又规定徒刑犯中富有的人缴纳财物，抵销服役日数而回家，于是成了没有服役的人；贫穷的人则起而为奸盗，又成了无法控制的俘虏。不施刑，罪行就没有禁止；不加控制，群恶就会横行。这样的法律，近来实在不够完善。因此逃亡的徒刑犯日益增多，盗贼日益繁盛。逃亡人数有时达到十多人，抓到后便加刑，每天增加一年徒刑；这样就成了终身徒刑。他们自己看不到改过自新的期限，又被灾祸困苦逼迫，心里只想着逃亡、盗窃，情势使他们无法停止，事情自然会发展成这样。古代施刑是为了制止刑罚，现在反而与此相反。各种重罪犯逃亡后，头发超过三寸，便加重髡刑；这就是用刑罚产生刑罚，增加一年劳作；也是用徒刑产生徒刑。逃亡者积累得很多，拘系的囚犯拥挤成群。议论者说：‘囚犯不能不赦免，那就再赦免他们吧。’这就造成刑罚不能制止罪行、法律不能胜过奸邪。下层知道法律不能胜过奸邪，便聚集起来谋划不轨，犯罪每月不同、每年更甚。所以近年以来，奸恶凌暴之事到处充斥。议论者不深思这一点，反而说肉刑在名义上违背耳目所能接受的原则；但违背耳目，和盗贼不受禁止相比，哪一个更严重？圣王制定肉刑，有深远的道理，其中的事实可以说明。肉刑不只是使人畏惧剥割之痛而不敢作恶，更是除去奸人为恶的工具，使奸人无法再放纵其恶念，从根本上止息奸邪，这才是道理的极致。逃亡者被砍去双足，便无从凭足逃亡，却仍然逃亡；盗贼被截去双手，便无从凭手盗窃，却仍然盗窃；淫乱者被割去生殖器，道理也是如此。除掉恶行、堵塞根源，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并不是毫无缘故。这样的人受刑之后，便各自回家，由父母妻子共同抚养救济，不必流离道路，不会遭受如今的困苦创伤，反而更适合服役。上承古代制度，随其情况安排职业劳作；即使身体已经残缺，也不至于白白废弃，同时各种祸患都被堵塞。而且，生育繁衍的道路仍然照旧。现在应当缩小死刑适用范围，把轻罪以及第三次犯罪、逃亡、淫乱、盗窃等罪，全部用肉刑代替。至于三年徒刑以下的罪，既然已经自行施以杖刑后遣返，也应当规定杖罚的次数，使其有固定限度，不得减少到这个限度以下。对于应当加重的，又交由地方官长裁量。应判四年、五年徒刑的，都施髡刑、笞刑；笞刑达到一百下后，逐渐分等施行劳役，各有差别。全部不再拘禁服役，这样刑罚就不会再产生新的徒刑，徒刑犯也不会再产生徒刑犯；而残损的身体成为终身的羞辱和警诫。人们看见这种痛苦，因畏惧而不敢犯罪，效果必定数倍于现在。况且作恶的人一经发觉就受刑，随即去掉他作恶的工具。这样一来，所有受刑者反而都可以成为善人，难道能与保全其作奸工具、使他们陷入必死困境相提并论吗？如果还说肉刑不可使用，臣私下认为，这是极不识时务。臣从前常在陛下左右，多次听到明诏说肉刑应当施行，而且有利于政事。愿陛下相信自己的独到判断，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奉行圣明的意旨，在当今施行；在百姓相继填沟壑之前，希望能够看见太平。《周礼》所说三赦、三宥，施用于老年人、幼年人、悼耄之人和普通百姓中不属于应逮捕者，并不是为作恶者开脱，所以刑法对此特别舍弃而宽宥。至于不属于这些类别而犯罪的人，就必须施刑而不赦免，这才是政事的道理。” 到了后世，因为时势险恶、灾难很多，便借赦免来解除积结，权宜地施行这一办法，但这并不是为了宽纵罪人。如今总是因为罪案积累、狱讼繁多，才用赦免来疏散，所以赦免越频繁，案件反而越拥塞。这样下去，将达到无法胜任的地步。追究其根源，是因为不用肉刑。现在若施行肉刑，徒刑犯不会积累，而且作恶者失去作恶的工具，奸邪就会止息。除去这两个弊端，案件便不会繁多，也就不必依靠频繁赦免；这对政体更为有利。此劝谏再次上奏，仍未被采纳。

译武帝时，太庙刚刚建立，诏令普遍增加官位一级。后来因为主管此事的人承接诏令时失察，便改而撤销这项任命。尚书郎挚虞上表说：“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不吝惜拥有千乘之国，却珍惜把桐叶封弟这样的信约，这是因为重视至尊的命令，并使天下万国都明白君主的诚信。前次乙巳日颁布的赦书，远承先帝遗留下来的恩惠，使余泽普遍增加官位一级，以酬答四海欣喜拥戴之心。驿站传书颁行天下，远近都受到恩泽，无不如鸟飞鱼跃，喜悦地仰承德泽。如今却突然因为主管官员对诏书文意思考不周，便收回已经发布的诏令，夺去已经施行的恩惠。臣愚昧的内心，私下认为这是不可行的。”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惠帝时，齐王冏起兵讨伐，赵王伦逮捕东莱王蕤及其弟北海王实，交给廷尉拘禁，按法应当诛杀。赵王伦的太子中庶子祖纳上疏劝谏说：“罪责不相牵连，恶行只止于本人，这是前代圣哲宏大的谋略，也是历代君王通行的制度。因此鲧被诛死后，禹仍继承兴起；周公、召公的两个弟弟被诛杀、放逐，邢国、卫国却没有受到牵连。到了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明恕之道渐渐衰微，猜疑嫌忌之情开始盛行，于是设置人质和连坐来控制众人，设立从坐之罪来揭发奸邪。这些制度的由来，大概只是夏、商、周三代弊法的延续罢了。蕤、实是献王的儿子，是有明德之王的后代，理应特别防护、宽宥，以保全亲亲和睦的制度。”祖纳上疏后，孙秀被处死，蕤、实等人全都获得赦免。当时政权由群臣执掌，每逢有疑难案件，各人都各持私见，刑法没有定准，狱讼因而越来越多。尚书裴頠上表陈述说：“天下的事务道路很多，并非只有一种；主管事务的官员，以中等才智处理事情，内心容易受到扰乱，所以必须依靠恒定的制度才能确定。先王知道其中的原因，因此分辨事务类别、划分官职，为它们制定准则和范围。准则范围既已确立，各自掌管职务，刑罚和奖赏相称，轻重没有两样，所以下属听从有固定标准，群吏能够安于职守。过去宫禁、陵墓、宗庙发生水火焚毁损坏的变故，尚书才亲自奔赴处理；不是这种情况的，都只由郎官、令史处理。刑罚施加，各有固定刑制。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宗庙宫阙的屋瓦有几枚倾落，荀防当时被免官，作为严厉诏令所谴责的人，没人敢据理争辩；但内外众人的意见都认为事情轻而责罚重，违背了通常制度。太安五年二月有大风时，大家惧怕重蹈前事。臣刚刚受任尚书，才三天，本曹尚书又生病，暂时命臣兼任外出巡查兰防。主管官员于是只在屋梁之间张望，寻找牵连屋瓦不正的地方，发现梁上有十五处小小的歪瓦；有的可能是铺瓦开始时就歪了，大概不足以称说。风势突然刮起，防官更来往于太常署巡查，来不及周遍查验；在文书尚未送达之时，便争相下令禁止行动。臣当时只是暂时兼任职务而外出巡查，回来后便卸去兼任，不能再彻底查明此事；但本曹官员仍据理执拗，不断追问。臣当时已详细加以解释并遣返相关人员，可主管官员害怕获罪，不听臣的意见，禁止太常署的人员，又重新兴起刑狱。过去汉代有人盗窃宗庙的玉环，文帝想灭族诛杀，廷尉释之只判处死刑，说：‘如果有人侵削长陵一抔土，还能再加重到什么程度呢？’文帝听从了他。大晋制定制度时，深思长远原则：山陵不封土，园邑不修饰，墓地不起高坟，与山地土壤相同，所以丘坡上仍保存原有的荒草，使它与中原土地一致。即使陵墓的界域尊严庄重，也只有毁坏坟墓、挖掘尸体才应灭族，这是古代法典。若只是登踏、损坏陵上之物，失去恭敬之道，判处一般刑罪即可。太康八年，奴仆听从教唆而加以诬告，周龙焚烧草木，廷尉便奏请诛灭周龙一门八口，并命令官员翻查周龙案件，后来才得以免罪。考察情理，依据前代训诫，这样的处理实在太重。今年八月，陵上有一枝荆棘，围长七寸二分，被人砍断；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虽然知道事情很小，但案件弹劾的后果难以预料，于是纷纷奔忙，争相免除自己的责任。直到现在，太常署所受的禁令还没有解除。近来太祝署失火，烧毁房屋三间半；太祝署在宗庙以北，隔着道路并在重墙之内，而且火势已经扑灭，却仍多次受到诏令责问。主管官员以诏令责问过于频繁为由，便责备尚书没有立即前往巡查，动辄禁止尚书、令其免职；这些做法全都超出法律范围。刑书条文有限，而违反常规的原因又没有固定形式，所以才有临时议定处理办法的制度，实在不能事事都依循常规。至于这一类事情，处理都太过分了，彼此相互逼迫，不再讲求道理。对上损害了圣朝统一法度的德政，对下损害了礼制崇重的大臣声望。臣愚昧地认为，侵犯陵墓上的草木，不应采用同胞异罪的制度。巡查、奏报、弹劾应当有固定标准；如果相互沿袭、专务加重，法制体例就会因此亏损。有时因其他事情而允许斟酌深浅，即使有这份表章和委曲的议论，事情仍不能停止。三公尚书刘颂上疏说：“自近世以来，法律渐渐分成许多门类，法令十分不统一。臣现在全面掌管刑罚裁断，想到自己的职务和忧患，谨慎地把情况具奏。臣私下深思，陛下治理政事，总是力求把旧有制度做得尽善尽美；遇到事情便寻求曲折适当的处理，不能直接完全按照完善的法律办理，因此法律不能保持完整。为什么呢？失去法度的人固然认为穷尽情理就是立法，而君上又要求处处尽善，于是下面的官员便牵强援引条文、迎合上意，以达到君主所认可的结果，所以法律不能完整。刑书所征引的条文，必然有与实情不合之处；如果听任这种裁断而君上又安于曲折适当的处理，执掌公平的人便可以援引条文，由此产生两种不同的标准。法律因此多门，法令因此不一，官吏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下民不知道应当避开什么。奸诈虚伪的人利用法律多门来迎合私情，想把罪罚判得深或浅；如果裁断不一，居上位者也难以检察下属。于是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议论，狱讼不能公平，损害了法度。古人说：‘君主过于详察政务，政事就会荒乱；君主只期望事情处理得合乎道理，政事才能有条理。过分详察，是因为想处处尽善，反而损伤法律，所以政事荒乱；所谓期望合乎道理，是斟酌轻重，即使不完全合乎人情，只要合于条文，就坚决施行，所以事情能够有条理。’善于用法的人，应当忍受法律与人情不完全相合，也不因人情不满而改变；听任依法裁断，即使轻重不完全合乎人心，经过一般人的审视似乎难以施行，但这样法律才能保持正直。

译况且君臣的名分不同，各自有主管的事务。法律希望必须奉行，所以由主管官员依文办理；遇到文理穷尽、无法通达之处，才让大臣解除疑滞，使事情合乎时宜。因此君主负责权衡裁断，主管官员负责遵守条文；就像廷尉释之裁断犯跸案一样，大臣解除疑滞，就像公孙弘裁断郭解的案件；君主行使权断，就像汉高祖诛杀丁公。天下各种事情，除非属于这种格外重大的情况，否则不能接近援引这些例子，不能凭个人意见妄加议论；其余都应依律令办事。这样法律才能取信于下，人民听从而不迷惑，官吏不能容纳奸邪，才可以说是治理政事。君主要依照这套规范要求群臣，大臣、小吏各守职分，法律就统一了。古人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要根据人的情况设置教化；根据人的情况设置教化，就是制定法律。’又说：‘顺应时势的适宜，就是当前应当致力的事务。’既然如此，根据人的情况、顺应时势，必须有宽大的度量，然后制定法制。法制的轨范既已确定，就要施行；施行它要像四时运行一样守信，执行它要像金石一样坚定。群吏怎么能在既成制度之内，又以顺应时宜为名，旁引根据人情设置教化的说法，来扰乱政典呢？因为法制最初制定时，本来就已经考虑了人的情况并顺应了时势。现在如果认为法令还不完全适当，就应当修改；如果认为已经完善，就不能一面把它制定为制度，一面又让奉行法律的官司任意出入、随意改变轻重。君主与天下共同拥有的东西，就是法律。既然已经命令四海，就不能不使人相信它，并把它作为教化的准则；正要寻求天下人不怠慢法律，却不能用不可信的法令来约束他们，何况还要先认可这种说法呢？人即使极其愚昧，也不能欺骗。不应当在平时背离法律，任意裁断，反而认为这样就能胜过百姓的愿望。上古议事依据制度，不专门制造刑罚。夏、商、周三代把法令书写出来，悬示在象魏。三代君主都齐备圣明，却全都舍弃曲折求全的巧妙鉴察，而采用征引条文的直接标准。这不是圣明程度不同，而是所处时代不同。如今论及时势，敦厚程度和弊病都不如中古，执掌公平的人却想迎合情理所安，借口议事依据制度。臣私下认为，听起来很美，推究道理却是违背的。然而天下事务极其广大而繁杂，有时不能全部依照条文和命令。因此臣认为，应当制定格条作为界限，使主管官员死守条文，以生死奉行，不敢在既成制度之外任意变更轻重。这样法律才能始终完整；遇到事情没有明确依据时，名例又不能涉及大臣的论断，就由大臣裁定，以解除滞碍，使事情不受阻塞。至于非常的裁断、超出法律而施行的赏罚，如汉高祖诛杀楚国旧臣、封赏赵氏而无功之人，只能由君主专门决定，不是奉行职务的臣子所能擅自议论的。这样之后，借情理旁请的行为便会断绝，似是而非的奏议也会被堵塞。这大概就是统一法度的重大准则。主管官员和小吏处理事情没有固定标准，为什么呢？没有人情考虑，法律就只会一味刻薄；有了人情考虑，又会扰乱法律，积累苛刻，表面上似乎没有私心，实际上正是因此成就了私情。他们又常常设置阻碍来保护自身。断案总是刻薄严厉，世人便说他极其公正；偶尔曲解法律，反而没人怀疑。因此君主不能只信任这种深藏而貌似公正的裁断，而应当责令官员依照法令守文上奏，这样才足以有所检验。这也是平正法律的一端。超出法律、权宜制定的措施，只针对一件事情，迎合人情而合乎听闻，可以适应耳目，确实有临时称意的快感，胜过征引条文而不合人心。然而一旦把它作为常法，年年施行，通常会得到一分而失去十分。所以眼前小有所得，必然在长远大有损失；近处有所遗漏，远处必然有所包庇。因此熟悉事务、懂得大体的人，善于权衡轻重，不因小事损害大局，不因眼前妨碍长远；宁可忍受近处曲折求全的不便，来保全简约正直的重大准则，不受一般听闻所安的牵制，必定依据条文端正成例。每逢处理事情，都应当以这种心意来裁断。这也是法律的大概原则。又，律法断罪，都应当以法律、法令的正文为依据；如果没有正文，就依附名例裁断。正文、名例没有涉及的，都不予论罪。法吏以上如果所持意见不同，可以提出异议。按照律文，守法的官员只应当奉行律令。至于在法律范围内发现的不同意见，才可以提出异议。如今限定法曹郎、令史只有在意见不同而驳议时，才能讨论、解释法律，以纠正原来的裁断；不得援引法律之外的议论，以所谓随时适宜来说明法官各守职分的原则。诏令把这件事颁下。侍中、太宰、汝南王司马亮上奏认为：“礼是用来训导世人的，法是用来整齐风俗的，治理教化的根本，确实由此而来。如果该断不断，轻重经常随意改变，王法就不能统一，人们也无所适从。所以根据人的情况设置教化，是君主的作为；遵守条文、正直执法，是臣吏的节操。臣在太康八年曾认为，应当随事提出异议；周代把法令悬示在象魏，汉代称颂统一的法令，确实是因为法律与时势共同构成道义，不能分为两套。如今法律本来已经确定，却又以法律作为议论对象，便会给人留下任意伸缩的机会。臣认为应当如刘颂所启奏的那样，作为永久制度。”元帝任丞相时，朝廷刚刚创建，议论裁断不遵循法律，每个人都提出异议，随意高低，没有标准。主簿熊远上奏说：“礼用来崇尚善行，法用来防止非为，所以礼有固定的典章，法有固定的防范。人知道什么是恶，便没有邪心，因此周代建立把法令悬示于象魏的制度，汉代创立统一的法律，所以能够阐明弘扬大道，达到刑罚几乎不用的境界。律令的制作，由来已久而且受到重视。它经过贤人智者历尽艰险，根据时势反复斟酌，最为周备。自从军队兴起以来，法度衰败，甚至处理事务不使用律令，竞相制作附属于诏命的命令；每个人都提出异议，曲意迎合事物和人情，损害了法律的大原则。府中制定了节度，却又不奉行；临时改变制度，早晨制定、晚上修改，以至于主管官员不敢独自承担依法处理的责任，动辄请示，把事情推给大官，这不是治理政事的体制。如果本曹处理事务不合乎法令，监察官司应当依法弹劾其违法，不得随意使用开合变通的办法来破坏已经确定的制度。依法办理大概只是粗浅的技艺，并不是玄妙的道术；它不过是纠正、裁割人情以形成法律罢了。如果每逢事情便随从人情而随意改变法制，这就是用人情破坏法律。法律不统一，就叫作法令多门；它会开启任意处理事务的道路，扩大私下请托的端绪，并非先王立法的本意。凡是提出驳议的人，如果要违背律令、节度，就必须援引经传和以前的成例，不得任凭个人情感破坏既成法律。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命令录事重新制定条文；凡提出议论的人，都必须引用律令、经传，不得只凭情理发言而没有依据，以免损害旧典。如果开合变通、权宜制定制度来处置事务，这是君主才有权施行的事情，不是臣子所应专擅使用的。主管官员只应当征引条文、依据法律，以事实作出裁断。”

译元帝即位后，河东人卫展任廷尉，上言说：“古代曾施行肉刑，经过前代圣人传承；汉文帝废除肉刑，增加了死刑。如今人口凋残荒芜，百姓百不存一，而刑法又严酷沉重，这不是勾践养胎、休养民众的仁义之道。臣认为应当恢复古代制度施行，以弘扬太平教化。”诏令内外群臣共同议论。于是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郎庾亮、大将军谘议参军梅陶、散骑郎张嶷等议论说：“肉刑的制度，由来已久而受到重视，起源于古代先王，也是夏、商、周三代圣哲明王从未改变的制度，难道是汉文帝这样的常主所能轻易改变的吗？当时萧何、曹参已经去世，绛侯周勃、灌婴一类人不能纠正这种道义。直到班固深入论述此事，认为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是在杀人；又因为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在上面纵容罪恶，死刑在下面招致怨恨，轻重失当，所以刑政不合中道。况且推究先王创制刑罚的本意，并不是因为过分愤怒，也不是为了残害人，而是为了杀灭奸邪、使罪刑相当。现在盗贼只是偷窃别人的财物，淫乱者只是贪恋别人的美色，逃亡者只是躲避、背叛徭役，他们都没有杀人害人的行为；那么对他们施加刑罚，刑罚已经可以制止，若再加以斩杀，杀戮就超过了罪行，死去不能复生。这样无端施虐，每年以数万计，这是仁人君子不忍听闻的，何况还要把它施行于政事之中呢？” 如果只是迷惑于肉刑这个名称，却不考察它的实际效果，厌恶生刑而趋向死刑，那就像害怕水而把船投入水中、为了躲避坑洼反而跳进井里，连愚夫都不如，对政事又有什么益处呢？如今大晋中兴，应当遵循并恢复古代典制，一切依照旧章，解决千年来停滞的正义，拯救百姓中残存的民众，使废弃的皇朝典制重新存在，使将死的百姓获得新生；让至高的道义在三代之间畅行，使遗留下来的风气传播到百世之后。使活人得生、枯骨复苏，恩惠等同于造化，难道不是大好事吗？迷惑的人却说：‘连死刑都不能惩罚，何况肉刑呢？’然而人是昏暗愚昧的，极其愚蠢，即使加以斩杀，也只当作化为灰土；死去的事情一天天过去，活着的欲望一天天存在，仍然不会因此改变。如果在市朝公开施刑，早晚都可以作为鉴戒；受刑者会把作恶看成永久的痛苦，作恶者看见残肢断足的长期废弃，便足以感到恐惧。这样才知道先王用较轻的刑罚来控制人，以明确的诚信惩戒愚人，其中的道理十分深远。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议论说：“圣上怜悯残破荒乱之后遗留下来的百姓，伤感触犯死刑的人数过多，想施行刖刑来代替死刑，使犯死罪的人得以保全性命；这样天下都受到再生的恩泽，百姓一定会感念恩德而归于教化。”如今大晋中兴，国运隆盛，天命焕然一新，确实应当设置宽缓的法律来养育人民；但又担心群小愚昧闭塞，习惯于眼前所见而忽视不同的意见，或许还不能全部心悦诚服。臣认为，施刑时应先明确申明法令：喜欢受刑的人就施刖刑，甘愿接受死刑的人就杀掉；这样他们内心一定会服从。古代规定刑罚不上大夫，如今士人有犯罪的，臣认为应当像旧制一样，不列入肉刑范围，这样进退处理才算适当。尚书周顗、郎曹彦、中书郎桓彝等议论说：“恢复肉刑来代替死刑，确实是圣王至高的德政，是怜悯罪人的广大仁心。然而臣私下认为，刑罚轻重应当随时势制定：时代的人犯罪少而容易威服，就应采用轻刑并宽缓；时代的人犯罪多而难以威服，就应当改变刑制来救济弊病。肉刑适用于太平时代，是应当建立的制度，却不是挽救当前弊病的办法。现在圣明教化刚刚开始，人们仍有余下的奸邪，习惯作恶的人还没有停止为非作歹；砍头、绞颈尚且不能禁止罪行，却反而再截足、割鼻，减轻刑罚，使想作恶的人轻易触犯宽刑，犯罪的人更加增多。这就是减轻刑罚来诱导人犯罪，残害身体来增加痛苦。过去那些畏惧死刑、因而成为善人的人，如今都会触犯轻刑而残损身体；一向畏惧重刑的普通人，反而因为轻刑而犯罪入狱。这与砍断、剖削普通人的身体来施恩行仁有什么不同？受刑的人越来越多，而作恶的人每天增加，结果就是踊价昂贵、鞋子便宜，有鼻子的人反而成为丑人。这样只有轻刑的名声，实际上却开启并助长了恶行的根源；不如用杀戮制止杀戮，以重刑保全轻刑，暂且权宜停止恢复肉刑；等圣明教化逐渐显著、百姓容易威服的日子，再慢慢施行。” 议论的奏章上奏后，元帝仍想听从卫展的建议。大将军王敦认为，百姓的习俗已经形成很久，如果突然恢复肉刑，必定会使远近震惊；况且叛逆的敌寇还没有消灭，不宜让残酷刑罚的声名传遍天下，于是元帝便停止了此事。当时，淮南小中正王式的继母，原先的丈夫死后改嫁王式之父；王式之父去世，服丧期满后，按议论应当让她回到前夫家。前夫家也有继子奉养她直到去世，于是便与前夫合葬。王式自己说：父亲临终时，母亲请求离去，父亲答应了。于是诏制规定，出母服齐衰一年。御史中丞卞壸上奏说：即使王式之父临终前确曾答应，也必须正名，依礼却没有依据。若丈夫确有命令，必须明确说明她犯了七出之罪；当时既已休弃她，就没有理由把断绝义分的妻子留在家中而为她服丧。若王式之父临终时神志昏乱，任凭她自由去留，这一定是被人以非礼相逼，那么无论父亲在世还是去世，都没有可以遵从的依据。王式应当依礼纠正此事。魏颗没有听从父亲临乱时的命令；陈干过去想用两个婢女为儿子殉葬，也因不合礼制而没有执行，《春秋》和《礼记》都称许他们。连妾媵尚且要依礼处置，何况是他的母亲呢？王式的母亲侍奉丈夫至死，并不是已经断绝关系的妻子；丈夫死后为她服丧，也不是对无义妇人的行为。她自称守节，并非改嫁；而离异的决定是在丈夫死后才作出的。丈夫既已去世，正是她应当跟随儿子的日子，王式却把她视为出母。这等于说，母亲是因为儿子才被休弃，使她活着无处容身，死后无处安葬，只能把性命寄托在他人家中，把尸体埋在无名坟墓里。假如王式的父亲死后，母亲很快就在王式家中去世，王式必定不会把她视为出母，这是很明白的。父亲答应她离去的命令只有一个：在她与父亲共同居住时，直到父亲去世，她仍是母亲；但在儿子家中却不承认她是母亲，这岂不是把离异的界限强行裁定在两个居所之间，凭主观意图决定是否算被休弃吗？这个离异的决定若不是王式作出的，又是谁作出的？假使两个家的儿子都是这个母亲所生，母亲眷恋前一个儿子而请求离去、请求断绝关系，这对后夫家是不合礼的；她回到前夫家，又对前门不合礼。离开不该离开的地方，回来又不该回来的地方，她就成了无所寄托的人。王式在家中一定尽力劝谏，在外也极力防止此事，明白地不与母亲断绝关系；既然如此，何至于对至亲固守不移，却对名义上的继母轻忽情礼呢？“继母如母”是圣人的教诲。王式号称国士，却在闺门之内违犯礼法、背弃义理，古今未有这样的事：对于父亲，没有追念亡父的善行；对于母亲，没有孝敬之道。母亲活着时，任凭她去留；死后却让她与路人合葬。这可以说是生前侍奉不合礼，死后安葬也不合礼。损害世间教化，不可以担任辨正人伦的职务。考察侍中、司徒、临颍公组，他负责宣扬五教，实在应当任用贤能，却包容违礼行为，竟不贬黜；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防，兼任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弘显，掌持国家舆论，朝野都取信于他，却都不能依礼纠正违法行为，尊崇孝敬之教。二人都不能胜任，请将组、防、弘显分别免职，并让大鸿胪削除爵位和封地，由廷尉审定罪责。这是卞壸的奏议。诏令特别宽赦组等人，把王式交付乡邑清议，终身废弃不用。卞壸升任吏部尚书。

译成帝时，征召南阳人乐谟担任郡中正，任命颍川人庾怡为廷尉评。乐谟、庾怡各自都说是奉父亲的命令，因而不肯就职。给事中、尚书令卞壸上奏说：“人没有不是由父亲生育的，官职也没有不是因办事而设立的。有父亲就必然有父命，任职就必然有职责。每一家都只顾偏爱自己的儿子，这样一来，君王便无人可用，官职不能规范万物，政治也无法建立。如此，先圣的言论就会废弃，五教的训诫就会闭塞，君臣之道会离散，上下教化会衰败。乐广以平和公正著称，庾珉以忠诚笃实闻名，受宠于圣明时代，身命尚且不属于自己，何况涉及后代，怎么可以由他们专断呢？如果顺从一般人的心意，那么出征戍守者的父母都可以命令儿子不去，而不能任用他们。如果顺从乐谟父亲的意思，那么人人都不肯担任郡中正，人伦就会废弃。如果顺从庾怡父亲的意思，那么人人都不肯担任狱官，刑罚审判就会停止。凡是这种情况，难道可以听任吗？如果不能听任，又为什么允许乐谟、庾怡声称奉父命而不就职呢？这等于说，乐谟以父子之名可以损害法令，庾怡以亲属关系可以自行专断；用这两种做法来使人服从、昭示天下，臣实在不能理解。应当一律颁下命令，不得因私情废弃公事，断绝这种借口，作为永久制度。”朝廷议论认为有理，乐谟、庾怡不得已，各自就任原职。范坚升任尚书右丞。当时廷尉上奏：殿中帐吏邵广盗取官府帷幔三张，共合布三十匹，有关官署依法判处弃市。邵广有两个儿子：宗十三岁，云十一岁。黄幡击登闻鼓请求恩赦，并请求自己没入为奚官奴，以赎父亲的性命。尚书朱暎议论认为：天下人中没有父亲而有儿子的很少，一旦此事成为先例，就会形成永久制度，恐怕死罪的刑罚会由此松弛。范坚也赞同朱暎的意见。当时议论者认为，邵广已经被处钳刑徒，两个儿子又被没入官府，这已经足以惩戒，使百姓知道父子之道。圣朝有施恩的仁德，可以特别准许把邵广的死罪减为五年刑，把宗等交给奚官作为奴婢，但不要作为永久制度。范坚驳斥说：自从淳朴风气浇薄离散，刑罚才被设置。施刑是为了制止刑罚，杀人是为了制止杀戮。虽然有时赦免过失、宽宥罪行，议论案件而缓免死刑，但从未有因为一时不忍而轻易改变法典刑制的。况且既然准许宗等以自身来赎免广的死罪，今后若有与宗等相同情况却不请求赎父的人，难道不是要排斥断绝人伦，把他们同禽兽一样看待吗？考察主管官现在的奏文，只说特别准许宗等，而不作为永久制度。臣认为，君王制定制度，每一个举动都关系到国家盛衰；即使皱眉微笑之间尚且要谨慎施加，何况国家法典，怎么可以白白损害呢？” 如今之所以宽宥邵广，正是因为宗等的缘故。人爱父亲，谁能不如宗呢？既然现在明确准许宗的请求，将来来申诉的人，难道只有百姓吗？特别准许此事，看不出有什么益处；若不作为成例，反而会引起交相发生的怨恨。这是在今天施加一项恩惠，却为后世开启万般怨恨。成帝听从了，于是依法判邵广死刑。安帝元兴末年，桓玄辅政，又议论想要恢复肉刑，实行斩断左右脚趾的刑法，以减轻死刑，于是命百官议论。蔡廓上奏说：“建立国家、制定法令，弘扬政教、和谐教化，必须顺应时势制定制度，德治与刑罚并用；以长久守正来防止邪恶，以教化和禁令来约束怠慢，像洒下甘露那样流布恩泽，像严霜那样显示威严。即使质朴与文饰交替使用，这一道理也从未改变。肉刑的设置，起源于圣明的君王，大概是因为上古风俗淳厚，人民大多敦厚谨慎；图像陈列出来，机巧邪念就会收敛；受刑的人走在道路上，放纵不法者就会改变操守。所以能够战胜残暴、停止杀戮，教化兴盛而达到无为。到了末世，风气浇薄虚伪，法网设置得越来越严密，追逐利益、逞巧取利的心思日益增长，羞耻畏惧之情反而减少。终身服苦役尚且不足以制止奸邪，何况黥刑、割鼻，怎么能使人返归善良？只会有酸楚哀号的声音，而没有救济风俗的益处。至于弃市的条款，确实不属于不可赦免的罪；事情并非亲手杀人，依法律考定却同归于重刑，按约定的科条也应当减免降等。路温舒陈述此理以抗言，元皇也曾这样做；留下怜悯之心，辅佐今日英明的君主。道德功业可比伊尹、周公，实在应当明慎用刑，爱护百姓、广施养育，申明哀矜之意以革除滥刑，把大辟移到肢体刑，保全性命这一至重之事，使后世人口繁衍、生息发展。”孔琳之的议论不同，采用王朗、夏侯玄的主张。当时舆论多与孔琳之相同，所以肉刑最终没有实行。义熙十四年，大司马府军人朱兴的妻子周，因为三岁的儿子道扶先得癎病，便趁他发病时挖地把他活埋，后被道扶的姑母之女告发，依法判周弃市。刑部尚书仆射徐羡之议论说：“自然亲情的爱，虎狼尚且具有仁性；周却凶狠残忍，应当加以公开处死。”臣认为，法律之外，本来还崇尚弘大的事理；如果因母亲而判刑，便是由儿子明确法令，那么为儿子尽道义的人还有什么自容之地？虽然伏法者确实有罪，但对于未被处死者也不能完全不容。我愚昧地认为，可以特别把她流放到远方边裔。”朝廷听从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法令 宋武帝时，司徒王弘与八座丞郎上奏说：“同列官员犯法，并没有士人犯罪而可以不加惩处的科条。然而每到追究责问时，总有人请求诉说。若施加恩典宽宥，法令就会废弛而无法实行；若依事实纠察责罚，众人又会认为痛苦怨恨。应当重新制定制度，使他们心中有所忧惧。”又规定，主管守卫盗窃五匹布，普通盗窃四十匹布，都加以大辟。议论者都认为太重，应当把主管守卫盗窃十匹定为死罪，普通盗窃五十匹定为死罪，盗窃四十匹降为刑，改充兵役。这样已经稍微宽缓，也足以使百姓受到惩戒。请各自陈述心中所想。左丞江奥议论说：“士人犯盗，赃物没有达到弃市标准的，刑罚结束后仍然会因盗赃污名而被列入淫盗之流，清议终身不予宽释。能够承担这种结果，足以弥补过错；听到这种处理的人，也足以引以为戒。若再像普通小民一样，因盗罪被谪罚服兵役，我认为实在太苦。符伍虽然是比屋相邻的编伍组织，但士人与庶民之间实际上隔着天壤。舍藏之罪与士人没有关系。奴客与符伍往来，若有藏匿遮掩之事，可以查知；因此罪及奴客，是奴客自身犯了过错，并不是代替郎主受罪。如果没有奴客，就不应连坐。”右丞孔默之议论说：“君子与小人既然混杂编入符伍，就不能以彼此监察为理由。” 士人与庶民虽然不同，但按道理也有听闻、察知的关系。譬如各官署居于上位，对下属的事情不必亲自参与才可以连坐。因此在发生违法之日，按理就已经相互有关。如今惩罚士人的养子、典计者，大概是因为有诛戮奴仆的道义。这样一来，没有奴仆的人家难道能够安然无忧吗？既然说要恢复士人的身份，就应当允许缴纳赎金。普通盗窃四十匹、主管守卫盗窃五匹，降死刑而改充兵役。虽然大为宽惠，能够舒缓民命，但官员、二千石官以及失节的士大夫有时也会犯法；对他们处以死刑尚且可以，恐怕不能一概改为充兵。我的意见是，这项制度可以施用于小人，士人仍应沿用旧律。”尚书王淮之议论说：“过去我任山阴令时，士人编入伍籍，称为押符。同伍有人犯罪，士人可以不被连坐；士人有罪，则由符伍纠察。这不是士人与庶民实行不同制度，实际是使他们就近接受刑罚、承担罪责。那些出身束修的士人，与小人隔绝，防范监察没有办法；应当针对那些不守法的士人，使他们与普通人发生事务往来，既然同属符伍，所以让符伍纠察他们。当时实行这一制度，并不只是为了一个防范目的。”左丞议论说：“奴客与邻伍相互有关，可以进行检查监察。符伍中有人犯法，便牵连到刑罚，遇事就这样追究，违背实际情理。有奴客的人，大多派遣他们服役，分散在东西各处，留在家中的很少；负责典计的人在家中十家还不到一家。” 那些留在家中的奴客，也要在主人左右奔走，日常行动和所需之物都由他们办理，出门的时候很少。负责典计的人，十家中在家的还不到一家。让奴客因符伍之事被连坐，滥用刑罚的情况必然很多，恐怕不是制定法律使罪责相当、并用于防范的本意。”右丞议论说：“士人犯盗而没有达到大辟标准的，应当宽宥，改充兵役。”这样做虽想弘扬士人、担心他们受害，却没有办法惩罚邪恶；若顺着情理，君子就会违背法令，小人便会受其控制。对上层严厉尚且有人冒犯，何况设置宽宥条款呢？犯罪者或许很多，使他们畏惧法令、改过自新，这才是最大的宽宥。士人与庶民不能不实行不同制度，这是我的不同意见。殿中郎谢元认为，处理事情必须先端正根本，然后才能谈枝节。原本把士大夫编入符伍，是要监察小人呢，还是要让士人受小人监察呢？考察左丞的意见，既说士人与庶民隔绝，那么士人就没有认识庶民的途径；既然在不相识的情况下把士人编入符伍，就是让他们受小人监察。既然如此，小人有罪而士人无事，仆隶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让他们连坐？如果是因为双方确实有往来，重视其听闻察知作用，那么其中的道理仍不充分。为什么呢？名分与实际各有区别，公事与私事所受法令不同。奴仆不编入符伍，是没有公名；百姓的财产属于私有贱业。让没有公名的私贱之人，参与公家有实际责任的事务，公私混淆，名实不相称。由此说来，我认为不应连坐，事情上仍应随其主人处理为宜。” 没有奴仆的士人，不属于这一条例。如果士人本来就是为了监察小人，那么小人有过错，本应已经获罪；而他的奴仆则应按诛戮奴仆的道义处理。这样说来，没有奴仆的士人不应安然无事，让他们因事情缴纳赎金并不荒谬。两项科条所附带的，只是制度的根本。这里本来是辨明两个根本，想使各自按照身份分限办理。至于按我的浅见，应当附在前一条例中，区别士人与庶民，这在道义上更好。”“关于盗窃制度，依左丞的意见，士人最终并不服兵役，幸好可以同样享受宽宥之恩，不必依旧律办理。”众议都认为可以。吏部郎何尚之议论说：“考察孔右丞的意见，士人因符伍之事被连坐就是奴仆有罪；有奴仆的，奴仆承担罪责；没有奴仆的，准许士人缴纳赎金。既然已经承认士人与庶民相隔遥远，那么听闻察知本来就很难，不应以难以知晓之事，按照必然知晓的法律定罪。有奴仆不一定不贤，没有奴仆也不一定不贤。如今奴仆多的人傲然不把王法放在眼里，没有仆役的人却被时代的法网逼迫，这就造成恩惠总是施加在程卓一类人身上，而法令总是加在颜回、原宪一类人身上。按我的浅陋想法，实在不能这样。”谢元说，奴仆不随主人承担名分，名分不明确，确实有道理；但奴仆实际与乡里相互往来，如今完全不追问，恐怕也会有所遗漏。我与左丞的意见相同。王弘议论说：“查考律令，既没有区别士人与庶民；又士人因同伍而受谪罚的，并不是没有，只是受到当时恩典宽宥，所以不全都亲自受谪罢了。” 吴郡以及义兴郡，恰好有许陆一类人，因为同属符伍，便被按二千石官的罪名论处；还启奏丹书，询问会稽士人。有人说，十几年前也有四个家族因同伍之事被责罚，后来因特别恩典而停止处分。但王尚书说，过去从来没有因同伍而连坐的事，这一点我不能理解，恐怕只是他任职时偶然没有遇到此事。”因此，圣明统治天下，士人确实不必担心遭受极大苦难；然而仍须遇事加以论定，通达情理，上达天听。与其造成纷扰，不如近来制定固定科条，使刑罚轻重有节。又考察甲符制度，士人只是不用传递符书；令史免除差役也可以如此办理，彼此共同押领；有人违法便纠察揭发，完全没有等级差别，并不是允许士人置身乡里之外。各项议论都说士人与庶民相隔遥远，不能互相知晓，那么士人犯法，庶民也可以不知道；如果不许庶民不知道，为什么却允许士人不知道？普通小民并不是超然独居、永远隔绝尘俗的人，他们房屋相连，即使平时不往来，最终也自然会听说，不必每天往来才知道。右丞以各官署作比，粗略说中了情形。像襄陵的士人，实际与里巷相通，彼此知道情况；这本应适用于戴冠束带的普通百姓。如今只要称为士人，便不承担小人同伍的连坐，却让小民动辄承受士人的刑罚，在情理和法律上，难道不是很不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