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八十六

译“况且君王一人有福，万民都依赖他，现在正是这个时机，正是这个征兆。臣希望陛下不要听信奸邪之言，错过这个时机，忘掉这个征兆，那将是天下的大幸。假如使两河山寨失去斗志，使万民抗敌的士气受到沮丧，那么天下就危险了。愿陛下不要重蹈东晋覆亡的旧路。臣已经老了，无法胜任这番极其诚恳、悲痛而迫切的请求，愿陛下怜悯臣。” 泽又上奏说：“臣听说孟子说：‘从事的方术不可不慎重。’造箭的人只怕箭不能伤人，制铠甲的人只怕铠甲会伤人，巫师和工匠也是这样。臣由此才知道，人心中存有的邪正，以及所做事情的是非，如果从实际表现来概括判断，便可以清楚地区分，如同辨别黑白。忠义之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体现忠义，不忠不义的事情没有机会进入他的内心，所以他对待上级和下属，爱护、拥戴、保护他们，简直像制铠甲的人唯恐铠甲伤人一样。那些不忠不义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无不体现不忠不义，忠义之道没有机会进入他的内心，所以他对待上级和下属，毁谤、离间、排斥、抛弃他们，简直像造箭的人唯恐箭不能伤人一样。”臣恭敬地想到，我国过去因为敌人肆意横行，残破州县，围困京城，劫掠勒索，没有止境，以至于强行押送二圣、后妃、亲王和各位天眷，冒着风尘向北而去。凡是忠义之士，没有不痛心疾首、泣血振奋，辅佐陛下，整顿六军，显扬神威，统领勇猛的将士，扫荡沙漠，迎接二圣回到京师，使中原百姓恢复安定、重新聚集。即使这些人流离失散，仍然爱戴上级、保护下属，早晚念念不忘，想来就像制铠甲的人一样，只怕他们受到一点伤害。” “那些不忠不义的人，只知道保持俸禄、保住宠幸，做任何事都只替自身谋划。他们说我祖宗二百年的大一统基业不值得珍惜，说我京城的宗庙、朝廷和府库不值得留恋，说二圣、后妃、亲王和天眷不值得救援，说历代皇帝、皇后的山陵园寝不值得保护，说周室中兴的事业不值得继承，说晋室覆亡的旧事不值得羞耻，说巡狩之名可以效仿，说偏居一方的霸业可以传述；他们储藏金钱，准备作为敌人的资财；囤积器械，准备供敌人使用；禁止招募守御人员，是害怕勇敢的人奔赴抗敌；搜刮保甲来帮助军队，是害怕流离失所的人安居从业；欺骗蒙蔽天听，轻视侮辱下民，凡是误国的事情，没有不做的，就像造箭的人一样，只怕箭有时不能伤人。臣希望陛下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用道义来概括判断，那么人心所存的邪正，以及所做事情的是非，自然会区分清楚，没有什么可疑惑的。臣衰老孱弱，幸蒙陛下误认为可用而擢拔，留守京城，兼管开封府尹事务。臣磨炼自己，竭尽全力，知道的没有不做，只怕稍有失误，耽误国家大计。然而臣每次申奏，如果不是陛下察知臣坚定不移的孤忠，怜悯臣忧愁而触怒权贵，体察天地广大的恩德，以日月般广大的光明覆盖保护，照临臣和臣的亲属，那么臣早就应当被砍斫、粉碎成肉泥了，哪里还能替陛下保卫整治、主持开封府，使京城街市里巷的百姓安居乐业，和祖宗太平时代一样和乐广大呢？” “臣到了这个地步，难道只是诽谤臣的文书装满箱子而已吗？臣希望陛下乘六龙、驾万乘，早日回到大内，下慰四海百姓流血恳切的愿望。臣说这些话，实在出于诚心和痛切愤懑，所以不避奸邪的诋毁诬陷，也不避冒犯而遭诛杀。臣希望陛下把臣这番话张榜于朝堂，使在朝臣僚都实实在在地封缄奏章来指摘臣。如果臣的话稍有狂妄，乞请依法惩处，以彰明臣的罪恶；如果臣的话果然符合忠义，乞请下诏明确告知回銮日期，使天下人心安定。这件事关系重大，恭敬等待陛下圣明慈爱的洞察，请不要犹豫，不要怀疑。泽又上奏说：臣这匹老马的年纪已经七十岁了，陛下不因臣衰老无用，把东京留守的重任交给臣。臣自去年七月到任以来，日夜尽心，修缮城楼、望楼和城墙，清理宫禁、阙廷，分布营寨栅栏，训练士卒，操练车阵。到冬末时，各项事务略有就绪，都城安定，景物如旧，人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日夜盼望圣驾回到宫阙。因此，臣从今年正月三日起，两次派属吏和臣的儿子捧表，远赴行在，呈上奏表，请求车驾西进，回到宣德门大赦天下，使天下明白知道陛下将返回旧都，重建王室；命令因此得以通达，盗贼因此得以消除，不再有违抗命令、拥兵阻隔的忧患。” “然后请容许臣替陛下筹划安排，面对面陈述请求：派一名使者渡海道路进入高丽，晓谕高丽遵循元丰年间敦睦友好的旧例，命令它出兵攻打金人的西面；再派官员从间道赶往河东，晓谕折氏恢复原来的职任，以巩固我国边防，使三面边境共同进攻金人，让金人应付敌军而无暇他顾，我军再大举出动六月的军队：一路从滑州、濬州出发，一路从怀州、卫州出发，渡河并进，向北直趋燕地的道路，访求大辽的后裔，复兴已经灭亡的国家，接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与他们约定结为盟国。这样一来，燕、冀地区的人感念恩德，必定愿意为我所用。如此，金人的势力必然孤立衰弱，自然可以捆缚他们，使他们臣服；二圣和天眷从此一定有归来的日期，两河故地从此一定可以收复。何况两河百姓感念祖宗二百年教养的恩泽，虽然陷在敌境已经多年，拥戴宋朝的心从来没有改变。如果我军渡河作战，东北百姓必然有人背弃敌人归附我军，原先的军队倒戈，从后面进攻敌军向北逃窜，谁不愿意为我们效死？孟子说：‘虽然有智慧，不如乘势而为；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待时机。’如今正是容易成功的时候。臣曾经观察今日的时势，上天已经悔过降祸，人心已经牢固团结。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争着想奋臂鼓勇，收复祖宗的疆土，迎回二帝的车驾。” “何况六月正是周宣王北伐的时机，机会紧迫，间不容发。陛下为什么还顾忌而不赶快回到京师？假如臣能够在陛下近前承受威严，请允许臣借用筹算来谋划。黄帝之书说：‘太阳到了正中就应当晒东西，手里拿着刀就应当割取。’这是说时机不可错过。谚语说：‘应当决断却不决断，反而会遭受祸乱。’这句话关于决断，不可轻视。今天的事情，臣希望陛下顺应时机果断行动，不要被谗邪之言迷惑，不要使忠直之论受到阻挠。倘若陛下认为臣的话正确，希望圣驾当天就返回都城，使臣能够替陛下充分施行愚见；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不对，希望陛下当天罢免老臣，或者将臣重重贬谪流放，臣都不推辞。只有圣明的君主才可以同忠臣谈论这些事，所以臣冒死把它奏闻。”

译泽又上奏说：“臣听说《诗经·小雅》有《六月》一篇，记载周宣王北伐的事情。大概北方远裔把弓箭和骑马作战作为长处，而在六月暑热蒸腾的时候，这些都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周宣王利用这个时机出兵，最终只是讨伐玁狁，建立了中兴的功业。臣自从留守京师以来，日夜不懈地筹划军务。近来根据各路侦察报告，敌人的势力已经困窘，可以进兵。臣想趁这个暑月，派王彦等人从滑州渡河，夺取怀州、卫州、濬州、相州等地；派王再兴等人从郑州直趋西京陵寝；派马横等人从大名府夺取洺州、赵州、真定。杨进、王善、丁进、李贵等各支军队，也各自率领所部，分路并进。渡过黄河以后，山寨中响应的忠义百姓不下百万，契丹人和汉人也一定会同心协力进行防御。金人刚刚有所部署，臣请求朝廷派遣使者，公开宣称拥立契丹天祚帝的后代，重修旧日友好关系，并且复兴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的世系，这是王道政治首先要做的事，也可以用来归拢天下人心。何况这还会使敌人惊骇听闻、彼此离心背叛呢？还请求派遣见识征兆、博学善辩的人，向西出使夏国，向东出使高丽，晓谕其中的祸福。两国一向蒙受我宋的厚恩，必定出兵相助，共同扫荡敌人。若能这样，二圣就有回銮的日期，两河也可以安定。” “陛下中兴的功业，将远远超过周宣王的时代。臣这匹老马的年纪今年已经七十岁了，勉强竭尽疲弱驽钝之力，一片微薄的愚忠，所见就是这样。臣希望陛下早日下达回銮诏书，以维系天下人心。臣将亲自冒着箭石，走在诸将前面。如果陛下听从臣的话，允许臣筹划安排，臣认为我宋中兴的功业一定可以很快建立；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没有用，希望赐臣告老还乡，放臣回到田里唱歌击壤，以度过残年。臣屡次烦扰、冒犯圣听，惶恐地等待治罪。” 三年，司谏赵元镇上奏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经历了这样的艰难时运，屡次遭逢变故。虽然否泰循环，是事理必然，但上天或许正在眷顾保佑我宋，激励陛下更加坚定忧劳勤勉的心志，以成就中兴大业吧？从前赵简子把襄子确定为继承人，对他的臣子董安于说：‘这个人能够为了社稷忍受耻辱。’后来襄子确实承受了被灌水饮酒的耻辱，最终消灭了智伯。越王勾践兵败困守会稽，回国以后，把苦胆放在座位旁，饮食时一定尝一尝，说：‘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后来也因此灭掉了吴国。区区小国的君主，如果能这样用心，最终也能成就功业。如今陛下承接长期太平安逸之后，亲身经历艰难困苦，淮甸发生骚乱，仓促间迁徙播越，二凶趁机暗中发动奸谋。陛下没有只把罪责归给罪人，而是深切责备自己、约束自己，只把天下放在心上，这就是能够为社稷忍受耻辱。陛下也应当饮食时尝胆，像背负会稽的耻辱一样，仰体上天要求陛下成就事业的意旨，那么振兴国家、拨乱反正，难道正可以从这里开始吗？至于不增加肉食、不穿两层丝衣、降低身份礼节以礼贤下士，与百姓共同劳苦，这正是勾践灭吴的原因。” 元镇又上奏说：“臣曾经认为，当今事情之所以容易失败而难以成功，祸害有两个：台谏不能把话全说尽，朝廷不肯承担责任。不能把话说尽，就会对利害实情昏昧不明；不肯承担责任，就会忽视成败的关键。想要保全国家、达到治理，不是很难吗？台谏不能尽言，是因为朝廷厌恶听到这些事情，拒绝他们而使他们不能进言，即使进言也不能施行，这同不进言有什么区别？他们害怕被讥讽为丢弃土地，于是中途改变联合抗敌的策略；害怕被议论为回避戎事，于是竭力阻挠渡江的谋划。最终使祸患遗留在都城，毒害流布淮甸，百姓陷于死亡，社稷处于危险，这些都是不肯承担责任造成的。这样的祸患难道能够停止吗？如今陛下已经深刻鉴察到过去的过失，但今天的事情与从前不同。议和的使者接连不断地在道路上往来，而兵祸并未解除；陛下先到浙西，又来到江左，但防守抵御仍未准备好。因此朝廷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了。希望陛下与大臣共同谋划，不要重蹈前车之失。至于祖宗基业托付之重，谁是它的子孙？四海百姓归附的心愿，谁是他们的父母？这些就是陛下的责任。在这样的时刻，承担这样的责任，难道不艰难吗？只有自己主动承担、毫不怀疑，竭力施行、毫不屈服，显著地彻底改变局面，才或许能够成功。” “如果反而畏惧逃避、苟且偷安，只希望平安无事，那么就会相继沉沦失败，看不出有任何振兴的迹象。从前刘备以汉室疏远宗亲的身份起兵，志在平定祸乱，虽然处于困顿、失败和屈辱之中，刚强果断的气概却几乎没有丝毫衰退。一时的豪杰都被他任用，最终凭借疲弱偏小的蜀地，多次使中原的军队陷于困境，后世称赞他，称为英主。如今陛下两次经历大变，艰难颠沛已经到了极点，但天下的责任仍然不能推辞。臣希望陛下持守志向更加坚定，面对时机更加勇壮，奋发出天威般的决断，激发神武般的姿态，达到至大至刚，始终如一。凡是今天尚未办成的事情，都亲自承担起来，以此激励天下，使公卿承担公卿的责任，将士承担将士的责任，那么对内修治政事，对外安定边疆，全都在于此了。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幸运，也是百姓的幸运。” 元镇又上奏说：“臣在本月初一曾经写下愚昧而诚恳的请求，仰冒圣聪。臣请求等到浙西平定，且得到建康已经渡江的确切消息以后，再商议进发。臣私下听说昨日已经下达指挥，定于初十日巡幸平江。外间议论纷纷，多认为不妥。臣不知道朝廷有没有侦察报告，报告的内容又是什么？浙西的盗寇如今去了哪里？平江境内从未遭受侵犯，建康的军队也从未渡江。如果平江的吉凶还不知道，建康军队的去留还没有确定，那么这次车驾将要到哪里去呢？听说打算暂时驻扎越州，慢慢谋划下一步行动，顺便解决粮食供给。但越州方圆百里之内都遭到敌军抢掠，不过是从衢州、婺州等地取得粮食，而陆路遥远艰险，漕运也很困难。倘若没有接济，靠什么支撑应付？在仓促之中，就更难以措置。况且敌人还没有远离，狡诈难以防备。万一敌人分兵出奇，姑且摆出回师进攻的姿态，那么行在近在咫尺，难道不会震动人心吗？一旦发生变故，后果难以预料。臣虽然浅陋，忧虑也已经想到这些了。有人说军粮储备困窘紧迫，不能安居，彼此情况没有不同，哪里能够充分准备？臣愚昧地请求先派王▯等人的军队，分别屯驻严州、婺州；这样不但可以节省行在的费用，也足以扩大声势，支援浙西，等待建康安定、平江守备无虞之后，再移驾向北返回，似乎还不算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恭敬地想到，陛下以万乘之尊，肩负宗庙社稷的托付，凡是这样的举动，都应当做到万全。前日颁下的恩诏，本来已经失之过于仓促。如今关于回驾的事情，仍希望陛下稍稍留意考虑，难道可以坚持原来的议论，而不预料后患吗？臣所采纳的是众人的议论，不是臣个人的偏见，所以冒昧陈述不同意见。伏望陛下留心省察。”

译元镇又上奏说：“臣曾经认为，天下有公论，不能用武力压制，也不能用智谋胜过。自尧、舜、周公、孔子直到今天，它如同设置的权衡、分辨的黑白。从一个人的善恶，到朝廷的赏罚，一概交给公论裁断，天下就能治理。国家逐渐衰落、削弱的趋势，人人都说是战争造成的祸患，但他们难道知道这是怎样造成的吗？是因为善恶是非被颠倒，公论长期郁结而不能彰明。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祸根深重，本来应当痛心疾首，赶快改变并竭力革新它。要像救援灾难中的溺水者一样，只怕来不及；像铲除恶草一样，斩断它的根本。使风俗教化纯正统一，万物人情和谐安定，那么百姓所希望的，上天一定会顺从；上天对我国悔过止祸，或许就在这里。士大夫之间，还有人对此昏昧不明，有的拘泥于学术才能的不同，有的被私人的恩情旧交牵累，暗中怀有私心，巧妙地加以阻挠，忘记大公至正的道理，甘心采用亡国败家的办法，这难道只是那些人的不幸吗？不只是那些人的不幸，也是宗庙社稷、天下百姓的不幸。靖康初年，揭发蔡京的罪行，登记党籍之家，议论的人却说：‘如今边境战事还没有平息，军政还没有修整，却忽然不顾这些，反而去做这种不急迫的事情。’” “建炎初年，辨明宣仁太后的诽谤，恢复词赋科，议论的人又说：‘如今二圣还没有回来，两河还没有收复，放在一边不管，却又提出这种迂阔的议论。’这些话一实行，奸邪的计谋暗中发动，终于使上皇下达的引咎自责、悲哀痛惜的诏书大半成为空文，渊圣皇帝恢复祖宗事业的誓言也始终没有成效。唉！太平的治理，必须等到太平以后才能实行，还是也必须先实行治理然后太平才会到来呢？如果被前面所说的那种言论迷惑，那么天下的事情就永远没有可以办理的时候，即使善恶是非长期被公论压抑，也不能开口议论。一定要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得到他们的欢心，不也是很难吗？唐宪宗任用皇甫镈、程异为宰相，裴度评论说：‘可惜的是，淮西已经荡平，河朔已经安定，王承宗收敛锋芒、割让土地，韩弘带病乘车讨贼，难道这是朝廷用力量能够强行控制他们的命运吗？只是因为任用安置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服罢了。’唐德宗遭遇奉天之难时，下诏询问陆贽：当时最急迫的事务，哪一件最为切要正直？陆贽回答说，治理和祸乱的根本系于人心。何况正当变故动摇、安危疑惧、众人决定归附或背离的时候，人心归附的一方就会稳固，人心离去的一方就会倾覆，怎么可以不审察众情，使天下人的好恶与朝廷相同，让亿万百姓归附趋向，以安定国家呢？” “这确实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以裴度、陆贽的才智，他们不是不知道修筑高城深池、装备坚甲利兵，以及运用谋略克敌制胜，是抵御侮辱、预防祸患的办法；但他们向君主进言却这样说，正是确实知道平息乱事的根本吧？陛下接受诏命登上大统，正逢许多艰难，想要大有作为，必须知道关键所在。应当想到宪宗成就中兴事业，在于任用安置得当；应当察知陆贽所说治理乱世之道，关键在于人心的向背。凡是祖宗的法度，已经恢复却还没有完全实行；崇宁、政和年间的祸患，已经沾染却还没有清除。以至于官员的进退、赏罚，只要合乎人心、符合公论，即使国家流离颠沛，制度的因革和事情的可否，也不能有一天停止。只有公论彰明，善恶分明，舆论所归，士大夫的风气大为改变，天下人才会仰慕德化、归向教化，心悦而真诚服从。难道过去的事情对今天就没有益处吗？至于积储粮食、训练军队的计划，攻守、奇正的谋略，应当责成有关官署办理；而朝廷之上，早晚应当明确请求和讨论的，正应该是这些。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它们看似疏阔而忽视。” 起居郎胡寅进呈万言书札子说：“臣私下考察古代君主巡守，本来是为了巡视四方、观察民情，黜退或升迁诸侯，考核制度。所以舜以五年为一次，周以十二年为一次，大概都有固定制度。否则就是诘问、告诫戎兵，征讨不朝的国家，如高宗讨伐鬼方、成王讨伐淮夷、宣王讨伐玁狁，没有不是为了这样的事情。先王的举动只有这两类，当然不是苟且行事。秦汉以来，像秦始皇、汉武帝，只喜欢用兵，有时还借对外夷用兵之机，游乐驰骋于八方荒远之地，使国家疲弊；但也没有被狄人逼迫驱逐，逃避奔溃而毫无防止办法的。到了唐明皇被安禄山叛乱，首先以万乘之君的身份抛弃宗庙社稷出逃，像古代亡国诸侯寄居他国一样，成为笑柄；后世子孙竟把这种做法习以为常，代宗、德宗都曾一再出外巡狩，并不以此为耻。然而他们还凭借地势的优势，又有谋臣猛将为之效力、抵御患难，虽能收复失地，不至于灭亡，但他们挫伤志气、忍受耻辱也不少。这哪里是古人所说的巡守本意呢？本朝受命以来，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执胄来成就大业，没有一年安宁，最终平定四方，安定居处于中原，这同古代整饬兵戎、讨伐不朝之国、征伐鬼方、淮夷、玁狁的事情相比，可以无愧了。” “到了真宗亲自驾临澶州，平定北方边境，功业尤其卓著。从此以后坐享太平，想要向神明报告功绩，昭示得意，于是祭祀汾阴，封禅泰山，这同古代巡视四方、观察民情、黜陟诸侯、考核制度的本意相比，虽然还不算完全完善，也差不多了。这两件事难道不耗费国家、劳苦百姓吗？但国家因此更加安定，百姓没有怨言，是因为所做的一切本来都是为了百姓，并不是要使百姓受苦。历经太祖、太宗以后直到上皇，共五朝，除郊祀、籍田之外，从未因其他事情在城外戒严清道；军民的情绪、四方的观察和听闻，都认为本来就应当如此。经过一百多年，百姓生长、衰老、死亡，只知道京师是安定的。靖康的失败，已经过去，难以悔改。陛下继承帝位，正处在商高宗、周宣王所遭遇的时代，却仓促地沿袭唐明皇、代宗、德宗奔逃的旧迹，始终不努力图谋兴复、坚定志向有所作为，公卿大臣反而用巡视、巡幸的美名来文饰它。从南都到维扬，从维扬到钱塘，从钱塘到建康，从建康到平江，三年之间，国家越来越危险，形势越来越窘迫，敌人越来越横暴，人心越来越恐惧。回头看经过的日子，只有越来越差。何况平江一向没有江山险固的优势，只能凭借数百里低洼泥泞的湖泽自保，好比马蹄中的小水洼、浅井，哪里足以容纳盘旋的神龙，一旦失去波涛之势呢？”

译“即使蝼蚁也能困住它；如果陛下又远行，纵然能够暂时减缓敌人的追击侵犯，众人的怨恨也必然产生，恐怕还会发生身边的变故，这不是等到蓍草龟甲预告才会发生的，而是事理必然如此。所以流离奔逃、隐遁避难，天下人都可以，唯独陛下不可以。臣自从跟随圣驾以来，日夜忧惧，想要奋然陈述意见，仰慕断鞅进谏的做法；私下又担心陛下心中积累了长久的畏惧，在朝廷的议论必定不能协调一致，白白烦扰圣听，对事情没有帮助，于是想沉默度日。但又想到臣充数近侍，国家的存亡祸福与臣职责相同，反复思考不能自已，便把愚昧浅陋的见解条理成一篇书，列出七件大事，另分为二十条，论述巡幸的过失，筹划拨乱的办法，冒昧进献。其中特别切要的地方，就用黄纸贴出，以备陛下省览；至于因讨论大体而泛及其他事情、难以一一概括的地方，也用纸条标示出来。臣不敢自称所说都正确，但今日的大谋恐怕必须这样，才能振作起来。伏望陛下恳切忧思，特别赐予详阅；如果可以施行，就请求下交三省、枢密院斟酌取舍，断定为国家的议论，当日改变计划；如果不这样，臣的见识没有奇策，只能到此为止，即使留在任用之列，又能有什么补益？愿意接受罢黜，实在是臣心甘情愿。” “至于这些狂妄直率的话，触犯陛下的脸色，臣私下推测，按道理很难宽恕；但陛下有如上天覆盖万物的慈爱，必定能够宽恕臣。臣虽然震恐战栗很深，却依仗这一点而不感到畏惧。所有臣的书稿，谨此完整进呈。书中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因为敌人侵犯，防备抵御不够，于是有了迁移车驾的想法，右边考虑岳州、鄂州，左边趋向吴越，并询问群臣其中的安危利害。臣当时非常惊骇，没想到圣明的询问竟涉及此事。为什么呢？陛下从钱塘到江宁巡幸时，也曾下诏说：‘这是为了援救中原。’到了江宁，又因为旧宅之名符合启建之义，改称建康府，以彰显受命的祥瑞，也曾下诏说：‘这是要在宏大的规划中正式谋划兴复国家。’后来又深切惩戒维扬的祸患，派人护送隆祐太后，以及六宫和百司中不参与军旅的人南行到南昌，也曾下诏说：‘朕与几位大臣、帷幄之臣和宿将，坚定守御、绝不动摇，发誓至多一死，以报答众生。’前后三道诏书，相距不过半年，如今这次诏书的语气却完全不同。臣退下后恭敬思考了十多天：陛下把安危利害询问在朝廷的大臣，倘若有人考虑不精细、谋划不审慎，把祸害当作利益，把危险当作安全，只顾眼前苟且，妄自提出建议，那么他们辜负、诬蔑圣明，迷误社稷，罪不可赦。臣因此陈述愚见，不避斧钺，泛论建炎以来谋划国家的过失，陈述拨乱反正的办法，实在是因为时事紧迫。” “臣仰赖陛下宽大的德意，希望能够建立功效，忘记触犯圣颜难以宽恕的后果，只请陛下留神省察。臣听说孔子说：‘已经做成的事不再谈论，已经完成的事不再进谏，已经过去的事不再追究。’如今臣所陈述的内容，不能不追究过去的过失，是因为建炎以来，有许多举措严重失去人心。如今想要重新收拾人心、谋求生存，就不能不追究过去的过失，不能不改正它，所以才这样说。前些日子，陛下以亲王、皇帝的弟弟身份，接受渊圣皇帝的命令，出任河北统帅。二帝被迁往北方以后，本应召集义军，向北迎接请回二帝；陛下却仓促接受拥立，急忙登上尊位，远远加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再回宫朝见，不再巡视陵寝，还杀戮正直大臣，以堵塞言路。后来向南巡行淮海，苟且偷安，敌兵深入陕右，远远攻破京西，陛下却漫不经心地不整治军队，完全没有防御抵抗，盗贼横行溃散，没有人能够制止。无辜百姓数百万人倒在道路上，怨气上达天庭，天色昏暗无光，飞蝗遮蔽天空，动辄持续数十天。此时却还制造礼仪器物，耗费无法计算的钱财，屈居城中，举行郊祀报天。朝廷上下变色，却互相说这是中兴；敌骑乘虚直捣，行在只得让一匹马渡过长江南逃，狼狈不堪。淮甸之间又再次血流成河。” “等到恢复正统，宝位迁到建康，既没有作长久谋划，各项制度又逐渐废弛。淮南宣抚使最终没有派遣，自己划定以大江为界，轻率地丧失地势优势，一味畏缩，只顾远行巡幸，军民的怨言如同出自一口，国家存亡的决定已经近在眼前。以上这些次序相承的十多件事，都是所谓举措失去人心的大错。自古以来衰亡的事，本来不值得说；只谈中兴：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王勾践、汉光武帝，没有不任用贤能、修治政事、整饬军队的；而他们奋发刻苦、务求成功，又都是根源于愤怒、羞耻和仇恨，不能报仇雪耻，始终不肯苟且停止，所以能够光复旧有事物，都被称为贤君。从没有在衰败、防守空虚、国势断绝之后，窃窃然以因陋就简为荣耀，洋洋然以苟且偷安为安稳，却还能长久无祸的。替陛下谋划，现在应当怎么办？黄潜善、汪伯彦、颜岐却把像乳母保护婴儿一样的办法对待陛下，说：‘上皇的儿子将近三十人，如今只剩下圣体，不能不自己格外珍重爱护。’他们却不知道太祖辛勤劳苦取得天下，历代圣人兢兢业业继承守护，不敢使基业坠失。如今宗庙被荒草尘土埋没，陵墓宫阙受到土箕铁锹的惊扰，堂堂中华充斥着战马，赫赫帝业却被盗贼经营。”

译“既然这样，潜善、伯彦误导陛下，使陵墓宗庙陷落，使疆土逼蹙，使百姓遭受祸患，难道又能同燕昭王、越王勾践、汉光武帝相比吗？陛下当初继承帝位，既没有迎接二帝的计划，反而因循苟且、远行巡狩；又没有守卫中原的谋划，以至于今天，德义不能使人信服，号令不能推行，刑罚没有威严，爵禄赏赐不能劝勉。陛下巡幸所到之处，百姓都把淮甸当作警戒；车驾驻跸的地方，人们都担心敌人到来。东南的州郡，难道还要让翠华旗引导的圣驾不停地巡视吗？如果不改变旧路来挽救将要灭亡的局势，那么陛下将永远背负不孝不悌的过错，常常受到父兄的责备；人心已经离去，天命也难以依靠，即使想要寄居山海、勉强行走于崎岖险阻之间，臣恐怕那也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现在的办法，是希望陛下把以前的过失全部反过来改正罢了。这样就一定应当下诏说：‘朕继承大统，是由于臣民的谄媚而没有觉察其中的错误；巡守东南，是出于侥幸之心而没有预料其中的祸患。朕经历变故，仅仅免于危亡，这大概是上天在警戒我这个微末之身，使大宋不至于丧失祖宗的旧有基业。’金人以远方蛮夷的身份扰乱中华，天天寻求战争，扶立僭伪政权，以强凌弱，使臣下成为君主；朕在道义上与他们不共戴天，立志雪耻。父兄漂泊在外，陵墓宗庙荒残，罪责就在朕身上，不能逃避责任。朕要以这些话号召四海，震动人心，不顾惜自身，决心讲习武备；然后选拔将领、训练军队，穿着戎装亲临战阵，巡视淮甸，上至荆襄，收罗当地豪杰英才，发誓以战争解决问题。天下忠义之士必定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跟随，天下勇武之士必定响应而骤然奋起；国家用度不足，从此不必担心没有财物，铠甲战马不够强，从此不必担心没有装备。有道义的人得到众多帮助，谁不顺从呢？” “秦陇虽然遥远，骁勇的骑兵和壮士也可以坐等而来；齐鲁虽然失去，丰饶的钱财和厚重的货物也一定会自行竭力输送。凡是陛下想做的事，哪一样不能如愿？其中的利害，难道能同退守吴越、日渐走向灭亡相提并论吗？臣没有自知之明，常常为此愤慨叹息；既然不能披坚执锐，先行开启战争，又学习经书，讨论古代，理应忘记自己的昏昧浅陋，稍稍帮助陛下治理国政，于是替陛下筹划中兴的办法，没有比停止和议更大的事情了。因为和议之所以可以商谈，是由于两地用兵、双方势力相当，利害相等；并不是强弱盛衰差距悬殊时也能成功。可是和议的主张却出自耿南仲，为什么呢？渊圣皇帝在东宫时，正值宣和末年，王黼多次想要动摇他的太子地位；耿南仲任东宫官，没有办法可想，于是归附右丞李邦彦。李邦彦当时正受到宠爱，又暗中为日后谋划；每当王黼进谗诬陷时，他曾多次替耿南仲调解纷争，这也因为上皇仁慈，本来没有更换太子的意思。后来渊圣皇帝继承帝位，逐步迁调前朝大臣，李邦彦成为次相；金人突然来到城下，李邦彦却嬉笑戏谑。小人哪里知道长远谋略，于是提出和议。耿南仲以宫傅的尊贵身份，正在护送皇后出逃。”}], 听说皇帝的车驾坚守到陈留后返回，自己惭愧于失策，于是依附邦彦，阻挠种师道攻击敌军的谋划。这样一来，覆亡国家的祸患逐渐蔓延起来，朋党分立，必定要争个胜负。主张用兵讨伐的，只有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邦彦一离去，国人的议论便纷乱起来。又从中制约河东的军队，必定要使他们陷没，以此证明和议必然可信。徽宗、钦宗二帝远去，宗族全部迁徙，中原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直到今天还更加严重，根本原因就在于南仲主持其事，邦彦为了报答私恩，不替国家考虑所造成的。他们的党徒相互附和，凶狠嫉妒而勾结牢固，宁可耽误赵氏的国家，也不肯辜负耿门，这就是他们的作为。假使和议可以实现，那么渊圣帝的执守就不坚定，必将逐渐招致祸败。可是陛下却用卑下的言辞、丰厚的礼物，退避土地而自称臣属，什么手段都用到了极点。请求和议的使者一个接一个走在道路上，理应稍稍使敌军放缓进攻。为什么连年如此却仍然没有效果呢？自古以来，中国强盛如汉武帝、唐太宗时，他们在四方得志，必定兼并扫灭，以显示国势广大；即使欺凌亡国、夺取乱国，也要把兵力用到极限才停止。中国是礼义的发源地，依仗强盛而凌辱弱小尚且如此。如今却把退缩当作仁慈君子长者的行为，指望用来对待反常悖道的叛臣和剽悍的敌人，哪有这样的道理？如果认为强弱形势完全不能相比，即使向前进军也万万不能抵抗，那么自古以来徒步奋臂、没有一尺土地却争夺帝王事业的人，难道都是些什么人呢？希望陛下明察利害的根源，彻底停止和议，专心讲习武备，把出使议和所送的财币用作养兵费用。这就是晋惠公征伐缮立圉防、汉高祖迎接太公和吕后的谋略；一旦决断实行，就坚定不变，希望敌人知道我国有含怒必战的意志，敌国在沙漠中的车驾或许还有返回之日。否则如今偏处东南，万事都不能争取，收受财物，谁能比京城王室更富有；收受人质，谁能比被俘的二帝更尊贵；装饰子女，谁能比中原的美人更多；派遣大臣，谁能比那些怀有异心的宰辅更有分量？深思远虑，反复计算，所谓请求和议，实在没有能够成功的道理。从前北方军队到达澶州，王钦若、陈尧佐请求皇帝前往吴、蜀，只有寇准劝真宗亲自出征。等到成功以后，王钦若等人羞惭怨恨，找不到借口，便挑拨真宗说：“当时寇准难道也有什么好计策吗？不过是用热血相互激励罢了，就好像赌博，把陛下当作孤注一掷的赌注。”假使君主不明察，那么王钦若的话就会被认为是爱护君主，而寇准的功劳也会被认为只是侥幸取胜。如今主张和议的人，情形一一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断然停止和议，陛下不借此来堵塞百姓的愿望，大臣也不借此来减轻自己的责任，那么就一定能够制定善后的计划了。事情有缓急，治理有先后。既然停止和议而讲习武备，那么其他事务中有些平常需要时间、力量又无暇顾及的，就应当设置行台来分别处理。如今典章制度和礼乐文物全都荡然无存，各个官署几乎成了虚设，其中绝不可缺少的，只有吏部、户部最为紧要。如果确实让江淮、两浙、湖北都依照八路的办法办理，慎重选择监司交给他们，那么吏部铨选事务也可以大为减少，只需设置侍郎一员、郎官两员、胥吏三十人，所谓磨勘、封叙、奏荐、常规办理等事务就可以依次办理了。户部是用来治理天下财赋的，如今各地的贡赋长久不能送入王府，往往被州郡以军务紧急、便宜行事为由截留使用，经常性的财政制度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整顿。我私下观察，行在每月支出大约八十万，只有榷货、盐利可以作为无穷的财源。因此臣认为应当设置行台，可以在建康，也可以在南昌或江陵，慎重选择一处安置太后和六宫；由熟悉政务、经验丰富而德高望重的大臣总领行台，谨慎遵守成法；从事、郎吏以下官员不要轻易调动；酌量留下军队将领担任营卫；命户部计算费用、调配物资以供给行台。

译那些徒有虚名而没有实际作用、白白耗费国用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一律裁撤。陛下奉持宗庙社稷的主位，统领军队巡行，广泛整治军旅，在各地之间周旋而不固定居处；只有侍从臣僚、帅臣、监司以及要害地区的守牧，才应当特别留意，按时考察其进退。贤能或不肖、功劳或罪过有明确表现的，应当把粮饷管理权专门交给宰相负责，并选派发运使在下属地区协助办理。正如汉朝委任萧何治理关中，唐朝委任刘晏治理东南；经制事务用人得当，再加上年久经营，量入为出，还担心没有财力吗？所谓宰相的职责，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扶持颠危、主持危局，责任十分重大，绝不只是早朝晚见，坐在政事堂里疲惫地办理无益的文书末节，调动职位缺额来安置亲旧、满足私欲而已。古代君主临政求治，必定委任宰相，难道只是表面上尊崇厚待、听任他去做吗？也一定要深入地相互制约，使事情清楚明白，按日按月考核功绩成效。陛下看看今天的国势，哪一点比前一天更好呢？这要由陛下内心自行鉴察，臣不敢深入评论。大乱之后，风俗衰败；亲自率领天下使风俗大为改变的责任，就在陛下，务必追求实际成效，去除虚浮文饰。治兵必须精练，任命将领必须贤能，政事必须修明，发誓平定最大的奸恶，不作退缩的打算，这才是真正的孝悌。派遣使者请求和议，广泛捐出金钱财帛，不以卑下屈辱为耻，只希望侥幸得到万分之一的成功，这是孝悌的虚文。委屈自己表达诚意来招引天下贤士，广泛访求谋略，信任并任用他们，以期取得成功，这才是求贤的实际行动。没有见到贤人时好像不能不见，见到以后却不能按照他的意见实行；或者因为那些苟且卑贱、只求进身的人，便一概轻视天下士人，只做表面礼貌来博取美名，这是求贤的虚文。听取忠诚刚直的意见，不怕触犯忤逆；不只是表面顺从，而且一定改正内心，凡有利于国家的，当天就实行，这才是纳谏的实际行动。和颜悦色地称好，泛泛接受意见，合意就高兴，不合意就搁置；所授予的官爵不能使人受到劝勉，或者内心厌恶对方切直的言论，便借其他事情调动那个人，这是纳谏的虚文。将帅之才，必须有智谋，能够谋划；必须勇敢，能够作战；必须仁厚，能够守御；必须忠诚，不会欺骗。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然后用恩惠待遇、用威势驾驭、用诚信结交，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才是任用将领的实际行动。庸碌奴才般的下等才能之人，本来没有智谋勇力，见到敌人就溃败，和贼寇没有区别；却同他们亲厚相待，不确立尊卑威严，赏赐过度，官职超越限度，以为这样可以收服他们的心，实际上只会使他们更加轻慢；听信他们荒诞夸大的话，却希望他们取得朴实而听命的功劳，这是任用将领的虚文。裁汰疲惫、年老、有病和体弱的士卒，提升并选拔强壮、健康、骁勇的人，分散驻屯在各处，设置营房以安置他们的家室，聚集粮食和布帛以满足他们的衣食，选择众人所畏服、所信任的人来统领部伍，明确宣布等级制度，以改变他们骄纵放肆、强悍悖逆的习气，大体上仿照周显德年间世宗命令我太祖的做法；然后给他们装备精良的铠甲，交给他们锋利的武器，进攻作战俘获敌人就厚加赏赐，战死就抚恤他的妻子儿女，退却溃败就诛杀本人，投降敌人就诛戮全族，命令必须执行，丝毫不宽贷，这才是治军的实际行动。没有区别选择，一概加以安养姑息，只怕一个人变脸不高兴，侥幸无事便说是大幸；训练击刺如同聚众嬉戏，金鼓进退的节奏、旗帜和队伍，全都照搬敌人的做法，纪律完全丧失，以至于即使将帅也不敢自保，这是治军的虚文。慎重选择部刺史、二千石，必须寻求明智、仁惠、忠诚而有才智的人，使他们长久任职，惩治革除弊政，严厉铲除奸邪贪赃，以消除百姓的祸害。即使军队骚动、盗贼尚未平定，也必须使宽缓抚恤的政策切实施行于百姓，牢固安定那些将要离散的民心，不使他们溃散叛乱，这才是爱民的实际行动。诏令从上面发出，虐待百姓的官吏却在下面阻挠；他们以让百姓出力自保为诱饵，便征调百姓的丁夫；以犒劳军队、供养军队为诱饵，便大量搜刮他们的钱粮；至于弓材、弩料、竹箭、皮革等物资，也…… 革除一切涉及军需的器具和物资，天天征求，件件索取，借机造成奸弊，百姓已经不堪承受，却又把税租免除写进赦令，实际上不能免除，只是姑且用来欺骗百姓，这就是爱民的虚文。如果能够保卫宗庙、保卫陵寝、保卫土地、保卫人民，并以这六项实际措施贯穿其中，才是天子的实际作为。陵墓和宗庙荒废倾圮，国土日益缩小，衣冠士民和普通百姓都被当作肉和血来吞食；以这六项虚文贯穿其中，陛下却仍然乘坐黄屋车，设置幄殿，天刚亮就从内宫乘辇出来，雉尾仪仗和金炉分列在两阶旁，仪仗、御马、卫兵严整地排列成仪式，赞礼官引导百官依次入内问候起居；退朝以后，宰相大臣恭敬地上前，插笏出班奏事，司辰官唱报正时，皇帝车驾便入内，仪仗也撤出。这样来消磨时日，国势却越来越卑弱；那敌人日夜磨砺兵器，跨过黄河、越过泰山，迅速席卷中原，已经产生吞并江湖、蹂躏衡山霍山的意图，而我们正挟持着空虚的器物，茫然不知将往何处，这就是天子的虚文。希望陛下留意实际成效，不要爱惜虚文，在这七件事上振作奋发、慷慨努力地谋求。如今宿卫军队单薄弱小，国威消沉受挫，臣曾经说过，请求早日征调京师卫士赶赴行在，又从两浙、福建、江东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两广等地降低标准，抽选禁军，征发来充任御营的正规军，增加并加厚每月的廪禄，精心加强训练阅兵，由陛下亲自统领；天子的军队强大以后，中国的变乱自然可以平息。从前汉高祖曾在成皋大败，后来带着几名骑兵渡河，进入张耳、韩信的军营，夺取他们的将印，改换安置各位将领，于是军势重新振作起来。这只是统御将领的大权，即使像韩信那样的智者也不能测知其意，难怪他取得秦国、消灭项羽会很容易。陛下如今想要对刘、韩、张、岳四人的军队有所调动、废置或更换，臣知道您办不到。权力既然偏重，权柄既然被倒持在将领手中，他们必定认为陛下一天也离不开他们，于是傲慢无礼、桀骜不驯的行为日益滋长。陛下以孤立的身份，把自己寄托在他们之上，怎么能使这四个人始终没有怨怒相互激发，而不发生变乱呢？苗刘之乱草率发生，根由就在这里。汉献帝时，君主权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凭借偏将小将的身份相互劫持皇帝车驾，甚至拿犁牛的骨头给皇帝进献食物，万乘之尊反而被叛臣挟持，这是已经发生过的鉴戒。臣认为，今天现有的军队确实不能使用；既然还没有办法大幅度改换他们，不如先聚集天下精锐军队来增强御营的势力，然后才可以压制强悍将领和骄纵士兵。强将骄兵既然不敢妄动，归服于纪律，那么四方溃散的军队和群起而不得志的盗贼，必定自然平息；仍有猖狂不守法的人，就派偏师带精锐士卒前往，擒获消灭他们，于是停止招安。

译何况陛下把雪耻复仇作为自己的责任，依仗大义行事，天下顽固凶恶、背弃正义的人，本来就会收敛衣襟、倒戈归顺，听从驱使的命令。汉光武帝成为铜马军拥立的皇帝，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东南的禁军既然已经发动，就再命令福建组织团结枪仗手，在建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四郡精选一万人，各自选择当地豪强，让他们统率督促；各自驻屯本地，以等待征发。命令两浙招募水手，并选调各州撩湖、捍海等兵，全都交给水军训练战舰。命令江东江西、湖南湖北招募弓手，用官府闲置田地供养他们；每人得到一顷土地，除正税以外，其余一切科派都予以免除。命令广西以及辰州、沅州、鼎州、靖州，在现有各峒丁中确实征取有技能而强壮勇敢的人，不取虚报的数目，分班轮换、践更驻守襄汉，作为山林溪谷的支援。把京西、淮南荒废而无主的土地作为屯田，招集两河、山东以及本路流徙的人，略依古法平均节制，选择强壮勇武者加以训练，使他们边耕种边作战。文武臣僚中有明白熟悉营田屯田事务、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就任用他们办理。以上六条，虽然不是讲习武备时最紧急的事，也不可不作为它的辅助。陛下如果让执政大臣抛开文书细故，不要另立说法来相互质疑，日夜谋划，选择合适的人去办理，那么在这个时候一定能看到成效；如果这样做了，军队仍不强大、敌人仍不畏惧、盗贼仍不平息，然后才可以把一切归于天命，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否则，就是自己抛弃自己。陛下内心存有自我放弃的想法，却想在眼前这三四名庸将和几万溃兵中寻求长久安定，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有人一定会说，兴起军事行动，百姓最受损害；如今如果按照前面所陈述的办法，恐怕还没有给强敌造成损害，先已经伤害自己的百姓了。臣回答说：自从敌人入侵以来，国家年年以和好来自我防护，从来不敢把兵刃指向北方，都是因为爱惜百姓、怕劳累他们。然而黄河以南连绵数十州的土地，城池覆亡、百姓被屠杀，数也数不清，难道这是用兵造成的罪过吗？假如有一城一邑能够率领激励军民，发誓死战；一个郡不能取胜，另一个郡接着抵抗，难道不仍然胜过束手屈膝、死在白刃棍棒之下吗？只要任用将相的人处置得当，那么即使让百姓拼死作战，他们尚且不会怨恨，何况是想用兵来保护百姓呢？汉光武帝消灭新莽以后，东征西战，尚且用了十多年，天下才大致安定。当时难道没有使百姓劳苦、耗费财物的事情吗？只是所谋求的事情重大，便有顾不上这些的时候。只要能在军旅纷扰之中，始终怀有爱惜生灵的心意，所以得到上天帮助，人民也归附他。假如坐视天下四处流血，却躲避用兵的劳苦和费用，那么舜就不应当征讨三苗，启就不应当讨伐有扈，高宗就不应当征伐鬼方，周宣王就不应当讨伐猃狁。这是因噎废食，不是通晓时务、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自古谋求帝王霸业的人，必定防守根本之地并使它牢固，并不只是说把都城建立在那里。陛下的家世都城在汴京，如今却舍弃汴京而另建都城。现在想利用关中来控制山东，力量却还不能到达。考察南渡六朝留下的遗迹，那么舍弃建康是不行的。虽然如此，想要谋求进取，也不是长久坐着不动就能保证成功的。应当观察进取形势的便利之处，利用它来谋求成功。臣私下认为，只有荆襄最为有利。春秋时代，楚国曾凭借这里同中原大国抗衡，窥伺周室而问鼎。三国割据时，曹操听说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惊骇得连筷子都掉了。六朝建立以后，虽然南北形势已经分裂，也一定更加重视上游。庾亮想要经营中原，先分兵戍守汉水、沔水地区。宋太祖想要讨伐北魏，先扩大襄阳的资力。因此晋何充说，荆楚是国家的西门，土地连接赵地和蜀地；得到合适的人，中原就可以保全，失去合适的人，社稷就值得忧虑。如今湖北连接京西，虽然没有大的险要，但以方城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是管仲也不敢轻视的地方。因为这里靠近中原，南北不过千里，重要关隘容易防守，不像淮水、泗水一带那样是无边的平原，地势平衍、四通五达，容易进入而难以防守。曹操用兵仿佛孙武、吴起，却在赤壁败亡；假如不是救援不及，胜败难易的形势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确实能够屯垦唐州、邓州、襄州、汉水一带的田地，用来供养新兵；调出广西的武陵峒丁，并施用黔獠军；修筑坚固堡垒，分列驻守汉水上游；用水军阻截，用正规军贯通联系，用弓手和民军从侧面配合；牵制江州、黄州，顷刻之间就可影响庐州、寿州，那么进取的基础就建立起来了。这样以后，陕西的声势、气脉和血脉就能贯通，骑兵和步卒可以到达，四川、广南的财富都还像外部府库一样，可以容易地汇聚取用。与漂泊在长江以南、隐伏在东海之滨相比，地势险易和利害得失相差太远了。建康固然是六朝旧都，甘心守在偏僻一隅，拖延国家寿命，又有什么不可以？但臣独自认为不可以。因为陛下所承担的责任，与晋元帝不同。西晋被刘聪吞并，再也不能复立，怀帝、愍帝二位君主都被弑杀。因而元帝原为琅邪王，又凭借王敦以及淮南十年的威势，起兵而继承帝位。然而相传十位皇帝，享有国运一百年，在内有强臣叛乱、外有强敌逼迫的情况下，能够勉强保存下来，仍然像系在旒带上的玉饰一样摇摇欲坠。当时并不是没有谋臣猛将，也不是没有率领重兵进出作战的人，最终却不能收复中原，这不只是天运，也是形势造成的。如今陛下的父兄在敌国境内，固然平安无恙，但住在穹庐毳帐之中，他们的衣服饮食、居处行动，哪里能同中国普通百姓所享有的供奉相比？恐怕他们听说陛下继承登上皇位，一定会日夜向南眺望，说：“我的子弟做了中原的帝王，我回去的日子或许有希望了吗！”他们正在愁苦荒凉和屈辱之中，痛切地生出这个念头、说出这番话，到现在已经三年，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可是献策的人却正想引导陛下向南巡行，使归期一天比一天遥远、一天比一天忘却，于是再也没有恢复国家的心思，只另行寻找建都的地方，这就是臣深深不能理解的。如今河北、河东的百姓知道朝廷不再顾念他们，已经想着甘心穿着左衽服装归附敌国；山东、京西、淮甸的百姓还希望陛下没有忍心立即抛弃他们。如果再拖延岁月，来不及救援，那么怨恨陛下而成为敌国臣民的人，到处都会如此，又何必一定是金人呢？在这种情况下还想建都，不仅不可以，也一定办不到。因此臣希望陛下先命令吕颐浩、杜充，分头率领各部将领渡过长江，扩大侦察，治理盗贼；陛下亲自带领精兵二三万人，在稳固隐密的州郡作为车驾的护卫，赶快设置营屋，以安置和保全所谓的老小家属。

译陛下带着这支军队渡江向北，放缓马缰缓缓前进，派遣使者巡行慰问父老，抚慰安定经历战乱、手持兵刃抵抗过的百姓；到达荆襄后，把规划和安排作为根本之地，就像汉高祖对待关中、光武帝对待河内一样。即使巡行往来、四处征伐，而所牢固守护、必须争取不能丢失的地方，也要把荆襄看得最为重要。陛下正值盛年，不像古人白发时才举事、只希望万分之一成功；如果确实能够坚忍奋发，卧薪尝胆，长久坚持去做，却仍然不能成功，那么史书所记载的周宣王、汉光武帝的事，全都成了欺骗后世的妄言，不值得相信。陛下聪明洞察，必定不会这样认为。上古帝王治理国家的道理，是敦厚亲睦宗族，强化根本而削弱枝叶，以此巩固基业、延续上天的福命。因此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都传承了数十代，而周朝尤其长久，大概是因为大力建立宗室，使其成为自己的藩屏。推究他们的用心，是把天下看作公共之物，而不把它看作私产，并不像后世那样用智谋和武力把持天下，心胸狭隘而多疑忌；即使有骨肉至亲，也瞪眼防备，不肯给他们一点权力，害怕他们乘机倾轧自己。秦朝灭亡就是这样，汉朝以此为鉴，于是大肆分封同姓宗室，规定不是刘氏不得封王。时间久了以后，光武帝、刘备都凭宗室身份，在国家灭亡之后倡导义举而兴起。汉高祖本来就是要为长久无穷的国家大计考虑，并不是只为他自身；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大力庇护子孙，使万世享有宗庙祭祀。既然如此，分封宗室，就是牢固守卫天下的关键办法。如今陛下的宗族中向北迁去的很多，侥幸免难的又有多少呢？而黄潜善、郑谷这类小人的见识，本来没有长远眼光，他们说陛下是以支子入继皇位，又不是依照传付皇位的命令，因此国家形势尚未平定，至亲内部恐怕不免有非分的希望。考察他们的行事，一定曾进言制造疑惧、虚张声势，以此惊动陛下的心。所以从南都直到维扬，诛杀、流放的刑罚和猜疑忌惮的意图接连出现。虽然其中的罪过有些是他们自己招来的忧患，但恐怕也未必全都出于治理亲属、整顿家族的善意。如果确实如此，想靠这种办法保全国家、延续国运，就困难了。如今应当在同姓宗室中不论亲疏，选择贤能之才，分布在朝廷内外，广泛加以任用；其中声望和实际才能特别出众的，陛下应当留下担任宿卫，辅佐王室。那些有克敌制难功劳的，应当逐步实行分封土地的制度，使封国如星罗棋布、棋子排列，以慰藉祖宗在天之灵，延续国家如一线般的命脉。让敌人知道赵氏居于中原的宗室还有这样多人，已经失去而又重新得到的，并不只是陛下一人，那么他们扑灭火焰般的蛮横之心、另立异姓的叛逆阴谋，或许可以稍稍平息吧？开创基业、垂示统绪的君主，必定建立纲常法纪来留给子孙；继承世代、承接帝统的君主，必定守住纲常法纪来效法祖宗。纲常法纪存在，国家就存在；纲常法纪灭亡，国家就灭亡，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君子得到进用，众多小人未必退却；一个小人得到进用，众多君子就一定退却。双方的势力不能并立，而君子一方处境艰难，大概道理本来就是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到任用的君子最多，小人也时常被任用；但小人罪行显著就斥退，君子也有时被废黜；然而忠诚显著就重新收用。因此，他成就当世功业、留给后人辅弼的，全都是君子。到了王安石却不是这样，他排斥断绝君子，君子一去便不再回来；崇尚信任小人，一经任用便不改变。因此，他败坏当时政治、贻害后世的，全都是小人。仁宗皇帝所培养的君子，既已长久又已远去，如今一天天消亡；王安石所教养的小人，正当新近而势盛，他们的繁衍还没有停止。因此误国破家，毒害极深极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既然如此，陛下想寻求君子来任用，却不吝惜爵禄来等待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更加难以得到吗？君子还没有找到、任用的机会还没有试行，而那些没有能力、败坏事情且劣迹显著的小人却渐渐聚集起来。他们还没有到来时，便召他们来，只怕他们不来；到了以后便任用他们，只怕他们不赶快混杂着一起进用，把所谓悔过、任贤的意图全部聚集在一起，这与陛下刚开始匡正国家时完全不同了。陛下的土地、金钱、布帛能有多少？难道经得起这类人夸夸其谈、轻易挥霍，把一切都输送给敌人吗？想要引进豪杰、延请英雄，却把标准定成这样，就像倒退着走却想向前，又像车头朝北却要到越地。用贤能治理不肖，是太平以前陛下家法般的传统；用不肖治理贤能，是熙宁以后陛下应当引以为戒的家训。何况如今否塞的气象充满中原，阴暗势力正在敌国蓬勃增长；如果没有稀世的奇才，让朝廷上下、内外彼此交替任用，太平怎么能够恢复，闭塞的局面又怎么能够倾覆呢？这是整顿国家纲纪的第一件事。重文而不轻视武，是拥有国家不可改变的道理。汉高祖任用韩信、彭越，并没有让他们的地位超过萧何、曹参；光武帝任用贾复、耿弇，并没有让他们的地位超过邓禹；唐太宗任用李靖、李勣，并没有让他们的地位超过房玄龄、杜如晦；蜀先主任用关羽、张飞，并没有让他们的地位超过诸葛孔明。不只是礼文和等级不同，他们以诚心对待这些人的方式也不同。如今儒学衰微，没有伟大的贤人和深厚的德行之士卓然立于朝廷，来取得筹划谋略、指挥调度的功劳。陛下深深倚仗、视为心腹和爪牙的，只有三四名庸将。这几个人即使按照近代的标准来评论，曾经也不值得担当种师道的仆役，何况还指望他们成为古代名将呢？他们傲慢懒散、身形庞大，却承担重大寄托，连平定盗贼有时都做不到，哪里敢指望他们向敌人射出一箭？自己惭愧无力塞责，便用夸大的空话和诡辩欺骗圣明的听闻，用傲慢的言辞和倨傲的礼数轻视朝廷士人。他们说如今的祸乱都是文臣造成的。敌人正强大，不能同他们争锋，便一定要退避自保，等待时机行动；又不约束部众，行动就溃败，溃败就成为盗贼，成为盗贼就招安，招安就授官，如此反复循环没有穷尽。他们给国家造成的祸害，难道是文臣敢想象的吗？臣私下听说，陛下推心置腹地抚慰他们，却失之于过分宽厚，出入内禁也不按时节限制。小人不懂义理，习惯于所熟悉的环境，便以为君臣上下如同朋辈一般，倚仗皇帝威灵而无所顾忌。受宠却不骄纵，骄纵后还能降服，降服后不怨恨，怨恨后还能自我约束的人，实在很少。

译臣希望陛下把大臣当作腹心来委任，以礼貌对待近臣，始终使南衙朝士的气势重于这些人。天下那些怀才自爱的人，一定愿意站在陛下左右；遇到缓急之时，一定有人能够为陛下竭尽忠诚节操，不使自己愧对古人。和樊哙同列，韩信尚且感到羞耻，何况儒士呢？臣参与内朝班列以后，想求得近臣这样的待遇，像汲黯一类的人，还没有得到多少。臣身躯瘦弱，乘着破旧车子，在这些长于防卫、如同犬马的人中间战战兢兢。卒伍中的卑贱之人，都可以用恶声斥问臣是谁；臣不敢正色违逆，只稍稍触犯他们的气势都不敢。跟从臣的尚且如此，何况地位在臣之下的人呢？唐朝制度中，监察御史的品秩为七品，穿绿色官服，地位很低；然而奉命出使时，节度使仍要备好弓箭，在郊外迎接。本朝考虑到这个意思，郎官出使时，排列位次在转运使之上。这些做法，都是想尊重天朝，使百姓习知上下尊卑的区别。按照旧例，宰相坐在待漏院，三衙管军在帘外倒转仪仗、作揖应答而经过。吕夷简任宰相时，有一名管军官忽然在殿廊遇见他；吕夷简年老而仓皇，来不及下台阶作揖，并不是因为有悖逆暴戾的罪过。吕夷简便上表请求离职，认为这件事轻慢了朝廷；那名管军官也因此被废黜斥退。可见上下名分的严肃就是如此。如今却已经出现与宰相分庭抗礼的情况了。照这样推衍，这类事情如果不是一天比一天增长、永不停止，陛下却不为他们区别对待并明确显示尊卑，便是在自行削弱朝廷的堂陛，再也没有等级威严，又将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这是整顿国家纲纪的第二件事。治理天下，必须任用忠厚诚实、亲身实践的人，而舍弃浮华轻薄的人；这样才能改善教化、端正风俗。本朝自熙宁以前，一直遵守这个道理。到了王安石，以类似佛、老的思想扰乱周公、孔子的实际学说，断绝史学，倡导虚无之说，使天下人的习气趋于相同。这种习气形成以来，到今天已有五十年，士人以空话相互抬高，却不适合实际使用；把办事看作粗俗的行迹，说是不值得谈论。有的人如果遵守规矩、严守分寸，稍稍不同于众人，群体便嘲笑、全族便讥讽他，认为他是异类；于是各种人纷纷放纵行事，终于败坏国家。二帝受辱、羿莽擅权，他们却认为这只是偶然罢了。守节而死于国难的人，不过一两位，这就是浮华轻薄造成的祸害。要改变社会风气，关键只在于皇帝所喜爱和厌恶的是什么。韩琦、富弼在朝时，文武两班中升朝官以上的官员，都不许自行陈报磨勘，必须听候有关部门检举考核；这是为了培养人的自重、劝导人的知耻，恢复并扩展礼义廉耻四维。因此当时的人知道自爱，风俗忠厚。如今竟有身为从臣却自行陈报磨勘、请求广施恩典升转官职，还不以为耻的人了。再往上推，见到利益便忘记道义，贪求所得便害怕失去，遗弃亲属、把君主置于后面，背叛和篡夺便会逐渐发展而来。这是明君最为畏惧、最应深切戒备的事。如今天下万事变化的根源，本来就在陛下。假如大力实行孝悌，天下忠诚顺从的人就会到来；喜爱贤能、远离奸佞，天下重名节的人就会出现；奖赏清白，贪污的人就会退避；尊崇品行道义，奔走竞争的人就会止息；表彰实际才能，荒诞虚妄的人就会受到惩罚；以忠厚为贵，残酷刻薄的人就会远离。如果反而实行相反的道路，衰败的风气会日益蔓延，必定发展到糜烂才会停止。至于文辞华丽、言语工巧、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人，确实不应任用，以免鼓励浮薄之风。靖康二年，著作郎颜博文谄媚张邦昌，曾说：“没有汤、武那样的干戈，却有尧、舜那样的禅让。”等到替邦昌写请罪表，又说：“仲尼接受佛肸的召请，本来是为了兴复周室；

译纪信乘坐汉王的车，本来就是要欺骗楚军。” 颜博文是近世所谓善于作文的人，但他的操守和手段反复无常到了这种地步。因此知耻之道消失，礼义廉耻四维彻底崩坏，社稷也会随之败亡。陛下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是整顿国家纲纪的第三件事。法度，是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号令，是用来推行法度的关键；信义，是使号令真正发生效力的根本。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义就不能立足。”圣人重视信用，甚至到了宁可舍弃生命的程度。这话似乎过于严厉，鄙陋之人和浅薄儒生把智诈、诡谲、欺骗当作手段，一定会忽视这句话。然而真宗在澶州同契丹结盟，契丹遵守盟约，一百二十年不敢首先发动战争。宣和年间宰相王黼突然毁弃盟约，出兵联合远方夷族攻打友好国家，并把景德年间的誓书取回放进天章阁。天地鬼神共同鉴临的重大誓约，既然由我们背弃，便使敌人得以找到借口。金人同我们有什么仇怨呢？都是契丹挑唆他们，借他们的手、借他们的兵，来报复亡国之恨罢了。失去信用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孔子的话确实一点也不过分。近来以来，朝廷对百姓失信尤其严重，臣不能把具体情况全部列举，只如所谓“先前颁下的指挥今后不再施行”，以及所谓“已经派下去的人另行安排差遣”等，这类奏报一定每天都在陛下听闻之处出现。陛下为什么吝惜不命令大臣，让他们把事情审慎周详地思考，却竟然直接犯下这种反悔失信的过错，来欺骗惊动四方的听闻呢？如今外地州郡擅自专断、不接受朝廷命令的渐渐增多；他们所凭借的，不过是号令发出时不审慎，便使人轻视；执行时不坚定，便使人疑惑。既轻视又疑惑，那么发布制命的权力就不在陛下手中了。承受官已经多次奉行命令，实在难以不说“只是略微改变原来的指挥”，于是又说还不晚，必定再次改动。近在朝廷还有这种风气，远方四方的情况也就可以想见了。陛下即使有真正贤能、确有才干的人，把他们交给地方任职，让仁政恩泽传播给百姓，也因为这个缘故，凭什么能够责求他们取得功效？百姓虽然愚昧，但习惯于观察所见所闻，一定会认为朝廷的命令全都是欺骗我；这种心念一旦形成，奸雄就能借机诱导他们。这是整顿国家纲纪的第四件事。郡守、县令，是亲自接近百姓的官；监司，是统辖州县的长官。天下的治理，从一个县开始；县治理好了，州就能治理；各州没有不治理好的，天下就治理好了。明智的君主一定慎重选择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得到合适的人以后，一定长期任用，根据实际功过考核并施行赏罚。近来以来，朝廷调动更换郡守、监司，没有一个月不发生，几乎数也数不清。东南各路不过十几个，为什么要这样纷纷调动呢？陛下应当察知其中的缘故。难道是认为他们没有才能而罢免吗？那么为什么不在任命以前慎重考察呢？只怕未必是这样，特别是出于当权者的私意罢了。百姓的力量已经困乏，财用已经枯竭，溃散的军队和凶猛的盗贼正充斥其间，军务和军需又交相压在上面。朝廷忧劳叹息却还不能救济，难道还忍心不为他们选择忠信的长官、慈惠的官员来抚慰安定吗？臣希望陛下严令大臣，从今以后，郡守、监司、县令一律以三年为任期，没有重大过错不要轻易调动更改。县令不许轻易依从奏请和辟召而离职；其中有贪污、成为百姓祸害的，应依祖宗法令严厉惩治。仍应允许内外侍从官举荐自己所知、能够担任县令的人，每年一人；以后如果不如被举荐者，就降职降秩以示警戒。认真办理这件事，或许百姓在沸腾动荡之中能够有得到休养的希望。如今吏部没有空缺职位来安置等待入仕的人，他们没有俸禄可得，只能一概苟且求取权摄之职来度日。现任官员不能胜任时，为了躲避祸患，便请求差遣檄文、以干办为名，苟且谋求俸禄粮食，再也没有平日任职的志向；想要政事得到治理、百姓获得安宁，就困难了。如今请求专门委托各路帅臣、转运使、提刑，不论远近，都限定在一个季度内申报本路现任官员以及职位空缺、已经授职但尚未到任者的姓名，参照三司的实际情况，交给吏部备案，作为实施差注的依据。凡是以便宜行事为由辟召、设置属官的人，必须任用曾经担任县令、录事参军以上且没有过犯的人。奏补出仕的人，以及曾因不能称职、没有治理成绩而被罢免的人，不准奏请举荐。奏补人员必须依照旧法参加铨试；没有铨试的，就在各路运司每年考试一次，并且增加时务议论、策问各一篇，精心选拔而减少人数；符合标准的才准许出仕，以杜绝请托、贿赂和冗员吃空饷的弊端，肃清仕进之路。政治的关键就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臣的禀赋平凡，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但我日夜思考，又考察古代，衡量公共议论，所得关于当今事务的看法即是如此。虽然不能全部说尽，也可以看出大概。只希望陛下触动内心、加以思虑，反复寻求，发扬宽容、降低姿态，开放胸怀采纳并听取这些意见。万一其中有可以施行的，就应当以至诚恻怛之心，奋力担当，迅速谋划实行；时日正在流逝，岁月不会等待我们。要认为今天比前一天困难，怎么知道后天不会又比今天更困难呢？过去的事情虽然不能追回，也不应当认为已经无事可做而就此停止。上天的灾异胜过人的作为，大的福运不会再次降临，实在深可忧惧。今年春天，发生震雷、大雪、白虹贯日而日中有黑子、钱塘发生变故，这些确实是预先显现的征兆。恭敬地认为，上天以仁爱眷顾陛下，恳切深厚地警示告诫，降下休美之命，已经不止一次了。陛下从艰难困苦中走来，侧身自责，亲近书史，召见并询问众多士人，减少对玩物的爱好，亲自处理各项政务，也已经不再是维扬时的情形了，这是臣民共同知道的，不能欺骗掩饰。不过，责任越重大，力量就必须越强；职责越重大，忧虑就必然越深。天下万民因为二帝的缘故，对陛下的期望，绝不只是做到这些而已。于是闰月，金人侵犯大火，火芒盛怒，赫然可见。九月初一早晨，发生日食，车驾又有思患预防的行动，明堂于是空虚，阳德大为衰弱。钱塘是受辱之地，难道还可以再让天子车驾枉驾六飞吗？县名为柏人，汉高祖尚且不在此过夜；如果趋往防稽，幸而到达三衢，那么那里地势偏僻，护卫更加劳苦，贡赋无法通达，财用更加困窘，道路艰险阻塞，朝觐更加稀少，邮驿设置迂远深僻，命令更加隔绝。人们知道陛下已经没有再兴复的志向，威权日益削弱，便没有什么可以仰望的了；一旦纷纷放下武器逃散，谁还能制止他们呢？只有臣这片区区之言，义理明白，事情顺当；若能思念迎回父兄，发誓报仇雪耻，奋发志气，坚强自励，有进无退，或许可以激发军心，率先带领将佐在危急绝境中寻求生存之道。这不是怯懦畏避所能办到的。否则只姑且依靠上天的命运而不肯放弃希望，就好比不在田里耕种，却空着肚子等待好庄稼长成；

译活着的人不纺绩麻布，却袒露肌肤等待野蚕结茧，这在事理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况且，百姓之所以拥戴宋朝而没有二心，只是因为祖宗的德泽深厚，人们不忍忘记；即使陷于极度困苦，仍然没有土崩瓦解；即使怨恨愤怒到了极点，仍然没有反叛。然而从近来巡行经过的地方看来，沿道路各州县的百姓全都逃空了，是为了躲避士卒；严重的地方田地荒芜，房屋毁坏，百姓不能保全生聚，满眼都是萧条景象，这显然不是百姓盼望皇帝临幸、以此传示四方的美好情形，又凭什么彰显德政呢？前些时候在建康，已经捕获了金人的侦探，由此可知敌人虽然拥有十成的优势，却受长江限制，不敢轻易渡江。不过，听说他们屯驻山东，有几路军队同时进攻的谋划。陛下如果不把防御之事深切委托给将相，及早进行防备遏制，只想深远地寻找幽僻之处，那么回头看各州郡又会成为空城；人们一定会说，连君王尚且畏惧逃避，凭什么责备我们守城？百姓看到这种情形，怎么能够长久忍受而不发生变乱？如果不望风叩拜、奉事敌人，就必然会推举贤能之人来自保。陈胜、吴广因百姓不能忍受而起兵，刘邦、项羽又趁势而起，秦朝终于灭亡，大概根源就在这里。古人称中兴之治，说是拨乱反正。秦朝不行正道而大乱，汉高祖使之归于正道而兴盛。王莽不行正道而大乱，光武帝使之归于正道而兴盛。隋朝不行正道而大乱，唐太宗使之归于正道而兴盛。唐末五代不行正道而大乱，我太祖皇帝使之归于正道而兴盛。所谓反正，就是改变原来的道路，追究败亡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全部更改并去除，就像反转手掌一样容易。如今的混乱也可以说非常严重，能否反正而兴盛，在陛下；最终衰败不振，也在陛下。金人虽然强大，但他们的衰弱可以等待；只是担心中原豪杰因此而起，平定我们的乱局，兴起他们的治道，那样陛下的大事就完了。天下会记载此事，野史会书写此事，善恶荣辱将流传到后世；后人观看今日，也就如同我们今日观看往昔。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取得天下，楚国却凭七千里土地成为替秦人服役的仇敌。如今金人的强大还不如秦国，他们得罪中原，人人都怨恨，因此比秦始皇对六国更加令人痛恨。东南的形势，控制江山，兼有吴楚之地；西南有岭海，疆域完整自足，并不是像商汤只有七十里土地那样起兵，却求怜偷生，竟比楚国替秦服役还要严重。这就是臣日夜愤懑、替陛下痛惜并为大臣错误谋划而悲伤的原因。从前宗泽留守京师，身边只有一名老随从官，尚且能够以诚心鼓动各地义军，向北联络怀州、卫州的百姓，发誓共同迎回二帝，大家都答应了，约定日期秘密响应的有数十万人。可惜宗泽被黄潜善憎恶，黄潜善千方百计阻挠压制，宗泽愤懑忧郁而死，志愿没有实现；群臣也没有谁敢把宗泽的谋划上达天听。由此可知，人心并没有厌弃二帝的恩德，何况陛下身为他们的子弟，所负的责任谁能比您更大呢？如果果真要面向北方有所作为，臣将看见锄头农具的力量胜过长矛，奋臂之威胜过铠甲兵器，天下四海都由陛下任用，绝不会因为失去防备而失败；关键只在陛下决断还是不决断，作为还是不作为。五路的事务，张浚已经着手安排。如今如果能使淮南、荆襄互为臂肘、相互策应，使山东各地合纵联结，那么敌人所守的是数千里土地，兵力分散，形势分离；我们便可攻击其要害，捣击其空虚，乘其不备，以多种办法误导他们，不因厌倦而退却，以十年为期，陛下一定能够扫除妖氛，使天下清平，修复上京的宗庙宫观，拜谒巩、雒的神祠，远道迎回父兄，使他们回到宫阙安居，重新整治礼仪器物。永远巩固皇室基业，到那时陛下的忧虑和责任才算结束，巍然南面而王，称为宋朝中兴，万年长久，令人欣喜怀念而无有厌倦。如果却像今天这样战战兢兢地逃避隐藏、畏缩藏身、承受耻辱，难道不是与天地完全隔绝了吗？臣本来是疏远卑微、没有声名的人，错误地蒙受陛下召求，提拔到身边侍奉。陛下顾盼的温厚、宠遇的荣耀，众多士人都传说此事，成了谈资。臣再三想到自己主管记注、掌录皇帝的言语行动；自从战乱以来，典籍废缺，官职事务没有办好，尸位素餐，实在惭愧。何况亲眼看见敌寇尚未消灭，盗贼肆意侵凌，皇帝车驾彷徨不定，百姓没有可以死守的地方。臣因此说：既然得以接近圣明，如果知道却不说，有所进言却不尽说，假如不是害怕灾祸，就是欺骗君主。臣内心震恐，不能自已。以愚直冒犯圣威，按理应当诛杀；只是仰仗陛下如天一般宽仁，因此没有恐惧。如果这些话有可采纳之处，能够补益国家大政，哪怕只有尺寸之功而名留史册，也是古人所看重、臣最大的愿望。冒犯威严，臣惶恐至极，等待治罪。当时朝廷商议派使者进入云中，胡寅任中书舍人，向皇帝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朝廷已有派使臣进入云中的奏议。臣愚昧浅陋，蒙陛下提拔置于从班，职责在于进献意见、接受采纳。即使是小事处理不当，也应当上报，何况派遣使者关系重大；即使起初没有参与商议，只要心中有所不安，岂敢闭口不言，便上奏陈述。伏望陛下留心审察。从前孔子作《春秋》以示万世，君主南面治理天下的方法，没有不记载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不过是父子、君臣的道义。鲁桓公被齐国杀害，鲁国臣子对于齐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庄公是桓公的儿子，不但不能替父亲雪耻，反而同齐国交好：元年替齐国主办王姬出嫁之事，四年和齐国在禚地打猎，五年会同齐国攻打卫国，八年和齐国共同围攻郕地，九年又在蔇地同齐国结盟；这一年还替齐国接纳公子纠。孔子厌恶这些事情，特意记载在《春秋》中，以彰明鲁庄公释怨通和的罪过。鲁庄公只是忘记了父子、君臣的大义。鲁国臣子又仿效他，因此公子牙在前面发动弑君的阴谋，庆父在后面生出无君之心，卜齮、圉人荦的刀刃又在党氏、武闱之间交相发作。鲁国的宗庙祭祀几乎像一线牵连般不能延续，这就是释怨通和的后果。

译这难道不是后世永远的鉴戒吗？”女真人惊扰陵寝，毁坏宗庙，劫持二帝，残害祖宗的百姓，是陛下的仇敌。近来那些误国之臣，自知才术不足以平定祸乱，又贪恋富贵，所以故意夸张欺骗，派遣使者求和，以便苟延岁月。九年以来，结果如何？他们个人窃取爵位，离开时又何曾能说出什么道理？但对于陛下的圣德和国家的大计，却造成了许多亏损和祸害。幸而陛下的勇略智慧日益提高，在长期受邪说迷惑之后，已经清楚地独自看见真相，奉行上天的讨伐，列举刘豫这逆贼的罪状，使国运重新安定，逐渐谋求恢复。天下忠臣义士听到风声，纷纷奋起，都想着亲自效力以辅佐大业。譬如人行万里，已经登车出门；又如支撑大屋，刚刚扶正基柱。国家的存亡、治乱，实在系于此时。如今却无缘无故重走庸臣的旧路，踏上危亡国家的险境，违犯孔子的告诫，沿袭鲁庄公的做法，忘记报仇的大义，陈列自取羞辱的祸乱，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有人说，不如稍稍降低身份、委屈求全，可二帝怎么办？臣回答说：从建炎丁未年至甲寅年，所做的都是使用卑下言辞、丰厚礼物，以问安迎请为名派遣使者，可是这些使者根本不知道二帝在哪里。知道二帝所在之处的是谁？见过二帝面容的是谁？听到二帝言语的是谁？得到女真人要领的是谁？因讲和而能够使敌兵停息的是谁？臣只看见丙午年以后，通和的使者回来，敌军并没有停息；还没有来得及喘息，黄河、长淮、大江便相继失去险要。臣只听说去年冬天使者回来时说，远方的人已经顺服，国势已经安定，这些话写在奏章中，传遍远近。谁知还不到几个月，刘豫的军队就起兵犯上作乱了。女真人知道中原最看重的是二帝，知道中原最痛恨的是劫持二帝，知道中原最害怕的是用兵，于是总是假意表示想要和好，增加我们所看重的，平息我们所痛恨的，掩藏我们所害怕的；中原坐受这种诱饵，过了很久才醒悟。天下一定会认为我们从此改变谋略，为什么还要再拿出这种错误计策呢？如果说只是姑且这样做，哪里会有修书称臣、耗费大量金帛，而去成就一件姑且为之的事情呢？如果说因为二帝的缘故不得不这样，那么过去的结果就可以考察。何况岁月越久，敌情越加秘密闭塞，必定没有能够沟通的道理。臣曾经思考过：陛下同女真人断绝关系，臣下得不到什么，而君主成就义举；如果通和，利益归于臣下，而君主却承担恶名。所以凡是愿意出使与金人讲和的人，都是为自己谋划，不是为国家谋划。陛下为什么不依据孔子的论断来决定这件事呢？自从王安石废弃《春秋》，天下学士不知道尊崇尚重它，于是乱臣贼子一个接一个遍布四海。幸而陛下笃信这部书，孔子的志向将要在今日得到伸张，就应当考察《春秋》褒贬削定的用意，来裁决当今的事情；只要实行其中一两项大原则，陛下的美名就会照耀千古。今天的事情，没有比对敌国的仇怨更大的了。要消除这种仇怨，必须雪此深仇；因此应当任用主张报仇的人，不任用主张讲和的臣子；实行报仇的政事，不再办理讲和的事情，使士大夫、三军和百姓都知道女真人是与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人人都有至死攻击女真人的志向，抱定一百个人出征也不回来一个的决心，然后二圣的仇怨才有平复之日。陛下尽了人子之职，即使臣等才力低下，也能扬眉吐气地生活在人世间，这也将分享荣耀。假如不是这样，堂堂中原万乘之君却向金人称臣，那么宰相以下的臣子全都成了金人的陪臣。即使女真人欣然答应讲和，派一名将军率数万军队驻扎在泗水之上，表示愿意同陛下面对面订立盟约后退兵，不知道陛下将如何对待他们？那时他们又想改换我国的大臣，分割统辖我国的军队将领，割取我国土地并征收其租税；只要有一件这样的事，难道我们能够听从吗？听从，就无法立国；不听从，就会破坏和好关系，这将依据什么来处理呢？臣实在愚直昏昧，想来想去也不明白。因此略微陈述古人的大义，冒昧打扰圣听。只希望陛下确实加以采择；如果合乎圣意，就应当认为世代的仇敌必须报复，根本没有可以讲和的道理。请明白下达指挥，停止并撤销派遣使者的命令。即使已经刻印，也立即销毁印信；这并不会损害日月的光明，反而正好彰显陛下善于谋划、能够听取意见的美德，避免损害圣德和误国大计。臣不胜区区竭诚纳忠的至意。胡寅又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宰相张浚曾论述派遣使者之事，认为这是兵家的机变权宜之策，和臣所论的道理不同。如今何藓竟然已经出发，不能挽救阻止。臣任职侍从，起初有所陈述，已经承蒙圣上知悉；如今张浚作为辅佐国家的谋臣，是陛下改变脸色、以礼相待的人，情势上很难因为臣而阻挠他的议论。臣不应当竭力争辩以求取胜，只会造成纷纷扰扰。臣反复思考，始终不明白张浚的说法，因此必须剖析说明，呈报圣听；希望陛下留神阅览，姑且记在心中，等日后验证臣的计策与张浚的计策谁对谁错，那时派遣使者的利弊自然明白。现在臣还不敢请求裁定谁是正确的。”金人总领军队二十多年，打败大辽，削弱我宋；他们虽然没有长远谋略，却精通用兵，所做的事情全是诡诈。如今我国的虚实，他们难道不知道吗？难道还要先用卑下言辞、表现谦逊，才足以使他们骄傲；先示弱屈服，才足以平息他们的愤怒吗？这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一点。庚戌年以后我们没有派使者，敌兵也没有来；到了癸丑年派使者，敌人却诱使他们的使者进入我国，冷眼观察后离去，没过多久淮南的警报就上奏了。这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二点。以前我国派出的四批使者，都是朝廷选出的侍从之臣；听说他们进入敌境，便昼夜驱车传递，几乎没有礼节；见到敌主后，坐在那里承受欺骗，匆匆回来，从来没有得到敌情的要领。

译何况何藓只是一个使臣，他怎么能够承担侦察敌国的事情呢？这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三点。从前富弼出使，一句话就使南北双方百万军队停战，可以说是伟大了。使者回来后朝廷论功行赏，升迁官职。富弼却认为中国不能用兵，只能依靠使者的口舌，向敌人低头，这是最大的耻辱，始终不肯接受赏赐；像这样才可以办理国家大事。如今奉命出使的人，首先谈论自己的私事，祈求恩泽；一项项满足自己的心愿后才肯出发。他们的考虑卑近得和市井小人没有区别，还能光明正大、不辱没君命吗？这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四点。万一金人以兵威相逼，肆意恐吓威胁，使者一定不能舍生赴死，反而会把我国的实情告诉敌人，这就是自取失败。处在生死关头，只有烈士才不害怕，难道能说何藓做得到吗？这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五点。金人最大的欲望是什么，谁不知道？既然他们有消灭宋朝的意图，即使刘豫明天就灭亡，今天也一定会出兵救援；何况刘豫这逆贼哀求援助，到了秋高草熟时前来侵犯，又有什么可疑的？这根本不必派人窥探，坐在一堂之上就可以看清。这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六点。如今淮河以北，刘豫自以为是他的封疆；黄河以北，金人自以为是他们的土地。使者出行，难道能够乘云驾风，直接到达敌境吗？必定要渡过清河的阻隔，经过浊河的险阻，然后才能到达。去年冬天朝廷下诏，列举刘豫的罪状，明确说他是贼。如今刘豫肯接纳我国使者吗？使者能够把诏令送达金人那里吗？臣恐怕他们会像戎人攻伐凡伯一样发动攻击。这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七点。如今我国和金人的形势，像两家有着永世的仇怨，一弱一强。强者不停侵凌，弱者就必须坚固城门墙垣，严格戒备，等待时机行动，这样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如今却想派一个仆役，用酒肉诱惑他们，用金帛取悦他们，这只会加重我国的弱势，增加敌人的强势。这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八点。自古以来，兵强马多、沉溺武力而不收敛，却没有发生自焚之变的，只有五胡中的英杰如勒曜、垂珪才难以做到。敌人贪财好色，凶残不义，不过是一群猖獗的盗贼，并没有保卫国家、传之永世、兼并天下的谋略。推想他们强健的士卒会老去，老卒会死亡，战马的年齿也一天比一天大。他们的谋臣志得意满，沉溺于子女玉帛之间，不出几年，必然遭遇祸败，这是显而易见的。万一今年冬天他们党助刘豫这个逆贼，昏昧地一同前来，陛下严格整顿将士，凭借大江的险要抵御他们，他们再来时气势衰弱，三来时力量耗尽，这是必然的。小小的胜负，是用兵中的常事。如今还没有交战的迹象，却仓促自行接受侮辱，以显示畏惧恐慌，实情显露、力量屈服，反而会被敌人乘机利用，这不是兵家所说因形势受制而不得行动的道理。这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九点。那些主张和亲的人，迎合金人的心意，只是为自己谋划罢了。陛下日夜思求贤才，直到太阳偏西也不懈怠，穿粗劣衣服，节省饮食，住简陋宫室、用粗陋器物，以此供养战士，本来正要替父兄抒发天地不能容的愤怒，洗雪沧海也不能涤除的耻辱。假如坚持采用和议，谋臣就会离心，义士就会丧气，将帅就会苟且偷安，士卒也会离散，认为再没有输忠献智、建立功名的日子。假使主张和议的人自以为自己的说法可以采用，必然会逐步提出更进一步的主张，拿国家去取悦金人，那样国家大事就完了。这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十点。唯一使陛下难以处理的说法，就是有人以二帝为理由。然而自建炎改元以来，使者屡次派出，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两宫起居的情状，听到二帝咳嗽的声音。何况如今岁月更加久远，敌人必定把二帝藏得更严密，只怕我们知道他们的下落。如今把敌人视为父兄的仇敌，彻底断绝往来，那么名分正当，事情顺理。将来即使听到不同的消息，我们在道理上也站得住脚，处理起来容易。如果同敌人往来而不断绝，敌人就掌握了重要的主动权，把过错归到我国，名分和实际都受到损害，这不是陛下的利益。假如有人知道二帝所在，能够见到他们慈祥的面容，传达陛下思念父母的孝心，即使每年派遣一次使者，竭尽天下力量供其随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如果道路艰难阻塞、路途遥远，必定没有能够到达的道理，那又怎么办呢？由此推断，以二帝为理由的事情，也就不难处理了。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有一项不可改变的方针，端正大义，不靠侥幸来办事。汉高祖出关时，得到董公的谋略，以弑君之罪讨伐项羽；后来虽然屡遭失败，但项羽背负不义的罪名，虽强大也必然衰弱，汉高祖坚守这一方针不变，最终取得天下。然而张良在峣关采用的做法，以及养虎的譬喻，君子尚且以谈论它为羞。刘备、诸葛武侯志在恢复汉室，把曹操视为贼，也能够三分天下而立国。魏延想出奇制胜、急于求成，孔明却不追求眼前功劳，君子认为这才是真正把天下责任担在自己肩上的人。古代英雄的规模谋略和施政措施，大体都是如此。三国兴起时，曹氏先占据有利形势，蜀国最后才建立，难道会因为弱小，就向曹操卑躬屈服以苟且求存吗？孟子说：“君王对他能怎么样呢？只要勉力行善罢了。” 今天的国家大计，只应当明确恢复报仇的大义，任用贤才，修明政事，休养百姓、训练军队，以等待向北进军，此外没有别的方针。如果暂时还不能这样做，就只有坚守。至于朝三暮四、反复改变立场而没有一贯方针，恐怕必定不能有所作为；至于派遣何藓出使，不但没有成效，必定还会招来羞辱。臣所见就是这样，难道能因为张浚有所主张便自行压抑不说吗？何况臣蒙受诏书，曲加奖谕，先以此为荣耀，如今却在内心惭愧，所以详细陈述其中的道理，顾不得自己说得太多；臣心中只有报答君主，并不是喜欢争辩。至于军旅之事，臣没有学习过。张浚认为派遣使者是兵家的机变权宜之策，这一点臣不能理解，也不敢勉强替他解释。伏乞陛下宽赦臣的罪过，听候圣裁。” 《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七 明，杨士奇等撰 经国 宋高宗建炎年间，编修官胡铨论述符离之败的奏疏说：“臣听说，古代有的国家因为多难而巩固国家、开拓疆土；有的国家因为没有灾难而败坏国家、失去守土。齐国有仲孙之难，于是小白因此兴起；晋国有里克之难，于是重耳因此崛起；汉高祖有平城之难，于是成就帝业；光武帝有王郎之难，于是兴复汉家统绪；唐太宗有渭水之难，于是大业更加昌盛；唐德宗有奉天之难，于是唐朝国运更加稳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畏惧多难，思考保全国家的方法，内心保持危惧，考虑祸患深远。城濮之战，晋国没有楚军会在邲地战败；邲地之战，楚国没有防备晋军，因而在鄢地战败。卫国、邢国没有灾难却失败，也就是因为不作防备。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何曾知道国家将要作乱；隋文帝平定陈国后，房玄龄却知道隋朝必然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依仗没有灾难，便不思考巩固国家的方法，内心没有危惧，考虑祸患也不深。因此说：有的国家因多难而巩固国家、开拓疆土；有的国家因无难而败坏国家、失去守土。难道不是这样吗？陛下思念恢复不共戴天的大仇，忧心劳思，发誓与敌人不共生存，即使古人枕戈待旦、卧薪尝胆，也没有超过您多远。” 近来淮河一带的失败，大概是上天借此磨炼陛下的志向，使陛下震动心志、坚忍性情，增加原本不能做到的能力。臣由此看见上天爱护陛下，实在深厚。臣希望陛下更加坚定志向，不要因为小小的挫败而自我沮丧，搜集战车、补充士卒，停止战争以休养百姓，期望亲自成就大业，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福分。” 绍兴元年，户部尚书叶梦得上奏说：“臣接到吏部公文，转据都省札子：有臣僚上言边境尚未安宁，请求广泛询问百姓，谋划防御策略。圣旨命令行在的职事官以上人员各自陈述见解，密封上奏，并限五日之内呈报。臣凭着疏拙无才，在获罪废弃之后，仰蒙陛下过分听信，重新召回。如今位列六官之长，恩厚德大，即使在太平无事之时，也应当感激奋发，图谋报答万分之一；何况现在内外交困，陛下焦劳忧苦，废寝忘食，每天都无暇应付之际，还屈尊听取臣下意见，想要尽取群臣的谋略。君主忧虑，臣下就应感到耻辱，按义理本应立即舍生；臣虽愚陋，岂敢不竭尽犬马之诚，希望千虑之中或有一得？臣私下认为，金人不行仁道，侵凌中原，到现在已经四年了。他们所举动无不命中，所做事情无不成功，最终竟没有谁能够稍稍挫败他们的锋芒。难道是因为他们不过从荒秽暴乱中突然兴起，跨越数千里土地，残暴统治本国百姓二十多年，违背天理，毒害我国，而我国集合天下智慧，竟真的不能同他们抗衡吗？祸患在于最初谋划不善，每次行动都失去时机和防备，因循拖延而横遭溃败，养成了敌人的势力；因此敌人在彼方日益放肆，我方日益困顿。到了如今才在末端挽救，当然更加困难。用兵是讲究时机的事情，不估量时势、不衡量敌情，就不能行动。所以一旦失去时机和防备，如今要做起来就比靖康初年更加困难。如果拿今年春天同去年冬天相比，大概又有更加困难的地方。去年冬天听说在陕西、河北之间出没的，有人说是轻骑，有人说是签军，却不知道主谋和统领军队的人是谁。如今听说尼雅满曾亲自到相州，又到濮州，又到开德府，可见主持军事的是尼雅满，这是第一项困难。去年冬天以开德府守卫黄河，我们还依靠黄河保卫南方边境，所以敌军屡次攻击桥梁，我们总是争夺并守住。如今开德府既已陷落，黄河已经不再属于我们，那么河南的土地就任敌人想去哪里便去哪里，这是第二项困难。去年冬天，黄河以北、京东各郡尚且有许多保存下来，南面依靠开德府，北面依靠大名，东面依靠东平；这三大重镇鼎足相峙，沧州又在它们北面，德州、博州和濮州互为唇齿，力量还足以相抗。如今只有东平孤立地独自扼守宋州、魏州的冲要，沧州孤悬断绝在后方，这是第三项困难。南京自古以来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关键。唐朝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以死守卫，最终保全江淮。如今南京又是京师粮道所寄托之处，粮道沿汴河而下，距维扬不到十天路程，比唐朝时的利害关系更加重要。澶州、魏州既已攻破，道路上的传言都说敌骑已经到达楚丘；万一最终逼近南京，那么上可以截断京师，下可以逼迫楚州、泗州，这是第四项困难。京东、河北各郡起初本来都想拼死守卫，所以虽然我国力量不能统一经营，各地仍自行筹划据城防守，百姓和地方社稷都想保卫自己的乡里，这些仍有可以依靠之处。自从开德府等地陷落后，人心震惊恐惧，都没有坚守的意志。听说德州竟望风迎降，巡社的百姓也有反过来替敌人效力的，那么现存的各郡难道还能保住吗？这是第五项困难。只在这两三个月之间，形势的难易就如此不同；如果不早作打算，敌人既然取得我国更多土地，便会选择肥沃便利之处建立巢穴，重金诱惑我国百姓，以威势胁迫他们，逐渐向四方出动。今天他们重新振作，过两三个月就再陷一州，逐渐蔓延到东南；被夺取的地方将无法再夺回，陷落的地方将无法再振兴，那么两三个月以后，救援它们岂不是比今天更加困难吗？何况他们猖獗的野心，难道会止步于此吗？臣私下观察敌人，前年冬天、去年春天先攻破西京长安；到了去年冬天，抽调撤回陕西、京西的军马尚未完毕，黄河以北、京东各郡便相继陷落。大概他们的谋划自有次序，必定是想暗中窥伺淮河地区，又担心京西、陕西和河北的百姓跟随在他们后面追击，所以先除掉这些援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