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五

译平常时期尚且可以这样，如今事势紧迫，敌国侵犯边境，每天都有变故，正是宗庙社稷安危的关键时刻，哪里能同平常相比呢？上天显现这些征象，是为了警戒陛下，而且警戒得非常深切。希望陛下察考臣先前所说的话，秘密诏令亲信大臣，分条列出罪过最重的人，公开依典刑正法；罪过较轻的人，酌量加以贬谪，然后下达宽大的诏令，其他一概不再追问，以此安定那些心怀反侧的人。这样君主的势力就会强大，天意得到回应，人心也会服从。由此推行下去，即使达到极其太平的治理也可以做到。臣一向愚直，众人都知道；陛下刚开始听政时，臣冒死进献狂妄之言，只有希望陛下赦免臣的罪过而采纳臣的忠言，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靖康元年三月，校书郎陈公辅分条规划十二件事上奏说：“臣近来两次上奏，蒙圣恩召见对答，亲自承受陛下的玉音。事情平定以后，应当立即致力于谋划治理，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不胜踊跃拜舞的至诚之情。臣听说，圣人不会早于时机而贸然行动，也不会晚于时机而退缩；凡是兴办事业、建立功业、扶助危局、挽救衰败，都应当勇于尽力实行；行动敏捷才能成功，怎么可以错过时机呢？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天下人都伸长脖子、抬头仰望，等待新政，却迟迟没有听到消息，百姓本来就已经疑惑了。何况如今宗庙降下福佑，天地神祇赐予福气，陛下的圣德所感召，强兵宿将都愿意竭尽力量，军威大振，敌人的气势已经被夺；想讲和就能讲和，想交战就一定取胜，事情可以平定，就在早晚之间。既然如此，陛下谋划治理的计策，应当早日确定睿智的谋划，以慰藉天下人的希望，不可迟延。臣想到平日有使君主获得圣明、使百姓得到恩泽的志向，也有冒犯君颜、进献逆耳之言的愿望，只是没有门路而不能进言。如今有幸遇到陛下慨然求治、能够容纳直言，正是臣尽力报效的时候。臣不顾万死，分条规划十二件事，都是今日治理最应优先办理的事项，预先奏报，伏乞圣上宽宥臣的狂妄愚昧，稍加明察，谨慎列出各项名目：第一，审察哪些应当沿用、哪些应当变革。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制定法令，不以一味相同为可贵，而以能够达到治理为可贵；所以可行的就沿用，不可行的就变革，从来不会拘泥于一端而不知道变化。国家祖宗的法令本来很好，到治平年间逐渐产生弊病，所以神宗皇帝加以变革更新，不过是为了适应时势的需要，符合百姓的愿望罢了。近来专门把不改变熙丰法令当作绍述神宗的孝道，不问时势是否适宜、百姓是否愿意，只说不变就是孝道；那么神宗自己就不应当变革祖宗的法令了。可见法令没有一定必须沿用的，也没有一定必须变革的，只在于是否适当。何况如今官吏人员过多，赋税差役繁重，政令屡次变更，纲纪毁坏，以至于养兵、取士、驾驭官吏、治理百姓，都不如古法，已经败坏到这种程度了，还谈什么绍述呢？臣希望考察祖宗的法令与今日实行的制度，好的就沿用，不好的就变革，广泛求取意见，精心思考、反复斟酌，选择最为妥当的，制定一代的良法；不必拘拘于绍述的名义，而丧失了它的实质。第二，评议大臣。臣听说，天子与之共同治理天下的，不过七八位大臣；用人得当，朝廷就端正，百官就能治理，四海安宁，四夷归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天下就不得安定，怎么可以不加评议呢？”

译传记中说：“人主的职责，在于评议宰相；而要找到合适的宰相，长期以来都是困难的。” 古人评论宰相，一定说才干足以有所作为，见识足以明辨是非，器量足以容纳众人；这三者本来很难全部具备，只要其中有一项具备，也可以任用。至于能够以正道侍奉君主、以公心消灭私欲，那就更难找到这样的人了。只有以正道侍奉君主，才会把天下的重任视为自己的责任，不因毁誉得失而动摇内心，不因声色富贵而牵累志向；可行的就推行，不可行的就停止。只有以公心消灭私欲，才会以孤忠自许，不结党营私；用来陶冶天下、进退人才的一切事务，都完全交付给至公之心，从未有意把个人私情夹杂其中。本朝只有李沆、韩琦是真正的宰相。近来这种风气已经不复存在。陛下承受变乱之后，准备大有作为，必须得到贤相共同谋划治理的功业。臣希望陛下详细选择并审慎考察，那么一定会有闻名于世的人才应时而出。至于枢密院这样的中枢机构，是政事的根本、纲纪统辖的职责所在，也一定要选择真正贤能、确有才干、为众望所归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完全可以由他人兼任，不必勉强凑足。第三，辨明邪正。臣听说，正直之臣被进用，是政治清明的表征；正直之臣陷落，是祸乱将起的征兆。自古以来的治乱，关键都在邪正。古代君主之所以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除去邪人而不迟疑，是因为这个道理。唐太宗知道封德彝的奸邪和魏征的才智，不任用前者；对于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等人，则任用而不疑，因此成就了贞观之治。唐明皇即位初年，委任姚崇、宋璟，因而达到太平；到了后期，罢免张九龄，任李林甫为宰相，治乱从此分开。邪正之别如此重要，怎么可以不辨明呢？然而邪人总是乘机窥伺，揣摩迎合君主的意旨，阿附权势、侍奉贵人，保住俸禄、巩固宠幸，所以君主容易相信他们。正直的人则对君主责难劝谏，不一味苟且，按照正道行事，不依附权贵，所以君主容易怀疑他们。这就是唐德宗对裴延龄一类人委任不变，对陆贽却因听信谗言而勃然不悦、借宠臣之力把他驱逐的原因。臣希望陛下对于容易相信的人不要轻易相信，对于容易怀疑的人则加以防止，不要轻易怀疑，或许就能得到真实情况。第四，明确赏罚。臣听说，赏赐合乎贤能，臣下就受到劝勉；惩罚合乎罪行，臣下就知道畏惧。赏罚是人主的威权，怎么可以不恰当呢？国家太平已久，万事都姑息迁就，所以爵位赏赐过于滥施，法典刑罚过于宽轻。贵族游宦的子弟，即使是乳臭未干的小儿，也能列班充任侍从；应奉的官吏，即使是苍头奴仆，也能越级取得显要官职。两府大臣身居高位却不承担责任，直阁、待制身居清要却连字都不认识。伶人、宠臣、医者、卜者和技艺之人，身穿朱紫官服，家中充满金玉，这难道不是爵位赏赐过于滥施吗？汉代法律规定大臣有罪都要弃市并夷灭族人；本朝祖宗恩德深厚，从来没有杀戮大臣，但把他们流放到岭南以外，固然也是有的。近来大臣心怀奸邪、误害国家，天下人都痛恨他们，却只让他们闲居京城，安享优厚俸禄。其他结交邪党、谄媚奸佞的人，贪赃罪行狼藉、罪恶显著，却还同权贵结交，请他们营救；有的用财货买通而不予追问，有的早晨流放，晚上又召回，这难道不是法典刑罚过于轻纵吗？爵位赏赐滥施，便会有很多人侥幸求进；法典刑罚太轻，下级就不畏惧法律。这就是国家发展到危乱的原因。臣希望陛下深切鉴察这一弊病，爱惜名位爵禄，不要轻易授予他人；明确依典刑正法，不使罪罚失当。赏赐如春夏施生，刑罚如秋冬肃杀，像天地一样没有私心，那么天下的治理就能成就了。第五，扩大言路。臣观察自古以来的君主，只要没有达到桀、纣那样的大恶，没有不想采纳劝谏的；然而最终言路闭塞、天下溃乱，都是权臣把言路遮蔽了。汉元帝初年，听取萧望之、刘向的言论；等到石显、匡衡等人掌权，就不能容纳他们了。汉成帝初年，多次下明诏征求意见，公卿的奏议也有可称述之处；等到外戚擅权，就再也听不到了。国家祖宗时期，大臣都怀有公心、奉行直道，所以朝廷诏令有不便利的地方，臣下能够直言，即使天子震怒，大臣也竭力救护。到了熙宁、元丰以来，掌权者想让新法必定实行，害怕有人与自己不同，因而排斥众议；有人进一言，就说他破坏良法，必定把他驱逐以后才罢休。谏官、御史也因属于他的党羽而替他办事，观望附和成为风气，再也没有公正的议论。正当太上皇帝下诏征求直言时，即使言论不合，也不加罪；等到蔡卞掌权，便把进言的人全部治罪，像陈瓘等人，都是当时正直的人，却被排斥，至死也不被任用，士人舆论都为之痛惜。臣观察今日，这种弊病已经达到极点。大臣喜欢圆滑柔顺而憎恶耿直切实的言论，台谏官和士大夫也彼此相习，形成同一种风气；平日在家闲居议论，不敢涉及国家安危、百姓疾苦，更何况指望他们在君主面前争论是非利害呢？因此上下相互欺骗蒙蔽、荒诞欺妄，无所不至，终于招致天下的祸乱。臣希望陛下以往日为鉴，选择台谏官，责令他们进言论事；对于不称职的人，凡政事、法度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就诏令臣下集中讨论，各自献出意见，不要让权臣堵塞而蒙蔽陛下的耳目。这样人人都愿意公开大胆地进献自己的忠心，下情就不必担心不能上达了。第六，振兴风俗。臣听说，士大夫是风俗所系。朝廷任用贤能的士大夫，以职分事业成就政事，以品行道义率先端正风俗，那么百姓的德行就会一天比一天厚实。近来士人把剽悍敏捷、强记博闻当作读书，却不能实行自己所说的话；把纤巧艳丽、浮华工巧当作文才，却不能先培养器量见识；把倾险、变诈当作有才干，却不能以义节自持。士人所崇尚的既然如此，在位的大臣又把这些作为任用人才的首要标准，所以奔走竞争成为风气，巧诈虚伪彼此煽动，礼义廉耻逐渐凋敝，天下也一天比一天流于浅薄。臣希望陛下稍微革除这种弊病，令朝廷之上选用公正忠诚、廉退谦让、纯朴笃厚的人，让他们任职朝廷；把浮躁张扬、奸邪险薄的人黜退，以此表明好恶，那么天下士人就都会相互率先行善，可以革除浮薄的风气，形成忠厚的习俗。忠、质、文三种政治，是夏商周三代用来相互补救的。臣观察今日，礼法制度的条文失于过分繁琐，声名文物都不是实际有用的东西，习俗淫靡，人情浇薄虚伪，难道不可以用质朴来补救吗？第七，收拢权纲。臣听说，太阿剑的权柄不可交给别人，人主的权力不可转移到臣下。汉朝自昭帝时起，大臣掌握权力；宣帝继承之后，做到赏赐必信、惩罚必果，综合考核名实，所以把威权收归君上，成就了中兴功业。到了元帝，被文辞名理牵制，优柔寡断而不能振作，所以汉朝的基业衰败。臣观察太上皇帝本来性情宽厚旷达，在位日久，没有防范奸邪，渐渐受到欺骗蒙蔽，所以群小之人习惯亲狎，权力转移到臣下，威严号令甚至到了不能施行的地步。

译臣希望陛下深切鉴察这一弊病，排斥群邪，奋然独自振作，使威权全都出自人主，那么颓废的纲常、废弛的法纪就可以重新振作，天下的治理也没有不能成就的了。第八，抑制宦官近侍。臣听说，柔媚顺意、谄谀蒙蔽朝廷，汉唐的祸乱都起源于此，不可不知也。然而这类人蛊惑君主，都是从迎合君主的嗜好入手。如今陛下勤俭的德行出于天性，声色、犬马、游观、宴乐都摒弃而不接近，他们本来就没有地方施展巧计了。但还有值得警戒的地方，不应当提高他们的爵位，也不应当把政事权柄交给他们。因为提高他们的爵位，他们就会志得意满、骄傲自大；把政事权柄交给他们，他们就会作威作福。唐太宗时，内侍不列为三品官，不让他们掌管政事，只让他们守卫宫门、负责宫内清扫，可以说是深刻鉴察了这种弊病。至于进退人才，尤其不应当同他们谋议。孔子不以痈疽、瘠环为师友，孟子不畏惧臧仓；圣贤君子宁可终身不被任用，难道肯依附宠臣吗？那些通过攀附宦官而求进的人，一定是结交邪党、奸险浅薄的小人。心怀奸邪的大臣都倚靠宦官来增加自己的分量，最终扰乱天下，难道不应引以为鉴吗？第九，治理财赋。臣听说，古代制定国家财政，都按照收入来确定支出；因此祖宗盛治时期，征收有常规，费用有节制，没有虚费，也没有妄加赏赐，所以除了常赋之外，从来不曾另行取于民间，聚敛财利之臣也不能容忍其奸行。近年以来，费用耗损的名目层出不穷，征求没有止境；聚敛财利的大臣专门以供奉上用为名，侵吞搜刮百姓，无所不为。事情还没有到达州县，往往就已经掠夺得百姓无法生活。陛下今日虽然已经全部罢除御前供奉所需的物品，但在战争兴起之时，财用困窘，对于向百姓征取的事情，仍有可能没有停止。臣希望事情平定之后，诏令有关官署把一年经常性费用制定为固定数额；对于常赋之外的征取，如茶盐法中对百姓盘剥特别深重的，一律加以研究，取其中适中的办法，减轻徭役和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天下富足繁盛如同祖宗时期，国家费用也不必担心不充裕。所谓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第十，崇尚俭约。臣听说，俭朴是各种美德的共同基础，奢侈是最大的祸患。帝王用来教导天下，没有不以俭朴为德行的。近年太平已久，天下富足，骄奢侈靡不期然而然地出现，所以无论尊卑上下、内外远近，都以奢靡相互攀比；衣服饮食极其珍奇，车舆房宅用金玉翠饰装扮，声乐玩物、游观宴乐，费用无法计算，而物价飞涨，平民困穷，实在不可不加以节制。上面的人怎样做，下面的人就怎样仿效。陛下在东宫时，俭朴的德行就闻名天下；今日登临帝位，更应专门以敦厚朴实为天下先。杨绾是臣子，因清廉有德而居官，尚且能够使人减少驺从、撤去御用车马，停止声乐，何况亲自这样实行一个人呢？然而，羔羊在位时，节俭虽然足以教化文王，但当时仍有刑罚威严的政令存在。臣愿陛下明白诏告四方，痛切革除从前奢侈靡费的弊病；有不惩治的，就重重按法律治罪，并从京师的贵近之臣开始。这样，这种风气就可以消除，天下也会富足了。十一，重视外任官。臣听说，监司是天子的外台，守令是百姓的师帅。监司任用得人，一路百姓就受到恩惠；守令任用得人，郡县就得到恩泽，这些官员不可不慎重选择。近来任命、提升监司，有的出自贵幸之门，有的由于宰执的亲党，不看才能，不问资历；至于郡县，尤其不选择人才。侍从官得罪朝廷，竟把他交付任用为治理百姓的官；贪婪的官吏求托权要，竟得以被任命为郡守。士人把县令看作庸俗小吏，不肯接受任命；吏部认为县令不是要职，也不加以铨选。因此，担任监司的人，地位低、声望轻，不能举荐善人、惩治恶人；担任守令的人，旷废职守、轻慢法令，不能承接政教、宣扬教化，上下蒙蔽，任意作奸欺骗，穷困的百姓无处申诉。臣愿陛下慎重对待外任官，凡监司有空缺，就选用卿监和省郎；藩府有空缺，就选用侍从官，以便使内外官员均衡，使劳逸有所调换。其余郡守的空缺，全部归吏部办理，像祖宗时期那样，按照资历和声望的等级定额依格授官，使任期长久，不要频繁更换。至于县令，虽然已有吏部的选任标准，还应令侍从官举荐任用；其中政绩优异的，委托监司、御史考察后上报，特别加以升擢，使人知道郡县官职重要，不敢不勉励，那么四方万里都将蒙受朝廷的德泽了。十二，整修武备。臣听说，有文事必定要有武备；治理天下国家，从来不能废弃武备。祖宗盛时，边防准备尤其谨慎；近来任用非人，所以守卫中原、抵御戎狄、安定边疆的策略，全都败坏了。因此夷狄一旦长驱直入，实在令人惊骇叹息。臣愿陛下深切鉴察从前的弊病，把军事作为急务，内从京师，外到各处都邑，讲求兵备，完全恢复祖宗时期的做法。何况如今金人虽然已经出境，秋冬一定还会再来，河东、河北两路尤其应当准备防御，也应及早筹划。粮食不可不积储，士兵不可不招募，将领不可不选择，城池不可不坚固，车马不可不修整，器械不可不准备。臣料想这些事情朝廷已经讨论得很熟悉了，所以不再一一陈述，只姑且举出大略而已。因为臣所论的十二件事，次序虽有先后，但都是今日的急务。至于武备，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应当列在首要位置，而臣却把它放在后面，是因为《天保》以上的诗说的是治理内政，《采薇》以下的诗说的是治理外事；到了宣王，也说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今天虽然夷虏深入，抵御他们应当优先，但依臣看来，朝廷如果修明法度，大臣任用得人，赏罚没有私心，风俗归于淳厚，直到下情能够上达，权纲不致失坠，大体实行臣前面所陈述的办法，那么天下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那些夷虏自然会感怀德政、畏惧威严，望见风声就远远逃遁，哪里值得忧虑呢？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明文德使他们来归。’孟子说：‘君王如果施行仁政，即使让人拿着木棍，也可以击败秦、楚。’臣所听闻的道理就是这样，只愿陛下不要认为这是迂腐空疏，臣就十分庆幸了。

译侍御史曹辅上书说：‘臣听说，万种防备集中在一天之内，可以说是极其繁重；数十年败坏的事业，要在一时挽救，可以说是极其艰难。把极其繁重、极其艰难的责任交给我们的君主，却想在一年之内看到成效，如果有拨乱兴衰的志向，奋发实行，那就好了。若只是支撑倾危、弥补漏洞，因循沿袭旧常规，臣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如今天下危急可疑的事情，惊心动目的变故，突然发生的，时常有之。朝堂上下相互看着变了脸色，没有借助筹策的谋略，却有吓得连匙箸都掉落的惊慌。甲方说可以，乙方说不行，纷纷争辩如同聚讼；上下犹豫迟疑，而机会已经失去，再也不能追救。往往转而变成困难，眼看将成的事情终于败坏，令人痛心切骨、遗恨无穷的事，常常发生。从前敌人撤退渡河，放任他们离去而不攻击，这是一次失误，难道不是没有防备的过错吗？直到今天，天下调兵运粮，使百姓疲惫困敝，以至造成皇帝日夜忧劳的局面，大概就是由于这件事。不防备而造成祸患，难道还不大吗？侥幸取进的门路，正像市场的道路一样，天刚亮就开门，人们侧着肩拥挤而入，因为那里聚集着他们的货物财贿。纷纷争逐权势利益的场所，又比这更加严重。从前滥施恩惠、冒领赏赐的现象，稍稍实行禁止后，一时横行窃取名位器物的人，也都收敛踪迹。’ 侥幸取进的门路似乎将要稍稍堵塞，现在却又大大开启了。那些如果不防备就会轻贱法度的人，重新整冠出仕；富商巨猾挟带资财、献媚取巧，伺候权贵之门；小人物和低等属员踮着脚等待进身。这必定有人用姑息的恩惠来触动圣上的慈心，有人用制造谤言、引发怨恨的话，妄图动摇圣上的思虑。既然把姑息当作恩惠，把制造谤言、引发怨恨当作值得忧虑的事，那么从此以后，小人成群结党，决不肯离去；而刑罚的大权，岂不是可能委弃坠落而不再施行了吗？这又是没有防备的过错。侥幸的事情既然增多，奔走竞争就更加兴起，茫茫尘世之中，还有谁来抑制它呢？不防备而造成祸患，难道还不大吗？言路刚刚开放，谏官、台臣摩肩接踵地进言，其中也有坚守节操、徇公忘私、捐躯报国的人，想贡献微薄力量来辅助清明的时代。陛下温和地降下诏令，如同水投石一般；陛下对于进言者，可以说确实有诚意了。然而奏章上呈十次，仍有六七次不实行；即使有时实行，也不过姑且应付罢了。起初相信他们，后来又怀疑；起初答应他们，后来又拒绝。难道没有人凭借私见和曲说，进来陈述是非吗？难道没有人想隔绝言路，所以故意阻挠折辱，使他们不能稍稍伸张意见吗？陛下也因此不信任言官，动辄把他们的奏章搁置，这又是没有防备的过错。台谏所采纳的，只是公论罢了。公论所赞许的，就随从公论而支持；公论所不赞许的，就随从公论而攻击。如果言官屡次进言而不能被采纳，公论就会被废弃而不能实行。古今从来没有不依靠公论而能使风俗变好的，道治日渐衰败，确实是有原因的。不防备而造成祸患，难道还不大吗？

译《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除去奸邪不要犹豫怀疑。’ 明知他贤能而任用他，却又因为别人的话而对他三心二意，那么贤者就会退隐深藏；明知他奸邪而罢黜他，却又因为别人的话而怀疑，那么奸邪之人就会结党相援。如今奸佞谄媚之人在位，能够全部除去吗？宦官近习掌管职务、干预兵权，能够全部罢免吗？陛下明明知道这些人是谁，言官屡次上奏，陛下却犹豫不决而不遣退，这又是没有防备的过错。最终，奸佞之人结党营私，欺骗蒙蔽上下，造成上下隔绝，出卖恩惠、玩弄权力，妨碍功业、损害贤能；掌握兵权的人，放纵暴虐、逞强示威，顷刻之间就能制造变故，像蜂蝎留在怀中，除去后还一定会回来。不防备而造成祸患，难道还不大吗？君主对于大臣，待遇极其优厚，责任也极其重大。不优厚，不足以显示君主施恩；不严格要求，不足以使臣下报效。古代公卿大臣遇到天地发生重大变异，君主赐给他牛酒，他就应当起身报告；如果不能胜任职务，策书一下达，就应当以平民身份离开官府；如果还有其他过失，就应当乘坐简陋的车、驾着阉割的马，回去反省过错。他们所受的责任难道不重大吗？如今圣明的君主礼待大臣，可以说已经极其优厚了，他们岂敢不竭尽全力来报答呢？从前河东战役中，种师中战死，七名统制所统领的军队全都溃败，正是因为粮食缺乏、士兵饥饿，朝廷因循拖延、筹划失误；可是朝廷竟敢坐视失败，一点也不引咎。近来彗星出现在东北方，十个夜晚不消失，而负责论道调和、辅佐治理的大臣们击钟列鼎而食，竟没有一个受到惩罚或表示忧惧。‘君主忧虑，臣下受辱’，这句话究竟是为什么说的呢？而上天宽容包容，始终不忍责问他们，这又是没有防备的过错。臣恐怕从此以后，利益就共同享受，祸患则彼此抛弃；只有保全自身、保护妻儿的念头，没有安定国家、保卫社稷的心志。堂堂中兴复兴的根基，谁能与陛下共同谋划呢？不防备的祸患，难道还不大吗？古语不是说：‘太阳到了正中就应当曝晒，手握刀就必定要切割’吗？君主背屏而立、垂衣拱手治理天下，也必然要取法斧钺的决断，实在是有原因的。《易经》论乾卦说：‘刚健中正。’论夬卦说：‘刚强决断柔弱。’臣希望陛下体察乾卦的刚健，乘用夬卦的刚决，行动如雷霆迅疾、如风飞驰，使阳气张开、阴气闭合，君子有所依仗，小人有所畏惧。中兴的事业，还忧虑什么不能成功呢？晁说之上奏说：‘臣听说，《王制》说司徒的职责是：统一道德以使风俗相同。《左传》说：刚柔、缓急各有不同，声音也各不相同，这是由水土的风气联系而成的，叫作风；人的好恶取舍、行动静止变化无常，随着君上的情欲而变化，叫作俗。因此，风俗中的“俗”可以使之相同，而“风”却没有办法使之相同。五十年来，学士大夫不约而同地称说“统一道德以使风俗相同”。把本来不能相同的东西强行弄成相同，终于发展到设置重赏来禁止百姓说话，施用酷刑来剥夺士人的职权。不论人有强弱，都一定责令他们顺从；不论便辟之士地位大小，都一律以诸侯享有或不享有的礼遇对待。专门谋取利益，连细小的利益也不放过；滥用兵力，使天下没有一年安宁。小人得志，君子失措，极力推行崇尚相同、憎恶不同的政策，给天下后世留下祸害，实在是由于颠倒六经、粉饰六艺来文饰奸邪言论的缘故。臣愚昧，希望陛下对此深加留意并明察。’ 校书郎余应求的条画利害疏说：‘臣昨天曾当面奏陈治道的得失、时政的因革，以及分条说明当今利害的文字，蒙受圣上慈爱，命臣缴进，臣已经进呈完毕。然而臣的一片微薄心意，所谓治道得失、时政因革，是指全部恢复祖宗的法度，兼用元丰、元祐时期的政事；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已经下诏施行了。所条画的利害，如追赠司马光等人，依照祖宗法令罢免内侍所任的访察使者，废除苑囿赐给贫民等事情，陛下也已经施行了。至于从前所条画而尚未说尽的事情，臣又不敢保持沉默。陛下如此虚心听取采纳意见，诚恳地求取谏言，若臣反而畏避嫌疑，有所怀抱却不尽数陈说，那就是臣的罪过。谨将条画列在后面。’ 一、近来太上皇帝向东巡游，远行跋涉江淮之间，冒犯风霜露气，这不是保全安护圣体的办法。请求派遣使者恭迎太上皇帝回京，深居宸宫。陛下每日奉养四海所供，优游安乐，永远保有盛大的福祉。一、近年以来凡有中书省的政令，都降下御笔施行，稍有迟滞就以不恭之罪论处。百司办事的官员奉行不暇，即使有时违背法律制度，也不敢执奏。又有臣下起草拟定的奏议中有法律所不允许的事情，取得御笔后便施行，尤其不妥。请求从今以后，凡是陛下想要施行的事情，临朝时与大臣商议，不要降下亲笔诏书。这样不但有关司可以审核、复查其中违犯法令之处，也可以使权力归于皇上，杜绝政令多门，断绝近习私下请托和侥幸求进的根源。一、古代文风衰敝，用质朴来挽救；近来文风的弊病尤其严重。请求专门效法太祖的道理，崇尚质朴厚重，遵从简易，抛弃奢侈靡费，除去烦琐苛细，以整饬风俗。一、古代国家有创立、变更、革新的事情，必定召集众人议论，把与众人不同的意见看作高明。自从王安石施行新法，把不同意自己的人诋毁为流俗，士大夫的议论便雷同一致，没有人表示可否。六十年来，近几年尤其严重。凡有作为，都是独自提出建议的人谋划，不再把利害和可否询问众人。请求从今以后，军国大事广泛召集群臣，在朝廷上共同谋议，以便使下情全部上达，采取众人认为可行的意见来实行，希望不要再有失败的事情。一、近来宰执都不接见宾客，他们所接纳的进见者，都是门下亲近狎熟的故人；这些人阿谀苟媚，借机提出请托。因此，人才是否能干，百姓的安乐或忧患，国家的安危，边境的利害，政事的得失，他们全都安然不闻不问。请求允许宰执在私人宅第接见客人，这样或许可以广泛询问世间事务。一、君臣之间要使上下交往、情意相通，臣下献言尤其困难。陛下既然虚心克制自己，以招来天下的言论，请求每逢退朝以后，召见延请贤士，赐座从容交谈，让他们陈述治理或动乱、安定或危急的根本，古今兴亡成败的要领；并令百司无论职事大小，都以本职陈述政事，陛下亲自加以省览，以便进用忠诚正直的言论。一、《春秋》记载灾异而不记载祥瑞，是为了让后世君主知道警戒畏惧。然而依臣看来，天下和平，百姓万物安乐，年年谷物多次丰收，才是最大的祥瑞。至于云气、物象、鬼神的祥瑞，禽兽草木的异象，吉凶尚未确定。近年四方发生水旱、盗贼，却不许上报；表贺祥瑞的奏表却没有一个月中断。请求从今以后，凡有水旱、盗贼、灾异，不得隐瞒讳饰；祥瑞之事一概禁止。

译一、祖宗的官制简明而容易实行，官员品流有条理。自从改定官制以来，制度紊乱重复，今天尤其严重。请求内外文武官、内侍、伎术等官，都依照祖宗旧制办理。有人说旧制施行已久，不容易轻率更改，那么请求裁减中都的职事、厘务以及州县冗员，以节省国家费用。一、近年名位器用轻率紊乱，以恩宠任命为大学士的有六七人，开府使相有十多人，节度使以上的官员大约有数人。至于承宣、观察、防御、团练、遥刺这一类官职，奴仆也都能担任，请求一律追夺并降黜。一、清要官职以及三等职名，本来是用来赏赐功劳、任用贤能的。近来公卿外戚之家的子弟以及依附权贵宠臣的人，还有凭财利办成官职的人，都从低位越级攀登显要职位，请求全部降职黜退。今后凡是对国家有功、对百姓有劳，并且其贤能确实为众人所公认的人，间或任用一两人，以此作为劝善惩恶的榜样。一、各路监司的员额仍然很多，对事情没有益处，只增加烦扰，请求除宪司、漕司之外，凡是可以裁减的都合并。像茶、盐、常平事务，本来就应由漕司兼管。一、燕云战役，道路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不可行的，而边臣贪图功名，不顾国家大事，鼓吹提出这个谋划，误了朝廷，罪不可赦。请求凡是建议攻取燕云以及后来因燕云之事推恩赏赐的人，都追夺其官爵恩赏，以安慰人心。一、恭敬地看到，祖宗开创华夏、辅佐建国的功臣，封为王爵是可以的；近世却用王号来褒奖宠幸大臣，尤其紊乱法典。请求降为国公。一、外戚、后宫之家，以及公卿贵族游宦子弟凭借恩宠进身，还有士大夫结交宦官而列职朝廷的，仍然很多，请求澄清裁汰，以使官员班列清正。一、近年在御前应奉中有功劳、上书文理可取以及特意参加殿试的人，都是一时权贵宠臣请托而成，请求追夺其所受恩赏，或勒令退休，不论原有官品。一、天下的钱粮，祖宗时期全都由三司总管。自从改定官制以来，钱谷分散，不能全部归属户部，已经很久了。近世又由宦官总领，名目尤其不一。请求令天下钱粮全部归户部掌管。一、军政长期败坏，边境没有修治，将帅没有慎重选拔，士兵没有训练。请求任用懂得军务的老臣为枢密使，依照祖宗的法令整顿军政，恢复边备，训练士卒，选拔将帅，将他们安置在京师，以备一旦有事时使用。一、自从陛下即位以来，虽然降下丰厚的恩惠，但民间没有受到实际好处；又从四方征召士兵，不能说没有造成烦扰。恭请凡民间夏、秋两税，只缴纳本色，其余没有名目的科派全部免除；和预买也请求先行支给钱款。今年以前拖欠、暂缓征收的赋税，不许监司再行催纳。各州上供，也请求斟酌近年中等数额，特意加以减免。一、茶盐法虽然已经废罢，设置定额、减收钞钱，但民间仍然不便利。请求加以讲求筹划，凡有利于百姓、便利国家的办法就实行。一、常平法施行已久，发放的多、收纳的少，法令逐渐败坏。如今如果收取常平钱谷，那么改换名目、挟持户籍，有户籍却没有人的，不过交给监保正长；按土地分配给人缴纳，民间就会更加困苦。请求自今年以前凡尚未缴纳的常平钱谷，都可以免除。今后只把现有的钱谷发给愿意领取的人，不必按照往年成例比较考核，也不要再实行赏罚。一、免役法虽然说是便利百姓，但所招募的都是游荡奸猾之人；他们既领取雇钱，又再次收受贿赂，而保正长等人又让有等级资格者来充任，这样就是既出了雇钱，又不能免除差役。兼且衙校之类，多是借产业抵押，通常不过数百缗；但他们拘押官物，有时多达万缗，一旦失陷、侵盗，家产不足以偿还。请求参照祖宗法制，重新加以修订建立。一、市易法以抵押取利，和百姓争利，所得不能抵偿所费，尤其有失体统，请求减省废罢。一、近年以来，获赐宅第的人家在京师相望不绝。请求不是国戚主持修建的宅第，一律收回；即使是国戚主持修建的宅第，如果奢侈超过制度，也改赐小宅第，仍然拆除原宅第。一、臣僚家中所得的御笔诏札，按惯例都建阁收藏，以希求恩泽。请求一律命令缴纳给朝廷，拆毁这些阁；今后不许擅自提出请求。一、近年公卿大夫，下至一般属官，都沉溺于安逸，专门从事游宴，家中设置声乐，沉湎其中没有节制；对内荒废心术，对外废弛职事，尤其败坏名教。陛下既然用圣德教化他们，群臣自然应当改过自新；请求再加训诫告谕，其中有不悔改的，重重加以流放弃置。一、士大夫不能树立名节，不能修养品行道义，只专心奔走钻营、投献取进、自我媒荐。请求选择端正安静、有操守的士人，安排在官员行列中，并招纳隐居山林的遗逸之士，让他们担任台谏。一、有儒生问：‘学问没有根本，源头上专门崇尚浮华，彼此相互沿袭。请求恢复祖宗时期以制科取士，并兼用先儒传注义理之学。应当把人心自身所领悟的道理表现在文章中，不可拘守一种说法，以致误导后来的学人。王安石作为当今的臣子，难道适合列在先圣的行列之后吗？请求把他降列到诸儒之中。’ 一、僧道之徒不耕种、不养蚕，耗损衣食资源，人数逐渐增多。寺观的常住田产，比农民还富足；饮食服用，奢侈可与王侯相比。严重的还招聚奸邪、谋取私利，没有正当职业。请求裁减合并寺观，十所只存二三所，一律改作十方寺观，不得由甲乙两类僧人世代主持。没有敕额的寺观，一律拆除。常住田产保留一半，其余交官，招人租佃，留下作为养兵费用。每年的课试和恩泽，以及拨放、出卖度牒，全部停止。外戚、后宫以及大臣之家，都不得设置坟寺，只用百姓守墓，恢复其家免除徭役，像古代的制度。减少僧道等员额，其中强壮的人任其自行还俗归民。这样可以防止人口逐渐繁多、户口日益增加，以符合重视农业、以农为本的意旨。以上所列各项，是臣个人早就想说的话。只是一直没有进言的途径，恭逢陛下英明聪睿、虚心听取采纳意见，所以才敢忘却自己的固陋，径直竭尽所怀。希望陛下择取其中可行的，诚心守持，逐步施行，也许在一年之内就可以看到太平的景象。冒犯天威，罪当万死。

译侍御史胡舜陟论述恢复正道的六件事，上奏说：‘臣读《春秋传》说：“兵器如同火，不加收敛，终将自我焚烧。”老子也说：“用道辅佐君主的人，不凭借兵力强行使天下屈服；这样做必定会遭到反作用。”国家自熙宁年间王韶提出开拓边疆的主张，王安石主持这一议论，派遣将领、动用兵力，没有一年停止过。泸南、广南频繁出兵远征，到崇宁以来尤其严重。西面开拓青唐，直到夏国；南面修筑溪洞，直到丹州。西南方面又建立祺祥等州，都是不长庄稼的荒地，不是人居之境，却驱使百姓陷入刀兵，死者不计其数，生者耗尽血汗。这样持续五十多年，又有王黼、童贯合谋，放弃与契丹百年的友好，约大金来图谋灭掉契丹。因而上天震怒，把祸患降给我国。金人猖獗，没有人能够抵御；他们屠杀士人百姓，攻陷城邑，长驱进入中原，向都城问罪。亲王、宰执被作为人质，金廷仍然磨牙蓄毒，反复逞凶吞噬不止。我军出战，没有不失败退缩的，国家疆土因此缩小、士气丧失、威望受损。这难道不就是所谓不收兵而自我焚烧、事情必遭反作用吗？陛下在这个时候登上帝位，日夜焦虑劳苦，却还没有见到成效，大概是因为上天的震怒尚未消解，人的力量哪里能够胜过它呢？’ 然而，天与人的距离虽然遥远，天的回应却很近。如今想要使上天解除震怒，就应当修治人事来应合天意。《尚书》说：‘只有先使先王归服，端正他的政事。’这就是先王修身反省以应天、解除上帝震怒的办法。臣看如今祖宗宽大仁厚的政令被泯灭而没有恢复；王安石严酷急切的法令仍在为害而没有废除。法度没有归于正当。士大夫欺骗蒙蔽、荒诞欺妄，仍沿袭旧习；骄奢、贪婪、鄙陋，竟没有稍稍悔改。风俗没有归于正当。事情尚未见到功效，赏赐已经仓促颁下；等到事情失败，惩罚却没有施加。赏罚没有归于正当。宦官和近习仍然掌握事权，互相抗争、恣意妄为，没有任何忌惮。任用没有归于正当。从前贪冒恩宠的人，没有加以削夺；怀才抱德的人，却沉沦在州县。爵禄没有归于正当。从前凭侥幸取得富贵的人，一丝一毫也没有被追夺；从事火耕水耨的百姓，却困于沉重的赋敛。赋敛没有归于正当。这几件事都不正，难道就是所谓‘端正政事’吗？恭请陛下明诏三省，凡属这些事情，全部纠正过来，希望人事修治而天意转变，天的震怒一旦解除，妖异之气自然消散，坐而达到太平，增光祖宗的功业。’ 钦宗时期，起居郎胡安国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国家，必定要有一个确定而不可改变的计策。谋议既已确定，君臣就坚守不移；即使有浮言异说阻挠毁坏、动摇它，最初的计策也不改变，所以有志向必定能成功，治理的功效可以达到。陛下在艰难多事之中即位，有恭谨节俭的德行，有孝敬友爱的品行，有勤勉希望治理好国家的诚意，有喜欢谋议、采纳谏言的长处，凭借这四种美德，拨乱兴衰，应该像反掌一样容易。然而陛下面向南方临朝治理天下，如今已经超过半年，纲纪仍然紊乱，风俗更加衰败，施政安排违背方正，举动烦扰不安；大臣争逐竞争，朋党之患开始萌发；百官观望窥伺，交相离间的奸谋发生；用人失当，名位器物更加轻贱；政令屡次更改，士人百姓不再信任。如果不扫除旧日的痕迹，乘势大加更张，臣私下恐怕奸雄将无所忌惮，凭此肆意侵凌侮慢；大势一旦倾覆，就再也无法纠正了。陛下所任为股肱心腹的，是两府大臣；所信任为耳目、帮助明察的，是谏官和御史。上古帝王治理天下，询问政事、考察言论，以谋求成效。恭请陛下远则考察周世宗开国的谋略，近则效法仁祖庆历年间求治的心意，特地下诏给两府大臣，询问挽救当前弊病、修治政事、抵御寇敌的办法；让他们各自充分陈述心中所知，详细制定统一方案进呈。’ 先把方案颁示给台谏臣僚，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让他们逐项驳正；如果大臣的议论理屈，就参照采用台谏的意见；如果驳正得不恰当，就专门遵守大臣的策略。众议已经确定后，再召集百官在朝堂议论，以符合古代广泛谋议、众人同意的本意。然后由陛下亲自裁决，确定为国家的政论，颁行内外，依次施行。敢有动摇它的人，一定严惩不赦。这样或许可以使新政有常法，百姓听到政令而不迷惑，就可以希望取得中兴的功效。’ 《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道 宋高宗建炎二年，胡铨对策说：‘臣听说，国家将要兴盛，就听从民意；国家将要灭亡，就听从天意。商汤、周武王听从民意，所以兴盛得迅速；夏桀、商纣听从天意，所以灭亡得突然。当桀、纣尚未灭亡时，他们自以为已有天命，说：“我的出生难道不是有天命在天吗？”他们把天命当作确实可以依靠的东西，安然自得地认为子孙可以世世代代称帝称王。等到他们灭亡时，归附商的诸侯有三千，凭借这些力量战胜夏，成汤因此兴起；归附周的诸侯有八百，凭借这些力量战胜商，武王因此兴起。汤、武听从民意却反而兴盛，并不是民众使他们兴盛，而是修治人事来应合天意，所以兴盛；桀、纣听从天意却反而灭亡，并不是上天使他们灭亡，而是依仗天命、虐待百姓，所以灭亡。兴亡的端倪，明鉴在民众，而不在上天，这是很容易明白的。然而中等才智的庸主往往反其道而行，这正是忠臣义士深感悲痛、天下乱亡相继而世代君主却不能醒悟的原因。陛下从干戈刀兵之中起身，正逢天下纷乱、无暇应付的时期；外有战乱，内有争斗，奸邪小人掌握朝政，边地有战事的忧患，中原有刚被羁系的战马，百姓陷入无知愚昧的习俗，民众忧愁而盗贼兴起，祸患在宫墙之内酿成，王室动摇，形势危急得仿佛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 在这种时候，可以说是混乱到了极点。臣愚昧地认为，陛下正应当焦心忧虑、卧薪尝胆，这是听从民意的时候。然而陛下策问我们几十条，大体上都把问题归结于天，开头说：‘听说治道根本在天，天道根本在民；’又说：‘难道是朕的德行不足以感动上天吗？’又说：‘为什么精诚不能奏效，祸乱难以平定呢？’似乎都是在听从天意，这是臣等深深怀疑、希望为陛下直言而不加隐讳的地方。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听说治道根本在天，天道根本在民，所以观察民众的视听、顺从和违背，不急于计数、占卜、候验，而只察看民情，以至诚坚持这一点，没有远方不能达到。古代先哲明王，没有不遵循这条道路的。’臣由此看到了陛下听从天意而不听从民意的弊病。臣谨按《春秋》所说祸变的原因，以及祖宗已经实行的旧例，为陛下陈述如下。解释《春秋》的人说：‘先端正王位次序，王位之后是春；君王在上承受上天的作为，在下端正自己的作为。’这是汉代儒生牵强附会的说法，臣认为不是这样。臣听说圣人作《春秋》，尊崇一王之法，为万代树立训则，从来没有明白谈论天；大概是认为天道难以测度，若深说天道，世人就会认为它渺茫昏暗、不可探究，因而忽视天；若浅显地谈论天道，天下后世就会沉溺于阴阳灾异，被天道蒙蔽。圣人把变故推原于天，常常同人事混杂在一起记载，等到变故显现时，祸患败亡有的在几十年以后应验，严重的甚至不久便应验。国家将因失道而失败，上天就先出现灾异来谴责告诫；人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出现怪异来警示恐惧；仍然不改变悔过，倾覆失败就会到来。假如没有相应的人事，变故不会无缘无故产生。如果能够痛切地自我警戒恐惧，侧身修养德行，那么祸灾就会消除堵塞，转变为福。这是《春秋》的大体原则。由此可知上天爱护君主，是想制止他的祸乱。除非是极其无道的时代，上天总是想扶持君主，使他获得安全。这就是古代先王以至诚坚持治理，而不依赖计数、占卜、候验的原因。确实明白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是非常可畏的。我国自从平定江南，太祖感念天下分裂、百姓受害，流泪悲悯，想要传播声教来抚养百姓。当时有见识的人知道天命已经如此，确实牢固而不可解了。譬如选择一名法官这样的小事，太宗选用王济时就说：‘不要让有冤枉滥判，以致给天下带来灾祸。’任用一名御史台官员这样的小事，真宗选拔各道提点刑狱时就说：‘一个人受到冤屈，就会发生灾异。’ 一个人受到冤屈，本来似乎还不会造成什么大害，但祖宗却警惕地想到，害怕因此招致上天惩罚；由此可见百姓不可忽视，造物之天也不可欺骗。陛下刚起兵时，传檄四方奔走，天下没有不欣然响应的。臣虽然不懂天理，但从人事推测，知道天意本来已经有所归向。近来圣上的忧虑逐渐松懈，渐渐不能坚持到底，国势委靡不振，百姓愁苦而无所聊赖；天意究竟向着谁、背着谁，恐怕会有不可测的变化，怎能不令人寒心。希望陛下以至诚坚持，以《春秋》为戒而谨慎奉行，以祖宗为榜样而努力实行，不要因为臣草野之人的话而废弃，那么天下就大为幸甚。圣策说：‘朕在纷乱危急之后承受宗庙社稷的托付，在兄弟离心、势单力薄之时怀有父母兄弟的忧患，想到必须抚恤百姓来感格上天，希望上天或许悔改降祸，从而平定乱局。’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陛下睡卧起居都在想着这件事。这又是陛下听从天意而不听从民意的弊病。唉！陛下谈到这些，难道也知道有宗庙社稷的托付吗？也知道有父母兄弟的忧患吗？知道有宗庙社稷的托付，那么与您共同承担这个托付的是谁？知道有父母兄弟的忧患，那么与您共同分担忧患的是谁？承担托付、分担忧患的人只要有一个不是合适的人，天下大势就再也无法挽救了。臣听说，天下这个重大器物，取得它极其困难，败坏它却极其容易。祖宗无不经过辛苦艰难才建立起来，子孙无不因奢侈骄傲而使它覆亡。百年建立的事业，一日之间就可能倾覆，于是使祖宗艰难创立的事业连同宗庙社稷一旦化为废墟。因此圣人作《春秋》，对于乱君亡国的事，痛切地用王法加以惩治。臣谨按昭公二十二年，记载‘王室乱’，刘子、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地。当时刚发生景王之难，王猛年幼而继承大位，刘子、单子凭平庸的才干辅佐幼君，社稷危急如同系在旗帜上的飘带，王室怎能不乱？王室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乱，君王又播迁到皇地，纷乱危急就更加严重了。最终天王逃奔，躲避子朝之难，直到昭公一世结束，才勉强恢复成周。到了黄池之会，天下奔溃，圣人唯独反复记载这些事，是因为重视社稷。陛下以势单力薄、年少初立的资质，独自平定众多灾难，危险就如同王猛；左右大臣凭奸邪谄佞辅佐国家大计，平庸就如同刘子、单子。臣恐怕王室的祸乱将比子朝之难更加严重。怎知前往江都的巡幸，不会变成在狄泉受胁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