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一

译传记说：‘事奉君主，有所冒犯也不能隐瞒。’ 臣如今没有隐瞒了。只是臣职位卑微而言论过高，妄自议论朝廷机密政务，实在触犯天宪，不敢以被诛杀流放来逃避责任。贴黄：臣近来偶然听说北方敌国曾有文书送到朝廷，请求勾取下发西部边境的兵马。臣昨天充任北朝国信使时，接伴使也曾谈到夏国之事，说北方敌国曾有文书教南朝停止战争，臣当时随宜应答，随后已经详细奏闻。臣认为西北两国有唇齿关系，万一北方敌国狡猾傲慢，有一天又拿夏国所失疆土来提出要求，那么朝廷到那时就很难作出决断；今天的机宜防备恐怕不能忽视，这就是臣所说事情贵在机密迅速。臣私下看到所得的西夏旧城堡寨，如河东路的葭芦、吴堡，鄜延路的米脂、义合、浮图，环庆路的安疆等寨，都深入敌境，对于汉界的地利形势几乎没有什么好处，而所需草粮都是按高价购买；又年年劳烦纳税户远道运送缴纳，至于运输钱帛器械、设置官员、派兵戍守，件件都十分艰苦。今天如果实行放弃，确实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只有鄜延路的塞门一寨，处在中路要冲，平原开阔，距离帅府很近，又没有其他可以凭借控制的险要地形。自从取得塞门，边界向外推进四十多里，可以作为中路屏障，大致有利于边防。况且塞门一寨原本是汉人的城池，自从被弃守陷落以来，年日还不算久，似乎与其余城寨的利害有所不同。朝廷如果议论保留守护，或许有一定道理，也应由朝廷裁决。至于兰州一带的土地，耗费损害尤其深重，听说朝廷已经派使者前去察看勘验，臣不敢再逐一详细陈述。” 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奏说：“臣伏读圣上询问御御西夏的方法。臣去年夏天才听说西人想要请求内臣，认为当国家事务繁多之时，应当尽早安定下来。臣奏请朝廷扩大如天如海的度量，广泛表示愿意接纳，这是驾驭四夷的方法，不过是羁縻而已。这样可以停止战争，巩固我国边境，使外夷怀服，中原安宁，那么太平的风气就会逐渐兴盛而长久。臣还曾把神宗专门命令臣的儿子贻庆带来的赐给臣的亲笔诏书一份缴进，所看重的是让朝廷审察知道神宗的本意，只求安定边疆，不想轻率用兵。这些事情全都是边臣希求功赏，为国家制造事端、侥幸求取万一之功，以致军粮困乏，财力耗尽。想来这份诏书已经被圣上阅览，如今又下诏询问御御西夏的方法。臣愚陋，哪里足以仰承圣上虚心等待的期望？臣切实看到西人自去年以来多次入朝，却没有恢复岁时常贡的礼仪，也没有听说请求固定的赏赐物品。推测他们的奸诈心思，一定是在等待什么。此时朝廷也必须有应对办法，边臣也必须有制御办法。如果再像先前种谔、徐禧等人那样判断敌情不精确、谋划进攻失误，导致贻误边事，那么关中百姓的心就会动摇。自灵武、永乐两次王师不振以后，军势和民力尚未完全恢复，狡猾的羌人暗中发动袭击，怎么一定能够制服他们呢？” 即使像先前种谔等人所说的那样，西人混乱衰弱，夺取他们如同拾取芥草，难道也值得相信吗？国家大事，怎么可以屡屡被狂妄的谋划误导？朝廷对此固然应当周密谋划、深思熟虑；事情想要办得圆满，谋略必须先行确定。应当责成边臣，审慎估量敌情，精选间谍，秘密窥察敌军形势，必须在事情发生前就作好准备，使敌人的谋划不能施行，边塞营垒有所防备。这也是巩固对羌夷防御、替国家谋划而取得的小胜。或者西人到边塞请求入朝觐见，应当追问他们的缘由；如果出于善意，就引导他们前来，等到达延安后，由帅臣秘密察看，也应当能够得到他们的要领，先行奏报朝廷，以便预先估量审度。等他们到达京城，知道他们来必定有所作为，就根据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否可行，或与他们商议，或加以诘问，审慎应对。可以答应的就答应，不可以的就作罢。如果谈到疆土，必须在朝廷上使众人的谋划取得一致；如果日后有困难，大家共同承担责任。若在土地给予和取得之间谋划有同有异，就分别陈述利害，按道理必须讲明白；以后如果不采纳的谋划果然失败，应由提出者自行承担责任。朝廷的谋划一经确定，边境计划大致安定，天下达到小康，朝廷大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伏惟陛下圣明远大的谋划，想必早已预先确定，出自众人的智慧，哪里还需要臣多虑？然而仍请采纳草野小民的意见，选择其中狂妄的话，明察我的诚意而不责怪我的妄言，那就非常幸运了。” 元祐元年，彦博又奏说：“内外臣僚上言，夏国接受朝廷的封册，恩礼极其优厚，赏赐尤其丰厚，却敢于忘恩背惠，擅自发出公文，传达给边境官吏，自绝于上天，不修贡奉之礼，这是天地所不能容忍、人人神灵共同愤怒的事情，请求发兵讨伐，以惩正罪行。请求下诏给边帅，并出发布告，向内外宣谕。如果朝廷姑且致力于使百姓休息，推行天地博大的恩德，委曲地表示包容，压下群情的愤怒，不与这个丑陋的羌人计较，那么请明白谕告边臣，严加守备，安静等待，务必取得全胜。朝廷后来派遣的大军，暂且命令分驻在次边州军，以防边境有紧急情况时征调。” 元祐元年十一月，吏部尚书吕大防答诏说明西部事务。上疏说：“臣伏准诏令，诏问戎人狡猾诡诈，不能测知他们的诚心。臣愚见认为，四方夷族的情形自古就没有信用。西夏自李继迁以来，专门从事诡诈。只要朝廷驾驭得法，欺诈就无从施展；如果失去方法，他们就会骄横而更加放肆。对待他们的原则，不可不慎重。然而依臣观察，今天夏戎的情形，大致可以看清。羌人看重报复，先帝大举军队直抵灵武，深入他们的国境，而他们不能以数万人的兵力进入边塞作为报复。永乐诸将谋略少而败坏事情，只是让北方敌国得到借口。但这毕竟是王师深入而没有预料到祸患的过错，并不是夏国本身举兵取胜，实在不足以夸耀。这是敌人无能为力的第一点。自从开拓边境、推进筑城开始，敌人必定竭力决战，趁城寨尚未坚固时进攻，直到三四次不能夺取才停止。先前兰州城修筑后扩展辖境很广，敌人虽一再前来争夺，不能攻取，去年河冰封冻后便不再来。城池已经更加坚固，敌人的希望也断绝了。这是敌人无能为力的第二点。近来听说李秉常极其孱弱，梁氏已经死去；如果秉常也亡故，那么内部的祸难尚未平息，哪里有空图谋对外？”

译即使李秉常能够活着，也不足以畏惧。如今他们多次派使者入朝，却不早早公开表达诚意，大概只是想观望拖延，不敢先行发难，以此显示自己的弱势。依臣愚见，听说敌使早晚就要到京城，可以让押伴使臣暂且以个人意见询问来使：如今主上继承帝位，大辽以及各国都派使者入朝祝贺，夏国是朝廷的藩臣，为什么唯独不来？借此观察他们的意图，足以测知他们的虚伪。”又诏问过去取得的边地，虽然建立了城寨，也担心地处孤僻，不容易救援；放弃它会削弱国威，守护它又终究担心戎人一直放在心上。臣认为，新近收复的疆土，议论者大多说可以放弃，是因为思考得还不成熟。诏令认为放弃会削弱国威，这是真宗朝的深远谋划和考虑。但臣还认为，放弃它不只是削弱国威，又会成为被四夷侮辱的开端，不可不周密谋划。何况兰州是西羌的土地，本来不是夏国的封境，而且其君长曾经接受朝廷的俸禄官秩。自元昊以来，夏人才盗取占有那里。延庆的城寨则接近汉界，一旦举而弃之，也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今天的安排，只可下诏给本路，说明兰州一处以后不再进攻。兰州及鄜延两路新建的城寨，只要据守已经查明的地界进行防御，也可以稍稍安定敌情，作为谋求议和的办法。议论者不过说，戍守士兵少了，就不足以出战；多了，又没有力量供应粮饷。臣愚见认为，绥兰一带都是边塞旁的良田，可以增加招募民兵，让他们开垦土地以自给粮食，这样供给粮饷的费用就会减少。专门采取守御的策略，少量保留战兵，那么骑兵就可以大幅减少。增加招募民兵开垦荒地，分开守兵与战兵的安排，也可以减少供给粮饷的费用。如果认为可行，请下令让臣详细条析其中利害。又诏问今后的边防计策应当怎样安排、如何守御。臣愚见认为，今天的边防计策，首先在于选择将帅，其次在于选择转运使，其他设施都可以据此办理。臣听说建国初年西戎的祸患多发生在环庆。太祖皇帝选择姚内斌、董遵诲两位骁将守卫两州，租赋收入、兵械费用一切交给他们，并听任他们自行办理。西人畏惧他们，不敢进入边境。如今以四海九州的力量供奉边境尚且不足，太祖凭两州租赋的费用抵御戎人却绰绰有余。由此说来，守御的方法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臣愚见认为，陕西五路应当选择有威名、忠诚正直的人，不限文官武将，任命为统帅；其次选择担任将佐的人。又选择公正、刚强、明察的大臣担任转运使、副使，使他们各自选择有才能的人来充任属职。让属官负责边备的城寨专门实行守御，出战和救援的兵力则蓄养在内郡。平时分散开来耕种和防守，敌人到来时便集合起来守城，同时作为内郡的军队前去援助。观察敌人进入的多少和深浅，必须及时报告，不让他们达到目的，也不要妄自行动而制造事端。守兵即使看见很大的利益，也不得出战；战兵即使看见很大的利益，也不得长期驻在边境。这样就能节省费用而容易供应，使守备坚固，又不落入敌人的计谋。给事中孙觉请求放弃兰州，上奏说：“臣从前任谏职时，曾经议论兰州可以放弃，两次奏闻，尚未得到批准。臣切听说西人在馆舍中以兰州为请求，而朝廷大臣议论不一，有人认为可以放弃，有人认为不可以。臣仔细思考，二者都有各自的见解，并不是随便说说。认为不可放弃的人，是因为戎人难以保信，若放弃土地便会失信背义，今天得到土地，明天侵犯边境，谁也不能预知。与其割让要地使他们获利，却不能制止他们侵犯冒犯，哪里比得上守住要害、坐等制服他们的弊病呢？认为可以放弃的人，则认为兰州土地本来就是他们过去拥有的，我们即使取得，也要增加兵力、增设戍守，从来没有丝毫好处，每年却耗费一百七十多万。羌人又曾大举围困兰州很久，后来才撤退，终究成为中国的祸患，并造成西人的嫌隙；恐怕西人今天请求不止，战争也没有停止的时候。二者见解虽然不同，却都是替中国筹划，忧虑深、考虑远，是有志之士。依臣观察，如今朝廷对西羌，幸好可以趁无事之时，保养休息三五年，也可以缓解边地百姓困苦的弊病。万一西羌不能如愿，像元丰年间那样跳踉桀骜，那么臣知道朝廷的忧虑还没有尽头。” 臣认为放弃它为好。凡是臣所说的放弃，并不是说直接放弃土地送给他们而已，而是想在尚未给出之前，先同他们约定西界的寨栅。过去所谓的要害之地，羌人夺取后离开的有多少？现在应当先让西人把这些地方归还给我们，约束条件确定后，再议论把兰州给他们。这样我们所得的也不少了。伏望圣慈，趁他们前来请求，特别答应给他们，不要受异议牵制，不要拘泥于一向的做法而失去这个机会。汉宣帝是明主，赵充国是良将；以宣帝的明察、充国的老练，他们议论羌人事务，来回讨论达到五六年，听从赵充国的建议，事情才得以办成。广泛谋划、充分议论，古人也不能免；关键在于明主选择正确意见并实行。” 哲宗时，侍御史刘挚议论边事，上言说：“臣伏见元丰年间出兵西界、增建城垒之事，议论利害已经很久。臣也曾拟定三条策略上奏朝廷。如今夏人泛泛地派来的使者，已经到馆舍多日，他们势必有所请求。虽然朝廷的议论已经默默确定，但臣区区之心不能自已，谨再列出一两点，补充前次奏章尚未完备之处，等待采择。关于议论者的主张，臣曾询问事情的始末，已经充分了解他们的说法。主张放弃土地的人说：‘往年兴兵，本来是为了吊恤百姓、讨伐罪人；既然取得土地而使自己获利，势必引起争夺，损伤财力、危害百姓，去争夺并非自己的土地，形势上不得不放弃。困顿之后才放弃，不如直接舍弃一座空城，把它给他们，以显示恩惠。’这话是对的。但反对者说：‘给土地是为了停止争斗；如果对方像虎狼一样贪得无厌，争求不止，得到土地、占据险要，反而更加扰乱邻近州郡，怎么能保证不会成为祸患？’主张守住土地的人说：‘储备粮草，设置阻障，增加招募乡土士兵，远处侦察、近处援助，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守？况且先皇帝取得的土地，不能拿来送给别人。’这话也对。但反对者说：‘敌人得不到土地，战争就难以停止，日久月长，边境冲突越来越大，怎么能保证最终守得住这些地方？’”

译所以议论者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把道理说尽；但说到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正如反对者所担忧的那样，即使善于谋划的人，也没有谁敢承担责任。臣私下推测朝廷深谋远虑，不愿仓促决定，也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臣愚陋无能，只认为用兵来最终守住这些土地，确实难以保证；如果放弃土地而能使它不成为祸患，臣即使老了，也愿意保证到死都不会看见边境忧患。惟愿陛下宽赦臣的愚昧，让臣把意见说完。臣听说过去取得的土地，在熙河是兰州，在鄜延是五寨。兰州本是西蕃旧地，五寨本来是夏戎所有。它们的道路曲直远近、物产利益厚薄、所需守兵多少、转运粮饷的劳逸，都是朝廷熟知的，臣不再陈述。但在夏人看来，这些是必争之地；他们将以誓约为理由请求，朝廷若坚决请求而坚决不给，他们便会像困兽一样争斗，借助北戎的兵力来发泄愤怒，朝廷还会有西顾之忧。即使我军每战必胜，臣仍认为这不是国家的利益，更何况双方杀伤相当，成败又不可预知？如今皇帝陛下在谅暗期间，太皇太后垂帘称制，正考虑让百姓休养生息，却反而想竭尽力量浴血奋战，争夺尺寸大小而无用的土地。这就好比拿隋侯之珠去弹射高达千仞的鸟雀。由此说来，最终守住这些土地，正是臣不敢保证的原因。国朝自祖宗以来，每年捐出数十万金帛，派遣使者修好盟约，于是西方敌人叩首服从命令，持续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是因为蛮夷喜欢惹事而不知满足，本来就是天性；但尚且能够如此，是由于恩德深厚、利益优厚，足以羁縻他们的心。如今趁着先帝讨伐攻击的威势，顺着他们屈服的形势，广泛施行恩惠，归还侵占的土地，恢复每年的赏赐，告诫他们分担过去的祸患，重新谨守旧约。他们即使有桀骜狡黠、睚眦必报的意思，既然一再堵塞了他们的欲望，使其无从发作，也将感激退让，重新像从前那样听从。何苦一定要动员军队、冒犯顺从之道，来使自己的百姓成为鱼肉？即使是他们的国家，难道就独自获利吗？古代饲养老虎的人，按照它的饥饱调节，适当平息它的怒气，老虎尚且可以饲养，何况四方夷族呢？由此说来，消除祸患、停止争斗，并不是只有臣愿意以死保证；自祖宗以来驾驭这个敌人的人，采用的就是这条道路。臣愿意采纳议论者的意见，观察将来的形势，再按照这个意思作出决断。大计既已决定，其余细小具体的安排和施行次序，只在于朝廷裁定而已。虽然如此，臣还抱有一点诚挚而愚拙的意见，不敢不全部说出。如今请求土地在他们，给予土地在我们，这是以主人控制客人、以逸待劳的形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替他们打算，就不能不急切；替我们打算，正应当从容闲暇，以无事的态度镇定应对。臣非常奇怪，近来的议论者有的惶惶急切，把这块土地看得像金城汤池，唯恐守不住；有的却把它看成附生的赘瘤、悬挂的疣，只以尽快割舍为快。异议纷纷而起，先使自己迷惑混乱，又为什么这样仓促，没有大体呢？如今使者虽然在馆舍，臣愿暂且不要仓促答应给地，而是以丰厚礼节接待，用美好的言辞送走；或者先恢复每年的赏赐，稍微向他们表示我们并不吝惜土地的意思，等估量他们归顺的决心确实坚定，直到他们第二次、第三次前来，然后再按年月逐步给予。所谓答应四夷的要求不能一次满足，难道还会太晚吗？臣愚昧，不知道国家大计，只请陛下裁决。” 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担忧边境有五点：第一，四夷成为中国的祸患，自古以来就有；即使纯正的帝王施行最完善的治理，也不能完全避免。然而没有像今天匈奴这样强盛的。御戎的策略，前代只说有中策、下策；即使是士大夫儒者、披甲戴胄的武士，也都看到了利害，互相议论得失，有的专门讲和亲来苟求一时安定，有的致力于讨伐来洗刷数代的耻辱，却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制御方面失误。强盛的逐渐形成，不是一天就能造成的。自光启以来，匈奴善于窥探中原多故，便起兵掠夺邻近地区，以扩大部族。到了石晋，又借助其兵势夺取天下，于是割让土地报答他们。那十六州都占据重要险要之地，是上天设置来限制四夷的地方；前代聚集军队、设置统帅、控制扼守的地方，已经被放弃而成为他们的巢穴。如今却划出千里平坦广阔的原野来自我防守，而且藩篱不完整、门户容易被窥探，寇兵挥臂便可进入，又怎么能责怪他们南下放牧的祸患呢？因此晋朝末年，他们倾尽兵力前来，仿佛进入无人之境，得志而归，于是产生了轻视中原的意图。国家兴起后，屡次归顺又屡次叛离；景德年间的战事，使他们的气焰大为受挫，才显露出请求讲和的意愿。章圣皇帝考虑让天下休息，有为百姓委屈自己的说法，于是批准盟约，因而停止战争，而天下的武备也逐渐松弛废弛。到了宝元、康定年间，西部边境不服，王师不能取胜，敌人窥伺我们的裂隙，对外自行结交以邀求利益，对朝廷大肆制造虚声，多次说出傲慢的话来惊扰迷惑朝廷的听闻。当时形势本来就没有安定，于是议论增加给他们的金帛，直到五十万。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们不时送来一封书信，每年派一个使者，提出难以答应的请求，发出不同寻常的询问，以观察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如何答复；朝廷却诚惶诚恐，仿佛奉他们为盟主，从未轻易违逆他们的意愿，宁可忍受羞耻也不敢兴兵，只用重金和柔和的言辞巩固邻好，把天下百姓的膏血像用鞭子驱赶一样搜刮起来，又用锥刀般的细利聚集起来，归给敌人的不知有几千万。古代外敌有像今天这样强盛的吗？古代驾驭外敌有像今天这样的吗？然而把这当作长久之计，臣私下认为执政者不应采取。兵家的要旨，是先占据地利；否则就要善于挫败敌人的力量而取胜。因此《军志》说：‘先占据战地，急于求战的人就会劳苦。’又说：‘以安逸等待疲劳，以饱足等待饥饿，这叫调理人力。’那十六州，古人称为险固的屏障，而我们全都失去，地利便有所不及。我们所依仗的只是中国的富强；但如今剥削百姓，每年作为供馈送给他们，让他们坐享厚重贿赂来充实强悍的力量，而我们的百姓却日益困弊。

译王师还没有出动，国家的根本却已经先动摇，那么一向所依仗的东西也不足以支撑了。起初是防范外患，最终却招来了内患。即使说与戎人和好有利，又怎么能够得到这种利益呢？臣恐怕日积月累，自己日益空虚而对方日益充实，对方安逸而我们劳苦，一旦乘隙发动，形势就将不可收拾。这样，和好越久，祸害越深，灾祸越大，这就是所谓养虎遗患。善于制御四夷的人，不会这样做。对方叛逆暴戾、不肯服从，就应当交战，使其困穷而驯服，然后再同他们讲和；交战由我们决定，和好也由我们决定。因此中国不能让人猜透一隅之计，四夷也不能得到可乘之机。如今我们总想和好，他们总想交战，那么他们就能测知我们的愿望，并用战争向我们邀求利益，这正是他们谋划成功。至于他们真正想要的，也未必必然如此。既然这样，中国为什么要害怕战争而喜欢和好呢？今天尤其应当思考这一点。景德年间交战时，他们的力量已经屈服，谋臣猛将想趁他们失败而痛击歼灭，这是万世难得的行动。若宽贷而不杀，固然会有后悔莫及的遗憾。等到他们以土地为请求时，议论者却不思考长远谋划，竟答应给他们金帛。将近三十年后，请求土地的祸端在庆历初年再次发生，于是又顺从而增加赏赐。庆历距今也三十年了。他知道天子刚刚即位，便想窥探中国防备抵御的深浅强弱，这就是他的谋划。先前那些虚张声势、出言傲慢而提出要求的人，恐怕很快就会把这些事传到朝廷。臣虽然十分愚钝，却不知该用什么办法来抵御他。对方正在窥探我国的防备，如果我们一旦失策，那么他凌辱欺侮我们的势头就不会有停止的时候。要拒绝他而用兵吗？可是平日里畏惧战争，不愿意动用武力。要增加财物贿赂吗？可是民力有限，敌人的贪心没有满足，而国家的巨大支出日益难以供应。用财物来制服他，恰好足以帮助他；借此求取利益，实际上却暗中受到伤害。名义上说是爱惜百姓，实际上却是在残害百姓。形势到了这个地步，不如一任威势决断，不能不用兵。关于用兵的方略，臣敢接着详细陈述。第二点：朝廷畏惧战争已经很严重了，天下士人对此感到疑惑，却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从形势来说，难道是不顺利吗？那么中国本来可以鞭笞四夷，以提高君主的威势。从道义来说，难道是没有事端吗？那么对方傲慢地索求、僭越地请命，接连不断地到来，众人的愤懑也在不断积累。从土地来说，难道是土地广阔吗？那么我国拥有四海，而他不过占据一隅。从军队来说，难道是军队众多吗？那么我国成军百万，而他只有我国的十分之二。从人才来说，难道是人才足以任用吗？那么他们凶悍狡黠的一族，比不上我国众多贤能之士。从财力来说，难道是财富丰厚吗？那么马羊的富足，比不上我国宝货钱币的积累。中国正直而且强大，敌人理亏而且弱小。既然如此，却还畏惧战争，不敢用兵来惩正他们的罪过。议论的人便说：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可轻率议论后妄自发动。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兵器是用来禁止暴乱的，只是穷兵黩武才会受害；战争是用来消灭祸乱的，只是喜好战争才会招致灭亡。国家正有四方边裔侵凌侮慢的祸患，却从未议论过一次讨伐削平的策略，因此中国的气势郁郁不振，天下人心中的遗憾也无法承受。如果有一天奋发扬威，申明九伐的命令，难道会达到穷兵黩武、好战的过失吗？持这种说法的人，拘泥于片面之见，不能应对变化。他们估量如今的形势，必定可以不打仗，只用甜言美语和丰厚财物收买敌心，以求万世安宁吗？即使天下愚夫和迂曲之士，也都知道这不足以收买敌心，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兵战。既然知道甜言厚币不足以收买他，又何必竭尽我国力量，把财物填入卢山深谷，来满足仇敌的力量呢？既然知道兵战不可避免，又何必畏惧兵器和战争的危险，而不设法准备作战的器具呢？从前六国合力攻打孤立的秦国，经过百战却终于覆亡，难道是兵力不能战胜秦国吗？只是因为用土地贿赂秦国，却不知道土地有尽而兵力也会削弱。今天下的形势当然与六国大不相同，然而从辽人与我为敌的情形来说，也有些类似秦与六国的事情。对方经常索取贿赂而不知满足，是想耗尽我国的力量。用贿赂给他而不用兵抵御，又怎能停止他要耗尽我国力量的企图呢？那么臣所说的用兵，也不是大举六军，长驱深入，轻视我国百姓的生命，冒天下之危险，把力量押在一次胜负上，突然铲平他的巢穴。只是应当大力做好防备，先严整防守，其次断绝贿赂，向他表明我们必定作战，最终求得成功。敌人困窘时就卑下顺服，强盛时就骄横叛逆，这是敌人的常情。有田钦祚的胜利，然后才有开宝之盟；有达兰的失败，然后才有景德之和好。如今他肆意凌辱傲慢，不断向我国索求，难道是他的势力果真能乘我国的隙漏吗？只是六十年来，他习惯于国家的仁厚治理，也习惯于我国珍藏的财物年年丰厚赠送而没有穷尽。壮士猛士不敢弯弓向北。他们那一方的人，年少时耳中所听，长大后眼中所见，只知道中国的货财可以取用，却不知道中国的威武不可侵犯。因此他们强盛而不困顿，骄横叛逆日益严重，而卑下顺服日益远去。幸而如今陛下继承帝位之初，刚健如乾、明察如离，光明照耀万物，天威雷怒震惊四海。异域蛮悍的风俗，实在难以预料，而他们正在窥伺我国，正应当乘此机会加强防备，改变防御策略，向他们表明我国绝不宽贷、必加诛罚的意图，以改变他们的视听，摧毁他们的奸心。应当讲求边境防备，申明并严整军政，慎重选择将帅，精心训练士卒，分兵屯驻要地，形成犄角之势；谨慎坚固边界，以完备守御的形势。然后停止每年的贿赂，使他们没有平日积蓄的凭借，那么敌人的各种反复谋划都会穷尽，不知还能采取什么办法。他想以贿赂提出请求吗？那么我国的财物就不再可以觊觎；他想以战争行事吗？那么我国的军队可以使用，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内部既然失去了货贿，力量自然困窘；外部又受到守备的逼迫，势力便无所得。这样一来，如果部族不衰微、党羽不崩溃，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不到十年，敌人必定衰弱。如果不是向我国屈服听命，那么必定逃遁藏匿到幕北寒冷困苦、没有水草的地方，再也不能被看见。到了那时，乘着胜利的势头，收复燕蓟之地，遵循祖宗预先确定的策略，在范阳旧府建造堡寨、设置戍兵，以遏制三路敌军逐渐入侵的趋势，那么功勋将高过古今，福泽也会延及宗庙社稷，岂不是伟大的事业吗？同平日把百万财物交给别人，拱手等待祸患到来相比，哪一种更好呢？

译第三点：如今天下的形势，内部没有强臣跋扈的苗头，外部没有僭越之国割裂的危险。朝廷之上，早晚深切忧虑、苦心筹划而不停止的，只有两边的祸患。臣曾经详细谈过这些，并已在前篇上奏。至于西戎或叛逆或顺服的情状，臣也私下窥察了大概。以五州的土地、数万的民众，竟敢放纵豺狼般的野心，求犯天子的威怒而不知道畏惧，究竟是什么缘故？只是他们的部族日益强盛，而我国控制他们失去了正确的策略。灵武地方广阔千里，内外有山河屏障，草木肥美茂盛，足以作为放牧、耕种和作战之地。可是我国一旦舍弃它，资助了敌人的防守，使西域各羌平坦无阻地合为一体，那么他们的族类增多、势力增强，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前控制北方敌人，必定要打通西域来削弱其援助。如今不能打通，是由于放弃灵武，夏人安处其间，替他们形成遮蔽。西域不能打通，北方敌人便能够彼此联结，而夏人的强悍梗直，哪里能够估量？况且自开国以来，他们或叛或顺本来就不相同。兴国年间，继捧已经奉行朝贡，继迁便成为祸患。因此端拱年间下诏，赐给他国姓，授予节钺，用羁縻办法控制他。到淳化初年，侵掠不停，因此太宗皇帝奋扬武威，决意诛灭剪除。王师一举俘获了他的酋长首领，蕃汉归附的民户有八千多个族群，于是毁坏夏人的城池，把百姓迁入内地。到至道初年，又发动五路征伐，然而各将领延误期限、没有救援，终于败坏了大功，资养残余势力，把祸害留给后世。直到今天，天下人还深深惋惜这件事。等到章圣继位，他立即请求归任蕃地。朝廷虽然察觉其中有诈，姑且致力于平息，于是授予刺史、功臣等名位。后来清远、灵武之战起于咸平年间，两座营垒都失陷。德明年幼弱小，于是有了景德年间的归附。后来元昊狂妄悖逆，于是有宝元年间的僭越叛乱。这些人始终顺逆反复的情状，已经可以看见。赐给他国号，授给他节钺，封他为功臣，加给他王爵，朝廷的恩信已经达到极点。可是这些都不足以使他心悦诚服、屈服其志。于是用丰厚财物贿赂他，以牢固结成盟好，只希望他不侵犯边境官吏，以免劳师动众，这难道是惠及中国、安抚四夷、不战而使敌军屈服的长久策略吗？所以臣说：他的部族日益强盛，而我国控制他的策略失当。何况近年以来，他的服饰、仪容和官号已不再遵循旧俗，全都窃取朝廷制度加以仿用；又多次派遣使者来表达难以满足的请求，屡屡传递文书聚集声势。用这些事情来惊动邻近边塞的耳目，招致逃亡之人，又同他们谋划叛乱事端的萌芽，已经好几年了，而朝廷不加防备考虑，反而顺从并养助他们，实在令人痛惜。臣推测他们叛逆乖张的意图，不过有两种。大的方面，是想举众侵犯边塞，侥幸求取一次胜利，再慢慢图谋发展；小的方面，是想增加我国每年的贿赂，以满足他们的贪心。从这两方面观察，所谓举众侵犯边塞，也未必能够做到，他们只是想增加每年的贿赂，以此巩固自己的势力。兵法说：言辞卑下的，是要进攻；言辞强硬的，是要退却。从前冒顿藏起壮士和健马，不把这些给汉使看，是因为怀有进攻汉朝的心思。用形势声势向人夸耀，难道一定真有相应的实力吗？由此说来，夏人表现出对他不朝不服的姿态，只是想求取增加每年的贿赂罢了。他用声势来向我国夸耀，我国却因此增加给他的贿赂，正中了他的反向谋划。那么他无休止的索求，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是天下人共同应当议论、朝廷最应谨慎处理的事情。即使他举众入侵边塞，胜败的结果也不过两种。战而取胜吗？他就会说我国畏惧他，必定要求增加贿赂；战而失败吗？他又会说是邻近边塞的各羌擅自用兵。提出这种说法，是为了使我国每年的赏赐不断。敌人无论得失都能获得利益，难道我国可以不加筹划吗？不如把内府的财物、百姓的力量拿去供养军队、增强威势，而不是舍弃它们去喂养敌人，使祸害更加严重。事情的安排必有先后，利益也有大小。当前最优先的事情，没有比精练武备、谨慎筹划边防更重要的了，不要被虚张声势惊动，便把自己置于柔弱恐惧的地位。他来就抵御，他走就守备；不要害怕他的军队，也不要接着给他贿赂，使他无法测知国家控制他的办法。这样做，眼前利益虽然小，却可以消除几十年的边境祸患，不再有朝夕之间的忧虑。如果想谋求更大的利益，清除祸害的根源，就一定要先收复灵武。第四点：朝廷放弃灵武，总共已经十年了。议论的人认为那里是异域绝塞，是没有用的地方。从前汉武帝凭借英才雄略征伐天下，取得造阳九百里的土地后又放弃。汉元帝因为采纳‘捐弃’的意见，便停止经营朱崖，不再讨伐攻击，这些事情都足以给后世留下宽裕的遗泽。既然如此，又何必劳损中国的力量，在那里兴起战事呢？臣虽然狂妄愚钝，却冒昧认为不是这样。如今西边各郡，大多与蕃戎接壤，早晚忧惧不安，常有遭受侵掠的危险，正是因为失去灵武，导致他们的疆土逼近我国。况且西域不能打通，北方边境又没有办法削弱敌人，怎么办呢？从前东汉时，西羌屡次骚扰，邓隲想放弃凉州，虞诩认为不可，他的意见说：‘如今羌人之所以不敢进入边塞侵害三辅，成为心腹之患，是因为凉州还在后方；当地人之所以有勇往直前、毫不回顾之心，是因为他们仍是汉朝的臣属。如果放弃他们的境土，或者迁徙他们的民众，必定会产生异心，即使让太公、白起担任将领，恐怕也不足以抵御。’如今灵武长期被放弃，西羌日益强盛，两方边境相互联结，中国的忧患不停，这同上述情况有什么不同？所以臣愚见认为，必须收复灵武，根本性的祸患或许才可以消除。

译那么臣所说的收复灵武的策略，并不是在一年半载之间经营而急求成效，而是要长久坚持、毫不懈怠，务求最终成功。其大略只有三条：第一，离间邻近部族的援助；第二，启发他们向慕归化的心；第三，分兵使他们的力量困顿。西部边境各羌，族类众多，有土地可守，有军队可战；虽然强弱大小各不相同，但彼此不能形成君臣关系，这正是中国借四夷讨伐四夷的凭借。从前景德初年，罗支能够率部族出兵讨伐继迁，最终使继迁败亡。当时议臣想加封王爵予以褒宠，那么今天不附从夏人的，又能说是谁呢？所以应当广泛施行恩惠信义，晓谕祸福，厚赐金帛，重重授予名位器物，以此笼络他们的心、激发他们的力量，必定会有人献出忠义，在夏人内部形成阻碍，使各羌族忙于相互攻战；这样他们对外有所顾忌，对内也不敢抗拒中国，这叫作离间邻近部族的援助。臣又听说，戎族首领的性情，自以为是而且好猜忌。近年以来，即使是腹心之人，也常常遭到陷害诛杀。因此那些作为其属下、身处重要地位的人，暗中都有归附边塞、效忠顺服的意愿；然而又害怕没有容纳他们的地方，退回去便遭刑戮，徘徊犹豫，不能决断。对此正应当选择当地人任用，诱导并准许他们归附的请求，安抚保存他们，并且加以搜求。搜求他身边的奸邪谋士，那么夏人的党羽将渐渐离心离德，这叫作启发向慕归化的心。何况如今西夏的军队不满二十万，已经侵犯我国；他们倾全国军队而来，大体上长于集中兵力，却不长于分散防守，可以独自支撑一隅，却不能同时分兵出现在各条道路。因此，他们侵犯秦陇时，泾渭一带便没有忧患；逼近环庆时，麟府从未受到警报。这些兵力虚实、人数众寡，已经可以看清。假如利用我国犄角相持的形势，再互相援助，他们抢掠东边，我们就攻击西边；他们扰乱南边，我们就追击北边，那么他们的力量将有所不及，士气也会衰败。这就是所谓分兵来困住其势。三条策略再加上长期坚持、毫不懈怠，那么已经失去的土地或许一定能够收复，西域也会出现逐渐打通的趋势，这将是中国几代人的利益。为什么不谋划长远策略，却过分致力于姑息，只希望早晚没有敌寇到来，岂不可惜！如今所谓禁地，是我国不能徒步进入、不能践踏，而敌人却可以在其中放牧；如今所谓巡照，是我国不能张弓向西，而敌人却可以在那里对我国肆意施暴。这样说到国家体统，实在不够壮盛。苛细的法律禁令，只是徒然使自己损耗衰弱，而不敢奋然改变，难道不是害怕重蹈康定年间的失败吗？从前之所以失败，大概是各种事务都松弛废弛，变故突然发生，便没有人能够支撑。拿今天和从前相比，如今边境没有失去防备，军队也已经知道作战，却仍甘心受欺侮，实在也是没有认真思考。第五点：自周代以来，外域的势力逐渐能够抗衡中国，朝廷也时常有派遣将领、动用军队的战事。见于典籍、可以拿来参考议论的，在《诗经》中有《采薇》《出车》《杕杜》《六月》《采芑》《江汉》《常武》等篇，分别列于《大雅》《小雅》中歌咏。至于齐桓公凭借大国的资力起而成为盟主，保护周王室，他对异域所建立的功劳最为显著。虽然《春秋》确实赞许他，孔子也称他匡正了天下，但总的说来，都是致力于攘除驱逐外族，不让他们损害中国，也并不认为四夷难以制服。汉朝刚刚兴起，大乱才平定，羌戎的祸患又屡次发生，所以当时的谋划议论，是在一时不得已的情况下纷纷提出，便以和亲作为主张。于是中国与四夷的界限开始混杂，丧失了区别。时间久了，国家早晚常有四夷之忧，因此有才智谋略和见识的人，探究祸患的根源，致力于制定长远策略，立志用力量平定边境祸患，不愿让他们有一天就侵犯中国。他们的思虑精密，规模宏大，虽然时代不同、事情有变，也可以仿照施行。想要特意设置一名官员，专门主持蛮夷事务，使我国每天治理而他们每天危惧，然后施行三表五饵之术，控制他们的首领，使千家组成一个国家，安置在塞外，这是贾谊的策略。想要迁徙百姓充实边塞，使远方没有屯戍的劳苦，塞下百姓父子相互保全，不再有被敌人牵制的祸患；这同让东方来的戍卒因不熟悉地势而心怀畏敌相比，功效相差万倍，这是鼂错的建议。想要丈量羌人的旧有田地以及百姓尚未开垦的土地，建议停止用兵，分兵屯驻要害，交给他们农事，增加积蓄、减少巨大开支，以等待敌寇自行困弊，这是赵充国的计策。想要让陇西以北、定安以西八郡的百姓，只要罪行不是不可赦免的，都可以把粮食输送给官府来赎罪，同时扩大边境的防守力量，使之成为守战的凭借，这是张敞的意见。如今两边的事端成为中国的大患，百官却不承担责任，边疆的谋划天天劳烦君主和宰相思虑，却没有听说取得成功。天下事务有的被搁置废弃，没有时间修治讲求，那么哪里比得上特意设置一名官员，专门负责此任，使他广泛询问、博采意见，竭尽才智力量来办理呢？这正是贾谊的策略可以施用于今天。三边之地，防御敌人十分严峻，一夜也不敢放松戒备，可是本地士兵没有防守聚集之处；四方凶悍而不得志的人，坐在塞下吃粮，仿佛寄居旅舍，却要督促他们消灭敌寇，那么哪里比得上招募愿意迁往边塞的近边百姓，以及因犯罪而迁徙的人，一概宽待并命令他们长久安居在那里，以充作防卫呢？难道不如用他们来充作御卫吗？这是鼂错的建议，也可以施行于今天。一方稍有警报，四海便有运送粮饷的劳苦，年年搜括、月月征收，竭尽耗损百姓力量，来供养不耕种、不作战的士卒，而这种形势又不能停止。那么哪里比得上招募百姓屯田，开垦塞下的闲置土地，以助成兵足粮足的好处呢？这是赵充国的计策，可以施行于今天。不顾惜国家的公共利益，召集富商运粮入边，却给他们加倍的价格，用官府的财物换取民间的钱币，借浮屠法度脱非类之人，用来办理边地粮饷。哪里比得上宽免百姓因防边而犯下的罪过，命令他们用粮食赎罪，同时也缓解急迫匮乏呢？这是张敞的意见，可以施行于今天。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弊病，大多是在危险之后才谋划；等到暂时安定，便搁置不议，都是苟且追求一时利益，不如古人长期经营、谋求万世功业。因此只要君主和宰相深思极虑，参考求取古今适宜的办法，慎重安排施行，那么四位贤人的策略，谁能说对朝廷没有补益呢？不要说这些只是区区往事、已经过去的陈迹，便不加考察。

译陶又请求把泸州的戎兵迁回内郡，上奏说：‘臣痛切地看到，从前泸州乞弟入侵，起初只是因为索求一件髦骨的价钱这类小事；后来边吏贪图功劳、觊觎赏赐，擅自进行杀戮，以至于军队败亡、将领覆没，一方骚动，使朝廷两次烦劳下令派将西征，调发数万计公私费用，数目无法计算。两蜀地区遭受的创伤，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当初林广统率大军深入敌人巢穴，到了乞弟居住的地方，那里只有几间茅屋，贼人也已经逃走，最终无法擒获。这实在是用天下的力量同蝼蚁计较毫厘，却把百姓的膏血像粪土一样抛弃。这些事情朝廷大臣本来就没有详细知道。后来任命王光祖为泸南安抚，他想生擒贼酋；王光祖倚仗权势作威作福，肆意残虐，蕃汉百姓都遭受祸害，怨恨深入骨髓，经营数年也没有任何收获。这些事情朝廷也没有详细知道。如今泸州内外屯驻一万多军队，制造声势，想要擒获这个贼人，这个策略也太疏略了。想要擒贼却不隐藏自己的形迹，贼人就不可能得到；况且一万军队的费用使运输供给日益劳苦，即使没有敌寇到来，也白白耗损民力。臣愚见认为，乞弟是死是活、归顺还是叛逆，不值得再烦劳圣上忧虑，应当一概搁置不问，只把重兵迁回内郡，以节省额外费用；告诫边臣守卫疆场，表示不一定要擒取他，关键是经过年岁推移，终究应当取得成效。’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因擒获果庄，论述西羌、夏人事务，写劄子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熙河路上奏生擒果庄，百官称贺，朝廷内外一同庆祝。臣愚昧无知，却私下认为安危转变的关键正在今天。如果应对得当、处置有方，那么安定边疆、使百姓休息必定从这里开始；否则将领骄傲、士卒懈怠，把胜利变成灾祸，也就不足为怪。所以臣想请求陈述前后招致敌寇的原因，再论述如今对待敌人的要领。虽然狂妄愚钝、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也是臣子通常应尽的职责。从前先帝多年用兵，虽然中国疲敝，但夏人困顿挫折，也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横山一带边境长七八百里，不敢耕种的地方达到一百多里。每年的赏赐既已停止，和市贸易也断绝了。敌境中绢帛价格达到五十多千，其余老弱不断转徙，牛羊损坏死亡，所损失的东西实在数也数不清。他们在饥饿瘦弱之后，才开始请求归附边塞。当时执政大臣谋划不深，因中国厌恶战争，便接受了他们的使者。每来一名使者，所得赏赐和贸易收入总计不下五万多匹绢。使者回去后以每匹五六千钱卖给本国百姓，百姓大为高兴。一名使者所得通常不下二十万缗。使者来了五六批，过去多年停发的岁赐便可以轻易恢复。’ 这样既使他们借助我国的资财来施恩于本国百姓，使百姓吃饱后产生奋发之心，又使他们窥见我国厌战求和的意图，以为决定作战还是求和的权力都在自己手中，因此轻率侵犯边疆。有利就进攻，不利就再次求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当时大臣因敌人的请求，只接受其言辞而不接纳其使者，并且下诏让边臣同他们往返商议；所取得的新疆土和取舍全由我国决定，等到他们的言辞和意图屈服、约束条件明确坚固之后再接纳，那么敌人即使背恩反复，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迅速。敌人虽有轻视我国的意图，但没有得到西蕃解除仇恨、结成友好，也不敢贸然行动。阿里库，是栋戬的贼臣。他挟持契丹公主，杀死栋戬的两位妻子。栋戬死后，阿里库隐瞒消息不发丧；过了一年，众人安定下来，他才诈称自己是继承人，伪造以果庄、温希沁等名义写的文书，向朝廷请求任命。当时执政大臣如果让边臣审问果庄等人：‘阿里库应当继立却没有继立吗？如果朝廷依从你们的请求，便授予节钺，阿里库就真是你们的君主了。你们能像臣事栋戬那样臣事他吗？’如果这些人无言可答，就说明各羌已经心服；他即位以后必定能统一各部，我们又何必再求什么？如果他们不服，那么事端就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爵命尚未下达，过错不在我国。他们既然一国有三位首领，我国就分别施恩赐礼，分别授予相近等级的使职名额，果庄等人各自得到所求，也应当没有忧患。’ 当时执政大臣没有深思这一点，只把省事当作安定，因为对方妄自请求，便顺手授予节钺。阿里库自己知道不应当继立而忧惧，果庄又要讨伐他，所以他想借助西夏的力量来抬高自己，于是开始谋划解除仇恨、结成友好。果庄也不满朝廷让贼臣做自己的君主，因此愤怒地侵盗边境。夏人知道各羌已经叛离阿里库，便起兵同他结好。这就是臣所说前后招致敌寇的原因，是明主不能不知道的。虽然过去的事情可以不再追究，但可以作为将来的鉴戒。元昊本来怀有大志，长于用兵；亮祚承受天性凶狂，轻率使用民众，所以他们造成的边患都经过多年才平定。如今梁氏专权，向来同许多人不和，正忙于内部相互图谋，凭着创伤残破、呻吟困苦的余力，哪里能长久同中国为敌？终究会被察知他们的奸谋，大概不是元昊、亮祚可比的。他们以为二圣在位，恭敬沉默、谨守成业，仁慈宽恕的心意远近皆知，必定没有动武的意图，于是可以肆意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兰防各城、鄜延五寨，好言请求得不到满足，势必胁迫朝廷服从。他们认为猖狂之后，提出请求没有得不到的，谋划不过如此。如今又听说朝廷向各路降诏，命令并勉励战守，深刻说明逆顺曲直的道理，这本来是当前的急务；但诏书中也允许夏人自行改过自新。臣痛切地认为，朝廷对他们开放得太容易，接纳得太迅速，还没有交战一次，厌战求和的意图已经显露在外面，这又重蹈了前日的过失。臣非常惋惜。如今如果听说果庄已经败亡，或者有逐渐请求归附边塞的谋划，他们一定会先说一番恭顺和凶狠相杂的话，接着提出无休止的请求。如果朝廷再次接纳他们的使者，那就是作战还是求和的权力都在敌人手中，有所请求就必然得到，不能得到就必然叛乱；即使偷得一时安宁，也一定会引起无穷的事端。因此臣希望明主在内审慎防范，深切诏告大臣，秘密敕令诸将：如果夏人请求归附边塞，应当接受他们的言辞却拒绝其使者，然后明确敕告边臣说，夏人所受朝廷恩惠极其丰厚，却无故侵犯顺服之国；如今虽请求归附，反复无常仍难以保证。如果确实改变心意、向慕归化，就暂且让他们同边臣商议；如果言辞和意图还没有十分屈服，约束条件还没有十分明确坚固，就暂且拒绝，以表示我国虽不违逆他们的善意，却也不急于求和。他们如果真心归服而来，即使我国尚未接纳其使者，也不会在往返商议之间立即再次盗犯边境。如果不是真心归服，那么即使我国完全敞开心怀、像从前一样接待他们，又能保证他们不叛乱吗？今年泾原的入侵，难道是我国待他们不周到吗？只要我国士兵训练精熟、粮食充足，斥候侦察精明，敌人不能取得大的战果，不过几年，他们必然自行折损困顿。

译如今虽然暂时有些劳苦，日后必定能够坚定安定，这就是臣所说的正确做法。当前对待敌人的要领，也是明主不能不知道的。如今朝廷的意图在于使百姓休息，不惜自己屈身，而臣却进言想让他们的请求更难实现、不急于求和，似乎同圣意不同。然而古代圣贤想要施行自己的意图，必定会用委曲周全的办法来实现，从来没有只凭直率心情径直施行就能取得其意图的。若权衡利害，推究最终结果，那么臣愚昧的计策对于安定边疆、使百姓休息，必定能够长久而稳固，同圣意原本没有一点不同。但臣私下揣度，朝廷中似乎想把害怕惹事当作没有事情，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治理国家不能主动生事，也不能因为害怕事情而不作为；害怕事情的弊病同主动生事一样。譬如没有病却服药，和有病却不服药，都可能杀人。主动生事，就像没有病而服药；害怕事情，就像有病而不服药。先前阿里库请求任命，人人都知道不应当答应，朝廷却答应了，只求无事，然而事变的发生竟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难道不是有病却不服药吗？如今又想立即接纳夏人的使者，这就是病还没有除去，药却先停了，同前面的情况有什么不同？臣在侍从之中受恩最深，蒙受的委曲保全也同众人特别不同，所以敢于越职先行进言，不胜恐惧惶悚、等待治罪之至。二十七日，苏轼又请求下诏命令边吏不要进取，并论述果庄事务，写劄子上奏说：‘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先使敌人内心服从，其次使敌人的力量屈服，那么战争容易解除，功业容易完成。如果不能使其内心服从，只依靠武力，那么即使战胜，敌寇反而会更加深重，何况不能取胜呢？即使功业完成，战争仍不能解除，何况功业不能完成呢？近来西方多年用兵，先帝的本意本在于吊民伐罪，但贪功生事的大臣只致力于杀人争地，得到一寸一尺土地也不问利害，先筑城堡、设置州县，使四夷憎恨畏惧中国，以为朝廷专门想夺取土地，不把我们的族类全部消灭就不会停止，因此他们合力拼死作战，没有人真正服从。如今虽然朝廷爱惜生灵、厌恶杀戮，不致力于长远谋略，但他们还没有相信这种心意，憎恨畏惧也没有减退；内心既不服从，便只有较量力量，等到力量屈服，真实情况才会显露，胜负还未可知。今天刚刚俘获果庄，威势震动异域，边臣逞强争功，都想建立功劳，以为河南之地举手顾盼之间就可以取得。即使真的得到，也免不了筑城堡、屯军、设置官吏、积粮守卫，那么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休息呢？从前王韶取得熙河，全军独自取胜；假如王韶有长远考虑，只诛杀叛逆的人，而把忠顺者安置下来，只任用他们的豪酋，那么今天还会有什么事情呢？’ 之所以兵连祸结、使中国疲惫困弊，就是因为把那里的土地设置为郡县。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后悔，而将来的事情又不以此为戒，如今又想取得讲王城，说这是要害之地，不可不取。唐朝强盛时，安西都护府距离长安万里；如果说到要害之地，那么从这里向西没有一处不可以夺取。假如让各羌知道中国有不断进取的意图，那么敌寇会更加深入，战争也不会解除，其祸患哪里能够估量？臣希望陛下深切诏告边吏：叛逆就讨伐，服从就安抚；从今以后，不要夺取一寸土地，不要焚烧房屋，不要杀害老弱。这样经过一年，各羌就可以通过传递檄文而平定。然而朝廷的深意也很难使人明白，将帅未必会服从。即使天天下发文书，终究恐怕没有益处。应当驿传召陕西转运使一人赴朝，亲面对他加以敕令告诫，使他回去晓谕将帅，并察看有谁不按诏令行事。臣又私下听说，朝廷议论认为果庄侵犯顺服之国，罪当诛死；但把他看作化外之人，不值得深加责罚，保全他的子孙和部族仍足以使其在边境横行，保全他的首领来牵制其心，把他作为重要人质，或许可以取得他的效用。这确实是当前的良策。然而臣私下料想，果庄凶悍豪强，素来尊贵，如今老病将死，必定不能甘心长期困辱而求生。他知道自己活着终究不能回去，只会使臣子们犹豫顾忌，不敢再报仇，必定会绝食求死，以激发其部众的愤怒。’ 激发他们的愤怒。即使不是这样，年老多病、忧愁愤懑，也不是长久活下去的办法。果庄如果死去，他的臣子必定一心报仇，必定同阿里库联合，向北与夏人交往；这正是蛮夷在同一条船上遇到风浪的形势，他们的交往必定牢固。温希沁夹在阿里库和夏人之间，土地狭小、力量薄弱，形势必然危险。如果他被兼并，而我国不能救援，使两个敌人联合起来，从三面窥伺熙河，那么这种祸患就不能用一两件事来计算了。按照臣的愚见，可以下诏让边臣同果庄约定：如果他能让自己的部族讨伐阿里库，并接纳赵纯忠，就释放你活着回去；以天地为证，表明一定守信。果庄如果答应，就逐渐提高他的富贵地位，使他相信我国、明白朝廷的深意。果庄既然有生还的希望，就不会谋划求死，他的部众一定会听从。凭果庄的部众联合温希沁讨伐阿里库，形势必然能够取胜。取胜并接纳赵纯忠之后，即使释放果庄回去，也可以没有忧患，这是必然的趋势。西羌本来同夏人世代为仇，果庄本来也同阿里库不和；如果许诺释放他回去，他的部众必定彼此攻战，即使不能杀掉阿里库，也足以使两个盗贼互相猜疑而不能联合。从前太史慈同孙策交战，险些杀死孙策；孙策后来得到太史慈，却释放他不杀，放他回豫章，最终建立了奇功。李愬得到吴元济的部将李祐，替他解开捆绑而任用他，同他一起起居，最终擒获吴元济。不是豪杰名将，不能实行这种超出常规的事情。议论的人有的说，果庄之所以被擒，也借用了近边各酋豪奋力作战的力量；双方仇怨已经很深，如果放他活着回去，这些人必定没有保全之理。臣认为不是这样：如果果庄死在中国，这些人的仇恨必定更深；如果让他活着回去，他们对这些人的仇恨反而较浅。这些人依靠中国作为援助，足以自保。自古以来西羌的祸患，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解除仇恨、结成同盟；如果各处都成为他们的仇敌，正是中国的利益，没有什么可疑虑的。臣越职进言，不胜恐惧惶悚、等待治罪之至。

译十月七日，苏轼又请求约定让果庄讨伐阿里库，写劄子上奏说：臣近来私下看到刘舜卿的贺表，详细说明阿里库的罪状；又私下听说刘舜卿上奏请求削夺阿里库的官爵。随后又听说阿里库上章请求朝廷授命。议论的人有的想允许他自行改过。依臣愚见，这两种主张都不妥当。为什么呢？阿里库凶恶狡猾、反复无常，必定没有改过自新的道理。如今听说他的女儿已经嫁给梁伊伯的儿子，推想长远来看，他们必定会合力拼死，共同造成边患。他如今上章请求授命，大概是因为部族刚刚被击破，众叛亲离，害怕我国乘胜进讨，力量不能支撑，所以隐藏实情、忍受耻辱以成就大事。如果让他休息几年，积蓄力量、养精蓄锐，借我国的爵命来威胁各羌，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人，等羽翼形成、西北相互呼应，必定会成为中原的忧患，不只是一个地方的祸害。况且夏贼违逆天意、侵犯顺服之国，本来是因为轻视朝廷，认为朝廷一定不能讨伐。如果现在立即答应阿里库的请求，那么他的估计确实没有错。西蕃的小丑，早上叛逆，晚上就允许通和，那么夏国的请求也会没有不答应的。两个敌寇漫天作恶而神色自若，想作战还是求和都可以，那么西方的忧患将永远不会停止。然而如果于是听从刘舜卿的请求，削夺阿里库的官爵，就必须发兵深入进讨。他刚刚失去大首领，全国戒惧，我军深入其中，假如没有其他奇策，恐怕难以达到目的。臣愚见认为，应当让边将发送丰厚财物，派遣善辩之士离间他的腹心，破坏他的羽翼。如今听说温希沁等各族已经被他劫持，势力不能行动；而且凌戬就在他的身边，表面行迹相同而内心并不一致。如果采用臣前面的计策，让边臣同果庄约定：如果他能让自己的部族联合温希沁、凌戬等人讨伐阿里库，接纳赵纯忠，就许诺释放他活着回去。这正是所谓以敌人攻击敌人，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如果朝廷立即允许阿里库通和，就必须推诚相待、表明真心，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不可再使用计谋来图谋这个贼人。几年以后，他必定自行飞扬跋扈，这就是所谓养虎遗患。因此臣希望朝廷既不接受他通和的请求，也不削夺他的官爵，暂且保留而不论，将他置于法度之外，暗中让边臣设法图谋他，这似乎才是得当的策略。臣屡次冒犯圣听，罪当诛死。元丰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苏轼任定州知州，又请求增修《弓箭社条约》，上奏说：臣私下看见北方敌国长期和好，河朔没有战事，防边各郡的军政逐渐松弛，将领骄纵、士卒懒惰，遇到紧急情况恐怕不能使用。他们的武艺和军装，比陕西、河东差得远。即使根据目前的边防形势，三五年内必定没有紧急警报，然而身处安定而考虑危险，是国家一贯的道理。若平时不预先讲求备战之事，就难以应付突然的变故。如今河朔防边各军，从未出征，终年坐享粮食，按理应当富足强盛。臣近来派遣所征辟的幕官李之仪、孙敏行，亲自进入各营察看详情，确知禁军大多贫困窘迫，妻子儿女衣不蔽体，十之六七处于饥寒之中，房屋大坏，不能遮蔽风雨。详细询问其原因，大概是将校不严肃，搜刮掠夺、索取财物，任意放债取利，已经习惯成风。将校先违法而且处理不公，军政因此无从整顿，所以军人通常都饮酒赌博，行为过度放纵。这三种弊病不停止，即使是禁军，也免不了受寒挨饿；既然轻视犯法，动不动就逃亡，这难道是长久安定的办法吗？臣自从到任以来，逐步申明并严厉执行军法，逃军和盗贼已经明显减少，希望经过一年半载，能够革除这种风气。然而臣私下认为，防边禁军遇到紧急情况终究不能使用。为什么呢？骄纵懒惰已经很久，胆气和体力都消耗疲惫，即使只是到附近戍守、执行短途差役，也常常要和妻子儿女哭泣告别；穿上铠甲、拿着兵器，走十几里路，就已经气喘流汗。臣如果严格训练他们，昼夜勤加操练，训练奔跑、驰骤、坐立起行，使他们能够忍耐辛苦，那么这种声势一旦传出去，北方敌人就会疑惧畏服，或许反而会导致他们惹事。臣考察祖宗以来，在防边要害屯聚重兵，只是为了壮大国威、消除敌人的谋划，大概就是所谓先造成声势而后具备实力、以形势压制敌人的办法。若要进攻深入、两军交锋，仍然应当兼用禁军；至于平时保卫疆土、准备防御，小股盗寇则必须专门使用边远地区的当地人。这是古今不变的论断。鼂错为汉文帝谋划备边策略，不过两件事：一是迁徙远方人口来充实空虚的边地，二是治理边县来防备敌人。宝元、庆历年间，赵元昊反叛，屯兵四十多万，配发、刺配、宣毅、保防等军二十五万人，都没有得到有效使用，最终没有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人专门致力于整顿蕃汉熟户弓箭手，因此封殖他们的家业、磨炼他们的能力，使边疆形成一道藩篱；盗贼来时无所得，所以赵元昊才称臣。如今河朔西路临近边境的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行团结组成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低，每户出一人；又自行推选家资、武艺为众人所佩服的人担任社头、社副、录事，称作头目带。他们背弓锄地，佩剑砍柴，出入山坡，饮食和长期的技能，都同北方敌人相似。社中私自制定赏罚，比官府还严；分班巡逻，铺屋彼此相望。若有泄露北方敌情，或本地强盗未能捕获，当班的人都要受重罚。遇到紧急警报，敲鼓集合众人，片刻之间就能召集一千人。武器、铠甲、鞍马，平时总像敌寇将至一样准备着。因为亲戚和坟墓都在那里，人人都愿意为自己而战，敌人非常畏惧他们。臣查问得知，元丰二年，北界有一伙盗贼，约二十多人，在两界交界处不断抢劫，长期作乱而未被击败捕获。北平军大悲村本社的头目冉万、冉升以及长行冉防等，率领社员同盗贼交战，追赶并捕杀他们，一直追到北界地名北当山峪之内。冉万射中了贼首徐德，冉防追上去砍下并取得他的首级；冉升也砍杀了第二个贼首贾贵。本路保明后上报朝廷，已经在班行中安排奖赏。由此可知，弓箭社的民户勇猛善战，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使用。先朝担任定州主帅的名臣，如韩琦、庞籍，都特别重视安抚这些人，把他们作为爪牙和耳目使用。庞籍又增删了他们的约束、赏罚条文。奏请获得仁宗皇帝的圣旨，现今都还保存着。

译去年熙宁六年实行保甲法，依据当年十二月四日的圣旨，强壮弓箭社一并实行废罢。到了熙宁七年，又依据正月十九日中书劄子的圣旨规定：两地承担供输的民户，除原有的弓箭社强壮、义勇之类仍按旧制保留外，不再编排为保甲。详细考察上述两次圣旨，只有两地承担供输的村分可以照旧设置弓箭社，其余都应废罢。虽然有上述指挥，但公私之间相承沿用，原本并没有废止，只是命令弓箭社中有两名丁男以上的民户兼充保甲，以至于追捕本界及化外的盗贼时，都驱使弓箭社民户向前效命捕杀。如今州县实际上完全依靠这些人在昼夜防守，显然弓箭社确实是边防所需要的力量，其势绝不能废除。但因为兼充保甲的缘故，召集、追呼使他们劳苦耗费而失去生计。如今虽然名目还保存着，实际作用却比过去差了。臣私下认为，陕西、河东的弓箭手由官府发给良田，用来准备铠甲和战马；如今河朔防边的弓箭社，全是民户祖传的田产，官府没有丝毫供给，却捐躯守卫边疆，器械、铠甲、鞍马同陕西、河东没有不同，劳苦和待遇却相差悬殊，尚未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近来霸州文安县以及真定府北寨都有盗贼惊扰劫掠民户，捕盗官吏束手相视，毫无办法，凭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禁军和弓手全都不能胜任。假使州县各处都有弓箭社，民户拼命尽力，盗贼哪里敢轻易侵犯边寨，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呢？臣已经告诫本路将领和官吏，申明并严格执行赏罚，加意安抚这些人。即使他们离开了，仍然随即重新发给他们使用。臣想把庞籍旧日奏请的约束稍加增删，另立条目。请求朝廷立法，稍微给予优厚待遇，明确设置赏罚，以表示惩戒和劝勉。如今已经秘密仔细取得文书，查明本路最边远的定州、保州两州，安肃、广信、顺安三军边面七县一寨所管辖的地区，自来团结成弓箭社的有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认为可行，立法之后，再命令将吏经常加意安抚，使三万多人分班昼夜巡逻；边境小股盗寇一来就捕获，不至于习惯懈怠而产生敌对之心。而且一切遵循旧制，没有改动，敌人不会疑惧，也没有理由惹事，有利无害，明显可见。谨将所请求立法的具体条目列在下面。一、详细考察嘉祐四年庞籍已经获得朝廷圣旨的事项，除现今可以施行的以外，有些当时的情况同如今略有不同，必须有所增删；现在参照考订如下各项。弓箭社民户，只要是长期以来已经团结的地区，就依照现今已经施行的体例，不论财产高低、丁口多少，每户都选择一名强壮男丁充任弓箭手。【贴黄：家资丰厚而强壮的人户与下等人户各出一丁，虽然似乎不均，但这一做法实行已久，下等人户没有异议请求，而且一切仍按旧制。若上等户再增加差遣人数，只怕实行新法之初人心不安。又因为保甲法即使对上等户也只差一丁，所以如今不敢增删。】每个社设置社长、社副、社录事各一人，作为头目，并且要选择有财力，或者品行、才能、技艺出众而受到众人推服的人，才可以差补。农事空闲时，交给头目经常切实管理，检查、练习武艺，务必使其精熟整齐。如果没有盗贼，不得在规定时间以外随意召集。每个社有一百人以上的，选择青壮年三人；不满一百人的，选择二人；不满五十人的，选择一人，充任急脚子，并轮流每月更替一次。专门让他们侦察报告盗贼情况；如果侦报不实，或者拖延错过时限，导致捕捉失误，都要报告官府，请求严格审断。各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或盗贼，都必须击鼓召集。若平常社内击鼓而有人听不到，每次罚钱一百文。若社内一两村合为一火，因地势稍远而听不到鼓声的地方，就在紧急时派急脚子呼唤。若强盗进入村中，击鼓召集后已经到达却不进入捕贼的，罚钱三贯。若三次被罚一百文，或一次被罚三贯，而又各自再次犯禁，都送交所属机关严加防治。若能捕获强盗一名，除依条支给赏钱外，再请求支钱二十贯；如果两次捕获，除照前支给赏钱外，还给本户免除一年差徭；如果三次以上，再免一年差徭，凡没有差徭可免的，各另支钱十贯折充。若捕获窃盗一名，除依条支给赏钱外，再支钱二贯以上，钱由社内罚款充用；如有不足，由全社众人平均补足。各社每人置弓一张、箭三十支、刀一把。其中独丁户及贫困无力置办的，允许置枪一杆和捍棒一条。缺少其中一件的，罚钱五百文。弓箭不能发射，或者虽有器械却不精良的，都罚钱二百文。若完全不置，便报告并送交所属机关，请求按查防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各社每夜轮流派十人在本地区往来巡察；本县仍每季度发给历书一道，委托本社头目抄报当班巡逻人的姓名。有不到岗的，罚钱二百文。若本地区发生盗案，责成本社监督催促当班巡逻人依限捕捉；期限已满仍未捕获的，送交官府，视情处置。所发历书，除每季度缴回更换，以及知佐下乡时顺便防查之外，不得在规定时间以外索取。弓箭社民户出入，凡在外住宿一夜以上，必须报告本社头目及邻近同保的人；违者罚钱三百文。社内遇到捕捉、杀伤贼盗，因交战而致人死亡的，除依条由官府发给绢帛外，再给钱十贯交付其家属。受伤严重的，减半发给；并用系省钱充作社内所缴的罚钱，令社长等共同封存登记、负责管理。必须遇到社防中应当施行酬赏的事项，才可以当众发给；一经破用，就不得私下另作支用。社内遇到丰收年，只能在春社、秋社两次聚集防守，并借此检查、整备器械；规定时间以外不得任意纠集、骚扰。以上都是庞籍发起请求并已经获得朝廷圣旨的事项。自熙宁六年圣旨废罢以后，民间一直照旧私下实行，现在命令参照考订，增删修定。

译一、弓箭社民户因为同强敌为邻，各自守护骨肉亲属和祖坟，昼夜不停巡逻侦察，因此巡检、县尉完全把这些人当作耳目和臂膀来使用。每逢冬季教阅时，本社弓箭民户中凡编在保甲名额内的，都必须召集教阅一个月。那些负责捕盗的官司不敢放心，甚至对于化外盗贼也是如此；盗贼既然知道各社民户被召集后村堡空虚，便都产生窥伺之心，公私上下都忧虑恐惧。再加上民户被召集整整一个月，各种费用不少，实在深受其害。臣私下认为，保甲民户每年冬季教阅，本来就是为了塞责，和一般人的习俗相似；弓箭社则以战斗为生，睡觉、吃饭、起居都不离弓马，出入守望时常常携带器械，他们的形势不可能变得生疏。请求今后弓箭民户不再充任保甲，仍然免除冬季教阅。【贴黄：保甲法规定必须是主户有两丁以上才开始差充，而弓箭社有一丁以上就差充，因此不会有已经充任保甲而不充任弓箭社的民户。如今所请求的，只是本社民户不再充任保甲，不过是减除重复的虚名，并不是让他们侥幸免除差役。】这显然没有妨碍，同时可以使民户稍微免除无益的费用，专心守御；又能避免教阅集合的月份村堡空虚而产生敌意，使公私都能安枕无忧，益处十分明显。减免保正、保长的差役，改为令他们充任本社守阙头目。一、弓箭社民户既然承担泄露敌情、放走盗贼的责任，动不动就被罚钱定罪，并且还要平均出钱供给赏赐，显然他们同其他民户的劳苦和待遇不同，按理应稍加优待。请求弓箭社民户一律免除两税折变和科配。如今已经查取本路州军免除折科的钱物数目，按照和买的价格标准计算，每年只需多支出钱七千九百九十八贯五十六文；却可以获得三万多名精锐可用的民兵，费用少而利益大，毫无疑问可以施行。一、弓箭社头目都是乡村中有财力、有胆识的人，责成他们整顿众人、保卫境土，也必须另外加以表彰和奖励。请求确定任期，每任满三年；如果没有泄露敌情以及情节严重的私罪，交由本县令、佐及捕盗官保明，申报安抚司，发给公据；犯公罪杖刑以下的，听其纳赎。又任满三年没有上述过犯的，仍由保明发给公据，免除本户差徭。其中另有功劳的，交由安抚司酌量；如果确实有显著成效，即使未满上述年限，也照同类办法施行。如果还有重大的功绩，难以按通常规格论赏，就交由本司上奏请求记录功劳并加以任用。一、弓箭社所属地区本来就是民户私下自愿相互团结，都是边缘地区的人，众人共同约定在险要处防守，实行已久，北方敌人并不疑惧。因此庞籍奏请时，只是根据旧制略加约束。如今不可再改动地区，也不可增加团结设置的地方，永远只以现在所管的五百八十一村为定，以求一切遵循旧制，不至于张皇扰动。若本地区内民户分家析产，就各自依据户籍确定差役；若外来民户典买到本社田地，也允许收入并差充为弓箭社户。若在两处都有田产，不得因此带免别处的折变，交由所属官司经常切实察觉。【贴黄：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中，有八十九村属于两地供输民户。查考上述民户，原本只是有些小小的虚名，税赋一向由北界派人过来计量查验，本县集合各户承担供输；这些民户都是一心守卫边境、值得信任的人，切实担心朝廷想要了解其真实情况。】一、如今立法整顿弓箭社民户，并免除冬季教阅，就必须由安抚司随时差官按察巡视。其中有武艺、胆力出众的人，必须按例给予物品和奖励。不仅是为了使民户争相勉励，也是为了让他们感受到朝廷和将帅的恩意，遇到紧急情况便容易驱使。如今查得所辖两州三军中，弓箭社民户兼充保甲者，每年冬季教阅按例赏赐需用钱一千五百八十二贯七百八十八文。如今既然免除冬季教阅，保甲司就应当拿出上述钱数，交给安抚司作为奖励之用。但人数很多，上述钱数太少，支用不足。请求每年拨出五千贯，除去上述钱数外，其余都用本路回易库现存的钱补充支付。以上谨将各项列述如前。臣私下看见西山之下、定州与保州之间，山势开阔、河川平坦，没有陂塘险阻。澶渊之战以后，敌人从这里入侵。如今本路只有战兵二万五千九百多人，分屯在八州军。如果有紧急警报，尚且不足以守卫，何况用于作战呢？议论的人有的认为保甲之众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依靠。臣私下认为，保甲都是普通平民，集合教阅只是一月，武艺没有理由精熟；平时又没有丝毫官府利益可得，每年按赏例所得的物品，还抵偿不了集合教阅一个月的费用。一旦把他们驱赶到战守和死地，恐怕未必可靠。只有弓箭社民户所处的地方，都是必须争夺的地区，世世代代相传，成年起便同敌人作战。若朝廷允许依照臣所请求，稍微优待这些人，既免除折科，间或又赎罪免役，每年用五千缗赏赐其中最优秀的人，深厚地表达朝廷和将帅的恩意，那么这三万多人，才真正是长久可以依靠的力量。如今抄录嘉祐四年庞籍奏请并获得圣旨的事项，同时抄取本路两州三军弓箭社各火人数、免除折科后每年和买所需钱数，以及每年免除冬季教阅所省下的按赏例物品数目，连同前文一并呈上；又绘制地图一面，标出相连的边面以及各社居住所在，随奏状进呈。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详细斟酌后施行。谨抄录此奏上报，恭候敕旨裁决。《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御边 宋哲宗时，左司谏苏辙论述西部边防警备，上奏说：“臣近来上奏请求趁夏国派使者入朝进贡之机，把他们侵占的土地归还他们。臣私下听说朝廷已经下诏准许。伏惟陛下包容荒远之地的德量同天地一样广大，使西部边境的百姓从此免除运输军粮的劳苦，脱离战争的灾祸，天下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了。然而臣听说兵法，接受投降就像接受敌人一样。夷人、羌人有野兽般的心性，见到利益便忘记道义，即使以恩德信义深厚地结交他们，也不可暂时放松预防意外的准备。何况朝廷这些年以来出兵攻讨，深入他们的土地，夺取他们的疆土；如今虽然用恩礼接待他们，他们怨恨毒害的心意一定还没有马上忘掉。若在交付所赐城寨、确定边界之际，趁我方没有防备，突然肆意猖狂，便会被四夷取笑，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臣认为应当明确加以约束：所赐城寨必须等各路帅臣安排妥当，搬运器械铠甲，调拨兵马，各项事务全都办好，确定日期，然后才可以同他们交割。在事情办妥以前，不得让一个人或一匹马提前窥伺。仍应指挥沿边将吏，常常加强戒备。趁夏国刚刚重新取得被侵占的土地、谨守盟约之际，招募补充士卒马匹，充实仓廪，安抚熟户，始终像敌寇将至一样戒备，不得因为同他们讲和而稍有松弛。” 这样经过几年，朝廷经常致力于怀柔，以改变他们想要报复的心思；边臣经常设置防备，以挫折他们向内侵扰的意图。臣认为几年以后，一定不会再有后患。即使他们背叛，而边防谋划已经完成，士气也已经恢复，估量其事势，也不值得深深忧虑。何况他们背弃恩德、违犯正道，是他们理亏而我方理直；即使是羌人，也应当知道自己不对。这足以使我方百姓安坐而增长勇气，战胜敌人的办法，从今天就开始了。只希望陛下深切诏告大臣，处在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常把告诫、敕令边吏作为要务，那就是国家的福分。” 苏辙又论述兰州等地，上奏说：“臣私下看见，先帝趁夏国内乱，在熙河路出兵攻讨，增置兰州；在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议论的人讲求利害，长久不能决定。一种意见说：兰州和五寨所在之地险远，粮饷运输不便。如果竭力固守，就会使中原困顿，羌人得以养精蓄锐、窥伺空隙。总的说来长久无法维持，终究不得不放弃；与其等到危急之后再放弃，不如趁现在无事时举而交还给他们，还足以显示国家的恩惠。另一种意见说：这些地方都是西部边境的要害，朝廷耗费钱财出兵，才勉强取得，应当聚集军队、积存粮食，构成金城汤池般的坚固防御。兰州向下俯临黄河，处在西戎咽喉之地；上游多有肥沃土地，略加设置堡障，便可以招募弓箭手，作为耕作和作战的准备。自从开拓以来，已经修治道路，都可以通行大军。若一举放弃，熙河必定有白天关闭城门的警报，这就是所谓借兵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势必成为后患。”这两种议论，臣听说很久了。然而由于夏戎背叛，虽然多次派遣信使，却没有恢复臣属之职，也没有请求归还侵地，所以朝廷没有理由主动提出放弃防守的议论。如今听说他们派使者来庆贺登极，使者还没有出境，来使又到了，讲和并请求土地，这件事必定会在这次行动中提出。” 即使朝廷大臣的议论已经详细成熟，小臣忧虑国事，不能默默不说，还是曾经查核事实，认为前面所说放弃防守的议论，都不是妄言。然而朝廷应当决定听从其中一种意见；要作出决定，就应当讨论时势是否可行、道理谁曲谁直、计算利害多少。如果三方面的得失都摆在眼前，那么放弃防守的议论就可以一句话决定了。什么叫时势是否可行？如今皇帝陛下年纪尚轻，居丧期间不言语，恭敬沉默而思考治道；太皇太后陛下在帘帷之中听政，把天下事务交给辅政大臣。在这种时候，安定平静就力量有余，轻举妄动就力量不足，有利于安抚，不利于征伐。如今若坚持防守而不归还，西戎必定前来争夺；一旦发动战争，顷刻之间就会发生变化。遇到紧急情况，将向谁咨询决策？何况陕西、河东两路近来屡遭用兵之苦，民力困乏，创伤尚未恢复；一听到战事，没有人不惶恐顾虑。若外患不能解除，内部变乱必然相继发生，这就是所谓时势可以放弃而不可防守的第一点。什么叫道理谁曲谁直？西戎近年对朝廷本来没有大的罪过，即使梁氏废黜、放逐自己的儿子，边境外臣本来也不必用中原的法律来治罪。先朝一定要讨伐，只要诛杀罪人，扶立孤弱，即使是异域之族，也将服从听命。如今却割取他们的土地建造城池，用来为自己封殖扩张；即使是我国中原之人，也只知道这是谋利，而不知道这是义举。曲直的分别，不必多说也可以看见。古代论兵的人认为，理直就强盛，理曲就衰老。从前仁宗在位时，元昊违抗命令，连年入侵，边臣失职，败亡接连不断。然而四方士民带着粮食奔赴战场，只怕落在后面；即使把尸骨抛在荒野，也不以此为怨，军民争相奋勉，边防最终牢固，中原也逐渐安定，没有土崩瓦解的势头。为什么呢？因为知道理亏在元昊，而用兵是朝廷不得已的事情。近来出兵向西讨伐，虽然一胜一负，但计算损失，还没有康定、宝元年间那么多。然而边地之人愤怒怨恨，天下人叹息，土崩瓦解的忧患，垫脚即可等待。为什么呢？因为知道理亏在朝廷，这不是不得已的战争。如今若坚持守住侵占的土地，吝惜而不归还，就要承担理亏的非议，使关右的子弟肝脑涂地；臣恐怕边地之人从此产生怨恨叛乱的意图，这就是所谓道理上可以放弃而不可防守的第二点。什么叫计算利害多少，也就是放弃还是防守的议论？朝廷如果决定实行其中一项，其势必然有幸运和不幸。然而臣如今论说防守，就说它有利的一面；论说放弃，就说它不利的一面，用来比较实际的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