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

译既然如此，就应当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休息也不要把休息当作满足，把这些话存记为格言，才能垂示后世。臣私下担心，陛下或许因为时势已经安定，心情会有所变化，安居深宫，厌倦阅览万事；近习之人可怕，防范邪僻也颇为困难。《尚书》说：‘君王不要亲近声色。’《道德经》说：‘纵情驰骋田猎，会使人的心发狂。’《史记》说：‘由余看见秦国宫室过于奢侈，叹息说：如果让鬼来建造，就会劳累鬼神；如果让人来建造，就会使百姓困苦。’《尚书》说：‘珍禽奇兽不要在国中繁育。’这四条，是人君应当引以为戒的大事。如果小人因此乘机争相进用，圣明的治理也因此缺漏修治，那么就应当追念汉武帝、唐玄宗虽有英明聪慧却德行未能完备的事，作为前代的鉴戒；这就是小臣爱戴君主的心意。《周易》说：‘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天道运行，从没有停止，所以四时推移、万物生长。圣人之道，应当取法上天，勤勉而不停止，因此政教能够兴举，华夏能够安宁。臣恭敬地读到敕命，其中说朝廷的缺失、朕躬的过失，都可以写在密封奏章中，以便指陈。如今朝廷没有缺失，君主没有过失，预先表达忠诚，必定可以宽恕罪过。’ 愿陛下长期采纳这些话，静心思考其中的义理，治理时不忘祸乱，安定时不忘危险，那么九夷就会向往教化，百世都承受福祉，除此之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只指出一件小事，认为可以带来利益；陈述一个短处，见识就被认为是周全通达之臣所不应做的事。仁宗景祐元年，监察御史里行孙沔上言说：‘臣听说，心怀隐忧时道路显著，功业完成后德行衰退。经历艰难便思虑深远、谋求保全，处于安定便志得意满、放纵自逸。上自三王时代，下至两汉君主，平定乱世的都达到了至治，忧勤不懈的多成就了中兴；荒淫怠政，则总是与祸乱相随。晋、魏以来，皇帝有的暴虐，有的懦弱，纲纪败坏。臣不敢远引古代义理，愿以唐代的事情说明。唐文皇开创基业，武力平定大难，招集群儒，确切讨论治理国家的根本。检阅弓箭时，便能体会政教的细微；讲论金冶之事时，便说明纳谏和进言的道理。房玄龄、魏征等贤臣，早晚尽心劳瘁，贞观之治始终没有玷污。到了高宗，借助这一基础实现了太平；但他性情偏向宽松简略，政事拖延裁决，外朝纲纪毁坏而无人忌惮，远近内宠又受到重用，二张掌权，许敬宗、李义府谄媚君上，灾祸便由此开始。二十多年后局势变化，经过武后而到了明皇，治乱的差异尤其明显。开元之治时，内部灾难刚刚平定，明皇长期生活在民间，深知国家弊病；对于冗官和弊政，想全部革除，所以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各项政务都得到举措，终于达到教化大成。’ 天宝以后，听政处理国事渐渐懈怠，受宠幸的人大量兴起，奇巧玩物使人沉溺，夷狄进入而扰乱华夏；只有威势而不能施爱，所以李林甫、杨国忠得以窃据相位，纲纪法条不能整治，最终发展到皇帝出逃。这三位君主的事迹，是一时的龟鉴，广泛记载在书传之中，可以考知；全都是乱世时思求恭敬勤勉，时局太平后败于安逸享乐，形势使然，而且由来渐渐积累。所以《易经》说：‘将要亡的，是因为没有保守原有的存续；已经乱的，是因为没有守住原有的治理。’《诗经》说：‘没有谁没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

译《左传》说：‘有好的开始，又有好的结局，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 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继承帝位，致力于敦厚深沉、安静自守，收敛隐藏英明谋略，竭力表现孝亲之爱；然而后宫干预政务，朝廷制度不能正常运行，宦官寺人玩弄权力，天下侧目，女宠请托交相奔走，大道不能施行，而陛下却深藏不出，日理万机也没有昭示于天下。到了庄宪太后升天，陛下独自处理万机，亲自主持大政，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投弃宦官寺人的大党，罢除内廷私人的恩宠，提升任用正直之臣，贬退窃居职位之人。每天早晨听政，使旧邦焕然一新，朝廷内外再次清明，四方百姓都欣喜拥戴。正要把这些措施像金石一样坚持，把它们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仰慕陶唐的风俗，继承文帝、景帝的事迹，作为一代宏大的制度，冠绝千篇史册，岂不是大有作为吗？但不到一年，情况已经很不同于从前：内宠艳丽之人兴起，中宫被倾覆更换，杨氏又倚仗恩宠，权势特别盛大；事情由她请求而施行，言论从她那里发出，君子小人都在腹中非议、私下议论。幸而依靠陛下的神明裁断，废黜外宫之人；虽然谨慎地端正了家庭之道，却还没有来得及经营国家的大事，功业没有彰显，史册又在哪里呢？臣恭敬地听说，从前太祖顺应天命奋发兴起，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太宗彰显德行开创基业，平定列国的战争；真宗整治文治、守成在位，向后世承继者和睦对待戎夷，尊崇儒学、议定礼制，封禅之礼告成。” 他们的神明德行和圣大功业，都写入诗歌、传播于音乐；三朝的盛事，万代流传光辉。如今陛下自从即位十年，难道总是只顾自己欢娱而不听忠言吗？三年足以改变风俗，却没有听说有什么可以长久流传、泽被无穷。多年以来，和气渐渐郁结，水灾旱灾接连发生，蝗虫屡次出现，粟麦歉收，田地几乎荒废。夏季多有寒冷，冬季三个月又没有雪，天上星象发生变化，东郡黄河决口，疾病流行、百姓流离，生民困顿疲惫；百姓缺少能够维持两天的粮食，仓廪没有支撑一整年的储备。既然人口众多而且富足，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正当国力不足之时，难道还能说这是无为而治的教化吗？陛下不能说没有战争，只是勉强维持太平；政务遵奉文书，便以为这是端拱无为。臣私下恐怕祸患会生于疏忽之处，使本来存续的走向灭亡，逐渐衰败，不能有片刻安逸。唐代天宝年间，就是前车之鉴。臣看到诏书颁布后，陛下每天亲自处理政务，所以天下百姓都说我们的君主忧劳勤政，仁德的教化指日可待。去年秋天因圣体不适，臣内心焦急；陛下爱护臣民，依从适宜的制度，双日提出不临朝的请求，君臣交泰的诚意很快获得喜庆，宴饮安逸的戒惧，难道可以成为常态吗？况且一个月之中，恰好减去一半；庆祝诞辰和佳节，休沐受福，又在三分之日中废去一天。这样一年之中，平均下来竟没有一百多天处理政事。宰相大臣上殿，奏请等待答对，剩下的时间只有几刻；天下万般事务，怎么能不被耽误呢？虽然有人说汉武帝五日一朝，但他还有伏在蒲席上入阁、在厕所旁与臣下交谈的事，表示与臣下没有隔阂。唐代制度是三日临朝一次，但还有在便殿轮番召见、在浴堂延请对答的安排，确实没有懈怠。如今退朝以后，深宫之中陪侍在左右的，是刀锯刑残留下来的宦官；使人满足耳目的，是穿着绮罗、姿色艳丽的女子。九重宫门关闭，呼唤宫门守卫要经过千仞之高；宫禁白天也森严，皇帝的车驾高远难近。本来就没有看见陛下召见名臣，清楚询问外面的事务，询问祖宗的纲纪，考察朝廷的得失，只是修饰简易无为的名声，却没有增益太平的教化。臣恐怕这样不可以。何况如今的政务，失误在宽松，弊病在姑息；如今的士人，懈怠于职责，却以因循苟且为幸，这是在养成他们的懒惰。天下的根本在百姓，百姓中的豪强都兼并土地，而贫民连立锥之地也没有；天下的大事在军队，军队中地位低下的士卒背负饥寒，而骄横的强兵却不敢役使。郡守县令，善恶不分，冗员和冗食耗费千万，侵蚀损耗没有尽头。邪佞之人退下后又复起，忠臣和直谏之士被贬退而仍未任用，这是最大的祸害。如果想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制止它，在祸患将要形成时挽救它，不如振举纲纪、提挈法度，防微杜渐；以勤俭为先，以刚断为急。权力一旦失去，怎么能够再次得到呢？” 难道适宜崇尚宽大吗？自从清闲安逸以来，如果说这是怡养精神、保养性情的方法，那么也还不是年老疲倦、厌于勤政的时候。臣又认为并不是这样。如今陛下正值盛年，气志如神，应当革除因循旧习的弊病，增加致力于治理的心志，勤行禹、汤克制自己的规范，施行文王、武王建立教化的旨意，振兴三祖的基业，作为百世的法则，从自己这里垂示鸿业，岂不是盛大吗？愿陛下借一年之初、正朝开始的时候，欣然下令，广泛告示四方。每天早晨恭敬自持，天色刚明便临朝就位；推选大臣，讲求古道，和颜温语地询问，使他们尽情议论；精心思考、品评人物，督促考察贤能与否。对外则斥退刺史、县令中无能、衰弱、贪婪、残暴之辈，以利于百姓；对内则罢免公卿大夫中无才、谄媚、佞邪、荒诞之士，以肃清朝廷。后宫之中，简选除去幽闭废置以来因恩赐而得宠幸的人；宦官寺人内部，抑制减少他们所掌握的重大职任，以防止亲近之人的私恩。发布政令，一定审察是否有害；赏功罚罪，一定考虑是否公平。这样就可以使上面教化敦厚，下面百姓喜悦，足以招来天地的和谐之气，带来国家的丰盛隆盛，这些都可以在眼前看到。只在于陛下努力实行罢了。三王可以与之比肩，十位圣人也不足以与之相比。为什么要倚恃当年的成就而自满自乐呢？” 臣的处境非常孤危，说话没有顾忌，冒昧陈述自己的愚昧，甘愿等待诛杀。然而想到自己身处优厚的宪职，过分接受丰厚俸禄，恩宠来自君上，食禄出自百姓的劳力，怎么可以苟且偷安而不想着竭尽节操呢？如果说一句话而遭受万死，臣实在以此为荣。冒犯天威，臣惶恐至极，恭候治罪。英宗治平元年，知谏院吕诲请求皇帝亲自裁决政事，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近日圣体已经平复，朝廷内外都庆幸；然而万机政事尚未听说陛下亲自裁决，议论者说陛下是在退避，另有所等待。如果真是这样，恐怕并不合乎礼法，臣怎敢不为陛下委婉地陈述呢？况且从两汉以来，太后临朝的很多，都是因为继位的君主年幼，太后亲自辅佐扶助，并且坐在帘帷之下专门听政。幼主长大以后，便有还政复辟的议论。今天的事情与此不同。先帝从宗室中选拔陛下，是因为陛下贤能而且年长，托付政事的用意，正是为了今天。陛下违和患病时，如果没有皇太后在内辅政，政事便无所寄托；大臣们在朝廷中建立帘帷制度，也是这个原因。然而如今陛下临朝，在前殿接见百官；百官退朝后，两府大臣才到内东门。朝廷纲领和权柄，都已经在陛下手中。陛下还不亲自裁决，又在等待什么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从内心觉悟，不要把这当作懈怠，只在内宫勤勉孝养，带领中宫尽到礼数；这样妇姑之情相互接近，母子之爱更加亲密。亲自处理政务，掌握赏罚威福，每天与近臣讲求治理国家的道理，事情没有过度举动，这才合乎正理。这样皇太后自然会感到陛下安慰她的恩意没有隔阂，可以安居深宫，优游清静，含饴弄孙，不再干预政事，这难道不是皇太后的心愿吗？’ 臣微薄的意见，已经全部说在这里了。

译英宗时，知谏院传尧俞上奏说：‘臣听说，乾刚坤柔，是上下确定的名分；君主倡导，臣下应和，是古今共同的道理。恭敬地认为，陛下天性刚健纯粹，学识足以通晓治乱，每天直到很晚还在讨论治道，沉默深思政务。所谓身居可以有所作为的位置，又具备可以有所作为的资质。然而亲自处理政务以来，过于谦逊退让，陛下神明般的裁断，天下还没有充分听闻。舜、禹、稷、契尚且互相告诫训诫，如今辅弼大臣即使贤能，怎么能事事都正确呢？古人所说的委任官员、责成其事，并不是说是非一概都听从他们。大臣说得对，陛下应当听从；他说得不对，陛下偶尔认为有道理，暂且实行也可以。既然已经知道不对，却还跟随迁就，那么君主的权柄在哪里呢？即使愚夫愚妇，也有不可欺骗之处；这正是陛下神明的裁断未能充分为天下所知的原因。如今禫服尚未穿完，天下人以为陛下只是沉默不语罢了。等到过了这个月、完成三年丧制，如果掌握威福的权力仍然沿袭旧路，人们就会据此揣测陛下权力的深浅。臣恭敬地希望，在讨论政事时，君臣各自充分表达意见，辨明是非，不要彼此当面附和；闲暇燕居时，也与群臣接触，总览众议，裁处其中恰当的意见，不偏爱也不厌弃，务必保持大公，那么权柄就在陛下手中，威势和权力也会得到伸张。’ 臣虽然没有什么能耐，私下揣度陛下的资质性情，具有祖宗的遗风，确实是勤俭有为的君主。有作为的人，应当在可以作为的时候有所作为；如今四海都伸长脖子等待陛下的德音，不知道您究竟畏惧什么、顾虑什么而不去实行呢？时机难得而容易失去，只希望陛下不要等到将来徒然后悔，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神宗时，彭汝砺上奏说：‘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它的德行运行不息而常常变化。坤，是天下最为柔顺的；它的德行顺承而常常简静。天地所以成就万物，只在于至诚。天地之间，精气凝聚而成为日月；日月的更替，形成昼夜。气机运行而成为四时；四时相互更替，循环终始。形体流动而成为万物；万物交替盛衰，生长消亡从未停止。因此说：天地之道，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人君处在天地上下之间成就其位，在始终变化中成就其才能；他用来规范万物的道理，是包容贯通天地的化育，辅助成就天地的适宜。他用来沟通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安定天下的事业，也只在于至诚。宋朝兴起一百多年，天下习惯于安治，苟且简略，万般政务都废弛了。陛下即位以来，日夜自强不息，希望远远追及三代；天下士人也都努力勤勉。近来大家孜孜不倦，都因为凭借言责得以参与并听闻朝廷议论；从政事来看，似乎陛下稍稍用心了。但有的案件长期不能裁决，有的言论已经进呈却不被省察，臣因此知道陛下稍有懈怠。像朱炎等人、盛南仲、陈某等，多数没有罪案，却被交付大理寺审理，如今已经超过十个月，最终仍未见到裁决是夺官还是释放。’ 臣因此知道，刑狱案件中还有拖延未决的。臣去年十一月曾上书进呈陛下，过了一个多月才再次进见，而书中所陈述的内容，始终没有得到一夜之间的察看。臣因此知道，进言中还有未被省察的。事情本来有比盛南仲所涉之狱更重大的，而臣的言论确实不足以烦劳圣上思虑。然而由此看来，便知道陛下至诚之心比过去有所减退。凡是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太平，可以不必再操心了；这样的人不是忠臣。如今从朝廷来看，法度还有没有建立完善的地方，下面的人都在苟且偷安；从府寺来看，政事还有没有确立的地方，官吏多有触犯法律的；从百姓来看，贫困者还没有复苏，流离者还没有安定聚居；从四夷来看，侵犯边境的罪行还没有诛罚，窥伺觊觎之心还没有堵塞；从财用来看，民力正困乏，国家费用正紧迫；从学校来看，忠信还没有养成，道德还没有统一。臣所说陛下应当日夜自我勉励，思考补救凋敝困病局面的办法，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如此之多。陛下却把这些当作安定太平而加以轻忽，稍有懈怠。臣恐怕天下人的心又会松懈了。哲宗元祐二年，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进呈《无逸图》，奏道：“臣恭敬地看到，周公作《无逸》来告诫成王，后世圣君都把它奉为最重要的戒训，用来成就治道、保全长久的基业。臣又考察唐史，见宰相崔植回答穆宗说：‘玄宗初年得到姚崇、宋璟担任宰相，二人早晚勤勉不懈，使君主走上正道。宋璟曾亲手抄写《尚书·无逸》一篇绘成图，进献给玄宗。玄宗把它放在内殿，出入时都观看省察，铭记在心，每每感叹古人的至理名言，后代无人能够比得上。因此任用贤能、戒除欲望，内心归于清静淡泊。开元末年，因为《无逸图》朽坏，才开始用山水图来替代。此后既没有放在座右的箴规，又听信奸臣掌权，到了天宝末年，渐渐对勤政感到厌倦，王道从此衰缺了。如今陛下虚心求治，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把《无逸》作为根本的借鉴。’穆宗认为他的回答很好。臣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聪明睿智，考察古事，向慕学习，思求圣道，常常隔日到迩英殿，召集儒臣讲读经史。臣又看到迩英殿北墙上有仁祖朝讲官王洙所绘的《无逸图》。臣担心宫禁之中或许还没有这幅图，冒昧抄录四轴，并附上一卷进呈，希望在殿内悬挂，放在案几上，以便圣上观览。臣愚昧，实在不能胜过自己恳切至极的心意。”},{ 元祐四年，中书舍人彭汝砺上奏说：‘臣恭敬地思考，自古以来天下的兴废存亡，史书上记载得十分完备。国家能够兴盛，没有不是因为忧患勤勉；国家衰败，也没有不是因为懈怠疏忽。陛下即位执政以来，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发于诏令，见于施政，已经很深厚了。但时日越久，终究不能接近古代圣王的境界，大概只是诚意还没有更加深切罢了。听取言论的方法，必须结合事实来考察。如今观察天地，天气常常寒冷，星象屡有变异，河水灾患还没有停止；观察财用，公私都困乏，浮泛浪费却日益增加；观察有司，因循苟简的弊病一天比一天严重；观察风俗，防耻忠厚的风气……。徭役之法既已改变，百姓更加困苦；边防日渐松弛，强敌正在侮慢我们；选举法败坏，士人迷失了方向。可是进言的人却说：‘如今太平安定了。’这句话如果不是欺骗，就是糊涂。天下是一个大器，把它放在安定的位置上就安定，放在危险的位置上就危险。安危的关键，不过在一朝一夕之间、在一句话一个行动之间罢了。自古以来，君主享有国祚已经很久，若没有至诚恻隐之心，上下都苟且偷安，只求混过眼前，日积月累，弊病就会一天比一天严重。即使没有恶政暴刑施加于百姓，天下也未尝不会因此动乱。这一点不可不察。

译陛下如果在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上再加上至诚，凡是应当实行的就一定实行，凡是可以效法的就不迷惑，凡是可以听取的就一定采纳，凡是可以改正的就不怕过失。这样一来，百官有司没有不奋发努力、奉行诏令的，灾异和弊病也就不必忧虑了。臣虽然不才，仍愿日夜洗心自励以等待时机，所以最后用至诚之论来结束。”},{ 徽宗大观年间，吏部侍郎慕容彦逢上奏说：‘臣任职于中书省词掖，幸而兼任权知记注的职事，每日侍奉圣驾，恭敬地看到陛下天刚亮便临朝，召见群臣。即使雪霰、风雾凛冽异常，到了辰正时分仍传旨召群臣上殿，直到事情办完才退朝。严冬时节召集群臣询问政事，陛下脸色温和而毫无疲倦。十六日进入冬至假，陛下在延和殿召见群臣，先后召上殿十一班；十七日又召见十班，人人都亲自询问，详尽了解事情，反复告诫叮咛，切中关键。节假期间，批阅臣僚章奏以及其他处分、差除等事，连续不断。臣的职分在于奉行、捧读这些文书，当时既惶恐又感动。群臣领假在家休息，而陛下早晚省阅文书，忧虑国事，爱护百姓，从未有过闲暇安逸。陛下凭借上天赋予的圣明，却如此勤于政事，大概是要训导有司，永远留下法度。然而日历所记、邸报所传，只是沿袭旧例，举其大概罢了。若不是进朝时得以陪侍殿阶之下，退朝后得以参与听闻政务，又怎么能完全知道其中详情？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将臣所陈之事交付史馆和进奏院，昭示天下，流传无穷，使中外官吏乃至百姓听到这些事迹后互相劝勉，无不尽力勤勉，以符合陛下宵衣旰食的诚心。’ 孝宗时，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范成大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的道理，不是担心没有治理的工具，而是担心有了这些工具却不督责其取得成效。譬如工匠虽然拥有各种器械，杂然陈列在面前，却不考核制成器物的功效，那么同没有器械又有什么区别？兴办事业、制定功业、发布号令的开始，何尝不是深思熟虑、反复顾念，竭尽智慧和力量，经过再三审慎复核以后才有所作为？但推行施行日久之后，必然会有偏废不举、阻滞不行，以及受到下面阻挠压抑、不能显现成效的情况。如果任凭它自然发展，不再过问，那么先前所谓竭尽智慧和力量所做的事情，最后终究只是徒劳而没有补益。这就是治理的工具虽多，而治理的功效反而越来越远的原因。大体说来，末世风俗的鄙陋在于喜欢宴饮安逸而害怕改革，习惯委靡而忘记振作。譬如王良驾驭劣马，即使审慎控制缰辔，小心握持，也只能维持着走几步；稍稍放松，跌倒就会随之而来。所以说：‘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这就是说，一天之中稍有空缺职守，万事之中就一定会有废弛失误，何况长久如此呢？因此善于治理的君主，不敢一天不任用人才，勤勉不懈，掌握治理所凭借的工具，昼夜提醒自己说：‘我前些日子……’ 兴办某种有利之事，果真兴办起来了吗？前些日子除去某种祸害，果真除去了吗？有利之事应当兴办却还没有兴办，有害之事应当除去却还没有除去，莫非是我们的法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吗？还是下面有人阻挠压抑，使法制不能施行呢？等到有利之事已经兴办，有害之事已经除去，又要问：‘果真能够长久而不改变吗？即使有所改变，仍然可以加以疏通，使利益充分发挥吗？’如果能够这样，那么不做的事情就没有，所做之事没有不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不会败坏。尧舜的治理，没有比《尧典》《舜典》更重要的。《二典》之中，没有比赓歌更盛大的。治理达到君臣作歌互相告诫的程度，本来不应说不急迫的话，而皋陶的扬言只说：‘率先兴办事业，谨慎遵守你的法度并敬畏它，反复省察，你的功业才会成就。’兴办事业之初，如果不谨慎遵守法度，本来就没有能够实行的道理。法度谨慎了，还必须接着反复省察，因为事情如果不加以省察，即使成功也必然毁坏。‘屡’的意思，是不止一次、不能满足于一次：早晨省察，晚上又省察；今天省察，明天又省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停止。’《二典》的治理，是百代圣人的老师；皋陶的谋略，后世无人能及。概括它的关键，不过是合乎人情，并没有超越世俗、极高难行的说法。如今圣明的君主将要大有作为，追踪尧舜的足迹，看到皋陶的歌辞，便已经领会大半了。侍御史王十朋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如今边境事务还没有安定，正是君臣共同有所作为、日不暇给的时候。臣看见朝廷还沿袭平时的旧例，假日略多，妨碍机务。臣请求陛下天未明便临朝，到了日暮才退朝；至于放假的日子，也应当常到便殿，不拘早晚，召见宰执、侍从、台谏和群臣，从容询问时务。事情有可取的，就立即施行。还应当下令朝廷不能像平时那样照常放假。宰执每天进入朝堂，百官各自承担职务，这样或许政务不至废弛，共同成就中兴，臣实在不胜庆幸。’ 赵汝愚上奏说：‘臣考察唐代君主，没有一个不是开始时非常勤勉，最后却懈怠；开始时进取很锐利，后来退步也很快。像德宗、文宗，起初都慨然有削平僭乱的志向，只因为用人不当，所以功业最终没有完成。这两位君主不能由此反省自己，谋求任用忠臣贤者，以收取后来的成效。即使是已经通过事实证明有功的元勋旧德，如陆贽、裴度，也都没有得到任用，反而甘心委靡，被废弃放逐，不再自我振作，这当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至于玄宗、宪宗，都刚强明察、果断有为，卓然成为一代英主。他们自即位开始便约束自己、任用人才，不到几年，功业成就，政治安定，何其容易！等到骄纵之心一产生，忠直之言便容易被排斥，甘美之言便容易被听入，于是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任用皇甫镈，弃置裴度，盛大的德业便都不能善终了。其间只有太宗能够任用人才、采纳谏言，始终不倦，所以贞观之治独盛于唐。即便如此，魏征仍然恳切陈述‘十渐’的戒训。《尚书》说：‘谨慎对待结局，要像开始时一样。’又说：‘始终如一，才会日日更新。’唉，实在艰难啊！臣仰念陛下即位以来二十多年，仁孝的行为越久越彰显，勤俭的诚心积累得越多，勉励得也越深。’

译至于询问过失、劝勉忠良，近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天天唯恐来不及。凡是圣德所成就的，与刚即位时相比，已经更加高明、光大了。即使是成汤日日更新、不断自新，文王纯正无缺、永不停息，也不足以超过陛下。臣曾经探究这个道理，实际上千古以来都相同：顺着它实行，就能达到治理和安定；违背它实行，就会发生危险和动乱。陛下圣学高深远大，洞察古今，明白知道古代圣帝明王没有不遵循这条道路而能达到太平盛治的。臣愚昧，恭愿陛下坚定相信而不要怀疑，努力施行而不要疲倦；尊重有德之人，以端正朝廷的根本；容纳直谏，以招来天下的言论。这样士气自然会振作培养，各项职务也会得到整治，王功帝业没有不成功的。惟愿陛下留神，臣不胜幸甚。’ 光宗时，赵汝愚上奏说：‘臣曾经遍观天下的事物，大概没有什么能够长久而不败坏的。然而流水不会腐臭，门轴不会蛀蚀，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经常运动的缘故。我们国家自祖宗开创以来，已经经历二百三十多年，好像一座大厦，年代已经很久；中间又经历变乱，各种事务不再是旧日制度，到现在又有六十多年了。臣私下观察时势，本来就有偏废而不能振起的地方，振兴停滞、补救弊病，正有赖于今日。臣仰念陛下具有神禹般的资质，却承受重华托付国政的重任，理应早晚忧劳，振兴治功，使功业光耀祖宗，事业传给后裔。然而群臣进言，有人劝陛下认为内外无事，优游安静就好；这都是臣下苟且偷安的私利，而不是国家长久的福祉。臣确实愚昧刚直，不通晓治国之体，但历任数郡，前后十年，从蜀地到闽地，亲自行走万里，所见乡里之间，百姓实在困苦贫穷；郡县之间，官吏多贪污浑浊；风俗玩忽败坏，上下都苟且偷安；边防空虚，国事力量单薄；将帅搜刮财物而不体恤部下；士卒愁苦怨恨而不听从上级。弊病层出不穷，无法一一说尽。实在担心一旦发生边境忧患、水旱灾变，军队频繁兴起，盗贼大量滋生，即使有智者，也没有办法善后。’ 这正是贾谊所说的，把火放在柴薪堆下面，火还没有燃烧起来，便因此说它安全。臣愚昧，恭愿陛下思念王业的艰难，体念民生的不易，慨然发愤立志有所作为；对于前面所说的各种弊病，要勤勉思考，如同饥饿的人盼望食物、患病的人盼望药物一样，早晚磨炼自己，以求达到安定强盛的成效。即使陛下劳苦一天，也能使子孙享有万年的福泽，宗庙社稷幸甚。不这样做，臣恐怕玩弄岁月、苟且度日，终将栋梁弯折，房梁断裂，连风雨也无法遮蔽了。臣不能承受自己拳拳爱君忧国的诚心，于是忘记了狂妄浅陋，恭请陛下留神，臣不胜幸甚。宁宗时，卫泾进呈旧事说：‘唐宪宗曾说：“只有太宗、玄宗的盛治，我虽然不才，也想差不多达到二祖的道德风烈，应当怎样做才能达到呢？”李绛说：“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端正自身、勉励自己，尊崇道德，远离邪佞，进用忠直之人；同大臣说话时恭敬而信任，不让小人参与其中；同贤者相处时亲近而有礼，不让不肖之人参与；罢去对治理没有益处的官职，则有才能的人会出现；斥退很少得到御幸的宫女，则怨女旷夫的现象会消除；选择将帅，士卒就会勇敢；官府和军队公正，吏治就会和洽；法令得以施行，下面的人就不敢违犯；教化深厚，风俗必然改变。这样就可以同祖宗的德业相合，足以称为中兴，这距离又有什么远呢？”言论不实行没有益处，实行却不能贯彻到底，也没有益处。宪宗说：“这些话说得好啊，朕要把它写在衣带上。”随即下诏让李绛与崔群、钱徽、韦洪、景白居易等搜集编次君臣成败的五十件事，制作成连屏，陈列在便殿。宪宗每次阅览，都回头对左右说：“你们应当用心，不要做出这样的事来。” 臣听说《诗经》称颂文王、武王，说他们开始时忧虑勤勉，最后享有安逸快乐；这是说开始时谋求治理，最后享受成功，而所谓逸乐并不是宴饮安逸的意思。仲虺告诫成汤说：“谨慎对待结局，要像开始时一样。”伊尹告诫太甲说：“始终如一，才会日日更新。”大概开始勤勉、最终懈怠，是人的常情，所以从古以来君臣相互警戒，没有不在这一点上特别谨慎的。宪宗元和初年，锐意有所作为，慨然向往贞观、开元的盛治。李绛告诫他端正自身、勉励自己、进用忠臣、远离奸佞、敬重大臣、亲近贤者、选择将帅、任用官员、奉行法令、崇尚教化。这些并不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也不是极高深难实行的理论，而都是修身治国的要道，是古今不变的至理。他又说：“言论不实行，实行不能贯彻到底，都是没有益处的。”宪宗既赞许并采纳了这些话，又下诏搜集编次君臣成败的事例，排列在连屏上，以便观看；并且每次都回头告诫左右，不要做出这样的事。宪宗因为听从李绛的话，内心知道警惧，所以一时任用忠臣贤者，不被群议迷惑，削平僭越叛乱，威令终于重新振作。他刚明果断，虽然有天资的美质，也是忧劳勤勉的结果。假使宪宗把李绛的话全部实行，恐怕就不只是超过太宗、玄宗二祖而已。可是淮西平定以后，宪宗渐渐骄奢放纵，信任非其人，程异、皇甫镈之流，有的凭借进献羡余，有的凭借贿赂，接连得到进用。李绛向宪宗所说的话，他全都漫不经心地不加省察，于是使太平的功业突然自行坠坏。史臣发出“不能善终”的叹息。‘言论不实行，实行不能贯彻到底，最终果然踏上李绛所警戒的道路，难道不是这颗心懈怠疏忽造成的吗？’臣希望君主临政而求治，倘若能因宪宗得以成功的原因而效法，又鉴戒宪宗所以失败的原因，在听取言论时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实行自己所知的道理；使它充实发展到高明光大的境界。每一项政令的施行和安排、每一个人才的进退任用和弃置，都以至正为根本，以至公来持守，兢兢业业，像开始时一样谨慎对待结局，不被安逸懈怠、骄傲自满的念头所改变和夺取，那么唐虞三代的治理就可以逐步达到，唐代那三位君主又哪里值得一提呢？’

译理宗时，李韶任礼部侍郎，上奏说：‘臣生长于淳熙初年，还来得及看到宋室南渡后的盛时，百姓生活富足安乐，吏治修明，政事整饬；后来事情逐渐发生变化，政权归于私门。到了绍定末年，国家元气已经耗尽。端平更化之时，陛下当初的用意难道不很好吗？但国事日益败坏，那些人有的被罢免，有的已经死亡，没有人替陛下承担责任。考察议论到这个地步，天下的事情难道不是陛下应当亲自承担并努力去做的吗？’《左传》记载史墨说：‘鲁国国君世世代代沿袭他的过失，季氏世世代代修治他的勤勉。’这就是说，祸患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陛下临御日久，应当深入思考、反复考虑。威权和福柄都在陛下自己手中，谁能盗取它们呢？如果舍弃这些事情不做，悠悠然玩弄岁月、苟且偷安，就要陷入《左传》所说的‘世世代代沿袭他的过失’了。知南剑州徐元杰上奏说：‘臣承蒙恩召，得以进见圣颜，不敢用陈说旧事、徒具文饰的话来应对，惟愿陛下垂听。臣私下认为，天下令人忧虑的形势，譬如船漂浮在大海之上，虽不是没有经历惊涛怒浪的危险，但幸而狂风大致停息，正应当同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倘若以安静自我宽解，仰卧俯仰而稍作休息，看见缝隙漏水却不去堵塞，看到缆绳船楫损坏却不去救治，懒散地全无赶快先登岸的意思，只恐怕上天忽然大发风威，那又凭什么支撑得住呢？’ 如今的弊病，和这没有不同。臣听说敌国外患有无，正是关系国家存亡的事情。自古以来，国家不依靠敌人不来，而依靠自己有办法等待敌人。国势必须尊严，内部治理必须整饬。君臣上下，凡是见于严肃训诫告谕之中的，无非是说要经常谨慎对待自身所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唐虞盛世四夷来朝，根本在于毫不懈怠、毫不荒废的诚心；蛮夷都来服从，也不外乎端正德行、慎用人才的教化。当时朝廷大臣的告诫，首先就要君主在没有忧患的日子里保持警戒。帝王作歌，并不是自我夸耀，而是诚惶诚恐地接受上天的命令，不敢安逸。皋陶的扬言，也不是过分赞美，而是恳切地要求兴办事业、谨守法度，不敢懈怠。不仅如此，上面对臣下的告诫说：‘要珍惜时光，不可玩忽光阴。’又说：‘要谨慎小事，不可忽略细微之处。’下面的回答，开头总是以念及艰难来使自己思虑，结尾总是以敬慎来坚定诚心。不只是作明良喜起的赓歌，也一定严肃告诫琐碎、懒惰和败坏。处在太平和顺的气象之中，尚且如此反复切实地规劝警戒；如今究竟是什么时候，竟能把局势视为已经安定太平，而悠悠然玩岁度日吗？陛下与几位大臣以宗庙社稷为心，正是应当励志复仇，卧薪尝胆，急切从事于繁衍人口、积聚财富、教练军民的时候。正是忧虑治理、警戒危险、使政治清明，把柴薪放在火上而时时戒备，惶惶不安、痛哭流涕的时候。陛下一旦警醒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发愤立志、责备自身、挽救过失，并以此率先群臣，又正是今日的良机。然而立志大多容易，消磨意志、挽救过失却常常很难；因循拖延，感叹白日飞逝，痛惜事功还来不及成就，慨叹苍天无穷无极，怀抱报答祖宗重托的心愿却无穷无尽；应当体认天地眷顾保佑的深厚，感念祖宗托付国家的重大，哀痛襄汉地区尚未修复，愤恨淮蜀地区尚未平靖。陛下如果确实有志于拨乱，几位大臣也必须共同坚定修治内政、抵御外侮的规划；对于安逸于江沱、对敌人掉以轻心而后悔莫及的情形，不可不加以鉴戒。把乱离和民生疾苦放在心上，忧虑招抚劳问、使百姓归还安定，陛下如果确实有志于平治，几位大臣也必须共同扩展宏大的济世事业；对于以为百姓已经劳苦，可以稍稍安康而放松警惕的情形，不可不加以戒备。臣听说十年前陛下曾说：‘即位以来，还没有替祖宗办成一件事。’这大概是圣上的志向英明刚烈，可以质问天地神明而无愧，只是经营治理的次序不能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因而违背了陛下当初的本心；而法家、拂士用来切实规劝时政的人，又不能恳切勤勉、深怀恻隐，以启发上下必定有所作为、必定能够成功的志向；天下所有年高德劭、刚正鲠直的人，反而因此被排斥而沦落殆尽，这也实在令人惋惜。即便如此，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有志向最终都能成功；鉴戒旧事、谋求革新，关键就在这颗心。陛下以不辜负天地祖宗为心，就一定要向众人表明‘我有过失，你们来辅弼’的态度；几位大臣以不辜负陛下为心，就一定要向众人说明勤于攻击我的过失、纠正我的缺点的请求。从此倡导起来，内外大小臣僚也一定会洗心涤虑，无不有官师之间互相规劝的道义。因此谨守法令的臣子，不要在常规的道德准则之外另求繁多，而要井然处在《周官》的法度之中，内含《关雎》《麟趾》的仁厚之意，以至公至诚的心面对上天祖宗；每件事情都使这种德性显现出来。凡是有私欲冲动的，必须深刻反省，自行遏止。刻苦自励、坚忍艰苦，以承担责任的定力同心协力、彼此扶持；稍有接近安逸舒适的倾向，就要深切戒备并加以防堵。这样一来，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念头不把天下国家当作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以天地祖宗为心。这就是古代君臣共同克服艰难的道理，并不是只求安逸享乐而使百姓陷于乱离，其宗旨就是如此。陛下与几位大臣如果确实能坚持这样的志向，坚定如金石，挽救这些过失，迅速如雷风，那么天下的各种形势自然都会逐步归于我们的条理。可是，臣所谓立志，是立志于同治理之道相合，使太平盛世的气象回归。臣所谓挽救过失，是挽救那些同乱世相同的作为，处理长期积累、已经深入膏肓的弊病。况且上天的命令并不恒常，要祈求上天、延续国命，关键就在这里；下面的人心是可畏的，要感动百姓、凝聚人心，关键也在这里。臣观察圣人作《春秋》，对于鲁宣公时期，既记载灭亡赤狄，又记载大有年成，同时还必定记载灾异前后交替出现，含义大概很深。古代大臣每天奏报四方水旱盗贼的变故，以此警醒君主之心，并不是过度忧虑。因为有所警醒，就不敢玩忽。入朝以后，在内心修养上谨慎，都是为了侍奉上天；施政出外，推行恩宠安抚百姓，也都是为了辅佐上帝。不敢嬉戏安逸，是因为敬畏天怒。宾客筵席之间过分亲昵，有人因此扰乱清明之气、施展欺骗，不可不防。治理百姓要敬畏戒惧，是因为畏惧天命；而田野乡里的愁苦叹息，如果有人借此酿成乖戾的证据，却使上面听不到，也不可不察。既然世道人伦是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必须修明三纲五常，作为长久扶持国家的道路。既然国事是当前应当整饬的，就必须对一日万机兢兢业业，把敬畏上天、约束自己的恭敬寄托其中。至于节制没有限度的费用，停止不急迫的工程，去除没有益处的崇尚，希望简静能够使圣上的志向安定，忧勤能够使圣上的身体修养得更加完善。

译推广到君臣应酬、处理政务的场合，无不体现刚健纯粹精明的德性。这些都是人事所应当尽到的，也都是天理必然契合的，陛下应当深深思考。舍弃这些，却只用文饰来应付上天，凭什么承接延续天命呢？人心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但公正正确的道理所在，千万人便可以同心。过去齐国烹杀阿大夫，封赏即墨大夫，齐国于是大治，人人都竭尽忠诚。唐代朝廷的举措适宜，自然能够深深使将帅士卒归服。陛下责成吏治有诏令，告诫边帅也有诏令，在风行雷厉的推动下，百姓如草随风倒伏、蛰伏者奋起，本来不应有太大困难。然而臣观察起来，人心污浊玩忽，积习已经很深。士大夫有志于富贵而没有志于功业，只改变外表而不改变内心，被患得患失的私心束缚，爱民爱君的心事已经完全没有了。陛下在这个时候勇于立志，打开忠直进言的道路，堵塞邪曲不正的门户，聚集贤人君子以整肃朝廷仪表；选择监司、帅守以严格考察；诏令几位大臣拿出包容荒远、冒险渡河的力量，以此崇尚难进易退的风气。凡是忠良之士明知有事想做而尚未成功的，必须用诚意和气节感动他们，招徕任用。责成三边将帅完成防守边塞、抵御戎敌的功业，以此实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命令。凡是偏将、裨将和军队行伍中有超群出众才能的，必须由公卿共同搜求举荐，破格提拔任用。这样一来，内外人心所信任归向的，就不只是能够革新吏治而已。舍弃这些，只用言语感动人，哪里足以使人心悦诚服呢？如今天下大势正有可以振兴的机会。陛下与几位大臣应当从长远处深思：只有至公至诚才能感召祥和之气，只有刻苦坚忍才能成就善良之心。那么臣所说发愤立志、责躬救过，即使上天也不会违背，何况人呢？何况敌国外患呢？臣是草野书生，不懂得避忌，深深念及所受恩德无穷，却没有丝毫补益，便斋戒内心、积聚诚意，以面对上天的心来面对陛下，志在感动圣心，不知不觉说得太多。惟愿陛下不要把它当作陈旧的例行文章看待，那么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洪舜俞进呈旧事说：‘宪宗曾在延英殿同宰相讨论治国之道。天色已晚，暑气很盛，汗水透过御衣。宰相担心皇上的身体疲倦，请求退下。宪宗责备他们说： “朕进入禁宫以后，所相处的只有宫人和宦官，所以乐意同你们共同谈论治理国家的要道，竟不知道疲倦。”’ 臣听说人的心不能同时专注于两件事，有所爱慕就会有所忘却。喜好善行的人会忘记饮酒，乐于道德的人会忘记女色。有人在外任职八年，急于拯救天下百姓于困厄，便忘记了自己的家庭；有人日已西斜还不吃饭，勤于调和万民，便忘记了自身。看重的在这里，看轻的就在那里。当时正值酷暑，谁人不想要宽敞凉爽的地方？宪宗锐意谋求治理，在延英殿议政直到天晚，汗水透过御衣也不顾惜，大概是忘记了暑热。他谦虚自抑，以尽量了解大臣的实情，而不取悦于宫人宦官的陪伴；奋发自励，讲求中兴的要道，而不贪求深宫大厦带来的自身安逸。社稷和百姓的忧念每天都迫切地萦绕心中，凡是人情共同喜爱的东西，他没有一样不忘掉。难道他会把天下尚未安定看得不如自身舒适吗？何况当时的名相都足以调和天地、经略国体，所讨论的一定不是不急迫的琐碎事务，不会只是白白坐到天晚而已。堂堂两河地区，已经都在规划之中了。那些人躲在九成宫避暑，却忘记了亲人；住在清凉殿阁，却忘记了民心。被外物转移，只知道放纵欲望，是贤明君主应当戒备的。金世宗时，参知政事张汝霖因在朝廷议论政事，世宗对他说：‘朕考察唐史，看到太宗办事，起初非常励精图治，晚年同群臣议事时却多用修饰之辞；朕不会这样。’又说：‘唐太宗是明主，晚年也有错误的举动。朕虽然不能同圣帝明王相比，但常常想到始终如一；如今虽年事已高，敬慎之心也没有片刻懈怠。’张汝霖回答说：‘古人有言：“没有不能有好的开始，却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有始有终的人，大概只有圣人吧？魏征所说“守成困难”，正是指这个。’世宗认为他说得对。《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节俭 齐桓公对管仲说：‘我国很小，财用很少，可群臣的衣服、车马却十分奢侈。我想禁止这种现象，可以吗？’管仲说：‘臣听说，君主尝试什么，臣下就吃什么；君主喜好什么，臣下就穿戴什么。如今君主饮食一定要喝桂浆，穿熟绢和紫色衣服，披狐白裘，这正是群臣奢侈铺张的根源。《诗经》说：“不亲自做，不亲自参与，百姓就不会信任。”君主想禁止奢侈，为什么不先亲自实行节俭呢？’桓公说：‘好。’于是改制穿熟绢衣服、戴大白冠，实行一年，齐国便俭朴了。秦穆公问由余：‘古代贤明的君主和圣明的帝王得到国家、失去国家，分别是因为什么？’由余说：‘臣听说，凭节俭得到国家，凭奢侈失去国家。’穆公说：‘我希望听听奢侈和节俭的具体区别。’由余说：‘臣听说尧拥有天下时，用土簋吃饭，用土瓶饮水；他的疆域南到交阯，北到幽都，东西到达日出日落之处，没有不来宾服的。尧把天下让给舜，舜接受了。舜制作饮食器具，砍木削制，熔化铜铁来修整刃口，仍然只把它漆成黑色作为器皿；诸侯开始奢侈，天下不服从的国家有十三个。舜把天下让给禹，禹接受了。禹制作祭祀器具，外面涂漆，里面画朱色；用丝帛作褥垫，酒杯勺子加以彩绘装饰。奢侈更加严重，天下不服的国家有三十二个。夏后氏衰亡以后，殷、周相继而起，制作大型器物，树立九傲；饮食器具雕琢，酒杯勺子镂刻，四面设屏障、四面挂帷幕，褥席雕饰花纹。这就更加奢侈了，而天下不服的国家有五十二个。君主喜好文饰，臣下便更加奢侈，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由余出去后，穆公召见内史廖，对他说：‘寡人听说邻国有圣人，这是敌国的忧患。如今由余就是圣人，寡人很忧虑他，我将怎么办？’ 内史廖说：‘戎地偏僻而遥远，没有听闻中原的声教。君主不如赠送给他女乐，使他的政事受到扰乱；同时多替由余请求延期，让他们之间产生疏隔。那位君主和由余之间有了隔阂，然后就可以图谋了。’穆公说：‘好。’于是把三组女乐赠送给戎王，并趁机替由余请求延期。戎王果然见到女乐便喜爱她们，设置酒宴听音乐，整年不出游，马牛羊因此死了一半。由余回来进谏，戎王不听，于是离开戎地进入秦国。穆公迎接他，拜为上卿，向他询问兵势和地利，了解清楚后，便发兵攻伐戎国，兼并十二国，开拓土地千里。穆公虽然是奢侈的君主，却能听取贤者意见、采纳谏言，所以称霸西戎。西戎沉溺于声色、受到利益诱惑，因而亡国；这是因为远离了质朴的道理。晋平公制作供驰逐用的车，车上有龙旗和多种颜色的装饰，悬挂犀牛角、象牙，又交错装饰羽毛和芝草纹样。车制成后，题写价值千镒的金额，立在殿上，下令群臣都可以来观看。田差经过三次，却一次也没有回头看。平公变了脸色，大怒，问田差：‘你三次经过却不看一眼，为什么？’田差回答说：‘臣听说，劝说天子要用天下的大道，劝说诸侯要用国家的大事，劝说大夫要用官职之责，劝说士人要用具体事务，劝说农夫要用粮食，劝说妇女姑嫂要用纺织。夏桀因为奢侈灭亡，商纣因为淫逸败亡，所以臣不敢回头看。’平公说：‘好。’于是命令左右说：‘把这辆车撤掉。’ 汉武帝末年，天下奢侈靡费、趋逐末业，百姓大多离开农田。武帝从容地问太中大夫、给事中东方朔：‘我想教化百姓，难道有什么办法吗？’东方朔回答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事，年代久远，臣不敢陈述。请允许臣近说孝文皇帝的时代，那时的老人都亲自听闻见过。孝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穿粗绨衣，脚穿皮鞋，用皮带佩剑，以莞草蒲草做席子。兵器用木制成而没有锋刃，衣服用粗麻制成而没有花纹。把群臣上书的袋子收集起来，用来制作殿上的帷幕。把道德作为华美，把仁义作为准则。于是天下人望见他的风气便形成习俗，明显地受到教化。’如今陛下以城中宫室为狭小，谋划兴建建章宫，左边是凤阙，右边是神明台，号称千门万户。木材、土石建筑上披着绮绣，狗马披着彩绘毡罽。宫人头插玳瑁簪，垂挂珠玑。设置游戏车，教人驰逐；装饰文采，聚集珍奇怪异之物。撞击万石之钟，敲打如雷霆的鼓。安排俳优，表演郑国女子的舞蹈。君上奢淫铺张到这种地步，却想使百姓唯独不奢侈、不丢下农事，这怎么可能呢？陛下如果确实能采用臣的计策，把甲乙两种账簿推出来，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烧掉；退去那些供驰逐的马车，表示不再使用，那么尧舜的盛治，应该可以相比了。《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开始相差极小，后来就会相差千里。’希望陛下留心察看这一道理。元帝即位，征召贡禹为谏大夫。当时年成不好，各郡国大多困乏。贡禹上奏说：‘古代宫室有一定的制度，宫女不过九人，饲养的马不过八匹；墙壁只涂土而不雕饰，木材只打磨而不刻镂；车舆器物都不加彩绘，苑囿不过几十里，并且同百姓共同使用。任用贤能，税率为十分之一，没有其他赋税征敛和徭役戍役，使百姓一年服役不过三天。千里以内的地区自给自足，千里以外的地区各自设置贡职罢了。所以天下家家给足、人人丰足，歌颂太平的声音一同兴起。到了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仍遵循古代的节俭，宫女不过十多人，马厩中的马不过一百多匹。孝文皇帝穿粗绨衣、穿皮鞋，器物没有雕文和金银装饰。后世争相奢侈，逐渐越来越严重，臣下也互相仿效，衣服、鞋袜、刀剑的奢华混杂到同君主相同的程度【“绔”是“袴”的古字】。君主有时临朝、进入宗庙，众人竟不能分辨彼此的差异，这实在很不合适。然而他们并不是自己知道奢侈僭越，还像鲁昭公说的：‘我有什么僭越呢？’如今大夫僭越诸侯，诸侯僭越天子，天子又超过天道，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承接衰败、挽救乱局，矫正风气、恢复古代教化，责任就在陛下。臣愚昧地认为，完全恢复太古制度很难，陛下应当稍微取法古代来约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