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

译《尚书》说：“三年考核一次功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无能者，升用贤明有功者。” 尧、舜那样聪明，即使对于群臣的能干和无能，也一定要经过三次考核、九年以后才黜退他们，这是因为了解人才极其困难，而功效也不能立即看见。如果只凭一件事情的得失、一个人的毁誉，不等长久考察，不追究其他方面，便据此确定臣下贤能还是不肖，并决定升迁或罢退，那么所作的处理未必完全恰当。处理不恰当，就要反复更换；更换太多，人人就会怀有苟且应付的心，世间也不会有安定治理的实际成效了。从前商宗遇到鼎上出现雉的灾异，祖己告诫诸王说：“应当以先代圣王为法，端正自己的政事。”灾变到来，本来不是无缘无故的；但上天意旨所指向的事情，大概也很难知道。只有君王能够因事修整警戒，以回应明确的告诫，那么阴阳精气相交，哪里会有不能通达的呢？然而自汉代儒者以来，谈论灾异的人开始穿凿附会经书的意思，牵强联系时政。君主如果听从他们的话，只专门防备某一件事，假如灾变并不是由此发生，岂不是反而违背天心吗？臣因此私下仰慕祖己的道理，不敢采用汉代臣子的说法。伏望陛下省察并留意圣意，尚未实行的努力实行，已经实行的努力坚持到底，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元丰八年，吕公著任提举太乙宫，论述彗星的奏章说：“臣恭敬地看见本月十三日的诏书，允许中外臣僚直言朝政的缺失。臣世代蒙受国家深厚恩德，陛下临政之初，首先受到选拔提擢，从外藩召入翰林，因此在陛下身边，每天口头陈说、亲手上奏，多次进献愚忠，颇蒙陛下采纳。如今虽然散处闲职和外地，但臣爱君忧国、拳拳不忘的心，未曾敢忘。臣恭敬地看见陛下敬畏天戒，焦虑劳苦而情意恳切，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听晏子说：‘上天出现彗星，是为了除去污秽。’考察传记，彗星都被认为是除去旧弊、创立新政的象征。上天显示威严，本来不会无缘无故。想来或许是陛下的仁恩德泽还没有布施到天下，而政令和设施中使百姓受害的事情很多吧？不然，上天的谴责为什么这样明显？陛下既然已经有恐惧警戒、修养反省的话，就一定应当有除去污秽、创立新政的实际行动，然后才能回应上天、感动百姓，消除并平伏灾变。伏望陛下留神察看。臣私下观察，陛下自即位以来早朝晚罢，振奋精神处理各种事务，规模大概已经宏远了，本来将要达到尧、舜和三代的治理，以光大太祖的功业，难道只是区区守成的君主吗？然而陛下临朝希望治理天下已经很久，朝廷中的士人却更加乖戾不和；持中立场、敢于直言的人遭受祸患而被放逐，阿谀奉承、依附权势的人却相互援引而升迁。” 朝廷以外，郡县政务烦扰，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田野间充满愁叹，上触和气；百姓扶老携幼，流离道路；官仓、库藏和廪禄储备到处缺乏，又没有办法扩大赈济，以至于骨肉相食、辗转死于沟壑的人很多。上下互相欺瞒，左右前后没有人敢正直进言。陛下有治理的愿望，却没有达到治理的实际成效，这是为什么呢？恐怕是任事的大臣辜负了陛下的高远志向。为什么这样说？邪正、贤能和不肖，本来大体是确定的。如今却不是这样：前一天还举荐某人，认为他是天下最贤能的人，后一天又驱逐他，认为他是天下最邪恶的人；前后纷纷反复，使圣心受到玷污扰乱的事情，大概不止一件。既然对于人才反复无常，那么对于政事也会乖戾而不能审慎决断，这是可以知道的。陛下难道没有察觉吗？况且像其中一两个人，在尚未进用之前，天下本来都知道他们是奸邪小人，只因为他们一时迎合依附，便竭力推进，这正是最终连累陛下知人之明的原因。自古以来，君主委任大臣并责成其办事，这种情况确实有过，比如齐桓公；那是因为他辛劳于求贤，却安逸于任用贤才。如今却不是这样，水旱失时、百姓困乏时，不能替陛下分担焦虑劳苦；敌人桀骜不驯、边境发生事变时，陛下就不得不晚膳，更何况又加上天变、地震等灾异呢？还没有看到陛下任用人才取得了成效。古代治理政事而起初并不顺应民心的，也有这种情况，郑国的子产就是这样。子产执政第一年，民众歌诵说：‘谁杀了子产，我愿意和他一起干。’三年后又歌诵说：‘如果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呢？’如今陛下垂拱而仰仗大臣成事，已经七年了，民众的歌诵却同七年以前没有不同。陛下即使也考虑到这一点，最终没有彻底醒悟，恐怕是左右臣僚蒙蔽陛下，使天下的事情不能被陛下听到。臣私下思考，陛下自登上尊位以来，对上侍奉两宫，仁爱孝顺深厚至极；对下直到诸王以及历朝贵主，无不把恩礼做到极致。陛下正值盛年，没有声色方面的过失；孝友、恭敬、节俭，都是出于天性；宫中的事情，世人没有非议；但德泽唯独没有施及百姓，这是为什么呢？臣听说安危取决于发布什么命令，治乱取决于任用什么人。所以皋陶告诫舜说：‘关键在于了解人才、安定百姓。’希望陛下把知人安民放在首位，除去污秽、创立新政，以回应天戒，那么转灾为福，不久就会应验了。” 臣前些时候朝廷曾经征求意见，等到当时议论的人说祖宗制度不可轻易改变，朝廷用人必须遵循资历等级。臣本来就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振兴停滞、补救弊病，是君主首先应做的事务；任用贤能，也不应只计较年资，只要出于至公之心，适当就可以实行。臣如今所说的，也不是认为今天的法令都不可施行。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扩大聪明，延揽接纳正直之士，公正地听取并穷尽天下的议论，事情好的固然应当保存，不完善的就应当减损。如果确实不便利，不要因为已经实行便害怕改动；言论有可取之处，不要因为意见不同便废弃。这样就不会劳烦陛下的心神，也不会惊动众人的耳目，而各种政事都能有条理，百姓安定，然后才可以充实军粮、抵御外侮。臣自从离开国家六年，从未有一句话能够上达圣听；即使私下居处接待他人，也从未轻率议论时政。今天所以冒昧进献愚诚，实在担心陛下如果不能在此时醒悟，日后即使想要改变，也未必是奇谋高策能够轻易做到的。” 程颐代吕公著作应诏奏章说：“臣恭敬地看见本月十三日的诏敕，因为彗星出现在东方，允许中外臣僚直言朝廷的缺失。臣因议论政事获罪，长久离开朝廷，没有机会补报国家，退居闲散冗杂的职位，尚且敢于小心地以进言自荐，实在是看见陛下敬畏天命，有恐惧警戒、修养反省的意思。草野之人尚且想要效尽忠诚，何况臣世代承受国恩，长久参与侍从，即使身在获罪之后，怎敢不竭尽愚诚来响应明诏呢？臣恭敬地观察前史记载，彗星成为灾变的情况很多，很少有不发生相应事情的；上天的意旨，本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如今陛下既然有警戒畏惧之心，应当思考消除灾异的办法，并且要问：今天的灾变究竟是因谁、因什么而来？”

译《尚书》说：“上天所见，来自百姓所见；上天所听，来自百姓所听。” 难道不是政事造成的吗？如果说不是政事造成的，那么经典就是欺罔，臣还说什么呢？诏书所求取的直言，也就成为虚设了。如果认为是政事造成的，那么改变政事以顺应上天，只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说的“可以通过祈祷使它到来，也可以通过禳解使它离去”。《传》说：“上天出现彗星，是为了除去污秽。” 又说：“这是用来除去旧弊、创立新政的。”臣希望陛下敬畏天戒，思考应当除去哪些事情、应当用什么方法创立新政。如果说旧有政事已经很好，没有什么可以除去的，那么上天就是在欺罔，臣还说什么呢？如果认为应当寻求自我更新，那么只在陛下自己思考罢了。除非是极端无道的时代，哪个时代不曾遇到灾害而恐惧呢？然而能够自我更新的，实在很少。大多是被自己的欲望蒙蔽，被所任用的人迷惑，明察不足，不能自己辨别。把正确看成错误，把邪恶看成正道，直到败亡来到还不能醒悟；这样，连上天也无法警戒他。难道是他们喜爱灭亡、厌恶治理、喜欢动乱吗？也只是被迷惑而不能辨别罢了。臣认为，辨别并不困难，只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果真能够反省自己的存心，考察自己任用的人员，观察自己的施政，思考自己的处身立场，然后拿这些同众人的言论相互验证，还有什么迷惑不能辨别呢？能够辨明自己的迷惑，就知道用来回应天意、自我更新的方法了。臣请为陛下说明。所谓反省自己的存心，就是说君主凭借亿万百姓而成为尊贵，其安抚和治理百姓的办法，应当竭尽至诚恻怛之心，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举动怎敢不谨慎？始终战战兢兢，只怕一项政令不顺应天意，一件事情不合乎义理；这就是王者公正无私的心。” 如果依仗自己所处的权势，放纵求取欲望的心思，把严酷的法令、罗列条文纲纪当作可喜之事，把使国家富足、使兵甲强盛当作得意之事，热衷于有所作为，乐于自我任性妄为，贪婪迷惑到了这种地步，自己怎么能知道已经迷误颠错了呢？像这样的人，是拿天下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辛勤劳作，恰恰足以招致贪婪；早起晚睡，恰恰足以招来日后的悔恨。怀着这样的心思而能造成良好治理，是从未听说过的。愿陛下反省内心，是否有接近这种情况的地方？如果有，那就是上天的警戒，应当改过自新。所谓考察自己任用人的情况，是说君王选取人才应当依据天下公议，而不是只求别人证明自己正确、不求别人顺从；要想寻求能违逆自己心意的人，考察那些不合己意的人，尚且还要孜孜不倦地担心有所遗漏，这才是君王任人的公正。若是喜欢意见相同而厌恶意见不同，偏听偏信而损害明察，认为某人所说的正是自己最想听的，便欣喜地期待，信任而受其迷惑，到了极其邪恶的地步还不加察辨，任凭欺骗而不醒悟；这样推行下去，连鹿也可以叫作马了。愿陛下考察自己任用人的情况，是否有接近这种情形？如果有，那就是上天的警戒，应当改过自新。当陛下刚开始考虑治理国家时，还没有偏见，君主的好恶和取舍完全依据公议，天下人都称他们为贤能，陛下也因此认为他们贤能，提拔到朝廷中的人也很多。等到已经有所作为之后，却都因为不合自己的心意而将他们排斥离去，改用后来的人；这些人过去都是从未被认为贤能的。于是，凡是议论不违背最初所认为贤能的人都被说成愚蠢，最初从未被认为贤能的人反而都被说成贤能；这究竟是天下的公议，还是自己的私意呢？自从议论不再违逆之后，刺耳、拂逆心意的话也很少听到了。处在至尊的位置，拥有超凡的资质，却听不到拂逆的言论，这是最值得恐惧的事情。知道识人的困难，即使极其明察也不能没有失误；然而竟至于早晨还把人当作当世罕见的贤才，晚上转眼就说成有无穷罪过，颠倒错乱也太严重了。在任用人才的原则上，显然应当改正了。所谓考察自己的施政，是说施政的原则，应当以顺应民心为根本，以使百姓生活富足为根本，以使百姓安定而不受扰乱为根本。陛下把今天的情形同刚即位时相比，民心是欢悦，还是忧愁怨恨？百姓生活是富足，还是困穷窘迫？政令是使人安定，还是使人受到扰乱？亿万百姓并非不能说，只是恐怕考察得不够周详罢了。如果有未加察明之处，那就是上天的警戒，应当改过自新。所谓思考自己如何自处，是说圣人所说的：已经亡失的，要保全其存在；已经混乱的，要使它得到治理。陛下必定不会认为这些话是妄言。自古以来，哪里有因为忧虑危亡反而达到危亡的呢？只是那些自以为天下安定、治理良好而最终遭遇危亡的，实在太多了。不知陛下平日把天下看作什么样子，圣心自己是知道的。如果有忧虑危险、恐惧戒惧之心，常常担心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所实行的不是正道，唯恐听不到天下人的意见；这样就是圣王保全天下的心，上帝也会鉴察。如果认为天下已经安定而且治理良好，所任用的人恰当，所做的事已经达到极致，天下人的意见也不值得顾虑；这样就是上天的警戒，应当改过自新。所谓向人的意见求证，应当有适当的方法：想向众人询问吗，众人的意见可以让他们彼此相同；想向下层百姓访察吗，下层百姓的意见也可以作为依据。只凭一个人的心意去考察，却用众人的智慧来遮蔽它，难道能胜任吗？这不能用来辨别疑惑，反而足以固守自己的蒙蔽罢了。臣认为，在外的一两位老臣，侍奉先朝几十年，长期担任重任，天下人都知道他们不是欺骗妄言的人，也知道他们不是会覆败国家的人。臣希望陛下以礼相待并向他们询问，他们的话应当可信。至于天下所谓的贤人君子，陛下是在他们有所作为以前就听说其名，而不是在今天的利害关系中才听说的，也可以向他们访察。把上述几方面相互参照考察，就可以看出应当改正什么事情、应当革新什么办法了。天下人一听到诏书，无不欢欣鼓舞、互相庆贺，认为陛下必定能够上应天心，召来和气。臣认为，只有至诚才能感动上天，关键只在于陛下的诚意。过去商王中宗时，曾有桑树、谷树生长在朝廷的祥异；高宗时，曾有野鸡鸣叫的异常。两位君王因此恐惧而修明政事，于是使王道重新兴盛，后世百代的商人宗族都赞颂他们的圣明。近代以来，发布归罪自己的诏书、表示改过自新的言语，也常有这样的事情。倘若君主不出于至诚，天下人只会把它看作空话，难道能够感动天心、消除灾变吗？臣希望陛下趁此上天的警戒，奋然改弦更张，思考商宗的真实美德，以后代的虚饰为鉴；这样不但能消除、恢复今日的灾害，还将永远保全宏大的基业于无穷，天下幸甚。

译熙宁元年，殿中侍御史里行钱顗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本月从甲申日至辛卯日，京师连续多日发生地震，共五次。臣私下考察人事来验证灾变，都是阴气盛而阳气衰微的征象。所以《易传》说：‘凡是灾异发生，都应当按照相应的政事去改变它，这样灾异就会消除。’古代的君王，有时因天地的谴责告诫，便一定责备自己、修养德行，戒慎畏惧，思考招致灾变的过失，努力实行改正的方法，每天革新各项政务，以回答上天的变异。所以《诗经》说：‘只有这位周文王，小心谨慎，明白地侍奉上帝，于是怀有许多福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私下想到，自国家建立以来，灾变不止一种：日月相迫而发生日食月食，星辰互相侵犯，天降毛雹，损害庄稼；起初是蝗灾、旱灾作祟，后来又是秋季淫雨造成灾害。河北各郡，大河决口泛滥，土地又震裂，房屋倒塌，百姓被压死、淹死的，几乎以万计。其余各条河流也涌涨泛滥，天下遭受水灾的地方，十分之五六，实在令人惊骇。即使《春秋》记载的灾异，也没有像这样严重的。陛下即位不久，专心处理万机，以至高的德行和深厚的仁爱，爱护养育百姓，亲自承担日影西斜还在劳作的辛苦，没有闲暇享乐。” 然而美善之气仍然凝滞，阴阳错乱，难道是朝廷调和治理天地的官员用非其人吗？天下郡县的刑狱中，是否有冤屈枉滥的情况？深宫之中，女宠干预政事是否过于严重？左右亲近和近习之人，是否有人暗中玩弄威权？三边的蛮夷，是否在兵事上暗中谋划？朝廷内外的奸臣，是否暗中怀有不顺之心？谗佞之人兴盛而下情是否不能上达？大兴土木，是否在进行不急迫的劳役？号令屡次变更，赏罚是否有不恰当之处？赋税徭役沉重，使百姓困苦，民心是否有所忧愁叹息？水灾、地震这两种灾害，回应尤其迅速，难道不是阴气极盛、阳气极微的极端表现吗？恭敬地希望陛下深思远虑，以防止祸患在尚未发生时滋长。陛下不要认为尧时的水灾、汤时的旱灾只是天数，也不要认为日月食只是三辰运行的结果。箕子陈述《洪范》、刘向传述五行的道理，都不是空话，关键在于以诚意回应，以德行感通。宋景公不过是小国的诸侯，却说出不忍把过错推给臣下的话，荧惑星便为此退避一舍。何况陛下圣明，难道肯忽视这些吗？臣希望陛下询问寻求至理之言，纠正革除以前的弊病，秘密而坚定地推行至诚，以回应上天的变异；这样什么灾害不能消除，什么福祉不能到来呢？臣忝居言官之职，不敢保持沉默。” 翰林学士郑獬上奏说：“去年从京师一直到海边，土地都发生地震；今年从京师向北直到朔方，又发生大地震，至今还没有停止。城郭陷入地下，百姓的房屋全都毁坏倒塌，长河决口泛滥，水灌入深州、冀州之间。这难道是小事吗？地震是阴气旺盛而逼迫阳气所致，它的发生必定有其缘由，不会是徒然的应验。考察古代而验证今天，似乎可以大略追究其原因。汉和帝永元二年，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有人说是窦太后通过宫闱控制天下。如今两宫并非窦氏可比，因此这次地震不是由宫闱之事引发。建光元年，三十五个郡国发生地震，有的地方土地裂开、城郭毁坏，有人说是中常侍江京、樊丰擅自掌握天子的权力。如今内省之人并非江京、樊丰可比，因此不是宦官引发。晋元帝太兴元年发生地震，有人说是王敦拥兵凌驾皇上；晋哀帝兴宁二年发生地震，有人说是桓温跋扈专擅朝政。如今大臣并非王敦、桓温可比，因此也不是执政大臣引发。这几种情况都没有相应之处，那么恐怕将要有兵祸了吗？光武帝时，四十二个郡国发生地震，而武溪蛮族反叛；晋成帝时，豫州发生地震，而苏峻作乱；近来仁宗时，忻州、代州之间发生大地震，而元昊不向朝廷臣服。用这些事来比较，那么除了兵祸还会是什么呢？臣所忧虑的，不在河北而在陕西。为什么呢？河北虽然遭受灾害，但南方大获丰收，流离失所的百姓携家向南，也可以前去就食；这只须朝廷告诫敕令当地官员，务必保存救恤他们，不要让他们饿死在草莽之中，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至于陕西，从城州、绥州以来直到现在，两方面的议论一年之久仍未决定；凡是从京师运送的缣帛、金钱，已经耗费四百万；至于发遣士卒、运载器械甲胄，以及转运草料粮食、从百姓那里征发的物资，还不包括在这个数目内。只是不知道国家耗费四百万缣帛、金钱，究竟要同羌人争夺什么呢？即使得到一个绥州，费用却如此之大，其利弊也大致可以看见了。事情如果不能及早决定，后果哪里止于此？将会看到国力在内部耗尽，民财在外部困竭，怨恨和亵渎之言一并兴起，奸人从中摇动局势，那将怎么办呢？这是不能不深思的。听说羌人率领如蝼蚁般的军队窥伺我国边境，料想他们携带的粮食和所放牧的牲畜，必定不能久驻，大概将要逃走了。然而他们多次出兵却不求攻取，这正是为了使我们困疲。他们一来，我军就不能不回应；军队已经出发，粮草已经集结，他们却又解散离去，过些时候又再来，使我们奔走防备都来不及，这正是落入他们的计策之中。那么朝廷也应当破除他们的奸谋，安静地自守，不因他们而行动；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就会退去。我们没有损失，像这样防守，即使他们多次来犯，我们的防备也绰绰有余。世间治世长久后转为乱世，不过一百年；乱世长久后转为治世，也不过一百年。这是大势。本朝自艺祖平定四方以来，将近一百年了。治乱的转折，正在陛下身上。臣认为，治理今天的困难，比祖宗之时更难。为什么呢？从安史之乱到五代末年，四方强大的诸侯都已灭亡，后来建立政权的都是孱弱的子孙，势力和时运都已穷尽，所以太祖、太宗一兴起便把他们扫除，如同拔除菅草一样，凭借的力量很小就能办到。到了真宗、仁宗初年，百姓已经脱离兵革，喜欢看见太平，所以功业容易收成，君王垂衣拱手而天下得到治理，也比较容易。如今陛下并非开创基业之日，而处在盛极已过、万事渐渐衰败的时期，这就是比祖宗之时更难施力、困难更大的原因。难道能不深思远虑，讲求使天下达到治理的办法吗？却想要戏弄敌国、取得武功，假如稍有差错，就会形成衰败动乱的局势，能不慎重吗？如果羌人带领部众逃走，那么陛下应当断然采纳正确的意见，及早同他们通好，涵养百姓，使他们安居；这样天灾自然会停止，即使说还有震动，也不能胜过我们了。”

译宰相富弼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灾异频繁，天文在上面发生变化，地理在下面发生震动，人心恐惧，舆论纷杂。臣奉诏来到都城，又被重新任命为宰相，虽然获准给假治病，尚未有空入朝拜见陛下，却坐在私人居所中，如同处在冰层和深渊边缘。何况近来又多次派遣使臣催促我入对，使臣惶恐失措，我也惊惧不安，寝食难安。然而偶然在谈论灾异的人中，听到有人所说不合正道，臣对此十分忧虑。等到入朝拜见的日子，臣当面详细陈述；又恐怕拖延稍缓，因为救治祸患不能不急，施加恩惠不能错过时机。臣日夜思量，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如今仓促地以臣狂妄浅陋的意见上渎皇上，恳切希望圣慈再次加以裁择。”臣听说陛下自即位以来，亲自处理万机，每逢凶灾，忧愁便显现在脸色上，勤勉地询问访察，以求听到自己的过失。这确实是修明、讲求朝政，回答并酬谢上天谴责的办法。然而臣私下知道，屡次有人上奏，说各种灾变都属于时运定数，不是人事造成的，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如果确有这样的人，这就是奸邪之人谄媚佞幸的言论，是向上蒙惑圣明听闻的人。臣所说的不合正道，正是这种话。陛下明睿英哲，必定不会相信采纳；但又担心奸人凭借口才和花言巧语，能够用甘美的言辞取悦陛下，有时使陛下相信它。” 一旦相信这种说法，防止灾害、救济祸患、回答并酬谢上天谴责的心意就会有时懈怠；一懈怠，就会损害陛下的德行，损害陛下的政事，对宗庙社稷和百姓不发生福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前面所说的天变地震，天下人都知道，也都看见，是非常值得恐惧的。过去仲尼作《春秋》，不记载祥瑞，却专门记载灾异，大概是想用来警戒君主，使其恐惧而修德，以回应天地的变化；从未听说把灾异归因于时运定数。到了西汉，董仲舒传承仲尼《春秋》的学说，回答武帝策问说：‘臣观察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实在非常可怕。国家将要有违背正道的败亡时，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警醒恐惧；仍然不知道改变，损伤败亡就会到来。’董仲舒是西汉群儒之首，他所陈述的灾异，认为全都由朝政造成，难道是空话吗？也从未听说把灾害怪异归因于时运定数。上天的变化幽深高远，下层百姓中有些人或许看不见、也不知道。像几路地震这样的灾异，尤其是河北最为严重，人人都看得见，而且亲身遭受其害，是不可能隐瞒的。于是百姓流离四散，抛弃祖坟，带着亲人到别的土地，像鸟兽一样离去，茫然不知要停留在哪里；因饥饿、寒冷、疾病而死在道路上的人也不少，实在令人痛惜。” 孟子回答梁惠王说：‘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打开粮仓赈济他们；人死了，却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年成不好。”这同刺杀了人却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什么不同？大王不要归罪于年成，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来归附。’孟子独自最深刻地领会了圣人之道，劝梁惠王专门崇尚仁政，不可把罪责推给年成，这也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陛下应当深信并实行这一道理，可以使灾异转为祥瑞，使祸患变成大福，给宗庙社稷和百姓带来无穷的福祉。绝不能让奸人损害德行、败坏政事的谄佞邪说从中造成迷惑。臣年轻时读书，曾经颇为探究天人关系的道理，私下觉得唐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谈论天道，都没有抓住要点。臣现在试着陈述其大概：太极分判以后，便产生阴阳两仪；形而上的称为天，形而下的称为地。天地之间，承载覆盖的一切称为万物。万物极其众多，不过不出动物和植物罢了。植物没有灵性，不能有所运用和造作；只有动物具有生命，比植物更有灵性。但动物也还不能行善作恶、知道喜怒。唯有人又是活动的、又有灵性，能够行善，也能够作恶；这是人人可以自行决定的。” 人自己行善、自己作恶，这些影响都还小；天地也随之以祸福回应。因此《尚书》说：‘行善，上天降下各种祥瑞；行不善，上天降下各种灾殃。’《易经》说：‘行善的人家，必定有多余的福庆；行不善的人家，必定有多余的灾殃。’祥瑞和灾殃大概只影响那个人及其家庭。至于所谓能够使人喜悦、使人愤怒，并不是指个人的喜怒。天下人的喜怒，实在取决于帝王所施行的政事。帝王施政和善，天下人就喜悦；人民喜悦，内心也就和谐。和气一旦产生，充满天地上下，天地自然以和气回应。天地之气和顺，阴阳就调顺，百谷成熟，衣食自然丰足，非正常死亡和横祸不发生；所以百姓达到富足长寿，常怀快乐安康，即使想让他们作乱叛离，也一定做不到。若帝王的政事不和，天下人就不喜悦；不喜悦便悲愁、怨恨、愤怒，内心也不和谐。不和之气一旦产生，天地自然以不和之气回应。天地之气不和，阴阳就不调顺，百谷不能成熟，衣食不能丰足，非正常死亡和横祸一齐发生；所以百姓都困穷离散，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不能相互保全，不想作乱叛离的，从来没有过。天下人的喜怒之气为什么能够感动天地，从而使国家必然遭受这样的祸福呢？根本原因在于天地万物都是由同一元气产生的，中间没有丝毫隔阂；只是元气清的成为天，元气浊的成为地，清浊相杂的余气散布在天地之间，成为万物。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就是人。由此看来，天地万物本来同属一类，那么最有灵性的人，难道不能凭众人的喜怒之气感动天地，使国家得到福祉或遭受灾祸吗？因此先代圣人只把万物中的人配列于天地，称为三才。由此可知，人同天地本来相同，只是末端形态不同；本体相等，元气相通，不能轻视这种作用、把它当作虚妄而不用。做帝王的，应当首先用仁政调和人心，使百姓安乐、自我稳固而不叛乱，把这作为国家长久的福祉。舍弃这一点而希望天地顺利、五谷成熟、天下无事，绝不可能。《尚书·洪范》的九类大法中，第八类是“庶征”，说君主实行恭肃、治理、明哲、谋虑、圣明五种善道，雨、日光、温暖、寒冷、风这五种气候就会按时出现，成为吉祥的征兆，于是百谷成熟，俊秀之民得到显用，家家平安康乐。君主实行狂妄、僭越、逸乐、急躁、蒙蔽五种恶道，雨、日光、温暖、寒冷、风这五种气候就会失常，成为灾祸的征兆，于是百谷不能成熟，俊秀之民受到压抑，家家不得安宁。

译雨、日光、温暖、寒冷、风虽然可以分别先后说明，实际上是一回事。然而它们能够成为吉祥，也能够成为灾祸，只是因为君主行善或作恶，于是产生了分别。《洪范》所说的，是二帝三王实行的常道。后世的君主应当始终相信它并以之为师、加以尊崇，不能说那只是陈旧的遗迹而不予信奉。相信它就会得到福，不相信它就会招来祸。《尚书》又说：“上天所看，是依据我的百姓所看；上天所听，是依据我的百姓所听。”又说：“上天的聪明，是依据我的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威严，是依据我的百姓所显示的威严。”上天本来没有心、耳、目，也没有喜怒和爱憎威严。作《尚书》的人借用视、听、聪、明来说明它，所以《易经》说：“圣人以神妙的道理设立教化。”实际上只是因为天地与人本来同属一气，善恶、动静必然彼此感应契合，就像符契相合，连头发丝般的空隙也容不下。不要因为以为天人与人的形体相隔极远，便认为二者互不相关而不相信。元气既然相互贯通，气一发动就会产生回应。人有喜怒，上天便像回声一样回应；又如冬至一阳开始产生、夏至一阴开始产生，这种气息极其微妙，人无法直接看见，只能用葭灰来验证，却无不按时应验。天下人的喜怒之气能够感动天地之气，也同样会按时得到回应。因此治理天下的人，实在应当用仁政使民心喜悦，调和百姓的元气，使这种气息自然同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湖泽相通。况且天地间又都有神灵主宰，那么它们必定能够默默观察统治者所行的善恶以及人的善恶，助长其自然之气，降下福祉或灾祸，难道不是更加迅速吗？难道不是更加令人恐惧吗？由此更可以看出，天地的灾变不能全都归因于时运定数，而不修治人事来回应它。不过，可以归因于时运定数的情况，时运也确实有一种，只有尧时的水灾、汤时的旱灾是这样。尧、汤做君主时，必定没有使人心产生不和之气来感动天地而招致水旱。尧、汤是大圣人，他们的辅佐也贤能，上下同心协力，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没有一件物失去安置，所以他们所遭遇的水旱灾害不得已可以归于时运定数。然而虽然有水旱之灾，却没有听说有繁重徭役、横征暴敛、劳累百姓、惊扰民众的事情，也没有听说有流离迁徙、冻饿而死在道路上的人；只听说常有九年储备的粮食，百姓没有面有菜色，天下人奉事尧、汤，也像没有遭遇水旱的时期一样，爱戴他们如同父母，敬畏他们如同神明。人心和乐，和气没有减少；这就是虽然遭遇水旱，百姓却不受其害，国家也不担忧危亡。自秦、汉以来就不是这样了。凡是发生灾变怪异，都是当时的君主不能举用正直、安置邪曲，不能任用贤能、斥退不肖，又不能实行善道、施行仁政、使民心喜悦、调和民气；由人事招致天地灾异，这是必然的道理，绝不能归因于时运定数。灾异已经发生，却又不能恐惧戒惧、修养反省，实行消除和恢复的办法，只能坐视百姓抛弃祖坟、离开乡土，父母妻子兄弟奔逃流徙，不能相互保全；往往君王只管君王的事，臣子只管臣子的事，百姓只管百姓的事，彼此不相体恤，也不加以救助。百姓既然到了这种地步，遭受灾害却不悲愁怨怒、不想作乱的，就很少了。百姓既已怨怒而想作乱，国家却不危险的，也很少了。他们既然上下乖戾，不能同心协力，以致灾变伤害百姓、危及国家，竟还妄想把尧、汤的水旱拿来相比，把自己造成的灾异归于时运定数，这是欺骗上天、欺骗百姓到了极点，怎么能够相信呢？天地是最广大、最厚重、最宁静而不可动摇的存在。古今当然也有震动的时候，按照震动的大小、远近，必定会有灾患作为回应；然而从未听说过几路同时都发生地震。地震也不止一次，有一天发生十几次的；也不在一天之内停止，有的直到今天超过半年还在震动而没有停止。这难道不是大灾害、大怪异吗？这正是陛下应当彻底追究地震原因，推行至诚、施行至德，思考用什么办法压制、堵塞这种变异，以回答上天谴责告诫的时候。否则，恐怕董仲舒所说的“损伤败亡就会到来”，陛下必定将无法避免。陛下即位不久，天下只听说陛下圣德勤俭恭孝，没有听说有什么过失；这场变异不是由陛下造成的。然而陛下如果不替祖宗承担这件事，那么天地的变异，又有谁可以承担呢？陛下既然承担了这件事，就本来应当兢兢业业，早晚忧虑勤勉，任用正人，兴办推行正道，思考同天地共享其德，并以不懈怠来成就它，使天下都知道陛下因恐惧而修养反省，视百姓如同自己受伤一样，安悦民心，调和民气；这样天地之气也会和谐而回应。假如这样，哪里还担忧灾异不停止、百姓不得安宁呢？那些奸人图谋自身、危害国家，罪在应当杀头，不能赦免。他们的说法，希望陛下断然拒绝，不再留在心中，更不要稍有迷惑；这对于宗庙社稷的福祉、国家的庆幸，必定就在于此。假如陛下万一被他们的说法迷惑，把灾异归于时运定数，心中坦然不感到恐惧，对官府中失职的人不加甄别，对政事中不公平的地方不加治理，对万民穷困失所不加以救恤，天下人心必定更加忧愁怨恨而不喜悦；那么阴阳之气凭什么和谐，天地的变异又凭什么停止呢？大凡奸邪佞幸之人，阿谀逢迎、巧诈善变，善于改变君主的意志；他们的说法眼前虽然令人高兴，最终却对世间毫无益处。那些已经显达的人，不过想保全自身、巩固俸禄；没有显达的人，不过想谋求升进、使自己得到丰厚利益；他们全都不把百姓的祸福、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也可以说是极其残忍的人、极大的奸邪之徒。违背上天、残害百姓，背弃公义、抛弃义理，所以臣才说这种人的罪过在于应当杀头。此事必须请陛下详细观察他们的话，仔细审察他们的用意，再把他们前后所做的事情拿来参照考核，这样邪正自然显现，必定不能逃过圣明的鉴察。臣近来承蒙陛下召用，准备任作宰相，却因疾病尚未能向陛下面对面答对，竟不避触犯忤逆，敢于如此恳切地直陈，为什么呢？因为臣看现在的灾变不同于平常，实在担心奸人用圆滑柔媚的说法，改变陛下忧劳的志向，安抚陛下自我责备的心，使陛下不能专心救患恤灾，从而耽误陛下最重大的事情。惟愿圣慈深加裁察，这不只是臣的幸事，也是天下的幸事，是宗庙社稷的幸事。”

译二年，富弼又上奏说：“臣在本月一日率领百官拜上第二道表章，请求进献陛下尊号并请求恢复听乐。今天早晨已经降下第二道批答，所上尊号不予允许，已经裁断了这件奏章。在朝廷的几千人，没有不彼此相顾、赞叹称颂的，都说古代帝王即使德行极其盛大，也没有谁能超过陛下。陛下即位不久，天下各方歌颂赞美之辞已经多得说不尽。如今又做成这件事，人们更加喜悦服从。假如这种美好有利的德政接连不断，从宫中到朝廷外，从士大夫直到百姓，辗转相告相传，那么还忧虑什么天地灾变不能停止呢？臣内心实在极其欣喜，庆贺陛下非同寻常的美德。然而关于听乐的批答不准许，却还没有裁断表章的指挥。臣切实担心圣意不愿立即拂逆群情，还允许他们再上**一两道表章**后才停止；又担心陛下依据服丧期满的常典，不得已而暂且顺从众人的请求，这就是臣再次竭尽愚见、恳切有所陈述的原因。”初二日，臣同曾公亮以下的官员一起听到宣谕，因为长期旱灾没有下雨，陛下还想避居正殿之外来责备自己。臣退下后惭愧恐惧，觉得无地自容。然而臣即使有成千上万，忧惧到死，也终究不如陛下一个人从内心发出至诚，侧身修养反省，那样立即就可以感动天地上下的神祇。” 过去周成王不知道周公的圣德，上天降下大雷电并刮大风，拔起树木、吹倒禾苗；成王醒悟，走出郊外，当时天就下雨、风向回转，年成于是大丰收。宋景公时，荧惑星停留在心宿，景公说了三句善言，荧惑星也立即退行离开。由此可知，君主修养德行可以消除灾变，上天的回应就像回声一样，只怕诚意有未达到的地方罢了。自去年秋天以来，灾变特别异常，人心惊恐，到现在还不得安宁。平常遇到上天谴责告诫，尚且应当减少膳食、撤去音乐，何况如今反而想在圣节那天命百官举杯祝寿、听乐作欢，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圣意认为北方使者正在馆舍，又想遵循通常的礼仪。臣认为在这种时候，正是陛下凭借中国之大、天子之尊，推行最高的德行、向四方彰示的时候。臣记得仁宗康定元年发生日食，日者说正旦遇到日食最为不祥。臣当时任谏官，立即上章请求避居正殿之外、撤去音乐，以回应上天的变异。至于向北方使者庆贺新年，只命令在馆舍设宴；而参知政事宋庠极力劝仁宗不要采纳臣的意见。臣另一天当面奏说：‘朝廷昨天已经拒绝派人出使北方，恐怕那个国家举行这种礼仪，那将极大地成为中国的羞辱。’过了很久，使者回来，果然说那天他们的君主传令宣布发生日食，皇帝不听音乐，只命令在馆舍设宴款待南方使者。” 仁宗想起臣先前的奏章，深感后悔，然而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如今关于听乐的请求，恭敬地希望陛下也像拒绝尊号一样，拒绝而不听从；圣节上寿一事，也请求暂时停止。这样对上可以回答上天的谴责，对下可以慰藉取悦人们的愿望。凭陛下的至诚至德，谁能说不能感动天地呢？这也可以让契丹知道，中国天子所做的事情，同平常相差极其遥远。” 富弼又上奏说：“臣今天同曾公亮以下的官员商议，准备在十五日拜上表章。陛下亲临正殿、听乐、恢复膳食，这实在是臣子们的最大心愿。臣等不能不请求，陛下也不能不答应。然而臣私下观察，陛下近来戒慎恐惧、谦抑自损，深深地自我责备，即使古代圣明的帝王也没有超过陛下的。陛下回应上天不能说不至诚，上天报答陛下也不能说不迅速。避居正殿之外、减少膳食、撤去音乐，这三件大事确实符合典礼。然而陛下诚意最深的表现，只在诞日特意停止百官举杯祝寿，最为恳切。因为这件事谄媚佞臣容易借机进言，上下也容易因此受到迷惑，而陛下聪慧英明，果断不疑，催促降下诏书，当天就宣布。只是这一件事就足以迅速感动天地，当天便下了雨，幽冥神灵降临，仿佛就在眼前。圣意同天心相合，如同影子随形、回声相应；人们心中欣喜，和气顿时产生。何况如今戎族使者亲眼看见中国的异常举动，更是陛下非同寻常的福庆。然而臣极其欢喜的，还不止于此，为什么呢？因为连年灾变实在太多，朔方地震更加令人惊骇，直到现在仍不断看到奏报。上天有其恒常之道，必定不会无故发生。我为朝廷十分忧虑。” 如今陛下一发出至诚，实行难以实行的事情，上天立即给予回应，明白而卓越，向天下昭示；这才知道天意对宋朝的德行谆谆告诫而未曾厌弃，还等待陛下恐惧而修养反省，始终像唯恐来不及一样，远离奸佞，亲近忠良，恭敬畏惧上天，始终不改变；这样灾异就可以消除，太平就可以实现。这就是臣极其欢喜、而且欢喜更甚的原因。恭敬地希望陛下不要把今天的雨泽当作喜事，而应当把连年的灾变当作恐惧之事，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凡是一切举动，常常遵循义理的所在，面对、接应上天如同相距咫尺，只管警惕戒惧，早晚都不要忽略。像诞日降下甘雨这样的回应，从此以后一定会常常出现。如果与此相反，渐渐产生安逸享乐之心，那么天意和人事就实在难以预料了。修养德行而招来降雨尚且如此迅速，万一德行有所损害，灾害的回应难道会迟缓吗？惟愿陛下念念不忘，这就是天下的幸事。”如今上表所请，有时要让臣下再三请求才予以允许，贵在首尾相应。富弼又上奏说：“臣在本月十四日，因撰写劄子上奏想要上表，请求陛下恢复听乐、恢复膳食，重新临御正寝；并进献愚见，请陛下不要把今天的感应当作喜悦，而应当把连年的灾变当作恐惧，更加修养圣德，以回应天意。” 十五日晚上，夜漏已过初更之后，臣恭敬地承蒙陛下特意从宫中降下一封诏书，亲笔书写圣翰，秘密颁布深厚的训诫。臣捧读之时，惊喜交集，其大意说：‘把它放在枕边，铭刻在肺腑之中，直到老死都以此为戒。’臣这种狂妄浅陋的见解，哪里值得承当圣意如此厚重的待遇？从前汉文帝把臣民上书集中装入袋中，作为殿帷；唐明皇把《无逸图》写出，置于内殿；唐宪宗把自古君臣善恶的事迹画在屏风上，陈设在便殿。臣拿今天的陛下同这三位君主相比，陛下远远超过他们，为什么呢？上书袋只是储存天下议论的器物，《无逸篇》只是周公的言辞，屏风上所画的君臣事迹只是古代先贤各种劝戒的汇集；如今陛下只因臣这个狂妄庸碌之人所说的话，就立刻把它放在枕边，这正是所谓“买千里马骨从郭隗开始”的意思。假如真的有贤能之人出现，为朝廷谋划天下大事，那么陛下将怎样对待他呢？所以臣说陛下远远超过三位君主，原因就在这里。陛下又说：‘更希望始终不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就不难消除，太平很快就可以实现。’这句话尤其使臣警惕恐惧，臣战栗出汗直到天亮不能入睡，整天没有进食。臣本来是什么人，只是承受陛下误信，交付如此大的权柄。臣从前在政府任职时，意气豪壮、志向锐利，尚且还能有什么补益呢？”

译如今又患病，精神志气衰耗，陛下还能对臣有什么希望呢？然而臣不敢不勉力，只希望带病努力，稍稍符合陛下任用臣的心意。只是恐怕才干学业空疏，尚且不能驱除眼前的事务，更何况谋求实现良好治理呢？又何况消除天灾、建立太平呢？只是臣报效陛下的心，直到死后才会停止，难道会在今天改变吗？然而臣从前已经替陛下粗略陈述过其中一二，臣只能把朝廷的得失告诉陛下而已。若一定要把祸患变成福祉、把灾害转为祥瑞，就必须在陛下相信采纳这些主张，并努力修养最高德行、竭尽最高诚意；这样才可以感动天地，招来善良的回应。《尚书》说：‘上天对人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恒常，只怀念施行恩惠的人。’又说：‘百姓没有永远固定的归属，只归附有仁德的人；鬼神没有永远固定的享用对象，只享用能够竭尽诚意的人。’陛下对上侍奉上天，对下安定百姓，修养最高德行，推行最高诚意，这些都是必须每天实行的事情，片刻也不能离开。离开了这些，消除天灾、实现太平就遥远了；还不只是遥远，董仲舒所说的上天降下灾害而人不知道反省、降下怪异而人不知道改变，最终导致损伤败亡的情况，臣恐怕一定会发生。更希望陛下忧虑勤勉、奋发戒惧，早晚不懈；上天在上面鉴察，百姓在下面回应，这样陛下就可以安稳地放下枕头睡卧，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了。” 臣如犬马般的恳切之情，笔墨和言语难以全部表达。元丰八年，富弼任使相，退休后奉诏论述彗星一事说：“臣恭敬地想到，从前由于年老多病，加上年龄已经达到规定，不能奔走办理职务，于是请求退休。恭承圣慈，俯允臣愚拙的诚恳请求，使臣退居衡茅之下，闭门自守，屏绝私人事务，早晚等待生命终结罢了。近日忽然听说特意宣布大赦，出于非常之举；又听说另外降下手诏，准许内外臣僚直言朝政的缺失。洛城士人百姓欢呼鼓舞，声音喧传道路，直达幽远之处。由此推想，天下人没有不受感动的。臣恭敬地阅览大赦诏书两篇，开头说彗星从东方出现，昭示上天的谴责告诫；陛下仰观天变，心怀恐惧惭愧，深切发出有德的诏令，恩泽遍及天下。臣本来知道，这一举出于圣明的裁断，必定没有左右近臣从中帮助。臣再次详阅陛下的手诏，原来是陛下亲笔书写，不是翰林学士代作。对于近年来如山崩地震、旱灾蝗灾之类的灾异，前后都概括写入，一一归罪于自己，文辞悲痛，深切明白。忠义之士读到它，没有不感动流泪的。又避居正殿之外，减少平日膳食，设置斋醮，屏退侍御；前代帝王禳除灾害、消弭祸患、责备自身、归罪自己的办法，陛下全都实行了。” 因此上天降下鉴察，知道陛下出于至诚，所以星象发生变异后很快就消失了。臣穿着暖衣，吃得饱，安坐享受安逸，灾祸来临，实在与臣毫不相干。但臣一见圣诏，当天便立即出发，感动天地，使谴责性的异变消除平息，迅速得如同回声和影子一样。臣尚且能够踊跃欢欣、手舞足蹈，无法估量自己的喜悦。那些天下百姓，亲身遭受灾害，家中蒙受苦毒，流离失所、破败离散，不能互相保全的人，他们的欢喜和感戴，又该达到什么程度呢？人心既然喜悦，和气充满四方，那么天意也不能不及早转回，天灾也不能不迅速止息，这是本来就显然的道理。臣私下知道，去年长久干旱，陛下曾颁下手诏，允许臣僚上封章议论政事，百姓正在欢喜，每天等待朝廷施行措施，却不知道是什么人累及圣德，突然使诏令反悔，于是天下大失所望。臣近来在三月中答复圣问时，曾略略提到此事。如今天变更加严重，诏命更加急切，陛下万万不会再重蹈前车之误。何况诏书说朝政有缺失，朕将虚心改正，这足以看出圣意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已经达到极点。然而臣私下听说，外间议论都说天下弊病很多，官家大多可能不知道，人人都希望把它们逐条列举，传达给天听，希望有所削除革改。近来已经大大发下圣诏，允许他们尽情陈述，忠诚而愤懑的人一定能够不避诛戮，仰竭肝胆，把一切上报天听。臣希望陛下把群臣的奏章全部取来，不遗漏疏远卑贱之人所上的奏章，在处理万机的闲暇亲自一一阅览，选择众说相合之处，作出决断而不疑惑，竭力赐予施行，实践虚心改过的诏辞，以回应上天降下的巨大变异，使恩泽遍及天下，急速得如同驿站传递文书；这样人心喜悦，天道顺遂，天人感应就会立即实现。使国家和平、享有无穷福祉，正在此时。哪里还会有灾异出现，使陛下受到惊扰呢？万一奸诈之人相互混入，圣听稍有迷惑，使忠诚的劝告成为妄说，恩诏成为空文，利益恩泽不能从上面施出，人心又在下面忧愁，那么上天将会说：‘这是用空话来答复我，到底没有实际成效。’它一定会把今天的喜悦转变为日后的震怒，灾变发生时，又必定比前日的彗星之变更加严重。只拿近来的事情来验证，这就是必然的道理，并不是臣轻率地敢于狂妄进言。只希望陛下深加裁察，为宗庙、社稷和百姓考虑，天下将感到无比幸运。弼又上奏说：‘臣在未致仕以前，虽然有旧病，筋骨力量还勉强可以驱使防卫，但尚且不能随从任官。如今致仕已经数年，衰老更加严重，退居草野，从未同人交往，荣辱祸福全都不再过问。现在却冒昧地以狂妄浅陋的见解妄自陈奏于天听，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仰观星象变异，恐惧不安而修身反省，仿佛不能容身于天地之间。又听说天下百姓已经极度穷困，无处申诉，恐怕会聚众呼啸，成为心腹之患。也担心手诏或许中途废止，上天的谴责没有停止，后来又会产生别的灾害。臣之所以不顾自己年老多病，勉强写成这篇奏章，只希望能够有所补益，以报答陛下大恩的万分之一。因为臣闲居整日，同乡野老人相见，民间弊病充满耳目，都是实情；然而所说的还不到其中一二。伏望圣慈略加省察鉴览，稍稍留意于心。臣又冒昧烦请陛下亲自阅览群臣奏章，是因为如果交给臣僚设置机构办理，恐怕不能体察陛下忧劳之深切。群臣奏章中若有利害说得不完全，也恐怕受委任的臣僚还会有所顾望，有时隐瞒，或陈说巧辩，妄加阻挠为难，那就会误了圣君敬畏上天、爱护百姓而不吝改过悔悟的心意。’ 臣本来没有别的用心，所忧虑的就是这些，只希望陛下特别加以体察，臣就感到万分幸运。

译熙宁二年，右正言、供谏职孙觉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朝廷从今年以来，四方丰收，黄河向北流，两边没有警报，上下欢欣相庆，认为这是由于陛下亲身修养德行，任用贤能、斥退邪恶，振兴停滞、补救弊病，把这些放在万事之前。所以，上天以德来报答陛下，所发生的一切都符合圣意，祥瑞接连出现，皇子挺然降生。这固然是宗庙社稷无穷的吉庆，也是朝廷最大的福分。然而臣私下听说，楚庄王因为上天没有显现妖异、土地没有产生灾孽，便向山川祈祷说：‘上天难道忘了我吗？’他能够向上天寻求自己的过失，安乐时不忘危险，所以能够成就霸业。臣看朝廷之上，还不能说全都是贤能之人；四方隐僻之处，还不能说没有事情；号令和施政措施，还不能说全都适当；西北两边疆界，还不能说已经受到恩赐；鳏寡孤独之人，还不能说已经得到养济。陛下处于天地之间，完全拥有四海的广阔疆土，治理、教化、政令、刑法大体如此。上天的赐予，却好像处于天下大治之时。这难道就是所谓饥饿的人容易把任何东西当作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把任何东西当作饮料吗？人情既然如此，天意难道也同样如此吗？臣恐怕谄媚防闲之人进献讨好逢迎的言论，见闻浅薄的人夸耀太平的功劳。陛下如果相信并怜惜他们，那么臣担心上天的恩幸不能成为常态，反而会变成灾祸。’ 所以灾祸大多潜藏在隐微之处，却在为人所忽略时爆发。伏愿陛下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在存续时不忘灭亡，每天更新盛德；比平时更加勤俭，减少宴饮游乐，节省浮泛的费用，不亲近声色，不聚敛货利。如果能像楚庄王那样，即使没有灾害也引以为戒、心怀警惧，把这种法则留给后代，流传无穷，那么华夏、夷狄、蛮貊以及草木昆虫，没有不感到万分幸运的。昭文相曾公亮上奏说：‘臣接到下达的文书，称建州崇安县草泽杨纬进呈状文说：今年三月，他所居之处的西面空中，有黄龙在昏暗之中蜿蜒；在龙的下面发现一块祥瑞木头，形状像龙。到了七月，风雨昏暗如同当初，又有飞龙腾跃而起，现出木龙的尾翼和相连的足。现已画成一面图，请求宣召取来，奉圣上裁决，可以指挥福建转运使，命建州到杨纬家取来他所说的木龙察看验证；如果确实不是伪造，确如图样，就派人携带它赴阙进呈，并把图样一并送下。’臣等详细考察，南方山中的树木偶尔有类似鸟兽形状的很多，不足以认为奇异。臣等恭见真宗至道三年诏书中的节文，以刑法清明、风俗富足为嘉祥，以年成丰稔、时令和顺为上等瑞兆。至于毛羽呈现异状、草木显示灵异，哪里是德行浅薄的君主所能承受的，也不是前代圣王所取的祥瑞。今后各州不得把珍禽奇兽以及各种瑞物进献。又见仁宗庆历四年诏书说：‘各种珍禽奇兽以及各种瑞物等，不得进献。’臣等希望践行历次诏令，不再宣召取来。’ 知华州吕大防上奏说：‘臣于本月某日，宦官冯宗道到来，臣恭敬接受圣上裁示，命臣照管山体崩塌处现存的百姓，依次实行存恤救济的具体次第，并将情况上奏完毕。臣这些日子以来反复思量，圣虑深远，忧及远方百姓，以至于疲病、怜恤鳏寡，都包含着恩意；即使尧舜用心，也应该不过如此。然而臣愚昧而忠诚，私下有三件忧虑，另有一件过分的筹划，冒昧逐条列在下面。’ 第一，发生山变的地方，山谷中突然隆起山岭，山高五十多步。臣谨按《十月之诗》说：‘隆隆的雷电震动不安，不能使百川沸腾，山峰突然崩塌，高岸变成山谷，深谷变成丘陵。’可怜今天的人啊，为什么竟没有受到惩戒？水患发展到淹没尧、舜时代的洪水那样严重，山体倾塌，本来也有相应的道理。然而诗人仍把它看作重大变异，哀叹当时的人不因祸患而受到惩戒。如今既没有雷电震动使人惊惧，也不是因水患而崩塌，不是在山下塌陷，而是移到远岸高处；高处不只是变成山谷，深谷也不只是变成丘陵。与诗人记载的相比，更加奇异怪诞。唐代也有新丰赤水山丘移动涌起的灾变，当时正逢武氏僭乱，本来不足以评论。如今圣治日益更新，励精图治处理各项政务，灾害发生，尤其令人惊骇。这是臣的第一项忧虑。第二，发生山变的地方，有一块大石自行竖立，高四丈，周长一百七十多尺。臣谨按史书记载，汉昭帝时，泰山有大石自行竖立，高一丈五尺，大约四十八围。解说者认为，这是石属阴类而小人突然兴起的征象。现在观察这次变异，超过前史所记载的情况。这是臣私下忧虑的第二件事。第三，几年以来，人心骚动不安，都说有阳九之厄。臣谨按班固《历志》所述，历经四千五百六十年，其中有灾的年份五十七年，推算术数的人便据此作为依据。臣认为天命难以知道，孔子很少谈论，当然不是普通人所能知晓的。然而里巷百姓毫无忌惮，私下互相传说，认为灾难一定会发生。臣私下恐怕奸猾小人趁天地发生变异、人心不安之际，妄图狂作，侥幸求取万一的机会。这是臣私下忧虑的第三件事。第四，三路和京东一带民情强悍，应当加以防备。臣恭见三路沿边有城池、兵器，是可以凭恃的防御设施。至于内地州郡，守御器具一向废坏，将帅之臣还没有到任；应当选择三路、京东的守臣，秘密把方略交给他们，以防意外，名义上命令他们修缮城池、讲求整治守备。州县的政事，只要涉及扰动民情的，一概暂缓，留待日后办理，希望使奸猾好乱之人无法窥伺其中的漏洞。万一有缓急之事，我们也有办法应对变故。这是臣过分筹划的第四件事。以上谨将事情全部列陈如前。臣听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因而及时保守国家，这是先王所以兴盛的原因；认为我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一切听命于天，这是后王所以败坏的原因。太戊有桑树、楮树共生的祥瑞，《尚书》说：‘伊陟向巫咸进言，作《咸乂》四篇。’太戊向伊陟进言，作《伊陟原命》。高宗有鼎中出现野鸡的异象，《尚书》说：‘只有先代达到盛治的君王，才能端正自己的政事。’桑树、楮树共同生长，飞鸟聚集，还算不上大异；但君臣相互劝诫，反复多次推究天命、修治政事来回应它，难道古代圣明君王敬畏天变的道理，不就应当如此吗？伏望圣明洞察古今，不必等到臣这样的盲妄狂言，也能洞悉事情的关键。只求陛下仰承天威，俯察时势变化，为社稷作最根本的谋划，天下将万分幸运。

译元丰七年，司马光应诏陈述朝政缺失的奏状说：‘臣接到西京的牒文，得知三月三十日的诏敕说：朕涉世为政的时间还短，对达到治平之道昏暗无知，政事失去中正，因此损伤了阴阳的和谐。从冬天直到春天，干旱成为灾害，四海之内受灾的地方很广。朕间或下诏命有关部门减少日常膳食、避居正殿，希望以此弥补过失；但灾变已经日益长久，至今没有停止，祥应也没有到来。下面的百姓哀号，大命将近终结，朕半夜起身，震惊恐惧，不能安宁。长久思考过失所在，却不知道究竟从何而来。或许是朕听取采纳意见不合于义理吗？断狱诉讼没有合乎实情吗？赋税征敛失去节度吗？忠诚谋略和正直言论郁结在上面，不能传达天听，而阿谀逢迎、蒙蔽堵塞以成就私利的人很多吗？为什么祥和之气长久没有效验？应当允许朝廷内外文武臣僚，用实封直陈朝政缺失，朕将亲自阅览，考察寻求其中适当的意见，以辅助政事治理。三公九卿等大夫务必尽心相互警戒，成就朕的志向。’臣恭敬读诏书，喜极而泣。从前成汤用六件事责备自己，如今陛下用四件事求取谏言，圣人的作为，虽处不同时代却相互符合。诏书所说的，都是当前最深重的忧患。陛下既然已经知道了，群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 陛下如果确实知道事情应当如此，又能坚定意志而毫不疑惑，不被左右的人改变，那么怎么知道今天的灾害不能像太戊时的桑谷、商高宗时的野鸡鸣鼎、周成王时的雷风、周宣王时的旱魃一样，反而成为宗庙和百姓的福祉呢？然而自诏书下达以来，臣不知道朝廷内外的臣僚是否也有人针对当前的急务和百姓的疾苦，竭力为陛下辨明陈说？想来一定是有的，只是臣还没有听到。臣私下不自量力，想到父子蒙受国家深厚恩惠，充任侍从之职；过去在朝廷时，多次以狂妄浅陋的意见冒犯圣听，后来偶因衰病请求担任闲散官职，至今四年，不敢再参与国家议论。幸而遇到陛下发布不世出的诏书，询问朝政缺失，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古人即使身处田野，尚且不忘君主，何况居官食禄的人呢？因此臣不敢畏惧当权者，不顾忌众人发怒，不爱惜微贱的身体，也不只求保全妻子儿女。臣心知时事令人忧虑，不能闭口沉默而不说。臣私下观察，陛下天资英明睿智，世所罕有、少有匹敌；即位以来，锐意求治，以继承帝位而守成循文的平庸君主为耻，上则高志仰慕尧舜的盛治，下则不失汉唐的盛况。陛下提拔俊杰之才，使他们执掌政务，所说没有不听从的，所献计策没有不采纳的。受到称誉的人便超格升迁，受到诋毁的人便斥退。陛下垂衣拱手，听任他们施为，推心置腹，别人不能从中离间。即使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也几乎比不上陛下。执政者也竭尽心力来满足陛下的愿望，以只知循守法令、沿袭旧例的庸碌臣子为耻，常常把自己比作周公。这样本应使各种政务相继得到整治，士农工商各安其业、丰足快乐，颂扬之声遍布四方，嘉瑞接连而来，才是应有的结果。然而六年之间，各项政务纷扰，四民失去职业，怨愤之声令人不忍听闻，灾异之大，古今少有相比。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执政之臣辅佐陛下的方法没有合乎正道吗？所谓没有合乎正道，就在于喜欢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陛下既然把威权和施福降祸的权柄全都交给他们，使他们制定新法来使天下获利，本应同众人共同商议，舍弃短处、采纳长处，以求尽善尽美；可是他们却只任凭自己的意志，厌恶别人攻击诘难。群臣中与他们相同的，便破格提拔任用；与他们不同的，便有祸辱随之而来。人的情性，谁肯舍弃福禄而招致灾祸，离开荣耀而接受耻辱？于是天下士人中急于求取富贵的，纷纷附和他们，争相劝说陛下更加信任委任他们，顺从他们的言论，严厉施行刑罚以断绝异议。这样做的人，往往很快就取得显要官职。近年以来，朝廷内外掌握权力的官员，都是这一类人。那些怀有忠诚正直之心、坚守操守而以此为荣的人，全都被排斥废弃，有的还遭受罪罚谴责，无法容身立足。至于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用来规正朝政的缺失、纠察大臣的专横，这本应由陛下亲自选择，却也让执政者选择。他们专门任用自己亲近喜爱的人，这些人稍有违背忤逆，便加以贬逐，以此惩戒后来者；一定要找到最为谄媚逢迎的人，然后让他担任台谏。这样一来，政事的错误、群臣的奸诈、百姓的疾苦、远方的冤屈，陛下从哪里能够听到和看见呢？又有奉命出使、到四方询问利害的人，也都是他们亲近喜爱的人；这些使者都先接受他们的意旨，凭借他们的气势驱逼州县官吏，善恶取决于笔端，升降由其言语决定。州县官吏忙于承迎奉顺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空同他们讨论利害、形成不同意见呢？他们入朝奏报时便说：州县守宰都认为这样便利，长久可以实行。陛下只看到他们的文书写得灿然可观，便认为法令极其完善、谋议得到众人一致同意，哪里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了什么呢？有的人还增加条目，务求新奇巧妙，互相陈说利弊，各自改动制度，使本来统一的法令日益不同、月月变化，长久不能确定，官吏百姓都不知道该听从什么。这是因为沿袭旧例就没有功劳，另出奇巧就有奖赏；他们所做的都是谋求个人升进的打算，并不是有益国家、便利百姓的言论。又命令使者督责各地监司，监司督责州县，上下相互驱迫，竞相施行苛刻措施。刻意奉行新法，稍不尽力，便说他没有才能、不称职；一旦阻挠破坏新法，立即实行停职替换；有的尚未熟悉新法，误有违反，也一概不予赦免，降职罢官，与贪赃者同罪，甚至重于犯私罪的人。州县官吏只顾奉行文书，连求得免除罪责都来不及，更不会再留心民事了。又暗中派遣巡逻的士卒，监听市井道路上议论诽谤的人，抓来施刑。又张榜设立奖赏，招募人告发逮捕诽谤朝政的人。臣不知道自古圣帝明王的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吗？从前尧向众人考察政事，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舜告诫群臣说：‘我有过错，你们要辅佐纠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这就是他们被称为帝王之首的原因。秦朝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杀害直谏之士，禁止百姓私下交谈；等到祸败来临，行路的人都知道其中缘故，而秦朝自己却不知道。子产担任郑国相，郑国人在乡校游息，议论执政得失，然而有人明确请求毁掉乡校。子产说：‘为什么呢？’

译那些人早晚退朝后还来游说，议论执政措施的是非；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他们就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谤他们呢？我只听说用忠言善行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用作威作福来防止怨恨。难道不应该赶快停止吗？可是这样做仍像防堵河水一样：一旦决口，冲毁的地方必然伤人很多，我也无力挽救。不如开个小口疏导，不如听取意见，把它当作治病的药。如今的执政者为什么不同于古代的执政者呢？齐景公对梁丘据说：“只有据和我和谐啊！”晏子回答说：“据那只是同声附和，哪里算得上和谐？和谐就像调制羹汤一样，用水、火、醯、醢、盐、梅来烹调鱼肉，由宰夫调和，使味道协调；味道不足的加以补充，味道过度的加以削减，君子吃了它，心情就平和了。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但其中有不可以的地方，臣下就指出不可以之处，以成全君主认为可以的事；君主认为不可以，但其中有可以的地方，臣下就指出可以之处，以去除君主认为不可以的部分。因此政事平和而不相冲突，百姓没有争斗之心。”如今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君主说可以，他也说可以；君主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像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呢？如今朝廷群臣在应答皇帝、进献启沃之言方面，难道也有不同于梁丘据的人吗？卫君说出的计策不正确，群臣却异口同声地附和。子思说：“依我看来，卫国正是所谓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国家。”君主自己夸耀自己，众人的谋议就无法进献；事情本来正确，君主还要自我夸耀，尚且会拒绝众人的谋议，何况用附和来助长过错呢？不考察事情的是非，只因听到别人赞美自己就高兴，这是昏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不衡量道理所在，只知阿谀逢迎、求得容身，这是谄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君主昏暗，臣下谄媚，却处在百姓之上，百姓不会拥护他们。这样下去，国家就没有同类可以相比了。子思对卫侯说：“您的国家，政事将会一天比一天坏。君主发表言论，自己认为正确，卿大夫没有谁敢纠正他的错误；卿大夫发表言论，自己认为正确，士人和庶民没有谁敢纠正他们的错误。君臣既然都自以为贤能，下面的群臣又同声称赞他们贤能。称赞他们就能顺从而获得福禄，纠正他们就会被视为忤逆而遭受祸患。这样一来，善政从哪里产生呢？如今执政者主持新法，下面的群臣同声称赞它贤善，与卫国的政治有什么不同吗？所以士大夫愤懑郁结，面对屋壁暗自叹息，却不敢开口说话；庶民饥寒憔悴，怨恨叹息、号哭，却没有地方申诉。这就是陛下所说的忠谋谠言郁积在上面而不能被听到，阿谀逢迎之人阻塞蒙蔽视听以成就私利的情形。如果忠诚正直的人退缩隐伏，阿谀逢迎的人充满身侧，却希望百官制度得到整顿、四民安乐、颂歌声传遍天下、嘉祥降临，确实很难做到。如今朝廷的弊政，较大的不过有六项：一是广泛发放青苗钱，使百姓的债务日益加重，而县官实际上也没有得到什么；二是免除上户的差役，却向下户征收钱财，用来供养游手好闲之人；三是设置市易务，同小民争利，而实际上造成财物耗散；四是中原尚未治理好，却侵扰四方夷族，所得少而失去多；五是编结保甲、教习凶器，使农民疲惫不安；六是听信狂妄狡诈之人，妄自兴办水利，劳民伤财。至于其他琐碎的米盐事务，都不值得向陛下说。舍弃重大的事情而谈细小的，舍弃紧急的事情而谈缓慢的，对外装出进谏纳谏的样子，对内却怀着阿谀逢迎的心，这正是奸邪之人中最为恶劣的，我不敢这样做。这六件事造成的祸害，无论贵贱、愚智，没有人不知道。甚至陛下身边前后左右的臣子，天天称赞新法好，他们心里也知道新法不可行，只是想迎合圣意、依附执政者，以窃取富贵罢了。一旦陛下的心意改变，他们所说的话也就会改变。我如今不敢再浪费纸札，陈述利害来烦扰圣听，只希望陛下不要询问阿谀逢迎之党，不要顺从权臣的意愿，果断地下决心废止新法，自然会有人为陛下详细说明其中的情形。这六件事中，青苗钱和免役钱造成的危害尤其大。劳力，是百姓能够生产并拥有的东西；谷物和丝帛，是百姓可以通过耕种和养蚕取得的东西。至于钱，是县官铸造的，百姓不能私自铸造。自从新法尚未实行的时候，民间的钱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富商大贾中，或许有藏钱很多的；至于富裕的农民，不过是占有的田地稍微广些，积存的谷物稍微多些，房屋修整完好，耕牛不用向别人借罢了，从来没有在家中积钱数万的。贫穷的人衣衫破烂，不能遮蔽身体，糟糠也不能填饱肚子，只能秋天指望夏季的收成，夏天指望秋季的收成；有的替人耕种，靠采拾东西维持生活，也有人从未见过钱。因此古代役使百姓，总是根据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来征取：农民承担的差役，不过是出力；缴纳的税，不过是谷物和丝帛。到了唐朝末年战乱兴起，才开始有征收钱税的，因而白居易讥讽说：“私人家里没有铸钱的炉，平地上也没有产铜的山。”这是说向百姓索取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如今主管官府制定法令却不是这样，不论市井还是田野的百姓，从京城到边远地方，从早到晚，唯一追求的就是钱。农民遇到丰收年，就低价卖掉所收的谷物来缴纳官钱；和通常年份的价格相比，有时每斗斛的数额减去三分之二，有时为了卖给别人而加价十分之二。如果遇到灾年，没有谷物可以出售，官吏仍不停地催要钱；想卖田，家家都在卖田；想卖房，家家都在卖房；想卖牛，家家都在卖牛，却没有途径能够卖出去，只好砍伐桑树、枣树，拆下房屋木料，卖掉柴薪；有时杀牛卖肉，得到钱来缴纳官府。一年这样，第二年将靠什么生活呢？所以自从实行新法以来，农民尤其受到它的祸害。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农民既然失去生计，其他百姓又到哪里取得食物呢？如今货物越来越贵，钱越来越贱，年景虽饥荒，谷物却不十分昂贵，百姓反而更加困苦。替国家谋划的人，难道可以不稍微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因吗？这全都是搜敛钱财造成的祸害。从北方直到塞外，从东方直到海边，从南方越过江淮，从西方到达卭蜀。自去年秋冬以来，雨雪极少，井水、泉水、溪流、山涧往往干涸，大小麦都没有收成，百姓已经绝望。初夏已经过了一半，秋季播种还没有开始，中户以下的人大多缺粮，只能采集树木果实和草根来勉强维持朝夕生活。如果再这样持续几个月，将会怎样呢？在这种时候，州县官吏却催逼青苗钱、助役钱，一点也不敢放松；鞭打、拘系，唯恐不能及时收足，妇女和孩子惶惶不安，如同处在沸汤烈火之中，号哭呼天，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我担心鸟被逼到穷途就会啄人，野兽被逼到穷途就会攫取；百姓困穷到了极点，却没有人救济抚恤，瘦弱的人如果不接连死在沟壑之中，强壮的人不聚集起来成为盗贼，那他们还能走向哪里呢？

译如果东南西北各地都有人啸聚，成群结党，日益增长、月月蔓延，遍布山林泽地，践踏攻取城邑，州县不能禁止，官军不能讨伐，到了那时，才商议除去新法，又有什么益处呢？绿林、赤眉、黄巾、黑山这些人，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都是被赋税搜刮弄得疲惫不堪，又遇上饥荒，穷困无聊的百姓罢了。这正是宗庙社稷的忧患，可是朝廷之上却安然自得，以为正在成就太平事业。事情已经到了八九成，这正是我痛心疾首、白天忘记吃饭、夜晚忘记睡觉，不顾死亡，想要沉默却做不到的原因。《易经》复卦初六说：“不远复，无祗悔，元吉。”意思是有过错而能够及时改正，即使有悔恨，后悔也不会大，结果大吉。《易经》复卦上九说：“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意思是迷失而不知返回，凶险，并且会给君道带来灾祸，尤其不利。过去秦穆公在崤山战败，作《秦誓》说：“只有古代那些谋臣，才会说事情没有办成是因为我有所忌惮；只有如今这些谋臣，姑且将要把他们当作亲近的人。虽然这样说，还是应当询问这些黄发老人，那就不会有过失。”这是后悔远弃老成之士的深谋远虑，采用能言善辩之人的浅薄计谋，以致遭到覆败，因而想要补救自己的过错。所以最终能够洗雪以前的耻辱，在西戎地区建立强大霸业。汉武帝征伐四方夷族，使中原空虚、财力耗竭，盗贼纷纷而起。等到贰师将军的军队失败，汉武帝才下达哀痛的诏书说：“此前把缚马书遍示丞相、御史、二千石官员、诸位大夫以及担任文学之职的郎官，他们都认为俘虏自己捆绑战马，是非常不祥的事。”公车署的方士、太史、太卜却都认为这是吉兆。如今计谋和卦兆全都相反而荒谬，大概是汉武帝开始醒悟到公卿方士阿谀逢迎的答复并非出于诚意，因而误了国事，心中已经有所悔恨。所以禁止苛刻暴虐，停止擅自征赋，努力发展农业，天下才重新安定。自从国家实行新法以来，天下人无不祈求祷告，只希望陛下能够觉悟，挽救新法造成的过失，使疲敝的百姓得到苏息，就像盼望上天降下甘霖一样，日复一日直到今天。如今改正它，还可以挽救；过了这个时候，民力就会枯竭，一旦百姓涣散离析，到那时才费尽心力安抚聚集他们，难道不困难吗？我私下看陛下的诏书，知道您敬畏天灾，深深自责，言辞恳切反复，诚恳地寻求直言，这说明陛下已经知道前些日子的过失，想要有所改正。如果只是把这些写在空洞的文书上，却对新法没有任何变更，那就如同面对鼎中将要腐烂的鱼而不断添柴，究竟有什么补益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垂示日月般的明察，振作乾刚果断的意志，放逐疏远阿谀逢迎之人，不让他们壅蔽视听，亲自选用忠诚正直的人担任台谏官，收回施行威权、恩福的权柄，使一切都由陛下亲自出令：诏令天下青苗钱不再发放；民间现有的拖欠款项，按照最初官府放出的本金数额，分作数年催收缴纳，不再收取利息。免役钱全部废除免收，差役一律依照旧法办理；罢除市易务，已经积存的货物按照原来买入的价格出售，所欠官钱也免除利息，只催收本金。停止拓土开疆的战争，先使中原富足安定，然后再征伐四方夷族。停止保甲教阅，使百姓专心务农从事收获。所兴修的水利工程，交给州县审察筹度，凡是利益少而危害多的，一律停止。这样一来，朝廷内外都会欢呼，上下都会感到欣喜，和气蒸腾，雨水一定会充足而均匀。那些阿谀逢迎、依附执政的人，都是凭借新法获得富贵的。如果陛下认为新法不对而舍弃它，他们就像鱼儿失去了水一样，必定竭力争辩，固执己见而不肯改变。希望陛下不要理会他们。我私下听说陛下因为旱灾，避开正殿、减少膳食，焦虑劳苦已经到了极点，可百姓最终却没有得到恩泽。不如废止这六件事，立即建立广博的德政，使恩泽遍及四海。我又听说京师近来虽然下了雨，京畿以外旱情却仍旧如故。君王以四海为家，不分远近，所有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希望陛下即使听从群臣的请求，驾临正殿、恢复平常膳食，也仍然应当兢兢业业，忧虑劳苦于四方，不要急于自我宽解，以为灾害已经不再发生。还有，各州县奏报降雨，往往只是想解除陛下的焦虑劳苦，一寸雨就说成三寸，三寸就说成一尺，多半不符合实情，不可不加以察验。我又听说青苗法规定，灾伤达到一定分数，就把其中的税额暂时搁置；但不仁的官吏甚至压制百姓，只准免放灾伤四分以下的税，这尤其是应当治罪的。臣身处闲散之地，如果只是朝廷细小的得失，本来不敢参与听闻；如今眼看百姓被新法困苦到这种地步，实在将成为朝廷的深切忧患，而陛下却曾不知道这些事。又从今年以来，臣的衰老疾病日益增加，恐怕万一突然死去，怀抱着忠心未尽的情怀，永远在黄泉之下抱恨。因此冒着死罪为陛下说明此事。倘若陛下仍然弃置忽视，不肯相信这些话，那就是天意了。臣不敢再说了。冒犯天子的禁卫和威严，臣下实在惶恐恳切到了极点。《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明代杨士奇等撰写。灾异与祥瑞。宋神宗元丰三年，直舍人院吕大防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七月二十六日的手诏，因为彗星出现在西方，责备自己并引咎自责，广泛寻求正直的言论，以纠正这些事情。臣恭敬地诵读诏书，感动欷歔，认为天道难以知晓，不可以妄加揣度。如今圣心恐惧敬畏，退处自抑，由此可以看出陛下所处的是一个能容纳直言的朝廷，远远超过前代。臣愚昧不才，虽在外藩任职，也不敢不披露肺腑之言，稍微补益万分之一。恭敬地希望陛下明察。”臣私下认为，如今政事中最急迫的，我姑且提出三说九项建议，冒昧上达天听：一是治理根本，二是放缓末务，三是采纳谏言。治理根本的建议有三项：第一，应当养育百姓。汉朝传国到汉昭帝时，已经历六代，藩臣叛变、外戚为祸的事屡有发生；唐朝传国到唐明皇时，也经历六代，发生了像汉朝那样的变故，又有大盗之患。如今大宋统治天下，陛下继承帝位，世代数目与汉、唐相同，却竟没有一方发生祸患，由此可见陛下已经得到人心。如果不是历代圣君的德泽累积，涵养深厚，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来怜惜，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他们，又凭什么能这样牢固地凝聚民心呢？自从陛下颁布实行新政以来，参考斟酌古今，制定为良法，其中便利百姓的地方并不少，但民情却忧惧不安，并不认为因此得到安宁。” 推究事情的源头，大概是因为朝廷的处置大多急于满足公家的需要，却把百姓的事务放在后面。臣私下观察，先王的政治，上面忧虑下面越深，下面报答上面也越厚。所以《诗经》说：‘迅速发放你们的私田，终于达到三十里。’这是上面忧虑下面的诗；又说：‘先下雨滋润我们的公田，随后也能及于我们的私田。’这是下面报答上面的诗。上下之间的感情如此亲近，怨恨和不顺从又怎么会在其中产生呢？所以马周回答唐太宗时认为，贞观初年，一匹绢可以换一斗米，而百姓不怨恨，是因为知道陛下在为他们忧虑；五六年以来，一匹绢可以换十几斛粮食，而百姓却怨恨，是因为知道陛下不为他们忧虑。这话极其重要，同今天的情形很相似。臣姑且举一两件来说：免役钱本来是按众人出钱来雇人服役，公家并不从中获取利益；如今各地钱财积压，甚至一县的人中，缴纳的占一半，剩余的也占一半，却仍不停征取；遇到水旱灾害，从未有所减免，贫困下户也从未得到借贷或免除，这是民情忧惧不安的第一件事。市易法本来是为了抑制兼并，使各行业便利，公家的利益也包含在其中。百姓有艰难急迫、财物匮乏的时候，比起向富家借取，不会承担加倍的利息。然而官吏有时不善，乘百姓危急之际不断搜刮，只想收取赢余、取得奖赏，不顾事情是否适宜和法令的本意；有的诱使无赖子弟陷入债务，以致家产败尽；有的把卖给百姓的货物估价抬高，巧妙地收取利息；有的早晨以高价卖出，晚上又低价买回。这也是民情忧惧不安的一件事。保甲，是先王按什伍编制教化百姓的办法，并不只是为了作为军队。如今有关部门只把坐作进退、射箭技艺的精粗当作急务，却不追问推行保甲、考察奸盗、去除邪恶、奖励善行的本意；又使富人安逸而穷人劳苦，有时遇到饥荒，就将有百姓流散、无法召集的忧患，这是民情忧惧不安的一件事。以上这些，不过是法令还不完备，或者官吏奉行法令不谨慎的过失；凭陛下的圣明加以修正，应当没有困难。第二，应当教育士人。舜所说的九种德行、周文王培养人才、周公所设的三种教育，都是先王教育士人的实际办法。如今只听说按才能选拔，没有听说按德行提升；只听说按文章辞藻选拔，没有听说按品行提升。臣私下认为，如果不大幅改变现行制度，最终不能得到教育士人的实效。所说改变制度，具体是什么呢？应当责成郡县、监司保举并担保士人的才干品行，把他们提升到尚书省；分别考察他们所知所能，然后授予官职。这样士人就会勉励向善，而不只以文章辞藻设置科目，士人的事业也会崇尚根本。只要这样改一次法令，天下就会遵从。凭陛下的圣明加以修正，不出五六年一定会收到成效。第三，应当重视粮食。自古以来，国家的祸患没有不是因百姓饥饿而兴起的。如今县官所积的钱财到处成串腐朽，而仓廪中却连不到半年用的粮食都没有，实在令人忧虑。大概自从常平法实行以后，各部门都只盘算自己的利益，所以转运司只有租税征收的收入而已。每年的收入既不足以充当费用，因此对于储蓄粮食这件事，即使想趁低价买入，也没有余力去做。常平法虽然有折纳、收购粮食的办法，但官吏多不能推行。万一水旱灾害延续千里，积存钱财的富余将没有用处，而强壮的百姓会很多聚集为盗，弱小的则流离死于沟壑，却没有办法救济。臣近来曾上奏趁丰年积存粮食的建议，很合时宜，也可以长久实行。伏望陛下明察。以上这些，不过是法令不完备，或者官吏奉法不谨慎的过失；凭陛下圣明加以修正，应当没有困难。缓办末务有两项适宜之事：第一，应当暂缓勤于经营远方的谋略。中原是根本，边远荒僻之地是末端。先王的政治是修养德行，而不在远方勤于用兵；凡是受到我朝声教所及的地方，才派官治理。因此，不成为中原祸患的地方，君王本来就不必治理。有人说，我们得到那里的土地，就可以开辟并设置郡县；得到那里的人，就可以给他们戴冠束带，让他们纳赋服役。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凭四海九州这样广大的疆域，却想靠苦寒不毛之地来增加财富；凭人口众多、士人兴盛的国家，却想把桀骜难制的人作为众多徒众，只能看见财力疲敝，却看不见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使有前代防止失误的有利条件，如果不是民众真心来归附，也不足以动用军队。二是应当暂缓整治军备。军队，是先王用来治理国家的手段，却不是首要事务。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之事，孔子却回答礼器礼制的问题。这是因为礼教还有没有修明之处，却先行军旅之事，那么所谈论的治道就失去了先后次序。如今刑法政令虽然有所讲求，却不能说已经完备；礼乐虽然有所修治，却不能说已经尽善；教化虽然已经推行，却不能说已经完全实行。既然如此，今天的政务，应当有比军备更急迫的事情。这些都不是可以废弃的事务，只是看陛下施行时有先有后罢了。凭陛下的圣明，只要留心并分别安排，应该没有不能得到适当次序的。进言方面应有四件事：一是应当广开言路。古时候群臣人人都可以进谏，所以说“工匠掌管技艺之事，也要用它来进谏”。连工匠尚且能够进谏，那么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所谓七名诤臣，就是在位时都能进谏；进谏而且一定据理力争，必须有七个人才可以。如今陛下虚心接纳臣下，从未厉声厉色，可是进谏的人从来没有闻名于天下；进谏而且必定力争的人，也从未见到有这样的人。当年唐太宗处在隋朝灭亡之后，人才很少，进谏的人却遍满朝廷。如今陛下承继历代文明昌盛的局面，却竟使史官笔下没有记载进谏争辩的事情，也可以说是缺少应有的典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