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六

译他们不知道，忠臣节士即使遭受杀戮和侮辱也不畏惧，正是为了尽到侍奉君主的道义。如今羌夷尚未归附，反复不定的军队尚未安定，三边受到的创伤、疲敝和溃败尚未痊愈，河北发生大旱，各路发生大水，百姓困于财力，县官府库也已经匮乏。圣明的君主恭敬勤勉、思求治理，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事；而身居辅弼之位的人却正想蒙蔽天子的聪明，使下情不能上达，他们究竟存的是什么心？臣希望陛下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顾念天下生灵的危苦，稍稍收回防备猜疑之心，收还威权。臣深恐将来有人专擅权力、放纵意志，发展到陛下不能忍受的地步，那必定会损害君臣之间的恩义；今日纵容他们，恰恰就是在加害陛下。至于冯京、王珪同列参与政事，都模棱两可、只求保全自己，不扶助危局；即使心里明白事情不对，也没有加以挽救纠正，对于自己的进退又含糊犹豫、不能决断，这都不是辅臣应有的体统。臣在四海之内孤立无援，独自进言，陛下却过分听信，任用臣掌管风纪宪法，臣也曾私下思考此事。近年以来，台谏官屡次因进言论事而被罢免，难道他们的言论全都对事情没有帮助吗？难道他们都愿意发表攻讦激烈、险峻直率的话，只为自己博取名声而被清除吗？臣曾认为，想要进言论说政府之事，就好比治理湍急暴涨的水，可以顺着水势和规律逐渐引导，不能筑堤拦阻、激怒它而使其发怒；那样不但难以成功，祸患也会更加扩大。” 所以臣自从任职以来，私下仰慕君子的中正之道，希望言语直率却不违背道理，辞意顺畅却不屈服自己的志向，也许可以稍稍使愚诚之心得到申达，使圣听有所醒悟；同时也不敢像浅薄之人那样任性，以一言一事轻率决定自己的去留，致使圣明朝廷屡屡驱逐进言论事的人，却没有任何补益。臣想着上可以保全国家体统，下也希望能够长久担任自己的职务，建立功名。两个月之间，才上了十多道奏疏，其中涉及助役法的，只有三道。正值天下多事之时，而臣的言论又简略缓慢，不足以使陛下有所感悟，那么臣辜负陛下已经很多了。没有想到大臣的愤怒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命令臣等反复分析；这种事情，前代没有，祖宗朝也没有，近年以来才创立这种办法，用来挫伤进言者的气势。陛下正孜孜不倦地听政，喜欢采纳劝谏，而大臣所作所为却使人无法正眼相看；这就是臣之所以发狂直言、不能沉默的原因。伏愿陛下深刻察考事物的变化，采用安定的治理来使百姓得到休息；有所施设安排时，以大小、缓急作为先后次序，以义与利、经与权辨明本末。今后凡有人向陛下进献可行意见或提出纠正意见，都请陛下加以诱导扶持、鼓励勉励；停止命令臣等分析说明，以尊严朝廷，并培养众多士人敢于进言的气节。” 臣对爱护君主、等待治罪的心情，实在感到无比恳切而愤懑。刘挚又论述弓手事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七日的敕命节文：弓手本人不愿充役的，允许雇用曾经充任弓手的人，由各路转运司斟酌办理。臣私下认为，朝廷一定是因为差役法刚开始推行，弓手一役突然改由乡户充任，他们还不熟悉捕盗的次序；而从前应募的人一旦被放罢，或许无所事事，凭借原有技艺去做盗贼，所以才下达这次指挥，想在开始时权宜办理，等待制度成熟。臣私下认为，这两件事都不值得忧虑。差役法刚刚恢复，事情尚未安排就绪，假如给它几年的时间，法令自然会成熟，事情也会稳定。去年三月十七日的敕令规定：弓手中曾经参加战斗、缉捕并有功劳的人，即使没有相应户等，也特别予以留用；由此可见，收用旧弓手已经有了这种办法。况且弓手不能不用。实行差役法，是因为乡人服役，不仅有家中丁男、子弟的帮助，乃至亲族、姻亲以及同里之人，无不为他谋划援助，与他共同承担祸福。一旦有捕盗期限，人人都会张设耳目，拿出办法来搜捕盗贼；而且他们是当地土著，自重乡里，所以没有逃跑的忧患。这就是从来弓手捕获盗贼总是多于其他警捕人员的原因，也是祖宗以来弓手一定要由本人充任的原因。” 自从实行雇募以来，盗寇到处充斥，大概是因为所雇用的多是轻浮懒惰之人，不能承担责任；差役和雇募的利害就是如此。那么，祖宗的法令难道是没有用意的吗？实行了一百多年，从没有听说上等户认为不便而愿意雇人。上级使唤百姓，让他们出力比较容易，让他们出钱比较困难，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很容易明白。如今朝廷的指挥虽然说不愿充役才允许雇人，然而官司上下都以旧人熟悉事务为有利，有的还可能出于人情而留用占据名额，势必压制排斥新户，使他们雇人，哪里还能看出他们究竟愿意还是不愿意呢？臣深恐被差役的人每年拿出缗钱并不容易，却反而归怨于差役法，奸人便可以借此动摇议论。况且天下徭役有轻有重，各州县风俗也各不相同，本来就应当因地制宜，不能一概采用一种法令。臣看五路弓手在熙宁以前由本人充役时，最为强劲，往往各自追随名家、自行养马，他们的才能技艺和捕盗缉捕能力胜过其他各路。近来恢复差役以来，他们安稳地任职，已经有实际成效，也没有听说他们不愿服役而愿意出钱雇人的。臣访闻，只有川蜀、江浙等路，前些日子差遣第一等人户充役，他们都习惯于骄奢柔弱，不肯出力为公家承担捕盗察奸的责任，所以宁愿出资雇人代役，自以为方便；这只是局部的利益，议论此事的人没有察觉，竟然因此一例变动根本大法。” 如今朝廷如果还不肯追回并停止允许雇人的命令，却一定要委曲求全、顺从百姓，那么就应当分别利害大小，权宜制定办法。自古以来盗贼最多、弓手本人充役又长期有成效的，没有比五路更适合的。臣想请将五路弓手一律依照祖宗旧法以及今年七月三日申明的圣旨指挥，必须由本人服役；其余各路则依照本月七日的指挥办理。仍请将原来已有户等、被差充役的人，以及前面所说曾经战斗有功而留用的人，和情愿雇人的人，分为三类计算，三类合计不得超过正式名额的一半。这样可贵在新旧相互配合，逐渐熟悉捕盗事务。在这三类人员中，遇到名额空缺时，只实行差役补充；那么一两年之间，差役法就会成功，雇募法也可以停止了。” 贴黄：朝廷制定法令，不能因为事情开始时一两项小害，就一概破坏大体。所谓弓手必须由本人充役的小害，只是南方上等人户，他们的子弟大多读书准备参加科举，所以认为不便，编造浮言，来迷惑议论者的听闻。却不知道每年出缗钱雇人代役，作为长久的危害并不小。况且祖宗以来实行本人充役的法令，通行于天下，已经一百多年，从没有听说有什么不便。如今朝廷虽想周全顺应人情，向下允许雇人的法令，但只能作为权宜一时的指挥，应当限定一年或二年，等人情习惯熟悉之后，就停止代役法。伏乞详细考虑臣这次所请求的事理，特别赐予施行。至于允许雇人的各路，仍请斟酌办理：人户家中有两个丁男以下的，才允许依照近来的制度雇人代役。”

译参知政事王安石上奏说：“如今陛下即位五年，变更改革的事情有几千几百件；已经写成文书、制定法令，而被称为有利的为什么这样多呢？就其中数量多的事情来看，法令最大、见效最晚、议论最多的有五件：第一是和戎，第二是青苗，第三是免役，第四是保甲，第五是市易。如今青唐、洮河方圆三千多里，戎羌各部二十万人献出土地，因而成为熟户，那么和戎的效果已经实现了。过去贫民向豪民借贷并支付利息，如今贫民向官府借贷，官府收取较低利息，百姓得以救济贫乏，那么青苗法也已经实行了。只有免役、保甲、市易这三项，具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得到适当的人来施行，就会成为大利；不是适当的人来施行，就会成为大害。缓慢谋划，就会成为大利；急迫促成，就会成为大害。” 古书说：‘办事不以古代为师，却想成就长久的事业，这是从未听闻过的。’ 如果这三项法令能够实行，可以说是效法古制了。然而，先要懂得古代治国之道，才能实行古代的法令；这正是臣所说的重大利害所在。免役法源出于《周官》所说的“府史胥徒”，以及《王制》所说的“庶人在官”。可是九州百姓贫富不一，风俗也不相同，户籍等第的高下又不足以防止偏差；如今一旦改变旧制，就要做到逐家逐户核定，使贫富均平如一，让天下所有差役都由人出钱募役，释放天下农民，使他们回归田亩。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来实行，那么五等户籍必然不能均平，募役也必然不能公平。保甲法源自三代的丘甲制度，管仲曾在齐国使用，子产曾在郑国使用，商君曾在秦国使用，仲长统也曾在汉代谈论过，并不是今日独创的新奇制度。然而天下百姓像野鸭聚居、鸿雁群集一样，分散到四方而不受禁约，已经有数千百年了。如今一旦改变，使百姓按什伍相互维系，邻里彼此联属，既能察知奸邪，又能显扬仁德；平时蓄养军兵，以备有事时使用。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来实行，就会用追呼催逼去骚扰百姓，用征调发遣去惊吓百姓，民心便会动摇。市易法源自周代的司市和汉代的平准令。如今拿出百万缗钱来权衡物价的轻重，以通商并赊贷给民众，使百姓每年获得数万缗的利息。然而，臣非常清楚天下的货物钱财还没有充分流通，私下担心那些希求功劳、侥幸求赏的人，急于在一两年内求得成效，那么我们的法令就会毁坏。因此臣说：三项法令如果用对了人，缓缓筹谋、逐步实行，就会成为大大利益；如果用错了人，急于求成，就会造成大大祸害。所以免役法如果成功，便不会耽误农时，百姓的劳力也会均平；保甲法如果成功，盗寇叛乱就会平息，国家的威势就会增强；市易法如果成功，货物钱财便会流通，国家的财用也会充足。知谏院陈防论述差役法的奏状说：臣听说如今政令中危害百姓的，没有比差役法更严重的了。它使百姓每年拿出雇佣钱，供给应募服役的人。那些应募的人，无非是放下农具、脱离农业的人，常常违约怠慢、惹是生非，又不足以办成事情。还要由各户出钱，这并不是百姓乐意缴纳的。实行了几年，民力已经困乏。上等的富裕之家，尚且可以出钱应付；其余中等财产以下的人，多是农民，只靠微薄的产业生活，别无经营收入，能够仅凭这些产业满足衣食的，实在没有几个。如今每户按规定缴纳缗钱，既有固定数额，也没有办法减免。每年按时交给官府，催逼之下粮价更加低贱，钱价更加昂贵，常有拖欠而受到督责的忧虑。不幸遇到灾荒，稍有不足，就免不了饥饿、死亡和流亡的祸患。这些大致情形已经可以看见了。如果此法不改，恐怕天下各等第的百姓会日益困顿衰败，逐渐流离失所，这是不能不考虑的。如果要改它，不如暂且沿用如今新定的簿役法，重新分为五等，依照旧制实行差役。除了衙前等最繁重艰难、州县一向称为重役、对百姓危害极深的差役，由官府雇人承担，并用酒场、河渡等收入充作雇佣报酬；其余各种差役，都依照差发和纠集的办法办理。如果有人愿意雇人代替自己服役，也听任其如此。还请依照司农寺的条令，对于那些因役人办理公事以及投名、公参、入直等类似事项而接受财物的人，按照常平法中关于乞取财物的规定，以及《熙宁编敕》中“官员不得派出三百里以外办理私事”的条约施行。这样一来，各等第被征役的人，即使差使长达一年，也没有别的劳费，人人都会出力愿意服役而无所畏惧。这可以作为不可改变的良法。谨具奏状上奏，伏候敕旨。张方平论述募役法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现行的差役法，天下人都共同以为苦、不便。陛下高居九重而能听察下情，一定会听到其中的利害。臣深恐朝廷内外的臣僚，没有人替国家深忧远虑、精详地说明此法的本末。臣因才识浅陋而蒙受陛下的知遇和眷顾，如今上章请求致仕，正在等待诏命以便辞谢。想到所受恩德深重，想要有所补报后离去，所以不避诛戮和断绝，上呈这道密封奏章，极力陈说保全国家、便利百姓的大计，确实是出于紧要的事务，并不是仅仅以诡辩来抗拒高明的论断。陛下至圣大明，如果察纳臣的意见，确实对国家有益，就请出自圣心，特地下明诏，停止废罢此法；恢复旧制中若有不安妥之处，再稍加增减、参酌确定后施行。诏令下达之日，四方百姓如果没有一个男子一个女子不因此欣慰喜悦、拍手跳跃、感念陛下恩德，那么臣愿接受欺罔皇上、迷误国家、破坏法令、扰乱纲纪的罪责，投放到遥远的边疆，以正典刑。如果陛下还认为臣的话不足为信，那么古人遇到重大疑难，尚且要向卿士和庶人征求意见，协商同意后才兴办事情。现在请陛下公开臣的奏章，使在朝的百官，以及各路、郡县的官吏，都能充分发表公议。这两件事只在于陛下以圣明决断，来判定天下的是非。如果只是把奏章送给中书省，询问执政大臣，那是没有益处的。因此请陛下将奏章留在宫中，不要下发；这不仅可以保全臣这个孤立的臣子，也可以招致忠义之言，使陛下广听四方、听得更远。臣为国忧虑不胜，区区之心，惟愿圣明体察。所上奏札，已经全部列明封进。方平又论述免役钱的奏状说：臣深切思考，古代圣人治理百姓的方法，是区分四种职业，使各自承担九类职事。农夫贡献耕种收获的力量，虞衡掌管山林川泽的利益，百工整治和制作八种材料，商贾使货物钱财丰盛流通；各自尽力从事本业来奉养君上。君上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只是田地、山泽和关市的赋税，这就是财用的来源。至于制度的沿革、损益，虽然历代不同，但总的说来必定以此为根本；超过这些范围，就不是王制了。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制定赋役法，普遍要求百姓缴纳钱财。钱，是君主所掌握的东西，不应与百姓共同占有。君主用钱来调节轻重、驾驭各种事务，控制流通阻塞以推行政务，衡量物价、平均施行以平准天下货物。因此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必定亲自掌握钱币权柄，由官府自行鼓铸；百姓私自铸钱，按罪当处死，以表示不许百姓共享铸钱之利。钱对于解除饥寒没有直接实效，却足以换取衣食之资，这就是用无用之物成就有用之物，是君主通权达变的神妙术法。本朝治理国家的制度，是把县乡户籍分为五等，用两税缴纳粮食和绢帛，用丁口供给力役，这就是从田地取得赋税。金、银、铜、铁、铅、锡、茶、盐、香、矾等货物，则由山海、矿坑、冶炼场和专门机构出产，这就是从山泽取得赋税。

译各种专卖、征税、估算以及贩卖百货所得的利益，就是从关市取得的赋税。钱币这种东西，全部由官府鼓铸。臣过去两次总管国家财政，看到各铸钱炉每年课税上下有百万缗；天下每年收入的茶、盐、酒、税及各种杂利，仅有五千万缗，在公私之间流通，每日使用而不停止。上至宗庙、社稷、百神的祭祀，宫廷供奉，官吏俸禄，军队、战车和马匹，征戍、聘问、赏赐，以及一切用度，都由这些供给；国家财政收支的大计，全都在这里。景德以前，天下财利的收入，茶、盐、酒税等每年课入一千五百余万缗，宋太宗用这些钱整顿军队、检阅战马、平定河东、讨伐拓跋贼，每年还要对契丹用兵；宋真宗用这些钱东封岱宗，西祀汾睢，南巡亳州，从未听说增加百姓赋税，却都能筹集齐备。庆历以后，财利收入竟是前朝的三倍，而每天仍感到不足，这在事功上有什么不同呢？由此说来，国家财用的本末源流，是可以考察清楚的。陛下怜悯时政积累的弊病，立志改变旧制、使之通达，以财力成就天下事务，所以创办法令、建立制度，设置青苗法来救济贫乏断绝之家，制定募佣法来防止劳役；重大措施有十多项，根本意图在于崇尚德政、扩大事业，惠养百姓罢了。臣身为守藩之官，职责在于治理百姓；朝廷的政令，不敢越职妄言，至于百姓事务的利害，则是臣职责以内的事。百姓事务的利害很多，但其中按户收钱的祸患尤其紧迫，所以敢于详细陈述。自古以来，田地只缴纳粮食和绢帛；如今两税之外，各种名目的征纳钱款，有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篙钱、鞋钱等。这类杂费，大约起于五代末年，当时急征横敛，因而登记入册，后来竟沿袭成了常规。现在以陈州为例，陈州有四县，共二万九千七百多户；夏秋两税，共应缴纳斛斗十五万八千余，硕正税以及和预买所纳的绢三万余匹，丝绵四万九千余两，这些是常赋。另有盐钱一万五千八百余贯，以及夏秋两季应纳的钱。虽然这些都源于弊法，沿袭已久，但这些各色钱款按常例也多用粮食折纳，并不是全部缴纳钱币。总的说来，古今田制从未有过缴纳钱币的办法。如今每年却要支出青苗钱六万七千余贯，计算利息钱一万二千三百余贯，每年缴纳役钱四万七千余贯；这就是常赋之外，每年还要缴纳六万余千贯钱。陈州的户口还不及各州一个县，按照这个数目推算天下应缴之数，也就可以看见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两〕 凡是公私钱币的发放和收取，其标准并不难看出：百官、群吏和三军的俸禄，夏秋两季籴买粮食绢帛，矿坑、冶炼场和专门机构的成本，这些是钱币发放的用途；田地房屋的正税，以及茶、盐、酒税，是钱币收取的来源。民间货币的多寡，要看官钱发出的多少；官钱发出得少，民间使用的钱已经不足，那么常赋以外的钱又将从哪里来呢？如果收取募役钱交给官府，再用它雇佣役人，钱只是流进流出，并没有积蓄起来。所谓募役钱，实际上是从百姓本来就有的钱中征取，散到懒惰游荡之徒和市井之中，南面的田地就荒空了。穷乡荒野的下户小民，冬至、节日和腊月，挑着柴薪、饲草进城，来回几十里，只得到五七十钱，买葱、蔬菜、盐和肉酱，老人孩子都把它当作甘美之物；平日里他们哪里曾见过一文钱？臣听说各路有些刻薄的官吏，查验百姓的田地、房舍、耕牛、农具和牲畜，以此确定户等；甚至连贫寒瘦弱的小户人家，农具、舂磨、铡刀、锅釜、狗、猪以及各种杂物，也要估价征收，估值千钱缴十钱，估值万钱缴百钱，凡是靠土地上生长之物为生的人，没有谁能免除。因此天下百姓惶惶不安，手脚无处安放，这就叫作钱荒。官吏气焰凶厉，以刻削百姓为功劳，求取赏赐、追逐利益，而赏赐利益又接踵而来；这难道是圣上的本意吗？恐怕上天的聪明也没有详细听闻这些情形。陛下本来想用美好的利益来使天下获利，但到了具体施行、见诸事务时，已经不是圣上原本的意图了。陛下的一道诏令发出，执政大臣便奉行实施；稍后又由有关部门增加内容，细苛琐碎到了极点。诏令颁下各路主管官员，各自提出意见，辗转之间互相造成祸害；根本相同而末节不同，早晨实行，晚上又改。郡县承受采用，最终不胜其弊。况且百姓田地的两税，遇水旱灾害时有检验减免，自有常规制度；青苗钱的利息，遇到灾伤尚且可以暂时停征；募役钱即使年成大坏，也不能免除。豪强奸猾乘百姓危急，举债放贷收取利息，有时还层层加收补缴，实在是侵害残酷。然而这些还没有超出粮食绢帛，仍是百姓耕织所得。州县差役，有的由本人充任，有的雇人代替，所需费用大约三分之一用于其他支出，三分之二用于柴薪粮食。大乡户口众多，一次差役代替之后，十多年内可以安居而不再被牵涉。募役法实行将近三年，第一年百姓开始大为惊恐，官吏对法令意见不一，有的缴纳，有的不缴；第二年已经有人砍伐桑枣、变卖田宅、卖掉牛畜；今年稍有荒歉的地方，百姓已经大批流散。照这样下去，这种法令能够长久实行吗？可是人们却安然不以为怪，也没有另想办法。臣恐怕国家的忧患不在四方夷狄，而是已经看见伏兵藏在草莽之间了。臣恭请陛下深思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俯察下层百姓的实情，重新命令大臣精心讨论缴纳钱币的法令。这是大事，不能只是取自高谈阔论、空泛议论，苟且应付而已。苟且应付，是臣下为自身谋划；长远考虑，才是陛下为国家和社稷筹划。愚弱却不可欺骗、柔弱却不可战胜的，是百姓。倘若百姓的情势失于抚慰和驾驭，一旦大势动摇危急，即使有聪明人，恐怕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了。缴纳钱币有两件事，而募役法的祸害尤其严重，所以臣殷切地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如今所陈述的，只是举出大体，其具体为害的条目无法一一列举。臣承受圣恩，深重至极；想到自己衰老疲惫，不能再尽力效劳，若有一天先于陛下死去，尸骨填沟壑，也没有遗憾，所以请求再见一次圣颜，专门陈述这番愚诚，略尽补报之心，稍稍减轻内心的惭愧亏负。奏章上达天听，退而接受斧钺之诛，也是臣所感到快慰的事。惟愿陛下留意省察。

译冯山论述免役的奏状说：臣长期在远方任官，不了解朝廷的忌讳，但事情关系到治国的根本，若有所见，不敢轻易隐瞒，以免亏损臣子的节操。臣私下看到，条令制度的设置，已经经过四年；朝廷竭尽群臣谋议，对外广泛采纳天下意见，凡是更革、创置，无不尽力，法令的利害、本末，已经看到了十分之七八；只有免役这一法，还没有成效。臣以为朝廷立法的本意，本来是便利百姓，除去骚扰，压制并断绝侥幸求利之事，这有什么不好，为什么纷纷议论至今不止呢？这是因为要除去千百年来的弊病，建立一代的新法，本来就不能仓促实行而很快见效。臣去年冬天从京师接受差遣返回，经过京西、陕西、利州、成都、梓州五路，上至监司，下至州县，官员车马奔走，各方详尽议论，唯恐来迟而怠慢陛下的诏令、违背司农寺规定的期限。然而事情彼此抵牾、迟缓未决，臣观察其原因，不只是四方官吏的过错，大概也是因为各种巧辩纷纷出现、有关部门没有确定意见所造成的。自熙宁四年以后，天下开始知道朝廷的新法本来在于爱民，并非为了聚敛；没有谁不日夜讲求研究，依据各地风俗的便利，为国家谋划长久之计。只是衙前、弓手之类的差役，处理起来稍有困难，不得不迟缓若干年月，然后才能办成。自去年冬末以后，臣听说各处仅仅能够把法令写成，正准备议定上奏，却突然又有新制度，命令仿照府界的办法；又命令四等以下平均缴纳役钱；没有多久又命令只按两税钱缴纳，不再采用户等；又命令挪移钱粮互相补助。半年之内，改动了好几次，官吏惊惶，不知应以什么为定论；文书繁多浩杂，旋即成为废物。如此说来，差役法什么时候才能确定呢？臣私下认为，天下风俗不同，事情情形各异；有关部门如果想用一套法令把它们笼罩统一，必然会顾此失彼，得到一项利益却造成十项祸害。近来看到梓州的办法，也只是按户等为标准，上等人家所出不过十三贯，因此所取极少，而免除的差役却很重；即便还没有完全均平，也已经极为宽简。按察官的意见认为可以实行，还没来得及上奏，就又按照惯例改易了。由这一处即可知道其他州的情形。民间田亩和税钱各不相等，由此推及，名目又很多，怎么可以只依据一个方面就作为定论呢？要达到最恰当的办法，应该等均税法确定以后，免役法才可以实行。如果还没有确定，不如诏令各路监司以及郡守、县令，依据本地风俗，各自制定办法，不必强求彼此相同，只求便利百姓罢了。给它规定期限，超过期限的予以处罚。这样，法令顺应百姓而容易实行，百姓安于法令而不感到烦扰，那么免役法的成效或许就可以看见了。如果不能追改前面的制度，臣请求从今以后，议论者的各种说法暂且一概搁置，不要采用。大体制度既已确立，那么纠正偏差、补救弊病的措施，自然可以依次举办。臣私下看到，前代立法往往要经过很久才确定，为什么呢？事情未经实践，即使聪明人也不能把它考虑周全；何况差役的弊病已经延续数百年，虽然知道它危害百姓，却没有人敢议论改革，实在是因为难以找到改变它的方法。如今突然创立新法，既然实行以后就要求纤细琐碎、毫无遗漏，臣不知道是否能够做到。臣希望陛下采纳臣所议，详细选择其中一项，使天下深受困苦的人早日看到成法。如果官府不耽误事务，百姓不再感知差役的烦扰，那么三代的仁政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利害相互牵连，难以长久实行，而根本上又确实没有危害，慢慢议论后废止它，也不会损害陛下宽仁的盛德。臣近来看到司农寺的指挥，仍在询问官吏尚未尽知、尚未便利的事情。臣所忧虑的，不只是朝廷的新法永无休止，还恐怕那些因差役之事而求进用的人奔走钻营没有止境，轻易拿陛下的名器擅自放纵自己，反而加重新法的弊病。臣恭敬地看到熙宁二年十二月的诏书，要求广泛听取众议，务必除去扰民的弊病，使百姓乐于遵从。臣的愚见中，凡是稍微涉及重大利害的事项，谨具奏状上奏。右司谏苏辙请求再支用一年役钱雇人，以等待差役法修订完成，上奏说：臣谨见二月九日三省、枢密院札子中的节文规定：天下免役钱一律停止，各色役人都按照熙宁元年以前旧法所定的人数，定期轮流差役。请指示各县官吏审查详议，如果按照现在的指挥实行没有其他妨碍，就立即照此施行；如果有妨碍而不能施行，限札子到达五日以内，把利害和筹划方案具文申报本州。本州限一季上奏朝廷，奏到后分别酌情修订。奉圣旨：依奏。臣审查上述指挥，纲领已经允当，但其中具体条目颇为疏略、错误，不容易逐一说明，全要靠有关部门逐步修订完成。近来见开封府上奏，开封、祥符两县在几天之内就按照旧役法的人数差派役人。臣私下认为，自从停止差役到现在将近二十年，突然这样施行，官吏和百姓都还没有习惯。况且差役法牵涉许多事情，盘根错节，缓慢施行才能得到周详审慎。如果不彻底探究始末，匆忙实行，只怕实行以后又产生别的弊端。臣私下见各州县的役钱，通常都有多年积存的余剩；今年夏料虽然已经免除，旧有的余剩役钱仍足够支用数年。臣想请求朝廷下令，把现有的役钱暂且照旧用来雇役，至今年年底为止；同时在今年之内催促各处审议差役法，务必做到确实可行、再没有弊害，然后在今冬逐步差拨，从明年开始役使乡户。这样做，一是差役条文已经审查详明，施行以后就不会再有人非议；二是用百姓已经缴纳的一年役钱雇役，可以使民力得到舒缓，进退都方便。臣深恐各道认为朝廷已经颁行命令，命令一下就立即施行，即使有妨碍也不再陈述，导致差役条文还没有充分发挥好处。如果朝廷认为臣这番话可以采用，请求下达三省迅速施行。谨录此奏上报，恭候圣旨。新法以来所减定的役人人数，都是确切的数目，施行了十多年，一直没有缺误的事情，那么旧法所定人数必定是冗余过多，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何况近来下达的指挥，明明要求州县考察有无妨碍，至于登记名册、确定差役，也没有规定期限。如今开封府的官吏却根本不加考察，申请在几天之内完全按照旧法人数差拨完毕，连坛子之类的杂役也包括在内。近年以额外人员充任的，也一律差拨为役人；监勒开封、祥符两县，急迫得像兵火一样，显然是故意扰害百姓，以破坏成法。幸亏百姓长期苦于缴纳役钱，突然得到恢复旧法，便没有什么话可说；否则必定争讼纷纷，造成的祸害不小。请把开封府官吏交给主管部门审问：明知有上述妨碍，却不再考察申请，又像这样火急催督，究竟是什么用意？请特别加以处置，以警戒天下那些怀挟邪念、破坏法令的人。

译苏辙又论述停止免役钱、施行差役法的奏状说：臣谨见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奏，请求停止免役钱，恢复施行差役旧法，奉圣旨依奏施行。臣私下认为，近年所实行的新法，利弊十分明显，其中免役法所涉及的问题尤其重大。朝廷自去年秋天以来，改革变更大体已经完成，只有这件事迟迟不能决定，民间都在倾听，想要听到圣明的诏令。臣私下料想，这件事一旦施行，民间必定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就像饥饿时得到食物，干旱时得到雨水。与去年停止导洛、市易、盐铁等事相比，百姓的喜悦将超过十倍。若不是最仁爱、最圣明、最明察、最果断的君主，谁能实行这件事？但臣有愚见：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将近二十年，官府和民间早已习惯，如今初行差役，难免有一些抵触和不协调。譬如人患重病，不治疗必死；医生用药攻治，必然会有昏乱眩晕、不得安宁的时候，必须等病去药消，然后才能恢复安乐。如今朝廷内外掌权的臣僚，大多因新法而被任用，既然看到朝廷革除旧弊，内心便不能安定；他们必定会趁差役开始之际，民间稍有不便，就拿来作为借口，迷惑圣明的听察，破坏扰乱仁政。况且臣私下看司马光前一份札子，其中陈述差役事项，纲领已经很恰当，其中具体条目却难免有疏略和小的错误，执政大臣难道会不知道吗？如果大家出于公心共同成就此事，就应当答应司马光的请求，推行其中的大意，修订完善细节，然后再下令施行。如今却只是把札子完整抄录下来，前面列着司马光的姓名，后面写着“依奏”的圣旨，其中的用意就可以看出来了。从今以后，必定有人借口内外意见不同的说法，来动摇这项大议。臣希望陛下只要想一想，自祖宗以来差役法在民间施行时，有什么祸害？近年既然实行免役法，民间的弊害已经听见看见都厌烦了，那么差役可以施行、免役可以停止，不必再思考就能决定。恭请把臣这份奏疏留在宫中，不要发出，时时赐予省览。只要根本法度已经纠正，即使有些小的危害，也可以随着事情逐步更改，经过几年，法度自然会完备。臣是疏远的小臣，刚刚蒙受提拔任用，就冒昧这样深切进言，罪过实在不可赦免。但只想到臣原来没有左右近臣的帮助，谏官之职又出于圣意，便不敢把自己同其他人一样，更加顾忌形迹而保持沉默，冒昧陈奏，请陛下裁察并予以体恤。臣私下详察，差役利弊的条目不止一项，全要靠有关部门逐步修订完善。近则半年，远也不过一年，必定能够形成定法。至于乡户，不可不差役；役钱不可不停止。这两件事可以用一句话决定。何况各地役钱宽裕有余，一两年之内一定不会缺用。从现在起免除役钱，按理没有疑问。先前司马光的奏文，虽然有“役钱一律停止”的文字，却又把是否有妨碍交给州县、监司审查详议。臣私下担心各路因为看到有这样的指挥，不敢立即停止免除，仍旧催收办理，那么凶年中的疲弱百姓将无从应付，甚至可能因此发生事变。请求特地下达手诏，大意可以说：先帝的役法本来只是当时权宜的指挥，施行日久，民间很难取得现钱。现已诏令有关部门恢复旧日差役，所有役钱，除坊郭单丁、女户、官户、寺观仍旧征收外，其余各类限诏书到达之日，一并张榜免除。去年以前已经拖欠的役钱，把数目具文上奏，不得催收办理，听候指挥。苏辙又说：把雇募衙前改为招募，既然不是明白地用钱雇请，就一定没有人愿意来应募，势必还要差拨。不知道每年从坊场、河渡征收的四百二十多万缗钱，打算用到什么地方？熙宁以前，各路衙前大多雇用长名人充当役人；像西川全是长名人，淮南、两浙长名人占一大半以上，其他各路也不少于一半。如今坊场官既然自行出卖，必定没有人愿意充任长名人，那么衙前就全是乡户。虽然名义上说是招募，但上户为了免除役役才愿意占有这个名额，这和差役没有不同。上户既然免除了衙前的重役，那么其他各种役也都应当均摊到次等以下的人户身上。这样一来，下户充役的人数就会像熙宁以前一样多了。苏辙任陈州学官时，代替张方平上奏说：臣谨以为，朝廷内外的臣民各有职事，越过职分进言，国家有固定的法令。臣镇守陈州，并没有进言之责，却冒昧进言，考虑到自己的狂妄愚昧，这确实是罪过。然而臣又想到，近来因为年老多病，不能胜任政务，陛下不忍弃置不用，亲自选择了适宜的地方，使臣得以安养。将要辞行时，臣当面承受圣明训示，陛下认为大臣的议论都应当替国家谋划，不应以在京或在外为嫌而有所保留。古人说过：“虽然你的身体在外，心意却没有不在王室的。”臣恭惟圣德广大，没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可是臣自到任以来，至今已有一年，心目昏乱眩晕，病情有增无减，所以曾请求苟延余生，求归还乡。区区诚意，长久以来还没有得到允许。陛下看到臣的志气衰颓到这种地步，难道还会有意辨明是非、同世俗争论吗？因此对于得失，臣长期没有参与。今天臣私下有所思考，对上替陛下参验官吏，对下替陛下考察百姓，而国家安危的关键，实在就在这里。臣自念屡受历代圣主恩遇，国家的祸福，臣的自身确实与之相同。虽然志力衰弱，但在道义上不能沉默。臣将要说的，并不是不敢远引前古、预先推测尚未发生的事情，来迷惑陛下的聪明。这些事情全都是陛下曾经亲自试行过、而臣愚昧却有幸参与知晓的。臣谨见陛下即位之初，谋划深远，凡有所建议，往往都符合上天的意旨。起初议论修建山陵时，陛下深切忧虑费用过于广泛，推明先帝薄葬的遗命，并以此诏告有关部门。四方听闻后，没有不感动流泪的。此后一年之内，陛下广泛颁布号令，劝导宗族，推崇孝悌的行为；勉励州郡，把农桑政务放在首位；恢复转对制度，以扩大言路；议论徭役，以宽缓民力。这样的盛大德政，无法一一记载。当时天下刚经历大变，却没有人不急切希望听到圣明诏令，以此忘却忧患。两宫欢欣，九族亲睦，群臣和百姓都蒙受福佑而安宁。纷杂的议论没有传到朝廷，诽谤怨恨的声音也没有在乡里听见。陛下从容实行无为之治，天下已经安定了。这样治理国家，难道不是令人欣慰吗？陛下如今回头看，当日的政事中，即使有值得后悔遗憾的地方，臣看来也没有几件；不但陛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天下人也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当。为什么呢？因为政令简易，符合人情所安。《易经》说：“容易，就容易使人明白；简约，就容易使人遵从；容易明白就会使人亲近，容易遵从就会建立功业。”

译如果陛下能够推行这个道理，始终不改变，那么臣认为，长久而宏大的功业就可以实现了。后来求治心切，用意过于急迫，奸臣趁机得以进用邪说，开始主张开拓边疆，以迎合皇上的意旨。于是延安有谋取横山的计划，保安有招诱西戎的计策。陛下用金帛赏赐他们，借给他们兵器；小人贪图功劳，考虑祸害不够长远，轻率出兵、深入敌境，与西戎结怨，侵夺尺寸无用之地，白白耗尽内府历代积存的财富。大则使秦、雍疲敝，小则使自身死于敌手。西部边境骚动不安，陛下才第一次后悔。然而陛下天资英明果断，具有汉武帝那样宏大通达的气量，虽然军队和官吏失去法度，建立功业的意愿却从未稍有衰减。因此左右大臣揣知陛下这种心意，又进献聚敛财利的说法。陛下乐于听取其中的利益，没有空暇深入追究其中的危害，于是全盘听从，设置条例司，寻求天下遗留的财利。己酉年秋天，新政开始颁行。从此以来，所有变革多得无法数清，其中最大的，第一次是常平、青苗法，第二次是拣兵并营，第三次是出钱雇役，第四次是保甲教阅。这四项同时在世上推行，使官吏疑惑，军民愤怒怨恨；进谏的人奏章交相送到朝廷，诽谤的人声音传播到市场。陛下不胜其烦，为此在朝堂上长叹，到日已西斜还没有进食。然而陛下仍希望它们成功，竭力排斥众人的议论而坚决守行，天下人正共同厌恶困苦，却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拣兵并营的弊害最先显现，武夫凶悍，怨恨最深，祸患也最急。陛下知道这样不可行，于是多发月粮，又收纳退伍士卒，以顺应他们的心意；陛下已经第二次后悔了。然而军中的议论仍然汹汹不安，陛下虽然推施恩惠安抚他们，他们最终却不认为这是恩惠，反而说陛下是害怕他们。不幸边臣失算，又引发戎患；帷幄中的大臣谋划不善，不致力于安定边疆，反而致力于扰乱它。临行派遣执政大臣，把边疆事务交给他，多给金帛，预先写好诰敕，以促成他深入敌境的计划。当时，天下人都知道此举必败，而陛下和一两个大臣正认为万事都能办成、万无一失。后来出兵进入无人之境，在无法守卫的地方筑城，使腹心地区困乏疲弊，只求取得无益的功劳，导致秦、晋百姓父子离散、血肉涂地；戎人侥幸得胜并受到屈辱的报复，已经修筑的城池随即倾覆，前往救援的军队相继溃败叛离。四方震动，君臣日夜忧劳，之后才下达罪己诏，流放窜逐宰相，以向西部两边谢罪；陛下已经第三次后悔了。这三件事在陛下尚未后悔时，陛下也认为是对的吗，还是认为不对？陛下违逆众人的心意，实行而不顾后果，必定是认为正确，而不是认为错误。然而最终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后悔的事情，难道不会也同这三件事相似吗？臣听说，人数众多而不可欺骗的是百姓；勇猛强悍而不可冒犯的是军队；处境险要而不可轻侮的是邻国。如今陛下已经欺骗百姓、冒犯军队、轻侮邻国了。冒犯军队、轻侮邻国，变化来得快而祸患较小；至于欺骗百姓，变化来得慢而祸患更大。变化快而祸小，是瓦解的忧患；变化慢而祸大，是土崩的灾祸。如今瓦解的忧患，陛下已经知道后悔了；土崩的灾祸，陛下还没有把它当作忧患。这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地方。《易经》说：“错误尚未走远就能返回，不会造成大的悔恨，大吉。”这是说事情尚未败坏时。陛下不明白它是错误，必定要等到失败以后才后悔，像前面三件事那样；那样陛下返回正道就已经太迟，悔恨也会更大。况且臣看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后悔的事情，也只有三项：青苗法、助役法、保甲法。这三项的弊害，臣不再说了。为什么呢？进言议论的人说它们不可行的，不只一个人；百姓为了摆脱这些弊害而毁坏肢体、熏灼耳目、嫁掉母亲、分家居住、低价出卖田地房屋，也不是一户人家而已。陛下大概也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陛下却犹豫不改，使百姓无处申诉；再加上水灾旱灾，接着又发生饥荒，长期积累怨恨的百姓奋起成为群盗，逐渐滋长蔓延，剿灭后又重新兴起；英雄豪杰乘机而起，只要振臂一呼，就可以聚集上千人的队伍。像这样形成陈胜、吴广之势，正是所谓土崩之势。臣恐怕陛下到了这一步，即使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臣希望陛下把即位初年的政事和今日的事情拿来试着比较：天下纷扰不安，哪里比得上今日这样太平？群臣众口一词地争辩，哪里比得上今日这样多？陛下听取阅览而疲倦，哪里比得上今日这样劳累？后悔自责，哪里比得上今日这样深切？陛下如果确实这样比较，不等臣把话说完，得失就可以自己判断了。况且即位初年的政事，是陛下的本心；今日的事情，是臣下错误的谋划。陛下抛弃即位时的本心，而顺从臣下的错误谋划，臣切实认为这是过错。即便如此，臣私下听说，民间道路上流传的议论，说明如今陛下也已经后悔了。后悔却不改变，并不是陛下的本意，而是受到了提出建议的臣子的逼迫。臣下向君主进献谋略，如果事情没有成功，便改变主张去顺从众人，那么君主就能够由此测知他的深浅。君主既能测知臣下的深浅，那么任用或罢黜他的权力就在君主手中，这正是臣下感到不便的地方。臣深切痛惜陛下为了社稷的计策，想要改正过错来使天下安定，却被贪恋权力、固守职位的臣子坚持阻挠而不肯放手。陛下聪明睿智，任用或罢黜本来都可以自己决定，却偏偏为此郁郁不乐。臣不胜区区忘身忧国的诚意，因此处境疏远而言辞恳切，惟愿陛下明察。

译傅尧俞议论坊郭等第出助役钱，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乡村按人丁出力，城郭按户等出财，这叫作差科，共同用来供给公家，是古今通行的道理。臣不敢远引古事作为证据，只就本朝一百多年而言，祖宗的法令从未有过以城郭的财力来资助乡村劳力的做法；如今这样实行，恐怕不恰当。凡是公人，没有不因官府事务同百姓接触的；一旦有所牵涉，就一定会任意索取，只是事情有大小、往来有疏密罢了，何况那些早晚同百姓打交道的胥吏呢？所以州县官不让公人经常接见百姓，把这称为能吏。这样从各方面防范检查，担心他们侵吞盘剥，尚且不能禁止其中一两分；如今却唯恐给他们的还不够，竟然无名无故地从坊郭取钱给他们，臣实在不能理解。其中固然有劳逸不均的情况，但这取决于官吏的才能和禁令条文的精粗，只应当督责郡县，讲求完善的法令，哪里在于让人人都出钱呢？从前乡村和坊郭的情况不同，所以各自安守本分，没有不同的议论。自从免役法兴起，不再区别乡村和坊郭；如今差役既然恢复，却还没有具体摊派，按通常情理看来似乎不公平，必定要让他们出钱；希望把钱储留起来，以备缓急之用。天下这样广大，百姓这样众多，事情常常潜伏在隐蔽的防患之中，发生于人们所忽略的地方。边境、河防、盗贼、水旱灾害，难道能够断定一定不会发生吗？庆历年间，羌人作乱，借了大姓李氏二十多万贯钱，后来用几个京官的名目来抵偿。前些年河东用兵，按照等级摊派，上等人户一家竟有一万缗的费用，力量无法承受，困苦艰难到了极点。这些都是在上下都富足强盛的时候向百姓征取资助，尚且有这样的情形，何况如今民力已经疲敝呢？国家所指望用来应急而不担忧的，只有免役宽剩钱罢了；但这种钱也有用尽的时候，哪里能够长久维持？我听说天下掌管财利的臣僚，不顾朝廷的大体，防止旧弊袭来，却仍抱着过去观望敷衍的态度；即使茶、盐、酒税等固定收入的数额，也都不很用心核究，逐渐有所亏损。我担心几年以后，收入或许会不足，一旦有缓急之事，就会把费用全部取自百姓；这不仅百姓难以承受，而且必定会导致事变。假如能够估量需要，令各地筹办钱物，收集起来储藏，严令有关官司不得擅自使用，把这类摊派扰民的事情一律禁止，明确表示朝廷一定守信，使人们没有疑虑，那么百姓不但不会有怨言，反而会欢欣踊跃地奔走，只怕缴纳输送得太迟罢了。昨天陕西发生战事，一路各等人户流离奔逃，无处藏身；京西的州郡与陕西犬牙交错地相接，却安然无事，毫不相关，人与人之间的忧乐竟像隔着天壤。如今如果把这些钱积存起来作为储备，一旦某一方发生事情，就转运去救济它，这就是汇通天下的力量，岂不是既均匀又容易吗？如果仍旧取用这些财物，照旧摊派，那么将来的祸患恐怕不只是百姓怨恨叹息而已。我曾把这些意见告诉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这是国家长远的谋划，也是百姓实际得到的恩惠，希望陛下特别裁断施行。如果要用它来资助役法，臣下不敢擅自详细确定。如今役法的大议已经确定，都是韩维等人一向裁定处理的；如果可以遵照采用，就请暂且修订整治后颁布下去，令州县施行，等发现彼此抵触之处，再随时加以改正。这样三两年之间，或许可以防止役法完备。如果认为差役法不对，自然可以恢复顾法，不必无事而徒然纷纷改动。如今各路文书纷纷送来，正在改来改去，哪一天才能完成？我听说，能够施展才力就任职，不能胜任就应当退职；这也是臣所不能办理的事情。陛下如果采用臣的意见，臣难道敢不尽心供职吗？如果认为臣的意见与议定的方案不合，不能施行，那么请依照苏轼的例子，允许臣罢免详定之职。倘若认为臣上违朝廷纲纪，要用来警诫臣不敬职守，即使加以重责，臣也不敢推辞。郑獬论安州差役状说：臣伏见安州衙前差役，最为困苦。应当承担差役的人家，大多贫穷困苦；每当被差充衙前时，州县差人便依条估计家产，价值二百贯以上的，便确定差役，把家中所有物品都算进去，甚至鸡、狗、簸箕、笤帚、匕、筷等，只要有一文钱的价值，只要能够凑足二百贯，就确定差充衙前。既已充役进入衙司，便受到吏胥欺骗侵耗，费用已经达到一百贯，才能得到公参。等到被差遣押运重难纲运上京，或者转送到别的州，沿途脚力、车乘、关津以及收发交纳等处，动辄都要使用钱物，一次就须三五百贯。又如本地的酒务之类，尤其成为大弊，主管一次竟要耗费一千多贯。即使把重难差遣办完，也没有酬劳奖赏，以至于全家破败，抛卖田产，父子离散；如今在本地乞讨的人还不少。即使有些人能够勉强保全一点家产，役期满后还未到一年，或者只过了一两个月，便又被差充衙前，不能不沦为乞丐，因此差役没有止境。大概本州士人的家产本来贫薄，按照条贯，家产满二百贯便要承担差役，于是谋生的人都不敢让家产达到二百贯；即使年成丰收、粮食很多，也不敢收存，随即分散耗尽，只怕家产达到标准而被用来逃避差役。这样一来，百姓越来越贫困，差役越来越无法供给。即使家产不满二百贯，也照样被差充衙前。一名壮丁既被充作衙前，便令他主管场务；如果又差遣他押运纲运，就不得不让家人暂时留在场务，而本人亲自押运纲运；本州如果有临时差遣，又要另令家人办理。因此一家承担衙前，必须使用三名壮丁才能应役，本家的农务便完全无人管理。加上家人在场务，对事务生疏，动不动就损失、陷没官物；到了任期届满，又勒令本人赔偿填补。近来朝廷虽然废除了衙前，但纲运的役次仍未减少，所以现今充作衙前的人所受的祸害更加严重。本州最为重难的，是防绢钱纲；运入京城的钱纲，或许可以直接交给衙前，召人作保约定期限，允许他们直接便利地入京交纳。至于转运江上的纲运，风涛险恶、路途遥远，往往要经过半年，那么可以允许他们运到真州发运司交纳，再由真州另行附纲送入京城。这样所费稍可减少，重难役期届满时也允许按分数折算，不列入酬劳奖赏。酒坊可以把三五名合并为一处，以给予优待。已经承担过一次衙前的人，也请规定年限，满限以后才能再次差遣。此外，按照一向的条贯，衙前与免除科配以及本户税赋都缴纳实物，但本州的摊派、折变也仍不能免除；也请今后一并依条施行。臣亲自见到的情况只在安州，访察听说湖北一路大多都是这样，希望请圣旨下达，宽恤民力，命派往湖北路的臣僚详细考察裁定各场务的利害；属于州县本身的，也请令其在当地访察筹划，以求宽简。谨具状上奏，恭候敕旨裁示。

译哲宗即位，起初任陈州知州。司马光请求革除新法中危害百姓、损伤国家的部分，奏疏说：臣私下见先帝聪明睿智，励精图治，想任用贤能的辅臣来达到太平，把政事委托给他并信任他；凡是建议、行动和谋划，先帝都听从，没有人能够离间。即使周成王任用周公、齐桓公任用管仲、燕昭王任用乐毅、蜀先主任用诸葛亮，也几乎比不上他。这是世上难得一遇、千年难逢的英明君主。不幸的是，先帝所委任的人，对人情和事理大多不通晓，不足以仰承圣上的志向；又自以为是，认为古今之人都比不上自己，不知道选择祖宗的良法，汇合天下的好谋议，来启发引导圣上的心意，辅佐成就宏大事业，反而多凭自己的意图轻率改动旧章，称为新法。他想做的事情，人主不能阻止，天下也没有人能改变。与他意见相同的人便被援引升迁，直上青云；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便被排斥，沉沦沟壑。他一心只想实现自己的狠毒意图，不顾国家大体。人的常情，谁不爱富贵而畏惧刑祸？于是士大夫望风承流，争相献上谋划，专务追求奇巧，舍弃正确而取用错误，兴起祸害、废除利益，名义上说是爱护百姓，实际上却使百姓受害；名义上说是有益国家，实际上却损伤国家。他们制定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财物相互夸尚，以苛刻严酷相互驱使，造成了这些祸患的根源，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又有边境的臣僚，行险侥幸，夸夸其谈，当面欺骗皇帝，轻率发动战争，妄自扰乱蛮夷。军队是国家的大事，国家的废兴存亡都系于此；可是这些人只求一己得到官职赏赐，不顾百姓的死生和国家的利弊，考虑轻率、谋划短浅，仓促间便发动战争；统率军队毫无法度，简直如同儿戏。他们深入敌境，坐守孤城，粮运已经断绝，便狼狈奔溃；在极边筑造营寨，工程尚未完成，便轻敌而不设防，导致全城覆没，使数十万士卒暴尸旷野，使价值巨亿的军资器械丢弃在异域。又有喜欢惹事的臣僚，想乘时机求取进用，建议设置保甲、户马、保马来充实武备，改变茶、盐、铁、冶炼等法，增加家业钱、侵街商税等钱来供应军需，于是使九州百姓失业困穷，如同处在汤火之中。这些都是群臣急于进取，误导迷惑先帝，使利益归于自身、怨恨归于皇上的结果，并不是先帝的本来意愿。臣承受先帝深厚的恩典，常常想着报效；从前在朝廷时，多次说新法不便，触犯权贵，冒犯众怒，争辩不止一次。先帝怜惜臣孤忠，不把这视为罪过，仍下诏宠信擢用，把臣安置在枢密院。臣因为所说的意见没有实行，竭力辞谢而不接受。臣并不是厌恶富贵而喜欢贫贱，正是想使先帝醒悟明白。臣为国家而不是为自身，希望陛下采纳臣狂妄浅陋的意见，使百姓得到安宁，国家的根基和大局永远稳固罢了。后来臣又自行请求任闲散之官，退居乡里；虽然身处朝廷之外，区区一片心意，早晚醒睡之间，何曾不在先帝左右？臣之所以这样长久不敢自行赴阙，也是因为仍抱有当初辞去枢密院职务的志向。熙宁七年，长期不下雨，先帝遇到灾害而恐惧，深深自我责备，广泛颁布诏书，扩大进言的渠道。臣当时十分踊跃，极力陈述意见并提出建议。臣知道所制定的法令不合众心，天下人一定都会指出它的错误，担心先帝觉悟后，自己受到误国的罪责、欺罔的刑罚，于是反而劝先帝接着下诏，说新法既已施行，必定不能变动。臣所说的本来正是新法的问题；如果新法不变，臣还有什么可说的？从此闭口，不敢再参与朝廷的议论，已经十一年了。然而每当看见百姓的愁苦怨恨，想到社稷在深夜中处于危急，我一想到这些，就没有一次不失声捶胸的。臣像葵草、藿草向着太阳一样的心愿，仍希望先帝赐召臣入朝对答，询问外间事务，使臣能够吐露心中全部意见，即使退下来接受斧钺之诛，死也没有遗憾。没有料到上天降下灾祸，先帝升遐，臣的一点忠诚再也没有机会披露，郁结压抑、愤懑不平，自以为将终身如此。等到臣奔赴丧事抵达京城，才听说太皇太后陛下特意派遣中使，询问政治得失；这是臣多年积累的心愿一朝得以伸展，感激悲泣，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天下事务太多，臣的思虑尚未成熟，不敢轻率地逐条回答，只请求下诏，使官吏和百姓都能够用实封进言，希望民间的疾苦没有不能上达的。不久听说已经下诏停止修城的役夫和调遣巡逻的士卒，只留下御前造作和京城工程所用的人，臣已经欢欣雀跃。等臣回到西京以后，接着听说斥退了无状的近习，告诫有关官司奉行法令失当、过分烦扰百姓的，废止物货专场和百姓所养的户马，又放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没有不欢欣鼓舞的。圣上的德行传播开来，一天传遍千里；赞颂感叹的声音如同出自一口，遍及四方。由此才知道，太皇太后陛下深居宫禁，皇帝陛下虽然年富力强，却对天下之事无不周知，民间众人的心情早已在圣上的思虑之中，四海百姓真可以说是幸运至极。凡是臣想要进言的事情，陛下大略都已经实行了，臣迟延怠慢的罪过，实在抵得上万死。治理政事在于顺应民心，如果百姓所希望的就给他们，所厌恶的就除去它，就像在高原上决开水流，使它注入川谷，没有什么不能流行的。如果不是这样，就像逆着山坡推滚珠丸，即使竭尽力量使它上行，也不能保证它不重新滚下来。如今新法的弊害，天下之人无论贵贱、愚智都知道，所以陛下稍有改动，远近的人便都相互庆贺。然而其中仍有危害百姓、损伤国家而有害无益的事项，例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都是当前的急务，也是应当首先革除的。臣现在另具奏状上奏，希望陛下出自圣意决断，早日赐予施行。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孔子称赞孟庄子的孝，其他方面或许可以做到；但不改动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令，这是难以做到的。孔子又说，三年不改父亲的道，可以称为孝。他的意思是，对于不危害百姓、不损害国家的事情，不必凭自己的意图仓促改动；如果确实危害百姓、损伤国家，难道能坐视不改吗？《易经》说：治理父亲留下的弊病，有儿子承当，父亲可以无罪。《象传》说：治理父亲留下的弊病，心意在于承继父亲。所谓“蛊”，就是事情产生弊病而加以治理。

译治理父亲留下的弊病，表面上似乎违背父亲，实际心意却在于承继父亲的事业，继承父亲的美德。又说：宽纵父亲留下的弊病，往后必定会遇到困难。《象传》说：宽纵父亲的弊病，往后是不能成功的。“裕”是宽纵、增益的意思。如果因为不忍心违背父亲而纵容、扩大父亲的过错，任其延续不返，这并不是适宜的做法。从前汉文帝废除肉刑，被斩右脚的人改为弃市，被判笞五百的人大多死亡；景帝元年立即加以改革，受笞刑的人才得以保全性命。汉武帝制定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苦，盗贼成群而起；昭帝采纳贤良文学的意见而废除这些法，后世称赞其英明。唐代宗放纵宦官公开索取贿赂，设置客省拘留滞留四方的人；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全部禁止并遣散他们，当时人都希望由此达到太平。德宗晚年，宫市和五坊小儿横暴，成为百姓的祸患，盐铁部门每月进献羡余钱；顺宗即位后全部废除，朝廷内外都非常高兴。这些都是改动父亲政令而且做得正确的事，谁会非难它们呢？何况先帝的本意是想求得治平，而群臣中求取进用的人争相凭私意纷纷改变祖宗旧法，导致天下像这样众说纷纭，这都是群臣的罪过，并不是先帝的过错。如今的办法，不如选择新法中便利百姓、有益国家的保留下来，把危害百姓、损伤国家的全部去掉，使天下明白知道朝廷爱护百姓的心意。苛刻的官吏一定会转变为忠厚，离散怨恨的百姓一定会转变为欢喜称誉。德业光辉荣耀，福禄绵延无穷，岂不是盛大的功业吗？天子的孝，在于得到万国的欢心来侍奉自己的亲人。倘若这样安排，什么样的欢心会比这更大？什么样的奉亲会比这更完备？如今国土之内，到处都有嗷嗷待哺的百姓，正有倒悬般的紧急困境，伸长脖子、侧耳等待改革法令，希望能够得到喘息。如果朝廷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日复一日，万一遇到数千里范围的蝗灾和旱灾，公私财力都枯竭，没有办法互相救济，失业的百姓便会蜂拥起来成为盗贼，怎么知道不会有奸雄乘机而起？那样一来，国家就会有像堆叠卵石一样危急的危险。申屠刚说：没有发生时预先说出它，固然常常成为空话；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朝廷在这样的时刻，正应解除亿万百姓倒悬般的急难，挽救国家累卵般的危局，难道还来得及一定等满三年以后才改革吗？何况如今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陛下暂时代行处理，这正是母亲改变儿子的政令，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治道，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做的呢？惟愿圣明裁察。臣司马光冒死叩拜上奏。司马光任门下侍郎，又请求罢免役钱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百姓出力来供给在上者的差役，大概从古至今从未改变过。熙宁年间，执政者认为百姓只是苦于差役，宁可破产也不怕增加赋税，于是请求按照家产高低，分别令百姓出钱雇人充役。考察因差役而破产的人，只有乡户衙前中有这种情况；其余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从未听说有破产的。乡户衙前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山野间愚昧鲁钝的人不能办事，却让他们主管官物，有的因水灾火灾损坏，有的被上下侵欺，因而造成亏欠，只能赔偿填补而又不足，便有人破产。至于长名衙前，长期在公门办事，熟悉事务，每次经历重难差遣，积累分数，另有优轻场务作为酬劳奖赏，往往因此致富，哪里会破产呢？差役出自百姓，钱也出自百姓；如今让百姓出钱雇役，和割下鼻子去喂嘴有什么不同，岂不是朝三暮四？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过去承担役人的都是上等户，下等的单丁、女户以及品官、僧道，本来没有差役；如今却让他们一律输钱，这就是赋敛更加沉重，并不是宽减百姓。因此自从实行免役法以来，富裕人家稍能得到宽松，而贫穷人家的困苦日益加深，实在不是抑制兼并、怜悯孤苦、均平赋役的办法。此外，监司、守令中不仁慈的人，在雇役人的费用之外，还多取羡余，有的一县竟达到数万贯，用来希望获得恩赏、谋求升进，完全不顾百姓。世代相传的祸患还在于，国家旧制之所以一定差青苗户充当役人，是因为他们有庄田和家属，犯罪后难以逃亡，所以会比较自重自爱。如今雇用四处漂泊的无赖之人充役，他们平日肆意违法，一旦事情败露，便独自逃匿；哪个州县不能冒名投充？又农家所有的不过谷物、布帛和力役，自古赋税和差役没有超出这三项的，都是从他们自身无穷无尽地取用。自从实行新法以来，青苗、免役以及各种赋敛大多要求缴纳现钱；钱不是私人家中铸造的，必须到贸易之外设法求取。年成丰收时谷价已经低，农民本已受损，何况又被限期逼迫，不能不以半价全部卖掉；所得还不够全家粮食，哪里还有时间再留存？如果遇上灾年，又没有谷物可卖，人人卖田却无人购买，最终只好杀牛卖肉，砍桑树卖柴，来年的生计也不敢再想。这就是农民因此极度困苦的原因。又钱是流通的东西，所以称作泉布。近年来物价越来越低，而民间越来越困窘，原因是钱都聚集在官府，民间缺钱，货物价格重而钱价轻。即使有人鬻薪籴米，米价虽贱，薪价亦贱，故也。臣愚以为，宜悉罢免役钱，其州县诸色役人，并依旧制，委本县令佐揭簿定差替见雇役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村人户。毎经歴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奨。所有见在免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以户口为率，常存三年之蓄，有余则归转运司。凡免役之法，纵富彊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扵富者，不利扵贫者。及今耳目相接，犹可复旧，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复差役矣。

译元祐元年，光又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防曰：“臣窃见免役之法，其害有五。旧日差役之时，上户虽差充役，次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数年营治家产，以备后役。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扵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此其害一也。旧日差役之时，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免役，驱廹贫民，剥肤推髄，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彊者聚为盗贼，此其害二也。旧日差役之时，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产，使之作公人管勾诸事，各自爱惜，少敢大段作过，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盗，所以然者，事发逃亡，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恣为奸伪，曲法受▯，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则挈家亡去，变易姓名，往别州县投名，官中无由追捕，官物亦无处理索，此其害三也。” 自古农所有不过谷帛与力，凡此所以供公赋役，无出三者，皆取诸其身而无穷尽。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殊不知农民出钱难扵出力，何则？钱出民间所铸，皆出扵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荘田谷帛牛具桑柘而已，无积钱数百贯者也。自古丰嵗谷贱已自伤农，官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矣。平时一斗直百钱者不过直四五十文，更急责之则直三二十矣。丰年犹可以粜谷送纳官钱，若遇凶年则谷帛亦无不免卖荘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既家家各卖，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今嵗如此，来嵗何以为生？是官立法以殄尽民之生计，此其害四也。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寛剰以为功效，希求进用。今朝廷虽有指挥，令役钱寛剩不得过二分，窃虑聚敛之臣犹依傍役钱别作名目，隐藏寛剰，使幽逺之人不被圣泽，此。” 其害五也。陛下近诏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钱之害者，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也。以臣愚见，为今之计，莫若直降▯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熈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亲自揭五等丁产簿定差，仍令刑部捡防熈宁元年见行差役条贯，雕印颁下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愿充役者，即令充役；不愿充役者，任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钱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别雇；若将帯却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则诸色公人尽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过，官中百事无不脩举。其见雇役人，▯差到役人，各放逐便数内。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向者差役之时，有因重难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然自后条贯优假，衙前诸公库设厨酒库、茶酒司并差将校勾当诸上京纲运，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殿侍、军大将管押。其粗色及畸零之物，差将校或节级管押。衙前苦无差遣，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间陪备亦少扵向日，不至有破家产者。若犹以为衙前户力难以独任，即乞依旧扵官户、僧寺、道观、单丁、女户有屋业者，毎月掠钱及十五贯，荘田中等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并令随贫富分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其余产业并约此为准。所有助役钱，令逐州桩管防，所有多少数目，约本州衙前重难分数，毎分合给防钱，遇衙前合当重难差遣即行支给。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处各有不同，欲乞扵今来▯内更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誊下诸州县委逐县官防详。若依今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仰限勅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画申本州。仰本州▯聚诸县所申，择其可取。者，限▯书到一月内，具利害擘画，申转运司。仰转运司▯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限▯书到一季内，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奏到，委执政官再加防详，各随宜脩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施行，务要所在役法曲尽其宜。光又乞不改更罢役钱，勅劄子曰：「臣近以抱病家居，恐溘先朝露，无以少报盛意，是以力疾贪陈所见。窃以即日为小民病者，无若免役钱，欲乞悉行废罢，复祖宗差役旧法。识虑愚短，诚不意朝廷尽从其説，非陛下眀断不能如是。此乃天下之幸，非独防臣之幸也。然臣闻令出惟行，弗惟反。彼免役钱虽扵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习熟，一旦变更，不能不懐异同。又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又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惟恐役钱之罢，若见朝廷扵今日所下▯防有变动，必须相告曰：『朝廷之勅果尚未定，宜且观望』，必竞言役钱不可罢。朝廷万一聴之，则良法复壊矣。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有小小利害未偹，俟诸路转运司奏到，徐为改更，亦未为晚。当此之际，则愿朝廷勿以人言轻壊利民良法。」

译光又乞申眀役法劄子曰：「臣先曾上言，乞直降▯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熈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令佐揭簿定差。防朝廷一一如臣所请。臣窃闻降▯之初，百姓莫不喜恱，一两月间，州县定差已了，别无词讼，人情安帖。无何续有雇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挥，人始疑惑。既而屡有更张，号令不一，又转运使各以己见，欲令本路共为一法，不令州县各从其宜，是致州县惶惑，不知所从。或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雇人却收，或依旧用役钱雇人，或不用钱招人充役，朝夕不定，上下纷纭，往往与二月六日▯意相违。窃縁臣元初起请及朝廷所降▯节文眀言，委州县官防详依今来指挥，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仰具利害擘画申州，州申转运司，转运司奏闻，委执政官再加防详，随宜脩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施行，务要曲尽其宜，岂是当日所言一字不可移易？但患转运司州县不肯奏陈耳。臣今欲申眀元初起请内声説不眀不尽事件，谨具画一如后。」 一、非谓止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尤嫌太少，及所收掠误利难知实数，即乞应系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钱；第四等已上放免。若本州坊▯、河渡等钱，自可支酬衙前重轻分数，得足则官户等更不消出助役钱。一、从来诸州招募人投充长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乡户衙前。此自是旧法，今来别无改更。惟是旧日将坊场河渡折酬长名衙前重难，令自出卖；今来官中出卖坊场河渡，收钱依分数折酬长名衙前重难，只此与旧法有异。若乡户差补已足，续有投名者，即先从贫下放乡户归农；乡户愿投充长名，亦听。一臣起请委逐县防详具利害擘画申州，本州▯聚择其可取者擘画申转运司，转运司▯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擘画奏闻朝廷。伏縁知逐处民间利害子细，转运司不如州，州不如县。窃虑逐县逐州有擘画得事理切当，而本州及转运司抑遏删去，不以上闻，致▯下之日依旧妨碍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挥，下州县如有似此擘画切当被在上删去者，许逐县直申转运司，本州直申奏所，贵下情无壅，曲尽事宜。仍乞降指挥下详定役法所，只得以诸路州县申到利害详其可否，立为定法。其不当职之人为髙竒之论，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将一路一州一县利害作海行条贯。一、详定役法所奏，请行下指挥，若有妨碍难行之事，亦乞如臣起请，委逐路州县防详，具利害擘画申上，随宜脩改。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下诸州县。除此外，并依二月六日所降▯命施行。光又乞再申眀役法劄子曰：检防二月六日▯文，止是罢免役钱，其诸色役人，并依熈宁元年以前旧法，委令佐揭簿定差。尚虑诸路州县利害各有不同，所以下文云：委逐县防详，若有妨碍施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画申州。仰本州▯聚诸县所申，择其可取者，具利害擘画申转运司。转运司▯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具利害擘画奏闻。其意欲使本州体量诸县所旧利害之虚实，擘画之是非，择其实而是者条例申转运司云：某县当如何措置，某县当如何措置，其余已依旧法定差施行。转运司得诸州所申，亦如此体量条例申奏。葢欲随处差役曲尽其宜，非谓使逐路共为一法也。今访闻诸路转运司不遵用熈宁元年以前旧法，又不取诸州县所擘画，各以己意撰成一路役法，差官分诣诸州县，名为商量，其实讽谕令随己意，却作州县擘画立法申奏。州县稍有违异，輙加责怒，以此多不依应得逐处利便，不合民心。又诸路州县见朝廷置详定役法，所以为当，别撰役法颁下，往往等▯下即定差，殊不知防详役法所专▯诸路州县具到利害擘画，即作一路一州▯行下，以此观望迁延久不了絶。今欲特降指挥下诸州县，除有旧法妨碍难行之事，速具申陈外，其余并依旧法一面定差。其防详役法防逐处先申到利害擘画事件，如得允当，逐旋奏乞，令本处依此施行。所贵差役之法日近早见结絶。

译光又乞申▯州县依前▯差役劄子曰：臣伏见御批指挥，以臣近建明差役法，虑其间未得尽备，差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切详定，闻奏。臣窃以免役钱之病民，自向日臣僚、民庶上封事，及日近刘挚等奏陈言之甚详，非独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罢免役钱，依旧差役。诏下之日，中外欢呼，徃来之人闻道路，农民迭相庆贺云：「今后这回快活也！」然则此令之下，深合人心，明白灼然，无可疑者。其间条目未备，不能委曲尽善，固须有之。臣所以乞下诸路州县官吏，令看详，若有妨碍施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画以次上闻。诚以▯亩幽隠，南北异宜，自非在彼亲民小官，无以知其详悉，故令各具所见，指陈利害，所以尽下情，求民瘼，非谓▯书一下禁人不得复议也。俟其奏到，徐议添改，何后之有？要在早罢役钱，复差役为大利而已。如构大厦，栋宇已立，虽户牖未备，可以徐图。今陛下令韩维等再行详定，究利害，完补漏畧，成就良法，固无所妨。但▯下已逾半月，州县差役约以及半，方行遣纷纭。臣愚窃恐闻此指挥，谓朝廷前日之勅改更未定，或敛钱，或差役，尚未可知，官吏惶惑不知所从，众庶失望怨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进之臣，乗此间隙，争言免役钱不可罢，因聚敛获功之吏称旧条未改，督责免役钱愈急，是民出汤火濯清泉，复入汤火也。伏望朝廷特赐申勅州县，言今来止为其间条目未备，令维等详定，所有差役仰州县依前▯一面施行，▯详定到事节续降下次，免致扵差役中半纷纭之际，令出反汗，人情大揺，实天下幸甚。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七 明 杨士奇等撰 赋役 宋哲宗即位初，监察御史王岩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罢畿内保甲。上奏曰：臣伏见陛下即位之始，首发德音，下明诏，免保丁第四、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使勿教。其得免者，戴陛下厚恩，如获更生。后复下令变保甲月教之法为冬教，人人使得安其业，又大惠也。然臣尝亲其事，而见其防，尚有以为陛下言者。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今若隆冬冽寒，使去其家，与温饱者同教于城下，盈月而后已，岂其所堪？伏望圣慈哀怜，约祖宗义勇等第之制，特诏有司免三路第四、第五等保丁冬教，以宽贫民。但籍其姓名，备缓急出力以从事可也。虽不教之战，而教者赖此以共济耳。国家平居能有以知其情，则百姓一日乐有以尽其力。今虽罢之，犹不为无益也。臣又考察祖宗实行义勇之法时，只在三路推行。近来实行保甲法，竟把王畿地区的百姓一并编入，百姓都说：“我住在接近天子都城的地方，熟悉防卫警戒，把这些视为平常之事就够了。”如今却督促他们操练战斗技能，降低身份与各州郡相同，甚至还更加严厉；既然如此，又何必把他们作为王畿百姓呢？这是百姓前些日子的说法。北面有韦城、白马，西面有管城、新郑，过去都是畿内的县邑，百姓共同苦于教阅。现在又把郑、滑归还为京西的县邑，冬季三个月的教阅便不再包括他们。百姓又说：“我们是畿内的百姓，反而比不上畿外的人清闲安乐。”这是百姓今天的想法。人情既然如此，难道是国家亲近腹心、厚固根本的办法吗？臣认为，畿内的保甲应当全部罢除，只请陛下采纳，臣就十分幸运了。岩叟又请求罢除青苗、免役、保甲法，上奏说：“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就像孝子侍奉父母。一家中的事情，知道了却不说，不是孝；说了却不把话说尽，也不是孝。假如有这样一个人，编造奸邪的言论和诡谲的说辞，暗中掩盖好的谋划来欺骗他的父亲，并从中谋取利益，而他的父亲还没有察觉，那么究竟应当告诉他，还是不应当告诉他？孝子不忍心以这种心态侍奉父亲，忠臣也不忍心以这种心态侍奉君主。臣虽然极其愚昧，但仰慕孝子的心，把它作为侍奉君主的准则。臣昨天还在外地，刚听说皇帝陛下开始亲政、太皇太后陛下开始垂帘听政时，内批废罢了十多项京师民情认为不便的事情，又把宋用臣等数人斥退，朝廷内外欢声雷动，彼此庆贺称快，也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并起用忠臣贤士作为辅弼，多年来的弊病指日可除。然而到七月以来，还没有听说陛下果断勇决，仍然使天下人的希望郁结，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忠贤之人少，而奸邪之徒多，他们暗中结为朋党，从中阻挠隔绝。臣实在痛惜陛下有哀怜万物的仁心，有爱护养育众生的心意，四方百姓的疾苦也全都知道，却还不能豁然把这些施行于天下。奸朋邪党先前已经辜负了圣明君主，如今又想在这个时候欺骗迷惑陛下，臣对此痛心疾首。” 他们看见四方百姓秘密封奏章接连进呈，把疾苦诉说给陛下，也就知道自己为朝廷谋划并不忠诚了。他们内心惶乱，只怕陛下有所改革更张。因为事情既已走到穷尽之处，他们的过错就会自行暴露，自身也难以立足，所以不得不多方替自己打算。有的同忠贤之人假装亲近，内心其实嫉恨厌恶，只等待他们疲倦厌烦；有的公然放肆悖逆，侵凌侮辱忠贤，想扰乱他们，使他们离去；有的默默不说话，对是非都含糊两可，只求苟且容身其间。总的来说，他们都想借此巩固自己的权力，掩盖自己的罪恶罢了。所以议论的人说：‘奸邪之人不容易除去，忠贤之人不容易留住，国家的治乱安危，就在忠邪之人的去留之间。’这是陛下不可不思考的。陛下如果知道孤立的忠臣难以立足，就应当以坚定的力量主持支持他；知道群邪难以排斥，就应当尽心设法谋划。先民有句话说：‘屋漏在上面，下面的人都能知道。’如今处在下面的人，都知道某人是忠贤、某人是奸邪，却不知道朝廷之上、宫闱之中，是否也能一一知道。凭陛下的聪明，应当没有不知道的。然而臣私下担忧奸邪的计谋秘密施行，群邪逐渐壮大，那么陛下的仁心将再也无法施行，身边的忠贤也再无法立足，朝廷的公正议论也再无法伸张，四海的百姓也再无法受到恩福，天下的形势就危险了。” 这就是臣日夜辗转反侧、替陛下忧虑的原因。如今百姓最大的祸害，不过三五件罢了。假如陛下像开始听政时那样，直接从宫中批示发出指挥，下令罢除某事、罢除某事，那么奸邪之心自然受挫，陛下的圣恩也就施行了。臣昨天在河北任知县时，奉行青苗、免役、保甲法，亲眼看见它们的祸害极其深重而且十分详细，不像其他人只是笼统地知道。比如青苗法，实际上是困扰百姓的根本，必须全部罢除，百姓才能苏息。而近日的指挥只是命令收取和发放青苗钱，不设定数额罢了；这样困扰百姓的根本仍有十分之八九，陛下一定不知道。役钱是天下亿万家庭共同苦受的负担，必须恢复从前的差役法，百姓才能便利安定。而近日的指挥只是命令减少宽剩钱，亿万家庭共同苦受的负担仍有十分之七八，陛下一定不知道。保甲法的祸害，使三路百姓如同处在汤火之中；这未必全是法令本身的弊病，大概是提举保甲司上下官吏逼迫造成的。近日的指挥虽然命令冬季教阅，但官司仍然存在，因此造成保甲祸害的因素仍有十分之六七，陛下也一定不知道。这些都是奸邪之人坚持错误、掩饰过失，用巧言强辩欺骗迷惑圣听，只把极深的弊病略微表示改革，以迎合陛下的圣意罢了，并不是出于至诚为国家除去大害、恢复大利、便利百姓，作为天下长久太平的保障。” 这就是忠义之心至今仍未能充分实现的原因。天下有识之士都说，陛下不截断祸害的根源，百姓就没有安乐生活的途径；不斥退群邪，太平终究难以达到。臣希望陛下奋然独断，像开始听政时那样施行这几件事，那么天下的大局便会安定无事，陛下就可以高枕而卧了。臣对这种愤懑而竭力进忠的心情，实在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