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二

译这五件事，根源在于一心的细微之处，却会流行到四海之大，发展到阴浊肆行、灾害交替发生，最终不过是败坏国家罢了。况且宣和年间的过失，在于下达御笔，专擅施行恩威。陛下天资高明，难道不知道那些相互牵连、爱欲纷乱纠结的事情，往往会因为个人偏见而扰乱中书作为政务根本之地吗？陛下的意思，难道不是说恩旧之情相互交叠，掌握政权而威权恐怕会下移吗？如今恩旧虽然已经停止，但威权不能不收归。于是心念一动，便独自运转万机政务，安然施行而毫无顾忌。宗亲的除授，戚属的升迁，外戚亲属的特别任命，即使是邸第的祈求、恩旧的请托，其中有些并非圣心所愿而不得已为之，但事情的轻重厚薄，实际上都出自陛下的处分。这样岂不是废弃法令吗？天庭的奏状，台府的两造诉讼，有司的琐碎事务，即使有宫中老妇从中经营、宦官干预，其中有些并非圣心所乐，但曲直是非，实际上都由陛下裁决。这样岂不是扰乱政务吗？其他如内批宣谕、章疏批答的节略批贴、台牒的惩戒，这些都是亡国的征候；而宸翰接连不断，言辞气势严厉，使者往来频繁，施行急促，陛下竟不认为这是牵制外朝的疑患。国家的机要所在，没有超出这几件事的，而陛下却全都亲自办理，臣恐怕这样继续下去，便会有轻视丞相的讥议。将来行将相之失又会在今日重现，只是由此开启私下请谒的门路，打开奸邪出入的路径罢了。这种阴浊的政事，和宣和年间相似。宣和年间的过失，在于沉溺近习而忘记长远忧虑。陛下至公无私，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然而感情和宠爱不断转移，政事被私情夺取，往往有人踏上宣和的覆辙。况且在宫廷深处、屋漏之下，谁能没有谨慎独处的修养？臣私下想，陛下对待宫妾一定自有道理。然而声名和事实流传开来，由宫中传到宫外，天下人妄自认为陛下稍有惑溺。即使陛下阅历义理极深、观察事变已经老练，绝无这种过失，但人们的议论却如此。甚至说，一个令萱死了，却不知会有多少个令萱再生；一个飞燕来了，怎能保证不会有一百个飞燕进宫？道路间流传的说法未必属实，但损害圣德之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即使家家户户都长一张嘴，也无法为此辩解。在幽深隐蔽之中，谁能没有省察约束、防范检点的念头？臣私下想，陛下对待宦官也一定自有道理。然而他们陪侍日久，熟悉宫中情况，又善于揣摩上意，有时也会略微参与政事，往往凭一两件事取得外界信任，所以趋附者纷纷而来。即使圣性高明，能够洞察这些人，也未能完全防止他们窃取威福之柄；如果对这种情况玩忽而不加考虑，声势便会增长，趋附者越来越多，过失罪咎也会逐渐累积。宫内的人害怕陛下严厉诛责，便更加设法窥伺察探，以诋毁排斥来操持公议之矛。这种阴浊的政事，和宣和年间相似。宣和年间的过失，在于崇尚土木营造以备游幸。陛下性情喜好恭俭，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然而居处奉养会使人改变，陛下也未能没有喜爱。过去曾兴建龙翔宫，也曾修饰苑囿；以卑宫室的古代君主为标准看，这已经不止是过分了。后来又认为还不够，无故发动新寺营造工程。虽然说费用由御前供给，但大体上施作都依靠科派压榨，规划范围逐渐扩大，工役频繁兴起；砍伐山丘林木，使先朝、后妃、将相的坟墓无处庇护收藏；广泛征收助役钱，使京畿和江浙的肥沃田地有一半被公然夺取。现在又要包占拆除民居，阻塞凿通溪港，穷奢极侈，没有停止的时候。百姓只敢愤怒而不敢说，街巷中只敢怨恨而不敢指责。宦官离开这些事情就无法专擅其中利益，内司离开这些事情就无法满足欲望，于是工程辗转不断，岁月悠长拖延。听说这项工程还没有完，又将转而谋划其他工程：某处的道观正在兴建，某处的祠庙又要开工。朝廷遵奉旨意，曲折周全地办理。百姓听说后心碎胆寒。自古以来，君主兴建土木工程，从《春秋》《史记》到历代史书，都把它记作过失，用来警示万世。如今灾异已经这样严重，斧头砍伐的声音却仍不绝于耳，这都是小人图谋一时之利，把君主置于有过失的境地。这种阴浊的政事，和宣和年间相似。宣和年间的过失，在于任用小人来仇视公议。陛下能够辨别忠邪，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然而心中所倚重的，竟然一心偏向小人党羽；庇护那个靠贿赂进用、再次任用的宰相，使朝廷浑浊混乱达五六年，这是宰相造成的凶祸。公议正请求削去他的美谥，陛下却始终不能忘怀他；老奸巨猾之人盘踞朝廷，妨害忠良达数年，这是台谏造成的凶祸。公议正请求加以降秩责罚，陛下却始终眷顾他。卑琐的官员因依仗宠幸而招致骚乱，本应斥退，如今不但不斥退，反而升迁；贪婪残酷的郡守因贪暴而招致变乱，本应流放斥逐，如今不但不斥逐，反而加以庇护。下至一个受黥刑的卑贱胥吏，既然已经触犯刑法，却又把他从囚禁中释放；一个皂隶，罪行既已公布，却反而庇护他。君主聚集臣民之地，君子不幸被小人攻击，往往一经斥退便不得返回，甚至被讥讽为收取其田宅；小人有时被君子排斥，却总是左遮右掩，免不了表现出保全爱惜之意。于是使阴气盘结于天地之间，使恶人同党在各处滋生繁殖，有的处在京畿附近，有的逃到海边，迷惑人心，动摇国是。这种阴浊的政事，和宣和年间相似。宣和年间的过失，在于泯灭天理而失去人心。陛下能够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然而谋划思虑的细微之处，却没有深入到幽深精密之地，实在令人恐惧。天下有道，公议就在朝廷；天下无道，公议就在民间。意见正确，就迁善改过；意见不正确，也能使君主更加自我警戒、尊崇德行。这些都是触发君主增进德行的机缘，也是培养天下人敢于进言的正气。可是只要一旦仇视进言，侮辱刑罚便随之而来。去年曾经黥刑士人，过失在京兆；今年又曾侮辱士人，责任在朝廷。上面乘一时快意而下令，难免造成今日骤然出现这种忧患；下面憎恶伤害同类，又恐怕将来会有失手杀人的忧虑。即使是小民狂生，因愚昧而做到这种地步，所可惜的仍是朝廷的举动。于是使京畿仿效这种做法，几乎到了与士人为敌、时时谋求胜过士人的地步；郡国听到风声，甚至与士人为仇，最终发展到杀害士人。唉！士人对国家有什么辜负，为什么意向稍有偏差，祸患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

译君主依靠小民来承受上天、延续国命；天下的变故，不在宗族，不在诸侯，也不在奸雄盗贼，而只在小民自身。能够使他们安定，就能把叛离转化为归附；不能使他们安定，就会使他们从安乐转为困顿。其间的差别不能以寸来衡量，却能造成利害悬殊，实在如天壤一般可怕。国家自宝绍以来，内郡百姓从未有叛乱之心。端平年间按田亩征税，淳祐年间括取田地，已经够过分了；而去年的经界一事，危害尤其深重。沿袭吕惠卿手实的旧法，仿效李椿年砧基簿的陋规，残酷搜刮，租税重叠征收，妖邪般的政令摧残百姓，竟到了这种极端地步。边远地区原本也没有离心，清野迁徙、军需科派，也已经够扰民了；而今年钞骑造成的危害尤其深重，空耗山寨储蓄的利益，使淮河一带的百姓尽遭摧残，水边鸿雁尚未安定栖息，百姓离散，实在可怜。林中的燕子没有巢，回去又能栖息在哪里？唉！百姓对国家有什么辜负，为什么一旦发生祸乱，灾害竟会到了这种地步？这种阴浊的政事，和宣和年间相似。水属于阴物，而它之所以成为灾害，是因为阴浊胜过阳明之理，物欲流行而德性之和不能发挥。宣和年间的征候，就是背离阳明而趋向阴暗；如今的征候也和宣和没有不同。宣和年间的灾异，是阴浊之气感应阴沴而来；如今的灾异也和宣和没有不同。造成感应招致灾异的政事与宣和相符，而阴沴之灾甚至超过宣和。臣希望陛下修身自持，鉴戒宣和失政的原因，一心以仁宗为法。在建立政令、兴办事务时，使德性完整而获得阳明的纯正，削弱物欲而不使阴沴胜过阳明，那么上天的震怒可以挽回，天灾可以消除，百姓的生命也可以延续。臣又听说，天圣年间京城发生大水，宰执早朝尚未入宫，忽然传令免朝，王曾急忙附奏说：‘天变十分异常，都是臣等调和阴阳没有成效，怎么可以退回私宅，安然自处？请赶快请求入见，陈述防备应对的方法。’后来谢绛抗疏，也说：‘陛下进用辅弼大臣，都是一时的贤选，但政道还没有兴盛，天时还没有顺遂，难道是辅佐不明吗？还是委任不够专一吗？如果认为是辅佐不明，就应当推诚相待、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如果不是这样，就另行选择贤能。灾异到来，大臣承担责任是可以的。’如今暴水成灾，坊门已经留下讥诮，大臣确实已经缺乏敬辅君上之德，也违背调和阴阳之道了。现在本应拘束自己，上章奏报，承担罪责以堵塞变异，却坦然自我宽解，那还有什么话可说？休假时仍照常私自游乐，退朝早早离去，对外表现得从容自得，和平时没有不同；还在拟定官员差除，彼此替对方遮掩过失，上面轻慢天戒来欺骗圣明，这就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如果说只是崇尚空文，对事情没有益处，那么所谓实际行动究竟应当怎样呢？臣私下认为，最重要的是协同敬辅之心，消除壅蔽。和气能够招致祥瑞，灾气能够招致异变；而不和的征象，就在大臣同堂之内，矛盾纷纷交错，一念之间水火相争，缺乏和谐之义，也没有协同一心的防范，表现到四方，怎么会有肃敬和睦？如果好恶合乎正道，用舍出于真实，不苟且附和，还足以互相补益；万一各自坚持不同意见，各自顺从私情，把喜怒当作好恶，把爱憎当作用舍，那么必然导致政令相互抵牾，上面的是非混乱，党羽彼此壮大，下面的邪正混淆，岂不是纠纷乖戾，变怪更加滋长吗？这就是应当协同敬辅之义的地方。灾异发生而求取言论，是有事实依据的；这样做是为了向下疏通郁结、向内自我警戒，也为了满足陛下乐于听取忠言嘉谋的心意，原本没有什么厌恶畏惧。只是大臣害怕别人议论自己，畏惧众人多言，因而阻止不予实行，使舆情共同郁结。大臣平日自许为贤能，未必有很多过失，也未必广泛谋取奸利，为什么还要压制阻遏，以至于此呢？如今招致怨恨、干犯和气的事情，不止一端；造成灾害、孕育变异的事情，也不止一件。如果不是借助臣民进言，宫门九重之内的情况，怎么能够自行传达？如果不是引导谏诤，草野中的一个普通人，谁肯把话全部说出来？如今即使阻塞下情、遮蔽耳目，臣私下恐怕天变不能被察觉，人怨不能被知道，不加考虑、不作谋划，变故突然从不可预料之处发生，等到惊骇之后才谋划应对，哪里还来得及？这就是应当消除壅蔽之患的地方。假使大臣能够自我反省错误，深深惩戒这两种祸患，协同敬辅之心以弥补调和阴阳的过失，消除壅蔽以消除灾变的根源；又赶快谋划救灾补败之策，以至诚恳切、哀痛怜悯的心意施行，不要因为忌讳遮护而阻碍陛下行善的心意，不要故意设置困难而隔绝百姓想要申诉的情感，务必使恩惠施及饥饿困顿的百姓以招来和气，那么所谓实际行动，或许还可以挽救万分之一。臣内心忧患深重，冒昧进献狂妄浅陋的意见，并非敢于沽名激进，只希望陛下体察臣愚拙而忠诚的心。子才又上奏火灾封事说：‘臣近来恭敬地看到，陛下刚下诏书，以火灾造成灾害为由，命令内外臣僚都可以用密封奏章直言，凡有过失不得有所隐瞒。臣前些日子在经筵两次进讲，因独自列班而得以升任缉熙，曾经推明《复卦》的大义，希望能够帮助陛下修养反省圣德。在贴黄中又略微陈述火灾发生的原因，但还不完备。正要有所进言，陛下已经下达自责并求言的诏书，难道忍心把话吐出又咽回去，不告诉陛下吗？臣前些时候所上关于水灾的奏疏中说：‘九郡的水灾并不遥远；如果因为遥远而忽视它，那么所谓遥远的灾害将突然来到陛下面前。’臣并不是喜欢说危言来恐吓陛下，而是希望陛下知道警戒畏惧，能够把灾异转化为祥瑞。然而诏书刚刚下达，拨给田地、赐予额名的事情已经在新寺中喧闹起来；使者刚刚派出，宫中内宴排当的事情已经接连举行。灾异已经如此严重，陛下却忍心把它当作儿戏，这是把忧患当作乐事，这是对百姓漠不关心。难道陛下认为灾害发生在远方，不足以触动自己的内心吗？远处的九郡，近处的京畿，都是陛下的百姓；百姓身体受到伤害，就如同陛下自身受到疼痛，都是陛下的身体。陛下却全都弃置不问，于是上天开始把原来所谓的水灾改成用火来震动陛下，把原来发生在远方的警告转移到近处。’

译罢免李纲、罢免陈瓘，斥退唐庚、斥退吕颐浩，都是政和、宣和年间御笔所为。如今驳回缴纳奏章、弹劾贵近，便夺去琐闼的权力；上疏排斥大奸，便夺去宰执的职任；顾刻御史，便夺去都曹的官阶；为王留行，便夺去司谏的职任。像这样做，难道不是政和、宣和吗？臣观察私下请谒的危害，它起初大概只是下笔随意、手段滑易；手滑而不停止，近来的所作所为又超过从前，这就是玩忽天灾。玩忽天灾，上天必然震怒而降下祸患。这就是火灾发生的原因。沉溺于近习，宦官最为严重。王黼、童贯暗中怀有异志，动摇国家根本；梁师成、朱勔暗中在内害人，在外结怨。这就是宣和年间的近习。如今内外相通，暗中私自谋划诡秘之事，广泛开设营造工程以启发奢侈之心，甚至与盗贼胥吏结成巢穴，以对抗台谏的衡量；与富民结交，为正直之臣设置陷阱。张设许多罗网，如同罩捕飞虫；广泛布置心腹，如同鬼蜮。所作所为如此，难道不是宣和吗？臣观察沉溺近习的危害，起初不过是顺从迎合皇上的意旨罢了；顺从迎合不停止，近来近习的所作所为又超过从前，这就是玩忽天变。玩忽天变，上天必然震怒而降下祸患。这就是火灾发生的原因。罢免李纲，罢免陈瓘，斥退唐庚、斥退吕颐浩，这是政和、宣和年间皇帝亲笔下达的诏令。如今，对于封驳弹劾权贵近臣的官员，便夺去其琐闼之权；对于上疏排斥大奸的官员，便夺去其宰旅之职；对于弹劾顾刻御史者，便夺去其都曹之阶；对于替王氏挽留行止者，便夺去其司谏之任。像这样做，难道不是宣和年间的做法吗？臣考察私下请谒之害，起初大概只是出于行事放纵。放纵不止，而近来所作所为又超过从前，这是在轻慢上天所降的灾异。轻慢天灾，上天必定震怒而降下祸患。这场火灾就是由此发生的。皇帝身边近习之臣的祸害，以宦官最为严重。王黼、童贯暗中怀有异志，动摇国本；梁师成、朱勔暗中在朝廷内部行凶作恶，又在外部结下怨仇。这就是宣和年间的近习之臣。如今，他们内外勾结，暗中制造诡秘阴谋，广泛兴办营缮，以启发奢侈之心；甚至同贼党结为巢穴，来抗拒台谏的裁衡；同富民勾结，为他们预留门路，用来设置陷害直臣的圈套。他们张设许多罗网，如同罩捕飞虫；广泛布置亲信，和鬼蜮一般。所作所为如此，难道不是宣和年间的做法吗？臣考察近习之臣的祸害，起初不过是顺从迎合皇上的心意罢了。顺从迎合不止，而近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又超过从前，这是在轻慢上天所显示的变异。轻慢天变，上天必定震怒而降下祸患。这场火灾就是因此发生的。土木营造，是祸乱的根本。建延福宫、建和阳宫、建宝箓宫、建保和宫，这是政和三年的事情。如今袭庆宫的架造还没有停止，中兴观的工役又重新开始；延祥观的涂饰还没有完工，西太乙宫的工程又再次兴起。砍伐坟墓树木本来可以禁止，不但不能禁止，主萃之地又同已经离去的奸雄争夺土地，丧失了国家的体统。包占邸第本来可以禁止，不但不能禁止，丈量土地的人又预先指明某户百姓的房屋应当拆除，几乎动摇了小民之心。所作所为如此，难道不是政和吗？臣观察土木营造的危害，起初不过是为了敬神、显示崇奉祭祀罢了；这样做而不停止，近来所作所为又超过从前，这就是玩忽天变。玩忽天变，上天必然震怒而降下祸患。这就是火灾发生的原因。小人，是公议的仇敌。蔡攸不过是一个小人，却信任他、庇护他；郑居中不过是一个戚属，却任用他、保护他。这是大观二年的事情。如今谏长被君子所仇视，便曲意周全地保护他，使他能够保全归来；御史与善类为敌，便尊崇奖励、扶持他的气势。棋盘一动，全局便危险动摇，这是谁的过错呢？刘安世是元祐年间的谏官，曾多次上疏严厉指责杨畏的反复无常。如今不能赶快严厉惩处，反而授予他攻击人的借口，难道不会反过来造成危害吗？孔文仲是清江人，曾严厉指责程颐，后来悔恨不已，以至于呕血。如今严厉责罚某人，却又承袭他的职位，能够不惭愧吗？所作所为如此，难道不是大观吗？臣观察小人的危害，起初不过是仇视公议罢了；仇视不停止，近来所仇视的对象又超过从前，这就是玩忽天变。玩忽天变，上天必然震怒而降下祸患，这就是火灾发生的原因。失去人心，是祸乱的根源。把钱币看轻，钞法日益败坏；以花石扰民，和买的数额成倍增加。这是崇宁、大观年间的事情。如今铜钱的弊病，在于流失和私铸销毁，财源日益枯竭，百姓日益困苦；楮币的弊病，在于伪造和增印，币值日益下降，百姓日益贫穷。被水毁坏的地方，检视减免赋税并不真实；收成中等的郡县，和籴已经兴起。告发、讦奏、献田，广泛实行包占，即使是深山穷谷也受到骚扰。望见青苗便采伐，驱赶压制百姓搬迁，严霜飞雪之时也不曾加以体恤。所作所为如此，难道不是崇宁、大观吗？臣观察失去人心的危害，起初不过是夺取百姓的利益罢了；夺取不停止，近来的所作所为又超过从前，这就是违逆天道。违逆天道，上天必然降下祸患，这就是火灾发生的原因。开启私下请谒、沉溺近习、崇尚土木、庇护小人、失去人心，这五件事看似与天灾没有关系，但一失误就造成九郡水灾，再失误就造成京城火灾，感应如影随形，实在可怕。陛下在这个时候，也知道应当鉴戒了吗？私下请谒不加禁止，已经激成水火之灾。陛下知道畏惧、警戒天灾，就应当痛切地自我惩戒，说：‘从今以后，再不凭一时快意和愤怒行事。’遇到应当办理的事情，就同二三位大臣开诚布公，仔细审订、反复商议，然后落笔形成御批。这样，上天知道陛下的心意，一定能够替陛下消除将来的灾祸。如今火灾之后所做的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内批认为如今廷臣的风气习惯浇薄放荡、文辞浮浅可厌，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仔细观察圣意，大概是想让群臣闭口缩舌，一句话也不说才罢休。认为先朝诸老的文气和平、旨趣简明切要，值得效法，这个说法应当是对的；但详细考察圣意，不过是想让群臣婉转曲从、唯唯诺诺，不要直率激切罢了。引导谄媚奉承的风气，谄媚之气就会熏灼天地；如今又疏浚扩大它的源头，使人更加谄媚，那么谄媚就会更加严重。这种御笔所表现的私意，仍和从前一样。凭这样做想要挽回天意，天能够挽回吗？

译这就叫作笔眚。近习不加防范，已经激成水火之灾。陛下知道畏惧天戒，就应当痛切地自我责备，说：‘从今以后，不再把身边近习当作自己的耳目。’遇到差遣事务，只命令他们传达章奏、准备洒扫，以供宫禁中的役使，不要把政事交给他们。这样，上天知道陛下的心意，一定能够替陛下消除尚未发生的变故。如今火灾之后所做的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对于搜捕琐碎案件，便传宣内降，以激发不平之怒；对于罗织细小事情，便张大声势，以招致屈抑之怨。长期盘踞的人，钻进幸门而不停止；内外勾结、奸邪蛀蚀的人，凭借献媚之道自行通达。铺陈张扬地图，意气挥霍，互相声势凌厉地呵斥称许，谁敢违抗？于是近习的恣意横行，仍和从前一样。凭这样做想要挽回天意，天能够挽回吗？这就叫作人殃。土木营造不加禁止，已经激成水火之灾。陛下遇到灾害而恐惧，就应当痛切地自我惩戒，说：‘从今以后，不再从事营缮工程。’遇到修补工程，若关系宗庙社稷而不得不做，类似《春秋》记载筑城修城之事，就应当斟酌国家财力，考察具体情况，确实不得已之后才实施。各项劳役都应记明时日。这样，上天知道陛下的心意，一定能够替陛下消除将来的变故。如今火灾之后所做的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开拓天街、疏通火巷，意图不能说不美好，但平民欢快地议论说：‘这是为了给龙翔宫增筑而设置的。’开凿疏浚渠沟、储积雨水积涝，考虑不能说不长远，但市井私下议论说：‘这是为邸第修筑堤防的计策。’骊山征发役夫，昭应宫动用斧斤，声称暂时停止，其势头却正盛。这就是土木营造的危害，仍和从前一样。凭这样做想要挽回天意，天能够挽回吗？这叫作木妖。庇护小人，已经激成水火之灾。陛下认为天灾值得畏惧，就应当痛切地改过悔悟，说：‘从今以后，再不庇护小人。’凡有仁德贤能而可以信任的人，就应当倾心任用，专意搜求荐举，不可把他们同奸佞小人混在一起。这样，上天知道陛下的心意，一定能够替陛下消除将来的灾异。如今火灾之后所做的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表面升迁而暗中夺取，以造成小人难以防范的形势；突然召见又立即阻止，使贤能之士怀疑陛下想要他们前来的心意。已经离职的臣子中应当留任的人，要反复下令六七次以保全恩礼，却不知道能否像范纯仁救苏辙、虞允文救陈俊卿那样恳切进言？尚未离职而进言揭发奸邪的人，接连上十多道奏章来排斥奸恶，却不知道能否像欧阳修写信责备高若讷、县令陈并上疏进言董敦逸、郭知章那样恳切周至？喜欢好人所厌恶的，厌恶好人所喜爱的，这难道不是把否、泰颠倒了吗？邪正倒置，于是怀疑君子而庇护小人，仍和从前一样。凭这样做想要挽回天意，天能够挽回吗？这叫作人孽。人心不能挽回，已经激成水火之灾。陛下认为天变值得畏惧，就应当痛切地自我修省，说：‘从今以后，再不把小民当作草芥。’遇到应当抚恤的人，就以恻隐之心施行仁德，以哀怜体恤之情使恩惠得到信实，不可压迫、剥夺他们的生计。这样，上天知道陛下的心意，一定能够替陛下消除将来的灾沴。如今火灾之后所做的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物价低落，已经成为百姓的祸患；如今虽有称提钱币的命令，却不能放宽商税来招致和气。铜钱日益荒废，已经成为百姓的危害；如今虽严禁私铸销毁，却不能平抑物价以救目前之急。即使有内帑现钱的赏赐，分发却多不均匀，凭什么安慰那些像哀鸣鸿雁一样无处归栖的百姓？即使有诸库支给犒赏，分发仍未遍及，凭什么安慰那些焦头烂额、日夜劳作的人？下至竹片、木料等物，都是百姓赖以遮蔽风雪、维持生计的东西；但邸第豪强喧闹着强行占夺，市井百姓不敢争夺。残破的茅庐屋舍，是百姓赖以勉强度过每天、免受冻饿的地方；但命令严厉，突然要拆毁它们，无处申诉的百姓又能向哪里诉说？于是人心惶惶不安，仍和从前一样。凭这样做想要挽回天意，天能够挽回吗？这叫作政癖。九郡水灾，是上天借此警告陛下，也是陛下修身反省的一个机会。陛下玩忽不止，已经激成先前的灾害。焚烧御街的火灾，上天又借此警告陛下，这是陛下修身反省的又一个机会。陛下如果又加以玩忽，就将激成其他变异。天难道可以玩忽吗？灾变难道可以一再发生吗？况且臣考察历代典籍，大概这是火德将要衰败的征兆。臣请求痛哭着为陛下最后陈述：商丘这个地方，自唐代阏伯、商伯、相土以来，实际上主管大辰并祭祀大火。我宋接受天命，兴起于商丘，气运相承，确实感应于炎德。太祖建立国号，高宗中兴，都应天顺人而发生在这里。所以火德兴盛、君王兴起时，火灾潜伏而隐晦；火德衰败时，火势泛滥炽烈而一同发生。从前晋国士弱说，商人考察其祸败的端倪，常常从火灾开始。这样看来，火灾作为一种征象，对于国家运祚的兴亡确实有关系，这是很明显的。如今第一次出现，成为辛卯年的灾害；第二次出现，成为丁酉年的灾害；第三次出现，成为今天的灾害，何况一个晚上竟接连出现三四次呢？楚国灭亡陈国那一年，晋国史赵说：‘陈国是颛顼的后代，岁星运行到大火之次，所以最终灭亡。’如今岁星运行在析木之津，恐怕还将再次由此发生。第二年陈国发生火灾，郑国裨灶说：‘陈国属于水，火是水的配偶；按照五行相生的次序，岁星五次运行到大火之次，之后陈国就会灭亡。’陈国是太皞的旧墟，属于火。宣和年间的水灾与崇宁年间的火灾，密集出现、接连发生，这是火德在中途衰微，已经激成靖康之变。如今夏天的水灾与今年冬天的火灾前后相继，这是火德逐渐衰败，难道不会激成将来的变故吗？臣所害怕的正是这个。陛下如果把宗庙社稷放在心上，大为悔悟，不要认为上天极其遥远，而一定设法感动它；不要认为这五件事彼此无关，而一定设法使它们平和。假使把崇宁、大观、政和、宣和年间不好的政事全部消除，不留余害；又向上想到国嗣尚未册立，向下想到奸邪正在窥伺，把臣前后所进的奏疏以及诸臣的奏疏都深刻反省、赶快醒悟，早日确立皇储，以维系天下人心，那么事情还可以挽回。何况资善堂已经落成，距离龙楼问安之地已经很近；

译教谕人选已经遴选，得到范仲、朱震这一类贤者；推举任用并施行，也不是什么难事。只希望陛下深入思考，赶快在明年改元，讲求并实行这些礼制，使匕鬯由皇储主持宗社祭祀，使辅翼之臣遍布四海；问安寝处、问候饮食，蔼然具有周文王世子孝、仁、礼、义的风范。这样天与人相互感应，宋室就会兴盛，又怎么会突然灭亡呢？难道真会像史赵、裨灶所说的那样吗？臣说到这里，血泪都已流尽，只希望陛下记在心中，以开启我宋宝祐亿万年无疆的美好福运。子才又上奏说：‘臣听说阳气失去节度，火灾达到极盛，阴气便由此产生。阳属于火，而大臣是调和阴阳的人，本来确实不能推辞自己的责任。然而既然已经失误，就应当寻求补救的方法。从前子产辅佐郑国，发生火灾时，难道也只是把责任推给上天而不在人事上寻求补救吗？如今看《春秋传》所记载的情况，说火灾发生，子产便派人巡视各处屏障，登上高处迁移、主持、开拓并警戒；司宫、府人、库人各自警戒自己的事务。司马、司寇排列在防火通道，因害怕而有所准备。君子因此知道当时的政事已经整治完备：在国都北面除灾，在玄冥处禳祭，在四面城郭向回禄祈祷，又大规模修筑社坛以振作、消除灾害，并且能够有所警戒；君子因此知道当时的礼制。子产下令记载被焚毁的房屋并放宽其征税，发给木材，又简选士兵进行大规模搜查。子太叔的宗庙将要被毁，子产早朝经过那里，又派人制止。内心忧虑却不至于悲伤失态，君子因此知道他的仁德。像这样，正是大臣救灾所应当效法的。前些日子的火灾，官员们谦让推诿于救火，幸而没有发生其他变故罢了。假如发生令人惊骇的情况，臣不知道还能怎样处理。政务实在太不像样了，即使从事禳祭，也只是讲求虚文，而救济灾害的实际行动却没有真正哀怜恻隐的心意。如今竟然突然下达命令，从某处到某处，要全部挖成壕沟作为河港；又从某家到某家，要全部夷平作为火巷。已经烧毁拆除的房屋要夺取，尚未烧毁拆除的房屋要拆去；已经烧毁拆除后重新建造的，又要再次撤毁。唉！上天已经降灾于他们，人却又做出这种事来加重灾祸，这是多么残忍！又是多么加重不幸！无处申诉的百姓怨恨诽谤遍布道路，这是朝廷应当思念的事情。天变刚刚发生，百姓怨恨已经到了极点，应当竭力恳请暂缓讨论和施行。此事虽然出自宣谕，却未必不能挽回；但大臣们害怕违逆圣意，竟闭口不说一句话。子产记载被焚毁的房屋并放宽其征税，从未听说他毁掉房屋又夺取土地；子产对于子太叔的宗庙尚且不忍毁坏，从未听说他忍心对陷于困顿的百姓却不加抚恤。这怎么还能说是仁德呢？况且百姓议论纷纷，都说：‘这是为了龙翔宫罢了，是为了邸第罢了。’那么尤其不能不竭力争辩。如果只是顺从上意，命令一出便只知执行，使怨恨聚集到君父身上，使祸患结聚于国家，那就不只是愧对子产而已。晏子曾告诉他的君主说：‘征收赋税没有限度，宫室天天更改；内宠的妾在市场上肆意强夺，外宠的臣在乡里僭越发布命令；百姓困苦，夫妻都在诅咒。有人说诅咒有好处，但诅咒也会造成损害。’ 聊摄以东、姑尤以西，那里这样的人多得很。即使善于祈祷，难道能胜过亿兆百姓的诅咒吗？唉！晏子这样爱护他的君主，这种程度的臣子也会感到惭愧。陛下是尧舜般的君主，二三位大臣难道忍心不以子产、晏子侍奉君主的方式来侍奉陛下吗？臣冒昧献上愚忠，不知道避讳。宝祐二年，子才任起居郎，因灾异上奏说：‘臣曾经读史，看到前代灾异多次出现，虽然感应的原因不同，所对应的结果也有差异，但没有不走向灭亡的。考察汉朝建宁以后五十二年间，出现日食三十四次，大地震十次，水灾五次，螟蝗四次，彗星九次，大雨雹三次，雨水灾两次，大疫三次；还出现地裂、青蛇出现在御座上、大风雨雷电使南宫灵台遭灾、侍中寺雌鸡变成雄鸡、黑气落在温德殿庭院中、青蛇出现在玉堂殿庭院中等灾异。从六月下雨到九月，从四月不下雨到十月，都是一个人造成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古今灾异发生的频繁程度，没有比这一时期更严重的了。究察其所以然，都是由实际施政招致的。如今五十二年中所见的灾异，反而超过了它。杨赐认为这是皇天降下谴责警告的征象，蔡邕认为各种灾异都是亡国的怪异，这难道会是没有感应招致而自然发生的吗？详细考察当时的情况，有西邸卖官之事，有苑囿土木之役，有党人五属的禁令，有宦官专擅国政的谋划，有黄巾军侵犯北宫的祸患，有鲜卑侵犯边境的骚扰，有奸雄窥伺帝位的图谋。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这些气都属于阴，它们的同类也都纠缠于阴。属于阴，气就盘结于上下而不能解开；纠缠于阴，同类事物就布满上下而不能解除。因此，二气五行的流布，日月星辰的运行，风雨霜露的凝结，雷雹虹电的发生和停止，山川草木的变化，一旦遇合，就会成为祸殃、灾眚、灾害、怪异、变异、妖气，彼此相应如同影子随着形体、回声随着声音，大概有许多是不期然而自然如此的。臣读史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为东汉末年的情况扼腕痛恨。如今国家的征候，不幸也类似这样。自从崇尚德行、轻视财货的风气不见于君上，天下人便大都把进奉作为求取富贵利达的工具；自从茅茨土阶的俭朴不在君上彰显，身边近臣便大都借土木二字耗费钱财、损害百姓；自从显扬忠臣、进用良才的德行不在君上受到崇尚，阿谀奸佞的臣子便常常以喧闹争竞、结党比附作为媒介，来毁害忠贤；没有不是正直之人的议论被暗中废弃、败坏纪纲，而近侍反而把宣谕、节贴当作寻常之事。假如不愿意让‘羝羊触藩’之类的风气消失，反而因负重乘车招致盗贼，那么贪官污吏就会常常被拿来作为借口；恢复边境、进军屯驻，是中原应当做的。自从这种政事不加修治，敌国外患反而凭借这些作为压缩国土、驱赶百姓的计策；任用贤能，是朝廷应当做的。自从相互猜疑忌惮彼此叠加，奸雄之徒反而窃笑这种局面，把它作为窥伺神器的资本。这正是天命离去、不再眷顾我国，天变显现、不再仁爱我君的原因。

译因此，荧惑星扰动灾祸，正运行到斗宿，而太白星又在白昼出现了；火星逆行，正侵犯权星，而太阳又有晕气运行到壁宿。榆柳取火刚刚更新，才降下飞雪，夏天的霜又落在麦苗上。太阳附近屡有妖怪，时时显现形象，而讹传又接连逼近。尤其是六阳之气渐渐盛大，一阴之气尚未产生，却反而发生妖孽。雷是上天的号令；自四月以来，天地闭塞，没有听到震雷的声音。太阳是君主的象征；自四月以来，常常云气喷涌、飞雨降落，却没有见到阳光明盛的征象。风是万物假借以盛大的时令，并凭借它生长养育；自四月以后，风从西北吹来，大多带有肃杀的威势。寒气是万物归根的时令，也是草木凭借以萌发芽蘖的条件；自四月以后，阴气乘凌阳气，大多成为持续寒冷的惩罚。汉朝末年的灾异还只是接连出现，五十多年之中，今天的灾异却一齐聚集在三、四、五月之内。难道天地运行一向受定数拘限，而恰好如此吗？归根到底，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感召了它们。感召它们的是什么？就是臣前面所陈述的七件事。请允许臣先向陛下说明汉朝所以失政的原因，然后再说明今天应当引以为鉴的事情，可以吗？考察光和元年，开始开设西邸卖官；又考察中平二年，皇帝在西园修造万金堂，把大司农的钱财缯帛引来，满满堆积在堂中；又命牧守、茂才、孝廉升迁授官，都责令他们捐助军费和修宫费用。凭大汉这样堂堂的天下，所缺少的并不是财物，却急急忙忙地采取如同穷人聚敛钱财的办法。当时群臣全都闭口不敢说一句话，只有吕强上疏极力进谏，认为中尚方掌管各郡的珍宝，中府积聚天下的缯帛，西园又取用大司农的储藏，调取财物使广大百姓困苦，耗费很多而进献很少，奸吏在外面使百姓困苦，百姓因此受害，而皇帝却不加省察。于是天下荡然，人人认为凭借财货贿赂便可以获得富贵，污秽的德行昭著流传，恶名声传遍四方，这不是好的征兆。今天的征兆，不幸也类似于此。自从宫中创设进奉财物的机构以来，能够排开金门、进入紫禁宫阙的人，几乎都进献无边无际的巨额财物。自从左右近臣有了传达圣谕的说法以来，能够使中书、尚书各省和御史台、府衙受到扰乱的，几乎都是双方争讼而不公平的事情。臣曾退下来观察陛下近来的几件事，例如收回更换文书的御批，以惩治假托圣旨；清空刺字徒犯的窝藏之处，以洗清奸邪牟利之事。天下都知道陛下的本心，并不是急于求取财利；然而请托求情的毁谤还没有完全洗清，这是因为左右近习之人早晚奔走营求，不能不成为圣德的累赘。钱财之神成为妖怪，阴气成为灾气，灾变的召致，难道是由于这个吗？考察光和三年修造罔圭灵昆苑，又考察光和五年修起四百尺高的楼观，又修缮南宫玉堂，铸造铜人。大汉的储蓄这样丰厚，难道它的力量还不能修建一座苑囿吗？然而杨赐认为，先王修造苑囿，连割草放牧的人都可以来；先帝修建上林苑，奢俭得当。如今却废弃田园，驱逐居民，蓄养禽兽，恐怕很不符合保育百姓的道义，而皇帝却不加省察。于是小人放肆地趋附，以为这样没有害处。奢侈之心一萌发，祸患的根源便扩大了，这不是好的征兆。今天的征兆，不幸也类似于此。自从汉文帝卑宫室、露台节俭的事迹不再流传以来，修建路寝、应门，都极尽山节藻棁的雕饰；飞阁、桂宫的奢华还未消退，修建太一宫馆、扩建龙翔宫，都极尽高大华美、屋翼飞翘的制度。然而还说这是用壮丽来显示威严，是举行禊祓来办理禬祷。至于装饰灵台，则是奢侈靡费以供自己享受；修建妃嫔宫舍，则是沉溺于宠爱而自我损耗。臣曾退下来观察陛下的本心，例如舍弃水衡都尉所积的财物而不取用大农的钱藏，可见陛下并非没有崇尚节俭的意愿。可是左右近臣的话一经传入，便达到穷奢极欲而不能停止的地步。又如封护前代妃嫔的坟域，申明禁止砍伐功臣墓旁树木，这说明陛下本来并不忍心砍伐；但七萃之人的话一旦被采纳，便砍得丘陵秃尽而不知道停止。树木变妖、百姓惊怪，所到之处都成为灾气，灾异的发生，难道是由于这个吗？考察建宁二年，又恢复治理钩党，杀死前司隶校尉李膺等一百多人；又考察建宁五年，杀死永昌太守曹鸾，再次审查党人，并禁锢五服以内的亲属。凭大汉巍巍的天下，却天天同有志之士和仁人相仇，甚至用禁锢来限制他们出入，用杀戮来断绝他们的后代，这不是好的征兆。今天的征兆，虽然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然而冒犯君颜、敢于进谏的人，多半在民间；大都能兴办事业的人，有的居住在山林涧谷之间。朝廷却把是否结党作为任用和罢黜的标准，把是否沉默或激切作为去留取舍的标准，所以舍弃、罢黜的未必都是不肖之人，任用、选取的未必都是忠贤之士。即使暂且束缚维系他们来维持今日的局面，也不过是片刻的表面恭敬罢了。他们这样做，虽然未必达到杀前司隶校尉、杀永昌太守的程度，但推究其用心的阴险，往往超过了重新审查党人、禁锢其亲属。忠义之士缄默不言，愤懑之气郁结，灾异的发生，难道是由于这个吗？考察中平元年，杀死中常侍吕强、侍中向栩、郎中张钧；中平二年，封宦官张逊等十二人为列侯；中平三年，任宦官赵忠为车骑将军；中平五年，任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等七名校尉都受蹇硕统辖。宫廷内的宦官腐朽卑劣到了不值得挂齿的地步，对忠臣却加以杀害，对讨伐贼寇的人却授予爵位，对以勇健武略著称的人却亲近任用，这不是好的征兆。如今北司的势力，不幸也类似于此。他们制造威福，就凭奴仆的卑贱身份驱逐天子的台臣，凭交结关系的丰厚庇护将帅之臣的童仆子弟；他们贪好货财，就使每日进献、每月进献的贿赂得以通行，有时恩宠竟施加给侥幸越法的人；对于操守之士献田献钱的讼案，正当的道理往往反而受到压抑。中书是政务根本所系之处，一有宣谕，便迅速发号施令、呵斥叱骂，即使屈辱大臣的体面也不顾；七萃殿司所管辖的事务，一遇救火般的纷乱便争夺喧闹，甚至抛掷瓦石，伤了主帅的额头也不顾惜。凌犯官阶等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假如再让他们掌握兵权，将会怎样？他们的恶毒流布乡里，威势震慑朝廷内外。人人都知道北司有可以使人获得富贵的势力，却不知道真正掌握这种权力的是君主；人人都知道北司有可以夺取官命的理由，却不知道朝廷才真正掌握裁制之权。他们口中含着天子的法令，手中握着君王的爵位，即使十常侍那样横行、八校尉那样部署，也不过如此。气势盛大猛烈，威势震动而任意妄行，灾异的发生，难道是由于这个吗？

译考察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在先零地区起事，凉州群盗也起兵，北宫伯玉等反叛。第二年，敌寇侵犯三辅；初平三年，黄巾贼侵犯兖州。天下的祸患不产生于外部，全都产生于内部。护军司马傅燮上疏认为，邪与正不应共同治理国家，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器物中一样；应当考虑实行诛灭四凶的举措，迅速施行诛杀谗佞之人的刑罚，那么善人就会思求进用，奸邪凶恶自然会止息，但皇帝却不加省察，这不是好的征兆。今天的内部祸患，不幸也类似于此。荻浦的贼寇尚未平息，长兴又纷扰不安；平江的盗贼刚刚平定，宜兴又道路阻塞、交通不通。贼寇分据要地，抢掠平民，船只因此不能通行，百姓因此被俘虏。人人都说：“捕盐的法令严厉，百姓无所措手足；贪吏的毒害流布，百姓有时不能心服；政令不能公平施行，百姓有时受到激发而作乱。”这些说法固然是这样。但愚臣认为，邪正混杂，是非颠倒，奸赃而辱没台臣的人不被杀戮，反而有志之士在清明之世受到屈抑；骄奢而误国的将帅不受惩处，反而修身自持之士在当世遭到憎恶。愚昧小儿凭借从槖之职贪享荣宠，贪婪的将帅却在名都传播毒害。朝廷办事既不能合乎百姓的心愿，郡县长吏又有足以激起他们愤怒的行为，于是人人怀有轻蔑侮慢之心，家家积蓄愤懑苦闷；只要一声呼喊，锄头、耰、棘矜等农具都可以拿来向上级报仇；只要结成盟约，江、泖、沟、港之地都可以煽动同类响应。祸衅从宫墙内部发生，却连累天下四海，这正是傅燮所忧虑的。阴气积聚成熟，怨气充满，灾异的到来，难道是由于这个吗？考察建宁六年，鲜卑侵犯幽州、并州；从此以后又侵犯三边、辽西、酒泉，并侵犯幽州、并州而进入北地，没有一年不发生。蔡邕提出建议说：“边疆的祸患，只是手足上的疥疮；中原的困苦，却是胸背上的恶性疮疽。”如今郡县中的盗贼尚且不能禁绝，何况这些外虏怎么能够降服？这不是好的征兆。如今国家的祸患，不幸也类似于此。山东的军队已经困守旧海一带，却常常谋划乘一苇之舟趋赴浙江；秦、巩的军队又在旧利一带筑城，却天天有增兵屯驻、图谋蜀地的计划。两支军队遥相对峙，志向不在小处，而漠北的敌人又派遣议和使者来到我边疆。大规模出兵侵伐我国土地，却派使者来索取我国的金帛，可见他们的用心，是把战争当作实际行动，把议和当作欺骗计策。假如姑且听信他们议和而把它当作诱饵，那么他们得利而我方受挫，未必能够派出六总管绝漠的军队，接受黄金鹅的进献。假如委曲顺从他们的和议而把它当作信约，那么他们以诡诈对待我们正直的一方，未必不会落入平凉劫盟的计策，从而丧失泾、陇、邠、汧等地。妖异的气氛遮蔽太阳，杀气冲上云霄，灾异的到来，难道是由于这个吗？考察初平二年，袁绍驱逐冀州牧韩馥，自己统领冀州，并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初平三年，黄巾贼侵犯兖州，杀死刺史刘岱，曹操进入并占据兖州，派使者上书。自古以来，奸雄窥伺时机，看到我国有弊病，便乘机借势，假托公义而行私事，收拢离散的人心，然后实现自己的图谋，这不是好的征兆。今天的形势，不幸也类似于此。那个大奸之人屈伏在海滨，日夜盼望天下发生变乱，以逞其掌握国权的野心；有时运送金银玉帛来收买谏官，有时托付朋友、煽动仆从来结交士大夫。人们看见天下的形势浮动而未定，便说肩负重任的人没有谁能超过这个奸人，于是称颂他的功劳德行，这些文字都出现在玉堂考试的文章中；又拟定陈述十条极端意见，想在排云叫阍之时求得上达，只希望君心容易转变，哪里想到国事可能因此忧患？奸党同伙逃窜潜伏在京畿附近，善于交结，有的给旧日属吏写信，让他们在京师替自己宣扬声誉；有的暗中唆使旧日胥吏，疏通显明关系。人们看见京兆的职位一年中多次更换，便说弹压要害权力没有超过这些人，于是达官贵要常常在御座之前荐举他们，刑臣、宦官也在宫禁深处称道他们；只希望暗中改变皇帝的听闻，哪里知道宗庙社稷可能因此危亡？阴邪之类纠缠绵延，异样的气息充塞四方，灾异的到来，难道是由于这个吗？臣遍观东汉末年的情形，征候如此，变异如此。假如当时的将相大臣，忠诚足以取得君主的信任，谋略足以制约天下的动荡，就一定能够崇尚义而抑制利，以惩戒上天的谴责；就一定能够清心寡欲，以停止土木工程；就一定能够开诚布公，以解除钩党之禁；就一定能够深谋远虑，以遏制宦官的势力；就一定能够爱护国家根本，以平息黄巾之乱；就一定能够厉兵秣马，以平息鲜卑之患；就一定能够观察时势、通达变化，以遏制奸雄的阴谋。可惜陈蕃、窦武虽然能够同心协力来辅佐王室，却不能用谋略来完成事业；虽然能够聘请征召名贤参与政事，却不能等到他们稳定局势。此后刘嚣、唐珎、张颢等人曾经掌握国权。然而他们的过失在于输送西园的钱财；忠诚敢谏如阳琳，切实正直如杨赐，才学如荀爽，虽然因当时的声望而被推举，越级居于显要职位，却都不能免于祸患。因此，七件事的过失不能得到挽救纠正，灾异的到来不能消除平息，汉朝的基业由此衰败，汉家的鼎器也因此丧失。这难道不是当时大臣的罪过吗？如今天下不幸而有七件事的过失，如果不大力悔改警惕，痛切地自我约束、削除过失，那么一祖十二宗托付下来的基业，凭什么把天命永久保持到无穷无尽呢？难道还能处在安乐之地吗？因此臣希望上至九重宫阙，陛下努力实行善政，不再重蹈从前的错误；下至朝廷，群臣努力进献忠言，不要顺从违背皇帝本意的上疏。应以西园的过失为鉴，尊崇德行、崇尚义理，以此教化天下；应以灵昆苑的过失为鉴，崇尚质朴、崇尚节俭，以此为天下先；应以党禁的过失为鉴，推举尊崇俊杰贤良，使天下获得福祉。中常侍纵横跋扈的情形可以作为鉴戒，不应再走旧路，形成虎视眈眈的局面；黄巾贼寇抢掠的情形可以作为鉴戒，不应再沿袭旧日祸患，使宫墙内部的灾祸积聚成熟；鲜卑盗掠边疆的情形可以作为鉴戒，不应再显出软弱的样子，引起敌人希望乘乱而入的念头。这样，阳明之气得到施用，天理日益彰明；阴浊之气消散，人欲日益止息。将会看到上天不再发生变异，百姓不再患病，日月星辰运行正常，寒暑也平和有序。否则，没有同心协力的美德，只有弥合宫廷与外朝裂隙的私心；没有聘请征召名贤的举措，只有喜欢任用机敏尖锐之人的心意；没有以忠谏、切直、才学著称的人，反而有用隐晦言辞迎合上意、凭小聪明谋求私利的过失，那么上天的心意已经改变，难以挽回；天灾已经消退，却又重新发生，难道不会加重东汉末年的忧患吗？臣怀着微小而朴实的忠心，看到这些巨大的灾异，便冒昧倾吐忠臣胸中的话，稍稍抒发鲁女般的悲痛。长期积聚的愤懑显现出来，血泪一同流下。只愿陛下以社稷为念，特别加以采纳选择。

译三年，子才又论述雷雨变异的奏疏说：“臣听说，人心之中，是君主面对苍天的地方。内心以敬慎为主，上天一定会保佑；内心放纵到了极点，上天一定会发出警告。天人感应的机理，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随着声音一样迅速。并不是上天本来就一定要发生异变，而是敬慎或放纵的念头一有分别，灾祸或祥瑞的应验便随即到来，实在可怕。去年举行明禋祭祀，陛下在宫廷之中极其谨慎，唯恐稍有失误，所以行事的晚上、恭敬谢神的早晨，雨过天晴、景色舒展明朗，保佑和顺接连到来。天下百姓都说：‘陛下一念之间如此谨慎畏惧，所以天在上面有所感应，人在下面感到喜悦。’这时的作为，即使尧、舜、汤、文，也不会超过这样。假如陛下继续光明发扬这颗心，时时谨慎畏惧，没有一丝一毫的间断，那么上天的眷顾保佑就会常如祭祀上帝之时。陛下习惯于眼前的安逸，竟不知道自我警戒，日积月累，奢侈之心渐渐产生，欲望的念头渐渐兴起。到了今年春天，奢侈欲望的念头像烈火一样炽盛，有增无减。近来元宵灯夕，宫中安排各种娱乐，昼夜不停；据传闻所说，场面极其炽盛。有进献琉璃亭子的，有进献琉璃葡萄架的，有进献琉璃木犀棚的，奇异的形状，不容易一一说尽。水陆珍奇鲜美的食物全都汇集，先前的花果也成双成批地进献。教坊乐队、街市傀儡出入宫门，嘈杂喧闹，几乎无法计算。这样的行为已经难以给后人作榜样，却还说不过是嬉戏罢了。尤其是召集京师的娼妓，群体歌唱、交替应和，各自施展技艺，在深宫幽暗的宫殿之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即使传闻之中有些并不真实，但上自百官和士族，下至乡里平民，私下议论圣德的事情已经数不胜数，即使想制止，也不可能了。娼妓和优伶是下贱之人，是天下最污秽、最猥亵的事物，世人把她们视为不是正常的人。稍有自爱的人，尚且不敢接近，谁能想到万乘之尊的君主，在深宫之中，竟使这类人浓妆艳饰，争相施展奇技淫巧来博取一笑呢？陛下的六宫本来并不缺少人，为什么竟降低身份选取到这种地步？这件事，不仅祖宗没有这样的家法，即使在宣政年间那种污浊混乱的时代，也未曾有过这样的举措。这一定是貂珰之类的人愚弄迷惑陛下，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貂珰小人不识大体，有什么值得过多责备的？可惜的是，陛下作为三十多年清静无欲的君主，一旦被他们误导，竟使平生一贯的操守在这里毁坏了。陛下尊贵地成为天下之主，奢侈自得，产生了轻视天下的心，自己以为一世之中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于是无所畏惧，放纵情欲、穷极享乐，却不知道上天虽然遥远，却从未不在陛下身边，在升降之间注视着您。歌宴刚刚散去，春季祭祀便戒备森严；欲望的念头还没有衰退，敬慎之心又在哪里呢？所以车驾已经出发，天气还很和暖，到了半路，雨忽然随之而来；事情已经回到宫内，晴色又重新出现。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放晴，在片刻之间变幻，仿佛上天是有意这样做的。这距离灯夕才隔了一夜。到了二十一日，接连有雷声突然震响，隐约有声；第二天，夜漏下二十刻，雷霆大作，整夜轰鸣，上天威严所降临之处，实在令人恐惧。这距离灯夕才五天。由此看来，一个念头稍稍奢侈，上天便用雷雨的变化来回应，人的奢侈放纵不可如此。虽然如此，君主可贵的并不是没有过错，而是能够改正过错。有过错，是上天必然警告的；改正过错，是上天长久保佑的。这一道理明白昭著，不可欺罔。从今以后，应当更加保持夙夜警惕之心，增加如履薄冰的戒惧，重申告诫左右近臣，立即施行禁止断绝的措施，不要让貂珰无知的话再次迷惑圣聪，也不要让娼妓这类污秽之人再次玷污宫禁。” 这样，上天的意旨一定会回转，保佑和顺一定会到来，这也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一个重要契机。否则，上天的震怒还没有停止，将要降下大灾来困扰我国，不只是一次雷雨变化而已。臣忠于并爱护陛下，并不是敢于幸灾乐祸，也只是希望陛下稍稍觉悟，停止断绝这种念头罢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二。〔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三。明代杨士奇等撰。灾祥。宋理宗淳祐六年，秘书郎高斯得应诏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日食造成的灾祸本来就不是小小的变异，在今天尤其可说是不同寻常。若按年份来说，恰好在丙午年，这是国家所谓阳九之厄；按月份来说，这是所谓三始，是前代所厌恶的；按日期来说，朔日为辛卯，是《诗经》作者所认为可耻的。各种灾害的征兆互相参合，过错已经明显。何况日食之前，阴云连日积聚，忽然在一天放晴，上天谴责告诫的意思显然明白，简直如同当面训诫。日食之后，残余的日光一直到天黑，光明不能恢复；询问众人的意见，实在不是吉祥的征兆。陛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考察旧有典章，预先思考用来修养自身、端正政事、防止阻塞重大灾变的办法：停止元旦朝会而不讲贺仪，避开正衙而不临御，推辞寿觞而不举饮，再下明诏，广泛求取尽情直言。圣心忧劳，群臣震恐。臣有幸以浅薄的资质充数于朝班，怀着想要效尽愚见的心愿已经很久了，怎敢不奉诏而全部陈述呢？”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斥退奸魁，更新政治教化以来，日夜刻苦自励，想要惩戒革除过去的弊病，改订各项政务，不是做得不周到。然而施行了一年多，考察它的成效，却茫然如同捕风捉影，竟没有什么可以稍稍安慰天下人的期望。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大奸之人贪恋权力，巧妙经营，企图夺回权位，将要实现其三代掌握君命的野心，包藏着睥睨天下的志向。陛下警觉地醒悟，凭独断之力将他退罢，这是对的。谏官和御史交相上疏揭发他的罪恶，有的请求把他流放到荒远之地，有的请求勒令他退休，有的建议夺去他的制诰诏命并毁掉。陛下如果实行他们的建议，也足以明白显示自己的意向，消除群臣的疑虑。可是竟把这一切都搁置不宣布，时间久了，众人的议论仍未停止，然后才勉强传下谕旨，委婉地告诫奸人，使他在袭经之时妄自提出辞官请求，因而降下祠禄之命，姑且敷衍人言，抱持保全之意，把他保护得如同捧着美玉。过去蔡京被罢去，让他退职，又削去他的十一项官职，将他贬谪到杭州；凡是他的乡里、姻亲、朋党，如宋乔年、叶梦得、林摅之流，全都驱逐，不许亲近。人们以为皇上的意志坚定，不可改变。谁知不到三年，他又重新居于相位，穷凶极恶，终于酿成政和、宣和年间的祸乱。如今罪状同蔡京相等，惩罚却丝毫没有伤及他的利益。又有奸人贪图他的重贿，害怕他的甜言，于宫廷机密之中日夜寻找机会，暗中为他铺路。因此讹言一并兴起，善类离心离德，认为圣意难以揣测，而大奸之人必将回来；王莽、董卓、曹操、司马懿之类的祸患，恐怕将有不忍说出口的后果。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战栗不安。皇太子尚未确立，国家根本长期空虚；近年以来，进言的人说得唇焦齿落，也不知道要说多少次。起初陛下把这件事当作玩笑，中途又疑虑，最后竟忌讳不谈。英宗选择抚育嗣子时，仁宗年龄二十六岁；孝宗选择抚育嗣子时，高宗年龄二十五岁。虽然尚未正式确定名号，但圣意本来已经定下来了。陛下如今的年龄，比两位先祖怎样呢？只是优柔犹豫而不能决断，没有专一确定的归属，这难道不是把它当作儿戏吗？群臣请求确立长子的议论，虽然涉及嫌疑，但全都出于忠诚，并没有别的意图。陛下却深深怪罪这种说法，这难道不是疑虑吗？近来有一两个小臣论奏此事，臣私下听说陛下向宰执宣谕，责怪进言过于烦扰，这难道不是忌讳吗？从那以后，群臣都闭口不言了。日子拖延，岁月流逝，裂隙没有弥合，怎么知道不会出现像定陶王用财物贿赂后宫、请求成为汉朝嗣子的事情呢？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接受它，是要把它传给万世的，难道可以被私情牵累，而不以大公至正的心，早早确立并预先安定吗？大臣贵在以正道侍奉君主。如今进谏劝善、纠正过失的道义少了，容纳逢迎、取悦上意的心思多了；知耻的念头轻了，害怕失去权位的心思重了。对于内降的诏令，本来应当坚持上奏争辩，却不等下殿就已经执行；对于滥施恩典、本来应当裁减抑制的事情，却不等从宫中收回诏命，便据此执行。揣测皇上不会严厉断绝邪恶，便把他的余党进荐上来试探；猜想皇上会追究那些直言进谏的人，便选择其中最激烈的加以排斥；嫉恨正直而庇护邪曲，喜欢同党而憎恶异己，任用权术而行诡道，喜欢偷安而害怕劳苦。这些过失显现在群臣的论奏中，本来已经不少。陛下一年以来虚心托付政事，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而他们的回应竟然如此，难怪陛下勤于求治而成效迟缓。谏官的职责，是主持公正的是非。祖宗之时，言论一经上达就立即施行，没有什么回旋阻挠，这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正气。近来以来，厌烦他们强行聒噪，想要箝制他们，于是有了所谓宣谕。权臣凶恶而逃避刑罚，群臣交章请求治罪，便传谕加以阻止；宦官扈带私下授官，谏官抗疏论列，便传谕加以阻止。况且陛下把这个官职当作什么官职呢？它本来就是要明目张胆地站在殿陛之下，同天子争辩是非可否的。难道可以用谕旨来阻止他们吗？用谕旨阻止他们，他们就可以停止吗？王十朋曾说：‘绍兴末年，谏官奉行天子风旨，有宣谕让言者进言，也有宣谕不许言者进言。’谏官的职责是，言论不被施行就离职，难道可以接受宣谕的阻止吗？”},{ 臣认为，今天的弊病，和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摧折他们的志气，挫伤他们的锐气，那么他们的精神风采也只会日渐消磨、逐月衰减罢了。陛下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便利呢？侍从之臣，本来就是用来参与谋议、献纳意见、弥补缺失、拾遗补阙的。自祖宗以来，搜罗选拔才俊，让他们分布在禁中要职。朝廷一有过失，掌管言论议论的臣子便交相发言、接连进谏，共同谋求匡正补救，因此事情没有过度失当的举措。如今侍从班列空疏，空缺的职位很多，职掌废弛，气象衰败。国家有大事，进言却没有助力，争论也没有同党相助。政治之所以多有弊病，正是这个缘故。难道当世士人果真没有足以充任这些职位的吗？那么，那些极力论说纲常、被斥退后终身不再起用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执掌宪法而持守端正公平、排除异类的人，就是这样的人；防止并陈说“三渐”[“防陈三渐”疑有讹误，具体词义不确定]、竭力抗拒宦官外戚、公开弹劾两个奸臣、肃清宫禁的人，又是这样的人。像这几个人，汉朝廷的公卿中，谁能超过他们？如果真能把他们聚集到本朝，难道不足以挫败群邪、夺去他们的气势吗？如今有的抛弃他们而不召用，有的召来却不用力任用。天子严厉畏惧他们，不再选取记用；大臣观望不前，也不敢荐举延揽。既然不收取有声望、有实绩的人才，却反而说人才缺乏，而眼前那些勉强可以充数的人，难道可以这样严重歪曲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