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五

译金熙宗时，翰林待制兼右谏议大夫程宷上奏说：“臣听说，善于治病的医生，不看其他人的肥瘦，只察看他的脉象和疾病根源罢了；善于谋划天下的人，不看天下表面的安危，只察看纲纪是否治理得当罢了。天下，就是人；安危，就是肥瘦；纲纪，就是脉象。脉象没有疾病，即使身体瘦弱也没有妨害；脉象有病，即使身体肥胖也危险了。因此，四肢即使没有异常，也不足以凭恃，关键只在脉象。天下即使没有发生事情，也不足以自夸，关键只在纲纪。尚书省是天子的喉舌之官，纲纪就在那里。臣希望下诏给尚书省，告诫勉励百官，各自尽力履行职守，以此树立纲纪。比如吏部这个天官，以进用贤能、黜退不肖为职责；如果确实做到升降有法、任用得人，那么纲纪就会治理得当，百姓也会受到它的恩惠。前代国家的兴衰更替，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 世宗大定年间，皇上命令六品以上官员每十天按次序轮流奏对。户部郎中李仲略于是进言说：“凡是挽救末端问题，不如端正根本。所谓根本，就是厚植风俗、去除冗食、养足财用罢了。厚植风俗，在于建立制度，禁止奢侈僭越；去除冗食，在于奖励致力农耕的人，抑制游惰之人；养足财用，在于扩大储蓄。按时收取和散发，使商贾不再流通难得之货，工匠不再制作无用之器，那么下层百姓就会知道重视农业这个根本。下层百姓知道重视根本，末业就会止息了。” 同知西京留守事曹望之上书论述有利于时政的事情：第一，论述山东、河北的明安、穆昆同百姓杂居，百姓大多失去生业。陈、蔡、汝、颍之间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应当迁徙百姓去充实那里，并免除数年赋税以安定收抚他们。对逃亡的百姓以及逃避差役、进入军中的人，应当查验核实其身份，使他们返回原籍；或者编入附近县份作为客户，或者留下作为佃户的，也要登记他们的姓名。州县与明安有事务牵连的，不得互相勾结隐匿，这样或许可以使军民协调和睦，盗贼更加止息。第二，论述荐举的法令徒有虚文而没有实际效果：宰相所防范、提拔的人，以及他所认识的人，反而比不上他所不认识的人。内外官员所荐举的人，也往往不被任用，有时还被指责为朋党，于是再也不敢荐举。应当命令宰执每年荐举三品官二人；御史大夫以下的内外官员，在任期届满时荐举二人；三品以下，则按照品级递减，作为差等。任期届满而不荐举的，遇到转任升官时勒令不得迁升；三品官削减其后任俸禄三个月。所荐举的人已经改任授官的，吏部应当按照同类品级，每季度汇总上报。三品职位有空缺，就从同类第四品官中补授；四品、五品以下也依照此例，按品级区别办理。对于准备破格任用的人，宰执应当把他的才干、品行、功劳和实际政绩详细奏报；荐举是否恰当，责任处罚应当依照法律执行。” 防介之士长期任职于令幕、没有举荐人的，经过七次考核而没有贪赃私罪的，准许按照朝官三考的劳绩叙升。吏部每季度把外路职官的姓名绘图上报，每一路绘制一图，在姓名下大字写明有贪赃污行者，使人知道畏惧谨慎。外任五品以上官员改任而命人接替的，要把其功过具奏上报。年满六十岁以上者，最后一任期满仍须赴调，有司察看其视力、听力和精力；年老有病、不堪任职理事的，发给一半俸禄，罢职遣返。第三，论及守边将帅和沿边州县官员侵渔剥削军民、擅自兴办劳役的问题，应该每年派监察御史周行各地察访。边部有诉讼，招讨司不得动辄派遣白身人征调防守；应当在省部中选择有出身的女真、契丹人，以及县令、县丞、主簿中廉洁能干者，按照当地风俗略定科条，务求简明易行。征收的羊马应登记入官府籍册，数量应如边部原有数目；遇到饥荒，就用这些羊马赈济。招讨司和都监视事所需，限定由边部供应馈送的驼马。招讨司中的女真人户有的甚至要采摘野菜来勉强度日，而军中旧籍所记的马匹一旦死亡，便由一村平均出钱补买，往往要卖掉妻子儿女、耕牛来筹备。我担心几年以后边防困敝，临时赈济将耗费十倍钱财却没有效果；及早处理，既可节省财用，又能充实边备。官府发给军队的箭用完后再买来补充，但买来的都已腐朽钝坏，不能使用；可以每年由官府定额发给箭，每支按一分补足其缺额。边民缺粮时，若发米之地路远，负重运送的人往往到粮仓后低价卖掉米粮离去；可以按人口发给钱，这样公私双方都便利。陕西的正副官员，应该像明安、穆琨那样任用一名当地人；队将也应参用当地人，使其长期任职，增加弓箭田，免除其赋役；任用廉吏为提举，考察总管府以下官员，农闲时进行校阅，以严整武备，这样即使在太平时期，也有经营谋划边务的制度了。章宗明昌初年，锐意求治，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徒单镒上书，大意说：“臣私下考察唐虞的典籍，那些臣下向君主进言时说：‘要警戒啊，要努力啊。’又说：‘啊，美好啊。’既陈述警戒之意，又引导君主向善。君主治理国家，必定说：‘要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别人。’既能听取意见，又能实行，还能由此振作兴起君臣上下之间，彼此应当如此。陛下继承兴隆的国运，抚定太平的基础，实在应该考察古制、崇尚德行，对这些格外留意。不要因外物而产生好恶喜怒，也不要因为好恶喜怒而轻视小的善行，不顾惜人们的言论。上下之间的情意有通畅和阻塞，天地运行有否塞和通泰。唐代陆贽曾陈述上下隔绝的九种弊病，皇帝方面有六种，臣下方面有三种。陛下若能谨慎对待那六种弊病，作为臣子的人又怎敢不谨慎对待那三种呢？上下情意一旦畅通，大纲就能振举，众目也就张开了。” 泰和三年，太常卿侯摰上章陈述九件事：第一，省部是总领天下纲纪的机构，如今随路宣差可以便宜行事，往往不遵守条格，擅自札付六部以及三品以下官员；对于纲纪来说，难道不会造成紊乱吗？应该革除这种弊端。第二，近来设置四个帅府，所统率的兵校并不少，然而不能取胜，是因为一处受到敌军攻击，其他各处只在旁观望，从未派出一兵一卒援助；稍稍出现退却，便丢下武器逃走，这是军队疲弱、将领怯懦造成的。统率将领的方法，请陛下明察。第三，率兵抵御敌寇、督促百姓运输粮食，各有专职，本来不可以兼任，但帅府每每命令混杂进军；屡次遇到敌寇到来时，军队还没有交战，民夫已经逃散，队伍错乱，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前阵即使取胜，后阵也必定更换，恐怕被敌人预先料到，何况不能取胜呢？用兵贵在善于变化，本来没有固定形式，如今却因循不改，重蹈覆辙。臣虽然一向不懂兵事，冒昧认为失败正是由此造成的。第四，雄州、保州、安肃等郡，据守白沟、易水、西山的险固之地，如今官员多有缺额，而且所任之人都柔弱怯懦、不懂武事，应赶快选择勇猛能干的人分别掌管。第五，漳水从卫州流到海边，应沿河设置防备，以巩固山东，使勤于耕作的百姓安定地耕种田地。

译第六，近都州县的官吏往往逃亡，大概是因为往来敌境而失节的人很多，加上转运输送频繁，民力困乏，供应不能按期完成，又遭受责罚；任期届满后，仍与其他地方一样按资历计算考核，反而亏负了这些人。请求下诏有司优厚确定等级，以区别对待。第七，军威不能振作，罪责在将帅；轻视敌人、妄自举兵，如近来李英任帅时，临阵之际酒还没有醒，因此遭到失败。臣认为李英既然没有功劳，他滥授的官爵也应一并削夺。第八，大河以北，百姓失去农作，官府没有俸给，上下都不得安宁，人人想要逃窜；又加上溃散的军卒回来相互抢掠，以致平民更加无法生活，应当优厚地加以怜恤，赶快招抚他们。第九，历来掌兵者多用世袭官员，这些人从小骄惰，不能任劳任怨，而且心胆怯懦，哪里值得倚仗任用？应选择骁勇过人、众人推崇信服的人，不考察其以往资历，任用他们施行上等谋略。宣宗贞祐二年，权监察御史完颜蘓埒上书论事，大意说：“从前东海王在位时，听信谗佞，疏远排斥忠直之士，以致小人日益进用，君子日益退处，纲纪紊乱，法度更加败坏，风吹折了城门的门闩，火烧毁了市里的房舍。这大概是上天显示征兆，用来警戒震惧他的。进言者劝他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心怀恐惧而修身反省，以回应天变；东海王不听从，终于到了灭亡的地步。善于挽救乱局的人，一定追究乱局产生的缘由；善于革除弊端的人，一定查明弊端从哪里开始。若能大力明辨升降黜陟，以革除东海王的政治做法，那么达到治安的成效，指日可待。陛下兴起，却不考虑从这里着手，便议论迁都南方。诏令下达那天，士人和百姓相继上章请求留都；启程那天，风雨不合时宜，桥梁多次毁坏，人心和天意，也可以从中看出来了。这件事既已过去，哪里容许再追悔？但从今以后尤其应该戒慎，翻车留下的车辙，不能牵车再次踏入。又说：国家一天也不能没有军队，军队一天也不能没有粮食。陛下为了社稷的谋划，宫中的用度都从俭削减，而有司又增置许多军官，不顾妄费钱财，实在毫无意义。有人说军官众多，是为了张扬国家威势，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不加精选，只是一味追求数量，到了缓急关头、面对敌人时，难道还能使用吗？况且中都正是因为粮食缺乏，才使车驾来到这里，稍稍获得安定之地，便忘记了危险而不加防备。万一再出现前些日子的情形，不知道有司又要请陛下迁往哪里呢？” 三年，刘炳中进士第，当天就上书分条陈述十件便宜之事。第一，任用诸王来镇定社稷。臣观察往年，王师屡战屡退，大多都是自己败退的。太平日子长久，人们不知道军事，将帅没有才能，既没有平定危难的谋略，也没有效死疆场的节义。对外假托持重的名声，对内却谋求自保，挑选勇猛果敢的人跟随自己，却把疲弱怯懦的人派去临阵。阵势稍有变动，便望着尘土先行奔逃，士卒也跟着大溃。朝廷不加追问，反而立即增加兵力，因此法度日益紊乱，仓廪日益空虚，乡里日益凋敝，土地日益缩减。自从大驾南巡以来，远近彼此观望，更加没有坚守的意志。任职河北的官吏，以为自己不幸，迟疑退避，没有人敢向前。过去唐代天宝末年，洛阳、潼关相继失守，皇帝连夜出行；如果不是太子回到灵武，率先于诸将，那么向西行进的将士就应当终老在剑南了。臣希望陛下选择诸王中英明的人，总管监察天下军队，向北驻守重镇，移檄远近，告诫他们遵守军政；那么四方听到风声的人，都将自行奋发，临敌赴死而不退避。击退敌军、平息危难，没有比这更大的办法了。人的情绪可以用气势激发，却不能靠强力驱使。一个士卒率先登城，万人便会一齐奋勇；这就是古人先以身作则、然后施行威令的原因。第二，结聚人心以巩固根本。天子施惠于人，不在于单纯施舍，而在于消除百姓共同的忧患，顺着他们的利益使他们获利。如今经历艰难危急之后，正容易施惠；顺着他们想要安定的愿望加以慰抚，那么忠诚拥护君上的心意，应当比往日更加深厚。臣希望宽免他们的赋税徭役，使他们信服朝廷号令，凡是不便利于民的事情，一概停办。适时派遣重臣巡行郡县，接见老人，询问他们的疾苦；选用正直官员，罢黜贪残之吏，救济贫穷，抚恤孤独，慰劳招还流亡者，使其安定下来；这样，他们就会竭尽忠诚、追求大义，不会有二心。所以说：百姓安定时，可以同他们施行义举；百姓危急时，就容易同他们制造动乱。请陛下留意。第三，广泛收罗人才以备国家使用。准备度过寒冬的人，必定要寻找貂皮狐皮；要走长途的人，必定要使用骐骥。河南、陕西车驾临幸，应当有办法大大慰藉士民之心。对于那些操守品行足为百姓所仰望的人，应当逐渐提拔任用。平时可以用来砥砺风俗，危急时可以用来备御驱防；昭示新的恩典，改变百姓的看法和听闻，暗中维系天下人心。第四，选任守令以安定百姓。郡守、县令，是天子依靠他们治理国家、百姓依靠他们维持生计的官员。如今百姓已经困敝，官吏庸碌昏暗，没有安民利民的才能；贪婪暴虐、昏乱无能，与奸人勾结交易。官府有一斗粟的赋税，私人却有万钱的索求，远近百姓喧嚣怨苦，没有地方申诉。从今以后，不是才能器识超过常人的，不可任用。那些在此职位上亲近勋贵、故旧的人，即使声望很高、资历很深，也不可让他们担任长吏。这样，贤能者会因得到特别任用而欣喜，更加竭尽才能；不肖者会感到惭愧仰慕，思考自我激励。第五，褒奖忠义以激励臣节。忠义之士奋不顾身、效命疆场，直到力量耗尽、城池攻破也不稍屈服。事情平定以后，有司却完全不加省察；丢弃职守的人反而因恩典宽贷而免死，尽忠任事的人却反而没有被记录。天下人还有什么可仰慕、可畏惧的，不去谋求自保呢？假如做臣子的都知道舍身没有益处，遇到危难可以苟且逃免，那实在不是国家的利益。第六，务农重本以扩大积蓄，这是强兵富民的要术，也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第七，崇尚节俭以节省财用。如今天下空虚耗损，田地荒芜，革除奢侈、实行节俭来缓解百姓的急难，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第八，裁去冗食以节省军费。战争之后，人口凋残死亡十分之四五，郡县官吏的设置却照旧不变，这实在不是审时权变、挽救弊端的办法。第九，整修军政以训练守战。自古名将能够料敌制胜、训练士卒，所以能使士卒赴汤蹈火，百战不败。

译孔子说：‘不先教导百姓就让他们作战，这叫作抛弃他们。’兵法说：‘武器装备不精良，就是让自己的士卒同敌人作战；士卒没有训练熟习，就是让自己的将领同敌人作战；将领不懂兵法，就是让自己的君主同敌人作战；君主不能选择将领，就是让自己的国家同敌人作战。’怎能不慎重呢？第十，修整城池以备守御。保障国家的地方，只有都城和附近几个郡罢了。北方土地不能守住，就是没有河朔了。黄河难道值得依靠吗？奏疏上奏后，宣宗认为此文十分奇异。四年，陈规上章说：陛下凭借至圣而宽仁的资质，处在天地否极泰来的运势之中，应当广泛开放言路，以求得最正确的意见。即使进言狂妄而不合事实，也不治罪。臣忝居耳目之官，处在可以进言的位置，如果闭口不言，凭什么仰报陛下的宏大造化？谨慎分条陈述八件事，希望不要因为进言者的身份而防禁它们、废弃它们。即使没有可采纳之处，也请求放臣归隐山林，以惩罚尸位素餐的罪过。第一，要求大臣以自身承担国家安危。如今北方军队从边疆兴起，深入我国境内，大小战事无不胜过防守，以致神都覆没，皇帝南巡，中原百姓肝脑涂地，大河以北茫然成为盗贼出没之区。臣每每想到这些，惊惧悲痛不止。何况宰相大臣，都是社稷和生民安危所系的人，难道能不替陛下忧虑吗？他们每天早朝所奏所议，不过是眼前几件小事，特别在琐碎末节上互相产生异同，都不是挽救时局的急务。况且近来诏令军旅事务专门委托枢府，尚书省却坐视利害，泛泛然不加过问，认为责任不在自己；这样对于避嫌保全自身的计策确实做到了，但社稷生民将依靠什么？古语说：‘有所疑虑就不要任用，既已任用就不要疑虑。’又说：‘谋划时要广泛听取意见，决断时要由自己独断。’ 陛下既然把宰相任用为辅政大臣，怎么可以让他们只亲自处理细小事务，却不谋划国家大事呢？伏愿陛下特别作出圣明决断：如果是军队编制、器械以及日常程式文书，就听任枢府专门办理；至于战守大计、征讨密谋，都必须由尚书省与枢密院共同议论，决定可否。这样，做大臣的就知道自己有所负责，天下的事情才有可能办好。第二，任用台谏以扩大耳目。君主有掌管政事的大臣，也有负责议论的大臣。掌政事的大臣，就是宰相和执政，调和阴阳，使万物生长，镇抚四夷，亲附百姓，与天子在朝廷上筹划治理天下的人。负责议论的大臣，就是谏官和御史，与天子辨别曲直、纠正是非的人。这两者难道可以偏废吗？过去唐文皇制定中书、门下入阁议事的制度，都命谏官跟随，有不当之处便进谏。本朝虽然设置谏官，却只是徒具员额；每逢奏事，都让他们回避，有的兼任其他职务，有的被省部差遣，有的人任期终了也没有见到天子，不曾说一句话便离去。即使有御史，也不过责成他们纠察官吏、审核案牍、巡视仓库罢了。凡是关系利害的事情，或政令的变更革新，都以为属于机密而不让他们知道。万一掌政事的大臣只凭自己的胸臆行事，任意施加威福，或者掌兵者因个人见解而败坏战机，陛下怎么能够知道呢？” 伏愿选拔学术广博、通晓世务、刚正敢言的人担任台谏。凡是关系利害的事情，都让他们预先参与议论；如果有不恰当之处，完全听任他们论列。不得兼任其他职务，也不得充任省部差遣的官员。如果他们畏惧而徇私、不肯进言，就随后罢黜他们。第三，崇尚节俭以回应天意。从前卫文公在狄人灭国之后，迁居楚丘，只有革车三十辆，于是亲自实行俭约，戴大帛制成的冠，穿大布制成的衣服。到晚年获得骊马、牝马三千匹，终于使国家富足。汉文帝继承秦末项羽战争之后，天下困穷，天子甚至不能备齐毛色相同的四匹马，于是以敦厚俭朴示范，自己穿粗丝衣，脚穿皮鞋。不久天下富足安定，四方夷族都来归服。国家自战争兴起以来，州县残破毁坏，幸存的地方又受到土寇侵扰，只有河南稍稍完整。然而大驾所在之处，费用不可计量，把天下供给的财物都压在一路，难道不困难吗？幸赖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灾之后，去年秋季的禾稼和今年夏季的麦子才稍能维持。回应天意，关键在于实行实际行动。实行节俭，上天必定降福。臣私下看见宫中和东宫的供养与平时没有不同，随朝官吏以及各局承应人，也从未有所裁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两〕 至于贵臣豪族和掌兵官员，没有不以奢侈互相夸尚的，衣服、饮食、车马只追求华丽。如今京师贩卖明金衣服以及珠玉犀角象牙的商人，比过去每天都增加，这些都不是克制自己、消除灾厄的办法。愿陛下以卫文公、汉文帝为榜样，对于一切供奉之物，痛下决心节制，裁去冗员，减少浮费，戒除豪奢，禁止收敛明金服饰，希望上天悔除灾祸，太平能够实现。第四，选任守令以结聚民心。如今天下官吏、军兵的费用，以及转运、营造的劳役，全都依靠河南、陕西游供给。再加上连年蝗灾旱灾，百姓屡次饥荒；实行赈济，仓廪就会极度空虚；免除征调，国家用度又会不足。要使实际恩惠惠及百姓，只有得到贤能的守令才行。在赋役繁重、期限紧迫的时候，如果筹划安排有方，百姓耗力少而事情容易办成；一旦有所乖谬，就会有无法承受的祸害。何况如今县令的弊病，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由军卫监当通过进纳钱财、献纳劳绩而取得职位的，十人中有八九。那些强悍狡猾的人乘机贪婪放纵，庸弱怯懦的人则把权力归给奸猾之吏。近来虽派官员防察，惩治奸邪滥行者，调换疲弱软怯者，但接替的人也没有经过选择，这正是所谓除掉狼却得到老虎。伏乞明令尚书省，公正选拔廉洁无私、才能足以治理百姓的人，以补任州府官员，同时严格清理县令的选任。

译并且要求随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的官员，各自保举一名能够胜任县令的人。如果日后犯了贪赃罪，保举者也一并治罪。那些资历已经属于正七品以及现任县令的人，都准许寄理，等任期届满升迁后，再命监察官按时巡按；有违法行为或不能任职的，就追究治罪。这样，实际恩惠就能惠及百姓，民心也就巩固了。第五，广泛征求群臣意见以确定国家大计。近来把河北军户一百多万口迁到河南，虽然革除了冗滥之弊，所留下的仍有四十二万多户，每年支用粮食三百八十多万斛，耗尽一路全年征收的赋税，也不能供养这些不耕作、不作战的人。即使没有边事，也将因此困窘，更何况如今战事正在兴起，还看不到停息的期限呢？近来想把他们分布到各地防守黄河，让他们自己耕种繁殖，但这些懒惰的人不懂耕作，群聚饮酒赌博，已经习以成风，这只会使有司徒然烦劳地向他们征索租税罢了。数百万人坐着白白消耗仓廪供给，放宽则费用不足，催逼则百姓疲困；朝廷仅这一件事就已经不知道如何处置，又凭什么应对敌人呢？这大概是当初没有审察，后来没有谋划，才造成这样的错误。假如当初迁徙时听任人们按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那么愿意来的必定是足以自我供养的人家，哪里需要依靠官府仓廪？愿意留下的人必定有可以避难的地方，也不必强行迁走，就不会造成今天筹划安排的困难。古代君主要举行大事，就要先在自己心中谋划，同卿士、庶人谋划，还要通过卜筮来决定。从今以后凡有大事，必须令省院、台谏以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员共同议论，这样才合适。第六，慎重对待官爵赏赐以劝勉有功之人。陛下即位以来，多次普施广泛恩典，以均沾大庆；不吝惜官爵，用来激励人心。甚至有人任期未满就一并升了十级，有承应人员还没有出职便已经带有骠骑、荣禄等荣衔，冗滥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又重新打开卖爵进献的门路，那么披坚执锐、在战阵中效死的人，还有什么可以受到劝勉的呢？官爵本来只是虚名，不过出自君主之口，而天下人竭力追求仰慕它，是因为朝廷珍爱看重它。如果不计较功勋劳绩，早晨授一个官，晚上又升一级，人们也会轻视官爵而不再仰慕。已经发生的事情既不可追究，伏愿陛下今后格外珍惜，不要让公器成为寻常工具，不要让功赏被侥幸之徒利用。如今散官动辄达到三品，有司难于迁授；应在裁减八资之内酌量增加阶数，改用美好的名号，希望历任官职的人不至于升迁过于迅速，而国家施恩用权也不至于显得过于轻率。第七，选任将帅以彰明军法。将帅是国家掌握生死命运的人，天下安危所依赖的人。把众多人的性命交给一个人，在一呼一吸之间决定生死，这个责任难道不重大吗？自从北方军队入境，野战就全军覆没，守城就全郡遭到屠杀，难道都是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吗？只不过是因为庸碌的将领不懂用兵之道罢了。古语说，三辰运行失常，就取士人任宰相；四夷交相入侵，就用防守边境的士卒任将。如今的将帅，大多先论出身和官品，有的是门阀富贵人家的子弟，有的是依靠亲故托请而来的人。平时意气自高，遇到敌人却首尾退缩。将帅自己既然畏怯，士卒又有谁肯向前？而且平日聚敛克扣，接受士卒馈献，士卒因此骚扰良民，却没有人能制止。等到率军迎敌，行军途中前后队伍混乱，停驻时便挨门选择房屋，恐吓逼迫小民，任意索取；凭这样的军队要求他们畏惧法令、舍生作战，难道不是很难吗？何况如今军官数量太多，从千户以上，有万户、副统、都统、副提控。十只羊有九个人放牧，号令不一，行动时互相牵制。臣私下听说，国家初创、取得天下时，元帅以下只有万户所统领的军士，往往不下数万人，专门制御一路，难道在于官多吗？官多就难以选择，官少反而容易精干。如今的军法规定，每二十五人为一穆昆，四个穆昆为一千户；穆昆以下有佛宁一人、旗鼓司和火头五人，真正负责作战的才十八人。又设置头目，从中选取强壮健全者供差遣，于是一个千户所统领的还不到一百人，不能形成完整的队伍。古代贤良的将领，常常与士卒同甘共苦。如今军官既有俸禄，又有券粮；一天所得的供给，抵得上几十名士卒的用度。将帅吃得丰足有余，士卒却饥寒不足。为什么不裁减冗余供给，把节省下来的加给军士呢？伏乞明令大臣，精选通晓军政的人，分别前往各路，编列队伍。一定要五十人为一穆昆，四穆昆为一千户，五千户为一万户，称为散将；万人设置一名都统，称为大将，总归帅府统辖。人数不足的，都合并编制。副统、副提控以及没有军队而虚设的都统、万户，全部裁撤。仍命省院大臣和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谋略方面有长处、武勇出众、才能足以担任将帅的一两人，不限官品，充任万户以上、都统、元帅等职。千户以下，则选择军中有谋略、武艺并为众人信服的人，充任，以申明军法。平时进行教阅，必须使将帅明白奇正、虚实的变化，士卒熟悉坐、作、进、退的节度。至于弓箭、铠甲和兵仗，须令士卒自己负载，以习惯劳苦。如果有所犯，必须依法刑罚，不能赦免；这样将帅得到合适的人选，士气日益振作，就可以抵御敌人了。第八，训练士卒以振作军威。从前周世宗常说：‘军队贵在精干而不贵在数量多，一百个农夫还不能供养一个战士，为什么要榨取百姓的脂膏来养这些无用之兵？’如果士卒健弱不分，人数多又有什么可鼓励的？于是他大规模搜选军卒，终于攻下淮南，夺取三关，兵不血刃，这是选拔训练的力量。唐代魏征说：‘用兵只在于以正道驾驭它；驾驭强壮健全的士卒，足以无敌天下，何必收取细弱之人来增加虚数？’近来战事大多失败，不是因为兵少，正是因为人数虽多却不分健弱，所以被敌人乘隙利用。怯懦者先逃，强健者不能独自作战，于是全军溃散，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如今不如选派熟悉兵事、公正无私的官员，把已经登记在册的军人按照各自长处分类考校。武艺出众的，另编一军，酌量增加口粮，按时加强训练，按照等级给予赏赐。这样人们就会受到激励，争相发挥自己的长处，而衰弱怯懦者也会逐渐有可用之处。从前唐文皇出征，常把军队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逢面对敌人，就观察双方强弱，使下军抵挡敌人的上军，上军抵挡敌人的中军，中军抵挡敌人的下军。敌人即使冲击下军，也不过追逐几步，而上军、中军已经战胜敌人的另外两军。凭借这个方法常常取胜。大概古代将帅也有把怯弱的军队交给敌人对付的情形，关键在于预先分别，不让他们混杂罢了。

译兴定二年，平章政事胥鼎认为宣宗过多亲自处理细小事务，不合帝王的体制，于是上奏说：‘天下这样广大，政务这样繁多，钱粮等琐事，不是九重宫禁中的皇帝所能兼办的，就必须交给有司。天子掌握大纲，只负责要求取得成功罢了。何况如今变故很多，怎么可以亲自处理细务呢？只要陛下委任大臣，坐等收获成效，恢复国势的日期就不远了。’皇帝看了他的奏章，很不高兴，对宰臣说：‘朕只怕自己有所懈怠，而胥鼎竟这样说，为什么呢？’高琪奏道：‘圣明的君主以宗庙社稷为心，遵循上天运行刚健的道理，忧劳勤勉地处理各项政务，早晚不得闲暇，这正是太平的阶梯。’ 兴定年间，中都副留守郭文振上疏说：‘扬子云有句话：御使得道，天下的狡诈之徒都能成为使者；御使失道，天下的狡诈之徒都成为敌人。拥有天下的人，只需审慎考察自己如何驾驭他们。河朔自从用兵以后，郡邑萧条，几乎没有官长；武夫悍卒借机而起，以为自己得志，僭越名位，像瓜分、角逐一样互相侵夺。即使朝廷有内除的官员，也不能实际掌管其职务，他们所做的不法之事，哪里说得尽呢？请施行帅府擅自请求便宜行事、妄自夸张以尊大其权势的做法；他们包藏的用心，大概也可以看出来了。朝廷反而因此安抚他们，假借权力授予官职，使他们的力量和各路帅府相当、势力均等，彼此不相统属。陕西行省总括起来加以节制，但彼此相距遥远，道路又阻塞，最终难以及时知道，所以他们飞扬跋扈、无所畏惧。邻近各道互相观望，没有人敢责问谁。自从平阳城攻破以来，河北不再设置行省，朝廷信任的大臣也不再往来，只是发布声教，让他们拖着刺字文书往来传报罢了。主管官员用酒食劳酬他们，用财货取悦他们，借助他们的声势名誉，共同欺骗朝廷。奸邪侥幸之事既然得以施行，他们于是骄纵放肆；变故的产生，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这就是臣早晚痛心、忧惧不已的原因。’ 请求分派公正廉洁的官员，遍往各地访察，希望能够知道当地利弊的真实情况。臣看见泽州、潞州等地，刍草粮食仍然充足，人民仍然众多，地势又多险阻，请求选择重臣重新设置行省，使各地都听其节制，上下相互维系，如同臂膀手指一样可以任意指使；这样国家的势力会日益强盛，奸恶之事就不会萌发。元世祖还在潜邸时，听说李冶贤能，便派使者召见他。李冶到后，世祖问治理天下应当用什么办法。他回答说：‘治理天下，说难是难在如同登天，说容易又容易得如同翻掌。因为有法度就能治理，考核名分、责求实效就能治理，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就能治理。这样治理天下，难道不是比翻掌还容易吗？没有法度就会混乱，有名无实就会混乱，进用小人、斥退君子就会混乱。这样治理天下，难道不是比登天还难吗？而且治理的方法，不过是建立法度、端正纲纪罢了。纲纪，是使上下相互维系；法度，是用赏罚来显示惩戒和劝勉。如今大官小吏，下至编户百姓，都自行放纵，以私害公，这是没有法度。有功的人未必得到赏赐，有罪的人未必受到惩罚，甚至有功的人反而受辱，有罪的人反而得到宠幸，这也是没有法度。法度废弛，纲纪毁坏，天下没有立刻变乱，已经算是幸运了。’ 世祖派赵璧召姚枢来，见到他十分高兴，以宾客之礼相待，问及治理之道。姚枢于是写了数千言的文章，开头陈述二帝三王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大道理，汇总为八项：修身、努力学习、尊重贤人、亲近亲族、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喜好善行、远离奸佞。其次谈到挽救时弊，分条列出三十项：设立省部，使各项政务统一出自一处，纲举纪张，不至于政令早晨在朝廷发布、晚上就改变；开辟人才进用之路，举荐隐逸遗漏的人才，慎重铨选，淘汰冗员，就不会让世爵专擅而人才得以出现；按等级颁发俸禄，就能堵塞贪赃污秽之路而使公道畅通；制定法律，审理刑狱，就能把生杀大权收归朝廷，诸侯不能专擅；罪大如丘山者不至于苟且免罪，细小如毫发的过失也不至于遭受极刑，使冤屈能够申雪；设置监司，明辨黜陟，就能举荐善良者、黜退奸邪庸劣者；减少征收，就能使部族不因诛求而横行；简化驿传，就能使州郡不因额外索取而困乏；修整学校，崇尚经学，表彰节操孝行，以此作为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美善教化的基础，使士人不沉溺于浮华文饰；重视农桑，宽减赋税，减少徭役，禁止防惰，就能使民力舒缓，不趋向浮华虚伪；还可避免学习工艺技能的人每年更加富裕、勤于耕织的人却日益陷入饥寒。整肃军政，使乡里的百姓不受行营骚扰；周济匮乏，抚恤鳏寡，使颠沛困苦、无处申诉的人得到养育；推行屯田以充实边防驻军，疏通漕运以供给京城；救助债务负担，使商贾胡人不能以高利贷牟取厚利、破坏借贷之家；广泛储蓄物资，恢复常平仓以防备荒年，建立平准制度以调节物价，排除谋求便利的侥幸门路，杜绝告讦以断绝争讼的根源；各种防止政事松弛或过度的办法，以下还兼顾根本和末节，大事小事都不遗漏。世祖认为他的才能奇异，动不动就召来询问。至元四年，姚枢任中书左丞。有人说中书的政事大为败坏，皇帝发怒，大臣将获罪，后果甚至不可预测。姚枢上言：‘太祖开创基业，功业超过前代，只是来不及施行治理。此后几朝，官员过多，刑罚滥用，百姓困苦，财物耗尽。陛下天资仁厚圣明，从前还在潜邸时，就听读圣贤经典，访问老成之士，每天讲习治国之道。像邢州、河南、陕西，都是治理最差的地方，于是设置安抚、经略、宣抚三使司。其制度是选任人员担任职务，颁发俸禄以养护防守人员，去除污滥以澄清政务，劝勉农桑以使百姓富足。不到三年，便号称大治。各路百姓盼望陛下拯救他们，已经像婴儿盼望母亲一样。先帝升遐后，国难接连发生；上天开启圣人，使陛下继承大统，于是采用历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对内建立省部，对外设置监司。从中统至今五六年间，外部侵侮、内部叛乱接连不断，但能够使官员摆脱债务负担，使百姓安于赋役，使府库大体充实、仓廪大体完备、钞法大体流通、国用大体充足，使官吏得以迁转、政事得以更新，都是陛下能够保守祖宗基业、信任先王法度所造成的。如今开始治理之道，正应当上报天心，下结民心，亲睦亲族以巩固根本，建立储副以重续帝位，确定大臣使其主持国政，开设经筵以端正心术，修治边备以防患，积蓄粮饷以等待歉年，建立学校以培养人才，劝勉农桑以厚实民生；这样可以光大先烈，成就帝王德业，留给子孙，流传久远的声誉。’ 凭陛下的才略，实行这些完全有余。近来臣听说陛下日益为各种琐事烦劳，朝廷政令一天一改、每月不同，就像树木刚栽下又重新移动，房屋已经架起又重新拆毁；远近臣民无不战惧，只怕根本大计一旦废弃，长远事业难以完成，成为陛下日后的忧患、国家的重大祸害。皇帝发怒，因而为他解说。

译元世祖即位后，首先召见经略使史天泽，问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方法。史天泽立即具奏回答，大意说：‘朝廷应先建立省部，以端正纲纪；设置监司，以督察各路；广施恩泽，以安抚反叛和心怀二意的人；斥退贪婪残暴者，任用贤能之人；颁发俸禄品秩，以供养守卫禁军；防止贿赂以杜绝奸邪；这样大概就能使上下大力响应，内外得到休息安宁。’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中统元年，郝经上《立政议》说：‘臣郝经前些年跟随军队守护牧场，从那里到武昌，听闻先皇帝升天，认为天命和历数已经在陛下身上，可以期待大治，于是想有所进言，却急忙回转旌旗。臣郝经又因母亲的忧患，匍匐在道路上，今年三月才到达顺天，而陛下顺应天命登上帝位，诏令臣出使宋朝。臣仓促入朝应对，辞别陛下后出发，和尔济蘓传达圣旨，命臣分条奏陈当今应行的事务。臣便倚着马起草便宜新政，交给仲谦、和尔济蘓等人翻译，所想说的仍未尽其意。如今既已渡过淮河进入宋境，回首北望，遥望宫阙，每每自我诵读：有这样的君主，难道可以终于不进一言吗？于是写作《立政议》。虽然这是尸祝代替厨师执掌祭祀之事，极其僭越，也顾不得这些了。臣听说，天下的拥有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能革新创立，使自己列入明圣之君，德泽施加于人民，美好的声名流传后世；并不是说他志满意得、只图苟且而已。志满意得，只图一时苟且，和草木一起腐朽而没有声名，这是只顾自身的人，对天下又有什么益处？有志于天下的人，不应以此为贵。能够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建立别人不能建立的事业，改变别人不能改变的局面，卓然与天地并立，充沛地与造化同运，如雷霆迅疾、风行草偃，日月星辰明亮、江河流淌，天下没有不尊贵他的。’ 而他自己却不把这些看作可贵，只认为这是自己所应承担的职责。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是这样做的；凡是拥有天下的人，也无不应当如此。天下是一个巨大的器物，使用久了就必定破败残缺，严重时甚至会破碎分裂；把它放置一旁而不修治，就会任其败坏而离弃它。生民万物，是容纳在这个器物中的；器物破败而被弃置，其中的生民万物也必定腐坏而无人收拾。有志于天下的人，就为它倡导率领众人修治，雕琢使它完整，扶持使它安稳，文饰使它更新，洗涤使它洁净，使其中的人和物可以用来食用、收藏、积蓄丰足，可以满足饱食；自己成为这个器物的主人，天下奉他为王，安定、富足、尊贵、荣耀地享有天下。那些志满意得、只图一时苟且的人，只看见器物所拥有的东西，却看不见器物的残缺；他们染指垂涎，放纵进食，起初贪得无厌，最终更加肆意；吃饱满足之后，连同器物和其中剩余的一切全都拿起来抛弃，却不知道饥饿还会再次到来。等到神器没有主人，内部收藏全部丧失，而天下饥饿的人很多，于是群起争夺残余，天下就乱了。纲纪礼义，是天下的元气；文物典章，是天下的命脉。否则，天下这个器物就不能安定。小的破败，就小范围修坏；大的破败，就大范围修坏。小处加以修治完备，就能达到小康；大处加以修治完备，就能达到太平。所以，有志于治理天下的人，必须为天下修治而不放弃，以达到治理的目的；自己期望以天下为己任，勤勉急切地扶持天下、保障安全，一定要到成功之后才停止。要使天下后世称颂他说：“天下的祸患，到某位君主才消除；天下的混乱，到某位君主才治理；天下将要灭亡，到某位君主才保存；天下尚未兴起的事业，到某位君主才创立。”这样配享上天、树立皇极，承继正统而成为帝王，使伟大的名号流传无穷。像这样，才可以说是有志于天下。自汉代以来，崇尚志业的君主有六七位。在汉代，是高帝、文帝、武帝、昭帝、宣帝、世祖、明帝、章帝，共八位帝王；三国时，是昭烈帝一位；晋代，是孝武帝一位；元魏，是孝文帝一位；宇文周，是武帝一位；唐代，是高祖、文皇、玄宗、宪宗、武宗、宣宗，共六位帝王；后周，是世宗一位；宋代，是太祖、太宗、仁宗、高宗、孝宗，共五位帝王。金源一代，是世宗、章宗，共两位帝王。他们都光明盛大、声名显赫，没有辱没君主的名号；对天下的功劳极大，对百姓的恩德极其深厚。人类没有因此完全灭亡，天下没有全都变成草木鸟兽；天下人还知道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人伦关系，没有陷入大乱；纲纪、礼义、典章、文物没有彻底毁坏，这都是几位君主的力量。唉！上下数千年，有志于天下的君主仅仅这些人，为什么苟且偷安于一时的君主很多，而达到大治的君主却很少呢？即使如此，这几位君主独能树立功业、成就事业、使天下安定，在千年之后仍受称扬，难道不是英明的君主吗？与那些破坏法律、扰乱纲纪、败坏人伦、毒害天下、颠覆宗庙社稷，却碌碌偷生、孤独自保、甘愿做懒惰怯弱之人的相比，真是值得怜悯和嘲笑。我国光大并占有天下，绵延经历四纪，扩展疆域，古代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可惜攻取天下的谋略过于急切，而修治完备的功业没有跟上。天下这个器物日益破败，百姓日益疲惫。大概关键时机一旦错失，弊病就会形成。最初攻下燕云、全部占有黄河以北时，本应创立法令、制定制度，却没有这样做。后来兼并西域、灭亡金源、蹂躏荆襄，国势大为张扬，兵力强盛，人民财物众多，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译如果在这个时候整顿纲纪、建立法度、改元建号，使国势与前代隆盛相当，使天下焕然一新，这正是汉、唐所做的事，却没有这样做。于是，法度废弛，纲纪就灭亡；官制废弛，政事就败坏；都邑荒废，宫室就衰败；学校废弃，人才就断绝；防耻之教废弛，风俗就败坏；纪律废弛，军政就混乱；守令制度废弛，民政就败坏；财赋制度废弛，国家用度就无从维持。天下这个器物虽然还存在，实际上却已经空无所有。幸赖社稷的灵佑和祖宗的福泽，兵锋所向，没有不能摧毁贯穿的；锐利如海岳，跨越宇宙的气势，腾跃天地的力量，轰轰烈烈，天下没有不畏惧臣服的。太宗皇帝临朝时，耶律楚材担任宰相，确定税赋，建立制造作坊，征收商税，划分郡县，登记户口，审理狱讼，区分军民，设置科举，推行恩赦，才开始有志于治理天下。然而一两个不得志的人，乘隙钻空，互相排斥诋毁，千方百计攻击揭发；又趁宫中违和不豫之时，任意捏造诬陷，最终使耶律楚材愤懑忧郁而死。此后又牵连他的党羽，层层罗织构陷，援引提拔小人，把政权交给他们，彼此割削剥夺天下，天下因此遭受祸害，百姓被荼毒折磨，十多年不得安宁；百姓惶惶不安，无不伸长脖子盼望明君出现。先皇帝刚登上宝位时，人人都认为他是能实现大治、世所罕见的君主。后来下令搜集符玺，督察邮传，派使者四处出行，考核徭役赋税，以求了解民间疾苦；污吏滥官被贬斥问责，几乎遍及各处，他求治的心也确实急切。可惜他任用的都是从前最严重的害民之人，旧弊没有除去，新弊又产生了，造成的烦扰反而更加严重，大治的机会几乎又一次丧失。如今皇帝陛下继承先王的圣明谋略和英武方略，胸襟宏大、公正光明，具有统一天下的形势。自金源以来，纲纪礼义、文物典章都已经坠失，残余的一点根绪和糟粕，万分之一也未必能保存。如果不大力振兴整治，与天下重新开始，以本朝的成法为基础，援用唐宋旧典，参照辽金遗制，设置官署、划分职掌，建立政令、安定百姓，成就一套统一王朝的法制，那么仍将因循苟且，最终无可作为，使天下后世认为陛下无志于天下；历代的纲纪典制到今天全都断绝，前代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世谋划，后世也没有什么可以取法，反而损坏天地的元气，蒙蔽百姓的见闻。后世之人还会因此暗中嘲笑非议，痛惜叹惋。过去元魏开始拥有代地，便参用汉法；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完全以汉法施政，典章文物灿然完备，与前代并列隆盛，天下至今称他为贤君。王通撰修《元经》，把元魏也列入正统，这可以作为借鉴。金源氏起于东北的一个小夷部，部众只有几百人，渡过鸭绿江，攻取黄龙府，便建立帝王名号，完全采用辽、宋制度，招收两国名士，安排在亲近重要的位置，使他们文饰王道教化，号称“十学士”。到了世宗与宋朝订立盟约，内外没有战事，天下安定，法制修明，风俗淳厚。真德秀说，金源氏的典章法度，在元魏之上，天下至今也称世宗、章宗为贤君。燕都的故老谈到先皇帝，必定流泪；他的德泽在人心中如此深厚，这又可以作为借鉴。如今拥有的汉、唐疆域更大，汉、唐百姓更多，虽然不能马上达到汉唐那样、元魏金源那样的治理，也还是可以做到的。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天赋仁慈，赐予智谋勇略，喜爱衣冠，崇尚礼让，爱护养育中原，有志于治理天下，并且已经很久成为豪杰所归依、百姓所盼望的人。但愿陛下毅然有所作为，保存典章，建立纲纪，以安定天下这个器物；不要采取苟且求一时的办法，振奋乾刚之德，顺应天意而革新政命，进用、退黜、升降官员，使各方都心悦诚服，那么天下不必劳苦便能得到治理。如今自从登基以来，已经下明诏免除苛细烦扰，建立新政、清除旧日污弊，进用优秀奇异之才，举用老成之臣，以文教加以修饰，依附参照汉法，收拢江上的军队，先与他们输诚讲和，使双方一视同仁，以仁爱兼顾两国；天下人翘首以待，无不想见到德化的盛大和至治的美好。只是担心残害百姓的余党攀附奸邪，彼此援引，接连比附而进用；如果不及早辨明并斥退他们，就会和从前一样。陛下有作为的资质，处在有作为的位置，凭借有作为的形势，却不做有作为的事情，不能与前代英主并列隆盛，陛下也一定会惭愧而不肯如此。《尚书》说：“没有什么不在开始。”《易经》说：“踩到薄霜，坚冰就要到来。”《诗经》说：“如同那雨雪，先聚集的是霰。”《春秋》在“元年春王正月”这些记载中，都是在事情开始时谨慎对待、及早辨明。既有作为的志向，却不及早辨别奸邪并把他们拒之门外，就会以柔弱消磨刚强，以昏暗遮蔽明察，最终不能有所作为。那些奸人容易结党而难以除去，用甜言蜜语诱惑人，用和悦的脸色迎合人，用重宝行贿，逢迎迎合，无所不用其极。不及早辨明并拒绝他们，就都会落入他们的计谋，把权柄交给他们而受其驱使。过去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吕献可立即上章列举他的十条罪状。司马光认为这样做太早，吕献可说：“除去天下的祸害，不能不迅速；将来诸位一定会遭受他的祸害。”王安石掌权后，宋朝果然因此灭亡。司马光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敢果决，我都比不上。”月亮周围出现光晕就要刮风，柱础潮湿就要下雨，这是事理必然如此；连天地之事尚且可以预先察知，何况人的事情呢？如今的形势，在于卓然有所作为，只需防范奸邪而已。除去旧日污弊，治理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如果齐国能够任用我，难道只是齐国百姓得到安定吗？天下百姓都能安定，使齐王治理天下就像反掌一样容易。我又说过：“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富贵不能使我放纵，贫贱不能使我改变，威武不能使我屈服，这才是大丈夫。这也是伊尹传授的道理。所以从伊尹以后，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只有孟子一人。汉室倾覆衰败，群雄竞相起兵，天下士人无不侥幸求取功名利禄，在智谋、权术、欺诈和武力之间反复运用，急切地争夺天下。唯独孔明高卧南阳，抱膝长吟，把天下看得不足为意；亲自耕种田地，仿佛要在那里终身生活。这也是伊尹耕作于莘野时的志向。等到昭烈帝三次往访，知道他仁厚真诚、恭敬谦让，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孔明便出山委身效忠。这也是伊尹突然醒悟而改变志向。跟随昭烈帝之后，他慨然以复兴汉室为自己的责任。到了永安接受遗命时，他说：“臣将竭尽股肱之力，再加上忠贞之心，以死来继承。”这也是伊尹辅佐太甲的事情。等到内政已经修治完备，准备对外抵御敌人以图报效时，临出发上表陈奏，精诚忠贞、情意恳切，俨然又使人看到了三代君臣关系和《伊训》《太甲》中的情景。

译他带兵进行有节制的征伐，出入险岩阻道之间，始终遵守节制，不进行冒险乱战；明确赏罚，公开施行公道，不谋求眼前小利，而是扩张长远的谋略。秦汉以后，又看到了王者的军队。他把军队驻扎在五丈原，司马懿始终不敢出战，这就已经决定了胜局。到他临死时，司马懿察看他的营垒，也叹服地认为他是天下奇才。这样说来，孟子以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又只有这一人罢了。议论者却认为他自比管仲、乐毅，管仲、萧何也只是相当的匹敌；又说他的军事谋略并不擅长。有人还说不应当恢复汉室，不能把诈术武力混杂于仁义之中；离开中原进入巴蜀，并非他的地盘，应当像陈平那样用金钱离间魏国君臣。还有人甚至把魏视为正统，把讨伐罪人的军队写成入侵者。唉，难道孔明可以这样被排列、这样评价吗？如今应当以这样的标准期待孔明，并且以这样的标准来建立新政、创设法制、辨别人才、维系皇纲、文饰王化、停止战争、退却战马，造成文治太平。这就是陛下今天的事情。不要因为认为困难就不做，也不要因为认为容易就认为不值得做。把握时机，提出谋略，使国势与前代君王相称；施政正在此时，不要被小人牵累，不要被众说迷惑，兼听并俯身采纳，使一代政治焕然光彩，号称英主，这是臣的愿望。臣出身草野，愚昧无知，既蒙陛下知遇，又远离宫阙，日益隔绝；迫于时势，所以不避斧钺，冒犯天威，希望奸党稍稍退却，纲纪大略建立，即使死一万次也没有遗憾。郝经又上奏说：我私下听说，上天所给予的而能奉行承受，叫作顺应天意；上天所给予的而不能顺应，叫作背弃天意。天可以背弃吗？所以凡是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即使是一名百姓、一尺土地，也不敢忽视而不加治理。这不只是顺应天意，也是奉承天意。我国光大并拥有天下五十多年，疆域绵延广大，横跨数万里，权杖所到之处，没有不臣服的。可惜纲纪还没有完全建立，法度还没有完全施行，治理天下的道理还没有完全推行；上天所给予的还没有完全承受，百姓的期望还没有完全满足。近年来，关右、河南以及黄河以北的河朔地区，少见治理的措施。河朔中没有治理好的地方，河东、河阳尤其严重。近几年，河阳三城也在清理整顿、分割治理，停滞不前的只剩河东了。河东内外有山河阻隔，是地势险要之区，控制连接夷狄与华夏，俯瞰中原，古人称为冀州的天府，面向南方来治理天下。上党又号称天下的脊梁，所以尧、舜、禹三位圣人相继称帝为王，互相以此为都邑，用来巩固鼎命、临制诸侯，是至治的极点。到了后世衰末，五霸相继兴起，只有晋国长期成为诸侯盟主，达一百多年。汉、晋以来，从刘元海以下，李唐、后唐、石晋、刘汉，都从这里建立国家。金源氏也凭借平阳一带称雄天下。所以河东是九州之冠，难道可以让它分裂停滞、困苦疲弊，反而处在九州之下吗？我私下认为，国家实行封建、设置制度，并不只是为了私下加强根本和枝干、让亲王贤臣共享，也是在显示大公。把本国分封出去，使诸王世代享有，如同殷、周的诸侯；汉地各道，则分别让侯伯专制本道，如同唐代藩镇；又让诸侯分别享食汉地各道，侯伯各有所属，则又像汉代的郡国。尊卑相互维系，强弱彼此制约，与众人共同进退，排列次序不敢相互逾越，条理分明如农夫田地的界畔。分拨公赋作为他们的私有食禄，也是本朝的新制度，并没有错。平阳一道隶属于巴图大王，又兼管真定、河间道内的鼓城等五个防区；因为属籍最尊，所以分得的土地最大，户数特别多。假如像其他各道一样，只缴纳十户四斤丝、一户包银二两，也自然不会困苦。近年公赋仍照旧征收，而王府赋税都改为缴纳黄金，不用录绢及杂色物品，因此唯独河东比其他各道更加困苦。河东土产中麻多于桑，土地又适宜种麻，百姓专门纺纱织布，所以有大布、卷布、板布等；除供自己衣被外，还要折价变卖，换取白银来供纳官赋。百姓淳朴，官吏质实，但这一道征收的银课却特别高；天下制造器物，千里运来进献，也仍然不能抵偿王府的需求。又一定要缴纳黄金，起初白银十两折黄金一两，后来十五两折一两，再后来达到二十、三十两白银折一钱黄金，最后甚至二两白银只能换得一钱黄金。从卖布换得白银，再换得黄金，费用增加十倍；即使耗尽筐篚中的纺织品，拿尽妻女的首饰，仍然不能充足数额。百姓遭受鞭打掠夺、械系拘押，痛苦不堪；连逃命都不敢，这已经到了极点。如今王府又把一道土地进一步细分，让各位妃子、王子分别向百姓征收；一道中的州郡竟分成五十、七十个名目，有的得到一座城，有的得到几个村庄，各自派官员到当地督征。这虽然又像汉代分封王子、诸侯，让各自供养官吏，但所得尚且不足，何况除了贡金之外，又无止境地征求财物呢？于是百姓迁徙逃散，帝王的都邑、豪杰聚集的渊薮、礼乐盛行的地方和富裕的人口，都荒废空虚、湮没不存，完全变成贫困的山地和缺水之地，甚至出现人相互吞食的惨状。起初河东在各道中地位最尊，如今却成了最困弊的地方。国家经过数十年浴血奋战才得到这片土地，为什么唯独重视陕右、河南和河阳，却设置河东而不加过问，坐看它颠沛困苦而不加怜恤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河东难道不是国家的赤子吗？上天把这块中原的首善之地赐给我们，却让它分裂而不能享有，难道可以吗？希望陛下下达明诏，约束王府，停止贡金，停止进一步细分；像其他各道一样，选拔明达能干、通晓政务且正直的人担任总统一职，掌握纲维，统一号令；减轻赋税以养护民力，简约安静、不事繁扰以安定民心，裁减官吏以去除冗余供养，清理刑罚以施布仁爱利益，明确赏罚以确定升降黜陟，设置学校以改善风俗，敦促节义以树立廉耻。这样，分裂的地区就会统一，停滞的政务就会振作，九州之冠的地位可以恢复；实现大治的关键就能影响四方、震动天下，完全承受上天所赐，上天也会再三不断地把恩赐给予我们。郝经本是泽州人，寄居外地谋食二十多年，不能回去拜祭祖坟、守护先世留下的破旧房屋，所以求治之心比别人更加急迫。天庭遥远，只能徒然仰望揣想；太行山的景色黯淡凋残，我只能伸长脖子、抬头向那里眺望罢了。身居职位、掌握权势而能够以仁爱施惠天下的人，难道可以对此毫不在意吗？这不是平民所应当说的话，所以援引杜牧上书的旧例，名为《罪言》，冒犯斧钺，恭敬地托使者上报。平民陵川郝经进言。《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理之道 元世祖至元三年，许衡被召到京师，命他在中书省参与议事。许衡于是上奏，其中第一条说：“治理天下国家有大的规划，规划确定以后，按照次序实行，使它不过头，也不落后，那么治理的功业就可以期待。否则就会心中疑惑、眼光昏乱，反复改变、纷乱更改，每天计算似乎有余，按一年计算却不足，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行。过去子产处在衰落周室的列国之中，孔明凭借西蜀一隅之地，尚且都有确定的议论，并终身依照它施行，何况堂堂天下，难道可以没有一定的规划而任意妄为吗？古今建立国家的规划虽然各不相同，但大体关键在于取得天下人的心。取得天下人的心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仁爱和公正罢了。仁爱，民心就顺从；公正，民心就信服。既顺从又信服，治理起来还有什么困难？然而创业之初，重臣倚仗功劳而难以控制，可能损害我们的公正；小民归属纷杂而尚未统一，可能阻碍我们的仁爱。在这种情况下谋划，确实困难。若不是英明睿智的君主、贤能良善的辅佐，就不容易处理。形势虽然难以控制，也必须寻求控制它的办法；众人虽然尚未统一，也必须寻求使他们统一。前瞻后顾，顺应时势和事理，或给予、或夺取，或进用、或退黜，内心主意极为坚定，对外行动却极其顺畅。日积月累，周旋曲折，必定要使我们的仁爱和公正通达于天下，然后才停止。到了这个地步，纲纪法度就有了施行的基础；天下虽然广大，也可以不劳苦而得到治理。然而其中先后次序、缓急安排，暗中都有确定的准则，可以用心领会，却不能只靠言语传授，这就叫作规划。本朝土地疆域辽阔，各类百姓杂处，风俗本来就不同，政策难以立即确定。考察前代，北方占有中原之后，必须实行汉法，才能长久，所以后魏、辽、金存在的年代最长。其他不能切实实行汉法的政权，都相继陷入混乱灭亡，史册记载完整，明白可见。国家如今处在远离汉地的地方而没有战事，讨论这个问题，就应当知道今天的形势：不采用汉法是不合适的。陆路运输凭借车，水路运输凭借船，反过来使用就一定不能通行。幽燕以北，衣服饮食适宜寒凉；蜀汉以南，衣服饮食适宜温热，反过来就一定会发生变异。由此论断，国家应当实行汉法，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万世相沿的国俗、历朝累积的勋贵势力，如果一旦驱使他们改从臣下的谋议，改变亡国旧俗，形势确实十分困难。如果不是聪明通达、卓异不凡，明白中原实在是历代帝王治理天下的地方，那么他们一定会叹息怨愤，喧哗反对。私下我曾思考，寒冷和暑热固然不同，但寒冷转变为暑热，开始于微温，由温而热，由热而暑，积累一百八十二天，寒气才开始完全消尽；暑热转变为寒冷，形势也是这样。山中树木的根，力量可以破石，这也是积累力量的验证。如果能够逐渐改变、慢慢磨炼，给予它岁月等待，心志坚定，事情就会变得容易而稳定，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然而事情有大小，时日有长短。小事预期太远，就会拖延空耗而没有功效；大事预期太近，就会急迫仓皇而不能成功。这是创建基业、垂示统绪，要把北方风俗改用中原制度，不经过三十年不能成功。从前金国刚刚灭亡时，就应当讨论这件事；这件事不努力办理，还有什么值得办理的呢？可是反而安于宴饮、逸乐和享受，任凭三十年养成尾大不掉的形势。祖宗从前错失了机会，陛下后来继承了这个难题；对外进行征伐，对内抚恤创伤，虽说是守成，实际上却如同创业，确定规划又比过去更加困难。然而尾大不掉的形势，已有圣明的谋略和神妙的计算来处理它，这不是臣这点见识所能企及的。此外只应当统一我们的百姓，使他们富足充实；兴办学校，训练军队；根据时势增减调整，逐渐制定固定制度。像臣这一类人，都能谈论这些问题，关键在于陛下坚定信任并坚守这些原则，不让小人混杂，不经营小利，不苛求眼前成效，不顾虑浮泛的议论，那么天下人的心或许可以取得，实现大治的功业或许可以成功。第二条说：中书省掌管天下事务，本来就承受不了这些烦琐事务。然而其中的大要，只在任用人才、建立法制两件事罢了。近处打个比方，头发长在头上，不用手一根根整理，而用梳子整理；又比如食物放在器皿中，不用手直接取，而用勺子取。手虽然不能亲自完成这些事，却能使用梳子和勺子，这就是手所起的作用。上位者任用人才，与此有什么不同？如果主管官员只想亲自处理所有政务，就会越来越勤劳辛苦，却越来越没有空闲。古人说得到贤士就昌盛，依靠自己逞能就变得狭小，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贤能之人懂得治理的根本，知道事务的要领，与庸人相比，差距大约是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万倍。把他们分布在各部门，各种职务都得到举措办理，宰相掌握要领并加以统领，不烦劳、不劳苦，这才叫作省事。然而一个人的贤能与否，不能清楚知道详细情况，固然不敢任用；有时已经知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却又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看弊病而不敢升降任免他们，只是说知道人，实际上却不能用人，又有什么益处？人人都饮食，只有厨师能够调制出美味；人人都看见日月，只有术数之士能够推算日月运行的度数。得到方法与不得方法，本来就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说，马不能训练，就必须借别人来骑；玉不能加工，就必须请玉工来雕琢。小物尚且如此，何况堂堂天下这个神器，难道可以让不懂方法的人来治理吗？古人说：“建造山陵必定凭借丘陵，开挖低地必定凭借河川。”许衡的意思正是如此。治理人的，是法；奉守法的，是人。人和法相互维系，上面安定，下面顺服，宰相的职务也就宽裕有余。在朝廷之上不烦劳、不劳苦，这才叫作省事。街谈巷议动不动就拿古人来讥笑，却不知道今天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都是古人留下的制度，不能违背。天下如此广大，国家如此重要，古代已经形成的法制反而可以违背吗？实在是太不思考了。任用人才、建立法制，如今虽然不能立即完全像古代那样，但已经入仕的人，应当马上颁给俸禄，使他们可以养家；尚未入仕的人，则应当暂且放宽设置条格，使他们能够按次序任用，这样失职者的怨恨就可以稍稍缓解。外部设置监司来纠察污滥，内部专门由吏部考核确定资历，那么非分的请求就可以逐渐停止。任职到第二任、第三任时，压抑资历高者、提拔资历低者，使人才和爵位大致可以平衡。舍弃这些办法，就会堆积壅塞、参差错乱，只是苟延岁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有结果。俸禄的数额、叙用的等级、监司的条例，都应当先行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