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八

译，其实是放债取利，却妄引《周官》泉府之说来文饰此事，天下公论都认为不对。当时韩琦、富弼、司马光、范镇等人都公开说明它的过失，只恨不能挽救。如今二圣在上，明察民间疾苦，弊法已经大略革除，又近来责降吕惠卿，列举他的罪恶，也把创行青苗法列为第一项。然而天下各地发放青苗钱，实际上至今没有停止，民间疑惑，认为朝廷仍有贪图利息的意思。臣广泛采集众论，听说近来有臣僚献议，以国用不足为理由，因此圣意迟迟不能决定。臣虽然极其愚昧，私下却替陛下深感惋惜这项计策。为什么呢？自古治理国家，大都靠俸禄供养官吏，供给士卒，崇奉郊庙，镇抚四夷，然而依靠租税，未曾有过不足。如今陛下大力实行恭谨节俭，前代帝王所有的浮费，一概不做。今天的计策，只应当告诫天下守令，使他们安定、收容百姓。” “如果能够稍微避免水旱灾害，又没有流亡的祸患，那么安定百姓的功效，几年后自然可以显现；粮食和布帛丰足，将多得用不完。何至于还要实行青苗法，和百姓争利呢？臣伏惟陛下天性仁厚，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只要知道了就没有不做的。如果不是左右近臣构造这种危险的言论，动摇圣听，怎么会因此废置众人的言论，使邪说得以形成？但臣私下担心朝廷内外不了解事情的本末，只看见台谏的言论都留在宫中而不发出，便妄自猜测陛下甘心求利，不顾恤平民；远近传播听闻后，所造成的损害不小。臣想请求陛下把臣僚前后所上的章奏，全部交付三省详细议论施行，以消除这些毁谤。” 苏辙第三次请求停止青苗法的奏状说：臣等屡次上密封奏事，请求停止青苗法，都没有得到批准交付外廷施行。臣等以为，自王安石、吕惠卿创行此法以来，天下士人中，只有王、吕党人以及想凭青苗法求取进身之路的人，才认为此法正确；其他士大夫，从上面的韩琦、富弼，到中间的司马光、吕诲、范镇，以下到臣等这些人，没有一人认为它便利。当安石、惠卿掌权时，忠言被堵塞，不能施行，百姓无处申诉，只能含泪受害。如今二圣临朝，彻底革除各种弊政，天下欣喜，都天天盼望青苗法废除；可是近来删改、重立旧法，反而更加明显，朝廷内外狐疑不解，不明白圣意。臣私下听说近日左右臣僚有人以国用不足为说，想用青苗钱补充国用的缺乏，圣心未能察知，因此迟迟未决。臣等虽愚昧，认为自古治理国家，只靠收取租税便足够；即使有所不足，也不过辅以茶、盐、酒税等征收，从未听说还要用青苗放债取利，和百姓争夺细微利益，以此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艺祖、太宗年间，四方尚未平定，中原土地狭小，年年用兵，费用不可估量；后来真宗东封西祀，巡游亳、宋，营造宫室；仁宗与契丹结好，平定西戎，消灭南方盗寇，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大笔开支，但在常赋之外并没有大幅增加税收，也没有听说一定要依靠青苗钱来补助国用。如今二圣恭谨节俭，安静无为，四海的富足与祖宗时期没有不同，有什么可忧虑的，却想靠青苗法使国家富足吗？臣等认为，皇帝陛下正值年少，未曾接见众多士人；太皇太后陛下在帷幄中处理政务，也不能广泛听取群臣意见，听取采纳意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困难。臣私下认为，臣下每有进言，都应当一概用公议来裁断。有人既想发放青苗钱，而臣等认为不可，陛下接受了他的意见，臣等的密封奏章却留在宫中不发出。臣等不知道陛下凭什么判定其中的是非，却如此坚定地相信他们呢？陛下如果一定要解决这一重大疑惑，就应当把台谏所说的话全部发出，交给三省，使之公开议论得失；不应隐忍不辨是非，却暗中采用他们的意见。如果众议一致认为应当废除，就请早日颁下裁决，以慰藉民心；如果一定认为废除不对，也请公开实行贬黜谪降，以惩罚臣等的狂妄。” 苏辙

译任户部侍郎时上奏说：“根据御史台的公文，五月一日将在文德殿临朝视事，臣按次应当转对。臣任职地官，以财赋为职责，早晚从事此职已有半年；耳目所接触到的事情，有的关系到利害，臣谨遵虞人恪守职守的道义，希望能够以百工各守其艺来进谏。谨慎地列举本职范围内的三件事，冒死献上。”

译“第一，臣恭敬地看，本部每月出入的现钱数目，大都在五十余万贯，竭尽所得，也只够支付日常经费；稍微增加其他用途，往往必须请求朝廷才能办成。有关官司惶惶不安，常有事情办不成的恐惧。臣听说古代治理国家，都靠收取租税而足用；到了近世，才有盐、铁、酒税之利。郊庙、朝廷的费用，官员俸禄和军队供养，守卫边境、和睦邻国，以及各种物资，都从这里取得。上天所生、土地所产的东西，足以供养人。自三代、汉、唐直到祖宗盛世，从未有舍弃这些而另求财利的。如今四海万里，农耕相连，却以财用不足为忧，臣实在感到奇怪。孟子说：‘没有政事，财用就会不足。’臣愚昧无知，猜想或许是朝廷的政务还有没有建立起来的地方吧？臣观察各道监司，近年以来，观望上意，不再有振作精进的实际行动，竟以为朝廷不亲自处理细务就是高明，不察究奸吏就是贤能。于是巡历所到之处，有的甚至不进入场务，不审察有罪之人；郡县纷纷接受这种风气，懦弱者颓废懈怠，权力归于胥吏，贪婪者放纵恣肆，毒害加于百姓，四方百姓哀号，几乎到了无处申诉的地步。其他违背事理、伤害教化的事情，不属于臣的职责，臣不敢议论。” “至于两税、征商、榷酤等项目，无故亏欠的比比皆是，这属于臣的职责。臣想请求陛下特别下达指挥，命本部左曹详细列出各路去年三项收入增加和亏损的数额。其中不是由于水旱灾害，而是因为宽纵懈怠、失职而造成亏欠的，应选择情形最严重者，罢黜免职转运使、副使、判官，以惩罚一人来劝戒百人。皇上的意旨所向，正是下属趋从的方向。如此施行，财赋或许渐渐可以治理了。” “第一，臣听说汉朝用九卿处理政事，唐朝以六曹主持政务。汉朝并非没有尚书，唐朝也并非没有九卿寺监，只是政务不在于官名多少。先帝取法唐朝的缘故，专任六曹，所以虽兼设寺监，职掌并没有妨碍。按照事务设置官员，其中大概有些只是勉强保存下来的。元祐初年，曾因尚书省官多事少，开始议论合并省郎诸曹。所减少的才一两处，然而寺监的官员如鸿胪、将作等过去不设置卿丞的机构，却纷纷设置，反而比旧制更多。朝廷内外议论因此疑惑，认为朝廷是在为人设置官职，而不是根据官职选择人才。这种话一旦传出，造成的损害不小。至于京师官员俸禄供给丰厚，出自本部，所以臣只希望陛下明白诏令有关官司，裁减寺监中不急需的官员，以宽减不可估量的费用。” “第一，臣听说财赋的来源在四方，而汇聚于京城，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把财藏在百姓那里；次一等的，把财藏在州郡。州郡有余，转运司就常常充足；转运司充足，户部就不困乏。唐朝制度规定天下赋税，一部分上供，一部分送给节度使，一部分留在州中。与今天相比，上供的数额可以说少了，但每当有缓急，王命一下，运送的船车接连不断，大事就能办成。祖宗以来，法制虽然不同，但各道储藏财物的制度仍然极其丰厚，因此收取和发放都能及时，取舍可以自主；掌握财利权柄所在，所做的事情必定能够成功。熙宁以来，聚敛财利的臣子不懂治理财赋的根本方法，想求富国，却先使转运司困乏。转运司困乏，上供便不能接续；上供不能接续，户部也疲惫了。两司都困乏，所以即使内帑另有储藏，积累如山，也只是任其腐朽，对计算国用没有益处。因此臣希望陛下把近年来朝廷没有正当名目的封桩物资，交还转运司。比如禁军缺额的钱粮和出军所需的衣粮、清汴河的水脚钱和外江纲船之类，一经筹划，通常都封存起来。禁军缺额本来就应当按惯例招募补充，出军的费用则是停止这一项而供给另一项，根本没有封存的道理。” “至于清汴河的水脚钱虽然比旧时减少了，但洛口的费用实际上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外江纲船虽然不再打造，却雇船运粮，费用特别巨大。这样反复盘剥，怎么承受得了？所以臣认为诸如此类的封存，应当一概废除。何况祖宗旧例从来没有这些制度，只是有关官司固执于近来的做法，不肯除去。只要陛下明察并把这些财物交给转运司，转运司掌握财利的权力就会稍微恢复，上供也有期限保障，户部也有依靠了。” 苏辙又上《论户部三弊疏》说：臣凭愚昧笨拙任职户部，任右曹，俯仰已经几年，始终没有什么补益。臣私下曾考察祖宗旧例，发现如今本部实行的体制已经很不相同，利弊相差很远，恐怕应当随着具体事务采取措施，以堵塞弊端的根源。谨冒死列举三项弊病上奏。第一，把河渠案分出去设置都水监；第二，把胄案分出去设置军器监；第三，把修造案分出去设置将作监。这三个监都隶属工部，于是户部所专掌的事务，除出纳和损益之外，其余都由其他司掌握。以前司马光执政，知道这样有害，曾经让户部收回各司的财利权，但当时收回不得要领，直到今天这三案的事务仍被各司擅自掌握，实在可惜。祖宗斟酌古今情况设置三司，所统领的天下事务几乎达到大半，其权力和责任的重要，不是其他司可以相比的。推究其中的用意，并不是要偏私三司，而是因为事权一分，财利就会散失；即使想求富裕，也没有办法。国家拥有财物，就像人拥有饮食；饮食的道理，应当由口负责出纳，由腹部控制多少，然后分布气血来供养全身，耳目靠它而明，手足靠它而有力。” “如果不专门委任口腹，而让手足耳目分别治理饮食，那么即使想求一顿饱饭也不可能，何况想要安康长寿呢？如今户部在朝廷中的地位，就像口腹一样，却让其他司分别治理它所负责的事务，这和上述情况有什么不同？几十年来，群臣不明白祖宗的用意，每遇一件事情没有办好，就把三司原有的职掌分设给其他司；财利权一分开，使用财物就没有节制。其他司以把事情办成作为功效，不顾财物是否有余；户部以供给财物作为功劳，也不管事情是否应当办理。彼此各自经营一项职务，势必不再相互了解，即使让户部得到有才智的臣子，最终对国计也没有益处。大家即使同受困病，府库终究会空虚。现在不早加补救，后患一定更严重。从前嘉祐年间，京师连年发生大水，大臣才把河渠案分置为都水监。设置都水监以来，比起旧河渠案，究竟补救了什么？而最大的不便，是河北设置外监丞，侵夺了转运司的职事。转运司掌管河务时，各郡的堤埽以及堤埽的吏卒、储备物资，平时分开管理，有事时合并使用；水势流向哪里，各堤埽就赶去哪里，吏卒可以合力，储备也可以合用。按照旧例，工程兴作之日，没有横征暴敛、损害财物的忧患；事情平定以后，再慢慢补足缺额，两方面都不妨碍。”

译“自从有监丞依据法令责成办事，在缓急关头，各堤埽拥有的物资不能互相调配使用，转运司才开始承受这种弊害。近年曾下诏罢去外监丞，有见识的人都认为正确；不久又恢复旧制，舆论对此十分惋惜。这是工部都水监成为户部祸害的第一项。先帝一新官制，合并设置六曹，按各曹分配事务，因此三司的事务多隶属工曹。名义上似乎更加正当，实际上却不利。从前胄案所掌管的事务，如今内设军器监而只隶属工部，外设都作院而只隶属提刑司。想要兴办工程，户部不能参与商议。臣听说河东道近年制造羊浑脱，动辄以千计。浑脱只有军队行进时缺水、渡河没有船，才需要使用；而这种东西经过几年，就必定蛀坏。朝廷并没有出兵的计划，有关官司却只顾办理本职，不顾利害，以至于公私都要供应，损失财物，破坏物资。如果专门归转运司掌管，必定不会到这种地步。这是工部都作院成为户部祸害的第二项。从前修造案掌管百工之事，事务有缓急，物资有利害，都可以专门处理。如今工部只把完成职务当作事情，那么缓急利害由谁来议论？朝廷近来因为箔场的竹箔积存已久，损坏腐烂，开始下令卖出，上下都认为恰当。” “如今应当把过去三司使的全部职任归于户部，这样财赋的盈亏就可以由户部筹划管理，不会耽误国家大计。从尚书、侍郎以下，应当慎重选择并长期任用，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办成事务。尚书、侍郎就是三司使、副使的职务；郎中、员外郎就是过去判官的职务。这是国家的大计，恳请陛下早日留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五年，户部郎中黄裳上奏说：“臣奉行使者的旨意，所到之处访求利弊。至于熟茶的禁榷法，实在对川陕百姓有害。大概是有关官司不推究朝廷立法的本意，只想求取功劳、侥幸得到奖赏，以多取财利为能事。于是禁令和法网越来越繁密，百姓受到弊害。陆师闵制定法律防止暴虐，本来就取利过多，上对国家体制造成损害，下使百姓怨恨增加。朝廷内外臣僚所说茶法危害百姓的意见，六科都有事实依据。如果立即加以议论，不如全部交给百姓，让茶园户自行出售，商人自行贩运。官府只收税钱、茶引钱和歇驮钱，并恢复熙宁以前以茶博马的规定。这样没有交易的烦扰，也没有脚夫车马运输的劳苦，除去旧有弊病，一切听从民间便利，便再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如果详细考虑公私双方的关系，首先应当考虑百姓，其次考虑商贾，再其次考虑边防军需；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利害。蜀地百姓普遍受到钱轻物重的困扰，商旅携带货物，所得利息抵偿不了费用。如果把禁榷茶全部交给商人，那么百货还不能畅通流通，脚夫车马也不能突然备齐。不仅茶园百姓的货物会积压，谋生之路也会断绝。如果番市交易万一不能接续，也足以损害长久的制度。如今如果把十一州的茶交给商人，又把川陕四路及关中诸路的茶也交给他们，那么接受茶叶的地方似乎就可以把川茶全部销售出去，以补救蜀地百姓长期的困困。” “而官府用合理的价格收购雅州、兴元府所产的茶，用来供给熙州、秦州等地；斟酌采用适中的办法作为边防储备，在道理上是可行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六年，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解盐专置使的奏状说：“根据中书省的录黄，尚书省送到白札子，要求勘验。陕西制置解盐司原本专门设置官员总领，后来才命一名转运使兼管，因而职务不能专一，对抄法有害。查考茶事司、河东籴便司已经裁撤，改由转运司兼领。七月八日得到批示，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仍旧派官员专任制置解盐使，不再让转运使、副使兼领。”臣看见，仁宗庆历年间任命范宗杰为制置解盐使，实行禁榷法，公私都深受其弊。于是范祥请求改革盐法，到庆历八年才任命范祥为陕西提刑兼制置解盐事，彻底革除宗杰造成的弊害，盐课收入也增加了。范祥刚提出建议时，当时议论的人争相认为不对，但韩琦、包拯等都认为范祥的办法便利，请求长期任用范祥专门负责此事，于是提升范祥为陕西转运使。等到李参代替范祥，官府盐课便减少了。嘉祐年间，张方平、包拯请求重新任用范祥，范祥的盐法至今仍受称道。范祥去世后，薛向继任；范祥、薛向都被称为善于谋取财利、增加财富的臣子，但都由提刑、转运官兼领此事。” 六年，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解盐专置使的奏状说：“根据中书省的录黄，尚书省送到白札子，要求勘验。陕西制置解盐司原本专门设置官员总领，后来才命一名转运使兼管，因而职务不能专一，对抄法有害。查考茶事司、河东籴便司已经裁撤，改由转运司兼领。七月八日得到批示，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仍旧派官员专任制置解盐使，不再让转运使、副使兼领。”臣看见，仁宗庆历年间任命范宗杰为制置解盐使，实行禁榷法，公私都深受其弊。于是范祥请求改革盐法，到庆历八年才任命范祥为陕西提刑兼制置解盐事，彻底革除宗杰造成的弊害，盐课收入也增加了。范祥刚提出建议时，当时议论的人争相认为不对，但韩琦、包拯等都认为范祥的办法便利，请求长期任用范祥专门负责此事，于是提升范祥为陕西转运使。等到李参代替范祥，官府盐课便减少了。嘉祐年间，张方平、包拯请求重新任用范祥，范祥的盐法至今仍受称道。范祥去世后，薛向继任；范祥、薛向都被称为善于谋取财利、增加财富的臣子，但都由提刑、转运官兼领此事。”

译范祥第二次任解盐使时，虽然曾经专门统领此事，后来最终仍归转运司管理。由此看来，盐务能否整治，在于任用得人，不在于是否另设专使。如今如果确实得到像范祥、薛向这样的人来主持，又何必专门设置使职？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专门设置官职也没有益处。自仁宗嘉祐以来没有设置此使，已经数十年；如今突然恢复，设置官职和吏员，另立一个司，公私先要增加劳费。权力轻了不足以推动州县，权力重了又会增加一个监司，州县接受命令不免烦扰。而且在提刑、转运官之外另设使者主持财利，往往互相侵夺，各求便利，这是人情常态。神宗熙宁年间重视马政，设置监牧使，几年后便罢除；又设置提举常平司官，陛下即位后也罢除。大概监司之外再设置使者，就会造成冗余，事理不安，所以不能长久。况且治理国家贵在简便，纲领尤其不希望过多。东南海盐不能说不多，但提刑司也兼管盐务；解池盐在陕西转运司不过是一项事务罢了。如果必须设置专使，那么东南盐务也应当设置官员。如果每件事都专门设置官员，转运司就无事可做了，还怎么以主管钱粮为职责？茶事司本来就是李夔、刘佐、陆师闵等人征取财利而设置的，议论者都认为不对。” “朝廷因为熙河边防军需，不得已保留它，这不足以作为制度。至于解盐的利弊，臣并不了解，只想根据祖宗旧制和事理来说，恐怕不必专门设置官员。如今陕西有都转运使、转运使、副使、判官、提刑等官，都可以按照资序选用人员。如果选择一个懂得盐务的人作为监司，让他兼管此事，难道还敢不尽职吗？如果由转运司管理会妨害抄法，那么由提刑司兼管，也可以遵循范祥的旧例。即使增加一名监司，也仍然胜过另设专使的烦扰。古人说，利益不到百倍，不改变常规。朝廷正想裁省官员、爱惜费用，如果没有大的利害关系，不如暂且照旧办理为好。臣愚昧而深切地认为，做事谋划开端时应当慎重，所以不敢贸然下令施行。伏望圣慈再与大臣详细斟酌。所有录黄，谨此封还。” 范祖禹任谏议大夫时，论述封桩的札子说：“臣看见近来派遣户部郎官前往京西，核算转运司财用出入的数目。过去各路每次报告缺乏，朝廷斟酌后予以供应，其余则责成外地办理。如今既然派郎官核算，必定会查出确实短缺的数额。如果数额不多，朝廷可以补助；如果数额很大，却不知道朝廷能否全部补助，还是只像平常年份那样酌量给予？如果酌量给予，朝廷既然看见实际短缺却不全部补足，便没有话可说；如果全部给予，又恐怕其他各路援引为例。朝廷看待天下一体，没有厚此薄彼；想全部供应，可能力有不逮；不全部供应，转运司就无法筹划，不刻剥百姓，又从哪里取得呢？这样陛下的百姓必定受到弊害，不可不深思。况且朝廷既然把一路的财计交给转运使、副使，却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虚实，必定要派郎官核算后才相信，这就使各路使者人人产生不自信之心，每逢不足就等望朝廷派官核算，越来越不肯承担责任。臣认为这不可作为后世定法。请求从今以后，各路凡有报告缺乏，只委托转运司官员核算并保证属实后上奏；如果有不实，就重重加以贬黜责罚，这样谁还敢妄报？” “臣私下认为，如今各路经费所以不足，一天比一天严重，是因为提刑司封存了禁军缺额的财物，禁军领取的钱帛、斛斗数量很多。这本来是户部、转运司分内的财计，先帝特意命令封存以等待边防使用，大概是担心仓促调发来不及，所以制定了这一权宜制度。如今朝廷正致力于安定边境、让百姓休息，封桩之法应当全部取消。请求把自熙宁十年开始封桩以来已经起运到京城的数目，以及截至今日尚未起运到京城的数目，全部赐给尚书户部和各路转运司，以补助经费。如今天下各路大多困乏，却把财物储存在无用之处，坐看各地困竭而不加救济，这不是调剂有无、使百姓富足的政务。封桩至今已经十多年，一旦拨还各路，必定可以稍微缓解困乏，其利弊显然无疑，伏乞早日下达指挥施行。” “贴黄：臣担心议论者会说，先帝用这些财物来准备边防，如今不应改变。臣恭敬地听说，先帝曾经有关于放宽和收紧的议论。自古权宜之法大多不能长久实行，时势不同、事情不同，后人必然会有所变更。自三代以来无不如此。如果只知收紧而不知放宽，不仅无法救济国家的急难，也不是先帝的圣意。” 祖禹再次论述封桩的札子说：“臣近来上奏，请求把熙宁十年以来各路提刑司封存的禁军缺额钱粮，全部归还尚书户部和各路转运司，以补助经费、缓解困急。臣私下认为，当今的祸患在于天下空虚，朝廷不能不为此筹划。封桩财物和经费，都出自百姓，都是陛下一家的财产。如果能够有利于国家，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这就好比把财物从东边移到西边，又从内库取出归还外地。过去唐朝制度规定，天下财赋都交纳到左藏库，太府四季把数目报告上来，尚书省比部复核其出入。到代宗时，租税赋收全都进入大盈内库，由宦官掌管。天子认为取用方便，于是不再拨出，把天下公赋作为君主私藏，有关官司不能察知多少，国家用度也无法计算盈亏，差不多二十年。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在皇帝面前叩头说：‘财赋是国家的大根本，是百姓的生命喉咙，天下的治乱轻重都由此决定。’因此前代历来选任重臣主持财赋，尚且担心不能办成，往往因此失败。国家大计一旦失误，天下就会动摇。”

译“先朝权宜地让宦官掌管财赋职务，财物的丰俭盈亏即使大臣也不能知道，便无法筹划天下利害。杨炎请求把财赋交出，归还有关官司，这样以后才可以议论政务。德宗于是下诏，所有财赋都归左藏库；杨炎用几句话改变了皇帝的想法，议论者赞美他，是因为杨炎知道宰相应有的体制，德宗知道治理国家的事务也。”“如今封桩制度还没有达到唐朝大盈内库那样的程度，陛下听取意见、采纳谏言，远远超过唐德宗。如果大臣有杨炎那样的请求，陛下难道会不听从吗？”“过去先帝有经营谋划四夷的志向，所以另行储藏财物以待使用。如今陛下垂衣拱手守成，志在无为，把财物储藏在那里，将来用它做什么？”“过去汉高祖创业，长期处在战争之中，每天都无暇供应一切。文帝亲自实行节俭，劝勉督促农桑，那么高祖的政令，文帝便有不采用的地方。武帝驱逐抵御戎狄，没有一年不出征；昭帝减轻徭役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于是停止盐铁议榷酤。宣帝综合考核名实，选任郡守，那么武帝的法令，昭帝、宣帝也有不采用的地方。”“臣前面所说时势不同、事情不同，后人必然有所变更，自三代以来无不如此，不只是汉唐这样。” “如今各路困窘缺乏，不能不加以救济；如果他们计穷力竭，难道能免于搜刮百姓吗？这就是从这里夺走财物，又从百姓那里取回来。唯愿陛下不要疑虑改变先帝的权宜制度，那么天下百姓就十分幸运了。” 绍圣初年，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王觌上殿札子说：“臣在元祐六年任刑部，曾因转对进言，各路监司调动更换过于频繁，习惯于因循苟简，只求侥幸被替换离任。弊政没有得到革除，贪污官吏不知道畏惧，长久之策被搁置而无人讲求。因此转运司的财用一天比一天耗损，提刑司主管常平、坊场等事务也渐渐毁坏。这些不能不加以忧虑。伏望朝廷建立监司长期任职的制度。近来臣任职户部时，也曾写札子上殿，奏陈监司频繁更换的弊害。如今监司只急于办好眼前事务，不为长远考虑；看见大利要在三两年以后才显现，便吝惜眼前小费而不肯谋划；对一两个月内的近效却十分重视，留下后患也不顾惜。想要职事不荒废、财力有余，就困难了。请求今后各监司都慎重选择人员并长期任用，赏罚必信，以此劝善惩恶。朝廷如果一定要长期任用，就应当明诏各路说明久任的意旨，让他们把全路生财足食的利害和条例详细研究后上报；朝廷再根据情况予以供应，要求他们取得长远效果，不求眼前功劳。这样，奇才异能之士必定竭尽力量奋发，才能平庸的人也会勉强尽职。”这份札子送交三省，但没有得到批准施行。” “臣愚昧地认为，近年以来计司的财用困乏一天比一天严重，理应深思对策。如今想要不损害财物、不伤害百姓，却使经费充足、储蓄丰厚，除了慎重选择监司并长期任用，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伏望圣慈详细斟酌，特别颁下旨意，查考前次奏章，早日批准施行。” 王觌又上札子说：“臣听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蓄，叫作不足；没有六年的储蓄，叫作危急；没有三年的储蓄，便叫作国家不像国家了。臣私下看见京师百姓向来没有积蓄，每天买军粮来充饥。可是近年军粮只有三年的储备。大概发运司上供的年度定额，名义上虽有六百二十万石，但每逢灾伤，除去蠲免、赈贷以及其他借用之外，大多达不到定额，因此仓廪每天耗损，并不是使京师充实、为长远打算的办法。发运司如今虽然有本钱一百五十万贯，但用来买米麦，只能准备各路额定斛斗尚未到达期间，先行起运，不能补足实际缺额。臣伏望圣慈详细斟酌，再拨封桩钱二三百万贯给发运司，在丰收的路分依次收购粮食。遇到歉收年份，除去蠲免以及其他司借用而超过定额的斛斗，就用收购的粮食补足缺额，使每年上供常常达到六百二十万石。等仓廪充盈、军粮数目增多后，再裁减上供数额。如果准许臣的奏请，请下旨交有关官司制定法规施行。” 哲宗时，王觌任右正言，上奏说：“臣听说河东、陕西各路经略司过去封桩的钱粮很多，只是自元丰四年出兵灵武以后，边防军需困急，于是把经略司的钱粮全部归转运司支用，从此经略司的仓库便空虚了。近年虽因各路帅臣奏请，稍稍得到一些钱粮封桩，并作为常平本钱，但数目极少，不足以应付缓急，这不是长久之计。转运司经费范围很广，郡县等租赋仅够维持年度开支，哪里还有空暇为长远作打算？臣听说上述各路今年夏季二麦大有丰收的征兆，近来又多次得到雨水，秋收有希望。臣想请求朝廷从内帑拿出金帛，各帅路分别赐给三五十万匹两，让他们兑换收购斛斗，依旧法封桩，转运司不得干预，以扩大边防储备。伏望圣慈特别批准，颁下旨意施行。” “贴黄：守边的大计，唯一担心的是积存粮食不多。近来河东设置籴便司，筹办斛斗，议论者还以兑换转运困难为理由加以非难。如今本路水灾十分广泛，这些粮食的补助难道是小事吗？还担心什么兑换转运困难？何况陕西、河东地势高而气候苦寒，积存粮食可以长期保存。在边事尚未安定时，尤其需要广泛准备。如果稍有灾伤，或增加屯驻兵马，粮草价格就会昂贵；即使比平时增加数倍，多方收购也难以立即聚集。内藏库的钱帛是祖宗积蓄，本来就是准备军费的。如果只依靠漕司办理，等到边防军需困急、难以取得粮草之后才发放，不仅恐怕来不及办事，而且现钱既不能通过水路运输，所得金帛又难以突然兑换转运；再加上斛斗价格昂贵，费用虽多，补益却很少。如果平时就发给金帛，让各路帅臣能够按次兑换转运，趁价格低时收购粮食，利益可达十倍。臣又听说榷货务封桩的钱物也很多，与其闲置在那里，不如分拨一部分酌量给各帅路，以扩大边防筹备。唯愿圣慈详细斟酌。”

译王觌又上奏说：“臣听说，粮食卖得太贵会伤害百姓，卖得太贱会伤害农民，这是古今共同的忧患。因此李悝、耿寿昌制定平籴、常平法来救济这种弊害，不仅当时人认为便利，后世也有所依赖。神宗即位初年，执政大臣建议废除常平旧法，用来发放青苗钱，士大夫的公论无不认为不对，但主持此议的人坚持得很厉害。先帝圣明，心里知道其中缘故，虽然不愿重重违逆他们，但几年以后终于奋然独断，下令常平钱粮保留一半；遇到粮价昂贵，就按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丰收时则按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这可以看出先帝知道常平旧法不能废除。然而青苗钱最终没有完全停止，是因为提出建议的大臣还在，附和拥护的人又死守其说，不能一下子破除罢了。如今二圣临朝，善政没有不施行的，弊事没有不革除的，应当有所作为，以完成先帝的志愿。今年二月九日的敕令条文规定，提举官的钱谷事务交由提刑司交割，主管仍依旧常平仓法办理。命令下达之日，四方都赞叹歌颂，认为陛下圣德深厚，古代的良法、先帝一贯的志愿，确实可以在今天实行。” “不料还不到几个月，突然又重新改变，而所谓青苗钱，正要列为新令，以加重其制度。舆论对此深感惊骇，却不知道其中原因。臣私下揣度，议论者不过是认为青苗钱既不规定定额，又取决于人情自愿，坐着就能得到利息，有利而无害罢了。如果真是这种意见，臣请说明并非如此。放债取息，是贫穷、低下而无知的百姓最想要的事情。无缘无故得到钱，谁会不愿意？等到收取本金利息时，就必须追呼督促，用鞭笞威胁，用枷锁恐吓，然后才能收回本息。而且还会用新债偿还旧债，积累越来越多，于是有人因逃亡而放弃债务，虐害延及妻子儿女，牵连到同保之人，沿途到处可见。在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却使百姓无罪而陷入这种困境，难道不值得为此痛惜吗？既然如此，青苗钱所谓的利益，果真在于有利于百姓吗？如果不是百姓所得的利益，那么它的说法前面已经说明了。如果说是有利于国家，那么自古以来，哪有利益不到百姓而国家能够独自获利的呢？必须百姓获利，然后国家才能获利；这只有常平旧法能够做到，不是青苗钱能够达到的。粮食卖得太贵会伤害百姓，卖得太贱会伤害农民；百姓受伤害就会离散，民生受损国家就会贫困，这是必然的道理。” 人如果果真受到伤害而离散了，区区青苗钱能使他们不离散吗？农民如果果真受到伤害而国家贫困了，琐碎的二分利息能使国家不贫困吗？所以不如使粮价低而不至于伤害农民，使百姓重视农业根本。百姓重本，田野就会得到开辟，赋税也会增加。粮价高而不至于伤害百姓，百姓就会乐于从事本业；百姓乐业，各种货物就会流通，所需之物也没有得不到的。这样一来，下民还凭什么要借贷，上面又何必贪求二分利息呢？所以说：先使百姓获利，然后国家才能获利。只有常平旧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并非青苗钱所能达到的。臣私下认为，先帝存留常平仓一半的钱粮，以实行旧法，确实是致力于平抑粮价。然而如今天下各郡县仍不免在丰年粮食极多、价格很低却卖不出去；凶年粮价暴涨，百姓因饥饿而死亡，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郡县官吏妄自揣度朝廷的法令，只急于谋利，所以对青苗新令争相竭力推行，对粜籴旧条却几乎只同虚设。又由于常平钱粮已经分作青苗钱的本钱，能够用于粜籴的钱粮自然不多，因此粮价时高时低，始终没有得到平抑。臣恭请朝廷停止发放青苗钱，依照今年二月九日的敕令实行旧常平仓法，以成就先帝一贯的志愿，不要让郡县官吏以逐利之心揣度朝廷而废弃良法。只愿圣上慈悲详加斟酌，早日赐下诏旨，防止弊端并施行。觌任户部侍郎时，论述财用问题的奏疏说：“臣听说，靠什么守住君位？靠仁德；靠什么聚集百姓？靠财用。治理财用，端正名分，禁止百姓为非作歹，这叫义。仁义是宏大的，但理财也在其中。然而理财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所以《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货财。古代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作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作紧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就叫国家已经不像国家了。国家承平日久，本应积蓄充足。如今天下郡县的仓廪大多空虚，甚至有的连两三个月的储粮都无法备足。若再加上军队征发，接着发生饥荒，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无法筹划。西部是驻兵的要地，物价飞涨，比数年前高出十倍。东南是粮食财货的聚集地，买粮供应京师，也仅够一年的开支。常平仓物资散在民间，歉收之年也难以收回。士大夫习以为常，却不知道忧虑；有的虽忧虑却不能说，有的虽说了又不值得听取。因此弊病一天天加深，公私积蓄一天天耗损。从前贾谊对汉文帝说：‘生产财物的人很少，而耗费财物的人很多，天下的财产怎么能不枯竭呢？’ 汉朝建立汉国已经四十年了，公私积蓄仍然令人悲痛。哪有使天下处于如此危险境地，而君上却不震惊的呢？积蓄储备，是天下最重要的命脉。如果粮食多、财物有余，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还有什么人才招不来？汉文帝受到贾谊言论的感动，开始设置籍田，亲自耕作来劝勉百姓，甚至穿着粗劣的黑色丝织衣服，向天下率先表示崇尚俭朴。宫室、苑囿没有增加修建，凡有不便于民的地方就立即放宽禁令以利百姓，于是终于有了钱串朽坏、粮食陈积的成效。臣恭请圣上留心节约用度、治理财用的道理，深入讲求，周密谋划，以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巩固无穷尽的事业。”

译觌任刑部侍郎时，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东南各路从前财用一向充足，所以自祖宗以来，军费和国家费用大多出自东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江淮发运使李溥说：‘今年春运米六百七十九万石，各路分别留下三年支用的粮食，另外还留下准备上供以及赈济、平价卖粮等用的粮食，数量多达万数。’天禧元年正月，诏令江淮等路特别免除一次上供米。今年春运一次，臣私下想，祥符年间，各路除上供之外，已经有三年的储备了。到了天禧赦书，又特意免除一次春运，更可见真宗皇帝深思远虑，不只是怜悯漕运的劳苦，也希望东南各路的积蓄常常充足。如今东南财用日益困窘耗损，郡县很少有两年以上的储备。两浙今年苏州、湖州、秀州发生水灾，本路转运司和常平仓的物资不足以用于赈济、平价卖粮，近处从江淮取用，远处从荆湖买粮，然后才能使三州百姓稍稍苏醒，可见储备实在太少。淮南去年、今年都没有大的灾害，但转运司因为军粮严重缺乏，向朝廷申诉，每年冬季都要借发运司二十万石米来充作军粮；如果不幸有方圆数千里的水旱灾害，又将怎样谋划呢？” 臣近来充任发运使，在任一年多，所管六路以上供的钱粮不能按期交纳，转运司中应当勘问弹劾的官吏共有四路，而且并不只是今年如此。此前各路拖欠的数额也很多，那些转运司官吏难道不害怕因误期而犯法吗？大概是力量实在不足，即使重重获罪也无法避免。因此各路只忙于采取逃避责任的短浅办法，没有时间顾及生财的长久之道，实在令人叹惜。臣所见虽然仅限于东南各路，但听说其他路分也大多如此。臣也曾询问转运司财用日益耗损的原因，虽然不能完全查明始末，但有些显而易见：各路用度逐渐扩大，而朝廷封桩的钱粮逐渐增多。姑且列举几件事来说：选人增加俸禄，各路增加将兵，各州增加指使，场务监官增加员外置，准备差遣增加大使臣。这些虽然关系政事，按时势需要不得不如此，但计算费用，都是祖宗时代没有的。用度逐渐扩大已经如此，所谓封桩之物又逐渐增多。比如卖盐宽剩钱的缺额、禁军俸给的减省钱、造船钱之类，名目很多，本来都是转运司的财物，却越来越多地全部封桩归于朝廷，转运司怎么能不困窘呢？” 臣当然知道封桩的钱物，并不是拿来供奉游宴、扩建宫室、装饰苑囿、奢侈使用车马的，不过是想使储蓄稍微增多，以备军国缓急之用罢了。然而所谓储蓄，必须是在经常性开支之外还有余裕，然后才能储蓄。怎么可以停止拨给有司的经费，使其不够使用，却把它称作储蓄呢？如今所谓封桩之物，有司不能擅自使用。它们的经费既然不足，到了应当缴纳年度定额上供之物时，公然拖欠而无法追究；又向朝廷借贷，虽然经过逾期勘劾，最终也不能偿还。这难道是长久之计吗？臣恭请朝廷深入讲求、周密谋划。凡是上供后封桩的钱物，过去祖宗不曾取用的，都交给转运司，使各路转运司稍稍能够自给，这才是天下的幸事。” 刘泾上奏说：“臣听说，财用空虚、救助失效，必定有其造成的原因。造成空虚和救助失效的弊病，不是困于费用支出，就是起于陷没损失。这两者，是财用兴衰沉浮的根源。朝廷对此已经讲求得很熟了吗？既然知道因遗失利益、损失财物而忧虑，却又设置严密的网罗，首先加害百姓，这是什么道理呢？如今内有计司市易，外有拨运转运，彼此交相制约，轮番征取，使开合财利的权力全归于上，天下的利益已经被搜尽了，哪里还应怀疑百姓私下储蓄会对抗国家？何况天子仁慈圣明，赐给百姓宽大之政；如今正是施行盛德的时候，那么理财的方法，只应探究费用支出和陷没损失这两件事的根源罢了。近年以前，财用充足丰厚，所求没有不满足的，并不是像今日这样真正有治理财用的意图，只是因循宽纵，年年积累，终于报告有余罢了。自从大兴废之后，官署以加倍的费用，役吏以佣工的费用，田地以修治的费用，水利以防决的费用，军械以预备的费用，府寺以土木的费用，蛮夷以问罪的费用，异常河流以防备意外的费用，以及不可预测的各项费用，这些就是支出的来源。臣岂敢妄说陛下因为宫廷、犬马、台池的缘故，耗费国家一丝一毫吗？如果支出的费用都来自百姓，即使有智者又能怎么办呢？” 然而臣认为，这几项费用中，或许有可以裁减节省、消除损耗的实际内容，只是尚未完全查得。百里长的城防，可能溃败于蚁穴；千仓万箱的太仓，也可能因小小的漏洞而匮乏。朝廷虽然广泛收入，也广泛支出；虽然每天治理，也每天耗费，哪里还希望出现粮食陈腐、钱串朽坏的景象呢？议论者还认为，朝廷对财用急迫得如同水火，却又像尘土粪土一样不爱惜；事情还没有显出形迹就立意一定要办成，耗损财物、损失力量后又往往不加治理，所以小人之中的奸邪者也敢轻率地兴办事情，而朝廷也自行欣然依从。若确实如此，十口之家尚且不能守住贫穷，何况九州呢？如今朝廷内部储蓄的数目完全无法知道，外部储蓄只有坊场的收入罢了，不也太贫乏了吗？陛下不要忽视一铢一铢的微小积累，积累起来也能达到钧、石；不要忽视拳拳之心般的微小节省，积累起来也能达到丘山。只要每日削减、每月削减，使饱食无事的人不至于因过度肥胖而受苦，这就可以了。这些费用支出的根源，是应当探究的。至于陷没损失的祸害，没有一处不存在；然而逐一列举，似乎不足以谈论，实际考察，又不能废弃。姑且以臣所见的情况考察，州郡掌理欠负的职务，本来就是造成陷没损失的关键。那些担任此职的人，有谁肯为朝廷认真考虑一次呢？” 如今折纳之法，在州郡中只不过办理欠负这一件事罢了；如果不是朝廷重视并派遣使者，便会名存实亡，只是具备文书而已。果真应当责怪谁呢？至于坊场逐利的侥幸行为、胥吏史佐占取佣钱的冗滥，都是小的过失。积累到无法计算却不收取，情节轻的还可以用赎金了结；损坏达到十分严重却不收敛，商税征收不均，使公私都没有依据，农民赋税不足，使多年欠款无从归还。监司即使才力不够，也只是放弃而任其残败；郡县害怕惹事而不用心办理，便把它当作漫无边际的事务。由此类推，那些无缘无故沉没的遗利失财，可以宽赦；并非不能做却草率敷衍、不肯做的，则应诛责。这就是陷没损失的根源，是应当探究的。天地产生财物有时，土地生产有其限度，而人的使用却没有穷尽；如果不能堵塞费用支出的漏洞，不追查陷没损失日渐滋长的原因，期望国家富强能够实现吗？”},{

译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请求停止专卖名山等三场的茶，以扩大皇上的恩德，也不会缺少边防费用。奏中说：臣下私下看到，朝廷察知蜀中的茶法给数路造成祸害，百姓受害极深，因此特意派遣使者考察事情的始末，意在改革旧法，使百姓得到休息。如今黄廉已经遍访各郡以及各山场等处，寻究弊端，完全看到了实际情况，多次具奏陈列，条理都很清楚。蜀茶之害十成中已经去掉七八成，疲困的百姓日夜盼望放宽禁令，比饥渴之人等待饮食还要急切；而朝廷对于此事仍迟迟不作决定，是因为边防费用数以万计，仰赖茶税供给，担心一旦缺用，所以不敢立即取舍。臣愚昧地认为，持这种说法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陆师闵增加岁课至一百万贯，又献上羡余一百万贯，难道都是茶叶利润吗？其实他只是勇于做屠夫和商人的勾当，扼住百姓的喉咙，刮取他们的骨髓，掠夺各种货物，公开从事贩卖交易，甚至典卖米豆、出售衣服，虚构茶利来欺骗朝廷。如今陛下难道忍心做这样的事吗？恭敬地想，陛下仁德深厚、广泛爱护，养育万物，唯恐有一个人失去安身之处，必定不忍心做这种事。既然不忍心做陆师闵所做的事，那么茶禁可以全部废除，利益却不能过分榨取；即使黄廉的主张，也还不能完全符合朝廷的心意。因此臣愿意稍稍改变他的议论，扩大陛下的恩泽，以安慰民众的期望。至于边防，又怎么敢说可以缺少而不加考虑呢？况且黄廉之所以想专卖名山、油麻埧、洋州三场，仍是贪图专卖收购价格低廉，希望获得更多利润罢了。然而各场都不专卖，唯独这三场专卖，就会使百姓有幸有不幸；专卖法还存在，严刑和滥赏就会随时重新出现。这好比治病不除根本，不能说已经痊愈。如今的办法，不如稍稍提高三场茶的价格，就像郡县平价收购米谷、民间交易那样，在当地和价收买；等到起纲运输时，比专卖法所需费用增加一倍，每年约可用五万贯供给熙河路，同时设置秦凤、泾原两路的卖茶禁令，都按照黄廉的请求办理。这样自然可以得到一百万贯，以帮助边防开支，权充买马费用，也不会缺少，何必一定要独自专卖三场，给百姓留下忧患呢？其他各路一向收入微薄，应当一概放弃专卖，交给商旅经营，也许可以作为逐渐招徕商人的开始。况且蜀茶每年约三千万斤，除去平价收买的五百万斤输入熙河外，还有二千五百万斤都归商贩流转；在三千里以内，所谓住税、翻税、过税，也可以取得五十万贯。自从专卖法施行，茶叶又有牙税、息脚钱、头子钱、笼索钱等，都是没有名目的搜刮。这些钱既然如今解除罗网，便一概不再追问。只要每一贯茶缴纳长引钱一百文，那么民情既简便，百姓也一定乐于缴纳。又有十多万贯，仍从六十多万贯中抽出三分之一，作为未必全部能够征得的数目，这样实际就有四十万贯。茶商各种货物的税收，又还在此数之外。总计起来，边防费用大致可以够用。三郡的茶不必实行专卖，利弊就更加明白了。吕陶又上奏请求放免坊场欠钱一事。奏中说：臣下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天下四海的利益大多归于公家，官司积存的钱财动辄以巨万计，而私人家产十家中已经有九家空竭。恭敬地想，圣上的政事日益更新，恩德如雨水般广泛流布，深入穷乡僻壤，万民都蒙受生养之恩。如今的情势好比大病之后偶然得到良药，得以保全性命，已经有希望重新活过来；然而腹中空虚，四肢瘦弱，只剩一点喘息之气，实在应当加以调养抚育，使其逐渐恢复安定完整，等天下富足之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因此，像堆垜、市易、义仓抵当、免行等一类凡是用于聚敛的制度，都应一概废止。这确实是恩德深厚地施及百姓，使他们得到休养。唯独有出卖坊场这一件事，仍然造成深重祸害，也希望陛下体恤此事，以安慰百姓的心。开始制定这项法律时，大概是因为官司办事没有止境，各项费用浮滥冗余，贪官便乘机侵吞；州郡的衙前既然辛苦承担劳役，所得到的酒榷利益又全部奉给公家，有的人甚至耗尽财产、家破人亡，死于寒冷饥饿。朝廷知道情况如此，于是收归坊场，由官府自行出卖：一是用所得净利招募人员执掌经营，二是供给公家使用。实行时间渐久，弊端也随之产生。因为小人的心情只争逐利益而不考虑祸患，实际封存投状，务求一定买得。他们既妄自增添所买坊场的价格，又虚假增加用来抵押的产业数额。正好遇到民间钱币缺乏，酒货卖不出去，课利、净利以及抽贯税钱都不足以供给；刚过季度期限，又有罚钱。有时把纲运交给保人押送，押纲的人往往盗窃官物，逃跑、失踪或陷没，便必须勒令保人赔偿填补。有时原来的买价过高，界限期满却无人交割，转而更加拖欠。由于这些事情，坊场大多破败，甚至只得出卖抵押的产业来偿还官钱。有时抵押产业的价格过高，卖不出去，便强迫四邻承买；有时四邻贫困，不能全部承买，便摊派到远邻、望邻之家，强压他们承买。有时本户的抵押产业已经卖尽，仍然欠着官钱，便勒令保人代为缴纳，也必然使保人产业破败；或者虚指债务，妄自兴起诉讼，借故抵赖、索取。郡县急于完成官课，更不问究竟有没有拖欠，于是使平民承认欠款，戴着刑具受笞打，道路上到处可见，囚禁入狱，几乎没有一天安宁。严重的甚至在沟渠中自缢，连儿女也卖掉，却仍然不能免除。大体说来，一个县中，中等户以上的人家，因为购买坊场或充任壮保而破产离散的，十家中常有四五家。官府这样百般督责，竭力搜刮聚敛，而每一界实际收到的钱，十成中也只达到五六成。一是由于原先买价过高，虚夸抬高数额；二是因为货物价值轻而钱价沉重，酒没有丰厚利润；三是百姓日益困穷，难以偿还缴纳。因此天下坊场钱的积压和拖欠，数目极其庞大。神宗皇帝深知其中弊端，曾在元丰三年明堂大赦时，以及元丰八年正月的赦文中，屡次下令蠲免放除，并允许展期缴纳。诏令所到之处，人人都鼓舞歌颂，认为天地间的巨大恩德没有超过这个的。除去已经蠲免的部分以外，直到现在仍欠坊场钱不下八九百万贯。簿籍中虽然列有现存欠款的名目，但在刑狱压力之下，实际上必定没有可以偿足的道理。如今正值陛下开始施行政令之时，聚敛刻剥百姓的事情大半已经废止，天下臣民欣喜拥戴、称颂不已，认为仁宗皇帝重新降生，尤其应当广泛施布恩泽，以安慰他们的期望。臣愚昧地伏愿陛下特地下达睿旨：凡是在今天以前，因为购买坊场而拖欠课利、净利、抽贯税钱以及过月罚钱之类，现被勒令由买主或保人缴纳的，以及已经破卖抵押产业的，都一并予以除免，使困穷之人能够普遍沾受大恩，重新获得余生。况且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恭敬节俭、慈爱仁厚，都是出于天性；宫内没有土木工程和奢华靡费，宫外没有战争攻伐的赏赐，四海收入足以充裕国用，即使放免数百万贯的拖欠，也不过像拂去泰山上的一粒尘土，对事情有什么妨碍呢？

译况且天下的事务本来就有是非、轻重之别，只有聪明圣智的人才能权衡后施行，最终合乎道理。如今，释放拖欠债负以使百姓安定，与督促责罚、征收钱财以扩大用度，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是错的？哪一种较轻？哪一种较重？权衡后施行，正是在今天。何况从冬天到春天以来，雨雪失常，祈祷已经非常周备，却没有听说降水充足；那么免除欠负，使百姓免于冻饿，也可以感动天地的保佑，招致阴阳和谐，使风雨按时而来。臣又听说，真宗皇帝曾在便殿亲自查阅三司的欠负，免除了八万三千余数。大概真宗认为，历次赦令免除欠负，大多被有司废格不行，或者追根究底、拘捕追讨，反而增添烦扰，所以按账籍召来对质而予以释放。臣愿陛下远远效法真宗体恤百姓，近来仿照神宗施布恩惠，如果能出自圣意特意免除坊场欠钱，天下将无比幸运。陶又上奏说，天下拖欠坊场钱造成的祸害很大，请求施行免除。奏疏说：“臣以为，天下衰败憔悴的端倪，其中一项就是由拖欠的弊病引起的。天下拖欠的弊病，最大的莫过于坊场：开始时有实封投状、争逐利益、争相占有、虚增估价、欺诈办理抵产；中间有净利过重、每月缴纳不足、逾期罚钱、期限届满却不能交割的祸患；最后又有名义上已经败落，壮保代缴官钱，余欠仍然存在，禁止邻人买取产业的问题。期限紧迫，条例烦苛，不仅酒户因此困穷，平民也因此破产荡业。有的被捆绑拘系，有的遭受鞭打，有的流转迁徙于道路，有的在沟渠中自缢。臣曾经多次陈述这些弊病，报告给朝廷。大体说来，一个县内，中户以上因购买坊场或充任壮保而失业破产的，十户中常有四五户；多的欠到数千贯，少的也有三五百贯。按全国计算，遭受这种疾苦的约有千家，每家按十口计算，总共有万人失去安身之处。朝廷也应当为此恻然动心。神宗皇帝深切体恤这种弊病，曾在元丰三年明堂大赦，以及去年正月的赦文中多次免除欠负，并准许展期缴纳。恩德流布，不可说不深厚。但一方面因为有司废弃、阻格诏令，巧意求过，幸灾乐祸地等候百姓稍有违法，便不予蠲除。另一方面，因为物价低、货币贵，钱货缺乏断绝；有时又遭灾害，远离本业，或者由于征发劳役接连不断，衣食尚且不能完备，哪里有空暇缴纳官钱？年岁越久，拖欠越多，白白挂在簿书上，徒然耗费刑罚和杖责。查考追究时，账面上虽有现存欠款的名目，但百姓憔悴困顿之后，必然没有偿足的道理。何况陛下临政以来，以革除弊病、体恤百姓为急务，大到市易，小到义仓，都加以哀怜，多数已经废罢。唯独这件事，祸害尤其深重。百姓赤子般的心，早晚都在倾心盼望。臣恭请特降圣旨，广施恩赦：凡截至今日以前天下坊场的拖欠，以及保人代为缴纳的钱，出卖抵产后补偿不足的钱，和已经破卖抵产却尚未办结的，一概予以免除。仍命各路转运司限期一月，把已经免除的数目具奏上报。这样，朝廷的实际恩惠就不会被有司阻挠压制，天下疲惫的百姓也都知道皇上正在抚养他们。对下可以凝聚人心的拥戴，对上可以感动天地的大和。如果圣上慈悲开恩允准，臣所奏请的现欠河渡钱，也请依此施行。” 陶又上奏，请求诏令有司再次裁定六曹吏员人数，以节省冗费，奏状说：“臣听说，过于姑息，就不能革除小人侥幸取利的行为；放任侥幸增长，就不能节省朝廷的冗费。今日公家的祸患，正在这里。臣谨举一端加以议论。六曹吏人制度开始施行时，把三司审官、东西院、流内铨等处的胥吏分别隶属各部。创制之初，事务尚未理顺，曹局既已扩大，免不了出现冗员。朝廷知道这种情况，曾派王震删定条章，打算议定裁减。王震不能推行至公之道、根据职事考察繁简实情、确定人数限额，却任凭私意，徒然追逐虚名。俸禄少的便减掉，俸禄多的反而增加，上面以虚数欺骗蒙蔽朝廷，下面以实际费用笼络众小人。所谓行案手分，一人的食禄有时是贴司的四倍。王震虽然减去许多贴司，但增加的手分也不少，以旧制校验新制，一年的费用又多出数万缗。这就是陛下想省减吏员，王震却增加吏员；陛下想减少费用，王震却增加费用。怀有私情欺骗皇上，哪里还值得信任？王震的罪过虽可以赦免宽宥，但朝廷的法度不可以任意创改。伏请再次诏令有司，重新裁定六曹吏人的数额，不要因循旧态，滋长弊端，这样或许可以使国家的额外耗费逐步得到裁节。” 陶又上奏，请求斟酌各界坊场，免除欠钱，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施恩惠于百姓已经很多，臣下聚敛的风气也已经改正，唯独坊场一事根基深固，条约交错混乱，仍有余下弊病没有完全免除。因为历界放卖到现在总共十五年，开始时有实封投状、争逐利益、争相占有、虚增估价、欺诈办理抵产；中间有净利过重、每月缴纳不足、逾期罚钱、期满不能交割的祸患；最后又有名义上的业主已经败落，壮保代缴官钱，余欠仍在，禁止邻人买取产业的问题。期限紧迫，条目繁多，不仅酒户因此困穷，平民也因此被削夺财产，有的被系狱，有的受杖打，有的流转迁徙于道路，有的在沟渠中自缢。天下郡县没有一处不存在这种情况。大体说来，一个县内，上户、中户因购买坊场及充任壮保而失业破产的，十户中常有四五户；多的欠到数千贯，少的也有三五百缗。按全国总计，遭受这种疾苦的有几千家，每家按十口计算，便有几万人失去安身之处。陛下至仁博爱，也应当为此动心。从前神宗皇帝全面了解这种弊病，特别用心救济体恤，在元丰三年明堂降赦，以及元丰八年正月赦文中多次免除欠负，另外还准许展期两年缴纳。”

译去年大享礼时大赦，也有暂时停止催促办理的指挥，委托监司查明后上报，应当议定等级予以免除。恩德流布不能说不广厚，但这种弊病最终没有完全消除：一是有司违抗怠慢诏旨，忘记法令本意，稍有疑似便不予保明；二是物价低而货币贵，钱货缺乏，有时困于灾害，有时兵役接连不断，衣食费用尚且不能完备，至于官钱又有什么可以缴纳的呢？大概第一界至今已经十五年，第二界如今也有十二年，往往生业耗尽，子孙离散，只是虚挂在簿书中，白白耗费刑罚杖责。年岁越久，百姓越发无法生活；在憔悴困顿之后，必定没有可供追缴之物。臣愚昧地恭请陛下扩大先帝的志愿，广施特别恩典，以远近年限的差别作为轻重次序：凡第一、第二界现有欠款，一概免除；第三、第四界也请酌量确定数额予以蠲免。这样，大法简明易行，不会被官吏阻挠，圣上的恩泽宽厚深广，也就能消除百姓的疲困。谏院官右正言刘安世论陕西盐钞、铁钱的弊病，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陕西盐钞、铁钱的弊病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从前盐钞在沿边以及内地附近州军转卖到京城，随盐价涨跌，价钱增减不过三五百文，所以盐货流通，商人能够获利。” 如今关陕每张盐钞只值一席盐，价钱仅到一万钱，刚到西京出售，卖价不到六贯。有的就到解池领取一席盐，加上脚力运输费用，总共约需一万二千钱，运到西京，也只能卖七贯以上。盐钞和运输盐所折损的价值，都达到十分之四五，这就是盐钞的弊病。旧制大铁钱的法令规定，每一文相当于小铜钱二文。如今使用铁钱一贯五六百文，才能兑换铜钱一贯，往往还乘机继续加价，这就是铁钱的弊病。两者弊病的根源，都在官司自行谋求盈余以补充经费，不详察法度，和百姓争利。盐钞法本来是为了充实边防，让人把钱物交入边地，领取盐钞支取盐货，以充实边备。价格随时有贵有贱，客商乘时往来贩卖，公私双方都能获利。如今却由官司自行核定价钱，州军收买后，又在价格上涨时出售，因此商贾不再通行，货物有无不能流通。陕西右地向来没有物产，往来道路上携带钱物的人，只能使用盐钞，所以不得不争相抬高价格收买，这就是盐钞和民争利。铁钱、铜钱从前相互并行，按同一等级使用，没有轻重之别。只是近年以来，陕西官司计较铸造铁钱获利稍多，各处钱监停止铸造铜钱，因此民间渐渐难以取得铜钱。” 有时必须使用铜钱出入，就按铁钱、铜钱加一分利息兑换。近日官司又命令凡是发放俸给、领取俸禄以及买卖等事项，只发一种铁钱，按照民间的比例加息兑换，公私相互争夺，逐渐抬高价格。开始是一分，如今已经达到六七分，这就是铜钱和民争利。陕西盐钞、铁钱的制度，向来是经久有利的制度，而如今的弊病竟到了这种程度。何况陕右、京西两路疆界相接，每次在界首计算米麦金帛的价格，往往相差一倍，都是由此造成的。长久不改革，危害会越来越深；权宜时变，当有所损益。如今的办法，只应让陕西官司停止收买盐钞，只准民间自行贩卖。解州盐池发给盐货，应当采用熙宁以前的旧法；又把各司现存桩管的铜钱全部兑换拨给转运司。从今以后凡需支用的钱，都依照旧日与铁钱一同使用、各支一半的办法发放。官府加息兑换铜钱，也应实行禁令；山、诸州的钱监过去铸造的铜钱，也应恢复铸造。这样，盐钞和铁钱的制度必能正常运行，商旅重新畅通，公私共同获利，也是治理财用、使百姓富足的办法。伏望圣上慈悲详加斟酌，特别赐下指挥施行。” 毕仲游上奏说：“财用不足，是因为世上没有善于使用财用的人。议论小事，应当说明其中的大道理；议论大事，应当落实到具体小事。一家收入仍像从前一样，一家支出也仍像从前一样；从前富裕，如今贫穷，邻里乡党一定认为这是不会善用财物。如今天下所生产的，仍是从前天下所生产的；今天下所耗费的，也仍是从前天下所耗费的。从前有余，如今不足，却没有人知道这是不善于使用财物，大概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即使两边的岁赐、黄河堤防、军屯粮食、宗室戚里的供养，比从前有所增加，而赋税加重、劳役增多、盐铁酒榷、征商之利等凡是比从前增加的，也足以抵偿这些费用了。然而天下惶惶不安，常常忧虑财用不足，那么理财的关键，只在于让懂得财计的人来使用它。所谓使用财物，并不只是把征敛到公家的一部分拿来使用，而是天下的财物我都能调度使用，即使不是我直接使用，实际上也能发挥作用。饥荒丰收，是天时运行的结果；我能使百姓不至于饥饿。匮乏，是时势中常有的事；我能使他们不至于匮乏。能把左边的调到右边，把右边的调到左边，把远处的调到近处，把近处的调到远处，这就是所谓善于使用财物的人。” 三代的制度漫长久远，已无法详细考察，但冢宰治理国家，采用量入为出的办法，统筹三年的收入，储备九年的用度；即使尧、汤时代遇到水旱灾害，国家也没有人被遗弃、饿死，由此可见使用财物的大计。汉朝建立时承接秦朝的弊病，天子甚至不能备齐四匹同色的马，将相有时只能乘牛车。孝文帝时，贾谊认为公私积蓄仍令人悲痛。后来晁错提出办法，使百姓把粮食交到塞下，便可以授爵，也可以赎罪；没有几年，就完全免除了天下的田税，把哀痛的贫困转变成富厚的风俗。难道上天生产财物，只是在孝文帝时代特别偏爱而生产得多吗？也是因为能够调度左右、远近而加以使用。如今姑且从一件事来寻求办法：天下衙前役的繁重事务，如公库、斋厨、酒醪运输以及派往远道等事项，既然都已经禁止，不能免除的费用不过是酒榷、酤卖和工役等两三项罢了。夏秋粮米布帛之税、和买、征商，祠庙、厢、镇的收益，州县都有；拿这些收益抵充繁重差役，大概以二项抵一项，再积累年月，便可以作为自身的费用，那么衙前之役就不难议定了。衙前之役既有确定的办法，坊场、河渡、单丁、女户的收入，就足以供给其他重役并支应迎送费用。”

译然而所谓坊郭，却独独没有承担这些，所以可供使用的财物实在就在这里。从前汉高帝时，迁徙齐国的田氏以及楚国的屈氏、景氏等族，用来充实关中。武帝时，又大规模迁徙富人到茂陵，所以羌胡的祸患不能轻易侵扰。如今计算天下坊郭的役钱，总数大约有数十百万；放弃而不收取，是非常可惜的；积存在州县，又没有名目。如果仿照西汉迁徙富人的大意，让他们用役钱买粮送到塞下，并供应黄河堤防所需的蒭茭，只取其中二三成，其余作为道路费用。总之，比从前的役钱省下一半，那么他们也就不会怨恨了。这样采用晁错的办法，命令纳粟之家以及可以用钱赎罪的富民，也都把粮食交到塞下。塞下充实后就转运到郡国，郡国充实后再转运到京师。三司的经费，则自行采用周代冢宰量入为出的办法，务必使其有余，以备水旱灾害；朝廷内外宗室戚里的供养，也都按照制度减省，以适应时势变化。推行这一类办法，左右远近都能按我的意愿调度；使用百姓的财物而使他们不知道财物从何处转移，哪里只是国家没有财用不足的忧患，富庶的风俗、太平的局面，也一定从这件事开始。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只是近世以来没有人想到。” 所以说：财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善于使用财物的人。仲游又上奏说：“从前常有以兴制作、兴建事业的说法打动朝廷，朝廷相信了它，又忧虑财用不足，于是发放青苗钱，设置市易，征收役钱，变更盐法，凡是能够取得百姓财物的政策无不施行，凡是能够取得百姓财物的官吏无不用上。发放青苗钱、设置市易、征收役钱、变更盐法，是具体的事情；想兴作而忧虑不足，是内心的动机。如果不能杜绝这种兴作的动机，只想禁止那些散发、征敛、变更、设置的具体事务，那么即使提出百种办法，也会百种都不能实行。这样说来，具体事务和内心动机，怎么可以不察明呢？如今想废除青苗钱、停止市易、免除役钱、废去盐法，把一切因谋求财利而伤害百姓的措施全部清除改正，那么过去曾经主持新法的人必定不高兴。不高兴的人一定不会说：‘青苗钱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免，盐法不可去。’他们必定会探究财用不足的内情，修饰财用不足的说法，窥伺财用不足的机会，进而陈说财用不足的事情，以打动皇上的听闻。用一家的计议来说，父子之间关系亲密，本想安居乡里，远离市井，从事耕种的常业，辞去商贩的末利，但如果有人以财用不足来劝说他们，尚且会彼此相视、握腕叹息而中途停止；何况天下如此广大，臣民如此众多，还有郊庙朝廷祭祀宾客的供奉，内外上下官吏的俸禄费用，重兵、宿卫、边城守御的筹划，以及黄河堤防、边方馈赐的劳费。” 上古以前的君主本来常常忧虑财用不足，而又有人探究不足的内情，修饰不足的说法，窥伺不足的机会，陈说不足的事情，那么即使搬来石人让他听见，也还会被打动。这样一来，青苗钱废止后还可以重新发放，市易停止后还可以重新设置，免役钱免除后还可以重新征收，盐法废去后还可以重新保存，即使禹、稷重新出现，为天下争辩，也将无可奈何。如今的办法是：应当大举统筹天下的计策，深入弄清收入和支出的数目，说明天下不足的弊病在哪里。若弊病在边境转运供应过多，就放弃无用之地，减少繁重的转运，这样能节省多少？若弊病在制造、修建营缮过多，就停止制造，暂停修营，这样能节省多少？若弊病在新法官吏俸禄供应的横费过多，就废除这些吏禄，实行旧法，这样能节省多少？若弊病在掖庭、永巷妇人的资用过多，就确定职掌和供养人员的数额，凡不是先帝亲幸过的，一律遣出，这样能节省多少？天下所有可以停止的事情，没有不停止的，这样能节省多少？如今各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的钱粮，总数大约有数十、数百巨万；如果一概归入地官作为经费，便可以支用二十年，那么三司每年的收入将有一半成为盈余；以天下之大，三司每年收入又有一半盈余，那么数年之间，府库的财物、仓廪的粮食，也将达到今日的十倍。” 既然已经节省下来，再用恭敬、节俭来辅助，那么财富将会像丘山、河海一样取之不尽。把这个道理明白地说明于朝廷之中，同时在外精心筹划，使朝廷清楚知道天下财物还有余裕，那么“不足”的情绪就不会产生，“不足”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不足”的漏洞就无法被人窥伺，“不足”的议论也就不能陈说于朝廷之前了。然而，原有的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盐法，凡是所谓“新法”，如果能够永远废止而不再恢复，就像已经吃饱的人，勉强再给他牛羊肉，他尚且不肯进食，何况粗食藜藿、豆类和黍米呢？问的人说：“忧虑财用不足而兴起新法，凭什么证明这一点呢？”回答说：“从前兼并军队、搜括士卒，把那些钱粮封存起来，又担心兵力不足，所以实行保甲法，把百姓登记为士兵。几年来，农夫离开田地的大半，盗贼公然横行，地方守令无法治理，那么保甲法的利弊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保甲的名目直到今天还没有废除，这难道不是因为担忧兵力不足吗？因为兵力不足而保存保甲法，由此就可以知道，因财用不足而重新兴起新法的祸患，也是可能的。” 侍御史刘挚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听政以来，欣然与天下共同休养生息，使天下安定太平。凡是对百姓不适宜的法令，都加以防范、疏通、损益；凡是对政事不称职的官吏，都予以罢免、放逐、贬黜。内外臣民都欣喜拥戴，人人都像得到丰厚赏赐一样。然而，事情仍有发生在边远地区和重要地方、危害尤其严重的，那就是河北、江湖的盐法，以及福建、川蜀的茶禁。几路所受的危害相同，而河东、江湖、福建已经听说朝廷派使者去查办，唯独蜀地茶法的危害还没有听到诏旨。臣私下曾广泛访求了解此事的人，大致得到这样的说法：‘蜀地偏僻而狭窄，产茶之地不过十几个州罢了。起初百姓依靠茶叶谋生，如今茶司把茶叶全部专卖并收购。大致每个园户只有一株茶树，而官府规定的收购数额已经达到几十斤。官府所支付的钱，反而被各种公费名目消耗掉，名目不止一种，如预借息钱、验引钱、头子钱、打角钱、税钱之类的费用，扣除之后已经超过通常数额的一半。每年春天，官司预先发给凭券并借给钱粮，必定要由牙侩作保。到了交纳茶叶的日子，验引、交纳、称量等事，又由牙侩主持。因此花费在牙侩身上的钱，又不知有多少。这样一来，官府对于园户名义上是平价收购，实际上却是在夺取他们的财物。’

译园户有人逃亡以求免除负担，有人甚至投水自尽以求免除负担。后来这种祸害仍然波及邻里。想砍伐茶树，就有禁令；想增加种植，官府就增加收购额。因此他们加倍说，土地并不是生长茶叶的，土地实际上生长的是祸患。茶场以茶叶作为息利，起初息利全部出自茶叶。后来官府收购的价格越来越低，索取的息利却越来越多，园户无法承受。于是种茶的日益减少，只勉强够应付官府的数额罢了。这样一来，主管茶息的人认为不能只依靠茶叶，于是又从事博易贸易来补足。所谓博易，就是贩卖各种货物，苛刻盘剥，斤斤计较，琐碎小利无所不取，借茶法之名，统称为茶息。商税务眼看着每年课税流失，却不敢有所议论。至于商贾申请计算缴纳时，平时可以在各州郡分散销售的茶叶，现在却全部集中到成都的都场，并把估价抬高来出售给他们。又把平时运往各州郡的远近道路费用一并计入，所以都场收取的息利又是这样。这就是商旅难以通行的原因。官吏把收取息利当作功劳，按照功劳评定赏赐，既因此升官、减少磨勘年限，又把超过息利额的余钱让胥吏、牙侩分取入己，说这是实行市易法。市易法的赏赐本来就不合法，但它收取息利还可以说是与民间公平交易；而茶法收取息利完全依靠严刑重禁，设网罗捕取，也算是功劳，二者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偏偏都用同一种办法呢？」这就是用来奖赏他们的。如今同一任期中，分得的钱少的竟少到几千缗，减免任期考核的年限竟有三十多年，这是什么道理？防边之法也可以说已经败坏了。可是朝廷派遣使者却没有涉及这些，难道不是因为蜀地茶法和熙河、兰防的经制相互为用吗？蜀茶的利益中，用来供给熙河、兰防的占天下茶利的十分之三。熙河、兰防的费用没有止境，蜀地茶法造成的祸害也就无法平息。然而，熙河、兰防的费用今昔应当有所不同。从前除了边事以外，先有王韶，后有李宪，掌握军队、财用的大权；朝廷拿出金帛，购买粮饷和租税，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任由他们自行支用，不归有司管理，也没有任何防范和核计。这不只是偏私于王韶、李宪二人，于是依附他们、苟且迎合的宾客，以及无功而兴事、以利益相互交易的人，都可以公然取用和给予，外人却看不出痕迹。因此，熙河、兰防的大额费用之外，又有这样一些渠道把财物泄漏出去。如今既然已经交由有司制度化管理，没有王韶、李宪二人的横行侵蚀，如果再在边防经费之外，把一切冗余名目和滥支费用大力节省，那么蜀地茶虽还不能完全解除禁令，但所谓十分之三，几乎一定可以减少。伏望圣上慈悲，选派使者考察茶法中弊端和欺诈之处，核计因茶法而由公家支出的费用和实际所得息钱的数额，大幅减少每年购买的定额，略微提高每斤茶的价格，削去缴纳茶叶时没有名目的钱，以保全养茶园户；裁减官吏人数和牙侩数量，以节省冗余供给；停止滥发息钱赏赐，革除分分钱的弊端，以杜绝欺骗侥幸，并把这件事交给转运司共同办理。这样一来，蜀地百姓的困苦，差不多就可以得到缓解了。臣身居言路，既然从别人那里听到了这些情况，怎敢不立即上报朝廷？不过，这只是大概情形；至于其中利害的细节，希望命令使者详细查究。《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撰 理财 宋神宗熙宁初年，苏辙上疏论蜀地茶法的五种祸害说：臣伏见，朝廷近来废罢市易，不再与商贾争利，使士、农、工、商四民各得其业，百姓欢欣拥戴圣德，没有穷尽。唯独益利、秦凤、熙河等路的茶场司，通过买卖茶叶残害四路百姓，又借茶法掩护市易，贩卖各种货物，州县和监司都不敢呵问，造成的祸害很大，而朝廷还不知道禁止。臣听说，五代时期，孟氏窃据蜀地，国用窄狭，才开始有榷茶之法。等到艺祖平定蜀地以后，放免废除一切横征暴敛，茶叶于是没有禁令，民间都感到便利。后来淳化年间，贪图利益的臣子开始谋划搜刮，强盗王小波、李顺等人因贩茶失去职业，困窘而沦为剽掠，凶势一经煽动，两蜀百姓惨遭杀戮，过了很久才平定。此后朝廷才因民间贩卖茶叶，酌量征收税钱，所取虽然不算多，但商贾流通经营，茶利自然扩大。近年李稷最初制定茶法，一律禁止民间私自买卖，但所收息钱仍只以四十万贯为定额，用来供给熙河。到刘佐、蒲宗闵提举茶事时，取息过重，立法过严，远方百姓开始受到困苦。当时，知彭州吕陶上奏请求改革茶法，只实行长引制度，允许百姓自行贩茶；每卖一贯茶，只缴长引钱一百文，不得再收息钱，皇帝下旨依从他的奏议。民间听到这个消息，才有了减轻负担的希望。但后来朝廷又派孙逈、李稷入川考察，他们开始主张竭力搜取利益，于是上言请求允许茶价随时增减。茶法既然规定价格可以增减，那么取息便依旧实行；从此，息钱和长引两种办法并行，民间反而更加不易。李稷等人又把贩盐、贩布也算进去，才使定额增加到六十万贯。等到李稷引陆师闵共同办理，又把定额增加到一百万贯。陆师闵近年又请求在定额之外以一百万贯进献，朝廷同意了。于是他们上奏请求在成都府设置都茶场，不许客旅用现钱买茶，允许用金银及各种货物折价交换，于是借折博之名，大量派遣公人、牙人，公然拘收、拦截民间货物运入茶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其祸害超过市易。又用官本抵押典当各种物品，公然违反条法，欺骗蒙蔽朝廷。茶法从开始实行到现在，制度一共变了四次，每变一次，取利就更深，百姓也更加困弊。然而供给熙河的费用仍止于四十万贯，其余都用来供给官吏以及作非理的进献、希求和赏赐；搜刮百姓之外，又辱害国体、损伤教化，祸害还有更严重的。各州通判本来是用来按察官吏和百姓的，各县令、佐也本来是用来安抚养育百姓的，可是计算息钱时，他们都同牙侩分利。至于监茶的官员，运送茶叶一万驮，就可以升转一官；知县也可以减少三年磨勘。国家的名器，轻易地授予人，遂使贪婪冒进更加明显，廉耻之心无法树立，实在令人痛惜。又按盗贼法，赃物达到二贯，只判徒刑一年，出赏钱五贯。如今百姓用八百钱私买四十斤茶，动辄判徒刑一年，出赏钱三十贯。再如传递铺的文书，涉及军机和非常盗贼之事，急脚递每天行四百里，马递每天行三百里，违限两天才判徒刑一年。如今茶递往返每天行四百里，违限一天就判徒刑一年，立法太重，只顾为自己便利，不顾轻重是否适宜。制定茶法的，都是奸险小人，不懂事体，只因远方百姓没有申诉的途径，其他部门又畏惧而不敢据理争辩，所以公然行事不道，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臣深切听说，朝廷近来已经察知其中弊端，派官员考察核实，但仍恐怕没有知道详细情形。臣如今访察，稍微得到了实际情况，谨列出五害如下。第一是：益利路各地都有茶，其中卭州、蜀州、彭州、汉州、绵州、雅州、洋州，以及兴元府三泉县的民户，都以种茶为生。自从官府专卖茶叶以来，便用严刑峻法威胁控制，不许私自卖茶；压低等级，用高秤称入、低价估算，年年减价，如今所得只剩旧价的一半。茶官又在每年秋收时买米，抬高米价，强行分配给茶户，称为“茶本”。假如米每石八百钱，就按一贯钱发给茶户，仍强令收取二分利息。春茶采制后，茶户缴纳茶叶，官府又照例压低一半价格，并用大秤压秤，所受损失又增加一半，这叫“青苗”。到了实行卖茶本法时，按规定只许收取二分利息，如今却增加许多名目，例如牙钱、打角钱之类，以至收取五分以上。买茶的商旅势必不肯多出价钱，于是都压低价格，使茶园户亏损，以求容易售出。过去官府还没有专卖茶叶时，通常收购晚茶，称为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随时都可以卖。专卖茶叶以后，官府只收购到六月，晚茶送入官府便依条毁弃。官府既不收，茶园户就只能私自售卖，从而陷入重禁，这是茶园户所受的第一种祸害。第二是：川茶原来的茶法只限于官府自行贩卖，法令已经很鄙陋。如今官吏又借茶法作奸，于是还贩布、贩大宁盐、贩瓷器等物，并且借贩茶返回的车辆贩运解盐入蜀。所贩运的解盐，仍然分配给州县，用各种办法变卖，或折价交换杂物货物，造成的祸害不一。近年设置都茶场后，又借折博之法拘收、拦截百货出卖，从中收取息钱，纱罗等物都贩入陕西，夺取商贾的利益。至于买卖所得之外，又加以质当。去年八九月间，成都有买扑酒坊的人李安典当糯米一万贯，每斗收息八钱，半年没有赎回，仍然再收二分利息。其他非法做法，也都如此。如今四方都仰赖圣上恩德，废除市易抵当的弊端，只有蜀中的茶官独自借茶法暗中实行这两件事，使西南百姓独自不能享受恩泽，这是平民所受的第二种祸害。第三是：过去官府还没有专卖茶叶时，陕西商旅都带着解盐和药物等进入蜀地贩茶，所经过的州军已经缴纳了一重税钱。等到贩茶出蜀，又兼带蜀地货物出境，再次纳税，因此省中税收增加。如今官府自行贩茶，所到之处虽然酌量缴纳税钱，但比过去十份还不到一份。即使有商旅贩运各种货物，税务部门畏惧茶官，又因能分取息钱，照例多有欺诈，把税钱当作息钱。由此省中税收更加耗损。假如把税钱列入账册，直到年终也不拨还转运司，反而增作茶官的年度课额，这就是公然欺骗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