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二

译名义上虽然设置了三年之丧，真正实行的人却很少。高宗徒然有居谅闇的说法，却没有可以遵行的制度。康王既废除了初丧的仪礼，先行即位之礼，于是坚持不改的道理或许有所亏损。三年之丧有所缺失，难道是因为没有极其孝顺的君主和贤明的儿子吗？都是因为以治理之理为贵，随着时势而以百姓为念。因此，君主去世后继位的人立即即位，没有时间更改年号；过了一个月就下葬，难道还要等待各国车辆轨道相同之后，才下葬并改行吉礼吗？不一定要服满丧期，这正是两汉用来经营治理之道、魏晋用来纲理政务的方法。伏愿陛下以至孝的本性，遭逢无穷的艰难，长久哀思、哭号，悲哀超过虞舜，这确实是万古以来的高尚德行、旷世罕见的典范。然而天下极其广大，政务万机极其繁多，荒废一天，各项政事就必定滞塞。况且圣后终制已经有现成的典章，废弃宗庙礼制，事情尤其重大。伏愿上天明鉴，抑制哀伤损毁身体的至诚，想到在位者所负的深重责任，向上遵循先太后的遗志和金册中的规定，向下体恤百官和百姓的请求。”诏书说：“自从遭受灾祸惩罚以来，恍惚还像昨天一样；奉侍太后的灵柩，仿佛还依稀在眼前；至于迁葬山陵，我还不忍听到。”十月，元休等又上表说：“臣等屡次烦劳上奏，恭敬地表达诚意，但圣上思慕太后深远，还没有降下明白的答复。” 臣等读到诏书中灼烈的哀痛，忧心如同火焚。臣等听说，承受皇位、统治天下的人，应当以救济世道为职责；治理天下的人，尤其应当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政务万机由君主亲自承担，周成王、周康王也不能充分表达对先王的思慕；汉文帝留下戒示，孝景帝也不能服满礼制。这是前代已经形成的成例，也是近世不能轻易改变的制度。伏愿太皇太后睿智圣明、见识深远，考虑事情始终，明白的诰命已经垂示于典册，遗训也完备地写在临终遗命中。修明先后德行，是圣人所重视的；遵循承袭先代成法，是臣子所崇尚的。陛下虽然想服满上古的礼制，可是百姓怎么办？臣等怀着无法承受的忧惧，冒昧再次陈述，请陛下垂听察访，以符合亿兆百姓的期望。诏书说：‘仰头追念遗留下的丧制，俯首听到你们的奏议，越发增加了号哭断绝之痛。山陵可以依照金册典制办理，如公卿所议。至于丧服的适宜与否，内心还不能忍受，另当详细说明。’心中所想等到下葬以后再说。元休又上表说：‘臣等奉读癸酉日的诏书，知道其中陈述太后的遗诫和丧制，明白违背常情而遵从遗命的道理，也遵守节俭安葬的重旨，足以称扬陛下孝思的深厚诚意。伏读尚未完毕，悲痛感伤已经交集。日月有期限，山陵即将完工。伏愿陛下长久哀思、哭号，悲痛更加摧绝。臣等身居官位，与国家同休共戚，内心极其忧痛，不敢不陈奏。大家都认为，天下最尊贵的地位，没有比王业更尊贵的；’ 皇权的极端重要，没有比万机政务更重要的。正因为至尊，所以不能按照平常礼制任意处理；正因为政务极其重要，也不能依据历代旧典来充分表达感情。因此，自两汉以后直到魏晋，葬礼不过超过一个月，丧服也不超过三十天，实在是因为末世事务繁多，礼制随时势变化，不能把无为时代的法则施行在有为之时。文质有别，古今制度不同，已经由来很久了。自我朝改朝换代以来，经历了许多年代，四祖三宗相继承继事业，上承数代旧有成法，下顺应亿万百姓的期望，难道是不怀念太后吗？这是礼制本来就应当如此。文明太皇太后钦明好古，圣思深远，所制定的终制合于当代典制。送终的礼制已经明确，遗诰的文辞也记载完备，奉行这些制度，足以为百代帝王垂示风范，成为万世的仪法。陛下以至孝的诚心哀伤损毁身体，三餐都不能吃足，白天黑夜几乎不解经带，长久思念缠绵不绝，几乎到了伤害生命的地步，所以百姓忧惧，害怕国家失去常守，也是臣等甘愿肝脑涂地的原因。帝王至尊，亲自服丧一天，本来就足以感动上天神灵，贯通施及幽明两界。何况如今山陵已经完工，丧事也都办完，时间已经超过一个月，仍然不占卜练祭的日期；与前代相比，按理已经过分了。愿陛下思考大孝有始有终的道理，怜悯亿兆百姓悲惶的心情，暂且抑制割舍哀痛的思念，遵奉终制，按时改行吉礼。” 一旦恢复处理日常万机，天下就能承受丧期中的恩德，四海百姓都能仰赖皇帝。谨依照前代成式，请求确定练祭日期，以准备祔祭和禫祭的礼仪。诏书说：“近来应当另行说明，内心已经……”随后，皇帝在太和殿前召见太尉丕和群臣等，哭拜尽情哀悼，出宫后驾临思贤门右侧。皇帝命尚书李冲向丕等宣示旨意：“追想先太后平日，近来还曾召集群官，共同讨论政治，公平治理百姓事务。哪里料到一旦之间，惨祸突然降临，只听见公卿谈到丧事，追想毒害般的悲痛，五脏六腑都崩裂摧折。”丕回答说：“臣等恭敬接受明诏，群臣的心情已经悲痛断绝。臣和元等不通晓古代义理，只因年老，历来侍奉过多位圣主，对国家旧事也颇有听闻。伏想远祖重光以来，世代承袭，到遇有大讳之日，只有侍奉护送灵柩的人仍然服丧，其他左右侍从全都改穿吉服。四祖三宗因而从未改变。世祖、高宗的事臣亲眼见过；只有先帝升遐时，臣接受任命在长安，不在侍送灵柩之列。私下听到的传闻与前代成式没有不同。伏愿陛下以至孝的本性哀伤过礼。臣听说陛下所进的三餐不满半溢，臣等叩心屏息，坐立不安。愿陛下暂且抑制至深的思慕之情，遵循先朝成事，思念金册中的遗令，奉行前代成式，不要失掉旧典。” 诏书说：“追念慈爱的恩德，如昊天一样无穷无极；哀伤损毁身体是常情，这有什么值得再说的？我既然不能等到死后还每天早晚喝粥，如今粗略地进食，也还能够支撑身体。两位公为何至于这样忧惧？你们所奏的先朝成事，我也都听闻了。祖宗专心于武略，没有修明文教。我如今仰承圣训，希望学习古道。比较时势、衡量事情，又与前代不同。太尉等都是国家元老，国家政务所寄托的人，对于典籍记载的旧式或许还不完全熟悉，只要暂且知道我的大意即可。其余丧礼的仪节，古今异同，以及汉魏成例和先儒的论说，我虽然身在丧服之中，但因为丧礼事关重大，内心认为必须实行，所以暂时抑制哀慕，亲自查阅研究。现在先把我的想法另行询问尚书阳平根、高闾等，诸公暂且听着。”皇帝对阳平根说：“我遭逢惨重的灾祸，日月推移，山陵已经过了，下葬之事已经完成，公卿又依据金册和魏晋成例，请求我除去丧服。再次听到这样的奏议，更增加了我的号哭哽咽。前一阵事情逼近山陵，哀痛忧伤突然加重，来不及详细论说，所以今天特意召你们来，想把心中的想法全部说明。你此前上表请求除去、脱释丧服和麻带，我听到后实在悲痛怨恨。当时我亲自侍奉灵柩，匍匐在席几之间，哀号痛哭、思慕不已，感情片刻也没有中断，公卿怎么忍心立即提出这种话？”

译难道是人情太不足吗？圣人制定卒哭之礼和授练时改变丧服的制度，都是逐渐地以礼制抑夺哀情。又听说君子不应夺去他人的丧期，也不可夺去自己的丧期。如今在十来天之间就谈到改行吉礼，实在太伤害义理了。阳平根回答说：“臣等恭敬查考金册中的遗旨，其中说超过一个月便下葬，下葬后立即改行吉礼，所以在开始选择下葬日期时，便因而奏请练祭和除服之事；仰想这会伤害圣心，内心更加悲惧。”皇帝说：“你们都说三年之丧虽然自古就有，但中古以后不能实行。我认为中古以后之所以不能完成三年之丧，是因为君主去世，继位的君主刚刚即位，所以亲自穿衮冕举行即位礼；而从储宫升上皇位的人，君德尚未普遍显著，臣下的义理也未能融洽，天下人仰望而不安，不知道依靠谁，于是颁布完备的朝仪，显示皇权至尊。至于后来又遇到太后的丧事，因为父亲在世时没有完成丧礼，便产生轻忽改变的情绪，接着把它沿袭为法，确实知道敦厚教化难以遵行。我年幼时由太后服丧抚养，慈爱和严正无不具备；臣子的感情、君父的道义，她没有不教诲我的。即使我从前愚昧，也大致理解她的遗诫，希望按照情理斟酌实行，以免获罪。我实在没有德行，在位已经超过一个纪年，虽然还不能使恩泽遍及四方、教化推行万国，但仰承圣训，至少足以让亿兆百姓知道他们有君主。” 在这样的时日，如果不能实现哀悼思慕之心，使情感和义理都受到损害、丧纪崩坏，那是非常令人痛恨的。高闾回答说：“太古时代已经遥远，事情难以照搬施行。汉魏以来，都有现成成例可据。汉文帝承继高祖、惠帝的事业，断狱四百，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境地，仍然只实行三十天的丧礼。孝景帝承接太平基业，也遵行而不改变。由此说来，这并不是因为即位时有紧迫和忧惧才这样做，而确实是统治人民的道理本来就应如此。汉代所称的文帝、景帝，虽然不是圣君，也都是中古的明主；如今遗册的旨意，与前代成式相同。伏愿陛下遵循遗令，以符合群臣百姓的心愿。杜预是晋代的大学者，他论说自古天子没有实行三年丧的，认为汉文帝的制度暗中合于古礼；即使是末世所行的事，也可以承袭，所以臣等诚心恳切地来请求。”皇帝说：“汉魏的事情与今天不同，刚才已经详细说明。孝景帝虽然承接升平的基础，但他是凭嫡子身份即位，君德尚未显著，与古代情形没有不同。父子之亲，确实是天性亲属关系中最重要的；但圣母的德恩，如昊天一样无法报答，思念得要自我毁灭，难道只凭穿丧服就够了吗？我私下查考金册中的丧制，它之所以告诫要抑夺臣子之情、命令尽早改行吉礼，是担心政务万机被遗弃、政事荒废。群官之所以恳切请求，也是害怕机务不能治理。” 如今我仰承金册的命令，俯顺群臣的心意，不敢默默不言而荒废各项政务，只希望保留丧服、废止吉礼，在朔日和望日尽情哀悼，以抒发对太后的悲痛思慕；对上不违背太后教诲的志意，对下也不违背群官的请求。按感情来说，这是可以准许的，所以我专门想这样实行。公卿应当认真体察我的心意，不应当固执己见。至于杜预的论说，虽然暂时适合当时的事情，但对于怀抱孺慕之情的君主、处于谅闇中的君主来说，大概也是错误的。孔圣说，丧礼与其改得轻易，不如宁可悲痛；至于把孝道简略处理的主张，我不取。秘书丞李彪回答说：‘汉明德皇后马氏抚养章帝，母子之道无可指责。到明德皇后去世下葬，不超过十天，章帝随即改穿吉服。然而汉章帝没有受到前代讥刺，明德皇后也没有损害后世声名；虽然论功比德，事情可以完全不同，但母子之亲，或许也可以相提并论。愿陛下考察前代成规，遵循金册遗令，割舍哀情而听从群议，以亲自处理万机。这确实是臣下的至心，也是百姓的愿望。’皇帝说：‘既然说事情不同，就本来不应仰面比拟至高的德行；又说孝章帝改穿吉服而没有受到前代讥刺。朕之所以留恋丧服、不听从群议，是因为仰受慈恩感动，内心实在不能忍受。’听说孝子居丧时，看见美丽的事物便会感念亲人，所以脱下锦衣而穿粗麻丧服，使内外相称，并不是虚加的礼节。”}], 如今难道只是因为顾全礼制、违背群议，苟且避免讥笑嫌疑而已吗？还是因为感情发自内心，想在外表上充分表达出来？金册的意思，我在前面的答复中已经说明，所以不再重复讨论。太后去世那天奉行遗旨，我连一句话都不忍说；后来事情于是没有继续说明，我一直默默记在心中，没有显露自己的想法。如今办理太后终制的事情，一概仰遵遗册中的命令，不敢有任何违背。但悲痛思慕的内心，事情关系到我自己；即使没有丁兰那样的感应，也希望不违背圣灵的至愿，所以我认为这并不违背丧礼，也不会造成嫌疑。诸公上表所说的先朝成式，认为事情有成例可准。朕仰想太祖开创帝业、登临九五，初步平定中原；太宗承继基业，世祖承袭历代事业，都是因为四方尚未统一、群雄竞相兴起，所以专心于武功，没有修明文德。高宗、显祖也心存武烈，因循旧制而没有改变。朕承受累世的基业，仰承圣明慈善的教训，使内外和协、上下和谐，考察古代制度，遵循旧典章，使四海转变风俗，偏远荒服地区革除旧俗，仰遵明确的轨范，希望没有过失违背。如今却在遭逢惨祸之时，援引末朝因循的法则作为前代准则，这不是朕所理解的。高闾回答说：‘臣等认为先朝所行颇与魏晋相同，又适合时宜，所以才敢仍旧请求。’皇帝说：‘卿等又说，如今中夏清平，诸国安宁，然而政务万机繁多，不可暂时荒废。’ 朕因为卿等苦苦相逼，不能自我抑制被夺去哀情，于是查阅丧礼，看到前贤论说，称卒哭以后，君王可以处理各项政事。依据这一文献，又遵从遗册的旨意，即使保留丧服，也不废止万机政务，不使百政有缺，这样既能在情感上稍微申发对太后无穷的思念，也能稍有实现。高闾回答说：‘君主在上面不除丧服，臣下却在下面脱去丧服，依从服丧的道理来说，这有违作臣子的道义，也是不足取的。况且陛下亲自穿着丧服麻衣，又处理朝政，吉事和凶事混杂，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皇帝说：‘卿等还因为朕在上面没有除丧服，便不忍心独自在下面脱去丧服，那么怎么能让朕独自忍心对待亲人呢？旧时论说称，君王不能完成三年丧服，是为了屈己而宽待群臣。太后从前抚养群臣，念他们如同自己的儿子，看到他们受伤也如同自己受伤。卿等哀悼思慕的心意，既然不求宽免，朕想尽情表达无穷的思慕，为什么不可以？只是受到遗册限制，不能完全实行。’于是皇帝心里想要居住在倚庐中穿丧服，表达早晚的思慕；上朝时登堂改穿素服，处理每天直到日偏西的政务，使重大政事不荒废，哀痛之情得以实现；吉事不妨害凶事，凶事也不妨害吉事，按照内心来处理，认为这样是可以的。遗旨明文规定，公卿所议也都主张服丧终止于三十天，脱去丧服改穿吉服；但从此实行以后，皇帝内心实在不能忍受，于是服丧三年，严重违背了遗旨诰命。

译如今处在两种处理方式之间，只希望服丧满一期，使四时运行一周、寒暑交替；虽然不能满足三年服丧的心愿，但经历一次忌日，感情也可以稍微得到申发。按照礼制，卒哭以后，朕在接受变服的日期，庶民和低级官员都命令立即改穿吉服。内职中羽林中郎以下、虎贲郎以上，以及外职五品以上的官员，没有丧服的人穿素服到三个月期满；内职和外臣中穿丧服的人，依练祭之礼改变服制。外臣三个月后除服；诸王、三都、驸马以及内职官员，到第二年三月底，正是朕举行练祭之时，便除去丧服改穿吉服。侍臣服从君主，穿这样的服色，随着朕所降定的制度办理。这虽然不是旧式，但推究感情而合于义理，又有贵贱的差别、远近的区别。阳平根回答说：‘圣上的思慕深远，孝情更加深厚。臣等所奏的事情，已经不敢再强求，只希望过了先太后的周年便改行吉礼。既然经历了冬至和正月，岁序已经改变，也足以表达至深的思慕之情，并且接近遗诰的意思，何必一定要等满一年？’皇帝说：‘册令要求迅速除服，是担心影响百官，使众多政务长期荒废，难道只是对朕一人有抑夺哀情的要求吗？如今既然依次降等除服，各人都不废弃王政，又有什么妨害事情的地方，却还要夺去朕服满一年的心愿？’高闾回答说：‘从前王孙裸葬，士安不用棺木安葬，他们的儿子都跟随而不违背父亲的做法，不能说是不孝。虽然贵贱不能相提并论，但事情颇为相似，臣斗胆借此作比喻。’ 如今陛下亲自奉行遗令，却有一部分不遵从，这就是臣等屡次上奏的原因。李彪也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是大孝。如今不遵守册令，恐怕会有改变父亲之道的嫌疑。’皇帝说：‘王孙和士安都是用节俭教诲儿子，送终之事，等到他们的儿子遵行时，难道与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所谓改变父亲之道，是指怠慢孝道、忘记礼制、放纵感情而违背法度。如今灵柩安葬节俭，墓室简约，明器、帷帐一概没有陈设，这些事情卿等都知道。关于丧服的诏令，正是圣心谦抑自己、申明臣下之意，难道可以苟且顺从仓促简约的丧制，突然断绝这巨大创伤般的悲痛吗？即使因此有所牵涉，朕也甘愿接受后代的讥刺，不能忍受今天的请求。你们上表又说春秋烝尝之祭难以废缺，朕从孔夫子那里听说：‘我若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自先朝以来，祭祀由有司代行，不一定亲自参加；与圣人的话相比，在事情上实在有所缺失。幸而承受太后的慈爱教训和恩德，亲自行致敬之礼；如今上天降下惩罚，灾祸上及太后，人与神都在丧中，幽明两界同样悲痛。想来宗庙之灵也停止享受祭祀，即使勉强举行祭献，恐怕也违背神明的旨意。仰念太后的成训，悲痛更加断绝，怎么忍心亲自穿衮冕、举行吉礼？’高闾回答说：‘古代郊祀上天时，尚且可以越过丧服的牵绖去行事；宗庙的重要性仅次于郊祀，如今山陵已经完成，不可长久废止宗庙祭享。’ 皇帝说：‘祭祀的典制，事情依据圣人经书；朕不能忍受的心情，前面已经全部说明。假如到了宗庙庭院，号哭思慕之情必然缠绕于心，最终恐怕反而废弃礼制。公卿如果能够自行代行祭祀，可以另行说明。’李彪说：‘三年不举行礼，礼就一定会毁坏；三年不奏乐，乐就一定会崩坏。如今想废弃礼、缺少乐，臣等不敢赞同。’皇帝说：‘这只是宰予不仁的说法，已经受到孔子的责备，不值得再谈。’群官前次上表说：‘高宗徒然有谅闇的说法，却没有可供遵行的制度。’朕认为，诚信实行谅闇很难，周公制定的礼制，自此以后没有人能够仰望奉行；说没有可遵行的制度，实在令人奇怪。你们又说：‘康王既废除初丧仪礼，先行即位之礼，于是坚持不改的道理或许有所亏损，三年丧也有所缺失。’朕认为，穿着华美服装而心中不安，前贤已有训示；礼仪完毕后仍居丧，明确记载在前代典籍中。说‘或许有所亏损’，其中‘有缺’的含义，实在深深违背礼意。高闾回答说：‘臣等依据已成的事例，依附杜预的意见，其中有许多未必恰当。至于推考古今、衡量众议，确实如明诏所说。臣等私下想到，曾参不过是平民，却七天不进食，孔子认为这不合礼；但记载这件事时，只写七天，没有说三年，大概是看重他最初哀悼思慕的心情。’ 伏愿陛下以拥有万乘的尊贵身份，五天都不进食，后来进食时三餐仍不足半溢，臣等因此悲痛恐惧，甘愿肝脑涂地。陛下亲自服丧一天，已经足以贯通感动幽明两界，哪里应当穿丧服三年，使政务万机荒废？圣人制定礼制，对于做得不够的人，勉励他达到礼制；对于超过礼制的人，使他俯身退回到礼制。伏愿陛下抑制至深的思慕之情，俯身遵从典礼的重要要求，这确实是臣等恳切的愿望。”皇帝说：“恩德深厚，思恋自然深切；即使不是极致的真情，也是由恩德感发出来的。然而曾参的孝行，是旷世罕有的，难道是今天的朕所能相比的吗？你们前表又说，古人下葬后立即改行吉礼，不必服满丧礼，这是两汉用来经营治道、魏晋用来纲理政务的方法。朕认为，下葬后立即改行吉礼，大概是因为末世风俗多乱，只是权宜救时罢了，确实不是光明治国、振兴邦国的教化。两汉的盛大、魏晋的兴起，难道是由于简略丧礼、遗忘仁孝吗？你们这些公卿偏执于一隅，便说经国治世的关键全在这里，恐怕不是义理。过去平常时候，公卿常上奏称：如今四海安宁，诸夏清泰，礼乐日益更新，政事和谐，百姓喜悦，足以与轩辕、唐尧相比，事情等同于虞舜、夏禹；汉魏以下的成就，本来还不足以仰望圣明的治理；到了今天，却想苦苦夺去朕的志意，使朕的行为不能超过魏晋，这种想法，朕实在不明白原因。过去文母上承圣主的基业，下有贤子的教化，只是辅助德政、宣扬政令，因而使风俗和谐罢了。当今各种事业正在草创，万事都刚刚开始；朕凭借不德和年少登上帝位，而圣母匡正训导我，以合乎义理的方法诏告教诲我，以政事筹划治理天下，内外辛勤忧劳，安抚亿兆百姓，使君臣协和、天下和穆。自上古以来，哪一位太后的功劳能够仰相比拟？如果有可以相比的，朕就听从众议。尧虽然放弃自己的儿子而把帝位禅让给舜，但舜自有圣德，并不依靠尧才成就；到了尧去世时，四海仍然停止娱乐，直到三年期满。如今太后的慈爱养育之恩、诏令教诲之德，追溯旷古以来，还没有可以相比的人。既然接受了非同寻常的恩德，怎么能违背她的常制？何况还没有满一个时节，公卿就想让朕立即改行吉礼，戴冠冕、穿黼黻，在宗庙庭院行礼，临轩设置悬乐，宴享万国。考察这些事情、推求内心实情，朕实在不能忍受。高闾回答说：‘臣等遵奉册令，沿袭前代典制，只希望陛下除去丧服、改行吉礼，亲自处理万机。至德所达到的境界，陛下钦明好古，遍览典籍，孝性发自圣质，至情出于自然，斟酌古今，这些事情不是臣等所能企及的。’

译李彪说：‘如今虽然治理之风正在整顿、百姓安定，但江南还有没有归顺的吴地，朔北还有不称臣的敌虏；东西两方的部族虽然在文书中称臣顺服，内心仍然难以测度，所以臣等还怀有意外变故的忧虑。’皇帝说：‘鲁公带着丧服跟随军队，晋侯穿着黑色丧服击败寇敌，前代圣贤没有受到讥刺，前代典籍也允许这样做。如果有意外变故，即使越过丧服的牵绖去行事也没有嫌疑，何况只是穿丧服麻衣呢？难道可以在天下安定的时候预先考虑军旅之事，因而废弃丧纪吗？’李彪回答说：‘从前太伯的父亲去世，他前往越地，并没有失去至德的名声，难道他心里不悲痛吗？其中是有原因的。伏愿陛下抑制至深的思慕之心，遵从遗诰的重旨。臣听说，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母；圣后知道陛下天性至孝，难以夺去，所以预先制作金册，明确写下遗留的礼制。如今陛下的孝思深远，果然不可夺取。臣等再三陈说，还知道能向陛下启奏什么呢？’皇帝说：‘太伯的事与今天不同，前面的议论已经把各种情形说尽了，不再重复。古代义理中也有说法，称君王除去丧服而在谅闇中终服丧期；如果不允许朕穿丧服麻衣，朕就应当除去丧服，默默居丧，把政务交给臣下，并以葛布替代麻布。如果朕仍在上面穿着丧服，公卿就不能独自在下面脱去丧服，所以从朕接受变服、改穿练服以下，又分别作出节制和降等的规定。’ 古今都是依据人情来制定哀礼，只取遗旨中要求迅速除服的一节，大致表达臣子哀悼思慕的深情。朕想让百官都知道这个意思，所以特意发布诏令宣示，并顺便说明变服的礼制。”皇帝的悲痛更加深重。宣武帝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终德遭逢祖母之丧，想穿齐衰服三年；但因为没有世袭爵位的尊贵身份，不能凌驾于父辈诸叔之上；若降等与众孙相同，又恐怕违背后祖之义，所以请求详加审定。国子博士孙景邕、刘怀义、封轨、高绰，太学博士袁升，四门博士阳宁居等议论说：嫡孙承袭祖位而服重丧三年，并不因品秩低下而改变；陈终德应当排在诸父之前。太常卿刘芳按丧服制度议论说：丧服是士人所遵行的正礼，其中包含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制度；其中有时下推到庶人，都会另行标明。至于嫡孙承重，从士以上才适用；古代卿和士大多有世袭职位，士以上才有宗庙。世俗儒者多说嫡孙承重，下通庶人，这是错误的。怎么证明呢？《礼稽命征》说：天子的元士有两庙，诸侯的上士也有两庙，中士、下士有一庙；一庙就是祖和祢共在一庙。祭法又说庶人没有宗庙。既然区分得这样明白，怎么能通用于庶人？所谓承重，是主持宗庙，并不是说庶人在寝室祭祀。还必须连续几代承袭嫡系，才可以成为嫡子、嫡孙；否则不能继承祖位。” 郑玄关于丧服变除又说：为五世祖的长子服斩衰。但魏晋以来已经不再实行这种礼。考察《丧服经》，没有嫡孙为祖父服重丧三年的正文，只有为长子服三年，以及嫡孙服期、承重和注文中对嫡孙承重义理的说明。如今既然不再为嫡子服斩衰，那么低位的嫡孙不凌驾于诸叔之上而服重丧，这一点也就可以明白了。况且按照陈终德的资历品阶，与古代相比还没有达到下士；庶人在官也没有这种礼制。考察旧典，验证当今，这种规范很少实行。况且诸叔都在世，丧主已有所寄托，应当依照诸孙服期年丧，才是妥当。孙景邕等又议论说：丧服虽然以士为主要对象，但必定也下推包含庶人，怎么说明呢？从大夫不世袭开始，每一条都明确列出；到了庶人，虽包含在内而没有逐项说明，与士的制度相同，再没有疑问。只有庶人为国君服丧一事，正是明确说明义服的轻重，并不涉及孙与祖的关系。受封的国家若来自曾祖，即使祖父有残疾，也没有重位可以传承，仍然服丧三年，可见不一定要由世袭重位决定。霜露沾濡，万物有知觉者都会感动；承袭重位、主持宗庙，难道还要区分是在寝室还是宗庙吗？嫡孙的制度本来就不应截然分开。况且古代从卿以下都不区别承袭，末代僭越差失的做法，不能拿来解释通行的典制。” 所以《春秋》讥刺世袭卿大夫，《王制》称大夫不世袭，这是明确的训诫。丧服经虽然没有嫡孙为祖父服三年丧的正文，却有祖父为嫡孙服丧的规定；难道祖父因为嫡孙身份而为他服丧，嫡孙自己却与庶孙一样只为祖父服期年，在义理上可以吗？为祖父服三年，这是近世从未改变的制度。按照古制，士官俸禄在二百石以上的陈终德，就是古代的朝士。假使陈终德还没有列入朝班，只要说他有仁德，也一定应当让他这样实行；何况他已经历任士人一流的官职，正处于教化彰明的时代，却因为顾虑庶叔，废弃嫡孙承重的地位，这并不是成就成人之善的做法。刘芳又议论说：国子博士所说丧服虽以士为主而下包庶人，本来也不是说一篇之内所有制度都完全下同于庶人。明确说嫡孙承重专属于士以上，这是经传的正文，显然不涉及庶人。戴德《丧服变除》说：父亲为长子服斩衰，从天子一直通达到士；这正是士以上才有嫡子的明确依据。况且承重，是因为嫡孙将来要代替祖父成为宗庙之主；经文只说宗庙之主而不说寝室，也是一个证据。你们所引用的“大夫不世袭”，是《公羊传》《谷梁传》这些近世儒者的小道之书。至于《左氏传》《诗经》《易经》《尚书》《论语》，都有典章证据，或许是你们还没有明白。” 许慎《五经异议》说：如今《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说卿大夫世袭职位，是说权力集中在一个姓氏手中，如周朝尹氏、齐国崔氏。而古代《春秋》的《左氏传》说卿大夫都可以世袭俸禄。传文说“官族”，《易经》说“食旧德”，旧德是指享用父亲过去的俸禄；《尚书》说“世选尔劳，予不绝尔善”；《诗经》说“惟周之士，不显亦世”；《论语》说“兴灭国，继绝世”，其中“国”指诸侯，“世”指卿大夫。这些都是正经和《论语》中关于士以上世袭职位的明确证据。士都可以世袭俸禄，八品是一命，这确实如此。但只根据这些材料，可以说看见了纲要，还没有看清细目。考察晋代官品令的规定，九品都是正品，没有从品，所以把第八品比作古代下士。如今本朝官令都有正、从之分，如果把陈终德员外将军的资历算作第十六品，怎么能说他是正八品之士呢？推究考察古今制度，谨慎地如前面所议。孙景邕等又议论说：丧服正文中，大夫以上的制度每件都明确列出，只有庶人的制度包含其中而没有明说；这种向下通用的义理，清楚明白，没有疑惑。至于“官族”，是说世代因功任官；“食旧德”，是说有德者的后代世袭职位；“兴灭国、继绝世”，主要说诸侯之国，以及卿大夫没有罪而遭诛杀、家族断绝的情形。”

译况且金貂七眊、杨氏四公，虽然官位相承，难道能说是世袭俸禄吗？晋太康年间，令史殷遂因为父亲殷祥没有承继祖位，请求返回为祖母服丧三年。当时朝廷认为礼制中没有代替父亲追服的条文，也没有不许服三年的制度，这就是晋代已经形成的成规。尚书邢峦上奏，请依从刘芳的意见。诏书评议说：“嫡孙为祖母服丧的礼制，现行法令已经允许士人普遍实行，何必还要劳烦再提出疑问请求？可以按照国子博士等人的意见办理。” 宣武帝在位时，广川王元谐去世。皇帝下诏说：“朕的宗室多遭变故，从弟元谐又突然去世，悲痛摧心裂肝，不能自已。古代大臣去世，有三次亲临吊丧的礼制，这大概是王公以上、卿士以下都应遵行的，所以这样规定。自汉代以来，多数没有这种礼制。朕想遵循古代典章，哀痛之情出于本心；即使因尊卑而降等，也不能使内心的悲痛稍减。朕想令诸王中，服朞亲的亲属为之三次临丧，服大功亲的为之两次临丧，服小功、缌麻亲的为之一次临丧。广川王与朕是大功亲，朕一定要为他两次临丧。所谓两次临丧，是想在大殓之日亲临，充分表达哀痛；成服以后，穿缌衰前往吊唁。已经下葬以后穿缌麻服，按理没有疑问。至于大殓时临丧，究竟应当怎样？是须在开始入殓时抚柩，还是应当在检视棺木时尽哀？早晚的安排，应选择其中适宜的时间。”黄门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刘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凯，中书侍郎高敏等议论说：“三次临丧，是自古以来的礼制，直到汉魏，实行它的人已经很少。陛下圣明慈仁，正要遵循古代旧制，志在表达哀痛，这与我们的考虑相同。我们认为，朞亲应三次临丧，大功亲应两次临丧。刚开始入殓时，哀痛达到极点；既然按照亲疏降等，就应从开始入殓时临丧。” 至于大殓时临丧，臣等谨遵圣旨办理。孝明帝熙平二年，太尉、清河王元怿上表说：“臣听说，历代帝王所尊崇的，没有比礼更重要的。礼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制度。时代不断沿革，礼制有增有减，各不相同；但古代贤哲留下的遗风和功业，仍然值得景仰。至于前代贤人圣哲，关于丧礼的主张各有不同：有的都引用经文而分别讨论其中的情理，有的各自陈述见解而共同探讨事情的端绪。虽然都以典章为依据、以古人为师，各自成为一家之学，但议论纷杂，最终仍归于众人认可的正理。无不顺应当时所尊奉的制度，各自成为一代的典范；上自朝廷，下至百姓，没有不遵行的。因此，叔孙通制定的礼仪专行于汉朝，王肃制定的礼制独行于晋代。这就是所谓礼制轨范相同、四海一致。至于周旋俯仰的仪态、哭泣升降的节度、来去门巷的仪容、出入闺门的规矩，尚且还要咨询礼官，广泛访问儒者；把它们记录在文书上，作为通行的法则。若辩答不同、证据不明，便斥责其错误，纠察弹劾并定罪。这些都是简册上已经形成文字、可以查阅了解的事项。臣从未听说，皇帝树立典范，国家却没有一定的章法；英明贤臣辅佐治理，家家却各有不同的制度；还想让风俗流传、成为准则，永远留给后世。如今学校虽然建立了，地方学校却还没有修治；考察古今，也没有专门负责这件事的人。” 至于宗室的丧礼、百官的丧事，以及丧服的裁定、服丧日月的长短和等级，大都只让一名博士草率议定。广陵王元恭、北海王元颢同样为庶母服丧，元恭却服重丧、居庐守丧，元颢却服齐衰一年、居垩室。论亲属关系，元恭和元颢都是皇帝的孙子；论爵位尊贵，两人也都是藩国之王。不知这两种丧服的依据出自哪部经典？不久便发生争论，却没有人裁决订正。连懿王这样的近亲尚且如此，从这以下，又怎能计数得清？遍观汉魏以来有关丧礼的各种仪式，卷帙多达数百；有的是当时名士反复讨论而形成的成规，有的是一代文宗明确制定的准则。何况堂堂四海，人才济济，却让丧礼参差不一，从帝王宗族开始，这不是用来规范万国、整饬四海的办法。臣愧居台傅之官，位列辅弼，不能掌握国政大权，以致造成这样的缺失，众人都在责备，臣无从逃避罪责。谨略举元恭、元颢两国制度不同的情形，以说明丧服制度混乱的过失。乞请召集公卿、枢密近臣，以及内外儒学之士，广泛议论，制定统一制度，颁行天下，使礼制不再有不同标准，使得失各有归属，并因事增订，永远作为条例。这样或许能使尘土沾山、河水承恩，以报答皇恩万一。” 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朝廷议定律令。当时议论者认为，设置五等爵位和封邑时，承袭爵位者如果没有嫡子，就立嫡孙；没有嫡孙，就立嫡子的弟弟；没有嫡子之弟，就立嫡子的孙子。中书舍人刁柔认为，没有嫡子应立嫡孙，不应立嫡子的弟弟。刁柔议论说：我考察《礼》，立嫡子以年长者为准，所以称长子为嫡子。嫡子去世，就以嫡子的儿子为嫡孙；嫡孙去世，也同样推及曾孙、玄孙。然而，嫡子这个名分本来就是为了传承重任，所以《丧服》说：‘庶子不给长子服三年丧，因为他不能继承祖、祢的宗统。’《礼记·檀弓》记载公仪仲子之丧说：‘为什么呢？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事。仲子舍弃自己的孙子而立自己的弟弟，为什么？’子服伯子说：‘仲子也是在遵行古人的道。过去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发，防子舍弃自己的孙子盾而立弟弟衍，仲子也是遵行古道。’郑玄注说：‘仲子只是为亲属避讳而这样说，实际并不是说立子正确。周文王立武王，是权宜之计。防子的嫡子去世，立他的弟弟衍，是殷礼。’子丧问孔子说：‘不立孙。’注说：‘这是依据周礼。’这样看来，商代在嫡子去世后立嫡子的同母弟，周代在嫡子去世后立嫡子的儿子为嫡孙。” 所以《春秋公羊传》的义理说，嫡子有孙而去世，质朴的商礼亲亲，先立弟弟；文治的周礼尊尊，先立孙子。《丧服》说：‘为父亲继承宗统的人，对出嫁的母亲不服丧。’《小记》说：‘祖父去世以后，替祖父继承宗统的人，三年之内对出嫁的母亲不服丧，这是因为服丧者不能主持祭祀；为祖母服三年丧，是因为他作为大宗继承了重任。’如今议论嫡子之孙去世而立嫡子的同母弟；嫡子的同母弟既然成为父亲的继承人，那么嫡孙的弟弟按理也应当可以成为父亲的继承人。这样一来，父亲去世以后才成为祖父继承人的人，要服斩衰；既然可以为祖父服斩衰，却不能承担传承重任，这是从未听说过的。如果采用商代亲亲的义理，本来就不应在嫡子去世后立嫡子的孙子；如果遵从周代尊尊的制度，又怎么应当舍弃孙子而立弟弟？究竟应当取文礼还是质礼，臣愚昧而困惑。《小记》又说：‘嫡长媳不能为公婆继承宗统，婆婆就为她服小功。’注说：‘这是指丈夫有废疾或其他缘故，死后无子、不能承受宗统的人，婆婆为她服小功，这是庶妇的丧服。’凡是父母对于子女、舅姑对于媳妇，如果嫡子将不能传承宗统，或者将要传承宗统的人不是嫡子，那么服丧都与对众子、庶妇相同。这里说死后无子，是指断绝后代、确实没有子嗣，并不是说没有嫡子。”

译如果她确实有子，怎么能说没有后嗣？丈夫即使有废疾而没有儿子，妻子仍然以嫡妻为名。嫡妻的名分既然还在，却想废弃她的儿子，这同礼制如何相合？礼制可以有所损益，历代也会沿革；如果一定认为嫡宗继承制度可以改变，那么为继承人服斩衰，也应当有理由随之改变。后周宣帝即位，高祖下葬完毕，便议论改穿吉服。京兆丞颜运上疏说：“三年之丧，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是先王制定的礼制，怎么可以歪曲？按礼，天子应在七个月后下葬，以等待天下吊丧的人都到齐。如今下葬既然仓促，事情完毕便立即除丧。在王朝法令所及之内，前来奔丧的人还没有到齐，邻近境外远方听到消息的人，也可能还没有赶到。如果穿丧服接受吊唁，不合适；已经改穿吉服后又遇凶丧，若戴玄冠接待使者，又不知这出自什么礼制？进退都没有依据，臣私下实在不安。” 唐太宗贞观二年，将要安葬故息隐王李建成、海陵王李元吉，尚书右丞魏征和黄门侍郎王珪请求预先陪同送葬，上表说：“臣过去接受太上皇的任命，把自身托付给东宫，出入龙楼，已经将近十二年。前太子宫与朝廷结怨，使宗庙社稷得罪于天地人神；臣等不能以死报国，甘心接受诛戮，辜负罪责，却还被置于朝廷官员之列，只能白白耗尽一生，将来拿什么报答？陛下的德行光照四海，道德超过前代帝王，登高望远而有所感触，追念过去常常遗憾。陛下明示社稷大义，又申明骨肉深恩。如今已经为二王选择墓地，下葬日期也已遥遥确定。臣等永远追念从前，愧称旧臣；虽说君臣关系各有其君，臣等也想尽到侍奉君主的礼节，但墓上宿草将要长出，还没有表达送故人的哀情。遥望九泉，义情深重，希望在下葬之日送到墓所。”皇帝认为他们有义，答应了请求，于是宫府中原来的僚属官吏都命令参加送葬。贞观四年，太宗对侍臣说：“近来听说京城士人百姓中，正在为父母服丧的人，竟然相信巫书所说的禁忌，在某些日子不哭，并以此推辞别人前来吊唁，拘泥禁忌而停止哀哭，败坏风俗，伤害教化，极不合乎人情事理。应当命令州县加以教导，用礼典统一规范他们。” 贞观十一年，太宗下诏给群臣说：“朕听说，死就是生命的终结，是万物返回本真的时候；葬就是收藏，是要使死者不再被人看见。上古流传下来的风尚，还没有听说封土植树；后代圣人留下的法则，才开始完备棺椁。批评僭越奢侈，并不是不爱惜为葬礼耗费的财物；赞美俭约薄葬，实际上也是看重它不会带来祸患。因此，唐尧是圣明帝王，谷林中有不封土植树的说法；秦穆公是贤明君主，槖泉地方没有丘陇坟墓。孔子是孝子，父母坟墓只起墓而不筑高坟；延陵季子是慈父，嬴博一带的墓地可以隐没无迹。这些人都怀有长远无穷的考虑，形成独到果断的见识，是为了使遗体安便于九泉之下，并不是为了在百代之后追求虚名。到了阖闾违背礼制，用珠玉随葬，造成墓中如有鳬鴈；秦始皇毫无节制，用水银造成江海；季孙氏专擅鲁国，用璠璵随葬；桓魋专擅宋国，用石椁安葬。无不因为收藏太多而招来祸患，由于有利可图而招致羞辱。玄庐一经开启，便在地下宫室遭到焚烧；黄肠题凑再次被打开，尸骸同样暴露在荒野。详细思考这些往事，难道不悲哀吗？由此看来，奢侈可以作为警戒，节俭可以作为榜样。朕身居四海至尊之位，承受历代帝王遗留下来的弊病，未能明察并思考如何教化，常常半夜仍然战栗警惕。虽然送葬的典制，礼仪制度中记载得很详细；禁止失礼的规定，也已经写入刑书。” 然而功臣勋戚之家大多随流俗而行，民间也有奢侈靡费、伤害风俗的现象。把厚葬当作侍奉死者，把高大的坟墓当作行孝，于是使衣衾棺椁极尽雕刻华美，灵车和明器穷尽金玉装饰。富裕的人逾越法度相互攀比，贫穷的人耗尽家产也赶不上，白白损伤教化义理，对地下死者却毫无益处。危害既然深重，就应当惩治革除。王公以下直到普通百姓，从今以后，送葬器具如果有不依照法令格式的，责令州、府、县官明确加以检查，按照具体情状定罪。在京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勋戚之家，还要记录上奏皇帝。”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礼官说：“同样是丧服，尚且有缌麻这样的恩义，嫂子和叔叔却没有丧服；舅舅与姨母的亲疏相近，丧服等级却不同，也不合乎礼。应当召集学者详细议论，其他有亲属关系较重而丧服较轻的，也一并附奏。”这月，尚书八座和礼官议定说：“臣私下听说，礼是用来解决疑惑、确定犹豫、区别同异、辨明是非的。礼不从天而降，也不从地而出，只在于合乎人情而已。人伦之道首先在于使九族敦厚和睦。九族敦睦，要从亲近亲属开始，逐步推及远亲。亲属有等级差别，所以丧服有降等和减杀；随着恩情有厚薄，礼文也都依据人情而制定。推究舅舅和姨母，虽然同为母亲的兄弟姐妹，但从母亲这一方面推论，亲疏轻重却相差很远。为什么呢？舅舅是母亲本宗的人，姨母则是外戚中的异姓。考察母族，姨母并不属于母亲的宗族；考察经文，舅舅确实地位较重，所以周王思念齐国，称为舅甥之国；秦伯怀念晋国，确实切合《渭阳》诗的情意。如今对舅舅只服缌麻，对姨母却服丧五个月，这是追逐名分而违背实际、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古人的情理或许还有未能通达之处，应当有所损益，实在就在这里。”《礼记》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这是把他引进亲属范围。’ 嫂子和叔叔之间没有丧服，大概是把他们推远而区别对待。礼书说：‘继父与继子同居，就为他服丧一年；从未同居，就不为他服丧。’姨母的丈夫、舅舅的妻子，两人彼此都服丧。有人说应当同样服缌麻；如此看来，继父并非骨肉，丧服较重是由于共同生活，恩情较轻是由于分居不同。由此可知，制定丧服虽然依据名分礼文，也同样是根据恩情的厚薄。有的嫂子年长，遇到年幼的叔叔，辛劳抚养，感情如同亲生母子；共同忍受饥寒，历经艰难，直到老年都相伴，这种关系比同居的继父和继子还亲密，怎么能与普通同丧的亲属相提并论？感情义理有深有浅，难道可以一概而论吗？他们活着时，爱护之情如同骨肉；死后却把关系推远。追究根本，实在难以理解。如果说把他们推远是对的，那么活着时就不应共同居住；如果活着共同居住是对的，那么死后就不应像陌生人一样。重视活着时的关系却轻视死后的关系，厚待开始却薄待终结，既然要依据人情制定礼文，这其中的道理在哪里？况且侍奉嫂子的事迹，典籍记载不止一例。郑仲虞对嫂子恩礼深厚，颜弘都竭尽诚意使她感动，马援见到嫂子一定戴帽，孔伋为嫂子设位哭泣。这些人都亲身实践教义，仁爱深厚而且孝友；考察他们所实行的丧礼，难道不是先知先觉的人吗？”

译只是当时上面没有明智的君主，礼制又不是臣下所能议定的，于是使深厚的感情郁积千年，使最高的道理隐藏万古，这种情况由来已久，难道不可惜吗？如今陛下认为，尊卑次序虽然已经明白完备，但丧服制度或许还有不合情理之处，于是命令秩宗详细议论增损。臣等奉行圣明的丧制，触类旁求，采集群经，讨论传记，有的抑制、有的援引，兼顾名分与实际，减去多余之处，补足不足之处，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制都井然有序，使敦睦亲族的情义全部得到体现，改变已经形成的薄俗，为将来留下深厚的道义。这确实是六经未能充分论述、超越百代帝王而独自获得的制度。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增加为齐衰五月；嫡子之妇旧服大功，请增加为朞；众子之妇旧服小功，现请与兄弟同服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现请服小功五月；为弟妻及丈夫的兄长服，也服小功五月；舅舅旧服缌麻，现请增加到与姨母相同，服小功五月。”诏令依从他们的议议。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人情中最痛苦的事，没有超过为亲属服丧。所以孔子说：‘三年之丧，是天下共同的丧礼，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一样。’又说：‘何必只有殷高宗这样，古人全都是如此。’近代帝王却实行汉代礼仪，用日数代替月数的制度，严重违背礼典。朕昨天看到徐干《中论·复三年丧》一篇，义理十分精审，深恨自己没有早看到这部书。过去实行大丧礼，大略只知道自我责备、自我悔恨，如今追悔又哪里来得及？”于是悲泣了很久。太宗时，武官遭逢父母丧事，屡次有人被起复任用。魏征进谏说：“国家刚开始创建时，武官不受丧制约束，是因为要平定天下；如今天下已经安定，不可仍然剥夺他们服丧的感情。若确有战争之事，自有穿墨色丧服从军的制度。”皇帝说：“朕考虑过了，但武事尚未平息，看来还不能立即停止起复。” 豫章公主去世，魏征上奏说：“自从豫章公主去世以来，陛下长久穿着素服，群臣百姓都惶恐战栗，心中不得安宁。臣听说古代君王，丧服服到朞年便停止，这是前代典籍中的礼制，也是历代沿用的旧章。陛下发自圣明的慈爱，深切表达下情的悲痛；穿素服以来已经经过十多天，对死者的悼念之义已经足以表示加隆。臣伏愿陛下割舍无尽的悲痛，遵从先王礼制，改穿平常服装，以符合群臣百姓的心愿。臣滥居丧礼重任，不敢沉默不言。”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高宗时，衡山公主已经按公除礼除去丧服，将要下嫁长孙氏。于志宁认为，按礼，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二十岁出嫁；有故可以二十三岁出嫁，因此本来就知道遇到丧事必须服满三年。《春秋》记载鲁庄公到齐国纳征，母亲的丧期还没有满两年便谋划婚事，双方都没有受到讥刺，正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已经明显失礼。如今议论者说公除之后可以改穿吉服，这是汉文帝创立的制度，只是为了天下百姓。公主本人身穿斩衰丧服，可以依照惯例除去外在服制，但内心的哀情不能依例改变。在心中服丧期间成婚，不是人情所能忍受的。于是下诏，公主等服丧期满后再成婚。中宗时，韦庶人请求妃、 公主以及命妇以上的葬礼都供应鼓吹，皇帝下诏准许。左台侍御史唐绍说：鼓吹本来是军队的仪仗。黄帝在涿鹿作战时，用它来警戒护卫，所以乐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等。通常只有功臣奉诏下葬时才可以兼用鼓吹。男子有建立四方功勋的事业，所以可以加以宠荣；即使祭祀天地也不设置这种仪仗，怎么能让它用于后妃闺门之中呢？按法令，五品官员婚礼、葬礼不供应鼓吹，只有京官五品可以借用四品的仪仗，大概是因为班秩可以比照丈夫或儿子的品级。请废置先前的诏令，恢复旧典。”皇帝没有采纳。玄宗开元初年，田再思上奏请求为母亲服齐衰三年，并议论说：“天尊地卑，天数为一、地数为二；阴阳的位置有分别，夫妇之道与之相配。至于死丧之威仪、丧服降等减杀的等级，礼经所定五服制度中，齐衰与斩衰各有不同。父母三年之丧，贵贱没有区别，是为了报答母亲怀胎哺育的慈爱，酬报父母无穷尽的恩德。考察上古，服丧期限还没有固定的数目；到中古以后，才有以年计算的规定。《礼记》说：‘五帝处于不同的时代，不沿袭相同的音乐；三王处于不同的朝代，不承袭相同的礼制。’《白虎通》说：‘质朴与文饰反复变化，历法正朔三次循环。’自周公制定礼制、孔子删定经典以来，便特别制定了厌降礼仪，用来标明丧服制度的节度。轻重随着风俗，斟酌顺应时势，所以可知礼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产生的，而是随着人情的消长变化，取合乎时宜的中道。春秋诸国中，鲁国最懂礼，因为它是周公的后代、孔子的故乡。晋国韩起出聘时说，周礼全在鲁国；齐国仲孙来会盟时说，鲁国仍然掌持周礼。子张问高宗居谅阴三年、不说话也不听政之事，其子服出为同母异父兄弟服大功，子夏认为应当合于齐衰制度。这些人都是孔门四科中的人物和孔门十哲之列，地位高、学问深，亲自承受圣人教诲；即使遇到丧事，仍然对此感到疑惑，这正说明自古以来礼制升降并不一致。” 三年丧制的具体期限，历来议论纷纷。郑玄认为是二十七个月，王肃认为是二十五个月。关于改葬之服，郑玄说服缌麻三个月，王肃说到下葬完毕便除服。关于继母改嫁，郑玄说都应服丧，王肃说只有继子曾由她抚养才为她服丧。关于没有规定丧服的夭折者，郑玄说孩子出生一个月，哭一天；王肃说以哭一天代替服丧一个月。郑玄、王肃都以经典为祖、以传注为宗，各有异同。荀挚搜采古礼、寻求遗文，彼此有所增损，这才知道距离圣人时代越远，残缺也越多。所以说：‘研究丧礼的人家，名义上是在聚集讨论，哪里有一定的结论呢？’然而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三年丧，实行这种制度已经超过四十年，起自高宗大帝时期，并没有因则天皇后的朝代而停止。大帝在位时，中宗进献书文；从前参与议定，已经可以施行，并编入法令；服行已久，前代帝王认可它并作为法律，后代帝王认可它并写入诏令。何必违背先帝的丧制，阻碍子女的感情，损害仁孝之心，背弃德义根本？这对人伦有什么妨碍，却想让服丧一年，与伯叔母相同，与姊妹相同？三年之丧，就像白马从缝隙前经过那样短暂；君子为亲服丧，终身都怀有忧伤，更何况只服两个周年吗？礼，是人的形体和脚步，是要通过外在行动表现出来；

译孝，是蓄养和奉养，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小人不以不孝为耻，不仁之人不知畏惧，不义之人不知羞惭，但丧服仍有一定制度；即使是愚人，也要使他努力达到礼的要求，给他穿上丧服，让他看见丧服而感到悲痛。用这种礼制规范人，仍有人早晨父母去世、晚上便忘记；用这种制度约束人，仍有人脱下丧服而改穿吉服。如今正逐渐回归古朴，更应当敦厚孝义，抑制贤能者的过分、引导愚昧者向善；如果让宁戚这类人吃稻米、穿锦绣，臣实在不忍听闻。假如各项政务和朝廷仪式都完全依照周礼，那么古代朝见君主时，公卿大夫要献羔羊、雁、珪璧等贽礼，如今为什么不依照呢？周代施行刑罚时有墨、劓、宫刑，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周代侯、甸、男、卫诸国朝聘都有定期，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周代规定不到五十岁不做官，七十岁不入朝，如今为什么不依照呢？周代按井田、邑、丘、甸设置征税制度，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周代分封五等土地，父死子继，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周代戴冠冕、穿衣裘、乘车作战，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周代在胶序设置三老五更养老，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类似这样的例子无法全部说完。为什么唯独在孝亲之事上，却吝惜给母亲服一年的丧呢？这实在令人痛心，令人悲哭。《诗经》说：‘可怜的父母啊，生养我多么辛劳。’ 《礼记》说：‘父亲亲爱儿子，是亲近贤能的，对无能的便疏远；母亲亲爱儿子，是贤能的便亲近，无能的也怜爱。’阮嗣宗是晋代英才、超脱世俗的高士，却认为母亲比父亲更重要。既然按齐衰、斩衰的等级已经从重到轻逐步下降，怎么忍心还要减轻给母亲的丧服？礼节制度减到一年，难道后代就都比枯骨还惭愧吗？遵循古制未必正确，依照今制也未必错误。又，兄弟同丧服缌麻，礼经的意义很明确；嫂叔关系疏远，同于路人。若把亲疏关系推近并类推，就会使侄子都穿苴麻丧服，而叔父却不服缌麻。推远的情理有余，敦睦亲族的义理却不足。又，母亲的兄弟与母亲感情亲切，有如《渭阳》诗所写。翟辅论舅舅在冤氏住宅中受到的情义，外甥把舅舅当作自己出嫁的母亲来对待，其义也很深厚。如今不与姨母同样尊重，却把舅舅降为小功服，依照古礼来看，有违背人情之处。现在贬低舅舅而尊崇姨母，是鄙弃今制而赞美古制。这些都是太宗制定的制度，实行已经一百年了，却忽然要删改恢复，实在令人疑惑。” 开元五年，右补阙卢履冰上言说：“古代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朞，撤去灵位后内心仍服丧。武后开始请求与父亲同样服三年，这是不对的，请依礼制办理。”玄宗对此感到疑惑，又认为舅舅、嫂叔的丧服也不妥，于是把此事一并交给百官议论。刑部郎中田再思说：“研究礼制的人家，往往聚集争论。遵循古制未必正确，实行今制也未必错误。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三年，是高宗实际实行的，已经写入法令很久了，何必违背先帝的旨意，阻碍子女对母亲的感情？只给亲生母亲服一年，便使她与伯叔母、姑母、姊妹相同；嫂叔、舅甥的服制，也是太宗实际制定的，经历一百年没有不同意见，不可更改。”卢履冰于是说：“上元年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三年，武后虽曾请求，却没有立即实行；到垂拱年间才开始实行，甚至有祖父母尚在而子孙的妻子去世，竟服丧两年，这不能说合乎礼制。女子没有独立的尊位，所以说：‘一家不能有两个尊长。’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朞，是为了统一尊长。如今不纠正这一错误，恐怕后世还会出现妻子夺取丈夫尊位的祸乱，不可不察。”诏书尚未下达，卢履冰又极力陈述：“父亲在世时，为母亲设置灵位一年，内心服丧两年。父亲必须满三年后再娶，以此来满足儿子的心愿。” 圣人难道会轻视对生养自己的母亲的感情吗？他本来是对天下大义有所考虑。从前武后暗中储备篡夺的谋划，预先为自己造势，使母亲服朞的礼制上升到与父亲斩衰相抗；不久便凌驾唐家，开启了祸乱的阶梯。孝和皇帝刚恢复正统，韦氏又出来，毒杀天子，几乎使宗庙社稷灭亡。所以臣这是要端正夫妇纲常，并不只是讨论母子之间的关系。”议论者有人说：“降低给母亲的丧服，不合《诗经》所说的无穷恩德，而且还使母亲与伯叔母、姑母、姊妹相同。齐衰、斩衰既然已有升降，服丧年数就不应再有不同。”田再思说：“这些是迂腐浅陋的儒生，没有学习先王的旨意，哪里足以议论礼制？所谓无穷恩德，是说春秋祭祀按时追思，君子终身都怀有忧伤，难道是说只限定服一、两年吗？圣人制定礼制，一定要建立适中的制度，使贤能者和不肖者都能共同遵行礼文，然后才停止。伯叔、姑母、姊妹哪里有设置筵席、扶杖、内心服丧三年的制度？母亲服齐衰、父亲服斩衰，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左散骑常侍元行冲议论说：“古人根据感情制定丧服，女儿以父亲为天，妻子以丈夫为天；斩衰三年，是感情和礼制都达到极致，因为顺应内心而建立最高标准。妻子丧服扶杖一年，感情和礼制都减杀，是为了避开嫌疑、尊崇乾道。为嫡子服斩衰三年而不去官，是尊重祖先、重视嫡子，提升礼制而减杀感情。” 孝没有比尊严地对待父亲更大的，所以父亲在世时，为母亲免官、服齐衰一年，内心服丧两年，是感情已经充分表达而礼制有所减杀。尧、舜、周公、孔子都同意这一点；如今舍弃尊长和厌降的重制，损害尊父之义，还能说是礼吗？姨母兼有从母的名分，是母亲的姐妹；在舅舅丧服上加等，并非没有礼义。嫂叔不服丧，是为了远避男女嫌疑。请依据古礼采取适中的制度。”皇帝没有答复。开元二十三年，诏书说：“丧服制度中尚未通晓明确的事项，命令礼官和学士详细议论。”太常韦縚上言说：“按礼，舅舅服缌麻三个月，姨母服小功五个月。传文说：‘为什么服小功？因为有名分上的加等。’但堂姨、堂舅、舅母，恩情并未达到服丧的程度。外祖父母服小功五个月。传文说：‘为什么服小功？因为尊贵而加等。’舅舅服缌麻三个月，都是因为感情亲近而属于丧服关系。外祖父母是嫡系尊亲，服制却与姨母、堂姨、堂舅同为一等，其中仍有轻重差别。堂姨、堂舅与己身的亲属关系未达到服丧程度，彼此不服。亲舅舅反而不如同丧亲属，这大概也是古代礼意尚未完全畅达之处。况且外祖父母服小功，这是因为他们是正尊，请提高到大功。姨母、堂姨、堂舅亲属关系相近，服制应当相等，请把舅舅提高到小功。堂姨、堂舅因丧服降等，亲舅舅与姨母同为一等。亲舅母古来没有服制，请依袒免办理。”于是韦述议论说：“从高祖到玄孙，加上自身，称为九族；由近及远区别轻重，于是形成五服。”

译传文说：“外亲的丧服一概都是缌麻。” 郑玄说：“外亲的丧服因为属于异姓，正式丧服最高不过缌麻。”外祖父母服小功，是因为尊贵而加等；姨母服小功，是因为有名分而加等；舅甥、外孙、内外兄弟都服缌麻，是按照彼此相匹配的关系而言。外祖父母就是外祖，舅舅就是伯叔父；父母的恩情并无不同，而唯独对外亲减轻，是有原因的。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野人把父母看得同等，乡野之士知道尊敬父亲，卿大夫知道尊敬祖父，诸侯尊敬始祖，天子尊敬始祖，圣人穷究天道，厚待祖先和父亲，联系姓族，亲近子孙；这样看来，母亲的族党与本宗不同，是十分明显的。一家不能有两个尊长，丧服不能有两种斩衰；人所奉行的尊长不能有两个。替别人承继宗统，要降低对亲生父母的丧服；女子出嫁，要减轻本家的丧服；保留下来的是远亲关系，压抑的却是私亲之情。如果把外祖父母和舅舅都加一等，又给堂舅、堂姨制定丧服，那么内亲和外亲的区别还剩多少？况且五服有‘上杀’的原则：伯叔父母服大功，堂兄弟也服大功，因为他们都出自祖父，丧服不能超过祖父母；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从祖兄弟都服小功，因为都出自曾祖，丧服不能超过曾祖；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兄弟都服缌麻，因为都出自高祖，丧服不能超过高祖。” 堂姨、堂舅出自外曾祖；如果要为他们服丧，那么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也都可以制定丧服了。外祖父母提高到大功，那么外曾祖父母就是小功，外高祖父母就是缌麻，继续推演扩大，便与本宗没有区别；舍弃亲属而只记录丧服等级，不能说合乎礼义。况且丧服都有相互报服的原则，那么堂甥、外曾孙、侄女的儿子都应当服丧，圣人难道会薄待这些骨肉亲情吗？大概这是以公义为根本，却在末端流于私情。礼制一旦有所裁断，就不能不如此。如果可以加等，也就可以减等；这样一来，礼制就会毁坏。请依照古礼办理。”杨仲昌又说：“舅舅服小功，魏征曾经请求提高过。如今请求的，正与魏征的议论相同。堂舅、堂姨、舅母都升为袒免，那么外祖父母提高到大功，难道不给外孙相应的回服吗？外孙若以大功回服，那么本宗的庶孙该用什么等级呢？”皇帝亲笔敕令说：“亲姨母、亲舅舅服小功，那么舅母对于舅舅有三年之丧，不能完全比舅舅降等，应当服缌麻。堂姨、堂舅古来没有丧服，朕考虑要使九族敦厚和睦，适宜服袒免。古代有同丧服缌麻；如果把堂姨、堂舅比作同丧亲属，岂不是已经太厚了吗？传文说：‘外亲的丧服一概是缌麻’，这也并没有隔绝堂姨、堂舅。” 如果说丧服不能超过本宗，却又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定丧服，那又有什么妨害？这都是亲爱亲属、敦厚根本的意思。”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礼部尚书李林甫上奏说：“外亲的丧服没有降等，外甥为舅母服丧，舅母也相应回服。丈夫的外甥既然回服，那么丈夫的姨母、舅舅也应当服丧，恐怕这样会使服丧范围越来越广。臣等愚昧，实在没有想到这些。”诏令说：“从服有六类，这就是其中之一。礼文没有规定降等减杀的，都是以自身为准，按照亲属关系来服丧。姨母、舅舅的亲属关系很近，从亲属关系说，也相当于姑母、伯叔父。怎么能说会使服丧范围无限扩大？妇人是随从丈夫的。丈夫已经为姨母、舅舅服丧，妻子随从丈夫服丧，这叫作敦睦亲族。你们应当仔细考虑。”裴耀卿等上奏说：“舅母服缌麻，堂姨、堂舅服袒免，请依照圣旨办理。今后由朕裁定古礼，停止诸儒议论。”制令说：“可以。” 玄宗当时想增加丧服等级，把外祖父母提高为大功，把舅舅提高为小功，把堂姊以及舅舅、舅母列入袒免范围。太子宾客崔沔上奏说：“礼制以家庭为根本，家庭端正了，天下才能安定。一个家庭不可以有两个尊长，所以尊崇父亲、降低母亲的丧服等级；因此内亲服齐衰、斩衰，外亲服缌麻，这是尊卑名分所加最多不过一级，自古至今不变的原则。从前辛有经过伊川，看到有人披散头发祭祀，便知道那里将要发生战争，因为礼制已经先行败亡。近来制定《唐礼》，扩大旧有恩情，所以自弘道以来，国政命运再次转移到外姓手中。由礼制可以验证其败亡，难道还不值得警戒吗？” 代宗大历元年，峡州别驾颜真卿上议说：“《周礼·大司乐》记载，诸侯去世，命令停止音乐；大臣去世，命令撤下悬挂的乐器。郑玄注说：‘去，是把乐器收藏起来；弛，是把悬挂的乐器解下。’由此可知，哀痛较轻的只撤下乐器，哀痛较重的则连同乐器一起收藏。又考察庾蔚之《礼论》说：‘晋元皇后秋季去世，武帝咸宁元年享宴诸侯时不设音乐。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丧制尚未结束，司徒左长史江充议论说：第二年正月朝会不应奏乐。又，章皇后的哀痛尚未结束，而后主已经将她的神主迁入太庙，博士徐干议论说：周景王有嫡长子之丧，下葬后除服，叔向仍然议论不应举行宴会；如今也不应悬挂乐器。’《宋书·礼志》说：‘自晋武帝以来，国家有大丧，停止音乐三年。’又考察《江都集礼》的说法：‘晋代博士孔恢说，朝廷在丧期内停止音乐，乐器虽悬挂却不演奏。孔恢认为，应该都撤下悬挂的乐器而设置音乐；既然奏与不奏不相同，就不应悬挂乐器。’孟献子在禫祭时悬挂乐器但不奏乐，从此以后才是应当奏乐。因而孔子说：‘献子比别人加重了一等’，并不是说本来不应奏乐却仍然悬挂乐器。国家丧期尚近时，是说钟磬等乐器不可陈列在朝廷庭院。又徐广《晋史》说：‘听到音乐而不能愉悦，所以在丧期内表达哀情；居谅阴而除去常服，是担心政事荒废，因此权宜变通以改变常制，根据哀情轻重而降低等级。’ 臣以为，根据《周礼》停止音乐的记载、《宋书·礼志》关于终止丧期的证据，以及徐广、宁戚、孔恢的说法，禫祭时悬挂乐器的道理既有依据，事情又有旧例可考。臣伏请三年丧期未满，一概不悬挂乐器；如果遇到齐衰丧事，或大臣去世，则衡量哀情轻重，悬挂乐器但不演奏。” 代宗去世，群臣早晚临丧。常衮哭得疲惫不支，随从官吏有时扶着他。中书舍人崔祐甫说：“臣在君主面前哭泣，有用人搀扶的礼制吗？”常衮因此怨恨他。议论群臣的丧服时，常衮认为按礼，臣下为君主服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宜制定制度，仍为三十六天；玄宗以来，才服丧二十七天。古代卿大夫跟随君主服丧，群臣应当跟随皇帝服丧二十七天后除服。天下官吏百姓三天后除服，是因为遵循先帝遗诏。崔祐甫认为遗诏没有区别朝臣和庶人，都应三天后除服。双方竭力争辩，声色俱厉。常衮不能忍受，便上奏说崔祐甫任凭个人感情改变礼制，将他贬谪。”

译德宗即位，最初下诏说，元陵的营建制度务必从优厚办理。刑部员外郎令狐峘上疏说：“遗诏要求务从俭薄，如今却想办得优厚，难道顾命遗诏的本意吗？”皇帝下优厚的诏书答复他。到了将要启灵出发时，皇帝看见輼辌车没有沿着正道行驶，便询问原因。有司回答说：“陛下的本命在午方，不敢冲犯。”皇帝哭着说：“哪有让灵车绕道，却谋求自身利益的道理？”于是命令改换车辕，直向午方行进。贞元初年，畅当任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去世，朝廷内外都除去丧服。皇太子和诸王将要服丧三年，皇帝下诏令太常议论。畅当与博士张荐、柳冕、李吉甫认为：“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这是通行的丧礼。太子为皇后服丧，古礼没有明文。晋元皇后去世时，也曾疑惑太子应服多久。杜预议论说：古代天子服三年丧，下葬后除服；魏代也以安葬为除服的节点。皇太子与国家同为一体，如果不改变服制、除去丧服，那么东宫臣仆也要穿着衰麻出入殿省。因此太子应在卒哭祭后除去丧服。”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去世，十一月下葬，太子为她服丧；这件事节略记载，国史没有书写。到第二年正月，任命晋王为并州都督，既然已经任命官职，应当已经除服了。如今皇太子应依照魏晋制度，下葬后举行虞祭，虞祭后举行卒哭，卒哭后除去丧服，但内心服丧三年。宰相刘滋、齐映召来询问畅当等人说：“儿子在服丧者身边进食，从来没有吃饱过。如今太子穿着丧服侍奉皇帝饮食直到下葬，可以吗？”应当令群臣服齐衰三十日后公除，太子的服丧期限也应以此为限。于是请求依照宋、齐两代皇后为父母服丧三十日后除服的制度：入朝拜谒时穿墨縿，回到宫中仍穿衰麻丧服。”}], 右补阙穆质上奏论丧服说：“服丧三年，从天子一直到庶人都是如此。汉文帝因宗庙社稷责任重大，才自我减损，将日数换算为月数，后世也无法改变。太子是人臣，不能按照人君的制度办理。为母服丧不应降等减服；只有晋朝既已葬毕便除去公服，议论者用诡辩迎合当时君主，这不足以作为后世的准则。如今有关部门的议论，损害教化、败坏风俗，常情对此都感到郁结。政治以德为根本，德行以孝为最大；后世记载礼制的过失，从今天开始，难道不值得重视吗？”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一年丧，这是古礼。国朝规定服丧三年，臣认为三年确实过重，只有实行古礼才合乎礼制。德宗派内常侍马钦叙对穆质说：“太子有抚军、监国、向皇帝问安、侍奉饮食等事务，有关部门规定三十日除服，葬后脱去丧服，改穿墨色丧服直到丧期结束，这有什么可疑惑的呢？”穆质又上奏论丧服说：“太子对于陛下，既有为子的道义，也有为臣的道义。君臣关系以义为准，因此抚军、监国的权责可以压倒服丧之礼；父子之间问安、侍膳，本来没有妨碍服丧穿衰服。古代从未有因为服衰服而废止这些事务的。舒王以下都服丧三年，难道就不能问安、侍膳了吗？太子和舒王都是臣子，不应有太大差异。况且皇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她的父母只是士庶；把天下人的母亲按照士庶亲属降等服丧，还可以说得过去。太子也是臣子，以臣子的身份为母亲降等服丧，难道可以吗？公除并非古礼。进入公门便改换服色，今天服期丧以下改穿縿制丧服就是这种情况。太子早晚侍奉，并不等同于公除；因公事而改穿墨色衰服，必须是由于军务等紧急事务。如今既不监国，也不抚军，为何还要压制、夺去他的哀情呢？子女对父母，礼制虽有不同，感情却是相同的。太子侍奉君父的日子多，报答母亲的日子少，怎能忍心让他失去孝子的美名呢？于是诏令宰臣和有关部门重新议定应行的等级，说：“礼制规定，进入公门可以脱去齐衰；《开元礼》规定，皇后的父母服丧十三个月，按照朝廷旨意则十三日除服；皇太子的外祖父母服丧五月，按照朝廷旨意则五日除服。恐怕服丧期间入宫侍奉，会伤害至尊的心意，所以并不只是因为军务而夺去哀情。太子因公除服，可以穿墨色縿服上朝，回宫后再酌情改换服制，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宰相于是命太常卿郑叔则起草奏章。葬后举行卒哭祭，十一月举行小祥祭，十三月举行大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入宫谒见时便穿墨色丧服。皇帝又下诏询问穆质，穆质认为：即使不能完全遵循古礼，也远远胜过魏晋时期的做法。宰相于是说：“太子和皇后居丧到上朝时，压抑哀痛而承奉慈亲，确实是臣子最崇高的行为。只有内心和服制相称，内外才应协调。如今穆质请求下诏，在外面按降等服丧并无妨碍，宫内则穿墨色衰服。” 臣认为，言辞在外朝实行而服制在宫内不同，这不是出于至诚，与德教相违。请下明诏，按照郑叔则的议论办理。”天子采纳了他的意见。董晋接替郑叔则任太常卿后，皇帝说：“皇太子服期丧，是由于谏官的劝谏，起初并不是我的本意。畅当等请求遵循魏晋旧例，确实是高明的论断。” 贞元九年，蒋乂升任右拾遗、史馆修撰。德宗重视他的职务，先在延英殿召见他，然后才任命。张孝忠的儿子茂宗将要娶义章公主时，母亲去世，茂宗遗表请求仍完成婚礼。皇帝念及张孝忠的功劳，当天召茂宗任左卫将军，允许公主下嫁。蒋乂上奏认为：穿墨色丧服而行婚礼，礼制的本意是因为军务等紧急情况，从未有在服丧期间除服而娶公主的先例；这既错乱典礼，也违背人情，不能作为法令。皇帝命中使把茂宗母亲的请求告诉他，蒋乂的意见仍十分坚定。皇帝说：“你说的是古礼，如今民间借吉日成婚的情况并不少。”蒋乂答道：“贫寒人家的女子，身旁没有至亲，才有借吉日出嫁的事；却没有听说男子冒着丧事娶妻的。陛下建中年间的诏书规定，郡主、县主将要婚配，都要让有关部门遵循典故，不得采用民间仪式。公主年纪还小，等待到适婚年龄并不晚，请让茂宗依礼办理即可。”皇帝说：“再考虑一下。”正逢太常博士韦彤、裴防进谏说：“婚礼中，主人陈设几筵，听受命令，称述婚事，立文称为嘉礼；这是为了承继宗庙、延续后嗣。丧礼中，创伤严重的，日子久了才减轻；悲痛深重的，痊愈得更迟，二十五个月才结束，称为凶礼；这是为了送别死者、报答终身，并表示人伦有节制。因此丈夫守义，妻子顺从；父亲慈爱，子女孝顺。从前鲁侯改换丧服，晋襄公穿墨色丧服，都是因为军务等紧急事务而采取权宜变通。哪里有脱去丧服、穿上冕服礼裳、离开倚庐，举行亲迎，以凶礼亵渎嘉礼，从而使朝廷败坏法度的道理呢？”奏疏送入后，皇帝认为他们说得迂缓，但仍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译宪宗在正月去世，有关部门商议在十二月安葬。下宿博士王彦威上奏说：“天子应在七月安葬。《春秋》的义理记载死亡而不记载安葬，必定是因为安葬合乎时令。举天下之力安葬一人，所以超过期限不葬便会受到讥议。高祖、中宗安葬都在六月，太宗在四月，高宗在九月，睿宗、代宗二帝都在五月，德宗在十月，顺宗在七月，只有玄宗、肃宗二帝都在十二月，那是因特殊情况而为，并非常规典制。况且葬毕举行虞祭，虞祭后举行卒哭祭，卒哭后举行祔祭，这些都要选择吉日。如今若占卜在年末安葬，祔祭就会在第二年正月，改元和庆贺赏赐都将废止。”于是诏令改在五月安葬。穆宗即位后沉溺于酒色，景陵刚刚复土，就召李光颜从邠宁、李愬从徐州前来，约定九日大宴群臣。右拾遗李珏与宇文鼎、温畬、韦瓘、冯药一同进言：“道路上都说陛下召光颜等人来，将与百官举行盛大宴会；况且正月初一尚未改元，陵墓刚刚复土，服丧三年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如今举行百官会集，正赶上远夷使者尚未返回；遏密、弛禁本来是为齐民，钟鼓合飨也不施用于宫禁之内。君王的一举一动，都是天下的法则，不可不慎重。况且光颜、李愬都是忠勤有功之臣，正值盛秋驻守边疆；如果要向他们询问谋略、交付边疆事务，召他们回来是可以的，难道能把饮酒宴乐当作厚待吗？”皇帝虽然没有采纳他们的话，却仍厚加慰劳，送他们离开。昭宗时，宰相韦贻范的母亲去世，诏令他回朝任职。兵部侍郎韩偓应当起草诏制，便上奏说：“贻范居丧还不到几个月，突然让他处理政事，会伤害孝子的心。如今中书省的事务，一个宰相也能办理。陛下如果确实爱惜贻范的才干，等他变换丧服后再召用也可以。何必让他头戴高冠走出庙堂，进入灵柩旁哭泣？身体因哀毁而消瘦，就会荒废政务；勤勉办事，就会忘却哀痛，这不是人情所能承受的处境。”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礼乐【丧礼】宋真宗景德初年，礼官详细议定明德皇太后的灵柩从京师发引，暂时安置在壬地，依礼埋藏悬重，升祔神主。安易上奏说：“礼书说，举行虞祭后制作神主。所谓虞祭，是已经安葬后设置的吉祭。明德皇太后尚未下葬，就还没有设立虞主和神主。因此周制只是凿木制作悬重，用来寄托神灵。王后七个月安葬，就埋藏悬重，封闭玄堂；凶仗、輼辌车、龙輴等物在柏城焚烧完毕，才可以设立虞主，吉仗返回京师，完备九祭，再埋藏虞主，然后制作神主，升入宗庙。自远古直到本朝，奉事祖宗陵庙，都是实行这一礼制。为什么今天却违背典章，草率地举行升祔？现在暂时安置灵柩却妄自设立神主，尚未大葬便埋藏悬重。况且棺柩还没有回到园陵，神灵怎么会进入太庙？柏城尚未焚烧凶仗，凶秽之物便冒犯祖宗。希望约依孝章皇后的近例，只在壬地暂时安置灵柩，不设神主升祔，所有凶礼仪式都恭敬奉行。等到丙午年灵驾向西出发、园陵在东面完成后再祔入宗庙，这样就可避免礼序颠倒，也不会不利于国家。”于是诏令有关部门再次详细议定。判礼院孙何等上奏说：“考察《晋书》，羊太后去世时，暂时停止一时的祭祀；天地、明堂祭祀也停止奏乐。又考察礼书，王后去世，五祀之祭不举行。既已入殡便举行祭祀；既然说五祀不举行，那么天地之祭并没有废止。于是我们议定：由于园陵的年月不便，必须变通礼制、按照时宜办理。又因为先前依据礼文规定，须等神主升祔完成后才举行享祀；如果等到丙午年，就会三年不祭，宗庙礼制便有缺失。何况明德皇太后的德行足以配享先朝，按礼应当升祔。于是与史馆检讨共同详细参议，认为神主尚未祔入宗庙，神灵便不能到来，恐怕祭祀难以举行。暂时安置灵柩既已完成，梓宫在郊外，可以按照葬礼类比办理。于是考察礼书说：‘安葬就是收藏，是不想让人再看见。’既然不打算穿圹动土，那么以龙輴和欑木构成的防椁，上面立四根柱子像屋子一样覆盖，并全部涂抹；埋藏悬重完全依照近例办理，便可以升祔神主。”安易妄称凶仗为凶秽之物，指责群臣礼序颠倒，把梓宫说成棺柩，要求百官分析园陵之事，亵渎圣听，诬蔑臣下。安易又说：“从前我看到群臣都公正地奉行二帝诸后的礼制，都是先修建山陵，后来才祔入宗庙；如今却看到群臣颠倒奉事明德皇太后，独独先祔庙、后修园陵。”现在详细考察当时先修山陵后祔庙，是因为年月顺利便利，并没有其他阴阳方面的禁忌拘束。如今则是年月不便，按理应当从权办理。悬重尚未埋藏，礼文规定就不完备；神主尚未升祔，宗庙祭祀仍有缺失。因此必须变通礼制以合乎圣上的心意。况且明德皇太后将前往暂时安置之处，安易却说柏城尚未焚烧凶仗，凶秽之物会冒犯祖宗。考察《檀弓》说：‘丧车到祖庙，是顺从死者的孝心。’郑玄注说：‘这是指把灵柩迁到宗庙。’又说：‘因为哀痛地离开居室，所以要到祖先的宗庙后才出行。’商代在早朝后入殡于祖庙，周代在早朝后随即安葬；如今也先遥祭辞别宗庙再出行，怎么能把礼经所规定的事说成颠倒？吉礼和凶礼各有仪式，怎么能说是冒犯呢？安易又说：孝章皇后在至道元年去世，也因为有所避忌，没有前往园陵；出京暂时安置时，没有设立神主入庙，直到至道三年向西前往园陵，礼仪完成后，才奉虞主回京，改换神主祔入宗庙，以合典礼。现在详细考察当时文籍，是因为孝章皇后作为太宗的嫂子去世时，只停止视朝五日，百官也没有成服，与今天不同；起初也没有诏令要求停止宗庙享祀。如今明德皇太后以母仪临天下，皇上对曾祖母的孝心极其深厚，况且她升仙之初就有遗命暂时停止享祀；如今按照礼文，本来就应当这样办理。安易荒唐昏昧，妄自援引，把大功亲属的丧服与三年丧制相比，欺骗蒙蔽君上，竟到了这种地步。何况安易以攻击他人、故作直率自负，所诋毁的无非是善良之人；以身居清要自高，所崇尚的无非是鄙俗之事。他追求显贵官职的心志，年老反而更加坚定；对于诗书文章却昏昧无知，从不学习。本院的议论，明白列举了典故，又参照考察时宜，虽然说是权宜变通，大体也考查了古礼。请依照原议施行。”皇帝同意了。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张廓说：“京朝官中遭逢父母丧事的人，往往借机请求免除服丧。忠孝恩义，是士人所应坚持和守护的原则；一旦违背礼制，怎么还能立身呢？如今执掌政务的官员满朝都是，却都只求简便容易，况且并没有军务等紧急事情，中外官职也没有空缺，不能把这种做法习以为常、作为惯例。希望今后都依照典礼，服丧三年期满后，才可以入朝应召。” 天禧四年，御史台说：“文官武官凡遭逢父母丧事的，相沿都服丧五十四个月，此外没有别的条例。”于是下交太常礼官议论。礼官说：“考察《礼记·丧服小记》说：‘父母同时去世，先安葬的一方，不举行虞祭和祔祭，要等后安葬的一方。’安葬时穿斩衰丧服。注说，这是指同月或同日去世。先安葬的是母亲，安葬时穿斩衰，是因为丧礼的隆重和哀痛应当从重。假如父亲在前一个月去世，而在同一个月安葬，仍然穿斩衰；在安葬以前不改变服制。既然说安葬时穿斩衰，那么虞祭、祔祭就各按相应的服制办理，练祭、祥祭也一样；事情结束后恢复原来的丧服。《礼记·杂记》说：‘正在服父亲的丧，如果丧期尚未结束而母亲去世，那么父亲丧期除服时，穿除丧所用的服装；事情结束后恢复丧服。’注说：‘没’就是终结；除服所说的服装，是举行祥祭时穿的服装；祭祀结束后，恢复丧服，改穿后去世者的丧服。杜预又说：‘如果父母同日去世，先葬母后葬父，安葬时都穿斩衰；虞祭、祔祭先父后母，各穿相应的服装，事情结束后恢复丧服。父亲的服制如此。如果父亲已经安葬而母亲去世，就穿母亲的丧服；虞祭结束后恢复父亲的丧服。既完成练祭，就穿母亲的丧服；到母亲丧期应除服时，就穿父亲的丧服举行除服；除服结束后，再穿母亲的丧服。’